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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社会实践是指大学生在校期间，利用闲暇或假期时间进行的深入社会实际生活、体验社会百态的实践教育活动，通过与他人的沟通、交流、合作以及与社会的接触、融合，启发其思想意识，拓宽其知识广度，增强其社会责任感，是现代大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使学生社会化的重要手段。多年来，以大学生“暑期三下乡”为主要标志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积累了许多重要的经验。但应该看到，由于办学条件、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原因，大学生社会实践较多流于形式，缺乏实效性、专业性和可持续性。如何更好地创新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内容，探索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途径，发挥社会实践的育人功能是摆在高校面前的重要课题。
一、高校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现状分析
(一)追求短期效应，流于形式。
当前一些高等院校的社会实践内容空泛，缺乏实质性的教育意义，追求对于学校本身的短期效应，形式主义的现象严重。为了追求社会实践的影响效果，高校往往将社会实践的重点放在宣传、主题和规模上，忽视了社会实践对学生的教育和感化功能，致使学生很难在社会实践中找到归属感和满足感，产生厌烦心理。很多高校在社会实践之前“轰轰烈烈”，活动中却很少有教师参与实际的指导和提示，活动后却又大加总结经验，宣传所谓的实际效果。这种流于形式、追求短期效应，忽视社会实践本身具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特征的做法，严重损害了大学生社会实践的本质属性，偏离了社会实践的德育功能，成为高校的形象工程。
(二)缺少稳定的社会实践基地。
社会实践基地是社会实践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重要步骤，各高校要根据自身的实际特点，建设产学研相结合的社会实践基地。但当前的情况是很多高校在社会实践中往往是“一届学生一个实践地儿”，没有相对固定的传统实践基地。另外，一些高校在选择社会实践场所时，往往单纯地从自身角度出发，片面强调学生能否在其中得到锻炼，而忽视了社会实践的公益性和社会效益，由此使建立长期的和固定的社会实践基地成为不可能。
(三)社会实践缺乏专业性指导。
社会实践指导是指带有目的性和计划性地将理论知识的内容运用于课外，模拟实践场景，选择实践内容，指导学生开展实践活动。高校辅导员和专业教师负有对学生做好社会实践指导的重要职责。当前各高校普遍要求学生参加寒暑期社会实践，但对于参加社会实践的方式、内容、条件等却很少给予指导和建议，使学生参与的社会实践往往带有盲目性，没有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周密的实践计划，更没有明确的实践目标。同时，受到社会实践地域性等的限制，一旦学生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遇到困难，也很难得到老师的专业指导和帮助，这势必影响学生持续参加社会实践的信心，也影响了其社会实践的实际效果。
二、影响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因素
(一)思想认识上的偏差。
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大学生，要充分认识到实践能力的培养与理论知识的学习同等重要，理论的学习是为了更好服务于实践，实践则可以检验理论的掌握程度和知识广度。大学生对新鲜事物具有极强的感知力和认可度，但同时，他们对于亲身体验的实践活动参与度却很低，认为社会实践不能给他们带来实际的物质或是精神上的满足，实践内容过于死板和单调，实践结果多是为了应付学校和老师的检查。对社会实践认识的偏差和态度的消极，使大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中出现了“三低”的情况，即人数低、程度低、效果低，即使是亲身参与了社会实践的同学，也因认识不正确和态度不端正，使社会实践的效果大打折扣，这同时也加剧了大学生因社会实践能力不足而导致其在毕业时更容易出现就业难的状况。
(二)组织管理薄弱。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一项系统工程，包含了组织、实施、管理、总结等诸多方面，组织管理和统筹安排是社会实践正常运行的首要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实践的效果。高等院校的社会实践项目，应由实践教学科、学生处、校团委等联合各教学单位统一组织实施，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以体现社会实践在高校教学中的重要地位。但现实情况却是很多高校把社会实践的任务完全转移到了各二级院系，甚至是学生会、青年志愿者协会等学生组织，缺乏学校层面的统一组织和管理，更缺乏专业教师的指导参与，这使得社会实践处于无组织、无管理的松散状态。
(三)评价体系不够科学规范。
大学生社会实践要取得实效，必须建立科学合理的评价标准。当前很多高校以社会实践登记表的形式作为考核学生社会实践效果的标准，内容大体包括实践的时间、地点、内容以及实践单位的评价等，学校以此为依据来评价学生的社会实践效果。但这种评价方式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学生很容易在其中的任何一个项目甚至是全部项目上作假，只需找一个合法的单位盖个公章就可以了。这种泛化的考核评价方式，使社会实践的效果大大降低，更戳伤了部分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三、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途径
(一)提高对大学生社会实践的认知度。
社会实践是大学生认识社会、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方式，只有在实践的检验下，才能体现高校教育的成果，才能使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高校要从“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出发，充分认识到社会实践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须环节，要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完善实践教学内容，将实践教学纳入到学校整体的教学计划之中，学校要统一组织、统筹安排，为大学生社会实践构建服务型、组织型平台。同时，大学生自身也要积极转变观念，要深知参与社会实践对个人成长成材的重要意义，任何理论只有经过实践的检验才能辨别其真伪，才能明确自身理论的储备程度。大学生只有树立了正确的实践观，才能变被动实践为主动实践，才能更好地体现出社会实践的实效性。
(二)创新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
作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重要内容的社会实践，要在坚持创新中有所发展。各高校要根据社会需求和地域特色，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积极创新社会实践的内容和形式，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的实效性。以地方高校为例，可以根据其所在地农业人口多，外出务工人员多，留守的空巢老人和儿童多等实际情况，开展特色鲜明的社会实践活动，如顶岗支教、关爱空巢老人、关注农村留守儿童、关爱残障人士等。社会实践的内容不是千遍一律到茶餐厅做服务生，不是非体力劳动就不是社会实践，只要是大学生力所能及的，有利于提高自身知识和能力的都是最好的社会实践形式。此外，要将社会实践的时间碎片化、日常化和经常化，要将社会实践的内容同自身所学专业联系起来，发挥大学生的智力资源优势，使社会实践真正为社会服务，为百姓服务。
(三)加强对社会实践的组织管理。
高校要将社会实践活动纳入教学计划和教学体系，使社会实践课程化。健全由学生处、校团委、教学单位组成的社会实践管理体系，建立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辅导员为主的专业化社会实践指导团队。要根据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特点制定不同的社会实践规划，对社会实践的内容、实现途径、时间地点等都作出明确的规定，使社会实践在规范化、制度化中良性运行。对于社会实践的经费，高校要下拨专款专项予以支持，对经费的使用进行严格审查，建立由审计处、财务处负责的经费管理部门，并坚持“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保证经费的正常合理使用。
(四)完善社会实践的评价体系。
完整的社会实践评价体系能够真实反映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情况，发现社会实践实际与预期教育效果之间的差距。在高校的学分制教学管理制度中，应为社会实践单独划出适当的学分，并设计合理的定量考核标准，对学生在社会实践中的实际表现、思想收获、调查报告以及心得体会等给出等级评分标准，并综合得分情况给出合格与否的评价，折算成学分之后计入学生成绩表。同时，社会实践的效果要与相关的奖励挂钩，如学生的评奖评优、入党推优等，也可以每学年对社会实践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以此激励和带动更多的学生参与到社会实践中。完整的社会实践评价体系可以反映大学生社会实践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更可以在公平的、可量化的考评中鼓励更多的青年参与到社会实践中来，使其在实践中得到锻炼和成长。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研究，关乎高校德育教学的成果，更关乎学生自身的发展和成长，理应引起所有教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高校要根据自身的情况，制定完整的社会实践规划，将社会实践纳入学校日常的教学活动中，不断创造条件为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提供便利，要不断创新社会实践形式，加强社会实践基地建设，完善社会实践评价和考核标准。同时，要不遗余力宣传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在学生中间形成“人人参与，人人愿意”的活动氛围，使社会实践真正成为大学生塑造自我人格、追求人生梦想的广阔舞台。
【参考文献】
［1］倪福全，李昌文．大学生社会实践教程［M］．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11，1
［2］刘晓东．大学生社会实践理论与实务［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5
［3］王利玲．增强大学生社会实践实效性的路径探究［J］．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93～95
【中图分类号】G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646(2008)08(b)-0014-02
1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内容及重要意义
1.1 当前大学生社会实践的主要内容
