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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城镇化;问题分析;对策
Key words: urbanization;problems analysis;strategy
中图分类号:TU98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29-0114-02
1城镇化的内涵
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对城镇化有着不同的解释:从人口学的角度来看,城镇化就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城市数量的增多和城市地理界限调整过程的综合;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一个经济变动的过程,是城市从数量、规模、形态、内容、性质发生急剧变化而引起城市人口猛烈增长,城市经济生活逐渐占统治地位的转变,同时由于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的转变的过程;从经济结构转换的角度来看,城镇化是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革并获得巨大发展的空间表现,传统的农业逐渐向现代工业转变的过程。
总之,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
2.1 城镇化能带动经济发展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在经济上比较先进的国家,农产品消耗的总价值,都不会在国民总收入中占到百分之二十以上。但若要在农村内大量增加农产品以外的工商业产品,就会因为投资大、技术要求高、成本费用高而难以办到。而在城镇化过程中首先带来的便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中国有九亿农村人口,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曾经预言说中国经济若要有发展到一个较高的水平就必须要有3、4亿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去,九亿农民的一半进城,可以为城市提供急需的劳动力资源,而城市成熟的消费环境也将极大的改变这部分人的消费观念、提升其消费水平,从而给国家经济带来巨大的推动。而人为的遏制城镇化的结果只能是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推迟。
2.2 城镇化能提高土地利用率纵观世界上城镇化走过的道路,任何国家的城镇化进程都是以大量节约土地为其主要的特征,城镇化进程越快,城镇化率越高,土地的节约越明显。通过城镇化改变了农村居民的自然分散状的分布,提高了人口的居住密度。例如,目前北京上海的人口密度均已达到或者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我们可以把这个标准作为完成城镇化后的最高标准。假设最后全国城市平均人口密度为上海的一半,又假设我们的城镇化率在达到72%之后开始减速,那么全国有大约10亿人口进入城市,全部用地只有20万平方公里。即使我们人口密度平均按2500人/平方公里计算,40万平方公里就可以容纳10亿人,而且这类城市的配套基础设施又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人们的生活需求。由此可知城镇化能有效的提高土地利用率,节约土地资源。
2.3 城镇化能提高社会就业率由于工业和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城市,所以城市中的产业结构更加丰富,分工更加精细,因而在拥有更多的就业空间,发展产生的需求更多,就会让更多人得到就业机会。不要认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找工作,城市的就业问题就会更加严峻,这是目光短浅的观点,没有看到目前城市里很多工作已经转到进城农民手中的现实,也没有看到仍有相当多的城市投资欲望被压制,以至于相当多的需求被压抑的现实。目前大城市里改善投资环境,决不能继续过去只盯着城外投资者的短视做法,而是要善待城里的投资者,更要善待自己的居民、移民和来到城里的农民,把他们的投资热情和意愿发掘出来,这样就可以把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的渠道都开发出来。
3中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3.1 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在中国,城镇化的进程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这样导致了城市经济结构不合理,基础设施不足等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结构性矛盾和问题,同时又制约了工业化的发展,制约了科学技术进步和劳动者技能的全面提高,影响工业技术装备、生产工艺和市场的培育,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使城市的规模集聚效应得不到有效发挥。城镇化滞后,还影响到中国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发展,影响到农村劳动力非农化的进程与小城镇建设的速度。
3.2 城市过程中缺乏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是为了实现一定时期内城市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确定城市性质、规模和发展方向,合理利用城市土地,协调城市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缺乏整体规划造成了城市基础设施严重不足,对城市人口控制不力,使得部分城市城市人口超过承载极限。一些大城市人口和产业过度集聚,造成大城市病日趋严重,而小城镇建设自成体系,重复建设,形成小城镇工业结构与大中城市趋同。
例如,缺乏相应的道路规划体系使得城市的交通拥堵问题突显,城市道路网的规划建设与城市的发展要求不符,不能很好的满足人们对出行越来越高的要求。而对于城市规模的规划也缺乏科学性,导致城市等级结构畸形,缺乏特大城市,中心城市密集度较低,这使得部分城市群无法真正发挥城市的集聚扩散效应和规模效应。
中图分类号：C912.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144（2013）-07-27（8）
1 现代城镇化进程
1.1 基本认识
同人类其他文明一样，城市化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尽管人类社会的城镇建造已有8000多年的历史，但是，“城镇化（城市化，下同）”一词的出现则是在工业革命之后。与古代城镇化发育相比，现代城镇化发育的最大特征在于城镇职能的扩展：即现代城镇不仅继承了其古代时期的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功能，而且极大地发展了集聚生产和集聚污染的新功能（图1）。这种功能的扩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城镇对农业生产的依附性，并且最终将城镇推到了国家或地区现代社会经济活动的中心位置。
1.2 中国现代城镇化
客观地讲，过去60多年中国现代城镇化的发育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中经济城镇化发育进程（系指城镇经济在国家GDP产出中的比重）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发育进程。相关研究表明，1952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仅有14.1%，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15.6%、人口城镇化为12.7%，经济城镇化于人口城镇化两者比例为1.22。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的总体水平上升至65.4%，其中经济城镇化水平为85.6%、人口城镇化为49.9%，两者的比例为1.71（图2）。这一差异值不仅远高于同期发达国家1.13的标准，而且也超过了同期发展中国家1.60的水平（图3）。
导致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这种差异特征的关键在于城镇经济、特别是二产的快速发展，这正是造成中国能源消费需求高速增长及其投入产出水平长期保持相对低下的基本原因所在。
2 能源消费
2.1 总量增长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发育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有了大幅提升。在现代初始发育阶段（1952～1980年），强烈的传统职能色彩（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使得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维持在一个很低水平上。1952年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总量不足1500万吨标煤，仅占全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30.5%。此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展开，各地城镇的集聚生产职能得到明显增强，从而导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水平有了快速提升。到1980年，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超过了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53.7%（图4）。换言之，在初始发育时期，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1100多万吨标煤的速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现代城镇化进入了快速发育阶段（1981～2010年），其中经济的产出职能得到大幅增强。在市场经济、特别是外向经济发展的刺激下，中国城镇的一次能源消费需求呈现出更为强烈的增长势头。数据分析表明，到2010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27.3亿吨标煤，约占全国消费总量的84.1%。以此计算，在这一期间全国城镇一次能源的消费需求以每年增长8000多万吨标煤，约为初始发育期的6.3倍。
2.2 结构演进
在现发育阶段，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主要用于满足工业生产发展的所需。特别是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石油化学工业的快速发展，全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明显加快。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为51.2%，与1952年时相比，降幅超过42个百分点（图5）。受此影响，198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达到了1.95，较1952年时的增长了0.88（或增长了82.6个百分点，图6）。
进入快速发育阶段后，在国内能源政策摇摆和国际能源市场动荡的共同影响下，中国城镇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反而呈现明显倒退的趋势。数据分析显示，2010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重约为64.1%，比1980年时上升12.8个百分点（图5）。这一年中国城镇一次能源消费的结构演进系数为1.56，比1980年时下降了0.39（或下降了20.1个百分点，图6）。
2.3 单位产出能耗
客观地讲，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的能源产出效益呈现出明显改善趋势。
