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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饰象征结构是表还是本，这是认识理解早期中国艺术德性观念形式观念演化的根本。本文将着重从如下立论给予阐述:艺术结构是艺术生长乃至文化生长的根本。艺术结构作为一个历史性概念，在早期艺术蜕变时期，其特殊的表现是“美饰象征”的构成，呈现与转化。这种“美饰象征”意识在其功能不断发生变化时也促生了艺术审美底蕴与整个结构机制的转换。因此，从美饰象征角度探讨这种早期艺术结构机制的转化特点，应具有理论上重要的拓新意义。
一、巫文化美饰变奏
巫文化以自然为对象施行沟通人、鬼、神的功效。自然物之于巫术，启发人从中获得某种神灵启示的凭借，因此巫文化以对自然物的能动美饰为最多。在这种巫文化的能动美饰结构与自然物固有的美饰结构之间，神灵充当着协调者的角色。由于神灵本身是观念化的，从而它能从与自然物形相不相符方面提供某种意念、憧憬、梦幻和脸想，来使民众感觉到物化的神灵。对于民众而言，则是对物的敏锐感受与对神灵的觉知呈正比结合，愈是感性鲜明的自然物。愈韶强化人对神灵的某种敬畏感。于是，内在的矛盾渐渐从这里产生，当不具鲜明感性之物给人的生存以或福或患的影响时，人们虽崇拜也愿其如己之所盼;而习见的色彩鲜艳之物.当它们并不能对人的生活产生有力影响时，人们就动用自己的意志对它的“表象”进行分解，结果就产生了由初民创造的、受神灵统御的美饰之物。这种新创的美饰之物自然把美饰功效看做根本的东西:愈是符合心愿的创造。当然也愈是能激发他们对神灵的特殊体验与感受。
神灵统驭的美饰结构实质上包含三个方面的构成要素:一是自然实相;二是美化饰相;三是显德虚相。这三种相，越在古朴阶段越合抱为一;越到巫文化晚期越趋向分离。而其中之“实相”，即自然固有之相，会渐渐因附着在神灵(虚化的或粘实的)身上而具有可漂移功能，如光、形、色，怪状、奇特之野力等。《山海经》有个神名叫昆吾，他的形饰为虎身、九尾、人脸、虎爪。过去多视此为图腾标识，其实图腾标识正是自然美饰的综合之物。从美饰角度对神之昆吾加以分解，虎身之威风，九尾之潇洒，人脸之平易与虎爪之有力……这些表相无不实现其隐喻功能，使得所饰之神真真切切成为超自然的奇异之神。
具备可漂移功能的美饰受神灵统驭，于是，当神灵在民众观念中变得越来越具有实体性时，便使神灵的超异能力外化为对象，“美饰”之相则随神灵之变与人呈若即若离态势。神灵的演化依循这样的程序:1.万物有灵—自然物依自身之形相而产生相应之神灵观念。“万物有灵论”表明诸神灵无明显尊卑区分，此可称为自然固有之“神”德;2.万物择神有灵—民众渐渐发现自然祸福施于人并不相同，有的恩泽，有的造害，变幻无常难以捉摸。为此，他们选择并推重某些天神，如“太阳”、“天”、“山”等等，认为万物惟其具备天神属性才有灵性，这又可称为“天”德。“天神”是天德的美饰，如“昆吾”相传就主管着天上的九个部落和一个苑圃。与“万物有灵论”的“神”德相比，“天”德更显得至高无上。说:“天之本质为道德，而其见于事物也，为秩序。故天神之下，有地抵;又有日月星辰山川林泽之神，降而至于猫虎之属。皆统辖于上帝。据天神观念所造的天人之灵。最初是万物皆灵，而后是万物因天而灵，现在则是人因秉有了“天德”而成为人间的天神，“天子”即是这种人间“天神”的美称。此可称为“天人”之德。史家以我国商代为主“天人”之德的时期，意味着德性观念由天上正向人间过渡。如果前面对天神的美饰表明对万物的一种希冀，现在则美饰转化为象征。所谓“天”不外是人间某种观念本体的外化。4.依照人的方式创造出的神灵。到了巫术晚期，初民在大量的祭祀活动中发现被外化的神灵只是某种僵硬的象征，毫无鲜活生命气息，于是人们在天神之外尽量用人的方式来美饰、创造神:商代后期人神的祭祀占据重要位置，表明人的感性呈现借助旧式巫术典仪，被移置到天神身上而使之降为人神。同时鬼神亦为人神的变形。由畏天转而畏人畏鬼，自然灾害变故比之祖先功德不过“小巫”而已。先祖神灵若发怒缝怨则人间会降临莫大的灾难!对此则可称为“人天”之德。虽然至此美饰人性成份的比例加重，但人类仍脚躇在阴履的暗夜，以异化的人性统驭着人的现实生存。人本意识觉醒的“神灵”。商周之际，虽然祭祀仍是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和日常生活的重大内容，但根本性质已发生了转化，人本意识开始走向觉醒!《尚书?舜典》记述一则舞蹈:人们狂放纵情，邀神同欢:
帝曰:夔!名汝典乐。教宵子:直而温，宽而果，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夔曰:予击石扮石，百兽率舞。
这则巫事的“巫师”是一个管理音乐、舞蹈的“小官”，他“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体验人与神相沟通的乐趣。“商人了媚神，真可谓弹精竭虑，无所不用其极”“商人尊神事鬼并非只是一种外在的形式，而是发自于内心，来自于民族最深厚、最炽热的宗教情感”’,4_。固然尊神事鬼有其宗教感觉发展的局限，但宗教形式可以通过信仰让渡人性蕴含二青铜艺术从商代的纯祭祀功效到周代融合审美寄托，就反映了审美意识的觉醒。如纹饰图腾方面，“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纹饰中，出现了一种为殷商所未见的长垂角兽面纹。最具西周特征的纹饰是蜗体兽纹，形状怪诡，想象奇特。殷商本是以玄鸟为图腾的，但殷商的青铜器纹饰中，凤凰的纹饰不算很多，最多的倒是西周初期。审美意识最集中地体现着人本意识，特别是在中国礼乐相通，乐教就是礼教，结果德性的审美象征就不时回复到其原位，在强化审美效力的同时，把更现实、深刻的人伦观念浸润到人的意识深处;《周礼?春宫?宗伯下》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弟子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著宗。乐德教国子，中、和、抵、庸、孝、友”这是一种向人开放乐教的观念表达，它说明从事巫祭者，以后不一定为至尊王族，凡“有德”“有道”者都可以做巫师，而且只要做得好，死了一样像神灵可受祭拜(乐祖)。这里人本意识的凸显似乎借助著宗传达出来，但“中、和、抵、庸、孝、友”这些熔铸社会、个人意识于血缘情结的观念，却体现了把人的自在生命、情感，与人的现实位置联系起来看待的意识，可以理解为是一种与自我人本非常切近的观念。在东方社会，一旦形成这样的观念，我们说它的伦理归宿与审美境界就达到某种价值坐标的谐和。那崇高的祭乐，表达的不正是一种对崇高人德的向往吗?
