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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将讨论和上述问题相关的新兴经济增长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新调整；第二，从历史上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看目前的调整；第三，政策选择和未来展望。 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新调整
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放慢。图1记录了1993年到2013年历次新兴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纵坐标是经济增长放慢的新兴经济占新兴经济的百分比， 如果超过75%的新兴经济增长放缓，我们就认为新兴经济增长整体在放缓。
过去20年， 在墨西哥危机、亚洲金融危机、IT股市危机，以及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新兴经济都出现整体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我们的观察表明，从2011年开始一些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已经开始放缓，到2013年下半年，已经有80%的新兴经济出现了经济增长放缓，由此可以判断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确实在放缓。
目前新兴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既有外部因素，也有内部因素。如图2所示，我们的模型表明，过去两年，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了1.35个百分点。其中外部需求疲软形成约1.15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有相当一部分因素是内部结构性问题，经济持续高速增长造成宏观结构失衡，内部经济结构问题形成约0.6个百分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同时，应对外部需求疲软， 一些新兴经济动用财政刺激和宽松货币政策和信贷扩张政策支持了经济增长约0.4个百分点。整体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1.35个百分点，其中同时具有周期性和结构性两方面的原因。
外部需求疲软是全球经济周期变化的自然结果。进入2013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以刺激政策带动的反弹周期结束，全球经济增长进入一个新的中低速调整期。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G20推动下，各国相继推出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全球经济反弹强劲，2010年全球经济增长5.2%。
受2011年欧元危机爆发影响，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从2010年的3% 下降到1.6%，整体全球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到4%。2012年欧元区经济衰退，美国经济受财政消减影响中度经济增长，发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1.2%，但全球经济增长速度继续下降到3.2%。
2013年，由于发达国家经济疲软，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也开始下滑，预计全球经济增长将降低到3%左右。全球经济增长在全球金融危机反弹后已经连续四年下滑，危机以来以刺激政策带动的反弹周期结束。
新兴经济大部分是外向型或出口单一型经济，经济增长历来受外部需求和外部资金流动影响较大，对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高度敏感。2000年以来，新兴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强有力的外部经济环境，包括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升，大幅度改善的大宗商品贸易条件，额外提振了新兴经济GDP的增长（见图3）。
全球贸易开放，全球贸易增长大大快于全球经济增长，有利于新兴经济出口，增加总需求。其中向中国和美国出口的新兴经济通过贸易增长大幅提振了经济增长，而欧元区因为经济衰退对新兴经济出口带动作用弱小（见图4）。
同时，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推出的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了资本向新兴经济的流动，新兴经济比较容易得到外部资金支持，融资成本也由此大幅下降。我们估算新兴经济平均融资成本下降了460个基点，其中外部流动性条件的改善帮助融资成本降低大约340个基点，新兴经济内部宏观条件改善帮助融资成本降低大约120个基点。在外资流入新兴经济时， 也推动了新兴经济货币和信贷周期性扩张，这也拉动了总需求向上。
现在这些利好因素都在改变。由于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石油价格、大宗商品、金属产品和农产品的价格都在经历从快速上升阶段向下降阶段的转变，因此，对于大宗商品出口国，过去几年由于贸易条件改善提振的经济增长部分消失了。外部需求疲软同样导致了新兴经济出口增长速度的放慢。
由于美联储退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的长期利率水平（十年期国债利息水平）已经从最低点上升了近100个基点， 我们估计在2014年还会继续上扬，由此也将影响全球利率水平逐渐上升，而新兴经济利率上扬速度会更快。美联储经过实施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流动性充裕，大量资本流向新兴经济，我们估测，因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带给新兴经济体的外资金额高达4700亿美元。
美联储退出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新兴经济也会面临资本撤出的挑战， 一如我们在2013年5月到8月期间已经观察到的。由此，新兴经济在过去几年里享受的资金宽裕和便宜的融资环境也在发生根本的变化，这也在影响总需求。
新兴经济内部宏观失衡，也是形成近期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原因之一。在连续多年强劲经济增长下，一些新兴经济也逐渐积累了内部的宏观失衡，表现为财政赤字上升、货币增长过快和信贷过热、经常账户赤字上升，通货膨胀也逐渐抬头。当外部需求强劲时，一些必须的结构改革也被拖延。
这些问题往往被较高的增长速度所掩盖，而一旦外部需求疲软， 内部宏观失衡的问题立即暴露，推动经济的进一步下滑。我们的模型预测，这些内部宏观失衡和结构问题整体形成了新兴经济0.6个百分点的GDP增速下降。由此，新兴经济在外部经济金融环境变化、内部宏观基础恶化的情况下，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需要进行调整在所难免。 从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看目前调整
新兴经济增长和赶超的道路从来都不平缓。正如我们在图1看到的，过去20年，新兴经济经历了多次的增长速度放慢， 所以问题的实质不在增长速度放慢， 而在是否有正确的调整政策，稳住经济增长，并继续向前发展。
又一次，历史提供了有趣的案例。我们对1962年-2011年过去50年新兴经济的增长、发展和赶超的轨迹做了一个分析，我们不但关注绝对的新兴经济本身经济增长速度变化，而且引入了一个衡量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代表发达国家）的差距的指标的变化。因为在现实经济中，当新兴经济在增长时发达国家也在增长（在此以美国为代表），只有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在缩小时，新兴经济才实际在赶超、在发展。在图5中，纵坐标是新兴经济的平均GDP增长速度，横坐标是以该年度美国人均GDP为基数，新兴经济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比重。这个指标我称之为赶超指标。
回顾过去50年，在上世纪6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强劲，平均增长速度从年均2.8%加速到4%，增长速度在70年代有所放缓，但新兴经济持续保持不断缩小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从1960年初只占美国人均GDP的15%达到1970年末占美国人均GDP的22.5%。
此后，全球经济金融环境发生变化，上世纪80年达国家经济增长速度放缓，金融危机不断，新兴经济也经历了两次拉美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并受到IT股市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严重冲击。在8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又一次扩大，退回到占美国人均GDP的17.5%的水平。
上世纪90年代新兴经济增长速度回升，但人均GDP和美国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直到进入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强劲，新兴经济增长又一次提速，整个新兴经济体保持6%左右的增长速度，而发达经济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经济增长速度严重下滑。新兴经济的赶超在加速，今天新兴经济的人均GDP达到美国人均GDP的27.5%左右。
这个过程是令人震惊的，因为在过去50年里，我们看到新兴经济有过强劲的经济增长，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均生活水平大幅改善。但如果放在世界范围内，从赶超的角度看，赶超的路途并不平缓，赶超的过程并不理想。
拉美经济增长轨迹是个典型的案例。如图6所示，拉美经济在1962年到1966年的人均GDP是美国的27%左右，已经相当于今天全球新兴经济体占美国人均GDP的平均水平。但是此后拉美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增长速度从1972年开始急剧下降，之后虽然也有经济增长速度的提升和赶超的反复，如拉美经济增长速度和上世纪60年代初相仿， 但人均GDP占美国人均GDP的水平要低于50年前的水平。
纵观全球，亚洲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比较成功。如图7所示，在过去的50年间，亚洲新兴经济保持了持续和稳定的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只在上世纪80年代的全球经济衰退和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但迅速调整后反弹，总体仍保持增长，因此能够在50年间将占美国人均GDP的水平从12%提高到40%左右。
