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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指标赋权的方法———基于信息熵修正AHP的组合赋权法
课题组成员卜华白在其博士论文中运用了这种指标赋权的方法，该方法属于组合赋权法，是一种将主观赋权（AHB）和客观赋权（Entropy）结合的方法，其基本思想是：先利用AHP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然后，再利用Entropy方法对AHP的主观赋权进行调整，这样就更能保证赋权值的科学性。赋权值的科学性也就使得本研究结果更具有说服力。2．1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主观赋权运用AHP法初定指标权重有很多的具体方法，本文采用最优目标约束之下的AHP权向量解法算出各指标的权重。由于问题的复杂性和人类比较判断能力的有限性，因此，判断矩阵一般不能完全满足一致性要求，如是，不管是近似解法，还是特征根法，其权重的计算结果都难以与“客观存在”的“真权”相吻合，在本质上是一个统计估计问题，因此，判断矩阵中的元素aij的相对权重不总是等于wi／wj，依据这一情况，有文献利用最小平方法，得出了三种相对权重计算的“最优解法”即：LLSM法、LSM法则和LOM法求解权数wi，从这三种最优解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定义不同的目标函数，最优权值也就不同。因此，在具体的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过程中，应依据对评价精度的实际要求，给“合理”的目标函数，只有这样，才可求得最为合适的“最优权重”。2．2运用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最终确定指标权重熵（Entropy）的概念来源于物理中的热学，是统计物理中用来量度分子运动无序程度的变量，ClaudeEShanon在1948年将其引入信息论中，作为系统不确定性（无序程度）的度量，一个系统有序程度越高则信息熵越小（反之亦然），熵权法也是一种信息量权数方法，是客观赋权法中较为常用的方法［9］。信息熵赋权法修正AHP主观赋权主要分为三步：第一步对评价矩阵进行归一化处理，计算指标j的熵值ej；第二步计算指标j的差异性因数gj，确定指标权重；第三步修正权重，通过以上步骤修正之后，得到的新权重更有效。本文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具体研究区域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方法及治理对策。
3实证评价———以衡阳市铅锌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为例
设U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综合因素集，V代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表评价集，A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因素权重集，A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二层次因素权重集，R代表全体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Rn（n＝1，2，3，…）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单因素评判模糊矩阵，B代表产业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水平评价的第一层次模糊综合评价集。
作者：刘广兵 刘伟京 李小路 徐明 单位：江苏省环境科学研究院
工业生产的水资源消耗和污水排放对生态环境造成较大压力，工业经济仍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黑色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金属制品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和纺织业等传统的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产值分别排在第4，5，6，7位，4个行业工业产值占一级保护区工业总产值的25.0%。一级保护区内产值最高的前100个企业中，37%属于高污染、高消耗行业。一级保护区内有纺织企业637家，占企业总数的6.5%，但纺织行业COD排放量居各行业之首，占排放总量的37.21%。无锡市区、宜兴市和吴江市主要工业污染源均为纺织业，纺织业COD排放量分别占各地工业排放总量的29.5%，54.7%和83.1%。一级保护区工业经济还没有从根本上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3）外来人口多，人口密度大一级保护区人口为207.7万人，陆域范围平均人口密度约为1600人/km2，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748人/km2，2008年）的2.14倍。一级保护区内有6个工业园区，产业定位包含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行业，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区域人口的聚集，外来人口占一级保护区人口总数的33.6%。其中吴江市外来人口比重最大，达到45.1%，其次是无锡市区，外来人口占39.0%，2地区外来人口所占比重均在一级保护区平均水平以上，一级保护区人口及外来人口分布见图1。外来人口的大量聚集虽然推动了经济快速发展，但给环境造成了一定的压力。污染物排放强度大根据统计，太湖一级保护区COD排放量为17816t/a、氨氮排放量为1781t/a、总磷排放量为346t/a、总氮排放量为3424t/a。一级保护区面积占整个太湖流域的3.7％，COD、氨氮、总氮、总磷排放量分别占流域总量的3.1％，2.8％，3.5％，6.0％。一级保护区工业用水66.58万t/km2（江苏省为3.44万t/km2），工业废水排放量3.13万t/km2（江苏省为2.53万t/km2），生活污水排放量6.62万t/km2（江苏省为2.71万t/km2）。可见，一级保护区污染物排放水平接近太湖流域整体水平，总磷排放强度甚至超过了整个流域；用水及排水强度已超过全省平均水平，污染物的高强度排放和水资源的高消耗对太湖生态环境产生直接影响。
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一级保护区内凡新建工业企业（项目）必须进入通过环境影响评价的开发区，改、扩建项目必须符合国家和省地方政策法规且在经过有权部门的严格审批后方可施行。一级保护区内的开发区数量及规模维持现状水平，近5年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开发区。新建居民点必须在城镇总体规划区内，近5年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划区维持现状水平，不再批准新建和扩区的城镇总体规划[5]。调整工业结构（1）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一级保护区范围内严禁新建、改（扩）建包括纺织染整、化工、电镀、造纸、钢铁和食品（啤酒、味精）等重污染行业的项目。对区域内164家六大重污染行业企业实施提标改造，按照清洁生产二级标准重新核发排污许可证，达不到排污许可证要求的一律依法关闭。区域内尚没有接管的重污染企业必须接管。按照《关于切实做好企业搬迁过程中环境污染防治工作的通知》（环办（2004）47号）要求，对产生危险废物的搬迁单位必须按照要求制定土壤功能修复实施方案。（2）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发挥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能力，积极发展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采取关停、转移、转型和转化等方式，通过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依法推进的工作机制，坚决限制和淘汰高能耗、高物耗、高危险、低效益的企业、生产工艺和产品，提高整个区域产业资源的集约化程度[6-7]。大力发展“低消耗、低排放、高科技、高产出”产业，加快形成节约、环保、高效的产业体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产业结构向“三、二、一”的转变，加快形成区域内服务内容丰富、服务对象配套、服务功能协调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制定行业规划和完善市场机制，促进以生活服务为主体的传统第三产业改造、提升、转型，大力发展以现代物流、金融服务、生态旅游、科技服务、信息服务、咨询服务、国际服务外包等为重点的生产业，逐步形成一级保护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新格局，创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新模式。优化城乡布局，调整人口结构（1）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控制外来人口增长限制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处于低端的高消耗、高污染劳动密集型企业进行科技改造，提高技术含量，淘汰旧产品，培训提高工人技能，尽可能地减少用工人员。（2）限制一级保护区内城镇规模优化太湖一级保护区城乡布局，发展紧凑型都市圈，科学合理地限制城镇用地规模，不得扩大城市规划区范围，城市规划区以外不得新建住宅小区，严格控制建设用地面积。
通过对太湖一级保护区进行调研，得到了以下的结论。（1）一级保护区土地开发强度为17.2%，已超过苏中苏北地区，并直逼苏州市开发平均水平，高强度的土地开发必将带来高强度的污染物排放。今后一段时间内必须限制城镇发展规模，并严格控制居民点工矿用地规模。（2）一级保护区产业积聚度高，企业密度是江苏省企业密度的4.2倍，且未摆脱高污染、高消耗的发展模式。必须加快工业结构调整，清理整顿重污染企业，提高产业集约化水平，鼓励发展第三产业。（3）一级保护区人口密度大，是江苏省平均人口密度的2.14倍；外来人口多，占总人口的比例达33.6%，加剧了一级保护区的环境压力。必须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控制外来人口增长。
湿地是地球上广泛分布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由于其生态结构的复杂性和生态功能的多样化，它支承着独具特色的物种和较高的自然生产力，为人类生活和社会生产提供极为丰富的自然资源。对湿地价值的认识首先是从水禽栖息地开始的。由于其本身的脆弱性和人类干扰的强劲，其面积和生态功能都在下降。因而，湿地的保护引起普遍的关注，湿地便成为唯一有其国际性保护公约（Ramsarconservation）的生态系统。
生态学所强调的“整体性”原则，使得保护学家从珍稀、濒危水禽的个体生态和种群生态水平上将视野拓宽生态系统的水平上，重视水禽栖息地的保护和湿地生态系统的综合研究。湿地物种减少和致危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是湿地大面积损和生境破碎化。造成这种恶果的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如气候变干）外，更主要的是人类的强度干扰。现在，湿地那些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价值都得到广泛的注意。随着对这类生态系统的呼声日渐提高，对湿地的生态系统水平的研究也逐渐加强。
1．湿地的生态性质
湿地是一种多类型、多层次的复杂的生态系统。任何特定类型的湿地在一定区域范围内都占有一定生态位，这个生态位来自于水文、气候、基底沉积物、地形和生物过程相互作用的环境复合体，以此支撑着一个特定生产力水平下的某些物种的生存和繁衍（J.G.Gosselink&R.ETurner1978）。湿地生态系统有别于其他类型生态系统的突出标志和最根本的成因是其水分的盈余。水文过程是主宰湿地生态系统运行机制的最重要的因子，其动力条件决定着湿地的基质或沉积物类型及其空间分布规律，其深度和水质决定着湿地的植被类型和群落结构。因此，湿地的生态性质的所有体现皆与其水文特征密切相关。
1.1水陆过渡性
水陆过渡性是湿地最重要的生态特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1.1空间分布上：许多湿地是处于水体和陆地之间的过渡带上，如滨海盐沼、红树林、湖滨滩地等，“由于液相物质和固相物质的相互作用，出现了一个既不同于水体也不同于土体的生态交错带”（牛文元1990）。这类湿地的水文过程往往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波动的特点，水化学性质或水量呈规律性的交替。
1.1.2生态性质上：由于地表长期处于水淹状态，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水-沉积物（土壤）界面，它在湿地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过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其主要特点是：界面发生的所有反应都是在一定水深和缺氧条件下，而且都是在有机质和微生物细菌的间接或直接参与下进行的反应（吴丰昌1996）这些界面反应深刻地作用于湿地生态系统的各个组分和过程，使其具有与陆地和水体都不相同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缺氧和多水和由此而产生的毒素。湿地生物对此种生境条件表现出极强的适应能力。其适应机制有的忍耐，有的是调节。由于湿地的水文状况，包括水周期、水量、水化学性质等方面在不同类型的湿地中有不同的差异，因而其生物的适应性呈现明显的多样化。
1.2系统脆弱性
湿地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水源的稳定性。水文条件能直接改变湿地的物理化学性质，进而影响到物种组成和丰度、第一性生产力、有机物质的积累和营养循环（刘厚田1996）。水导致独特的植物组成，但限制或增加种的丰度。静水湿地或连续深水湿地的生产力都很低。通常有高能量的水流，或有脉冲性水周期的湿地生产力最高。在积水覆盖的条件下，其基质长期处于还原状态，限制了微生物的数量和活性，较高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有机物质便以泥炭的形式积累储存起来。土壤-水界面的交互作用，使湿地土壤以还原性质为主的同时，在其表层有一薄氧化层，承担着湿地物质的化学转化和营养循环，构成湿地生态过程的重要一环。可见，湿地生态系统的一切生态过程都是以固定的水文为基础的，正是由于其系统结构对水文条件的依赖性，湿地生态系统才湿得如此脆弱，以致于一旦失去水，其系统面貌便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不同类型的湿地的脆弱性有所差异，高水能湿地中由于有机质积累很少，只要其水源被截断，其生态系统类型就迅速转变；如果水源恢复，系统就会基本恢复到原来的状态。如吉林省西部向海附近的芦苇湿地，在干旱年份没有水源的情况下，形成大片的碱蓬群落，而在丰水年份，地面被积水覆盖后，芦苇群落便得以迅速恢复。而低水能的湿地，由于具有保水性能的泥炭层的存在，可以对气候的干湿变化在系统内部进行调节，其生态敏感性则相对较低；除此之外，泥炭沼泽对阈限内的排水亦有较强的恢复能力。
1.3功能多样性
湿地的水陆过渡性使环境要素湿地中的耦合和交汇作用复杂化，它对自然环境的反馈作用是多方面的。总的来说，湿地的功能可分为两个方面，即自然功能和社会功能。
1.3.1自然功能：主要体现在物质循环、生物多样性维护、水量平衡、气候调节等方面。湿地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特殊性是有机质和许多元素从生物循环不断进入地质循环，这在沼泽生态系统中最为突出。这对温室气体的增加使全球变暖的情况下就显得尤为重要。湿地是地球上可以将CO2固定于地层之中的为数极少的生态系统之一，尽管它们向大气中释放一定量的甲烷等温室气体，但对于大气中碳的固定总量是显而易见的。湿地的生物功能主要体现在生物多样性维护方面。由于其水陆过渡性，为众多的生物提供了栖息和繁殖的场所。湿地的独特环境使得其拥有独特的生物类群。猪笼草、毛膏菜、狸藻等食虫植物是沼泽生态系统中所特有的植物种；丹顶鹤、天鹅、大鸨等珍稀濒危水禽无法脱离湿地环境。湿地对水量平衡方面的贡献是其他生态系统所不能替代的，由于湿地具有较强的蓄水能力，对河川径流具有较强的调节作用。湿地的丧失会引起相邻地区的地下水位的下降、湖泊和河流淤浅、地表切割加强。对气候的调节作用除体现在温室气体方面以外，湿地对温度和降水等方面的直接作用更为明显，这种功能在干旱地区尤为突出。
