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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单位：河北省教育厅
主办单位：石家庄经济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673-0461
国内刊号：13-1356/F
邮发代号：
发行范围：国内外统一发行
创刊时间：1979
期刊收录：
核心期刊：
期刊荣誉：
Caj-cd规范获奖期刊
主管单位：
主办单位：中国研究会;长春税务学院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吉林省长春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5-2674
国内刊号：22-1232/F
邮发代号：12-139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90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期刊荣誉：
联系方式
期刊简介
《当代经济研究》（月刊)1994年创刊，是由中国《资本论》研究会;长春税务学院主办的综合性经济理论刊物。刊登用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和解决中国现实经济问题的论著。
一、科技发展与市场
尽管市场并非科技发展的唯一指向，但发展科学技术已离不开市场。当今世界已是一个市场、两种制度。要发展我国经济，就要提高我国科技的国际竞争力。从科技与经济的关系来看，人们历来在科技拉动和市场推动之间选择，事实上，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兹以一例来说明。
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2％，相当于中国的全部国民生产总值。瑞士只是用国民生产总值的4％就取得了同等的保健效果，所以美国人自己觉得很浪费。美国人看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对高科技医疗手段的依赖性：一有轻微的外伤（如脚被崴），也要用核磁共振、CT断层分析等手段来检查。美国的医疗费用很高，就是因为大量运用高科技手段。这是个很大的市场。CT断层分析、核磁共振是高技术产品，但在我们搞物理的人来看，还不算太高，那都是我们现代物理学早已解决了的问题。能不能与企业、医疗卫生部门、物理界合作，把中国这方面的医疗器械搞起来？我认为是可以的。我们的高科技产品在一定意义上是能和国外竞争的，这不是因为国产的技术特别高超（关键是要把先进科技有效运用起来），而是因为我国劳动力（包括高技术劳动力）便宜，所以我们的总成本是便宜的。高技术产品除了一定的技术含量外，大量的还是装配行业，装配要有一定的技术，而这些我们是能够解决的。
这就是说，上述领域的技术创新的“可能性”早已存在，但为什么没有向现实转化呢？
在上一世纪和本世纪初，重大的发明、创新主要是由工厂之外的独立发明者、研究机构作出的。我们知道，瓦特只有合伙人，他不属于哪一个工厂；著名的爱迪生实验室，有过象电灯泡等重大发明，是一个独立实验室。然而，在现代，独立发明者和独立实验室的比例在不断减少，企业内部从事R＆D活动的比例不断上升。
这一方面与科学、技术、经济三者的日益紧密联系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与科斯所认为“企业”代替“工厂”的趋势相关。企业代替工厂并不断发展，是要将许多原本市场的交易内部化，以减少交易成本。当然，企业也不可能无限制发展，这是因为一方面并不是企业越大，市场交易费用会越低，绩效会越高；另一方面，企业发展受垄断与竞争之间的经济及法律关系的制约。
这意味着，我们一方面应充分肯定并加强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亦要充分估计企业乃至整个市场在国家创新体系中的局限性（而且这种局限性并不仅仅在于上述分析之中）。这就是说，市场推动和科技拉动对一个国家的创新体系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
