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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的主要特征
第一，教学方法出现较大转变。新课标重点强调运动兴趣的培养、激发，终身体育运动意识的培养，这说明不管是体育教学内容，还是体育教学方法，中学体育教学都以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及体育素质的培养为主要目标，因为只有对学生的体育运动兴趣给予重点关注及培养，学生才能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体育教学课堂当中，从而达到提高中学体育教学质量的目的。第二，教学主体发生转变。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关注学生的主动性作用，强调体育教学课程要尽可能的满足学生自身的实际需要及情感体验，重视学生在体育教学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因为只有对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学习潜能给予重点关注，才能在实际教学活动中采取针对性的体育教学方法，从而促进学生学习能动性的发挥。第三，指导思想更加具体化。学校体育是体育教育最为基础的一门学科，是保证学生获得健康、全面发展的关键性环节。因此，在实际的中学体育教学中，体育教师要有效的贯彻落实相关体育指导思想，并坚持健康为主的指导原则。尽管体育指导思想并未专门针对学校的体育教学，但健康为主的指导体育思想却是面向全部学校教育而提出的。体育教师只有转变过去唯体质论的落后思想，才能逐步向现今科学的健康唯上论靠拢，充分发挥出体育教学的作用。
3传统中学体育教学与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的比较分析
3.1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的多样化及信息化比传统中学体育教学强。
在开展体育教学活动的过程中，适当、合理的室内体育教学课程是必须的，但是在上课时，体育老师要比室外体育更加用心，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由于中学生较为活泼、好动，对于已经习惯室外体育的学生来说，突然进行室内体育教育，必定会出现坐不住的现象，这时就需要教师充分借助教室中的多媒体来播放一些精彩、学生感兴趣的体育赛事视频，并选择一些学生感兴趣的体育趣闻、体育资讯进行交流，以营造轻松愉快的教学氛围。但在传统中学体育教学之中，室内体育的课程虽然比较多，但是教师却并未对室内体育的相关课堂计划进行积极、有效的改进及执行，从而使传统中学体育教学呈现出死板、单调及不懂变通的现象。而在新课标之下，中学体育教学的课堂气氛更加活跃，教学氛围更加和谐，学生的主体作用及教师的指导作用也得到了较好的发挥，既减轻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也减轻了教师的教学压力。
3.2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改变了传统的中学体育授课模式。
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改变了以教师为主的传统教学模式，重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教学。在传统体育教学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教师在讲，尽管教师将体育形容的淋漓尽致，但是学生仍然难以亲身感受体育的魅力。在新课标下，要求教师将课堂让给学生，加强和学生的交流及互动，认真了解学生的实际需求，并以此为依据制定出科学、有效的体育教学计划，以便促使学生更快的融入课堂，而这正是传统中学体育教学所不具备的。
3.3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比传统中学体育教学更为活泼灵动。
传统中学体育教学呆板、灵动性较差，难以有效的激发出学生学习体育的欲望，导致许多学生不愿真正参与到体育课堂当中，从而难以达到锻炼学生身体的目的。但新课标下中学体育教学不严格按照教学任务开展教学活动，脱离了传统中学体育教学的死板模式，让学生在体育运动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这时教师在加以相应的辅导、训练就能较好的培养学生的体育能力，提升学生对体育运动的兴趣，从而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参与到体育课堂中，最终达到提高学生综合素质的目的。
1学校体育应以帮助学生获得终身健美乐为宗旨
学校体育改革，若从管理学角度思考，应包括确定目标、组织实施、效果评估及其调控过程各个环节的全部内容。
我国学校体育在目标问题上经历了从“技能”“体质”“人才”的演变发展过程。几十年实践证明，实施这些目标都曾收到理想的效果。这是因为，以“运动技能”为目标，对于不以体育职业的广大学生来说显然是不需要的，也是作为以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为主的绝大多数学生在时间和精力上不可能做得到的，学校也根本不可能提供足够的场地器材设施条件，让全体学生习练运动技能。其典型见证是，人均接受16—19年学校教育的高校教师们身上反映出来的“运动技能”掌握水平很是一般：现实生活中也几乎没有人用从小学到大学都曾学习过的跳高、跳远、推铅球等运动技能坚持锻炼身体。以“培养人才”为目标，虽然符合国有社会需要—办学校—育人，但却又与学生个人需要—求学—生活并不完全一致。且影响学生成才的因素很多，几乎涉及到家庭、学校乃至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限于体育的本质与功能，学校体育不可能单独承担或主要承担“人才”培养的任务。由此看来，将“技能”、“体质”和“人才”单独作为学校体育目标都存偏颇，或不需要，或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国内外早已提出“终身教育”和“终身体育”观点，揭示无论是教育，还是体育，都不应把目光仅仅盯在学生由学校毕业即所谓成才上，而应该为学生们的终身服务。因此，只有突破学校体育的“阶段”框架，树立终身体育的观点，才有可能较为全面系统地思考并确定学校体育的目标。
“健”是根本，是人类从事各项活动的物质基础，是实现“美”和“乐”的首要前提条件，包括了健身、健心和健康的生活方式。即是说，一个经常工作、生活、娱乐的身体活动，动作正确、熟练、省力、优美：头脑清晰，思维敏捷，时时处处显得很有朝气，充满活力；能长时间学习或工作效率高，能适应各种复杂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保持健康与长寿。这才是“健”的基本含义，从事体育的首要追求。相比之下，运动场上逞“英豪”，文化学习没精打彩，成绩低劣：比赛夺奖牌，而身体“五劳七伤”，甚至早天，显然失去了“健”的本义，不是体育所追求的目标。
2体育课程建设应以健美乐为主线
以往体育课程构建、实施过程中，无论是在以“运动技能”或“增强体质”为目标，还是在以“培养人才”为目标的前提下，都始终不能冲破以竞技运动为主线的思想观念束缚。其主要表现有：教材选编按竞技运动项目排列；教学内容从小学到大学“一跑到底”、“一跳到底”、“一投到底”、“一滚到底”；学校体育工作，重视训练少数运动尖子比赛夺标，并以此论英雄成败，而忽视体育教学，不少学校连“法定”体育课也不能保证，学生群体活动更是流于形式；场地器材设施，按竞技运动项目训练比赛需要构建，追求“标准化”，如此等等，似乎学校体育就是竞技运动，离开了竞技运动项目，学校体育再也找不到内容。但“照此办理”几十年，我国学校体育既无新的起色，更无特色。且学校群体活动经常性以及学生体质几乎每况愈下。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上述作法”不能反映学校体育实质，不是学校体育的本义，学生需要，又是学校不可能做得到的。例如将竞技运动中跑、跳、投项目始终列为大、中、小学的基本教材，而花了那么多时间、人力、物力、财力，学生学了十几年，可从学校毕业后就再也不用；即使在校期间，如果不是强行组织，课余时间内又有几个学生运用它来锻炼身体。
任何学科，从小学到大学，都在其内容、形式、层次上有着明显差异，为什么体育学科就没有，是不能还是不愿作这些方面的区分。要求学校构建“标准化”场地设施，又是否必要与可能。例如仅湖南有序号的中学就有6048所，在“标准化”口号下，就该建6048个标准的400米环形田径场，须知该占用多少土地，而我国并非真是那么地大。标准田径场上沙坑1—2个，又能否满足学校体育教学和开展课外体育活动的需求。又如标准篮球场，按国内外使用惯例，一般只容纳10—15人比赛训练，比照这下，2000名学生的学校，也是否该建100个以上篮球场。更有甚者，从小学生到大学生、到职业篮球队一律必须使用高3．05m的球篮，显然很不合理。若“扣篮”是一种高效得分技术，而普通学生望尘莫及，就是体育专业学生也是一筹莫展。为什么不可以降低篮框高度让孩子们在游戏中也获得享受与体验。所以如此，显然只有一个“理由”，就是因为它们是竞技运动项目，有国际比赛，更因“长官意志”强令学校学生执行。实则是一种典型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表现。
3实施学校体育必须以全体学生为对象
2高职院校发展民族体育的必要性
2.1课程发展目标的设计需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我国的体育教学目标强调的是促进学生的正常发育，增强学生体质，提高学生的健康成长系数而设计的，因此，在体育教学中一贯是以运动技术教学为主的教育体系。但是这种体育教学体系有很大的弊端，因为它忽略了学生的心理成长和体育运动的文化修养，使体育与文化相脱离，未能发挥出高职体育教学的目的。而把民族传统体育融入到高职院校体育教学中，不仅可以使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也能促进民族体育的发展繁荣，更能在民族传统体育教学中，使高职学生了解民族传统文化，提升文化修养，再通过教学目标的设计更改，使体育文化知识、身心健康知识和卫生保健知识的互相融合，从而培养现代化的体育人才，对于走体育强国之路有重要的作用。
2.2体育教学的综合性需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目前的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明确指出要强化体育教学的科学性、实效性和趣味性，并要在体育教学上突出对学生体质的锻炼，对运动技巧和能力的培养等，但这些具体的要求只依靠简单的体育课程和锻炼是很难实现的，因为传统的体育教学，往往是运动处方原理、运动的生理效果、运动的健康效益等知识的教学，而没有人文文化方面的培养，使学生对体育课程的认知和感观比较单一，但如果将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融入到高职院校的体育教学中，则可以通过基本的体育教学与民族传统体育教学的融合，即体现体育教学的趣味性，又通过新技能和新知识的学习提高教学的科学性和实效性，从而全面提升高职体育教学的质量。
2.3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观需要发展民族传统体育
现代社会对复合型人才的培养观对学生的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高职院校中的体育课程还是以教学为主，而缺乏对学生的锻炼，特别是学生喜欢的体育项目的锻炼以及运动技术技能的培养较少，这样的体育教学观即不受学生的欢迎，又没有对学生的特色培养，很难教出复合型的人才。但学校通过把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引入到教学中，不仅能更受学生的欢迎，而且在接触、感知和操作这些民族传统体育运动的同时，不但可以锻炼身体，并且可以学习更多的民族文化，而且不同的竞技规则，又可以培养学生的接触能力、适应能力等，对于培养复合型人才有较强的支持作用。
3高职院校发展民族传统体育活动所具备的优势
3.1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适应了高职院校低成本教学的教学路线
高职院校的生源有限，因此经费比较紧张，而体育课在高职教学中又不是主科，学校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学校受教学经费的限制，在体育课程的设置上走低成本路线，主要是以教材为主，以简单的体育锻炼为辅，对于体育教学来讲，并未发挥出体育课程应有的作用。有很多学校也因为经费不足，教学操场有局限性，无法进行正规的体育锻炼，即没有场地，又没有器材，学生根本无法得到锻炼。但高职院校通过发展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进行有选择的授课和教学，不仅可以解决场地的限制问题，又可以通过课程的推广，并且会迎合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兴趣爱好，提高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
3.2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的多元功能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
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有很多种，关键在于选择哪些项目进行传承和推广引入教学。不同的院校会针对生源选择不同的民族体育项目，但无论选择哪一种，都会考虑体育项目的功能，而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一般都具备以下几种基本功能，使其在院校推广具备较强的优势。如健身功能、娱乐功能、教育功能以及交流功能等等，即能使体育课堂变得有声有色，更能增强体育教学的功能性，有助于学生的体质和心理共同成长，符合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
3.3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生动活泼的竞技形式符合学生对体育课程的娱乐要求