其中韩国的案例引人注目。如图8所示， 韩国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了强劲的增长，此后虽然增长速度不断放缓，但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断在赶超美国的人均GDP水平。2000年经济实现了经历亚洲金融危机之后的企稳，将经济增长维持在3%的可持续水平，并不断缩小与美国的水平，直到今天达到美国的65%左右。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过程。
在这样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的增长和赶超轨迹同样引人注目。中国的特点是人均GDP起点低，但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因为起点太低，所以一开始的赶超速度不快。进入21世纪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才开始放缓但企稳，不断缩小人均GDP与美国人均GDP的差距，如今达到美国的20%左右。
从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和赶超的轨迹看：第一，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是一个持续的、长期的、曲折的过程，所以经济增长的政策要关注长期的可持续性。
第二，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外部环境（外部需求）起很大的作用。在全球经济增长强劲，对新兴经济的外部需求强劲时，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也强劲；而全球经济疲软或衰退时，新兴经济也面临相对发达经济而言更大的下行压力。上述案例中，新兴经济的经济强劲增长和实际赶超也都是外部经济环境比较有利，全球经济增长强劲的阶段。
第三，由此，由于外部经济环境的不可控，以及全球经济金融的周期性波动，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也是一个波动、反复和曲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适应变化的外部环境、不断调整政策的过程。
第四，上述案例展示了成功的案例，也有不太成功的经历。成功和不太成功的区别就在于新兴经济能否坚持长期的可持续性增长政策，在上升周期避免过热，在面临下行压力时及时经济调整，政策到位。调整政策决定了新兴经济能否持续地保持经济增长和赶超。 新兴经济的政策选择
和未来展望
综合当前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和历史经验教训，在目前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的情况下，新兴经济可以采取哪些应对政策呢？
第一，要充分认识到目前新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主要是由外部经济环境变化，部分由内部宏观失衡引起的。这是新兴经济在经济增长和赶超之路上无数已经发生的并且会继续不断发生的波动和曲折之一，是一个自然的经济周期过程。新兴经济调整经济金融政策，适应变化的全球宏观经济金融环境，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在此情况下，试图通过内部宏观财政政策或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阻止经济增长下滑，维持经济的较高增长很难收到效果，反而会因为过度刺激政策引起宏观环境恶化，埋下经济金融危机的种子。
第二，在全球经济周期性下降的过程中，也是新兴经济调整经济结构的窗口时机。从长期可持续发展看，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和赶超之路也是一个不断把经济增长模式从外需为主调整到内需为主的过程，而外部需求下降是结构调整、加大内需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好时机。因此，政策一方面要看到经济增长速度下调的必然性；另一方面，在防止经济大幅下滑和波动时，要从结构调整的角度，而不是从拉动总需求的角度制定政策。
第三，由于新兴经济增长的放缓也伴随有内部的宏观经济金融失调，因此重建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空间，维持宏观经济金融稳定也是当前新兴经济调整政策的重要部分。2013年5月到7月，因为美联储提出减缓非常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经常账户赤字高企，通货膨胀居高不下的新兴经济受到资本外流、汇率、股市和债市波动的冲击较大， 再次表明维持宏观稳定的重要性。
第四，新兴经济要保持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同时不断缩小人均GDP水平和美国人均GDP水平的差距，实现居民的财富水平不断提高，最为核心的是要持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这就需要把经济增长政策的关注点从增加规模转到提高效率，并具体制定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具体措施。
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表明，推动持续不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最为根本的一条就是成功地把经济增长目标从追求规模转到追求效率，并制定相应的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措施。
图9中我们分解了1990年到2010年新兴经济增长中，各种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整体看，相比较其他区域，亚洲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最高， 而且劳动生产率对GDP增长贡献的比重也最大。但是即便在亚洲，主要贡献经济增长的仍然是资本投入，人力资本的贡献普遍偏低。
图10具体比较了美国和不同收入水平的新兴经济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的新兴经济中，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仍然只有美国20%的水平。这具体解释了新兴经济人均GDP和美国人均GDP之间的差距，也表明新兴经济未来发展的潜力和空间是巨大的。
第五，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同样表明，推动持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的另外一条就是有较公平的收入分配，让全体公民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这就需要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打破垄断，让居民有进入市场公平竞争和按劳挣得收入的机会。在第二次分配政策偏向穷人之前，需要有较好的初次分配政策和有较好的就业、公平竞争政策。
第六，保证劳动生产率不断增长，保证经济增长的果实被全民共享的根本基础是建立完善的市场机制。我们对过去50年新兴经济增长轨迹的分析同样表明，推动持续不断经济增长并缩小和发达国家人均GDP差距的还有一条就是在不断的经济调整过程中，把经济政策的关注点从增加规模转到支持可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建设上，由此不断推进建立市场和公平竞争的体制。我们的分析表明，持续完善制度建设是持续提高劳动生产率、持续实现经济增长的最为根本的基础措施。
经过十多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全球新兴经济又一次面临经济增长速度的放缓和随之而来的经济政策调整。这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是坚持速度还是适时调整，是继续依靠扩大规模还是大力调整结构，是修复和维持宏观政策空间与宏观稳定还是继续动用资源刺激经济增长，是强调劳动生产率还是关注投入，是坚定收入分配政策，让百姓共享经济增长的果实，还是只关注增长。这一切又一次成为了全球新兴经济的政策选择。在图11中，我们的观察表明，新兴经济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企稳， 2013年新兴经济的增长速度会从2000年到2012年平均速度4.7%降到3%，但是2014年有望提升到3.7%。
二、新常态下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的困境
新常态下，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与风险日益增加。外部环境的恶化，加之受增速放缓影响而愈发凸显的国内结构性矛盾，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面临着诸多困境。
（一）国际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增长乏力将是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全球经济新常态，为寻求新的增长动力，发达国家纷纷推行“再工业化”，减少经济活动的外包与离岸生产。受国际需求减少影响，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发展动力的新兴经济体，将遭受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出口贸易减少、国内失业率大幅上升等严重冲击。随着全球分工的不断深化，依赖廉价劳动力发展起来的新兴经济体，将陷入“保增长”还是“调结构”的两难境地。同时，美欧日等国发起的量化宽松政策，加深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新兴经济体政策调整难度加大。随着美联储量化宽松政策的结束，新兴经济体国内资本外逃、金融动荡、通货膨胀居高难下等都将加大新兴经济体政策落实的难度。除此之外，国际安全形势动荡不安，地缘政治风险不断加深，也使得新兴经济体陷入了“促增长”、“防风险”、“保稳定”的多重困境。
（二）内部环境带来的转型发展困境
受危机影响，新兴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打击，增速放缓，以前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下的产业结构、贸易结构、收入结构等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新兴经济体迫切需要抓住全球结构调整机遇，实现经济社会转型。但从整体来看，新兴经济体转方式、调结构步伐仍相对滞后。新兴国家工业化模式多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依靠廉价劳动力带动经济增长，工资水平受到国内、国际两方持续挤压，内需难以扩大，科技创新动力不足。同时，低端产业的长期发展、内外需求的萎缩，也使得产能过剩难题愈发突出，亟需为高端产业发展腾出足够空间。作为后发国家，新兴经济体还存在资本积累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缺乏、教育普及率较低等问题，转型发展所需的基础条件、人力资源难以得到有效保障。
三、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发展困境的对策建议
要破解新兴经济体转型与发展困境，必须坚持“四个更加注重”。