20世纪50年代初，集聚生活和集聚消费的传统职能使得中国城镇化的发育对一次能源消费有着较少的依赖。因此，有限的城镇生产集聚尚能将能源消耗的投入产出效果控制在一定范围内。这正是1952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水平能够达到14.0吨标煤（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的根本原因所在。进入现代化进程之后，由于资本与技术投入的有限造成部门结构单一和重工业发展优先的倾斜性产业发展政策，中国城镇的能源消费表现出异常强烈的需求增长。因此，尽管近30年的初期发育使中国城镇的经济的总体产出能力得到明显增强，但其单位产出的能耗也随之呈现出大幅上扬态势。1962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达到了24.8吨标煤，比1952年时上升了77个百分点。经过了3年调整后，1965年中国城镇万元产出能耗开始回落到17.6吨标煤。此后，受“时期”的政治干扰，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再次开始攀升。到1975年时全国城镇单位产出的能耗为21.7万吨标煤，比1965年增长了23个多百分点。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上升情况才开始发生改变（图7）。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大量外来资本与先进技术的引进，特别是相对协调发展政策的实施，最终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能耗居高不下的局面。
1990年，全国城镇万元产出的能耗为12.0万吨标煤，比1980年时下降了约42%。2010年进一步降至到5.0万吨标煤，比1990年时的有降低了约58个百分点。
3 碳排放
3.1 总量增长
随着一次能源消费的增长，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也呈现出快速增长趋势。
1952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仅有0.11亿吨碳，约占全国碳排放比重的31.0%。此后，在工业化运动的推动下，城镇的集聚污染功能得到大幅增强，其结果，全国城镇的碳排放水平快速增长态势。到198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达到了2.1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9.4倍（图8）。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明显加快。伴随着集聚生产功能的大幅提升，城镇集聚污染的功能也得到了明显放大。到2010年，中国城镇的碳排放总量已接近18.4亿吨碳，是1952年时的169.4倍。重要的问题在于，1981-2010年期间，中国城镇碳排放的年均增速超过了0.54亿吨碳，为现代城镇化初期阶段的7.6倍。
3.2 单位产出碳排放
与单位产出能耗的变化近乎完全同步，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也呈现出明显下降趋势。
受到落后的燃料供应结构影响，中国现代化之初的城镇单位产出碳排放便已经达到了较高程度。此后，随着生产职能的增强，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升。1980年中国单位产出的碳排放接近13.4吨碳/万元（1952年不变价，下同），比1952年时增长了30.5个百分点。
改革开放以来，大规模的技术引进和集约化的生产彻底扭转了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居高不下的局面。到2010年，中国城镇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已经降至不足4吨碳/万元。与1980年时相比，降幅接近3/4（图9）。需要指出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这种下降趋势明显变缓。
4 产出效率国际比较
4.1 比较结果
尽管在现代化进程中，中国城镇的能源投入产出效果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是与世界发达国家、甚至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城镇化的能源投入产出仍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为此，我们选择了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5个发达国家、以及印度等发展中国为代表进行了相关比较。
以2010年为例，美、英、法、德、日等发达国家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均超过了85%，除了美国外，其他发达国家当年单位GDP的产出能耗均低于1.5万吨标煤（亿美元，2010年价）的水平（图10），其中日本单位GDP产出的能源投入不足1.0万吨标煤。
至于印度，由于目前该国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尚不足45%，因此其单位GDP的产出能耗接近2.5吨标煤的水平。
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2010年的总体城镇化发育水平超过了65%，但是，中国当年的单位GDP产出能耗接近3.0万吨标煤，如此的单位产出能耗不仅数倍于发达国家，就是与印度相比，也高出20%。
4.2 原因分析
总体而言，造成中国城镇单位产出能耗与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差距过大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结构演进的刚性特征明显。长期以来中国实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优先产业导向政策，造成了不断增强的第二产业产出能力极大地挤压了其他社会活动的能源消费增长空间。其结果是，国家产业结构的演进近乎完全依赖二产、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来推进，从而使整个经济结构的演进具有明显刚性特征（图11g）。如此产业结构发育所产生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国家、特别是城镇单位GDP产出能耗的居高不下。
第二，供应结构落后。 与多数国家相同，中国现代城镇化的一次能源供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均建立在本国资源基础之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镇消费需求的快速增长和国内资源供应的有限，石油等现代燃料矿种的进口规模不断上升。然而由于出现一定程度的战略决策的失误和国家能源市场供应的失调，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便开始止步不前，甚至出现一定程度的倒退。其结果是，到2010年煤炭占据了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70%以上（图12），相应地，国家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的演进系数仅为1.4，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一般在4.0以上），就是与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相比，差距也有近0.5。
5 节能减排路径选择
5.1 基本思路
能源消费是人类社会生存与财富积累的原动力来源，是一个涵盖了从资源开发以及制成品生命使用周期在内的所有物质产品消耗和使用过程。其中，包括资源开发和产品的制造过程可以称为社会生产性消费；制成品的使用过程则可称为社会使用性消费。能源消费正是这种由社会生产性和社会使用性两种形态所组成的社会能量消费过程（图13）。
遗憾的是，人们并未系统地认识社会物质能量消费的这种组合形态特征，因而在论及社会的节能减排时，常常将注意力更多的放在产品社会生产过程的节能减排上，而较少关注制成品使用过程的节能减排效益。这种有意或无意地将两种消费形态分离的做法最终导致了社会节能减排的事倍功半效果。中国的实践正是这一方面教训的典型例证。
与世界上所有国家相同，长期以来中国的能源战略始终采取的是一种单向伺服模式。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不考虑或很少考虑消费需求的合理性，而只是强调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能源消费需求，因此也可以称为能源被动供应战略。换言之，在这种单向伺服模式下，社会能源消费完全决定着能源供应的规模增长和系统发育走向，而很少顾及因各种外部环境变化所造成的供应成本提高和运行风险增大。
5.2 路径选择
应当说，在过去半个多世纪的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单一伺服模式或被动供应战略基本上保证了国家总体发展目标的实现，并成功地实现了系统空间发育从地方化区际化和国际化的跨越。与此同时，国家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也因此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内外环境变化压力与挑战。有鉴于此，未来国家能源供应进行从 ‘单一服务’ 或‘被动供应’向‘主动协调’的战略转变，其中‘源头调控、效率优先、整体协调’是这一总体战略转变的基本构成（图14）。
5.2.1 源头调控。
同其他人类社会活动一样，能源供应的终极目标就是满足能源消费，这是人们长期形成的一种固有观念。然而，人们很少从能源消费的合理性出发，考虑能源开发与供应自身的安全性和可持续性。近年来，随着气候变暖压力的增大，人们开始质疑原有观念。但若完全取代国家能源供应的传统观念，人类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以中国的情况而言，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能源消费始终保持在6.0%的年递增速率。其结果，2010年中国最终超越了美国，成为了世界上最大的能源消费国。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的消费超过美国的水平甚至上升至了15.1%，比2010年时的情况增长了8.7个多百分点。形成这一局面的关键在于工业部门生产能力的快速发展，例如，2010年中国的矿业和制造业部门在国家一次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达75.3%，为发达国家的2～4倍。因此，‘源头调控’就是要通过主动抑制工业生产部门能源消费的过快增长，最大可能地降低工业生产部门在整个社会能源消费中的比重。
5.2.2 效率优先。
作为一个发展中能源消费大国，中国的社会消费与社会生产具有同样的节能潜力，有时甚至超过了社会生产部门。在这里，有两个可以说明这种社会消费节能潜力的实例。
首先，中国现有建筑面积430亿m2，由于门窗保温性能低下（例如北京节能门窗的标准为K =2.8w/m2.k，仅相当于欧洲20世纪80年代初的水平），如果采用欧洲现行标准，中国的建筑能耗将因此每年减少4.3亿吨标煤的能源消费和13.8亿吨的CO2排放量。如果考虑到未来每年城镇竣工建筑面积的总量将持续保持在10亿m2以上的话，那么中国一年的建筑节能潜力将变得更为可观。相比之下，中国46种出口贸易产品的能源消耗为3.1亿吨标煤，CO2排放量7.96 亿吨（2005年），分别相当建筑节能潜力的72.1%和57.7%。然而，出于惯性思维，政府和企业仍将主要精力放在能源生产和供应能力的扩大方面，以解决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能源供应问题。根据相关报道显示，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准备上马新疆庆华能源集团等15项、年产能力为110亿方的煤制气工程，投资总额超过1000亿元人民币。与之相比，在国家建筑节能方面，中国至今仍未能够制定出一个可供国家、企业及社会共同遵循和执行的发展目标和法律依据。
其次，2008年中国的照明用电已占全国电力消费总量的12%以上，并以平均每年15%的速度递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节能灯生产国（2010年中国生产节能灯42.6亿只，约占全球总产量的80%），中国目前约80%的照明市场仍然在使用传统的白炽灯。相关研究报告显示，如果我国城市道路照明光源的1/3更换为高效节能的照明产品，其节约的用电量相当于一个三峡工程的发电量。面对日益严重的全国性电荒，中国不得不每年投入3600亿元用于电厂建设，而政府每年用于鼓励节能灯使用的补偿不足1亿元人民币。显然，最大限度地提高包括社会生产与消费的整个消费链条的能源消费效率应置于国家能源总体发展战略的核心位置。
5.2.3 整体协调。
对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持续发展而言，能源供应质量的提高主要集中在结构改善及供应方式转变两个方面。
在未来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城镇将更多地发挥国家和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动力引擎作用。受此影响，未来国家能源消费结构将会发生重大转变，其中，天然气消费增长将超过其它能源矿种，成为中国燃料结构演进的核心。因此，为满足天然气生产与进口（包括液化天然气）规模的快速增长，专业码头、储配装置和输（配）气管线等网络基础设施的建设便成为未来国家能源时空协调发育的重要任务。