任何体育文化都是体现民族、本土的传统，民族心理的文化，都显示出本土、民族的特色，这种根植于本土的民族体育文化，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较稳定、坚韧的形态，世代相承，从而成为一种文化模式，积淀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之中，成为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与儒、道、佛等传统理论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儒、道、佛三家思想已深深融入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之中，中国的武术，养生及其娱乐性体育文化，如围棋、蹴鞠等与儒、道、佛等传统理论主要方面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一、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特质和基本精神
宏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了极其漫长而曲折的发展过程，古时代的易经八卦，汉唐前后，儒、道、佛、墨四大流派，经过碰撞和整合形成了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其基本精神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以德服人”、“刚健有为”和“贵和尚中”等。从总体上来看，以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伦理本位的文化，无论是儒家的“三纲要”，还是道家的修道积德，无不以道德实践为第一要义。中国传统体育以“天人合一”、“气一元论”为哲学基础形成了独特的崇尚礼让，宽厚平和为价值取向的体育形态。
中国的传统体育项目都反映了身与心，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之整体效益的价值观，但缺乏积极探索自然的精神，缺乏对人体单项技能的开发。中国的传统体育由于受儒家伦理道德观的影响，在体育的价值取向上重视伦理教化而忽视其他，如为儒家先哲推崇的射礼，要求射者“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牢固，然后可言中”。唐代木射，将“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作为取胜的标记。西周的射礼，不仅有大射、宾射、燕射、乡射之分，而且对同属于统治阶层的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使用弓箭靶、伴奏乐曲及司职人员都有严格的规定和区别，目的在于“明君臣之礼，长幼之序”。这种竞赛的不平等性，运动的过于伦理教化性，不仅有损于公平竞争精神，也不利于人的智能和体能的开发。在儒家学说里，体育的健身功能和娱乐功能显得微不足道。崇礼风尚，等级制度，使中国围棋也蒙上了“温、良、恭、俭、让”的色彩，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竞技围棋的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性，宗法性使中国吸收异质文化的能力较弱。孔子曾提出“刚健有为”的思想，但，从汉代起“崇文尚柔”的风气开始流行，文武严重失衡，到宋元时“重文轻武”之风愈演愈烈。
二、佛家的“禅”道与道家思想在中国武术的内涵
儒、道、佛等传统理论对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影响非常深远，宗教以佛教影响最为广泛。“禅”是佛教的一派，与中国传统的老庄和儒家思想合流，成为支独具中国特色的佛教门派。中国的少林武术，都是以“禅”为体，以“拳”为用，“禅拳一体”。假如习武者无“禅”之修养，则为偏离正道，必定从超然于胜负，生死之上的“禅机”，堕落到奸诈毒辣的“杀机”中去。正如姚广孝大师叹息的那样“禅机末了说戒机”。少林拳以“禅门心法”为指导思想和拳术灵魂。达摩祖师曰：“外息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 宋圆悟克勤大师曰：“损诸如见，拔弃妄缘，长教胸中洒洒落落，无一尘事。”这些大师所言，无非教人在坐禅或立禅时，放下一切思虑，湛然平静，不为善恶、生死等两种对立的矛盾景象所动而已。
中国武术思想的认识论，就直接来源于道家的本体论。老子曰：“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老子认为万物之本的“道”即是“无”。王宗岳《太极拳经》说：“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这个“理”也就是老子所谓的“道”。中国武术的意境、神韵，武术之道的精微和真谛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气”是“道”的体现，武术的种种外在形态如功能、神韵绝技等，均为“气”的演化与体现。练功中的“元气”即易经的“太极”，亦即老庄的“道”，天人合一的观念是道家本体论的一种表现。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代表，所谓“天人合一”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相通，强调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天人合一”在老子看来与“道”无本质差别。庄子更认为天人本是合一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记》）。中国武术在长期实践中认识到武术运动的客体――人体自身和宇宙自然和客体是内在联系着的。有着深厚内功的养生兼技击的《峨眉十二庄》其《天地庄合诀》说：“象天法地，圆空法生，大小开合，唯妙于心。”古人象天法地，体会到“圆”与“空”是大自然天地的基本特征，因此是动功的最佳方式和境界，圆则灵活多变，空则轻灵无滞，圆而又空则能作到活泼自如，变化无穷。故不少拳种以圆空为基本架式与手法，太极拳、少林拳亦以圆、空为技击特色。
三、先秦尚武精神与儒家思想的融合
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包含着大量的禅宗和儒家思想，其道德内容来源于儒家经典，中国先秦武士时代对武士已有：“礼、义、忠、敬、勇、死”之说。
“仁”是儒家学说的核心，“仁”是一种道德品质，一种处世之道，“仁”成为儒家的修身之本，“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后“止于善”。“义”即荣誉的意识，孟子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先秦武士，人人带剑以示“义”。如中国之士所言：“士可杀不可辱。”“知书达礼”是儒家思想所要求的，礼就是维护等级制度，注重尊卑有别，礼即是法，要知礼，得读书修身，做到“正容体，齐颜色，顺辞令”。“勇则害上，不登于明堂”（《左传、襄公二年》）为下犯上是头等罪恶，强调无条件服从，“敬”是一种“持诚”之道，“敬”的意义是自敬而敬人，“敬”与“忠”相配合。勇是一种“致诚”之力，勇是一种实现之力，所谓万恶怯为首。
朴素廉洁，追求享乐是人之常情，动物也有此本能，作为人中俊杰的武士必须压制自己的欲望，这是何等痛苦的事，武士们按照孔子的“君子居不求安”的精神来造就自己，把朴素廉洁看作一种追求，而不是一种负担。
四、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从汤商到春秋战国的先秦时代，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历史中，尚武文化经久不衰。到春秋末期，随着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旧贵族的统治越来越腐败无能，礼崩乐坏，新兴地主阶级的出现，造成先秦贵族时代的土崩瓦解，文武分离的局面的开始呈现。鉴于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状，孔子大力倡导礼仪教育，孔子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重文轻武”教育的肇始。到了汉以后，重文轻武的思想才得以发展，并逐渐形成一种社会风气，汉高祖提倡文治，汉武帝采用董仲舒之策，崇尚儒术，“重文轻武”之风根深蒂固。汉代儒家提出“去武行文，废力尚德”批评“角抵戏”是“玩不用之器，”蹴鞠是费力劳体，不合“君子勤礼，小人尽力”之训。两汉之后，“重文轻武”的思想的日甚一日，好文者常为父兄所爱，好武者常为父兄所恶。南北朝时，不少贵族子弟，“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宋明以后，由于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影响，重文轻武之风达到极至。儒家的“崇文尚柔”、“中庸”、“贵和”、“寡欲不争”、“以柔克刚”的思想，极大影响了中国体育的发展，以致射礼演变成投壶，蹴鞠变成“不以勇敢，不以力争”的捶丸等。中和之道使得极具观赏和技击的体育运动变得面目全非。中国的传统体育文化强调“以人为本”和身体活动的社会整体功能，而对单纯的体能性竞技活动不感兴趣。在中国古代“以礼法至上”的社会，严重缺少竞技体育所需要的自由、民主、平等原则。唐朝时期，是消闲娱乐性体育文化最昌盛时期，这与当时的政治经济的发展分不开的，如蹴鞠，马球等。宋元时期，商品经济发展、市民体育异常兴盛。清朝是民族传统体育的衰落时期，有些传统体育项目逐渐消亡。由于其封建王朝的宗法性，保守性，封闭性，非理性的影响，体育竞技性几乎消失殆尽，直到近代随着西方入侵，，维新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等，中国体育才有所起步。
随着历史进步和社会发展，各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日益融通，通过碰撞、同化、调节、吸收，有的走向成熟和现代竞技相联系，有的通过挖掘、整理、保护、转型使传统和现代相结合，有的逐渐走向消亡，这些演进推动了共同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承载几千年传统文化内涵的中国武术，已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对符合体育原理的、适合于改良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加以科学整理，譬如：武术、中国象棋、围棋、龙舟竞渡等，将实行“奥运战略”，真正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但是，为了适应现代国际竞技运动而自我摒弃，它所蕴含的许多东方优秀传统文化也将面临较严重的挑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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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643（2013）04-0098-03
前言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之一，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起源、生存、繁荣和发展一脉相承，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传统文化融汇于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文明的发展历程之中，是中华儿女在日常生产生活实践中经验的沉淀和整个民族智慧与创造力的积累。深入探讨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影响，对于如何在现阶段与未来弘扬和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传播中国传统文化方面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是各个民族长期生产生活过程中形成的行为规范、共同信仰和民族精神，是对各自社会、政治、经济、历史、生产生活等方面的科学概括，同时在年代的递增上又保持着鲜明的继承性和民族性。民族传统文化只是一种维系民族共同体延续与发展的工具，它既是民族内部的生存方式，又是对外区分不同民族的标识，它的物质与制度文化追求适用与理性，易于接受外来文化，与此同时精神文化的对外标识性作用明显，成为对抗外来强势文化的工具，并被不断再造。
2 民族传统体育
民族传统体育是长期流传在各民族民间的以强身健体和休闲娱乐为目的的各种竞技与游戏活动，又是以汉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为主体，融合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而形成的一种社会文化形态，是各民族传统养生、健身和娱乐等体育活动的总称。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与古代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息息相关。民族传统体育存在于一定的背景之下，当前社会的劳动生产、军事战争、风俗习惯、等都深刻影响着传统体育。民族传统体育具有鲜明的民族性、传统性、娱乐性和健身性。它不仅体现着我国传统民族文化的人文主义精神，增添了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同时在体育活动中继承与发扬了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成为了世界文化宝库的宝贵资源，在现代社会人类健康、和谐发展的问题上起到重要作用。我国众多民族不同的生活环境、生活习俗，以及从古至今的社会形态的历史演变使得传统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丰富多彩，体育项目种类繁多，运动形式千变万化。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不仅具有栖身于社会生活中的体育活动相关赛事程序、器材制作、比赛规则的运动形式，同时汲取历史文化、、民风民俗的文化营养，成为体现人类生活方式、行为特征、运动规律的一种文化形态。
