时间：2023-03-02 15:06: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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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给了我处理事情时最好的精神状态，使我在处于紧张的状态处理一些对自己来说棘手的事情时，这能从根本上激发自己认真上进的潜力。于是，我的精神状态也跟随着工作亢奋了这些天。
我感觉，在“**赋绘”里，我们学到的知识很多。在此，我感谢给我这次实习机会的王经理和给予我帮助的公司同事们,以及配合我顺利完成工作的项目部的同事们。
二、公司介绍
**赋绘（**）国际会展有限公司是一家以提供展览展示设计、工程建造、商业会议活动等服务为主的专业公司。服务范围包括：展览展示设计及搭建、建造工程、会议活动策划、室内室外装饰设计、专卖店及展示厅策划等。总部设于**，在**、广州、上海、深圳、青岛、大连、长沙等各地均有自己制作工厂及仓库。我担任的职务是客户经理助理，负责展览活动的流程管理。
三、实习心得
首先，我运用实习期的第一周时间，认真考察了**赋绘公司的基本状况、公司内部各部门的分工合作关系、公司的制度和运作流程、公司公关活动的基本内容、公司的企业推广战略、员工的业务素质等等方面，做了较为详实的报告。
其次，在接手展会流程管理之前，我通过研究公司资料和向公司资深员工谦虚提问学习，了解了展览的分类、**各展馆的展会信息、展览活动涉及的各个部门和个人、商业展览的操作流程等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并对会展经济的发展状况进行了深入的了解。这些知识都只能在实践中获得，而且通过写考察报告，这些知识更加深刻的融入我的血液中，成为我知识构架的一部分。日后倘若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定会水到渠成，更加成熟和自信，也定能获得更大的成功。
通过自己只是构架的再次梳理，我将整个展览活动管理流程分析为以下三个方面：
1.客户提供资金；
2.设计师完成设计；
3.展览活动贯彻完成。
四、会展运作
设计是与商业紧密相联系的，因为设计的目的就是为企业增值，两者合作，以一种同时增加利润、创造商业价值的方式共同发展。会展的运作亦是如此。它以城市会议和展览设施为依托，以城市文化和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为条件，通过各种运作手段，以展览和会议为载体，能够直接为社会和运作主体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它属于一种经济经营活动。目前我国各大城市都在加强力度发展会展经济，我们大连也是如此。
会展经济能够直接利益许多群体，例如会展活动的运作主体、会展活动服务的提供者、会展活动的扩散影响人群，以及会展活动直接导致的商品、物资、人员、资金、信息的流动。这些对经济、对社会的发展都起到了直接或间接的效益。
五、流程管理
两周的接触和考察，我发现展览活动（商业的）筹办的整个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推销策划的过程。这要比我再学校中策划一个活动需要打通的环节更多，考虑的受影响人群也更多，而且展览活动策划行为离不开市场。虽然不能这样一言以蔽之，但是我仍能从中找寻到交叉点。这样的理解方便了我去做好这个流程管理，在很大程度上给了我成功的信心。而现在我从事的是商业活动，因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所有策划行为都要以市场为导向，策划应考虑从两方面入手，一是：营造势力，利用公司的各种宣传、广告手段，以及公司积累的成功策展案例，为公司制造市场声势，为公司赢得目标客户——参展商；二是：通过专业的展览活动流线服务，赢得客户公司的认可和信赖，并在此基础上赢得其他参展商的青睐，争取日后的合作与服务。
一个好的展览设计是从优秀的展会策划开始的。我把操作过程简单概括为如下图表：
对于流程管理各个项目所涉及的内容，我均做了详实的考察报告（详见考察报告文件夹）。简单来说，策划阶段主要是对策展项目的市场调查；对于办展所涉及到的各项目的资源整合和人员管理；以及沟通设计师并提出对展台设计的建议和规划。
实施阶段是更为复杂和琐碎的工作，我把这一系列的工作看作是实践在课本上学到的《对设计过程的管理》需要实际掌握的知识，因此投入了很大的热情和努力去完善这个项目。概括起来包括安排工作日程、展开设计项目、组织展览工程业务、预定展区展具、展会现场服务等等。
设计效果图与客户达成共识后，开始一周时间的备材。就是把效果图中的大大小小的所有物件，全部按照规格尺度准备好，之后就是二到三天的布展期也就是在规定场地内搭建展台的时间。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失误，于是又协调施工人员重新准备制作。
从展台的设计到布展搭建，再到最后的展示活动，整个一个流程都是要自己操心和负责的。而整个活动的目的，也就是我所做的一切，目的就是要设计并且制作符合企业整体形象的展台，使得客户公司企业形象在短期内能够被大众认知、识别和记忆，促进和促成客户公司与参展商的交流合作关系。
其实在整个流程管理中，要负责的是很多琐碎的、微小的细活，精神往往要保持高度紧张一整天，生怕出现遗漏和错误。例如效果图的每一次修改，都与客户公司的负责人时刻保持紧密联系，频繁地传达、沟通和阐述客户公司负责人和我方设计师双方的见解和意见，还要协调施工负责人、电工、美工、模具制作方；例如在展台搭建开始前，到达展览馆为施工工人领取施工证、布展期间用到的大大小小的产品的制作和检验、预付展区的租金和购买布展期间的各种费用、为客户公司准备展会期间用到的大件小件的产品等等。
最后就是安排撤展和展后评估总结，当然在展会期间我也注意留名片并和潜在客户公司的沟通，争取日后的合作关系。
六、实结和建议
短短两周的实习，却带给自己很大的影响，整个工作期间个人的发挥也是比较好的，同时也获得了上司的满意和同事的赞扬。一个人能够处于亢奋的状态处理一些对自己来说棘手的事情时，能够激发自己认真上进的潜力。于是，我的精神状态也跟随着工作亢奋了这些天。每一天的工作结束后，身体都是很疲惫的，但大脑却运行不止，一直思考着很多东西。现在阶段，对我最重要的就是保持思考和热情，因为如此能够激发我更多的潜力。
这两周的工作，不仅是对我的考验，也是对我的水平的检验，值得开心的是，我交上了令自己满意的答卷。虽然公司面试时要求有相关工作经历才可以，但是我用两周的时间证明了我符合了**赋绘（**）国际有限公司对客户经理助理这一职位的要求。我也在实际项目中，更加明确的认知了自己的公关能力、管理能力、沟通和协调能力、职业素质、专业水准等等。虽然自己仍有很多稚嫩的地方，但是我终能令人相信：“只要你给我这个舞台，我会表现的比你想象的更加出色。”
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对对我表示信任和认可的客户经理表示了感谢，并对公司的品牌推广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中图分类号】 TU-8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244（2013）11-237-3