就上一医疗器械方面的技术创新而言，我们的“市场推动”机制仍不完善，企业尚未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按彼特的观点，技术创新，亦即实现技术、生产诸要素的创新性的“组合”，主要靠企业（家）来完成。在我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至少需要三个飞跃：一是从“工厂”向企业的飞跃（包括观念上）；二是从传统企业向现代企业的飞跃，这里所说的现代企业，人们在管理、制度等方面已有不少论述，我只从另一方面来谈，即现代企业应是行业技术的重要推进者，具体来说，企业应把管理目标不仅仅置于生产、营销策略方面，更应置于技术发展战略上面；三是我们应能具有这样的市场环境，即经营者不会过多地把注意力放在优惠政策和体制漏洞上——这方面的机会越多，技术创新的热情就会越少。当然，上述三方面已在进行中。
二、“夕阳产业”与“新兴产业”
有些产业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夕阳产业”，而且，“夕阳产业”是可以向“新兴产业”转化的。以交通为例来说明。
当代交通正出现一个以高速铁路为骨干路、公路体系相配合的交通体系。在欧洲，铁路发展得比较早，美国的经济发展得比较晚，铁路和公路并行发展，但在美国公路（特别是高速公路）战胜了铁路，美国的交通运量的2／3是由高速公路担负的。有的人据此认为铁路是“夕阳工业”。在3年前，国家计委召开了一个交通问题讨论会，一些与会者根据美国的经验就说在中国铁路也是夕阳工业，应大力发展高速公路。发表这些意见的是社会科学家，没有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到场。他们看到的是历史资料，是公路战胜了铁路，因为汽车有方便之处，可以一家一户，而铁路是集中的。但是现代化的铁路已不是过去的面貌了，高速铁路开始兴起了：日本的新干线每小时280公里，法国的叫做TGV，每小时350公里，世界各国都在研究每小时500公里的铁路。美国的高速公路固然很发达，时速达到200公里是不成问题的，可谁敢这样开车？美国人现在的设想是，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形成网络，例如，把小汽车开到铁路火车上面，然后火车以每小时400到500公里的速度开，到站后小汽车下火车继续在公路上开。用现在高速公路与高速铁路连结起来，速度也快，能源也省。这就是美国的部署。我们怎么办？这需要认真探讨。我认为，铁路不仅不是“夕阳西下”而且是旭日东升。现代化的高速铁路不仅把轨道接得很长，速度开得很快，而且正在出现一种新型的技术，叫磁浮列车。磁浮列车的速度已被证明至少500公里，而且有可能提高到700公里。现代化的磁浮列车技术已基本成熟，商业化运行为期不远了。我甚至可以说，我国现在就应关注这一技术。
人们在分析“新兴”或“夕阳”的时候，过份关注一般意义上的产业（有时仅仅是行业）的区别，而不是以技术方向来对照，尽管人们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但是，在决策所需的信息量如此巨大的时候，人们的这种意识仍有可能被遮蔽。市场自身能实现合理的选择吗？还是市场选择如何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结合？
此外，对市场前景的分析要和科技的发展结合起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不仅是学科意义上，而且是决策机制上：在国家（地方）产业政策的制定上，要有科技人员和管理、决策人员相结合的机制。制定一个企业的经营战略和方向，也是如此。
三、能源问题及相关科学技术
我国秦岭以北煤的资源蕴藏量占全国90％以上，从长远计，北煤南运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长期不可避免。为什么我国铁路交通的压力特别大，这跟北煤南运有很大关系，北煤南运约占了运输量的40％。中国煤的蕴藏量10倍于中东的石油（就热量而言）。中国组织一定数量的煤出口，是必要的。现在的问题是运不出去。从大秦线能运多少煤呢？2000万吨，而仅日本就期望我们每年供应1亿吨。从交通、环境及当前相关技术发展趋势来看，煤最好不要铁路运输，而是把它磨成粉，再用水掺搅制成水煤浆，然后用管道运输。现在大同到秦皇岛的车皮是2000万吨煤，回来有2000万吨的物资吗？没有。这样一来就放空车了。我了解到，现在国家想从山西铺一根水煤浆管道到山东然后出口。象这样的能源问题也涉及到交通问题，而如果用管道运输，效益比火车更高。这些都有好多新技术。但从总体来讲，我赞成逐渐压缩煤耗减少污染，同时应该发展一些更为干净一点的能源，主要是原子能和水能。
