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8 11:4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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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社会对于水资源形势和节约用水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然而在“丰水”地区是否应建设节水型社会的问题上，人们却仍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对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有的人不关心，有的人不支持，甚至还有的人只把它作为要项目、要资金的“口号”……“丰水”地区为什么要建设节水型社会，如何建设节水型社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本文试图运用经济学方法分析“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必要性和动力等问题，推进人们对“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认识。
一、资源稀缺性与“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
水作为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其总量与可利用量是十分有限的。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人类生产、生活水平的提高，可用水资源（下称水资源）已经变得越来越稀缺。对水资源稀缺性的认识决定了我们必须要对水资源进行优化配置。
水资源的稀缺是长期的、全局的、绝对的，水资源的丰沛是短期的、局部的、相对的。个别地区虽然习惯上被称为“丰水地区”，但并不意味着其可以利用的水资源是无限的。第一，“丰水”是相对的，它只是相对于其它地区“不缺水”，也就是说该地区可能是“相对缺水”。（“丰水”是一个大家广泛使用却没有严格界定的术语，水文学在多年平均径流量的基础上提出了丰水年（期）、平水年（期）和枯水年（期）的概念，现实中，人们约定俗成地把长江流域以南称为“丰水”地区，这是相对而言的。笔者认为是否“丰水”应视水资源的供需两方面而定，同时这是一个具有动态性质的概念）；第二，该地区水资源在时空分布上极可能是不平衡的，例如四川省水资源就具有时空分布不均的特性；第三，水资源形势正在由“丰水”向“缺水”转化，这不仅包括自然条件的变化，用水需求量的提高，还包括人为污染造成可用水资源量的减少；第四，如果水成为商品，那么该地区对水商品的供给将是有限的。
因此，就“丰水”地区而言，虽然在某些情况下无用水之忧，但并不等于水资源不稀缺。既然水资源稀缺，那么就有必要优化配置。这里的优化既包括局部的优化，也包括全局的优化。局部的优化指在“丰水”地区内的不同地方和时期之间优化水资源配置。全局的优化则是指在“丰水”和缺水地区之间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
二、优化水资源配置与“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
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提出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在此之前，人们首先提出的是“节约用水”。作为“缺水”的应对之策，其目的主要是节约水资源用量。随着对水资源形势和经济社会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建设节水型社会”作为一项重大战略，提上了议事日程。
“节水型社会”充分地体现了优化水资源配置的思想。节约水资源用量只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浅层特征，而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实现用水效益的最大化，促进水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最终保障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是节水型社会建设的根本目标。
“节水型社会”是实现水资源优化配置的有效战略措施。传统的主要依靠行政措施推动节水的做法，手段单一，管理体系不健全，公众参与程度不够，已经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节水型社会”通过建立以水权、水市场理论为基础的水资源管理体制，形成以经济手段为主的节水机制，能够提高全社会的自觉节水意识，把节水工作贯穿于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全过程，从根本上改变节水乏力的状况。
“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是其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必由之路。
首先，就局部优化而言，“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势在必行。由于“相对缺水”的存在、水资源在季节分配上的不平衡、“丰水”向“缺水”转化的动态性，“丰水”地区同样面临着节约用水、提高水资源的利用效率和效益，促进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的任务。那种认为“我们这里不会缺水，没必要建设节水型社会”的观点是一种短视的行为。
其次，就全局优化而言，节水型社会建设是“丰水”地区优化水资源配置的动力和保障。全局的优化并不必然带来局部的优化。局部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不等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丰水”地区就没有自觉、自愿节约用水的动力。初始水权的确立和水市场的建立，使节约出来的水转化为商品，转化为经济效益，从而使“丰水”地区的边际成本和收益与全局的边际成本和收益趋于一致，为“丰水”地区节水提供了动力，同时也保护了“丰水”地区节水的积极性。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学描述
为了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情况进行直观的反映，笔者将“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经济效果描绘如下。
（一）静态的初始生产曲线
设静态下全社会初始生产函数为F（X），其中F（X）代表产量，X代表水资源用量。
一般情况下，图中横轴代表水资源用量，纵轴代表产量。生产函数曲线BAC代表了在一定的生产水平下，水资源用量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BA段边际产量递增，随着水资源用量的增加，产量逐渐增加；水资源用量达到A，产量达到最大；AC段边际产量递减，随着水资源用量的继续增加，产量逐渐减少。由于AC段中，水资源用量是可控的（用多少水，由人决定，用多了，可以把用水量减下去，洪涝灾害除外），故用虚线表示。
（二）缺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假设缺水地区生产函数与全社会相同，水资源用量受到水资源量的限制，最大水资源量为d，那么其产量只能达到D点，无法达到A点。该地区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了水资源利用效率，改变了初始的生产函数，则形成了新的曲线B‘A’C‘。
该社会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生产函数变为F‘（X），生产函数曲线改变为B’A‘C’，从而在可用水资源量为d时，实现了比过去D点高得多的产量D‘。我们把BAC向B’A‘C’的转变视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
可从我国的现实中找到例证。1991年以来，我国耕地平均每年因干旱受灾减产粮食280亿公斤，城市、工业缺水60亿立方米，影响工业产值2300亿元。由于缺水，我国的生产函数曲线达不到最优点A.与此同时，我国万元GDP用水量2002年为537立方米，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这说明我们完全有可能改善生产函数，在缺水的情况下，通过建设节水型社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高得多的GDP.
（三）“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描述
以都江堰市为“丰水”地区代表，在现有的用水水平或者说生产函数下，可用水资源量有时为d（不妨设为最小值），小于最佳需求量a，有时为e（不妨设为最大值），大于最佳需求量a.在后一种情况下，为了达到经济效益的最大值，都江堰市放弃了多余水量，故其产量在D和A之间变动。
都江堰市建立节水型社会也可能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效果。
建立了如缺水地区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益和效率，实现在较少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产量F‘（X），如：在d下的产量D’。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A’]）；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另建立了新的生产函数，通过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和效益，实现在较多的可用水资源量X下的较高的产量F‘（X）。这时，一方面，实现了较高的产量F’（X）（F‘（X）属于[D’，E]）‘；另一方面，节省了水资源e-X（（e-X）属于[0，e-d]），进入水市场，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未考虑初始水权界定限制）。
总之，促使生产函数优化的过程就是“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漫长而复杂，需要应对各种影响因素的变化以及带来的各种风险，但是描述，我们可以看到，“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的经济效益是显而易见的。
四、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的对策思考
上面的分析对生产函数进行了简化，以直接地描述节水型社会的过程。实际上产量不仅是用水量的函数，更是其它多个自变量的函数F（X1，X2，X3，X4，X5…），我们可以把X1、X2、X3、X4、X5分别定义为水资源用量、劳动力素质（包括用水意识）、生产技术（包括用水技术）、生产结构（包括用水结构）、经济体制（包括管水体制）等。生产函数之所以能够变化，是众多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优化生产函数，建设节水型社会也必须从以上众多因素入手。
当前，推进“丰水”地区节水型社会建设首先要提高“丰水”地区政府、企业、公众对水资源形势的认识，充分认识水资源的稀缺性，克服“我们不缺水，不需要节水”的片面观念，增强人们对“丰水”地区建设节水型社会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
计算Facebook的路数的“棋谱”有两门，分别是社会学和经济学。社交网络这盘棋，棋路与其它的棋非常不同。一方面，要有经济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推特那样，叫好不叫座；另一方面，要有社会学家的算路，否则就会象Myspace那样“速灭杀丁”。
鉴于国内还看不到一家SNS(社会网络化服务)可以很好平衡这门算路，后来者目前就有一个很好的居上机会，通过掌握深入的算路，提前发现未来商机，实现咸鱼翻身。
网络社交的理论界桩
网络时代的社交有其特殊的社会和经济学意义，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而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具体聚焦到网络社交这个主题上来，我们发现“棋谱”或“菜谱”相当多，首先需要梳理一下。社会学与经济学的交叉，依重心的不同，形成两类差异很大的学科，一类叫社会经济学，以经济人为重心；一类叫经济社会学，以社会人为重心。
社会经济学，又称社会问题经济学(如夏普等《社会问题经济学》第18版)，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国内这一分支的(如白雪秋、宋国兴主编《社会经济学》)与夏普一样，主要研究弱势群体利益相关的贫困、失业、环境污染、走私等社会问题，与社交网络无关；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从经济人角度研究成瘾等社会行为背后的理性选择。
经济社会学，又称新经济社会学，以别于早期的经济社会学。主要分为两个流派，一个是低度社会化理论，主要从交易费用角度在经济学中引入社会因素，如威廉姆森的制度经济分析，国内是汪和建的《迈向中国的新经济社会学》。一个是过度社会化的观点。
如果以棋谱比喻，社会经济学注重“实地”，经济社会学注重“外势”；如果以菜谱比喻，社会经济学偏重“炒菜”，强调物化的因素，经济社会学偏重“汤菜”，强调人化(或文化)的因素。
在所有这些理论中，最有助于我们分析象Facebook这样的SNS的理论，无疑是新经济社会学这一支，包括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代表作《镶嵌：社会网与经济行动》)，国内有张其仔的《新经济社会学》。因为它们与网络社交的关系最相关。
旧经济社会学与新经济社会学的最大区别，就在网络理论的有无。“新”主要新在网络上。这个网络虽然本意不是指互联网，但与SNS关系更为密切，因为它是指人际互动网络。
格兰诺维特的社会网理论，有别于低度社会化理论之处在于，他不认同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因为认为那太经济化、物化，而强调信任在网络中的作用，也就是强调人心的作用。但格兰诺维特又不同于一般社会学家以一般道德的观点解释诚实行为，认为那过于社会化，“人”化，而强调在人与人互动中产生的信任起决定作用，有点象经济学中强调的有限重复博弈对合作的影响。
打下上述这些算路上的关键界桩，我们就可以深入实质性的分析，看理论为网络社会提供了什么指引，而网络社交又给理论出了哪些难题。
网络社交中的深度判断
1、仅有关系不行，还要有信任
