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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西方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表明，要实现传统自给性农业向现代商品性农业的转变，实现农业现代化和农村可持续发展，必须要有发达和完善的现代农业基础设施与之相配套。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消除贫困、缩小城乡差距、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提升农产品国际竞争力等有着重要的作用。Patrick2Bond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对于经济生活具有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包括工作机会、生产率提高等;间接效应包括农村环境改善和农民福利水平的提高。石爱虎、霍学喜认为，农业基础设施在农业发展中的经济效应体现为物质基础效应、效率提高效应和结构变动效应。[1]樊胜根研究发现，降低扶贫率和提高农业生产率起作用的13项因素中，增加基础设施(尤其是道路)投资的作用居于第3位(教育和农业科研居前2位)。
林毅夫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将使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长期受益，农村经济的发展进而可以扩大全国的市场规模，不断为全国经济增长提供新的空间，提升经济发展水平。[3]有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已有大量的研究，并取得了共识，而关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方面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利用1985-2004年农业基础设施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时间序列数据，对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性检验，以期说明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一、有效性检验
(一)单位根检验
(二)协整检验
为了检验LnGDP和LnFund是否存在协整关系，利用Engle和Granger于1987年提出协整方法[7]，用Eviews软件对残差进行ADF检验，以判定其平稳性。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其结果为：
LnGDP=7.65+0.66LnFund+μR2=0.9089ADR2=0.9032F=159.7045采用ADF检验法检验方程残差μ的平稳性，结果如表2所示。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存在单位根的假设，表明残差为平稳的时间序列，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
施投资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比例关系。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因果关系检验主要是说明两个或多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它确定的是一个变量能否有助于预测另一个变量，即如果变量X是变量Y的格兰杰原因，那么X的过去的和现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助于改进对变量Y的预测。其数学检验模型为：
其中εt为零均值非自相关随机误差项;α，β为系数。原假设为：H0：βj=0(j=1，…，n)，若原假设成立则有：
令非限制性变量(4)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1，限制性变量(5)式的残差平方和为SSE2，则F(SSE2-SSE1)/nSSE1/(T-n-m-1)应服从自由度为(m，T-n-m-1)的F分布，其中T为样本数量;n、m分别为根据AIC准则和SC准则决定的X和Y的滞后阶数。如果接受零假设H0，则X是Y的非格兰杰原因;而如果拒绝零假设H0，说明X是Y的格兰杰原因。
对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之间的关系进行因果检验，其结果如表3。其中，F值为检验统计量，P值为检验的概率值(P≥0)。若P值小于0.05，表示因果关系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若P值小于0.1，表示因果关系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成立，否则，因果关系不成立。表3中P值一个大于0.05，另一个小于0.05，意味着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只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单向因果关系，即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而经济增长是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原因[5];但由于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经济增长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存在格兰杰意义上的双向因果关系，因此，从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可以与经济增长互相促进。
二、原因探讨
基于有效性检验，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为：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都是非平稳的时间序列数据，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即协整关系。虽然从短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明显，但长期来看，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增加与经济增长是互相促进的。这与世界银行1994年给出的基础设施存量增长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正相关的经验性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之所以不能验证这一结论，除了战略选择失当、投资效益低下、布局不尽合理且忽视技术进步的原因之外，主要在于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增加与经济增长长期不同步。
(一)财政支农资金长期不足
长期以来，我国农业基础设施主要由国家和地方各级财政投资建设。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85-2003年间，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例在“八五”时期为3%，“九五”时期为5.6%，2002年为7.3%;财政支出方面，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对农业支出的绝对量在不断增加，从1978年的150.7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456.7亿元，但财政支出中农业基本建设支出的比例却不断下降，1978年为13.4%，20001年为7.7%，下降了5.7个百分点。
(二)信贷资金不足
现阶段主要由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承担对农业的信贷任务。由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周期和回收周期较长，收费较低有时甚至是无偿服务，商业性银行不愿意提供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出于自身稳健经营的要求，农业金融机构普遍存在着“慎贷”和“惜贷”现象。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计算，1995-2003年农业贷款占银行总贷款的最高比例仅为7.1%。
(三)乡镇负债严重，无力投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中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主要由县乡(镇)财政负担，然而，由于我国县乡(镇)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逐年下降，同时乡(镇)的财政负债已十分严重，依靠乡镇集体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存在投资不足的问题。农业税制改革，取消“两工”(劳动积累工和义务工)，一些乡镇对农业公共事业所需资金实行“一事一议”制度。根据有关规定，“一事一议”仅限于村级，而且必须是由村里兴办的农田水利设施、人畜吃水设施、村庄道路建设、植树造林工程等全体村民直接或间接受益的公共性设施和项目。而这项资金根据有关规定，年人均不能超过15元。由于农民小规模和分散式的经营方式，决定了农民投资能力十分有限，要求村民自筹资金或举债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议案难以被认可，即使有些村社开展议事，也大多是“议而不定”或“定而不行”，造成急需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无法兴建，过去利用主渠道“两工”兴建的农业基础设施严重毁坏后又无力修复和管理。
农业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导致：(1)农业基础设施长期不能满足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难以发挥出它应有的“社会先行资本”的本质特征。(2)由于资源约束，不能同时或在短期内建成农业基础设施体系，而只能有选择性地建设某些子项或小规模的农业基础设施，农业基础设施的规
模效应不能得到有效和充分发挥。(3)农业中的许多重要基础设施本来就依赖于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或者本身就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或者是城市和工业基础设施在农村和农业生产领域内的延伸。在现行城乡二元制度或非制度性的障碍下，农业基础设施的关联效应和投资乘数作用无法充分发挥作用，致使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减小。(4)伴随着农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农业基础设施投资在整个基础设施投资比例不可能有大幅度增加，甚至趋于下降，在投资结构不尽合理和投资效率不高的情况下，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难以发挥。
三、政策建议
我国农业基础设施投资不足不仅构成了农业生产的瓶颈制约，而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因此，政府有必要采取措施，加大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并制定政策鼓励民间资本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资，早日实现经济增长与基础设施投资增加的良性互动。
(一)提高对农业基础设施重要性的认识
基础设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农业基础设施则是农业和农村赖以发展的“先行资本”[6];仅仅认识到农业基础设施是农业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是不够的，必须扩大基础设施的认识范围，在计算农业基础设施的贡献率时，要充分考虑到农业基础设施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能单纯着眼于农业经济效益，要充分考虑农业基础设施的经济和社会性意义。总之，只有高度认识到发展农业基础设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才有可能在实践中给予其应有的发展地位。
(二)明确划分事权，发挥各投资主体的积极性
明确划分事权就是要真正严格地划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农村社区、乡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投资责任和投资范围。(1)全国性的、跨农业区和跨流域的农业骨干基础设施应由中央政府负责投资和管理;区域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应以地方政府作为投资和管理主体，中央政府可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受益区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都应适当分摊投资成本;小流域和社区范围内的小型农业基础设施应主要由社区集体和农民个人负责投资和管理，地方政府可以给予必要的支持和补贴。(2)县级以上各级政府都应设立水利等各项专项建设基金，以用于本区域内一些较大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3)政府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经济杠杆和经济政策，引导和诱使农户投资建设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并依法处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中的按投入要素进行补偿与分配等问题。
(三)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入
打破国家是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渠道唯一来源的框架，逐步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渠道筹资模式，保证有充足的资金来推动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并满足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1)在制定和执行国民经济计划和规划方面，统筹城乡经济和工农业经济发展，逐步调整国民收入和社会资金的分配格局，保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需要。(2)要逐步增加财政资金对农业的投入比重，中央政府基本建设计划安排的预算内农业投资比重应由目前的17%提高到20%以上。国家对农业的补贴，应逐步转到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上来。(3)要逐步增加信贷资金用于农业的比重，保持农业贷款增长率高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长率，银行新增贷款规模中农业贷款的比重达到10%以上。
(四)积极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农业基础设施
按照受益范围和排他成本的大小，农业基础设施可划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两大类，对竞争性项目，由于受益范围不局限于农村社区，外部性大，原则上应由政府供给，但在政府财政资金有限的情况下，通过产权改革，将其外部收益内部化，民间资本也可介入。政府建立财政贴息制度，把一部分财政拨款或财政信贷转为对基础设施项目的贴息资金增强民间资本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引诱对有竞争性项目，由于排他性成本不高，收取一定的服务费可以补偿投资成本，应放开市场准入，民间资本采用多种方式介入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五)探索和完善农业基础设施投资的管理体制
按照“谁投资、谁管护、谁受益、谁所有”的原则，加快农业基础设施产权制度改革，清晰归属，明确权责，建立起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激励机制。(1)对于农户自建或自用为主的小型工程，产权归个人所有，由乡镇人民政府核发产权证;(2)对受益户较多的工程，可组建合作管理组织，国家补助形成的产权归合作组织所有;(3)对经营性的工程，可组建法人实体，实行企业化运作，可拍卖给个人经营;(4)对业主开发建设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地方政府要予以扶持，并规范其收费标准和服务行为。
参考文献：
[1]石爱虎，霍学喜.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经济效应分析[J].科学•经济•社会，1996(2)：35-38.
[2]樊胜根，张林秀，张晓波.经济增长、地区差距与贫困———中国农村公共投资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118-120.
[3]林毅夫，林毅夫发展论坛[EB/OL].2003-11-19..