民族传统体育是在人们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提炼发展起来的，它具有一定的健身、表演、经济和教育功能。民族传统体育既是身体锻炼的手段，又是娱乐身心的有效途径。这些体育项目使人体通过感官、感触，以及全身各肢体、各部位的运动，起到娱乐身心的作用，达到强健体魄的目的，使人们在生活工作之余，体力得到锻炼，精神得以调节。每逢节日，人们喜着节日盛装，踏着音乐，跟着节奏，踩高跷、扭秧歌、跳竹竿舞，这些都是民族传统体育的娱乐性得以充分展示。把民族体育项目融入生产劳动、欢度佳节、喜庆丰收之中，不仅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推动了和谐社会的进步，提高了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随着我国旅游业的发展，现在具有民族特色的体育活动越来越受到社会与人们的关注，在传统儒家思想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体育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可见传统体育文化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我国传统民族体育在自身发展的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教育功能。现代教育中体育已成为教书育人的一门必修课，武术、八段锦等进入学校体育教材，很多高校也增加了武术、摔跤、围棋等体育项目的教学。
3 传统文化性格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3.1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传承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核心性质，它体现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鲜明特性。小到一种国家的语言、服饰、风俗，大到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经济，无不体现了其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是一个国家从时间的先后上文化的一种继承与传递。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与传统性深刻影响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例如汉族的秧歌，最初起源于汉民族古代耕地、插秧的劳动生活，也是与人民的祭祀活动相关的一种舞蹈形式；蒙古族的摔跤运动体现了蒙古族人民豪迈好斗的民族性。
3.2 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地大物博，地理环境错综复杂，这就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有很强的地域性。中国不同的地域自然条件决定了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环境的不同导致了风俗习惯的差异，因此必然也会引起不同地域文化的差异。同时由于不同的气候条件与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的民族体育文化。北方气候冬季漫长寒冷干燥，疆土辽阔，人迹稀少，在历史上保持了比较剽悍、勇猛的民风。因此骑马、射箭、摔跤成为北方地区的爱好与生活之一。南方由于雨水充足，河流众多，少数民族多以村寨或部落为单位，因此民传统体育以集体活动为主，活动的内容多表现出生活的情趣，活动的项目有“抢花炮”、“赛龙舟”、“舞狮”等。这些实例都很好的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地域性对我国民族传统体育之一的深刻影响。
3.3 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性、传承性和地域性决定了它的多样性。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五十六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传统文化。它同时影响着我国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变化。例如舞龙、舞狮、秧歌、斗牛、龙舟、赛马、毽球、高跷等这些民族传统体育的不同技术特征，风格迥异的运动形式又给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填上了浓浓的一笔。此外，植根于几千年华夏文明的传统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文化思想、组成形式更是丰富多样。儒家、道家、佛教思想的不断碰撞，相互渗透，相互融合，更加增添了我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
4 中国传统文化内涵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民族传统体育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发展与我国各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风俗习惯、息息相关，融为一体，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精神文化结晶，在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已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民族传统体育之所以经久不衰，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由于它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共同体中衍生出来的，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巨大的社会价值。
4.1 中国传统文化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与指引作用
民族传统体育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深受了社会各个领域文化的影响，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天人合一”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等在诠释其内在的独特的文化价值的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
4.1.1 “天人合一”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基本观点。它生动地揭示了包括人在内的宇宙的辩证统一性和协调性，表现了淡漠宗教的人文精神和超越现实的理性追求。“天人合一”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它阐明人的自然本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人要尊重自然，不要试图改变自然的本性；就现代社会而言，“天人合一”就是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它承认人与人之同的对立统一关系，同时强调用和谐的方法化解人与人之间的矛盾。中国传统体育在“天人合一”的思想指引下，注重以整体的概念描述人体的运动过程，追求身与心，神与形，机体与自然的协调发展。受这种整体概念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主张通过与自然界相适应的运动锻炼来由表及里，以内达外，自有形的身体运动来达到无形的精神境界，从而达到身心并修，内外结合的目的。尤其在中国武术、气功等养生健身类运动中尤为突出。
4.1.2 阴阳五行学说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阴阳学说认为物质世界是在阴阳二气作用下产生、发展、变化的。世间一切事物都有阴阳两方面，所谓阴阳就是代表着事物相互对立又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世界是物质的整体，自然界的任何事物都包括阴和阳两个方面，而对立的阴与阳之间又是相互对立、相互消长、相互转化、相互统一的整体。五行学说认为，宇宙间的一切事物都是由木、火、土、金、水五种物质的运动变化所构成，这五种物质之间存在着既相互滋生又相互制约的关系，以此维持着一种动态平衡关系。相生相克理论也是五行学说的重要思想内容。所谓相生即相互促进，相互滋生；所谓相克即相互抑制。五行相生的顺序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五行相克的顺序是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
形意拳是中华武术遗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与太极、八卦、少林拳并称为中华武术的四大名拳。形意拳正是结合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五行学说。在形意拳中认为，人体的上部为阳，下部为阴，外部为阳，内部为阴，左为阳，右为阴，形为阳，神为阴，阳济阴，阴补阳。其中提现了阴阳互补，相生相克的原理。五行拳将金、木、水、火、土，取意为劈、崩、钻、炮、横五拳，同五行相生相克一样，劈拳变钻拳，钻拳变崩拳，崩拳变炮拳，炮拳变横拳，横拳变劈拳；劈拳克崩拳，崩拳克横拳，横拳克钻拳，钻拳克炮拳，炮拳克劈拳；根据五行学说，万物土中生，土是万物的根本，因此，横拳被视为五拳之母，并将横拳称为母拳。
4.1.3 儒家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文明中根深蒂固，谈到儒家思想，就不得不谈到“仁和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说的就是儒家的“仁和礼”。儒家思想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也深刻的影响着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民族传统体育中强调的“礼为上”，例如师徒相见徒弟要行见师礼，上台表演要行抱拳礼等，都有力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传统体育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很大一段时间里的首要任务不是倾向于获得比赛胜利，而是考虑在竞赛中遵循比赛规则，符合道德规范，在这种注重道德价值取向的思想下，逐渐演化成削弱竞技意识，更多倾向于追求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体育活动。
4.2 中国传统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性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影响指导民族传统体育的同时也从一定意义上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2.1 等级分明对民族传统体育的阻碍
儒家思想虽然使民族传统体育在形式上形成了良好的道德风范，但同时也给民族传统体育带了等级分明。等级分明的制度是在中国历史上长期累积遗留的思想制度，这就使很多体育活动从比赛的制定、器械的使用、出场的先后等因素上存在了不公平性。古代皇帝与随从等一起狩猎时，射出第一箭的须是皇帝，然后其他人才可一一出动。宋代的马球，只要有皇帝参加，进第一个球的人必须是皇帝。这样就充分阻碍了民族传统体育的发展。
4.2.2 传统封建思想对民族传统体育的负面阻碍
老子“曲则全，枉则直，洼则盈，弊则新，少则多，多则感”的辩证法思想，虽然在哲学上有其合理性的方面，但同时也起到了鼓吹消极退让、否定进步的负面作用。这些思想体现在民族传统体育上就是不思进取，苟且求安的懦弱思想。
二、实用类阅读中的传承
带给学生良好教化的不只有圣贤，还有现当代那些前辈，他们或身体力行、言传身教，或躬耕田亩、为民谋福，或寄情山水师法自然……
《寻找教育的曙光》记录了中国教育的先驱陶行知先生以一种永不满足、永远探索的生命力开拓中国教育这块沃土的事迹。陶行知践行“学博为师，德高为范”的最高教师标准，在他的引导下，聚集了大批热血青年，形成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乡村教育实验热潮，演绎了一段教育史上的佳话。
《杂交水稻之父》让我们认识了一位为全世界人谋福利却自甘贫苦的伟大科学家。他的科技成就使每年增产的粮食为世界解决了7000万人的吃饭问题。国际声誉日隆的袁隆平依然风趣、幽默、像个农民一样朴实。
在《画之大者———黄宾虹传》中，让我们又认识了一位艺术界的大家，人生路上的先行者黄宾虹，与齐白石齐名的黄宾虹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国画大家，他的绘画艺术与选文题目一样“下笔不觉师造化”，艺术成就不可估量。可做人却一直严守传统士大夫不言阿堵的精神，一生力避卖画，过着清寂的生活。
一、体育本质：求道之术
“道”是道家思想的核心概念。道为万物之终、宇宙本原，道又是自然运动的规律。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但道不可捉摸，甚至不可以说，这种宇宙大“道”，正是我们人生需要领悟与追求的最高境界。传统的体育不过是我们悟道、求道的手段，武术的最高境界即是“道”。
著名的道家作品《列子。汤问〉〉篇通过“纪昌学射”的故事告诉我们射术的最高境界并不是天下无敌，而是悟道之后的“不射之射'飞卫是古代的神箭手，天下无双。纪昌曾向飞卫学习射箭,飞卫对他说：你先学不眨眼的本领。”于是纪昌回到家，整天躺在妻子的织布机下面，双眼死死盯住来回飞动的梭子。两年后，果然练成了不眨眼的本领，飞卫又告诉他：“下一步你再练习好眼力就可以了'于是，纪昌在家里又用牛毛拴住一只虱子，吊在窗口，天天目不转睛地瞪着看，三年以后，小小的虱子在纪昌眼里竟如车轮般大小了。这时，他便尝试着用上好的弓箭朝虱子射去，利箭穿透虱心，而牛毛竟没有断绝。纪昌激动地找到飞卫，飞卫听后说：“你已得到了射箭的奥妙了!