与此同时，为了减少外部环境变化的干扰，确保能源供应规模快速扩张下的系统运行稳定性，应加速推进国家智能化电网的建设，并着手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与区域储备机制体系的建立。
6 对策建议
为了尽早实现上述总体战略目标，以便使未来中国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之路走的相对从容一些，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继续坚持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这是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的一个基本前提；
第二，提高对结构节能的认识，将产业结构节能置于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的首位，以最大限度地发挥结构节能降耗的效应；
第三，加大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尽快改变目前第二产业一花独秀的局面，这样才能使得结构演进的节能减排效果完全发挥出来；
第四，逐步调整国家财富分配格局，为实现产业结构的正态演进提供一个良好的发育环境；
第五，增大科技和教育投入，为三产的顺利发展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
7 风险分析
中国未来能源供应的时空协调发育将主要面临来自地缘政治、资源价格和环境压力3个方面的挑战。
7.1 地缘政治挑战
冷战结束后，全球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变化，形成了美国一霸独大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10年的全球反恐战争严重地损耗了美国的软硬实力，而发生于2008年的金融次贷危机则极大地动摇了美国及西方国家主导的全球经济秩序。为了继续维护世界霸权地位与确保自身国家安全，美国不得不做出新的战略调整，将其战略重点东移至亚太地区。美国的这一战略东移不仅深刻影响着未来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而且也对未来中国能源供应时空协调产生重大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因岛屿等领土争端而引发的国家近海油气资源开发和油气产品进口海路通道的安全保障问题。
另一个地缘政治挑战可能来自中东的波斯湾地区。长期以来，美国及西方盟国试图通过打压伊朗的核发展计划，维持所谓中东地区的战略平衡。为了国家安全和宗教尊严，伊朗政府坚持既定发展方针，美伊关系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之一，中国油气进口来源地的安全与产品价格的稳定将面临这一地区冲突所带来的巨大挑战。
7.2 资源价格挑战
与地缘政治相比，国际石油与天然气价格的波动对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时空协调更具挑战性。
经历了二战后的长期政治波动，国际油价的变动开始进入经济主导时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国际石油市场博弈程度和全球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目前的世界已经形成了石油出口国、老牌（欧洲、美国等国家）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中国、印度等国家）“三足鼎立”的格局（图15）。其结果是，投机行为开始占居了油价运行机制的主导地位，国际油价从此开始进入了一个高油价阶段。
总体而言，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石油输出国、老牌与新兴石油进口国“三足鼎立”的市场格局不会发生根本性变化。此种状态下，投机成分主导下的风险机制将使世界油价继续处在一个高风险阶段。所不同者，经历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石油市场的消费格局将发生相应变化。随着其消费比重的不断增大，新兴石油进口国在新油价机制的建立方面将获得较大的话语权。与此同时，为了应对大气变暖和减缓经济衰退趋势，老牌石油进口国对油价新机制的确定也将会表现出更为积极的姿态。此种情况下，国际油价很可能呈现一个相对稳定状态。据此我们得出的判断是：未来国际油价有可能保持在100美元/桶的范围（按2008年价格计算），其价格变幅大体保持在80—120美元/桶之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新兴石油进口国，未来经济发展对国际石油市场的依赖程度将有明显提升。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油价波动对国内经济发展的干扰，有效地发挥自身市场的潜在优势乃是获取国际油价稳定的一个关键。
7.3 环境压力挑战
这种挑战主要来自国际和国内两个方面。
在国际方面，气候变暖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面临的共同挑战。尽管目前全球尚未在国家碳减排方面达成一致的协议，但是要求各国、特别是能源消费大国减排的呼声和压力与日俱增。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碳排放国，中国在未来世界碳排放中的比重将保持一定的增长趋势，因此，能源供应的国际环境压力也将随之增大。
在国内，由于巨大的人口规模和相对脆弱的资源环境基础，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已经对国家的生态系统的稳定造成巨大压力，其中以大气和水环境两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为国家社会经济、特别是城镇化的可持续发展计，减缓乃至最终遏制大气与水环境的恶化应成为国家能源发展不可推卸的责任。
7.4 其它风险
为实现社会整体节能的目标，确保能源供应系统发育的时空协调，中国还将面临其它风险。这些风险主要包括：
第一，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财富分配格局的变化，会使某些既得利益部门和集团的既得利益受损，进而影响到社会稳定；
第二，第三产业的某些部门，如旅游业的大力发展，同样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
第三，在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中，政府的主导作用仍然十分关键。因此，政府部门的改革进程可能还会面临一定的政治风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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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我国目前城镇化发展的现状，在经历了恢复调整、萎缩停滞、缓慢发展、快速发展这四个阶段后，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进入到协调提升阶段。从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处于协调提升的阶段来看，流动就业的农民工是城镇化的主体，特别是农民工大量流入到经济发达地区加快了这些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我国的城镇化发展还具有非常大的潜力，但是其中也非常容易遗留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城镇体系建设方面、城镇功能完善方面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基础上影响到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
2 我国旅游经济发展现状
旅游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国的旅游行业已经从原本的单一化逐渐走向多元化。旅游行业的发展对城乡经济的推动也非常有益。但是我国旅游经济在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例如旅游管理不全面、以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旅游发展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都导致我国旅游行业想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一定难度。加上同质化旅游产品、旅游项目的出现更是影响到旅游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整体的角度而言，我国不断推进城镇化进程这对于我国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
3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意义分析
3.1宏观角度
从目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发展的现状来看，其快速推进与发展促使我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我国旅游行业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一方面。我国始终重视与不断推动旅游的发展。鼓励人民走出去，旅游可以实现文化的交流，了解不同地区不同文化与习俗，增强消费意识，将城镇化建设与旅游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实现了我国经济的整体增长。
3.2微观角度
城镇化对旅游经济有着明显的带动作用。我国城镇人口的增长，产业的发展与升级，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可以说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有着不可或缺的助推作用。城镇化进程实现了良好的基础建设，对发展旅游事业有着更好的帮助
4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分析
4.1生活质量提高促进旅游经济发展
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城镇化居民的收入不断提高，其不再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而是追求更高层次的精神满足。这种经济条件的改善为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越?碓蕉嗟某钦蚧?居民希望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去感受外地文化与习俗。正是在这种环境下旅游产业迅速发展起来，人们已经将旅游成为了一种常态，旅游已经成为了很多城镇化居民的固定支出，这种理念的转变为推动旅游经济的发展有着现实意义。
例如，重庆大都市铜梁区以新型城镇化为导向，打造文化旅游城市。铜梁区着眼小“一体两翼”中心城区，推进“东拓、南延、北扩、西进”，形成高端商务区、现代工业集聚区、文化休闲度假区、生态宜居区、都市农业展示区五大城市功能板块。紧扣城市发展新区功能定位，立足1340平方公里全域，加快形成“一个中心城区，两个小城市，N个中心镇、重点镇、特色镇”的城镇发展体系。
4.2城镇化人口的增加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我国城镇化数量的增加，其城镇化人口势必也会增加。城镇化人口已经成为了我国旅游发展中的主要消费人群，其城镇化人口的增加势必会促进旅游需求量的增加，从而促进旅游业的发展，增加了旅游的频率，提高旅游消费。这种趋势对旅游行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契机，面对这个契机，旅游行业应该积极抓住这个机遇，不断创新提出各种新颖的旅游方案以及旅游优惠，从而推动旅游人数的增加。旅游人数的增加势必会为旅游经济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例如，乌海市村镇积极推行新型城镇化。早在2004年，乌海市就在自治区率先推行城乡一体，实现农区人口户籍城市化。今年初，该市又出台史上最宽松落户政策。随着近年来一系列城镇化措施得到落实，新型城镇化水平不断得到提升。相关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乌海市城镇化率达94.62%，排名全国第四，仅次于深圳、克拉玛依和佛山市。仅“十二五”期间，乌海市新型城镇化进程综合平均指数就比全区高2.75个百分点。但由于乌海是自治区生态和环境极其脆弱的地区之一，可利用土地面积小，要解放劳动力，走精品高效农业的新型城镇化之路是必然选择，而且要促进增收只能加快城镇化。基于此，乌海市近年来利用村镇已经形成的医疗、教育、道路、商业等基础设施优势，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业和特色葡萄种植采摘酿造。目前，已发展起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2个，自治区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3个，特色乡村体验景点3个，一些村镇的旅游节活动更是方兴未艾。近年来，乌海市农区居民医保和养老保险均得到普及，既方便了向城市转移农区剩余劳动人口，也让农区居民更安心地在家门口创业。乌达区乌兰淖尔镇利用紧邻乌海湖的优势，兴起休闲旅游、采摘、饮食一条龙产业。