二．制定规则
（一）每一轮比赛每组派代表答题
第一轮、第二轮每组参赛代表须独立完成,严禁讨论（除第三轮合作讨论题外）。答题时若讨论则视为违反活动规则，取消答题资格。
（二）计时结束将题板亮出
由老师宣布答案，答对加分，答错不扣分。若未在规定时间内作答，或未亮题板均视为弃权不计分。
三．比赛流程
（一）第一环节必答题
题目形式：单选题活动规则：每组派代表独立作答，老师读完题后，宣布答题开始，并开始计时每题10秒，代表在规定时间内答题有效，超时答题视为弃权。得分细则：答对加1分，答错不扣分，该环节一共5题，每题1分，共计5分。这一环节结束后公布第一轮各组累计得分。预计时间：3分钟
（二）第二环节风险题
题目形式：多选题活动规则：每组派代表上台答题，依次按照抽选顺序作答，选手就位后主持人宣布开始答题，答题时间每题为30秒。得分细则：答对加2分，答错不扣分，共11题共计22分。说明：本轮结束后公布前两轮各组累计得分。预计时间：7分钟
（三）第三环节讨论题
题目形式：多选题活动规则：由老师播放题目，每题作答时间为1分钟,各组可以充分讨论，计时结束后开始作答,有各组组长亮题板。得分细则：答对加2分，答错不扣分，一共5题，共计10分。预计时间：7分钟
（四）第四环节挑战题
题目形式：单选题活动规则：小组合作答题，由老师播放题目，答题时间30秒，各组在规定时间内答题有效，否则视为答错或弃权。得分细则：答对加2分，答错不扣分，一共4题，共计8分。本轮结束后公布各组累计得分，并公布本次活动的前三名。预计时间：3分钟
（五）结果展示
由老师向学生展示各组的成绩并加平时分。预计时间：2分钟
（六）效果评价
通过开展竞争合作学习，极大地调动了同学们的学习积极性，同时增强了大家的竞争合作意识，为今后的生活与就业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答题过程中同学们能遵守活动规则，各组代表能够独立作答。在风险题中同学们敢于挑战，在讨论题中也体现了同学们团结向上的精神风貌。通过本次活动，同学们基本掌握了销售业务相关知识，为后面的学习奠定良好基础。预计时间：3分钟
四．结论
（一）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发展了学生的主体性品质
可以改善课堂效率，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是提升会计课程教学效果的客观要求。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是指在教师指导和学生参与下，创造一种适宜互动交往的会计活动环境，使学生在初步掌握基础知识和形成基本技能的基础上，以相互合作的形式，发挥群体合作功能，共同对某一问题从多角度来思考，进行实践探索式的学习，从而获得解决问题的方法，促进学生竞争意识与合作精神双重发展的一种教学形式。其教学过程为：主题导入、产生需求———个体展示、感知动作———组内讨论、体验要领———组织竞赛、强化技能———合作交流、愉悦身心等5个方面。会计学科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中的竞争与合作在校内老师之间、校内外老师之间、师生之间、生生之间展开，而以学生自主学习和合作学习为主体，同时引入良性竞争机制，可避免形式化的合作和传统课堂教学的弊端，并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启发性思维，加深对会计技术和会计技术人才能力结构的理解。
（二）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是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的必然选择
有助于提高学生的会计实操能力。会计学是一门特别强调会计实际操作能力的学科。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是采用异质分组、分层竞争、合作讨论、组长负责、现场团队评价等基本操作策略的一系列教学组织方式相对稳定的组合。会计学科的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通过校内老师之间在教学方案制定和教学能力展示等方面的竞争与合作，校内外老师之间理论与实践知识的交流、合作与互动，以及校内外老师与学生之间的指导、交流与讨论，学生之间的交流、竞争和合作，强化了学生对会计学科的总体认识，增强了其动手操作能力。
（三）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竞争与合作学习的意识
实际工作中，特定单位的会计工作是在总部与分部、总部与分部会计团队的互动合作基础上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将在会计师事务所和企业的老师（即校外老师）的指导和帮助下，分组模拟两种环境下的会计操作，或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以实施该教学模式。在竞争与合作中，学生们在其成员能力各异的小组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按照一定的合作程序，明确的责任分工，从事学习活动，并穿插全班讲授或组间交流，同时组内成员之间、组别之间展开良性竞争，其目的是以教学动态因素之间的合作性互助与竞争来促进学习，共同实现教学目标。最大限度地改善了教学中的人际关系，有效推进了师生互动，促进了师生、生生之间的信息交流、情感交流，使学生增强了社会适应性，学会了分享与合作，培养了学生的责任意识、竞争意识、合作能力与良好的个性品质。
（四）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是完善会计学科
理论与实操课程教材内容的最佳路径课题申请人在《浅谈高职会计教学中的几个认识误区》（2008）就指出了当前高职会计教学实践中存在的几个问题：如忽视原始凭证的填制和审核、忽视具体工作中的业务分工、忽视财务软件的实务操作、缺乏校外实训基地等。竞争合作型教学模式有助于完善会计学科理论与实操课程教材内容，以使学会计学的高职生不至于不知道怎么动手建账、做账和查账。
发达的社会信用体系对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转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目前由我国信用体系的不完善所引起的主要问题有：银行呆帐坏帐问题，企业三角债问题，消费信贷市场不发达问题，中小企业融资困难问题及国际贸易信用风险问题等。就消费信贷而言，以房地产市场为例1995年，1996年及1997年全国普通商品房空置率分别达到87．8％，87．5％和87．4％。而我国中等水平住宅与中等收入家庭年收入之比在大多数城市超过6，其中上海达10．6，北京达10，3，广州达10．2。而低收入水平和高房价正是住房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条件。可是我国信用制度的不完善造成的银行和客户之间相互不信任及过高的交易成本成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的障碍。而发展信用保险业一方面可以弥补目前信用体系不完善造成的市场效率损失，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
第一，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增加风险承担的主体，从而降低企业信用风险，促进市场发展。信用保险是保障被保企业应收帐款免受不正常损失之保险。对银行而言，保险公司的介入一方面可以与其共同承担违约风险，另一方面又可以保障银行按期收回款项。银行风险的降低可以使投保人贷款的可得性提高。从整体而言，信用保险业的发展通过降低信用风险促进了市场效率的提高。
第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降低信用市场交易成本，扩大市场规模。如消费信贷市场与信用保险业的结合，保险公司作为第三方的介入可以更加有效的克服企业和客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防范并化解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信用风险，降低交易费用，从而促进信贷市场规模的扩大。
第三，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提高企业信用风险管理水平，促进出口和消费，降低银行呆帐坏帐比例，对房地产，汽车等市场的发展，对企业融资效率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第四，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应包括国家信用管理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以及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等。信用信息的收集与传递贯穿了资本市场，商品市场和个人消费市场。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必然会促进对企业和个人信用风险评估和管理水平的提高。同时，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必然要求社会的企业信用信息收集和管理体系的发展，以及社会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目前我国已经实行存款实名制，但是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包括存款实名制在内的所有信用制度构成的一个统一的整体，仅仅建立了存款实名制并不能有效化解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可以促进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从而降低整个金融市场的信用风险。
二、目前我国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程度高低是一国信用制度发达与否的重要标志。目前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务主要包括出口信用保险，消费信贷保险等。
1．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第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善，出口企业面临严重的信用风险、国家政治风险及汇率风险。出口信用保险对于出口商选择灵活的贸易支付方式，降低信用风险，提高出口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据统计全球国际贸易中有12％是由出口信用保险支持的，日本、法国、德国则分别达到39％、21％和13％。而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仅占出口总额的1％左右。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首先是整体发展水平低，险种单一，企业对出口信用保险重视不够，业务规模与出口规模相比很不对称。
第二，因出口信用保险较强的外部性和高风险性，一般而言政府应提供相应的政策性支持。目前国家对出口信用保险的政策性支持不够，造成出口信用保险费率偏高，费率的厘定不合理，限制了出口信用保险业及出口贸易的发展。
第三，由于目前出口贸易尚缺乏企业资信调查系统，造成出口企业对客户信息了解不够，在没有出口信用保险配合的情况下，产生大量的故意欺诈行为。
第四，我国出口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目前缺乏相应的法律法规。因此，加快出口信用保险业的立法工作，使出口信用保险做到有法可依是规范和促进出口信用保险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2．消费信贷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我国消费信贷发展十分迅速，成为商业银行增长较快的贷款之一。目前我国消费信贷主要集中在个人住房消费信贷，汽车和助学消费信贷等方面，其中住房消费贷款占绝对重要地位。2000年上半年，个人消费信贷达2500亿元，而个人住房贷款达2130亿元左右。消费信贷市场的顺利发展必须有保险业的积极参与，化解信用风险。以美国为例，1991年美国的住房抵押贷款中各类抵押债务占GNP的68％左右。美国住房抵押贷款市场之所以如此发达与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因为，首先美国建立了政府机构担保与私营保险相结合的完善的住房抵押贷款保险机制。政府抵押担保机构有联邦住房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私营保险机构与政府抵押担保各占住房抵押保险市场的一半左右。据《1997—1998年度美国抵押保险公司协会统计汇编》，私营保险的市场份额1993年占53．1％，1994年为48．2％，1995年为61．3％，1996年为54．7％。其次，美国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市场的担保比例高，经营方式灵活。联邦住房管理局(FHA)针对低收入家庭提供100％的贷款担保，贷款人首付5％的房款就可以得到30年期的银行住房抵押贷款，有力地促进了美国房地产业的发展。而且美国有综合性的多品种房地产保险与住房抵押贷款保险一起在美国房地产经济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对而言，我国消费信贷保险市场，尤其是住房抵押贷款保险市场的发展还存在很多不完善之处。首先，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住房抵押贷款和房地产保险的良性运转机制。住房制度改革滞后，缺乏有效的金融工具启动广大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消费需求。导致一方面是商品房闲置，另一方面是居民的住房面积严重不足。其次，保险机构没有在信贷市场上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对个人住房抵押贷款违约风险缺乏有效的防范机制。目前，我国住房抵押贷款条件苛刻，交易成本高，贷款期限短，不能有效促进房地产业的发展。同时与成熟的房地产市场国家相比，我国与住房抵押贷款保险相配套的房地产保险品种较少。房屋产权保险，抵押保险，委托保险等险种市场目前还是空白。
3．其他信用保险业的发展状况。
由于我国相应的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缺乏完备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出口信用保险，住房及汽车消费贷款保险之外的信用保险业仍是有待开发的领域。但是由于信用保险业的发展对其他行业如出口、房地产、汽车等市场的发展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积极发展信用保险对完善市场经济体系，促进经济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三、促进我国信用保险业发展的途径
信用保险的发展有赖于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而信用保险业的发展本身又会促进我国社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在目前我国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情况下，发展我国的信用保险业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建立我国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