中国是个非常讲关系的国家，格兰诺维特在建立社会网理论时，特别看好中国。他说“研究社会网的社会学”“应该在中国社会的研究中占有重要的一席”。据说他爱吃中国菜，而且还能在一家一家中餐厅中比较出正宗与否。于是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中国学生，轮流请吃，关系大为密切。以致美国学生大为吃醋，说他爱中国学生甚于美国学生。
关系并不是社会学的专利，经济学中也有关系。当关系作为社会概念最初引入经济学时，还不能同经济人行为区别开来。经济学中讲的关系是契约关系，是基于原子论的一个个孤立个人之间的物化关系。
在网络社交实践中，我们看到一种竞争，就是以Facebook为代表的熟人网络与Myspace为代表的生人网络之间的竞争。按照契约关系理论以社会化为优先的标准，熟人网络是低级的，因为是私人关系；生人网络才是高级的，因为是公共关系。后者比前者的社会化程度高。因此应该是Myspace赢，而Facebook输。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我在Myspace死亡前半年提前给他总结的第一位死因就在这里：“Facebook的理念是分享，发展的是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是礼品经济；Myspace的理念则是发现，发展的是生人之间的关系，做的社会化。Myspace把SNS误解为社会化，是主要死因。SNS的本质是社会资本，即关系加信任，相比较而言，二者都有关系，但Myspace缺信任，因此天然有残缺。”
我个人一直认为，把SNS当作社会化，是一个SNS从业者至今仍存在的极大思维误区。它与扎克伯克关于SNS的原创思路正好相反。坚持认为SNS是社会化模式，会由于理论基本面上的失误，导致商业实际操作上的两方面误区。一是社会化必然导向认为公共关系高于私人关系，把这一点绝对化，会把社会网操作成经济网，而失去社会网的内在活力。二是社会化会必然导向以交易成本最低为取向，而失于发挥信任对网络的增值作用。契约本质上是非信任关系，是在信任度为零条件下进行交易的原则。信任一直被排除在经济学之外。按此逻辑操作，难以把建立信任这种基于“社会”的长处和优势真正引入经济。
我们从理论上总结出的SNS以生命换来的教训，格兰诺维特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就提前预言了。问题在于搞互联网的不爱看书，也不爱通过杂志学习知识，而偏爱拿自己的小命耍着玩。我们现在来看格兰诺维特在四十年前指出的导致Myspace死亡的问题的理论根源所在。他在批评经济与社会结合中的“低度社会化”倾向时，指出其中基本面上的问题在于过度迷信“经济”，而忽视“社会”。
以经济方式，外在地处理信任问题是否可行？威廉姆森用交易费用理论对待网络关系中的诚信，有一个严重问题：它直接在理论基本面上，就会产生与网络模式冲突的悖论。格兰诺维特揪住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中基本观点上的一个致命问题不放。这就是，威廉姆森交易费用理论将直接导致以科层制，而不是扁平化网络来处理信任和网络欺诈。格兰诺维特讥之为缺乏文化的“利维坦”。我们不可想象SNS为解决诚信问题，而诉诸科层制的办法。现在小结一下，社会学和经济学在交叉融合中，对网络社交提出的第一个指导性的意见在于，把异质关系网络和信任，作为社会人特有的长处加以吸收。按照社会网理论推论，网络社交中的关系应该不是指契约关系。可以认为，网络社交所建立的关系，是有别于“你是你，我是我”的契约关系，而属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非契约关系。不是物化的关系，而是人化的关系。这里与经济相对的社会，不应被理解为社会化，而应理解为与物相对的心，即与物化理性相对的人本。
2、光有信任不行，还要有个性化互动
社会学和经济学在网络社交模式上的交汇，不光是向经济中引入社会的因素，也在向社会中引入经济的元素。
格兰诺维特在社会网理论中，批评了过度社会化的观点。这是指，在信任问题上，只考虑并且只相信道德这种社会因素的作用，而无视经济因素作用的观点。在实践中，这是指在诚信问题上，过多强调道德作用，而不讲经济规律的偏颇之见。比如，以为尽社会责任，提供公共产品，就是做善事。
社会网络中常见的一个经典问题是，从低度社会化，直接走向另一个极端，即过度社会化。原因是由于固持经济理性，在发现经济解决不了信任问题后，直接把信任推给道德来解决，而忽视了可以用经济的方法解决信任问题的隐蔽方法。
这个问题的推广，是网络社交如何与社会责任相容的问题。成熟的社会网理论发现，由于网络的存在，经济利益与社会责任可以内在统一起来。也就是将社会责任内生于经济利益，通过讲求社会责任获得经济利益。格兰诺维特自豪地声称：“我已经论证了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前者指的是威廉姆森的制度分析，后者指的就是相反的诉诸“普遍道德”的倾向。
格兰诺维特发现单纯诉诸“普遍道德”的社会学家的一个思维盲点，他们没有发现人际互动是从经济内部解决信任问题的必由之路。这就涉及到对网络之道的根本理解。
格兰诺维特发现，“不管过度与低度社会化有何明显不同，很讽刺的是：两者共同地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两个观点对社会秩序的解答因此合二为一，共通地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
格兰诺维特的意思，“翻译”过来，实际是想说，对于社会网，既不能(象经济学家那样)把它当节点理解，也不能(象社会学家那样)当铁板一块的整体理解，而只能理解为节点之间的互动。社会网是异质性的个人之间的互动。这是格兰诺维特社会网理论的精髓所在。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格兰诺维特对网络实质的理解。他在互联网没有出现的时候，就指出对网络的根本理解，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其方法的特点是，脱开了网络的技术方面，而直指网络的灵魂，从道上理解网络。我们现在搞SNS的人，90%以上都是投机分子，他们根本不想去了解网络之道，而只想捕捉偶然机会、撞大运，结果成为命运的奴隶。
当这样理解网络社交时，个性化和互动就成为关键词。进一步深化理解，第一个方面，个性化不是一对一的小农经济，它一定是成本合算的。而这个合算，还不是指从静态效率上看合算，而是更深远地从动态效能上看合算。Facebook的成功正在这里，它利用数据挖掘，提高了个性化的效能。我国的许多SNS之所以学不像，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从深度悟到互联网个性化的要领，因此也不知象数据挖掘之类东西有何用处。
第二个方面，互动不是简单的对话，而是互动网的形成，在其中信任关系得以低成本地建立。这一点，用经济学可以解释。在博弈论中，人们看到，博弈的次数，与信任关系、机会主义倾向有内在联系。在一次性博弈中，信任关系最差，合作难以建立；在有限重复次博弈中，信任关系建立起来，但机会主义仍不能避免；但是在无限重复博弈中，信任进一步提高，机会主义得到抑制。如果这种经济学逻辑，再加上社会学逻辑，就会演化成商业生态系统。
在义乌小企业信贷关系中，我们看到低成本信任的建立过程。最初，银行不愿向小企业贷款，因为征信成本过高。但稍加调整后，让三个上下游小企业建立联坐担保机制，再一起向银行申请贷款，银行就欣然同意了。在这里，信任关系的建立，既不是靠社会学家的道德，也不是经济学家的科层化的制度设计，而是建立了一个人际网络，通过网络的互动(包括责任的互动、诚信的互动)，很简单地实现。
在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各种结合实验中，我们看到格兰诺维特抓住了人际互动的社会网的理论特征，他几十年前的见解，越到互联网前沿检验，越觉出先锋和前卫来。可以说，通过这个窗口，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我们都可以了解到网络社交的重要性。
网络社交带来的新的难题
上面说到，几十年前的理论，可以指导我们对网络社交的理解。下面可以看到，社会学和经济学也必须面对自己在网络社交时代的新发展。
格兰诺维特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网与经济行动”，但他毕竟不是研究互联网的，而互联网，尤其是SNS的发展，又对社会网产生着新的冲击，带来新的发展。那么，网络社交发展中，有哪些重要方面，是格兰诺维特的理论概括不了的新东西呢？
择其要者来说，平台是格兰诺维特不曾重点研究而在SNS实践中越来越重要的现象。
格兰诺维特讲的社会网，只是直接的人际互动形成的网络。但SNS正发展成为以SNS平台为基础支撑的人际互动网络。象Facebook已形成了平台与增值业务的分离。其标志，就是网站直接有API(应用程序接口)，建立平台级的人际互动服务与应用级的人际互动服务的分离。这没有否定格兰诺维特的理论，但却要求理论进一步发展，以适应更复杂的新现实。例如信任，可能成为平台上专业化的支撑服务，得到专业化的发展。
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教育是知识传播的途径,是人的能力提高的决定因素之一。在知识迅速涌现的今天,人们需要掌握和吸收的知识的难度在不断增大。随着经济的发展,知识不断增长,教育的作用也越来越突出。教育分为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其中,基础教育提供的主要是大量的基础性知识,高等教育(大专、本科、硕士、博士)提供的主要是专业知识,它对于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社会技能的提高有显著的影响。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应该把知识的获得作为教育的目的。一般来讲,基础教育都实现了学生们获得知识的目的,在应试教育体制下,学生的基础知识还是比较扎实的,而高等教育却并没有真正体现出对社会的贡献。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高等教育并没有达到增加学生的知识、提高学生的能力的目的,或者说并没有培育出适合社会发展进步的人才,也就是高等教育的提供现代知识体系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二、我国高等教育存在的问题
我国高等教育不能起到有效传播知识的作用,是由我国的教育体制、社会观念等决定的,并不是高等教育资本投入决定的。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1.教育质量低下。从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内容和结构看,我国的高等教育没有很好地提供现代知识体系,主要表现在:首先,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等教育提供的知识水平普遍较低,受教育者从事经济活动的能力较低,很多毕业生都只能纸上谈兵,基本没有实际操作的经验和能力。其次,我国高等教育专业和课程设置比较盲目,专业趋同现象严重,提供的知识结构不合理,传授的知识比较陈旧,高校的教育内容与社会需求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也就是毕业生的能力与用人单位的需求之间存在差异。
2.教育体制不合理。我国高等教育是文凭教育机制,这会使受教育者只是为了获得文凭或者分数,而不是为了获得知识,也就扭曲了高等教育传播知识的作用。另外,我国大量的人才外流使得受教育者的知识不能在我国得到有效利用,使我国比较缺乏的发展资源更加稀缺,这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我国教育体制存在问题,对受教育者的学习动机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如今,我国一些大学生把追求文凭作为学习的主要动机,在学习期间缺乏追求知识的动力和压力。再加上通信网络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游戏的发展,一些高校学生不能自控,整天沉迷于网络游戏中,学习敷衍了事,甚至投机取巧,这也使得教育传播知识的功能被弱化。
3.教师素质比较低。教师担负着对广大学生传授知识、培养能力、完善素质的责任,其自身的素质状况对于教育的效果有直接的影响。目前,我国高校中有很多教师并没有掌握现代知识体系,或者虽然专业理论知识比较扎实,学术研究水平较高,但教学能力不强,教学的效果也不好。
三、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
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的传播,促进知识的增长,从而缩小或者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因此,高等教育发展的措施就是尽可能地把知识充分有效地传播给新一代。
1.转变观念。教育是能力提高的重要途径,它的目的是实现知识的有效传播。信息社会经济学认为应该首先转变观念,转变西方经济学对我们根深蒂固的影响,深刻认识到教育是提高知识文化素质最重要的手段,是消除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知识差距的措施,而不是人力资本理论认为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不能用成本收益比较机制来衡量。要清楚地认识到资本投入不是教育发展的决定因素,虽然投资越多对教育越有利,但并不代表投资越多教育效果越有效。教育所产生的效果主要应该取决于教育的体制、内容和结果等,资本投资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
2.教育体制改革。从知识传播的角度看,高等教育要实现知识有效传播,从而达到提高人的能力的作用,必须对高等教育发展的机制进行改进。我国高等教育机制属于文凭教育机制,使教育不能充分有效地发挥其功能。因此,应设法建立素质教育机制,使高等教育更好地起到知识传播的作用,培养受教育者的知识文化素质,提高动手操作能力,提高质量。同时,还应不断深化教学改革,做到人才培养适应市场的需要。当然,还必须设法激励受教育者追求知识的动力,让他们有学习的压力。
3.提高教师素质。教师的素质对于高等教育受教育者的影响比较直接,他们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对受教育者知识的传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对于我国高等教育来说,高校必须拥有厚基础、强素质的高校师资队伍,他们可以通过引进外国学者或者本国留学生,也可以通过我们国家自己培养。教师素质高,可以充分掌握发达的现代知识体系的教学水平。当然,这些也需要我国合理的教育体制、经济运行机制的形成才能实现。
除此之外,合理的社会规范作为促进知识增长的激励机制,对于高等教育的知识传播也有不可忽视的作用。高等教育要顺利实现其作用,教育的基础设施和手段有助于其功能的充分发挥。因此,在强调教育体制、观念、教师素质的同时不能忽视像社会规范、教育基础设施等次要而必不可少的因素。
总之,对我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知识增长,实现缩小或消除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教育是必不可少、不可替代的途径。
参考文献:
[1]崔博,王钰莹.网络文化:一种新型的校园文化背景―当代大学生教育之我见[J].科教文汇,2009,(8).