纪昌完全学到了飞卫的箭术以后，算算天下能够同自己相匹故的，只有飞卫了，于是图谋杀害飞卫。两人在野外相遇，便张弓搭箭对射起来，箭羽在半空中相互触碰落地。飞卫的箭先射尽，纪昌还剩一支。飞卫便用荆棘的尖刺来抵挡纪昌的最后一支飞箭，竟丝毫无差。完后飞卫拍着纪昌的肩膀说：你的射术已经超过了我，我不能再教你了，你去找我的师父吧!
于是，经飞卫的指点，纪昌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深山的一座山顶上找到了飞卫的师父——一位老道。两人刚一见面，头顶上正好有一只苍鹰盘旋，纪昌为了显示自己的射术，于是弯弓搭箭，朝苍鹰射去,苍鹰应声落下。老道见状，便倏地跳上了悬崖边一块松动的石头上，随手朝天空一指，结果竟也有一只苍鹰受伤而坠地。
老道告诉纪昌：“你的射术虽很高超，可以说天下无双，但你那不过是‘术’而已。‘术’是还要‘有所待’的，就是还要依靠你的弓、箭及结实的大地，没有这些，你的‘术’再高也无从发挥。而真正的高手应是‘无所待’，即无所依靠，不必依靠弓箭、大地，便可以射下苍鹰，这种‘不射之射’才是射箭的最高境界，才是射术的道，'
“纪昌学射”的故事告诉我们：“道”是最重要的，而射术、武术等传统体育不过是悟道的工具一“术”而已。后来的道教继承了这种观点，把“得道成仙”看作是身体修炼的最高境界，不过，道教的“道”已被具体化为各种各样的神仙罢了。既然传统的体育不过是求道的工具因此，在道家看来，我们在从事体育活动时，必须做到合乎“道”的运动。那么“道”的运动是怎样的?
老子说：“反者，道之动”，即言道的运动是往返运动、是循环式的圆圈运动，这种圆圈运动也正是万事万物运动的总规律。因此,传统的体育项目非常强调圆圈式的运动，强调从圆圈运动中去体悟道。比如从道家养生功夫发展出来的太极拳，就要求打拳时力求“非圆即弧”从起式到收式是一个圆，阴阳变化是个圆，进退虚实是个圆，打太极拳要“触处成圆”力求达到“圆融精妙，方为佳境'受“道”的观念影响，中国传统体育往往把境界的提升看得比修炼本身更重要，更多的是强调一种意境，一种与道为一的境界追求，而从不专注于一招一式的雕琢。甚至动作标准与否都无关紧要，因为动作不过是悟道的辅助手段是“术”而已，如果达到了一定境界，这些动作都可以忘却及至抛弃。正是这种对“道”的意境的追求，对动作雕琢的忽略，而使中国传统体育另辟蹊径，发展出了以入“静”为要的静养功夫。
二、体育方法：守静为主
道家文化中，除了“道”这一核心概念外，另一重要概念就是“无为”。‘无为”不是揩‘无所作为”而是“清静无为”、“顺自然以动”一如老子所言：“道法自然“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因此，道家主张“守静贵柔”、“致虚极，守静动”。
受道家“清静无为”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非常强调“守静”功夫。
1.在传统武术领域，普遍强调“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以慢制快”等等观念。
被称为哲拳的太极拳，是中国武术的代表，深得道家思想精髓。传说武当派掌门人张三丰创立太极拳时，便是因无意中得到一本《老子〉〉书，深为其中的哲理所吸引，于是创立了一种“以静制动”、“以柔克刚”的太极拳。太极拳的最大特点是“静'“静”即是在练拳时，须身心放松自然，心无杂念，所谓“体静”与“心静”。同时，这种“静”又不是绝对的静止不动，而是静中有动，动中有静，动静自然。用太极拳的话讲，这种“静”说是“顺劲而动”。即打拳时,必须由丹田带动，由腰而胸，而背，而肩，而臂，而手，强调“内不动，外不发”、“腰不动，手不发”，由内及外，由静而动。就是太极推手，散打,也强调“引进落空合即出”，合者即将周身之动合到一个点上，这个点才是根本，是动中之静。太极拳难就难在这里，好也好在这里，因此它也最忌讳“单摆浮搁”妄动之病。
2.入静”是传统养生理论的第一要义c
传统养生理论博大精深，溯其根源则在道家，杨朱讲“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其主旨在于重生、“贵生”，老子讲“长生久视”，也是“贵生”的，庄子也讲“养生”、“达生”，但真正形成养生理论体系的还在于道教。
道教极崇性命之学，因贵生而乐生、好生、养生，可谓“养生之教”。道教不主张把精神寄托于来世或彼岸，而是积极倡导“我命在我不由天”，主张用奥妙的修炼方法达到长寿永生。道教的养生功夫，是以静养为主，配以动功。
这种静养为主的修行方式被称为道功或道术，所谓道功，是指修性养神的内养功夫，如清静、寡欲、息虑、坐忘、守一、抱朴、养性、存思等，道术则是指修命固本的具体方法，如吐纳、导引、服气、胎息、辟谷、炼丹、服食等。
概括地讲，道家的静养不但要求清心寡欲，还要配合以闭气缓吸的方法，竭力降低各种运动性损耗。如道家医生孙思邈所言：和神之法，当得宝……，耳无所闻，目无所见，心无所思。”(《千金方。养性》)经过一定时期的静养后，呼吸心跳皆可减慢，五脏皆可得养。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讲，寿命与呼吸频率成反比。龟每分钟只呼吸1一4次，寿命可达五百年，人每分钟呼吸12—20次，寿命仅几十年,说明保养、节能、减少消耗是养生长寿的一个重要方面，龟、蛇之所以能长生，是因为呼吸缓慢，经常屏息，最大限度地减少耗氧。静养能最大限度地节约人体能量，而获得养生、长生之效。
三、体育目的:长生久视
“长生久视”一词源自老子，《老子》五十九章云：“夫唯啬，是谓早服;早服谓之重积德;重积德则无不克;无不克则莫知其极;莫知其极可以有国;有国之母，可以长久;是谓深根固蒂，长生久视之道。”
老子这里讲的是治国之道，治国要积蓄能量早作准备(早服”)方可保证国家长久生存(长生久视”)后来，道教沿用了老子“长生久视”的这一说法，但它已由原来的治国之目的一变为养生之目的。道教认为，养生、修身的最终目标是：“得道成仙，长生久视。”
关键词:儒家思想 中国传统体育 文化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儒家学派对中国、东亚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过或多或少的影响。在数千年体育文化发展史里,中国的儒家文化思想,在传统文化和思想中占绝对的统治地位,同时儒家的文化思想对我国现代的、特别是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现代体育文化的现状,是儒家思想在我国体育文化圈内的一个现实的、根源性的集中反映。儒家思想对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和体育行为都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从而使得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都有着各自的发展方向,中国传统体育逐步在体育思想、体育价值取向和体育体系等方面形成了具有自己鲜明特色的中国传统体育文化。
一 礼、仁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儒家学说的理论核心是礼与仁。礼是一种正统的社会行为规范,“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要求人人都要控制自己的私欲,按照自己的社会身份行事。这也是当时人们进行社会活动和社会交往所遵循的通用规范。仁,就是爱他人,爱自己认为应当爱的人。由于过分拘泥于“礼”,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其逐渐发展的过程中,体育的竞技性特征被慢慢消磨掉了。正如《礼记・射义》中所说:“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这里礼射被当成了实践仁与礼的手段和方法,仅仅是为了“明君臣之义”和“明长幼之序”,礼射的最终目的不是培养人的体育竞争精神意识,而只是用以维护礼教和等级伦理秩序。
在礼所容许的范围内,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有自己的发展。如在体育文化里,没有、怪异和粗野的运动,没有危险、野蛮的体育项目。运动的参与者都懂得遵守规则,合理竞争,实现了“礼”在“艺”先。再如孔子在谈到射箭时说,比赛的目的是提高技艺,锻炼身体,只要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就行了。此外,都要求要加强友谊,比赛双方要互相尊重,讲究礼节、礼貌。这些思想在当今仍是可贵的体育文化思想。
在传统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育竞争所需的最基本的社会环境是欠缺的。其实在体育活动中所进行的竞争是相当激烈的,有时甚至会发生野蛮的碰撞与冲突,这与儒家学说所宣扬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伦理道德及等级秩序不相融合,是对封建礼教的挑战。在儒家思想观念中,仁是有条件的,超过和违背了礼的仁是不允许的。儒家思想中的这种礼与仁,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从根本上是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个人的独立人格、人的自尊自爱往往得不到尊重和社会的保护,更多的是强调个人的服从,这是对人创造精神的一种压抑。其实,体育就是要让每个参与其中的个体充分地展现自己,养成自己的独立人格,用一种永不服输的精神,力争上游,并且在这一过程中培养自己的创新能力,改进技术,推动竞技项目的发展,这和儒家思想追求的礼和仁是有很大冲突的。
二 中庸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体育运动发展的根本在于竞争。无论什么类型的体育运动都充满了竞争精神。但儒家思想提倡中庸,忽视竞争,与发展体育运动的精神相冲突。中庸所崇尚的是颜回式的准苦行僧般的道德生活模式,强调如何协调宗法人际关系的协调性道德,而不是提倡个人积极向上的进取创新精神。中庸之道强调无原则的调和,安于现状,不为人先,严重制约了人的个性发展和自我意识的伸张,同时也泯灭了人们在体育运动中的创造力和竞争意识,结果导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缓慢、缺乏生机。
中庸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之一,儒家崇尚中庸的思想导致了中国传统体育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从而缺乏体育特有的竞争精神,造成中国传统体育文化难于顺利发展。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教育,把自已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高度文明,达到至善、至仁、至德、至圣的理想人物,追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盛世和世界大同的理想境界。在儒家中庸思想影响下,和谐成为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个体和谐、天人和谐,逐步形成了君子之争以和为贵的伦理型体育文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压抑了竞争、对抗和有剧烈身体运动的项目在中国传统体育方面的发展。在和谐观点指导下,中庸思想讲究人与人的友善,追求人体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是宇宙的一部分,反对人与人的对抗,反对人对自然的独立,挑战和对抗,而强调二者的对立统一,逐步形成了中国特有的体育文化体系。
三 天人合一思想与传统体育文化