（一）必须更加注重生产活动的本土化，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不仅造成发达国家产业空心化，还会使得发达国家及欠发达国家国家利益均严重受损。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实现经济转型和发展，就必须在坚持国民经济优先发展的基础上，大力推行“去全球化”，积极实施进口替代战略，优先发展本国工业，再配以严格的关税保护，为本国工业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空间。同时提高跨国公司离岸生产及外包活动准入标准，减少外商直接投资对国民经济的控制，保证国民经济的独立性及完整性。
（二）必须更加注重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保护，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新李斯特经济学主张，欠发达国家应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实行贸易保护，以构建完善的工业体系。新兴经济体要想成功破解转型难题，就必须在保障粮食安全、工业健康发展的基础上，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装备制造业等战略新兴产业。考虑到全球分工对新兴经济体幼稚产业的毁灭性影响，新兴经济体必须加大对幼稚产业的保护，在不妨碍新式设备和现代化生产资料进口的基础上，加大关税保护力度，以经济活动质的提升对冲量的下降，实现向价值链高端环节的跃升。
（三）必须更加注重发展全民教育，为国内结构调整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新李斯特经济学认为，在国际分工深化的背景下，建立报酬递增的高端产业部门，离不开技术创新、教育事业的支持。新兴经济体在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势必会对技术人才存量、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新兴经济体要想实现更高质量的经济转型与发展，就必须大力发展全民教育，提高教育普及率，增加教育财政支出，加大对国内劳动力的职业培训，切实提升工人素质，为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强大的人才保障。同时以坚实的人才储备，迎接新一轮经济长周期的挑战。
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各国都把新能源的发展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美国不惜投入1500亿美元发展新能源,计划用3年时间使美国新能源产量增加1倍,到2012年将新能源发电占总能源发电的比例提高到10%,2025年这一比例将增至25%;日本经济产业制定最新计划,到2030年,风力、太阳能、水力、生物质能和地热等的发电量将占日本总用电量的20%。同时,德国也表示将来新能源领域就业人数要超过汽车领域就业人数;澳大利亚公布的新能源立法草案显示,到2020年该国新能源占总能源的比例将升至20%。韩国将在2030年之前投资1030亿美元用于开发新能源,将可再生能源的比例从目前的2.4%提高到11%。印度政府也通过了新的能源安全政策,其中之一就是倡导使用清洁、可再生能源。
鉴于中国传统的“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益”的经济增长方式面临着重重困难,尽快向“低投入、低消耗、高效益”的节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显得迫在眉睫。特别是在遭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将新兴能源产业的发展作为启动经济、振兴产业的重要举措。
决策层高度重视新兴能源产业的发展。主席在2009年3月中旬参观“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和新能源科技博览会”时强调,大力推进节能减排、积极开发新能源,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举措。在当前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形势下,节能减排和开发新能源工作尤其不能放松。紧接着,国务院副总理在5月21日举行的财政支持新能源与节能环保等新兴产业发展工作座谈会上指出,每一次金融危机都孕育着新的技术突破,催生新的产业变革。综合考虑国内外情况,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产业是促进消费、增加投资、稳定出口的一个重要结合点,也是调整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的一个现实切入点。这一新兴产业发展的潜力很大,应当重点给予扶持。8月9日,国家能源局副局长孙勤首次证实,“新能源产业振兴规划”将更名为“新兴能源的发展规划”。他还表示,作为亚洲和世界重要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中国始终依靠自身保证能源供应,并高度重视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预计将在年内制定完成新兴能源发展规划。
从“新能源”到“新兴能源”的转变,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却至少反映出如下认识上的深化和扩展:其一是对能源认识范围的扩大。目前,国家能源局正在牵头制订新兴能源的发展规划中,把新兴能源主要界定在两个方面:一是关于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的能源,二是对传统的能源进行技术变革所形成的新的能源,比如对煤炭的清洁高效利用、车用新型燃料、智能电网等。其二是对发展新兴能源产业面临的技术瓶颈有着更为理性的认识。发展新兴能源,关键在于我们必须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进行技术创新。虽然技术合作是一条出路,但不能光希望于国外技术引进和援助,更应该警惕我国新兴能源产业发展变成了国外的产业链末端。其三是强调新兴能源产业的长期而非短期发展。根据能源局的设想,正在制定的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已经删除了“振兴”两个字,而且从原定的到2010年或者2012年延长到2020年。之所以这样设计,主要是考虑到短期内,新兴能源不会有大的技术性提升,而科技含量的提升需要一系列政策的扶持,所以最后着眼于新能源产业的长期发展布局,而不是短期振兴。基于上述理由,所以去掉了“振兴”这个词,改为产业发展规划。
产业布局有深意
近年来,我国新兴能源产业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及大企业掀起了一股建设新兴能源产业基地的热潮。比如云南、贵州、广西、四川等省区推进非粮生物乙醇和生物柴油的发展,中石油、中石化等大型集团大力进军新能源领域,为生物质能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在发展目标方面,此次新兴能源产业发展规划的目标要比以往任何一次规划的目标都要庞大。以风电为例,根据2007年的《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1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500万千瓦。重点在东部沿海和“三北”地区,建设30个左右10万千瓦等级的大型风电项目,形成江苏、河北、内蒙古3个100 万千瓦级的风电基地。建成1～2个10万千瓦级海上风电试点项目。到2020年,全国风电总装机容量达到3000 万千瓦。在广东、福建、江苏、山东、河北、内蒙古、辽宁和吉林等具备规模化开发条件的地区,进行集中连片开发,建成若干个总装机容量200万千瓦以上的风电大省。建成新疆达坂城、甘肃玉门、苏沪沿海、内蒙古辉腾锡勒、河北张北和吉林白城等6个百万千瓦级大型风电基地,并建成100万千瓦海上风电。而据能源局透露,目前形成的《规划》对新能源发展目标的制定已经较此前外界流传甚广的版本规模更为宏大。
当前,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新能源发展最快的国家,我国风电的装机容量连续三年成倍增长,已达到1200多万千瓦,排世界第四位。从地区分布来看,我国相当于年平均风速6米/秒以上的地区,在全国范围内仅仅限于较少数几个地带。就内陆而言,大约仅占全国总面积的1/100,主要分布在长江到南澳岛之间的东南沿海及其岛屿,这些地区是我国最大的风能资源区以及风能资源丰富区,包括山东、辽东半岛、黄海之滨、南澳岛以西的南海沿海、海南岛和南海诸岛、内蒙古从阴山山脉以北到大兴安岭以北、新疆达板城、阿拉山口、河西走廊、松花江下游、张家口北部等地区以及分布各地的高山山口和山顶。目前,我国已经形成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的主要包括了新疆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甘肃酒泉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蒙西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蒙东地区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河北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江苏沿海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
甘肃风能资源丰富。根据甘肃省气象局最新一次风能评估结果表明,甘肃风能资源总储量为2.37亿千瓦,占全国总储量的7.3%;技术可开发量2700万千瓦,占全国的10.6%;可利用区面积5万平方公里,占全省面积的10. 6%。更为重要的是,甘肃的风能资源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在这一绵延1000多公里的狭长走廊内,不但有“世界风库”瓜州、“风口”玉门,其他地区也分布有丰富的风能资源,许多地方都有建设大中型风力发电站的良好条件。并且,这里也没有台风,全年最低温度不低于零下29摄氏度,适于风电机组的建设和全年运行。还有大面积的荒漠可利用,广布风电场,可以减少同一地区季风变化带来的限制,形成“此起彼伏”的优势,降低运行成本。
目前,甘肃风电产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截至2007年底,甘肃省风电装机容量已达到50万千瓦。在酒泉市,年风力发电量已达8亿千瓦时,风电装机容量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成为全国五大风力发电场之一。此次总投资1200多亿元的甘肃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是中国乃至世界首个千万千瓦级联片开发、并网运行的风电基地。按照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批准规划,酒泉千万千瓦级风电基地在“十一五”末将建成装机516万千瓦;“十二五”末再新增装机755万千瓦,累计建成装机1271万千瓦。该项目将成为国家继西气东输、西油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之后西部大开发的又一标志性工程,也是甘肃省建设能源大省的骨干工程之一。
重振经济的新引擎
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纷纷将刺激经济的重点放在新能源开发、节能技术、智能电网等领域,将新能源技术作为新的战略增长点。从美欧日主要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公布的刺激经济计划看,都将新能源发展和能源效率提高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核心措施之一,通过政府投资或鼓励私营部门加大这一领域的投资来实现向低碳经济的转型。从短期来看,这些投资、计划有助于缓解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的冲击,而且效果已经开始显现。从更长远的时期来看,国际能源署在《世界能源展望・2008》中估计,未来30～40年,全球每年投资低碳经济至少在5000亿美元以上,2007～2030年期间需要超过26万亿美元。