上述有关神灵、德性的演化，表明美饰在文化内涵的整个演变过程，始终都扮演一个基本角色:“饰相显德”。无论这“德”为“神”德，抑或“天”德、“人”德，都要通过“美饰”助人悟解以获得人伦境界的提升。而作为显德之“饰”，它的符号特性，又略显复杂，或为具实体性媒介的显示(实相)，或为游离实体的“物相”呈示(饰相)，亦可成为纯粹观念喻说之象(虚相)……几种复杂情形表明:符号功能的不单一，特别是符码的呈相可漂移这一特点，为美饰的效用发挥提供了巨大的方便。语义符号学对此也称赞不已，有的强调它的能指表象性，有的则认为表象的转换其实正是“意指”的转换，里面暗含着由文化规约赋予的结构效用。“它们系有限状态的因素集合而成，这些因素又是以偶对方式构造并受某些组合规则制约，这些组合规则能够生成这些成分的有定串和无定串，或有定链和无定链。这种观点对说明美饰的艺术结构意味颇有益处，我们可据此理解:饰相显德，表明既可作为独立的能指成分充分施现其审美效用，又可在转换中不断移置所指，两相结合则得以始终维系艺术之固有结构规律。从而，审美结构规律成为最基础性的限定，它限定必然呈示的“有限的因素集合”，以审美规律的“偶对方式构造”、“显相”，服务于“有定链和无定链”的崇“德”职能。
二、“风和夷乐”的功能性标识
商代父权、男权对人本意识的重视，还只是社会性的结构。艺术的美饰象征结构也与此相应，侧重于以粗犷狞厉之美体现某种社会化的抽象观念、因此，总体而言，商代的艺术结构水平是被动性的，不像周代以自主性的审美意识完成艺术结构之协调与整合。
但任何东西的生成都不是在“是其所是”时才得到生长的权利，相反，更多的情况是在“非其所是”时孕育了它的雏形。此即黑格尔所说“自为”乃通过“他在”向“自在”的返归“本质的东西直接转化为非本质的东西，反之亦然……力的交互作用就是发展了的否定。因此，透过商代的审美现象，我们就可以看到反映审美自觉的主体性端倪。以甲骨文为例，在占卜中凝聚了非常多的主体意愿_如《甲骨文合集》所收之14294版和14295版系两种类同的风向记录，其中涉及“西风”的用词两版相“颠倒”:一为“西方曰丰风曰彝”，一为“西方曰彝风曰丰”考古学家认为应以“西方日彝风曰丰”为准，另一种可能系误刻，因为彝风即夷风，是和风之意它与“南风谓之凯风，东风谓之谷风，北风谓之凉风，西风谓之泰风”语序及“修饰”之意相通—和风送“泰”，万物丰成、但笔者以为所谓笔误说也不过后人的揣测，难免以今断古的隔膜因为甲骨文这类卜测事皆依当时的祭拜心意而定。甲骨文是根据灼烤龟甲的纹理进行推测的，它带有浓重的心理机动性，故不能全然如今天的笔记那样来看心理、观念的转换很难有什么标准版本可言，所以无论龟甲所“显”为何，当不存在“笔误”一说。依此而论，则“西方曰丰风曰彝”大可考究。李圃《甲骨文选注》说:本段文字“为前期武丁时期刻辞。…记录了古代东西南北四方神名和四方风神名，是我国四方的顺序、四方名和四方风名称的最早的文献资料”初民对方位及风名如此称谓，显然是把主体的体验、渴望熔铸其中的缘故、“西风”曰“丰风”，说明秋季丰收的景况;“彝风”则是“相就命名”或“反向述辞”，把由西方或西风之“丰”所带来的内在赞叹转化为歌咏式表述、语言学家冯?洪堡特这样理解:“所谓的野蛮人可能比较接近这样一种自然状态，他们的语言恰恰处处显示了大量超出需要、丰富多样的表达词并不是迫于需要和出于一定目的而萌生，而是自由自在地、自动地从胸中涌出的…语言结构的规律与自然界的规律相似，语言通过其结构激发人的最高级，最合乎人性的(menschlichste)力量投人活动，从而帮助了人深人认识自然界的形式特征”从西风的秋季丰收‘到万物彝和、平泰的咏唱，不正反映了一种朴素而能动的主体审美意识吗?在这种描述中，融合着判断和价值，把本属自然的东西，经过人的感知渗透又还给了自然，真可谓最纯朴的“主体意识”的呈露!
随机抽取于2010年7月在我院乙肝治疗的40例感染性疾病患者，年龄分布为35～55岁。调查的40例患者均为感染性疾病患者，全身均无系统性疾病和药物过敏史。患者需要进行采血、化验等辅助检查。现将40例感染性疾病患者随机分为实验组和对照组，实验组人数20人，男11人、女9人，对照组人数20人，男10人、女10人。分组完全按照随机分组的方法来进行分组，不考虑年龄、性别及疾病。显示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2．纳入和评价标准:
纳入标准:年龄在35～55岁的感染性疾病患者;没有免疫缺陷等疾病、智力正常、自然状况一切正常;排除标准:存在感觉功能缺陷;先天性的疾病;高血压等。
3．方法:
实验组采用生物芯片技术对感染性疾病的患者进行检测，对照组采用传统检测方法对患者进行检测，即常规的ELISA检测。两组的用药方法用量相同。对照组:传统检测法;实验组:生物芯片技术检测法，根据对感染性疾病病毒的敏感度进行评价。
4．效果评价标准:
观察检测感染患者病毒的灵敏度作为评估标准。5．统计学处理:采集到的数据采用SPSS15．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百分率(%)表示计数资料，定性资料的比较采用χ2检验，成组设计的t检验用于组间比较，当P＜0．05时，可认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二、结果
数据显示P值小于0．05，表示调查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即表明生物芯片技术对感染性疾病的患者检测效果优于传统检测法。
三、讨论
感染性疾病主要是由病毒和细菌引起的。除了理解感染性疾病的发病机制之外，临床上通过检测病毒/细菌其相应的免疫标志物在人体中的存在，对病因诊断与治疗意义重大，但传统检测的方法，如ELISA费用较高。由于生物芯片技术的引进，大大增强了对疾病的治疗与检测的效率。由乙肝病毒(HBV)、丙肝病(HCV)引起的病毒性肝炎是全世界主要的公共健康问题。生物芯片技术能够同时检测出不同的HCV抗体。与ELISA技术相比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和特异性;且易操作、低成本，非常适用于体外HCV抗体的检测。Duan等用纳金免疫扩增和银染为基础构建的蛋白芯片可以同时快速地检测HBV和HCV的相应抗体HBsAb、HBeAb、HBcAb和HCVAb，而且不存在交叉反应，结果与ELISA检测的结果无显著差异。而且芯片技术引入光学生物传感器技术，突破了常规ELISA技术所采用的底物显色方法。Ivanov等首次应用IAsys+双通道光学生物传感芯片，记录固定在生物传感芯片上的抗HBs单抗与血清样本中的HBsAg的相互作用，从而对乙型肝炎表面抗原进行鉴别。与酶免疫技术对比，它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好的特点。生物芯片的应用给临床检验带来了方便与快捷，人类基因组计划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己进行的一项伟大影响力深奥的研究计划，但还存在很多的问题和困难，之后的基因组计划、蛋白组计划、疾病基因组计划的都是为了这一目标而产生的。从以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采用生物芯片检测技术，检测灵敏度要优于对照组采用的常规检测手段，并且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
1．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总体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近年来，由于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关于人民币币值汇率波动对我国总体贸易影响的讨论一直十分激烈。纵观这些成果的研究结论，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正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有着负面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影响不大。
1．1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正面影响
