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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孙立刚张中为工作单位：中国农业银行三农政策与规划部
县域居民消费正进入以住行为主题的升级阶段
1981年至2009年间，食品支出和衣着支出比重持续下降，分别下降了18.8和6.7个百分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教育娱乐文化服务、居住、医疗保健、交通通讯等方面支出的比重分别提高了2.9%、3.2%、3.6%、5%和9.8%。当前和今后的一个时期，受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县域居民将进入以住行为主的消费升级阶段：（一）县域居民收入大幅提高，整体接近城镇居民2000年左右水平1978年至2011年，我国农村居民纯收入由133.6元提高至6977元，实际增长9.6倍，年均实际增速7.4%。特别是2010年和201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速分别达到10.9%和11.4%，自1998年以来连续两年超过城镇居民。农村居民2011年人均纯收入折合至2000年是5963元，与城镇居民2000年的收入水平仅差316元。同时，2010年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为41%，介于城镇居民1999年的41.9与2000年的39.4之间。如果考虑县城居民，县域居民消费大致相当于城镇居民2000年左右的水平，正在进入“住行”为主的消费升级阶段（见图6）。（二）城镇化将推动县域消费增长1978年至2011年间，城市人口比重由17.92%提升到51.27%，每年约1%的速度发展。今后一个时期，县域城镇化仍将处于快速推进阶段。城镇化的过程是农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不断现代化的过程，将带动县域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数据表明，2010年我国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4455元，城镇居民为15900元，城镇居民消费水平是农村居民的3.6倍。按此测算，一个农民转化为市民，消费需求将会增加1万多元。城镇化率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吸纳1000多万农村人口进城，进而带动1000多亿元的消费需求，而相应增加的投资需求会更多，特别是住宅消费刚性需求巨大。按照目前13.5亿人口基数、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计算，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则将产生住房需求4亿平方米左右。据中金公司预测，县级市新建商品住房增长空间较大，从交易量来看，2015～2040年间市场均在高位运行，年均交易量在1.6亿平方米至1.8亿平方米；从交易额来看，县级市交易额在2035年之前稳步提高至8000亿元，此后将趋于稳定。（三）人口结构将助推县域消费升级1980～1990年间，我国经历了一次生育高峰，平均出生率为2.12%。目前，这次生育高峰对县域消费升级的影响开始显现。一方面，80年代出生的人口已经逐渐长大成人，适婚人口比重短期将居高不下，中国传统的家文化将持续推动住房、家用电器等消费支出迅速增加。另一方面，县域80后群体目前已经逐渐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受到城市生活影响较大，消费观念与城市接近，整体消费倾向比传统的农村居民高，人均消费支出水平将提高。据四川、河南两省相关部门统计，由“经济型”转为“生活型”的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两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力军。（四）县域消费升级政策环境越来越好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中央强调要把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最终消费需求作为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根本途径，其中把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消费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国家陆续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摩托车下乡及以旧换新等扩大农村消费政策。在政策的引导下，2009年乡村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4万亿，同比增长15.7％，增速自1986年以来首次超过城市。特别是家电、汽车等耐用消费品销售增长迅速。2011年我国家电下乡产品销售1.03亿台，实现销售额2641亿元，分别同比增长34.5%和53.1%；截至2011年末，全国累计销售家电下乡产品2.18亿台和5059亿元。从未来看，扩大农村和县域消费仍将是国家扩大内需战略的重要着力点和领域，政策支持力度有望进一步加大。综合以上因素，依据城镇消费升级经验，未来与住房相关的商品消费（包括家用电器）以及汽车消费将成为县域居民消费的重点；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娱乐等新兴领域将迅速增长。从各项消费支出的收入弹性系数看，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以及交通通讯增速将超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在看到县域总体消费升级趋势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消费升级在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存在的差异性：从区域看，东部和东北部地区整体消费水平和层次高于中西部。2009年，东部、东北部、中部、西部、东北地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分别为5148.62元、4148元、3622元和3238元，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分别是中部、西部的1.2倍和1.6倍；从耐用消费品拥有量看，东部地区整体上分别是中部和西部的2.2倍和3.9倍。同时，经济落后地区城乡差距较大，东、中、西、东北地区城镇居民家庭人均消费支出分别是农村居民的2.8倍、2.7倍、3.2倍和2.6倍。从不同收入群体看，2009年，高收入户、中高收入户、中等收入户、中低收入户和低收入户的消费支出分别为7485.71元、4591.81元、3546.04元、2870.95元和2354.92元，高收入户的消费支出是农村居民整体消费支出水平的1.9倍，是中高收入户的1.6倍、中等收入户的2.1倍、中低收入户的2.6倍、低收入户的3.2倍。
积极把握县域消费升级金融机遇
（一）实施“梯度推进”战略区域层面上，根据经济发展的梯度推进规律，有先有后，滚动推进区域市场发展，当前要把发展重点放在长三角、珠三角、东南沿海、环渤海等东部发达地区县域，中西部的鄱阳湖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重点经济区县域，二三线城市周边县域，县域内的中心镇、园区、繁华商圈。这些区域与城市差别相对较小，可加快复制和推广城市消费金融业务成熟产品和服务，“先试先行”，并结合各地实际，研发区域性特色消费金融产品，实现率先发展。业务层面上，先期以县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逐步向汽车贷款、家庭装修贷款、耐用消费品贷款、教育贷款、旅游贷款、信用卡分期付款等扩展，努力为县域居民提供全面的消费金融服务。客户层面上，突出抓好县域公务员、大型企业员工、私营业主、个体工商户、城郊拆迁农户、进城置业农民、回乡创业人员、种养大户等县域中高端个人客户群体，积极抢占县域消费金融业务高端市场，并积极培养潜在的优质客户，不断扩大县域客户群体。（二）突出业务发展的重点领域一是进一步拓展县域存款、理财和支付结算业务。依据城镇经验，进入“住行”阶段以后，随着居民收入迅速增长，投资理财需求旺盛，消费相关的支付结算需求迅速增长。公私联动开展工资、第三方存管等专项营销，主动与保险、基金、证券、移动、高校等高端客户资源丰富的机构建立战略联盟，扩大个人存款客户基础，巩固县域个人存款优势地位。针对县域日益增长的理财需求，抓紧开发一批适销对路的县域个人特色理财产品。围绕县域居民消费过程的各个环节，加强借记卡、贷记卡、网络、电话、移动支付等先进安全便捷的支付能力建设。二是积极发展住房消费信贷业务。尽管目前国家正在进行房地产调控，但是总体看，县域居民住房需求以自住为主，而且房价相对合理，泡沫相对很多大中城市要小。可重点选择优质房地产商、优质畅销楼盘、优质个人发展县域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在经济较为发达、农民收入较高、信贷管理规范的地区探索开办农村住房建设贷款业务。三是积极开展汽车消费业务。加强与经销商、厂家合作，为县域居民提供汽车消费信贷服务，重点支持县域比较受欢迎的微型车、客车、小货车、客货两用车等。同时，探索开展“直客式”个人汽车消费贷款，不断扩大汽车消费贷款客户群体。（三）提升中高端客户的服务水平和维护能力一是落实客户名单制管理。