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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村劳动力资源的现状与特点
据调查研究，绵阳市农村劳动力资源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具有不同的特征：
第一，从农村向城市转移，总量逐渐减少。2013年，全市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为244.56万人，比1965年增加了101.86万人，却比1995年减少了57.94万人；城市劳动力95.56万人，比1965年增加76.24%。说明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逐渐减少，农村劳动力大量向城市转移，城市劳动力资源逐渐增加。从1995年开始，农村劳动力资源逐渐下降，平均每年减少0.97%。究其原因是受60、70年代生育高峰和80年代实行低生育率政策和城镇化进程加速的影响，农村人口出生率下降，使得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始逐渐下降。
第二，从农业向非农业转移，农业劳动力缺乏。由于农村劳动力逐渐减少，农业劳动力投入严重不足，农村剩余劳动力都逐渐向二、三产业转移。2013年，全市农业劳动力125.20万人，二、三产业劳动力149.30万人，分别占全市从业人员总数的45.61%和54.39%，分别占全市劳动力资源总数的36.81%和43.89%。
第三，从男性化和年轻化向女性化、老龄化转变，结构性失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随之加快，大量农村男性劳动力涌向城市，留下大量女性和中老年人从事农业，就业的性别和年龄结构失衡。在受调查的农村劳动力中，41岁～60岁的中年劳动力是重要组成部分，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40.05%。其次是31岁～40岁和16岁～30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分别占22.5%、19.91%。中老年劳动力在农村劳动力中占到57.45%，占农业劳动力的65.66%。由此可以看出，目前农村劳动力结构正在朝老龄化转变。
二、农村劳动力开发所面临的问题和解决办法
目前农村地区在大量劳务输出的同时，投入到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严重不足、相对弱化，存在相对剩余和绝对短缺的矛盾现象。因而要正确处理以下五大问题来解决这样的矛盾，避免可能出现的农村劳动力盲目转移和“无地可种、无人愿种、无人会种、无人种好”的局面。
（一）如何合理转移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的问题
科学合理转移配置农村劳动力资源是解决农村人地矛盾和相对剩余与绝对短缺的矛盾的决定因素。而在劳动力合理转移的同时如何保证农业有人愿种、有人会种，是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所以，既要解决好转移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因此，开发农村劳动力资源，在总结和借鉴国内外和以往农村劳动力资源开发管理的经验中，以最大限度盘活农村劳动力资源为目的，强化落实各方面的政策，我们应该：一是由政府负总责，运筹帷幄，统一规划，统一投入，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摸清农村劳动力资源状况，提出有效的措施和科学制定农村劳动力资源长期开发规划和持久政策，探索农村劳动力资源持续、深入开发和管理的新方式、新途径而建立的长效激励机制。二是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进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断完善小城镇规划建设，分类指导，突出特色，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优先择业。三是沿着“扩大两种需求加强一个产业”的思路，利用当地优势大力发展农村特色服务业，做到农业生产经营和挣钱两不误，以解决部分地区农村劳动力过多转移带来的遗留问题，也解决农业劳动力缺乏的现象。
（二）如何科学合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问题
目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盲目性和随意性非常严重，导致劳动力转移的地域分布、行业分布、年龄分布、性别分布不均衡，所以如何合理转移和就近、就地转移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
（1）以统筹城乡为导向，合理转移农村劳动力。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有利于进一步加快城市化进程，创造出更多就业机会，为农村劳动力合理转移提供可供选择的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城乡统筹发展能够强化县域经济实力，推动县区经济产业的提档升级，带动传统农业生产经营经济效益的提高。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2）以政策制度为保障，安全转移农村劳动力。当前要从用人标准、子女教育、养老保障、失业救济、计生管理、综合治理、权益维护等方面完善相关制度，从制度上、行为上为外出务工人员提供相应的保障，使在外务人员能享受与本地人员同等的社会待遇，让农村劳动力安全转移、安心转移。
（3）加强工作技能培训，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有必要在农村建立适应农民需求的专业服务体系和网络，根据不同层次农民的具体需求，就地着重进行公益性文化和技能培训，让农村劳动力在提高自身素质的同时，掌握必要的工作技能，能够顺利适应未来转移后的生活和工作要求，提高转移效率和效益。
（三）如何保障农业生产发展的问题
由于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环境差，很多人不愿意留在农村，农村大量土地荒芜，农业生产受到严重阻碍。因此，保障农业生产是前提，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是目标，我们必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关注农业生产，保护农村劳动力利益。农村劳动力最关心的是农产品收益，只要产品收益好了，自然就留在农村的人就多了，产品收益差了，没人种地，农业也就垮了。有谁愿意背井离乡，到异乡挨饥受饿？所以重要的是保证农产品销售和收益良好。
（2）关心农村民生，确保生产顺利进行。在保障了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就必须要关心农村劳动力所处的生活条件和品质。一是在城市化过程中，政府部门宏观决策应该继续多渠道减轻农村负担，继续关心农村劳动力的生活条件改善和生活品质提升问题。二是继续关注农村养老、医疗卫生制度改革，为广大农村劳动力建立医疗卫生保障体系，解决其后顾之忧。三是继续深化教育制度改革，加大教育投入，保证农村劳动力的子女上学问题。四是优化农村环境，改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保障农业生产顺利进行，确保农民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不动摇。
（四）如何保证农村有人愿种的问题
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的开创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对二元经济结构的描述层面，而是由这种落后状态推论出一种发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内容广泛的对内对外经济改革建议。然而，在刘易斯的观点中忽视了农业自身的发展在二元经济中的作用，所以，刘易斯提出的二元经济发展模型为发展中国家指出了一条工业化的道路，加速了农村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的单向流动，但是，当与转移来的农村劳动力要素相结合的城市资本供给出现告急，或者说，城市资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劳动力要素向城市转移的速度时，就会产生像我国的“农民工边缘化”现象。
（二）费景汉-拉尼斯模型
针对刘易斯模型的缺陷，费景汉与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经济发展的三阶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设由于制度性原因，农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础上将经济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接近于零（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的机会成本很小），劳动力是无限供给的。由于存在“零值劳动力”，因此农业产出水平不会因为劳动力的减少而下降，劳动力的转移不会受到阻碍。
第二阶段，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资”水平，农业部门存在“隐蔽失业”，在此阶段，如果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那么随着劳动力的转移，农业产出水平将会下降，因而可能发生粮食短缺，并引起粮食价格上涨和工业部门工资水平上升，最终引起经济增长和劳动力转移过程缓减甚至停滞。因此，费景汉与拉尼斯认为需要保持农业生产率的同步提高，以此来增加农业剩余和释放农业劳动力。
第三阶段，当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制度工资”的水平，就意味着整个经济——包括劳动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经济发展将由二元的劳力剩余型经济转化为一元的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一阶段，由于农业生产实现了资本化，因此工业部门要想通过农业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再生产就必须在劳动力市场上与农业部门展开竞争，而竞争的前提条件是必须使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大于或等于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水平，结果，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将加速增长。
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农村劳动力要素转移的过程中，虽然考虑到了这种劳动力要素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时，会引起农业劳动力的边际产品的变化，从而促进了劳动力要素供需机制的形成，避免了刘易斯模型所带来的这种局面：劳动力要素有足够的动力流动，却不能充分地和资本结合。换言之，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可以让劳动力要素随着资本聚集的速度流动（必要的时候还可能出现劳动力要素回流的现象，我国沿海一带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这一点），从而让劳动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资本结合。但是此模型有一个很强的潜在假定：即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要素已经和土地要素及资本要素充分结合了。这一点和我国的实际情况并不相符合，例如，邓晰隆的研究成果测度出我国2003～2006年度农村生产要素综合市场化程度平均为23.87％（邓晰隆，2007），这足以证明费景汉—拉尼斯模型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的局限性。
（三）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
托达罗认为，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决策是根据“预期收入”最大化目标做出的，这种决策主要依据城乡实际工资差距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能够找到就业岗位的概率。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是根据预期的城乡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据实际城乡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尽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业，农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断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严重失衡，使失业问题更加严重（托达罗，1999/1997）。由此，托达罗认为，按照刘易斯模型采取资本向现代工业部门倾斜的工业化战略并不能够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相反应当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以缩小城乡就业之间的不平衡，从而缓解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从此模型中可以发现：实际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和城市劳动力要素市场存在着巨大差异，两种市场的不兼容导致严重的农民工问题，这一点与我国户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是相吻合的。但是，托达罗的“预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扩大农村中的就业机会，鼓励农村的综合开发”等构想在我国的实际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户籍制度、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农地承包制度”等关键问题的解决为基础的。
国内文献综述与启示