1.3.2社会功能：主要体现在资源、休闲旅游和环境演变信息等方面。由于其自然资源的丰富，湿地成为许多地区农、牧、渔业和重要基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最基础的条件，这也正是世界古代文明发祥地主要集中在大河流域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恰恰因为如此，自有人类文明开始，湿地就受到人类活动的干扰而且逐渐加强。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湿地面积的逐渐减少，湿地的旅游价值越来越显著，许多湿地具有旖旎的风光和独特的动物类群。在稳定的积水环境中，有机质和水中携带的颗粒物质沉积下来，形成多种类型的沉积物。在沉积过程中，周围环境的变化必然在沉积物中打下坚实的烙印，因而沉积物成为具有标志意义的信息载体，特别是泥炭，其积累速率较快，全球平均年积累速率达1mm/a，因此以厚层泥炭作为信息载体来研究过去环境变化具有高分辨率的特点。
1.4结构复杂性
湿地生态系统的生产者主要有湿生、沼生和水生植物，生活型多种多样。从外部形态来看，有一年生或多年生细弱小草，如苔草，有高大的草本植物，如芦苇、香蒲，有的是矮小的灌木，如细叶杜香、甸杜，有的是高大的乔木，如落叶松、水松等。湿地植物群落丰富多彩，因逆境条件和植物的适应性而异。包括浮游植物、浮水植物、沉水植物、挺水植物、灌木乃至森林。优势植物往往是湿地类型辨识的主要标志，所以常以植物群落来命名，如芦苇沼泽，小叶樟沼泽、苔草沼泽、红树林沼泽等。湿地植被具有沿水文或地形特征梯度变化的分带特点，无论是高位泥炭沼泽还是滨海或湖滨湿地，这一特点都是非常鲜明的。
湿地生态系统的消费者种类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无脊椎动物主要有蠓、蚊等昆虫，许多种类在其成为成虫之后为草食性。许多昆虫在幼虫阶段栖于水底，成为鱼、蛙、和潜鸟的食物。鸟类，特别是水禽常常构成湿地的重要景观特征，几乎所有的湿地都能为水禽提供丰富的食物和多种多样的繁殖和停歇的栖息地，这些水禽中既有草食性的也有肉食性的，构成湿地生态系统食物链的重要环节。无论是淡水的还是咸水的亦或是半咸水的湿地，都支持着丰富的鱼、虾、蚌等水生动物。
对滋生于湿地水下的微小动物的种类和数量还知之甚少，但它们往往却是湿地中重要的分解者。在湿地中线虫和线蚓虫等微体小分解者比大型分解者的作用更加明显。对湿地生态系统来说，分解者亚系统显得尤为重要。湿地的缺氧环境使其中的微生物和土壤动物类群和数量大大减少，沼泽植物又多含有较多的纤维，所以有相当大比例的生物量得不到充分的分解，在静水条件下，有机质输出量很小，因而植物残体积累形成泥炭。
2．湿地定义的议论
尽管对世界上的各类湿地的研究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但迄今为止，国际上对湿地尚没有统一的定义。从不同学科角度和区域特点出发而提出的定义形形，争论焦点在于如何限定湿地的水深。《湿地公约》把浅海湿地的水深界限定为6m，有的学者把湖泊湿地的水深限定为2m（佟凤勤等1995），但没有给出这些限定的科学依据。实际上水陆过渡区域的空间尺度是模糊的，并且随时间和空间而变化，难于把握一个同一的标准，因此任何明确的数据指标都显得过于机械。美国的米茨（W.J.Mitsch）等在其著作《Wetlands》（1993）中对形形的定义给予客观的评价。著名对鱼类和野生生物署的定义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但这个定义突出地强调了湿地是水体和陆地之间的空间过渡性，却忽略了其生态性质上的过渡性，因而就把湿地的概念仅仅限定在水体的沿岸带，排除了非邻近水体的湿地，如欧洲大陆西岸的高度湿润地区的披盖式沼泽（Blanketbog）等。工程兵部队的定义由于强调湿地植被特征，易于在法律和管理方面的实际应用。加拿大的定义更加强调湿地的水文和土壤特征，对植被特征没有足够的重视。
除上述以外，英国的湿地定义代表着欧洲的普遍观点。E.Maltby(1986)在其著作《Waterloggedwealth》中阐述：“湿地是水支配其形成、控制其过程和特征的生态系统的集合，即在足够长的时间内足够湿润使得具有特殊适应性的植物或其他生物体发育的地方”。显然他所重视的是湿地的成因的主导因子--水文因素，而对土壤和植被条件则是轻描淡写。
就《湿地公约》湿地定义而言，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是科学的定义，因为它只是枚举了湿地的外延，并没有对湿地的本质属性予以论述。
分析湿地的自然生态结构和性质，不难看出，水是湿地形成的最根本的原因，也是其生态过程的主要控制因子，而还原性的水成土壤和湿生或水生植被是其水文生态过程的必然结果。因此，湿地的定义应做如下陈述：“湿地是指一类在生态性质上介于水生和陆地生态系统之间，由于常年或周期性的水分潴积或过度湿润，造成基底的嫌气性条件，维持绿色高等水生或湿生植物群落长期赋存的土地。”这样定义就使湿地的概念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据此，无需通过人为限定水域的深度来确定水体的湿地部分，只要是绿色高等植物生长的范围即可划为湿地的范畴之内。其主要依据是：（1）湿地相对较高的生物生产力主要体现在高等植物群落的生产力上；（2）在作为水禽为代表的濒危珍稀物种的栖息地意义方面，高等植物同时为动物提供着丰富的食物来源、良好的隐蔽场所和必要的筑巢材料；（3）湿地的一些生态环境功能是通过其中的高等植物来实现的，如净化污水主要依靠植物对重金属离子的吸收；（4）所谓植物对湿生和水生环境的特殊适应主要表现在一些高等植物的生理结构上。因此，水域湿地的边界限定可以依据高等沉水和挺水植物的分布范围来确定，不必机构地圈定一个具体的水深指标。
3．湿地分类问题
湿地的分类是湿地研究的基础，由于学科领域和目标的不同，学者们提出了形形的分类系统。其中对某一湿地类型的有欧洲的泥炭地分类（MooreandBellamy1974），美国鱼类和野生生物署“湿地和深水栖息地分类”，中国的泥炭沼泽分类（柴岫1990；郎惠卿1983），沼泽分类（牛焕光等1985），美国东北部冰川遗迹区的淡水湿地分类（GoletandLarson1974），美国冰川高原草原地区的天然池塘与湖泊分类（ShawandFredine1956），佛罗里达森林湿地分类（Wharton1976）等，这些分类虽是类型或区域等级上的，但对湿地的系统分类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而且对其目标也是极为实用的。
英文针对各种不同的沼泽类湿地皆有不同的术语，汉语中却没有对等的固定词汇译之，为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带来诸多不便，为此有必要对这些类型概念加以明确分并赋予固定的译法。Marsh是指基底为水成矿质土壤，生长挺水草本植被的沼泽，以"草本沼泽"译之为宜。swamp是指以乔木或灌木为建群植物的沼泽，无论基底是否积累泥炭，都可以“木本沼泽”译之，然而欧洲习惯上仍把芦苇沼泽称为reedswamp，为特殊情况。Mire是泛指有泥炭积累的所有生态系统，即"泥炭沼泽"。Fen是指接受周围地下水补给，有泥炭积累，并以草本或藓类植物为优势的沼泽，应译为“泉生（泥炭）沼泽”。bog是指主要接受降水补给并生长适于酸性环境的藓类，特别是泥炭藓为优势的高位沼泽，应译为“藓类（泥炭）沼泽”moor是泥炭地(peatland)的同义词，highmoor指中央隆起的高位泥炭沼泽，而lowmoor是指发育在盆地里，中央低洼的低位沼泽。Muskeg是指分布在加拿大和阿拉斯加半岛的大片的泥炭沼泽。
由于湿地生态条件的区域差异性、空间分布的广泛性和生态过程的多变性，不难理解，湿地的科学分类要求一套完整严密的分类依据和分类系统。要在不同的层次上区分那些具有均质性特征的生态单位，根据其生态结构和功能的相似和差异性进行科学的分类，以便于在不同的空间尺度上进行湿地编目与制图，为研究和管理湿地提供科学依据。
湿地可以根据人类是否参与湿地的生态过程分为两大类群：即自然湿地和人工湿地。由于其运行机制不同，所以其较低等级的划分依据可以是不同的。
在自然湿地群中，湿地的水文特征应是湿地分类的最重要的依据。而在水文诸要素中，水质决定着湿地总的生态系统，因而第二级划分可以水质类型为依据，以“族”为单位。分为咸水族，淡水族和半咸水。水的来源是湿地起源和发生类型的重要指示因子，以此作为第三级划分依据，以“系”为单位，分为河成系，湖成系，泉成系，海成系和雨成系。湿地的基底特征响应于水文状况并影响植物生长状况和植被类型，将此作第四级划分依据，以“类”为单位，分为泥质类，沙砾质类和泥炭类。湿地的植被特征是其生态性质和结构最直接的反映，植物的生活型是环境的综合体现，以此作为第五级分类依据，以“型”为单位，分为沉水型，浮水型，挺水型，草本型，灌木型和乔木型。还可以根据植物群落的优势种或建群种来划分第六级单位，在此不予赘述。
人工湿地可以据其支持的产业类型进行第三级划分（系），即种植业系和养殖业系。把其产品类型作为第四级划分的依据（类），即种植业系可分为经济作物类和粮食作物类；养殖业系可分为鸟兽类和水产类。
中国的湿地分类
根据中国的湿地现状以及《湿地公约》分类系统，初步确定了全国湿地分类框架，共分为5大类28个类型。各湿地类型及其划分标准如下：
沼泽湿地
1藓类沼泽：以藓类植物为主，盖度100%的泥炭沼泽。
2草本沼泽：植被盖度≥30％、以草本植物为主的沼泽。
3沼泽化草甸：包括分布在平原地区的沼泽化草甸以及高山和高原地区具有高寒性质的沼泽化草甸、冻原池塘、融雪形成的临时水域。
4灌丛沼泽：以灌木为主的沼泽，植被盖度≥30％。
5森林沼泽：有明显主干、高于6m、郁闭度≥0.2的木本植物群落沼泽。
6内陆盐沼：分布于我国北方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的盐沼。由一年生和多年生盐生植物群落组成，水含盐量达0.6％以上，植被盖度≥30％。
7地热湿地：由温泉水补给的沼泽湿地。
8淡水泉或绿洲湿地。
湖泊湿地
1永久性淡水湖：常年积水的海岸带范围以外的淡水湖泊。
2季节性淡水湖：季节性或临时性的泛洪平原湖。
3永久性咸水湖：常年积水的咸水湖。
4季节性咸水湖：季节性或临时性积水的咸水湖。
河流湿地
1永久性河流：仅包括河床，同时也包括河流中面积小于100hm2的水库（塘）。
2季节性或间歇性河流。
3泛洪平原湿地：河水泛滥淹没（以多年平均洪水位为准）的河流两岸地势平坦地区，包括河滩、泛滥的河谷、季节性泛滥的草地。
滨海湿地
1浅海水域：低潮时水深不超过6m的永久水域，植被盖度＜30％，包括海湾、海峡。
2潮下水生层：海洋低潮线以下，植被盖度≥30％，包括海草层、海洋草地。
3珊瑚礁：由珊瑚聚集生长而成的湿地。包括珊瑚岛及其有珊瑚生长的海域。
4岩石性海岸：底部基质75％以上是岩石，盖度＜30％的植被覆盖的硬质海岸，包括岩石性沿海岛屿、海岩峭壁。本次调查指低潮水线至浪花所及地带。
5潮间沙石海滩：潮间植被盖度＜30％，底质以砂、砾石为主。
6潮间淤泥海滩：植被盖度＜30％，底质以淤泥为主。
7潮间盐水沼泽：植被盖度≥30％的盐沼。
8红树林沼泽：以红树植物群落为主的潮间沼泽。
9海岸性咸水湖：海岸带范围内的咸水湖泊。
10海岸性淡水湖：海岸带范围内的淡水湖泊。
11河口水域：从近口段的潮区界（潮差为零）至口外海滨段的淡水舌锋缘之间的永久性水域。
12三角洲湿地：河口区由沙岛、沙洲、沙嘴等发育而成的低冲积平原。
人工湿地
1水产池塘：例如鱼、虾养殖池塘。
2水塘：包括农用池塘、储水池塘，一般面积小于8公顷。
3灌溉地：包括灌溉渠系和稻田。
4农用泛洪湿地：季节性泛滥的农用地，包括集约管理或放牧的草地。
5盐田：晒盐池、采盐场等。
6蓄水区：水库、拦河坝、堤坝形成的一般大于8公顷的储水区。
7采掘区：积水取土坑、采矿地。
生成教学是从哲学方面进行研究并且得以开发的，是过程思维模式取代实际思维模式的体现。《后现代课程》是美国著名学家多尔所著，书中提出：“课程本质是教学的一种形式并不是预先准备好的计划，课程中干扰因素的出现是转变教学方向的主要原因”。这一段文字中所指的干扰因素是指在课堂教学活动中经过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教学所产生的新问题、新目标，简单来说就是在课堂教学中出现了“节外生枝”的情况。从《后现代课程》作者多尔的思想来看，多尔要求人们通过教学过程来从新认识教学，推倒教学过程中的固定要素，从正面解释教学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对于整体教学过程的影响，并且把不确定因素加以利用。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是多尔最为看重的教学元素，多尔认为在教育过程中知识的学习只是学生的受教育过程，而课堂的动态生成则是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重要一步。不仅是多尔这么认为，我国的大多数教育学家都持相同的观点，并且保持比较高的境界。持有这种思想的学者认为，学生是有血有肉的生命体，他们富有想象、感情丰富，并且极具个性，看待他们的眼光是要有生命的高度，对于他们的课堂应该是具备动态生成的。所以说课堂教学不再是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事先准备好教学方案，在教学的时候机械、反复、枯燥地进行教学方案中的内容教学，而是需要根据实际的教学情况不断改进教学方案，在教学中观察学生在学习中的小细节，利用动态生成教学模式给予学生想要的知识。
二、高校思政课的现状是对动态生成课堂的呼唤
从我国各个高校近几年来思政课教学质量的调查报告来看，其中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的表现就是大部分学生对思政课都提不起兴趣，甚至还会出现厌烦的情绪。作者从本市几所高校的思政课教学报告获悉，喜爱学习思政课中知识的学生只有1%，感兴趣的有7%，感觉一般的占61%，不感兴趣的占22%，特别反感的占9%。从思政课实际教学情况来看，课堂上很多学生都在干与思政课不相关的事，如睡觉、玩手机、看其他书籍、交头接耳等，有一些学生甚至是不带任何思政课书籍就进入教室进行学习。学生学习思政知识的目的也不明确，作者询问了很多高校学生，有75%的学生认为学习思政知识只是为了考试不挂科，只有25%的学生学习思政知识是为了提升自身的道德思想水平。从上述的问题来看，造成问题的原因不可能只有一个，就课堂教学方面而言，教学方式单一，师生之间缺乏教学互动，导致学生在课堂上的学习兴趣不高涨，从而让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得不到保障。多年来高校的思政课都是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再加上历史原因和教师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教师在进行教学的时候通常都是在强调教师中心化和学术权威化，在给学生传授思政知识的时候通常采用“灌输”的方式，教学互动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教师通常都习惯于大面积、大容量的说教式教育，对于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教师很少会去调动。可能这种“灌输”式的教学模式在我国的某个时期是取得了良好的成绩，但是对于如今的高校学子，这种教学方式显得非常突兀。当代的高校学子喜欢在学习中探究未知的事物，思想开发、思维灵活是当代高校学子的思维表现，但是由于传统教学模式的存在，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严重的撞击，不仅晃动了教师手中的教学权威，也伤害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随着我国教学改革春风的到来，生成式教学作为一种新型教学方式出现在教师的视野中，这种教学模式强调的是教学过程中各要素之间的平等交流，争取教学知识的互动，其生成教学的核心理念就是师生之间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课堂生成教学就是在教学活动中全方位挖掘学生自身丰富的生活经历和学生对于个性化的理解，通过多方面的实际互动，对于教学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和突发事件要积极面对，争取将这些负面要素转化为教师的教学资源。大部分学生进入课堂接受教育的时候都不是空着脑袋的，在以往的学习和生活经历中，这些学生通常都会积累一些学术知识或者生活经验，当学生进行知识学习的时候会根据自己以往的学习经验创建属于自己的知识系统。抛弃了传统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不再是被动学习的人，而是主动获取知识的学习者。教师同样也不再是课堂的主宰者，而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合作者和促进者。在当前的教育环境下，构建动态生成课堂是教师的主要任务，在生成教学的过程当中关注课堂上的每一个小细节，及时地收集和记录，并且把这些小细节合理地生成教学资源，从而达到帮助学生学习的目的。
三、思政课生成动态课堂需要注意的地方
1.预设要精细
课前预设与动态生成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我国的传统思想是做什么事情之前都要提前预设，如果不预设那么这件事就做不好。教师在进行教学之前，要提前对所授知识进行预设，从而达到完美的教学目的，让课堂中不确定的因素沿着课堂周围运行。以上所述的教学预设不是单向的、死板的、严密的、独断的行为教学设计，而是多元的、敏捷的、动态的、科学的教学设计。教师应该在教学知识重点的时候，考虑到突然会出现的事件和相对应的教学策略，在教学预设的时候尽可能多准备几个不同的教学板块，根据实际教学需要应机改变教学策略。此外，在教学中还应该考虑教学的弹性，观察“粗”与“细”的搭配比例。课堂生成中的空间大小是需要教师控制的，如果答案单一，就是空间生成太小造成的，反之空间生成过大，答案就会漫无边际，所以该段落中所说的预设并不是指传统的预设。
2.重在宽容