在认真调查和分析的基础上，确定县域中高端个人客户名单。及时监测，不断完善客户信息和资料，并依据客户资质变化，对中高端客户名单进行动态调整。在全面了解客户信息和需求基础上，制定个性化、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方案，深度开发客户价值。二是优化网点渠道建设。依据优质客户的分布，优化物理网点布局，并可考虑设立理财中心并配备专职理财经理，有条件的地方设立个贷中心，集中资源服务好优质客户。加快网点改造进程，实施网点文明标准服务和营销技能提升导入，改善服务细节，提升客户服务体验。发展个人网上银行和移动支付业务，进一步改善网银功能，真正为优质客户提供高效、快捷、安全、可靠的服务。三是推进业务流程优化和系统整合。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中高端客户实行差别化业务流程，进一步简化业务授权、审批环节，以服务效率和质量赢得客户。持续优化和整合业务系统，并将相关系统联网、整合，实现信息共享共通。四是加强产品创新和推广。针对中高端客户的金融需求，创新推出适合县域特点，适应客户需求的投资理财、住房按揭、家庭装修、汽车消费、资金结算等产品。加大产品营销宣传力度，强化客户对商业银行产品的认知，提高产品和服务对县域中高端客户的影响力和覆盖率。（四）严防业务风险一是把握好风险防控的重点。从现阶段看，重点是严防虚假按揭和冒名贷款，防止贷款被挪用到民间借贷、股市等高风险领域，加大银行卡、网上银行等新型诈骗案件以及信用卡套现的打击力度，健全电子银行风险管理流程等。二是实施差异化的风险管理措施。加强对县域不同区域、不同收入群体以及不同业务品种的风险特征研究和风险测算，推进内部评级法在消费金融业务中的应用，提升风险识别能力和计量的精度。针对县域收入来源确定且透明度高的客户或者拥有高价值资产的客户，可适时上收其业务的中后台处理，探索集中管理模式。针对县域其它客户，更多需要发挥“人”的作用，强化调查审查以及落实相关责任。三是关注宏观风险。严格执行好国家发改委制定的银行中间业务收费管理政策和银监会制定的信贷“七不准”、服务“四公开”等相关规定，密切关注监管政策的变化，防控好政策风险。密切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对存量资产质量的影响，做好压力测试，特别是密切关注区域房价走势对个人住房按揭贷款质量的影响，做好相关风险的防控工作。
1县域行处业务发展现状分析
近年来，邢台市民营经济发展十分迅猛，而占全市90%以上的民营企业大多分布在县域，部分县市初步形成了具有本地特色的企业或产业集群，这些特色产业，以其“专、精、特、新”优势，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如沙河的玻璃、炭黑，清河的羊绒，宁晋的单晶硅材料、电缆，隆尧的食品、建材，巨鹿的纺织，平乡自行车，临西轴承等，其产业竞争优势日趋明显，成为区域经济的支撑点和增长点。同当地县域经济蓬勃发展的态势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作为地方经济核心的县域金融机构服务能力弱，效益贡献度低，与县域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不相匹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和自身经营效益的提升。
2县域行处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成因
2.1对县支行关注程度不够，市场定位不清晰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业务改革和转型主要集中在城区，对县域机构的关注程度不充分。前几年，城区支行率先实现扁平化之后，对县支行与城区支行的差异性研究分析不够，相应的政策、措施、机制没有及时跟进，县支行在发展目标、市场定位、目标客户、重点产品等方面未能与时俱进，缺乏系统、完整的发展规划，县域行处发展定位模糊，在经营管理上仍然沿袭多年不变的粗放型管理方式，与外部迅速发展变化的经济、社会环境不相适应。
2.2经营上缺乏特色，服务层次较低县支行的业务品种和产品与地域经济缺乏关联，特色不够突出。经营上主要还是以存、贷款和结算业务为主，单纯依靠贷款业务支撑效益实现的局面未能改变。对大力发展中间业务的重要性认识不足，限于内外部条件，对电子银行、电话银行、自助银行等现代销售渠道和产品投入不足，选择目标客户的意识和能力不强，服务层次低，难以满足客户日益增长的理财类、增值类等多元化业务需求。
2.3受经营战略影响，县域支行呈现被边缘化的趋势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在发展战略上重视大城市、大行业的业务发展，县域支行所处客观经济环境制约，长期缺乏政策支持和资源投入，竞争力被削弱。目前在县域行处资产业务中，85%以上的对公贷款集中在沙河、宁晋、巨鹿、清河、隆尧等少数经济基础较好的县市。
2.4对县域行处长期投入不足，制约了发展后劲县域行处普遍存在软硬件相对落后，网点装修、营业办公设备和车辆等相对陈旧、短缺，历史欠帐较多，运营管理成本较高，业务营销、维护费用相对不足，在前几年主要以经济增加值为主的考核模式下，对于多数资源较少、创利能力差的支行，县域行处员工收入长期与城区行和当地同业差距较大，城区行员工收入为县域行处员工收入的2-3倍，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员工工作积极性的发挥。
2.5员工构成不合理，跟不上业务发展步伐一方面，十多年来县支行基本没有补充新员工，且在岗人员普遍年龄在40岁以上，知识结构不尽合理，业务素质跟不上业务发展的速度和要求，在近年工作量成倍增加的情况下，员工工作压力和劳动强度非常大。另一方面，重要岗位人员分布与业务规模不匹配的现象突出，行际之间员工工作量明显不均衡，有的行有市场、有业务，但前台柜员、客户经理等人员紧张；有的行人员相对充足，却少有业务可做。
3加快发展县域行处业务的对策思考
发展县域行处业务必须做到突出主导业务，因地制宜，突出特色，讲求质量，注重效益。为此，要扎实做好以下五个方面的工作：
3.1加强对县域行处业务发展的分析与定位根据各县域经济金融特色，选定目标客户、重点业务品种，确定经营目标和具体措施。在对县域经济特点和金融资源准确把握的前提下，本着“一行一策”的原则找出各行的目标客户，完善和优化对县支行的管理流程和机制，调整考核制度，明确目标客户和重点发展产品，优化人力、财务等资源配置政策，进行具体的业务指导和提供全方位的支持服务。对沙河、宁晋、清河等区域经济发达的县市，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重点在优势行业中发展对公资产业务、国际业务、中间业务和个人高端业务，树立自身在当地同业中的强势品牌，提升对全行的贡献度；对经济发展潜力大，处于加快上升期的巨鹿、平乡、威县等县域，在重点发展个银业务同时，兼顾对公和机构业务，着力拓展中小企业贷款和个银高端客户；对于任县、南和、柏乡等经济欠发达县域，则重点做好机构客户维护工作，稳步发展中小企业贷款和个人银行业务，努力扩大在当地的声誉和影响力，培育基本客户群。
3.2加大人员培训交流力度，提高营销服务能力加大对县支行负责人的交流力度，通过机制引导和政策倾斜，鼓励分行机关和城区行思想观念新、能力强、素质高的干部到县域行处工作。二级分行业务部门要定期、不定期地选派高水平的客户经理到县支行现场指导业务、推介产品、营销客户，弥补县支行营销力量的不足。不断挖掘现有人员潜力，结合各行业务重点，打破行际之间界限，加大各行处人才优化整合力度，促进业务骨干在行际间的横向和纵向交流。通过选送优秀人才到发达地区行处和股份制中小商业银行实施跟岗培训、到名牌院校轮训，培养自已的核心人才和专家型队伍。加快员工队伍优化更新步伐，科学制定新员工招录规划，尽快吸纳一批优秀的大中专毕业生，改善现有员工队伍知识结构和学历层次，增强队伍活力。抓住业务转型的契机，把富余下来的部分对公客户经理和后台保障人员培训后充实到前台部门，优化劳动组合，保证业务转型需要。加大对县支行业务培训资源的投入，提高员工素质，增强营销和服务能力。
从现代经典金融学的研究内容来看，现代金融学其主要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在资本市场中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现代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在资源配置上是统一的，这也就意味着研究必然以市场均衡和获得和合理的金融产品价格体系作为研究的主要内容和目标。那么现代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其差异主要表现点值得深入研究，曾经有学者认为现代经济学代表了研究经济行为和现象分析法和框架。现代经典金融学其主要分为参照系、视角以及分析工具等组成部分，金融研究过程中由于两者研究的问题存在着差异，经典金融学和行为金融学的视角具有差异性。当代的经典金融学主要是以继承传统经济学的假设作为研究的基础，并且建立起完善的现代金融学完整体系，但是其在研究的范式和研究的模型上仍然存在着完全理性的分析框架，而不注重微观个体的决策行为。两种金融学对于风险和无风险情况下对于人们认知的影响因素分析，其核心价值的心理物理学效应会造成人们柱塞盈利的时候出现反感风险，而且在亏损的时候会出现追求风险。心理物理学效应则成为了人们过分偏执定性可能和不可能事件的主要因素。
（二）现代经典金融学提供了自身参考系
我们以有效的市场理论和理性的人性假定作为参考系，那么在此参考系下并不是要求能够准确的描述现实，而是在金融活动中是否能够建立相应的规矩和标准。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EMH理论基础上进行理论验证，非有效市场已经成为了行为金融学研究主题，而且传统的资产定价和组合理论均建立在预期效用理论基础上。由于在现实的研究中，总会出现对预期效用理论产生理论上的质疑，因此在此研究过程中就产生了两个新的研究方向。即，我们所看到的越来越多的学者使用预期效用理论来对技术进行替代和修正；另外还存在着一部分学者独自去寻求对预期效用理论的合理解释，并且出现了两位学者共同创建的期望值理论，而且该理论还获得了长远的认同。如此以来，以市场非有效性和期望值理论作为研究的参照对象，其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金融学分析工具介绍