天人合一思想是儒家思想文化的另一特色,天人合一思想就是指自然界与人类之间存在一种统一协调的关系。受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体育文化表现出典型的对立统一特征,始终将人的整体和谐作为健身练习的出发点和最终追求。中国传统体育把世界的两大基本要素,即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对立统一体,强调天人合一;把生命的两个主要标志精神与躯体看成一个整体,强调神形合一。这种整体的自然观和生命观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在传统的气功、武术和养生体育活动中随处可见。它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和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统一,主张通过身体锻炼来促进精神升华,从而实现理想人格的塑造。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一些以阴柔文化为特征的项目,如中国围棋、气功、太极拳等,都得到了广泛传播,逐步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体育的代表项目,进而传播到东南亚各国甚至全世界,成为人们养生、健身、内修和调节身心的体育活动,受到全世界的欢迎,在世界体育史中占有一席之地。
四 重文轻武与重义轻利思想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注重文教的国家。儒家主张礼义修身,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活动、视体力活动为低贱之事的文化思想,进一步促使整个社会重文轻武,并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之中,并延续到今天。加上科举选仕,强调文章、品德和门第出身,视武学为下品,这样,重文轻武,蔑视体力劳动和体育运动逐步成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因此,在当时的情况下,很少有人在体育活动上去追求实现自己的价值,甚至有人对自己本身精通的体育活动也不提倡。更有甚者,封建统治者也抛弃了文武兼备的选仕标准,而以“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为选贤标准,并要求人们以和处世,以静修身,严格按儒家的伦理道德修身养性,把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视为“下技末务”,主张“损人间之末务,息田猎博弈之游戏”。重智力、轻体力,把强身健体、保家习武的体育运动看成“不急之末学”,为封建士大夫所鄙夷。由于封建体育文化受到儒家思想的严重制约,体育运动在中国封建社会遭受冷落。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的体育运动结果从人们的需要中被排挤掉,因此可以说,中国传统体育文化在中国封建社会的中晚期是止步不前的,也可以说是严重倒退的。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是重义而轻利的,主张“行义,远利;义重于利,义高于利”,认为见利忘义是小人之举。《论语・里仁》中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抑制了人们对个人需要的追求,把义作为一切利的前提,追求利必须是在义的允许范围下进行的。这种“贵义贱利”的思想对我们正确处理人际间的利益关系、养成正确的价值观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这是积极的一面,但这种义利观反映在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又有很大的局限性。人们在体育活动中是通过竞争追逐功利的,只受体育活动规则的约束,而不受道德伦理规范的制约,只要在规则允许的范围内,采用各种手段和途径都是可以被认可的。因此,儒家思想中所宣扬的“义”就被抛弃了,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而“义”的原则也就失效了,这在儒家思想看来是“不义之举”,是儒家思想所不能容许的。所以,带有竞技性的体育活动也就很难被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封建家长制社会中的上层统治者们接受,带有竞争性的体育活动也就难以找到自身生存发展的土壤,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也处处表现出这种思想的影响痕迹。
参考文献:
[1]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
[2] 谭华:《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体育的影响》,《四川体育科学》, 2000年第12期。
一、传统行政管理与政府问题
在传统的行政学理论中，政府是公共行政（publicadministration）的主体。在公共管理理念中，政府是居于公共管理（PublicManagement）核心地位和主导地位的主体之一。长期以来，特别是建立在行政行为阶段的政府理论，对政府的考察一直停留在内部静态结构上，甚至批评政府组织根本无法适应环境变迁的需要。一些学者在分析政府问题时，对政府组织的静态形式考虑过多，包括结构模型、管理方式、制度要素、价值判断等方面，最大的失误是忽视了运转起来的政府组织和参与其中活动的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种风气从古典组织理论时期一直蔓延到今天，可以称之为“政府组织的静态”。
重新阅读古典组织理论的经典，我们会获得新的发现。马克斯·韦伯官僚制理论设计的前提是建立一套官僚权力对行政的控制机制。在他看来，劳动分工、层级节制、职业训练都是以权力的不可侵犯为基础，权力的绝对集中才能保证金字塔式的结构稳固存在。“任何官僚制组织都力求通过对知识和意图的保密来增强其专业上的优越地位”。[1]韦伯同时认为，官僚制的技术优越性高于其他任何组织，其基本原则实现了官僚制在行政中的协调与控制功能。但事实上官僚组织的理论设计与实践之间的严重脱节，官僚制的不透明性、组织僵化、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理性主义的形式使任何公共组织不可避免地陷入封闭状态中，并且拒绝民主、民主思想的渗透。
马克斯·韦伯（MaxWeber）在设计组织模型时首先把静态的规则看成最重要的，强调规则对组织的重要性。其次，把组织结构分层看作是重要的，强调科层与权力、责任的完全配套。第三，强调权力神圣不可侵犯，目标的精确性。第四，非常看重官僚制每一层级中个人的质量——是否是一个具备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在韦伯那里，组织要素的重要性超过要素之间的互动作用。
巴纳德的研究重点放在组织结构的逻辑分析上，也是从静态形式入手分析组织的。他的观点是正式组织与非正式组织的重要意义是相同的，组织以什么方式、什么状态产生是判断组织结构、性质的关键，各级组织包括军事的、宗教的、学术的、的都是一个协作的系统，它们都是社会这个大协作系统的某个部分和方面。所有的协作行为都是物的因素、生物的因素、人的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这些不同因素的综合体。这些协作组织是正式组织，包含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和信息联系。在所有的正式组织中都存在非正式组织。正式组织是保持秩序和一贯性所不可缺少的，而非正式组织是提供活力所必须的。两者是协作中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两个方面。在巴纳德的观点中，协作的重要性显然是建立在更重要的对组织性质的认识基础之上。
同样，法约尔的研究以企业整体作为研究对象，他认为管理理论是“指有关管理的、得到普遍承认的理论，是经过普遍经验检验并得到论证的一套有关原则、标准、方法、程序等的完整体系”，有关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不仅适用于公私企业，也适用于军政机关和社会团体。在1916年出版的《管理和一般管理》中，法约尔将管理活动分为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等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管理原则，并进行了相应的分析和讨论。五大管理职能和十四项原则的重要性超过其他方面。
1937年，卢瑟·H·古立克（LutherH.Gulick）和林达尔·厄威克（LyndallUrwick）发表《行政论文集》（PapersScienceofAdministration），提出了“POSDCORB”职能，但仅“代表了1937年的公共行政”，“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在许多读者内心深处变成了僵化的‘科学原则’。”[2][P.55]1961年，利格斯发表《公共行政生态学》一文，一定意义上了行政生态理论，但他只是把行政行为放在环境的简单背景上进行剖析，仍旧没有逃脱组织是一种静态形式的思维模式。
也许，对于一些细小组织而言，以什么样的状态存在并不重要，但对政府组织而言，静态形式的过多考察明显地造成了政府组织的封闭性。
与此同时，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和官僚制理论对“行政”与“效率”的理解适应了这种封闭性，并使之获得了长足的发展。[3]官僚制范式的流行摧毁了一切公共组织可能有的变革思想，虽然后来许多学者对其弊端进行了批评，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形态依然长期存在，并且在此后的发展中演变成了另一种形态，即作风。作风表现出来的等级森严、权力集中、惰性严重，没有进去精神，无效率等方面成为一切不作为的政府组织的病症，也造成了事实上的政府组织的严重封闭状态。在另一方面，传统的行政管理理论始终没能摆脱单一的价值追求，过多地围绕“行政”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争论，看重“效率”这一静态结果，而忽视了对民主、公正、回应性、平等动态价值的考察。同时，强调政府行为与政治行为不可分离，政治对政府的控制主要以政策的产出为基础，这样，政府的行为就首先是为政治负责而不是为公众负责，表现出对社会、公众封闭的一面。休斯在“政治控制的问题”的题目下指出威尔逊“要对政治与行政，或政策与行政进行严格的区分永远都是不现实的，而且，美国实行的改革运动并未能实现将政策从行政中分离出来，或是将政治家从行政管理者中独立出来”恰好证明了这一点。[4][P.46]
政府组织的基本特性并不是静态形式所表现出来的封闭性状态，“管理职能”一词也不能代替政府的特性，而政府特性的研究也不能长期被忽视下去。抛开有关的争论，仔细审视政府组织的运转运动过程，全面梳理政府的运行轨迹，摈弃政府变革与发展的阻力，从一个新的视角全面理解政府组织，我们就会把握住政府的本质特性，促进政府更快、更好地前进。
二、政府的开放性特征
一个完整的组织从功能上看，其具备三个方面的特征：其一、资源聚集功能，即使各种分散的人力、物力、财力、智力、信息聚合在一起。其二、资源转换功能，即促使各种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形成新的合力，实现“整体大于部分之合”的目的。其三、能量释放功能，即通过一定的方式释放组织的新能量，实现依靠单一资源无法实现的目标。从构成上看，社会组织的构成要素分为静态要素和动态要素两部分。静态要素构成组织的基本形式，动态要素构成组织的运转过程。静态要素是隐性的，只有通过动态要素才能体现出来。动态要素是显性的，只有在静态要素的基础上才能发挥作用。政府组织是特殊的组织，其聚集了丰富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资源，聚集了最有效的信息资源和掌握着最大的智力资源，通过有效的资源配置，政府组织可以解决其他社会组织无法解决的公共，提供公益物品和服务，满足公共的利益追求。在政府组织中，静态要素与动态要素的构成极其复杂，动态过程所表现出来的特性代表了政府一切要素的力量。在政府组织的多种特性中，开放性最为重要，也就是说政府组织的开放性特征是政府动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最主要的特征，是所有构成要素的本质体现。