永登位于东经103.2°，北纬36.7°，在甘肃省兰州市西北，后魏废县，建永登亭，《水经注》载：“润水南经永登亭西是也”。元置庄浪县，明改庄浪卫，清改平番县。1927年改为永登县。而连城则隶属于永登县管辖，距县城65公里， 连城地貌特点为东西两山高耸相峙，南北呈一狭长谷地，清澈镜明的大通河如一条哈达穿镇而过。虽处西北，但当地林木葱茏，景色宜人，历来有塞上“小江南”之誉，而鲁土司便居于连城镇。
鲁土司始祖于明初归附，封为土司，世袭相传，以“土皇帝”居于西北，世忠于朝廷，守土保家，经历十九世，二十二人，历经561年（公元1370年――民国21年）。在这漫长得五百多年里，其家族的发展至衰亡足以列入历史发展过程中研究。明王朝于公元1368年建立至1644年满人入关而灭亡，期间时长为275年；清王朝于公元1644年入关至末代皇帝1912年退位，其时长为267年，明、清两个朝代总的年限为542年。几乎历经明清两王朝始终的鲁土司足以把握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理、民族政策、乃至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考证等各个方面。但是，或是由于史料缺乏、或是由于研究者关注不够，关于鲁土司的研究为数不多。鉴于此，文章将鲁土司的研究成果分类加以详细阐述。
一、鲁土司家族的祖源探讨
李良品的《中国土司研究百年学术史回顾》（《贵州民族研究》2011年第4期）中将土司研究分为启蒙期（1908年到1949年），低迷期（1950年到1979年），快速发展期（1980年到1998年），鼎盛期（1999年到2010年）四个阶段，其中在快速发展阶段提到这一时期土司研究注重于土司制度的产生源头和发展过程的探讨，而就在这一时期关于鲁土司的研究则聚焦于它的祖源探讨。马明达、王继光的《笺注》（《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中从《鲁氏家谱》卷三《始祖传》及《鲁氏世谱》得出明初率部落归附者乃脱欢，而非阿失都或巩卜失加。鲁鉴始祖脱欢，据《家谱》、《世谱》云为元安定王。而这篇文章得出鲁土司始祖脱欢非元宗室系成吉思汗四子阔列坚的支裔安定王脱欢，而是顺帝至正元年任过平章政事的有名脱欢者，得出鲁氏家族并非元宗室，只为蒙古族后裔。郭永利在《甘肃永登鲁土司家族的始祖及其家族的辩正》（《丝绸之路》2003年第1期）中从鲁光祖的《鲁氏家谱》及鲁《鲁氏家谱》的一份敕谕的年代得出鲁氏家族率众归附者是巩布失杰，并非始祖脱欢，指出攀附始祖脱欢具有有意附会之辞，而在否定了始祖脱欢之后，有以土达一词说明鲁氏家族的祖属为蒙古族。而郭永利在《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其家族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第14卷第2期）中在联姻问题中指出十五世土司在清代与阿拉善蒙古亲王之间的联姻， 近亲结婚的结果使鲁氏的子孙有的早夭，有的成为痴呆人，既在前文中指出鲁土司家族非元宗室，又何来与蒙古亲王的近亲结婚，这两篇文章在小论点似乎有出入。王继光《安木多藏区土司家族谱探研―一以《李氏宗谱》、《鲁氏世谱》、《祁氏家谱》为中心》（《西北民族研究》1988年第2期）中在对甘青土司家谱的遗存做了说明后对鲁氏家族的祖源提出质疑，以始祖脱欢为元宗室且武功卓著，却不见于史，进而提出质疑，认为鲁氏家族始祖脱欢仅为蒙古族后裔，非元宗室。易雪梅的《鲁土司家谱考》（《档案 （史料研究）》2002年4期）中也认为鲁土司家族为蒙古族后裔。南德庆的《永登连城鲁土司始祖考证》（《青海师专学报（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中从检索出元史名脱欢的五人，在《鲁氏家谱》与《明史》做出断定：脱欢非为每土司始祖；在《明史・鲁槛传》与《鲁氏家谱》的史料得出阿失都巩卜失伽为土司始祖证据不足；并据妙因寺寺内存有一匾《救赐大通寺记》，推定鲁贤为鲁土司始祖，并据《明史鲁槛传》“鲁槛，鲁贤之子”，肯定鲁贤确有其人，也是鲁氏土司家族史有记载的最早的祖先。
二、鲁土司家族的
鲁土司的的属寺为研究其的切入点，有红城镇的感恩寺、永登县的海德寺、连城镇的妙音寺及寺、显教寺、雷坛、东大寺、西大寺，研究者也多以此为切入点。
赵朋柱的《鲁上司信奉的宗教》（《兰州学刊》1988年第4期）中简单指出鲁土司系蒙古人出身，信奉喇嘛教。罗文华、文明的《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属寺考察报告》（《故宫博物馆院刊》2010年第1期）中对妙音寺、显教寺、雷坛三寺内做详细说明，对妙音寺的8座大殿内的塑像、壁画做考察，显教寺的碑亭及四殿塑像碑刻详细说明，雷坛的泥塑、壁画做一详细报告，指出此次考察对宗教研究的重要性。夏春峰的《甘肃连城妙因寺及其相关寺院探研》（《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6期）中对妙音寺的壁画内容作了详细的说明，得出当时鲁土司信仰错综复杂，佛、道并存的信仰，体现家族对宗教的依赖性以及地方文化的包容性。魏文的硕士论文《甘肃红城感恩寺及其壁画研究》对鲁土司的家族信仰以藏传佛教为基础，尤其对感恩斯内的藏文碑记作了释读，以感恩寺渊源以及感恩寺记事做了大量的史料概括，以历史与艺术的双重视野得出鲁土司的藏传佛教的丰富内容鲁土司家族的信仰以藏传佛教为主，辅以道教，杂糅藏传佛教的各派中的萨迦、格鲁。米德《蒙古族鲁土司属寺东大寺《西游记》壁画内容与粉本考辨》（《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4卷第4期）文中以东大寺的壁画的具体内容《西游记》作一具体的研究认为鲁土司家族信仰藏传佛教寺院。杨鸿蛟《由兰州永登县博物馆藏明清唐卡看15――17世纪河湟地区藏传佛教的信仰变迁》 （《中国藏学》2010年第1期（总第89期））文中对99副唐卡以及壁画推测，鲁土司家族最初信奉萨迦派，并据妙音寺的多杰羌殿得出鲁土司家族对噶举派的推崇及重视，推测鲁土司家族改宗格鲁派始于17世纪。张宝玺《永登海德寺和红城感恩寺调查研究》 （《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l期）成为甘、青、内蒙一带颇负盛名的藏传佛教寺院，其境内尚有多处藏传佛教寺院。赵秀文的硕士论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中对鲁土司家族的信仰分为道教、藏传佛教并对其信仰的原因作一简单的介绍。
三、鲁土司家族婚姻
郭永利在《甘肃永登连城鲁土司家族的联姻及其汉化问题》（《青海民族研究》第14卷第2期）中认为鲁土司家族与青海李、祁土司两大土司联姻，以借助彼此的力量来扩大稳固地方的小统治，揭示了政治与婚姻的联系。赵秀文的硕士论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对祁土司、李土司的联姻也作了简单的介绍，并且对丧葬及生活习俗作了简单论述，源于旅游的缘故，文中论述过于简略，论点简单。陈亮《浅析明代甘青李鲁土司家族的发展与历史作用》（《鸡西大学学报》第11卷第10期）中对李鲁土司的发展及家族联姻有以简述，对李鲁土司的发展及盛衰的原因及历史作用作一简要的介绍，旨在肯定土司家族在维持西北边疆的稳定，为中国的统一、安定与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四、其他相关研究