国内学者对农村劳动力要素的研究较多地结合了我国的实际情况，从农村到城市的移民规模不断扩张，城市化水平滞后和城乡工资差距不断扩大，以及沿海出现民工荒的现象出发，首先考察了我国城乡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国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动进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远，2004），而这些都体现了有关城乡劳动力流动政策的城市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护自己的利益而影响政府决策的机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农民工进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业歧视或就业权利不平等。农民工不仅被剥夺了成为城市国有企事业和行政单位正式职工的资格，而且还从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业岗位之外，这使得农民工只能进入城市的“第二劳动力市场”（蒋国保，2005），即便如此，当城市政府面临解决城市下岗工人再就业压力的时候，这些农民工还面临着随时被解雇的命运（余红等，2006）。正所谓“农村剩余劳动力从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这是现在城乡劳动力市场的突出问题——劳动力市场分割。
对于这种劳动力市场分割现象，张文龙等从技术和经济性质的层面进行了界定，认为：工资合约的不同性质是劳动力市场分割的最主要标志，把具有平均主义或相对平均主义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内劳动力市场，把具有工资——劳动边际产品对应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约总称为体制外劳动力市场。不同工资合约的性质有所差别，可以称之为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制度性分割（张文龙等，2005）。在这种制度性分割下，农村劳动力要以低工资水平和低劳动权益保障为代价，才能赢得在非国有部门就业的竞争优势。由此王德文等认为导致劳动力市场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户籍以及由户籍制度引发的养老、医疗、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分割；有限的城市就业总量；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法制建设和对非国有部门劳工保障监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讨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过程中，陈钊、陆铭则认为：城乡分割政策的更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单方面拥有城乡政策的决策权。人口多而资本少的历史条件是导致城乡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随着城市发展中资本的不断积累，城市的生产活动开始对农村劳动力产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订的城乡政策就逐渐在农村劳动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动。这种政策转变是城市从自身利益出发的决策结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进城民工在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贡献的时候，却同时承受着来自于城市的歧视，这种歧视也成为导致城乡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陈钊等，2006）；相反，城乡之间长期沉淀下来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质量等方面的感知差异程度，决定了农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规模的程度。
当农民工迁往城市的数量超过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规模时，城市居民就会感到拥挤，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会设置各种“政策门槛”排斥农民工的继续进入，这种感知差异也是导致城乡劳动力市场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邓晰隆，2008）。所以，要实现从城乡分割到城乡融合的转变，除了随着城市的资本积累而不断地增加农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为根本的是必须改变城市单方面地制订有利于自身的政策这一现状（陈钊等，2006）。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农村就业结构正在发生积极的变化,非农就业比重上升。2004年从事农林牧渔的就业比重为61.57％,比2000年下降6.81％;工业就业10.94％,比2000年提高2.37％;商、饮、服务业就业比重为5.44％,比1999年提高1.79％。2004年,全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约10260万人,比上年增长约440万人,1998～2004年年均转移农村劳动力380万人,平均年增长率为4％。[1]预计今后几年农村转移新增劳动力将在400万～500万人,增长4％-5％。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趋势表现为,本乡内非农就业比例下降,流向城市就业的农村转移劳动力比例上升,县级城市和小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有较大增强,农村劳动力跨省就业的趋势明显。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就业的能力继续减弱,以乡镇企业吸纳农村劳动力为主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逐渐被外出务工和农村个体私营经济就业方式所取代,外出务工人员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农村劳动力外出就业稳定性增强,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明显提高。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就业经过了漫长而艰苦的体制变革、观念更新,家庭经济就业、自主创业、城市就业这三种基本的就业形式,构成了中国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多元结构。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在1979～1999年的20年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高达14％,即在GDP年均近9.6个百分点的增长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GDP增长的贡献达1.4个百分点。[2]
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
农业剩余劳动力由农业转移到劳动边际生产率相对更高的非农业部门中就业,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积极推动效应。
1.增加产出总量,推进经济增长。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中就业,将大大提高其劳动边际生产率水平,从而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水平。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产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效应一般可以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2％～12.8％。在未来30年中,如果劳动力转移的劳动力市场等障碍得以消除,使城市和农村居民收入水平大致相等的话,劳动力的部门间和地区间转移可以对CDP年均增长率贡献2～3个百分点,劳动力资源配置的正面效应将会更加充分地表现出来。
以这种方式推进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需要增加额外的物质投入,只需对城乡就业结构作出调整。
2.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发展。由于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中转移出来,人地关系大大缓解,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上升。随着农民的劳动平均产出水平上升,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会随之提高,农民收入中高于维持生存所需的部分,可用于追加农业投资,农业本身也有可能得到较快的发展。1965-1977年是日本农业剩余劳动力迅速转移的重要时期。1965年日本每个农民年收入为14.6万日元,1978年,每1万名农民拥有的汽车量达到了65.7辆。随着农民收入的增加,日本农民的生活条件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实现了生活城市化和电气化。在中国,1994年农村中纯农业劳动力的年纯收入为1826元,兼业者为4160元,非农业劳动者则为5200元,三者之比是1:2.28:2.85。以劳动日收入计,每个纯农业劳动力每日的纯收入平均为8元,约等于每个非农业劳动力每日纯收入的53％。2004年,农村剩余劳动力年平均务工收入6471元;全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936元,而工资性收入人均为998元。可见,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有利于推动农民增收。
3.扩大非农业利润,加快工业化进程。农业剩余劳动力由传统的农业部门转移到现代经济部门,有利于促进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城乡劳动力的市场竞争,使现代经济部门的工资水平上升势头变缓,企业相对人工成本下降,利润相应上升。同时,新转移到非农业部门就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还会为现代经济部门创造出新增利润,刺激现代经济部门追加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加快工业化进程。
三、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面临许多困难,有些问题正在阻碍农村劳动力就业,进而成为解决中国就业问题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
1.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
一是我国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2004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52.9％,其中工业增加值为45.9％,但是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41.8％。[3]城市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速度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劳动力市场的城乡分割、市场准人条件不平等、社会保障不充分等等构成了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歧视和排斥。三是农村劳动力职业技能不高,就业竞争能力较弱。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在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的同时,就业结构变化导致了劳动力供给结构与劳动力需求结构出现较大差异,缺乏技能的劳动力供大于求。目前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人数庞大,农村人口的文化水平、技术素质偏低。我国农村人口中文盲和半文盲人数高达3亿,占农村人口的20.7％;小学文化程度的占38.8％;受过职业教育和培训的仅占5％。四是随着城市失业数量的增加,农村劳动力与城市劳动者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愈加激烈,过高的城市失业率会加大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寻找工作的机会成本。按照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7％左右,在现有经济结构状况下,每年将新增就业岗位200万到800万个,年度供大于求的缺口在1400万到1500万个之间,再加上农村还有2亿多富余劳动力,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矛盾十分尖锐。另一方面,传统行业出现大批下岗失业人员,许多人再就业困难;而新兴的产业、行业和技术职业需要的素质较高的人员又供不应求。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经济波动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我国的影响更加直接,劳动力素质与岗位需求不相适应的矛盾更加突出。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交织在一起,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更为艰巨。
2.农民工的就业环境不宽松
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的行业、工种限制虽然正在逐步取消,但仍存在其它制度性的限制,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歧视还未完全消除;城镇公共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对农民剩余劳动力开放还需解决观念、体制和物质技术条件等问题,让农民工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就业服务还需做大量工作。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资收入虽然有所上升,但农民工在城镇的生活成本也在迅速增加,农民工务工收入在扣除住房、子女教育、生活消费等方面支出后就所剩不多了。享受不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公共资源和服务以及大量额外支出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积极性。
