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2 15:10:00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传播学发展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2 手机媒体的特点
1）手机媒体具有较强的移动性和即时传播性。手机在当下是非常普及的生活日用品，甚至有影子媒体之称，形容手机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并机不离身。另外，手机也能将时间以及空间限制打破，极大缩短新闻的时间差，打破新闻时空性，新闻媒体报道更快、更新的新目标正在实现。
2）手机媒体的个性化传播和接受模式。因为终端存在固有接收方式的限制，传统媒体要完全实现个性化定制，尚且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是手机媒体就能实现传播分众模式。在大数据基础之上，手机媒体能对用户以及信息进行进一步的分析和分类，使受众能接收到自己想要知道，或者喜欢知道的媒体信息。
3）手机媒体的多形式化。手机媒体能将文字、音频、图片、网页、视频、影像、实时语音以及电子邮件等功能进行整合，使之呈现功能一体化，充分满足受众的各种功能，在手机媒体中能将同一种内容整合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以此实现最大化的传播效果。
3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创新意义
1）手机媒体传播格局的创新。新旧媒体在内容、形式上的融合进程，因为手机媒体的出现而得到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在传统媒体的基础之上，手机等新兴媒体在不断的壮大；同时，传统媒体也对新兴媒体进行充分利用和整合，使之为己所用，加快了媒介融合进程。
2）手机媒体的信息传播与接收方式的创新。随着手机功能的不断增加，大众传播成为手机媒体的一大功能。大众传播、人际传播以及组织传播被手机媒体融合为一体，也渗透着自我传播。手机媒体既能实现先行方式传播，还能实现非线性方式的点播以及下载，从而使异时性传播和实时性传播实现共存，受众既可以通过手机媒体了解当前的新闻，又能了解过去的新闻。在手机媒体的传播和接收中，受众对信息的接受自主性以及选择性在不断的加强，人们可以进行信息的自由选择、发送，能实现信息的及时互动性。受众能通过手机媒体进行新闻、电影以及电视等各种多媒体节目信息的在线收看，还能将其与朋友分享，完成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的全面对接。与互联网连接的手机其互动性得到了有效的增强，因为其本身就较为注重互动性，能够实现新闻信息传播以及受众的反馈。比如，人民日报在自己的微博上一条消息，关注人民日报的微博用户就能接收到消息，没有关注人民日报的用户也能对其进行检索，而且还能对微博进行评论以及转发，这样一来，就使用户以及媒体的供给者之间的互动性得到极大的增强。
3）手机媒体新闻内容的创新。手机已经成为现代人必备的用品，新闻产品形态以及内容因为UGC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传统媒体报纸也能通过手机报进行简要报纸图文内容的发送，也能将音视频内容在手机网站上进行展示，还能将所要推送的内容通过手机App客户端进行。另外，手机广播也增加了和受众沟通的渠道，能随时通过手机广播App客户端进行广播信号的接受，还能任意收听各种网络广播电台节目，同时也可以进行广播微信公众号的关注。而手机电视的创新和发展，其传统的线性传播方式缺点也得到了改进，能对电视直播进行随时随地的收看。传统媒体已经打破了传统新闻报道形式以及传媒界原有的界限，各种传播媒介的在不断实现深度融合，当前的媒体进行全媒体运营中心的建立，也注重各方面资源的调度，受众也能在全新闻形态产品的展现下，得到更为全面的感官体验。手机网络也经历了2G、3G，到现在的4G，新闻信息的接收也因为移动互联网以及手机媒体的发展越来越便捷，不断出现自媒体全媒体等信息传播渠道。用户自制以及专业新闻生产共同承担起了监视环境的社会责任。
4 手机媒体在新闻传播学上的发展前景
手机媒体是目前为止所有媒体形式中最快捷、最方便、最具有普及行的媒体平台，有着非常巨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手机各项功能的多样化和科技化，手机的媒体地位也逐渐得以体现。现如今手机微博、手机博客、手机支付、手机视频以及各种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手机App让人们的生活越来越便捷、越来越舒适，手机媒体俨然已成为了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由于手机媒体的便捷性和及时性，使手机媒体在社会新闻的传播中往往能够抢先传统媒体，在未来的发展中手机媒体必将成为新闻传播的首选媒介，尤其是在重大自然灾害预警和重大突发事件的处理等方面，这种需要第一时间让大众了解的新闻方面，手机媒体将更能体现它的价值所在。
与贵州省大众传媒和民族新闻传播事业的发展相配合，贵州省应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这也是与其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的势头相互助长的。
一、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直接呼唤
贵州省之所以能将其文化旅游业做得象芝麻开花节节高一样，是因为其作为一个多民族省份，具有丰富多彩、神秘独特的少数民族原生态文化。依托这些得天独厚的文化旅游资源，贵州省不断推出精彩缤纷的文化节，慕名前来旅游的海内外朋友们络绎不绝。例如：全国苗族侗族原生态文化中心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于2007年7月23日--8月3日成功举办了“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成了黄金暑期海内外游客关注的焦点。多元民族文化风情得到了绚烂的展示——凯里民族饮食文化节、施秉杉木河漂流节、雷山西江、郎德苗族吃新节、镇远古城文化节、黎平侗族喊天节、锦屏隆里古城舞龙节等文化旅游产品既展示了多姿多彩的原生态民族文化，又大大推动原生态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尽快转化成为经济优势。
但这种经济优势的实现离不开大众传媒的巨大作用。倘若没有大众传媒的报道和宣传，贵州各少数民族及其原生态民族文化就失去了向大众展现自我风采的平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丰富独特的文化旅游资源跟以往的封闭状态一样，“藏在深闺人未识”，这样的话，文化旅游业又从何谈起！由此可见，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搭建了一座通往市场的桥梁、也为海内外广大游客认识贵州打开了一扇窗户。通过大众传媒及时、精彩、有效的信息传播，可让国内外的受众们尽情感受贵州各民族风采，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游客走进贵州。例如：在7月23日-8月3日的“中国·贵州·凯里原生态艺术节”中，海内外媒体100余家、记者400余名前来采访报道，其中中央电视台、日本《朝日新闻》、香港《大公报》等均是受众面广、影响力大、权威性高的知名媒体，它们从不同的角度记录和报道这一大众狂欢的民族文化艺术盛况，势必让更多的海内外人们欣赏到贵州黔东南独特的生态风光和民间文化，“原生态文化中心”的形象也会因此而大名远播。
依靠“民族文化→大众传媒报道→游客被吸引前来旅游”这一运转模式，贵州省成功地提高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贵州在全国知晓度排位已经从2004年底的26位上升到第10位，慕名到贵州旅游者络绎不绝。”
大众传媒在贵州省文化旅游业的蓬勃发展中功不可没，而为了更好地发挥其巨大的宣传作用，从而进一步扩大贵州民族文化旅游的影响力，我们非得下大功夫研究民族新闻传播学不可。只有把那些新近发生的与少数民族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方面有关的新闻报道的规律掌握了，我们才能扬长避短，充分利用各种大众传播媒介为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呐喊”、最大限度地让它们发挥威力，从而让贵州经济尽块地“飞”起来。一句话，现实呼唤着贵州去大力加强其民族新闻传播学研究。
二、大力发展民族新闻传播学是改变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薄弱的迫切需要