广义的社会实践指按照高等教育目标,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指导在校大学生,结合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和生活经历,使大学生通过参与一定的社会活动,达到学习社会生活经验、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服务社会、奉献社会,同时提高大学生各方面素质,最终使大学生更快更好地融入社会的实践活动。从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动机的目的性角度出发,将大学生社会实践可分为6类:1)教学辅助类;2)勤工助学及有偿类;3)社会公益、志愿服务类;4)科研能力培养类;5)国防、军训类;6)社会经验类。
1.2 大学生社会实践的重要意义
1.2.1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实现知识与行动统一的载体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正是解决理论脱离实际、知识远离生活等问题的有效途径。通过社会实践活动,逐步弥补了大学生动手能力差、缺乏全局意识、缺乏创新意识等不足因素。活动过程中,队员们组织协调、人际交往、独立生活能力得到提高,并逐步掌握如何理清工作思路、制定工作计划、执行工作实务等一整套处理日常工作的方式方法。这将加速知识的消化,实现理论与实际的有效结合。
1.2.2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桥梁
近年来,在人才市场机制与竞争规则的有待进一步健全的前提下,部分学生在严峻的就业形式下显得束手无策。通过社会实践使大学生提前了解和适应机关、企业和社区的工作规程,提高高校人才培养与社会实际需求的契合度,使其认清就业形势,了解社会对毕业生的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念,以便做好从学习角色到工作角色的转变,实现大学生由自然人到社会人的转化。
1.2.3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政治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的有机结合
通过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让学生深入基层、了解国情、体察民情的现实需要,促进大学生认识社会、认清国情,实现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从抽象到具体的转变。大学生们走出校园,下农村、到西部、访军营、进企业,以社会为课堂,以实践为教材,全身心投入到社会实践中去接受教育和锻炼,发现自身不足,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和社会责任感。
1.2.4 大学生社会实践是实现大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社会的发展会不断对人的全面发展提出新的目标和具体要求,作为“象牙塔”内的大学生,积极投身于社会实践,促进自身独立性和个性发展,提高创新与就业竞争力的能力,培养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促进自身全面发展将不仅是时展的客观要求,而且也是新时期大学生成长的现实需要。
2 新时期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存在的问题
社会实践活动作为一种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自我教育融为一体的教育形式,能使大学生在校园外更广阔的社会环境中学到许多书本上无法学到的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在高等教育长足发展的今天,社会实践活动的开展仍面临着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2.1 学生参与缺乏广泛性
各高校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校级、院(系)级重点社会实践小分队上,而对广大学生只是一般的号召、要求,缺乏具体有效的组织和指导。除为数不多的这些重点团队外,其它团队实践形式普遍比较简单,主要是发放调查问卷、参观企业、或三下乡劳动等。因其本身没有进行有效的指导,管理又比较松散,形式主义较浓,对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作用不大。
2.2 组织指导缺乏规范性
目前绝大部分高校的做法是将社会实践活动当成高校共青团组织的专门工作,一般是通过学校共青团组织发动,青年志愿者协会组织,学生自愿报名参加。学校普遍重视校级、院(系)级重点团队建设,而且集中组队的规模不大、数量不多。活动中对于学生在社会实践中了解的问题,未能及时进行辨析与答疑,这将直接影响到社会实践的效果。
2.2.1 实践结果缺乏实效性
由于把社会实践看作季节性的社会活动,为了引起社会和媒体的关注,必然会强调活动的声势和新闻效应,使社会实践对学生的实际意义有不同程度的降低。近年来,有些高校一味把社会实践“搞大”,追求轰轰烈烈的出发场面,追求轰动效应,对社会实践的规模、主题、形式宣传多,对社会实践的过程、收获、效果宣传少,给人产生有名无实,雷声大、雨点小的感觉。
2.2.2 评价体系缺乏科学性
高校长期以来采用以学习成绩为主的人才培养考核评价体系,大多数高校还没有制定专门的实践教育考核办法和考核标准,有的只重视校级、院(系)级重点团队的成果或简单的按学生实践登记记录情况来简单考核。在评估过程中,大多数仅仅依据团队的调查报告、实践报告,然而部分学生以抄袭来应付,实践能力得不到真正有效的提高。
2.2.3 指导老师缺乏积极性
大学生社会实践主题大多提倡应与所学专业相结合,专业教师参与社会实践指导将会极大提高社会实践的意义。但由于没有对社会实践教学及管理人员进行统一编制、培训,使社会实践的教学、管理队伍处于临时应付、流动性强的状态,缺乏工作的连续性、积极性。
3 国外大学生社会实践模式探究
在国外,实践教育思想有着悠久的历史,这些经验有助于国内社会实践的发展。国外大学的实践教育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以课堂教学为依托的认识实践和以课外活动为依托的操作实践。国外大学在实践教育方面采取的措施归纳有以下几点:
3.1 注重课程改革,强调理论与实际的结合
他们认为,大学必须根据人们的需要,迅速地适应各种变化,培养社会需要的各种各样的人才。在课程设置中,增加实践教学课程,增加实验课、习题课、见习课的学时。在教学过程中，不是一开始就讲授课程内容,而是先介绍课程内容在生产和社会生活中的实际意义,鼓励学生用所学理论知识设计出具有创新意识的设计方案或实验报告。
3.2 高校与社会联系紧密,鼓励学生创业
在创办科学院,加强与产业界联系的过程中,大学鼓励学生走出课堂、走出校门,参加各种创业活动。学生创业活动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学生创业设计竞赛,如计算机软件设计竞赛、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二是直接创办公司、企业,如惠普公司是由斯坦福大学的两名研究生惠莱特和派卡德构思和建立起来的,比尔・盖茨创办微软公司更是大学生创业的典范。
3.3 丰富的课外活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国外大学课外活动之多、范围之广是超乎人们的想象的。这些课外活动有学术活动和非学术活动,有校内活动和校外活动。常见的学生活动有讲座、沙龙、俱乐部、学生模拟法庭、演讲等,这些活动丰富了学生生活,弥补了课堂的不足,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才干,增添了情趣,是学生实践教育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4 深化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的思考
4.1 加大宣传、管理力度,建立健全机制
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取得成效的基础上,加大社会舆论的宣传,建立健全的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组织、考核、奖励等制度,保证活动规范有序地开展。
4.1.1 加强社会实践管理的规范化
学校应加强对社会实践活动的管理和规划,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做到既有学校的统一管理又有教师的具体指导。在实施过程中,学校党政明确社会实践管理部门(如学生工作处、团委、各院系团委及社会实践社团)的作用,抓好学生骨干的选拔和培训,发挥学生骨干的带动作用,做到点面结合,以点带面。
4.1.2 整合社会资源
学校有关部门齐抓共管、社会有关方面协调配合,是保证其育人效果的社会基础。通过校政合作、校企合作等多种形式建立稳定的校外实践基地。积极发挥实践活动的桥梁作用,把学校的科技育人资源与地方的发展需要结合起来,把社会实践活动进行社会化整合,建立起高校和地方的长期合作关系,共同发展。
4.1.3 做好实质性成果的指导
诸多调查表明,学生对于社会实践兴趣很高,但许多学生对社会实践如何开展十分茫然,甚至不少学生不知实践报告、科技论文如何写作。因此社会实践中教师的指导十分重要,有必要开设社会实践方法讲座,组织社会实践宣传队,加强对学生实践活动的指导,着力提高社会实践的质量。
4.1.4 合理处理硬性要求与弹性评价的有机结合
保障社会实践质量建立必要的和规范的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使实践活动有规章可循,有制度可依,有内容可考,保障实践质量,促进学生素质的提高。
一是根据不同年级不同阶段的实践内容安排进行学分制,要求学生每年至少完成一定次数的课余时间和暑期专题内容的实践活动。
二是与评优挂钩。规定只有获得当年实践学分并且时间考核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评优,并把它作为确定入党积极分子的条件之一。有价值的实践成果,可争取学校和社会的特别扶持,提高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
4.1.5 完善社会实践网络信息化
该系统包括组织体系、制度体系、激励体系、信息反馈系统等,实现社会实践信息的网上运作,加强社会企业与学校的联系。学生能够通过上网了解社会实践的有关文件、制度、基地情况,查询实践岗位;教师通过网络信息管理系统,可以科研项目,寻求合作对象。
4.2 围绕专业、社会热点问题,加强社会实践活动的针对性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要取得实效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就必须不断创新活动方式、丰富活动内容。在当前,应着力抓好以下几个方面:
4.2.1 强调全体学生的广泛参与
通过动员、学习、讨论逐步使学生对社会实践活动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做好学校、院系、班级三个层面上的宣传发动,组织学生认真讨论,让学生从被动式参加到以主人翁的态度参与。活动后,让学生进行成果展示,汇报实践结果;组织总结交流,深化教育效果。
4.2.2 深入挖掘传统活动的潜力
大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已经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在以后的实践活动中,要着力挖掘传统活动(如三下乡、义务支教、社会问卷调查等活动)的潜力,在原来的基础上,充实新的内容,创新形式,形成新的亮点,赋予其新时代的特色。在保持原有优势和特色的基础上更加务实、更加深入、更贴近群众焕发新的活力。
4.2.3 更加注重与专业的结合
专业性的社会实践活动能够充分发挥它的双重作用――实践中的思想教育和实践中的专业学习。一方面在实践活动中教育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加强专业知识的渗透和运用,激发、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同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专业教师参与其中,促进“教”“学”相长。
4.2.4 活动的开展深层化、多样化
根据不同年级开展不同的活动:一年级组织军事理论和军事训练相结合的实践环节;二年级以青年志愿者服务为切入点,开展以“三下乡”为主、社会调查、挂职锻炼相结合的实践道路;三年级结合专业实习、就业实践、创业计划大赛等,开展社会实践、科技活动与职业训练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实践活动。