3.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和权益维护与其实现稳定就业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
当前农民工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的问题依然严峻,表现最为突出的问题包括:克扣和拖欠工资,强制加班加点和超时工作,劳动和卫生条件恶劣,不按规定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等。国家统计局2004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每天工作9.4小时。据有关方面调查,2004年上报的拖欠农民工工资总额为336亿元(至2004年底偿付比例为98.4％)。2005年,签订劳动合同的农民工人数占农民工总数的28.7％,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占13.8％,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占10.0％,参加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占农民工总数的12.9％。由于统计口径和调查误差等原因,农民工实际参保率很可能还要低。
4.农民工社会保障普遍缺乏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薄弱,不少企业不为进城就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缴纳社会保险费,企业将社会保险金负担转嫁给劳动者个人而形成超额利润,这一方面使资本积累加快,另一方面使劳动者贫困加深。因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就业者缺乏社会保障的竞争模式,必然使GDP分配中资本的分配比例过大,而消费分配的比例过小。同时也造成了企业竞争的不平等,影响了市场经济体系的形成。
四、促进农村就业的主要措施
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作者认为,应当重点采取以下措施:1.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业剩余,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著名发展经济学家拉尼斯和费景汉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关键就在于如何把农村的伪装失业者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要做到这一点,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是保证工业部门扩张和劳动力顺利转移的必要条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生产率不断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很大的差距。目前,我国农村由于农业生产率低,农产品的增加主要是依靠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严重制约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因此,我们必须大力推广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水平,使我国农业生产率迅速得到提高,从而使大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土地上转移出来。2.重视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农村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聚集有着密切的关系,哪里产业聚集效应大,哪里吸引的劳动力就多。反过来,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又加速了这些地区的产业聚集。但是,伴随这种正反馈机制的形成,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又出现了一种新的二元经济结构,这对中西部工业化和城市化是不利的。
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有自己强大的产业聚集,实现东、中、西部产业趋同,地区差距才可能缩小。[4]因比,农村劳动力转移数量大的地区,要认真研究产业集聚与劳动力流动的关系。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得到足够发展后,会向下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转移。因此,做好产业承接,有利于促进农村劳动力在本区域内转移,这既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关键所在,也是加速本区域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选择。但是,产业转移除受比较优势的因素影响外,制度、市场等因素也非常重要。如果一个地区虽有比较优势,但是制度成本高,市场发育滞后,产业转移也会受阻。
另外,经济欠发达地区相对便捷的基础设施和相对成熟的产业链比不上东部地区。因此,中、西部地区要大力推动制度创新,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优化投资环境,加快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发展。
3.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就业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逐步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因此,我们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大、中城市的经济规模较大,产业门类较多,聚集效应强,消费水平较高,为解决农村就业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推动城市化,要不断加快现有大、中城市发展,继续调整和完善经济结构、提升产业档次,提高城市的经济效益,完善区域性中心城市功能,发挥大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各类城市的规划、建设和综合管理水平,充分发挥大、中城市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作用。小城镇是实现城市化的重要路径。我国多数小城镇现有人口规模小,经济发展空间较大,吸纳就业能力较强,农民进镇成本低,可以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提供现实需求。还要看到,多数农民是在搞好土地承包经营的同时兼营二、三产业,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还不完全具备离开土地进入离家很远的大、中城市的条件。小城镇具有与农村联系紧密的区位优势,便于直接发挥辐射和带动功能,促进水利、道路、环保、农电和通讯等农业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让大多数农村劳动力仍旧居住在村里,让那些在村外工作的人每天往返上班,比单纯将劳动力从农村迁移到新建的小城市和城镇更加便捷、有效。发展小城镇要以现有的县城和有条件的建制镇为基础,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体现特色,注重质量,逐步完善,把扩大就业需求,引导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优先目标。为此,要大力发展小城镇经济,引导乡镇企业合理聚集,完善农村市场体系,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和社会化服务。根据小城镇特点,立足本地资源优势,以产业为依托,培育龙头企业,大力发展特色经济,逐步扩大产业规模。完善小城镇的投融资、用地、户籍、购房、发展二、三产业等相关政策,大力扶持小城镇发展,拓宽小城镇投融资渠道,吸引民间资金投入基础设施建设。吸引企业、外商以多种方式参与小城镇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经营,发展小城镇的各项公益事业。在保护耕地和农民合法权益的情况下,妥善解决城镇建设用地。
改革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对农民工的种种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劳动力合理流动。
4.消除农村劳动力就业的政策歧视,赋予农民工平等的劳动保障权利。进城农村劳动力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府对农村劳动力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本身发展的阻碍和限制。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当务之急是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首先,要实现农村劳动力社会地位的平等,打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的管理,取消对农村劳动力的各种限制,建立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其次,以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来带动非正规就业。非正规就业由于就业成本低、富有效率等特点,是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一种重要的就业形式,在中国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应适当地发展非正规部门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努力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提供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尽快完善有利于非正规部门发展的政策,为它们提供小额贷款。大力开展创业培训,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促进非正规部门发展的工作机制。国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
5.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改善劳动力市场环境。目前,我国劳动力市场化程度较低,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分割十分严重,农民进城就业壁垒重重,对缓解短期劳动力供给局部短缺矛盾极为不利。首先,要完善劳动力市场体系,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构建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有效机制,改善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环境,制定合理的最低工资和职工社会保障与福利标准,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保证劳动者及其后代平等的教育和培训的权利。消除就业歧视,使农民享受市民待遇,打破城市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之间身份、户籍、住房、培训、医疗卫生等待遇的制度限制,使农民进城就业者享受市民同等待遇。其次,要建立劳动力供求预警机制。过去我们比较多地关注劳动力需求不足,对劳动力供给关注较少。面对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新形势,尤其是劳动力供给的局部短缺,政府和企业应提高劳动力供求预测意识,及时根据劳动力供求变化,掌握更全面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制定相应对策,维护劳动力市场供求稳定。再次,以改善劳动力供给为目标,努力完善收入政策。一是以工资指导线为宏观手段,按照企业名义工资率逐年增长水平应等于全国平均长期劳动增长率的要求,引导工资合理增长。同时,加强工资和价格的控制,在特定的经济条件下,政府借助于法律或行政手段对工资、价格实行管制,如对价格和工资进行冻结;另一方面,推行以激励为基础的收入政策,即对工资增长率超过工资指导线的企业课以重税,对工资增长率低于工资指导线的企业予以减税。学习西方发达国家裁员与减薪替代经验,以减薪的办法减轻简单裁员对劳动力市场带来的震荡。如一些西方大的跨国公司开始注重社会形象和社会责任,他们在需要裁员时,先与职工代表商议用降低10％的工薪福利的办法替代10％的裁员计划,如果1年以后公司业绩仍没有好转,才考虑实施裁员计划。最后,加强劳动保障监察力度,依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秩序。通过舆论引导和政策推动,加强宣传力度,严肃劳动保障执法,净化劳动力市场环境,规范企业用工和工资支付行为,严格社会保险费用征缴,强化企业劳动保护和劳动者自我防患意识,完善劳动者对侵权案件的投诉举报与受理制度,健全劳动保障争议调解和仲裁机制,依法依规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要真正实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实现集约型经济发展战略,必须提高劳动者素质。高素质劳动力意味着高工资、高福利、高产出,意味着劳动力资源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业市场竞争迫使城乡劳动力努力提高自身素质,这种竞争也是提升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方式根本转变的关键。各级政府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安排足够的经费用于普通劳动者培训,使财政政策真正有利于鼓励和引导农村劳动力提高素质。同时,鼓励和引导用人单位积极承担起职工职业技能培训的任务,以提高农村进城就业者的职业技能水平。
参考文献:
[1]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2005.