目前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力量相当薄弱。主是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1. 研究机构缺乏。贵州省社会科学院身为贵州省综合性社会科学研究机构，致力于探讨富民兴黔事业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可到目前为止竟未设置新闻研究所，这与当前新闻传播事业在贵州省经济发展中的地位来说，根本不般配。就贵州省内高校而言，据粗略统计，目前只有贵州大学、贵州民族学院和贵州师范大学3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专业，其中贵州民族学院相关专业办得最多、最齐全，在“文学与传播学院”中办有4个新闻学相关专业：新闻学、广告学、广播电视新闻学、广播电视编导学，贵州师范大学次之，在“文学院”中办有2个新闻学相关专业：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贵州大学仅办有一个新闻学专业，归属于“人文学院”。这些新闻学专业均不“独立”，归并在其他学院之中，所以我们希望贵州省的高校有“新闻传播学院”出现。除此之外，省内三所高校的新闻学专业还有一个特点：创办历史较短，是新专业。例如，贵州民族学院的新闻学创办于2002年、广播电视新闻学创办于2001年，贵州师范大学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创办于2006年--是最新的专业。新闻研究机构过少，远远不能满足目前形势的需要；新闻研究机构过新，又只能说明研究力量尚在起步、还不够成熟。2. 研究人员匮乏。贵州省新闻传播学研究机构少且新的一个重大原因便是这方面的研究人员太少。目前，贵州省尚无一位新闻学界的知名学者，这是我们要努力解决的问题。让人欣喜的是，贵州大学成功申办了新闻学硕士点，于2007年开始招生，可硕士生导师只有2位，在国内的新闻学界尚无太大影响力，所以说研究力量仍是十分薄弱。贵州民族学院虽然新闻学相关专业办得最多，发展最快，拟创办“新闻与传播学院”，但这个学科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太少，师资力量还待加强，所以说引进人才是我们的一项重要工作。3. 研究成果太少。由于上述2点原因，造成了新闻传播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太少。国内的新闻学核心期刊，如《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等很难见到我们贵州学者的文章。在贵州省新闻学研究队伍中，发表的文章涉及到贵州民族新闻传播的又可以说是少之又少，但这方面的成果又非常重要--贵州民族文化旅游业的发展离不开民族新闻传播的巨大帮助。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1]单波.反思新闻教育[J].新闻与传播研究,1998(4).
博士生教育是当代国际上公认的正规高等教育的最高层次。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和数量是衡量一个国家高等教育发达程度和文化科学发展水平及其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不仅关涉一个国家人才培养的整体质量,而且影响到一个国家科学创新能力的储备与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与之相关的学术声誉与民族形象。
我国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生教育始于1985年。该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开始招收第一批新闻学博士生。直到上个世纪末,我国先后有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等四所高校和中国社科院拥有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共设置了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3个。在这15年间,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一直在稳步发展,培养了一批活跃在新闻传播学术界的出色人才,产生了一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同时也积累了一定的新闻传播顶尖人才的培养经验。进入新世纪后,在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快速发展、且重点建设研究型新闻传播学教育体系的要求在许多高校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经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新闻传播学科评议组的两次评审,又先后有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大学、四川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上海大学、厦门大学和政治学院等十所高校获得了新闻传播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权,新增设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7个。应该说,经过这两次评审,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有了一次整体规模的推进,打造了一个更宽广的高层次新闻传播人才的培养平台,形成了竞争与合作的整体态势;对于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来说,这可谓是一次大的“跃进”。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1];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2]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3]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第四,实行差异化竞争与合作,实现博士生教育的多元化。在博大精深且具备批判精神、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整体素质要求下,各院校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应彰显自己的特色,根据自己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侧重培养博士生,使其成为该领域和方向的顶尖人才,从而促进人才与学科前沿接轨。这不仅要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和创新性上,而且应系统地体现在博士生培养的各个环节上。目前与其他人文社会学科相比,新闻传播学的整体发展水平并不高,高质量学术研究成果、学养深厚的优秀人才并不充裕,因此博士生教育更应成为促进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和高层次专业化人才辈出的舞台。
第五,确保博士生教育的经费投入,开拓多元化经费筹措渠道。要发展就要有投入,博士生教育要加大经费投入,尤其是在学术研究上以及优秀人才与成果的奖励上,更应有足够的经费支撑。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现,高等教育的资助渠道必将越来越多样化,对此,我们要注意积极争取,大力开拓、吸纳。近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除了通过课题申报,争取政府和学校拨款外,还十分注意与相关传媒、产业合作,拓展经费来源。目前,全院博导的科研经费年均人平在8万元以上。
总之,在今天新的人文社会科学革命和大众化高等教育的时代,为了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发展成为一种培养有创造力的优秀学者的有效途径,应着力注重完善其基本结构,扩展其必需的学科知识,力求教学质量优秀和研究设施、成果先进,从而便于其在规模增加的基础上尽快建立并完善有自身特色的多样化、高质量的学术体系。
参考文献:
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量的增长、规模的扩大并不必然带来新闻传播博士生教育质的提升。尤其是在今天全国高校新闻传播教育整体规模迅速扩张的背景下,更应该冷静地对其最高阶段博士生教育进行审慎规划、科学布局和系统建构,将其作为一个关系新闻传播学长远发展的大计,进行具有战略性和基于科学发展观的探讨。
一、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20来年历史与其他学科相比时间并不长,因此,一直是处于摸索和尝试阶段;加之近些年来,随着教育环境的急剧变化以及教育目标及体系的不断调整,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发展的同时,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
首先,对博士生教育的目标定位不够明确。如前所述,博士生教育是正规高校教育的最高层次。这一层次的教育是将一个学科的知识体系与学科方法进行综合性地传授和深入地积淀,并培养学生站在学科前沿和尖端,通过具有创新性和开拓性的研究以产生具有学术性和实践性的成果的过程。这一具有普遍性的指导原则,应用于不同学科,就需要针对本学科发展的要求和现状,对自身的目标定位作出准确而清晰的界定。众所周知,相对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新闻传播学科有着自身的“独特性”;它深深植根于人类对新闻传播业的需要和理解之中;它既融合其他学科的知识和理论,又与实践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也正因为这一“独特性”,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在开创时,还曾一度被认为没有必要,也被质疑到底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这正说明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面临的定位问题。传统上认为,博士学位是精英性、研究性学位,是为从事学术工作或一些领域的应用研究工作做准备的。然而多年来,有为数不少的新闻传播学博士实际上主要从事一般的教学工作和新闻传播实务工作,而在自己的专业方面做的研究工作并不多。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众多业界人士纷纷攻读博士学位,博士学位的传统目的(为研究进行训练)和实际用途日渐分离,已是不争的事实。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究竟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专业化究竟如何体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社会美誉度怎样?如何将博士生教育与新闻传播界的整体发展相联系?对这些问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理应作出系统的、建制化的回答。