（一）西北土司发展与灭亡：王继光的《试论甘青土司的形成及其历史背景》对甘青一带存在土司但并不纳入史料提出，明政府并不承认是土司区，其原因就在于这种土流参设制度与土司制下的行政建置不同，并且提出这种西北土司特点与这些地区的历史变迁、民族分布和地理形势密切相关。李世宇《从土司地区的经济结构看土司制度的建立》（《贵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01期）以贵州地区的土司来研究提出封建领主制经济为基础的经济制度，陈嘉宗《从土司后裔卖地看土司制度的衰亡》（《广西地方志》2001年第3期）文章对沂州地区的土司的土地情况做了详细的介绍，从霸地到卖地契，揭示土司家族的衰亡，鲁土司也经历了同样在衰落时期卖地契、田地的以维持家业。林伟科《简析明代西北土司的特点》（《黑龙江史志.史志鉴研究》2010年第15期）客籍多、根基浅，土流参治、土制于流，忠于朝廷、服从征调，军功起家、承袭武职等西北土司的基本特点，李清凌《元明清时期甘青地区的土司制》（《云南社会科学》2003年 第5 期）首先指出西北地区亦存在土司制，中央政府对甘青土司在制度上存在一些土流参治，土控于流、守土与护家休戚相关、多封众建，各族头人机会均等的制度创新。贾霄锋的硕士论文《元明清时期西北与西南土司制度比较研究》对西北与西南土司的差别以及原因作了研究、分析与归纳。高士 荣《明代西北推行土司制度原因刍议》（《西北史地》1996年第3期）对西北推行土司制的原因分五个原因加以说明。李向德《连城鲁土司述略》（《青海民族研究（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1期）中简单介绍了鲁土司家族，对鲁土司作为封建统治的一部分，它存在亦有它的残酷性作一简要说明。近两年博硕论文亦有涉及到鲁土司的发展，青海师范大学党晶硕士论文《明代庄浪卫与鲁氏家族》文章以四章对庄浪卫的经济文化作了详细阐述，同时对庄浪卫下辖的鲁土司作了以军功为主的的论述，肯定鲁土司以军功起家，并以军功得到中央王朝的赏识并加以壮大。兰州大学贾霄锋博士毕业论文《藏区土司制度研究》更是对甘青地区的土司制度作了全面详细的论述，以政治、制度两大篇以八章的篇幅详细阐明了土司的继承制度、发展及灭亡原因，对研究鲁土司的发展宏观的启发与指导，郭胜利、王希隆《西北土司流变考》（《新疆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对西北土司的发展及变化，张生寅的硕士论文《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明清河涅土司》文中对河湟土司分三个部分作了简要介绍河湟土司的兴起、发展、衰落并对国家对其管理做一梳理，以国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土司势力由盛而衰发展过程，认为河湟地区土司一直以来是强国家弱社会的特点。
（二） 旅游兴起与开发： 随着旅游的发展有关鲁土司旅游的文章也出现少，赵秀文的硕士论文《永登连城鲁土司历史文化资源及其旅游开发》与赵秀文、金锋《永登连城鲁土司文化旅游开发的战略构想》（《生态经济》2009年第02期）中对鲁土司的旅游开发作了简单的说明，叶明晖、孟祥武《永登鲁土司衙门建筑形制述略》（《华中建筑》2009年第08期）中对鲁土司衙门的建筑作了简要的介绍。
（三）出版书籍：永登地方党史办出版《古镇连城》和杨培鑫《连城胜迹》（甘肃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以简单通俗的语言作了对鲁土司全面的介绍，赵朋翥《连城鲁土司》（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书中对鲁土司家族的十九世土司，二十二人作了详细的简要的生平介绍，并且对鲁土司属寺也作了相关的介绍，算是一本总论性的简要介绍的书籍。王继光《安多藏区土司家谱辑录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文中对《鲁氏家谱》敕谕以及序言有关族谱作一详细的归纳，并对遗误不清之处进行了考证辨析，对研究鲁氏家族的发展有重要作用。
五、其他
2008年8月22日至24日，首都师范大学佛教美术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导师谢继胜为代表的团队对永登县境内的佛教寺院进行了二十多天的深入考察，以妙音寺为重点考察对象，甘肃省兰州市文物局与永登县政府联合主办、首都师范大学、故宫博物院和甘肃省永登鲁土司衙门协办的甘肃永登鲁土司属汉藏佛教艺术研讨会召开，提出鲁土司衙门大量的壁画遗存及碑刻等大大等大大拓展了藏传佛教的研究领域。会后有贾维维、孙琳提交《甘肃永登鲁土司属寺藏传佛教艺术考察及学术报告会议综述》（《中国藏学》2009年第1期），对考察作了详细的介绍。左五元《专家研讨鲁土司汉藏佛教艺术》（《中国文物报》2008年002版）对鲁土司考察报告也作了报道。邵其珍的《考察队发现并确认大量曼荼罗坛城和国内罕见的佛教壁画》（《兰州日报》2008年第001版）指出此次考察发现的曼荼罗、佛教壁画、唐卡图案、金铜佛像、佛经等大量的资料。兰州日报推出《永登发现大量国内珍贵文物》（《永登发现大量国内珍贵文物》，《兰州日报》2008年第001版）对考察报告作一简单介绍。
六、后记
感悟现代城市环境设计，了解行业的方向、特点及发展趋势，认识环境设计的现实意义是环境设计专业考察实践课程的又一重要内容。由于现代环境艺术较为集中体现在发达城市和省会中心城市。因此，该专业学生通常会在大三的第一个学期针对大中型城市的环境设计现状进行考察，例如从怀化出发，向东组织怀化-杭州-苏州-上海的路线，向北组织怀化-北京-天津的线路，向西组织怀化-成都-重庆-西安的线路，向南组织怀化-广州-深圳-香港地区。考察内容涵盖城市建筑，如公共空间、居住空间、主题空间、会展空间、流行商业空间，城市景观、园林景观，城市雕塑及公共艺术，公共设施，导视系统等典型现代环境设计实例。通过观察、测量、绘制、采集设计元素等学习过程，加深学生对于实体设计的印象和理解。
1.2艺术形式认知与设计素质提升
现代社会是一个物质、经济高度发展的社会，更是一个多元整合的强信息时代。就环境设计专业而言，不但要从本专业中获取信息，还要从其他各门类艺术中吸收营养，如从现代美术、时尚艺术、流行色、新潮设计等艺术形式里吸收信息。在大中发达城市有各种艺术类展览，组织学生参观这些设计作品的展览，可从中感受当代设计潮流、分析当今设计趋势、学习经典设计案例。例如中国设计大展、北京国际设计双年展、广州国际设计周等，这些展览专业性强，可供学习的资料全面，对毕业设计的创意能起到激发灵感的作用。再如中国美术馆、故宫博物院、苏州博物馆、上海美术馆、北京的798艺术区和上海的1933创意生活中心等等，既能从中感受缤纷多彩的现代艺术魅力，又能认识传统和现代的设计文化，提高综合鉴赏能力。
2专业考察教学指导
专业考察过程是轻松愉快的，考察课程的实际教学难度也是较高的。带队教师应根据课程要求和不同的实际情况来进行教学指导。
2.1发现式考察指导
一方面根据考察目标，教师预先设定一些题目供学生参考，例如“公共空间园林小品表现形式调查”、“有特点地面铺装调查”“、金属装饰材料运用调查”等等，然后指导学生进行专项收集和设计分析；另一方面，在考察过程中启发学生主动发现和挖掘新的设计要素和表现形式，通过现场观测、空间体验，完成资料收集。例如在考察中，同学们发现湘西侗族建筑“三宝”壁饰艺术很有特色，柱头挂满金匾、对联，重檐下的彩绘，有龙、凤、鱼、鸟、葫芦、花草等图案，或正梁顶上塑有双龙抢宝、丹凤朝阳等浮雕。经过采访、拍摄、测量、写生，加深了对少数民族建筑的理解。
2.2研究式考察指导