目前,我国正处在落实科学发展观、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时候。在遭受百年一遇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企业经营困难的迹象十分明显。在2003～2007年期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连续5年超过10%,并于2007年达到11.9%的新高。然而,进入2008年下半年后,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回落。到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只有7.1%。
历史经验表明,在经历经济危机之后,往往是新技术革命爆发的一个重要契机。而每一次全球经济的再度复苏,都离不开新经济和新技术的创新。这也就是世界各国在经历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之后纷纷致力于发展新能源产业的重要原因之一。对于中国而言,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至少会有以下几点积极作用。
第一,有助于培育新的增长点,尽快摆脱金融危机的影响。在去年中国出台的4万亿元人民币经济刺激计划中,有5800亿元用于与应对气候变化相关的项目,其比例占到了整个计划的15%左右。而根据汇丰银行一项统计表示,用这么大的资金投入比例用于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中国排名世界第二。中国经济是典型的投资推动型的的增长模式,通过大规模投资于一种新型产业,在最短的时间里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这将有利于阻止经济的持续下滑,扭转其他传统产业不景气的局面。
第二,有助于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长期以来,我国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虽然能够带来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却造成了严重的资源浪费和环境破坏,违背了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通过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对于实现“十一五”期间万元GDP能耗下降20%、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的节能减排任务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也对于保持未来国民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有助于增强中国的能源安全,减少重要资源对国外的依赖。在中国目前的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了70%,石油供需矛盾越来越大。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方式预测,到2020年,中国需要消耗煤炭28亿吨、石油6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将高达70%。因此,大力发展新兴能源产业,对于摆脱石油等重要能源对外高度依赖、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就显得至关重要。
事实上,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新兴能源产业已经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在一些新兴能源产业的关键技术方面,即使是在国际上也处于领先地位。目前,我国年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量已超2亿吨标准煤,氢气年产量已近900万吨,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氢气生产国。2004～2007年底,全球太阳能电池产量增加437%,而中国更是猛增了77倍,成为全球第一大太阳能电池生产国。风力发电在我国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国家安排的风电设备研发项目,为提高风电机组的国产化率提供了技术支持。
不过,在看到我国新兴能源产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也应该看到产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挑战和矛盾。比如目前新能源电网接入问题,以及光伏发电标杆电价问题等尚待明确。如因风电等新能源电量不稳定,电网接入需要大量投资,此外电网企业还要提拱附加服务,但目前我国新能源政策中对于电网企业投资建设新能源电网接入并无明确规范。
一
新兴古典经济学有一个非常大气的分析框架，此框架能将现代经济学的各个流派尽收囊中，从而整合成一个新的经济学主流学派。同新古典经济学相比，新兴古典分析框架有如下特征。第一，它扬弃了新古典规模经济的概念，而用专业化经济来表征生产条件。第二，它没有纯消费者与企业的绝对分离，而新古典框架则是纯消费者和纯生产者绝然两分。第三，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交易费用对经济组织的拓扑性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如果初次接触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恐怕难以理解这种新的分析框架之于经济学的含义，从而也就难以切身感受其魅力。让我们从这样一个问题开始：为什么要提出这一新的分析框架？答案很简单，新古典分析框架的一些缺陷限制了经济学的发展。如果我们空泛地讨论新古典分析框架的缺陷，恐怕难以令人信服。现在，我们以新古典框架下的迪克特－斯蒂格利茨（Dixit and Stiglitz，1977）、克鲁格曼（Krugman，1979）以及福济塔－克鲁格曼（Fujita and Krugman，1995）等人的模型为例，看看新古典分析框架究竟缺陷何在，以及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又如何克服这些缺陷。
大家公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的理论对新贸易和新增长理论的形成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他们的模型改变了过去增长模型中关于规模报酬递减或总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的假定，使增长理论的解释力大大提高。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规模经济在1970年代以后成为国际经济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尽管如此，他们的理论却面临如下困境。第一，他们关于经济增长等现象“当且仅当”厂商平均规模扩大时才能发生的预见与现实不符。在他们看来，厂商规模之所以扩大，是因为存在无止境的规模经济，而厂商规模决不可能变小，因为这意味着规模不经济。但是，OECD国家、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地区）以及中国的经验证据（参见张永生，2000：《厂商规模无关论：理论与经验证据》）却显示，厂商平均规模不是越来越大，而是越来越小，总体呈倒U型变化趋势。无疑，递增报酬现象是经济增长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情节，但正如阿伦·杨格在他著名论文（1928）中指出，递增报酬的实现机制是分工与专业化，规模经济是对分工与专业化经济的一个错误描述。第二，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只是一个“黑箱”，企业为什么出现以及企业制度本身的经济含义则不能被解释，对现代商业社会中种种有趣的“新发展现象”，如企业规模变小、生产外包、合约出让、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特许连锁经营、贴牌（OEM）生产、电子商务等等，则更是无从解释。他们的框架无法将企业制度内生，如果要内生企业制度，则他们所有的结论都会随之改变；而如果没有先天就存在的企业，他们模型中所有的故事又都不会发生。第三，交易费用在他们模型中没有实质性的含义，企业规模扩大等现象皆不存在交易成本。而经济学之所以在1970年代后解释力有了质的提高，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将交易费用引入经济分析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那么，能不能在不改变分析框架的前提下，对这些理论进行修正，从而走出上述困境？琼斯、达斯格普特等人和国家研究委员会（参见C.Jones，1995a，b，1996；Dasgupta ，1995；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1986）的做法或许对我们有一些启发。他们在发现否定R&D等新内生增长模型的经验证据后，提出了在原有框架内进行改进的方案。琼斯（C.Jones ，1995)，杨（Alwyn Young，1998)和西格斯托姆（Segerstrom，1998)建议了几种方法来避免R&D模型中的第V类（研究与开发投入）规模效应。但是，琼斯自己也承认，“这种改进后的模型也是不完善的，因为它又产生了人口（第I类）规模效应”。而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中如果缺少了规模效应，则内生增长就不会再出现。这些经验研究表明，新古典内生增长模型并没有对经济增长背后的驱动机制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Jones，1995a，pp.508-509）。新古典增长理论将递增报酬归于规模经济，而规模经济的来源对它又是一个不解之谜。
如果仔细读过斯密的《国富论》、杨格1928年发表在The Economic Journal上的“递增报酬与经济进步”，以及斯蒂格勒1951年发表的“市场容量限制分工”等经典文献，我们就能理解为何斯密－杨格定理被称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一个定理。经济增长中的递增报酬并非来源于规模经济，而是来自于分工和专业化经济。专业化经济是一个比规模经济恰当得多的概念。迪克特和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人模型的缺陷在于分析框架，只有在分析框架上进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克服其局限。不幸地是，规模经济的概念由于更接近人们的直观，而且符合人们力图改造世界的决心，以致于误导了很多经济学家。如果用专业化经济替代规模经济，我们就不需再求助漏洞百出的规模经济概念来产生递增报酬。