4.2.5 注重活动的时效性
社会实践的实践主题必然要符合于社会发展的潮流,并以符合社会发展、国家建设的所需为追求目标。今年,全国各地,围绕北京奥运、改革开放三十年展开了热情的奥运文化、改革之风宣传,可谓形成了一种非常好的氛围。将大学生手中的知识和文化更好地带进人民之中去,真正实现社会实践的社会公益性。
参考文献
[1] 蔡景华.构建大学生社会实践有效运行机制.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05(11).
中图分类号:G423.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09)23-0218-02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以培养复合型、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己任,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而基于实践教学对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实践教学在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教学活动中占据着极重要位置。
一、实践教学的内涵及重要性
所谓实践教学并不是简单的、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实践,它受制于教育的目的和要求,本质上以培养为宗旨的教学活动[1]。它是按照高等教育目标的要求,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地引导学生深入实际、深入社会,从而使其素质和能力得以全面提高的一种教育活动。它是以教学活动为中心而开展的一系列由学生亲身体验的实践活动。从这个角度讲,实践教学所涉及的外延很广泛,它既包括理解、探索专业知识,掌握操作技术的科学实验、生产实习等验证性实践,也包括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开展的研究性、设计性和综合性的实践,还包括以了解社会和国情、提高自身全面素质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狭义地讲,实践教学是指有计划的组织学生通过观察、实验、操作,掌握与专业培养目标相关的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教学活动[2]。
理论上讲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应是相辅相成的统一整体,然而高校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长期侧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各学科专业根据分科方式,依照课程结构循序渐进地使学生认识、掌握有关概念和理论及学科知识的内在规律,如此则高校教育几乎仅承担了理论教学的任务。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不同,它是学生技能训练和能力培养的主要环节,能促进学生巩固和深化科学理论知识,使学生在实践中逐渐学会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鉴于实践教学对学生综合素质的提高,对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培养所具有的独特作用,可以断言,实践教学是知识转化为能力的必要途径,是理论教学永不能替代的。因此,高校在教学过程中,必须科学合理地安排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内容,使之取得最佳整体效益,如此,才能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
在培养高级专门应用型人才的目标指引下,高等学校劳动与保障专业已经逐步加强了实践教学环节,但实践教学的发展仍明显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从目前情况看,我国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在实践教学中依然存在着以下主要问题。
1.实践教学活动缺乏系统规划与研究
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一般已经将各种实践教学列入教学计划中,但实践教学活动在具体进行及管理中均缺乏深入、系统地研究与规划。尤其是对实践教学大纲的制定、教学过程的监督、实践效果的评价等方面往往没有相应的制度作支撑,显现出相当程度的主观随意性。表现在教学管理方面即没有具体的实践教学管理模式设计;表现在实践教学的内容形式上即重复交叉混乱,各门课程的实践教学内容无法衔接起来,无法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如此实践教学不仅收不到预期效果,还影响了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热情,得不偿失。
2.实践教学考核方式的趋于单一化
劳动与社会保障的专业的课程体系是多层次的有机整体,以哈尔滨商业大学为例,包括三个层次:公共课、学科共同课和专业课。其中公共课分为公共基础课和公共选修课;学科共同课又分为学科基础课与学科选修课;专业课则细分为专业主干课、专业限选课及专业选修课三个层次[3]。不同层次的课程针对不同年级开设,其具体的课程结构和要求亦不同。但实践教学中任课教师多抱着便宜行事的态度采取简单重复的考核方式,这种针对不同课程、年级采用单一的考核方式显然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3.实践教学质量评价体系落后
实践教学的质量评价体系滞后,对实践教学活动的全过程管理不到位。一般来讲,教学部门往往重视理论教学或课堂教学的环节,轻视实践教学过程。因此,至今尚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实践教学过程控制和质量评价体系。或偶有相应的实施方案,但缺乏长效、稳定的制度保障和监控措施,仍会使原有教学计划中规定的实践教学内容难以达到预期的目标[4]。
4.实践教学的师资队伍建设落后
教师队伍的实践技能水平直接影响实践教学的效果,高素质的指导教师队伍是实践教学水平持续发展的前提。由于专业建设时间短,多数教师是从其他学科转行而来的,属于半路出家;而专业师资建设投入方面还未有深厚积淀,这使得教师队伍整体力量比较薄弱。另外,该专业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需要教师具有扎实的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法学等方面的知识,这亦需要较长时间的积累。可以说,不仅教师的实践教学水平较低,即便是专业理论功底亦较弱,这极大地制约着实践教学的发展[5]。
二、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实践教学环节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分类制定实践教学大纲是实践教学“分类化”管理思想的具体体现之一。实践教学的“分类化”管理思想是在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自身实践基础上总结得出的,就是首先从课程入手,针对课程的特点对现有实践教学课程进行科学分类,在课程分类的基础上,不同类别的课程分别制定不同的教学大纲,明确不同类别实践课程的教学目标与要求,规范实践教学方案;在课程分类的基础上,确定各个类别实践课程的学生成绩考核方法和教师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因此说,对实践教学的课程进行科学分类,是“分类化”实践教学大纲制定的基础。
1.实践教学课程的“分类化”
构建“分类化”实践教学课程体系,就是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现有课程进行科学分类,首先要将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现有课程进行科学分类。分类主要依据课程的性质、内容、适合实践教学的程度。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的课程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别:
(1)基本实验课程。这类课程的理论性较强,实践教学的目的是对课程内容的原理和方法进行验证实验,以加深对教学内容的理解。
(2)专业技能实验课程。这类课程与现实对接紧密,实践性较强,需要通过现实操作或模拟操作来完成教学任务。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和激发学生对专业职业的认同感,提高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3)综合性实验课程。这类课程需要综合性的实训环境,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和处理问题的综合技巧。
2.“分类化”实践教学教学大纲的设计
教学大纲既是对课程的有效规范,又是教学活动开展的指导性文件。在课程分类的基础上,实践教学改革的主要工作,就是指导教师根据不同类别的课程分别制定不同的实践教学大纲,明确不同类别实践课程的教学目标与要求,对每个实践教学环节、项目的教学目标、内容、要求、形式、手段、学时安排,与理论教学的衔接等应作出明确的规定,使实践教学规范化。
(1)基本实验课程的实践教学大纲。教学目标与要求:主要是培养学生发现、分析问题的能力。力图使学生通过对课程内容的原理和方法进行验证实验,达到对教学内容的深刻理解;教学内容:主要包括人口学、社会学、管理学、经济学社会保障基金管理、劳动人事管理、社会保障制度国际比较;教学形式:案例教学为主,讲练结合,附有讨论和作业;教学手段:板书为主;学时安排:占课程教学课时的30%。
(2)专业技能实验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与要求:主要是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和激发学生对专业职业的认同感,同时,提高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熟练掌握管理流程、管理方法和技巧。需要学生熟练掌握管理流程、管理方法和技巧;教学内容:主要包括社会保险、社会福利与社会救助、国际劳务合作、劳动法与社会保障法、薪酬管理、职业生涯规划、社会保障学;教学形式:教师组织指导,以练为主,课堂情景模拟;到实训、实践基地观摩、实践;学生现实操作或模拟操作;教学手段:主要是多媒体、校内校外的实训、实践基地;学时安排:占该程教学课时的50%。
(3)综合性实验课程的教学大纲。教学目标与要求:主要是为了提高学生综合运用专业知识、专业技能的能力,锻炼学生实践操作的能力,突出对学生创新性、探索性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熟练掌握专业技能和处理问题的综合技巧;教学内容:学年实习、专业实习、假期社会调查;教学形式:在实际的或模拟的工作岗位上进行实际操作,附有论文或者调查报告的写作;教学手段:综合性的实训环境;学时安排:占课程教学课时的80%。
总之,分类制定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实践教学大纲是该专业实践教学过程的经验总结,也是实践教学深层次发展的开始。综合考虑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课程的特点、教学规律,从而分别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具有全面指导意义的实践教学大纲,这有可能成为劳动与社会保障专业实践教学改革的质的飞跃。分类化的实践教学大纲是基于课程内容与培养能力侧重点之不同而分类别独立制订,是实践教学的组织、内容及方法上的改革。它能充分反映专业发展的特色,并增加了设计性、综合性实验的比重,对学生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将起到重要的指导与规范作用。