[2]李文利.高等教育之于学生发展:能力提升还是能力筛选?[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1.
【关键词】
统计学； 社会经济； 关系
1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中的作用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为收集经济数据提供必要的方法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必须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建立经济数量模型，开展定量分析。因此首先有必要收集必要的经济数据。经济统计学给出了各种经济统计指标的科学定义和计算口径，给出了具体收集各种指标的方法和途径。离开了统计学的支撑，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能够真实反映客观世界的经济数据。
1.2 为总结和提炼客观经济现象的数量变动规律提供方法
社会经济的个别现象受多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其中包括了相当多的偶然因素，只有通过统计的大量观察法，才能从偶然中发现必然，总结出现象变动的数量特征。微观经济学中著名的恩格尔曲线（Engel’s curve）与宏观经济学中的菲利普斯曲线（Phillips curve） ，就是通过统计观察发现数量特征的典型事例。
1.3 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真实性和完善程度提供方法论基础
任何经济理论都只是相对真理，只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较好地解释某些经济现实。因此需要人们利用经济数据去检验这些理论是否能够与实际情况相符。这种分析被称为实证分析。实证分析所获得的新知识常常为实质性学科的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例如消费函数。
2 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的评价标准
美国著名统计学家Tukey1962年发表了题为“数据分析的未来”的长篇文章，论及对数理统计研究的评价标准。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直接作用。是否发明了新的统计方法或者将一些统计方法组合应用于新的领域。对分析数据工作有无间接作用。虽然未发明新的统计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如费歇在1921年发表的题为《理论统计学的数学基础》和1925年发表的题为《点估计理论》的文章，虽则并末提出新的统计方法，但其中所提出的概念和理论框架，主导了以后许多年的数理统计学的研究思路影响延续至今。成果的数学水平。解决或推进有统计学背景的数学问题方面有独到和创新之处。
对于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来说，衡量社会经济统计研究成果也可以有类似的三个标准：
第一，经济学标准。通过对经济数据的分析，发现了新的经济规律，或者是很好地论证和说明了某种经济现象发展的趋势和数量变动规律。
第二，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直接作用。提出了新的经济指标及其核算方法、发明了新的分析方法或者是将产生于其他领域的方法成功地应用于经济社会领域，或者是巧妙地结合运用已有的方法等等。
第三，对经济数据分析工作的间接作用。虽然未提出新的方法，但就学科的理论框架进行有益的探讨，为学科的发展、揭示新的方向或思路，或开辟新的研究分支和领域。关于大统计学科的讨论等等，经济统计领域大国民核算体系的提出等等也属于类似的工作。
长期以来，我国的数理统计学界，采用发展纯数学的方法去发展统计学，特别是在成果评价方面，重理论轻实用。这种“政策导向”使许多数理统计学者对实用问题不感兴趣。研究内容流于空疏，无补于实际。
我国的经济统计学界没有很好地将现代统计方法应用于社会经济领域，去得到一些非统计专业的经济学者难以得到的很有参考价值的定量分析结论。因此，难于获得社会的支持。使学科发展的“良性循环”无法形成。相当一部分经济统计学论文的统计特色不够鲜明，不会江统计学深入运用到社会经济领域。与经济学其他学科的研究没有明显的区别。个别论文甚至只有文字的论述或数学公式的推导，而很少统计方法与统计数据的应用。
3 统计学在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正确运用
3.1 坚持统计学的正确方向
对社会经济进行研究时，需要应用通用的统计方法，但更重要的是要密切结合有关经济理论，建立和完善以有关经济现象为对象的特定的统计方法。因此，搞经济统计时不能盲目照搬照抄西方经济理论，而应该从我国国情出发，要密切结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将研究适合经济领域特有的统计方法作为研究的重点，同时积极参与重大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发挥经济统计学的作用。
3.2 经济研究最重要的是经济思想而不是数学公式
不能以数学水平的高低来衡量经济学家的水平，也不能以运用数学的多少和它的难易程度来作为评判经济学论文质量高低的标准。我们在对社会经济进行深入研究时，不能将简单问题复杂化，不注意问题的实质和方法的适用条件，片面追求复杂的方法和复杂的模型。我们应该找的最佳的方法和手段来解决复杂问题。
3.3 重视社会经济思想的运用
在肯定数学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的同时，需要指出：经济学不是数学。在经济研究中，经济思想是最重要的，数学和计量方法只是体现和执行经济想法的工具。经济学的主要领域是靠经济学知识而不是数学取胜。
【参考文献】
[1]陈希孺：数理统计学及其与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关系[J].中国统计，2001年第7期。
中图分类号：F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11-0216-02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发表于1985年美国社会学杂志（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本文的作者马克·格兰诺维特曾在哈佛接受社会学的研究生教育，师从社会网分析奠基人之一的哈里森·怀特，一直致力于以社会网理论建构起来的新经济社会学与经济学进行对话。
《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在与经济学对话，尤其是与新制度经济学大家、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奥利弗·E·威廉姆森对话。通过对话，作者提出了“嵌入性”这一新经济社会学的核心概念。
在该文中，格兰诺维特首先批判了社会学传统中的“过度社会化”和古典、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低度社会化”两个问题。格兰诺维特引用丹尼斯·罗恩的观点，指出在社会学中存在人被视为对他人意见过于敏感且完全屈从于经由社会化过程内化的共有的价值与规范体系，即过度社会化问题。而经济学中则存在低度社会化倾向，认为生产、分配与消费行为完全不受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影响。格兰诺维特对两种倾向分析的结论虽然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相互对立，但却有着惊人的共同点：均以社会性孤立的行动者作为行动与决定的中心，即将行动者孤立于实时的社会情境之外。过度社会化的孤立是由于机械化了社会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假定个人的社会属性或范畴一旦已知，其行为方式也就被决定了。在文章中，格兰诺维特将过度社会化中的“社会”与自然神论者的上帝相类比，来形容这种情况下社会所拥有的强大的决定性力量。而经济学家不是完全不考虑社会关系，就是将其定型化、一般化。①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即嵌入性）的观点。他认为，行动者既不是像原子一样游离在社会网络之外，也不会奴隶般地依附于其所属的社会类别赋予其的角色。人们具有目的性的行动企图实际是嵌在真实的、正在运作的社会关系系统之中的。
最后，格兰诺维特通过与威廉姆森、霍布斯以及古典经济学的对话，针对信任和欺诈、“市场抑或科层”两个问题论证了其提出的“嵌入性”这一理论。
“嵌入性”这一概念的提出在社会学界、经济学界均引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一场社会学与经济学的大讨论大结合，新经济社会学学派由此兴起。针对格兰诺维特《经济行动与社会结构：嵌入性问题》一文，笔者对“嵌入性”这一理论做了如下梳理与思考。
一、嵌入性理论对于信任与欺诈的解释
威廉姆森发现，经济学往往假设人们是以相当温和的手段追求自我利益，规避了霍布斯命题。而现实的经济活动中，往往“以骗术追求自我利益；善于伪装掩饰的人更易于找到交易利益”。经济学对这一问题有两个解释：
1.低度社会化的新制度经济学的主张。他们使用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形成，认为制度的形成即为解决经济问题。“每一个演化中的经济问题必有一个社会制度来解决它。”因此，会有一个相应的聪明的制度被设计出来以提高欺诈的成本，取代信任本身，解决欺诈问题。格兰诺维特对这一解决方式的批判是：制度的设计不是产生信任而是取代信任。因此就会导致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即有理性的人会想尽一切办法钻制度的漏洞。笔者认为，当一个制度设计出来使欺诈的成本变得很高的时候，人们会推论认为理性的他人考虑到成本不会采取欺诈行为，因此而产生一种新的信任。只是信任的对象不再是他人而是制度。但是其信任的前提是制度要足够“聪明”。
2.过度社会化的“普遍道德”。这一观点认为，社会会渐渐演化出来某些类型的隐性契约使人们尊重他人。这些契约即使不是一个社会能够存在的基础，至少也对社会有效率的运作贡献良多。格兰诺维特对这一理论的批判认为，道德的约束不是无时无刻的，也不是理所当然的。他举了一个例子说，一个理智人在离家很远的餐厅吃饭时如果付了大额的小费，在双方过去不认识也不太会再发生一次交易并且交易内容不太会传扬出去的情况下，除非发生暴力或欺诈事件上述情况不可能发生。
相对于上述两种解决方式，格兰诺维特提出了嵌入性的理论强调具体的关系以及关系结构，即网络能产生信任防止欺诈。这一观点是建立在如下的假定之上的：（1）每个人都喜欢与信誉良好的人打交道。（2）人们往往寻求比“不欺诈”更好的关于他人名誉的信息。格兰诺维特利用布朗提出的著名的“N名囚徒困境”博弈论来证明其观点。他举了其经典的戏院失火会发生推挤踩踏事件，而家中失火则不会，正是因为大家相互信任，认为他人的行为是可预测的，所以没有囚徒困境。因此，是社会关系而不是制度安排或普遍道德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
二、嵌入性理论对于“市场抑或科层”问题的解释
威廉姆森《市场及科层》提出了“市场抑或科层”问题：在什么情况下经济功能会在公司界线内执行，又在什么情况下会越界交给市场。威廉姆森本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是：在任何情况下组织都以最有效率地处理经济交易为原则。因此，那些经常发生的、结果不确定的、有需要特殊投资的交易较可能会留在科层组织内；那些直截了当、不常重复又不需要特别投资的交易较可能在公司间进行。威廉姆森对其原因的解释有两个：（1）“有限理性”，即将复杂的交易内部化可以降低交易成本；（2）诉求于权威关系以驯服机会主义。
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的分析“混合了《利维坦》一书中相同的过度与低度社会化的观点。公司内科层权力的效能被过度强调了。就好像霍布斯过度社会化观点下的国家。”“市场”则类似于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具体来说，他从三个方面对威廉姆森的相关理论提出了有力的批判：
1.格兰诺维特指出，威廉姆森割裂了商业关系和社会关系，而实际上两者密不可分。格兰诺维特引用马考利的研究，证明组织之间的经济来往亦具有稳定性，除非迫不得已不会使用诉讼解决纠纷。“大家在协调的时候都不喜欢谈到威胁要上法院。如一个商人所说‘如果你让律师和会计师站在一边凉快，你可以解决任何争端。他们完全不了解商场上让东取西的艺术”。“证据一致显示要有一些 ‘震撼’才会动摇公司的采买政策，使他不再重复地向一家或少数几家供货商下订单”。
2.格兰诺维特认为，威廉姆森忽略了组织之间亦存在广泛而多样性的社会互动网络，这也是信息传递的有效途径。
3.格兰诺维特批评威廉姆森高估了组织内科层力量的效率。格兰诺维特引用道尔顿的《经理之人》描述的中集体欺诈行为以证明组织虽然被“设计成完全与由社会网而来的集体行动毫不相干”，但是“当人员流动低的时候，职务之间的关系会增加私人色彩的内涵，最后会改造关系网络而改变组织的方向”（James Lincoln，1982）。在这一批判的最后，格兰诺维特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市场交易内化成为公司内的交易，的确可以较好地处理复杂而特殊的交易，但却不能明确的认定科层组织就是主要的原因。或许交易内化的主要效果是提供一个焦点，给一个紧密连带的社会关系网络。”笔者认为，这一结论与其之前的批判论证相左。在格兰诺维特对道尔顿研究进行解释时，指出其之所以出现集体欺诈行为正是由于关系网络对组织的渗透和改变。一方面认为关系网络是交易内化的原因，一方面又认为关系网络会导致组织内交易行为效率的下降甚至失效。
三、结论
威廉姆森让复杂经济活动由科层整合的组织处理来解释经济生活中“机会主义”与欺诈的防止及合作与秩序的普遍存在。而格兰诺维特则认为，秩序或者失序、诚实或欺诈与关系结构有关，与组织形态则较少关联。一笔交易是会留在市场还是垂直整合进公司内，要看其他条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网带来的是冲突、失序、机会主义或欺诈时，交易就有要垂直整合入公司中的压力。反之有一个稳定的网络来处理复杂交易并产生了公司间标准行为模式，就不存在这样的压力了。
在批判威廉姆森的观点时，格兰诺维特 一直注意将自己的理论与功能主义和进化论撇清关系。譬如，在论证社会关系能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信任时，格兰诺维特也分析了网络的局限性以强调其不是乐观的功能主义，以关系网络取代道德或制度执行了维持社会秩序的功能。
四、笔者思考
在本文中格兰诺维特在与威廉姆森的对话过程中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假设和命题。总体来说，笔者认为，其理论是将社会网分析与制度分析相结合、将社会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为后人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研究切入点。譬如，他运用情境解释的范式对经济学理性人的假定做了捍卫，认为对分析者而言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如果把情境限制尤其是嵌入性问题考虑进去仍可能是有意义的。因此，笔者认为，“嵌入性”这一概念不仅仅是新经济社会学的理论范式，更是一种分析社会经济问题的新工具。
参考文献：