在考察过程中，不是只停留在以写生或摄影记录对象的纯视觉认知形式上，而是引导学生对设计理念、设计组成、设计表现方法作深层次的探究，采用解读性、记录与分析并重的教学形式。例如：苏州博物馆，可采用一点多面的方法对建筑形式、空间组合，景观构成，材料，表皮，色彩，文化内涵等多个方面进行观察指导；还可以采用多点一面的方法，结合拙政园的案例，找到两者统一性的一面；最后通过发散式思维，做出新的设计演变、设计改造等。通过对典型案例的解构、重组及重新认识，可以加深学生对建筑实体的理解，提高在后续设计课程中的审美意识及创造能力。
2.3取经式考察指导
即以参观谈访、学科交流的形式探讨学习，获取设计经验。在考察的行程中可以组织学生到专业的设计与美术院校参观访问，与师生进行座谈、交流，学习不同院校的教学设计思路，为设计创作取得有益经验，当然还可以到校友工作的设计企业进行互动、交流。因此在专业考察出发之前，要联系好走访的院校、设计企业，安排邀请好本专业教师进行学术讲座、与学生座谈，参观设计作品、企业工作室，与相关设计人员探讨切磋。教师可以在交流中了解不同的教学形式与方法，学生可以为设计创作取得新的信息和宝贵经验。
3专业考察课程作业
环境设计专业的考察课程作业形式易多样化。除了提交一份图文并茂的考察报告外，还应结合专业要求，加入一定的实践环节，培养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表达。在这方面，怀化学院艺术设计系做了一些实践探索，课程作业由“观测”、“表达”、“设计实践”三个步骤完成。
3.1“观测”
即观察测量对于考察对象，首先对其外观形态、色彩、材质、周边环境等方面进行观察，形成感性认识。然后使用随身携带的测量工具进行测量、验证，掌握观察对象的准确尺度，获取第一手资料。如笔者指导的2012级环境设计专业考察课程，教师带领学生前往贵州镇远古城采风考察。在感受了古城的整体风貌后，辅导学生对当地典型的山地建筑进行重点观察和测量。例如，将中原四合院形式搬到山上改造成的山屋、吊脚楼、回廊等多种形式的山庄式院落。学生经过观测实践，不仅锻炼了自身在真实环境中的尺度感，还巩固了测量学知识，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
3.2“表达”
即运用绘画技法、制图知识表现及还原观测对象的过程，如在镇远的考察中，学生完成“观测”任务后，便开始了写生及绘图工作。依据观测对象的实际形态、尺度、色彩绘制透视图，以采集的测量数据为基础绘制平面、立面、剖面图样，在二维图纸上较为完整的表达观测对象。同时借助摄影、文字记录进行了资料补充。这一阶段主要训练了学生的表达能力和细致的观察力。
3.3“设计实践”
即在完整理解考察对象的基础上，对其设计实质、传统设计元素、文化背景及设计局限性等方面作深入思考，并进行新的设计应用。例如，笔者带领学生结束考察后，分项对收集的资料进行了整理、分析，指导学生展开实验性设计。有的学生对原有建筑环境做出了设计改造；有的学生则将某些传统设计元素进行了演变并应用于新的环境中；还有的学生对镇远民居特色作了较深入的研究，并制作出大量设计图样进行说明。通过设计实践环节，有效提高了学生的创新意识及创造能力，达到了专业考察课程的教学要求和高度。
陕南，位于川、鄂、豫、陕、甘五省交界地带，是长江、黄河两大河流的重要水源补给区，北跨秦岭，南依巴山，汉水自西向东横穿而过，西部有嘉陵江由北而南流入四川，东部有丹江等支流汇入汉水，在江河谷地依次分布着汉中、安康与商洛盆地，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清代隶属汉中、兴安与商州，并以其、的典型性而为学界所注目，特别是乾嘉以降，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发生明显逆转，森林植被大量被毁，水土流失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社会经济受到深刻。因此，探讨这一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必须充分认识生态环境这一重要因素的变化。学界对此已有相关成果问世，但是相关研究多拘于文献的资料性描述，往往把生态环境作为长期不变的因素，作为经济开发的背景条件加以简单罗列，对自然科学的相关成果及更是缺乏借鉴和吸收。[1]鉴于此，本文将在系统搜集陕南历史文献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然科学量化统计分析的方法，从动植物资源的变迁和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两方面着手，以期深入考察清代陕南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动植物资源的变迁
清初，陕南仍分布着相当规模的远古森林，被称为“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有“陆海”之美誉。乾隆二十五年卓秉恬奏报朝廷说：“由陕西之略阳、凤县迤俪而东经宝鸡、眉县、盩厔、洋县、宁陕、孝义、镇安、山阳、洵阳至湖北之郧西，中间高山深谷，千枝万派，统谓之南山老林；由陕西之宁羌、褒城迤俪而东经四川之南江……陕西之紫阳、安康、平利至湖北之竹山……中间高山深谷，千峦万壑，统谓之巴山老林。”[2]清中叶大规模的流民涌入垦殖。兴安州的平利、洵阳、白河、紫阳、石泉、汉阴六县，“从前俱系荒山僻壤，土著无多”，自乾隆三十七八年以后，“因川、楚间有歉收处所，穷民就食前来，旋即栖谷依岩，开垦度日，而河南、江西、安徽等处贫民，亦多携带家室，来此认地开荒，络绎不绝”，所以“户口骤增，至数十余万”。[3]据萧正洪研究，河谷盆地区的褒城、南郑、沔县、城固、西乡、石泉、汉阴、商州及安康等10县，人口由康熙中的41．6万增加到道光初的211．7万，而同时期其它山地各县(除宁陕、孝义、留坝、定远外)人口由原来的8．1万增加为146．1万，人口增长率分别为408．9％和1703．7％，迁移增长率分别为141．3％和1436．1％。[4]可见，山区的人口增长迅速。至道光初年，外来移民人数可以说已占据绝对的主体地位，《三省边防备览》载：“川陕边徼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约有五分，广东、安徽、江西各省约有三、四分。”[5]具体到各个山区州、县、厅更是如此，所占的比重更大。定远厅，“近来烟户渐多，川人过半，楚人次之，土著甚少。”[6]凤县，“新民甚多，土著稀少，多系川湖无业游民，佃地开垦，杂处五方。”[7]留坝厅，“土著民人甚少，大半川楚、安徽客民。”[8]白河县，“境内四面皆山，外来佃种者，十居六七。”[9]镇安县，“土著不过十之一二，客民十之八九。”[10]平利县，“民多系楚蜀迁居之户。”[11]
更有甚者的是，这些移民的开发、谋生方式又极为原始。“山中开荒之法，大树巅缚长絙，下缒千钧巨石，就根斧锯并施。树既放倒，本干听其霉坏，砍旁干作薪，叶枝晒干，纵火焚之成灰，故其地肥美，不需加粪，往往种一收百。间有就树干中挖一大孔，置火其中，树油内注，火燃不息，久之烟出树顶，而大树成灰矣。”[12]移民在山区四处迁移，“流民之入山者……扶老携幼，千百为群，到处络绎不绝。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庙、岩屋或者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锅，拾柴作饭，遇有乡贯便寄住，写地开垦，伐木支橼，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石作种，数年有收，典当山地，方渐次筑土屋数板，否则仍徙他处”。[13]一处垦种几年，地力下降后，便又迁一地，“山民伐林开荒，阴翳肥沃，一二年内杂粮必倍。至四五年后，土既挖松，山又陡峻，夏秋骤雨冲洗，水痕条条，只寸石骨，又须寻地垦种。”[14]因此，“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岁之中迁移数处”[15]的现象甚为普遍，许多地区植被由于这种盲目无定的开发消失殆尽。上世纪30年代何庆云在考察秦巴山地的森林后说：“南郑秦巴山中各森林，向称最富，只以佃户居住不定，无久远经营心，只知砍伐，不愿培植，故林木茂密之庄。多系自耕农，反之，童山濯濯者，一望而知其为佃农区减。现在南郑森林，荒弃之地，殆过半矣。”[16]