参考文献:
[1]杨述厚,李百齐,刘东渤.创新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实践教学模式的路径选择[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10):158.
[2]孙静,吴宝华.人力资源管理专业(本科)实践教学体系的构建与研究[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08,(31):106.
本次研讨会主要对以下4个主题进行了讨论。
一、学科建设研究
关注妇女／社会性别学学科建设一直以来是研究者们的重要学术关际，这方面的研究积累为妇女／社会性别学融入主流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体现了妇女／社会性别学为推进联合国提出的社会性别主流化战略所进行的扎实工作。
因为要融入主流，学科化是必不可少的。妇女／社会性别学在中国高等教育学科设置中的缺席直接限制到教学与研究的开展与发展，章立明认为，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涉及到三个重要论证：第一，妇女，社会性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是否有存在的必要?第二，中国妇女学能否对全球妇女学建设作出重要甚至是独特的贡献?第三，在全球化语境中，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妇女学?她认为学科建设要以解构与建构并重为原则，20多年来通过海外留学与培训，中国妇女学已经拥有了一大批通晓与熟悉西方妇女学的师资队伍与研究人员，使中国妇女学建设进程得以缩短与促进，但单向度建设模式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中国妇女学的建设目标，使之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附庸，陷入被动建设的境地。蔡慧玲也认为女性学虽然经过了三次发展浪潮，但发展至今仍在学科地位、发展动力和学科价值等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女性学要发展必须处理好理论借鉴与本土创新的关系、理论研究与社会实践的关系、研究热情与学术规范的关系、女性学研究与男性研究的关系。刘文菊在评述祝平燕、周天枢和宋岩编写的《女性学导论》时特别提出，要把女性问题置于性别关系的结构和社会制度中进行分析，并且在运用社会性别理论时要坚持性别分析与其他分析视角的结合，防止出现性别研究与其他研究的人为隔离或者简单化的“性别万能趋势”。
课程建设及教学法研究也是学科建设的重要议题，而且在更多公共课中引人性别视角与专业课程中引入社会性别研究成果同样被关注。本次会议方刚、王宇等人带来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经验。方刚不仅将所在学校的“女性心理学”改造为“性与性别心理学”，在“民俗与人类学概论”课程中加入了性别教学，还以女性主义教学理念为原则，设计了独特的社会性别参与式教学：让学生走进与社会性别有关的特定情景中，进行角色扮演，激发学生对社会性别研究的兴趣，帮助学生通过自我感知与觉悟来完成社会性别角色意识的成长；教师则通过具体教学诠释和践行了女性主义教学的原则：反对权威，强调平等，强调学生在教学中的重要地位。王宇的《女性健康管理概论》是在高等医药院校开设的一门女性主义与健康问题相结合的通识课程，尝试在高等医药教育领域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体现了教学实践的创新性和多样性。尽管将社会性别概念引入高校课堂，有利于青年学生提高社会性别觉悟，但如黎君所指出的问题依然存在：社会性别学课程不是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主流课程；教师对课程内容把握不够；教学过程的方式方法单一；学生的参与程度不高。所以还要努力从各方面提高社会性别课程的教育教学质量。而刘文菊针对传统大学语文教育的性别盲视，引入社会性别视角，为大学语文课程开启了一扇新窗，拓展了文学理解的新视野。
此外，陈亚亚还以女权在线网站为例，讨论了国内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发展现状、组织特征、发展前景以及目前遇到的阻碍等。她认为，以传播文化理念为宗旨的网络女权主义组织在国内具有较好的发展前景，对国内女权主义学术研究从理论转化为实践、提升大众的女权意识具有特别且不可替代的意义。
二、人文学科分支研究
作为主流学者对性别研究的回应，欧阳康在所作的“社会性别的实质及其意义”的演讲中提出了“社会性别的基础是什么，人的自然性问题何以转化为或演化为社会性问题，社会性别问题的研究者为何多为女性，社会性别问题在东西方的差异尤其是当代差异以及当前中国社会性别问题的时代特点如何”的哲学追问，他认为从让所有的人都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意义上看，社会性别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重大的时代问题，它不仅有很多实践问题需要探讨，更有很多深层的理论问题需要探讨。王宏维提出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是当代国外和女权主义立场理论相结合的产物，它显示了边缘群体对知识生产平等权的正当诉求，在一定程度上沿袭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方面，并试图在既有框架里对历史唯物论进行补充和修改。对女权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何以可能、或何以不可能的探讨，并不能以简单的“是”或“不是”来回答，它所引发的是对在当代何以发展的深层思考。戴雪红关注女性主义及后殖民话语对主体和主体性的建构问题，她认为研究女性主体性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女性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角色――既是受害者，也是能动者；二是必须充分认识到女性之间的差异，若以“受害者”角色集结女性群体也容易看不见甚至掩盖了这些女性的主体性，必须跳脱同质化群体的概念来看待第三世界女性在其处境中的异质性。倪志娟通过女性主义“知识考古”进一步挖掘了文本中的单一男性话语是如何建构两性对立的基本思想框架和范畴体系，在二元思维模式中，女性和女性的经验被排斥在外，男性按照自己的思维构筑关于世界的抽象理想。这种追求一方面给西方文化提供了发展的动力，对现实世界起到了规范作用，另一方面却又造成了心与物的分离，带来人性的分裂。这是人性的特点还是男权文化传统褒扬精神世界、贬抑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恶果?如果精神理想与现实世界可以和解，和解又该从哪里开始?而这正是女性主义知识建构的根本任务。方亚中则对吕西・依利加雷的性差异伦理学做了译介工作。性差异伦理学强调两个性别之间的差异性和非等级制，要求承认不同的利害关系，不同的价值观念，不同的认识视角。依利加雷性差异伦理学非“一”的意象具有丰富的内涵，体现了解构和建构的相结合，一方面试图冲破“一”的束缚，使女人不被“一”整
合或同化，同时通过三组合解构二元对立；另一方面积极建构女性主体性，发展女性自己的空间，努力实现男女共存的局面，创造两个主体的文化。
历史学科的性别问题研究，主要是通过对史料的梳理、分析与解读，来阐发研究者对历史文本中的妇女地位和女性道德、价值的思考。在厘清史料、揭示和趋近史实方面，张超考察了女留法勤工俭学生作为为女性解放而摇旗呐喊的女性先贤们最后成为有高度觉悟的男女平等的倡导者和实践者的过程；李洪河通过研究建国初期因实施新婚姻法这一变革举措所造成的大量的妇女死亡问题，说明仅靠大的社会运动不可能迅速改变旧有的传统习俗，因为新近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罕见地使汉代法律的部分原始条文得以重现。夏增民由此从法律角度判别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图最大程度避免因史料缺乏而造成的偏颇；付翠莲则从古希腊史诗及希腊哲学著作中寻得古希腊人妇女观的倒金字塔式的嬗变轨迹。他们的探究所呈现的传统史学与妇女史的对话与合作，突显了社会性别视角对历史中的女性及历史本身的观察分析。
作为文学学科分支的性别研究，主要关注点仍在性别写作与文化意涵分析方面。其中吴迪对耽美作品及同人女群体作了考察，提出作为一种女性实践，同人女通过创作和欣赏耽美作品，表达了自身对纯爱、自主、平等的向往，但在表达了自主诉求的同时，却显现了男权主导下的女性自卑心态；耽美中“攻方”“受方”关系是女性构建的理想情感关系，也反映了她们无法摆脱渴望得到保护的依赖心理；耽美现象是性别不平等的男权社会的产物，诉求表达本身背负了男权文化的深深烙印，从中可见女性的无奈和挣扎。王浩认为网络文学中表现出的性别倾向十分明显，男性作者的创作似乎显得很“传统”，一方面一定将男性塑造成强者，同时又穷困潦倒，似乎显示出网络读者特别是男性心里的脆弱。女性作者的书写则透露出一种对于父系文化的强烈反驳与颠覆，一些书写常带着一股女性特有的哀怨和病态，也有回肠荡气的侠女豪情；还有通过对丑女的刻画，来表达对男性审美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美学定势对“身体”界定的反叛，反映出其个体性别主体意识空前高涨，这似乎也表明网络的开放环境下女性正在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陈力认为东北民间二人转中男弱女强的文化设置和传统文化规定的“男主女从”的两性模式迥然不同，它似乎为女性提供了一种精神释放，创造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流文化的女性文化，折射出一种文化现象、社会观念、文化追求，它说明在民间有着与官方文化不同的性别意识，从某种程度上说，它与来自西方的性别观念不谋而合。除此之外，马藜、胡雪、鲁红霞等都对文学文本加以分析，从中看到女性的生存图景和可悲可叹又可怜的悲剧命运，胡雪对张爱玲小说冷静地审视女性本体，肯定女性的本质及其价值给予了肯定，认为张爱玲为女性意识的开掘开辟了一条道路，为后来的女性作家更好地表现女性意识作出了贡献。樊欢欢通过对《发现母亲》的批判，表达了对塑造双性化的新型父母角色的期待，她认为“母亲神话”及其对女性利益的隐形侵害在于，打着维护孩子利益的旗号，单方面规制女，抹杀女性的个体价值，夸大母性的作用以苛责女性，将“母亲”和“家庭教育”划等号，加重了女性的负担和责任。其实这种性别气质的刻板期待也是对男性的伤害。
三、现实问题研究
本次会议研讨议题最为集中的即是对现实的性别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剖析，反映了与会者对女性主义的政治诉求与价值关怀的认同以及对性别平等与社会公正问题的思索。内容主要分为4个方面。
1 婚姻家庭问题
王金玲通过家庭权力的分析力图证明，家庭权力是一种立体网状分布，且至少存在着婚姻、代际、个人这三个维度：由于在权力空间中的集聚点不同，占据的权力领地不同，家庭成员拥有的权力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家庭权力性别分布的变化与整个社会一文化大背景相伴随，具有本地化和受多种机制运作控制的特征，即使是女权的扩展，也并不一定就是纯粹的妇女的胜利。她认为，今天中国家庭权力的性别格局就总体而言仍呈男强女弱的不平等态势，在不同维度和权力空间存在着较大的性别差异。贺艳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剧对“夫妇之伦”的建构而言，一方面在伦理表达上，自由伦理被吸纳入传统的责任伦理之中；另一方面在性别建构上，通过对男性、女性的刻板形象的再次演绎，家庭伦理剧这一当代中国最为流行的大众文化文本正传播着男女两性的性别“神话”，而这正是女性主义学者所要剖析并抵制的。关于婚姻家庭，林秀玲等人对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所作的社会调查，让人看到在潮汕地区根深蒂固的男权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下，潮汕女性的婚姻家庭地位虽较以往有所提高，相对男性却依然极其低下，而最让人心忧的是大多数女性默认自己的客体地位，依附于人，因此呼吁要以教育和法律为根本手段，使女性实现经济和人格的独立，成为家庭社会真正的主体。隋悦、李兴艳等对婚姻家庭制度下的女方权益给予了关注。