构筑社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决不是简单地将社会经济统计学的许多分支任意增减排列，而是探索社会经济统计学各rl科学之间科学的有机构成。研究社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在某种意义上就是社会经济统计学科体系分类研究。分类本身就是科学研究中的一项重要工作，许多学科本身就是分类学，分类是这些学科的主要目标，如动物分类学，植物分类学等。大多数学科，在某个层次上完成分也是一项重要的成果或突破，如作为19世纪化学最大成就的元素(或原子)的分类及晶体的分类，20世纪基本粒子的分类等。在三结‘构数学中，主要目标也是分类，例如，1981年有限单群分类的完成是抽象代数的最大成就之一。
社会经济统计学已经发展成为一个门类繁多，结构复杂的知识系统，在这个知:识系统中，学科之间、知识单元之间、方法之间将呈现一种结构关系，形成不同层次的结构系统，具有不同的功能。对这种复杂的知识系统进行科学的归类，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必要的。
二、研究杜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休系的原则
本课题研究社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的原则是:
1.整体性。建立的学科体系以“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统计方法”这一属性为r标准划定的全部对象为总体范围。
2.层次性。社会经济统计学是多层次的交叉学科，划分层次使得社会经济统计学作为方法论满足不同层次的需要，为课程设置提供依据。
3.统一性。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一门完整的科学，有别于一门科学或两t1科学的观点。
4。排斤性和吸纳性。社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既能明确划分各学科的差异，又能融合各学科的共性。
三、杜会经济统计科学与学科、学派三者之间的关系。
1.社会经济统计科学。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矛盾的特殊性本p其研究对象、性质等是长期发展确定的，形成对数量特征进行观察研究的方法论科学。
2.社会经济统计学科。社会经济统计学科也有两层涵义:第一是长期的发展中形成的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分支，这是通常意义上的社会经济统计学科观，第二是指围绕某一培养目标形成的统计课程，如工业统计学，农业统计学等。所谓体系则是由若干有关事物互相联系，互相制约而构成的一个整体，相应的，社会经济统计学科体系是社会经济统计学科分支体系和课程体系的共同体，两者之间也有互柑制约和联系。
3.社会经济统计学派。学派是指一门学间中由于师承不同而形成的派别:学派对科学的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统计历史上政治算术学派与国势学派之间的学术争论确立了统计学的科学命名和统计学是关于现象数量关系的内涵规定。同时，统计学派的学术争论使得统计学科不断地发生分立和合并。社会经济统计学派与数理统计学派、社会统计学派是现代称化统计时期的三大派别。
社会经济统计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内因是统计科学的自身发展规律和不同学派的争论，其外因是统计活动包括统计工作和统计教学，它们为统计学科的发展提出客观要求，推动学科的分立与合并。为了科学建立我国社会经济统计学科体系，有必要回顾国外统计学学科体系和我国统计学学科体系的发展。
四、国外统计学科体系的演进
统计实践活动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早己存在，而统计科学和学科体系的创立则始于资本主义社会。十七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欧洲主要国家有所发展，对统计工作提谁出了新要求。一些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此进行研究，进而形成不同的学派。统计实践的发展和统计学派之间的争论，推动了统计学科体系的逐步建立。按照发展阶段不同，我们将统计学分为古典统计学、近代统计学和现代统计学，在每个阶段，由于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各异，统计学由不同的学科体系构成。
1.古典统计学学科体系
古典统计学，系指十七世纪中叶至十八世纪中叶的统计学，是统计学的初创阶段，由于它尚未从一些实质性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等)独立出来，因此它在内容体系和启研究方法上不甚完善。其学科体系由不完善的古典经济统计学、古典人口统计学和国势学等学科所构成。
古典经济统计学由政治算未派中的经济统计学派所创立，主要人物为英国的配第、金氏和达芬南，并以配第的《政治算术》为代表作。在此书中，配第最先提出采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分析社会经济现象及其相关关系，同时还提出了儿乎与现代统计相同的计量方法、分组方法和推算方法。但这部著作把对社会经济现象的抽象分析和从数量上的实证研究交织在一起，是政治经济与统计学尚未分化前的状态，因此，《政治算术》还不能视为一部完整意义的经济统计学著作。受配第的影响，金氏进一步研究了分组法和估计法，编制了英国各社会集团的收入平衡表，达芬特提出了根据社会经济现象的相似性和内在联系进行估计和推断的思想，这些为古典统计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古典人口统计学为政治算术学派中的人口统计学派所建立，代表人物格朗特、哈利和苏斯密尔希。格朗特在《关于死亡表的自然与政治观察》一书中，提出了至今仍有重要影响的有关人口统计的概念、分组方法、估计方法等，证实了出生、死亡、男女性比例等现象的变动存有一定的规律性，编制了第一张生命统计表。受格朗特的影响，哈利编制了著名的“哈利生命统计表”，用以人口推算人寿保险金。苏斯密尔希首次提出了大量观察法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应用，证实了大数定律的存在。这些人口统计理论与方法，构成了古典人口统计学的内容。
国势学为十七世纪中叶的德国国势学派所创建。早期的国势学派(记述学派)代表人物有康令、阿亨瓦尔、施廖采尔等，‘他们的国势学，仅采用记述的方式，罗列各国的重要社会经济情况，不具有现代统计学的特点，他们的贡献，仅在于阿亨瓦尔将国势学改名为统计学，确定统计学这门科学的名称。后期的国势学派(表式学派)代表人物，有安杰生、克罗姆、海伯纳等人，他们的国势学从政治算术中吸取营养，以计量为主，采用数列或图表表示国家的显著事项。显示了国势学派与政治算术学派的综合，并成为各国政府统计的代表。
综上所述，.古典统计学实际上是萌芽阶段的社会经济统计学，或者说，统计学产生是以社会经济统计学的面目出现的。它从数量方面研究社会经济现象，学科发展以合为主，学科体系层次简单。
2.近代统计学学科体系
近代统计学，系指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的统计学。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政府统计机关和民间调查机构纷纷建立，定期公布统计数字，统计工作从一般的政治管理扩展到社会经济活动各个领域，出现了各-种专业统计，统计学派的争论和统计刊物的出版，共同促使了统计学科发生分化。近代统计学学科体系由近代经济统计学、近代人口统计学和道德统计学科构成，学科发展以分化为主要特征。
近代经济统计学是沿着配第一达芬特开拓的道路发展起来的，由于研究范围的扩大和研究问题的专门化，使经济统计学发生分化。十九世纪末，重农主义思潮的兴起，对农业的高度重视，使农业统计得以建立，拉瓦锡的《农产量统计》就是其代表作。十九世纪初，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为解决工商业中出现的间题，需要收集资料从数量方面加以研究，工商业统计也应运而生。同时航运业和国际贸易的发展、工人运动的兴起使得航运统计、贸易统计和劳工统计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一十招九世纪以后，人们对物价的变动甚为关心，一些学者不仅编制出各种物价指数，而对物价指数的计算方法进行了深入研究，创立了物价统计。
近代人口统计学是沿着格朗特一哈利开拓的道路发展起来的，并由最初的生命统计向保险统计、卫生统计或医疗统计方向发展。随着人寿保险事业.的发展，对科学的生命表的需要日益迫切，哈利生命表虽为当时保险机构所惜重，但仍存在许多缺点，引起了一些学者对生命统计和保险统计原理的进一步研究，贡献最大者首推英国的米尔思，他著《论年金和人寿保险价值及生存者》，编出了著名的生命的统计表一一“卡莱尔表”，奠定了保险统计学的基础。由于生命的长短与医疗或卫生有一定的关系，所以生命统计向卫生或医疗统计发展是合乎逻辑的。路易斯、格里芬、维勒米和盖伊等人对此作出了显著贡献。随着研究问题的深入和新的统计方法的出现，人口统计学在分化的同时，一也由静态向动态方向发展，凯特勒就通过静态的研究，揭示了“人的出生、发展和死亡是服从一定规律的”(统计规律)从而使人口统计学趋于完整。“道德统计”和“道德统计学”之名最早由法国的格雷提出并使用，但在此间题上最有成就的当数比利时的凯特勒。他在《犯罪倾向》、《社会物理学》等著作中，研究犯罪统计、犯罪动态及其原因并认为犯罪现象同人口现象一样，存在着某种规律性(统计规律性)，马克思对他的成就曾予以肯定。
需要指出的是，在凯特勒之前，无论是人口统计还是经济统计，严格意义上讲，还不能算为“学”。凯特勒把概率论广泛地引入社会经济研究之中，实现了政治算术学意义的统计学和国势学中表式学派的统计思想与概率论的综合，才使统计学真正成为科学意义上的统计学。凯特勒被视为“近代统计学之父”。
3。现代统计学学科体系
现代统计学，是指十九世纪中叶至二十世纪中叶的统计学，由于概率论的引入，使统计学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统计学科进一步分化与综合、学科体系日益健全和完善，现代统计学已成为一种多门类、多层次的科学。
(1)数理统计学及其分支学科体系。自凯特勒将概率论正式引入统计学以后，一些学者遵循他的《论数学与统计的关系》和《社会物理学》等著作的观点，侧重吸收他的研究方法，使概率论在自然和社会现象研究中得到进一步应用，并发展为一门通用方法论学科，即数理统计学，这门学科的命名最早由威梯斯坦确定并推广使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数理统计表现为描述统计学，由旧数理统计学派所创建。本世纪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的数理统计表现为推断统计学，由新数理统计学派所创建。需要指出的是，新数理统计学派，不承认社会统计学是一门现代统计学科，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是政府统计工作的总结或者说数理统计学在社会经济研究中的应用，同时他们“计量不计质”观点，也是今天“通用方论法”的来源之一，成为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一大弊端。
(2)西方社会统计学学科体系。十九世纪中叶至本世纪二十年代的西方社会统计学(简称社会统计学)由旧社会统计学派所创建，代表人物有克尼斯、恩格尔、梅尔等人。这门学科的产生先于数理统计学，而正式命名则迟于后者。因为早期的统计学都是研究社会现象的，没有必要在“统计学”前面冠以“社会”字样，正是由于数理统计学的出现，为了以示区别，才给原有各统计学科加上一个概括性的名称一一“社会统计学”。这一名词由纳普最先提出，由凯尔作为专用书名使用。社会统计学的的研究对象为国家、社会动静集团现象的数量方面，研究法限于大量观察法，研究的目的在于通过数量关系探索国家、社会动静集团现象的统计规律性，包括状态规律、频率规律、发展规律和相关规律等，研究范围包括政治统计、经济统计、人口统计、道德统计、消费统计等，实现对近代统计学各学科的综合，在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前，与数理统计学相比，社会统计学在统计学学科体系中居优势地位。
(3)社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社会经济统计学是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在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指导下，经过列宁和斯大林对国家的统计组织和统计实践作出重大变革后，在对社会统计学(旧社会统计学派的统计学)批判地继承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其性质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为在质与量的辨证统一中研究大量社会经济现象的数量方面，研究方法除继承社会统计学的大量观察法外，还提出了分组法和综合指标法，并认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还可以有效地运用数理统计方法。作为国家管理和对社会经济生活进行有效服务和监督的重要手段，以及用以制定和检查计划的基础。统计工作在前苏联受到空前的重视，社会经济也有较大发展，已成为门类齐义、系统完整的现代统计学科，并与数理统计相对立。
五、我国统计学学科体系探索轨迹
建国以来，我国对统计学学科体系的认识，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四个方面。
1。“数理型”统计学科体系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现代统计学是以概率论为基础的数理统计学，是以分析客观大量现象数量关系与变化、研究客观大量现象中受概率论支配的客观规律性，’其在学科归属上，应当是数学学科体系的一个分支，属于应用数学学科体系范畴，在学科性质上应是一门唯一的、可用于社会与自然等各个领域的通用的统计学。这种人还认为，随着数理统计方法在社会、经济、生物、化学等各种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并按各领域分别加以分析与总结，从而形成了按具体领域分类的应用数理统计学，即社会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生物统计学等;同时指出，应用数理统计方法所形成社会统计学、经济统计学等，与在苏联统计理论指导下所建立的“经济统计学”、“社会统计学”等完全两回事，前者是为社会与经济研究用的数理统计方法，而不是指标解释与经验总结，而后者仅仅是指标罗列、指标解释与经验总结等。
2。t’4旨标型”统计学科体系
持这种观点的人主要受1954年3月前苏联科学院、中央统计局和教育局联合通过的决议影响，并在思想不开放的年代教条式的接受了决议中的有关精神。决议中认为:“统计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它研究大量社会现象的数量方法。……统计学的理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苏联百科辞典》“统计学”词条)还认为数理统计学只属于数学学科体系，即只承认社会经济统计学才是唯一的统计学。
3.“指标加数理应用型”统计学科体系
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认为，统计学是一门横向的、方法论科学，而不是单纯的社会科学，认为“统计学本米就是同数学、计算分不开的，根本就不存在无数学和不计算的统计学。‘数理伙‘数学’在外文中本是一个字，从严格的逻辑意义说，根本不应该在统计学上冠之以‘数理，一词。”从而认为，单纯的数理统计学只是数学的分支，但随着数学(包括数理统计学)在工程技术、生物科学、化学、物理等领域中应用所形成的工程技术统计学、生物统计学等，已不再是数学的分支，而是以工程、生物现象等具体数量方法为研究对象的方法科学，属于统计学范畴。于是，新的统计学学科体系便由“指标型”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与数理统计学往各具体领域中应用形成的生物统计学等所构成。我们称这种体系为“指标加数理应用型”统计学学科体系，以区黝于“指标型”体系和“数理型”体系。