目前我国不仅是缺乏个人信用的商业保险及个人信用评估和管理体系，而且整个社会信用体系尚没有建立起来。而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信用作为市场经济的行为规范，贯穿于社会交易行为之中，促进交易效率的提高和市场规模的扩大，保证市场经济的顺利运行。完善的社会信用管理体系是由以下几方面组成的统一整体：
一是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企业信用管理体系主要由企业资信调查报告和企业资信数据库构成。以美国为例，美国的Dun＆BradstreetCorp拥有近5700万家企业的信用档案，每一企业都有与其他企业相区别的ID身份号码。这样客户就可以通过电脑实时检索企业的信用信息。我国的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构建也应参照美国的作法，象个人存款实名制一样，企业的帐户和信用往来也应实行“实名制”，通过互联网建立企业资信数据库，彻底杜绝如多头开户等行为。这样就节约了企业信用评估和管理成本。对政府监管当局来说，也节约了监管成本。
二是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目前我国的个人信用环境和信用秩序十分混乱，个人信用观念淡薄，这种信用危机严重制约了消费信贷的发展。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应与个人信贷结合起来，采取个人信用调查与消费者自主申请相结合的形成，完善个人信用评估方法，逐渐建立个人信用数据库。个人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将会强化个人信用意识，规范信用秩序。
三是国家信用管理体系及相应的立法。政府作为制度供给者应加强立法工作，为信用制度的建立制定法律规范。随着我国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推进。规模企业信息的披露和加强对企业的监管显得十分重要。同时，由于人的机会主义倾向，政府作为拥有暴力潜能的第三方建立一定的惩罚机制，增加违约成本，对维护信用制度的良性运转是必不可少的。目前我国除保密法以外，对企业资信数据的开放度缺乏法律界定和规范，不利于我国企业信用管理体系的建立。
四是发达的社会信用管理行业。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完善，企业和个人信用数据的收集和管理需要花费大量的搜寻成本。而相应的中介服务行业的发展，可以降低搜寻成本，提高市场交易效率。
2．建立政策性和商业性的出口信用保险及出口信贷担保制度，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出口信用保险具有高风险性和很强的外部性，纯商业性的保险机构无法独立承担风险，而其本身对促进出口和经济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出口信用保险一般作为政策性保险，由政府给以一定的支持，以降低经济主体的风险和保险费率，促进出口。目前我国的出口信用保险业尚没有形成完善的体制，国家专项基金数额过少，费率过高，导致投保成本高，投保比例过低。
3．尽快建立完善的抵押贷款保险体制。
就住房抵押贷款而言，建立针对中低收人家庭的住房抵押贷款政府担保制度和商业化的保险制度，一方面可以改善全民的居住条件，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另一方面可以启动房地产市场，带动经济发展。据上海社会科学院1981年的投入产出研究，我国在住宅上每增加1亿元投资，可带动其他23个相关产业增加1．479亿元投入，直接和间接带动的产业有60多个。当前住房抵押贷款及其他消费贷款保险发展的主要障碍是缺乏社会信用管理体系及信用风险的评估和防范经验。
4．加快社会信用管理和信用保险的立法工作。
作为一个外向型及以服务业为主的经济体系，香港发挥人才、信息、资金、丰富的市场运作经验和背靠中国内地的优势，在商贸服务、运输服务、金融保险、旅游服务等领域的竞争优势明显，对亚洲乃至全球服务贸易的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影响，最新的国际评估结果显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在全球列第三位，仅次于纽约和伦敦。服务输出对香港经济的“起飞”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目前香港经济收入增长的重要来源，2007年服务输出贸易额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已高达40.33％。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旅游中心的地位由此得以确立和巩固。本文试图通过对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历程特征、原因及前景进行分析，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以期促进香港服务输出在未来更加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为北京、上海、广州等国际性大都市服务输出的发展提供可借鉴的经验。
一、香港服务输出发展历程特征
(一)服务输出总量分析
香港虽是个弹丸之地，面积仅占世界总面积的百万分之八，人口也只占世界人口千分之一多(张作乾，1999)，但根据全球服务输出的排名及所占比重来看。香港的服务输出位居全球前20位，超过瑞典、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在亚太区也领先于新加坡、中国台湾等，排行第四。
20世纪80年代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服务业的迅猛发展，使香港服务输出一直保持快速增长态势(见图1)。1980年，香港的服务输出总额仅为292亿港元，而到2007年，香港的服务输出总额猛增至6518亿港元，可见香港在服务输出，包括旅游、离岸贸易、金融、商业和专业服务等各方面，都具有强大竞争力。根据WTO秘书处的数据显示，2007年香港服务输出总值位列全球第12名，占有2.5％的份额，反映香港在亚太区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担当重要的商业及服务枢纽角色。并已经成为可与伦敦、纽约、东京等国际商业大都会比肩的世界服务业之都。
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资料，1980年至今，香港服务输出大多数年份保持两位数增长，只有在少数年份(1997～1999年，2001～2003年)因香港经济先后遭到世界经济危机、能源危机和股票市场价格狂泻等的冲击出现低速增长或负增长。为了尽快扶助香港经济复苏，中国内地和香港2003年签订了《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以下简称CEPA)，CEPA的实施带动了香港服务输出高速发展，其后几年的增长率均维持在15％左右。
(二)服务输出结构分析
根据国际标准以及香港本地需要，香港服务输出分为六个主要服务组别，即运输、旅游、保险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及其它与贸易相关的服务(以下简称商贸服务)，以及其它服务(香港统计年刊，2008)。
一直以来，运输、旅游和商贸服务为服务贸易带来了大量盈余，成为香港最重要的服务输出组别。近年来，香港服务输出结构不断地优化，金融服务与商贸服务等资本、技术密集型服务输出组别出现较快增长，无论输出额，还是在服务输出总额中所占比重都有所增长，而旅游、运输等劳动力密集型服务输出组别从输出额数据来看是有所增长，但在服务输出总额所占比重却有所下降(见图2)。
自开埠以来，香港因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灵活的自由港制度、完善的金融体系以及大量的金融、会计、工商管理、法律、贸易等方面人才，为金融服务成为香港四大支柱产业之一奠定了基础，金融服务的发展不仅提高和巩固了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且也推动金融服务不断向外输出。到2007年金融服务输出额达1001亿港元，比1997年增加了3.92％，占服务输出总额的15.36％。随着香港经济的发展，金融服务输出在香港经济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商贸服务一直以来是香港服务输出总额占有量最大、增长也最快的组别，2007年商贸服务输出额为2014亿港元，比1997年增加了5.28％，占输出总额的30.9％。这两类服务输出组别的较快增长，显示了香港服务输出结构逐渐由传统服务业的服务输出转向现代服务业的服务输出，这将有利于优化香港的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三)服务输出市场分析
多年来，香港服务输出贸易伙伴一直集中于亚洲、北美洲和西欧三大市场。2006年，亚洲占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50.22％，北美洲占23.05％，西欧占19.45％。香港往这三大市场的服务输出总额占整个服务输出额的90％以上，而往大洋洲、中美洲及南美洲等市场的服务输出总额在整个服务总额中还不到10％(香港统计年刊，2008)。虽然近年来香港加大了对非洲、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等新兴市场的服务输出，但服务输出市场过于集中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改变。受服务输出伙伴国特别是美欧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较大，所以香港服务输出总额的稳定性，仍然处于被动地位。
到目前为止，香港已同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贸易关系，共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香港设立领事及商务专员。而从输出国家或地区分布上来看，中国内地及美国一直是香港最主要的服务输出目的地，其次是台湾、日本及英国等。1996年香港对中国内地服务输出额为401亿港元，占输出总额的16.7％：对美国的服务输出额为511亿港元，占输出总额的21.2％。2003年6月《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即CEPA)的签订，促进香港与内地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逐步减少双方的贸易壁垒。到2006年香港对中国内地服务输出额为1370亿港元，比重增加了8％；对美国的服务输出额为1190亿港元，比重增加0.3％(数据来源于香港政府统计处)。但从CEPA签订到其五次补充协议的实施效果来看，成效并不明显，服务开放的领域也不足，对香港服务提供者要求过高、限制太多，申请审批手续繁杂、透明度不高等问题层出不穷，从而影响服务输出的实际运作(饶小琦、钟韵，2009)。
二、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原因分析
“前店后厂”的模式使香港经济得以成功转型，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香港服务输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香港服务输出的发展与很多因素相关，本文试图借鉴美国经济学家波特提出的国家竞争理论中的“钻石理论”(MichaelPorterDiamondModel)，分析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原因。波特的菱形的钻石体系以四大关键要素和两个辅助要素为支撑点，彼此相互作用，组成动态的竞争模式。钻石体系的四大要素为：生产要素、需求条件、相关和支持性产业，以及企业的战略、结构和竞争对手。两个辅助要素为：机会和政府(刘颖琦、吕文栋、李海升，2003)。本文认为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原因主要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需求、发达服务业的支持、产业结构的调整、政府及政策、机会。
(一)生产要素
波特认为生产要素是一个国家在特定产业竞争中有关生产方面的表现，它包括：天然资源、基础设施、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人力资源等。香港是东西方贸易及交往的一个重要枢纽，也是中外贸易的桥梁，有优良的港口，完善的交通运输网络和仓储设备，现代化的通讯系统，投资手续简便。开办企业的门槛非常低，配套服务非常完善(刘冬杰，2007)；香港也是中西经济文化交融之处，具有浓厚的国际化特色，其沿用了普通法和其他国际认可的规则和惯例，金融、法律、司法等制度均实现了与国际惯例接轨，它是一系列经济发展要素的集散地，大量的市场信息、资金、技术在这里汇聚，并自由流动；香港有一大批优秀的专业人才，会计师、律师、建筑师、规划师、评估师等10大专业团体的专业人员形成团体效应，仅会计师就有2.6万人，金融业雇员达到近18万人，约占香港本地总就业人口的5.3％……这些共同推动着香港服务输出的发展(杨国川，2009)。
(二)市场需求
香港的服务输出包括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是吸引香港以外地区使用香港的服务，其二是鼓励香港的服务业“走出去”为香港以外的地区提供服务。作为全球商贸中心，目前全球有近4000家跨国企业在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或者办事处(杨国川，2009)，因此对相关的商贸服务、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金融服务等都产生了很大需求，使香港的服务输出走上了腾飞之路。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为香港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大批香港企业内迁发展制造业，需要大量的服务产业与其配套，从而带动了法律、会计、金融、物流等一系列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刘冬杰，2007)，对距离内地地理位置最近、文化基础最近、服务业先进的香港带来了巨大的商机。
(三)发达服务业的支持
服务输出要发展，就必须与其相关产业比如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等新兴服务业之间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互动。而香港是服务业，特别是高新技术含量的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经济体，近年来服务业呈现出快速增长的势头，在本地经济中也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据统计，服务业占香港本地生产总值的90％，香港就业总人口中有近90％从事服务业。其中，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旅游服务和专业服务四个主要行业在本地生产总值比重从2000年的48.7％增加到2006年的57％；就业人数比重也从2000年的43.3％增加到2006年的47％。发达的服务业使香港拥有优秀的专业人才、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优质的国际网络，特别是金融、物流、旅游、信息等服务业的快速发展使香港长期保持国际金融、贸易、航运等领域的枢纽地位，从而为香港服务输出的良性发展奠定了基础(商务部服务贸易司，2008)。