大量的手更全是资源消耗性产业。纸厂，“定远、西乡巴山林甚多，厂择有树林、青石、近水处方可开设。有树则有柴，有石方可烧灰，有水方能浸料。如树少水远，即难做纸厂，只可就竹箐开笋厂。”[17]炭厂，“有树木之处皆有之，其木不必大，山民于砍伐老林后，蓄禁六七年，树木长至八九寸围，即可作炭，有白炭、黑炭、粟炭”。[18]木耳厂，“择山内、五六年花粟、青棡、梓树用之，不必过大。每年十月内，将树放倒，纵横山坡上，雨霖日晒。至次年二三月间，将木立起，二三十根攒一架，再经淋晒，四五月内，即结木耳”。[19]香菌厂，“于秋冬砍伐花粟、青棡、梓树、桫椤等木，山树必则大者，小不堪用，将木放倒，不去傍枝，即就山头坡上，任其堆积，雨淋日晒。至次年，树身上点花，三年后，即结菌”。[20]这种竭泽而渔的开发方式，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大片森林被毁。如紫阳县，乾隆中叶尚未开垦，到了乾隆末年则“尽已开垦，群兽远迹，石骨岐增，向之蔚然森秀者，今已见其濯濯矣”。[21]至嘉道时期，陕南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已经消失殆尽。汉阴厅，“南北两山老林，皆垦伐殆尽。”[22]商南县，“跬步皆山，久经开垦，并无老林。”[23]凤县，“境内跬步皆山，数十年前，尽是老林，近已开空。”[24]洋县宋军山，“县北百三十里，旧有从林。今废，止存大殿五楹前，有古松二株，偃盖盘郁荫约数亩”。[25]略阳县寒蓬山，“乾隆间，此山林木茂盛，虎豹麋鹿，络绎不绝，惜乎土人喜招客民，开垦取材。以迄于今，非复牛山之美矣。”[26]留坝厅紫关岭，“往时岭旁尚为老林”，嘉庆时期，“开垦人众，见其濯濯矣。”[27]叶世倬《重修连亭记》说到自己目睹紫关岭一带森林变迁的情况，“紫关岭……予自乾隆丙午入蜀，道经此岭时，则槎桠俊茂，阴翳蔽天，此树杂错众木中，前有亭立碣以表之。今嘉庆戊辰，自关中之兴安复经此岭，二十三年间，地无不辟，树无不砍……”[28]紫柏山，道光九年，有人经过时，“览庙后山冈，古柏翳天，无间杂树”，“其树皆千数百年物”，十年之后，“复过此地，见山谷依旧，林木全非”，“古木荡然”。[29]留坝厅至褒城县的北栈道附近，地势险峻，同样未免被毁的厄运，“数十年前，古木丛篁，遮蔽天日，异花奇木，芬馥泉岩。近为川楚棚民开垦，路增崎岖，而风景不复葱苍矣。”[30]“惟柴关一处，尚有古木数千丈。”[31]面对此番情景，时人也只能慷慨万千，有诗石：
“山中有客民，乃与造物争。利之所在何轻生，悬崖峭壁事耘耕。有土即可施犁锄，人力所至天无功。我闻故老言，思之令人羡。在昔山田未开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使失真面。山灵笑我来何迟，我笑山灵较我痴神力不如人力好，对景徘徊空叹息。”[32]
随着大片的植被被毁，森林系统的生态平衡逐渐打破。与森林资源密切相关的其它生物资源亦受到严重影响，生存环境逐渐萎缩，一些动物群落不断减少、减退，甚至灭绝。比如，老虎，长期以来一直生活在陕南秦巴山区，历史上有许多关于该地区虎患的记载。[33]直至清初，这里仍有虎患的记载。西乡县山深林密，经常有老虎出没，清溪、桑园铺、白沔峡等地均有虎食人。每至薄暮，虎游于市。惊怖街衢，伤及人畜。康熙五十一年(1712)，知县王穆悬赏重金，募虎匠数十人，人山林扑杀，三年之间，即杀虎六十四只，虎患才息。[34]这说明当时陕南仍然维持着较好的生态环境。但是好景不长，尽管我们没有找到西乡县的直接记载，从其它地区却可略知一二，乾嘉以来，老虎的数量锐减。乾隆《旬阳县志》记载，“近各乡山已尽童，亦鲜虎暴矣。”[35]到光绪时期纂修的《旬阳县志》已经完全没有老虎的记载。[36]紫阳县三台山旧多虎豹，乾隆末年以后，由于山林被开垦殆尽，“群兽远迹”。[37]石泉县，嘉庆时还有“虎豹为害”的记载。[38]至道光时期，不仅虎、豹，其它物种也未免生态失衡而导致灭绝的厄运，“鸥、鹭、鸳鸯、虎、豹、麋、鹿、熊、罴，旧志有之，近开垦既遍，亦不尽有。”[39]凤县，早在开垦初期，“其僻处山林者，垦地种作，暇则猎兽从禽利，其皮、角、毛、羽入市货卖”，而且“时有虎患，樵采者恒苦之”。[40]可是，到了光绪时，獐、狐、麋鹿、豺豹、虎、野羊、野猪、鼠、兔之属，“非山薮深邃，林薄丛郁殊不多。”[41]镇安县，康乾时期，虎患问题是地方政府极为头疼的事情，各级政府都极为重视。乾隆年间镇安县宰聂寿曾记：“乾隆十五年(1750年)秦岭多虎，奉文拔宜君营兵捕杀，卒以无所获。时在省晋遏制台尹公，蒙示以防范之法，即于省城制备短枪火药，捐散四乡，一时打获数虎。”[42]但是，到光绪朝，老虎在这里已是极为罕见。光绪《镇安县乡土志》云：“昔年地广人稀，山深林密，时有虎患。乾嘉以后客民日多，随地垦种，虎难藏身，不过偶一见之。”[43]随着老虎等动物的大量消失，这一地区的食物链遭到严重破坏。例如野猪，由于自己天敌老虎的锐减，则大量繁殖，成为祸患，“近年以来殊无大异，惟南山一带野豸妨农，民多徙去。”[44]凤县，光绪十一、二等年，“秋雨太多，野猪戕害，贫民远徙。”[45]
可见，整个清代，陕南动植物资源变迁较为明显。随着大规模移民的盲目涌入以及不当开发，大片的森林植被和大量动物群落在这一带也逐渐消失。在此，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植物和动物种类的变动受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化的影响也十分明显。[46]清代陕南地区动植物资源的大规模衰退，人为的不当开发固然是最直接最根本的因素之一，但是气候变化也不可忽视。大规模移民入迁的乾嘉时期是明清寒冷期的极冷时期，这势必会影响该地区动植物群落的分布和恢复。[47]由于气候条件更为不利，本来应该加大对动植物资源保护，更不用说反其道而行之。总之，在人为和自然因素共同作用下，陕南生态环境变迁作为一个有机的生态统一体，所表现出的是一种动态连锁反应，动植物资源并不是简单的你消我长关系。由于自然和社会因素的变化导致该地区的动植物生活环境发生急遽变化，大片的植被大规模消失，随之大量的动物资源也不断减少，甚至消失。
二、生态环境变迁的统计——以水灾为中心
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另一集中表现就是水、旱等多种灾害频发。本部分冀通过对灾害时空分布的量化统计，增强对陕南有清以来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诚然，利用资料进行量化分析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也不是不可能。美国学者赵冈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着手进行：一是利用自然灾害发生的频率来推断生态环境变迁；另一是通过对粮食亩产量升降的考察来分析环境变化。[48]考虑到陕南区域特点以及资料情况，这里采用第一种，即通过对自然灾害频率的量化分析来更为深入的考察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