魏巍贤早在1997年发表于《统计研究》的《中国出口与有效汇率的关系分析》一文对此有比较详细具体的实证分析研究，最终笔者得出结论：从长期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出口总量的不断增大与有效汇率的持续贬值密切相关，因此这意味着两方面内容，一是我国以促进出口增长为目标的汇率政策是长期有效的，改革以来的汇率贬值确实起到促进出口长期增长的作用；二是我国出口商品的国际竞争力不尽人意，长期的出口增长过分依赖于汇率的贬值。临时眭政策因素在短期内也百弱f起出口总量的变化使之脱离它与有效汇率的均衡关系水平。
另外，李海菠2003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一文《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根据1973—2001年的年度统计数据，采用与魏巍贤相类似的方法．即用单方程协整分析检验调整后的实际汇率arer、中国外贸进出口总额、出口额和进口额的协整关系。加之eg两法估计它们之间的长期关系，最后使用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实证分析方法，研究了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的关系，也得出了相类似的结论，即人民币实际汇率与中国对外贸易之间存在着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笔者还证实了实际汇率可以改善短期内中国的对外贸易状况。
通过检索文献发现．该类文献的数量相对而言比较少，原因应该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总体事实与该理论有所不一致。
1．2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
郑恺2006年发表于《财贸经济》的一文《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出口的影响——基于sitc比较》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有负面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简要综述如下：
根据有关的国际贸易理论，决定对外贸易通常有3个变量。第一是外国收人大小，第二是相对于外国商品的贸易条件，第三是货币比价即汇率大小。由此，为了度量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必须控制以上3个变量。但由于gni不存在月度统计数据，笔者采用美国的工业生产指数来代替gni或gdp数据，此外由于我国不存在进出口价格的完整时间序列数据，因此可以利用实际汇率进行替代。在构造实证模型时，笔者将波动率作为外生变量，在存在协整的情况下，相应采用var的扩展vec模型来估计估计短期内波动率对贸易波动的影响。其构造的模型为：
其中，ex为中国对美国的出口数量的自然对数值，i表示为不同的行业，ipf为美国工业，生产指数的大小，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的实际汇率的自然对数值，v表示实际汇率的波动率，ecm为误差修正项，反映了贸易变化的长期趋势。j表示变量滞后阶数。
笔者运用了以上var的扩展模型进行分析，由于var可以解决不平稳数据造成的不稳定性以及内生变量之间的相互影响。因此可以更好的估算出汇率波动对贸易的影响，他研究了自1994年以来中国对美国按sitc出口贸易与实际汇率波动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的一些行业受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较大。
此外，李建伟、余明2003年在《世界经济》发表的《人民币有效汇率的波动及其对中同经济增长的影响》一文也对“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围总体贸易有负而影响”这-fq题进行了实证研究．笔者利用的是1995年1月一2003年6月的季度数据，与郑恺使用的方法不同．李建伟、余明两位学者运用的是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十日关关系进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是影响中国进出口贸易和利用外资的重要因素，从而他们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大幅度波动会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巨大负面冲击。
1．3人民币汇率波动对中国总体贸易影响不大
曹阳、李剑武于2006年在《世界经济研究》发表的《人民币实际汇率水平与波动对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一文基于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首先用ak—garch模型测算出人民币实际汇率的波动率。最后采用engle—grnager两步法，进行了协整分析，从而对“实际汇率波动对我国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进行研究，笔者发现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增加对我国的进出口贸易的影响不显着。
强永昌等2004年于《世界经济研究》发表《有关人民币汇率问题的对外贸易分析》一文．笔者通过对我国1990—2001年各种价格研究了1990年以后的人民币汇率和中国对外贸易的关系。首先分别构建了出口方程以及进口方程，根据1990—2001年的样本数据，用eviews软件进行回归分析，最终得出了中国对外贸易出口额、进口额与人民币实际汇率之间存在的弹性关系不大，相关性较弱的结论。
综上所述，以上三类文献分别从人民币汇率波动对贸易的正面影响、负面影响和影响不大三个方面进行了实证研究。
2．人民币汇率波动与中国区际贸易效应研究评述
刘巍、郭友群2003在《国际经贸探索》发表了《对人民币汇率与广东省进出口额之间关系的实证分析》一文，笔者运用广东省1987-2001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人民币牌价汇率变动1个单位，广东省的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o．15亿美元．人民币牌价变动1％，广东省出口额就同方向变动29％。这个结论说明，人民币贬值有利于广东省出口的增长。得出同样结论的有关研究文献是戴世宏2006年发表于《上海金融》的《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上海市贸易收支的影响》一文，笔者采用adf检验，对上海1993—2004年度的gdp、进口额及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进行研究．发现人民币汇率贬值有力地促进了上海市出口贸易的增长，这种促进作用随着贸易自由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增强；进口方面，人民币贬值对上海市进口产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
以上两篇文献主要是基于实际汇率与进出口量的关系分析，而陈志昂2001年发表于《商业经济与管理》的《人民币汇率与浙江出口变动的实证研究》一文则是分别考虑了实际汇率和名义汇率对贸易的影响，在泰米姆·贝佑米估计的贸易方程的基础上，利用浙江省1990-1998年的相关数据，建立了以汇率和贸易国国内生产总值为变量的长期和短期回归模型，实证分析分析得出结论：人民币名义汇率对浙江出口正相关，实际有效汇率对浙江出口负相关，但汇率弹性较低。