第二,博士生教育模式尚不够清晰和稳定。与博士生培养目标定位的不确定相应的是,新闻传播学的博士生的培养模式还缺乏科学和深入的界定。目前一些新闻传播院校的博士生培养方案基本上沿袭其他学科的模式,缺少对新闻传播学科特点,以及学科需要掌握的知识及方法的全面探讨,因此难以制定出针对自己学科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如博士生的入学门槛应该如何设定,是重在考察其学识和科研能力,还是重在考察其一般专业知识和外语水准?博士生学习期间应该掌握什么样的知识体系和方法论,应该开设哪些必需的课程?博士生的课程学习与学位论文怎样衔接?博士生教育应该采取欧洲式的教授与学生一对一式的传授方式,还是采取像美国博士生培养中的集体培养方式,或者采取其他科学有效的方式?博士生要不要实行淘汰制,如何淘汰?在明晰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时,对这些问题必须作出科学的回应。但遗憾的是,由于经验的不足,认识上的错位,加之我国教育制度安排上的原因,致使一些高校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模式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现象。比如,一些很有科研素养和潜质的考生,仅仅因为“英语差分”便被拒之博士候选人门外。再如,有的院校对博士生教育规定课程的学习重视不够,课程如何设置、教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都无“一定之规”,结果课程学习往往未能达到帮助学生获得从事研究工作、准备学位论文所必需的宽广深厚的学科知识基础的效果。还有,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之前的资格考试或综合性考试应该如何“把好关”,有的院校也无明确的要求和规则,结果造成在培养过程中对博士生的学习效果和质量缺乏“刚性”的制约和监督机制,博士生只要进了“门”一般都能拿到博士学位。
第三,一定程度的浮躁之风对博士生教育造成不良影响。这一方面表现在近些年随着招生规模急剧扩张,师生比例失调,师少生多,导师投入到每个学生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减少,学术互动和交流受到影响,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呈现出下滑之趋。另一方面表现在培养目标上,不是注重鼓励博士生具有扎实深厚的理论功底、宽广的学术视野和熟练到位的研究方法,而是以数量等硬指标为指针,使得学生在学习期间将凑足文章的发表数当作主要学习内容。再一方面还表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把关上不严,由于每年毕业生数量增加,在开题、答辩等环节,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要求有所下降;加之学风不正,道德失范,致使弄虚作假,剽窃等现象在博士学位论文中也时有发生。
第四,博士生教育缺乏学术创新性和创造性。博士生教育的价值在于培养具有创造性的人才,产生具有创造性的智力成果。因此,检验博士生教育成效的主要标准,应该体现在博士学位论文的水平上。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计划的核心要素,必须是进行创造性的研究,以对学科的建设与发展有独特的贡献。然而,实事求是地说,目前有些高校对此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高度的重视。其具体表现是:一些博士论文的选题或过于陈旧,或过于空泛,或流于琐碎,或流于炒作,而不能把握当前学术前沿,参与学术对话;一些博士论文的前期资料积累不够扎实,因此不能针对最具价值的切入点进行广泛而深入地探讨,论述流于粗放;一些博士生对所需了解的相关领域的知识涉猎不广,基础不牢,因此在论文撰写过程中常常捉襟见肘,理论和方法运用不能做到娴熟有秩;一些博士生在批判性、创造性等方面的训练不够,造成思想的力度和对相关问题的挖掘和解决不力。这些都造成了一些论文成为资料的简单梳理,即使有的选题具有新意,但由于研究功力不足,无法创造出具有创新性和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
二、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几点建议
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存在的上述问题,有的是由于新闻传播学科发展历史较短,对学科规律和博士生教育规律相结合的一些根本性问题缺乏系统深入地全面整合和思考所致,有的是教育制度设计上的欠缺造成的,也有的是由于社会和教育所面临的大环境的冲击所导致。因此,笔者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要使得我国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得以可持续发展,为社会输送真正优秀的高层次人才,新闻传播学教育自身应积极借鉴国内外博士生教育的经验,针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特点和中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特殊规律,结合人才需求与社会实际,整合教育资源,走出一条真正合乎科学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之路。
第一,科学界定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内涵。大学的“教育理念是人们对大学精神、性质、功能和使命的基本认识,是对大学与外部世界诸元素之间关系的规定;它是大学内容管理及运转的理性认识基础”。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作为一项专业性的教育,理应如台湾著名新闻传播教育家郑贞铭所言,“在技术学习之外,更要探讨理论、从事研究,以期建立一套严谨的理论体系,才能在高等学术殿堂中树立起应有的地位”。为此,对于新闻传播学科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既要注重对其学术视野宽广度的拓展,又要使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既要使其具有较深厚的学养造诣,又要让其关注学科前沿和现实的新闻传播实践,注意研究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很强的科学研究能力。这种人才应是其他学科培养不出来的,在学术素养和科研上有自己的特色和专长。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目标与方向,理应琐定在培养这样的专业人才上,即着力为高校和科研机构造就优秀学者。
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必须科学规划博士生的课程学习,并加强对其在阅读、读书笔记、专题讨论、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训练和提高。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教育上,十分注重专业基础课程的学习。该院的博士生课程一般分为两类,即知识类课程与研究类课程。前者以专业知识的系统掌握和融会贯通为目的,既有广度,又有深度,并有相关研究成果的最新信息;课上还提供详细的阅读书目,要求博士生写读书报告,培养其欣赏和批判专业学术著作的能力。后者的目的是通过边学边做(研究),以培养和训练博士生从事研究和写作的综合能力;在课上,博士生们围绕一个专题进行思考、讨论、做研究。这样,不仅训练、提高博士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营造了一个现实的专业研究者的工作环境,教会博士生如何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如何遵循学术规范,如何使用各种研究资源,如何设计研究题目,如何解读原始资料,如何回应他人的批评和建议。这种训练实际上是一个铸造学术文化或学术习性的过程。
此外,为了提高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学术素养与科研能力,还应制定相应的培养模式,对思想道德教育、课程设置、综合考试内容和方式、论文开题时间和形式、博士论文的学术规范等,制定出切实可行的、符合自身特点的方案,并严格实施。
第二,控制规模,严进严出,打造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品牌效应。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平台随着多家高校新闻传播院系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宽广了,这同时也意味着博士生的数量和规模必将比以前有较大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更应该注重维护新闻传播学博士生教育的质量,共同为提高教育成效、培养顶尖人才而努力。针对目前社会上对新闻传播学博士生还缺乏广泛的认可和美誉,新闻传播学博士生的整体效应发挥尚未达到理想的程度,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博士生的招生、培养、资格考核、学位论文答辩以及学位授予上,比较注意通过制度建设,严把质量关。一是控制招生规模。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15人,每年报考博士生人数达到三四百人之多,但招生人数一直控制在30人左右,平均每位博导招收2人。二是提高博士候选人门槛。这主要是借助资格考核(综合考试)和学位论文的开题报告两个环节,实施筛选、淘汰,以保证德才兼备的合格人才进入到博士候选人行列。三是严格规范学位论文的答辩和学位授予。