一、引言
劳动力资源的流动和转移是会受到经济规律支配的。在现实生活中，城乡差距很明显。城市优越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丰富的精神生活条件等因素，都促进了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入城市。同时，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也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比如制度上的制约，城镇对农民的歧视，农村劳动力资本积累的缺失，就业结构的失调等等。而作为少数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就成为了典型中的典型。不仅仅因为他们有各个民族的特殊性，群体形成的多样性，文化背景的差异性。还应表现在不同民族以及民族之间的内在特质等方面。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其经济的发展一直都处在较落后地位，在我国很多年来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明显的受到各方面的制约。深入调查少数民族的劳动力转移情况，分析其内在特点和障碍，才能研究出有实际意义的对策建议，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市的转移，也将会实现传统农业和现代工业，农村和城市的良好互动，促进劳动力跨区域就业，推动城乡经济协调发展，在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中意义重大。
我国现有土族人口数为241198。大多居住在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县、大通县、乐都县、同仁县等地。互助县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2000年互助县总人口为36.97万人，土族人口约6.9万人，占全县总人口的16.84％。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通过实施西部大开发和扶贫开发整村推进工程后，土族农民的整体素质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有了改善。但是，由于受地理和自然环境的制约，土族群众整体生活水平仍然比较低，贫困人口比重较高的状况仍未根本改变。近年来，由于耕地面积的减少，土族人才意识到仅靠农业生产根本不能维持家用，也无法养家糊口。于是，近些年出现了一些走出家门、去外面闯荡世界的有志之士，从而在土族人口中形成一种想往外看看的意识，这是有利于本民族的进步、发展的。景晓芬(2007)在对土族女性非农就业与女性角色转换的研究中提出，非农就业是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剩余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女性而言，通过对土族女性劳动力转移的研究，认为旅游业的发展改变了土族女性的生活方式，转变了她们的传统角色，无论是在经济上、家庭角色上还是社会关系网络上，与从事农业生产的时候都有了很大不同。可见，在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很多人文化程度不高，对经济发展的新知识、新技术不能够理解和掌握，适应不了非农产业的发展和需求。土族劳动力，在他们的聚集区内，就业的机会本来很少，而且，工资率又很低，在受到恶劣环境和各方面压力时，每年都有相当数量的农村劳动力，进行了新的转移，纷纷流入到西部各个城市和其他城市，从事一些非农业生产活动。近年来，土族劳动力的转移已经初见成效，但仍然存在各个方面的问题，制约着土族劳动力的顺畅转移。
二、研究范畴、方法及材料来源
2008年7月下旬，课题研究小组赴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大庄村，进行了为期11天的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工作。野外调查期间，课题组采取的主要调查研究方法有二：(1)与县、乡、村各级党政和职能部门领导座谈，到当地政府各职能部门收集农村社会经济的相关资料，听取相应的报告会，以了解当地土族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情况，获取深入理解当地土族劳动力转移的背景资料；(2)采用问卷访谈方式与随机抽样土族农户座谈，获取更真实、更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目的是与从政府部门获得的背景资料相互验证，使研究结果更为可靠。经过野外调查和资料收集，课题组获得了与各级政府部门的访谈记录、各调查地区的农村社会经济统计资料、农户调查问卷52份资料。这些资料为课题组进行土族民族地区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一)基本情况
从性别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多以男性为主。从婚姻状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约有63％已婚，37％未婚。从年龄结构来看，互助县范围土族劳动力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0～39岁之间，占劳动力总人数的64.1％，这部分劳动力是外出转移的主体，代表着外出转移的趋势。16～1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9.1％。40～59岁年龄段中，占劳动力总人数的16.8％。
在所调查的土族农村劳动力中外出打工的人占到了土族劳动力总数86.8％。而在家务农的人只有少数，只占到13.2％。可见，大部分劳动力都愿意出去。这些出去打工的人中，有61.4％的人是兼业打工，有38.6％的人做专职。
(二)转移特点
大部分土族劳动力选择在私营企业工作，约占到65.38％，打工的行业也主要分布在建筑业(42.31％)、餐饮业(28.85％)和制造业(15.38％)上，而选择在机关社团和教育文化等部门打工的人却寥寥无几；就业层次上，服务人员占较高比例。
土族农村劳动力在选择转移距离时，约有71.15％的大比例人口选择了在本地打工。就地转移具有明显的优势。只有小部分选择外出打工。而在外地打工的地点选择上，有59.62％的人们愿意跨省去打工。在土族劳动力转移的方式上，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都是自己找(44.23％)或者是经过亲友介绍(44.23％)的；通过看报来寻找工作的劳动力人口也是微乎其微，可见，各种媒体信息的优越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土族的劳动力转移的条件并不是很好，他们大部分没有经过特殊的职业培训，也没有学过什么手艺，这就很影响打工时择业机会。在思考为什么要外出打工时，有很大一部分的土族劳动力都觉得自己的农业收入低(67.31％)。这个问题在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的过程中是不容忽视的一个因素。
通过以上调查研究问卷的分析，可以发现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有着信息量少，信息闭塞，择业范围较窄，就业层次低，个体手艺和技术的限制较大，向城市转移的意愿较弱的特点。
(三)制约因素
制约因素是具有多样性的。土族劳动力在家里需要赡养和抚育的人口4人占的比重较大，负担还是比较重的。文化程度(约51.92％)是主要影响土族劳动力转移的很重要的因素。教育落后，劳动力不适应就业需求。很多人还是觉得读书无用。职业教育的力度还是不够。因为家庭负担比较重，家庭拖累也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在求职的过程中，首先还是文化低，其次是没有什么经验；再次是获得的信息不够或难以得到信息，交通不发达，思想上比较封闭，使得信息愈加匮乏。就业机会少也是一个很大的障碍，劳动力市场欠发达，在转移的过程中，有效的途径很少，使得转移不够顺畅，不够彻底。加之社会制度上的制约因素，生活环境的制约因素等，使得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很不好实施。
(四)目前的情况
在目前情况来看，土族劳动力中购买任何保险的人占到54.2％左右。大多数人对目前的收入都觉得一般或是认为太少，只有5％的人还对目前的收入比较满意。有约57.69％的人没有过非农工作的经验，这说明，这里的人们还是以传统的农业为主。土族劳动力中有大部分都在两个或以上的雇主那里干过，可以看出，换工作的频率还是很高的。大约一半以上的人都会在失业一个月后就回家，由于心理的意愿上落差较大，或者还是觉得回家务农好一些，或者是不能够适应城市的生活节奏等等，当然原因是很复杂的。
(五)今后的打算
对于今后的打算我们可以看出，大部分劳动力个体选择定居的地点还是在乡下。很多人都不会选择在大中城市生活。不选在城市定居的原因主要是觉得在大城市生活，成本较高(约55.77％)，觉得老了以后没有什么收入(30.77％)，没有了经济来源，还会认为大城市的生存环境没有乡下好(19.23％)，因为大城市污染比较严重，人口多而杂等等。
对于怎样开支打工的收入，方式是多样化的。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打算回家盖房。在储蓄和子女的教育上也要是花大笔钱。对于个人的养老问题，有50％的人们认为应由子女来赡养。19.23％的人愿意创业，利用自己的积蓄来养老，也有25％的人还是愿意种地。如果长期在外打工。集体将收回承包地的话，仍然有将近一半的人要回家务农。
四、结论和建议
通过以上的问卷调查的分析和研究，对土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有几点看法和建议。
(一)努力提高土族聚集区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加强职业教育力度
职业教育是相对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类型，是直接面向就业的教育。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职业教育起着重要作用。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提高劳动力的总体素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社会就业；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可以培养就业技能，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整体素质，有利于劳动力的转移。农村劳动力总体上文化素质偏低，整体素质难以适应转移的要求。未受过较高程度教育和培训的劳动力创新能力较差，只能依靠个体有限的经验和较低的能力选择有限的工作，很难开拓新的就业门路和工作机会，无法满足更多的岗位需求。对土族农村劳动力进行职业培训，让他们多学一些手艺，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少数民族劳动力往往不会被需求单位所选择，加之他们又没有什么一技之长，顺畅转移的机会就很小了。在对他们进行职业培训的过程中，要加强技术强化，这样可以通过双向选择的方式，达到双方的有效互动。面对劳动力市场，由于企业在市场竞争过程中，对技术的要求越来越高，技术和资本的密集程度越来越强，这将导致土族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就业更加艰难。因此，为了达到顺畅转移，不仅仅要加强基础教育投资，完善良好的基础教育设施，更要作做好职业教育的各项工作，宣传职业教育的必要性，同时还要提高师资力量；有效发展民族劳动力的职业教育事业。
(二)建立完善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历史、体制、制度等方面的原因，总体上说，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劳动力市场发育严重滞后，功能不全。这些对我们的下岗再就业问题、二元经济结构条件下的农村劳动力转移问题等有很大的影响。在对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调查分析过程中，应用托达罗的推拉作用的理论，发现在该地区劳动力市场中，推力和拉力都欠缺。在本地区而言，生产率还是较低的，这样就不能够产生富余的能够转移的劳动力，使得农村地区的推力不够。而在城市而言，能够吸引劳动力转移，以及劳动力转移后的工作岗位等方面不够充足，导致了城市的拉力也不够。劳动力市场发育的过程，是自然发育过程和政府辅助培育过程相结合的过程。政府在制度的完善等反面是起主导作用的。如何优化完善劳动力市场机制，是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因素。