论证过程中，观点的论证是讲究领域性的。也就是说，中高考议论文的写作都是在某个领域中展开论证的，范围不要太大。一旦大了，审美性、艺术性就下降了。古人讲究“文章是案头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崇尚“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美，更主张“方寸之间自有天地”。因此，让议论的领域更小一些，让论证的思路更曲折一些，论证的艺术性就会慢慢地显现了。从曲折艺术上看，议论文似乎不存在环境、情节艺术，但换一种思路看，议论的领域、思路的设计其实与记叙环境、情节设计艺术一样。文似看山不喜平，议论领域、议论思路也讲究“曲径通幽”。我们看下面这个材料作文：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国女药学家屠呦呦出席诺贝尔颁奖典礼，用中了题为“青蒿素：中国传统医学献给世界的礼物”的演讲。在演讲的最后，她说：“我想与各位分享一首我国唐代有名的诗篇，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请各位有机会时更上一层楼，去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含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一位考生的观点生成经历了这样的过程：在模拟考试中，阅读这个材料之后，他产生的感受是“谦虚”“进取”“向上“”境界”等。最终，他以“谦虚”为关键词生成这样的感受：“谦虚使人进步，使人更上一层楼。”当他弄清了“更上一层楼”中的理趣内涵以后，他认为，要“更上一层楼”，谦虚是基础，而能够“更上一层楼”的人，多多少少有谦虚的品质。于是，提出自己的观点———“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当然屠呦呦的这个材料还可以从词语解释入手，可以从引用名言入手，可以从引用事例入手，可以从道理分析入手，主要目的是为了提出自己的观点。但关键是要看清楚这个材料里的道理。屠呦呦为什么引用王之涣所写的《登鹳雀楼》？一方面是表达自己要“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也是激励青年人“更上一层楼”。这样才能“领略中国文化的魅力，发现蕴含于传统中医药中的宝藏”。从这个层面看“，谦虚”就是最核心、最关键的因子。而“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则是贴切的立意。观点的提出还是为了更好地展开艺术性的论证。写作的过程就是从道理与事例上组织证明，让“读者信服”———“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但是要放在哪个领域证明？议论文是要讲究论证的艺术性，而决定论证艺术恰当与否是由材料说了算的。当“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这个观点提出以后，这位考生选择在文学艺术领域开展论证，用文学艺术上的杰出人物的经历来证明这个观点是对的。事实上，这是聪明的设计，因为即使“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是正确的观点，也只是在某一领域内可以证明它是对的，而在另一领域这个观点很有可能就不是十分正确的。因此，所谓的证明，只是在有限的条件下来证明。也就是说，真理是具有相对性的，“谦虚使人更上一层楼”的材料选择领域也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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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环境污染和地价上涨等多方面原因，位于市中心的大量传统企业逐渐迁至郊区，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使这些郊区的工厂再次成为城市局部的中心区。由于这些厂房见证了城市文明的发展，因此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任意将其进行拆除或改造，必然会对“资源”造成严重破坏。将其进行合理地改造再利用，延续城市的工业文脉是我们亟须解决的问题。目前，旧工业建筑的改造在我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在经验和理论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既有旧工业建筑改造已经成为建筑改造的热点，按照其改造后使用功能分类有创意产业园类、博物馆类、公园类、办公室类、住宅类等，其中改造为创意产业园的数量最多，占到总体建筑改造比例的42.5%。因此，旧工业建筑转换为创意产业园作为研究对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创意园主要以发展创意文化事业为主，具有极高的经济价值和社会效益，被认为是21世纪最具有潜力的产业。由于其创意的特殊性需要一种无拘无束的大空间，这就与旧工业厂房的原始结构空间不谋而合。继北京798创意园成功改造后，掀起了国内旧工业建筑创意产业园类改造的新热潮。但在现有的创意产业园改造中存在着对旧工业建筑破坏严重、整个创意园区缺乏活力、创意产业园区改造手法同质化的现象，因此本文希望通过引入共生思想来解决上述问题。
1.共生思想的基本内容
共生思想最初是一个生物学的概念，是指生物之间通过各种方式共生、共存紧密结合在一起，后来逐渐由黑川纪章引入到建筑设计中。共生思想极力反对现代主义机械论过于注重科学和技术，而忽略了文化、材料、宗教、艺术等感性因素，极力主张一种有生命力的建筑。共生思想注重强调建筑与异质文化相融合，设计出一种人与自然共生的建筑。共生思想主要有四个方面：人与自然的共生、内部与外部共生、人与技术的共生以及异质文化的共生。
2.共生思想在创意产业园改造中的延伸
（1）创意产业园的中间领域共生思想中的中间领域是指建筑在改造或者转换中是有价值和意义的，并且在改造转换中存在着可以改造的“契合要素”。即旧工业建筑创意园类的转换中存在“契合”要素，这就是改造的重点。创意产业园的“中间领域”包括了所有的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元素，即找出对立双方可相互转换的要素，这些因素主要包含建筑自身要素和建筑技术两个方面。建筑自身的要素主要有建筑的内外部空间、建筑的结构、建筑的立面、建筑形态等。如在北京798创意园的改造过程中，建筑外部墙面的标语虽然已经失去了其本身的作用，但是在创意园的改造中却仍能表现出当年独特的历史记忆，这两者存在着可以转换的中间领域。这些存在的可以转换的契合要素，就是我们在转换中实现共生的必要条件。（2）创意产业园的圣域圣域论主要强调的是“文化自尊心”，它主要提倡的是一种对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尊重，每个国家、民族、人群都有自己独特的圣域，并且都应该得到尊重，就像“米”对于日本人来说应该得到尊重，而对于美国人来说它只是粮食。在旧工业建筑的保护中，有重要历史记忆或者价值的旧工业建筑就像是日本人对米的态度一样，应该对其进行最大可能的保护或保留，就是应该值得尊重的圣域。因为它不仅满足简单的使用功能，而且能对心灵进行慰藉和回馈。但是相较于历史和文化性比较弱的旧工业建筑，就像是黑川先生所提到的美国的“米”，这种建筑就不是我们改造中所注重的圣域，在改造中我们应该更加注重其实际应用价值，最大可能地发挥出旧工业建筑的使用潜力。如上海市国际时尚中心的改造设计中，由于原工厂车间的建筑容积率过大，不能满足于当代创意园区的发展需求，设计师首先根据《上海市历史建筑保护名录》将具有较大历史价值的旧工业建筑进行更新保护，使整个厂区获得了历史的回馈，拆除了在中心广场的几个历史价值较弱的旧工业厂房来适应新的功能要求，最大限度地保留原有纺织厂区的历史风貌和记忆。（3）创意产业园中的“道”的复权东西方的城市规划中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就是西方城市的规划是以广场为主，着重建造一种高大的广场形象，而东方城市的规划中则着重去强调一种“道”的文化。街道是存在于密闭和开敞空间之间的中间领域，即黑川先生在建筑设计中所提到的“利休灰”。共生思想倡导一种流动的、共存的、有生命力的街道空间。在旧工业建筑改造过程中的“道”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指创意产业园在整体的规划设计中与城市和外部环境的“道”；二是指创意产业园内部规划过程中建筑与环境的“道”。这就要求在旧工业建筑的改造过程中要从城市规划的角度、内部环境规划角度、建筑底层业态布局、建筑内外部空间共生等几个方面去考虑，来营造一种富有活力的“道”空间，通过“道”空间来统一协调产业园内各部分，达到建筑与环境共生、建筑内部外部共生和建筑与人的共生，延续旧工业建筑的历史记忆并发挥出旧工业建筑的价值。就如在北京798创意产业园（图1）改造中，在内部建筑和环境的处理上注重了“道”的空间，实现了建筑与环境的共生，在改造中艺术家注重了底层空间的开放，并且还引入了咖啡和西点等小型休闲空间。室外的参与性休闲空间和大量的艺术性雕塑，大大丰富了先前冰冷的街道，是一种近人的空间尺度设计。而与之相对应的大连市15库（图2）改造项目中就存在着“道”空间缺失的问题，在建筑与内部环境的处理上采用了简单的几个“片”式的金属构件，毫无“道“空间亲近感，建筑的整个外部空间显得冰冷，毫无生命力。
