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07 15:18:27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马诗的意思及诗意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扎实的戏剧功底、数十年的从业经历、战胜癌症恶魔的乐观精神，再到如今历经风霜之后的淡然态度，
让这位年逾八十的老戏骨仍能奉献出一部部电影和电视佳作，也使她成为英国表演事业的瑰宝。
玛吉・史密斯要演到多少岁？这一点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老太太向来不会让我们失望。
“您熟悉巴黎吗？”这个问题真是琐碎得令人汗颜。当我听到玛吉・史密斯女爵恶作剧般却又十分坦诚地承认她对自己最近的一部电影印象不深，只记得影片的故事发生在巴黎，而她在片中一如既往地扮演了一位厉害的老太太时，我一边努力地消化这些信息，一边提出了这个问题以免冷场。
巴黎！听到这个字眼就像给一个装满蛇的盒子揭开了盖儿。被人围追堵截的回忆让她面露不快，打了个寒战。她本想在那座城市里四处逛逛，参观一下博物馆和美术馆，但那是不可能的。“我被美国人和有关《唐顿庄园》的问题包围了，”她畏缩地说，“我以前从来没碰到过这种情况。全是电视惹的祸。太可怕了。我喜欢一个人随便走走，但根本不行。”
即便在英国，由于她出色演绎了《唐顿庄园》中的格兰瑟姆伯爵夫人维奥莱特一角而成为电视名人（再打几个寒战），随之而来的结果也令人不知所措。“我不怎么出门，要是出门的话基本上都得找个朋友陪着我。一个人出门很麻烦，因为无处可逃。”
我脑中浮现出一群小蛮牛满怀好奇、互相推搡的情景。她如何应付呢？
“多数情况下就是跑开。我会直奔一个方向，然后不停地走走走。不好躲。我不知道别人怎么应对这种情况。那些电影巨星是怎么做的？他们到底怎么做？也许他们从来都不出门。我觉得他们肯定不会一个人四处溜达。如果想听我一句忠告，那就是在巴黎时别这么干。”
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尖刻的怀疑语气，让人想起维奥莱特・克劳利和《哈利・波特》中的米勒娃・麦格教授。这正是最典型的史密斯，她显然是位明星，却不愿将自己归入明星之列。大众的好奇心让她受到了“甜蜜”的冒犯，但她也完全承认，都这把年纪了――我们不妨说是92岁好了――仍然受人欢迎，她觉得既荣幸又荒唐。
“我现在演的总是些老到不能再老的角色。”她宽厚豁达地说。早在1991年，她在《铁钩船长》中扮演温迪・达林老奶奶时，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就曾问过她在道具组的一位朋友：“玛吉・史密斯多大年纪了？”
“我的朋友毫不迟疑地回答说：‘92岁。’从此我就是这个岁数了。恐怕他们再也不用给我化妆了，我看上去已经到这把年纪了。
前几天，我和佩内洛普・威尔顿（在《唐顿庄园》中饰演正直的伊索贝尔・克劳利）合演一场戏，我拄着手杖站起来，开始颤颤巍巍地走来走去。‘我为什么要扮老？’我说，‘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已经老了！’我在设法搞清楚：如果我是现在的年纪，那我演的老格兰瑟姆伯爵夫人现在就得有110岁上下。她已经变成老怪物了。”
如今的史密斯是无与伦比的――没错，由于年龄的缘故，她的角色已经定型，但她仍然思维敏捷，难以捉摸，无可指摘。她可以将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点石成金，没人知道她使用了何种魔法。《唐顿庄园》的制作人朱利安・费洛斯说得很贴切：“玛吉有一种本事，能够为每句台词注入一种其自身所不具备的机智和维度。对编剧而言，演员的这种天赋很有吸引力。她还具有一种独特的喜剧感，这种喜剧感来自对现实生活的几分嘲讽态度，因而更加诙谐，也更加令人感伤。”
她之所以对《可爱老女人》印象模糊，是因为大量的角色接踵而来。“感觉那是很久以前拍的了，之后又发生了好多事。我在努力回想那部片子是不是在印度那部戏（《涉外大饭店2》）之前拍的。我把它和《唐顿庄园》弄混了。全都混在一起了。当演员就是这样，要么无戏可拍，要么片约不断。”
虽然不工作时的生活没有条理，让人不安，但史密斯觉得自己近来工作太多了。“奇怪的是，我演的戏都会不断地拍下去，像《哈利・波特》和《唐顿庄园》都是如此。我需要停下来缓口气――可是却办不到。”她即将在影片《货车里的女人》中再度演绎片名中的角色，这部电影改编自艾伦・贝内特为史密斯创作并由她在2000年出演的戏剧。
她把《哈利・波特》称作自己的养老金，从中获得的酬劳让她资助了五个孙辈的教育。“我一个人生活，所以能帮上儿子们是件好事。”
史密斯已经成名60年了，不过直到现在――处于职业生涯晚期她才获得如此广泛的国际影响力。1952年，她在牛津大学戏剧社的演出中初登舞台。1963年，她与劳伦斯・奥利维尔搭档，饰演了苔丝德蒙娜（编注：莎士比亚戏剧《奥赛罗》中的角色）。但作为一名年轻演员，她感到自己演技尚弱，形象也不合适。“我认为人们对角色的容貌有一个既定的标准，我并不符合要求。”虽然她不具备传统意义上的美貌，但她的事业并未受阻。1969年，影片《简・布罗迪小姐的青春》（又译《春风不化雨》）为她赢得第一尊奥斯卡奖；1978年，她凭借《加州套房》再次获此殊荣。此后，各种荣誉和奖项（包括五次英国电影学院奖）便纷至沓来。
她说自己从来没有做过什么职业规划，也没有过这辈子一定要扮演哪个特定角色的雄心壮志。“很坦白地说，都是碰到什么就演什么。刚入行时，我完全没有考虑过这些（电影和电视角色），一点儿也没想过。我当时就想着会一直演戏剧，会很美好。”
她觉得演电影是个考验耐力的工作。“在剧场里，你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你知道自己得在晚上或午后来到剧场，你有一段时间做准备，然后就上台演出。但是，拍电影就像是在好多天的时间里随时候命，而在我看来似乎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或更长时间。时间安排得似乎越来越紧凑。”
“演戏剧时，如果有一晚演砸了，你会想明天的演出将会很精彩。而一旦表演被永远地固定在胶片上，你就再也无法改正了。”不过她断定，或许这样也好。“因为总有些是我想要改进的。那就永远不会有恰当的镜头了。你会彻底疯掉的。”
电视带来的那种危险的亲密感让史密斯颇为烦恼：“人们就跟你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不是吗？我觉得他们会自认为跟你很熟。在剧场里，演员与观众总隔得很远。总是保持着某种距离，就有更多的神秘感。你可以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而电视实在是（她双手啪的一声合在一起靠近脸颊）让人拉不开距离。这不是特别好玩。”
2013年，史密斯凭借在戏剧领域的工作获得了《标准晚报》颁发的“偶像”奖，但是她听上去似乎有些遗憾，觉得自己做得太少了，不配这项奖。（在2008年战胜乳腺癌之后，她似乎失去了演戏剧的勇气）“什么都能成为偶像，”她说，“只要你干得足够久，你就是偶像，一个黯淡无光的偶像……或者国宝什么的。”
她是我遇到过的最不重视身后名的演员――无论是她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在讣告和悼念过后，名声也随之消散。她想到最近过世的朋友劳伦・白考尔和罗宾・威廉姆斯，他们被人们大加赞颂，之后又被迅速遗忘。“名声不会持久。这个世界随时都新人辈出。我想人们不会记得的。”
她不记日记，不写回忆录，而且与1992年出版的那本关于她的传记“毫无瓜葛”。“他们无休无止地写这些书，搞得什么都没有神秘感了。”
自从她的第二任丈夫、剧作家和编剧贝弗利・克罗斯于1998年过世之后，史密斯一直独自生活。工作让她无暇念及丧夫之痛，但当拍摄工作结束后，悲伤会偷偷地再度袭来。“人们说悲伤会消散，但其实不会，只是会换一种形式。这很可怕，可是你又能怎么办呢？繁忙过后，你会更加孤独，倍感孤独。忙碌不堪的一天让你无暇思考自己为什么孤独，但是忙碌过后，就会有那种令人窒息的寂静。”
这个9月她本该休息，但她正在计划如何填补这段空白。“我会把时间都献给艾伦・贝内特和《货车里的女人》。背词，背词，背词。好在看上去确实还挺眼熟。”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7-0035-02
一、马克思人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形成是有着深刻历史渊源的。在中世纪的经院哲学中，神学统治着世界，而人在神学中是没有地位的。到了15、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开始兴起，这个运动的最伟大的成果是“发现了人”，而为了从西方那种蒙昧主义走出来，就必须确立人的地位，重视人的价值和尊严，在社会人文科学中则要强调以人性来代替神性。17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继续接过文艺复兴时期高扬人性的旗帜，以抽象的人性作为理论批判的参照系，强烈要求变革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就是运用理性从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的法则和所谓“人性”的方法论。然而将人性归结为一种不变的、始终如一的自然本性，不但在理论上难以解决人与环境的二律背反，而且在实际生活中以找到这样一个统一的、抽象的参照系来变革现存的社会制度。
在德国的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将现实的人归结为“绝对精神”，而将自然归结为脱离人、脱离人的实践和社会关系的自然，费尔巴哈对黑格尔进行了批判，“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人）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从而把人和自然作为他体系中的两个基本因素”[1]，但他去抛弃了黑格尔的精神的能动的方面，于是人成了始终如一的、一成不变的自然人。马克思试图避免以上的局限性，便给能动的精神找了一个物质基础，即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而现实的人则是以自然和实践为基础的人，在对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认为那种脱离人、脱离人的实践和脱离人的社会关系的自然对人来说等于无，在他看来，与人发生关系的自然是一种对象化的自然，是人化了的自然，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所触及的自然，而在这种自然中，既生成了人又生成了人的自然关系，这样，马克思便开成了其人学思想的三个基本因素。
二、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基本因素