2 生育问题
骆桂花在资料梳理与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探析了回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国家话语与回族生育文化的性别观念、回族生育文化的变迁等层面的不同表现形式及影响因素。她的研究表明，有浓厚传统文化色彩的生育观在回族民众的头脑中丰富而具体，社会、经济的发展在人们生活、生产的各个层面都引起了变化，国家政策引导在相关领域的作用也是巨大的。但在传统回族社会，生育不仅仅只是生育，而是连带着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纯用世俗的成本效益来加以衡量。对农村回族妇女来说，生育的冲动是发自内心的。这种内心的冲动是在几千年文化习俗的深深影响之下，内化到心灵深处的。她们把生育当作人生最主要的使命，把生育上的成就看成是自己人生事业的最大成功。正是这些观念的作用，使得回族社会新型生育文化的形成变得更加迁延。苗青青提出了中国在应对生殖道感染时所面临的问题主要在于由于妇女的文化水平普遍较低，对生殖健康方面知识的欠缺，使女性对生殖道感染的认知较弱；而且社会性别差异也造成了妇女长期以来处于生殖道感染防治的不利地位，阻碍了感染的防治，很多妇女由于经济、权力等方面的劣势，没有自主能力，而无法获得安全的保障。社会规范与传统观念深刻地影响着两性的关系，影响着双方享有的权力和各种资源，与男性相比较，女性往往更缺乏正确的性健康信息。因此对生殖道感染的预防和控制，更需要从医学、经济、社会和心理等多方面考虑。马藜认为当下影视剧中传播的生育文化、生育观给女性施加着压力，影响着女性的命运，女性在承担繁衍人类生命的同时，接受传统生育文化的规范，逐渐地放弃了母亲自己的权利和需求。而作为参与社会发展的人，保持自我意识是争取权利的基础，是选择健康、寻求幸福及和谐发展的条件。因此人们对影视剧所传播的内容应有所思辨，生育不是女性的全部。齐佳的“尴尬的代母怀孕技术――代母怀孕技术在中国的尴尬处境及其解决途径的思考”揭示
了代母怀孕技术作为现代生殖技术发展的产物在中国两难的尴尬处境，一方面，它具有极大的应用价值和市场需求，并且积极服务于不孕人群；另一方面，它面临着来自伦理道德的声讨和法律政策的禁止，从而引发了社会的激烈争议，而对照国外相关立法经验，中国代母怀孕技术也应采取有限合法化并严格限制的政策，进一步关于规范代母怀孕技术的运用。
对于中国出生性别比逐年升高的问题，周全德、李怀玉认为，是社会转型过程中女性在公共生活领域乃至日常生活领域被某些特异的社会因素推向边缘化的一种自身地位下降或自我和群体价值缺失的显著标志，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的自然结果。从生活政治的角度看，出生性别比升高与日常生活中性别政治的潜网之功能和作用不无关系，而由这张潜网所促成的家庭性别关系的倾斜及其依附恰是妇女社会边缘化状态得以形塑的必要条件。因此，治理高出生性别比问题，关键在于真正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政府决策主流，造就男女平等的社会氛围和道德规范，以保证实行有利于女性健康发展的社会政策，以改善女性的生存环境及生活条件。
3 农村问题
赋予解除贫困以性别公正、政策公平、赋权妇女的含义是陛别研究与农村研究结合的研究取向之一。与会者不同层面的调查报告反映了农村女性的现实困境。尹旦萍对湖北省Dc乡新农村建设公共政策的研究发现，价值目标中女性的工具化、性别定位中复制传统、性别意识的缺失导致新农村建设在推进城乡公正的同时忽略了两性的公正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赋予妇联监测公共政策的权力，提高女性决策者的数量和影响，对决策者进行社会性别意识的宣传和教育，并加强对现实社会性别问题的调查研究，以研究促决策。金梅认为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发生的原因主要是传统性别歧视文化、社会机制、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而农村女性的文化贫困对女性自身发展和农村社会发展的综合影响已日趋严重。丁玉认为母亲作为孩子最亲近的人，给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和深远的，留守儿童在家中的监护人多为爷爷奶奶，这对农村儿童教育的发展将会产生重要影响。孔海娥也看到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母亲外出打工，年迈的婆婆成为年幼孩子的抚养者，成为孙辈们的“二度母亲”，由此而带来的是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大改变。刘丹的调查显示，农村妇女的从属地位表现在婚姻赋予的意义相对男性来说要重要得多，婚姻是她们人生意义的基石，妇女的一切幸福均是海上蜃楼，一旦婚姻解体，不管是责任方还是受害方，妇女都将面临各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而很多时候妇女对自身的无意识压迫，也加重了她们自身的困境。
4 就业问题
围绕女性人力资本研究与妇女经济参与研究，女性就业与女陛职业发展成为研讨的热点问题。方英认为改革开放前国家依靠强大的政治力量和资源支配能力，通过单位制推行一种“男女一个样”的性别秩序；在市场转型时期，国家的政治理念由追求社会公平向追求经济效益转变，随着单位制的改革以及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的发展，市场根据“经济理性”的原则对女性就业造成挤压和排斥。这种急剧的转变使得国家的“男女平等”政策在就业领域面临困境，使中国城市女性在工作中面临的性别秩序发生了很多独特的变化，开始面临就业排斥、职业隔离和女性工资相比男性增长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石彤、王献蜜的研究弥补了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大学生就业率和就业质量时所缺少的性别维度，并从就业率、薪金、就业行业和职业的性别隔离等多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熊倩认为社会分工是现代社会必须的，男女因差异可能从事不同职业，但并不代表可以将女性置于弱势地位。女性对家庭的贡献不能被看作是私人领域的事情，而应该注重其对整个社会的贡献。韩梅认为家政服务实现了家务劳动的社会化，事实上质疑了无薪家务劳动的合理性，肯定了家务劳动价值，家政服务也是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座桥梁。关于女性职业生涯发展受阻问题，通过对玻璃天花板含义及成因的分析，张营认为女性自身、企业及政府等各方面都应正视两性差异，应给予女性公平的职业发展起点与机会。为了分析知识阶层女性职业发展窘境产生的外部因素，王瑁以一所研究型大学为例，重新审视并理解大学组织文化所蕴涵的性别意识形态，深感大学组织制度表面上的平等与中立背后可能隐藏更性别化的本质。对此，黄约、赵秀娥通过对女性主义的劳动性别分工的解读来分析在传统性别结构及性别文化框架下科技价值的异化，或许具有一定的解释力。
四、文化研究
一、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不同立场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次研究生课上，该院擅长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的两位专家与以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见长的两位专家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题为“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的对话”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吸引了校内外近百名师生参加，质疑问难，观点鲜明，气氛活跃。
数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A相信，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客观规律，社会世界是实际存在并可以认识的，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定量研究以追求客观、科学、理性和合乎逻辑为目标；教育研究的功用之一在于为政策制定服务。自然科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B认为，研究范式可能反映了研究者对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本认识观的差异，然而，保持开放的心态、掌握各种研究范式的基础、在运用这些研究范式不断解决具体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领会其精髓是最为重要的。
英语专业和教育人类学背景的学者C相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社会世界是在人际互动和语言沟通之中建构起来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现场，深入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现象，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教育学背景的学者D认为，我们研究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事实，即自然事实（物理事实）、社会事实与心灵事实，这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别；社会事实探究已经发生的故事，心灵事实谈论的是应当发生的故事，教育学既然是人学，其中关于心灵事实的层面以及部分社会事实的层面，就不适宜用自然事实的“规律”来统摄。
惋惜的是，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学者各执一端，“独白”自己所持的研究立场，就研究范式问题难以形成“对话”，较少达成共识。
诚然，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争论由来已久，上述座谈会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范式论争在中国背景下的“复演”。譬如，1989年3月25～26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古巴（EgonG.Guba）在旧金山组织了关于研究范式的研讨会，并于翌年出版会议论文集《范式对话》（TheParadigmDialog）。从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来看，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笛卡尔、康德较早注意到了研究自然世界与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差异问题，后来的思想家如狄尔泰、迪尔凯姆、胡塞尔、李凯尔特、韦伯等都就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学科学化”的吁求与“教育学是人文科学”的宣称并行而进、此起彼伏。典型地，在德国，出现了“科学教育学”与“文化教育学”（Kulturpaedagogik，或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对峙。由狄尔泰、斯普朗格、李特、李凯尔特、福利特纳、鲍勒洛夫等组成的延续近二百年的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各家虽则观点有别，但其基本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对科技发达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认为现代科技文明造成了“非人化境遇”，在技术统治时代，人的价值、意义面临失落的危机；将教育—文化—人三者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把教育（Bildung、Erziehung）看作一个人生完成、文化变迁的永恒过程，注重教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提升。