3.共生模式的建立
基于共生思想在创意产业园改造中的延伸并且结合改造实际，将从三个方面建立旧工业建筑创意产业园改造的共生模式，然后由“共生模式”指导具体的改造实践（图3）。共生思想中的圣域主要是指建筑改造中对于历史文化的保护，即旧工业建筑的场所精神，需要构建出旧工业建筑保护评价体系，对旧工业建筑的文化和历史价值进行评估，确定旧工业建筑改造的可行性。实现建筑与历史的共生，并通过实例进行验证分析。共生思想中“道的复权”主要是强调一种“道”的建筑，即“道”是建筑中处于封闭和开放中的一种灰空间。这种空间能够促进人与人的交流，道主要引申为两个方面即规划角度的建筑与城市的关系和创意园内部环境两个方面，运用共生的思想分别处理好“城市的道”和“创意园内部的道”，实现建筑与人与城市关系的共生。共生思想中的“中间领域”主要是针对现代建筑中“二元论”的观点，对立的双方中存在着这些共通领域即旧工业建筑转化中的主要契合因素。将中间领域引申为两个方面，即建筑自身的共生与建筑与技术的共生，建筑自身的共生分别从建筑空间、建筑结构、建筑立面等因素，建筑与技术共生主要是从旧工业建筑建筑生态技术方面进行论述。
4.结语
旧工业建筑转换为创意产业园相较于拆除新建有其特殊性，因此现代建筑设计理论并不能够完全指导设计。通过对共生思想进行解读并延伸到具体改造设计的各个方面，建立旧工业建筑产业园类共生模式。用共生思想去协调建筑改造中新与旧、异质历史和文化等方面的问题比较有针对性，可以进一步完善旧工业建筑的相关设计策略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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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的出现，全球文化完成了一场范式转变，网络文化也应时而生。网络文化集文字、声音、影像、动画于一身，具有受众自主性、传播无界性、传递交互性、传输多样性等基本特点，是一个兼融并蓄的文化容器。由此，人们既可在“信息超市”各取所需，又能大展自身才华，呈现出创作与欣赏互动交流的新格局，从而为文字传播和全球化文化交流开启了一页新窗。
一、话语权的民间回归
（一）民众作者的多样化。网络文化是人类社会“自为的生命存在”。“作家”即民众，民众即“作家”，将创作、传播、欣赏与批评建立在平等宽容、开放透明的大众话语平台上，以吾手写本心。原始的欲动、碎细的美味、草根的自娱自乐、精英艺术的扩张力，文化与人文的精神交流，越过了浅显的表象认知模式，实现全球化和本土化的双级互动。学术界预言，以知识经济、虚拟经济和网络经济为标志的网络文化，使现代传媒步入平民化时代。
（二）网络创作的生命力体现。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范式，几乎一夜间就催生了博客、播客等一大批媒体表现形式，实现了均分平等性、即时交互性和动态创新性。（1）网络创作的均分平等性。网民话语权平民化，在勾勒诗意人生的同时接纳社会读者的检验。网文即写即发，遍地花开，也刺激了他们的创造力。（2）网络创作的即时交互性。一般网民同时担着写者与读者双重身份，他们在即写即品中完成民意表达与沟通，最短时间内实现了创作和反馈的双重增值，为网络文学的普及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网络文化论坛是永不散场的文学创作课堂，东晋王羲之等42人的兰亭雅集雅和之佳话便是这一直面双赢活动的典范。（3）文化参与的隐匿性。网络文化参与主体与传统文化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身份的不确定性。在点对点、点对面的交流中，没有总统、明星和平民之分，彼此间的交流绝对平等。
二、平民视角下的文化寻根
创作自由的无限，良性互动的有序，网络文字爆炸式的增长，使网络文化园地出现百花竞放局面。国计民生、社会人文、校园之恋等多元主题并存，岸芷汀兰的闺情相思、沉郁悲悯的人文情怀及平民视角的文化寻根，尤其显著。譬如，布履天涯就是位追踪浪漫文明，钟情于平民况味的“游学”者。他以平民视角返观生活，将风俗与历史，地域文化与生命拷问交叠，由足下步履衍生出多向纬度的思考，柔软的感性抒情里蕴涵着老辣劲道的人文哲思。《徽派民居》里马头墙上挑起的飞檐，散出“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封闭与退守；越过泰山的壮美与巍峨，与五月里怒放的迎春花对视，体悟到童贞般的纯净之美；板桥故里，几蓬瘦竹之本真疏致是被捉住的板桥人文骨气；龙山黑陶酒杯里掩着的一段段酒文化；漳浦赵家堡氏族荣衰史里盛不住的悲悯情殇……或剪辑或重组，鲜活的地域风情，深邃的文化内涵，苍凉的历史记忆，一幅幅富有张力的水墨画便渐次被掀开。它们是对业已消逝或趋于消失的历史文化的拾掇与挽留，也是平实人生最原味的“记录片”。
三、底层书写的暖意
泱泱诗国，从《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到元曲，璀璨夺目的文化养料，铸就了民族精神气，净化着中华儿女的魂灵。扫描当今网坛，单以“诗歌”命名的网站，比如“中国诗歌网”、“西域诗歌”、“中国左岸诗社”等就竞放着诗坛之花。
拟古诗《雪梨花》“晓起不闻鸡犬鸣，但觉山路车过声。睡眼惺忪识不破，疑是四月雪满庭”，素简的旁白，奇巧的妙喻，轻盈的语速里有着慵懒的忧郁，活画了一副不觉晓的原生态闲适景，但这一和谐愿景的音符却被现代文明的车鸣声惊碎了。
诗言志，诗是灵之动。“我爱诗，因为诗是我的心灵之动。”（《诗之论——诗，没有写生》）正是灵之动叩响了心音，供给读者自由翱翔的张力磁域，彰显出生命诗学的人性光环，从而感动了众生。杨晓民说，“在转身的刹那，我发现诗歌还在感动着自己。”（《中国当代青年诗人诗选》）。
蒋述卓先生认为：“底层意识是一个形象的概括，如果按照写作者分，则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己不是社会底层至少可以说是中等阶层或知识分子写作者体现出来的底层意识……；”中国左岸诗者的底层书写，属于前者。他们的诗作，有对雪灾的拷问，有对汶川地震的同情，魂散川江五月雨的满眼伤，六月归来不写诗的断肠……这些诗词直面众相，对社会各层级人物进行现实写生，真实再现了农民工的生命体验和人性挣扎。可以毫不夸饰的说，他们是一群以写诗歌为唯一爱好、唯一享受的真正意义上的诗者。
也许，正是他们切近生命的人文关怀和动感诗情，来自于底层书写的暖意——诗之写生，成就着网络诗坛的繁荣，从根本上改变着平民生活，也改变着人类写诗、读诗的方式。四、大众流行语——网络语言大拼盘。根据拉康的观点，象征域（语言）是大写他者王法的国度。在大写他者无处不在的法威之下，主体依旧能够建构一个不是我，但却比我更重要的主体之我。文明延续到现代，文学载道和代言功能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网络语言则成了信息时代的宠儿。
网络语言以英文字母、数字谐音和符号标识组接而成，具有简约新奇，幽默风趣等特点，且易复制、戏仿，颇得新生代的亲睐。如“很S”形容说话拐弯抹角，留言叫“灌水”，“尴尬”被说成“监介”，除了认识便利，有纯为刺激视觉感官而炮制的语言符号，也有生造的“典故”，如新近流行的“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我是来做俯卧撑的”……网络语言为网络文化架起了通俗化、生活化的桥梁，焕出了特异的文化意趣。