这主要通过学位论文双盲评审、校内外专家的集体评审以及学位公示等举措,保证每个博士学位获得者都是符合标准的优秀人才。近些年来,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每年只有不到十位博士生获得博士学位,占当年招生人数的三分之一左右。
第三,重视博士生导师及指导团队的综合素质要求和能力考核,确保博士生教育师资队伍的素质及其指导教育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博士生导师及其指导团队在招生、培养学生及博士论文答辩等方面较其他层次的教育具有更大的权限,因此要重视博士生导师人选的遴选,重视其“人格”塑造和“师德垂范”;同时要引导、促进博士生导师在博士生课程教学、科学研究、论文把关等方面加大指导力度,鼓励导师与学生经常交流、沟通。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对博士生导师所进行的遴选和考核,就包括着学术水平、道德素养、敬业态度、组织能力以及待人处事等方面的内容。与此同时,还十分注重将学生的成才与导师的责任感、信誉、综合素养联系起来,注重维护导师职责的神圣性和荣誉感。
中图分类号:G20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8122(2010)11-0168-01
一、新闻传播学处于何种研究场域
一直以来,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是学界经久不衰的讨论热点。从时空发展来看,传播学是一门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又是一门显学,难以与主流学科平等对话;从学科发展程度看,新闻传播学学科成熟度低,鲜有形成产生重大影响的核心理论,对人文科学的贡献率低,被引用量低。尚未形成具有共识的研究方法,没有属于自有领域的研究方法。
笔者以为既然将传播学定位为一门社会科学,那么其作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也不能以社会科学的话语霸权排斥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判断一个学科发展程度高低的重要指标应包括:该学科研究方法的成熟度如何,该研究方法是否具备了科学意义上的可证伪性(falsifiabi- lity)?这些可证伪性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得到重复性验证?这些研究路径(方法)是否受到了主流学科的普遍认可?这门学科是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核心理论(体系),并且这些理论能够为其他学科所广泛接受并加以应用?该学科的学术评价机制是否相对完善?显然,现阶段的新闻传播学科尚未具备成熟学科的条件,甚至仍处于学科起步阶段。因此,与其他主流学科的对话更无从谈起。
新闻传播学必须立志于创立适合于本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但方法的创新不应机械地套搬社会学、心理学等实证科学的成熟范式,要避免陷入新技术主义陷阱。技术至上却又缺乏应有的人文思想的支撑,容易导致社会科学的伪科学化,笔者以为应当发挥新闻传播学的“想象力”,即对准当下鲜活、生动的富于时代意蕴的现实问题,对接中国与世界的传播话语,少以“言必称希腊”的所谓量化方法研究一些“边角料”问题,这不仅是对学术资源的浪费,其症结更是关乎新闻传播学科能否找到本学科足够的合法性依据及发展壮大问题。
二、学科系谱与本土化路径愿景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主要发达国家之一，是现代高等教育发源地之一，新闻学起步较早，在新闻传播学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优势，值得我们进行学习、研究与借鉴。
一、中国新闻传播学发展趋势。
随着新闻装备、人们思想观念、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提高，新闻传播学得以飞速发展，并呈现出一些新的趋势与特点。
（一）、新闻学与传播学的相互交叉融合。传统的新闻学研究突出实用性质，淡化理论性。传播学被引入新闻学界以后，新闻学研究已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广播、电视、网络媒体等多种传播媒体或形态，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的内容。这种融合不仅是原来两个学科的融合，而且与传媒活动相关的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也越来越多地被运用到新闻传播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这就要求必须创新现有的课程设置以及教材内容的划分方式，重新构建一种适合新的环境条件的新闻传播理论。
（二）、新闻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正在不断扩张。近年来，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传播业急速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增多。因此，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传媒经营、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
（三）、新闻传播学的内涵不断拓展。20世纪90 年代以后，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空前。从行政、综合市场、专业市场三个角度看中国电视产业的市场格局，中国电视产业呈现三大发展趋势：政府导向让位于市场导向；民营电视业将成为市场上的一支重要力量；电视资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时进行，形成区域性传播中心。
二、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渊源。
英国作为主要的西方发达国家之一，在近现代新闻传媒的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闻传播学教育源远流长。
（一）、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起步较早。
英国最早的日报《每日新闻》创办于1702年，是世界上较早采用双面印刷并分栏、较早形成近代日报形式的报纸；1851 年出现在伦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诞生的新闻通讯社之一；1922 年以民营形式组建的英国广播公司于1927 年改组为公立（BBC）以来，已成为西方最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1 936 英国广播公司（BBC）建立的电视台是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英国的新闻传播教育也伴随着新闻媒介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英国人的观念中，掌握实际本领的最好办法就是实践，从实际接触中学习其中的技巧，新闻传播教育也不例外。这种理念影响着早期的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奠定了英国新闻传播学的地位。
（二）、传播学发展先于新闻学。英国的传播学出现在新闻学之前。早在上世纪30年代，一些社会科学家便开始对媒体效果研究产生兴趣，传播研究与传媒研究院系应运而生。西方新闻学的研究领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传播学，范围更加宽泛，设计大量的非新闻类的媒体传播内容，以及广告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媒体经营研究等。在英国传媒教育领域颇具盛名的城市大学新闻系被规划入该校的艺术学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维斯敏斯特大学新闻和大众传播却在同一个学院，还有一些院校的传播学被划入英语学院和商学院。
（三）、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起始较晚。在新闻与传播学教育方面，伦敦大学曾率先开设新闻学专业本科教育（非学位教育）；最早开设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学，于1971 年开始进行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伦敦城市大学于1976 年开始辨新闻学专业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学位教育是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开始的。英国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较晚，但英国以其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学教育传统和发达的传媒业等基础，在新闻与传播教育/媒介教育与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 ]