(四)产业结构的转型
香港大力推进“前店后厂”式发展模式，将增加值较低的生产工序迁移到内地和发展中国家，而专注于管理及相关生产支持(杨国川，2009)，实现了从“工业化”向“经济服务化”的转型，在贸易、航运、融资和其他专业服务方面创造了大量需求，这不仅推动了香港服务业及服务输出的持续增长，也提升了香港的服务业层次和竞争力水平，使香港迅速崛起为亚太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贸易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旅游中心和国际信息中心。据统计，2007年香港服务输出额比1980年增长了22倍以上，输出地位也稳居全球前20位。
(五)政府及政策
香港服务输出的发展，除了经济发展规律使然，香港特区政府的推动作用不可低估。可以说政府发展当地经济所有的提升投资环境的政策，都是对服务业的促进和支持。多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一直都在强化香港作为亚洲国际都会的地位，并在推动香港成为亚太商贸、物流、旅游枢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角色，优化服务业发展环境上不遗余力。
另外，香港是一个全球闻名的自由港，实行税种少、税率低、税制简单的自由贸易政策，并充分利用地理优势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带动了本地运输、仓储、金融、商业咨询等服务业共同振兴。香港也一直坚持市场主导、公平竞争的自由经济体制，通过市场“看不见的手”调节经济，采取“最大支持，最小干预”，即“积极不干预”政策(顾宝炎、许秋菊，2007)。香港的金融市场自由开放，没有外汇管制，资金、黄金和外币自由进出，外币自由兑汇，黄金自由买卖，金融衍生产品丰富，很多内地的企业纷纷到香港的证券市场上募集资金，直接促进了香港金融市场的不断壮大。用香港人的话说，就是以出口带动经济的发展，而出口贸易之所以能发展到足以带动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无非是自由贸易政策的指引。
(六)机会
从CEPA协议到其五次补充协议的签订和实施，内地在法律、会计等38个领域对香港采取了192项开放措施，其中约三分之二的措施已实现国民待遇，开放的服务行业2009年也将达到40个，包括会展、银行、运输物流等相关领域的服务。截至2008年5月底，香港共有37家银行全面办理存款、兑换、银行卡和汇款4项个人人民币业务，人民币存款达776.8亿元(饶小琦、钟韵，2009)。与此同时，内地访港旅客稳步增长，不仅促进了香港经济的复苏，也给香港旅游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机。随着内地进出口需求的增长，香港作为地区性运输及仓储服务枢纽继续得到保持，其他贸易支援服务(例如业务洽谈、广告、市场研究与开发、产品设计、贸易融资服务、保险、品质认证和测试、贸易仲裁等)向内地的输出会继续加大。CEPA的实施不仅抵消了金融危机对香港服务输出的影响，而且促使香港经济和服务输出全面繁荣。
三、香港服务输出发展前景分析
(一)香港服务输出发展前景
根据上文对香港服务输出发展历程特征及原因的分析，得出香港服务输出额总量在未来的发展中仍将稳健增长，到2010年预期香港服务输出总量达到7000亿港元，年增长率维持在15％左右(参见图3)。香港的服务输出也将稳居全球前20位，在亚太区内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担当商业及服务枢纽的重要角色。
从服务输出组别来看，商贸服务与运输服务将继续成为最主要的服务输出组别，但随着香港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活动的转型，金融资产管理、保险、地产服务的资本服务领域的增长潜力很大，其中，金融服务的增长潜力为最高，而旅游和运输服务输出将有所下降，但是其输出增长预期会较输入快，所以这两者仍然能获得盈余。
从服务输出市场来看，预期香港不仅不断增加对亚洲、北美洲和西欧等主要市场服务输出，而且还不断开发新兴市场以促进其服务输出的发展。中国内地及美国仍是其最主要的服务输出目的地。随着内地制造业不断发展以及内地与香港经贸关系进一步升级，内地将继续成为推动香港服务输出发展的主要动力，香港对内地的服务输出基本集中在旅游服务、商贸服务和运输服务等传统服务项目，但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等新兴行业输出也将得到较快增长。
(二)主要服务输出行业发展前景分析
服务业主导型的经济带动了香港经济的“起飞”，而四个主要行业中的金融、物流、旅游等行业的快速发展使香港长期保持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旅游中心等领域的枢纽地位。2006年，三者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已近四分之一，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之和超过15％。
1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发展前景分析
金融业作为香港服务产业的支柱性行业，是带领香港迈向知识型和高附加值经济的火车头，其服务输出成为金融业的重要收入增长来源。但是，伴随着亚太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周边先后崛起如东京、新加坡、曼谷、汉城、台北和上海等多个不同规模及不同层次的金融中心(杨英，2002)。同时，中国内地很多城市的财富及金融资产迅速累积，金融业的发展步伐逐步加快。这些都会给香港服务输出带来挑战并产生深层次的影响。
从近年来香港金融服务输出显著的增长趋势来看，在未来的发展中，预期香港金融服务输出额及在总服务输出额所占比重仍是不断增长的，其对金融业产值的贡献也将逐步提升。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金融服务输出额及其所占比重甚至会超过旅游服务输出，在香港服务输出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些都反映了金融服务输出强劲的增长前景。
近年来，美国是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最大目的地，其次是英国及新加坡，而中国内地的贡献维持在低位，约占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3％。从区域来看，西欧及北美对香港金融服务输出总收益的贡献超过三分之二，亚洲区的贡献则为四分之一(梁伟耀、周锦华、司徒永君、谭仲贤，2008)。所以，在未来短时期内，预期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市场还主要集中在西欧和北美，但是拉丁美洲和澳大利亚等新兴市场将逐步得到开发。而随着香港金融体制的逐步开放，中国内地居民及企业不断增加的融资需求以及在香港的集资活动持续增长，香港向内地的金融服务输出将逐步增加，内地因素在香港金融服务输出的发展中也渐显其重要性。
2香港运输服务输出的发展前景分析
香港运输服务发达，一直保持着世界最繁忙货柜港及国际航空货运中心的地位，其服务输出是香港目前三大服务输出行业之一，也是发展较快的行业(杨英，2002)。但是近年来，香港运输服务越来越多的受到华南地区特别是珠江三角洲的现代化机场和货柜港口的挑战。内地运输服务水平的不断提升，收费低廉的优势，使香港运输服务的未来发展受到一定的威胁。
但是。从香港运输服务输出发展的趋势以及香港运输服务的营运环境来看，预期香港运输服务在未来短时间内仍会不断增加。也仍然高于金融和旅游服务输出额。但是三者之间的差距将有所减少。同时，预期运输服务输出在服务输出总额中的比重将有所下降，其对运输服务产值所做的贡献会有所减少。
从对香港物流服务输出发展所做的贡献来看。内地是其发展的主要贡献者。随着香港和中国内地合作关系的更加紧密的发展。香港联合广东物流业将大珠三角地区打造为世界级物流城市群，同时，香港对中国内地的运输服务输出也将不断增加，物流服务输出能力不断提升。
3香港旅游服务输出的发展前景分析
香港是一个著名的国际性旅游中心。旅游业十分发达，其服务输出额也是逐年增加的。但是，近年来各国均纷纷着力发展旅游业，并有不少国家已将旅游业建设成其主要的经济支柱。世界旅游市场的竞争也由此越来越激烈，并日趋白热化。这些给香港旅游服务输出的发展带来了挑战(杨英，2002)。
从近年来香港旅游服务输出发展的趋势来看，虽然服务输出额有所增加，但是其占服务总输出的比重并没有上升，反而是下降的。因此，预期香港旅游服务输出额在未来的发展中仍会有所增长，但其占服务总输出比重将有所下降或维持不变，对旅游总开支增长的贡献也将有所下降。
从旅游消费的主要来源来看，旅游消费主要来自度假旅客，其次是商务旅客。但是，随着香港会议及展览业的蓬勃发展。以及CEPA实施后，香港与内地企业业务的不断增长。商务旅客对旅游服务输出的贡献将预期上升(梁伟耀、周锦华、司徒永君、谭仲贤，2008)。
从对旅游开支增长所做的贡献来看，中国内地的旅客是带动香港旅游服务增长的主要因素，特别是“个人游”计划的扩大。内地来港旅游人数持续增加，使香港旅游服务输出得到进一步发展。因此，预期在未来的发展中，内地因素将继续成为推动香港旅游服务输出发展的主要因素，其在内地市场的作用将因进一步合作而不断扩大。同时，因旅游资源的不断开发和利用，来自非中国内地旅客也将呈现上升的趋势。
1．1．1生活护理（1）饮食方面：老年精神病患者适合给予高蛋白、高维生素、高热量、低脂、低糖、清淡易消化饮食，并发高血压患者更应注重低盐饮食，忌咸菜、腌制食品等。由于精神病患者的特殊性，老年患者可能会出现拒绝饮食，无法自主进食等情况，需要护理人员精心护理，协助患者进食或完全喂食。要留心观察老年精神病患者饮食行为，督促患者饮食均衡，避免挑食等不良习惯。注意有无因牙齿问题而导致进食困难的患者，及时给予对症治疗。（2）睡眠方面：老年精神病患者多出现睡眠障碍，难以入睡或早醒。由于神经系统紊乱，部分患者夜间异常兴奋，也有部分患者异常抑郁或焦虑，均可导致失眠。对夜间兴奋、吵闹扰民的患者加以劝阻，必要时采取强制措施；失眠严重的可遵医嘱给予药物帮助睡觉，以保证患者拥有足够的睡眠。（3）行为方面：老年精神病患者由于神经系统障碍，可出现更衣、如厕、上下楼梯等行为缺如，护理人员应勤助老年患者更换衣服、勤擦洗，保持身体干净，促进皮肤代谢。如厕障碍者需要随身照顾，以免大小便污染衣服，避免随地大小便的现象。老年患者视力减弱，应时刻关注其走路，尤其在上下楼梯，需要随时搀扶。尤其注意高血压严重患者，避免意外摔倒的发生。
1．1．2心理护理老年精神病并发高血压患者与其他老年患者一样，甚至由于他们自身精神病的困扰，存在更多的心理问题。家庭、社会、疾病等压力使得老年患者更易产生焦虑或抑郁，丧偶等相关重大事件无一不刺激着情绪的变化，这对于病情进展是一种恶性因素。护理人员应充分关注老年患者的言情举表，及时加以开导、关心以及鼓励，可调动家庭和社会支持系统，开展大型座谈会，彼此打开心扉进行交流，从而缓解老年患者的孤独感；解释治疗的有效性，帮助患者树立信心，消除绝望。做到不嘲笑、不责骂患者，宽容对待每位老年患者，争取获得其信任。对于躁动难制服的患者，必要时采取行动，满足患者的合理需求，使其在心理上获取一定的抚慰。
1．1．3物理疗法当患者的思想、情感或意志行为受到某种外界因素影响，利用物理方法（如电波、超声波或某种更先进的仪器）对老年精神病并发高血压患者进行治疗。对于急性期精神病患者可以选择无抽搐电休克治疗，以期快速控制症状。
1．1．4安全护理老年精神病患者因精神问题使其反应能力减弱、记忆力衰退、视力下降，行走时容易发生摔倒、碰撞等意外。另外，老年患者的骨头脆弱易折，发生意外后容易骨折，尤其并发高血压的患者，多伴存心、脑血管疾病，一旦外界刺激，血管易破裂，抢救不及时将严重影响生命安全。护理人员应做防跌倒、防坠床等醒目标识，老年患者的鞋底应防滑，裤脚不宜过长，病房地砖应防滑或加防滑垫，病房及走廊应减少设施物品，保持路道通畅。卫生间应设置救护铃。同时，告知家属也应注意患者的出入安全。对于老年精神病患者要时刻关注情绪变化，尤其是思维受幻觉、妄想支配且内容不暴露的患者，应严防意外的发生。对有自伤、自杀、伤人倾向的患者应重点监护，同时关注有严重抑郁情绪的患者。
1．1．5用药护理老年精神病患者应遵医嘱给予抗精神药物；另外，并发高血压患者，应结合降压药物治疗，护理人员须严格遵医嘱发药，并保证患者无漏服、误服、延服药物等现象的发生。由于老年患者记忆力减退，神志不很清晰，须监督服药，确保用药准确，以便医生更好地掌握病情，准确增减药物剂量。同时，向患者及家属宣教遵医服药对病情的重要性，引起大家的重视，利于更好的治疗。
1．2观察指标
1．2．1焦虑自评量表（SAS）主要反映的是有焦虑倾向者的主观感受，分为4级：1级表示没有或很少时间有，2级表示有时有，3级表示大部分时间有，4级表示绝大部分或全部时间有；判断标准：50分为分界值，50～59分为轻度焦虑，60～69分为中度焦虑，70分及其以上为重度焦虑。
1．2．2事故发生率与血压平均值记录发生跌倒、坠床等意外的患者例数，计算其占总例数的百分比；监测患者血压，记录治疗期间患者平均收缩压以及舒张压。
1．2．3满意率采取本院自制的满意度问卷调查分析，主要从护理人员的服务态度、责任心、专业素质、患者焦虑改善度及舒适度等方面来评价，总分为100分，60分为分界值，小于60分为“差”，60～70分为“中”，70～80分为“良”，大于或等于80分为“优”，满意率计算为评“优”和“良”总例数与患者总例数的比值。
1．3统计学处理采用SPSS17．0统计学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数资料以百分率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以α＝0．05为检验水准，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两组SAS检测结果比较进行综合护理后，观察组患者的SAS检测结果显示，轻度焦虑41例、中度焦虑8例、重度焦虑1例；对照组患者中，轻度焦虑17例、中度焦虑23例、重度焦虑10例；观察组中、重度焦虑患者均明显少于对照组，而轻度焦虑患者明显多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2两组患者事故发生率和血压均值比较观察组10例患者发生事故，发生率为20．0％；收缩压均值为（142．0±10．2）mmHg，舒张压均值为（89．0±6．3）mmHg。对照组42例患者发生事故，发生率为84．0％；收缩压均值为（150．0±12．4）mmHg，舒张压均值为（91．0±7．6）mmHg。观察组患者事故发生率和收缩压均值均明显低于对照组，两组相比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观察组患者舒张压均值与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2．3两组满意率调查比较观察组患者对护理满意度评“优”“良”“中”“差”分别有36、10、3、1例，满意率为92．00％；对照组患者评“优”“良”“中”“差”分别有19、10、15、6例，满意率为58．00％；观察组患者满意率明显高于对照组，比较差别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
2低碳经济在我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2.1难以改变能源结构中煤的主体地位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阶段，需要大量的能源。但是对各种能源的消耗中，占较高比重的就是煤炭，与发达国家相比甚至是后者的3-4倍，这并不符合发展低碳经济的主题。如果要将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问题解决，就必须降低煤炭的消耗量。
2.2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目前，在我国的国民经济结构中第二产业所占的比例很大，它们带来了严重的污染和巨大的能源消耗，而第三产业虽然具有少污染、低耗能的优点，其发展却十分落后，这局导致了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然而我国的发展需要工业化的推动，这样就注定国民经济中工业会在很长时间内占主导地位，而且调整产业结构也很困难，导致低碳经济发展不顺畅。