（一）人是现实的人、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以往的历史观的最大的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把现实的人即“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作为其历史观的前提。马克思关于“个人”的研究，是以“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研究对象的，并进而去构建人学思想的全部内容。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东西也是他们可以通过经验来确定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以往的历史观都把精神作为历史发展的出发点和产生的原动力，马克思认为“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国和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人要创造历史首先要生存，要生存就要进行满足生活需要的生产，即从事物质生产活动，这种现实的、从事物质生产活动的人由于强制的社会分工的出现而产生了异化，劳动成了人们的异己力量，成了剥削人、束缚人的媒介，人成了不自由的人，而自由是人的本质，是人类追求的永恒价值，因此要消灭异化，达到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的复归，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实践活动―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
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这里所说的实际活动，是指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实践,物质生产实践即人类的劳动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第二个因素。人们自己生产自己的生活，所以人们才能有历史。这种生产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指满足人们生活需要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人们日常生活需要消耗生活资料，这些生活资料的生产本身即是物质生产活动的一部分。第二个方面是指在生产中又产生了新的需要，作为能动性的人，总是会产生新的需要，而为满足新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第三个方面是指人口的生产，人类本身的延续即种的繁衍。
实践作为人的生存本性和存在方式，是人表现自己本质力量，将自己的本质力量外化，从而创造美好的理想对象世界的唯一途径。因此社会实践在表现形式上是一种现实的、感性的、能动的、对象性的活动。人要实现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就必须把自己作为实践的主体，在对外部世界进行“否定性”的改造过程中，人必然以自己的目的、能力和本性为衡量的尺度，去认识并改造客体，从而使被改造和发展后的客体满足人的物质和精神需要，从而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
因此,从实质上看，人的社会实践本身就是“人的价值活动”，是人类选择和改造客观世界为人所用的过程。这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人的生产劳动与动物的本能生产不同，人的劳动具有自由自觉的性质，其内涵是人通过这种自由自觉的活动来实现其创造本质。马克思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通过生产劳动,“他不仅使自然物发生形式变化,同时他还在自然物中实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他所知道的,是作为规律决定着他的活动的方式和方法的,他必须使他的意志服从这个目的。”[2]也就是说，作为实践主体的人，他所从事的任何实践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和价值指向，而价值指向也即人的自主选择是始终贯彻于实践活动过程之中的。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只有在实践活动中人的本质才得以展开，也只有将实践活动变为自由自觉的活动人的全面发展才有可能。
（三）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本质
社会历史发展的前提是现实的人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但这种从事实践活动的个人绝不是以往的哲学家口中抽象的个人，不是离群索居的、孤立的个人，而是在生产的交往中结成现实关系的个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一样长久，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呈现出历史，它完全不需要似乎还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存在。”人是社会中的人，每个人在生活中不可避免地要与他人发生这样或那样的联系，人的生产劳动不是孤立的，它必须借助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得以进行，离开了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生产劳动就无法开展。因此，人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必然会产生出与此相适应的一定的社会关系。那么，要全面地考察人的本质，就必须要从他所处的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才能更好地理解和规定。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就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这一论断的含义是说，人的本质实质上是现实的、具体的，不是抽象的、一成不变的。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多元性意味着由其所决定的个人的本质也是具体的、差异化的，意味着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个性存在。
人的社会关系决定了人的个性，社会关系作为人的个性的根源和依据，制约着人的存在，人作为一定社会关系中的存在物，受他所处的社会关系制约，有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就会有什么样的个性存在。人不仅作为社会存在物出现，而且作为个性存在出现。每个人个性的自由和解放，也就是全部社会关系的自由和解放，因此建立一个每个人自由自觉、全面发展、个人与社会和谐相处的“自由人的联合体”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三、发展马克思人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马克思的人学思想中指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全面发展的，这对于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有重大启示的
马克思的人本思想指出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决定的，人的自由全面的发展依赖于社会关系的自由全面的发展，由此我们提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首先强调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人与他人有了和谐的社会关系，社会的机制才会得以良性发展，从而进一步促进人的发展。因此，在追求人的自由和解放的过程中，我们既要构建人类赖以发展的和谐的社会关系，同时，我们更要深刻思考作为人的本质的劳动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以人的本质理论出发，构建和谐社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劳动关系是社会关系中最基本的元素，因此，在构建和谐的社会关系过程中，我们应特别注意构建劳动关系，减少异化劳动对人本质的异化，尽量实现劳动向人的回归，弱化强制社会分工带来的束缚，尽可能满足人的需要，等等。
其次，要正确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是自然的产物，同时人也在与自然的交互过程中发展着自己，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己的能力和手段不断地改进，人类在满足自己需要的同时，对自然进行了过度的开采，造成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等现象，因此，要立足于的人学思想，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重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同时要尊重自然规律，保护生态，做到可持续发展，建立和谐的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马克思人学思想中以人为本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大大地解放了人性，张扬了个性，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在向市场经济过度的过程中我们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比如部分地区过分强调效率优先原则，只追求经济利益，却忽视了人的整体利益，忽视了人在社会中的主体地位，忽视了人的需要。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仍然是以人本理论为出发点的，在历史观上，马克思认为人在历史中处于核心地位，人是劳动的主体，人的交互劳动，满足了人类的需要；人也是社会关系的承担者，社会的形成和发展都是建立在满足自己需要的过程中。