教师如果在课堂上采用独断的方式进行管理，是不能使用动态生成教学的，只有民主自由的课堂环境才可以使用动态生成教学模式。在课堂教学中教师永远处于强势的一方，而学生在知识方面则处于弱势的一方，因此，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应该给予学生足够的宽容。教师应该用内心的热情去包容并且接受学生个性的、无知的、参差的情感和思想，然后把自身的这种热情源源不断地灌输到学生的心中，让学生在接受教学的时候感到安全和理解，从而让学生内心世界的大门向教师展开，向教师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只有动态生成教学才可以形成这种想象不到的教学情境。
3.有效对话
使用对话协作代替知识灌输。教师单向的灌输式教学是教师霸权的体现。对于未知的知识不管是学生还是教师，都应该采取一样的心理去面对，采用对话协作的教学过程，让学生可以感觉到自己才是课堂的主体，全面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有效的过程中不仅让知识得到了传输，还有效拉近了学生与教师之间的距离，让彼此不再感到陌生。
周秦时期又称为先秦时期，在学者们的描述中，它大致可包括有文字考证记载的夏、商、周三代和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为中国伦理文化奠定了基本的学术品格和价值态度。尽管那个时代人们的生态伦理观念已难以寻觅，但是这一时期所留下的传世文献中依然映衬出当时人们对待生态的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在能够反映这一时期人们道德生活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来学者对这些文献所做的各类注解，特别是已经出土并考释了的甲骨卜辞、青铜器铭文、各类帛书、竹书所记述的周秦时期的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中，我们就会发现这些宝贵遗产为我们考证当时的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料。
一、周秦时期的生态治理思想和政令法律
周秦时期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以及当时频繁发生的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统治者在生态治理上形成了特有的治理文化和方式。
（一）“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
周秦时期就有大禹治水的典故，典籍记载中反映了大禹治水充分发挥了水流就下的性质，充分利用了地势的便利，形成了“因”的智慧，这种智慧是中华民族的根源性智慧。“因”的普遍性表现在：其一，它广泛应用于各个方面，因物、因民、因礼、因地等；其二，它是一种思维方式，跨越各个学派，是各家共同的主张。基于“因”的普遍思维方式，周秦时期在生态伦理文化方面提出了以下观点。
“因天”“因天地之道”。“万世之国，必有万世之实，必因天地之道”（《管子》）。“天地之道”，就是天地万物运行的总体过程和规律，《礼记》中有“天地之道，寒暑不时则疾，风雨不节则饥”，老子也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要求人遵循自然规律。
“因时”。“因时”就是顺应时令的变化，是切人自然、与自然相适应的一种方式，同时，也是一种“因天道”的形式。“春采生，秋采菔，夏处阴，冬处阳”（《管子》），这些都是“因时”的观念。基于对天道运行和对动植物作用的认识，周秦时期的人们逐渐形成了“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中有“斧斤以时人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的内容，《荀子・王制》也有“山林泽梁，以时禁发而不税”的记载，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发了“取之有度”的思想。
（二）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
周秦时期“因”的生态治理思维方式和“以时禁发”的时禁思想，促进了当时统治者的生态保护制度的建立。无论是当时的周朝还是其后的春秋战国，各国君主在具体的国家治理过程中，都有明确的政令法规强调要按照“天地之道”实施相应的制度性措施。在周代专门设有保护鸟兽、山林、湖泽及产物的官员，如“野虞”“山虞”“泽虞”“水虞”“林衡”“川衡”等。《礼记・月令》中明确指出“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林不收”，“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行冬令，则草木蚤枯”，对每个月进行的保护树木和动物的活动都做了十分详尽的规定，并说明了违反禁令可能招致的后果。与此相近或相同的内容还出现在《吕氏春秋》《管子》《逸周书》中。根据目前我国的考古发现，湖北睡虎地出土的《秦律十八种》是目前已知的最早关于环境保护的法律，其中的《田律》里面列有非常详细的保护林木的条文，这部分内容是在继承《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的基础上，根据当时的自然状况和政治环境进一步完善的法律条文。
二、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点
周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状况和社会政治、文化精英们生态治理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生态保护的政令和法律形成了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内容和特征。
（一）“生生”的价值取向
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思想渊源于《周易》和《道德经》，作为中国儒家和道家两部最早的经典，生态伦理文化的价值取向分别被表述为“生生”和“自然”，《易传》提出“天地之大德日生”，这句话中的“天地”具有现代意义上的“自然”含义，而德是“天地”的性质，它反映了人类存在的原初状态或本真状态。《易传》又说“生生之谓易”，这里的“生生”则呈现出我们现在所讲的“生态”，它是宇宙过程的真实意义和深层本质，也是儒家所说的“天地之道”“天地之心”。这种“生生”的价值取向在道家那里则表述为“自然”，“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世界万事万物的发展演变都要遵循自然规律，不能被人任意支配。
（二）“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共同体
道德共同体是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在表述希腊城邦道德生活时所使用的一个概念，在他那里道德共同体是讲人与希腊城邦之间的关系。而在周秦时期经典作家的表述中，这种道德共同体的范围就已包括天地万物在内，在《尚书》《周礼》《礼记》《逸周书》《吕氏春秋》等经典文献中，都提倡对动植物乃至山川大河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如“德及禽兽”“泽及草木”“禽兽草木广裕”“恩及于土”“恩及于金石”“恩至于水”“化及鸟兽”“顺物性命”等。从儒家“仁”的概念的演进来看，孔子说仁者“爱人”，孟子提出了亲亲、仁民、爱物的思想。郑玄在解释仁时说，“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这些思想使天地万物在统一的德性范围内给予了诠释。
（三）“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
周秦文化中存在着一种连续的文化气质，并演变为中国伦理文化的基本品格和价值态度，其中最重要的和显著的特点就是“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系和道德境界，这种境界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核心思想和最高命题。《中庸》日：“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与天地参”就是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所要达到的境界，就是实现人的本性和天地万物的有机统一，是一个帮助天地生生不息、化育万物的过程。因此，“与天地参”不仅是道德实践的过程，而且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信仰体系，最终达到了“天人合一”的境界，也就是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
（四）“应时而生”的道德行为准则
“时”是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运用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可以表示时间的划分，如年、季节、月份、天、每天的十二时辰等，也可以表示某个时刻的情景、场合、机会、机遇等，其生态伦理意义在于它对天地万物自然规律的划分是以万物自身运行的节律为基础的，并在此基础上，对每个阶段人应采取的活动做出了符合生态原则的规定，从而成为生态伦理文化中的道德准则。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时”的规范要求是和天地人这个道德共同体所体现的“天人合一”的德性要求以及“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道德境界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是在这样的共同体中，“时”成为有德性的人应该做什么的价值指向，如在《易传》中，节卦彖辞说，“天地节而四时成”。“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这就是说，大人的德性合于天地，光明同乎日月，行为一致于四时的顺序，后于天时行动，仍能够符合于它。《中庸》中记载孔子“上律天时，下袭水土”，就是遵循世界，因地制宜，按照自然之“道”进行活动。也正因为此，“时”所产生的规范准则才会在《礼记・月令》中系统地呈现，并根据天地万物的规律，对每一个月份都做出了关于保护树木、保护禽兽的规定，形成了一种以“时”为规范的道德行为体系。
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呈现出开创性、制度性和自觉性的基本特点，使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思想一开始就有了对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深远思考的价值取向和生态保护思想，它为周秦时期的生态保护与治理的政令法律提供了理论基础。这一点引起现代生态学和环境伦理学的高度关注。现代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创始人施韦泽和罗尔斯在他们的著作中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这些都不仅反映了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思想成熟早，而且也开创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先河。周秦之后的社会贤达们都把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对自然之道的顺应、对天道和人道的一致作为伦理道德的自觉要求。
三、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影响及当代价值
周秦时期的伦理文化既是我国古代伦理文化形成的开端，又是我国伦理思想体系形成中国特色的基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发端于夏商周，系统阐发在春秋战国，此后无论是两汉时期的天人感应论，还是宋明清时的宋明理学中的“天地万物为一体”的思想，都是在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自然取向、价值取向、道德取向下丰富和发展的，从而形成了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体系和文化特点。周秦时期先哲们所思考、创造的生态伦理文化的思想、生活痕迹一直深深地影响着后世的生活态度、人际关系、价值取向和道德行为。当人类进入21世纪，当代工业社会带来的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人类生存困境，使生态问题逐渐成为全球化进程中人们日益关注的热点问题，工业文明所面l临的困境使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的现代价值日益彰显，它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后世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一种学术传承
现代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生态文明的思想，其实这是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文化缺乏深刻的了解。在西方关于生态问题的学术传统中由于主客二分，他们往往把人与自然看成是两个截然分立的实体，因而是用环境伦理来整合人与自然关系的话语体系。而今天中国政府所倡导的生态文明的理念是在继承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所提出的一种国家治理理念，这种治理理念需要一种学术传统的支撑，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是这种学术传统的奠基者。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中的“天人一体”道德境界和“万物一体”的生态理念以及“应时而生”的道德原则，为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创建了一种生态伦理的学术体系，它把“天、地、人”作为整个学术体系中的相互联系共存的支撑点，使“天地万物为一体”，自然不是人的一个现成的、完成了的外在的他者，而是相互联系、发展和共存着的我者，“天地”“生生不息”，人性“日生日成”。《周易》六十四卦最后一卦是“未济”大有深意，它说明自然和人都是在形成中生成的，二者相联系的本质是人因其有意识和能动性，而在对自然的深入理解和主动顺应中帮助自然发展，从而实现人自身的发展与完善。这种帮助自然与发展自身的统一，《中庸》说为“与天地参”，张载说“为天地立命”，王夫之说为“延天佑人”，都是有着深刻意味的。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生态思想和生存智慧，促使中华文明在此后的发展中形成了崇尚自然的文化传统，至今仍闪烁着启示生态文明发展的思想光芒。
（二）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为解决全球生态危机提供了一种生存智慧
生态伦理文化是一种解决生态危机的生存智慧，它来自于人类的宇宙经验。人类全球生态危机的一个重要的思想误区是对世界的认识，当人类把世界看作人之外之物，把天地万物看作一种上帝的恩赐和人类特有的享受之物，那么人与世界的关系就处于一种对立之中。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智慧之处就在于它把人与世界的关系用“天人合一”的命题给予统一，把人生的意义与世界的意义、与地球万物的生存意义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世界视作一个生生不息的创生万物的过程，天地万物乃至人类社会的等级秩序都是在这一运化过程中产生形成的。“究天人之际”在周秦伦理文化中是中国哲学所贯之始终的主题，并且始终围绕人生境界、人生意义进行探讨。周秦时期的圣贤们保持敬畏自然的心态，始终遵循自然规律来约束自己的行为。除了老子提倡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外，荀子也提出“天行有常”，自然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行规律，要“制天命而用之”，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合理利用之。因此，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顺应自然万物的发展演变成为周秦时期生态伦理文化所提出的生存之道和解决生存危机的伦理智慧。史怀哲认为，“中国伦理思想是世界思想史上的一大重要功绩……对人与人之间的行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并且赋予了爱还要涉及生灵及万物的内涵。这种先进性和巨大的成果还来源于中国伦理采取的正确的对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观”，近代西方学者所要努力达到的“符合理性的理论世界观”，“孔子及其后来者早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实现了”。