(一)相关资料说明
清代陕南自然灾害记载主要是以各府、州、县、厅方志为主，私人文集、笔记、档案奏折也有相关记载。涉及到的灾害种类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关于这些自然灾害资料前人已作了较为系统地整理，包括气象局气象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49]、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50]以及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和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51]，从而为利用分析提供了方便。
但是，上述三种资料也存在优劣详略之别，《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较其它两种资料更具有可信度和可操作性。首先，资料来源丰富。据统计现存清代陕南各地府、州、县、厅以及乡土志书总共94部，[52]《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一书收录其统计的达到39部，占到二分之一多，考虑到相当一部分志书并没有灾异部分记载，因而资料的覆盖幅度已相当广泛。此外，还包括各种实录、故宫档案等文献以及调查资料。其次，统计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记载更为具体。因此，该资料的史料来源广泛，灾害记录相对详细具体，可以弥补因多种原因所造成的阙失，纵有不足与遗漏之处，也不致在总体上统计的结果。基于此，以下的量化统计分析即选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作为基本的史料来源。
(二)自然灾害统计分析——以水灾为中心
自然灾害主要包括水灾、旱灾、雹灾、冻灾、风灾、震灾等。其中水灾和旱灾与生态环境变迁的关系最为密切，而水灾又是陕南最主要的灾害类型。因此，以下选取水灾作为统计指标，通过对其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深化对清代陕南山地生态环境变迁的认识。[53]
1．空间布局
为了更清楚地反映，有关水灾的时空分布状况均予以列表说明。在统计过程中，我们对相关资料作了如下技术处理：
(1)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注明某县，则视为该县发生水灾一次；所谓的“陕西”灾害，除非见到各地所属州县的具体记载，否则不在内，例如，“康熙三年，陕西，被水”，我们将不作为一次记载；而“陕南”灾害，则陕南所属州县分别按一次计算在内，例如，“嘉庆十八年，陕南，兴、汉、商各属秋涝(多雨)，稻苗半槁，年岁大荒”；另诸如“南山一带，七月间，阴雨过多”、“汉水，七月十四日大水”等这样模糊记载，由于很难确定具体所属各县，我们在统计中将不计算在内。
(2)留坝、定远、佛坪三地是清代才设置的，原隶属其它州县。留坝厅，乾隆三十年，分凤县南、褒城北而设；定远厅，嘉庆七年，分西乡县南而设；佛坪，道光五年，分洋县北、周至县南而设。所以，我们以黑体字表示，在具体统计分析时并没有计算在内。
(3)资料中的灾情记载，明确说明某月某日大雨或者连续大雨几日者则按一次记载；否则则按大雨的具体次数计入，例如，“宁陕、镇安，六(7)月初十并二十一(8月9日)、二十二日(8月10日)等被雨”，则按二次计入。
根据以上原则，陕南各地水灾情况统计列表如下：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清代陕南水灾空间分布的大致情况。安康、旬阳、白河、镇安、商县、商南、定远、略阳等高海拔山地是水灾的多发区，每年水灾暴发的次数要高于其它平坝地区。问题还远不止于此。据尹国康对汉江上游安康地区地表坡度结构分析，16°～25°占19．85％，26°～35°占27．70％，大于35°则占43．90％。[54]而崩塌滑坡的发生与山地斜坡地形形态和坡度大小密切相关，坡度愈大径流速度愈大，同时土体的稳定性愈差，冲刷量也愈大，坡度在20°～30°最易发生滑坡，坡度大于35°典型滑坡减少而崩塌增多。[55]山体则主要由火成岩和变质岩系组成，以花岗岩、花岗片麻岩、片岩、石英岩、大理岩和灰岩分布最广，[56]多极易风化，属于易滑地层。[57]“山中石多而性浮，非独杂在土山者，雨多必至砰裂，即一望悬崖，本自石骨峥嵘，而久雨之后，亦自时时崩坠”，[58]“间有山质为石者似为可靠，不知土内石质是沙土凝结而成，非真石也，与煤矿无异，每岁必增长数分，数年积长一二寸，山既长，砖石之砌其上者，渐次进开，海漫裂缝，雨水浸入，无不坍塌”。[59]“石杂土中，不相连属”，因此，“夏秋之际。霖雨经旬，土石浮泥，力不能以缀石，巨石则由山巅径流而下”。[60]一些志书对此亦有较详细的记述。洵阳县，同治八年秋，“大水山崩”；光绪二十一年，“雨多山崩”；二十三年，“雨多山崩”。[61]定远厅，道光四年大水，“五块石山崩，坏市廛民屋”；十五年雨，“鱼渡坝、母猪硐沟山崩”；咸丰八年大水，“坏民田庐，大池堡、袁家沟山崩”。[62]因此，水灾与山崩、泥石流等山地灾害常常并发，山崩伴随泥石流是这些地区久雨、暴雨成灾时的常见现象。
总之，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的环境变化程度存在很大差别，其中高海拔区是清代陕南地区环境变迁最明显的区域。实际上，这些灾害高发区基本上又是清代陕南新开发山区，其地质地貌、气候条件更为复杂恶劣，两者之间的重合显然不是巧合，这说明水灾暴发频次与清代陕南各地的生态环境特点密切相关。
2．时间布局
本部分主要包括水灾的四季分布、水灾在清代不同时期中的分布以及水灾在各地各
个时期的暴发频次。在统计中仍以县一级的行政区划为单位。
(1)四季分布
在统计中，根据农历历法，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十一、十二月为冬季，凡没有具体月份或者季节的归入不详。若出现连续几月的记载，每月分别各按一次计，例如，“康熙元年，商县、洛南，二月中旬至九月中，无数日霁，禾稼无成，麦沾泞，十不中一”。统计结果见表2：
由表2可以明显看出，清代陕南地区的水灾主要发生在夏秋两季，分别占52．76％和42．82％，其中又多集中在农历五、六、七月之中。洪涨期最早是在夏季四月，最迟在仲秋九月，冬季则为低水位时期，几无洪水发生。这一统计与自然科学工作者根据水文仪器对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洪涨季节的测量统计分析基本上是吻合的。据统计1934—1940年汉中盆地汉江的洪涨期起于五月，终于十月，以七、八两月次数最多；就季节而言，夏季最多，达到十次，秋季五次，春季一次，最少。[63]因此可以说，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分析，其可信度是很强的。
历史时期分布是指水灾在清代不同朝代的分布状况。根据整个清代帝王统治年号分为十一个不同时期，各个时期水灾的分布情况见表3：