但是传统的理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是僵化的，其强调得更多的是社会关系对人的决定作用，认为是社会关系的自我运行从而催生了人的需要和劳动，这实质是抹杀了人作为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历史发展的创造主体所应具有的地位，一度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情况，严重地压抑了人的个性，忽视了人的利益，这是与马克思人本思想背道而驰的。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理论的精神所在，其价值取向就是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人本思想以人的需要、人的利益、人的发展为原则，目的是为了促进人的本质的解放，也即实现全社会、全人类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给我们的启示是：人是社会的主体，我们在追求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过程中，必须把人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一切从人的利益和需要出发，以人为本，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马克思人学思想的三个因素实质含义的界定和复归，是对完整意义上的人的本质理论的系统规定。正是因为马克思的人的本质理论的重要性和科学性，对我们当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在今后的实践中仍需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
杨树为落叶乔木（有明显主干，树高一般在7米以上的树木称乔木）树干通直、树皮光滑或纵裂，常为灰白色，枝有长短枝之分，单叶互生，叶形为长卵形、三角形或卵圆形，齿状缘，罕有全缘，花单性，雌雄异株，柔荑花序下垂，花常先叶开放；
春杨树长芽；夏杨长枝叶吐絮很茂盛；秋杨树干长大叶绿而后发黄落叶；冬天杨树无叶，树干仍长。
（来源：文章屋网 ）
司马迁是我国西汉著名的史学家，他的《史记》被鲁迅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他在《史记》一书中明白的表达了自己的义利观。
一、“富者，人之情性”――追求物质财富是每个人的本性
司马迁认为，每个人都具有自利的一面，这是人的一种自然本性。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人的本性就是对利的追求，并以此来满足自己的欲望。司马迁的这一观点无疑是继承了先秦诸子的思想，如孔子认为：“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1]荀子也有类似的观点：“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在而有也”。[2]所不同的是，司马迁更强调欲望是驱使人民求富谋利的原动力，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他首先批评了老子的所谓理想社会――“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是“几无行矣”，是完全走不通的。接着他又列举了十种社会现象以强调自己的观点：“夫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携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包商贾蓄长，固求富益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余力而让财矣。”壮士、少年、赵女郑姬、游闲公子、弋射渔猎者……社会上的所有人都是在利的驱使下努力奋斗，甚至是铤而走险，触犯法令。
在司马迁看来，人们追求自身欲望的满足是天经地义的，这不仅符合自然规律，而且符合一定的道义，如果人们不追求利，那么就会出现《周书》上的所谓“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的严重情况。相反，如果把这几个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搞好了，就会出现“上则富国，下则富家”的可喜局面。由此可见，司马迁在义利观上是非常重视物质利益的。
二、“礼生于有而废于无”――经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
司马迁在提出了追求财富是人的本性后，又进一步指出经济利益是道德的基础。司马迁非常同意管仲的“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的观点，并将此话简化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在他看来，对于个人来讲，只有满足了物质需要才能更好地行“仁义”，司马迁并不否定思想教育和道德约束的力量，但他更强调是经济决定着人的思想、人的道德。所谓“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在这里，利是基础，利决定着义。他举了陶朱公和子贡等人的例子来证明他的观点。陶朱公帮勾践完成霸业后就泛舟商海，他“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昆弟”。司马迁称其为“富好行其德者”。而对于孔子“七十子之徒”中“最为饶益”的子贡，司马迁认为：“夫使孔子名布扬于天下者”，是“子贡先后之也”，并称他为“得势而益彰者”。在这里，司马迁一方面指出了道德观念受物质利益制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封建道德有其虚伪的一面，它是供财富占有者，供权势者们经常涂用的一种美丽的脂粉，谁有钱有势，谁就有道德。[3]《游侠列传》里说的很明白：“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飨其利者为有德’。故伯夷酉鬼周，饿死首阳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贬王；盗跖暴戾，其徒诵义无穷。由此观之，‘窃钩者诛，窃国者侯，侯之门仁义存’非虚言也。”这里的言辞虽不无偏激，但它却清楚地揭示出了道德对经济的依赖，和剥削阶级的所谓道德的虚伪性、欺骗性。
三、“以礼义防于利”―― 用道德来调控人们对物质利益的追求
司马迁一方面强调物质利益决定道德，另一方面也主张用道德观念去防止单纯追求物质利益所带来的弊端，主张用“义”来调控人们对“利”的追求。他在《平准书》里强调“以礼义防于利”，即主张用礼义道德去规范限定人们逐利的行为，而不能允许社会成员随心所欲地去追求物质利益。[4]
司马迁虽然鼓励人们求富，但如何求富，司马迁有他自己的主张，那就是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司马迁肯定那些依靠自己的劳动力致富的手段，否定非“治生之正道”的“奸富”或“恶业”，如“掘冢”、“博戏”之类。可见，司马迁提倡的是有道德内涵的富，是依靠合法正当手段的富，反对的是不择手段的富，是不合道义的奸富。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从《史记》的选材上也可以看出司马迁的义利倾向，他充分肯定和赞扬重义轻利、重义轻生的游侠、忠臣、良将和义士，并为他们单独列传。如他为“义不苟合当世”的游侠立传，只因为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此外，他还在《伯夷列传》中歌颂积仁洁行，宁肯饿死却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在《晋世家》中歌颂忠诚主事，重义守信，不负所托，从容赴死的公孙杵臼和程婴。在《田单列传》中，他歌颂齐画邑贤人王虫蜀“与其生而无义，固不如烹”的守义不屈等等。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司马迁对义行为的赞赏和追求。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司马迁会毫不犹豫的站在义的一边，司马迁的义利观的精髓也正体现在这里。
综上所述，司马迁的义利观非常清楚和明白：第一，肯定了追求物质财富是每个人的本性；第二、认为道德意识以物质世界为基础；第三、强调要用“义”，即道德去规范人们对物质利益的盲目追求。
参考文献：
[1]《论语・里仁》
iPhone官换机，也叫服务机、置换机。是全新未激活的官方正版机器。因为苹果的保修政策，苹果维修政策是只换不修，如果你的机器在保修期内坏掉，售后一般都会直接给你换一部全新的机器，这台机器就叫官换机，不代表官换机就是官方翻新机器。
官换机是苹果承认售后保修的；换机的出厂检测和成品检测是一样的；官换机的性价比高，如果手里的钱不够又想用iPhone，是可以入手的。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与自然的关系；现实意义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新世界观形成阶段的一部重要著作,它在及其哲学形成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立足劳动、实践概念,从生态的角度批判了人类和自然的异化,提出了人与自然关系协调发展的理论,为我们全面把握人的本质,认识、理解人与自然关系的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基础。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问题,通过学习研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我们在人与自然关系上获得了新的启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又必须保护自然,使人与自然之间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即相对生态平衡,以此推动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达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环境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也是贯穿环境哲学体系的主要线索。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是目前面临的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