（三）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普适文化价值取向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西方探究自然社会发展规律的一个共同的主题，然而各自在学术观点上却形成了明显的分野。西方学术传统中主客二分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的，人是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而中国学术传统则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统一的，难究孰高孰低。而人类所面临的共同的生态伦理问题则要求中西方之间学术互补，寻求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从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引生发展出的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这种对话和整合提供了一种普适的文化价值取向，这就是“天地万物一体之仁”的生态理想。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从人的地位和价值来“究天人之际”，使得天地人之间形成了统一的生态价值取向。人的价值是周秦生态伦理思想的重要方面，它体现在继天地之德、赞天地之化育，实现“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人离开了与天地共仁的价值取向也就实现了人安身立命的生存价值。周秦生态伦理思想还体现在对人与自然物之间不同价值的认识上，一方面肯定人比自然物如草木、禽兽有更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认为这种更高的价值在于人的德性价值。儒家将人视作与天地并立的“三才”之一，肯定人具有“财（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易传・彖传》），“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易传・系辞上》）的能力与价值，实质上是肯定人对自然运化的引导和调整作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并没有像西方近现代文化一样，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肯定人与天地各有自身的作用、职分，人与天地同属于一个系统整体，强调人与天地的协同运化，将人的作用定位于辅助天地、成就万物方面，不仅注意建立、维护社会秩序，而且注重维持自然界的和谐秩序，保护自然界万物生命的繁荣。
（四）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处理生态关系的合理维度
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中，孔子首先提出仁者“爱人”，确立了仁的基本内涵。孟子提出亲亲、仁民、爱物，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这种核心思想到了汉代郑玄那里又把仁爱的对象扩展到外物，“仁，爱人以及物”（《周礼注疏》）。宋明时期，理学家把仁从四德之一上升为“全德之名”，把《易传》的“生生之德”“生意”作为“天地生物之心”，又作为人心之仁的内涵，使人心之德性与外部世界生生的本体统一起来，深化了“天人合一”的内涵，仁的对象由人扩展到外部世界，“恩至禽兽”“泽及草木”“恩及于土”“国主山川”等方面，由人与自然具体化为人与动物、植物、土壤、山川等命题。在周秦伦理文化中儒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最丰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对自然万物的喜爱和观察可以给人提供思想道德的启示，因此，自然有道德教育的作用。除此之外，孟子基于他的性善论和四端说，认为人生来就有恻隐之心，“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上》）。人在看到动物遭受痛苦的时候，不仅会生出不忍的同情心-而且还应该自觉履行人对动物所负有的道德义务.在狩猎的时候，“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不能赶尽杀绝。这些命题提供了处理人与生态关系的维度。与西方当代生态哲学相比，是非常独特的，表明了中国生态伦理文化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
（五）周秦生态伦理文化提供了超越与整合西方主客二分的哲学认识思路
西方环境伦理学起步较早，但他们在初期都是在人类中心主义所提倡的主客二分的思维框架下来探讨生态环境问题的，人类中心主义曾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成为环境伦理学的主流话语。但是，随着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的日益加剧、人与自然矛盾的日益凸显，越来越多的环境伦理学家开始对人类中心主义产生怀疑，提出了与人类中心主义不同的非人类中心主义。非人类中心主义基于对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给环境保护实践提供充足的道德保障和理论支撑的质疑，展开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丰富发展并形成了动物权利论、生物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等学说。
由于西方环境伦理学的主要思想观点都是建立在主客二分的基础上，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他们在哲学认识上都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他们都没有“把自然看作与文化是互补的，而给予它应有的尊重”。而周秦优秀传统生态伦理文化则为西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重叠共识提供了一条超越与整合的新的认识思路。这个思路就是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下的生态中心主义，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都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周易・说卦传》指出，“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在周秦生态伦理文化的视野中，天、地、人三道是同一个道的不同表现形式，在这个道德共同体内，人除了对他人，对宇宙自然万物都负有直接的道德义务。
二、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影响因素分析
（一）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占有资源和环境空间的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在其所处的生态系统中的位置。在高职高专院校发展中，不同地区的高职高专院校占有的资源和环境空间不同，生源层次和生源质量也不同，这既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满足社会需求的市场性一面，同时也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非市场性的一面。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态”的属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的宽度反映了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构成各要素的完整性和完好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的构成要素表现为教学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在现代高职高专教育生态系统中，这类生态因子包含的主要内容是教育教学、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满足社会其他需求的能力，获得各类教育资源的能力以及树立高职高专院校品牌和提高知名度的能力，如人才培养的层次、质量，科研的水平、奖励，学术及社会声誉等。
（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指生态系统中处于某一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适应其所处资源空间的能力，由其协调内部资源的能力决定，体现了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力。在相同或相似生态位占有能力下，如果某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资源协调能力强，能充分适应环境并充分利用其所处的外部资源环境空间，则该高职高专院校的生态位适应能力越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院校未来发展的关键因素，描述的是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态”与“势”的协调，强调高职高专院校内部要素的相互协调性和对环境的适应性。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战略管理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主要内容是领导者战略预见、决策和优化配置战略资源的能力、外部资源的整合运营能力等因素。
（三）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构成要素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系统中，高职高专院校具有通过拓展其生态位来保持和提高竞争能力的动力。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就是实际生态位对其基础生态位的趋适作用强度。实际生态位离基础生态位的距离越远,趋适作用越强，进化动量越大。进化的空间越大，生态位构建变化幅度也就越大。高职高专院校的进化动量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呈负相关，高职高专院校进化动量越大，说明其“势”能越低，其进化能力越低。可利用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构成中的学习创新能力的进化动量及其与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的负相关性，来表示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构成要素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体现高职高专院校“势”的属性。主要包含组织结构形态、教学创新教育的条件、学习型组织的状况等。
三、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
（一）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析
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观的核心竞争力内涵，高职的核心竞争力存在于高职高专院校所涉及的各个层次，具有系统性、层次性和动态性的特点。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的高低取决于其生态位的高低，即其占有的资源环境空间的大小、其内部生态系统对其所处生态位的资源和环境的适应能力强弱，以及其生态位进化的能力。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指标包括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3个能力维度。教学能力主要表现为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教师的人数，所以选取了当年的教职工人数和高级职称人数；高职科研能力维度的主要表现为数和课题立项数，相应分别选取了当年数和项目立项数2个指标；社会服务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为学校声誉，选取当年社会声誉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指标包括战略管理、资源整合这2个能力维度。战略管理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校级领导班子的整体状况、最高决策层的领导风范和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三类指标，分别选取了相应指标。资源整合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教师资源整合状况、物资资源整合状况两类指标，分别选取相应指标。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进化能力指标表现为学习创新能力。将学习创新能力维度的表现要素分为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的基础条件等指标。
（二）指标分类及处理
1．显示性指标与分析性指标将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定位指标分成显示性指标和分析性指标，显示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的核心竞争力状况，分析性指标说明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内在要素，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和发展能力。显性指标主要有：教职工人数、高级职称教师人数、数、课题立项数等指标，直接表现了高职高专院校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能力和水平。分析性指标有：学校声誉、领导班子状况及领导风范、管理决策的全局性长远性、组织结构形态、学习创新基础条件等，直接影响高职高专院校生存发展战略中的各种运作能力，对高职高专院校的生存发展起到核心作用。2．定性指标的处理在指标体系中，除了定量指标。还有定性指标。对于指标体系中的定性指标，由专家采用10分法评定，将定性指标定量化。
四、基于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实证研究
应用模糊聚类的，选择具有典型性的高职高专院校，用数学方法定量确定样本的亲疏关系，从而客观地划分类型，对高职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模糊算法比较系统常用的有等价矩阵法和FCM算法。借助Matlab2012软件采用FCM算法，实现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进行模糊评价。根据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指标体系，采集了广东省具有典型意义的16所高职高专院校，相关数据来源于《广东教育统计年鉴》、《广州年鉴》，数根据中国知网收录的论文进行统计。通过Matlab定量计算，整理后得出广东省高职高专生态系统的核心竞争力模糊聚类的结果，如表1所示。从基于生态系统的广东高职高专院校模糊定位矩阵来看，广东农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2所院校属于类型I，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广东白云学院等5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II，民办南华工商学院等4所院校同属于类型IV。从生态位竞争力指标分析，以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类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适应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为代表的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强，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以广东白云学院为代表的III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相对较强；以民办南华工商学院为代表的IV类型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较弱，但是生态位适应能力和生态位进化能力相对较强。