政府组织是依靠选择建立起来的，公共权力的分享与公共责任的承担要求政府必须以开放的方式与外部建立良性的关系。这不仅是政治民主的需求，也是政府组织自身的需求。Allison在其建立的模式中把公共组织所面临的外部构成要素归纳为三种协调关系，即：与同一组织的外部单位或该组织的各个部门的协调关系；与独立组织的协调关系；与新闻媒体和公众的协调关系。[5]开放性正是实现这种协调的前提。然而，现实中的政府组织忽视了这一点，其基本运转过程始终处于封闭状态，因此，必要的协调中总是问题不断。
一些者从古典组织的视野出发，把内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作政府组织存在的基础，而另一些学者包括张金鉴先生则从行政生态的角度把外部因素的互动关系看得很重要。在这些研究中，他们看到了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但对这种关系存在的基础忽视了，开放性正是这一关系存在的基础，能够解决和疏通因内外部关系不畅而造成的行政问题的发生。
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政府组织开放性意义的有力证据是尼古拉斯·亨利（NicholasHenry）的观点，他从相关中证实组织模型应该有三种流派：封闭模型、开放模型和综合模型。封闭模型中以韦伯为代表的官僚制理论（Bureaucratictheory）、以泰勒、吉尔布莱斯为代表的管理理论（Scientificmanagement）以及古立克、厄威克等为代表的行政管理（Administrativemanagement）或一般管理理论（Genericmanagement）三种最为盛行。开放模型中人际关系学派、新组织发展学派、组织与环境互动学派三种最为盛行。官僚制体制所治理的公民和官僚本身是反人本主义的，科学管理追求的效率能够服务于人本主义，也能够服务于其他价值。开放模型与封闭模型根本的差异可归纳为四项感知上的不同：对组织环境的感知、对人性的感知、对组织中操纵理念的感知和对组织在社会的角色和意义的感知。亨利虽然把开放模型的起源追到圣西门和奥古斯特·孔德的写作年代，并认可了他们“组织本身则是人性的解放力量”，“强调自发性组织的价值”的观点，[2][P.93-127]但组织的开放模型真正得到实践并不是从理论源头就开始了。因此，认识到组织的封闭模型与开放模型并十分完整地进行理论是尼古拉斯·亨利的贡献，也为我们进一步理解政府组织的开放性意义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汤姆·伯恩斯（TomBurns）和G·M·斯道克（G.M.Stalker）1961年在其《革新的管理》（《ManagementofInnovation》）一书中对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进行了表述，也为我们理解开放性提供了。开放模型的主要特征是：在不稳定条件下出现的非常规任务；专门化的知识来完成共同的知识；强调目的（ends）（或者把工作完成）而不是手段；组织内部的冲突是由同事的交互作用加以协调而不是由上面来裁决；强调“责任的轮替（sheddingofresponsibility）”；个人对组织整体的责任感和忠诚感；组织被看成一个流动式的结构（fluidicnetworkstructure）；知识能够位于组织的任何地方；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交互作用不仅倾向于纵向的而且还倾向于横向的；互动方式是为了成果和“建议”（而不是命令），而且以“贵族神话”为特征，包含了上下级最明显的服从关系；强调工作成果以及完成任务的卓越绩效，有时会牺牲对上级的顺从；声誉外部化了等等。[2][P.102-103]组织开放模型的特征是对其开放性的诠释，作为最大的和最为深远的公共组织—政府的开放性是政府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直接关系到政府组织的生存状态。
开放性是政府文明的标志，也是政治文明的标志。作为民主政治中的一种基本理念，它是一种渠道，传递民众和社会对政府的呼声和要求，并要求政府以自己的行动做出积极的回应。作为政府追求的一种价值，它是对政府状态的描写，反映了民众对政府评价和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地位。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它意味着在政府内部与外部必须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以利于政府机器内在运行和外在运行状况良好。政府开放性的基本内涵：（1）政府文明。制度追求与道德追求是政府的重要任务，关心政府的每一成员并实行人性化管理，通过民主的渠道树立政府的威信，通过科学的建立政府的信誉，有良好的政风。（2）发展环境优良。政府有能力为自己创造和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并与之建立良好的沟通机制，使政治环境宽松，环境良好，社会环境稳定，环境优良。（3）政府职能独立化。政府的基本职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职能是政府独有的。要使政治职能完善，通过民主与法制的手段确保一切民力得到正常发挥。要使经济职能社会化，通过建立多元的经济主体使经济成份的构成多样。要使文化职能丰富化，文化产品多样和多层次，真正满足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追求。要使社会职能健全，最大可能和最全面提供各种社会保障产品、提供人人享有的社会救济和健全的社会福利事业。（4）政府行为公开化。通过行政听政制度、行政采购制度、行政审批制度的完善，使政府在行政决策、行政执行、行政指挥、行政控制方面的一切政务进一步公开化、透明化，并逐步建立各级政府财务公开制度和各级官员财产公开制度。（5）行政监督透明化。通过对监督目标的选择把政府自身监督与其他监督主体共同监督结合起来，公开监督结果，提出改进措施，确保监督效果。
由于政府组织具有主导地位，政府组织的开放性可以产生不凡的意义。在组织之间，政府组织、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中公平、民主的意义大于效率的意义；组织无等级与公共政策的平等性；公共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的发展与进步先于技术的发展与进步，化模式是先进政治模式的结晶；组织在纵向和横向方面都表现出网络的稳固性，信息传输渠道畅通，即政府组织从中央到地方的纵向延伸与政府组织的横向展开、私营部门从大集团到家庭作坊式经营的纵向延伸与私营部门的横向展开、第三部门的不同类型分割等等，构成了整个社会完整的网络体系，便于各类信息的传输、共享。在实现民主行政的进程中，实现从行政听政到行政财务的全面公开；实现从政府上网到网络政务的全面公开，公文开放浏览，通过网络虚拟办公解决实际中效率底下的问题；实现从人的管理到制度管理的转变；实现政风的根本好转，建立公务人员平等、自由、民主参与公务的机制。显然，在这里，政府的开放性有两重基本价值：一是保证了有效监督机制的运行，通过规制与参与，确立“平行式”监督和“渗透式”监督机制。二是有利于政府与公民社会之间建立零距离。
政府开放性以政府开放度为标准。衡量政府的开放度主要应该有三个方面的指标：制度开放指标、行为开放指标和开放进展指标。制度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制度有多少种可以公开和查阅，有多少种无密级可言，政策和规章有多少可以在公共场所（包括互联网）上公布。百分比越大开放度越大。行为开放指标包括政府决策项目的公开数目，行政听政项目的公开数目和行政听政次数、人数指标和公众的评判指数，以及财务公开的数目。
政府开放性也是有限度的。开放性以不影响政府组织存在、不动摇政府组织作用的发挥为前提。无限度的开放性政府会失去社会价值，会导致全社会无政府状态。有限度的开放性会使政府陷入封闭状态。因此，强调开放性是强调政府开放性理性上的最大化，而非无限化。
过去有关开放性的理解十分片面，仅认为是政府组织的一种简单状态描述，是有关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数据，包括技术数据和程序数据的进一步公开、政务信息公开和简单的行政听政制度，事实上并不是这样，随着政府开放度的加深，开放性的内涵会更加丰富、深刻。
三、开放性与公共管理
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既不同与古典行政学时期，也不同与新公共管理时期，它要求政府以极度开放的姿态应对一切挑战。[*]公共管理时代的基本特征是社会化管理趋势日益明显，公益物品的供给、公共资源的利用建立在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基础上，并且以提供公益物品、解决公共问题，实现公共利益为核心，政府职能市场化、政府权力分散化、公共服务社会化、政府管理企业化和政府治理，这是传统状态下的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的问题。开放性是政府自治的结果，是政府实现善治的开始，也只有在开放性的特征下，政府公共管理的任务才能完成。
公共管理时代是全球化时代和知识产业兴起的时代，开放性适应了这两大发展趋势。全球化带来新的世界政治秩序、经济秩序和价值秩序冲击着每一个国家，给每一个政府以新的机会、挑战、权利和责任。只有开放性的政府，才能在这种冲击下获得新的机会，在各种挑战面前解决一切可能出现的问题，依靠政府权力获得政府利益。知识成为商品和知识产业的兴起促使政府间、政府与社会间的互动、协调关系加强。开放性政府就能够兼收并蓄，接受各类知识，同时使知识转化成经济力量。政府也因为获得了更多的知识而变得文明和守信。这两大发展趋势顺应了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发展环境的要求，也确定了政府必须有的开放性特征。在问题的另一面，公共管理时代的政府面临着更多的动态性问题（dynamicquestion）、复杂性问题（complexityquestion）与多样性问题（diversityquestion），以开放性的姿态解决这些问题是公共管理时代对政府的要求。
开放性能够解决公共管理时代政府的内部关系问题。政府获得权力和巩固权力需要经过一系列艰难的过程和面对各种各样的关系，政府每一步行动都是各种关系协调、控制与选择的结果。政府的内部关系通常是不透明的，外部关系则是清晰的。在政府内部，政府统治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成本与效益的关系、行为与目标的关系、组织与管理者的关系等等方面都表现出极不透明的特点，政府自身利益分割上很难照顾各个方面，利益的侵占与冲突使得政府内部常常出现不应有的争夺与矛盾斗争，必要的妥协与退让很难做到。而在政府外部，政府与市场可以互补，建立政府生态的平衡运做机制，同时，政府与其他利益团体之间通过谈判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通过退让、妥协达到双赢。因此，开放性更强调政府内部关系的开放和透明、利益分割的开放与透明，矛盾的外化和解决矛盾的方法的透明，并由此使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沟通，最终建立“政府内部关系协调，外部关系顺畅”的发展模式。