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另辟蹊径，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称谓，要求通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教育事实。数年后，拉伊在其代表性著作《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Paedagogik）中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如国际著名学者胡森（TorstenHusén）指出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外科学范式（scientificparadigm）与人文范式（humanisticparadigm）之列。实际上，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或者说关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关于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论争。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批评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由于科学主义的倾向，今天的教育学成了一种纯粹描述的东西，使得以人为关注对象的教育学把人放在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语言的论述上，所见到的只是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有学者在论证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即境域性）时提出：“随着教育学科学化运动的继续深入，特别是许多心理学家独占教育学之鳌头，教育学的语言出现了‘客观化’、‘逻辑化’和‘中性化’的倾向，隐喻，特别是那些能够有力地说明问题的隐喻倒真是不多见了。……教育学成了一个只有血肉（科学材料）和骨架（逻辑概念）而没有意识和灵魂的‘植物人’。”最近，又有学者明确宣称：“教育即培养人。育人即培育人生，构建人生历程，引导并含蕴人生的意义。教育学即育人之学，育人之学理当关注人生的培育，关注人生意义的建构，关注人生意义的实现。关注人生，这是教育学作为人文学之根本。……教育学不可能全面知识化，教育学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去激励、引导、启发人们去‘思’、去‘想’教育的‘问题’。如果教育学力图为自己建构严密的、规范的教育学知识框架，这就意味着教育学的自我终结。如果说目前的教育学还只是‘准’教育学或‘准’科学，那么它今后也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学。”这些学者并非简单地反对在教育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而是表达了对教育研究中“唯科学主义”倾向的担忧。
持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关注研究方法论问题，如闵维方教授、丁小浩教授提出，“研究方法论本身的价值常常超过了研究所得到的某个具体特定的结论的价值”。但总的来说，很少有人就此撰文发表见解，而且较少对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研究的批判做出书面回应。他们信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客观”、“科学”、“精确”、“严谨”、“规范”、“先进”等，这些是他们对其研究的自我评定。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国内地学者已经完成了一些规范的、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如中科院心理所卢仲衡研究员主持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等等。
在中国内地，与心理学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虽然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教育研究中实现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沟通和融合（一般提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但是两种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成了难解之题。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阻隔，将两种研究范式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教育研究范例屈指可数。整体而言，科学方法在中国教育研究界，其命运截然相反：要么受推崇，要么被拒斥。
二、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适用与限制
在世界各地，关于科学的涵义的认识并不一致。譬如，在英语世界，科学（science）指“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和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在这里，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在德语世界，科学（Wissenschaft）的涵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甚至包括宗教、艺术，教育学属于科学之列。德文“科学”的词根Wissen的涵义是“知识”。虽然关于科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主流的科学世界观认定，世界可以被认知。“科学假定，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以恒定的模式发生和发展，通过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可以认知”，（通过人们运用智慧，借助加强感官的仪器）各种特性的模式是可以发现的，宇宙间存在适用的基本规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被奉为科学之圭臬，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是适用的和不可或缺的。
从16世纪起，科学实验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经由伽利略首创、培根论证的实验方法论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基本思想在现代科学实验观念中大致都保存下来。实验成为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后，经由心理学而引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从一般教育实践中的试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教育实验的形成和运用，前后凡二百余年，这其中经历了从物理学生物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演变。20世纪初，形成了实验教育学派。实验教育学派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行为，与思辨的、内省的教育学分道扬镳。此后，经过几代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努力，实验与数理方法相结合并运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注重定量研究的教育实验基本研究方式，实验方法成为一种公认的教育研究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的因果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偏见。
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的是观察方法。观察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客观事物进行系统考察，从而获得经验事实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就无法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教育领域某一现象及变化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可以获得关于该事物较为翔实、客观的事实材料。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还有助于检验某种教育理论是否正确，有助于形成新的研究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延伸了教育研究者的感官，使研究者的观察能力进一步提升。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显像（fMRI）是一种拥有高度空间解像和清晰显像的仪器，它可以描绘出身体和大脑的三维结构和组织。运用这种技术和仪器，可以观察到被试在接受不同方法的语文教学后，大脑处理语言文字时认知神经活动的情况，进而判断哪一种相应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
数理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和统计工具不断完善，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和社会统计中的成功运用，促使教育研究中的数量分析不断开展起来。随着教育逐渐演化为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教育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研究的复杂化数量问题；同时，数理研究方法和统计工具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对一些大型样本和数据库进行数量分析成为可能，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上文提到的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是内地一项成功的教育经济研究，并有力地影响了政府的教育投资决策。
实验、观察、数理分析和测验等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信念。这一信念就是，坚持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存在客观实在，客观世界存在普遍性的规律；把社会当作物质（如迪尔凯姆提出的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来处理），以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相信这有助于祛除成见、达致客观；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主张通过经验—数理方法而获得精确的、普遍性的知识。