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现状。
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层面的教育，新闻学教育与传播学教育区别较明显，而且整个学科领域的教育总体上也形成了几种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
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从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的区别角度来讲，英国新闻学教育领域的学位点，虽然提供宽厚的理论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强化专业新闻实践。无论是伦敦大学戈德斯密斯学院媒介与传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实务细分的专业方向设置，还是威斯敏斯特大学媒介、艺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教育中划分较宽的专业方向设置，均要求学生深入某种媒介领域进行大量练习。而传播学领域的研究生课程设置，则侧重于传播学、文化学和相关学科的理论视角、争议点、研究方法等，以便为研究生选择课题进行研究，奠定宽广的理论基础。
（二）、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关于整个学科领域形成不同类型的学位点，英国高校的新闻与传播学科的研究生教育，不仅有欧美较为常见的研究型、课程（教学）型之分，而且还有研究与课程（教学）型，而且对课程学习的数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 Degrees”来说，不但该专业的博士学位点在时间分配上以研究为主，并对开题报告、研究项目和博士学位论文有严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论文达到8～10 万，并强调博士论文对于专业的独创性贡献，而且该专业的哲学硕士点（A 型）也要求学生聚焦于选定的研究领域并撰写4 万词的学位论文。而该专业属于教学型（“TaughtProgrammes”）的硕士学位点，则要求研究生修满4 门课，撰写1 万词的学位论文。
（三）、社会科学特征明显。英国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研究新闻和传播活动的规律，表现出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从理论课授课内容也可以看出其较强的社会科学特点，比如《新闻理论》，涉及战争与新闻、新闻业市场结构与新闻实践、新闻从业者为谁而工作、新闻与政治、国际新闻流与通讯社等专题。与英国相比，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教育尤其是新闻学教育表现出较强的人文学科特点，新闻学更多地“体现出政治与文学杂揉的特点”，“更具人文学科的特点”。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新闻学教育视角与社会对新闻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
但是，“当新闻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文化消费活动时，以社会科学的态度对待新闻学已是一种必然选择。”站在社会科学的视点上把握新闻传播活动的规律，可以让新闻学教育更贴近现实操作。
（四）、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此类学校师资构成较为国际化，不少教师来自国外；其学生结构更呈现出国际化特征，约50%的研究生是外国留学生。这种师、生构成的国际化特点带来的文化间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间了解不同文化的机会，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以及对于新闻与传播学领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时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带着其对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学习而给教学带来一定的困难。社会传播现象和传播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在当今时代传媒的传播活动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这种跨学科、个性特色突出的专业方向，有利于培养宽口径、复合型的传媒人才，也有利于对于传媒实践的深刻理解。
四、结束语。
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发展历史源远流长，新闻传播学强调专业实践性、新闻传播学教学要求严格、社会科学特征明显、学校教育国际化特色突出等，英国新闻传播学教育特点，抓住了新闻传播学教育的精髓，对我国新闻传播学教育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hi138/Com]
参考文献
按专业方向开展的图书馆电子资源利用培训是一种新的培训理念，也是读者培训服务的一次全新尝试与探索，需要在吸收以往各类培训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深化和创新，主要是由各专业的学科馆员根据专业需求分别设计符合本专业研究方向的培训内容和方案，针对相应专业的读者进行培训，并最后给予效果的评价和进一步改进。而培训设计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也将对培训项目的效果产生重大影响。为此，笔者在参考了一些相关培训设计模式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专业需求分析不同学科专业的学生对图书馆馆藏各类文献及电子资源的需求情况往往是与其学科性质和专业特点紧密联系的，因此在制定培训方案前，图书馆员必须首先对本校所有学科的专业设置及研究方向有一个清晰明确的了解，在研究学校的学科专业的基础上，最好能与相关专业教师进行沟通，找准专业定位，把握本专业的资源需求状况。总之，明确专业研究方向是开展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础，在培训时最好能使读者带着研究课题查找资料，做到有的放矢。
培训内容设计培训内容的设计要结合专业研究方向的特点来展开。一方面需要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精选和推介，重点介绍与专业有关的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及其利用技巧，将图书馆现有的电子资源中与本专业研究方向联系紧密或者相关度高的内容进行分类整合，统一抽取并融入整个培训内容中，此外可着重挑选几个专业性强的数据库进行重点推介，这也是体现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特点的最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了使读者更深入了解电子资源应如何与自身专业的课题研究结合起来，可以选取几个本专业方向的利用电子资源进行研究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同时穿插一些专业领域的文献研究方法，结合数据库操作技巧和统计功能等为学生在本学科领域内或跨学科的研究中提供一些启发思考与创新思路，进而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培训效果评价在对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进行探索和实践的基础上，需要对其实施效果进行评价。一方面可以从前来参加培训讲座的人数以及学生和专业教师的反应等来评价效果；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电子资源使用量的统计数据来观察和评价。
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开展
目前上海外国语大学（以下简称“上外”）图书馆的读者培训采取了多种形式开展，包括本科生的新生入馆教育、面向全校的文献检索公选课，以及相关数据库专业人员作的电子资源系列培训讲座等等。为了进一步加强图书馆各类电子资源的推广力度和利用效率，面向更高层次和需求的读者进行更有专业针对性的电子资源使用培训，根据以上培训设计思路，“上外”图书馆开展了由学科馆员按专业方向分专题讲解图书馆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的系列培训讲座，并陆续推出了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国际关系、经济管理及其他人文社科等方向的专题图书馆资源利用培训。这些讲座主要由图书馆相关专业的资深学科馆员担任主讲，除介绍图书馆文献和服务之外，重点结合各个专业方向开展电子资源数据库的使用培训和现场演示，指导读者更为有效地查找和利用论文写作及学术研究所需的各类文献信息资源，为读者提供强大的文献保障，培养其良好的信息素养和科研能力。以下结合专业方向资源利用培训的基本模式及“上外”开展的实践，以“上外”新闻传播学专业为例，尝试结合其学科特色和相关资源进行培训方案的设计，探索专业方向电子资源培训的新思路，以期为此类培训项目的开展和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从而提高图书馆电子资源培训质量和信息服务水平。新闻传播学专业需求分析对于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而言，其对文献信息资源的需求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对新闻素材的需求，即各类新闻媒体的新闻报道材料，这主要集中在图书馆的中外文报纸和相关网站上；二是对学术文献的需求，包括理论性和实践性的文献，这主要可以从图书馆相关领域的学术期刊、图书和学位论文中获得。同时，由于电子资源具有比纸质资源内容更丰富、更新更迅速、检索更便捷等诸多优势，因此，新闻传播学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应当主要从报纸、期刊、图书以及学位论文这四种类型的资源展开介绍。