4.3乡村城镇化发展推动旅游经济发展
中国城镇化进程对旅游经济的影响从整体的角度而言总体上是积极的、正面的。这是因为我国典型的农村型社会原本就具有一定的旅游资源，有着良好的扩展旅游、开发旅游的条件。城镇化进程中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农村型社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了实现城镇良好发展，农村需要做出一定的改变，这种改变是在保留农村特色的基础上实现适当的改变，将其作为能够发展旅游的场所，这样一来既避免破坏了农村原有的生态环境，又能够在农村原有生态环境基础上发展城镇化，这对于城镇化进程以及旅游经济都有一定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扩大旅游范围、为旅游产业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我国农业人口众多，已由1952年的18243万人增长到2012年的67414万人，向城镇转移开始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1978-1988年为第一阶段，转移的主要形态是“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转移的主要目的地主要是当时迅猛发展的乡镇企业。1988—1992年为第二阶段，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全面调整，农村劳动力的非农产业转移出现徘徊、收缩现象。1992—2003年为第三阶段，城市经济，民营经济、私有经济、外贸经济、合资经济等的迅速发展，以及带动的东部经济体的大力发展，极大的吸引着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迅速扩大，这一阶段转移的主要形态是“进厂有进城，离土又离乡”，转移的目的地主要是各大中小城市。2003年至今为第四阶段，由于劳动力供求格局的变化、劳动力工资粘性导致的实际工资的下降、国家的惠农政策、劳动保障制度的缺失等导致城市出现用工短缺，产生“用工荒”现象。因此，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因素之一，如此庞大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一、不合理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问题
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导致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农村，涌入城镇。然而，庞大数量的劳动力涌入必然会冲击城镇的社会结构和正常生活，也会给农村的持续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
（一）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城市带来的问题
城市就业压力增大。目前城市下岗失业人员规模庞大，新增劳动力数量持续上升，再加上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城市就业压力不断加大。
加剧城市病问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使城市人口剧增，规模骤大，而先前的城市功能无法短时间内适应城市规模急剧扩张的需求，导致交通拥堵、住房短缺、基础设施紧张、城市环境污染严重、流浪乞讨等问题。
农民在城市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由于不合理的城乡二元结构与传统户籍制度，法制法规不够健全，工会对农民工权益保护缺位，以及农民自身法律意识薄弱，缺乏维权意识，农民工在城市的诸多权益得不到保障，比如工资待遇低欠薪现象普遍；超强度劳动普遍存在，休息权得不到保障；劳动条件差，职业病频发；缺乏社会保障；子女教育权得不到保障等。
（二）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给农村带来的问题
根据2011年抽样调查资料推算，某市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市外务工的达295.7 万人。在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后，滞留在当地的劳动力，男性占46.5%，女性占53.5%；男性与女性性别比86.8：100.0；而该市农村劳动力性别比是113.5：100.0。由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当地农村从业人员发生了由男多女少向女多男少的逆转。在滞留当地的劳动力中，16-20岁的劳动力占4.8%，21-30 岁的劳动力占8.7%，31-40 岁的占21.0%，41-50岁的劳动力占24.6%，51 岁以上的劳动力占40.9%。在滞留在当地的劳动力中，不识字的占10.0%，小学文化的占45.0%，初中文化的占38.7%；高中和中专文化的占6.0%，大专以上文化的占0.4%。由于农村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导致了农村人口结构缺少男性、青壮年、较高文化人口的断层。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文化素质较低，思想保守落后，接受新观念和新知识的能力减弱，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业结构调整和产业化经营的推进。
二、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不合理问题的建议
（一）解决城市就业压力增大的问题。
我国是一个劳动力大国，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可以有效的吸纳来自城市和农村的剩余劳动力，缓解就业压力问题，因此我们有必要增加对工业部门的投资和扶植力度，扩大再生产能力，促进工业发展，以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但是，我国农村人口巨大，而城市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有限的，仅仅依靠城市无法完全容纳数量众多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所以说，发展农村工业、服务业既能吸收大量的农村劳动力，促进农村城镇化，还能减轻城市的就业压力，缓解城市病问题。
（二）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首先，深化二元户籍制度的改革打破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身份限制，建立覆盖城乡的一体化社会保障制度，消除社会保障领域存在的二元现象，让农民工在政治权利、就业求职、社会保障、子女受教育方面与城市居民一视同仁；其次，制定并落实健全的《农民工权益保护法》，该法应当规定农民工的各项基本权利，确立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各项基本原则和制度，另外，应对《劳动法》进行具体的修改，使它能够更好地保护广大农民工，同时要制定与之配套的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劳动监察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最后，针对农民工职业不稳定、流动性较强的特点，除加强企业工会建设外，应组建专门的农民工协会，将其作为农民工自己利益的代言人。
（三）合理控制农村劳动力大量外流
在保证和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引导剩余劳动力外流。劳动力过量外流就会削弱农业的发展， 造成潜在的或事实上的农业萎缩和农村衰落， 为保证足够数量的优质劳动力， 以健康持续地进行农业生产，要做到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深化农村条件下， 适时适度地把握动力结构， 并制订相应的农村发展政策，加大惠农力度，增加对农业包括资金在内的生产要素投入， 调整两种力量的对比关系。此外，我们还应看到， 农业生产规模经营是农业发展的趋势， 农村劳动力外流所引起的荒地应加以引导使其集中化生产： 一要建立和健全地土流转机制，打破土地经营权的垄断，推动土地使用权合理有序流转；二是扶持种田大户的发展， 提高规模经营的素质和组织程度；三要在经营形式上允许从实际出发， 因地制宜， 多样化发展。
要积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引导优质生产要素流向农村。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创设宽松的经济环境。大力培育和扶植各种以农民为主体的合作经济组织，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经济组织向农村延伸发展。立足本地生产要素优势，大力发展地方特色产业。政府要制定落实相关的配套政策，创设宽松的经济发展环境，引导资本、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流向农村，为农村工业化、产业化发展注入活力，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使农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
要解决劳动力外流带来的农村社会问题。首先要建立多元化的、覆盖城乡的现代社会保障体系， 使城乡居民在享受社会保险和社会福利方面不受歧视，以保证农村外流劳动力的劳动权益以及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的正常的生活。其次， 针对劳动力外流对农村社会治安和社会风气造成的危害， 加强农村地区的法制建设， 整顿已形成的不良风气， 进行正确的宣传教育和引导。最后， 对农业基层社会管理和工作， 要结合各方面的支持来开展， 在坚持完善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基础上， 建立和完善各项因地制宜的制度， 逐步实行农村群众自治， 形成一个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村生产持续发展、农村市场生机勃勃的良好局面。
三、结语
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处理好现今城乡的发展问题是我们党和国家的新任务，我们看到，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是农民工问题产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已成为中国当前一个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在我国目前的具体经济社会环境下，对此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显得尤为必要，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工业化过程中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这既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多种因素促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同时又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冲击力和深远的影响。因此我们必须要对症下药，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缩小城乡差距，促进我国经济产业链的合理运行，这样才能很好地解决城镇化所带来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问题。
参考文献：
宣城模式的特征是以文化人，以人为本、社会共治、政府守责。
一、以文化人。文化是社会发展之基因，是生命价值之所在，是城市社会之空气。文化，是文化之于民，闻于民声，见于民行，成于民德，定于社规，并在所有的活动领域形成绚烂多彩的物件，在每个人生记忆中形成斑斓多姿的痕迹。宣城的中国文化基因没有遗失核心片段，还没有本质上的变异，更没有异化为西方文化基因，这些基因使市民能够对城市生活的需求形成共识，对城市家园拥有融于山水、和于人生、巧于天工的理念。对城市化中城市管理的方向形成坚定的选择，对种种疑难问题形成富有创造力的方案。共同的文化基因使官民、官商、民商之间乐于沟通、乐于变革、乐于规范和被规范，从而使城市文化成为城市管理模式的营养皿。