(三)信息开放化
信息在当今社会的发展中是很重要的。有了信息，就会有更多的机会。有关部门应该收集各方面的信息来服务于本地劳动力的转移。在网络信息爆炸的时代，可以有更多的信息媒体来为我们服务。可是，目前，因为我们的劳动力市场发育不够成熟，向信息化方向的发展还较慢，使得民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不够彻底，城乡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很难得到外界的劳动力市场信息和沟通渠道，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有效转移。
(四)完善制度，让制度服务与土族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而不要成为发展过程的绊脚石
于经济发达地区及大中城市作为农村劳动力的输入地，其户籍管理、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培训等政策规定与操作办法，是决定外来农村劳动力能否进入其劳动就业市场进行公平竞争的制度因素。来自各个方面的歧视影响着劳动力的转移。户籍歧视、就业歧视以及教育上的歧视等，对劳动力的心理上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压力。劳动力转移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发展战略，制定对人们有实际利益的制度，提高政策的可操作性。需要出台详细的、操作性强的实施办法，建立和健全有效的监督约束机制，为劳动力的转移打造一个良好的环境，鼓励和引导劳动力转移，才会是一个有效的发展战略。
为了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必须加大对农村地区促进就业工作的投入和支持，不断扩大农民可支配收入的来源渠道，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努力使农村中富余劳动力在不断提高素质的同时，转移到二、三产业发展中来，切实解决好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使城市建设和农村发展良性互动，有机统一。
二、目标任务
完善以政府主导的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社会责任体系，紧紧围绕以促进非农就业为目标，千方百计扩大非农就业，建立各镇促进非农就业联席会议制度。各相关部门紧密合作，定期研究促进非农就业工作中存在的矛盾及解决的方法，进一步制定和完善促进非农就业的各项扶持政策，形成促进非农就业的长效机制。期间新增就业岗位每年不少于3万个，其中非农就业每年3000人次以上；农村“双困人员（生活困难、就业困难）就业安置率努力达到100%。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着力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素质。期间培训各类职业技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达到其总数的80%以上。
三、主要措施
(一)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各项功能，大力推进非农就业
1、健全政府促进非农就业责任体系，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调控功能。强化各级政府促进非农就业的责任、完善促进就业目标考核体系，把就业目标与经济发展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同布置、同检查、同安排。根据每年制定的促进就业目标计划，明确考核内容和考核办法，并将考核结果及时反馈给被考核单位和相关部门。
各镇政府应加大政府促进非农就业的资金投入力度，完善政府出资购买就业岗位的各项管理措施，形成优先吸纳本地区劳动力就业的良好环境。
2、不断优化就业扶持政策，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政策支持功能。根据的实际，实施对农村富余劳动力外出就业和实现自我创业给予交通费补贴与创业补贴政策措施，对农村“双困”人员市场就业的给予社会保险费补贴，补贴标准按镇保缴费基数设定。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鼓励企业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促进非农就业。对能创造较多就业岗位的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务和有效的扶持。发展有一定就业容量、能提供公共服务事业并适合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公益性项目，支持有市场潜力的非正规劳动组织发展壮大。同时疏通劳务输出渠道，扩大输出规模。
3、重视解决纯农户的就业问题，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引导功能。在全区对纯农户家庭的人员结构、文化、技能、求职意向等开展排摸，期间，对纯农户家庭，实现有一人以上非农就业，提高他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
4、健全农村“双困”人员就业援助机制，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托底安置功能。完善对农村“双困”人员的就业托底机制，积极整合社会资源，不断拓宽农村“双困”人员安置渠道。加强对农村“双困”人员进入、认定、退出的动态管理，确保出现一个、认定一个、安置一个、保障一个。
5、优化社区微小型企业创业环境，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就业扶持功能。认真落实农村富余劳动力享受与城镇劳动力相同的就业服务和就业优惠政策，积极做好开业贷款的政策扶持工作，有条件的街镇应当提供创业场所，提供失业人员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创业经营场地，加大开业指导工作力度。农村富余劳动力创业贷款5万元以下，免除个人担保，积极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以创业促就业。
6、提升公共就业服务水平，完善促进就业平台的综合服务功能。进一步健全网上公共职介平台，在现有就业服务机构三级网络的基础上，镇劳动保障事务所建立农村就业服务中心，开设专门为农村富余劳动力求职服务的公共招聘就业窗口，方便求职，降低求职成本。全面掌握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状况和求职意向，做到“一人一档”，实施职业指导联系卡制度，重点关注正在培训和有求职愿望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和征地劳动力，为他们提供个性化的职业指导服务。
(二)加大培训力度，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竞争能力
1、进一步健全市场化、社会化的农村劳动力职业培训机制。加强针对农村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工作的指导，进一步完善政府主导、面向市场、政府出资购买培训成果的职业培训机制。大规模开展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特别是抓好郊区青年万人培训项目的落实。
中图分类号:F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0)03-0111-01
一、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原因
1.城乡改革给农村劳动力流动创造了条件。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后。因人多地少,一些劳动力被剩余出来。打破了原来的“铁饭碗”,竞争机制开始促使一部分人转岗跳槽,有特长的可各显身手,任何人都可以大胆地干自己的事业,另外市场经济的建立与发展,三资企业的增多,沿海经济的突飞猛进,需要人的单位也增多了,这些因素给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就业机会。
2.外出打工赚钱是改变农村经济的主要手段。改革开放后,沿海6城市成了科技、信息的窗口,城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同时越发达的地区工资就相应越高,这对收入普遍较低的农村来说具有相当的诱惑力。于是大批农村青年南来北往,车站、码头、城市、乡村到处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由于流动劳动力为本地赚回资金。不仅改善了家庭的生活,活跃了农村经济,而且为将来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地方政府为他们制定了优惠政策及保护措施,成立劳务输出组织。
3.社会科技的发展,加速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现代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大量应用,造就了劳动效率的大幅度提高,再加上农村管理水平的提高,广大劳动者不再满足于温饱状态,他们也渴望过丰衣足实的生活,也渴望有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而要改变这些现状,拥有这样的条件,已不是在家干生产就能解决的,于是很多人就到大城市里去吸收新文化、新技术来满足他们的需求。
二、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积极影响
1.增加了农民收入。劳动力外出的最大动机就是寻求高收入,因此外出的最直接的效果是促进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改革开放初期,农民生产经营活动单一、收人来源单一,农民收入以农业收入和粮食收入为主体,实物收入占很大比重,比重基本都在70%以上。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人数的不断增加,农民收入格局发生了根本变化:以农业收入为代表的家庭经营收入比重下降,而以外出务工收入为代表的工资性收入则呈现出不断增长态势。
2.缓解贫困。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劳动力外出的可能性与家庭收入水平之间成反比关系,这说明劳动力外出与家庭贫困缓解之间存在反向关系。许多贫困地区将劳务输出作为反贫困的重要措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近年来,贫困地区非农产业发展落后,为了摆脱贫困,许多农村劳动力流向就业机会较多的东部发达地区,使得贫困程度大幅缓解,成为中国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大亮点。
3.有利于推动城市和经济发展。城市发展的动力除来自城市内部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外,另一个重要的动力来自于农村人口进城所推动的城市化及其引起的连锁反应。中国目前的城市率只有45%左右,距离世界平均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可见农村劳动力流入城市,对输入地经济和城市的发展起着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大批廉价农村劳动力进城一方面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推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
三、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对策建议