2.3没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是技术创新，但这方面我国的实习相对薄弱，因此为了鼓励其发展，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首先，要投入足够的资金，不能只依靠国家的政策贷款与临时拨款，或者国际上相关机构的捐款或贷款等，这样的机制并不稳定。其次，要获取金融机构对该项目的支持，唯有资金需求得到满足，才能更好的研发低碳技术。另外政府可以制定相关的优惠政策，并保证其贯彻实施。
3促进低碳经济在我国发展的财政政策
3.1加快新能源开发，优化考虑能源利用近几年，我国提高了相关方面的技术水平，开发了很多新的能源，并致力于发展可再生能源。例如，我国大规模的太阳能产业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风力发电设备也有大幅度增加，海洋能、氢能、地热能等新的能源有巨大的开发潜力。最后，我国在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规政策使低碳经济的发展得到促进。
3.2健全财政投入政策，落实补贴政策运用使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最有效而直接的方法就是对财政投入政策进行健全，投入足够的财政预算资金。在安排财政预算时要对发展低碳产业、研发低碳技术、开发清洁能源等给予足够重视，使投入的资金多远而稳定，提供资金使其发展有所保障。财政补贴政策，对一些保护环境、节能减排的生产企业给予补偿；将贷款贴息给予综合利用废物、新能源的开发利用、清洁生产之类的项目；将补贴优惠在折旧政策、还贷条件与贷款利率等方面给予低碳产业、污染治理等项目。鼓励新技术的开发与能源的节约。在发展低碳经济时企业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因此必须给予其足够的财税支持。对财税奖罚政策进行健全，促进低碳经济在企业中的发展。对于研发低碳技术、使用环保设备的企业可以减免税额。对高污染、高耗能的企业增加其税额。
3.3完善相应激励制度，调整环境税收政策我国应使现行税制更加健全，对税收政策进行调整，加快新的环保税种，例如碳税、环境税等的研究进度，使有偿使用环境资源得到保证。在市场中引入各种能源，以市场的供求关系与价格规律为依据对资源价格进行调整，使环境成本更准确的被价格市场所反映，能源价格体系更加完善。为了对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进行弥补，要加大力度进行一般性转移支付，使其基本职能得到满足；中央也要更加支持节能减排在地方的实施，建立专项资金等；采用转移支付的方式支持和鼓励落后产能在经济落后的地区被淘汰等。政府加大力度支持环保节能产品，对绿色采购制度进行完善。
内部会计控制是指单位为了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保护资产的安全、完整,确保有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贯彻执行等,而制定和实施的一系列控制方法、措施和程序。目前,我国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现状来看,还存在较多的薄弱环节[1]。
(1)对内部会计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重视不够大部分单位领导对加强内部会计控制的观念淡漠,认识不到位,片面地认为内部会计控制是一种既浪费时间和精力,又消耗财力的管理形式,它看不见、摸不着,又没有直接回报,因而不重视内部会计控制的组织建设、人员配备和经费投入。有些单位虽然设置了内审机构,但只安排一些外行充数,机构形同虚设。有的即使安排了内审工作,也只侧重于经济效益和财务收支审计,缺乏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了解和重视,偶尔发现了问题,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内部会计控制制度不健全,缺乏合理性和科学性内部会计控制要求单位加强内部会计及与会计相关业务的控制,形成完善的内部牵制和监督制约机制。而由于单位内部会计控制体系的各项管理措施不到位,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在内容上片面、零散,不具有科学性和系统性,将导致单位决策者对内部会计控制缺乏统一领导、部署,经营项目和投资决策缺乏统一规划、随意性大。一些单位虽然建立了会计稽核和会计内部牵制制度、定期检查制度、计量验收制度、财产清查制度,但是授权不清、分工不明。更为严重的是还存在着无章可循、有章不循、执法不严的现象,会计的事前审核、事中复核、事后监督都流于形式,使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失去了应有的刚性和严肃性。
(3)内部会计控制的执行缺乏力度,监督、检查、考核体制不健全一是会计人员监督不得力,财务控制存在漏洞,致使会计信息失真。会计人员的素质和独立性,是影响内部会计控制系统职能发挥的重要素。现阶段,我国会计人员整体素质不高,知识结构、学历结构和业务水平偏低,对会计人员的思想教育、业务培训也流于形式。致使部分会计人员监督意识不强,法制观念淡薄,缺乏职业风险意识,职业判断能力不高,自我管制能力差,影响其会计监督职能的发挥。二是内部审计缺乏独立性,未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内部会计控制制度执行情况、考核和奖惩力度疲软,从而人为地削弱了执行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自觉性和警觉性。三是对内部会计控制缺乏监督和考核措施。对内部会计控制缺乏对内控运行情况的深入考核,未设置相应的考核评价指标。四是外部监督乏力。从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与其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来看,内部会计控制制度失控,与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环境有关[2]。
2提高内部会计控制有效性的对策
(1)转变观念树立正确的内部会计控制意识和科学的观念,采取有力措施、引导、提高各级领导对内部会计控制管理的重视程度。解放思想,更新观念,在实际中进一步明确职责权限、分工、程序方法、相互制约,权力和责任对等,真正做到制度和实际相统一。要树立正确的财产保全控制意识、风险控制意识、授权批准控制意识。牢固树立内部会计控制面前人人平等,内部会计控制是一种权利制衡机制,内部会计控制优先,防范于未然等内部会计控制的新理念。(2)以科学发展观加快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完善控制体系一是建立、健全会计稽核制度。加强会计职能,保证一切会计凭证、会计账簿、会计报表和会计资料的真实、可靠、准确、完整。贯彻各项财经法规、制度,保证做到账账相符、账实相符、账表相符,提高会计信息质量。二是强化预算管理。预算管理是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重要环节。预算编制要体现导向性,强调预算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层层落实,责任到人,加强对预算执行全过程的跟踪分析、考核及评价。必须建立严格、规范的预算调整审批制度和程序。三是落实内部审计,注重外部监督。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加大内部审计力度,督促内部控制的有效实施。四是采取科学、循序渐进的策略,实现内部会计控制与财务管理的有机相结合,完善、提升内部会计控制的功效。建立健全与内部会计控制相衔接的奖惩制度。五是建立健全电算化环境下的内部控制系统维护人员、操作人员、管理人员的职责、权限应相互分离,各岗位权限应设置保密措施,以防资料外泄。
(3)强化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执行与监督,提高控制的有效性一是对内部财务牵制制度和财务活动进行日常监督,充分发挥内部监督的日常性与过程性控制作用,强化对经济活动有效的事前、事中、事后控制监督与过程控制。二是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执行要定期进行稽核,稽核时要以事实为依据,以制度为准绳,公平、公开、公正地进行考核,稽核结果以及相应的奖惩要有透明度。注重内部会计控制系统的责任划分及相应的奖惩制度。三是对内部会计控制制度的建立、健全和执行进行全方位的审计,并做出相应的处理;对较大经济业务事项的决策和执行程序控制,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四是建立内部会计控制考核评价机制,定期对内部会计控制的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和考核,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奖惩制度,激励与推进有关部门及财务人员尽职尽责地去做好内部控制工作,保证内部会计控制的建立、运行都处于科学的评价、监控之下。
(4)加强财会队伍建设,提高会计人员素质内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人的专业素质和道德品质是关键。为切实提高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要建立会计人员的考核选拔机制,严把选人、用人关;严格会计人员从业资格制度,坚持持证上岗;加强对现有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业务培训力度,完善、加强专业资格考评制度和继续教育培训制度,使其知识和技能不断得到更新、补充和提高;教育引导会计人员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建立考核、奖励、晋升、淘汰机制,定期对会计人员进行业绩、道德品质、思想操守等综合考核,奖优罚劣,充分激发会计人员的积极性和责任感,提高会计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法制观念,确保内控会计控制目标的实现。(5)强化外部监督,营造良好的外部控制环境单位内部会计控制的有效实施,且能良性循环,离不开科学严格的监督制约过程。超级秘书网
20世纪70年代开始，以微电子技术为主导的现代科技蓬勃兴起，信息化浪潮不断涌动，世界电信产业的发展令人瞩目。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电信业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进入了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时期，经过十几年的发展，目前已成为国民经济中增长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同时也是国民经济中最重要的产业之一。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兴趣，也引发了人们对电信业的关注和研究。
1区域：电信业发展的立足点
从目前的情况看，对电信业发展的研究主要是从两个角度上进行：一是技术的角度，二是经济的角度。如果撇开技术的角度而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电信业的话，当前的研究又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上：一是从宏观层面研究电信业的本质属性和一般意义上的规律性；二是从部门层面上的研究成果斐然。但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任何产业的发展都要立足于区域，产业的整体性是由普遍布于各个区域的内容构成的。中国电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异军突起得益于各区域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如果没有各区域电信业的普遍发展，很难想象中国电信业能有现在的发展成就，因此，探讨中国电信业的发展问题也应该从区域的角度着手。
对于一个大国来说，经济活动的区域化始终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土面积的广大必然造成资源赋存条件、经济发展基础、历史沿革轨迹、人文背景以及政策操作等方面各区域间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产生根植于本区域各种经济因素基础之上的区域经济。区域经济存在，本身就说明区域内经济活动的共性，区域之间经济活动的差异性。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中的突出问题主要是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上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各区域各种经济活动差异性的综合表现。
“七五”以来，从我国电信业的快速发展，我们看到，一方面各区域电信业的发展显著，另一方面各区域电信业的发展不平衡，而这些都与区域经济的发展及其差异有密切的联系。从区域的角度看，区域电信业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区域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影响和带动区域电信业的发展，区域经济之间的差异也必然会反映到区域电信业之间的差异上来；反过来，区域电信业的快速发展必然会使其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日趋增强，区域电信业之间的差异也必然形成区域经济差异的内容进而促使差异的形成和强化。因此，从区域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至少会更加有利于以下的工作：
(1)全面了解各区域电信业发展的异同，掌握其规律性，为指导区域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乃至整个产业的发展提供科学的依据。
(2)充分认识电信业在各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为指导区域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帮助。
(3)正确把握区域电信业之间以及区域电信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从而进一步促进区域电信业之间、区域经济之间、区域电信业和区域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
2区域经济理论中电信业研究的痕迹
尽管在区域经济理论中并没有显著的对电信业的研究，但这并不妨碍区域经济理论为我们从区域角度对电信业进行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其一，区域经济理论中所涉及的产业研究已反映出各区域产业发展的一般性；其二，通过对区域经济理论的透视，已经显现出电信业发展的区域痕迹。
2.1产业区位理论与电信业区位因子定位