现代经典金融学之中具有一套分析工具，其主要是由不同的数据模型和图形模型组成。其主要通过简单明了图像和数学结构来对繁杂经济行为进行深入研究，而且这些除了可以有效的帮助人们进行经济行为和现象的分析，而且还可以实现在金融学上的研究突破。由于金融学被一度看作为非实验性科学，但是其主要的理论和方法却属于经济学，而且是还是最基本的经济学假设而来，使得我们在进行金融学的研究时，更加符合和数据收集。
二、现代经典金融学困境
（一）噪声交易解释困境
为了保全一种完全的竞争状态，引入“噪声交易者”来对整个价格系统进行控制，使得价格均衡，且不会揭示私人信息。往往噪声交易者不会追求利益最大化，但是作为非理性或者流动性的交易者则会追求，因此这也会造成在整个现代经典金融理论框架下难以取得理性预期平衡。噪声交易者常常会使用外生变量来对证券的需求总量进行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在经济学家看来，仍然是理易行为。但是没有对噪声交易者和理性预期者的差异进行探讨，由于理性预期交易者对于证券供应成立随机变量，因此不能够使得其确定性的维度增加。因此整个证券价格就会由于随机变量出现，而造成私人信息不能够完全揭示。
（二）不完全竞争困难
所谓的不完全竞争，其主要是在实现均衡价格的同时还具有完全揭示直接获取私人信息的动机。在不完全竞争研究之中，决策者的行为受制于交易者的信念，交易者价值不仅存在于预期时的优势，而且还具有其他交易者对此交易获取信息的猜测。每个交易者在衡量自己是否会对均衡价格的配置产生影响，可以有效反映出具体信息，这就可以有效避免在交易中出现“搭顺风车”的情况。假设，一些股票教育者，在发生交易的过程中，若不去获取哪些隐私信息，那么自己很可能陷入被动，使得自己处于困境之中。从不完全竞争的博弈模型进行分析，要求交易者具有理性的认识，在交易过程中不仅需要保持理性的认识，而且需要有意识的决定别人存在的影响。
（三）经典金融学对金融市场研究困境
由于现代经典金融学理论存在着一些不能解释的问题，例如，经典金融学常常会假设一些异易者具备同性质的先进理念，这就使得市场有效预期理论处于平衡状态，可以使得证券持有者与交易者均会各自承担风险，使得其分担来自金融经济的风险。证券交易所产生的原因其主要由于交易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风险承担能力，这就是同种信息的先验信假设所带来的缺陷。相关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对于证券的收益不同预期应该是证券交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同种性质的共同知识先验信念差异主要是由于私人信息的不同，当交易的唯一动机是信息优势的时候，此时属于预期均衡状态，该状态下不会存在着交易。因为理性预期交易者虽然认为愿意承担交易，而且还会利用自己的优势信息，不会使得自己处于不利地位而发生交易。现实股票市场中，交易量非常大，投资者的交易行为也会呈现出非理性的交易。现代经典金融学关于投资者在进行个体交易的时候，存在着未解之谜包含：投资股票的倾向效应。
（四）股票溢价解释困境
股权溢价与波动率之间的相关问题一直困扰着金融学家，其中股权溢价主要是由于美国股票市场总体收益率水平高出了无风险收益率，部分很难是由于消费者资产定价模型所解释。从消费者的资产定价模型进行研究，消费边际代替率和收益协方差之间绝对了股权溢价，即实际的消费增伤水平比较稳定，高股权溢价隐含了高风险厌恶水平，高风险的厌恶水平与高风险的实际效率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虽然得出的这个结果与实际的利率水平之间存在和极大的不相符，而且该问题也会看作为无风险利率问题，若假设按照他投资者的期望折现率为常数，则较之价格利比和红利增长率波动应该相似。但是在相关数据整理的时候发现，价格红利比的波动远大于红利增长率的波动。
三、行为金融学的崛起
（一）基于信念行为的金融模型
基于信念行为模型的解释主要是以投资者作为解释的主体，投资者中出现过度自信则可以被看作为过度交易现象，由于过度自信使得人们始终相信自己的信息就完全可以实现对整个交易的掌控，而实际上这些信息对于是否盈利的影响并不大。但是这种信息对于投资者无疑你一种鼓励，使得其在交易过程中始终相信这些都信息就是其盈利的根本，于是就产生了过度自信交易状态，这种过度交易自信尤其是在男性投资者中更加突出。使得男性投资者交易更加频繁，投资的收益也较低，这就证明了过度自信心理倾向解释。（二）极端股票行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各种形式的股票应运而生，而且均是伴随着企业的发展而出现，于是就有许多投资者进行炒股，但是其炒股行为更多是一种极端炒股行为，常常认为这种极端方式炒股主要是因为股票在以前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认为利用股票可以获取更高额利润。极端股票行为主要表现在使用可利用法则驱除投资者的关注表现最好或者最好股票。
（三）波动率解释
由于一些人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对私有信息极度自信，使得经典金融理论对于波动率难以作出正确合理解释。首先，如果投资者没有公开信息，那么对于未来资金增长的先验信念进行公开，然后再对收集一些极度自信信息，这样投资者就会高估私有信息对于整个波动率的影响，难以达到准确显示。如果所获取的私有信息属于正面信息，那么投资者很可能将股价推到红利相对较高价位，致使红利价格比波动率快。在对红利波动过小进行解释的时候，其始终属于认知代表，而且始终坚信平均红利增长会比实际的波动率大。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如果看到红利增长，则投资者就会信任红利增长率不断提高，那么就会买入行价格，逐渐将价格推到一个与红利水平不一样的位置。当看到红利下降的时候，投资者会认为红利收入会低于平均水平，那么投资者也会出现抛售现象，将股票抛售使得价格低到与红利相宜的水平。
（四）横切面股票收益率解释
经典金融学对于横切面股票收益率的解释存在着困境，其主要因为我们在对横切面股票收益率研究的时候，主要是以信念模型作为基础，研究过程中将其分为动态和经验模型，静态模型则是根据特定的投资者心态引起心里因素偏差。有专家学者曾经构造了CAPM静态定价模型，而在此模型之中存在着两个交易者。一种交易者为极度自信投资者，一种为风险厌恶理性套利者。CAPM模型结果显示，其主要功能为对资产进行均衡，这种均衡不仅与定位偏差有关，而且与风险因子有关。定位偏差则主要是变量，属于股票市值和价值型的变量。造成这类变化的根本原因则是当股价上升，BM值下降，此时如发生投资者过度自信事件，则很可能造成过度反应。由于风险厌恶套利者可能会产生消除投资者厌恶套利者的系统因子影响，于是静态模型就会对股票溢价进行解释，那么此时虽然风险厌恶套利者可以消除一些特定的因子下被投资者过度自信，但是其对于系统因子的过度自信影响却难以消除。
（五）溢价之谜解释
溢价之谜，从行为金融学观点进行解释为投资者厌恶可以解释为股权溢价之谜，因为其他投资者不能够明确知晓股票收益分布。如若这种模型的收益部分被公布，那么人们则会做出最坏打算。从Maenhout的实验中不难看出，投资者为了弥补使用错误股票模型所带来的风险，势必会要求更加高的股权溢价。我们在对股权溢价之谜进行研究的时候，通常会采用BHS模型，该模型从直观上能够轮子损失厌恶程度发生差异，还可以观察股票价格过度中的波动，但是其损失厌恶本身就会使得投资者不愿看到股票下跌，因此投资者购买股票的时候势必会要求更高的股权溢价，这样才能够满足投资者的心理平衡。
（六）基于偏好的行为金融模型
对于股票购买者出现倾向效应，其推出了一个基于偏好的解释。如果投资者的偏好是由瘦构架组成，而且符合前景的理论描述，那么投资者在购买股票的时候，股票价格为50，则现价为55，如果前景理论的盈利和损失以买卖的差价来衡量，那么此时卖出的股票的价格为v（5），投资者选取下一期进行售出。因此，将前景理论运用到股票的一般均衡定价模型之中，而BHS假设投资者的偏好则可以细分两个部分，其一为投资者消费获得效用，其二为投资者持有风险资产的价值变化所带来的效用。曾经Johnson针对损失厌恶程度依赖、以前的收益和损失之间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认为人们在赢得一次赌博之后，通常不会参与赌博，若输掉之后则会拒绝参与赌博。
实际上，尽管1997年，我国躲过了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但仍深深地感受到了其对我国经济及金融产生的影响-筹资成本大幅度上升，引进外资明显感到困难，就业形势突显严峻……。在我们庆幸自己在东南亚危机时度过了一个平安年时，我国已经发生了的一系列金融事件却使我们不能不承认一个现实-各种形形的金融风险离我们并不遥远：1993-1994年的高达20%左右的通货膨胀率造成人民币严重贬值；1995年2月，国债期货“327”品种严重违规，暴炒债券1400亿元，亏损达10亿元之巨，使风光一时的万国证券公司元气大伤；1998年7月，当时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君安证券公司，因公司几位主要负责人涉嫌犯罪被公安机关羁押，并与国泰证券公司合并成立国泰君安证券公司；1998年下半年，新国大期货经纪公司承包人卷款潜逃；1998年10月，广东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而被中国人民银行依法关闭；还有几大国有银行的坏帐、呆帐和逾期贷款更是我国金融领域的一个严重问题。