4.“综合型”统计学科体系
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仅仅把数理统计看作是数学学科体系的一部分而不是统计学学科体系的一部分是错误的，仅仅把社会经济统计学看作是唯一的统计学也是错误的，而把统计学说成是两门也是不严谨的，统计学只有一门，它既包括社会科学中的统计学，又包括自然科学中的统计学，既包括社会经济统计学，又包括数理统计学及其应用李科，即统计学的研究对象特征应包括:思维科学一一数理统计学及其分支学科，社会科学一一社会统计学及其分支学科，自然科学一一生物、气象、物理、天文及环境统计学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认为统计学学科体系是由若干个层次或级别的多种统计学科所构成的“综合型”一学科体系。
六、杜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框架
本课题构筑社会经济统计学学科体系时，除遵循基本原则外，还着重考虑如下因素。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将社会分化过程中的经济因素视为造成社会分层的主要因素。换句话说，马克思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着不同的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由于这种占有的不同，使市场在物质生产最大化的同时并不能实现各阶层人员流动的最大化。一部分占有社会资源的人总可以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而那些不占有生产资料及生产要素的人，则不得不出卖劳动力来维持自己的生活。随着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劳动力这种要素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越来越趋于劣势，剩余价值在社会各个阶层间的分配愈发趋于不平等，进而产生巨大的社会贫富差距。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李强教授（2011）在《社会分层十讲》中，结合马克思韦伯的三元分层理论和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将判断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的标准归结为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即对组织资源，文化技术资源和经济资源占有的不同。本文将继续沿用李强教授所提出的社会分层标准划分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分层。另外，在此基础上，用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其关注点在于在使物质增长最大化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如何使社会资源能更公平地在社会成员间良好地分配，从而更好地促进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若这些社会资源在这些阶层间实现相对较公平的分配，就意味着处于较低的阶层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上升到较高阶层，则社会流动是比较畅通的，反之则比较阻塞。这种以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来作为分层标准、研究社会资源在各个阶层间流动、来判断社会流动是否通畅的研究视角便是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
为了更好地测量和把握社会分层与流动的现状，本文主要以国际标准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量表，以下简称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之所以使用ISEI量表作为主要测量工具，是因为此类量表将职业声望，经济收入等社会经济指标综合起来，从而可以更全面进而准确地测量我国一定时期内一定群体的社会地位及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大小及其变化。相对于政治经济学而言，此类量表既考虑到其中占主导地位经济因素，同时也兼顾到了其他社会因素，因而是一种可以广泛通用的量表（李强，2011）。
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现状
（一）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现状
根据上文列举的对三种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可将我国现阶段社会分为十大阶层。这十大阶层按照对三种资源占有的多少及对社会的影响大小排列为：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阶层。其中，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主要占有组织资源，经理阶层占有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私营企业主阶层占有经济资源，专业技术人员拥有文化技术资源，办事人员阶层拥有少量文化资源或组织资源，个体工商户阶层占有少量经济资源，而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及农业劳动者阶层则均占有很少的三种资源，而城乡失业、半失业及无业者阶层则基本不占有任何资源（李强，2011）。
根据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而进行社会阶层划分，可以看出，占有社会资源多的阶层处于社会的上层，而居于社会底层的阶层占有的三种资源很少，甚至不占有三种资源，最终不得不回归体力劳动维持其最基本的生存。这一方面佐证了政治经济学的“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公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别的根源”的正确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劳动力要素现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参与社会资源的分配过程中居于劣势；而其他阶层凭借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在参与分配的过程中处于优势地位。伴随着生产的发展和分工的细化，优势会继续扩大，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底部阶层的人群向更高一级阶层的自由流动。
那么，这十大阶层在社会中所占的比重是多少，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出何种形态，这种社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如何呢？李强教授在2005年将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与ISEI量表相结合，对我国社会分层及社会结构现状做了许多深入的研究，具体研究数据呈现如表1。
由表1数据可以看到，2000年时我国社会各阶层人数的大致分布概况。其中，23-2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64.2%，组成该分值的职业群体基本为普通农民，具体包括从事稻田、棚架等农作物的种植人员，农副产品加工人员，家禽家畜饲养人员及清洁工，以收垃圾为生者等。基本上是以简单体力劳动为生的农业劳动者阶层。
29-32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9.8%，主要由依靠劳动力要素参与分配的初级产业工人、小个体工商户阶层以及商业服务阶层构成。具体包括建筑工人、土石方施工工人、混凝土配置工人、地质勘探工及装运搬运工等初级产业工人阶层；小个体工商户及商业服务人员等。这类群体相对于23-25分组而言，多为从农民而转化来的农民工，其实际生活水平与农民相比无较大差异。
33-40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11.2%，主要由公路、道路、铁路、水上等交通运输人员，商业服务业普通营业员，餐饮业服务人员，机电产品装配员等蓝领工人阶层组成，相对于初级工人而言，这类群体占有相对更多的社会资源，因而介于中产阶层与蓝领阶层之间的位置。
43-45分组占全部就业者总数的2.9%，主要由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户阶层构成。具体包括普通行政业务人员，办公室职员，企业职员，护士，小学教师，推销展销及商业服务人员等。
65-69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4.5%，主要由掌握一定经济、文化、技术资源的中产阶层构成。具体包括从事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企业的经理、负责人，科技专业人员，电子、电力、广播、交通工程等技术人员，规划设计人员，以及中等教育人员等构成，相应归属于专业技术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以及经理人员阶层。
85-88分组占全部就业者的0.5%，主要由医生、律师、银行、证券企业经理等高级专业人员及党群组织国家机关负责人等人员构成。归属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及经理人员阶层（李强，2011）。
通过上述可以看到，ISEI分值越高，其代表的人群所掌握的社会资源越多，反之则越少。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不同人群由于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在社会中的实际地位也千差万别。尤为突出的是居于劣势的劳动力要素，集中分布在我国社会底部阶层，体现出我国社会分层的尖锐现状。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根据研究数据得出，2000年我国的社会结构呈现“倒丁字形”，社会底层所占比重过大，而中产阶层比重严重不足，社会分化现象不容乐观。如图1所示。由图1可以看出，我国2000年时社会结构呈现的“倒丁字形”结构分布，一定程度上呈现出我国严重的社会分化。64.2%的人群处于一个十分低的分值位置，反映出我国在2000年时的社会结构距离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完全依照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调节社会资源在广大人群中的分配，并不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绝大多数人的发展问题。这无疑是威胁我国社会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巨大隐患，需要引起重视。
（二）我国现阶段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现状
李强教授及其课题组所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因而反映的是2000年之前的社会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如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步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那么自2000年到现在，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又出现哪些新的情况呢？自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公布至今，国内鲜有以此视角为基础，研究和分析我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现状。因此笔者从李强教授的研究成果出发，沿用李强教授的社会分层标准及分析测量工具ISEI量表，将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用ISEI量表进行测量和评分；用政治经济学视角，从整体上把握2000年至今我国的社会结构变迁及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状况。
所用数据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16岁-64岁之间的抽样统计数据。通过用ISEI量表测量与评分，结果如表2（详细数据略）。
通过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相对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而言，23-25分组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第五次普查数据的64.2%下降为第六次普查数据的56.32%；同比下降7.88%。29-32分组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由9.8%上升为12%，同比增长3%。33-40分组由过去的11.2%上升为15.8%，同比上升4.6%。43-45分组由过去的2.9%上升为5.86%，同比上升2.96%。65-69分组由过去的4.5%下降为3.17%，同比下降1.33%。85-88分组中，数据由过去的0.5%上升为0.67%，同比上升0.17%。按照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及ISEI测算的我国社会经济地位结构图如图2所示。
由此可以发现自2000年至今的十多年时间中，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正在逐渐向着“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地发展。具体表现为，从2000年至今，处于社会底层的农业劳动者阶层比重不断下降，而产业工人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及个体工商业等阶层的比重均有上涨，这说明，我国底部阶层比重正在不断减少，中产阶层比重正在不断上升，社会整体结构正在不断向“纺锤形”社会结构缓慢发展。