1.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农村劳动力流动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它不仅涉及到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也同时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以及政治问题。在设计解决方案时应统筹考虑上述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将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作为制定相关政策的权威性社会价值标准,只有确立以公平为价值取向的公共政策体系,才能促进整个劳动力市场健康、持续的发展。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必然趋势，是统筹城乡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增加农民收入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国家“十一五”规划也指出，加强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增强农村劳动力的就业能力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内容。当前，各地政府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有序转移。如何强化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提高劳务输出质量，成为社会日益关注的问题。
一、加强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的必要性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劳动力整体文化素质较低。并且人均耕地少，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在这基本国情的制约下，靠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劳动产出，不能成为长期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办法。况且随着我国农业市场化步伐加快，农产品价格逐步与国际接轨，广大农民依靠第一产业来实现农民增收的途径越来越难。在这种情况下，开展劳务输出，积极稳妥地让农村富裕劳动力转岗，让农民在耕地以外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是农民增收的最有效途径之一。
就现实情况来看，农民外出务工已经成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的重要渠道，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支撑点。然而，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偏低，转岗技能普遍缺乏。这些情况既制约了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也制约了转岗层次的提高。特别是现在，东部发达地区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先进制造业，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和技能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搞好农村劳动力转岗技能培训是现阶段促进农村劳动力不断向城镇转移、实现农民增收的战略举措。
二、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城乡拥有比较多的培训资源，这些培训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大批的应用性技术人才和高素质的劳动者。但这些培训资源在农民转岗技能培训方面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譬如，目前绝大多数培训学校设在县城和设区市，远离农村。学校专业设置脱离实际。教学专业设施不全，影响培训效果。教师队伍教学水平不高，动手能力差。农民学习费用偏高等。在政府层面上的问题，主要有：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缺乏必要的投入，培训质量难保证。农村劳动力转岗技能培训缺乏统一规划，管理较混乱。农村劳动力转岗技能培训机制不活，针对性不强。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与就业脱节，供需失衡等。
三、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的对策和建议
第一，政府部门要转变观念，把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作为新农村建设的重要工作来抓。坚持“以提高农民就业能力为基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岗位需求为重点，稳步提高农民劳动力的职业技能素质”的培训工作方针，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法规和政策、实施方案，明确农民转岗技能培训的地位、目标、任务、运作机制等。这是搞好农村劳动力转岗技能培训的基础。同时，政府还应对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加大资金投入, 落实、保证配套资金到位,同时动员社会各界支持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工作。积极出台政策降低培训、职业技能鉴定和就业服务等方面的费用,增加就业机会,增加农民收入。
第二，以舆论为先导，构建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的宣传网络。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作用，利用县电视台、“农村专线”栏目对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工作进行宣传报道，积极挖掘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的先进经验、典型事例，特别是农村劳动力通过转岗培训后就业发家致富的事例，以事实教育广大农民，提高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的意识。各地各部门在利用各类会议进行宣传外，还要以定期培训信息、上门宣传教育等形式和群众开展面对面的宣传。
第三，摸清当地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培训。做好农村劳动力的培训就业工作，要以乡镇为基础，在摸清真实情况的基础上根据需求制定详细的培训计划。在培训过程中还需对不同年龄段的农民，确定不同的培训内容，可分为学历教育、准学历职业技术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等，使订单培训、定向培训和常规培训相结合。如，对45岁以上的“老农民”，他们经过数十年的劳作和传统农艺的学习，已比较熟练地掌握了种植、养殖技术，农业部门及时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再辅以特种、特养方面的技术培训，他们就可以获得较高的经济收入；对35岁以下的青壮年农民，这部分人大多没有种田技术，外出打工缺少一技之长，农村劳动力转岗培训中就必须为他们外出务工进行岗前技能培训。
一、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的调查
(一)清水县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清水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人均耕地面积1.88亩。近年来,按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的工作思路,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县现有6镇12乡，260个村民委员会，1118个村民小组，71901户,总人口达31.8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29.59万人,占总人口的92%。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8.0316万人,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男性7.8885万人，女性7.010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10.3251万人,占69.3.00%,从事工业的劳动力2695人,占6.54%,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9286人,占6.23%,从事批发、商业的劳动力2234万人,占1.8%,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劳动力2228人,占1.5%,从事其他的劳动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县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
从调查情况看,全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2009年底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学文化程度5.6361万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万人,占26.7%,高中以上学历的1.5670万人,占10.6%。大专以上138人，仅占1%。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的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生;德国农民有67%是大学毕业生,53.2%接受过2～3年的职业教育;日本农民中大学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质差。目前,全县实有劳动力中,真正受过系统专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2%。大多数农民缺乏基本的科学生产知识,没有掌握一技之长,对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实验、示范,即使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也很难完成;一部分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对一般性农业生产技术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观念落后。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抽样调查100名农村劳动力显示,不愿参加培训的占38%,今后打算参加培训的占27%,因不愿耽误劳动原因不参加培训的占25%。相当一部分农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欢走老路,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和敢闯、敢干、敢试的勇气和信心。
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重大。据统计,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90.85%,其中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7.041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49.79%。
2.从业时间不足,隐形失业严重。全县农村劳动力中有30%的人常年从业时间在8个月以下。主要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在8个月以下的占34%;主要从事非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业时间不足8个月的占28%,隐性失业现象较为明显。