面对这一连串的金融事件，也许我们就不得不问了：中国可能发生金融危机吗？如果可能发生，那么最有可能是由于自身积累的金融风险引发，还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引发？
其实，由于金融危机与金融风险有着密切的联系，通常由于经济周期波动和金融体系的内在脆弱性，使得经济生活中必然不断蕴藏和累积各种金融风险，这些金融风险的累积将积聚巨大的能量并潜伏下来，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则可能爆发，使金融资产泡沫形成、膨胀，然后破灭，从而产生金融危机。由于国内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如果不及时防范这些金融风险，那么也许金融危机就真的会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因此，我们必须积极运筹，加强风险管理，防范于未然，将金融风险切实有效地控制在经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以保障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二、建立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在不断发生的国际金融动荡面前，国际社会感到严重不安。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经济界最大教训之一是：东南亚国家一直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因而人们对这一危机的爆发毫无准备，以致于在应付这场危机时措手不及。如果说金融危机犹如火灾，那么金融风险犹如火灾隐患。经济一体化和金融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防火墙逐渐消失，金融危机频率增加，程度加深，涉及范围扩大。
东南亚遭灾后，国际社会加紧探讨防范措施，并相继出台了一些金融体系稳定评估计划。由于金融危机的出现常常以一系列的经济、金融指标恶化为先兆，因此，金融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能够根据一系列金融指标对金融风险进行预警，那么防止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可能的。因此，在东南亚危机之后，各国都加强了金融预警系统的研究。
例如东盟各国外长于2001年10月举行会议，决定由在雅加达的秘书处设立一个专门机构收集东盟各国贸易、国际收支等重要的财经数据和资料，由金融专家对其进行分析，以预测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在2002年2月召开的西方七国财长和中央银行行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建立一个国际“论坛”作为国际金融危机预警机制的建议达成共识。
实际上，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早已对金融危机预警进行了研究。例如，早在1979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保罗·克鲁格曼在对金融风险预警进行研究时就指出，在固定汇率下，国内信贷膨胀超过实际货币需求的增长将导致渐进而持久的国际储备流失，最终诱发对货币的投机性进攻，迫使管理当局放弃固定汇率，使货币大幅度贬值，从而导致金融危机。在保罗·克鲁格曼之后，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租金的Kaminsky、Lizondo、Reinhart等研究者对其模型进行了拓展，并得到一系列有意义的结果。
从我国金融体制来看，国家金融正处在大调整阶段，不确定因素增加。未来几年，一方面金融机构资产质量差、激励机制不健全、市场约束力不强、监管力量薄弱等问题短期内还不能完全解决；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已经加入WT0，直接面临国外金融机构强有力的竞争并可能直接面对国外金融游资的攻击，因此，当前，我国迫切需要建立有效的金融安全预警系统，立足于自防自救，其好处不仅在于防范金融危机，还在于能够及时减轻经济和金融体系中失衡的程度。
三、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的结构
1、预警系统的基本结构
金融风险的大小可根据一系列的经济和金融指标来度量，为了能够对我国金融风险进行监测，必要时进行报警，需要建立一套金融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它主要由指标体系、预警界限、数据处理和灯号显示四部分组成。
首先是建立一套能够科学、合理、敏感地反映金融风险状况的监测指标体系；然后根据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以及参考不同发展阶段的特征，确定各指标的预警界限值；再用事先确定的数据处理方法或模型，对各指标的取值进行综合处理，得出金融风险的综合指数和相应的风险等级；最后用灯号来显示金融风险状态。
预警的目的是防范风险，因此，最后还需根据风险状态采取各种措施化解风险。如我们把整个金融体系比喻为一棵“树”的话，那么金融安全就是树“根”，各种数学处理方法、模型和基本经济、金融统计分析就是树“干”，而与金融安全直接相关的指标体系就是树“叶”要维持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转并健康发展，就必须观“叶”、抓“干”、保“根”，做好金融预警分析。
2、指标体系
金融危机的爆发，总是某几个经济、金融状态突出地先行失衡，进而引发其他金融指标失衡，从而导致全面性的金融危机，因此，金融危机通常都是有先兆的，具体表现在一些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上。通常能够有效地通过大幅度变化来预兆金融危机的金融指标包括：货币供应增长率、实际利率、通货膨胀率、国内信贷增长率、实际GDP增长率、财政手指差额/GDP、外汇储备可供进口月数、外汇储备/短期外债、贸易差额/外债总额、实际汇率及波动程度、外国直接投资/外债、经常项目/GDO、贸易差额/GDP、外汇储备/GDP、外债总额/GDP、短期资本流入/GDP、股市价格指数波动幅度、不良资产/银行总资产、银行资本充足率等。
不过，由于上述指标数量繁多，而且某些指标也难以定量分析，因此有必要根据如下原则进行筛选：首先该指标应该可用于估计金融危机发射功能的概率；其次，各指标在危机发声前的行为可比性；第三，该指标语境危机的能力可以定量分析，第四，该指标在历次金融危机中的预警表现良好。
3、预警界限
预警界限指金融指标的数据变化达到可预兆发生金融危机的这一水平。从金融危机预警研究的成果看，有的金融指标在国际上已经有公认的预警界限标准。例如，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协议》对“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指标定为8%；国际公认的“经常项目逆差/GDP”的最低标准是不大于5%；而短期外债/外债总额接近或超过25%就是危险信号，等等。对于没有明确的国际公认的预警界限指标，可以参照同一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也可参照经济、金融背景相似国家在金融稳健时期各项指标的数值，并根据历史上发生金融危机过程中有关指标数据变化情况来分析测定。
4、灯号显示
为了直观地预报不同类型的警情，可以结合国家统计经济监测预警的做法，对警度采取类似交通管制的蓝灯、绿灯、黄灯、红灯信号来分别表示正常状态、低度风险警戒、中毒风险警戒、高度风险警戒不同等级的警度。其中，蓝灯状态正常（无警），表示比较保守，风险小，但相应地可能会丧失一些收益机会，绿灯代表低度风险警戒（轻警），表示风险小，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此时静态监控即可；黄灯代表中度风险警戒（中警），表示已经出现一定的金融风险，金融机构需要提高监控力度，采取动态监控，及时反馈信息，并采取一定措施，尽可能地化解风险，红灯代表重警，即重度风险警戒，表示金融机构的风险已经很大，此时应采取一级警戒监控，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可能严重影响金融机构的事件，因此，当红灯出现时，决策者必须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否则，金融危机可能很快就会来临了。如果能够跟踪某个时期各项预警指标的数值变化，并有有关的信号描述，并制作相应的预警指标信号图，这样就可观测到金融机构的风险来源及其变化，同时也可初步判断金融机构所承受的风险状态，据此采取相应的措施。
四、金融预警应用实证
泰国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始发地，这里尽管是事后分析，但如果我们将其在1997年以前的金融、经济指标进行分析，仍可以看到预警指标分析对泰国金融危机的警示作用。
2.长江实业应对危机的具体策略
长江实业老总李嘉诚在管理上十分重视现金流，这在业界是小有名声的，而面对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李嘉诚又一次遵循了“现金为王”的投资理念。具体策略包括以下方面：
2.1精减投资计划，加快资金回笼。金融危机程度的步步加深，全球各个地区都开始进入经济萧条时期，基于这样的现实背景，李嘉诚高瞻远瞩，决定暂时停止他名下若干新业务，主要涉及全球性业务。从金融危机爆发开始，李嘉诚就积极采取措施回笼资金，金额高达上百亿港元，并大量处理其所持有的中资股。根据有关报刊显示，李嘉诚面对形势汹汹的的金融危机，及时改变了自己的管理策略，他大量增持手中的现金，并把多余的现金进行风险较低的政府债券上，而风险相对较大的股票则占据相当小的一个比例。和黄治理层已经夸大，完全没有投资企业债券、结构性投资工具和累计期权产品。