五、生态位视角高职高专院校核心竞争力提升策略
（一）明确办学理念，提高生态位占有能力
办学理念体现高职高专院校的教育观念和哲学思想，对高职高专院校的发展愿景具有指导意义，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位占有能力。从模糊聚类的结果来看，具有不同生态位占有能力的院校被划分为不同的类别。而生态位的不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办学理念的差别以及其具有的教学资源。高斯（Gause，1934）认为各生物单位都倾向于占据不同生态位，相互补充而避免直接竞争，通过生态位分离占据有利的资源，实现共同生存的目的。根据生态学的生态位原理，生态位差异大的高职高专院校，彼此之间的竞争小，占有的教育资源差别大，不同生态位的高职高专院校甚至处于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反之，生态位越近似，占有的教学资源就越相近，相互竞争就越大。对于因为办学理念相似、占有的教学资源相近而导致生态位重叠的高职高专院校（如图2所示），可以通过生态位分离模型降低竞争强度（如图3所示）。在模糊聚类中，类型III和类型IV的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占有能力相对较低。在市场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态位占有能力强的高职高专院校会优胜于占有能力弱的院校，或者占有能力弱的高职高专院校通过明确办学理念来寻求教育差异化和资源梯度，分离原有生态位，从而具备不同于甚至优于竞争对手的独特品质，这也就是高职高专院校的特色带来的核心竞争能力。类型III和类型IV的广东省高职高专院校需要摒弃单纯借鉴一流大学的办学理念的错误做法，而要根据高职高专的教育特点，避免办学理念趋同，寻求适合自己的教育生态位。
（二）通过资源整合，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适应能力是高职高专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标志。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与生物生态位最大差别是生物生态位是被动的自然选择的结果，而高职高专院校生态位是由其主动选择和积极竞争行为所决定的。高职高专院校需要不断扩展自身的生态位空间来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见图4）。高职高专院校可以通过提高适应度、调整资源梯度和维度来提升生态位，通过教育理念创新、教育教学资源差异化等手段，培养并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能力。针对模糊聚类中类型II和类型III的高职院校，需要整合现有的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资源的利用率。根据高职高专的教学环境变化适时改变学校的发展战略，以提高生态位适应能力。
从生态环境保护的角度看，一方面自专利制度诞生始，人们往往在垄断了一项权利后为了充分实施该项专利、实现利益最大化，不顾这项技术是否潜伏着生态危机，这种天然的利益导向性因此对环境造成了难以逆转的伤害。另一方面，专利制度促进生态技术创新所开发的“有益新物种”充分发展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对其他物种产生了竞争性的优势，进而人为地淘汰其他物种，导致生物多样性发生无可挽回的损失。专利制度在信息公开的基础上，在促进生物的人工繁育和培养的同时，又导致了野生动物和植物品种被过度盗猎和开发，进一步破坏生物的多样性，最终造成有限资源被无限自由过度剥削的“公地悲剧”。从资源利用的角度看，专利制度阻碍了新的、对环境有益的智力成果的研制，美国密执安大学教授米歇尔•海勒提出了“反公地悲剧”，作为“公地悲剧”的镜像概念，“反公地悲剧”意指同一对象上的产权过多可能导致资源陷入利用不足或者闲置浪费的悲剧。“绿色技术”是与传统的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的技术相对应的，遵循生态原理和生态经济规律的，节约资源和能源，避免、消除或者减轻生态环境污染且拥有最小生态负效应的“无公害化”或者“少公害化”的技术、工艺和产品的总称。一些绿色技术的拥有者对其技术拥有过多的产权，所以常常会滥用其权利，使得他人利用开发其技术遇到重重阻碍，因而导致社会整体资源配置的不平和和效率低下。为了调整专利制度带来的“生态负效应”，我们可以从如下角度分析来解决问题。
从专利本身来看，我们必须对专利附加“绿色”的限制，将“绿色”要求加入专利授予条件并在专利审查中予以落实。具体来说，如果某一项技术是原始创新，那么在无异议的情况下其作出的阐述可以被自动接受；如果某一项技术并非原始创新，则需要将其与原有技术作比较，只有在该技术对环境更有利的情况下，其才有可能被授予专利。这一措施有利于顺应《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27条中规定的：对危及人、动植物生命和健康、或者严重破坏环境的专利，政府可以拒绝发证。以此真正实现“法律的生态化”，“法律生态化”这一概念最早是由金瑞林教授提出的，如今在已受到各国的重视。
从专利制度的角度来看，专利制度产生之初社会污染的态势处于生态环境可以自我调节的范围之内，其环境伦理尚未纳入人们的考量的知识体系。强制许可制度的重构是实现专利制度生态化的必然要求和具体举措。所以我们必须重点发展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专利强制许可，也称非自愿许可，是国家专利主管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不经专利权人许可，授予他人实施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一种法律制度。我国专利法（2008年修正）第49条规定，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众利益的目的，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但是笔者认为，对于“紧急状态”“非常情况”“公众利益”等概念较为宽泛和模糊，应当由法律进一步作出规定，以此保护合理限度内的私权。另外，我国对于强制许可的申请主体、申请理由、申请程序等各方面的规定限制较多、要求较高，还未充分实现TRIPS赋予的权利，所以关于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再建设必须在充分考虑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放宽限制，尤其在环境保护方面将利益天平向公众一边倾斜，对专利权人的独享权利作出进一步的限制，充分运用TRIPS协议赋予的自，灵活使用专利强制许可制度以适应社会的需要。我们必须认识到，强制许可制度是一把双刃剑，通过发挥其威慑作用，来限制专利权的滥用，保护公共利益。若实施不当会产生阻碍科技创新、侵害个体利益的负面作用。
专利制度是时展的产物，而在生态环境面临巨大威胁的情况下重新构建我们的专利制度更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利益的天平在公共利益和私权的博弈之间不断平衡，以寻求不同时代的支撑点。在当今这个时代，生态环境利益则毫无疑问是我们捍卫“公共利益”必须考量的因素，我们不能再将环境作为牺牲品来发展经济，要始终坚信环境和利益之间的利益矛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法律终将会达到其应有的状态，终将实现其利益协调工具的作用。
作者:郁思远 单位:南京理工大学
自1924年德国农学家鲁道夫•斯蒂纳最先提出“生态农业”概念以来，国外学者和生产者对生态农业建设的认识不断改进和发展，取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国外生态农业建设重视资源和环境保护，在生态农业的发展中表现出独有的特色，但在建设过程中由于过分强调生态、资源和环境保护，也带来了经济效益不高的负面影响。如Postel(2001)指出生态农业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少用或不用化肥，主要依靠豆科作物为土壤提供氮素营养成分，容易造成钾、磷养分缺乏，并且由于钾、磷养分得不到及时补充，往往导致生态农产品产量减少，减产幅度在20%～30%。［1］另外，JelleBruinsma(2003)认为生态农业由于过度强调生态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在轮作中常常种植产量较低的牧草和豆科作物，同时为了减轻对土层的破坏，生态农业生产过程中增加了人畜劳力的用量，减少了机械设备的使用，降低了劳动生产力，影响经济效益的提高。这种生态农产品生产范式虽然成本低、售价高，但是由于产量低，经济效益并不高。并且由于生态农产品数量少和农户所在地区分散，增加了产品的销售费用和运输成本，进一步降低了经济效益。可见，国外生态农业建设重视生态利益，宁可牺牲经济利益来保证生态利益。
(二)在生态农业的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关系上，国内生态农业建设强调综合效益
自20世纪80年代初叶谦吉教授首次提出“生态农业”的概念，至今已有30多年的发展历程。国内学者的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生态农业发展的理论研究、生态农业技术与模式研究等。［3］近年来，在生态农业的发展利益上，一些学者如韩东娥和李先萍(2001)认为生态农业的发展具有阶段性，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传统生态农业阶段，农户追求的是产量产值和经济利益。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阶段，由于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供给相对过剩，人们对生活环境和农产品的生态质量有了更高的要求，农户在开发资源、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注重资源保护和生态社会效益，这种农业属于现代生态农业的阶段。这种现代生态农业重视经济、社会和生态的综合效益，体现了现代生态文明内涵，是我国现代农业发展的方向。［4］李文东、杨立刚和鲁明中(2005)提出生态农业的经济利益、生态利益和社会利益是矛盾的统一体，经济利益是基础，没有良好的经济利益，生态农业不会被农户所接受。［5］杨新荣(2014)指出建立生态经济利益补偿机制，有利于促进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6］从国内学者关于生态农业研究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大部分学者偏重于生态农业的发展规律、发展模式、农业技术开发研究，但是在生态农业的经济、生态与社会利益的互动协调关系中，对于经济利益激励诱导的机制和作用研究较少。
二、生态农业的投入产出特性
农业的生产过程是从投入生产要素到产出农产品的过程。相对于一般普通农产品，生态农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投入产出有其特殊性。影响生态农业生产过程的投入要素众多，投入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技术和信息。产出即生态农产品的特质也与一般农产品不同。概括起来其投入产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性。
(一)生态农业的投入特性
1.劳动投入特性。
劳动力投入是生态农业发展过程的主要生产要素，通常，生产生态农产品需要花费更多的劳动力来部分地替代农药化肥的使用，因此，生态农产品劳动密集程度较高，生态农业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与生态农产品的生产密切相关，其中劳动力的质量更为重要。高素质的劳动力将其他要素有效地结合起来组织生态农业生产，保证了产出。
2.技术投入特性。
生态农业倡导农户在生产过程中少用或不用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为了能够维持和获取一个相当高的产量，因此，农业技术的综合应用与推广是生态农业发展的关键。生态农业的技术内容比较广泛，包括轮作和间作、复种、套种等传统技术，也包括现代生物学和低能耗等生产技术，在生态农业实践过程中，不是单项技术的应用而是多项技术的综合运用。可见，生态农业是一种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的农业，农户须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较全面的农业新技术。
3.土地投入特性。
土地是稀缺资源，是生态农业发展中物质循环和能量转换借以实现的物质基础。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土地资源状况，决定着生态农业的结构、功能和发展的格局和水平。土地有其自然的属性和特性，其边际贡献是有限的，土地的边际报酬率是递减的。因此，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农户在耕种有限土地时，应该充分利用好现有资源，实行适度规模化经营和集约化生产。
4.信息投入特性。
信息是生态农业的生产者、经营者进行生产、经营决策的依据，信息对于面广而分散的生态农产品生产经营的主体显得更为重要。只有及时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才能减少生产和销售的盲目性，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
(二)生态农业的产出特性
1.生态农产品的信用产品特性。
生态农产品的质量特征具有信用产品的特性，［7－8］不同于搜寻产品和体验产品，生态农产品的质量既不能通过搜寻也不能通过体验来确定产品中涉及食品安全的农药残留量、抗生素、有害致病菌以及涉及营养与健康的营养成分含量和配方比例。也就是说，由于信息不对称，生态农产品的生态特性不直接表现在农产品的外观上，在交易时不能为消费者所识别，在消费时对消费者身体健康的影响不能很快显示，而是在较长一段时间后才会为消费者所发觉，在时间上具有滞后性。生态特性的不易识别性和消费效果的滞后性将导致市场上消费者的“逆向选择”和生产者生产假冒产品的机会主义行为。
2.生态农产品的价格特性。
在劳动价值论中马克思认为价值是产品价格的基础与决定因素。生态农产品的价值包括资本投入、劳动力成本、技术、信息及合理的利润。由于生态农业在生产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降低了未来社会清洁环境的成本，提高了生态农产品的品质和营养价值，因此，从价值上看，生态农业生产的农产品要比一般农产品具有更高的内在价值，价格和经济利益高于一般农产品。
三、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的投入产出现状分析
(一)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的投入现状分析
1.高素质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增加。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就业人数总量递减，然而，就业人数的学历层次却呈现出了提升的趋势。例如浙江省安吉县是2000年农业部等七部委批准的50个全国生态农业示范县之一，近年来大力实施科教兴县战略，通过调整教育布局，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办学，撤扩并174所中小学，新建职业高中、职业学院等一批现代化学校，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出现了8个教育强乡镇，全县农村初中以上文化程度占全县总人口的56%。我国农业高素质劳动力数量显著增加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智力支持。高素质的劳动力与其他生产要素有机结合使生态农业的产出水平大大提高。因为高素质的劳动力队伍不但可以减少劳动力的投入数量，而且可以提高生态农产品的质量。
2.生态农业生物技术水平逐步提升。
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和利用不断取得新突破。农业新物种塑造、新的生物农药的开发、新的生物固氮技术的应用、新的微生物加工技术、太空育种和海洋农场等方面的生物技术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生态农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创新和进步，农业技术的进步推动了我国生态农业的生产效率提高和生产要素投入比例的优化，并促进了农产品经济、生态和社会利益的目标一致化。