1.人本来就是自然界，它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马克思强调说,“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在这里,马克思“完全以黑格尔的方式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自然在本质上具有物的性质,而人也是一个自然物”
2.自然界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人是自然的产物,它来源于自然,依赖而又改变作为它生存的外部环境的自然,最后又复归于自然。众所周知,人作为一种有生命的实体,获得生存所必需的空气、阳光和水以及衣、食、住、行等物质生产资料,都是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自然界。因此,作为人类物质生产资料和生活来源的自然界,就成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马克思认为:“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 “在实践上,人的普遍性正是表现为这样的普遍性,它把整个自然界首先作为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其次作为生命活动的对象(材料)和工具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自身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马克思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句话不只是具有生物学的意义,人的生物的类生活依靠社会生活过程才开始成为可能。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人类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而产生了与自然的历史性联系。自然因此而对人类呈现出实践的意义。“人再生产整个自然界”。马克思还明确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她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
3.人是自然的改造者。马克思在分析人是自然的存在物时指出:“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从马克思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人尽管是自然存在之物,但同时又是自然物之中的另类,是自然的超越者。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人和自然之间矛盾的客观性。因而,人类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活动中,不可避免地会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4.社会历史是自然历史过程。自然界物质形成的演化和发展构成了人类社会产生的物质前提,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马克思认为:“一个存在物如果在自身之外没有自己的自然界,就不是自然存在物,就不能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同时他又强调,“人不仅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是人的自然存在物,就是说,是自为地存在着的存在物,因而是类的存在物”。“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来说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来说作为人的存在,已经成为实际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因此,马克思还强调:“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美国社会学家福斯特在其著作《马克思的生态学》中指出:只有在实践的王国中,在人类历史中,才能发现解决人类对自然异化的方案,人类对其自身的类存在和对自然的自我异化，构成了大部分的人类历史――，同样在相同的人类历史中找到了解决方案，通过努力而超越这种自我异化
5.资本主义社会,人类和自然的异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资本主义已有相当的发展,但人类缺乏环保意识,不能正确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加剧了人和自然的矛盾。因此,伴随着工业文明的同时,环境污染也已成为普遍现象。环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马克思尖锐的批判道:“甚至人又退回了穴居,不过这穴居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而且他在穴居中只是朝不保夕,仿佛她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为他的生活要素。”马克思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倒不如说,就是19世纪40年代大城市“普遍污染”现象的真实写照。由于人类和自然的异化,工人不仅丧失了创造性工作,而且失去了生活本身的基本要素。
总之,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理论见解,并不是一位天才瞬间闪烁的火花。相反,他在这方面的深刻见解来源于他对17、18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9世纪的环境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而这种系统研究,又是通过他对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一种深刻的哲学理解而进行的。
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意义
当今,克服日益严峻的自然生态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已作为非常紧迫且难度极大的课题摆在了我们面前。从马克思富于科学预见的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卓越思想中,我们可以得到有助于解决这一课题的若干重要启示。
(一)要摆正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人来源于自然界,又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人就不应凌驾于自然界之上,或站在自然界之外,醉心于人类中心主义,而应融于自然界中。自然界是人类唯一的家园,人类珍惜、爱护自然界就是珍惜、爱护自己的家园,破坏自然界就等于自毁家园。当然,必须肯定,人不同于一般的自然存在物,具有能动性和创造性。因此,也应当反对非人类中心主义（或“泛自然主义”）的如下片面观点:借口恢复和保持人的外在世界的自然状态,否定人在自然界中的主体地位,认为人只是生态系统中的普通公民,把人降到一般动物的地位,只能被动地适应自然界的秩序。
(二)要牢固地确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理念
既然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人类与自然界之间存在着物质变换和交互作用的关系,那么人类为了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就不能将自己与自然界对立起来,而要善待自然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一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要与其供给和再生保持平衡。人类的生产和消费活动必须充分考虑到自然资源的支撑能力,最大限度地节约和有效使用资源,使地球上的再生性资源的更新能力不至于下降,非再生性资源得以稳定开发或能得到其他资源的有效代替,从而实现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二是人的经济社会活动要与自然生态系统保持相对平衡。要注重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保持地球生态的完整性;要尽量减少生产、消费中废弃物的排放,以适应生态系统的纳污自净能力;要遵循自然规律,防止和杜绝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破坏自然的做法,避免产生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历史景观,损害后代利益的不良后果;要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积极治理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
(三)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协调好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内在地要求我们必须处理好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这主要指两种利益关系的协调:一是代际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当代人要对后代人的生存发展负责,应努力做到使自己的机会与后代人可能获得的机会平等。当代人“不仅要安排好当前的发展,还要为了子孙后代着想,决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要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使一代比一展得更好;二是当代各部分人之间的利益协调。地球是属于全人类的,任何人都拥有平等地享受地球资源的权利,代际内部不同发展空间(即任何国家、地区)以及不同个人的发展都不能以损害别的国家、地区或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因此,必须采取资源公平配置的原则,特别要注意维护与满足后发展国家、地区以及弱势群体和贫困人口的需求。