二、以人为本。管理者以市民的需求为本来确立管理的目标---满足居民发展中的需求。人的需求与设施供给的矛盾，是中国城市管理现代化的根本矛盾，而其复杂性又在于不同人群之间需求存在很大差异。这对矛盾不仅表现为设施供给数量难以满足需求，还表现在设施种类和水平难以满足多元化和多层次的需求。宣城管理者不仅满足国外游客的高端需求，而且满足市民的基本需求，如就近买早点、买菜、买零食，这样的需求可能在别的城市被视为低端需求，而宣城把他看做中国传统形式的需求，大众的需求，基本的需求，多元的需求，同样想方设法给予满足，划地方，提供便利设施，让卖者低成本经营，让买者少支付铺面费。这样的需求还有自行车、摩托车的停放处，羊肉串的摊位等等，都各就其位，各得其所。
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城镇化与城市化的概念有共通之处，但是城镇化是城市化概念在中国的具体体现，城镇化概念更具有中国特色，更符合中国的国情。快速的城镇化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重要标志，中国已经进入快速城镇化发展时期。城镇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镇化起源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进程，城镇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开始城镇化进程。2005年，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人口部在其出版的《世界城镇化展望》中估计，2008年全世界有5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世界由此迈人城市世纪。在国际上城镇化水平是以居住在城市里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作为城镇化的统计指标来衡量的。发达国家的城镇化水平均在70%以上，中等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一般在50%以上，落后的农业国通常不超过20%。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是否发达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中，城镇化占有重要地位。这不仅是因为它构建着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而且更为引人瞩目的是作为现代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整合，城镇化将反映并影响着整个区域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是社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根据诺瑟姆提出的城镇化规律，我们将城镇化进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城镇化率30%以下的是初期的起步发展阶段，城镇化率30%～70%的是中期的快速发展阶段，城镇化率到达70%以上的是后期的稳定发展阶段，如图1所示。
二、中国城镇化的发展特点
1949年后，中国曾经历了曲折的城镇化进程。直至1979年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城镇化才步人正常的发展轨道。
1、城镇化速度快，半城镇化现象明显
198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仅为19.39%，远落后于世界平均的城镇化水平。1990年，我国的城镇化率达到26.44%，2010年城镇化率上升到49.95%。二十年内中国城镇化率提高了23.5个百分点，年均增加一个百分点以上，城镇人口净增3.69亿。
2、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显著
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历来存在较大差异。1990年以来，沿海地区利用有利的区位条件和人文环境，率先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中西部地区的大量农村人口，使其城镇化速度大大加快，并导致城镇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比较显著。总的趋势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城镇化水平较高，中部地区居其次，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最低。如图2所示。
3、都市化现象已经显现，城市群成为国家经济的核心地区
在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中，一个普遍趋势是大城市发展速度更快。因为城市本身就是集聚经济的产物，而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益更明显。中国是人口众多、人均资源有限的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更要充分发挥集聚经济的效益。中国的快速城镇化已导致大量大城市的出现，若建立都市区的界定标准，其人口规模可以更好地反映城市实际的人口规模。2000年，中国大陆已有，117个50万人以上的都市区，人口1.9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6.1%，如表1所示。
三、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
城镇化是世界各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城镇化是工业化的产物。城镇化又起了推动工业化、现代化的作用。城镇化与工业化有着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一方面，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工业化引发城镇化的进程。工业化的不同阶段还决定着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另一方面，城镇化又保障和促进工业化。总之，城镇化是工业化过程中资源配置变化的必然产物，而城镇化又有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理想的城镇化模式是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步推进、协调发展。从城镇化的发展历史来看，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基础，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同时，城镇化对工业化也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没有城镇化的发展，工业化的发展也会受到制约。钱纳里通过对世界上多个国家的研究，提出了常态发展状况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一般关系，即在一般情况下，城镇化率应大幅高于工业化率，而中国的城镇化率长期以来一直大大低于工业化率，尽管总体趋势是上升的，但二者的比值不仅仍然明显低于钱纳里总结出的“一般关系”，而且也大大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巴西、印度和俄罗斯等国家，如图3所示。
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发展互相促进，互相依赖，共同促进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中国新一轮产业结构转型将成为新时期促进城镇化进程的主要力量，没有工业化就没有城镇化。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二者的互动机制如图4所示。
四、加快中国特色城镇化进程的策略
随着中国城镇化和经济发展进人新的历史时期，中国的城镇化和经济发展正面临着改变现有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走集约型城镇化道路的内在需要。在城镇化进程上，根据中国国情，必须遵循科学发展观的要求，走集约型城镇化的模式，坚持以大城市为主导，大、中城市为主体，小城市和小城镇为基础、布局集中、城镇密集、用地节约的城镇化之路。
1、积极发挥政府的引领和调控作用，以加快城镇化进程
政府一方面作为国家的行政主体，另一方面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在加快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重要且独特。充分发挥政府部门的领导指导、监察监督、管理和调控作用，走科学化发展道路，坚持可持续发展原则，引导城镇化进程的正确方向和合理速度，加速城镇化的进程。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中央政府提出的战略目标，也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政府责任。所以，新型城镇化建设要发挥政府的宏观调控作用。各级政府一方面要做好顶层设计，制定科学合理的城镇发展规划，引导城镇化发展的扎实有序推进。另一方面，政府要致力于各项制度建设，运用政策和法律法规，消除限制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为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加速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2、创新投融资体制，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投融资体制主要是指在城镇化建设中，经营和管理总体规划范围内的基本制度和方法，其主要包含投融资决策制度、投融资组织结构、投融资主体行为、投融资资金筹措和投融资监督体系等。城镇化建设中的投融资体制创新内容主要包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城市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及环境保护、绿化美化、供水、供电、天然气等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投融资制度的建立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必要手段。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方面，我们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学习和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和方法，整合各类资源和放大财政资金利用效益，创新理念，政府主导，规范运营模式，完善法人结构，强化监督管理，确保运行效果，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坚实的财力支持。
3、加快工业化中制造业及第三产业的进程，促进城镇化的发展
新型城镇化要建立在实体经济基础之上，需要产业发展来作为基本动力。产业发展是城镇化的重要驱动力，要坚持以产业发展来驱动城镇化建设进程，形成产业发展与城镇化建设的良性互动发展。1975年，经济学家钱纳里和赛尔奎因在研究各个国家经济结构转变的趋势时，曾概括了工业化与城镇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业化的演进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变，从而带动了城镇化程度的提高，也就是说工业化与城镇化具有一致性。制造业的蓬勃发展为促进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带来了有利的因素，为提高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大力发展中国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意义。
中国的城镇化进程受到世界瞩目，这是一个宏大而循序渐进的过程，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城镇化模式是推动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的重要保障。而城镇化是与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紧密相连的，只有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和工业化，推动城镇化和工业化的良性互动，才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可持续动力，才能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环境和谐统一的可持续发展。