3.政府确保耕地面积红线取得成效。
中国统计年鉴相关数据显示，2000年我国耕地面积为1.3亿多公顷，之后出现直线下降的趋势，至2008年达到1.2亿多公顷，由此我国耕地面积维持这个稳定状态，至2012年我国生态农业耕地面积达到1万多公顷，占全部耕地面积约0.01%，这是政府部门积极保障耕地面积红线的结果，由此保证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耕地面积的供给。
4.信息技术对生态农业发展的积极推动。
耗电量是衡量产业发展状况的重要指标，据调查，2007年我国信息技术产品总耗电量300亿千瓦时～500亿千瓦时，大约相当于三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信息产业已经成为全球第五大能耗产业。2010年我国数据中心耗能比2007年耗能增加1倍，按此发展速度，20年内耗能将增加100倍。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一方面为农户提供了准确的信息指导，有利于掌握准确的市场信息，减少生产和销售的盲目性，增加生态农产品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为消费者甄别生态农产品的质量，增加有效需求提供了技术支持，从而从供求两方面实现经济利益的提升。
(二)我国生态农业发展中的产出现状分析
截至2012年底，我国生态农业的种植面积、产量与规模取得了可喜的成绩。首先，从产地面积看，全国共有7.6686万个有效无公害农产品产地，其中，有效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业的产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49%。其次，从产量来看，全国有效无公害农产品供给总量2.8亿吨，约占全部食用农产品商品总量的35%。再次，从抽检合格率来看，在全国累计公告1047个颁证农产品地理标志中，连续4年抽检合格率达到了100%;另外，连续5年无公害农产品抽检合格率高于98%。最后，从规模和价格来看，无公害农产品种植业平均产品生产规模超过300公顷;相对于一般普通农产品，贴标无公害农产品的价格普遍提高了5%～10%，超过50%的地理标志农产品价格比当地一般普通农产品价格提高了20%以上。［9］
(三)生态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规模不经济，制约了生态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在我国生态农业发展过程中由于存在土地分散经营与规模化发展之间的矛盾，因此，规避农户分散经营的劣势，充分发挥生态农业规模经济的优势，是我国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重要问题。在保证农户收入增加和经济利益提高的前提条件下，充分考虑农户在不产生外部成本的情况下实现土地的集中经营，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只有通过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激励来实现生态农业的规模经济发展。［10－11］
2.生态农业生物技术投入不够。
科学技术是生态农业发展的技术保障。但是，由于农户的积累有限和科技文化水平不高，没有能力和积极性增加投入来进行生态农业生物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加之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科学研究、教学与农业生产的需求脱节，以至于我国的生态农业生物技术尚不成熟，急需要挖掘传统技术和普及易推广、效益好的生态农业生物技术，如病虫害防治技术、秸秆还田技术等，通过完善乡镇农技综合技术服务，以解决我国当前存在的生态农业生物技术投入不够与生态农业建设需要生态技术支撑之间的矛盾。
3.生产投入要素的机会成本较高，妨碍了生态农产品的市场供给。
由于生态农业发展的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的投入需求与农户科技文化水平较低、资本存量较少的供给之间存在矛盾，生态农业生产过程中，农户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投入的机会成本较高，阻碍了农户发展生态农业的积极性，导致了生态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因此，高素质劳动力和资本的缺口是制约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重要问题。总之，虽然我国生态农业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由于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存在市场需求和市场供给两方面的相对不足，以至于生态农业的发展尚处于起步阶段。
四、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构建
(一)生态农业发展的利益诱导机制的经济学分析
在产品市场上，供给与需求相互作用，当农户愿意并且能够提供的数量等于消费者愿意能够购买的数量时，生态农产品市场达到市场均衡状态。D1表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S1表示生态农产品的市场供给曲线，E表示市场均衡点，Qe和Pe分别为生态农产品的均衡产量与均衡价格;D2表示一般农产品的市场需求曲线，S2表示一般农产品的供给曲线。由于生态农产品具有良好的生态特性，市场需求量对价格的反应较为敏感，在价格变动相同的条件下，生态农产品的需求量的变动幅度大于一般农产品需求量的变动，需求的价格弹性较高。因此，降低价格能有效扩大生态农产品的市场规模，有利于提高农民收入和经济利益。生态农产品的供给曲线S1是一条折弯的市场供给曲线。当市场供给量较小时，生态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较大，原因在于生态农产品的投入成本较高，市场上生态农产品成为稀缺产品，价格上升造成生态农产品的收益高于一般普通农产品的收益，农户会大幅度增加产品供给量。当市场供给量较大和市场规模扩大时，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健康意识的提高，生态农产品会逐渐取代一般普通农产品，成为农产品市场上的主流，生态农产品的供给价格弹性会随之降低，趋向于一般农产品的市场供给弹性。在我国，由于生态农产品市场尚处于起步阶段，市场规模较小，市场供给弹性较大。但是，从目前我国生态农产品市场的供求来看，在需求方面，由于生态农产品的信用产品特性，消费具有滞后性和累加性，并且价格高于一般农产品，造成需求相对不足;在供给方面，由于劳动、土地、技术和信息等生产要素特殊的投入特性，造成较高的生产成本，影响了农户的生产积极性，导致生态农产品供给相对不足。市场的供求的相对不足，实际市场规模Q要小于均衡时的数量Qe，需求价格P1则高于均衡价格Pe，生态农产品市场处于失衡状态。下文将基于生产者和消费者剩余视角对生态农产品利益诱导机制构建进行经济学分析。生产者剩余是指市场价格与生产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之差。市场价格为P1，生产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在供给曲线S1上的P2，生产者剩余为b、d和f表示的面积之和。消费者剩余是指消费者愿意接受的价格与市场价格之差。市场价格为P1，消费者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在需求曲线D1上，在市场规模Q的范围内，消费者剩余为a所表示的面积。相对于市场均衡价格Pe，在全部的生产者剩余中b所表示的面积为消费者由于承担了较高的价格，而转移给生产者的部分，另外，值得注意的是，c和e表示的面积，是一种经济福利损失，是生态农产品供给和需求都相对不足造成的结果。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指通过有形或无形的经济利益作为诱导力促进投入产出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机理或制度安排。在市场经济中，生态农业企业或农户是独立的经济主体。“经济人”有限理性的特征，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是生态农业企业或农户的合理目标。正如上所述，生态农业有特殊的投入产出特性，存在机会主义行为和逆向选择。通过经济利益诱导，可以增加消费者的剩余，降低或消除经济福利损失。利益诱导就是通过经济激励激发企业或农户的动机，诱导企业或农户的行为，从而发挥企业或农户的内在潜力，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而努力的过程。在图1中，通过投入和产出激励诱导，农户行为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利益诱导产生动力，从而激发潜能，诱发企业或农户的行为朝发展生态农业的方向努力，通过提高生态农产品的质量和减低价格，扩大生态农产品的需求量，使短缺或不足的生态农产品市场规模或供给量Q增加到Qe，从而减少生产者福利损失，实现利益最大化目标。
(二)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构建框架
本文将经济利益诱导机制功能模块分为投入利益诱导和产出利益诱导，其中，投入利益诱导分为资本、劳动、土地、技术和信息诱导，产出利益诱导分为价格利益、规模经济和高额利润诱导。
1.生态农业投入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
本文从资金、劳动、技术和信息等投入要素的视角分析投入层面下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
(1)资金投入的诱导机制。
资金是生态农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基础。降低资金的使用成本是实现利益诱导的主要途径之一。一方面，金融方面降低生态农业的融资成本，包括获取资金的交易费用等。农业金融体系降低贷款利率，放宽贷款门槛，扩大融资范围等行为都有利于减少生态农业的资本使用成本，扩大利润。另一方面，资金使用成本的减少有利于引导其他行业资金向生态农业的流入，从而产生资金集聚效应，诱导生态农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2)劳动投入的诱导机制。
劳动力要素的投入包括要素流动和要素集聚两个方面，前者与要素价格有关，后者与要素溢出效应有关。在要素流动方面，生态农业劳动力价格的提升有利于吸引相关高素质人才向本行业流入，进而利于诱导本行业高素质劳动力的集聚。在要素集聚方面，劳动力要素在生态农业的集聚，使得本行业内部产生了知识溢出效应，进而推动本行业的创新和发展。
(3)技术投入的诱导机制。
技术投入的利益诱导主要涵盖了两方面，一是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二是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技术的推广和应用，使得生态农业发展的生产效率极大提高，生态效益提升，生产成本下降，推动了经济利益目标和生态利益目标的趋同。技术进步实现了生态农业技术发展的循环优化，进而使得技术进步在利益诱导机制中的作用更加显著。
(4)信息投入的诱导机制。
供需双方信息平台的搭建，不仅降低了生态农业获取市场渠道的交易费用，同时优化了市场机制，使得生产方更加易于获取需求信息，供需实现均衡。另外，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可以使得消费者对生态农产品实现了更加充分的了解，有利于生态农业拓宽消费市场。
2.生态农业产出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
本文试图从价格利益、规模经济和超额利润三个方面分析产出视角层面下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
(1)价格利益诱导。
该项机制的实现，需要充分应用政府在价格调控上的宏观职能。对于生态农业，应当制定高于一般农产品的均衡价格水平的最低价格。以此，推进和支持生态农业的获益和发展，并保护生态农业生产者和相关领域农业从业人员的利益。图3显示出了政府支持价格策略对生态农产品均衡价格和产量的影响。横轴为产量，纵轴为价格。由于信息不对称，消费者对生态农业产品和一般农产品的差异不能充分了解。因此，在政府实施价格支持前，市场机制会使得生态农产品市场处于供求失衡状态。生态农产品的供需均衡价格和产量分别是Pe和Qe。市场价格P1高于均衡价格Pe，市场规模有限、供给不足，实际供给量为Q，小于均衡产量Qe。政府实施支持价格后，政府在宣传生态农产品特殊性的基础上，将生态农产品价格提升到高于均衡价格的P1。在此价格水平下，生态农业生产者利用高于市场均衡水平的较高价格，该行业发展的利润空间提升。由此引致该行业生产积极性不断提升，生态农产品的产量提升到了Q1，同时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下降到了Q，生态农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之间产生了供给剩余，即QQ1。此时，政府采购就发生了重大的作用，政府利用政府采购手段，弥补供给剩余缺口，进而维护该生态农业价格机制的优化，推动利益诱导循环机制的优化。
(2)规模经济诱导。
规模经济是长期平均总成本随产量增加而减少，反之则称为规模不经济。即在通常情况下，当生产规模很小时，单位产品生产成本极高，以后随着规模扩大，生产成本逐步下降。当达到最低点时，再扩大生产规模，伴随着管理等费用的增加，单位产品的成本不但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形成规模不经济。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长期处于分散经营和粗放经营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生态农业生产的成本相对较高，农业资源不能实现有效的配置和利用。在我国生态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和劳动力素质不断提升的前提下，生态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亦由此产生，并成为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向。一方面，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生态农业分工越来越细化和具体化，生产效率不断提升，生产成本降低，利润扩大，生态农业获得了积极发展。另一方面，经济规模降低了每一个生态农产品所分担的成本，推动了该产业的发展。发展生态农业的规模经济，有利于调整生态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优化。在增加该行业生产者(农户)收入的同时，规模经济使得更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产业流动，加速了城镇化进程。另外，不同区域的规模经济效应，推动了地方特色优势的充分发挥。规模经济的技术效应也推动了生态环保的升级和优化，使得经济目标和生态目标一致化。根据规模经济相关理论，我国生态农业的发展应当保持适度的规模，避免超越适度规模下形成的规模不经济现象。
(3)超额利润诱导。
超额利润又称为经济利润，是指生产者在其他条件保持社会平均水平的前提下，获得的超过市场平均正常利润的那部分利润。不同的市场结构，超额利润不同。在垄断性行业中，在短期内和长期内它都可能存在;在竞争性行业中，超额利润只可能在短期内存在。由于生态农产品良好的生态特性，以及土地距离市场的远近、不同肥沃程度等原因形成的级差地租，使得生态农产品的个别生产价格高于社会生产价格而形成的超额利润。超额利润的诱导机制可以引导资本和劳动等生产要素向生态农业的集聚，生产要素的集聚有利于实现生态农业规模经济效应，进而在良性循环下推动生态农业的积极发展。六、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有效运行的建议为了保证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有效运行，激励农户自觉地发展生态农业，笔者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提出保证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经济利益诱导机制有效运行的对策建议。
1.在劳动力投入上，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培养新型农民。
我国是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为了发挥人力资源优势，首先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提高农民科技文化水平。其次需要建立和完善各项福利制度，加快解决其配置不合理和转移滞后问题，降低农村劳动力投入的机会成本。最后，各地区应因地制宜发挥农业资源优势，鼓励和引导农民利用生态科技调整种植业结构，积极发展多种经营模式，提高生态农业的劳动生产率。