然而，从整体上看，虽然十年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有了明显的进步，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倒丁字形”的社会结构。最突出的特征仍是，社会底部阶层所占比重过大，中产阶层比重很小，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的的分配依然有待进一步的完善。一方面虽然底部阶层的比重正在逐步减小，但其占总人口的比重仍然过大；56.32%农业劳动者阶层意味着，我国至今仍有一半以上的人群处在23-25分的低分阶层中。即使今后每十年均按照7.88%的比例下降，将这一群体的比重下降到合理水平还需要近四十年时间。另一方面，处于中间位置的中产阶层比重远远小于合理的水平，并且增长速度还有待进一步加快。通过对比数据我们可以发现，43-45分组的比重同比增长了2.96%，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只有5.86%，加上广大蓝领阶层及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这一比重也仍然不及总人口比重的四分之一，远远低于合理比重的要求。从这一点上来说，虽然我国现阶段的社会发展取得了很多突出的成就，但我国现阶段已然显露阶层固化的端倪，社会各阶层间的流动虽然在不断进行，但距理想的“纺锤形”社会结构依然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无疑会给未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及社会的稳定带来严峻的挑战。
关于我国现阶段社会分层与流动现状的建议与反思
政治经济学认为，对社会资源占有的不同决定人群归属于不同的阶层，因而保持良好的社会结构及社会流动的关键在于如何使社会资源在社会各阶层间得到真正公平合理的分配。我国目前在很多领域存在社会资源分配严重不公的现状，使我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社会结构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极端不平衡的格局。这在某种程度上助长了阶层固化以及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例如，我国的城市和农村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平衡现象，一方面，城市的发展要远远高于农村，城市生活的居民占有的社会资源要远远多于农民所占有的社会资源，城乡之间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问题。另一方面，我国户籍制度的存在，使农民由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进程受到了极大地限制。即便农民可以进城打工，也只能处于次级劳动力市场；在福利、收入等方面远远低于城里人。从而使我国56.32%人群，至今依然被束缚在社会的最底层，社会问题屡见不鲜。因此，推动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使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得到合理公平的分配。政治经济学认为，只有真正做到社会成员对社会资源占有的公平，才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各阶层间的差距，实现社会各个成员间的真正平等。
由于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以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过分平均而得到的经验教训，使我们不可能在现阶段的分配过程中达到绝对平均的理想状态。因此，在一次分配中无法实现绝对的占有自由，那么就需要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更加注重公平。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分配过程中尽力做到机会公平、程序公平和结果公平，从而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的尴尬现状。这就要求政府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社会各阶层向更高一层的流动扫清障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然而，各类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分配存在严重不公等问题日益成为每个中国人关注和讨论的焦点。目前，中国的人均GDP即将突破4000美元大关，步入中等收入危机高发的危险门槛。中国能否解决好中等收入危机，将对我国能否顺利建成小康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采取有效措施推动社会资源在各阶层间的公平合理的分配，加快我国社会结构的转型迫在眉睫。因此，一个合理、公正、和谐的社会，一定是社会结构良好，社会资源分配公平，社会各阶层间通畅流动，公平公正的社会。这不仅是笔者对未来中国发展的希望和追求，同时也是党和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经之路。
1.李强.社会分层十讲[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李强.社会分层与社会空间领域的公平、公正[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2（1）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7685（2013）01-0122-03
社会生态学是研究人类社会的生态关系及其规律性的科学，它同研究动植物或微生物的生态关系的生态学实质上是相同或相通的：它们都有相近或相类的系统结构和功能，也都存在生态平衡与优化的系统状态，等等。差异或区别在于：它们在进化的层次上有高低之分，而在系统的调控上则区别于是否存在意识的作用。烟台大学叶峻教授新近推出的专著《社会生态学与协同发展论》一书（2012年9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建构起一门全新的复杂性学科——社会生态学，首创了一个崭新的社会发展战略——协同发展论。可以相信并且期待，该书的出版发行是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对我国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及对于生态科学尤其是社会生态学、经济科学尤其是生态经济学、社会发展理论尤其是协同发展论等的进一步研究与发展，无疑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社会现实意义和科学理论价值。
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个命题已经成为当今社会的共识和基本规范。《社会生态学与协同发展论》一书进一步揭示出社会经济又以社会生态为最根本的基础即根基。因为社会实践已经一再表明并且证实，社会经济的发生与发展完全取决于由人类主体及其环境客体所构成的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质量和功能效率。正因为如此，社会经济的生产、消费等基本环节，统统都离不开社会生态系统的支撑与制约：如果没有生态环境（无机环境、有机环境和社会环境）不断供应原材料和能源，并且调配组合相关社会人才的话，哪怕是最简单、最基本的社会产品或商品，都根本无法制造与生产出来；同样地，如果没有生态群体（经营者、销售者和消费者）及时经销和消费这些产品或商品的话，社会生产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系统都将难以为继。不言而喻，社会生态系统是整个人类社会大系统（包括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宗教等）生存与发展的根基。无论是经济还是政治，无论是军事还是文化，如果没有社会生态系统为其根基的话，它们统统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显然，社会生态根基论是对社会经济基础论的进一步丰富与深化，也是经济基础原理自身的与时俱进和时代创新。
不仅如此，在社会生态根基论的基础上，《社会生态学与协同发展论》一书还提出了诸如“社会平等，必然以社会生态平等为基础”，“社会公民的人权保障，必然以其社会生态权保障为基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必然以在社会生态面前人人平等为基础”，“天赋人权，不啻就是天赋人社会生态权”，“构建和谐社会，必然以构建和谐社会生态为基础”，“建设生态文明，必然以建设社会生态文明为基础”等一系列全新的学术见解和社会理念，从而为包括经济学特别是生态经济学、政治学特别是生态政治学、军事学特别是生态军事学、社会学特别是生态社会学、法学特别是生态法学、哲学特别是生态哲学、伦理学特别是生态伦理学、美学特别是生态美学等在内的相关学科的科学研究，释出了许多新的思维与信息。
遵循经济是社会的基础这种思维模式，过去我们总是由经济论经济，也由经济论政治，还由经济论社会的一切。现在，社会生态研究提示我们，今后应当从社会生态来讨论社会经济，再从社会生态及其经济来讨论社会政治，以及社会中的各种问题与矛盾，这样才能及时找准问题的根源，由此而获得事半功倍的最佳效果。如，面对当今世界各国普遍存在的分配不公、贫富悬殊、两极分化、等重大社会矛盾和问题，社会生态学揭示，所有这些社会问题与矛盾的实质或根源，统统都是由社会生态系统的失衡或紊乱造成的。要真正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维护人类社会的均衡发展，就必须从社会生态的根基上去着手解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实现分配公平公正、贫富相宜相济、防治，并由此确保社会的和谐与安定，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平衡与优化。
过去我们对社会生产力的研究与论述，往往忽视生态环境在生产中的作用，即忽视了生态的生产力。所以，传统的生产力概念是由劳动者（生产者）、劳动资料（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土地、原材料等）、科学技术和管理等要素所组成。显然，传统的生产力概念突出地强调了人类社会对自然界的作用力，从根本上忽略了生态环境因素的力量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的作用。由此，在引发和助长人类对自然界无休止地征服、改造和索取的同时，也导致自然环境不断遭受污染和破坏，其结果是不仅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急剧退化，而且招致自然界持续不断地报复和惩罚人类。对此，学术界早就有人提出异议：传统的社会生产力，“它把自然力量这部分生产力删除了，剩下的只是半边生产力；它在指导实践活动时，造成了自然力的巨大破坏，说它是一种致残生产力毫不过分。”（柯宗瑞，1991）为此，《社会生态学与协同发展论》一书指出，人类社会的生产力系统，必须将“自然生产力”或“生态生产力”包括其中；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自然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作用力（自然力或生态力）纳入生产力系统中来，即“生产力=生态生产力+社会生产力”。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所面对的机遇与挑战分析
1.面对的机遇
（1）进一步明确和强化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学科地位。社会经济统计学体系的构建，从根本上确立了一级学科的地位，并且在日后不断深化完善过程中多发挥的作用也会越来越大。作为一门一级学科，社会经济统计学是有着广泛的数据和现实依据，在我国传统的教育内容中早已经存在，只是由于其相关的知识涵盖范围被社会经济学所包含，导致没有成为一门一级学科，具体的研究内容也仅限于表面肤浅的研究，对实际的经济发展促进作用不是很明显。如今成为了一级学科后，社会统学的发展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促进，使得研究内容更加丰富，对经济活动中的数据统计的结果所起到的作用也是与日俱增，为其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
（2）彰显社会统计学的学科特色。由于社会经济统计学成为了一门一级学科，其相关的研究目标得到了具体的确定，相应的学科特色也得到了彰显。社会经济统计学的研究主要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相应数据和指标，通过统计学的处理来为实际工作提供参考和指导，保证经济发展处在一个健康有序的轨道中，推动整体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遇到的挑战
（1）学科类别有待确定。社会经济统计学所属于的学科范畴目前还没有形成一致的观点，有些学者认为其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经济，那么理应属于经济学范畴，但是反方面的观点是统计学基础主要是运用统计原理进行分析，应该划归理学。相关的争议导致学科内容和相关联系还没有明确确定，成为了学科发展所遇到的挑战之一。
（2）课程机构问题。由于还未明确划分所属范围，导致学科内容容易出现重理轻经济的现象，理科课程占据了主体，而对经济的研究停留在浅显的层次，课程结构出现偏差，导致学生对发展方向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迷茫。
三、社会经济统计学遵循的原则分析
1.遵循历史发展轨迹
统计学最开始的发展是以统计人口、财产、土地等数据发展而
来的一门专业学科，其相应的历史发展轨迹是统计学发展的主线，也是学科研究和发展的重要指向，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成为了一级学科之后，虽然研究的内容和运用的知识及方法较最初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同，但是却不妨碍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发展所需要遵循的历史轨迹，其出现的差异只是时展的体现，并不能成为偏离发展轨迹的依据。
2.拓展学科的认知
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对象主要是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数据以及信息。数据的体现是有着现实依据，因此对社会经济统计学的认知就不能脱离实际的研究对象而成为抽象的数据研究，其所需要遵照的实际就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实际的学科发展过程中需要拓展学科的认知，与理学进行严格地区分以形成自身的学科特色。
3.规律研究与方法研究并重发展
社会经济统计学研究的实际经济数据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是指导实际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据，但是也不能忽视方法的研究，对于经济形势的迅猛发展，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会不断被深化挖掘，实际的学科发展需要将双方面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来推动学科发展，防止出现单腿走路的现象，为经济社会的发展提供准确科学的支持。
4.立足于中国实际的国情进行学科发展