产业区位理论是研究产业活动区位选择的理论。德国经济学家杜能(JohanHeinrichvonThunen)首开了产业区位研究的先河。他在1826年撰写的《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一书中，阐述了农业生产的区位差异性，认为各个具体的农业生产类型应具有各自适宜的区位。此后，西欧资本主义生产的空前发展使基础工业(尤其是钢铁工业)的区位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德国经济学家韦伯(AlfredWeber)1909年出版了《工业区位论：区位的纯理论》［2］一书，创立了工业生产的区位理论，认为影响工业区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运费、劳动费和聚集力，其中运费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继韦伯之后，瑞典经济学家帕兰德(TordPalander)认为产业活动的位置应该以生产的所有费用的总和最小为依据［3］。美国经济学家胡佛(HooverEM)则分析了产品中转对产业区位的影响，并对制造业生产地域界线的划分进行了详细研究［4］。德国经济学家廖什(ALosch)在1940年出版的《区位经济学》一书中提出了工业活动区位的最终目标是寻求最大利润地点的观点［5］。美国经济学家艾萨德(Isard)也详细讨论了运输量、运费率、劳动力等对企业经济活动的影响，并通过对市场的分析提出了竞争布局的模式。另外，瑞典经济学家俄林(BOhlin)和美国学者弗农(RVenon)还分别对贸易区位和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产业区位进行了探讨。
上述这些理论所涉及的主要是工业企业、农业种植地带的区位选择［6］，而没有涉及诸如交通、电信等第三产业。一般，我们将前者称为区位性产业，将后者称为非区位性产业［7］，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因为前者具有比较强烈的区位指向性，聚集性明显，后者具有较强的非区位指向性，分散性明显。或者说，前者只布局于各种条件都适宜的区位，而后者则是在各个区位“遍在分布”。然而所谓非区位性、遍在分布的产业并非在各个区位的发展都是同等程度的。事实上，我们从上述理论所感知的是，产业布局于各个区位依赖于各种因素和条件，而产业在各个区位的发展也依赖于各种因素和条件，这既指区位性产业也指非区位性产业。
尽管上述理论所研究的对象没有涉及交通、电信等第三产业，但是逐步地已将它们作为产业布局的影响因素提炼出来。由于电信业的出现比交通运输业晚得多，因此，交通运输状况基本上成为工业区位论之后各个区位理论都重点考虑的布局因子，按照这一思路，在当前的经济活动中，随着通信作用的增强，通信因素也将会成为产业区位布局的重要因子。
2.2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与电信业区域传导效应
对于区域电信业的研究更具有指导意义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就空间范围来看，区域所反映的空间远大于区位所反映的空间，区位经济活动只是“点”状经济活动，而区域经济活动是“面”状经济活动，而且区域经济发展理论着眼于区域内部产业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以及区域间经济发展的相关性研究。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最突出的内容是强调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以及相互间的影响。法国经济学家佩鲁(Franeoisperrour)和代维尔(JRBoudeville)的增长极理论认为，经济增长首先集中于增长极，增长极的内涵中既包括具有支配和推进作用的主导产业，又包括各方面条件优越的地区，通过增长极产生的扩散效应，带动临近地区或其它部门的共同发展［8］。梯度推移理论则强调推动经济发展的创新活动(包括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新制度和管理方法等)主要发生在高梯度区域，高梯度区域向低梯度区域推移［9］。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GMydral)的循环积累因果理论提出，经济发展过程在空间上总是从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然后通过累积因果过程进一步强化和加剧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导致增长区域和滞后区域之间的相互作用从而产生两种相反的效应：一是回流效应，即各种生产要素由向中心流动；二是扩散效应，即各种生产要素由中心向流动。美国经济学家赫希曼(A.O.Hirshman)的产业关联效应理论明确指出，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之间存在着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极化效应将加剧两地区之间的差异，涓滴效应将缩小两地区之间的差异。而无论是极化效应还是涓滴效应，都是国民经济各产业部门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映。美国学者威廉姆森基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认识，对区域间经济发展的长远趋势做了证实性研究，提出了著名的倒“U”型假说。他认为，在一国经济的早期阶段，区域间的不均衡增长是显著的，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不平衡程度将趋于稳定，当达到发展成熟阶段，区域间的增长差异会渐趋缩小，区域经济将越向均衡增长。这一假说承认区域经济差距由扩大到缩小是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必然现象。
以上这些理论尽管由于立论的基础不同而产生的政策启示有所差别(例如增长极理论、倒“U”型假说强调市场机制自动调节下的非均衡增长，循环积累因果理论强调市场调节与国家干预相结合的非均衡增长)，有些理论本身甚至目前还存在很大争议(例如倒“U”型假说［10，11］)，但这些理论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共性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另外，这些理论都承认区域间存在着相互的经济联系，并突出表现为区域间的“扩散效应”和“极化效应”，而我们从许多大国经济发展的历史看，这些效应的产生实际上与担负区域间经济联系任务的交通运输业的区域间发展分不开，通信业的出现尽管晚于交通运输业，但就生产性质来看，与交通运输业是类似的。实际上，二十世纪中后期，在区域经济联系过程中，通信尤其是电信业担负起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与交通运输业一起，成为两条不可缺少的联系纽带。而区域经济和区域电信业发展的状况，则直接影响电信业这条纽带的带动强度。
2.3区域自身经济发理论与电信业自身的区域色彩
霍依特(H.Hoyt)等人的经济基地理论［12］，将区域经济结构划分为基本部门和非基本部门，基本部门是为区外广阔市场提品、技术、劳务等为主要职能的经济部门；非基本部门是以为区内提品、技术为主要职能的经济部门。该理论认为，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首先是由基本部门带动的，基本部门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因，而非基本部门是为区内服务的，其构成在各区差别不大，它只能与区域经济同步协调发展。基本部门以一定的联系方式对其他非基本部门产生影响，并延伸到区外，形成区际生产联系与合作。因此，基本部门的增长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是一种乘数效应。然而，我们也看到，尽管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区域的基本经济部门，但区域非基本经济部门的作用不可抵估。一方面，非基本经济部门本身就构成区域经济的一部分，它对区域经济有一定的影响；另一方面，非基本经济部门为基本经济部门服务，因而间接对区域经济产生影响；第三，区域间基本经济部门的联系和合作在某种程度上依赖于非基本经济部门。而依照这一理论的划分，区域通信业应该属于区域非基本经济部门的范畴，因此，我们对区域电信业在区域经济中的作用应给予重视。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一系列原来的不发达区域获得了迅速发展，而用过去的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并不能圆满地解释这些区域的发展，因此，人们开始从新的角度研究区域经济发展问题。主要的研究内容有：
2.3.1新产业区理论
该理论是基于对近20年来在许多国家的一定区域内，中小企业的集聚而成功地形成成熟型产业的事例研究而出现的［13-16］。普遍认为，本地网络和根植性(根植性是指经济活动和结果受到行为者相互关系和这种关系网络的结构的影响［17］)是新产业区的主要识别标志，专业化生产所形成的成熟产业是新产业区出现和发展的基础。在新产业区中，企业的生产内容更多的是高新技术产品，企业间的联系和合作也更多地依赖现代联系方式，由此，我们已看到在新产业区研究中通信的痕迹。实际上，对新产业区域研究本身也现现代联系方式有关。曾有学者提出“光滑”的生产空间概念［18］，其意是指随着运输方式的现代化和信息传输的飞速发展，距离在经济区位选择中的作用日益减弱，资本和工厂的运动变得更加容易，在这样“滑溜溜”的生产空间，有一个具有“粘性”的新产业区，便成为人们瞩目的焦点。
2.3.2跨国公司全球化与区域经济发展
二次大战后，跨国公司及其科学研究动的迅速增加和各国贸易壁垒的显著降低，极大推动了全球经济的一体化进程。由于跨国公司具有自身的生产经营网络，跨国公司的全球化发展及其地理上分散活动的功能一体化，给区域经济发展提出了新的问题，即区域经济本地网络与跨国公司全球网络之间的联系和冲突问题［19］。因此，如何协同全球网络与本地网络的关系，调节全球化和地方化过程中不同行为主体的矛盾，增强区域竞争力，成为区域发展研究的新课题。而跨国公司全球化发展的明显促进因素是运输和通信技术的革命性发展，区域本地网络和跨国公司的全球网络的物质基础之一就是电信网，跨国公司在全球的活动是建立在各区域的电信网基础之上的。
2.3.3地方环境与学习创新
九十年代以来，在区域经济的研究中出现了一种学习创新——地方环境——区域增长的研究框架［20，21］。该研究认为，知识生产、分配和使用具有区域聚集特性，形成有利于创新的地方环境，学习过程在知识经济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因而学习过程对地方环境有着高度的依赖。在这种地方环境下，相互联结企业、客户、研究机构、大学和地方行政当局的网络关系能够增强不同行为主体之间的信任，提高各行为主体伴随竞争环境变化调整自身行为和发现新解决方法的能力。实际上我们看到，尽管该理论更多地是在探讨知识经济条件下区域聚集的原因，但其中也充分体现了对通信的关注，因为有利于创新的地方环境本身就包含着现代通信网络环境和发达的电信产业，同时，依赖于地方环境的学习过程也包含着对电信产品的充分消费。
3研究的必要性
在区域经济理论的研究中已经涉及到了电信业，并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就我国当前来看，发展信息化、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今后的重点工作之一，这其中就包含着通信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及其与区域经济的协调问题。而通信产业的发展离不开区域，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也离不开通信产业，这些都集中于区域电信业的发展问题上，因此，无论是从当前还是从今后的发展来看，从区域角度研究电信业的发展问题都是不容忽视的。具体来说，有以下要求：
3.1国民经济信息化的要求
加速推进国民经济信息化，提高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这是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而电信是信息化的基础，电信产业发展的程度直接影响信息化的发展程度，因此，对电信产业发展的关注是信息化建设所不可缺少的。另外应该看到，国民经济信息化离不开区域经济的信息化，电信产业在各区域发展的状况如何从某种程度上能够反映各区域信息化建设的现状和进一步发展的潜在基础。由此来看，国民经济信息化要求从电信产业和区域双向上加强建设，尤其要求针对我国的具体情况，分析和研究电信产业在不同区域的发展问题及由此而产生的差异变化问题，以期找出不断发展的优势和政策制定的方向。
3.2经济结构调整的要求
我国当前最重要的是进行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不断优化升级和不断现代化，加强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建设，大力发展服务业，提高高新技术产业的比重，继续加强基础设施的建设，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电信产业的建设都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是使区域经济不断具有活力，能够不断发展。产业结构的调整最终要落实到一定区域上，而区域经济结构中最重要的是区域产业结构。因此，从经济结构调整的角度看，产业研究与区域研究的结合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我国电信业的飞速发展是超常规式的，这种发展对产业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都有重大影响，这就决定了更应该将电信业与区域结合起来。
3.3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
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要求各个区域在发展中合理配置资源，相互联系、密切配合、产生互动效应。电信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有明显的连带效应。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程度如何直接会影响到区域经济协调的程度。将电信业落实到区域的范围进行研究，找出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特点、差异变化的趋势和原因，能够使各个区域进一步明确电信业在其区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社会经济的关联程度，从而为各区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合理投资和布局，提高本区域的市场竞争力并保持区域间的合理分工和联系奠定基础。
3.4电信业自身发展的要求
电信业本身具有全程全网联合作业的性质，这就要求电信业的发展必须各个区域协调配合，以确保网络畅通。电信业的这一特性为电信业在各个区域的发展提出了严格的要求，而电信业的区域性发展与区域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关联性，只有真正了解电信业在各个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及其原因和结果，才能正确选择电信业的发展战略模式，为制定电信业发展政策提供依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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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Grabber，G.Theembeddedfirm-onthesocioeconmicsofindustrialnetworks［M］.London:Routledge,1993.