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消除各种利益对抗,促使全体社会成员在共同的根本利益基础上结成新型的和谐关系,从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只要按照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坚持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进行调整和改革,在经济社会发展中体现个人利益、局部利益与全社会整体利益、长远利益的统一,就能逐步达到创始人的预期目标,在解决人与人之间矛盾的基础上,合理地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使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最适合于人类的本性。（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四川；成都；610065）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2］ 陈学明.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卷):马克思的自然观［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3］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马克思的生态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8,17•
(下接第103页)
看，近20年来中以之间存在着秘密军事合作的说法引发了人们广泛的猜测，但一直遭到否认。［11］但由于不断曝光的安全部分高级官员的访问，以及各种政治和经济压力，使以色列逐渐策略性的承认了它确实在军事层面帮助了中国的做法。中以关系的正常化，很大程度上是由军事关系促成的，在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情况下，双方就不能自由讨论军事方面的问题。从以色列的角度来看，这其中有很多经济动机。有一段时间，以色列的国防工业处于严重的衰退之中，大批工人失业，中国成为以色列的一个受欢迎的、有吸引力的军事工业出口目的地。［12］中以存在军事合作的一个普遍被接受的证据是以色列大约在1989年帮助中国使用它雄狮战机（Lavi）技术的新型多用途战机。［13］ 这种飞机就是我们后来熟知的J10战斗机。
总的来说，中以的军事贸易关系在中以贸易关系乃至整个中以关系中都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前面我们所提到的，一定程度上它开启了中以接触的大门，并促进这扇门越开越大直至两国关系正常化。
3.2 基于中以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的双边经贸合作前景分析
目前，中国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商品出口国，但是受制于科技创新能力不足，中国的绝大多数出口商品属于低附加值产品。这无疑是中国进一步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培养创新型人才，这无疑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途径，但这将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并且要辅之以教育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变革才能实现。要想在短期内如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进而增强竞争力，就必须采取与外部合作的方法，而以色列无疑将是不错的选择。
以色列这个仅有600多万人口的国家竟拥有世界第二多的高科技新公司，仅次于美国。但是之所以称以色列为中国企业短期内获得高新技术的优秀合作伙伴，并不仅仅因为其高科技公司的数量庞大，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以色列国内市场狭小，公司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遇到发展的瓶颈，对一些公司而言，公司被国际大公司收购就等于获得了成功。一些国际跨国公司已经看到了这一机会：德国工业软件巨头SAP公司收购了4家以色列新兴公司，改造成两个研发中心，为该公司的全球运营提供服务。思科公司更耗资10亿美元收购多家掌握战略性重要技术的以色列新兴公司。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这同样是个机会。经过了多年的积累，中国的很多企业已经具备了到海外进行收购的资金和技术实力，通过对有技术实力的企业的并购，将在短期内有效的提高中国企业的技术实力，从而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事实证明，一些企业已经察觉到了这种机会并积极的做出了尝试。2010年1月4日，深圳易方数码科技股份公司整体并购以色列的Pegasus公司，Pegasus公司是以色列的优秀高科技公司，拥有众多国际级的人才和50多项全球专利。
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中以经贸合作中，以技术合作、企业并购、资本流动为代表的新型经济贸易关系将会超越以商品贸易为主的传统经贸关系，并且这一趋势将会愈加明显。（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650000）
参考文献：
［1］ Eytan ,First,pp188-189
［2］ Telegram:Moshe Sharett to Chou En Lai ［sic］, January 9,1950, MOFA folder 41/150/A.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文件集》Ⅱ，pp，22-23，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
［4］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3 1948―1996年中东与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关系：阿拉伯视角，利莲•哈里斯 pp，63，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 《佩雷斯传》, pp，14，肖月著，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6］ 资料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7］ Chian consider the Middle East,(London: L.B.Tauris,1993),pp.77-94
［8］ 《中国与犹太―以色列关系100年》 ，1 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以色列，1911―2003年,江纳森•高斯坦,pp.28高斯坦主编，肖宪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9］ Yitzhak Shichor, Small cracks in the Great Wall: Prospects Sino-Israeli Relations. (London: Institute for Jewish affairs,1987),p.8
［10］ 资料来源于中国商务部。
司马迁的《史记》开创了我国纪传体史书的先河，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指出：“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在《史记・吴太伯世家》中记载：“吴王夫差十四年春，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欲霸中国以全周室。七月辛丑，吴王与晋定公争长。吴王说：‘于周室，我为长。’晋定公曰：‘于姬姓，我为伯。’赵鞅怒，将伐吴，乃长晋定公。”
笔者在阅读太史公的《史记》时，却发现司马迁在对这同一件历史事件的记录是有一些不同的。如司马迁在《史记》的其他传记中对相同的事件还有四条不同的记载：
（1）《史记・秦本纪》“秦悼公九年，晋定公与吴王夫差盟，争长于黄池，卒先吴。吴强，陵中国。”
（2）《史记・晋世家》“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会黄池，争长，赵鞅时从，卒长吴。”
（3）《史记・赵世家》“晋定公三十年，定公与吴王夫差争长于黄池，赵简子（赵鞅）从晋定公。卒长吴。”
（4）《史记・伍子胥列传》“吴王夫差十四年，因北大会诸侯于黄池，以令周室。”
对“吴晋争长”这同一历史事件的记录，司马迁在《史记》上的记录，有四种记录是相同的，一种记录是不同的。但到底在“吴晋争长”这一历史事件中，是“吴国”争长成功呢，还是“晋国”争长成功呢？
司马迁在《史记》的记录中：记载“吴国”争长成功的记录有四条，分别是：（1）《史记・秦本纪》，（2）《史记・晋世家》，（3）《史记・赵世家》，（4）《史记・伍子胥列传》；记载“晋国”争长成功的记录只有一条：《史记・吴太伯世家》。
那么，到底应该是哪一国争长成功呢？
《史记・吴太伯世家》和《史记・伍子胥列传》是记载吴国本国的人物和事情的，为避嫌，可以暂时不算。那么，还有三条记录：（1）《史记・秦本纪》，（2）《史记・晋世家》，（3）《史记・赵世家》。其中《史记・晋世家》是记载晋国本国发展的，是为了避嫌，也暂时可以不算。这样，记载“吴国”争长成功的还有两条记录：《史记・秦本纪》和《史记・赵世家》。这两个国家和晋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实际上，赵国是从晋国分出来的，这一条也暂时不算，剩下就是《史记・秦本纪》了。应该说，秦国与吴国、晋国没有任何的从属关系，这一条记录应该可以算得上是最有说服力的。这一条记录是“吴国”争长成功。