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empiricalresearch，另译经验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并具有以下特征：（1）适合于宏观研究，以发现趋势性的特征。譬如，内地关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部门之一）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的研究。（2）适合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研究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3）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几十年来，儿童心理、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累积效应”。（4）研究结果可以做概念上的推断演绎，只要测量尺度、数据类型符合数学模型的要求，推断就是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5）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结果检验有具体的检验手段和系统的评估标准，基本可以保证研究操作和结果的可重复性。由此可见，在教育领域中，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分析及验证推演方面，自然科学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适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学方法经过改造后，移植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中，促使这些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当然，关于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仍然存在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eidrichA.vonHayek）批评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企图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界，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不能仅凭数据和量化证据达成探究过程；他还指出，不但在经济学领域，“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就教育研究而言，问题似乎更为复杂。
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学世界范畴，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畴。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首先是一个人的培养过程，一个活生生的学生成长过程，然后才衍生为一项社会事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教育世界中的微观问题、深层问题和价值关涉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层的体验和思考；教育活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微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课堂活动、师生交往活动是一种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动者的经验世界，研究结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动者的生活实际，研究结果的运用更具有针对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价值关涉问题，难以采取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需要运用哲学、历史、比较等方法进行考察，或者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一些倡导但不拘泥于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觉察到了这一点。譬如，力倡教育研究实验化的梅依曼否认实验教育学可以包括教育学的整个领域，他还详细论证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杰尔纳（EernestGellner）提出的“只有一种人，还是有许多种人？只有一个世界，还是有许多个世界？”这个本源性问题，在国际及国内教育研究界都表现出不同的回答。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能否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发达程度，取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没有能力去发现、鉴别和研究人类特性与人类活动中的恒常性质”，“一切区域、一切种族的人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分子结构；他们有着组成大脑结构的相同的神经系统；一切个体的生长方式也都是相同的。这些限定着人的生理和心理行为的共同特征来自共同的基因组成”，“区别是表面性的，主要是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环境的适应；相似则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它们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的体现”，“可以说全体人类都属于一个种类，只有一个人种”。持类似观点的内地学者坚持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并坚信社会世界存在与自然世界一样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揭示这种规律。在另一类教育研究者看来，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不能迁移到社会生活世界中来；社会世界中或许存在宏观性的发展趋向，但是历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和行为是独特的，个体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区别和差异是显著的，正是个体的差异组成了社会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后者还认为，探讨人类的基本分子结构或大脑结构的神经系统，这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探究的是“物质人”的规律；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的世界，研究对象是由有情感、有意识的人组成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和课堂），不能采用把人“还原为物质”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教育研究需要体认、理解与解释；其中，还不断有学者宣称教育学是人文学科，是一种关于人的独特知识，这门学问探讨无规则可循的人的精神世界。
可见，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是适用还是有所限制，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是采用科学方法还是采用非科学方法（non-scientificmethod，不一定是反科学方法），与其说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相关，毋宁说与研究者的世界观、人性论、研究信念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研究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少，但是深谙自然科学方法转而以哲学、历史、比较方法或质的研究方法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并非凤毛麟角，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学者力倡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也时有出现。
鉴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限制的认识，近年来，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得到了内地众多教育学者的大力提倡，后现论和其他非理性主义（如存在主义）亦为一些中青年教育研究者所推崇，质的研究方法于数年前引进内地后逐渐被一些学者、研究生和中小学教师所接受和采用；实证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受到了倚重，但是在教育研究界并不具有“话语”优势。于是，有人认为，在缺乏科学传统、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的内地教育研究界，质的研究和后现论是一种“奢侈品”，教育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方法。
三、作为教育研究者必备品质的科学精神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论争，就如国外延续了数百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争以及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一样，不会有答案，但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进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视界的教育问题不一样，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异甚殊，但是，有一种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气质应当贯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体中，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科学精神”问题做专题演讲。他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梁启超对科学方法的涵义以及中国学术研究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而带来的病症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是囿于时代，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理解难免有所偏差，他所提出的科学精神实为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源于自然科学，可以概括为求真求实求准：求真就是注重对事物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的探索，强调由兴趣激发纯粹求知的探索；求实就是讲求以实验为依据，认识真实的、可重复推广的现象；求准就是讲求定量上的准确描述。