网络专家天马视点认为，对于网络语言泛滥现象大可不必“倒”（大惊小怪）。借用一双慧眼，确立“品位”意识和“规范度”意识，力顶（支持）简朴老成与萧散闲逸并存的平面化活文字，让具有生命力的新词融入汉语词汇，提升表达强度和丰富性，铺陈一个平等宽容、开放透明的大众话语新格局。
四、网络文化是一柄双刃剑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客观存在，越来越强地渗透到文化生活领域的各个方面，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带动了中国文学新的繁荣，也推进了全球文化的转型与跃升。然而，网络文化又是一柄双刃剑。朱大可称，“我痛切地感受到中国诗歌、中国文化都面临着一种危机，民众在获得话语权之后产生了‘广场效应’，大量话语泡沫淹没了文化宝石……中国知识分子和文化精神面临严重退化……”。不可否认，基于作者成分的繁杂，专业话语的缺席，网络作品良莠并存，加剧了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强化了民族文化间博弈的同质性，文化边缘化的态势已不容忽视。
网络文化要葆有生命力，既要倡导“自由表达”、“独立思考”、“宽容博爱”的人文环境，还有待进行一些网络文化管理的改良。第一，规范网络文化管理法规，完善网络文化建设管理体制。文明办网，弥补法律真空，同时利用各种渠道宣传法律法规，把互联网站建设成为传播优秀文化的和谐家园。第二，健全网络舆情引导机制，净化网络文化市场。把住网络舆论的话语权，严格执行网站市场准入制度，积极营造追求真善美、抵制假恶丑的良好舆论氛围，营造健康文明的网络文化环境。第三，制订行业规范，强化行业自律。每一位网民应树立自觉的公平竞争意识，自觉维护主流思想，督促网络文化信息服务，共同构筑网络诚信。
如果网络文化能以开放的眼光吸收西方文化，并不断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提炼内在的文化心性和良好的精神风骨，那么，网络文化就能融纳全球社会的新生态，弘扬民族文化，有效调节网民趣味，满足大众审美化和生活审美化，真正实现精神需求的经济升级。
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一定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指导下，按照特定的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以相对稳定的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实施人才教育的过程的总和”［1］。就临床医学研究生的培养而言，合理的培养模式要以合理的培养理念为指导，而培养理念的合理与否，取决于其能否准确把握并及时回应医学进一步发展的新趋向。
一、人文医学:人类医学发展的新趋向
按照不同历史阶段医学知识体系的特点审视医学的发展历程，人类医学经历了原始医学(神学)、经验医学、现代医学(生物医学)以及当前正在悄然兴起的人文医学(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四个发展阶段。在世界的近代化之前，支撑人类医学发展的动力主要局限于神学迷信的启示和生活经验的总结。在16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的300余年间，古老的医学才渐渐摆脱了神学迷信的误导以及狭隘经验主义的束缚，走上了重视实证研究的医学发展道路，生物医学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迅速形成并很快突显出来。生物医学模式建立在生命科学基础之上，坚信任何病变都可以在生物的器官、细胞和生物大分子等方面的形态变化或化学反应中得到体现，并且能够认清导致这些变化和反应的特定原因，进而对病变组织提供针对性的高效疗法。生物医学模式的哲学基础是“还原论”，这种哲学认为，物理过程和化学过程是构成一切生物过程的基础，因此，一切复杂的生物过程都能够被还原为最基本的物理过程或化学过程。事实上，生物医学有很大的局限性:一方面，生物医学的知识体系尚难以精确阐释人类及其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因为人类身体的生物变化过程远非物理变化和化学变化那么简单;另一方面，生物医学精神的过度蔓延导致了“科学主义”与“技术至上”在医学领域的肆虐，其结果就是医学领域的科学迷信以及该迷信对人自身的异化:在科学独尊思潮的强烈冲击下，生物医学虽然在对人类种种疾病的抗争中高歌猛进，但却脱离了人性，丧失了人文精神。
医生专注于病人肉体疾病的治疗研究而忽视了对病人的人文关怀，医疗技术的进步不仅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治疗效果，医患沟通反而更加不畅，医患关系反而更加紧张。医疗改革只注重医院硬件的建设、医疗设备的改进，却忽视了作为医学主体的人的满意度才是医改成功的根本标志。“人文精神的失落，又带来了医患关系的物化以及医疗行为的商业化倾向、医学目的的失人格化等等。‘只见疾病不见病人’是生物医学的根本特征和危害之源。”［2］众多的研究数据和疾病防治的实践向人们展示，单凭生物医学知识体系难以彻底解释人类的健康保持和疾病的发生、发展及转归，特别是对于很多非传染性疾病而言，除了生物因素引起外，病人心理和社会等方面的人文因素也是主要诱因，即便是以生物因素为致病首因的传染性疾病和寄生虫病，在疾病流行和控制方面也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社会制度以及人的心理等人文因素。在这种背景下，注重全方位关怀人类生命存在的“生物—心理—社会医学”，即人文医学模式应运而生。
二、重释医学技术内涵:人文医学对现代医学技术内涵的批判与革新
人文医学理念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对现代医学只注重自然技术而忽视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这一取向进行批判和反思的重要结果。时展的局限性时常会导致人们在认识上的片面性，长期以来，人们只认可和推崇自然技术而忽略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这就使得技术观念更加物质化，自然科学技术被异化。正如瑞士哲学家和神学家布鲁纳在谈到缺少人文哺育的现代科学技术时，对技术的异化作了非常深刻的分析，他指出:“技术的每一进步不只是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每一发明均导致相应权力的增长，而社会中权力的每一增长均会导致社会平衡与秩序受到威胁。”［3］歌德的叙事歌谣《魔术师的门徒》［4］的故事可以充分说明他的这一论断。这则故事的大意是:机警的徒弟偷偷学会了师傅用来召唤神灵的咒语，便独自命令神灵帮自己提水，但他还未充分享受自己的得意之作时，便陷入了绝顶的恐惧之中，因为他无法控制神灵停止为他提水，结果他处于被溺死的边缘。布鲁纳提醒现代人:“现代人在自然面前的优势达到了在此之前难以想象的程度，但是当人们凭借着技术控制了自然，他却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技术，反而愈来愈受技术的控制，为灾难所威胁。”［5］医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医患关系的紧张是这类异化结果的有力证据。这主要表现在，掌握了先进专业技术的医务人员面对患者时在一定意义上具有“生杀予夺”的身份优势，缺乏人文关怀的医生只是机械地运用先进的医疗手段诊治疾病，而忽视患者的精神心理及众多其他需求，在医患对话中没耐心与患者进行充分的沟通，甚至有的医生乘病人之危故意开大药方、收回扣，对贫困患者倍加歧视。而病人对医务工作者的信任感也骤降，“没有患者及家属的积极参与、理解与支持，更容易导致医患关系的紧张、不和谐，医患纠纷增多，医学信誉降低等问题的出现”［6］。医患沟通不畅加重了医患关系的恶化①，甚至发生了病人采取极端措施报复医生的事情，对医生的正常工作乃至生命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人文医学扬弃了医学技术仅仅包含自然技术的现代医学观点，主张医学技术是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等多重技术包构成的一种综合技术。“医学科学精神与医学人文精神是人类医学必不可少的内在组成部分，也是人类医学实践的不可或缺的精神动力。”［7］