（注：本文属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9132001《北京市低碳投融资模式与运作模拟研究》资助；北京市财政专项《专业建设―新专业建设―国际商务》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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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业具体对我国城镇化的发展有怎样程度的影响，我们在城镇化的发展历程中如何合理运用这种正的相关性以及积极的影响呢？本文将综合运用ADF检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进行实证检验，旨在分析近些年来北京市城镇化过程中金融业的推动作用，进而为北京周边乃至我国其他地区实现城镇化提供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镇化；金融；实证研究
1. 文献综述
目前城镇化进程中金融业的推动作用是国内外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国外学者在金融支持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问题上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国内学者也较早地开始了城镇化进程中金融服务的影响的研究和实证检验。本文将从城镇化发展路径中金融业所起的推动作用视角出发，对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和综述。
1.1 金融发展与城镇化关系研究
许丽英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方法探讨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因果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并且在不同的地区相关的程度也有所不同，认为我国的金融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在不同地区作用程度是不同的。另外，张正斌通过对宁夏1990-2005年金融发展与城镇化率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以人口作为城镇化的指标与金融发展之间存在着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因果关系并不是十分地显著。
1.2 金融支持与城镇化研究
范立夫认为，金融是农村城镇化顺利推进的重要条件，主要表现在：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化和农村工业化；金融支持城镇建设和经济发展以及农民向城镇居民的转换支持。很多学者也从金融在城镇化进程中存在的不足和问题角度出发，研究如何推动金融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例如方少勇提出金融发展要有政府的干预，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金融发展存在着金融垄断的现象
2. 模型与分析
根据前面的分析，本文拟利用ADF检验、格兰杰因果性检验进行实证检验，旨在分析近些年来北京市城镇化过程中金融业的推动作用，为北京周边地区实现城镇化提供政策建议。
2.1 指标选取与数据的准备
本文最终选择的建模及检验指标如下：
本文选取的数据都是北京市的金融发展和城镇化的时间序列数据，时间跨度为1994年至2011年，数据的资料主要来自北京市统计年鉴（2012版）以及wind数据库，对于个别数据的缺失问题，本文采取R软件中的missforest函数进行缺失值的弥补。
2.2 城镇化与金融发展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模型如下：
其中前4个方程侧重于金融对城镇化的影响，而后4个方程侧重于城镇化对金融的影响。
2.2.1变量的协整分析
对各变量进行协整分析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对的贡献最大，也就是说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对证券市场交易量的增加有促进作用。对的贡献最大，其中的Y2的系数是负的，说明有负向作用，但是其t统计量并不显著，所以其解释能力并不可信，所以城镇人口比重对股票发行总股本的影响最大。对的贡献最大，也就是说产业比率对银行系统机构数目的影响最大。对的贡献最大，即产业比重的对金融效率指标——贷款和存款的比率影响对大。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对的影响最大，即北京市贷款与存款的比率对产业比率的贡献最大。对的影响最大，也即贷款与存款的比率对城镇人口比重的贡献最大。之间不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
综上，我们已经分析了金融水平的各项指标对城镇化每一单项指标的影响，以及城镇化的各项指标对金融水平每一单项指标的影响，也就是对城镇化进程与金融发展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实证分析。
3. 初步结论以及政策建议
3.1 初步研究结论
从回归模型的系数可以得到城镇化进程中对金融业发展的推动情况：（1）对证券市场交易量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产业比率，回归系数为：273236.7，由此看出，第二和第三产业比重的增加对证券市场的活跃程度起到了积极的影响；（2）对北京市股票发行总股本影响比较大的是城镇人口比重，回归系数为：11738201；（3）对北京市银行系统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产业比率，回归系数为：9874.18，北京市第二和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增加对投融资的渠道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银行系统势必是最佳的选择；（4）对北京市的金融效率指标即贷款与存款比率的影响最大的因素是y2即人均GDP，回归系数为1.245。
其次，我们还可以分析金融业发展过程中，金融业在城镇化金融中所起到的作用。但是由于x4平稳序列，但是其他序列是一阶单整的，不满足建立协整模型的假设，模型的效果都不是很理想。对于这种情况的处理我们拟在后续研究中建立VAR模型对这部分的数据进行分析，并且我们还可以利用格兰杰因果性检验中对作用关系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3.2 政策建议
基于我国城镇化发展的历史和现状，通过上述实证分析，在充分考虑具体国情的前提下，可以从以下思路和措施发挥金融对城镇化的推进作用。
3.2.1 优化产业结构，活跃证券市场
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产业比率（即第二、三产业总值占GDP的比例）对证券市场交易量的提高有显著作用。
因此，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政府需要统筹规划，对涉及城镇化核心发展的第二、三产业的结构和领域给与政策倾斜，调整影响重大的建筑建材、工程机械、电力设备、金融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规划。
3.2.2 根植产业发展的沃土，提高银行系统服务经济的针对性
根据实证分析结果，对银行系统影响较大的因素是产业比率，产业比率的提高要求银行给与第二、三产业较多的关注和更大的支持力度。银行业应该充分把握机遇，在深耕产业化发展沃土中给与城镇化建设足够的针对性支持。（作者单位：1.四川大学；2.中央财经大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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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报告指出，“必须以改善需求结构、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城镇化为重点，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结构性问题”。要“科学规划城市群规模和布局，增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吸纳就业、人口聚集功能”。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城镇化得到了快速发展，据中国市长协会主办、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承办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达到69079万人，比上年末增加2100万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51.27%，首次超过50%实现历史性突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中指出，到2050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作为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应提升至70%以上。
目前我国落后县城区以及集镇建设发展都比较滞后，辐射带动能力较弱，统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不强，未来发展空间很大。由于历史的、现实的以及地理因素决定的生产条件的限制，工业基础薄弱，规模较小，产业体系不完善，现代商业、物流服务业发展较慢，造成产业支撑不强，后劲不足。另外，由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总量不足，城市功能及配套设施还不完善，在住房、教育、医疗卫生、交通需求等方面还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基于此，笔者认为，在铜仁处在城镇化加速发展的重要阶段，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科学编制城乡规划，增强规划的控制和约束功能
城乡规划是用于城乡建设和发展的基本依据，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基础，科学的城乡规划是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也是城镇化建设的框架蓝图。坚持科学规划，切实增强规划引领城镇发展的纲领性作用，优化城镇空间布局，促进中心城市、县城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其次，城乡规划在城镇化发展中遵循适度超前、量力而行的原则，在科学预测未来城镇发展中如交通压力、停车问题、地下空间等有可能导致“城市病”的问题进行有效规划。加强了县城城市道路、供水、污水处理、垃圾填埋场、供电、通讯、绿化等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教育、文化体育等市政工程建设力度加大，提升城市的功能和品位。城镇建设，规划先行，要坚持按照规划蓝图建设，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不按要求擅自开工建设，对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要严肃查处。在建设过程中需要进行微调的方案要按照规定严格把关，切实增强规划的严肃性和有效性。
二、创新投融资体制，为城镇化建设提供有效的金融支持
投融资体制主要是指在工业化和城镇化建设中，经营和管理总体规划范围内全部社区的基本制度和主要方法，其内容包括投融资决策制度，投融资组织结构，投融资主体行为，投融资收益分配，投融资资金筹措及投融资监督体系建设等。城市建设中的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内容主要涉及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维护，城市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医疗卫生等社会公益事业及环境保护、绿化美化、供水、供电、天然气等市政公用事业领域。投融资制度的建立及投融资体制的改革是城镇化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弥补财政资金不足的必要手段。在城市建设的初始阶段，城市基础设施、公益事业及市政设施的建设必然要先行，其资金缺口巨大对于保运行、保正常的政府财政支出来讲是无能为力的。在投融资体制改革创新方面，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学习和借鉴发达地区的成功经验和做法，积极创新理念，按照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原则，建立和完善政府为主导，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的政府投融资平台，整合各类资源，放大财政资金利用效益。规范运营模式，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强化监督管理，确保运行效果，为城市建设提供坚实的财力后盾。