2.2率先降价销售，回笼资金。金融危机爆发之初，李嘉诚就大量的出售其名下的楼盘。据其名下的“和记港陆”香港上市公司的相关资料显示，该公司将以约45亿元人民币，把其于2005年购入的买价为3亿元并坐落于上海的“世纪商贸广场”写字楼出售给美国旗下的公司，通过这一转手交易，李嘉诚就可以回笼约21亿港元的现金。李嘉诚应对金融危机的又一策略是：降低价格，促进销售。据报道，2008年底，李嘉诚名下的一个别墅投资项目也以不到6折的低价转手给他人。而后来的现实情况走势证明，此举实在是非常的有远见。这样的例子在李嘉诚旗下的公司非常之多，这些策略都是李嘉诚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坚持“现金为王”的具体表现。
2.3“高现金、低负债”的财务政策。面对金融危机，李嘉诚还采取了另外一种至关重要的措施来保持经营业绩、降低经营风险，那就是把握负债的比重。这是与现金流同等重要的关键环节。与我国内陆地区成功的企业家相比，李嘉诚的公司经历过数次经济危机的洗礼，面对危机李嘉诚更能快速的想办法应对，而仅靠个人努力奋斗，白手起家的企业家在面临危机时就显得比较慌乱无措。具体表现是他们没有及时的调整负债比率。经统计，这一指标还是维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即在100％到300％之间。相比之下，李嘉诚就从容淡定的多，他旗下的公司规模比内陆地区的公司大上好多倍，但该比例只有20％左右。在公司融资环境良好，信用制度健全的香港法治制度下，李嘉诚依然将负债比例维持在如此低的程度，可见其应当金融危机的能力。
（二）基于风险倍率扩增与最大熵赋权的综合指标合成使用风险倍率扩增的两个组成部分（ΔP1∶1和ΔP1∶αll），同时兼顾金融机构规模和复杂性特征，通过最大熵原理可以构造测度系统重要性的综合指标。多指标合成过程中权重是评价的关键。由于各指标权重系数随机而定，不同方法得出的权重只是所有权重可能取值之一，因此，某组权重出现的概率越大，其对应的赋权方法越好。上述过程恰好与广义最大熵赋权原理的核心思想一致。为此，本文基于广义最大熵原理进行赋权计算与筛选。假设先验权数矩阵Z（m×ml阶）和向量p（m×ml阶）的表达式如下式所示。虽然式（3）可以通过Newton算法求解，但由于在参数较多的情况下，Newton算法依赖于初始值的设定，容易收敛于局部最优解。因此，笔者采用模拟退火算法（SimulatedAnnealing，SA）①在自行编写目标函数程序的基础上求解式（3）。②由于一次SA运算所得结果往往不稳定，因此需要重复多次SA运算，并将结果的均值作为最小化目标函数的最终参数值。
二、样本选择、数据说明及其描述性统计
本文选择的非银行金融机构样本为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16家③证券、保险、信托与租赁公司。为了研究非银行金融机构对现有系统重要性评估结果的影响，笔者还选择了中国A股市场上市的13家④商业银行作为参照样本。样本数据区间为2009年11月17日至2013年11月30日，①涉及854个有效交易日的股价数据。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由于样本期间内上市公司进行过多次分红配股，本文对所有股价进行了复权处理，并在此基础上计算日收益率，最终得到的描述性统计特征（见表1）。考虑到兼顾金融机构规模和复杂性特征的要求，以样本股价数据区间内金融机构总资产平均值表征规模，交易性金融资产平均值表征复杂性。②总资产和交易性金融资产均值由上市金融机构各期季报数据计算得到，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和CCER数据库。数据描述性统计特征结果如表1和表2所示。表1和表2第（8）至第（10）列的数据表明，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的股价收益率序列均表现出有偏和尖峰厚尾的统计分布特征，适用极值理论。此外，笔者在表1和表2中还分别按规模（总资产）和复杂性（交易性金融资产）对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银行在整个金融机构体系中的位次进行了排序（如第（3）和第（5）列）。显然，两种排序标准下的排名顺序存在较大差异。例如，中国平安在资产规模排序中位列第10，而在复杂性排序中位列第4；中信证券在资产规模排序中位列第17，而在复杂性排序中位列第8；海通证券在资产规模排序中位列第18，而在复杂性排序中位列第9。虽然工行的交易性金融资产最多，但交易性金融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却相对其他金融机构低很多，例如，工商银行为0.629，交通银行为0.907，中国平安为3.018，海通证券为13.789，反映出各金融机构业务侧重点不同。单纯考虑规模因素很可能得出错误结论。因此，围绕风险倍率扩增、规模和复杂性形成综合评价指标后，引入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测评很可能会带来较现有研究的差异性评价结果。
三、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评估的实证结果
（一）风险倍率扩增指数中kj取值的确定采用Matlab7.6编程，基于风险倍率扩增性指数计算式（1）对各金融机构股价日收益率数据进行转换并剔除大盘波动的影响，从α开始稳定后选取系列k值，将不同k值所对应的α值整理为α序列，并将序列均值作为最终α估计量值计算ΔP。根据全样本和参照样本数据，本文得到k的取值范围为[20，300]。鉴于篇幅有限，笔者不依次列出k的求解过程，仅以中国平安为例进行示范性说明。图1为当显著性水平为1%，计算中国平安导致安信信托出险概率增加的倍数ΔP1∶1时，估计P赞［min（Z1，Z2，Y）>q］和P赞［min（Z2，Y）>q］中的α（分别记为α1和α2）随k的变化过程。不难看出，当k≥120以及k≥140时，a1和a2的数值趋于稳定。
（二）引入非银行金融机构测评的差异性1．不同风险显著性水平下风险倍率扩增性估计与比较（1）不同风险显著性水平下ΔP1∶1的估计与比较如前文所界定，ΔP1∶1为衡量风险倍率扩增性的子指标，表示某单一金融机构出险导致其他某金融机构出险概率增加的倍数。从ΔP1∶1取值可知两机构间的相互影响具有非对称性。如，当中国平安出险时招商证券的出险概率增加24.35倍，而当招商证券出险时，中国平安出险的概率仅增加15.11倍。从既定风险显著性水平下，引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对原排序结果的影响看，根据ΔP1∶1算术均值的大小可分别得到未加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和加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后基于风险倍率扩增性的排名，结果如表3和表4所示。表3和表4表明，引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后原有银行排名顺序发生了较大改变。例如，招商银行由原来第3名下降为第5名，平安银行由第5名下降为第14名。从不同风险显著性水平下的估计结果看，比较表4第3列和第5列可知，低风险显著性水平（p=0.01）的风险倍率扩增性远大于高风险显著性水平下（p=0.05）的值。例如，浦发银行的风险倍率扩增性数值在风险显著性水平为1%时为20.56，而当风险显著性水平为5%时仅为2.57；渤海租赁的风险倍率扩增性数值在风险显著性水平为1%时为7.04，而当风险显著性水平为5%时仅为0.39。这表明，严重的危机使各机构之间的风险扩增关系表现得更为密切，且相比较而言，紧密程度的变化幅度在非银行金融机构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同一机构在不同风险显著性水平下，依ΔP1∶1值的排序也存在一定差异。笔者进一步还发现引入非银行金融机构后，在不考虑机构规模与复杂性等特性，而单纯使用修正的风险倍率扩增性数值对机构系统重要性进行测度时，排名结果与按规模和复杂度的排名结果相差较远。（2）不同风险显著性水平下ΔP1∶1的估计与比较表5给出了当p=0.005与p=0.01时各金融机构的ΔP1∶αll值。结果显示，对于所有金融机构，较小的风险显著性水平仍然对应较大的ΔP1∶αll，这一点与ΔP1∶1的分析结果一致，说明严重的危机将使各机构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的结论没有发生改变。对比表4和表5中ΔP1∶1和ΔP1∶αll的值发现，几乎对所有样本机构而言，在相同的风险显著性水平下ΔP1∶αll的值都小于ΔP1∶1的值；而在相同的风险显著性水平下，同一机构的ΔP1∶1和ΔP1∶αll在样本中的排名存在差异。这也说明在构造综合评价指标时需根据ΔP1∶1和ΔP1∶αll分别计算比较。2．基于风险倍率扩增的系统重要性综合指标测算利用计算得到的风险倍率扩增（ΔP1∶1和ΔP1∶αll）、规模指标（总资产）和复杂性指标（交易性金融资产），基于广义最大熵的思想分别构造系统重要性综合指标。根据前文制定指标步骤的说明，首先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由于利用最大熵原理赋权需要事先给出l组主观权重，此时形如式（2）的最优化问题中需要确定的参数有m×l个。为了控制参数求解的规模，笔者选取3组主观权重（l=3），分别为（0.5，0.25，0.25）、（0.25，0.5，0.25）和（0.25，0.25，0.5），并在此基础上得到先验权数矩阵Z。SA算法设定采用Matlab给出的默认值，执行1000次后得到的基于ΔP1∶1构造的综合指标权重为（0.270，0.334，0.396），基于ΔP1∶αll构造的综合指标权重为（0.326，0.338，0.336），计算得到的前10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综合指标值及相应排名结果分别如表6所示。