可见，以斯密分工理论为代表的古典经济思想更能解释我们周围的经济现实。但是，仅有分工理论还不够，斯密的分工理论中没有企业理论。如果我们不幸生活在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之中，那如何才能演进到一个以企业制度为特征的高度分工的现代社会呢？新古典经济学无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科斯就出现了。他说，分工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市场的功能就是组织分工；对风险的厌恶也不足以产生企业，因为保险市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企业制度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节省交易费用。张五常（1983）则进一步指出，企业的出现是因为劳动力交易费用低于产品交易费用的结果。但是，科斯等人的交易费用理论中却没有直接的经济增长含义。而贯通斯密、杨格、科斯和张五常等人理论的，则正是杨小凯等人。他们将分析框架建立在以个人自利决策交互作用的基础之上，在模型中引入交易费用，同时内生出企业制度、经济增长、递增报酬、厂商规模等现象，从而彻底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的上述缺陷。他们的模型将企业制度在分工中内生，在企业理论中直接注入了经济增长的含义。这样，一个新的理论通途就开辟出来了。
新兴古典分析框架对经济学的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同新古典经济学及其各分支学说的左修右补相比，新兴古典经济学真可谓气薄云天。在它看来，经济学只需要一个框架。在新兴古典框架下，当代向新古典经济学挑战的新思想，包括交易费用经济学、产权经济学、新贸易理论、新内生增长理论、演化经济学、信息经济学、对策论等等，将汇聚成一条汹涌澎湃的主流经济学大河。
预计世界生产总值将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3.3％和3.6％，与年初公布的数据相比略有增长。全球经济复苏进程依然持续，但各国和各地区复苏的步伐却极不平衡。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强劲，而发达国家经济则仍显疲弱。其中美国经济预计在2011年和2012年分别增长2.6％和2.8％，西欧国家经济复苏相对缓和且不平衡，受债务危机影响的国家如希腊、爱尔兰、葡萄牙和西班牙则呈衰退或低增长趋势。发展中国家中，东亚国家2011年和2012年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7.3％和7.2％，其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预计分别为9.1％和8.9％。
一些发达国家由于开始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短期内的经济增长预期不被看好。与之相比，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则对经济危机后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重要贡献。全球经济复苏仍然主要得益于来自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新兴经济体，尤其是中国、印度和巴西。尽管如此，出于对本国持续通货膨胀、固定资产泡沫浮现以及因大量资本流入而引发汇率上升压力等方面的考虑，这些国冢也正在对增长预期进行调整。
2012年，全球发达市场的总需求仍不足，在此环境下新兴市场的外部需求将明显受到抑制。同时，由于发达市场的金融风险层出不穷，特别是欧债危机可能引发银行业更大的风险，新兴经济体面临的外部金融环境也更加复杂。
2012年，新兴经济体无法独善其身。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新兴经济体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力量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了50%，是全球经济复苏的重大推动力。但是，在欧洲债务危机和发达市场需求不足等冲击下，新兴经济体也受到明显的冲击，其经济增长速度下滑，金融不稳定的风险在累积。
2011年，新兴经济体遭遇产出、
金融和政策风险
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面临政策两难。一方面，全球经济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复苏基础不牢固，各主要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趋势刚刚确立，2010年后又面临欧债危机冲击，需要持续的经济刺激政策来维系经济增长和就业；另一方面，由于主要新兴经济体此前的危机应对中，财政赤字问题日益显现，债务负担明显增加，如果持续扩大财政支出，新兴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可能出现新的风险。为此，主要新兴经济体就面临着政策持续与政策退出、政策刺激与衍生风险、经济增长与金融稳定等目标之间的抉择。
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动荡加剧。全球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跟随欧债危机的深化遭遇一波又一波的动荡。2009年底、2010年4～5月、2011年5～6月、2011年8～9月等阶段，全球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大幅下跌。其中2011年8～9月，国际大宗商品市场暴跌近20%。2011年，全球主要新兴经济体股票市场下跌达到20%。
国际资本流动更加紊乱。此前，为了提高投资收益率，国际资本重新加大对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新兴经济体资本市场的投资，更大规模的热钱流入造成了发展中国家股市繁荣和资产价格膨胀。但是，欧洲债务问题爆发之后，美国国债长期收益率不断走低，国际资本寻求避险重回美国的迹象十分明显。资本流动的群体“理性”行为却导致全球资本市场流动性的困境，全球信贷市场可能出现结构性“紧缩”，新兴经济体面对风险溢价大幅提升等困境，其融资难度将增加。资本流动的紊乱加剧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波动。
全球经济复苏将放缓脚步，新兴经济体同样开始降速。受欧债危机影响，欧元区和欧盟的经济增长明显下滑，而日本、美国等政府也面临持续的债务问题，增长速度同样放缓。在主要发达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低的同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也开始放缓。
全球经济可能二次探底，部分
新兴经济体可能硬着陆，
需警惕滞胀风险
欧债危机仍将持续深化，全球经济存在二次探底风险，新兴经济体面临新的增长风险。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速度仍将下滑，更重要的是，部分新兴经济体可能出现硬着陆。比如，巴西经济增长从2010年一季度9.34%的高点下滑至2011年三季度的2.12%，俨然已经是一次硬着陆。
最后，新兴经济体可能面临滞胀的风险。全球经济和新兴经济体增长速度降低已经是一个大概率事件，但是，由于欧债危机的深化，欧洲最后可能学习美联储实行无限度的定量宽松货币政策，即将债务问题货币化。虽然欧元在国际货币体系的重要性远低于美元，但仍然可能进一步触发全球的流动性泛滥，导致新兴经济体的通胀压力进一步提升，最后带来滞胀风险。2011年10月，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越南等经济体的通胀水平分别为4.2%、9.44%、6.97%、7.7%、21.59%。
全球总需求仍不足，新兴经济
体出口将进一步放缓
由于目前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债务问题十分严重，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公共部门将出现一个明显的财政整固和去杠杆过程，总需求水平将是不足的。这将进一步降低对新兴经济体的出口需求。中国出口增长率从2010年5月的48.5%下跌至2011年10月的15.9%，印度出口增速从2010年3月的56.81%下跌至2011年10月的10.8%。阿根廷出口、进口增长率从2010年8月的47%、63%分别下跌至2011年10月的28%和27%。巴西出口从2011年8月至11月就下滑了17%。2012年主要发达经济体需求不足，对进口的需求将更低，为此，新兴经济体的出口将面临新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新兴经济体将面临更加明显的贸易保护主义。由于出口是美国、日本甚至欧洲（特别是西欧）很多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动力之一，但是其出口对增长的贡献在减少，必然会对包括新兴经济体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预计未来一段较长的时间内，贸易摩擦将明显升级。
国际资本流动可能逆转，新兴
经济体金融风险需警惕
欧债危机的深入发展，使得国际资本回流的趋势十分明显。这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投资机构认为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和宏观风险在提高，投资风险收益率降低，为此减少或撤回了对新兴经济体的投资，配置风险更低的美国国债等资产；二是金融机构为了应对欧债危机带来的资产负债表调整压力，主动收回投资，以现金形式作为资产负债表整固的基础。
全球资本流动大规模、频繁地进出新兴经济体，是美国次贷危机以来的一个重大特征。2010年，由于新兴经济体的增长水平较高，资产价格持续上涨，国际资本大幅流入新兴经济体。而2011年以来，由于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水平很高，货币政策持续紧缩，全球资本流动开始净流出新兴经济体。美国新兴市场投资基金研究公司的数据指出，截至2011年11月23日，2011年新兴市场股票型基金资金净赎回规模为350亿美元，而上一年此类基金为净申购800亿美元。
国际资本流出可能引发重大的金融风险。一是资产市场的价格可能大幅下跌，摩根士丹利新兴市场指数在2011年下跌超过20%，其中上海上证综指、印度孟买SENSEX指数以及巴西IBOV股指从2011年初分别大约下跌了20%、25%和33%。
二、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1．新兴经济体国家内部发展面临的挑战
经济危机过后，新兴经济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出现暂时性回落，世界上一些经济学家在面临该问题的出现时在增长方式转变方式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面对各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型，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也出现一些微妙变化。比如新兴经济体中的印度，其近年来在电子软件方面发展迅速，国家经济发展也是如日中天，但其经济发展阻力也比较明显：比如高贫困率、国内消费与储蓄之间具有较高不平衡性，主要面对的是自身经济增长，刺激国内消费和拉动内需等问题。不均衡的经济发展直接制约着印度经济的发展。这种内部经济不均衡发展的情况也在其他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出现，是我们新兴经济体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2．新兴经济体国家外部发展面临的挑战