广义的科学精神则是指由科学性质所要求的、贯穿于科学探究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下文所指的科学精神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科学精神不同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前者属于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澜教授提出，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要“有条件地适用”，“但科学的精神，不以臆想代替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作判断，遵守人类语言、理论表达、交流的一般逻辑要求，则具有普遍的意义”。求实、怀疑、批判、严谨、坚持、协作、无偏见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不独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项严格的实证—实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要其是严格的研究，其精神气质就是科学的、求真的。譬如，质的研究者的世界观与科学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认为在研究中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纯粹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但是，质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须有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材料作为基础，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寻找有意义解释或理论的根据。质的研究不是一种模糊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学规范和明确要求的分析方法。可见，一项严肃的质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问题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区别，但是科学精神却是在做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具备的。在教育研究领域，莫不例外。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实上，对一种现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数种方法，在每一种方法内又可以选择不同角度，没有一套规则或“科学方法”能够告诉研究者如何去开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开创的研究完全依赖于研究者自己的创造力，设计出特定的方法，去发现和检验某个系统中的一贯样式。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结果时同样应力求精确严密。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具体的，渗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则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应该由科学精神来引导选择研究方法、设计研究途径、实施研究过程，最终表述研究结果。
以下结合对中国内地教育研究现状的考察来讨论涵养科学精神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依据对我国规则最高、影响最大、稿源最丰富的教育类学术期刊——《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月刊）2001年所登载论文的分析予以佐证。
2001年度，《教育研究》登载各类文章204篇，其中研究论文165篇，其余39篇为学术访谈、会议综述、书评、课题成果简介等。在165篇研究论文中，笔者根据论文作者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关统计，各类研究论文分布如下：思辨类论文115篇；历史文献研究论文14篇；比较研究（主要是国别研究）论文14篇；调查报告12篇；实验报告7篇；数理分析论文3篇。可见，2001年度《教育研究》所登载的论文主要为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定性研究”论文，占86.7%，这其中思辨类论文在数量上又占有绝对优势。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辨类论文中，严格的哲学思辨论文并不多；不少论文缺乏理论提升，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或者没有建立在对教育事实的系统分析之基础上，属于议论性而非论证性作品。从这一年份《教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可以窥见内地教育研究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教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经验走向理论，研究方法日趋丰富，研究逐步规范，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教育研究的现实仍然不容乐观，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研究者通过对内地20年来教育研究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的研究，归纳了教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注重方法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思辨倾向严重，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研究比例很低；研究方法单一化，定性研究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实证—实验方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有些实证—实验研究者又固守实证方法而忽视或贬抑其他方法，各种研究方法缺乏融合和互补；研究方法落后，质的研究很少应用，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成果迟迟未被引进到教育研究中来。
中国内地教育研究者一般来自教育学或人文学科背景，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来源要多样化一些，但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者仍属少数。教育研究尚未走出思辨传统，实证研究还需要大力开展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时有人文类教育学者对“唯科学主义”发难，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保持沉默，无怪乎有识之士要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反问：没有“科学”，何来“主义”？这是在维护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更是在呼吁一种科学精神。
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别，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诺（C.P.Snow）所指陈的“两种文化”的对立，门户之见颇深，龃龉不断。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议同行中的非实证研究者“写文章，不是做研究”、“写故事”、“凭空臆想”、“拍脑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讥，认为对方“机械移植自然科学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价值”、“没有思想”、“做习题”。总之，事实与价值、量与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显阻碍着不同教育研究群体的交流与对话。由此可见，内地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培养科学精神可能更为紧迫。这是因为，有了科学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会更自觉地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相关知识，掌握并恰当地运用研究方法。对于内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养、弘扬科学精神比学习、掌握研究方法更带有根本性。当然，研究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练地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应当指出的是，倡导科学精神并不意味着忽视、否认人文精神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的冲突只是其表象而已。科学追求真理，认识自然和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使人获得自由与幸福，这与强调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幸福的人文精神是内在地和谐一致的。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由人构成的教育现象。在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对峙，教育研究者可能会侧重使用各自熟悉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气质追求上，任何一项真正的教育研究都应该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研究。提倡“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际上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在方法论层次上的反映。
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范式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下形成的，各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无一不是人类长期进行知识探索和知识积累的结晶，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在教育研究中，厚此薄彼，排斥异己，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与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携手合作，培植科学精神，造就学术共同体，是为教育研究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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