根据表3水灾发生最多的时期是嘉庆和光绪年间，均占22．04％。其次是道光时期，达到15．55％，以下依次是康熙、乾隆、同治、顺治、宣统、咸丰和雍正时期。不过，由于这几个时期是根据各个帝王统治时期划分，所包含的时间段不一，分别为18年、61年、13年、60年、25年、30年、11年、13年、34年、3年，其可比性较低。因此计算出各个时期平均每年水灾次数分别为2、1．07、0．39、0．68、4．48、2．63、0．64、3．07、3．29、3．67总平均为1．89次。从中可以明显看出，整个清代陕南地区水灾的年均暴发趋势，呈波浪状分布，但总体有增多之态势，嘉道和同光时期灾害暴发频繁，较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而嘉庆朝最多，平均每年达到4．48次，道光朝平均每年2．63次，同治平均每年3．07次，光绪平均每年3．29次。据研究乾嘉与同光时期皆为清代陕南地区两次移民人迁时期，[64]这一时期自然环境因素，如气候变化又处于“小冰期”的强冷期。很显然，这一统计再次说明水灾的暴发频次与陕南地区的(如移民入迁)和自然(如气候因素)的变迁有很强的相关性。
(3)各县水灾频次分析
上面已经计算出整个陕南地区不同时期水灾的年平均暴发次数，这对于说明清代该区域水灾的历时性与环境变迁趋势是十分有益的。但是，正如前文所言，陕南的小区域特征明显，汉水流域盆地、丘陵和低山区、高山区无论是气候因素，还是地质地貌以及移民开发程度都有很大的差异性。因此，在考察灾害的历时性时同时又要兼顾其共时性，即区域分布特征，进行综合分析。不过考虑到资料的记载多以县为单位，同时与前面的统计统一，这里仍以县为单位，统计分析清代各个时期陕南各县平均每十年水灾暴发频次，见表4：
由表4可知，发生灾害频率较高的地区为安康、旬阳、略阳、沔县、白河、紫阳、商县、镇安，这些州县的海拔也相对较高，而城固、洋县等海拔较低的河谷盆地则频次较低。就时段看，各个县在嘉庆和光绪这两个时期变化最为明显，水灾暴发的频次提高较快，是历年平均频次的几倍，相对其它时期更为集中。这既与气候波动一致，又与移民入迁的吻合。
总之，通过对整个清代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分析可知：
其一，就空间分布而言，陕南生态环境变化的地域性明显，小区域环境变迁有很大的
差异性，与气候、地质地貌等自然条件的特质相一致，高海拔山地是陕南生态环境的严重变迁区域；
其二，就时间分布而言，与乾嘉和同光时期的两次移民入迁一致，这两个时期亦是环境的集中恶化期，爆发的频次明显多于其它时期。这进一步证明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自然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综上所述，清代陕南生态环境发生显著变迁是不争的事实，但是不能仅仅停留于发生变迁这一表面认识。长期以来，人们往往笼统认为其发生严重恶化，虽有道理，但失之偏颇。事实上，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其变化或大或小、或主或从，不能不加区分地给予简单概括。陕南生态环境变迁是一个复杂的生态统一体，受气候、地质、地貌、人口等自然和社会因素影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表现出更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充分地认识这一点不仅可以全面深刻地理解陕南生态环境变迁的特殊性，而且对于我们今天合理地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亦具有较强的启示意义。
注释：
[1]90年代以来，学术界围绕环境变迁已有不少成果问世，具体可参阅：谭作刚：《清代陕南地区的移民、农业垦殖与环境的恶化》，《农史》1986年第4期；周云庵：《秦岭森林的变迁及其反思》，《中国历史地丛》1993年第1期；梁四宝：《清代秦巴地区的开发与环境恶化》，《晋阳学刊》1994年第5期；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邹逸麟：《明清流民与川陕鄂豫交界地区的环境》，《复旦学报》1998年第4期；葛庆华：《试论清初中期川陕交界地区的开发与环境问题》，《西北史地》1999年第1期；张建民：《明清山区资源开发特点述论——以秦岭一大巴山区为例》，《武汉大学学报》1999年第6期；陶卫宁：《历史时期陕南汉江走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0年博士论文；田培栋：《明清时期陕西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270～362页；鲁西奇：《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对象与——汉水流域的个案考察》，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张晓虹、满志敏、葛全胜：《清代陕南土地利用变迁驱动力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海外亦有相关成果问+。例如：Ts’ui-jungLiu(刘翠溶)，TradeontheHanRiveranditsImpactonEconomicDevelepment1800—1911．HarvardUniversity，Disser-tation，1974；上田信：《中国生态结构与山区经济——以秦岭山区为例》，载沟口雄三编：《长期社会变动》，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4年；爱德华·B·费梅尔：《清代大巴山区山地开发研究》、《清代中国边疆地区的人口与生态》，分载于《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91年第2期、刘翠溶、伊懋可主编：《积渐所至：中国环境史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经济研究所1995年，第387～433页；郑哲雄、张建民、李俊甲：《环境、移民与社会经济——清代川、湖、陕交界地区的经济开发和民间风俗之一》，《清史研究》2004年第3期。
[2][清]卓秉恬：《川陕楚老林情形亟宜区处》，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17页。
[3][清]毕沅：《兴安升府疏》，载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四《艺文下》，第3～4页。
[4]萧正洪：《清代陕南的流民与人口地理分布的变迁》，《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3期。
[5][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1页。
[6][清]卢坤：《秦疆治略·定远厅》，道光年间刻本，第50页。
[7][清]卢坤：《秦疆治略·凤县》，第55页。
[8]道光《留坝厅志》卷四《土地志·风俗》，第5页。
[9][清]卢坤：《秦疆治略·白河县》，第64页。
[10][清]卢坤：《秦疆治略·镇安县》，第43页。
[11][清]卢坤：《秦疆治略·平利县》，第62页。
[12][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0页。
[13][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19页。