新兴经济体国家面临的外部挑战是各成员国面临的严峻问题，尤其是经济危机爆发以来，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首的新兴经济体国家经济增长不断减速甚至是快速下滑，由此可见，新兴经济体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还有着一定的差距。在进入到后金融危机时代后，新兴经济体国还保持着以往的经济增长方式，所以，在面对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新经济时期而进行的快速经济转型的竞争中必然处于弱势地位。所以，新兴经济体在后危机时代要快速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制定有较强针对性的政策，从而解决这次危机所带来的巨大阻力。
3．新兴经济体间激烈的竞争挑战
由于以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国家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中的金砖国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经济竞争，这使得新兴经济体内部出现了经济合作方面的矛盾。例如，近年来中国与印度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能源争夺战以及俄罗斯、巴西的能源价格战等，而最终的结果必将导致新兴经济体成员国之间经济利益的互相损伤，进而阻碍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
三、新兴经济体实现可持续增长路径
1．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构建内需主导的增长模式
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在全球经济增长低迷和金融风险高企的情况下，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乏力，进口需求不足，并且为了保护本地市场和就业，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开始抬头，不断对新兴经济体的产品做出反倾销、反补贴裁定。面对外部需求萎缩以及外资抽逃，过度依赖外部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将明显受到抑制。为了应对国际环境的恶化，新兴经济体必须扭转原有经济增长方式对外部市场的路径依赖，转向依靠国内市场拉动。扩大国内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是经济持续增长的新动力。针对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导致消费疲软的普遍现象，新兴经济体：首先，应尽快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提高贫困人口的收入水平。另外，要健全失业保障金制度通过发放失业保障金使失业者的生活有基本保障，并通过职业培训帮助失业者重新就业；其次，新兴经济体要重视和加大教育投入全面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完善劳动力市场，推动行业、职业和专业间的收入均等化；最后，通过加大信贷支持力度来拉动企业投资需求。新兴经济体各金融机构要加强金融调控，优化信贷投向，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中小企业，应积极给予信贷支持，着力解决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努力拓宽企业的投资空间，鼓励中小企业投资生物技术、环保产业等高新技术产业，并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小企业投资新兴产业提供保障。
如很多外商所“垂涎”和“吹捧”的一样，首先，新兴经济体38亿的人口数量就蕴藏着巨大商机。曾经评价“金砖四国”的崛起就是用超过26亿的人口能量推动世界。而据统计，“新钻十一国”里印尼有2.4亿人口，巴基斯坦有1.62亿，孟加拉1.44亿，人口最少的韩国也有近5000万。所有新兴经济体加在一起，就积聚了38亿人口的经济总量，一旦进入蓬勃发展期，消费力确实不容小觑。甚至有专家开始预测，到2025年，大多数“新钻十一国”的个人年均收入将突破3000美元门槛，这个数字将成为消费能否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点。
同时吸引外商注意的，不只中国老百姓银行的储蓄，还有整个新兴经济体的居民储蓄。中国是世界上储蓄最高的国家，储蓄率达到50%，而新兴经济体的居民储蓄平均也达到了32%，普遍高于欧美国家百分之十几的储蓄率，可谓使外商垂涎欲滴。
然而，需要特别告诫外商注意的是，新兴经济体内需市场的潜力扩散需要时间，一切需要循序渐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直面挑战
新兴经济体国家虽然发展迅速且蕴藏巨大商机，但社会、经济面受发展程度限制还是存在一些问题，扩大内需面临着许多共同挑战。
联合国近日的关于世界经济状况的报告和2009年的展望指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将使穷人增加，首当其冲的就是新兴经济体中的中国和印度。
新兴市场是相对成熟的发达市场而言的一个概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先在2007年的报告中使用了“新兴经济体”概念，并界定了26个新兴市场国家。本文采取IMF的界定，确定除中国外的25个国家作为研究范围（表1）。拓展新兴市场的前提是弄清新兴市场发展态势及其特点。本文采取从企业中了解新兴市场情况的调研方法。2013年8月底，笔者对东莞外贸厂商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调查对象通过分组抽样方式来确定，从每个镇选取5~10家典型厂商作为问卷调查对象，向30个乡镇（街区）一共发放问卷283份，回收了236份有效问卷。从东莞抽样被访问的样本企业大多是从事加工贸易业务的厂商，他们对新兴市场有比较切实的体验。在这些企业中，港资企业和台资企业分别占比为46.02%和28.76%。美国、日本、欧盟、东盟、韩国、中国内地等的厂商占全部投资商的比例分别为3.54%、7.08%、2.21%、0.88%、2.65%、5.31%（表2）。还有少数投资商来自新加坡、维京群岛、马来西亚、萨摩亚、土耳其、俄罗斯等地。从样本厂商的行业看，东莞样本企业的行业分布广泛，主要有6大类：计算机及信息和电子设备工业，占25.1%；纺织服装、制鞋业，占比13.39%；电器制造业（家电），占比12.97%；橡胶和塑料制品业，占比12.55%；金属制品业，占比10.46%；家具、家居用品业，占比8.37%。另外，少部分企业涉及到玩具、包装印刷品、玻璃墙等制造业（见图1）。
二、新兴经济体市场需求变化态势
相比于发达国家市场，新兴经济体的市场需求表现出以下特征：（1）新兴经济体发展起步迟，经济规模比较小，发展速度分化比较严重。近几年，属于快速发展的地区主要是东盟、南亚和南美大部分国家，这些国家增长速度都在7%以上；其次，属于慢速增长的国家，特别是东欧国家呈现负增长；再次，处于两者之间的国家，如俄罗斯、委内瑞拉、墨西哥、土耳其等国家的增长速度在1%~5%之间（表1）。（2）市场规模相对较小，进口规模不大，但是变化快。国际金融危机前后，新兴市场的表现都明显优于发达市场。以金砖国家为例，5国货物进口总额在2007~2012年间平均增长9.64%，占世界贸易的比重从11.19%上升到17.33%；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货物进口的年均增速分别为7.17%、3.92%、13.41%、10.85%和1.08%。从中国角度看，中国与25个国家的贸易额为6,640.42亿美元，占中国外贸总额的17.17%，与其他金砖国家的贸易额占6.5%。（3）市场需求差异比较大。首先，新兴国家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居民收入差异比较大。新兴经济体发展水平差异大，2012年人均GDP高于1万美元的国家有13个，人均GDP处于极低水平（4,000美元）的国家有5个，收入水平及其消费能力呈现较大差异（表1）。其次，对产品需求层次多。尽管对产品档次总体要求不高，但对低端到高档的各个层次产品都有一定需求。再次，对产品质量及其耐用性能要求较高，从而节约生活支出。从东莞企业经验看，对新兴市场国家消费水平进行评价，68.04%的企业认为较高，25.77%的企业认为很低。93.21%的企业认为新兴市场的居民购买的商品档次属于中档商品，其中中高档消费者占50.49%，中低档消费者占42.72%。可见，新兴市场国家消费者需求层次多，不等于“低而廉”或“低而劣”。（4）超前消费的观念比较强。新兴市场国家消费者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对国际市场也比较熟悉。从东莞企业经验看，有23.7%的企业认为新兴市场居民超前消费意识比较强；有47.52%的企业认为居民属于及时消费类型；也有30.69%的企业认为其居民看中未来消费，喜好储蓄。从购物方式看，有26.45%的企业认为居民偏好专卖店购物，69.42%的企业认为居民超市购物比较多，5.79%的企业认为居民喜欢直销购物（邮购），13.22%的企业认为居民通过网络或电子商务购物。（5）新兴市场需求的产品特点。新兴市场进口需求产品从技术密集型的设备、机电产品，到劳动密集型的纺织、机械产品，再到初级型的农产品及食品、矿石等，呈现多元化态势。比如南非2010年进口前3大类商品是机电产品、矿产品和运输设备等，占南非进口总额的55.9%（陈万灵，2013）。新兴经济体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代工生产或贸易需要大规模进口中间产品，比如，5个金砖国家2009年进口中间物品的比重都超过了进口总量的50%。
三、东莞外向型企业拓展新兴市场的状况
（一）对新兴市场的出口状况国际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经济萎靡不振，市场需求下降，中国企业获得的来自发达市场的订单随之减少，其出路在于积极主动拓展新兴市场，一般有对新兴市场出口贸易和投资两种方式。东莞企业多是外向型企业，其中外资加工贸易企业占多数，其出口市场分布广泛，也主要销往外资来源地，占61.92%；其次是东欧新兴国家，为42.56%；再次是南美与东盟，分别为16.9%和16.39%。显然，东莞企业出口市场的选择由投资者控制，其投资者多来源于具有传统地位的发达国家市场，但是对印度、东盟、南美、非洲、中东、东欧等发展中国家（地区）出口的比例占97.13%（表3），可以说明绝大部分企业向新兴经济体及发展中国家出口。
（二）对新兴市场的投资状况国际金融危机后，国际需求和出口市场不景气，而且东莞要素成本不断上升，对此，有部分企业选择“转单”，一是把订单转向内地，二是转向中国以外的地区，比如东南亚地区。在调查中，样本企业当被问及“若扩大生产规模是否愿意向外迁移转厂或转移订单”时，只有40家厂商考虑向外迁移转厂或转移订单，仅占受调查厂商数的19.51%，可见，只有少部分企业愿意“走出去”对外投资。这部分企业选择“外迁”的原因有多种：66.86%的企业认为工资成本上升，39.64%的企业认为原材料价格上升，27.22%的企业认为土地使用成本增加，还有人民币升值及其汇率成本上升，环保要求严格，技术更新改造对技术工人要求高而导致技术工人短缺，迁入内地物流成本增加，政策和制度环境不理想，知识产权受侵害等原因（表4）。