一、引言
本文所指的外出打工的主体既包括进城打工的农民,也包括前往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打工的来自中小城镇的剩余劳动力。因此,这里所说的外出打工者或打工者的含义比一般所说的农民工的含义更加宽泛。打工既包括受雇于大城市或经济发达地区的企业,也包括在上述城市或地区的自我雇用,如自己或合伙开办小餐馆、小建材店、承包小旅馆等。
对于外出打工的现象,大多数研究文献是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增加农民收入及为城市经济提供廉价劳动力的角度去探讨的。也有一些文献讨论了外出打工与县域经济的关系问题,如蔡文著认为发展县城经济的实质是要解决“三农”问题,而其中的关键是要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样实际上是将外出打工视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寻找出路,以减轻县域经济发展的负担的重要途径。王培根、龙泉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县域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但在分析的深度上挖掘不够。凌斌、王勇以安徽省无为县为例,论述了外出打工者回乡创业对于欠发达地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基本上还是停留在简单的理论讨论层面,实证分析和数据运用比较薄弱,而且只是关注回乡创业,回乡创业实际上仅是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之一。
外出打工者的原籍地大多在县城及县城以下的镇和乡,本文旨在讨论外出打工对于县域经济的发展有何影响、影响的机制和途径以及对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有怎样的推动作用等。
由于外出打工者的消费、投资等活动没有专门的统计数据,所以我们只能主要采用与打工者面谈或访谈的方式以获得相关数据和第一手资料。由于笔者生活和工作所在地及旅游、工作的关系而到过的城市,还有由于笔者及亲戚原籍地的关系等,这种访谈在上海、苏州、深圳、海口、厦门以及江西省的永修县、德安县、进贤县,安徽省的泾县、青阳县等进行。在上海、深圳等上述城市访谈的打工者来自江西、安徽、河南、湖北、湖南等省份;在永修县、泾县等上述县访谈的外出打工者(或访谈其家人、亲戚)外出打工的省及城市有上海、深圳及浙江、江苏、福建、广东、海南等。当然,外出打工的城市有的也位于中部区域,如江西的打工者前往安徽某个城市打工。
二、打工者知识的积累、传播与返乡投资
按照罗默、卢卡斯等人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来自劳动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边干边学”。从边干边学的角度看,打工者的打工过程无疑是一种知识的积累过程,这种知识的积累和技艺的学习在不少方面是其他学习方式所无法替代的。因为从知识管理学的角度来看,知识分为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前者是指能够被人类以一定符码系统(如语言、文字等符号形式)加以完整表达的知识,后者则是指那种与一定的情境、过程相联系的,难以通过符码系统表达的知识,如技艺高超的厨师的厨艺、某些生产工艺技术等就属于隐性知识。当然,这两种知识是难以截然分开的,同一知识体中往往既包含显性知识,也包含隐性知识。隐性知识的获取和传播常常需要通过一定指导下的“边干边学”和“边学边干”来实现。打工者的打工过程及其目的——返乡投资不仅实现了显性知识从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向中西部县域的传播,而且实现了隐性知识的上述流向的难度较大的传播。
打工者的知识积累不仅来自打工过程本身,而且来自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整个文化环境、先进观念等,这即是所谓的打工会开阔眼界,更新观念。
打工所积累的知识为打者寻找和发现家乡的商机提供了能力和胆略,如江西省永修县城的第一个房产中介公司就是曾在上海某房产中介公司打工的返乡投资者所开;最早的为数不多的几家洗车点之一,是曾在深圳某洗车场打工的返乡者所开。又如安徽省青阳县城最早的少数几家电脑修理公司之一,是曾在上海从事过电脑修理业务的返乡者所开。此外,外出打工的积蓄,则为他们返乡投资提供了一定的资金基础。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打工者的知识积累率和资金积累率与打工的集聚度密切相关。外出打工的集聚现象不仅存在于打工的空间构成方面,还存在于打工的行业或工种构成方面。在我们所实地调查的输出打工者的许多地方,往往是少数人到某地去打工,会带动当地甚至周边地区的很多人也前往同一个地方打工;往往是少数人外出打工从事某一职业,当地其他人也外出从事同种职业。如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的相当一部分外出打工者曾一度集中外出生产糖果;江西安义县外出打工者则以加工塑钢、铝合金门窗闻名。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包头路(殷行路至民星路段)、松花江路(双阳路至黄兴路段)及抚顺路等处,安义人开设的塑钢及铝合金门窗型材加工、销售店几乎是一家连着一家。在深圳市的一些企业,也常可发现同一企业的打工者大多来自同一地方的现象。
打工集聚的原因可从老乡提供的信息的便捷性及带来的安全感等方面解释。打工集聚的效应则主要体现在:(1)信息和生产经营工具等的较好共享降低了生产经营成本,实现了“老乡经济体”的规模经济效应;(2)提高了市场知名度,降低了市场需求方的信息搜寻成本;(3)增加了与企业或雇佣方的谈判力量,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维护打工者的经济利益,这在目前打工者利益屡受侵犯的情况下尤显重要;(4)有助于加快打工者的知识积累,因为集聚可以促进信息的交流和知识的互补,从而增进打工者的共同知识。
打工者的知识如何向原籍地传播?怎样对原籍地的县域经济产生回馈效应呢?一是通过人员流动、信息交流给县域经济注入新的知识、理念等。一个值得咀嚼的现象是,较有成就的外出打工者在原籍地的家人、亲戚也往往会在当地经商小有成就。二是通过外出打工者的返乡投资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如截止到2009年4月初的不完全统计,江西省安义县共有27家建材类企业,拥有塑钢生产线400条,铝型材生产线26条,均为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兴办,其产值占全县GDP的12.36%①,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对于县域经济的促进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在打工者的知识回馈方面,尤其值得提到的是春节期间外出打工者的大规模返乡探亲效应。春节期间,返乡的打工者走亲访友、品茶欢宴、促膝交谈。他们谈论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观念意识、打工的经历、学习的技艺及家乡的投资机会等,于是,春节期间成了一个信息交流的超大平台和知识传播的超大课堂。春节后,外出打工的流向和流量往往会根据新的信息有所调整,一些外出打工者常常会决定是否在家乡投资,甚至当地企业的一些经营思路、经营理念等也会出现微妙的变化。
参照著名的新经济地理学家Fujita和Thisse提出的涉及两区域的知识增长模型,这里假定全国分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两部分或两区域,可得到县域经济的知识形成公式为:
Kh=[h(i)βdi+ηh(j)dj]1/β,0<β<1,0≤η≤1
其中,Kh为县域经济的知识总量,β为人们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知识互补参数,它反映了经济活动主体及其掌握的知识的异质性,sh为县域经济的员工份额,相应的,1-sh为城市经济的员工份额(包括打工者),h(i)和h(j)分别为县域经济和城市经济中的员工的个人知识,i=1,2,……n;j=1,2,……n。η为区域间的知识扩散强度,一般与空间距离成正向变动。η越小,代表了城市经济中的知识对县域经济的传播、输入越少,越困难。
打工者在城市经济与县域经济之间的频繁流动及对知识的传播在较大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的空间距离的阻碍性影响,提高了上式中的η值,从而增大了Kh值,即增进了县域经济中的知识总量。
三、打工者的消费、投资回馈与城镇化
外出打工者的消费对于县域经济的注入主要通过两个途径:一是返乡期间的消费;二是打工收入回流转化为家人、亲戚的消费。由于外出打工者返乡的高峰期是每年春节,出外打工者人数多的县便出现了消费十分繁荣的“春节经济”现象。表1和表2是通过访谈和调查所得。
表1和表2的样本数据相差较大,除了与打工者打工地区的收入水平有关外,可能主要与对打工者取样的职业特性有关,而这又取决于在两个地区对于不同打工群体进行访谈、调查的便捷性差异。根据表1显示的数据,如果一个县有3000人春节返乡,仅春节期间在原籍地的直接消费就达:1017元×3000人=305.1万元。
除了消费外,不少外出打工者在经过一定时期的资金积累后,往往返乡在农村建房或在县城购房、购商铺。这在笔者所调查的前述各县是一种普遍现象。根据江西省永修县城最大的新建小区——建昌城市花园的不完全统计,该小区共分三期建有1118套住房,大约35%为外出打工者或外出打工者的直系亲属所购买。
在县城购房置业的外出打工者中一部分为原县城的居民,更多部分为原居住在该县农村和其他小镇的居民,他们在外出打工一定年限并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创业能力后,往往选择在县城投资开店、购房置业。所以说,外出打工的重要回馈效应之一是促进和加快了县域经济的城镇化进程,县域经济中的城镇化可由图1来简略地表示。
这里举一个较有代表性的案例,江西省永修县吴城镇是一个历史名镇,镇上原来中年及中年以下的居民,大约有1/3已经迁往县城和其他城市,镇上现在的居民绝大部分为来自吴城镇管辖的松门村、松丰村、荷溪村、河东乡等乡村的农民。永修县城则有越来越多的住户,原为该县其他小镇和农村地区的居民或农民,永修县城甚至有一条街道曾被称作“农民街”,因为最初这条街的两边居住的几乎都是来自农村地区的农民。
根据江西安义县公安局提供的户籍人口资料及对乡镇流出人口的摸查,到2007年,外出人口(其中绝大多数为外出打工)达90071人,占该县总人口的33.6%。外出人口的返乡投资和返乡购房使该县的城镇化率从2001年的20.19%迅速提高到2008年的26.03%②。
外出打工的群体中,也有一部分人在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在打工所在地或其他地方安家置业,不会回到原籍地。但不管选择在何处定居,都加快了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因为原籍农村的打工者一般会选择在城镇定居,原籍小城镇的打工者一般会选择在大中城市定居。
归纳对江西的永修县和安义县,安徽的泾县和青阳县等回家乡定居的21名打工者的访谈,返乡定居的动因可表示,在外地买不起住房,外地的生活成本高及小孩入学问题是外出打工者返乡定居的最主要原因。
四、政策建议
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并不是促进县域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但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为了更好地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更好地强化和吸收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基于以上的分析,可以考虑的相关政策措施有:
第一,各级政府管理部门不应将外出打工或进城打工仅仅视作是补充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劳动力需求,也应该从发展我国庞大的县域经济的战略高度来认识。要不断地完善相关法律,切实保障打工者的经济利益,减少甚至消除拖欠、克扣打工者的工资的不合理现象,减少和规范外来打工者在城市设店、谋生的管理税费,以便城市经济通过打工者的途径更好地回馈县域经济。
第二,大力加强交通网络建设,提高春运能力,尽可能地让愿意返乡过年的打工者能够如愿。因为正如前述,打工者的春节返乡在信息交流、知识传播、消费支出、投资决策等方面对县域经济发展都有强大的推动作用。
第三,外出打工者的原籍所在地应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尤其是加强交通建设。从对外出打工者的访谈和对一些县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基础设施越好,交通越便利的地方,外出打工者越多,外出打工的回馈效应也就越强。
第四,访谈中还发现,在外以单独或合伙开店形式打工以及受雇于人的技术性工种的打工者,返乡投资、创业的能力较强,可能性较高。而那些技术性含量不高的工种的打工者返乡投资和自我创业的能力较低。原籍地政府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应注意选择那些有助于这类外出打工者就业的投资项目,以便吸引他们返乡就业,因为这些打工者在该行业毕竟还属于原籍地的“熟练”劳动力。
第五,改进和加强对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的金融支持。调查和访谈显示,打工者返乡投资的资金目前主要还是依靠自己的积累和向直系亲戚的借款,享受到的来自银行系统的金融支持十分有限。这既降低了打工者返乡投资的积极性,也制约了返乡投资的规模与层次。因此,在县域经济体系内,应重视发展小额贷款机构和合作信用社,以便更好地吸引外出打工者返乡投资、创业。
注释:
①②资料来源于江西省安义县人民政府网。
[参考文献]
[1]PaulM.Romer.IncreasingReturnsandLongRunGrowth.JournalofPolilicalEconomy,1986,October.
[2]FujitaandThisse.EconomicsofAgglomera-tion.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2.
[3]安虎森.新经济地理学原理(第二版)[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9.
[4]蔡文著.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与县域经济的发展[J].商业研究,2005,(24).