一方面,中国的GDP总量已经居世界第二,名义上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一方面,中国又正处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瓶颈阶段,可谓跋前踬后,动辄得咎。国内,在国家层面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果同时却衍生出一个悖论,即“相对价值剥夺感”(relativedeprivation)(默顿,1968)反倒成为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诸多国人的认知,如住房、教育、医疗这三大民生问题,被民众形象地比喻为“新三座大山”。简言之,从经济社会学角度审视,如果以“十二五”划界,一定意义上,之前的中国经济建设成果更多体现为经济增长而不是经济发展,即便是,也只是古典经济学意义上的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是目的,只是为人类谋福利的一种手段,而经济发展是用于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实现平等教育和社会包容性、保证平等的机会、减少人民的不安全感、解决腐败和破坏环境等问题,确保高质量基本社会服务的全面惠及是达成发展目标最有效方式之一。”[2](p.19)库兹涅茨在论述不同于传统的现代经济增长时,论及了个中包含的结构性变化,如关于工业化、城市化、一国内各个集团相对经济位置的变化以及产品在资本形成、居民消费与政府消费之间分配的变化等。[3](p.7)易言之,经济增长只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环节,只是一个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随着“十二五”的即将实施,一个社会经济秩序新变迁时代也即将来临,实现“经济增长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相统一”已经成为当前经济社会建设刻不容缓的任务,中央已提出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任务,强调从需求结构、产业结构、要素投入结构三个方面加以转变,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转型,关注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社会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事实上,在现有的经济和社会转型的进程中确实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矛盾和问题,在经济增长取得非凡成就的同时,必须注意到经济发展在产业经济结构升级方面所面临的诸多约束(例如能源资源的约束、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约束、管理通胀预期的压力加大等),社会建设的改善与加强亟待实施。
一、经济学理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学理解的经济发展
与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窄”式理解不同,社会学对经济发展是“宽”式理解。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概念的基本态度为A.C.庇古和C.克拉克等人所持的观念,即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视为经济利增加的指标,是经济的“进步”,是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侧面,乃至是经济活动的最高指标,这种“进步”观是基于存在一个完全竞争的市场的假设之上的,然而,事实上,完全竞争的市场只不过是经典经济学的一个理想假设,经济学推崇的帕累托效率不能保证市场竞争导致的分配与一般意义上的公平概念相一致。[4](p.6)这种经济发展“进步”观其实是发展经济学中对经济增长的界定。因为,衡量经济增长的主要指标指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的实际产出(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而经济发展指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一个国家提高其生活水平的过程,是“质的改善”,二者是有重大区别的[5](p.342)。虽说发展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理解较为宽泛,认为经济发展既可以指量上的经济增长,也可以指对“结构上的侧面”(结构的调整)的分析,不过,“经济增长绝不是经济发展的最高或唯一的目标,经济发展应当被视为涉及经济与社会制度重新组合和定向的多维过程,即经济发展是指除却经济增长的意义之外,还包括体制、社会与管理结构的变化,例如公民意识的兴起成长等。”[6](pp·55-58)相较经济学对经济发展的“增长”观理解,在社会学中,对经济发展的理解是一个整体,连带社会发展的整体,健全的经济发展离不开相应的社会发展,对经济增长加入非经济因素的思考是衡量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参考,缺失既定制度重大变革则谈不上真正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除了经济增长与结构的调整以外,还应涵盖包括制度、产业、管理等在内的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和重构,关注社会公平乃至人自身认知态度的变化(如关于“环境正义”的思考),即经济发展为经济增长加变革。经济发展是一个非线性、多维度和动态的过程,这个过程涉及发展各个方面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性转变,受制于一国特定的制度、社会文化和政治历史,因此,要求在政策和制度上随着时间的推移进行可预见的转变。[7](pp·57-65)换句话说,社会学视野下的经济发展主要是分析与经济发展同时出现的社会变动的各个侧面及其过程。而作为经济发展前提条件的社会变动主要是指以契约的制度化为中心的社会制度结构的变化[8](p.271)。概言之,在经济社会学中,经济学理解的经济发展与社会学理解的经济发展存在着总体性侧面的分野,其中之一即为经济学分析的侧面是效率,而社会学分析的侧面是社会分化。
从社会学结构功能视角观察,社会分化指的是社会结构系统不断分解成新的社会要素与社会结构构成要素在既有功能上进行重新组合的过程,即同质性向异质性的转化(homogeneitytoheterogeneity),且分割重组的各种社会关系最终形成新的结构,“当这些功能需要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满足时,就会对社会结构产生一种压力,迫使社会创造出一种更为有效、更为分化的结构安排”(帕森斯,1964)。同时,社会学的功能主义也认为一定的社会不平等(社会分化)对于社会的正常运行是不可避免的,例如,新功能主义学者卢曼指出,一个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总是存在不同成员之间的分化如果某一系统被划分成多个地位高低不等的子系统,便可谓发生了层级分化。[9](pp·21-23)社会分化通常可涵盖角色性分化(职能分化)与地位性分化(功能分化)两大类别。本文指的是后者,即因为经济社会政治关系的变动而导致社会成员在社会位置上的落差(等级位置或序列),此观点符合艾森斯塔德关于“社会分化既是功能性的又是利益性的”论断。[10](p.11)在中国现实情境中,虽说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已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化的社会,变成了社会资源分配多样化及其贫富分化的社会;从一个构成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日趋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11](p.26)但是,也要看到超出社会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承受力的社会分化,往往依旧是导致社会不公平与形成各种社会冲突的主要根源,而对正处于经济社会快速转型的社会更是如此。在中国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中,鉴于诸如“身份决定财富”的先赋性分化现象长期没有得到有效扭转,甚至有所扩大的这一趋势背景,按照韦伯关于社会结构和分层研究的启示,笔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分化(地位性分化)正在呈现为(经济地位)财富分化、(政治地位)权力分化、(社会地位)声望分化三大类型,且(经济政治社会)强势精英群体呈现出结盟传承的迹象,而社会流动则呈现滞缓迹象。①多层分化的结构化趋势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社会分化的主流态势。[12](pp·81-87)于是,在经济社会转型的漩卷下,出现了另一个悖论,即经济社会的参与体进一步多元化,利益关系日趋复杂化,一个多元经济秩序正在形成之中,与此同时,社会分化程度却在进一步拉大,尤其是在财富的配置方面。社会距离“橄榄型”建构尚有待时日。因此,对经济社会秩序变迁中经济发展测量指标的选取宜由现有的GDP至上时代转向“后GDP”时代,转向社会成员能够“参与”和“共享”的“包容性增长”时代,注重“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即应更多关注实际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财富分配公允性),关注诸如人文发展指数(HDI)、国民幸福指数(GrossNationalHappiness,GNH)等非货币性指标,关注社会与个人权利增进与政府能力臻善,以实现经济社会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唯此,这样的经济发展才具有积极意义。
三、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社会学思考
1·公民权利的臻善,从“福利”问题的社会学方针
谈起经历30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有饭吃、有房住”如今已经不能再作为公民权利已充分实现的证据而津津乐道,况且“有房住”在目前尚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论断,即便如此,“有饭吃、有房住”也基本只是一种生物性需求的满足,而不是社会性需求的满足,社会性需求是基于“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诉求之上的,这种诉求的实现才是经济发展的目标所在。而要实现此种诉求,公民权利的臻善是必不可少的。众所皆知,公民权利是为公民所拥有、为政府所保障的合法权利。在福利国家的福利模式中,公民权利是核心,慈善福利为补充,其重点是探讨财富的分配,并在探讨过程中对于市场的原则和方式提出补充或者修正。[13](pp·6-12)因此,福利与公民权利是不分的。社会科学中对福利问题研究着墨最多的莫过于为经济学了,帕累托、庇古、米赛斯、兰格、阿罗,以及布坎南等都是这个领域的大家,再如,弗里德曼即曾指出“福利”应当涵盖社会保障(socialsecurity)、住房津贴(housingsubsidies)、医疗保健(medicalcare)以及公共援助(publicassistance)等内容在内。不过,经济学和社会学在对待“福利”问题的方针上存在两大差别:[8](pp·341-346)其一体现在福利的个人满足层次,经济学认为,福利中的个人偏好是给定的与外在的;而社会学则认为,社会成员的偏好是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的,与社会结构及其过程化相联系;其二体现在福利的社会最佳性层次,经济学对此采取的是价值判断式评价,用“消费者”(consumer’ssovereignty)作为社会福利函数(socialwelfarefunction)和用帕累托最佳性(Paretooptimality)作为经济利函数(economicwelfarefunction)对福利的社会最佳性加以衡量;而社会学在福利的第二层次,即社会最佳性维度,则认为经济学的方针欠缺其所提出的价值分析的实证性,社会学的结构功能分析则把价值因素看作社会结构的最本质的属性,是经验性意义上的“社会的相互行为”(socialinteraction)的稳定体系的构建,进而社会学对待福利问题的方针是把社会的主导性价值同该社会的结构联系起来进行说明。于是,社会学对福利问题的处置可以细化为福利价值变迁与社会阶层生活水准变化两个维度。如果将这种变迁维度引入到国内福利问题的处置上,可以见到,在现有社会经济转型中的经济发展而言,一个相对完善福利机制的建立与运转是沟通上述经济学视野的“效率论”与社会学视野的“分化论”的桥梁,是促进现时发展中效率与公平整合的黏合剂,易言之,社会学的福利观追求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准则,而有效充足的住房津贴、医疗保健、社会救助以及社会公共服务等的供给则原本是其题中之本意,且在对福利的需求、绩效与公益三个维度的测量中[14](p.99),社会学的理解更多的是看重其中的公益性与公平性。于是,若以此社会学视野的福利观去考察国内福利事业的演进,可以见到,一方面,在福利的实施路径方面应鼓励多样化与试错,政府主导、民间主导以及政府与民间合作等多种机制都值得探索尝试,同时,宜逐步建立起包含规范性督查(行政司法力量为主体)与社会性督察(媒体与民间团体力量为主体)相结合的对福利实施进行有效监控的互动机制;另一方面,在新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中,福利机制的建制当逐步实现两个过渡:一种过渡是从既有负福利、低福利时代逐步过渡到正福利、增福利时代,另一种过渡为从主要是服务于“体制内成员”时代过渡到广泛服务于“社会成员”的时代。换言之,在新旧福利机制建制过渡中,福利问题的指导思想可以参考诸如著名福利理论家哈罗德.威伦斯基(HaroldWilensky)所提出的“剩余论”与“制度论”,①探索如何更有效地实现二者的结合,在效率之外如何更好关注个中的社会关怀与社会公平,例如,“剩余论”转向“制度论”的扩展幅度。同时,鉴于中国威权政制的历史与现实,政府的作用依然必不可少,而既有的具有经济至上单一性的“法团主义”政府建制已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经济转型中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需要,新的转变应当趋向于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职能的社会建设型政府建制。
2·政府责任的臻善———以人为本,深入推进社会建设
正如前文述及,现时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存在着不少的深层次矛盾与问题,如中国社科院的2008、2009、2010年《社会蓝皮书》指出,我国既有经济增长属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的外延式粗放型增长,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相对滞后,物价、看病、收入差距和失业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