（三）拓展新兴市场的风险和挑战1.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文化差异的挑战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的社会文化比较复杂，既有本民族的文化，又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许多发展中国家曾是老牌发达国家的殖民地，其语言、文字、文化、风俗、观念及其政治社会制度比较复杂，成为中国企业进入新兴市场和经营管理的障碍。其次，中国一些境外投资失败的教训显示劳工风险和管理团队风险比较大。这些国家的观念、情感体系、生活方式的差异和劳动法规都会成为企业在当地运营的重要风险。2.新兴市场国家市场机制不完善的风险新兴市场国家大多数属于转型国家，充满着风险。一是商品市场发展和金融市场不完善，出口风险增加，交易成本比较高，不利于中国企业的出口。二是市场法律法规不健全、进口企业信用较差等都会为出口带来不稳定性，面临很大的信用风险。三是外汇管制很严，阻碍了中国企业开拓新兴市场。四是交通运输、金融服务、保险等服务水平较低。五是对新兴市场国家投资所遭遇的经营管理风险，包括劳工风险、财务风险、技术风险、本土化过程中的管理风险等。3.新兴市场国家当地法制环境和社会秩序的挑战一般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在交易行为上重合同守信用，社会秩序良好。从东莞企业经验看，40%的企业认为新兴市场当地社会秩序良好，53.04%的企业认为社会秩序一般，也有4.35%的企业认为当地社会秩序混乱，甚至有2.61%的企业认为社会动荡不安，风险较大。其次，新兴市场国家当地法律与社区规则并行，居民有，22.41%的厂商认为宗教规则影响交易，41.38%的厂商认为新兴市场国家遵循法制。4.产品出口的挑战：与新兴市场国家产品相似而引起的贸易摩擦中国出口产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结构相似，易受到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制裁。发展中国家大多实施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为了保护国内的产业发展，多采取反倾销、保障措施等贸易救济措施，抑制了中国出口贸易的发展。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大多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一些国家采取了反倾销调查来阻碍相似产品的进口，比如印度、巴西、阿根廷、俄罗斯和墨西哥等纷纷效仿美国，对中国出口产品发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5.投资的挑战：“走出去”的政治及体制障碍国际金融危机后，新兴市场国家进口虽受到一定抑制，但比较欢迎外来投资，希望与外来投资合作，但其政治、法律环境、经济体制和监管体系对外资有一定的抑制。厂商对当地政治文化、法律环境、经济制度缺乏足够了解，信息渠道不畅通，投资风险增大，一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属于体制转型国家，政局动荡，这些因素阻碍双边贸易顺利发展；二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政治经济体制正处于过渡期，其政府行政、政策和法律限制多，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的运营风险扩大。6.面对陌生的新兴经济体营商环境的挑战对新兴市场国家进行了考察的厂商对当地营商环境的看法不一。关于新兴经济体政府行政管理及服务，大多数厂商认为当地政府行政效率高，60.98%的厂商认为当地政府“廉洁高效”，16.26%的厂商认为当地政府“重人情轻规则”，13.01%的厂商认为“官员腐败”。关于当地社会秩序的看法，40%的厂商认为“社会秩序非常良好”，53.04%的厂商认为社会秩序一般，只有6.96%的厂商认为社会混乱和动荡不安。关于商业交易秩序，90.6%的厂商认为当地商业重视交易合同和守信用，4.27%的厂商认为当地商业信守口头承诺，6.83%的厂商认为当地商业轻履约和经常违约。这是因为每个新兴经济体的营商环境不同，弄清新兴经济体营商环境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情。所以，中国企业拓展新兴市场必须克服企业自身发展制约因素、市场转换的融资障碍、社会文化障碍、体制与法制障碍、国内支持政策不足等，才能化解这些障碍或不足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和挑战。
四、中国企业的选择：东莞拓展新兴市场的经验
（一）转变对新兴经济体市场的认识1.树立国际化经营理念，满足目标市场需求拓展新兴市场的企业必须关注新兴市场需求变化，满足目标市场需求。一是不断研发适应目标消费者需求变化的新产品；二是通过创新产品、改善质量和售后服务等整体营销方式建立品牌，提升产品的市场影响力。2.尊重新兴市场消费者选择，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东莞企业借助当地政府和民间组织力量，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搞好企业公共关系，树立良好的产品形象。一是参加公益事业，积极承接公益捐赠产品的生产，树立正面形象；二是积极努力承接当地政府公共项目；三是积极参与社会活动项目，宣传企业及产品；四是进入当地社会网络，做好与客户的交流和沟通，充分了解客户的需求，融入当地市场；五是加强售后服务。加强对客户技术方面的沟通和支持，及时反馈信息，在产品质量、技术服务等方面切实做好公司的差异化服务。
2010年12月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通过新流动性监管标准，会对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经营以及货币政策框架产生重大影响。流动性新规旨在建立一个全球性的流动性监管标准，在经济金融面临压力的情况下，增强银行部门抵御市场冲击的能力。在流动性新规出台之前，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持有了较高份额的流动性资产，这部分源于较高的准备金要求，部分则由于监管当局对流动性的特殊规定。此前由于国际流动性监管规则缺位，一些跨国银行或者跨国银行在本地的分支机构更倾向于保持宽松的流动性，由此会诱发新兴市场经济体资金的跨境融出，并增加银行体系期限错配的风险。流动性新规出台有望促使新兴市场经济体建立更具弹性的银行体系。净稳定融资率（netStablefundingratio）指标受到重视，因为净稳定融资率更加关注因期限不同所引起的流动性缺口。过去由于筹资的短期属性使得银行大多发放短期贷款，加之资金流入充足，银行对筹集长期存款缺乏动力，流动性缺口并未引起重视。新的流动性监管标准会使得那些在国际市场融资活跃的银行减少其投资组合收益，并影响到这部分收益的再分配。特别是流动性新规的乘数效应，会减少银行的部分国内信贷和跨国借贷。在金融危机期间，相较于发达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债券价格下降得更多。如部分拉美国家银行在金融危机期间蒙受了持有大量债券的惨重损失。当更加严格的流动性监管标准要求跨国银行或国内银行减少贷款期限转换时，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体系将会面临一个问题，即银行是否应该发行长期债券为其信贷投放筹集资金。总体来说，新兴市场经济体银行包括外资银行均将存款作为其投放贷款的主要来源。因此，较之于诸多发达经济体，旨在减少批发融资的流动性监管新规在新兴市场经济体并未受到同样关注。近年来由于私人部门存款增长滞后于银行贷款业务，新兴市场经济体逐步将融资渠道转向外部。此外，银行大量扩张房地产及基础设施建设贷款，但同时负债期限没有相应延长，因而一些国家银行资产负债期限错配现象持续存在。近年来国际宏观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促使银行逐步开始重视国内长期融资。与外部借贷、国内银行发行国际债券相比，发展资产抵押证券市场的收益更大。尽管如此，短期内，对于新兴市场经济体而言，银行不会替代资本市场成为长期资金的主要来源。在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由于金融市场对货币政策的执行也可能形成不可小觑的阻力，因此面对资金持续大量流入时，一个深化的金融市场也并非万能药。
二、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
（一）汇率政策浮动汇率制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到广泛支持。如哥伦比亚，自1999年哥伦比亚放弃了汇率目标区间制以后，比索汇率的灵活性增强，灵活变动的汇率降低了国内物价水平。以控制通胀为目标的央行通常认为，只有当汇率剧烈、迅速波动时，央行才需要出面干预，而当全球利率恢复至正常水平时，应停止外汇干预。金融危机爆发后，大多数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加大了对外汇市场的干预力度。最通常做法是建立外汇储备缓冲，以减少持续的本币升值预期所引发的投机行为。但如果本国劳动力和产品市场缺乏弹性，或者金融制度设计不完善，仅靠汇率浮动也不能完全抵御外部冲击，同时也可能由于汇率的自由浮动带来较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有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明确应该稳定汇率。如沙特阿拉伯货币管理局认为，对于沙特阿拉伯这样的能源型经济体而言，逆周期的财政政策以及相对稳定的货币购买力平价更能保持产出免受冲击。
（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将汇率作为中期货币政策目标，以强化央行管理汇率的主动性。一些央行认为可以通过允许实际汇率按照均衡汇率潜在升值，设定汇率正常波动区间以及允许本币升值空间，以维持中期实际有效汇率。比如，以色列银行估算了以色列谢克尔的实际均衡汇率，并分析了如何通过实际均衡汇率干预外汇市场。捷克国家银行研究了通过长期均衡汇率测算捷克共和国加入欧元区的时机。从实践来看，实际均衡汇率一般通过模型估算得出，货币政策制定者想籍此精确指导，并做出抉择是很困难的。此外，考虑到汇率波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以及汇率超调所引起的出口损失，货币政策制定者往往使用利率和汇率政策组合来对抗本币汇率升值。
（三）将汇率政策内化于货币政策制定中为了实现达到控制通胀和稳定产出，一些新兴经济体央行尝试将汇率政策内化于货币政策制定中，其主要做法是，通过构建一个加入汇率变量的泰勒规则模型，描述了央行如何在政策利率和名义汇率之间进行取舍，以达到稳定物价和产出的目的。模型测算的政策利率水平与一些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如智利、印度、马来西亚、秘鲁、泰国和土耳其的实际政策利率水平相当吻合。将汇率作为货币政策工具的典型案例是新加坡。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基于新加坡元的贸易加权值管理汇率，当经济过热时本币升值，经济疲软时本币贬值。2010年10月，当大量外部资金流入引发对经济过热担忧时，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放宽了汇率波动区间，加大了投资国内资产市场的双向风险。另一个在货币政策决策时考虑汇率变动因素的案例来自于土耳其。2010年底当通胀率回落到政策目标区间时，土耳其央行降低了政策利率，以抑制短期资金流入和本币升值。同时提高了准备金率以抑制国内信贷增长。这种做法改变了本币升值趋势，降低了信贷投放增速。但是，一些央行认为，根据汇率变化而调整政策利率，背离了通胀管理目标。
三、新兴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和对冲操作
金融危机爆发后，发达经济体普遍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新兴经济体呈现出资本流入和经常项目顺差格局，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被迫通过干预外汇市场缓解本币升值压力。