新闻传播学专业培训设计培训的内容主要根据专业需求和文献类型等展开，一方面对图书馆相关文献资源进行推介，重点介绍电子资源的相关收录内容和演示其利用技巧；另一方面结合有关研究案例来深入探讨数据库在学术科研中对于提供文献保障和启发研究思路等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图书馆相关资源介绍及其利用学科馆员在对专业定位和学科方向有了明确的把握之后，就需要对图书馆现有的相关馆藏文献信息资源进行梳理，找出与之相关度最高的各类文献，并有重点地将其推介给该专业的学生加以利用。由于图书馆文献种类繁多，笔者主要从资源类型入手加以分类介绍，重点介绍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与新闻传播学联系紧密的电子资源数据库及相关功能。报纸。报纸作为新闻报道的重要载体形式，是新闻传播学研究素材的一个重要来源，与其具有极高的相关度。因此，在进行该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时，报纸这一类型的资源应作为首选的推介对象。就中文报纸而言，培训主要推介了CNKI中国重要报纸全文数据库，对于检索和利用国内主流的报纸媒体资源十分方便和全面。就外文报纸而言，则首推Lex－isNexis学术大全，可深入搜索世界范围内的众多报纸内容，是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进行专业学习与研究的必备数据库之一。另外，Factiva新闻数据库也可一站式访问大量的新闻资讯，时效性强，检索方便。由于这两个数据库的使用技巧性较高，培训时应重点介绍和演示其检索利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期刊。鉴于电子期刊的学术性和便捷性，培训过程中应着重引导学生善加利用电子期刊资源。就新闻传播学专业期刊而言，重点推介了CNKI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和EBSCO的传播学与大众媒体数据库，基本涵盖了中文和外文的重要新闻传播学类期刊资源，对于利用中外文资源进行学术研究具有很大作用。此外，人文社科类的期刊资源对于新闻传播的学习和研究也会有很大的帮助作用。由于新闻传播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它的发展与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相关，因此，要搞好新闻传播学的学习和研究，还必须注意相关人文社会学科文献资源的利用。培训时可适当推介如SAGE人文社科库（包含有Commu－nication＆MediaStudies学科专题）、ProQuestRe－searchLibrary等相关资源。对于外文期刊数据库的快速查找和定位，培训中需强调图书馆的“外文期刊导航”功能。利用该导航读者可以按照学科分类和专业方向查找和定位所需电子期刊资源，从而极大地节省读者的检索时间，并使资源得到更为充分有效的利用。#p#分页标题#e#
图书。与报纸和期刊相比，图书类文献资源在数据库中的收录并不十分全面，利用方式上也较之前两者存在一定的不便，而纸本书籍或更能满足读者需求。因此，在进行图书文献介绍和利用的培训过程中，应协调纸本和电子的平衡，建议读者从馆藏实际出发充分利用此两种类型的图书资源。对于中文图书的利用，可以突出强调“读秀学术搜索”功能对于查找纸本和电子图书的重要作用，其能一站式检索超星数字图书馆的电子书以及该馆馆藏的纸本书，对于读者而言资源获取率大大提高，是目前查找中文图书的首选方式。对于外文电子书而言，主要介绍Ebrary电子书和MyiLibrary电子书这两个数据库。在这两个库中虽然没有新闻传播学类的专题分类，但其人文社科类图书资源相当丰富，且学术质量也很高，适合读者进行扩展性阅读，开阔视野和研究思路，为跨学科的研究提供参考与帮助。这同样适用于其他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学位论文。学位论文对于专业学习和研究同样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CNKI中国优秀硕博士学位论文库可下载全国各大高校历届硕博士的学位论文，尤其是本校相同研究方向或相同导师的论文更是对毕业论文的选题、思路、写作方法、格式等各方面起到极大的帮助和指导作用，具有较强的参考和借鉴意义。对于“上外”新闻传播学专业的师生而言，除了参考中文的学位论文外，英文的学位论文资源也是极其重要和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来源。ProQuest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了欧美1000余所著名大学的硕博士学位论文，是学术研究中十分重要的外文学位论文信息资源，可以帮助学生们及时了解国外该学科领域的硕博士研究生的最新研究动向和关注的热点问题，学习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将其引进或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来。因此，这两大学位论文库也是专业方向的资源利用培训不可忽视的内容。新闻传播与文献研究案例举要培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主要是通过分析新闻传播学相关研究案例，结合数据库的检索技巧和统计功能等剖析在研究方法上的拓展与创新，为学生的学术科研提供一定的思路上的启发与指导，展示电子资源在检索和利用上的便捷性和科学性。以下通过两种类型的案例加以分析。
新闻传播学文献的计量统计研究。该类型的研究主要通过对新闻传播学领域相关专业期刊或学术论文等的文献引证频次或下载数量等信息的计量统计和汇总分析，研究新闻传播学自身的学术发展状况。如“中国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分析———基于CSSCI、CNKI两个主流引文数据库的研究”一文，分析了新闻传播学学术论文CSSCI、CNKI两个数据库被引证的现状，找出了新闻传播学自1978－2007年30年以来的高被引论文，比较两个数据库的引证特点，并对发现的新闻传播学高被引论文的领域分布、年代分布、期刊分布等数据进行了分析〔2〕。从该实际研究案例中，重点引出对于CNKI数据库引文统计功能的介绍，演示新闻传播学领域学术论文的“被引频次”统计和排序功能，从而可以进一步对高被引论文的特点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又如“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比较研究———兼谈我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一文，选取了中美两国各两份新闻传播学的主流学术期刊（分别为美国《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和《Jour－nalofCommunication》以及中国的《新闻与传播研究》和《新闻大学》），通过对其6年间（2000－2005年）所有论文的内容分析，描绘出中美新闻传播学学术传统的概貌并比较其异同〔3〕。
对于此研究案例而言，中外文期刊数据库就能起到极大的帮助作用，其检索和统计远比纸本期刊方便快捷得多。结合专业领域与相关案例的分析，介绍数据库的功能特色，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并深入发掘其对实际研究有意义的功能。新闻媒体信息源检索搜集与统计分析。该类型利用各种传播媒体（如报纸、期刊、图书等）对某一专业领域的报道、阐述、论证等的文献资源，通过专业数据库全面搜集，对其信息源进行统计分析研究，从而得出该领域的某些结论。如“议程与框架：西方舆论中的我国外交话语”一文，以我国外交部新闻发言人的话语为切入点，通过对2004－2008年间LexisNexis数据库中新闻文本的定量分析和定性解读，探索了当代中国外交话语在西方舆论中的角色问题〔4〕。本案例值得借鉴之处是其对于数据库中检索条件的设定，其以LexisNexis学术大全数据库为资料源，选取其新闻库中世界主流报纸库（MajorWorldNews－papers）里的英语报纸为样本范围，对近5年的新闻设置的相关指标进行分析。这样的实际检索案例对于学生深入理解数据库的检索限定技巧和研究使用方式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培训方式探讨
培训讲座主要采取PPT课件演示和网上数据库操作相结合的方式来进行，同时设置现场提问和互动环节来解答同学和老师的提问。多种方式的相互配合与穿插可以使培训效果得到最优化的呈现。PPT课件讲授作为一种多媒体演示工具，PPT已被普遍应用于各类教学培训，图书馆的文献检索课程和资源利用培训也不例外，其对于教学效果的实现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PPT的页面导航层次和内在逻辑结构是至关重要的，有人说“逻辑”是PPT的灵魂，的确如此。PPT也要讲究谋篇布局和创意策划，应能体现培训内容的层次结构和表达出教师的脉络思路〔5〕。如本培训设计分别从新闻传播学的专业需求、图书馆相关电子资源的利用（资源又进一步按照类型进行分类介绍），以及结合有关研究案例对数据库使用和研究思路等进行深入探讨等几个方面展开，层层深入，结构清晰，导航明确，对于培训信息的传递可以起到积极作用。