3.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差,盲目性强。全县实际常年外出务工农民仅占实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2.9%。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体外出,有明显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没有目标,且收入极不稳定。这些人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是靠出体力、卖苦力换取收入,从业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季节性和风险性。经培训有组织输出的农民仅0.716万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比未参加培训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因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受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既受农民主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基层政府和相关政策的影响,总的可概括有以下几点:
1.历史因素的影响。年龄在45~55岁的劳动力大多就读在期间,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加之当时教育受到较大的冲击,正常教学秩序无法保证,学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荒废了学业,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进而影响了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了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培训、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的要求。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体,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先天。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大力培养农村实用人才,加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是当前和今后较长一个时期农村劳动力培训工作的中心任务,也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应引起全社会的思考。
为深入了解我县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和培训工作的开展情况,年6月——7月，清水县农广校组织调查小组，深入5乡15村镇调查了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通过对中部永清镇苏屲村，东部白沙乡马沟，北部黄门乡王店，西部郭川乡宋川村，南部丰旺乡柏树村195户农户的抽样调查。了解了农民教育培训机构及其培训实施情况,基本摸清了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成因,并据此提出了提升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的对策。
一、对当前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的调查
(一)清水县农村劳动力基本情况
清水县是传统的农业大县,人均耕地面积1.88亩。近年来,按照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三教统筹”的工作思路,在农村劳动力培训、提高农民素质方面做了大量基础性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清水县现有6镇12乡，260个村民委员会，1118个村民小组，71901户,总人口达31.87万人,其中农业人口达29.59万人,占总人口的92%。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18.0316万人,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男性7.8885万人，女性7.0101万人，在农村劳动力中,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10.3251万人,占69.3.00%,从事工业的劳动力2695人,占6.54%,从事建筑业的劳动力9286人,占6.23%,从事批发、商业的劳动力2234万人,占1.8%,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劳动力2228人,占1.5%,从事其他的劳动力6559人,占4.4%。
(二)清水县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现状
从调查情况看,全县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主要表现在:
1.文化素质较低。据调查,2009年底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14.8986万人,其中文盲半文盲仍有3.7013人,小学文化程度5.6361万人,占62.6%,初中文化程度3.9802万人,占26.7%,高中以上学历的1.5670万人,占10.6%。大专以上138人，仅占1%。而发达国家的情况是,美国的大部分农场主都是农学院毕业生;德国农民有67%是大学毕业生,53.2%接受过2～3年的职业教育;日本农民中大学生占59%以上。
2.科技素质差。目前,全县实有劳动力中,真正受过系统专业技能培训的仅为3.2%。大多数农民缺乏基本的科学生产知识,没有掌握一技之长,对一些新品种和新技术的实验、示范,即使在技术人员的指导下也很难完成;一部分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对一般性农业生产技术都不能很好掌握。
3.思想观念落后。小富即安、满足现状等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农民的思想。抽样调查100名农村劳动力显示,不愿参加培训的占38%,今后打算参加培训的占27%,因不愿耽误劳动原因不参加培训的占25%。相当一部分农民思想保守,逢事喜欢走老路,按老规矩办事,缺乏创新精神和敢闯、敢干、敢试的勇气和信心。
同时，我县农村劳动力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比重大。据统计,全县实有劳动力总量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90.85%,其中18～45岁的青壮年劳动力7.0418万人,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总量的比重达到49.79%。
2.从业时间不足,隐形失业严重。全县农村劳动力中有30%的人常年从业时间在8个月以下。主要从事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农业在8个月以下的占34%;主要从事非农业的从业人员中,从事非农业时间不足8个月的占28%,隐性失业现象较为明显。
3.农村劳动力流动性差,盲目性强。全县实际常年外出务工农民仅占实有农村劳动力总量的12.9%。全县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中,大多集中在年初是群体外出,有明显去向的只占30%左右,70%没有目标,且收入极不稳定。这些人大多为青壮年劳动力,但多数是靠出体力、卖苦力换取收入,从业带来很大的盲目性、季节性和风险性。经培训有组织输出的农民仅0.716万人,月平均收入在1000～1500元之间,比未参加培训的月平均收入高300元以上。
二、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不高的成因分析
制约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提升的因素比较复杂,既有历史的因素,也受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既受农民主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基层政府和相关政策的影响,总的可概括有以下几点:
1.历史因素的影响。年龄在45~55岁的劳动力大多就读在期间,由于受“白卷英雄”和读书无用论的影响,加之当时教育受到较大的冲击,正常教学秩序无法保证,学生的自控能力又比较弱,荒废了学业,因此大部分人文化底子薄,进而影响了对科技知识的理解、掌握和运用。
2.现实的教育理念的制约。尽管各地都在积极推进素质教育,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做法还是没有完全改变,社会评价学校教学质量高低的标准还是没有离开中考和高考的指挥棒。农村中学尽管已经开始实行教育教学模式改革,但由于时间较短,加之受中高考、专业师资缺乏、实验实习场地缺少、资金缺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改革效果还不十分明显,分流教育存在流于形式的现象,导致新增劳动力缺乏从事农业和非农产业的基本技能。
1、农村劳动力状况：
我县国土面积2348平方公里，耕地面积73万亩，辖17个镇，总人口118万，乡村人口104.9万人，占88.1%。劳动力资源54.6万人，(男性27.8万人,女性23.4万人)。劳动力人均耕地面积2.13亩。从事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281029人占54.9%，从事工业的劳动力49653人占9.7%；从事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的劳动力12349人占2.4%；从事批发与零售业的劳动力20003人占3.9%；从事餐饮服务业的劳动力14693人占2.9%；从事其他劳动力58694人占11.5%。以上数字说明，我县劳动力资源丰富。
2、文化结构状况：
据统计，在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以下的18.61万人，占34.1%，初中文化程度28.99万人，占53.1%，高中以上文化程度18.61万人，占12.8%。以上数字说明，我县农村劳动力中，初中以下较低文化程度占绝大多数，农村劳动力整体素质低是不容忽视的。
3、农民技术技能培训状况：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深入，农村劳动力农业技术技能和知识更新的需求在不断增加，农村劳动力通过正规培训，其他培训的数量在逐年增加，但是与劳动力总量比，仍然只占很小的比例。目前，全县农民接受职业教育的约3.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6.7%，农口各部门和相关部门通过以会代训、现场会、科技三下乡等形式普及农业科普知识约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26%左右。以上数字说明，我县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工作严重滞后，如不加大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力度，将极大地制约农村小康建设进程。
4、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状况：
据农村住户调查推算，农村劳动力转移（就地转移至二、三产业和转移至本乡镇地域外）人数28.2万人，占农村劳动力总量的51.6%。他们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高达92.6%，高中文化程度的为5.2%，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占21.6%。25周岁以下的比重为31.6%，45周岁以上比重为3.9%。他们大多到外省地区从事第一产业占3.5%，从事第二产业的占38.1%，，其中建筑业占18.6%。从事第三产业的占32.9%，其中社会服务业占21.6%。以上数字说明转移的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以青壮年为主，从事的行业绝大多数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从事的职业与体力劳动紧密相联。