事实上，对于一切完备的技术来说，纯粹孤立的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都是无以成立的。“在技术门类中，包括自然技术、社会技术和人文技术，且所有具体技术都是这三类技术的结合。”［8］对于自然技术来说，必然需要相应的社会技术、人文技术作为基础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社会技术、人文技术要充分发挥其效用，也必然离不开自然技术这一有力的工具。就临床医学而言，医学的对象是社会的人，而人的社会性要求医生不仅要研究健康与疾病，还要研究作为独特个体的病人，更要认识社会规律，正确认识疾病、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才能正确认识医学是知识性、社会性、艺术性的综合体，这是医学人文化、人性化的根本所在，可以说，医学的本质就是人性化，医学乃是人学，从医者必须带着人性去发现并呵护人性。“人文医学作为一种医学模式，其根本特点是以人为中心的整体医学，而不是现代医学的以人体的有关疾病和健康的科学的知识体系为核心。”［9］因此，医患间重要信息的充分沟通、情感的正流，以及医生对患者的权利的保障、人格的尊重、希望的感召、精神的慰藉、情绪的安抚等等都是尤为重要的。现代医学也因此应该吸纳更多的人文营养:伦理学的道德培养、经济学的利益权衡、法学的权利维护、文学的情感、哲学的思维等，并以此作为现代医学的人文基石。人文医学意识到了现代医疗卫生活动已突破了狭隘的医学知识领域而成为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医学的方法也逐渐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在临床实践中，任何一种技术的缺位都有可能影响到整个医疗活动的顺利进行，医方要想取得理想的治疗效果，唯有综合运用人文、社会和科学等方面的技术，从环境、社会、心理等视角全面诊断病因，为患者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和帮助。
三、人文融入:临床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新方略
当今研究生培养模式应及时回应当代医学的人文医学发展新趋向，在人文医学教育理念的指导下，按照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培养目标，通过培养人文化了的临床研究生导师，改革当前的研究生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制定恰当的管理制度和评估方式，并大力营造人文医学的文化氛围，确保临床医学研究生适应人文医学发展的时代需要。
1．树立人文医学的研究生培养目标
教育目标的重新定位是培养模式变革的先导，明确具体的人文医学教育目标是开展人文医学教育的前提条件。人文医学模式推崇在更高的层次上把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从生物、社会、心理、人文等多重学科的视域中来关注人类的疾病和健康，进一步挖掘医学的潜能，对临床医学研究生的知识结构和综合素养提出了新的期待。高校作为培养高水平临床人才的摇篮，应当尽快回应人文医学模式发展的时代需要，必须改变医学教育只是生物医学或自然科学知识和技能传授的传统观念。因此，临床医学研究生教育在注重以培养研究生具备扎实的基础医学知识和卓越的医学技能为目标的同时，还要以培养研究生具备充足的人文知识、健全的人文思维、自觉的人文医学精神为目标。首先，临床研究生要掌握一定的人文科学。从范围上讲，临床研究生应广泛了解文、史、哲及其衍生出来的美学、艺术学、文化学、伦理学、宗教学等方面的基本知识;从方法上讲，临床研究生应当学会用解释学和意义分析的方法研究人的情感、价值和观念。其次，培养医学生的人文思维。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在临床实践中重视生物、心理、社会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对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的制约，并用哲学思辨和道德法律等社会价值观指导医学的应用和研究。引导临床医学研究生不仅是运用单纯的分析、还原的思维方式，而且是从医学的人文与科学相综合的整体出发，让系统、演绎方法与分析、还原、归纳方法实现有机的统一与综合。在崇尚人文精神的教育方面，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尊重主体人的价值，维护主体人的尊严，追求主体人的幸福，促进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培养临床医学研究生关心人的精神生活，高度珍视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精神文化现象，肯定和向往全面发展的理想人格。
2．提高医学研究生导师的人文素养
要培养具备较高人文素养的临床研究生，首先就要有具备了较高人文素养的临床研究生导师。因为导师在对研究生进行教育的过程中，自身的人文素质会直接影响研究生的人文素质的养成，把知识教授给学生的同时也会把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方法传授给学生，并在潜移默化中用高尚的品格、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优良的作风去感化学生。可以说，人文医学化了的导师，是决定人文医学研究生培养成功的核心因素。著名教育家梅贻琦曾说:“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10］但是，当前高校中不同程度地存在导师只注重专业知识的传授，忽视学生人文知识的积累。究其原因，在传统的教育体制下，医学研究生导师基本都是医学科班出身，接受的医学方面的专业教育要远远多于其接受的人文科学知识的教育，这便造成研究生导师自身人文素养不高、人文知识缺乏、人文见解肤浅的情况。因此，必须着力改善医学研究生教师的知识结构，加快人文素养培训步伐，提高医学专业研究生导师队伍的人文素养，使医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们能够自觉地保持良好的师德，树立丰富而清晰的文化意识。首先，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将提高教师的文化素质纳入师资队伍建设的规划，发挥导师言传身教作用，是实现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目标的根本保证。其次，以考评为指挥棒，将文化素养作为教师教学质量和水平考核的主要内容，激励广大教师热心投入人文教学，增强他们自觉提高人文素养并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再次，以制度为保障，通过出台导师遴选办法、导师管理条例、导师职责等相关文件，遴选出一批人文素养较高、德才双馨的教师担任研究生课程教师及研究生导师。最后，加强对研究生导师的培训，可通过本校人文专业经验丰富的教师定期举办面向临床医学研究生导师的人文素养培训班，或与其他人文专业实力雄厚的院校进行资源共享，邀请人文专业相关的专家做讲座或者开设相关课程。
3．改革当前临床医学研究生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