三、完善城市功能设施建设，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自身素质的提高，人们对城市的服务功能有着越来越高的期望，停车难、噪音大等问题已经成为困扰城市生活的大难题，城市的绿化率、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理及环境保护的功能方面都对未来城市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增加了广大市民的不满。在城市化进程中，完善城市各项服务设施建设，加强城市的科学管理已经刻不容缓。未来城市的发展迫切要求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功能完备、优化，城市文化需要充分挖掘，城市个性充分彰显，城市的综合管理水平、防灾减灾能力进一步提高。这充分要求铜仁今后在城市的建设上严格按照规划要求，在城区供水及垃圾污水处理能力建设上不打折扣，对于过去建设中出现的侵占公用设施的不规范行为进行有力纠正。要积极改善城乡电网、信息网络覆盖率，加强城市排水、消防、防灾、减灾能力的建设；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循环经济，积极推进节能减排，形成节能降耗的良好局面。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的投入，满足人们的就学、看病需求，高标准的规划和建设文化体育休闲娱乐设施，满足人们精神文化需求。尽快理顺体制机制，调整职能职责，解决多头管理问题，加强城市综合执法管理队伍建设，充实和提高城市执法队伍力量和能力，探索科学化、信息化、网格化管理模式，推行“柔性执法”，加强宣传教育力度，采取多种形式提高市民素质，构建和谐的城市环境。
四、加快保障性住房建设，不断满足中低收入群体住房需求
中图分类号：TU984文献标识码： A
一、前言
随着我国城镇化率的快速提升，给城乡规划带来了发展，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以城乡规划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为出发点，在分析现阶段城乡规划因主体性导致城乡景观建设缺乏多样性、系统性引起协同性问题等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也引导规划从注重经济建设向资源保护和合理利用的转变、推进公众参与、缩小城乡差距等提出促进城镇化进程发展。
二、城乡规划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城乡规划是用于促进区域发展的实际操作的政府行为，是政府科学决策的基础。科学的城乡规划作为城镇化健康协调发展的关键，是城镇建设的蓝图与基本依据，首先它对城镇建设具有宏观调控和指导作用。决定了城镇未来一段时期内发展的形态、布局，能够对人口结构、资源利用和收入分配结构等进行合理的城乡配置，从而改善区域产业发展结构、加快工业化进程、合理引导劳动力转移、扩大城镇就业率、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等，发挥城镇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实现城乡经济良性循环，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可持续发展。其次，城乡规划在城镇化进程中遵循适度超前、量力而行的原则，可以避免城镇建设中低水平多次拆建反复带来的浪费，并通过预期规划城镇交通线路、地下空间等缓解交通拥挤、高风险土地利用等城市病，优化人居环境。当然，这种适度超前必须是建立在科学预测社会经济发展前景和地方财政承载能力基础之上的。再次，城乡规划为城镇化进程中区域发展提供充足的产业支撑力和基础设施供应。通过土地集约利用保证产业充足的空间；通过对当地比较优势、工业布局和功能分区等的分析，制定产业结构转型等计划。保证“每增长1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为带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就能够创造出相当于发达国家相应进程中的5－10倍的就业岗位800－1000万个。”最重要的是城乡规划是解决三农问题、协调发展城乡二元体制建设，缩小城乡差距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因素。是改造城中村、缓解农民工“贫困化”现象的关键。
三、目前城乡规划中面临的问题
1、城乡规划的指导思想出现较大偏差
有些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设问题上,指导思想存在很大偏差，片面强调地面基础设施建设,如修建柏油马路、大型广场,人造景观、人造古董等,造成严重的人力、自然资源损耗, 而相对来说，地下基础设施却得不到重视，甚至严重失衡, 致使群众斥责。例如，某一座人口约40万不到的城市，兴建了一幢9万平米的办公大楼，不仅占地面积大，而且楼房资源也得不到充分利用，可谓既劳民又伤财。
2、规划工作的功利性较强
现今，城乡规划机构趋向于业主化方向发展，强调功利主义目标，这实质上就变成政府的一种工具、投资方的代表。规划工作中，不少设计单位及人员只考虑自身利益，责任意识不强，未深入考察和了解城乡发展状况，将领导的意图及思想当作设计依据，过于强调技术性的规划细节，而忽略了规划区域的社会、政治等基本状况。规划建设过程中，有的甚至直接抄袭别人的规划模板，不以区情、当地发展实况为基础，导致所制定的城乡规划内容及方法与当地情况严重脱节。这种概念规划工作，既无法突出当地的特色文化，也损耗了大量基础设施资源，最终只会出现城镇周边空间失衡，耕地、农田被毁，农村剩余劳动力迁移并滞留城镇，失业率上升等多种社会问题。
3、城乡规划调控职能减弱，未健全规划监督机制
有些地方下放权力，将市一级规划管理权限转交给区县, 有些政出多门、审批程序复杂, 开发区搞封闭式建设, 未经过地方规划部门的集中管理。这种现象实质上是对城乡规划管理调控职能的削弱, 将不利于城乡建设的健康和谐发展。此外，未建立、健全科学的规划监管机制，各级规划管理部门间未进行有效沟通。规划工作未积极吸引公众参与，发挥其监督作用，针对不合理的规划管理行为未形成有效的奖罚、行政纠错与处理制度，使得规划管理监督工作处于力度小、效率低的窘境中。
四、保障城乡规划促进城镇化的发展建议
1、降低规划主体及人为因素的影响
在规划过程中，要充分运用先进的信息技术，积极研制能预测规划地区发展动态的信息系统，提高规划的科学、合理性。要在政府、规划单位中广泛利用3S 技术和信息化设施，如电子政务、信息系统等，推进各规划单位信息化、网络化建设，在规划前通过网络全程把控区情，深入探究各类信息，分析和科学预测城乡空间的未来变化，并实时监测规划落实情况。第二，注重各规划部门的沟通与衔接。可成立跨部门计划制定组、协调沟通小组等开展关于规划、土地利用、保护环境等方面的论证与审批工作，促进各部门间有效交流、及时听取有关部门的意见。
2、完善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督机制，积极培育、监管规划师
针对城乡规划建设中的违纪行为,应进一步完善城乡规划监督机制及责任追究制度,做到有奖有罚、奖罚得当, 对于严重违反规定的地方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门,要明确其处理、处罚条例及规定。并通过法定程序批准该规定, 使之成为受公众监督、执行力强的公共政策。同时，要提高规划队伍的专业水平及职业道德，帮助其有效融入决策程序，科学行使各项权利，要科学监督和管理规划师，将经济、土地集约利用率等作为审核指标及考评标准，针对考评结果未达到或超出预期成果一定比例的规划师和单位，应依法予以奖励或惩处。
3、注重公众监督，推进民主规划
要积极听取公众对规划设计的看法和积极建议，并在规划前予以采纳。如在规划设计人员调研阶段，要让规划人员应听取公众对当地民俗、民风等及未来发展的看法，使之充分了解城乡规划内容、步骤及意义，加大企业与民间多个主体、多层面的相互合作，发挥其对该规划和实施建设工作的监督、管理作用；规划后应形成民情考察评估体系，并采取公众听证制度，让百姓在规划落实过程中发表言论，推进区域民主规划与建设。
4、减少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及生活差异性
首先，应健全城镇化进程中的补偿机制。例如，针对规划中房屋被拆除的当地居民、个体户，要分析房屋类别、面积并核算应得的补偿金额或在后续购买新房屋时予以适当优惠。针对那些无力支付和购买新住房的居民，要给予贷款优惠。在土地补偿方面，要上调农村土地的征用价格，避免因土地征用双轨制而使得征地价格同出让价格之间差距明显，要实现资源共享，让迁移后的农民也享受土地级差收益中的一杯羹。其次，要对居民积极开展就业培训工作。政府部门应根据现有规划计划及产业需求，兴建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推进就业的公平性，兴建人力资源免费培训基地，提高群众的就业水平。积极发展三大产业尤其是服务业，帮助因规划中的劳动力人口顺利就业；大力发展集体经济，提高转化群体的生产、生活和受教育水平。同时，要优先安置转化后居民的工作，给予他们公平的薪资及福利待遇。再者，增加福利投资。针对转化后的居民，要建立和落实医疗、教育等保障体系。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本文主要对我国城镇化进程中城乡规划的有关问题进行分析，目前，我国处于城镇化加速期，城乡规划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作用及地位将日益突出。但是各种社会问题、矛盾也随之出现，给政府及有关部门的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因此，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规划工作必须以国情、区情为基础，创新城乡规划体制，完善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督机制，这样才能推动城镇化健康运行。
参考文献
一、导论
土地是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资源，合理安排土地事关我国经济的平稳发展，我国的土地流转经过了由划拨向有偿转让的转变，目的是适应社会发展，提高土地的使用效率，通过市场来妥善措配土地资源，由于我国特有的土地产权制度，受让方只拥有土地一定年限的使用权，这使得土地成为政府手中掌握的最大规模的国有资产。客观上，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后呈现加速态势，城镇化以及伴随的工业化是大势所趋，人口总数在增加，且向城市集中。
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0年我国城镇人口数仅为45 906万人，到2012年底城镇人口数达到了71182万人，使土地需求不断增加，原国有厂房、城市中的平房乃至于城市扩建过程中毗邻城市的耕地，均被开发，随土地流转而产生大量的土地出让金。以最近十年为例，根据国土资源部公布的数据，全国土地出让总收入由2004年的6412.18亿元，增长到2013年的4.1万亿元，即自2004年至2013年的十年间，土地出让金规模增加了539.4%，剔除十年间平均5%左右的通货膨胀率①，即十年复合增长率162.89%后，其实际增长量仍然惊人。
二、研究现状
（一）全国土地出让收入情况
据我国财政部2010年公布的《全国土地出让收支基本情况》，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收入为14239.7亿元，比上年增长43.2%。分地区看，全国土地出让收入约三分之二来自沿海省份。
表1 2009年至2013年全国土地供应情况②
由表1可以看出，我国土地供应的数量在2009年至2012年缓慢增长，在2013年显著减少。说明我国对土地出让的管理更加严格，并规范土地出让。
2009年，从土地出让收入中计提的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440.63亿元;计提的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143亿元;市县人民政府缴纳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923.11亿元（其中，上缴中央财政274.94亿元，上缴省级财政648.17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12732.96亿元。
（二）全国土地出让支出情况
2009年，全国土地出让支出总额为12327.1亿元。全国土地出让收支结余1912.6亿元，按规定结转下年继续使用。全国土地出让支出结构如下（参见图1、表1）。
根据以下数据，全国征地和拆迁补偿支出占土地出让金支出总额比例较高，说明被征地城乡居民平均得到了比较高的补偿。而农地开发支出占比0.87%、农村基础建设支出占比3.51%，说明农业用地占土地总量较高，从而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入也较高。