表6的计算结果和排名顺序显示，在综合指标测算下，基于ΔP1∶1和ΔP1∶αll的排列结果相差不大，①于是在一程度上说明了本文所构建的这一综合评价指标的稳定性。机构系统重要性排序的前5名为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和中国平安，样本中的国有银行全部位于系统重要性机构前列。这一结果也与周小川（2011）提出的“五大国有银行都是系统重要性银行”不悖。而中国平安包括在内，也说明我国在实施金融监管与宏观审慎政策时不能忽视对一些重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监督与管理。此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排名顺序为浦发银行、招商银行、兴业银行、民生银行、平安银行、华夏银行和中信银行，而不是规模相对较大的中信银行和民生银行排在前列。这一结果也给我国金融监管部门提供了新的启示。在前10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包括了中国平安、招商证券、中国人寿和中信证券4家非银行金融机构，再次说明了非银行金融机构在我国金融体系中的重要性。此外，将表6中的排名顺序与单纯按照规模或（和）复杂性程度的排序进行比较，笔者还发现，从关键性影响特征筛选角度看，相对于规模因素而言，按照综合指标的排名顺序与按照复杂性程度的排名顺序更为接近。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我国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的评价不能主要依据规模，监管当局应更多关注金融机构业务的复杂性。
（三）次级梯队非银行金融机构系统重要性评估结果如果将前10名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中的中国平安、招商证券、中国人寿和中信证券称为第一梯队中的非银行金融机构，那么笔者将剩余机构统称为次级梯队中的金融机构。表7给出了次级梯队中银行与非银行金融机构的综合测评值与排名。
1.1根据均值—方差进行评估。在风险评估技术中，利用均值—方差进行的金融风险评估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这种评估方法利用均值、方差对金融投资项目的预期收益和理论性风险进行验证。在金融投资中，投资风险的大小和投资风险的影响因素是没办法被准确估算的，但是根据损失相关风险系数，并利用一些有效的方法可以对其估算出一个大概数值。而在风险估算时，可以利用变异风险系数和均值—方差方法等有效评估方法对金融投资风险进行估算。在风险评估技术的实际应用中，可以利用某项金融投资的实际效益对变量随机达成的期望值进行估算,即这组数据的方差。标准差是指评估平均值离散范围与大小后产生的数值，即方差的平方根。当标准差数值比较大时，各组数据间就会呈离散状态，在这种状态表明投资损失有了较为明显的波动，也代表投资造成损失的几率和金额会非常大。而当平均值相同时，在对可能造成风险的多种因素进行充分考虑的情况下，可以利用标准差对部分数据进行直接操作，但是在两组数据的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则需要分析其离散程度，同时利用变异风险系数对其进行对比操作。正常情况下，变异风险系数与偏差之间是呈正比例，在变异风险系数变小的时候，偏差一般不会很明显，也就不会出现太大的金融投资风险；而在变异风险系数变大的时候，偏差也会随之变大，这代表金融投资出现较大风险的几率也变大。
1.2根据β系数进行评估。β系数作为评估系统性风险经常使用的指标之一，其指的是资产收益率和市场组合间的关系。对其进行利用的目的是为了依据市场组合来反映出资产存在的系统性风险数值。其计算方法。Rm是指市场平均收益率。为了达到简化计算的目的，可以利用在β系数计算方法中加入调整后的收益率，即收益率=（股票买卖价差+股利收入）/股票买价=[±(最高价-最低价)]/[（最高价+最低价）/2]+1/市盈率。
1.3根据风险价值度进行评估。为资产组合提供的独立风险度量就是风险价值度，其作用是为了显示出金融机构存在的风险。其计算公式是：Prob=（P﹥VaR）=1-α，其中，Prob是指资产损失比损失上限大的几率，P是指资产在持有期i内的损失金额，α是指确定的置信水平，VaR是指α水平下可能出现的损失上限。在利用风险价值度进行金融投资风险评估的时候，可以进行以下讲解：在i时间段内，损失金额不超过VaR的几率有α%。在这里，VaR指的是i时间段和置信区间α%的函数。另外，如今VaR已经逐渐变成了一种较为常用的管理度量。
2.风险评估技术较常出现的问题分析。投资前无法对投资风险进行准确评估。利用均值—方差与β系数对未来的投资进行风险评估一般都是使用一定的历史数据，这就代表评估出来的结果只是体现出了资产在历史某个阶段所出现的损失状况，无法对未来进行准确评估，因为未来和历史是承接关系，有历史才有未来，但是未来也不仅仅是历史的重复，其是历史存在因素和新兴因素的综合体。这就显示出这两种评估技术都带有一定的滞后性，无法准确评估未来的风险。利用风险价值度进行风险评估也是使用历史数据，因此其也存在滞后现象。
二、风险评估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注意的事项
1.结合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优点进行评估。定量分析的优点是逻辑性比较强，且对数量的分析也比较严密，而且在评估过程中还会利用相应的模型对不同发展趋势进行体现。但是，其也不是十全十美的，也存在缺点。例如由于部分影响因素不能量化，在应用定量分析的时候就不得不将这些因素忽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评估结果。定性分析的优点能够很好的弥补定量分析的这一缺点，因此在风险评估过程中，需要对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优点进行结合，以便确保金融投资风险评估数值的准确性。另外，风险图评估法也是国际金融投资行业较常使用的风险评估技术。
2.利用压力测试方法对VaR计算模型进行检测。利用压力测试方法对VaR计算模型进行检测的目的是为了检验极端情况下金融产品组合的定价。这种压力测试一般包含两个步骤，一是使极端市场产生一定的变化；二是根据极端市场的不同变化情景为金融产品组合定价。根据研究显示，假如VaR计算模型能够和压力测试结合，压力测试方法的使用则会被更加重视。此外，压力测试作为金融投资风险管理中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其能够督促金融机构对定量分析方法忽略的因素造成的极端现象进行充分考虑，并促使其研究出能够有效解决这些极端现象的方法，从而确保金融机构能够利用这些测试结果对金融投资的风险进行评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市场是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动脉。但是金融本身具有的高风险性和在发生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使得金融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
1金融风险的现状以及原因思考
金融风险是一定金融资产在未来时期内预期收入遭受损失的可能性，也是指任何有可能导致企业或者财务损失的风险。
从世界上的一些国家的教训看，金融危机最终表现都为支付危机。离我们最近的便是美国此次的“次贷危机”，仅占美国房屋抵押贷款10%的次级贷款危机会演变成人类历史上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雷曼、美林、AIG等跨国金融巨头如此不堪一击，连一向被认为投资避风港的货币基金也不再安全。
由于市场竞争日益加剧、资产证券化可以转嫁风险，银行和住房抵押按揭机构放松信贷标准，不必再担心借款人违约和坏账风险。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通过成立专门目的公司（SPV），买下这些风险极其高的次级债，精心设计和包装后再以此抵押，发行一种结构性投资产品——债务抵押债券（CDO）。为了能顺利销售，信用评级公司再将CDO拆分打包成不同风险级别债务层的CDO。为了吸引投资者，发行机构再以CDO为基础，衍生出信用违约掉期（CDS）。当美国长期低利率政策的预期破灭后，这一脆弱的平衡瞬间瓦解：房屋价值缩水、利率提高。借款人停止支付月供；CDO评级下降，价格缩水；CDS也无力补偿，为了偿还投资债务，投资者只有竞相抛售持有证券，“金融恐慌”闪电般扩散。论文
2我国金融业风险现状
我国金融业目前最大的风险来自于传统体制的影响以及监管失效导致的违规。由于长期积累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国有企业建设资金过分依赖银行贷款，银行信贷资金财政化；再加上金融机构内部管理不善，造成庞大的不良债权，导致金融资产质量不高。近年来，我国证券、期货市场一直存在大量违法违规现象，一些证券机构和企业（包括上市公司）与少数银行机构串通，牟取暴利，将股市的投机风险引入银行体系；一些企业和金融机构逃避国家监管，违规进行境外期货交易，给国家造成巨额损失。
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信息披露是我国金融监管的主导性制度安排。信息披露也可以称“信息公开”，受到我国金融立法的重视，成为我国金融监管的重要制度。从经济学上来考虑，在信息化的时代，有效的信息披露能为经营者和购买者提供充分的信息，有利于正确的投资决策的形成，而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信息披露制度能有力的防止由于信息不对称、错误等导致的不平等现象，防止信息垄断和信息优势导致的不公平。