课堂是临床医学专业研究生人文素质培育的重要载体，强化医学专业研究生的人文素质教育，就不应忽视改革，充实现有的人文素质教育课程体系，开设新的能有效提高医学研究生人文素养的课程体系。首先，应该开设一系列完备的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例如医学哲学类、医学伦理与医学法学类、医学文化类、医学语言与信息、医学教育与人才、医学管理与医学经济类、医学社会学类、医学史类等课程。此外，也可以尝试开设一些医学与人文相交叉的课程，如“生命文化”课和“生物美学”课。其次，应当在临床医学课堂中渗透人文科学的讲解，这样，在医学专业课的学习过程中对研究生既进行了潜移默化的人文素质教育，也增加了专业课程的趣味性。最后，应当鼓励医学研究生积极选读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选修课，充实公修课的课堂内容，扩大选修课的设置范围，并在校园或者教学医院开展医学研究生的人文知识宣传教育工作。同时，应不断改进人文课程教学方法，使医学研究生人文教育方法更加有效和丰富。人文精神是深层次的观念，而人文知识只是人文精神的一种载体。人文素质教育实质上是对人精神层面的智慧启迪，而不是人文知识的简单灌输，一个没有人文精神而只是铭记人文知识的人就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储器。因此，人文素质教育方法必须改变过去那种灌输式的教学方式，使外在于临床研究生自身的人文知识内化为其自身的“人文精神”。在教学过程中，可以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手法，有效激发临床研究生的求知欲与好奇心，切实提高教学效果。例如，可以将教学素材进行鲜活化处理，将人文知识拍成电影或电视纪录片，有效避免单纯向学生灌输人文知识所产生的弊端和不良效应。还可以在课堂上引导临床研究生针对人文问题进行辩论，定期在临床研究生群体中举办人文知识学术竞赛，鼓励临床研究生发表人文科学方面的论文，对于发表人文科学领域论文的临床研究生给予一定奖励，促使临床研究生主动涉猎更多的人文知识。此外，应将医学研究生人文教育贯穿于临床实践的全过程，把人文精神渗透到教学医院管理工作流程中，并重视在医学研究生的科研实践中加强人文教育，通过科研训练培养其良好的团队合作精神和高尚的学术道德，激励临床研究跨学科研究人文医学课题。
4．完善人文医学研究生培养的管理制度和评估细则
建立充满人文关怀的体制机制是培养医学专业研究人文素养的重要保障。俗话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所谓规矩就是各项规章制度，其功能在于约束和规范人们的行为，通过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和引导，重点培养医学专业导师和医学研究生重视人文、热爱人文的学习习惯。充分体现了人文关怀的规章制度，应当囊括针对导师的教学、科研管理方面，医学生生活和学习的管理方面，以及对教育行政人员的管理方面。鉴于医学研究生读研期间大部分时间都会在医院见习实习，因此，教学医院也应该通过制定和严格执行各项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着力提升全体医务人员遵守制度的自觉性和积极性，营造充满浓郁的人文气息的医院工作氛围。在教学医院参加临床实践的医学研究生自然而然就会融入到人文医院的大环境中来，成为教学医院关涉人文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的约束对象，不断提升自身人文素养。只有在这样富有人文关怀的体制机制下，研究生教育管理者、导师、研究生及教学医院相关人员之间才会形成共同注重人员教育的合力。此外，还应当建立医学研究生人文素养的评估反馈机制，促使医学研究生更加自觉地提高自身的人文素质。例如应摒弃研究生做科研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习惯，建立医学研究生的学术道德评价体系，从严要求医学研究生的学术行为。并且，笔者建议裁掉医学研究生的硬性指标，弱化以科研结果评价医学研究生的学术水平，同时强化对医学研究生科研方法、科研操作技能的考核，严格对医学研究生原始科研数据的审核。因为科研的不可预知性决定了每个研究生都在一两年内出“成果”是不现实的，有些踏实做科研的研究生不一定能够取得理想的实验结果，而一些研究通过“处理”实验数据，就造成了大量的所谓“虚假文章”的存在。总之，建立医学研究生人文素质的评价指标体系，不应仅限于通过发表既定量的论文，参加某一类型的考试来进行考核，而是应当整合心理测试、人文医学执业技能考试、学术道德评价体系、诚信记录系统等方面的因素进行综合评价。在对医学研究生的毕业考核中，除了严格的专业考核外，还应当加强对其人文素养的综合考核。对于人文素养考核优秀者予以奖励，对于考核不合格者，应暂缓毕业，直至考核达标为止。
5．注重营造人文医学的文化氛围
建设高品位的医学院校和教学医院文化，营造人文素质教育的良好氛围，是开展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措施。校园文化和教学医院文化环境具有潜在的教育功能与价值，是医学研究生教育隐性课程的一部分，对临床研究生人文素质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对学生提升境界、陶冶性情、修养礼仪起着很关键的作用。医学研究生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校园和教学医院度过的，要提高临床研究生的人文素质，自然不能忽视文化的隐性课堂功能。高校和教学医院应积极营造浓厚和健康的校园文化氛围，通过创造出来的文化艺术氛围、人文学术环境等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影响和熏陶，形成具有浓郁人文气息的文化艺术环境，逐步提高临床研究生自身的文化格调与品位。在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方面，应强调用中国传统人文医学精神充实校园文化内容，因为人文思想极厚重的仁善文化就深深根植于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医乃仁术的思想是儒家最高的道德标准，对历代医者均有深刻影响，对中国传统医德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指导作用。特别是在面对全球化浪潮冲击的今天，医学院校校园文化的建设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并充分吸取中国文化的精髓。在形式方面，组建多种形式的大学生自治的人文科学爱好者社团组织，通过定期举行各种有益于身心发展的文化艺术、人文社科以及社会热点等内容的学术讲座和报告会，邀请专业文艺团体进校演出，开展丰富多彩的校园体育活动、科技文化活动、审美鉴赏活动以及艺术创作等形式积极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环境和氛围。事实上，仅靠学校和教学医院来进行文化育人是远远不够的，只有把人文医学文化的营造进一步从学校延伸到社会，才能在社会环境的孕育中，锻炼医学研究生的沟通技巧、合作精神以及职业素养等综合能力。学校要积极引导和鼓励医学研究生深入基层农村、社区、企事业单位，开展科普宣传、送医上门、社会调查及社区服务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让他们积极感应基层文化气息，认真了解社会大环境下的医疗人文环境，亲身感知和体验人文精神在医疗服务中的重要性，塑造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人文素质。
注释:
①医患关系的恶化当然不能只是从医务工作者找原因，体制的不健全、病人的不理解也是很关键的原因。此类问题需要政府、社会等多方力量协同解决。而医学院应当积极发挥其培养医学人才的天职，通过检视当前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的不足，改进当前的人才培养方式，以培养适合时展需要的未来医务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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