2.在资本和技术投入上，增加农业资金投入，加强实用生物技术的开发和推广。
首先要给予符合一定条件的生态农业投资项目相关的优惠和补贴。其次要积极吸引外商在我国投资生态农业建设，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在消化吸收的基础上，开发和推广农业实用生物技术。最后政府应该扩大农业的投融资规模，建立生态农业专项扶持资金，加强监督管理，确保支农资金安全有效使用。
3.在土地投入上，确保耕地红线，结合市场供需状况，积极调整和优化生态农业内部结构，实现生态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在考虑消费者需求和要素供给现状的同时，根据我国不同区域的水源、气候、地质、土壤等条件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科学区划，明确各地区内部生态农业发展重点，科学探讨并制定有利于优化生态农业内部产业结构、合理开发利用土地资源的策略。以适度规模经济为理论指导，改进耕作制度，通过多业结合，实现生态农业内部不同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和集约化经营，不断提高生态农业系统的生产力。
4.在生态农产品质量上，加强诚信体系建设，保障市场信用。市场经济是信用经济。
当前，我国生态农产品市场中不讲信用、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现象还相当严重，对农产品市场有效运行构成了严重冲击。守信用、讲信誉、尊重消费者权益是生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因而，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诚信体系，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为此，一方面要通过农村文化建设，通过宣传教育、社会舆论，来弘扬和培育农户的行为习惯和诚信意识;另一方面要通过完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保障生态农产品市场信用的有效实现。
自然价值是生态伦理学的理论支点之一，自然是否具有内在价值（intrinsic value）也是学界争论的焦点。按照传统的价值概念，价值是指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即是说，客体能满足主体需要，它就是有价值的；反之，则是无价值的。主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是以主体的需要为价值原点（出发点），以客体能否满足主体或满足的程度来确定其价值的。显然，建立在“满足主体需要”基点上的价值关系呈现一种射线状，一种单维性，即由主体指向客体。在这种理解意义上，价值关系必然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关系，那么，在宇宙万物中，人本身(具体地说，是人的需要)便成为价值的绝对尺度。换言之，宇宙万物只有相对于人才有了价值的属性，人是惟一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其他存在物只具有工具价值；大自然的价值只是人的情感投射的产物。这也是人类中心论者长期所持的关于自然价值的观点。
面对全球问题日渐突出的现实，很多人都把矛头指向了人类中心论，认为人类中心主义思想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与此相反，一些学者提出了各种以生命、大地，乃至以泛生态为中心的非人类中心主义观点，认为人并不是价值的惟一主体，即并不是人才有主体性，自然同样具有主体性，也正是这样，自然和自然物才具有内在价值。“内在价值论”的首倡者是美国生态学家罗尔斯顿。按照罗尔斯顿的看法，所谓内在价值，是指“那些能在自身中发现价值而无须借助其他参照物的事物，即事物自在（initself）与自为(for itself)的价值”，自然有机体作为自维持系统，物种作为生命动力的形式，都具有内在价值；罗尔斯顿在《哲学走向荒野》中指出：“自然自身的强大创造性就是其内在价值的源泉”。自然作为（生态）系统，创造着所有生命，自然的这种创造性无须借助他物。自然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是客观的，不能还原为人的主观偏好；人负有保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存在物的义务，因而人类应该维护和促进具有内在价值的生态系统的完整和稳定。
传统的价值概念以主体（人）的偏好和欲望决定价值，把外部自然界仅仅看成一种供人“占有”、“使用”的对象。在这种价值观看来，所谓价值，就是客体(自然)对主体(人)的“意义”或“有用性”。这样，自然界就仅仅具有一种满足人类需要的“工具性价值”。例如，野生动物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肉食、皮毛、蛋类或药材，森林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能够为人类提供木材，以供人类作燃料、建房、制作各种家具、器皿、纸张或其他用品的材料。在这种价值观的支配下，一方面，人们对自然界采取了无节制地征服、支配、掠夺、占有和挥霍的野蛮态度，自然界是仅仅被作为人类的消费对象来对待的。另一方面，人类往往只为着自身利益去思考和行动，价值目标的追求与实现也大多以自我需要为基本标准，强调的只是对自然的权利（一是无偿占有权，二是无限索取权），自然则是为人类提供权利享受的“所在”。享受权利必须承担义务和责任，但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人类对自然的极端功利性，使其对自然的权利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而对自然的良心、义务与责任则出奇淡漠。正如西方者马尔库塞指出：人类做到的只是“让自然为人服务”而永远不是“人道的对待自然”。原因在于，人对自然的支配意识太根深蒂固了，人总是一味的企图向自然索取些什么。
当然，罗尔斯顿并未否认自然对于其他有机体和物种来说具有的工具价值。在生态系统内部，内在价值和工具价值交互生成，而生态系统整体作为生命的创造者和支持者，则具有一种超越于工具价值之上的“内在价值”。相对于传统价值观理解的“消费价值”来说，内在价值是一种“存在性价值”。消费价值只有在人们的消费中(即对自然物的毁灭中)才能实现出来，而内在价值却只有在自然物不被消费(即存在)时才能实现，如果我们把它作为消费价值消费了，内在价值也便消失了。我们在实践中消费的，实际上不仅是自然物的消费性价值(使用价值)，我们在消费其消费性价值时，连同它的内在的生存价值也一起毁掉了，这是当今世界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价值论根源。反思我们今天面对的环境破坏，同我们的传统价值观只承认自然界的消费价值、不承认内在价值是直接相关的。以人类的有用性价值标准衡量，自然界中多数物种在目前看来确无价值，但我们却忽略了这些物种对维护整个生态系统平衡所起的内在作用，我们根本感觉不到某种微不足道的物种遭到破坏后产生的后果，相对于很多学者热衷研究社会问题而言，拯救看上去对人类无益的大自然碎片，实在难以引起人们的兴趣，以至当成千上万的生物资源灭绝之前，有时我们连它们的名字都不知道。当我们放纵我们的改造活动，其破坏性后果超过了自然界的“生态极限”时，整个生态系统就将遭到彻底性破坏。
以系统论看来，自然客体是同人发生“现实关系”的自然物，人与自然界系统整体之间并不构成哲学思辨上的主客体关系。自然界是系统的整体，而人不过是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局部的要素而已。从逻辑上说，系统整体之中的局部要素不可能成为系统整体的主体。人不可能把自然界系统整体作为它的实践对象。因此，人只能作为自然界系统整体之中的一个要素在系统整体规律的决定下参与整体的运动。在人与自然界整体的关系中，自然界整体是决定者，作为局部要素的人是被决定者；自然界整体的规律性和动态结构的界域构成了人类实践活动的绝对限度。在这个关系中，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就不适用了。诚如德国哲学家沃尔夫冈.韦尔施所说，“人类的定义恰恰是现世之人与世界休戚相关之人，而非人类之人以人类自身为中心之人”。这种“现世之人”就是指现实生活中之人，而不是抽象之人。也就是说，作为现实生活中之人一时一刻也不能离开自然与生态环境，是自然与生态环境中之人。
一、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1.研究对象。按照《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查研究手册》的统一规定和各项目《检测细则》的测试规范要求,于2004年6月1日-6月20日和2008年6月1日-6月20日,两次对县9—17岁中小学生的1200名9-17岁全县男女学生的11项体质指标进行测试。两次测试采用完全相同的测试仪器和手段,在同等测试条件下进行,将测试结果按照男女生不同年龄9个组别进行统计分析,数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2.研究方法。在测试调查法、问卷调查法的基础上,采用文献资料法、数理统计法、逻辑分析法。
二、结果与分析
1.2004-2008年县中小学学生形态发育的动态分析
(1)身高的变化
①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身高均值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男生增长幅度在1.92—5.33厘米之间,平均增长3.36厘米;女生增长幅度在1.31-3.35厘米之间,平均增长2.25厘米。男生增长幅度大于女生。
②除了男生11岁年龄组身高发育均值曲线略呈下降外,各年龄组身高发育均呈增高的趋势。身高每4年增长值男女生分别为2.72厘米和1.74厘米。
③在各年龄组中,以12岁和16岁年龄组身高发育指标为最高。
④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身高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2.13厘米,女生低1.44厘米。
(2)体重的变化
①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体重显著增长,其中男生增长幅度在2.27-5.18公斤之间,平均增长4.12公斤;女生增长幅度在1.20-1.73公斤之间,平均增长1.30公斤。
②体重平均每4年增长值男生为3.17公斤,女生为1.00公斤。
③4年间,以2008年体重均值为最高,男生16、17岁年龄组体重均值最高,女生16岁年龄组体重均值最高。
④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体重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0.88公斤,女生低0.41公斤。
(3)胸围的变化
①4年间,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胸围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男生增长幅度为0.22-1.62厘米之间,平均增长0.62厘米;女生增长幅度为0.48-1.54厘米之间,平均增长0.88厘米。
②胸围每4年增长值男生为0.48厘米,女生为0.68厘米,女生胸围增长幅度大于男生。
③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胸围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0.11厘米,女生低0.13厘米。
2.2004-2008年县中小学生身体机能的动态分析
(1)脉搏的变化
①4年来,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脉搏次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变化,其中男生变化幅度在1.44-1.60次/分之间,平均增长0.21次/分。女生变化幅度在1.27-0.75次/分之间,平均减少0.20次/分。
②4年来9-17岁各年龄组及9-17组脉搏均值有显著性变化。
③每4年男生脉搏增加0.16次/分,女生则减少0.15次/分。
④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脉搏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是持平。
(2)血压的变化
①4年来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血压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减变化,其中男生收缩压负增长幅度在1.01-0.30千帕之间,平均负增长0.49千帕;舒张压增长幅度在1.01-1.43千帕之间,平均增长1.19千帕。女生收缩压负增?长幅度在0.21-0.78千帕之间,平均负增长0.47千帕。舒张压增长幅度在0.57-1.10千帕之间,平均增长0.81千帕。
②每4年男生收缩压负增长0.38千帕,舒张压增长0.92千帕,女生收缩压负增长0.36千帕,舒张压增长0.62千帕,男生血压高于女生。
③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血压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是持平。
(3)肺活量的变化
①4年来,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肺活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长,其中男生增长幅度在343.62-390.13毫升之间,平均增长361.48毫升。女生增长幅度在227.05-280.48毫升之间,平均增长264.02毫升。
②各年龄组男女生肺活量明显增长,呈非常显著性差异,每4年肺活量增长男生为278.06毫升,女生为203.09毫升。
③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肺活量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高32.03毫升,女生高21.11毫升。
3.2004-2008年县中小学生身体素质的动态分析
(1)50米跑的变化
①4年间,9-17岁男女中小学生50米跑的水平均有较大程度提高。其中,男生提高幅度在0.27-0.45秒之间,平均提高0.36秒;女生提高幅度在0.62-0.89秒之间,平均提高0.80秒。女生提高幅度大于男生。50米跑水平每4年男生提高0.28秒,女生提高0.62秒。
②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50米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0.21秒,女生低0.17秒。
(2)立定跳远的变化
①4年间,9-17岁男女中小学生立定跳远的成绩均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其中,男生提高幅度在18.37-21.28厘米之间,平均提高19.70厘米;女生提高幅度在11.81-15.95厘米之间,平均提高16.64厘米。
②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立定跳远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11.23厘米,女生低9.36厘米。
(3)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的变化①4年间,9-17岁男中小学生1000米跑的成绩和女中小学生800米跑的成绩均有较大程度提高。其中,男生提高幅度在12.51-25.10秒之间,平均提高16.55秒;女生提高幅度在9.88-23.26秒之间,平均提高17.41秒。
②4年间,县9-17岁男女中小学生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均值与全国平均值比较,男生低4.33秒,女生低3.25秒。
三、结论与建议
1.2004-2008年间,县全县中小学生身体形态的变化如下:身高变化发育呈曲线型增长,男生增长幅度略高于女生,男女生身高发育均在17岁达到最高值。体重显著增长;17岁时胸围发育已基本稳定,维尔维克指数呈下降趋势。
2.县全县中小学生身体机能的变化如下:男女生脉搏次数均有显著性变化。血压发生非常显著性变化,男生血压高于女生。男女生肺活量均呈上升趋势,学生的心肺功能得到加强。
3.县全县中小学生5项身体素质发展水平均有长足的提高(除高中三年级外),其中,男女生的速度、下肢爆发力、耐力和男生的上肢力量、女生的腰腹肌力量提高幅度较大,且尤以12岁和15岁年龄组提高更为明显。
4.县全县中小学生身体形态,机能,素质的变化从2004年,2008年两次测试对照:除脉搏,血压,立位体前屈无显著性变化外,其它指标均有显著性变化。