网络平台演示由于网络数据库的操作步骤连续性等特性，如果仅凭PPT的图表和截屏等方式来展现教学内容还无法达到良好效果，因此必须同时结合网上现场操作演示的方式来进一步呈现。有调查显示，有将近80％的图书馆文献资源检索类课程运用了截屏来讲述教学内容，有的截屏页面数量占了PPT总页数的绝大部分〔6〕。这与网络数据库的应用性特点有一定关系，但并非所有的操作过程和步骤都适合用PPT来展示。一般而言，在重点介绍某一数据库（如本培训中的LexisNexis学术大全）的利用方法和检索技巧时，可以选择在线演示的方式来进行，其操作过程的连续性和动态性更有利于学生直观地了解和掌握整个流程。当然，在线操作可能会受到网速条件影响和培训时间制约，因此，应选择几个与培训专业方向密切相关的重点电子资源数据库加以演示。#p#分页标题#e#
现场互动问答除了PPT课件和在线数据库演示以外，还应留出一部分时间给学生和老师进行现场提问，这样可以弥补讲座培训中没有涉及到的内容，也可以了解相关专业读者在利用图书馆文献尤其是电子资源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给予及时的指导帮助和现场解答。此外，在培训中还应准备一份专业方向读者利用电子资源的需求调查问卷，调查内容包括读者的身份、专业和研究方向、最常使用的数据库类型、使用中遇到的问题、利用电子资源的实际需求和目的，以及对于本次培训效果的满意程度和意见建议等，以便于回收反馈信息，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此项培训工作的内容安排和组织形式。
2011年，根据教育部、团中央社会实践等相关文件要求，经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 和陕西师范大学党委统一部署，新闻与传播学院以建党九十周年为契机，按照陕西师范大学社会实践各项要求，积极申报立项，自组团队奔赴全国各地开展了专业实习、义务支教、社会调查、爱心环保、参观走访等实践活动。2014年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一如既往地开展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学院师生结合学科专业特色，赴陕西宝鸡眉县开展了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文化建设与传播战略调研”为主题，以“社会调研、资料查阅、交流座谈、项目考察、采访报道”为方式的特色实践活动。由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朱尉老师带队指导，学生干部姜开元、艾伊、杨珂馨等10余人组成的“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结合自身专业优势深入村镇、深入农户，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团队师生不仅对传统文化的现状进行调研，对发展及规划进行分析，同时还结合当地特殊的情况进行了一系列特色显著的实践调研。
调研团队师生紧扣调研主题，围绕“丝绸之路文化建设”的大方向展开调研活动。结合活动前期在互联网和图书馆搜集的资料信息，活动按步骤有条不紊进行。调研小组前往眉县西汤峪镇调研考察、开展座谈、实地走访，重点调研当地特色的文化遗产“关学张载”及其相关文物建设，特别了解有关农家村落对于农耕历史文物和农家特色产品的规划保护等相关问题。通过实践调研，获取了大量宝贵的资料。调研团队将实践材料整理汇集，形成十余篇新闻稿与手记，还将利用所采集到的素材制作专题视频、成果杂志。调研成果最终以论文的形式体现，团队成员结合调研资料撰写了论文，在2014年9月完成《新媒体环境下高校文学经典传承新思路探究》《传统文化传播新形式与发展新变化》《大众传播下乡村旅游现状与发展方向》等7篇论文。
此次实践调研活动领导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书记、讲师朱尉，调研活动及科研成果的主要成员有沈伍合、丁艳霞、姜开元、沈伍体、艾伊、杨珂馨、勋、冯育超、秦文攀、陈思。
本期“新视野专栏展台”特刊登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特色的社会实践调研活动，意在为优秀学子搭建展示与交流平台，促进专业人才成长与进步，研究成果供读者学习讨论。
陈力丹和童兵是较为系统研究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学者。陈力丹于2002年、2003年发表了《中国新闻传播学出版概述》同题文章，在对上一年度的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总体评价后，再对主要著作进行点评。自2006年起，他每年出版一本《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内容涉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如《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2009》，其中有一节内容为《回归新闻学本体——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新闻理论教材结构的变化》。自2006年开始，复旦大学出版社每年推出一部由童兵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最新报告》，该报告梳理和评介该年度的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概况和成果，包括这一年的研究重点与热点、主要研究领域、重要代表性论文及观点、重要学术会议和公开出版的著作及教材等。这些述评既有利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发展的脉络，又对读者起到了导读作用。近年的一些研究者不再局限于整体述评，注意从不同视角切入，分门别类、多角度进行分析，这有益于研究的深入。如王彤、陈贝贝分析了传媒类图书的特点，认为各出版社定位的相似性导致了传媒类图书市场不仅存在数量上的短缺，而且存在结构性短缺，敏锐地指出“传媒类图书成长期更可以体现出出版社对传媒类图书品质的敏感度和品位的把握度，甚至是对战略智慧的考验。此时，出版社对市场的细分、对目标市场的选择和定位就显得至关重要”。张涛甫、章永宏则指出新闻传播学著作的出版繁荣主要表现为中低端市场的繁荣，尤其在教材出版领域呈恶性竞争之势。韩隽通过对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使用，同时比照国内同学科教材的内容、风格、定位以及总体理念，归纳了国外新闻传播学教材的形态机理特点。刘鸿英则通过对中美两国新闻学/传播学权威教材内容的比较和分析，指出我国高校新闻传播教学和教材存在的不足及改进的建议。
2.研究方法从定性研究走向定性定量研究相结合20世纪90年代之前少有的运用统计学方法进行定量分析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如许欣根据文献计量学原理，对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出版数量、主题内容、译著、译著国别、合著率、核心著者、多产出版社等进行了分析研究，力求发现中国大陆20余年来传播学研究的一般状况和特点，同时分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殷琦根据计量经济学原理对2002～2006年国内出版的译著进行文献检索与统计分析，描述了译著的总体概况，并归纳与分析了译著的研究主题与研究方法，以期展现在此5年内我国译著的导入情况，以及导入过程中所反映出的我国学者的研究取向与研究视野。钱玲飞、孙辉对CSSCI中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的出版社进行统计，列出被引次数前100名的出版社，将这些出版社按综合出版社、大学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专业出版社、教育出版社、地方和机构出版社以及其他出版社7类进行分析，得出对新闻传播学最有学术影响力的出版社主要是综合类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的结论；对新闻传播学引用次数排名前10位的出版社进行分析，得出人民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单本被引最多的结论。将被引次数排名前20位的出版社列为核心出版社，并对其特点进行分析。苏新宁（2011）对CSSCI中2000～2007年新闻传播学论文引用图书情况进行统计，选出本学科中被引次数相对较多的197种图书。该研究对于分析新闻传播学图书学术影响力很有帮助。
3.新闻传播学说史研究与图书出版研究互相借鉴学说史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学术著作出版的研究，通过学说史又可以了解到代表性著作的出版，以及重要作者在学说发展史中的地位和贡献。但图书出版研究不同于学说史，二者价值评判标准不尽一致。最根本的一点是，学说史是以学术为本位，出版研究则是以读者为本位。另外，出版研究具有更多元的视角，如影响出版的各项政策、阅读心理等各种因素，出版机构与读者研究等。新闻传播学说史的研究目前已经较为充分，专著主要有徐培汀的《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2006），丁淦林、商娜红的《聚焦与扫描：20世纪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研究》（2005），谢鼎新的《中国当代新闻学研究的演变——学术环境与思路的考察》（2007），童兵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1978～2008）》（2008），王怡红、胡翼青的《中国传播学30年（1978～2008）》（2010）等。我们从这些著作可以了解到新闻传播学专著和教材出版的大致情况。其中徐培汀的著作不仅对新闻传播代表作进行了比较客观的点评，也对作者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谢鼎新的著作重点在新闻学研究演变的路径，其中关于“研究主体的构成与研究风格”类似于作者研究，用实务派和学院派对学者进行归类，还分析了研究主体风格与地域文化的关系、新闻学研究人员构成的代际关系等。这些内容令人耳目一新，也说明从出版学角度研究学说史可以拓宽视野，使研究更加深入。