5、农村劳动力生产生活经营状况：
据不完全统计，我县各类科技示范户约3000户，致富带头人1070人。生活状况占中等水平以上人口比例53.4%，农村贫困人口占1.92%。而各类种、养殖业专业户、小康户等收入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家庭中，具有高中以上学历并长期接受新知识、新技术培训的占绝大多数，贫困户中文化程度低，生产技能弱的占绝大多数，说明农民文化素质高低同农民收入程度呈正比例关系。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1、对农民技术技能培训重要性认识不够。
农民技术技能培训不仅是农村教育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农民技术技能事关农村人才建设。我县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这说明，在加快全面小康建设的进程中，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现代化，而农村全面小康的核心就是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加强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因为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对整个农业生产、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有序转移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对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全面提高素质，必须引起各级、各部门乃至全社会的高度重视。
2、全县没有一个具有一定规模的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基地
据不完全统计，我县现在的各类社会办学机构不下三十家，但拥有完善培训场所的少之又少，他们基本是规模小，师资设备等培训资源很薄弱，培训内容上理论课偏多，无法完成大批量的培训工作。
3、培训机制不完善
市场虽然技术工紧缺，而真正培训内容符合市场需求的又不是很多。比如：电工、焊工等技术培训，需要到市一级机构参加培训才能颁发资格等级证。很多农民虽然很想参加学习培训，但存在很多实际困难。阳光工程培训虽然免费培训，但生活费、住宿费、差旅费还是需要不少，有的农民拿不出或不愿拿出这个钱，又担心学不会，误了时间又误了钱。
三、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1、农民整体素质较低
农村劳动力自身文化和技能素质较低，经济收入普遍低，加之认识不足，有一技之长的不多，影响和制约了农民技术技能培训工作。
2、信息服务渠道不畅通
农村劳动力的技术技能培训与市场、岗位信息需求不能得到及时反馈和对接，造成培训内容单一、过时，从而影响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现代农业的发展，影响了城乡一体化劳动力市场体系的形成。
3、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不完备
缺乏完整的教育培训体系和目标考核体系，全县职业教育尚处在发育初始阶段。
四、对农村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的几点建议：
1、高度重视，加强宣传引导，努力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农村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的良好环境。
科技兴农，核心是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提高他们文化科学技术水平。落实中央“三农”政策，发展农村经济和农业现代化，愈来愈需要更多的农业科学人才、管理人才和农业实用技术人才。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更需要加强农村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因此，各级党委政府，各级各部门要以对民族振兴的高度责任感，高度重视和切实抓好农民教育工作，加强宣传引导，增强对农民教育的历史责任感和紧迫感。
2、健立健全科技培训机制，有序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
世界银行早在1997年提供了这样的数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所产生的效益，对整个国民经济增长率的贡献率约达1个百分点，打工经济已经成为地区重要的经济增长点。国情专家胡鞍钢则称:农民工进城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产生极其深刻的影响。就我县而言，目前农村劳动力中，大部分人没有外出打工所需的一技之长，他们多是靠乡邻、亲友的传帮、带，无序和肓目地流入经济发达地区和大、中城市，很难进入城镇稳定就业，成为推进工业化，现代化和城镇化的“瓶颈”。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提高这个群体的素质，增强他们的社会自主意识、自身的适应能力和在市场上的竞争力。调研显示，有的农民已经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他们说，如果不参加培训盲目流动，就找不到工作或只能干赚钱很少的工作。在长江三角洲地区，由于发达的制造业的带动，对机电、电子、计算器、缝纫等各个加工制造类工人的需求量非常大，这里形成了“只要职业学校和技校有学生，我们就要”这样一个局面。企业认为，经过培训的学生，比在劳动力市场上现招未经培训的劳动力要强得多。农村的初、高中毕业生成为农村新增的富余劳动力，家里不需要，自己不安心，他们中大多数人都要加入农民工队伍，转移到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但他们缺乏必要的技能知识。因此农民工培训应以政府行为为主，并坚持市场化运作，从源头上治理。我们建议政府在完善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尝试“3+1”工程。进一步严格初中毕业证制度，凡是各门功课未达及格分又无特长的学生，教育部门规定必须进入劳动力技术技能培训基地或职业学校培训一年时间，获得资格证书，方才颁发初中毕业证书。树立大教育的观念，也可以在农村中学先试点，积极探索“学校+公司+农户”，并使之成为农村新增劳动力培训主战场。
3、完善好教育培训体系，从源头上解决“三农”问题
第三条市劳动就业管理中心负责统筹、协调、指导全市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转移就业职业介绍工作。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社区（村）劳动保障服务站负责辖区内农村劳动力技能培训转移就业职业介绍工作。
第四条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人员职业介绍工作应坚持“公平就业”的原则。
第五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以人为本，强化服务，设立专门服务窗口，免费提供以下服务：
㈠在服务场所公开当地岗位空缺信息、职业供求状况信息、人力资源市场工资指导价位信息；
㈡劳动保障政策宣传和咨询；
㈢权益维护知识宣传和咨询；
㈣举办各类型的招聘会和各种形式的用工供需洽谈会；
㈤开展12333电话职业介绍、网上职业介绍、远程见工招聘、移动电话短信服务等职业介绍活动；
㈥职业指导和创业指导；
㈦职业素质测评；
㈧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介绍；
㈨劳动保障部门指定的其他服务。
第六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应依托社区（村）劳动保障服务站工作平台，开展劳动力资源调查与管理，做好基础台帐，建立农村劳动力资源信息库。
第七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要定期组织人员深入企业调查空岗信息，开展企业用工情况抽样调查活动，建立市场需求信息库。
第八条不断完善人力资源市场和信息网络建设。加快组建火炬区、三乡、小榄、黄圃二级人力资源市场，发挥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作用，实现市、镇区、村信息共享。
第九条建立健全人力资源市场供求信息制度，积极推进市远程见工系统建设，提高网上供求匹配效率，引导转移培训后的农村劳动力有序流动。
第十条加强与阳江、汕尾、茂名等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劳务合作，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化程度。
第十一条开展职业中介机构信用等级评定工作，建立诚信服务、星级服务和品牌连锁服务的激励机制。
第十二条完善全市联动的公共就业服务网站，增加网上服务项目，提供形式多样的在线服务，充实网上自助登记、自助查询与自助匹配模块，拓宽公共就业服务功能。
第十三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对转移培训后的农村劳动力实施分类指导，提供人性化的职业指导和创业指导服务：
㈠一般指导。主要以大课堂形式开展群体性职业指导，重点宣讲就业再就业政策法规、就业形势、职业认知、求职技巧。
㈡特殊指导。主要针对就业特别困难和“零就业”家庭等服务对象进行“一对一”的个性化指导帮扶，提供职业心理咨询、诊断指导与优惠政策咨询，帮助他们克服求职障碍、建立求职自信。
㈢创业指导。为农村劳动力求职者提供创业政策咨询指导。
㈣职业能力评估。主要根据服务对象的素质水平、心理特质、职业倾向和就业动力等提出评估报告，作出合理的就业选择建议。
第十四条对免费成功介绍本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的社区（村）劳动保障服务站，按120元/人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成功介绍本省外市户籍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业的，按80元/人给予职业介绍补贴。具体拨付办法另行制定。
第十五条各级公共职业介绍机构为农村劳动力提供的免费职业指导服务、在线服务、电话职介、短信职介及组织开展招聘会、远程见工活动等公共就业服务项目纳入职业介绍补贴范畴。
一、劳动力整体状况
农村劳动力43万，全市总人口106万。其中农村富余劳动力20余万，农村人均耕地面积0.8亩，重庆辖区的劳务输出大县(市)之一，常年在外务工经商的农民达14.9万人，每年带回的经济收入总额在4亿元以上。农村富余劳动力有效转移，农民致富增收的重要渠道，农民外出经商务工，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为我市农村经济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30%以上的农村人口必须转移到城镇，永川要在未来7年内建设成为大城市。这其中，首先是农村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必须通过多种措施吸纳这部分人就业。
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68%3040岁占27%40岁以上占5%农村劳动力特别中40岁以下的人将是转向城镇的主要人口，市农村富余劳动力中。转移情况、务工收入高低，将直接影响到市城镇化建设的进程。
二、富余劳动力转移现状
市农村劳动力在永川范围内转移4万人，去年。重庆市区转移2万人，重庆市外转移12万人，境外转移累计人数1498人(次)重庆市外转移主要集中在广州、深圳、珠海、福建、厦门、上海等沿海城市和新疆、云南等边远地区，境外转移主要在新加坡、南非、阿根迁、日本北海道等十几个国家从事渔业捕捞。外出人员中，86%人员从事第二产业，从事第三产业和第一产业的各占7%永川范围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在城区、集镇从事运输、建筑、餐饮、服务业，重庆市内转移的劳动力主要从事建筑、服务、经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