5.县全县中小学生身体形态,机能,素质发展水平与全国水平比较:除肺活量,1000米跑(男)、800米跑(女)指标高于全国水平,其它指标全部低于全国水平。
6.我县中小学学生体质不断增强,但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鉴于本课题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和本人水平有限,不能对中小学学生体质展开大面积充分的调查,建议有关部门积极开展这方面的研究,进一步促进我县中小学学生体质的全面发展。
[作者简介]胡维平（1966- ），女，湖北荆州人，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广告系，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广告理论与实践、价值观与消费行为。（上海 200434）
[课题项目]本文系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基于价值观的上海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研究”的研究成果之一。（项目编号：B09022）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2）33-0087-02
健康的心理是合格人才必不可少的要素。在价值观多元化、复杂化和社会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日益突出，已经成为大学培养合格人才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作为培养现代化人才的主要机构，大学教育者和管理部门理应洞察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实事求是地制定和实施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的基本政策和策略。
一、稳态与健康
“稳态”（homeostasis）又称为“内环境稳定”“自稳态”“内稳态”，起初是生理学和医学中的一个概念。伯尔纳在研究有机体的体液的生理特性和病理改变的过程中发现，由体内循环的体液组成的内环境具有维持自身稳定的机制。后来他又进一步指出，“内环境的稳定是自由和独立生活的首要条件”，“所有的生命机制，尽管多种多样，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持内环境中生活条件的稳定”。坎农于1926年正式提出用“稳态”一词来表达内环境及其稳定的维持，并于1932年再次以辩证判断的形式揭示了稳态概念的含义：“稳态概念指的是一种状态，一种可变的但又是相对恒定的状态。”
控制论创始人维纳与罗森勃鲁思等通过合作研究发现，负反馈机制是稳态得以保持的基本要素，“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做需要负反馈的行为”，从而深化了人们对稳态的认识。他们指出，一个系统之所以有受到干扰后迅速排除偏差并恢复恒定的能力，关键在于以下三个条件：一是必须有一种装置来测量受干扰的变量和维持有机体生存所必需的恒值（控制目标）之间的差别；二是目标差的信息本身和这种信息的准确传递；三是负反馈调节机制的作用下效应器做出反应，使整体达到调节的目的。因此，生理学意义上的稳态是指生命机体通过负反馈调节机制来应对外界环境的变化以维持内环境的稳定的一种状态。
健康的核心问题在于稳态的保持状态。生理上的内稳态的维持是身体健康的标志，即当个体在生理上保持平衡状态时，身体才是健康的。中医把人体健康看成是人体阴阳最优协调的综合表现，这种协调就是非平衡稳态。这里的“非平衡”是“动态”的意思。稳态并不是一种停滞和固定不变的状态，而是一种易变的但又相对稳定的状态，即在运动中求得稳态。例如，无论饥饿或大量摄取糖时，人体通过各种激素分泌水平的适应性变化，对于剧烈变化的血糖发挥拨乱反正的作用，成为稳态，血糖浓度调整在每百毫升血液80～120毫克。如果血糖变化过于剧烈，超出适量调整的能力范围，人体就会出现疾病。人体疾病的治疗和康复过程，本质上是稳态的恢复或重建过程。
人的精神、心理是一种能通过自动调整机制维持自身大部分稳定状态的动态开放系统。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从而对人的心理状态进行干扰时，人的精神稳态系统会通过自身的负反馈机制对自身的认知和情绪等进行调节，以使精神系统维持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心理调节通过自身的负反馈机制来实现，由于精神稳态系统具有开放性，因而个体的心理调节过程可以在他人的干预和引导下进行。
心理健康是一种以较高的主客观认知水准、乐观而稳定的情绪为核心的健全心理状态或人格。一个心理健康的人具备良好的心理自我调适能力，在各种行为反应中呈现出积极而适度的表现。个体的心理自我调适是在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的相互作用下实现的。认知过程通常是其他心理活动的基础，它更直接地影响着人的动机和行为。就心理健康而言，认知涉及对自我、社会、人生、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正确认知程度。具体来说，要以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为基础，对自我要有自知之明，充分了解自身的性格、气质、长处和缺点，从而形成对社会、人生、他人及周围环境的正确认知。情绪在心理健康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情绪状态不仅会影响人的生理变化，而且还直接支配着人们对事物和他人的评价态度，尤其是日常事务的相关态度。认知和情绪两者之间的关系也是互为制约互为影响的。很多时候，人们对外界事物给予的刺激，首先要通过认知做出相应的评价后才会产生情绪，而其具体态度往往又受着价值观念的支配及影响。情绪同样也会影响人的认知。当情绪处于正常良好的状态时，人的思路会开阔，思维会敏捷，解决问题会迅速；反之，心境不佳时，人的思路会受阻，行为反应会迟钝。当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时，可以通过采取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策略，帮助恢复或重建心理稳态。认知调节和情绪调节相互渗透、相互影响，二者共同维护个体精神系统的稳态。
二、价值观在精神稳态系统中的作用
作为一种信念体系和个体深层次的心理建构，价值观是一种外显或内隐的有关什么是“值得的”看法。它比态度更抽象、更一般，具有评价性、选择性、规范性，是人们用来区分好坏的标准并指导行为的心理倾向系统。心理学家认为，价值观在个体的心理倾向体系中居于核心和统帅的地位，它在需要的基础上形成，并由此指导个体的行为。价值观包含价值认知、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三种心理成分。在以上三种价值观的心理成分中，价值认知居于核心地位，它构成价值观的基本轮廓和实质内容，决定着价值观的方向和性质，是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的基础。另一方面，价值情感和价值意志反作用于价值认知，对价值认知起着制约和调节作用。
价值认知对精神稳态和心理健康具有并决定性的影响。在个体的精神稳态系统中，当价值观的变化处在一定的范围内时，个体的心理健康不会出现问题。但是，当价值观的变化超过一定的限度，精神稳态就会受到某种程度的破坏，心理问题就会产生。价值观对精神稳态和心理健康的影响，主要是通过价值认知产生的。
首先，价值观认知思维模式出现偏差就会影响到心理健康。心理困难和障碍的根源往往来自于异常或歪曲的思维方式，这可以分为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价值绝对化的思维模式，即个体以自己的愿望作为出发点在对事物进行价值评价时加上绝对化的条件。当事物未能满足个体事先设定的绝对化条件时，个体就会对事物的价值产生否定的倾向。如果价值评价的对象是自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个体就会出现过多的自我否定，从而导致自卑心理或引起自惭形秽的情绪体验。第二种是价值过分概括化的思维模式，即个体局限于从某一特定角度看待事物，以偏概全。个体用此种模式来对社会进行价值评价时，就会只看到社会的阴暗面，进而产生憎恨社会、万念俱灰等消极心理。如果以这种模式进行自我价值评价，个体就会产生自我否定、自责自罪、自卑自弃等心理以及焦虑、抑郁等情绪。第三种是价值矛盾评价的思维模式，即个体对自己和他人的评价标准是相互矛盾的：在评价自己时采用宽松的标准和功利性的尺度，在评价他人和社会时则采用严格的标准和道德尺度。评价标准的矛盾必然带来认知上的矛盾，因而具有此种思维模式的个体会由认知矛盾而产生心理上的困惑和冲突，不仅易引发焦虑的情绪，有时也会导致双重人格。
其次，价值观的认知内容出现偏差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个体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评判自我、他人和外界事物，解释和处理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的关系，但如果其价值观本身在内容上是错误的，就会产生错误的判断和行为，导致适应不良，带来心理困扰。第一，由于在成败与苦乐等问题上持有错误的价值观念，一旦遇到挫折，容易产生沮丧、焦虑、抑郁、自卑等情绪。第二，在该与不该等价值判断上过于刻板、绝对化，缺乏必要的弹性，不仅对其行为形成了桎梏，而且当事情发展的结果与其愿望相悖时，个体就会对自己感到失望、沮丧，怀疑自己的能力，自信心严重受挫。如果个体用这些信念来要求他人，往往会产生对他人的不满，进而导致人际关系的紧张，给个人增加心理负担。第三，在危险与安全的维度上，对环境的危险性和自己应付危险环境的能力做出过高或过低的估计。对环境危险性的估计，如果过高，就会产生焦虑，并使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受到限制；如果过低，则容易发生意外。对自己应付危险环境的能力的估计，过高或过低，其后果皆对个体的情绪和实际安危产生不利的影响，其后果与对环境危险性的估计偏差正好相反。
三、价值观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
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与其价值观冲突或偏差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在大多数情况下，价值观问题是当代大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主要根源。大学校园是多元价值观最活跃的传播领域，在多元价值观并存且相互冲突的复杂环境中，大学生缺乏足够的鉴别能力，难以依据已有的认知经验合理而准确地选择和认同某一种价值观念作为人生指导，因而陷入无以参照、无以归附的迷茫状态，容易导致心理失调，出现一定程度的病态心理，严重的甚至形成心理疾病，出现以心理剧烈矛盾和冲突为特征的双重人格或多重人格。吕可认为，在价值观多元化的环境中，中国当代大学生在价值标准的取舍过程中呈现出不成熟性与可塑性、矛盾性与困惑性等心理特征。这些特征决定了大学生因价值观问题而导致心理健康问题的现实可能性。曾屹丹以及王红时、范晓玲等指出，价值取向模糊、价值评价偏差、价值认同失衡和价值观念错位是导致大学生心理健康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彭晓玲等通过调查分析发现，大学生价值观与其心理健康存在正相关。当代大学生价值观呈现出主体化、世俗化、多元化和复杂化的共同特点，但不同心理健康程度的学生存在差异。丁立平在研究中发现，我国大学生大部分的心理问题是由思想问题造成的，思想问题的本质就是价值观问题，因而价值观是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中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必须对大学生的思想问题进行价值观的干预，而不能简单地归为心理问题。总之，当代许多大学生的精神稳态系统相对比较脆弱，同时又具有可塑性，而大学生在价值标准取舍过程中的特点使其在多元化价值观环境中容易产生价值观冲突或偏差，从而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四、用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促进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的重建
为促进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的重建，提高其心理健康水平，有必要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人是环境的产物。个体的精神稳态系统是一个动态开放系统，环境的变化可以影响人的精神稳态系统。就整个社会的价值观环境来讲，我们要努力构建具有广泛感召力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用以引领和整合多样化的价值观和社会思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全过程，为引领社会思潮、形成社会思想共识创造更加有利的社会环境。既要尊重各种价值观应有的社会地位，包容其对社会无害的局限性和缺陷，又要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及其对其他价值观的规范和引导作用。
在大学教育中对大学生进行科学的价值观干预，不是一时一事一处的行动，而应当是系统的、全方位的和可持续的。
首先，要努力开展观念与制度创新，为价值观干预创造文化氛围。我国大学管理者应当把塑造大学生的健康灵魂当做大学教育的首要任务，将厚德载物、百年树人的价值取向植根于大学校园文化的DNA中，在办学理念、人才培养目标、学校治理制度、教学计划、绩效考评、校园文化建设规划等方面，强化和体现核心价值体系的统帅和引领作用。通过观念和制度创新，为构建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心灵导航器的大学生精神稳态系统奠定坚实的基础。
其次，要进行组织创新，培养和造就一支强有力的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队伍。这支队伍应当由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老师以及大学里的教师、管理人员和学生中的志愿者组成，并由学校相关主要领导亲自负责指导和总体协调。他们作为教育者，应当率先垂范，在努力把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统一起来的基础上，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要求践行自己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为解决大学生的价值观问题和心理健康问题奉献自己的激情、精力和智慧。
再次，要创新工作模式，提高价值观干预的效率和有效性。努力探索新颖、实效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要在生动化、实践化、多样化、易被接受等方面下工夫。例如，采用双向互动教育模式，增强老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对话、交流与讨论，提高学生参与的广度和深度，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采用情景教育模式，使学生在体验与典范的激励中感同身受，提高被教育者对正确价值观的接受程度等。
最后，要开展控制创新，形成良性循环。通过建立科学有效的评价指标体系、测评方法与反馈机制，使大学生价值观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得到科学的效果评估，以便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在不断改进和完善中提高教育的水平和质量。
总之，科学的价值观干预是一项系统工程，是对大学生开展价值观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核心，是帮助大学生重建精神稳态系统、促其提高心理健康水平的基础性工程，理应得到大学教育者和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切实实施和持续改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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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吕可.社会价值观与大学生心理健康[J].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9（5）.
[4]彭晓玲，周仲瑜，柏伟，等.大学生价值观与心理健康相关性调查分析[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0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