启蒙运动认为，理想的人应该是摆脱了宗教迷信，充满理性，具有自主性的人，应该是自身命运的唯一主人以及其所处世界的主宰。此时，“思维着的理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同时，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似乎在昭示着认知主体与行为主体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能力。恰恰是种能力，也只有这种能力才被看作是人类理性的基础和象征。哈贝马斯有力地抨击了科技理性所致的现代教育目的。他认为这种受实证科学支配的理性思维坚持着单纯直接的思想，缺乏主体的价值尺度，培养出来的人的认识局限于重复，思想只是同义反复；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不但人与自然相异化，人与人之间也相互异化，其结果是削弱或吞没了主体间的合理的相互作用，即交往行为；而且。在完全被技术理性统治的世界中，人完全变成了工具，完全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具有这种“单纯直接性思想”的人没有作为一个世界进入行为者反思的视野，他们的行为只是为了作出来给人看的所谓“剧场化行为”(dramaturgical action)，这种虚伪的完美角色扮演，必然会使人一直处于内心斗争和痛苦之中，无法与别人真正地沟通和交流。总之，受科技理性统治的现代教育目的“并没有增强人的本质力量，实现人的普遍自由。相反，技术本身成为了自律的总体性的统治力量，成为扼杀人的自由和个性的异化力量。”
同时，哈贝马斯又站在“交往理性”哲学的高度，以交往行动理论为基础提出了目的合理性与交往合理性相平衡，以人际关系和谐、个性自由解放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教育目的。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对如何达到其教育目的作了理想的预设。
第一，使学生获得进行语言理解的“交往性资质”。哈贝马斯认为语言理解在交往中占据核心地位，他指出：“达到理解的目标是导向某种认同。认同归于相互理解、共享知识、彼此信任、两相符合的相互依存。认同以对可领会性、真实性、真诚性和正确性这些相应的有效性要求的认可为基础。”“将上述四点展开就是：言说者必须选择一个可领会的表达以便说者和听者能够可以相互理解；言说者必须有提供一个真实陈述的意向以便听者能分享说者的知识；言说者必须真诚地表达他的意向以便听者能相信说者的话语；最后，言说者必须选择一种本身是正确的话语以便听者能接受之，从而使说者和听者能够在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话语中达到认同。
第二，建立主体的学习机制与自我同一性。交往合理性的建立依赖于主体的交往性资质的获得，而交往性资质的获得则依赖于主体的学习机制。在哈贝马斯看来，主体的学习不仅包括认知与技术学习过程，也包括道德和实践学习过程，后一个维度的学习过程导致交往性资质的获得和自我同一性的建立。哈贝马斯认为，以个体的道德发展为宗旨的学习机制使学生获得交往性资质并不断推动着学生个体的主体性的发展，这对师生之间、生生之问的交往合理性的建立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建立主体间性。哈贝马斯强调的主体间性是自主的、平等的。主体间性的建立的倡导，暗示着以个体的主体性为前提的平等的、合理的师生间的“主体――主体结构”应当取代传统的师生间的“主体――客体结构”，使学生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得以提升。在哈贝马斯看来，只有当学生的主体地位真正被确立下来并且其主体性在不断地被以个体的道德发展为宗旨的学习机制所推动时，师生之间主体间性的建立才完全有可能。例如在师生交往研究中，应特别注意对学生的研究，破除教师的权威地位，消除师生之间的隔阂，加强师生之间的交流与对话。通过对话，产生了“作为老师的学生或作为学生的老师。”师生之间通过对话达到相互理解、共融。
哈贝马斯后现代主义教育目的对当代教育启示
遵循启蒙思想的现代化进程，现代教育把培养具有科技理性(工具理性)的儿童作为自己的教育目标，并用严格的科学尺度和精确的数学公式规定着人的全面发展方向和内容，英国哲学家洛克说：“理性应是我们最高的法官，应当指导所有事物。”理性成为教育目的的主要价值取向，在课程设计及内容构建、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方面，无不体现对人的“理性能力”“理性品质”培养的重视。在以工具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目的引导下，教育的功利性、工具性被过分加强。学校教育日益与生活相脱离，出现了“生活世界”被“科学世界”所殖民化的倾向，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学校教育教学活动专注于某种既定目标与达到目标之手段间的联系，以成功为其取向，以合理谋划为其特征，这样的行为模式显然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色彩，即行为者，无论是教育者，还是受教育者总试图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成功；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教学活动还必须服从于“扭曲的交往行为”所造成的社会秩序。对技术效率与功能关系的崇拜的代价是对人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剥夺。教育活动中师生之间人际交往的情感成分越来越少了，一切带有个人性质、个人特征的“不可计算”的要素都被排除于教育系统运行之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变成了教育这一庞大系统中某一特定部分的功能负载物。教师是发号施令者，学生只有一味地被动静听，完全变成了教师所代表的成人主流文化知识的接受者和容纳器。学生以读死书、死读书为荣。高分低能者和缺乏独创个性者普遍存在，成为现行教育的恶果，阻碍教育发展的顽症。
人类教育思想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越了两两对立的，水火不容的历史，进入了不同教育思想既相互对立又相互兼容，既相互批判又相互吸收的新阶段。哈贝马斯对以科技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教育目的的反思、质疑、批判与改造对于现代教育向“未来教育”的嬗变无疑是一种触动。对于处在发展中阶段的来讲既非简单地将其斥之为“胡言乱语”断然拒绝，也不能不加分辨和批判地全身心地拥抱。
产业创新(Industrial Innovation)一词，可追溯到熊彼特创新理论[1]的产业突变(Industrial Mutation)一说，表现为“经济结构的创造性破坏”。经过弗里曼[2]等人的研究，产业创新通常定义为，企业突破结构化的产业约束，通过技术、产品、市场的系统创新，实现产业结构提升或新产业创造[3]。产业创新，搭建起企业创新到国家创新的桥梁，对于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现代产业体系培育、创新型国家建设意义重大。技术经济学研究产业创新，往往从需求出发，进行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市场创新——产业融合的产业演进分析。本文立足于马克思《资本论》论述，从剩余价值生产视角，对产业创新作一个资本逻辑的解释。
一、产业创新的资本含义
马克思未提出产业创新的概念，但他对产业资本为追逐相对剩余价值，不断进行“生产方式变革”，以实现“产业部门的生产力提高”的系统论述，事实上提供了一种制度与技术相结合分析产业创新的资本范式。
在资本逻辑下，产业创新，实质上是产业资本以技术革命为起点，推动生产方式变革与演进，创造最大经济剩余的过程。表现为四个层次的内涵。
第一，产业创新是产业资本为实现增殖，不断进行生产力革命以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关系调整的社会生产方式演进过程。马克思的产业创新思想根植于资本增殖的分析逻辑。个别资本家为追求超额剩余价值进行自我创新，激励和压迫着行业资本家整体创新，推动生产方式革新和经济形态演进。马克思提出，以机器体系为标志的大工业出现，作为“对工场手工业、手工业和家庭劳动的革命”，“消灭了以手工业为基础的协作和以手工业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4](P503)。
第二，产业创新是“科技发明—企业技术创新—部门生产创新—产业革命—再创新……”链条的扩充式运转过程。受利润动机驱使，个别企业引进新科技发明，改进生产手段和工艺，通过竞争合作以及产业关联，实现同行业及关联行业的生产方式创新，实现社会产业革命;同时又孕育新的科技发明元素，推动产业创新链的扩充式循环。在马克思的经济史视野中，产业创新基于新发明的商业应用，又不断创造着这一基点。大工业最初的科学要素和技术要素，积累于工场手工业;走锭精纺机、蒸汽机的发明家找到了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准备好的熟练机械工人，推动工场手工业中机器制造;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借助生产机器，又排除了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生产，也为将来准备起新的科技革命起点[4](408-420)。
第三，产业创新是产业总资本技术水平持续提升，经济工业化和产业体系现代化的深入推进过程。资本的技术构成是指从资本价值所包含的物质内容角度来分析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之间的对比关系。资本技术构成，反映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水平，与生产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呈正相关变化。马克思将某个生产部门的总资本构成，看成部门所有单个投入资本的加总平均[4](P672-673)。产业总资本的技术构成实际也就是对产业技术水平的量化，一定程度上可作为产业创新的绩效指标。有效的产业创新，则意味着产业总资本技术构成的提高，这在本质上与经济工业化与产业体系现代化所要求的技术含量增进相一致。
第四，产业创新是经济资源优化配置和创新要素有效聚集，实现经济和谐运行和社会创新能力培育的过程。产业创新所体现的经济资源配置和创新要素聚集功能，集中在技术创新的市场推进机制上。第一个层次，市场外部竞争内部化，企业受利润机制影响，引入科技发明，促成要素创新性组合，或者主动退出市场，资源流出;第二层次，价值规律作为强制性规律，迫使企业采用新生产方式，推动创新在产业内普及，创新要素产业内组合最优;第三，平均利润机制使得竞争扩大到部门间，创新在产业间扩散，资源在整个社会经济体内优化配置[5]。
二、产业创新的经济效应
1.产业创新影响着商品的价值量变动
马克思将决定商品价值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定义为，“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4](P52)。企业技术创新决定商品生产的个别劳动时间变动;而具社会化与普遍化特征的产业创新，则发挥科技的生产力效应，改变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及社会平均熟练程度，支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变动，从而成为商品价值量的重要影响因素。马克思指出，在产业技术推动更好机器出现时，“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物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4](P443-444)。