2005年开始，在国家鼓励和支持非公有资本进入基础设施、能源、公用事业等行业和领域政策的带动下，各地纷纷制定放宽民营资本投资领域的实施意见，宣告了一些尚处于“灰色”地带的投资领域的正式开放。但是，能源的各个行业一直都是资金、技术高度密集，公共资源和财富高度集中，国家意图高度体现的敏感。因此，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面临更多的政策壁垒和技术难题。
一、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理论基础
能源是一个宽泛的范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随着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常规能源和新能源的分类成为全球的普遍共识。其中，常规能源，如：煤、石油、天然气、生物能、水能等；新能源，如：核能、地热、海洋能、太阳能、沼气、风能等。无论是常规能源还是新能源，都具有自然垄断的性质，由于传统体制的原因，自然垄断被错误地理解成行政垄断，进而导致部门垄断的投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都是由国有企业投资，但是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缺位和非经济职能决定了国有企业的治理制度是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控制，这种控制削弱了企业运行的效率。国有企业的结构复杂，导致企业人的机会主义以及不作为现象发生得更为频繁。而以私有产权为基础的民营企业通过法人治理结构将所有者、董事会及高级经理人的权利进行有效的分配和制衡，能够提高资本的运营效率，保证资本的增值。
从垄断行业的特征来看，自然垄断产业具有投资需求量大、资产专用性强、沉淀成本大、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显著等特点，传统理论认为这样的产业需要由少数几家进行垄断经营才符合产业特征，但是垄断容易产生腐败，垄断企业会通过制定高价，损害消费者利益，甚至采取不正当竞争来排挤竞争者，导致市场的失灵。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政策的滞后性，管制又不能很好解决这些问题，只有允许较多企业进入，发挥市场竞争机制的作用，才能迫使垄断企业提高效率，但是众多企业竞争又会损失规模经济，进而陷入规模经济与竞争活力的两难冲突。要解决这一冲突，就必须综合考虑规模经济与市场竞争程度，要求二者都做出适当“让步”，以达到一个均衡状态。
从效率的角度来看，美、日、英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表明，能源行业进行市场化改革，允许民营资本进入，加剧了行业的竞争程度，降低了产业的成本，促使价格不断下降，产品与服务质量不断提高，为能源产业民营化改革提供了实践经验。麦金森等人对18个国家的61个公司民营化前后的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进行了对比分析，发现在民营经济进入之后，行业销售、利润和投资以及就业都有相应增长。而从民营资本的出路的角度来看，民营资本实现资本增值，势必要不断拓宽其投资领域。截止至2008年12月末，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6.62万亿元，大量的民间资本投资冲动强烈，能源行业，尤其是新能源行业具有投资回报率高，风险大等特征，符合民营资本的逐利性强的特征，符合价值取向和目标追求。同时，放宽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能够有效规避资本向股市、楼市汇集，引发资产泡沫以及通货膨胀。
二、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现实问题
1、传统体制障碍
长期以来，民营资本无法实质性融入垄断行业，已成为严重影响非公有制企业发展的障碍。2005年，国务院就下达了《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简称36条)，明确提出“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垄断行业和领域，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石油行业和领域，加快进行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度被媒体和民间称为“开启民营资本飞天元年”的这一指导意见却没有发挥很大的作用，且不说这36条本身的问题，国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多地停留在“口号”形式上，暗地里对民营企业仍然心存“戒心”，甚至出台了自相矛盾的公共政策，比如《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的文件，明确七大行业将由国有经济控制，强调在电力、通信、石油等领域内国有经济绝对控股。很明显，面对这两个相互“打架”的红头文件，民营企业要想在垄断行业占有一席之地，仍然困难重重。《2009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意见》，不仅作为单独的一项提出，而且首次提出了改革过程中拓宽民间投资的领域和渠道，明确由国家发改委、工信部等部门负责，加快研究鼓励民间资本进入石油、铁路、电力、电信、市政公用设施等重要领域的相关政策，带动社会投资。各级政府也根据各地的发展水平制定了相关规定，如河北立法叫停能源行业垄断福利，山东、浙江等沿海省份允许民间资本进入能源等垄断行业。但是，由于我国能源价格机制改革尚且刚刚开始，我国的电价、油价一直是国家垄断，国有电力、能源企业长期得到政府的价格补偿，这种补偿机制极大地排斥民营资本的进入。同时，各级政府的相关规定只是一份笼统性的意见稿，缺乏明确的实施办法以及惩戒措施，导致民营资本在竞争中仍然处于劣势地位。
2、民营企业自身的缺陷
虽然我国民营经济从无到有，从少到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 获得强劲的发展。但是，大多数民营企业存在经营管理体制不健全，管理粗放，没有形成现代企业制度，决策随意化，抗风险能力弱，人才短缺，企业家素质不高，短视现象普遍，技术积累和开发薄弱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民营企业参与能源开发过程中往往存在急于收回投资、尽快获利的投机意识，在经营理念和实际操作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些负面效应，造成资源的破坏。以石油资源为例，这些年来，民营资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石油产业的经营，但更多集中于中下游产业，即流通领域的批发、零售企业争取成品油油源，较少进入开采领域，这其中当然有民营资本规避投资风险的原因，同时更多是因为民营企业存在短视问题，即为获取短期利益，采取破坏性、掠夺性开采手段，严重损耗国家的石油资源储量，忽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最大限度利用，给本来有限的石油资源造成更大的破坏和浪费，同时不注重环境的保护，忽视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新能源，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虽然新能源能够缓解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但是新能源生产背后引发新环境污染，比如生产太阳能板的多晶硅污染已经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因此，鼓励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势必要加强政府的监管，无形中增加了社会成本。
3、融资难问题
融资难一直是制约民营资本壮大的重要因素，国际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投融资矛盾尤其突出。民营资本全面进入能源行业，意味着中小民营企业也能进入这个行业分一杯羹，对于石油、天然气、电力等行业考虑到国家能源安全及规模经济，全面开放是不可能的。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最广泛的领域还是新能源行业。但是，银行不原意贷款给规模不大、前景不明的中小企业，风险投资及私募基金对行业的熟悉程度不高，不了解技术成熟度等关键性问题，对投资新能源也抱着谨慎观望的态度，因此，融资难也是限制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
三、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发展路径
1、破除行政垄断，为民营资本的全面进入扫除体制障碍
能源行业一直存在着“半行政、半市场化”的体制特征，距完全竞争还很远，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就是要破除行政垄断，但是这个过程中就会触犯相当一部分的既得利益，因此改革阻力很大。按照美国经验，对于能源行业的管制应该去行政化，因为行政化会由于信息垄断和权力过于集中而导致寻租行为和行败。其次，加强竞争的培育，竞争的培育要与市场秩序的规范和各项改革措施的制定和落实相结合，如果不制定更为详细的实施细则，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只能流于形式。山东省在《关于促进和支持民间投资发展的意见》中明确规定：每年确定的省级重点项目中，民间投资项目要不少于40%；市级重点项目中，民间投资项目不少于50%。类似这样的规定是对民营资本的极大扶持，各级政府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应该保证政策的可操作性和持续性，尽量做到具体化。其次，长期以来的政府直接定价或监管，导致成品油、天然气和电力之间的价格差别并不是由从生产到消费的成本和能源品质本身所决定，而是决定于政府与不同能源行业和不同用能终端之间的博弈，各种能源之间存在比价不合理问题。因此，推动能源定价的市场化改革成为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核心，政府应转变角色，不能直接定价，只能进行价格监管。
2、民企与政府双管齐下，解决资源破坏与污染问题
民营企业在参与能源开发与经营过程中，应树立长期发展的战略思维，不仅重视生产效率与效益，又要重视发展环境的保护，做到统筹兼顾、持续发展。已提交至国务院法制办进行审批的《能源法》规定在能源领域建立准入制度，因此，对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应设定明确的门槛，在经济实力、技术水平和装备能力等进行严格限制，严格审查。对于一些污染性严重的项目，应实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企业必须对污染物进行预先无害化处理，达到排放标准才能排放。对于企业新上马项目环评先行，必须在立项前向当地环保局提供生产工艺，做评估报告。无论是什么企业，只要生产就必须清洁生产，保护环境。决不能因为是国家鼓励新能源产业发展和民营资本的参与就忽视对环境的投入，任何企业都必须按照环境保护法行事。
3、发展多元化的融资形式，破解融资瓶颈
能源行业的特征决定了其进入壁垒高，绝大多数民营企业的经济实力难以承受石油、天然气以及电力开发的前期投入和高额成本，而新能源未来市场的不确定性强化了银行的“惜贷”。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需要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新能源，作为民营资本全面进入的领域，在推动民营资本进入方面，应发展多元化的融资方式，除了争取银行贷款外，还应通过私募或风投基金、政府投资、协会支持等来获取资金支持。银行、风险投资及私募基金对民营能源企业的投资主要考察技术含量、企业规模、市场需求和上市前景，说明民营资本进入能源行业的关键问题也是技术问题和市场问题，企业应加强与投资机构的沟通，通过翔实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来获取银行的信赖。吸引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投资，“尚德模式”的成功揭示了政府投资成为民营资本参与能源行业破解融资难问题的重要途径。因此，政府应转变职能，加快政府风险投资模式的制度化进程。行业协会在解决融资难方面也将发挥重要作用，可以创造新的融资渠道，比如建立新能源行业的投资资金。
目前，我国民营资本在能源行业创富，主要集中在煤炭行业和石油行业，而长远来看，新能源行业的创富机会更大。随着，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入，民营资本全面参与能源行业不仅是个趋势，也将成为事实。可以想象，只要政府不断破除行政垄断，加强监管以及对民营资本的一贯性支持，民营企业凭借着机制等优势，将在能源行业大有作为。
参考文献：
[1]马祥民. 对民营企业进入石油开采领域的分析与思考[J].山东社会科学，2008（4）
一、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现状
1.法律制度不够规范
我国的法律体系中有很多法律法规都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略有涉及，但由于内容过于零散抽象，因此很难应用于实际情况中，只有唯一一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能够应对消费者可能遇到的权益问题，然而这显然无法满足逐年增加的消费者权益被侵犯案件，因此在消费者维权这条路上，最重要的是有法可依，能够完善法律法规，增加更多保护消费者权益的相关制度。
2.执法机构缺乏力度
关于消费者维权，首先要有法可依，其次就是执法必严。然而现实中相关执法部门却不能做到这点，甚至无视包庇违法犯罪行为。许多地方政府在面对规模庞大且极具专业性的违法活动时，不但不严厉打击，甚至会徇私舞弊;而个别政府机构为了自身利益徇私枉法将本该受到刑事处罚的案件仅以行政处罚敷衍了之;更有甚者，政府会利用权力之便，封锁本地市场，对本土产品继续地区保护，直接影响商品流通。
3.缺乏解决消费纠纷的救济机制
有人的地方就会有矛盾，市场交易中在所难免会出现消费纠纷。只有当该纠纷涉及较大金额的消费或者损失严重，消费者才会想到拿起法律的武器寻求解决办法。然而实际市场交易中，许多消费纠纷涉及的资金都比较小，摩擦也不太大，这时很多消费者习惯息事宁人，不通过法律的行为维护自己的权益。然而正是因为消费者的纵容导致商家越来越无所忌惮，假货伪劣产品越来越多，这既损害了消费者本身的权益，也助长了社会不良风气，危害社会公共利益。
4.消费者处于弱势地位
消费者在商品交易的过程中，始终以弱势群体的角色存在着。究其原因不外乎两点：第一是因为消费者在购买某件商品时，并没有对其进行全面的了解，导致的结果就是买回去以后发现并不适用。第二由于相关职能部门并没有严格把控市场，导致市场中出现很多假货伪劣产品，而消费者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购买回家。二者都会造成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
二、经济法对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强化措施
1.完善市场规制法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要想更好的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首先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的竞争法规目标，对相关法规进行补充，完善立法目的、适应范围等方面的法律依据，补充不够完善的法律条例。其次建立一个完善的惩罚性赔偿制度。在惩罚惩戒时做到有法可依，且明确惩罚赔偿的性质，区分其与物质损害、精神损害之间的不同与不可替代性;同时将赔偿制度中消费者应获赔偿保护的范围扩大，赔偿资金标准提高。确保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只要遭受到故意损害其利益的行为或者商家有重大过失导致消费者权益受到损害时，都可以再法律范围内得到帮助。
2.建立行之有效的执法机构
建立一个健全公正的执法机构是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第一步，需严格要求执法人员，保证执法人员刚正不阿，既具备专业的职业技能又有责任心与素养，只有执法人员纪律分明德才兼备，执法部门才能更加健全完善。其次要严厉惩治玩忽职守的官员，责问其上级领导，责任到人，加强执法力度，加重惩治强度。在整顿纪律，健全执法机构时，不仅要问责执法机构，还要对其他例如卫生行政、工商管理等关乎消费者权益的部门进行批评整顿，警醒各部门，确保各部门各司其职，互相配合以便更好的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3.拓宽司法救济渠道
许多消费者在其权益遭受侵犯时，虽有心维权，但却没有合适的维权渠道，因此，拓宽维权渠道非常重要。首先，一些公益团体或个人可展开公益诉讼活动，当消费者的权益受到侵犯时可以寻求他们的帮助，他们则以人的身份为被害人进行诉讼。这样做能够有效的维护消费者，保障社会公共利益，维持经济秩序，防止违法行为再次发生。其次相关部门可以适当降低消费者维权诉讼费，实现小额诉讼。这样消费者既不用担心高昂的诉讼费又可以很好的维护权益，且这种小额诉讼的方式灵活性非常大，即可口头约定也可书写成文;审理程序也大大简化，可以在晚上或者周末直接进行判决。
4.改进消费者弱势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