图1 2009年我国土地出让情况
表2 我国土地出让金使用项目
三、土地出让金现存的问题
土地出让与城镇化相伴，这一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大笔资金用于公共设施建设，根据有关新闻报道，北京2013年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支出1785.7亿元，其资金主要投向交通运输和公共服务业;上海城市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则支出1043.31亿元;经济总量位居全国第四的深圳，城市建设已经相对成熟，新建投资较少，2013年城市更新改造投资仅358.34亿元。
当下政府承担巨额债务就是源于地方融资平台为地方建设投资，而现实情况中地方债务的清偿也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合理分配土地出让金涉及以下问题：
（一）财政安全问题
由于土地出让金是有限的，而且受中央政策调控的房地产市场、外资影响，使得地方政府相关部门难以形成有效预期，如何安排如此巨额的、且非常态化的巨额收入，有一定风险，这种风险在房价持续上涨阶段还不会暴露出来，但一旦上升速度放缓就会爆发，很难应对。
（二）影响地方经济稳定发展
土地出让金妥善安排涉及地方经济稳定和经济结构发展。 土地流转确实加快了城镇化的速度，适应了中国的居住用地和工业用地的需求，促进了方经济发展。但是，这是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第一步，随之而来的是被征地农民必须改变生存环境与生存方式，有些地区“造城”过快，配套工作不到位就会产生问题。
对于经济结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早期，建筑业相关的行业会高速发展，以适应持续增长的需求。这一阶段地方政府将土地出让收入短期内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可以形成良性循环，这既可以解决失地劳动人口的就业问题，还可以增加国民收入。但这一过程将要完成，即基础设施基本建成，需求逐渐减少时，就必须面对经济结构改革的问题――产能过剩。
四、对策建议
（一）政府加强管理
土地出让金专款专用，避免代际分配不公平是目前研究学者的共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设立相关基金并由国库进行系统收支管理，是现阶段比较有效的办法，地方政府如果能够将土地出让收入和支出也能够细化到该政府性基金项目的收支管理水平，通过房地产获得收入再投入到城市建设中去，做到专款专用，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来源问题，那么土地出让收支将会极大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减少现阶段由于管理不到位而造成的各种寻租腐败的案例。
（二）用途合理规划
1.核销政府负债，抵补财政收入不足。根据国家税务总局网站公布的数据，2010年全国税收收入达7.7万亿元，而根据国家财政部公布的2010年全国财政决算数据，2010年土地出让金达30 108.93亿元，超过总税收的三分之一。土地出让收入在现阶段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重要的资金来源，发展的问题要靠发展来解决，根据目前实行的分税制，地方政府用财政收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资金来源不足，工业化和城市化是大势所趋，地方政府绞尽脑汁筹集资金，吸引投资，大部分都会从土地出让上来解决，通过出让土地使用权来筹集资金是各个地方政府主要的工作重心。
2.由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支出向服务业支出转化。城镇化需要政府政策与资金的双支持。在城镇化过程中，除土地的城镇化之外，还要完成人的城镇化，政府需要引导刚刚完成身份转换的农民适应市民的生活，同时使他们有一定的生存技能，农民工进城的确需要居者有其屋，但是软环境也要有相应配套，比如城市的再教育体系，需要有更多的优惠的政策进行扶持，来这个过程，成人教育及继续教育可以帮助新的城镇人口适应城镇化过程，根据相关数据，至2011年为止，第三产业法人单位数所占比重达到67.9%，而第三产业将就业人数所占比重达到35.7%，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土地出让金支出结构势必要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主导，向服务业发展主导转移，因而部分经济较为发达，城市建设较为完善的地区，应增加教育投入等提高人口素质、培训职业技能的支出，以促进服务业发展，促进城镇化进程。
3.建立长效机制。伴随城镇化的过程，城市扩张过程中涉及到的既有土地城镇化的问题还有“人的城镇化”的问题，我国城镇化的过程是相当复杂的，作为村集体整体中的农民，市民化较为便宜，因为在我国农村有村民委员会，因此城中村和居村的村民市民化，可以有比较系统、完善的组织，但是城市郊区和农民工的市民化就比较松散，即往往不能够以一个整体的形式向城市过渡，在组织上就会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从个体角度讲缺少归属感，从社会和政府角度讲，对这部分的人口缺少相应的关注和帮扶手段，他们较为分散，由于我国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农村与城市之间有较大环境差异，使得分散入城农民工能够更快适应城市的生活，可以从土地出让金中列支一部分专门用于相关支出，包括相关人员的工资，这些人员既可以是接收城市单独设立相关部门进行统一管理，也可以是农民工本来的村落派出相关人员进行联系与关注，目前这一职能主要是通过亲戚关系来完成的，这限制了城镇化的速度，这并不是一笔多么大的收入，但是对于“失地农民”或是打工者却是相当必要的措施。
注释
{1}数据：根据CPI3%左右，以及较之略高的PPI、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粗略估算。
②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参考文献
[1]伍振军，张云华，孔祥志.宅基地置换增值收益分配――基于J市的案例研究[J].江汉论坛，2010（09）：11-16.
[2]李露.土地出让方式对地方财政影响的实证分析[D].浙江工商大学，2011.
中图分类号：F301.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4年12月15日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由于地方政府的征地行为造成了大量的失地农民。这些失地农民游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影响了国家发展与社会稳定。本文首先从规范法律制度方面确立农民在农村土地上的合法权益，然后探求新型的征地模式。
一、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法律制度，切实保障农民合法收益
（一）农村土地产权权利界定模糊。农村土地在承担城市保障的同时也承担着农民生活保障的任务，不仅如此还是部分城市开发建设的资金来源。我国关于征地的法律规定主要是《宪法》、《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条款中均规定除过城市土地与在农村的国营农场属国家所有的外，其余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宪法》规定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四项权利，而《土地管理法》规定禁止农用地转非农用地，农用地流转只限于农业用途。农业用地不得参与城市房地产建设，将农业用地转为农村建设用地需要经过审批。农民行使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内容在法律上自相矛盾。笔者认为，问题的关键是“公共权利”的概念界定不清，建议在相关下位法修订时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与界限，以便于合法的区分哪些是公益性事业用地、哪些是经营性商业用地，严把征地审批手续。
（二）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缺位，虚位所有权不具有排他性。现行法律规定集体土地属于全体村民所有，但同时规定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利主体包括三类：一是村农民集体；二是村内农业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民集体；三是乡（镇）农民集体。权利主体多元化导致权利主体缺位，致使村委会或地方政府代行集体土地所有权，是引发农地非法征用、侵害农民利益事件的根源之一。笔者认为，应在法律高度具体化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权利主体。
（三）土地流转制度不完善，农地承包经营权不完整。目前，我国农民在在土地承包经营权上所享有的权利并不完整，仅有耕作权，部分作物受益权以及受限制的处分权。农民并没有农转非农的转让的权利以及将农地用于除农业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的权利、无租赁权。实践中农地承包经营权被严格的限制，只准许以从事农业为用地目流转农地，农转非农尤其是转变为建设用地的行政管理审批制度非常严格。笔者认为，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内涵，使该项使用权囊括转让、转租、入股、抵押、收益等多项权利。将权利主体、全力施行范围、权力实行对象，以及违反规定的相关责任人的处罚方式等都要列明。
二、构建新型的农地征用模式
（一）构建“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的征用模式。主体农地征用的利益相关方有3个：政府有关部门、村民集体、开发商。
1、政府有关部门主导城市建设，是农地征用的主导力量。在二级市场中，政府与开发商在工程项目投资上有相同的经济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相互矛盾又相互促进，一旦两种利益失衡，社会利益就会流向经济利益。在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地位之后，就在法律层面认可且保障了农民合理且合法的社会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在政府主导之下达到了一种平衡状态。
2、由村民委员会代表农民集体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与农地承包经营权，并且由村民委员会出面与开发商和政府部门商讨农地开发面积与开发强度。
3、开发商主要指房地产开发商。开发商提供开发方案与并垫资部分项目，在政府有关部门的领导之下与村民委员会商讨具体的合作细则。
（二）征地模式的运行管理机制。在法律明确农地产权主体地位的基础上，依托“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村委会+城市开发建设小组――开发商”的征地模式主体，以投入资金与行政控制、征地补偿费用控制、项目进程控制为驱动力，形成适应新环境的征地“三控”驱动管理模式。
（三）征地“三控”驱动管理模式内涵
1、项目进程控制。在城市开发小组的行政主导之下，由村民委员会与开发商确立项目进度责任制。由三方代办机构签订项目进度责任协议，确定交地和开工建设的最后期限，并明确在协调工作中的各自责任和义务。
2、投入资金与行政控制。在确立项目后，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与开发商共同投入资金启动项目。在施工阶段，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负责监督财务与工程质量，由开发商具体负责项目进度。社工完毕后进入盈利阶段，该阶段由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与开发商分享项目带来的经济利益。
3、征地补偿费用控制。维护征地模式良性运作的关键管理控制机制。城镇开发建设小组把开发项目所获利润的一定比例作为征地补偿款拨予村民委员会。这里的征地补偿费用既要包括被征地农户农作物收成的损失，也要包括土地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增值部分。既要保障农户的生活水平不变，也要考虑到农户失地后再就业以及重新融入社会的成本。于是在城镇开发建设小组主导下，实现了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
长期有效运行的征地模式必须建立在明确的农村集体所有权与合理的农地流转制度的基础之上，而这些制度必须体现在法律中。政府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起着主导性作用，不仅应承担起经济全面发展的任务，而且应承担起在全社会公平分配经济红利的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