2.产业创新提高了人对自然力的使用率
产业创新推动的产业技术进步，克服着自然资源稀缺对商品生产的影响。马克思认为，不同的自然条件前提下，同一劳动量可以转化为不同的必要劳动时间，满足不同的社会需要量，但“这些自然条件只作为自然界限对剩余劳动发生影响……产业越进步，这一自然界限就越退缩”[4](P562)。比如，“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然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一点是一目了然的”[4](P424)。产业技术进步对自然资源使用的强化效应表明，落后地区可以通过产业创新，提升资源使用的集约化，弥补自然资源欠缺对经济不利影响[6]。
3.产业创新推动了经济分工与财富积累
产业创新推动的产业技术进步深化了经济分工和专业化。随着劳动工具的分化，这些工具的制造行业也日益分化;生产行业的分化意味着社会分工的增强。马克思指出:“机器生产同工场手工业相比使社会分工获得无比广阔的发展，因为它使它所占领的行业的生产力得到无比巨大的增加。”[4](P487)技术进步与分工深化，导致经济剩余产生，财富不断积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业创新提升劳动生产力，使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成为现实，促成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扩大。因为，增加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以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价值[4](P350)，而这一切，离不开生活资料部门的产业创新。产业创新短期内也会造成一定社会问题。产业技术进步，使原来的资本在进行物质更新时有越来越高的构成，会越来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佣的工人，从而形成相对过剩人口[6]。工人随机器生产发展而被排斥，“新采用机器，对那些首先成为机器竞争对象的旧有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中的工人产生灾难性的影响”[4](P489)。但是，马克思又肯定了产业创新对就业的长期积极效应，“虽然机器在应用它的劳动部门必然排挤工人，但是它能引起其他劳动部门就业的增加”[4](P484)。
三、产业创新的利润动机
首先，产业创新以企业技术创新为启动点，以资本的利润追求为动力源。企业技术创新是资本家追逐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的根本途径。马克思强调，“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能缩短生产某种商品的社会必需的劳动时间，从而使较小量的劳动获得较大量使用价值的能力。……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18](P350)。提高“劳动生产力”，是剩余价值创造的基础;减少必要劳动从而相对延长剩余劳动，则保证了相对剩余价值增加。因此，为了实现剩余价值和利润最大化，必须进行“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的技术创新，而个别企业的技术创新，又构成了产业创新链条的运转始点。
再者，资本家持久的逐利冲动，驱使企业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持续进行。马克思一再强调资本家持续追逐利润的先天动机。“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4](P354)。“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并通过商品便宜来使工人本身便宜，是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4](P355)。这种“动机”或“冲动”，为产业创新提供了源源不绝的初始推动力，因为利润扩增要靠产业技术进步下必要劳动减少来实现。同行业资本家间的竞争和模仿效应，则又推动着技术创新向产业创新的转化升级。个别资本家改进生产方式而获得超额利润，会在行业内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力和竞争压力，引发资本家全体的后继创新。马克思总结道:“自从剩余价值的生产永远不能通过延长工作日来增加以来，资本就竭尽全力一心一意加快发展机器体系来生产相对剩余价值。”[4](P449)
正是资本主义各个发展时期的资本家在利润动机下对技术创新以及产业创新的孜孜以求，推动了商品经济以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不断发展。工场手工业资本家，将劳动工具与局部工人的专门职能结合在一起，使劳动工具简化、改进和多样化，随着技术积累与工具不断革新，机器得以产生;大工业资本家为求更大利润，引入了更先进的机器生产体系，将产业创新推向更高的层次。
四、产业创新的制度支持
马克思考察资本主义的组织演进，既阐述了技术创新如何推进制度创新，也表达出技术创新需要制度支持的思想[7]。产业创新在两种创新交互作用中实现。
工场手工业的产业组织发展了分工与协作，“结合总体工人”的生产形式推动劳动工具的专业化和技术积累。靠着分工协作的制度体系支撑，新的产业力量发展起来。马克思指出:“在局部劳动独立化为一个人的专门职能之后，局部劳动的方法也就完善起来。……这样获得的技术上的诀窍就能巩固、积累并迅速地传下去。”[4](P376-377)“工场手工业分工通过手工业活动的分解，劳动工具的专门化，局部工人的形成以及局部工人在一个总机构的分组和结合……发展了新的、社会的劳动生产力。”[4](P403)这种新的、社会的劳动力也即后来的机器大工业。
工场手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又限制技术创新，产生制度变革的要求。“结合的工场手工业……不能在自己的基础上达到真正的技术上的统一。这种统一只有在工场手工业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4](P386)。机器体系的日益发展，成为工场手工业难以解决的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到处碰到人身的限制。这些限制甚至工场手工业中的结合工人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突破，而不能从根本上突破。例如，像现代印刷机、现代蒸汽机和现代梳棉机这样的机器，就不是工场手工业所能制造的”[4](P420)。工厂制度应运而生，从根本上支撑起产业革命和现代工业发展。由单个机器发展为机器体系的产业创新即工业革命过程，也是大工业代替工场手工业的制度创新过程，两种创新在交互作用中得以成功实现。
生产资料的集中是资本主义技术革命的制度基础，“早在大工业时期以前很久，协作和劳动资料在少数人手中的结合这种方法应用在农业上，确实使农村居民的生产方式，从而使他们的生活条件和就业手段发生了巨大的、突然的和强烈的革命”[4](P470-471)。马克思肯定暴力性的制度革命对产业革命的作用，“就劳动者被劳动资料(羊、马等等)排挤来说，直接的暴力革命首先形成工业革命的前提”[4](P471)。此外，工厂法的出台，作为一定的制度创新形式，表现出对产业创新的外在推动力。马克思指出:“机器体系在缩短工作日的压力下”获得“迅速发展。”[4](P474)而工厂法“通过对工作日的限制和规定，造成对技术的巨大刺激”[4](P549)。
五、产业创新的扩散机制
产业创新的扩散机制，表现为单个企业创新，通过竞争效应和产业关联效应，发散到产业内外，上升为产业创新的作用过程。马克思在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分析中，揭示出产业创新扩散机制的两个功能层次。
其一，价值规律作用中的竞争压力，推动资本家创新在产业内扩散。马克思首先从个别分析，“采用改良的生产方式的资本家比同行业的其余资本家，可以在一个工作日中占有更大的部分作为剩余劳动。他个别所做，就是资本全体在生产相对剩余价值时所做的”[4](P354)。进而，价值规律和竞争机制，将创新倾向由个别传递到同行业资本家全部，“价值由劳动时间决定的规律，既会使采用新方法的资本感觉到，他必须低于商品的社会价值来出售自己的商品，又会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迫使他的竞争者也采用新的生产方式”[4](P354-355)。最终，“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扩展到同生产必要生活资料有关的生产部门”[4](P355)，完成产业创新。
其二，社会化生产中的生产分工与协作，推动资本家创新在产业间扩散。马克思论述道，“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必定引起其他生产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4](P421)，这种变革，“首先是指那些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总过程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刷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4](P421)。同时，“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成为必要。……工业手工业时期遗留下来的交通运输工具，很快又成为具有狂热的生产速度和巨大的生产规模……的大工业所不能忍受的桎梏”，接着，随着“铁路建设和远洋航运事业的发展，用来制造原动机的庞大机器才产生出来”[4](P421)。
参考文献
[1]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146-147.
[2]Freeman，Chris，and Luc Soete.The Economic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Third Edition ).London:Pinter，1997，18-80，223.
[3]陆国庆.衰退产业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215-217.