3如何防范和预警金融风险
金融机构在具体的金融交易活动中出现的风险，有可能对该金融机构的生存构成威胁；具体的一家金融机构因经营不善而出现危机，有可能对整个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构成威胁，会导致全社会经济秩序的混乱，甚至引发严重的政治危机。如何防范和预警金融风险成为至关重要的课题。
3.1稳健经营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我国正处于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稳健经营是我国金融机构比较现实和理性的选择，既可以不因保守而无法分享我国经济增长的成果，也可以避免因激进而导致的重大经营失误。首先，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发展都应该是适度的。真正可持续发展不应受宏观环境和经济周期的影响忽快忽慢，而应始终坚持稳健的方针，坚定不移地朝这自己的战略目标前进。美国的“次贷危机”充分说明了稳健经营的重要性。只有结构合理，才可能持续地保持相对稳定的发展速度。其次，任何一家金融机构的发展都必须坚持收益与风险相匹配的原则。金融机构能够承担的风险受限于所拥有的资本，从而决定多少盈利。如果所承担的风险超过资本金，就会处于一种高危的经营态势，偶然的波动都可能引发经营危机甚至倒闭，而一家金融机构的倒闭往往又会引起连锁效应，造成金融危机。
3.2传统信贷业务的底线，做深、做细、做透次贷危机的根源之一就是金融机构为追求过度利润而过度投机，过分迷信资产证券化等金融衍生工具的风险分散作用，从而使其偏离了金融业经营的基本准则，而这些准则有助于经营从源头上规避风险。这些基本准则包括：审慎评估借款额度对银行和借款人的合理程度；关注借款人的现金创造能力；评估借贷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等等。
3.3保障金融安全，就要加强金融监管，将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轨道金融风险最大就是机构风险，所以，金融机构就要在国家有效监管的前提下“练好内功”，完善内控机制。在我国，立法和执法一直都重视国家监管，而对金融机构的行业自律和内控机制的完善没有足够的重视。这种内控和外控的不平衡削弱了外控监管的效果，无益于金融整体安全。而信息披露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再加上监管对信息披露的制约，就有利于将国家金融监管的外控机制转化为金融机构的内控动力。国家监管对信息披露真实性、完整性、及时性的要求，就势必会给金融机构经营造成压力，使其增强透明度，保持良好的经营状态。
3.4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完善相关政策一方面，要增强风险意识，密切关注流动性资金的去向，尤其是汇市、房市、和股市的去向，避免由结构性泡沫演化程整体泡沫；另一方面，进一步修改和完善相关的交易规则。第三是进一步健全法律法规，增强抗风险能力。
微型金融有助于降低农户的旱灾脆弱性程度，提高其抵抗力。微型金融可以帮助贫困农户获得必要的资金支持，保障基本生活稳定；并且通过平滑消费，增强其抵抗风险的能力。可以增强贫困农民的信用水平，增强其获得资金帮助的机会。小额信贷有助于加强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建设。农村水利、水电、农村电网改造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薄弱是旱灾脆弱性的主要原因。小微信贷的投入为水利建设提供强有力的金融支持和保障。小额保险公司提供的旱灾保险品种，改变了单一靠政府财政救灾的被动方式，通过实施市场化运作，更主动、更有效地减灾救灾，减轻旱灾给农户造成的损失。
（二）灾中：减轻和适应，增强抗灾能力
微型金融在抗灾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如通过直接捐款和提供优惠贷款等形式，给受灾群众提供救灾资金等。保证灾中抗旱救灾贷款需求和农业物资的供应。通过开设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特色农业贷款等绿色通道，提升对农业企业和受灾农户的贷款服务水平。加大贷款力度，满足农药、化肥、种子等农业企业的贷款需求，保证灾中农业物资的供应；优先满足农户抗旱救灾的贷款需求，支持农户兴修水利、打井抗旱、购买农机具等抗旱救灾工作。积极做好旱灾保险理赔工作，最大限度降低灾后损失。小额保险提供的保险赔偿降低了旱灾造成的经济损失，提高了受灾群众的自救能力，极大地避免了受灾群众因灾返贫，因灾致贫。
（三）灾后：恢复和重建，提高恢复力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抗风险能力差，许多农民因旱致贫返贫。金融保障机制对灾后的恢复和重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灾后生活保障。如粮食因灾减产甚至绝收，农户收入减少，生活受到影响，然而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信用风险，银行等正规金融机构可能不愿意贷款给农户。在此困境下，微型金融机构不断推进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合理配置资金，加大对灾区困难人群的融资支持，提供配套金融服务，保障灾区生活可持续发展。灾后生产恢复。通过微型金融的各种渠道筹集资金，用于灾后基础设施和卫生教育设施重建。优先安排资金支持农作物种植的灾后维护以及其他农作物的耕种；信贷支持农用机具的维修、灌溉设备的重新铺设和修理等。
二、创新农村微型金融，实现农业旱灾风险管理的可持续发展
1.微型金融机构的组织与管理创新，提高自身的抗灾能力在灾害发生时，微型金融机构只有自身抗灾能力强，才能更好地为脆弱群体提供金融服务。因此，提高农村微型金融机构自身的组织和管理能力，增强其抗灾能力至关重要。一是加强微型金融机构的内部管理，组建专业的农业旱灾风险管理团队，建立旱灾灾情数据库和旱灾预案体系，提高旱灾风险分析能力；二是建立利益相关者旱灾风险管理体系，密切联系外界防灾、救援等部门，及时跟踪旱灾预警信息，做好防灾抗灾工作。通过内部的完善与外部的协调沟通，促进微型金融机构获得可持续发展。
2.微型金融信息技术创新，提高防旱抗旱能力金融业对信息技术要求高，特别是灾害中的应急处理能力需要优秀的信息技术人才和完善的金融信息数据系统作为支撑。然而，微型金融机构往往面临信息技术人才缺乏和信息技术薄弱等问题，严重影响运营效率，从而影响防旱抗旱的能力。因此，要运用信息和互联网技术推动微型金融快速发展。一是加强硬件设施的投入力度。运用信息网络技术，改造传统运营流程，全面实现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的电子化、网络化，降低操作成本，提高机构的运营效率。二是加大对微型金融机构信息技术人才的培养。提高风险识别能力和电子化信息化操作能力，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
3.微型金融产品创新，帮助脆弱性群体灾后的恢复重建在帮助贫困群体减轻旱灾影响和脱贫方面，微型金融机构开发的紧急贷款、重建贷款、小额租赁等新产品，能有效帮助受灾家庭迅速重置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旱灾频发地区，微型金融机构还应该不断开发各种新的金融产品，实现微型金融产品的多元化，为脆弱性群体提供最方便、最适合的产品，保证灾后重建的顺利实施。如发展农村小额保险，创新保险险种，提高农民抗风险的能力。
中航油事件案例分析
中国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航油）成立于1993年，由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中国航空油料控股公司控股，总部和注册地均位于新加坡。公司成立之初经营十分困难，一度濒临破产，后在总裁陈久霖的带领下，一举扭亏为盈，从单一的进口航油采购业务逐步扩展到国际石油贸易业务，并于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上市，成为中国首家利用海外自有资产在国外上市的中资企业。公司经营的成功为其赢来了声誉，2002年公司被新交所评为“最具透明度的上市公司”奖，并且是唯一入选的中资公司。
中航油通过国际石油贸易、石油期货等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其净资产已经从1997年16.8万美元增加到2004年的1.35亿美元，增幅高达800倍。但2004年11月，中航油因误判油价走势，在石油期货投机上亏损5.5亿美元。这一事件被认为是著名的“巴林银行悲剧”的翻版：十年前，在新加坡期货市场上，欧洲老牌的巴林银行因雇员违规投机操作，令公司损失13亿美元并导致被一家荷兰银行收购。曾经在7年间实现资产增值800倍的海外国企中航油，缘何短短几个月内就在期货投机市场上背负5.5亿美元的巨债？
2003年底，由于中航油错误地判断了油价走势，调整了交易策略，卖出了买权并买入了卖权，导致期权盘位到期时面临亏损。为了避免亏损，中航油新加坡公司在2004年1月、6月和9月先后进行了三次挪盘，即买回期权以关闭原先盘位，同时出售期限更长、交易量更大的新期权。每次挪盘均成倍扩大了风险，该风险在油价上升时呈指数级数的扩大，直至公司不再有能力支付不断高涨的保证金，最终导致了破产的财务困境。应该说中航油能够在7年间实现净资产增幅800倍，到巨亏5.5亿美元，都是缘于“创新”及对衍生金融工具的使用。衍生金融工具的诞生本来是为了规避风险的保值作用，但中航油却是毁于过度的投机。
衍生金融工具及其特征