[14]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二十一《风俗》，嘉庆十九年刻本，第6页。
[15][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5页。
[16]何庆云：《陕西实业考察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第45页。
[17][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6页。
[18][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5页。
[19][2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九《山货》，第16页。
[21]道光《紫阳县志》卷一《地理》，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载李根蟠等编：《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
[22][清]卢坤：《秦疆治略·汉阴厅》，第60页。
[23][清]卢坤：《秦疆治略·商南县》，第23页。
[24][清]卢坤：《秦疆治略·风县》，第55页。
[25]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23页。
[26][清]淡金籯：《寒蓬山记》，载道光《重修略阳县志》卷四《艺文部·记》，光绪三十年重印本，第55页。
[27]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四《山川上》，第1页。
[28][清]叶世倬：《重修连亭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18页。
[29][清]俞逢辰：《禁伐紫柏树木示》，《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一《文徵》，第34页。
[3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页。
[31][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第3页。
[32][清]王志沂：《栈道山田》，《留坝厅足征徵录》卷二《诗徵》，第33页。
[33]相关研究可参阅陶喻之：《汉中历代虎患钩沉》，《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7年第3期；李健超：《秦岭地区古代兽类与环境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2年第4期。
[34][清]王穆：《射虎亭记》，载道光《西乡县志》，道光八年刻本，第35～36页。
[35]乾隆《旬阳县志·物产》，乾隆四十八年刻本，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6]光绪《旬阳县志》卷八《赋役·物产》，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22页。
[37]光绪《紫阳县志·山川》，引自张建民：《明清秦巴山区生态环境变迁论略》。
[38]嘉庆《汉南续修郡志》卷七《城表·乡村》，第11页。
[39]道光《石泉县志》卷二《田赋志·物产》，第21页。
[40]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页。
[41]光绪《凤县志》卷八《风俗志》，第10～11页。
[42]乾隆《镇安县志》卷七《物产》，乾隆十八年抄本，第10页。
[43]光绪《镇安县乡土志》卷下《物产》，光绪三十四年刻本，第63页。
[44]光绪《宁羌州乡土志·历史·户口》，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第46～47页。
[45]光绪《风县志》卷一《地理·河》，光绪十八年刻本，第11页。
[4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载《竺可桢文集》，北京，出版社，1979年，第477页。
[47]关于清代陕南气候变迁与环境演变的具体研究可参阅拙作：《清代陕南的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变迁之关系试探》，《安康师专学报》2004年第2期。
[48]具体论述可参阅赵冈：《中国历史上生态环境之变迁》，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20页。
[49]中国气象局气象科学研究院主编：《中国近五百年早涝分布图集》，北京，地图出版社1981年，第325～331页。
[50]陕西气象台编：《陕西省自然灾害史料(内部资料)》，1976年，第31～124页。
[51]水利电力部水管司、司，水利水电科学院编：《清代长江流域西南国际河流洪涝档案史料》，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
[52]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3]关于陕南自然灾害的统计，耿占军曾把整个陕南作为一个区域进行过粗线条的分析(可参耿占军：《清代陕西农业地理研究》，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25～155页)。事实上，陕南地区区域差别明显。因此，我们的统计将具体到县一级单位，希望给予更为细致的量化分析。
[54]尹国康：《汉江流域地貌结构与土地资源》，《地理科学》1993年第2期。
[55]秦大河主编：《中国西部环境演变评估》，第二卷，丁一汇主编：《中国西部环境变化的预测》，北京，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145页。
[56]相关论述主要参阅沈玉昌：《汉水河谷的地貌及其发育史》，《地报》1956年第4期；聂树人编著前揭书，第14页。
[57]陈自生、王成华、孔径名：《中国滑坡灾害及宏观防御战略》，载施雅风等主编：《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灾对策》，武汉，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10页。
[58][清]严如熤：《三省风土杂识》，关中丛书本第39页。
[59][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39页。
[60][清]严如熤：《三省边防备览》卷十一《策略》，第29页。
[61]光绪《洵阳县志》卷十四《杂记》，光绪二十八年刻本，第15～16页。
[62]光绪《定远厅志》卷二十四《五行志·祥异》，光绪五年刻本，第3页。
[63]王德基、薛贻源：《汉中盆地地理考察报告·地形篇》，重庆，中国地理研究所1943，第54～55页。
[64]钞晓鸿：《晚清时期陕西移民入迁与土客融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8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