开放性能够合理地解决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对国家总权力的分配事实上是由公众委托的政府来承担的，政府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拥有最大的公共权力。在整个社会领域，政府作为独立的社会主体对整个社会事务的安排有更大的主动权和支配权。公共选择理论与委托人理论以经济领域为例，认为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同时需要对方去干预和补救，但这种干预和补救是自愿的还是强迫的？还是外在制度的安排？显然，是外在力量的作用，这种外在力量正是政府公共权力的力量，政府与市场关系中政府更有主动权和支配权。在一个封闭的政府里，政府不会自发地让位于市场的干预，市场也不可能自发地进行干预。一定意义上，市场的干预必须取得政府的支持和认可。只有在开放的政府里，政府才会让位于市场，并安排市场合理干预和补救因政府失灵而造成的损失。政府的开放性越强，开放度就越大，有效的市场补充越充分，干预越有效。因此，开放性是协调政府与市场关系，解决政府与市场矛盾的一剂良药。在市场提供有效的服务的同时，一个开放的政府懂得自己应该做的和必须做的事情，即安德森（Anderson）所认为的：（1）提供经济基础；（2）提供各种公共商品和服务；（3）协调与解决团体冲突；（4）维护竞争；（5）保护自然资源；（6）为个人提供获得商品和服务的最低条件；（7）保持经济稳定。[4]这样，在整个社会生活领域，就会最终建立起一个“政府做，市场也做”的平等发展模式。
开放性解决了公共管理中政府的定位问题。在开放理念下，转变政府职能的重要方面就是政府组织的运行职能即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总结、预算与人事七个方面必须是开放的，是在公开状态下进行的，规章制度和文件除过的保密之外，民众和任何社会团体的阅读、查询都是公开的和方便的。同时，政府的基本职能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方面的功能必须开放。政治的开放程度直接关系政治文明、政治稳定和民主价值的实现；经济功能的实现完全依赖经济的开放程度；文化的开放与兼容更有利于文化的多元化和文化功能的最终完善；而社会功能的开放可以使更多的社会利益群体分担社会事务，最终减轻政府的负担。在开放理念下，政府的结构应该是透明的，尽管不同级别的政府组织结构模式不尽相同，但其基本的要素是应该清晰的。结构的透明有利于对政府运行成本进行监督，最终建立“透明政府”的结构模式和运行模式。
开放性有利于理解公共管理时代公共政策的实质问题。公共管理时代，公共决策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政府为自身发展制定必要的政策，其二是为社会制定规范和制度，包括符合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使用的规范与制度。政府决策最重要的是坚持民主与科学原则的统一，最广泛的民主意味着决策过程最大程度的开放，一切科学手段的采用意味着决策的正确率增强和能够经得起科学的检验。开放性的政府可以最大限度地体现民主的原则，可以充分吸收科学家的意见和采用最科学的办法进行决策，使决策体现公共价值的实质，即最大化地满足公共利益和解决公共问题，最终建立“大家决策，大家参与”的科学模式。
开放性确立了政府在公共管理中的核心地位，并对政府提出了“做表率”的要求。政府是公共管理的核心，是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和公共利益的分享者，但并不等于政府可以独霸和支配公共领域的所有事务。开放性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和第三部门最终建立平等的主体关系，同时更好地体现政府民主、回应性、公正、公平的价值。政府必须以行动证明自己是可以承担和拥有这一核心地位的，一方面所制定的公共政策不仅仅以政府自身利益为出发点，兼顾社会各个团体，特别是不制定歧视性政策和不平等政策，另一方面保证社会制度的公平与公正。政府是核心、更是表率，政府开放，其他社会组织、包括私营部门和第三部门也应该适度开放，最终实现“全社会开放”的完整体系。
开放性有利于克服公共管理中政府自利性和非理带来的问题。政府自利性即政府公务人员依托政府肌体实现个人利益和政府内部部门官僚集团为实现部门利益而产生的自私行为称为自利性。政府能力弱化、权力异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公共行政中行政无效果、行政灾害称为非理。[9]就运行过程，自利性和非理的产生正是由于政府封闭运转，公务人员行政行为缺乏监督，搞内部操作造成的恶果。在开放性原则下，不仅可以提高对政府的监督力度，而且可以有效监督公务人员的行为过程，特别是公务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行为，同时，依靠开放的秩序和制度保证一切非理在发生之前就得到遏止，从而减少政府非理下的灾害发生，树立良好的政府威信。
最后，开放性推动了公共管理时代民主化进程。依靠良好的民主的基础，民主行政、民主管理的渠道愈加畅通，民主的结果更加有保证。同时，从经济领域入手改变忽视效率的作风，实现生产要素自由地跨越地域流动，按照市场配置资源。从政治领域入手完善政府体制，改变政风和党风，实现政治文明，实现民主科学的政治制度的建立。从文化领域入手重塑政府道德，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树立政府威信。惟此，推动政府管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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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马克斯·韦伯.组织与组织[M].美国：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47.
[2].尼古拉斯·亨利.公共行政与公共事务[M].北京：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4.P.55.
[3].任晓林.官僚制的终结与后官僚制的兴起[J].西北大学学报，2002（5）.
[4].欧文·E·休斯.公共管理导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9.P.46
[5].Allison,Graham.“PublicandPrivateManagement:AreyFundamentallyAlikeinAllUnimportantRespects?”InFrederickS.Lane.CurrentIssuesinPublicAdministration,NewYork,StMartin’sPress.
[6].任晓林.政府行为“双重效应”[J].理论与改革，2000（2）
交通法规意识的培养，是个体社会化的重要方面，也是交通法规宣传教育的根本目的。
在交通执法过程中，有许多人认为，交通法规知识的缺乏及“交通法盲”，是出现交通违章和交通肇事的主要原因。这种解释，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何谓“交通法盲”？即对交通法规一无所知之谓也。“交通法盲”同交通肇事是什么关系？只要做一点抽样调查就会知道：两者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不知法，不懂法，固然容易造成交通违章及交通肇事，但是，从发生的大量交通事故案例看，因对交通法规的无知而违犯交通规则的实际上很少，就是除驾驶员之外的其他触犯交通法规的人，还是知法（包括知之不多者在内）违法的占多数。
让广大交通参与者知法、懂法是很重要的，在今后普及交通法规常识的宣传教育中，仍然要把它放在重要地位。但笔者认为，交通法制宣传教育最根本的任务，还在于对公民交通法规意识的培养。
所谓交通法规意识，是人们对于各种交通法规的观点、态度的总称。具体地讲就是人们对现行交通法规的评价和解释，人们的法律动机（法律要求），对自己权利、义务的认识（法律感），对交通法规了解、掌握、运用的程度（法规知识），以及对行为是否合法的评价等。交通法规意识是整个法律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意识的一部分，它同人们的道德、政治等观念紧密相联。
交通法规意识的结构，可概括为三个层次：一、交通法规知识（认识功能）；二、对交通法规的态度（评价功能）；三、守法的行为素养（调节功能）。
以上三个层次的作用和相互关系是：
1、交通法规知识的多少是人们对交通法规的态度和守法素养的认识基础。
2、仅仅具有交通法规知识，并不能保证人们不去违犯交通规则。如果不尊重法规，法规知识本身是不能防止违犯法规行为的。
3、虽然调节功能来源于个人对交通法规的态度和评价，但是，它又是相对独立的层次。调节功能实质上是一种对利益诱惑的抗御能力和对行为的自控能力，它表现在当个人意愿和需求与道德、法规产生矛盾时，能自觉地遵守道德、法规，以顽强的意志品质抑制个人各种错误的意念。调节功能的完善，表明个体社会化的成熟程度，它是防止各类交通违章和交通事故最重要的关口。当调节功能不够完善时，个体虽有较好的守法素养，也会受社会群体不守法的影响而不守法。例如个体不因无交警在场而闯红灯，但因见其他群体闯红灯，便也跟着闯红灯。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一）宣传交通法规知识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如果说交通法规宣传教育的任务是使人们知法、守法，那么，就应当着眼于交通法规观念、法规意识的培养上，而不仅仅是让他们知道一些交通法规条文。
（二）对车管干部、机动车驾驶员和广大的交通参与者，在掌握交通法规知识上应有不同的要求，对前者应帮助他们多掌握有关的法规知识，对后者应着重使他们掌握与道德原则相关法规，重点解决正确交通规范的树立和坚定的交通行为素养的培养问题。
（三）交通法规宣传教育不应孤立地进行。应当结合“普法”的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人生观教育、政治教育来进行，从营造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建设精神文明和培养社会主义新人的高度，来认识交通法规教育的意义，把它看作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交通法规宣传教育中的“刺激”
心理学需要研究人们在交际活动中借助语言传达思想的过程，研究言语（包括口头和书面言语）如何被感知和被理解以及它对人们活动的影响。因此，在交通法规宣传教育中，应根据不同的宣传对象，充分运用交通案例来说明法规条款的意义，以调动情感产生较强的刺激，使受教育者在脑子里引起震动。
要取得这一效果，就得摸清各类交通参与者存在的与交通法规相违背的主要思想动机。比如带有事故倾向性的驾驶员，在性情上必然存在某些偏差或缺陷，或表现出侥幸心理，利己动机，或缺乏职业道德，或急功近利等等。这种人对交通法规是置之不理、明知故犯，对这类人采用一般的交通法规教育很难产生其思想感官刺激，因而达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向一般交通参与者讲解的车祸概率问题。车祸发生的概率若按总人口数计算确实很小，但它的发生概率并不像去参加摸奖，百分之一的奖率就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并无其他外在条件；而车祸的发生则与之不同，只要你在繁忙的十字路口或公路上行走、驾车、有时略一疏忽，发生事故的可能就会百分之百，你要不信，假若你往急驶而来的汽车迎面走过去，在十字路口闯红灯，看看是否会发生车祸。另外，有时车祸的发生又并非因自己的疏忽，而是由于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疏忽，或是遇技术不佳或酒后驾车的驾驶员处置不当等。由于他人的行为并非自己所能掌握，因此在道路上必须时时注意安全。通过这样讲解，结合一些交通案例，在群众思想中引起较强的刺激。
事实说明，典型交通案例是从事实中总结的经验教育，让事实说话，从反面阐述不遵守交通法规的危害性，能给人以强烈的感官刺激。只要注意案例的典型性、代表性、切近性、针对性，就有较强的说服力，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进一步提高交通法规宣传的社会效果
从宣传心理学角度看，交通法规的宣传教育有三点值得注意：