衍生金融工具是具有衍生特征的金融工具。根据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定义：“衍生金融工具是期货、远期合约、互换和期权合约以及类似性质的金融工具，如利率上限与固定利率借款承诺等”。而我国一些学者认为，衍生金融工具是指价值派生于某些标的物的价格金融工具；其中，标的项目包括债券、商品、利率、汇率和某种指数等。也就是说，衍生金融工具就是在传统的金融工具基础上衍生出来的，通过预测股价、利率、汇率等未来行情走势，采用支付少量保证金或权利金签订远期合同或互换不同金融商品等交易形式的新兴金融工具。
衍生金融工具是以风险存在为前提，并为适应风险管理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其交易有别于一般的金融现货交易，是以标准合约交易和保证金交易为基本特征的，其主要功能并不是交易，而是保值或投机。主要特征有六个：杠杆性，它能以极少的资金（合约保证金）控制较多的投资资金（出货或平仓时合约持有者应付的资金），来获取理财的收益；虚拟性，它在合约到期时可以履行也可以不履行；依存性，它依赖于传统的金融工具而存在，传统金融工具的价格变动最终会影响衍生金融工具；灵活性，它可以根据用户的不同需要设计出不同类型的衍生金融工具，以适应使用者的需求；表外交易，它通常不在企业资产负债表中反映；定价比较复杂，因对其风险的度量非常困难。
近几年以来，衍生工具交易风波不断，1994年1月，德国MGRM集团在美国高息筹资，投资石油期货损失13亿美元，相当于集团一半资产；1994年12月，美国加州橘郡财务长雪铁龙以政府名义筹资，进行票据投资，最后亏损18亿美元，地方政府宣布破产；同年12月，美国最富庶的奥兰冶县由于从事金融衍生交易失败而亏损15亿美元，不得不宣布破产；1995年2月23日，我国上海证券交易所出现“327国债期货风波”，直接导致了国债期货市场在我国的暂停。
尽管出现上述情况，但衍生金融工具仍获得了巨大发展，美国《幸福》杂志在1995年载文声称，国际金融市场上当时已知的金融衍生工具已有1200多种，未清偿名义本金额超过20万亿美元。不仅如此，衍生工具的品种也正在创新中，目前一些大的金融机构几乎能根据客户的任何特殊要求“量身订造”任何品种的衍生工具并为之创造市场，所以今后衍生工具的品种还将不断增加。
目前我国关于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制度现状
我国十分注意衍生金融工具交易的风险意识。对于衍生金融工具交易，我国不断各项规章制度：国务院1998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以国务院令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2001年10月，证监会的《国有企业境外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管理制度指导意见》第二条规定：“获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能从事套期保值交易，不得进行投机交易。”
我国自2004年3月起施行了《金融机构衍生产品交易业务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实施的范围为在我国境内依法设立的银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汽车金融公司法人，以及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的分行。目前，我国证监会共计批准中石油、中石化、中航油等27家企业可以进行衍生金融工具的交易。
企业投资衍生金融工具的风险控制策略
以上一系列事件说明，必须对衍生金融工具的投资风险加以必要的控制，不能任其作为表外业务游离于会计报表之外。如果对该项风险极大的投机行为予以适当的披露，有适当的机制予以约束，提醒管理层和所有者的高度关注，就不会发生等事态无法收拾以后的巴林银行残局和中航油的艰难重组。对企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风险控制，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制定严格的操作规程，禁止过度投机，完善内部治理制度，杜绝“越陷越深、无法自拔”。建立严格的衍生金融工具使用、授权和核准制度。企业使用衍生金融工具应由高级管理部门、董事会或相关的专门委员会如审计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授权核准，并进行合法、合规性检查；衍生金融工具的授权、执行和记录必须严格分工。如由独立于初始交易者的负责人授权批准，由独立于初始交易者的其他人员负责接收来自交易对方对交易的确认凭证；对交易伙伴的信誉进行评估，并采取措施控制交易伙伴的信用风险；建立健全的衍生金融工具保管制度和定期盘点核对制度；建立投机项目的投资限额制度，规定衍生金融工具投资的最高限额，将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程度之内；严格限定衍生金融工具的适用范围，除为了规避实际外贸业务中的不确定风险以外，禁止从事以投机为手段的投资行为。
加大对操作人员的业务培训和职业道德教育，提高他们的职业水平和道德水准。衍生金融工具不断创新，种类众多，业务操作人员必须认真学习和分析各种衍生金融工具的特点、风险，同时加强职业道德教育，避免巴林银行事件中因业务人员越权违规操作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损失。另外，必须使用信得过的交易人员，做到核心机密内部人掌握。中航油参与此次交易、掌握交易核心机密的交易员，均是外籍人，来自澳大利亚、日本、韩国等国。像这种核心机密被外籍人士掌握和运作，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国家也是很少出现的。在美国的高盛、摩根士丹利等公司，掌握最核心机密的关键位置交易员，一般都是美国人。
实施严格的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外部监管，将作为“表外业务”纳入到表内披露。中航油从事场外交易历时一年多，从最初的200万桶发展到出事时的5200万桶，一直未向中国航油集团公司报告，中国航油集团公司也没有发现。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金融市场的逐步国际化，衍生金融工具也必将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因而，我国必须完善法规制度，使企业在投资或投机衍生金融产品时有据可依、有章可循，能够对高风险的投机业务实施必要的风险控制，以避免类似中航油事件的再次发生。
二、人才培养方案和保险企业实际需求脱节
受到多种原因影响，很多高职院校不能做到“开门办学”，不能与金融保险企业和其他兄弟院校开展合作，且很多合作仅限于形式。因此，在确定人才培养方案时，很难根据金融保险企业的实际需求进行安排和设计，培养出来的人才也很难符合企业的实际需求，学生就业不能保障。
三、未来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设想
（一）突出职业能力和职业素质
1．在能力培养方面应包括基础能力、职业能力两个方面。通过从保险企业反馈的情况来看，在基础能力方面应着重公文写作和办公自动化实际运用能力的培养，例如Excel软件中数学函数的应用、Word软件的排版、PowerPoint软件中宣传片的制作等。职业能力培养应主要突出销售渠道开拓、保险业务管理和技巧、为客户进行保险规划等。2．职业素质方面的培养，应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第一是职业道德方面的培养。可以把保险行业内的实际案例拿来给学生进行分析，通过案例让学生清楚行业职业道德的要求。第二是沟通协调与团队精神的培养。现在大多数新入职的大学生在工作中不善于沟通和协调，团队精神差，工作中屡屡受挫，非常不利于学生职业生涯的成长，也不利于用人单位的人才规划。第三是爱岗敬业精神与职业规划能力的培养。具有爱岗敬业精神是学生就业后事业成功的重要一环，很多学生走向工作岗位后由于不能吃苦，缺乏爱岗敬业的精神，失去了很多晋升机会或频繁跳槽换工作，没有在一个单位的持续经验积累，对自己的职业成长非常不利。在进行人才培养过程中，应开展职业规划教育，使学生对自己的职业规划有很清楚的认识，坚持在企业一线工作，积累工作经验，努力实现自己的职业目标。第四，应加强学生创新意识的引导和培养。通过一些课程的开设来提升学生的创新意识，不断提高创新能力，使学生在参加工作之后能够依据行业和岗位特点不断对工作进行创新，不断改进管理方法和工作方式，为企业创造更大的效益。
（二）通过各类实习实践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
在安排实习实践教学环节方面，当前各高职学校一般做法都是“1.5+1+0.5”的人才培养方式，即前一年半的三个学期进行基础能力培养，主要开设专业基础课程，第四、五学期集中开设专业技能课程，并进行课程综合实习实训，第六学期进行企业顶岗实习。在实际运用中可以灵活地安排这种教学模式，可以依据院校本身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实习实训的时间，如将综合实习实训贯穿于教学过程中，把专业基础课的开设压缩到前两个学期，第三、四学期集中开设专业技能课，并在第三学期和第四学期的后四周（连同暑假和寒假，每学期共计三个月）安排综合实习实训，第五学期前十周安排学生校内综合实训（主要是安排人身保险与财产保险的业务流程模拟训练、证券与期货投资模拟投资等），剩下的八周时间连同寒假和第六学期安排学生进行企业顶岗实习。这种“先教学—实践—再教学—再实践”双循环互动教学方式可以使学生通过实习实训发现专业学习中忽略而在实际中却应用很多的专业知识，在再教学的过程中加强这方面的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