此外，书目研究较为充分，如1988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由林德海主编的《中国新闻学书目大全》，收录了从1903年至1987年我国出版的新闻学书目1900多种。2008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由周伟民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更是收录新闻传播类图书近5000种，上自1903年我国首部新闻学著作，下迄2005年百年间有关新闻传播类图书，主要包括专著、教材、论文集、译作、工具书等。自1982年始历年出版的《中国新闻年鉴》也辟有新书简介专栏，提供上一年出版的新闻传播类书目，并对部分重点图书做选介。书目研究对于梳理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大有裨益。清代学者王鸣盛在其所著《十七史商榷》卷一的第一条就标明说：“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途，方能得其门而入。”在卷七《汉书叙例》条中又重申其义说：“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
二、我国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不足分析
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成果显著，不足也很明显。其不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缺乏系统性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已有上百年的历史，尤其是近10多年相关著作呈现激增局面，但该领域的图书出版尚未被当作出版专史予以全面梳理，因此从已有的研究著作中看不出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在出版史当中的地位和作用，亦很难发现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的规律。总体上看，对图书内容评介的多，对出版与社会文化及阅读心理研究的少；对作者评介的多，对出版机构、编辑和读者研究的少。在文学、社会学等领域，研究该学科出版专史的博士论文或专著已有不少，而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图书出版有上百年的历史，理当有系统全面的研究著作。
2.缺乏足够的理论支撑，研究方法单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研究有必要引入出版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文化史等理论，才能把新闻传播学图书出版纳入历史文明进程中进行考察，重点关注出版传播系统的整体性、出版与社会环境、传播要素间的关联性，并把握好图书传播的个性和特征，这样的研究才能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如张仲民从文化史的视角，结合既有的中国近代书籍史研究成果，挖掘了大量清末报纸杂志中的书籍史资料，特别是广告资料，对以前研究中注意不够的清末出版的“卫生”书籍——主要是生理卫生书籍、生殖医学书籍进行了考察，发现这些书籍的广告及其内容大多将其与身体、种族和国家建立了关系，透过这种修辞策略，它们获得了出版和应该被阅读的合法性。此外，研究方法有待改进。虽然近年来引入了传播统计学的方法，但仍显得单一，尤其是业界、学界缺乏交流，结论自然片面。如对出版社、图书和作者影响力的分析，基本上是借助CSSCI，对论文引用图书进行统计分析，选出被引次数较多的图书，分析其学术影响力。这种分析得出的结论虽然有一定的说服力，但要更加客观、全面，还需要运用问卷调查、访谈法、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以反映该领域出版的全貌，得出更加令人信服的结论。
3.概念不明，分类不清，评判标准不一新闻传播学图书在人文社科类图书中，虽然占的比重不大，但相对杂乱。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还是因为新闻传播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加之作者学科背景复杂，又有学院派与实务派的分野，研究者的立场、视角，研究的对象以及采用的文本等具有多样性，因此图书的学术性与非学术性、专业与非专业、理论型与实务型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成为一大难题。我们从历年的《中国新闻年鉴》新书介绍栏目，以及周伟明主编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等书可以看出种类的庞杂性。没有哪个学科面临如此“光怪陆离”的局面。严格地讲，《中国新闻传播学图书精介》收录的近5000种图书，相当一部分因为缺乏学术性，或过于偏重资料性和应用性，不能算作“新闻传播学图书”，书名冠之以“中国新闻传播类图书精介”较为恰当。正因为界限混乱、模糊，研究文章中有“新闻图书”“传媒类图书”“新闻传播图书”等多种叫法，实际上这些概念是有差别的。像媒介观察、采编心得、媒体企业或人物实录之类作品，属于传媒类图书，但不是新闻传播学图书。如肖克•罗斯著《默多克传：一个王国的诞生》、袁友兴著《报业风云：南方都市报经营实录》等。有些新闻业务和媒介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图书既是传媒类图书，也可归属新闻传播学著作，二者有交叉重合之处。如杰克•卡彭著《美联社新闻写作指南》、约翰•V•帕夫利克著《新闻业与新媒介》等。虽然新闻传播学图书归类十分困难，但作出相对合理的界定是有必要的，否则“放进篮子都是菜”，只会加剧混乱。如果没有区分，在价值评判上就只能执行人文社科学术出版的一致标准，而忽视新闻传播学科及传媒研究的特殊性。如谈到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时，“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常为人所诟病。但如果它是偏重实务的传媒类或新闻类图书，没有注释也未尝不可——暨大新闻学院院长、南方报业集团原董事长范以锦根据实战经验写的《南方报业战略》，深圳大学特聘教授、原《深圳日报》总编辑辜晓进通过现场采访写的《走进美国大报》等书，全书未见一个注释，但都很有分量，且不失严谨。所以，新闻传播类论文或图书要根据内容和作者背景予以细分，执行不同的评判标准，否则不仅影响到图书的价值评判，也影响到学术评判和作者评价。
二、近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数套传播学的译丛(数十本)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的连续几年内陆续出版了，这对这回影响和促进新闻传播学研究和新生代的持续发展。当前来看，我国新闻处奥博教学的应用教材多为翻译版本，而且这些翻译教材大多来自国外教材。传播学研究方法的研究开始受到重视。随着学术会议和交流增多，传播学论文数量和质量也大有改观。在高校各新闻传播院系中，传播学发展成果显著，作为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基础课程的地位己经得到确立。许多受到传播学界认可的教材被积极引进，并得到广发应用，这些教材多为国外教材，国内自己的研究性著作极为匮乏。随着传播学的快速发展，与传播学相伴而生的传播学批判学派也开始出现，批判学派的研究获得发展，符号学、舆论学随着批判学派的发展也有所进步。
三、发展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中国新闻事业通史》陆续出版，这是中国新闻史中提综合研究的丰硕成果，这一成果已经得到了业内的公认，并且不断丰富和完善。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在今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很多高质量的研究论文不断展示给大众，研究发展蓬勃进行。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促进了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的研究思想都在这个时间段得到了新的重视也研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随着最近你年来的各项发展，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在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这些教材注人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随着新世纪的到来，研究人员在回顾历史、拓展研究的基础上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这对于总结过去，继往开来有重要意义。
四、新闻学与传播学的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