（一）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国际清算银行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外汇干预：对中央银行的影响》中指出，2010年，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总资产与GDP比值的中位数约24%，新兴经济体央行的资产规模普遍高于发达经济体。对新兴经济体央行而言，持有大量外汇资产的成本较高，有些国家对冲外汇资产的成本相当高，接近或超过其GDP的1%，而持有大量外汇资产的国家因本币升值引起的计价损失可能更大。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央行已经认识到持有大量外汇储备所承担的较高机会成本，许多央行由此陷入了负资本困境。而其政府当局和其政策制定者却并未完全认识到这些准财政成本，这会为央行的独立性埋下了隐患。虽然持有外汇储备会需支付很高成本，但大量的外汇储备有助于抵御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因此，包括巴西、中国、韩国、墨西哥和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国家还是愿意持有大量的外汇储备。
对新兴经济体中的一般企业来讲，以下列出的五种能力作为企业研发能力的主体部分要使企业全部具备显然是不现实的，而应在企业成长的不同阶段，逐步形成相应的能力，其在实质上也构成了企业成长现实的能力路径。1．复杂环境的生存能力“这一能力是指在制度环境不完善或政府存在干预市场行为的背景下……企业协调、处理并满足利益相关者的能力。”［6］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新兴经济体国家，政治与经济体制都在朝着逐步分权、透明和破除发展障碍的方向发展，但由于产能过剩和经济区域间缺乏协调，地方保护主义以及区域贸易壁垒依然存在。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制度环境增加了企业的交易成本，但新兴经济体的各类企业必须快速适应和学习这种变化中的艰难环境，这是企业开展一切研究和开发的前提所在，只有顺利地生存下来才有讨论获得创新技术等核心竞争力的必要。2．智力能力水平智力能力是指企业“识别、搜集、分析与理解那些与关于市场、技术、竞争、行业标准以及行业规范相关信息的能力”［6］。而这些信息对于形成智力资本、采用模仿式和原创式的创新都是至关重要的。学术界已经比较认同下列观点：即智力资源是由人力资源、组织资本和社会资本三个重要方面构成的，三个方面都离不开对高水平专业人士显性与隐性知识的开发与利用，同时，智力能力作为企业创新的基本能力，直接决定了企业创新率及研发能力的水平。可见如果企业没有高水平的研发队伍和创意人员，其创新就会成为无源之水。3．对外部技术等资源的整合能力整合能力是“指将外部市场可以通过公开渠道获得的技术、关键部件和专业化服务与自身拥有的资源、设计和产品等有机地整合在一起，从而提供具有更加丰富功能、成本更低或其他改进产品特征的能力”［6］。“对于新兴经济体的公司来说，仅仅将国外公司开发的技术或产品原封不动地引入国内市场是不够的，它们必须开展研发工作，将国外技术或产品加以更改，以符合当地消费者的需求或政府的要求……此外，研发工作还会增强一个公司的吸收消化能力，即公司识别新的、外部信息价值的能力，消化这些信息的能力以及将这些信息应用于商业化的能力。”［4］整合能力具备一定技术难度但能有效地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一个能力维度，其往往直接决定了企业创新率的高低。4．网络能力网络能力是指“企业通过外部组织，如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供应商、顾客、社区甚至竞争对手等，获得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能力”。“具有东方背景的国家，网络能力对于新兴国家的企业，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外部环境高度不确定所带来的伤害以及内部运营所存在的缺陷……与简单地请客送礼不同，这里的关系构建，更多的是致力于从外部环境公开合法地获得信息和知识，建立与利益相关者长期稳定的合作，以及通过网络化和模块化对企业传统的产业链进行再造获得差异化的竞争优势。”［6］也即当指之间有较强的网络关系维系时，他们就会互相学习、共同提高，从而产生较高的网络外部性和集聚效应，这也成为创新集群地作为科技创新元素的重要性所在。5．新知识的消化吸收能力吸收能力是企业评估、消化与应用新知识的能力，具备了这一能力的企业，就可能对市场变化与外部新产品做出快速响应。吸收能力可“将其归结为三部分内容，即获取、模仿、转化和开发新知识的能力”［6］。对于创新能力相对较弱的东亚新兴经济体而言，在其企业无法投入大量资金开展原创性开发但又不甘于总是屈居人后的情况下，吸收能力就是其自身其他核心能力从无到有建设的前提。以市场营销为媒提升创新能力新兴市场国家尽管在规模上不尽相同，其共同特点是都处于高速发展期，产业结构不断变化，市场诱人但也瞬息万变，市场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同时政府逐步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在这种背景下，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企业经营的有效开展时刻无法离开市场需求。“市场营销的成功需要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营销组合，技术创新也需要有一系列与之配套的目标市场战略、市场定位战略以及产品、加工、促销、分销战略，并非某一单项活动或一个环节。”［7］同时，“市场营销也可以增强一个公司吸收外部信息并加以更改以用于当地市场的能力。通过大规模营销，公司可以了解哪些外部信息、产品或技术是适于当地市场的，以及对其做什么样的更改才能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需求。营销工作对于了解新兴市场当地消费者的需求尤为重要。首先，新兴市场普遍缺乏知名的、可信赖的市场研究中介机构，公司难以从市场研究公司那里获得可用的市场信息，转而加大营销工作，以收集可信的市场信息。其次，较发达市场经济体而言，新兴市场消费者需求的性质更为复杂，通常也更需要不同类型的产品创新”［4］。在市场营销所提供情报的基础上，企业技术创新得以顺利实现之后，同时要注重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依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升企业的竞争实力和经济效益，从而实现技术创新与企业营销创新的良性循环。
提升企业科技创新水平的策略
（一）加大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建立多元风险资本投资体系中国企业由于长期科技投资严重不足，因而在选择技术创新模式方面缺乏选择能力和自由度。但在当前的形势下，“不断加大科技投入力度，越来越受到企业家们的重视，只有加大科技投入力度才能使企业的技术创新资源得到有效的利用，充分发挥出对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关键作用，才能促使企业更大幅度的增加科技投入，使其进入良性循环”［8］。具体说来，“新兴经济体的科技创新能力明显不足，必须积极提高新兴经济体科技创新能力：一方面要努力增加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提高科研机构科研质量，鼓励企业增加研发支出。另一方面要加强校企合作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同时保证政府对高科技产品的获取渠道，尤其是扩大国企对发达国家的投资，以从发达国家直接引进技术”［9］。1．科技人才梯队的建设“在企业技术创新活动中，人才是成功的关键。”［8］为招揽人才企业要善用优化工作条件和待遇（对高精尖人才的特殊优待），提供深造机会等手段，并使高级人才成为技术创新的中坚力量。获得人才资源之后，还要完善激发科技人员优势、积极性、创造性的机制，包括建立科研能力和创新成果等科技人才体系架构标准，加快创新文化的建设。中国企业必须明确，加大对科技人才培养的投资就是对增强企业科技竞争力的投资，而且需要超常规地加大人才尤其是基础研究人才的投资力度，并且建立学习型企业科技人才的培养新机制。通过切实实施企业高科技人才继续教育工程与高精尖人才特殊培养工程，不断提高企业科技人才的整体水平与质量档次，只有通过科技人才定期参加国际学术交流，及时捕捉国际科技前沿信息，组织科技攻关，才有把最先进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知识与技术密集型的新产品的可能。2．拓宽科技投资渠道，投资分配上重点突出从现阶段的情形看，应学习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尽快构建和完善风险资本投资体系，而中国企业也需科学评估技术创新的高风险，才会有较高的收益预期。这里也需明确技术创新中企业与政府分工与协作的关系：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也应是筹集科技资金的主体，其需到场外交易市场和民间资本市场去寻求资金，并逐步建立筹集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政府退出”机制；而政府则需回归到“制定政策，创造环境，加强监督，控制风险”的本位上来。另外，在投资分配上需突出“三个重点高对应”，尽快提升基础研究投资的比重，针对中国企业以往的科技投资普遍存在“撒胡椒面”现象，目前的投资应遵循“三个重点高对应”的企业技术创新投资理论，强调企业技术创新投资取向是要把重点资金与重点项目、重点人才在一定高度上对应起来，为此企业则要形成“三个重点高应对”的有效资源配置的政策机制，并提升企业技改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在科技创新的资金管理方面，应推进企业研发资金的审计监督创新进程，既要改革传统的审计证据收集方式，又要变革审计导向———从制度基础审计转向风险基础审计。因此，改革现行企业审计体制，变革审计方式和技术，培养新经济条件下审计管理人才对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资金的有效利用至关重要。3．加强与外部组织的合作研发纵观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我们发现“如果想扩大创新的深度和广度，就必须加强创新系统内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和互动，强化在创新成果产生、应用和推广过程中体制机制、技术、人力资源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现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在整合创新资源方面，瑞典、芬兰、荷兰等北欧国家为全世界做出了表率。这些国家率先改革了各创新主体间的联动机制，为企业、公共及私立研究机构和政府搭建了良好的创新资源整合平台。值得一提的是，各种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地融入创新体系中”［10］。我国企业在创新资源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应注重与其他企业以及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鼓励企业与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采取多种形式的联合，促进科技资源的合理配置。多种合作关系包括合作开发、项目委托、建立以关键项目为基础的有限责任公司等等。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可以在与企业的合作中确定自己为社会生产服务的最佳位置；企业也可以通过合理利用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科研资源，提高自身的技术创新能力。”［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