[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一、深刻理解辩证法的含义及其本质
1．“辩证法”的含义
研究辩证法问题首先要界定“辩证法”这个词的含义，否则一切讨论都是无意义的。我认为“辩证法”在马克思那里主要指一种哲学思维方法和方式，客观世界是没有辩证法的，有的只有辩证性。关于辩证法是一种思维方法，马克思在多处都有论述，如他说“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以及“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列宁也说马克思的辩证法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好方法，他说：“虽说马克思没有留下逻辑，但他留下了《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的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问题。”
2．辩证法的本质
辩证法的本质是否定性，黑格尔把它视为“一切活动——生命的和精神的自身运动——最内在的源泉，是辩证法的灵魂”。马克思干脆以“否定性的辩证法”来直接称呼和命名辩证法论，他说：“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成果。”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是说辩证法的根本性质是否定性。还有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二版的跋中写到“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这里说的辩证法“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就是说辩证法的本质是批判的革命的，是否定性的。
二、怎样理解辩证法的现实基础问题及其区别
马克思是怎样把黑格尔唯心辩证法颠倒过来？又是如何提取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中的合理内核的呢？过去往往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就是将唯物取代黑格尔的唯心，是由绝对精神到物质的简单变换，我认为这种解释只是停留在问题的表面，关键在于他们对辩证法的基础理解不同。
（一）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是精神
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研究纯粹概念的必然运动的，整个世界都只是概念的运动，是精神的运动，黑格尔认为：“真正辩证法的概念在于揭示纯概念的必然运动，并不是那样一来好像把概念消解为虚无，而结果正好相反，它们概念就是这种运动，并且这结果简单地说来，即共相也就是这些相反概念的统一。”用马克思的话说：他不仅把整个物质世界变成了思想世界，而且把整个历史也变成了思想的历史，即把世界理解为绝对精神的辩证运动过程。”
黑格尔在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时，把劳动作为精神扬弃异化达于自身同一的一个环节，从而充分肯定了劳动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品格。这是黑格尔的伟大之处，但是他所理解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性活动，与人们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劳动相去甚远。也就是说，黑格尔虽说“把劳动认作本质，认作人的自行证实的本质”，但他所了解的“劳动”乃只是思维的过程，只是自我意识自身异化又克服异化的精神活动。 转贴于
（二）马克思的辩证法的基础是现实的人本身或人的实践活动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法的根据既不在于旧唯物主义所执著的纯粹感性，也不在于唯心主义所坚持的纯粹理性，而是在于人的感性活动——实践。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所以，结果竟是这样，和唯物主义相反，唯心主义却发展了能动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它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客观的活动，所以它在《基督教的本质》一著作中仅仅把理论的活动看作是真正人的活动，而对于实践则只是从它卑污的犹太人活动的表现形式去理解和确定。所以，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辩证法的根据是实践活动，其根本原因在于实践活动本身所蕴涵的辩证性。首先，从实践活动的结构来看，实践活动是一个矛盾的存在，它既是人的感性活动是客观的物质性活动，又是包含着人的主观性的目的的能动的主体性活动；其次，从实践活动的特性来看，实践活动是通过改造外在物的存在形式使之适合于人的需要的活动，这种活动从本质上说是人对外部世界的否定性活动，是人的能动的活动。也正是从实践活动内在的包含着辩证性这一意义上出发，我们又把马克思的辩证法称为“实践的辩证法”。
在马克思看来，人本源性的生存实践活动在本性上就是一种否定性的活动，实践活动构成了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构成了人的生存世界及其历史发展的奥秘，同时也是一种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的、专属于人的生命活动。与动物预成的、封闭、僵化、单向度的生命存在方式不同，人的生命存在方式是开放、能动和创造性的，而导致这一区别的根据就在于人是以实践活动作为自身的生存和活动方式。实践活动使人得以超越其物种给予他的自然限制，使人的生命拥有了与动物进化完全不同的发展方式。自我生成、自我敞开、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乃是实践活动，即人本源性的生命活动的题中应有之义，或者说，“自我推动”和“自我创造”正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内在原则，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自然界也不在是纯粹的自在自然，而是人与自在自然交互作用的人化自然，它们是在实践的基础上相互作用的，在这一过程中，人改变了自然，同时自然也影响了人。
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中，还形成了人与社会的相互作用，社会与自然的相互作用，而这些都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马克思说“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在马克思看来，人的现实生活来源于自己的创造，离开这点，人就将成为他人和自然的奴隶而完全失去独立性，他明确指出：“整个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在谈到“历史”的本性时，马克思更如此说到：“‘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客观世界是没有辩证法的，有的只有辩证性。人们要想在实践的活动中改造世界，对这个世界进行否定性的活动，就要对这个世界进行认识，辩证法就是对人及其活动的自觉意识的结晶，“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于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总之，与黑格尔不同，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实现了哲学上的变革。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人民出版社.1998.
金钱掩饰了资本主义是基于剥削的事实，而剥削则是资本主义生产环节的核心。为了生产商品，资本家投入资本，而通过商品销售，资本家又再次获得资本。对于资本家这一行为的解释就是，完成商品生产和销售之后，他们能获得超额利润。而这部分利润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工人劳动力（足够负担他们购买生活必需品的工资）和工人实际创造的价值之间存在差距。这就是剥削所在。通过竞争，这一剩余价值在资本家之间进行分配。
2.危机的可能性
商品生产的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而是为了创造利润。这就使得爆发危机的可能性始终存在。当然，这一观点的前提是商品必须具备使用价值，否则它不能被销售。提高工人的工资，可以消耗资本家所得的部分利润。因此，有时候，工人可以通过加薪的方式来降低资本家对他们的剥削程度。这其实是20世纪70年爆发的经济危机的冰山一角。
竞争使得资本家更具活力和动力，但也导致了持久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为了不被吞并，企业必须扩张。这就要求抓住市场需求并继续创造新的市场需求。这也意味着企业向市场投放的许多新产品，可能并不是人们需要或负担得起的。任何企业，行业，经济领域的扩张同时要求方方面面的调整。而现在并没有组织能够实现这一调整。就像马克思说的那样，价格机制致力于实现市场均衡，但也只能是通过极端的市场混乱。
3.利润率
竞争使得企业投资新技术和新设备，这是马克思所说的不变资本。企业淘汰竞争对手，获得利润。随着其他企业竞相采取新技术，新技术的普及使得原来领先者失去了优势。同时资本家也将更多的不变资本投向购买劳动力，或者可变资本。而当他们必须支付资本的全部价值给那些制造机器的资本家时，工人就成了他们唯一可以剥削的对象。因此，马克思认为，从增加的劳动力身上榨取剩余价值，会相应地导致花在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费用减少。这才是利润率降低的趋势。
最简单的扩大利润的方式就是直接降低工资或减少福利待遇。美国是执行这一野蛮手段最一严重的地方。工人被迫增加工作时间和工作强度。数百万的人们被迫从事第二职业，当然也仍然要背上债务。在发达国家，作为国民收入的部分，工资，即使不是绝对工资部分，也大幅度的减少了。在1975-2006年间，平均的降低幅度大约是75%到66%。与此同时，富人重新获得的利润和高收入增加了财政供给。在金融市场，他们需要更多的钱来贷款。
4.投资
世界银行的数据表明，在1990到2007年间，发达国家的资本积累己从国家收入的22.5%降低到了20.7%。这一数据似乎并不惊人。但数据却将实际投资和非生产性的，无用的社会活动联系在了一起。作为衡量GDP的手段，却和人类福利无关的军事开销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
因为资本家享有共同的剩余价值，因此他们几乎没有动机去从事可能会增加生产规模的经济，社会活动。到了2007年，美国只有7%的投资用于制造业，40%用于房地产。企业以它们的利润为生，并利用利润进行投机活动。一部分资本直接或间接地流向了生存领域耗费较少的行业。一幅漫画讽剌全球化是一场社会底层的竞争，因为企业总是迅速地冲向世界各地去剥削最廉价的可用劳动力。
5.强制一体化
许多不发达国家被强制纳入一体化进程中。这是世界货币基金组织调整政策的其中一项。就像现在的紧缩政策，整合既包括降低国内消费（工资和公共支出），也包括扩大出口一赚取硬货币来偿还债务。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举世瞩目。这种高速发展转移了实际收入。但在中国，作为社会总财富的工资也出现了降低的情况。这意味着有更多的利润可以用来投资。中国不太可能出现需求问题，因为它的大量商品销往外国，发达国家的市场。在2007年，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了3000亿美元。即使中国的贸易顺差小于美国财政赤字的二分之一，投资额，特别是制造业投资的下降，意味着对进口的过多依赖，只能通过继续提高债务来买单。
美元在全球范围所扮演的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美国沉浸在从世界各地进口商品而幸存贸易逆差的现状。大部分的贸易都通过美元交易。而美国也要美元来偿还债务。贸易顺差的国家积累了美元储备，并通过维持他们自身货币的价值和支持美元体系来获得既定利益。这些国家的美元储备不是存在保险库里而是用于再投资，特别是投资于贷款给美国以帮助美国人维持利率水平，进行股票投机活动。
让工人花钱，是资本家们唯一真正了解的策略。紧缩政策加剧了那些触发金融危机的基本原因：大量的失业和持续的工资降低己经减少了美国的消费（包括它的进口），也降低了美国的贸易赤字，但这同时增加了全球范围的需求问题。在金融信心被重拾的地方，也会出现新的泡沫经济。在中国，大规模的房地产投资就是明证。
6.声势浩大的抵制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