稻作农耕文化是植根于广西特定地理环境下的稻作农耕文化。由于水稻娇嫩不易种植，各种自然环境和虫害都能影响其生长和收成，需要人们细心呵护并求助于神灵巫鬼的庇佑。在求神祈巫鬼活动中，以铜鼓伴舞的祭祀仪式舞蹈最为广泛经久，是广西漫长历史时期主要的文化传统。各种铜鼓舞蹈艺术大都是源于稻作农耕文化，漫长的稻作农耕文化对广西世居先民的生产方式、生活习惯、社交、民族性格和心理都产生了深刻影响，包括宗教祭祀性节日、生产性节日、纪念性节日、娱乐性节日大都与水稻生产有关，其过节仪式都纳入了稻作文化体系。数千年来，铜鼓文化以稻作文化为基础，成为广西各民族文化互动的载体，满足了广西各族人民的精神需要，已成为这些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的标志。在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互动的历史发展中，虽然族群之间也有摩擦、碰撞、冲突，甚至战争等恶性互动的一面，但并没有成为广西世居民族关系的主流；而由于稻作耕种需要的人畜、生产工具的不足形成的不同村寨、族群之间相互交往、相互适应、相互融合等良性互动，长久以来成为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关系的主流，这就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稻耕文化磨合认同的内涵。说明稻作农耕文化认同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成发展的社会学基础。
（二）自我概念决定了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原始社会，生存是头等大事，这通常都是通过集体的力量来实现。但在这些世居先民们的生活中，是仅次于觅食的一件大事，觅食是为了生存，则是为了繁衍。为了得到异性的青睐，这就需要个体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和劳动能力，还要在生产劳动、社交集会、游戏娱乐以及祭祀仪式中展现良好的智慧与知、情、意的高度统一。另外在推举狩猎的头领、族群的勇士、英雄、部落首领时，更看重个体的智慧、能力、气质、性格、爱好、信念与习惯等内涵，这些都需要个体具有正确的自我概念。体育的价值按其作用可分为健身、娱乐、医疗的生理价值以及教育、艺术、审美、道德的心理价值和经济、政治、军事、科学、社交的社会价值等等。这些体育价值反映的都是有利于人类的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进步为标准，实现这些体育价值的深度与广度，既取决于客体本身的构建，也取决于主体社会活动的水平。由此可见，自我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体育价值实现的程度。
（三）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加强了对体育价值的认同
原始社会里，不管是生产力的提高，还是人类要生存和发展，人的数量与质量是决定性的。在狩猎中追逐牲畜、与之搏斗和角力，避免不了有损伤甚至殒命事件的发生，为了避免类似的事件发生，人们认识到，除了依靠集体的力量，还必须要有比牲畜更强的奔跑能力与力量。同时，由于自然条件的恶劣，人们经常受到毒虫猛兽、瘟疫疾病的肆虐，通常是那些体质健壮、免疫力强的个体能存活下来，这些人通常也喜欢参与族群里开展的角力竞技、祭祀仪式、娱乐游戏、技能技巧训练等活动，自然，这些人也更容易受到异性的青睐。这些事件使个体和族群对体育的认同具有特殊意义和重大影响，因为在上述造成生理和心理发生重大变化的事件中，个体身心承载着社会赋予人类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相应的生命意义和符号，而在此过程中，个体对体育价值的认同超过以往任何时期，因此成为个体的生命事件和生命转折点。
二、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形态概述
从远古时期开始直至今天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体育从来没有离开人类生活的大环境而独立存在，而是以人类的文化生活状态呈现于世人。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与广西世居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民主状况、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有着深厚的联系。通过梳理归纳广西世居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历程，尝试对不同时期广西世居传统体育文化进行如下分类概述。
（一）反映生产、生活技能技巧的体育文化
在原始落后的生产条件下，强健的体魄往往能决定生产收成的丰歉甚至是生存所具备的基础条件，这种客观的现实使人们认识到体能和技能训练的重要性。瓯、骆的先民们在狩猎中都离不开奔跑追逐、攀缘、跳跃、投掷和射击，甚至经常要与野兽进行搏斗、角力，由此产生了赛跑、射击、射弩、摔跤、投掷等根植于生产、生活的体育活动。一些体育活动产生于劳动，起源于生活，世居先民在生产获得丰收时，自然有欣喜若狂、欢呼雀跃的庆祝活动，熊舞、猴舞、挡虎舞内容实在，动作粗犷有力，所反映是古时欧骆先民的狩猎生活。在长期的稻作农耕生产中，先民根据稻作农耕等农事生产创造了丰富多彩的传统体育活动。如舂堂舞、戽水舞、木槽舞、扁担舞、踩风车、采茶舞、春牛舞等，生动再现瓯骆先民稻作农事的各种生产情景。
（二）用于增强军事武技训练的体育
自私有制产生，氏族、部落或种族之间，为掠夺财产、抢夺生产资料、获取祭祀牲畜以及复仇等原因，经常产生争斗。不管是入侵的还是防卫的一方，为了本族的生存和利益，与异族时有争斗，一些劳动、生活技能和工具被当作武器经常在战斗使用，如射箭、射驽、角力、武术、摔跤等。随着氏族、部落和种族之间争斗规模的发展，增强军事武技等战斗力的训练活动也逐渐萌发出来。据资料考证，抛绣球活动的“绣球”最早是一种青铜铸造的兵器，用于甩投，人们称之为“飞砣”，大多用于作战和狩猎；而在广西民间广泛开展的“板鞋竞速”，最早是瓦氏夫人用来训练士兵抗击倭寇而形成的传统体育活动。另外如双刀舞、棍舞、剑舞、拳术、旗舞、棍术、同填、同顶、抛沙袋、同拼、顶竹杠等练力的锻炼方式，都是反映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增强军事武技能力、锻炼身体、提高抵御外侮能力的传统体育项目。
（三）纪念祖先或英雄人物的庆典体育活动
新石器时期甑皮岩人的丧葬制度是广西世居先民“灵魂不灭”或“祖先崇拜”观念的一种载体，反映出西瓯、骆越人的祖先崇拜、灵魂不灭观念、氏族观念以及祈求祖先神灵庇护的功利意识。广西世居先民认为祖先的灵魂具有一种非凡的魔力，可以控制氏族、部落和个人的命运，既能庇护子孙后代繁荣兴旺，为子孙后代消灾降福，也能作祟祸害子孙。因此，滋生出对自己祖先虔诚崇拜的思想，祭祀舞蹈便是他们用来与祖先灵魂对话的神圣工具，他们认为，只要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就能跟祖先紧密联系在一起，并能得到祖先的庇护。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在举行祭祀、朝拜祖先的活动中，基本都是通过各种铜鼓舞蹈仪式来祭祖，由此产生了各种庆典铜鼓舞蹈活动，逐渐形成了一系列以铜鼓伴舞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内容。打嘎是古代彝族人向死者致哀跳的铜鼓舞，端节是水族为先祖父祖母逝世及吊丧所跳的铜鼓舞，“跳弓节”是那坡县彝族祭拜祖先的铜鼓舞，“龙虫舞”是瑶族人为亡故老人“出灵”所跳的铜鼓舞，瑶族的达努节最庄严隆重的活动是打铜鼓和跳铜鼓舞，是纪念创世大神密洛陀的节日。苗族的“打牛”是祭祀苗族英雄蚩尤的舞蹈；瑶族的盘王节、“打长鼓”，以及苗族的“爬竿”等都是为了纪念瑶族先祖和英雄而创作的体育活动项目。可见，祭祀舞蹈成为广西世居少数民族非常重要的精神寄托，纪念祖先和英雄成为鼓舞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的斗志和宣泄情感的常用手段或形式。
（四）反映民族风情和社交习俗的体育文化
经历几千年的积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形成了丰富多样的民俗节日，既调剂着民间的生活，也有益于人们身心健康与精神修复，这些民节俗庆为传统体育提供了表演的机会与舞台，而民族传统体育则丰富了这些民俗节日内容，彼此协同发展。具有“东方橄榄球”称谓的三江侗族抢花炮活动，在每年农历三月三燃放花炮招徕顾客，抢得花炮者，除了荣誉，还可以得到酒肉蛋等物质奖励，年复一年的沿袭，形成了传统的花炮节。壮族人的高脚球比赛，惊险刺激，是由南丹人以踢柚子为游戏，并且每年中秋都举行踢柚子比赛而形成的；背篓球最初是流行于南丹传情的一种活动，后演变为体育项目，有民歌传唱为证：“二月吉旦好风光，布农布衣喜洋洋，龙狮对对当天舞，背箩球赛满歌场。一个锦球似哥心，哥投锦球引妹唱，妹不嫌弃哥家苦，哥妹一同上锦球。”原始社会自然生存环境恶劣，女性择偶特别看重男子强壮的体魄与劳动能力，而体育竞技则给男性展示智慧和力量，以此来获得姑娘青睐的机会，这符合古代民族崇拜英雄的心理和性选择的需要，也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起源与发展的一种重要驱动力。广西大量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都与青年男女的社交有关，甚至是专为两往提供机会而展开的活动，如布依族男女青年的浪哨、赶查白，壮族的绣球舞、捞虾舞、抛绣球，彝族的打磨秋，京族的竹竿舞等，男女青年通过这些活动来谈情说爱，开展社交活动。
（五）娱乐健身休闲的体育活动
由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大都居住于边远偏僻的山区地域，各族群之间很少交往，缺乏交流与互动，为了调节单调乏味的日常生活，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创造了许多用于娱乐健身休闲的传统体育活动，这些活动不追求很强的竞技性，而是以强身健体为目标，把体育寓于娱乐中，娱乐性成分较高，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娱乐和充实民族内涵的主要途径。据研究统计，属于广西世居少数民族特有的传统体育项目共有272项，其中壮族有134项，其他10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合为138项，而且大部分是属于口传体育。
（六）反映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的体育活动
广西世居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多信巫鬼与神灵，巫舞在原始社会中是普遍存在的，各个民族都有相关的巫术舞蹈，巫鬼信仰和神灵崇拜是骆越文化结构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瓯骆先民前辈的经验和自己的经历使他们确信，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神灵巫鬼的世界，这些神灵巫鬼具有的神秘的力量，能够影响他们生活的各个方面，要使庄稼、牛羊或人类多产，就必须去祈求、取悦这种力量。因此，对各种自然物均冠以“神”的称谓，如“山神”、“树神”、“水神”、“雷神”等，对其顶礼膜拜，人们通过各种祭祀仪式来敬拜和求告，将神灵巫鬼的“异己”力量转化为“助己”、“顺己”的力量，由此创造建立了神灵崇拜和巫鬼祭祀仪式舞蹈。并不断向后代直接或间接地传授有关这种神秘力量的知识以及取悦这种力量的方法，以保证后代生活的安全和富足。祭祀舞蹈是广西世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舞蹈起源于劳动，来源于生活，当人们稻作农耕获得丰收时，自然欣喜若狂，共同欢呼跳跃；当人们举行集体祭祀活动时，必须欢歌狂舞，以娱乐鬼神，祈求功利，并且以歌舞宣泄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