同时,(2004年)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已经占到GDP的3.05%,环境形势十分严峻。其他诸如“维稳”压力与内需不足等,不一而足。以“维稳”为例,发生在2010年从南到北绵延性的系列罢工事件及其他迭起不休的则足以令人深思:中国是否在走向拉美式“增长性贫困”。再以内需不足为例,虽说有效需求的不足纵然有国内经济自身运行和周期变化的特性以及受国际经济整体不景气影响的原因,但是,不能不看到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体制上的种种原因,这是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因为制度的缺失或限制而出现或显现出来的。显然,再继续依赖纯经济学视角重效率的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可能难以长久为继,未来,经济结构重心必然转向内需的扩大。但是,内需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却是因消费不足而引起的,而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严重失衡以及社会福利体系的不完备等问题是导致中国内需问题的相当重要的原因,在既有社会福利机制缺陷较明显(如过于偏向于“体制内”社会成员)的情形下,内需社会的建立在于通过社会服务改革,建立起有效的社会保护机制,用社会保障来鼓励居民消费,而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此类社会建设的臻善。
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和内容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逐步均等化与制度化,使其可以作为公共品向全体公民提供,而不是既有的过于向“体制内”成员或强势群体成员倾斜。不过,纵览国内社会建设事业现状可以发现,社会建设在总体上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虽然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有所增强,但社会建设远不到位,经验缺乏,人才也不足[15](p.8)。而问题解决的关键则是,一方面要尽快形成第二次转型的基本思路,跳出经济看经济,注重政策与体制的协调配套,注重通过政府转型促进存量改革,注重利用外部环境[16](p.67)。
中国政府能做的是,努力建设一个内需社会和建立一个有助于减少社会分化的公平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权利如果不能实现,就没有社会的凝聚力,稳定就没有基础。[17](p.39)另一方面,要适度培育公民社会,发挥传媒纠错机能,引入新的力量以建立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并赋予民众足够的、实质性的权力,让政府变成一个“可控”的对象,通过较强的社会力量校正地方政府及其官员的谋私倾向,使政府能够公平地对待社会各群体,公正地调节社会各群体之间的关系,控制强势群体的侵害行为,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概言之,在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在国际经济形势尚存在较多不明确讯息时期,我国政府应履行的职责为深入推进社会建设改革。这种改革既要完善社会服务、保障公民权利及促进社会公正,又要提高国民收入,增加社会保障和福利在财政支出的比例,逐步扭转现有的“国富民穷”局面,是谓之以“攘外必先安内”策略应对后国际金融危机时期国际经济秩序的发展变迁,笔者这种认识是基于对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建立与扩展有助于现时经济社会秩序平稳转型的理解。
3·构建以市场为导向的交易秩序,通向可提供有效服务的契约国家[18](pp·16-417)
中国经济秩序正在经历着一个从计划和传统的交易秩序迈向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转型过程。这种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的基础是基于对相互权利尊重的普遍主义信任,为此,保护社会成员的权利法律与规制必须首先建立起来。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不仅是一种可以最有效地利用社会成员的知识并赋予每个社会成员在所有方向上创造的自由的机制,而且是一种能不断扩展的人类合作秩序[19](p.39)。该交易秩序包括市场交易秩序、企业内部交易秩序和国家内部交易秩序三种具体类型,且国家内部交易秩序是市场交易秩序和企业内部交易秩序不可或缺的基础。合理国家内部交易秩序的建立需要走向一个可以提供有效服务的契约国家的转化,即国家应当提供个人权利界定与保护、公正目标维持及增进集体理性和效率这三类基本的社会服务。其中,第一类社会服务是第二三类基本社会服务的前提条件,且公正目标维持包含于“秩序目标”结构的产生和作用中,在目标次序问题上,市场导向的交易秩序秉持公正目标优先论。
中图分类号：C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9）24-0003-02
一直以来，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关系都是我国统计学领域研究的重点。纵观当前统计学领域当中，对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成两种看法。其一，持“分”的态度，部分学者认为应该将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分别按照各自的理论基础、内容结构进行分割式的纵向发展。其二，持“合”的态度，很多学者认为应该将二者融为一体，通过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形式，促进二者之间的和谐共处与进步，从而既可以用来对自然现象进行认知，又可以使其成为社会现象认知的工具，切实地便于人们更好地工作与学习，为统计工作带来更多的便利，并揭示自然规律和社会现象。为了深入探究该问题，本文将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解析。
一、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概述
1.社会经济统计学。社会统计学派的创始人是德国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克尼斯，早期主要代表人物有恩格尔、梅尔等人。他们的观点融合了更早的国势学派和政治算术学派，认为统计学在学科性质上是一门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变动原因和规律性的实质性科学。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社会科学本身不断地向细分化和定量化发展，社会统计学派为了提供更有效的整理、分析资料的方法，也日益重视方法论的研究。如今，社会经济统计学分科包括农业统计、工业统计、人口统计、社会统计、金融统计、国民经济核算等，是一门涉及范围相对广泛的学科。目前，社会经济统计学活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社会经济统计学是以社会再生产理论为依据，研究国民经济的生产、分配、流通、使用各环节的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科学[1]。社会经济统计学主要针对社会经济各项活动的相关规律内容进行详细的研究，以反映出国民经济运行当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和数量规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进步，为了能准确掌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社会经济统计研究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2.数理统计学。数理统计学派的产生与概率论的发展紧密相关。瑞士数学家伯努利对大数定律的论证，法国数学家棣莫弗发现了正态分布的密度函数，以及颠覆经典统计学的贝叶斯理论等都极大地推动了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发展。数理统计学是研究社会和自然界中大量随机现象数量变化基本规律的一种方法，可分为描述统计和推断统计。描述统计的主要任务是搜集资料，进行整理、分组，以计算各种特征指标，描述资料分布的集中趋势、离中趋势等。推断统计则是在描述统计的基础上，根据样本资料对总体进行推断和预测[2]。数理统计学在实际运用的层面上，涉及到的范围极其广泛，也是一门社会基础性的学科。并且随着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数理统计在理论研究和应用方面也得到更深层次的发展。数理统计学可以切实有效地利用先进的数理统计知识，为行动和决策提供强大的数据依据。在各类社会问題的处理工作中，都可以通过数理统计学的手段，针对相关数据进行专业的分析和处理，以进行预先判断并提供相关决策。
二、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关系
1.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联系。统计学本身起源于对社会经济问题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在奴隶社会制度的早起，需要针对奴隶社会的人口数量以及土地进行丈量与统计，虽然只是简单的登记和计数，但最初的社会经济统计学可以说已经出现了萌芽。之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以及经济的进步，人们开展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统计活动，在资本主义社会时期，社会经济统计学的应用已经到达了一个巅峰。在资本主义环境之下，社会资源更加炙手可热，社会分工更加明确。随着人们社会实践活动的展开，在实践的过程中，社会经济统计学的使用也更加成熟。早期的概率论所研究的问题基本都来自于当时比较泛滥的赌博活动。17—19世纪，不少数学家都对概率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数理统计学随着概率论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虽然从时间上看，形成要晚于社会经济统计学，但发展飞速。数理统计并非完全独立于社会经济统计，它是在统计学的发展阶段中形成的一种分析数据的方法，社会经济统计学在分析问题时同样需要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知识的支持。近代，数理统计学的发展势头迅猛，甚至有一些看法认为统计学几乎就是数理统计学。然而社会经济统计，作为对社会经济现象的一种调查研究活动，在社会发展中绝对有其存在的意义。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之间的关系与牛顿的力学和相对论力学的关系十分相似。相对论力学在接近光速时使用，而大多数情况是远离光速的，此时使用牛顿力学既准确又方便，社会经济统计学在描述变量时使用，数理统计学在描述随机变量时使用[3]。随机变量是随机现象下的变量，变量与随机变量的这种联系揭示了在一定条件下，社会经济统计学与数理统计学之间存在可以相互转化的关系。
2.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相同之处。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具有一定的相同点，都能够有效地针对客观的事物进行充分的统计，并且针对客观事物的发展趋势、发展规律进行研究。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在研究的方法上具有一定程度的共通性，都能够利用归纳、推理的研究手段分析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相对客观，且具有建设性的解决建议。学术界在对于数理统计学进行表述时，都明确地说明了数理统计学是对随机现象的数量变化进行统计，并对研究对象进行规律性的研究和问题揭示。但是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学术界对其的界定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差异。一些学者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是独立的社会学科，在应用的过程中，一般是将具体时间、具体地点、社会现象中所表现出的经济活动内涵进行阐述，有效地揭示其数量表现以及规律特点。另一部分学术工作人员认为，社会经济统计学应该被归纳到统计学当中，并在重大社会事件中详细地分析出事物发展的规律。在经济现象的积极引导之下，对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4]。从长期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环境中来看，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的实际研究对象相同，并且两者都能够对统计规律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探究。两者从研究对象的角度来看，都能够将某一人、某一事物、某一项目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对象还可以针对部分进行划分，分别是研究目标、研究客体，并能有效地分析出研究对象的客观发展规律。
3.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不同之处。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区别与差异也是非常显著的，其主要的差异有以下几点：其一，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两者研究范围不同。针对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一般是针对社会经济现状内容进行分析。针对数理统计来说，不仅可以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分析，而且还可以有效地针对自然现象进行数据分析处理。相较于社会经济统计学来说，数理统计学所涉及到的应用问题相对比较广泛。社会统计学虽然研究范围相对狭隘，但是社会经济当中所涵盖的内容非常广泛。从广义的层次上来说，社会经济不仅涵盖了人们的物质、精神、自然环境的再生产活动，而且社会经济统计学当中的各项内容又存在相辅相成、不可分离的特点。所以，在社会经济统计学在实际运用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研究对象与物质、精神、自然环境等内容之间的关系[5]。客观来说，社会经济统计学涉及到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次领域当中。而数理统计学一般是针对研究对象的自然现象进行研究，利用随机现象的手段，结合研究对象的实际情况，预测和体现出随机现象的可能性。其二，社会经济统计学和数理统计学的理论基础存在差异。客观来说，数理统计学的核心理论基础内涵便是概率论、统计推断理论。尤其是针对抽样推断来说，更是以概率论的大数法作为核心理论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