人们容易从原子能想到切尔诺贝利事故。但是，现在设计的核反应堆都是安全型的，而且是比较干净的，没有其它废料，当然放射性要控制起来。世界曾经掀起过一个反核运动，有一个绿党尤其反对核。现在绿党开始改变态度，认识到不发展原子能就要烧煤，煤的污染比原子能更大。但美国的反核势力仍然很大。美国的一些搞核电站的公司在美国就是卖不出去，什么地方要搞核电站，什么地方的老百姓就反对。所以美国就愿意卖给我们，因为中国没有反核运动。中国最好不出现这样的反核运动。
更重要的，我认为应多搞水电。水是可再生的能源，每年水都从大江大河流掉，不发电，太可惜了。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长江三峡水库。实际上，长江三峡搞起来以后，才利用了水资源的10％。水力资源的大头在哪？在西南横断山区。西南横断山区的水量没有长江干流那么大，但是落差大。从总体上说，其水能蕴藏量至少是全国的50％。为什么优先搞长江三峡而非西南？因为那些地方都处于深山穷谷。要修个水电站，首先要修盘山公路，它们高度都是2000到3000米，所以修盘山公路的投资很大。但是，这并非近期不可以解决。运输的问题可以用飞艇来解决，飞艇的运输量可达200至300吨，是卡车的6倍左右。1932年齐伯林的飞艇事故，使世界飞艇业受重创，影响至今。但是，现代的技术已经不一样了，可以不用氢气而用氦气来代替。除了飞艇以外，还可搞索道运输，另外，在西南搞水电建设也不见得要大幅度的钢筋混凝土，因为可以在高山上就地取材，通过定向爆破获得石材。目前，高温超导技术也为高效的高压输电提供了可能性，否则，线路上损耗就可能达1／4，仅长江三峡的输电就可能损耗两个大亚湾的发电量。不过，以目前技术发展程度，铺设1000公里是不现实的，但是，用超导输电线取代消耗较大的、由发电机到变压器那一段电缆在当前是可行的。
四、更理性地发展知识经济
知识经济要不要发展？要，而且要大力发展。当代生产的重大特点就是，精神生产力的比重越来越大。美国的信息产业占美国全部产业的65％。也就是说，精神生产的价值量超过了物质生产量。这是现代化生产的特点。什么是精神生产力呢？它包括信息高速公路，包括各种信息产业，包括新闻出版、报纸、电影等等。人，并不光要吃和喝，还有许多精神消费。这是当代社会发展的趋势。
必须要把这种以培养人才素养为先的管理理念带入实际的经营管理中。培养人才《孝经》中提出“天地之性，人为贵”，体现了一种朴素的人本主义思想，而载舟覆舟之说，更是将“人”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国家治理的高度。随着知识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的经济管理理念正发生着巨大的变革，人本主义思想已经被纳入到企业管理的核心。越来越多的企业认识到人才是最为宝贵的资源，通过实施人才战略管理，人性化企业管理理念，才能留住人才、发展人才，进而提高企业的管理效益，走可持续发展战略。管理者的自我修养孔子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企业管理者的思想对于企业的发展方向有很大的影响，管理者自身不断学习不断汲取知识与经验，才能在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中明确组织的发展方向，明确带领团队的思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传统管理理念指出，成功的管理者应该是一个能够明辨是非，有着正确价值取舍的个体，此外，体恤下属、培养员工，拓展积极的人本主义企业文化，从而进一步营造融洽的企业氛围和人际环境。简而言之，若以攘外安内来比喻企业经济管理，那么以人为本即可为安内，管理者的修己即可为攘外的必要条件。
传统经济管理理念中的和谐理念对现代经济管理的影响《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于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发展，而孟子则以“尽心知性知天”而达“上下与天地同流”为境界，兼有“仁民”、“爱物”的主张，强调天地万物之间的协调发展。企业的社会责任在企业经济管理中，要和谐可持续发展，也应该具有这种“有余以奉天下”“、仁爱”的奉献精神。对社会，企业应饱含责任意识。企业的运行总是以特定的社会需求为起点，以一定的社会环境为依托，以一定的社会公众支持位基础，企业做强做大，从本质上看来是社会给企业的认可。因此，在企业市场经济活动中，不应将物质利益作为全部追求，更不能见利忘义。企业应当以诚信、奉献为理念，了解在市场生存中的本质意识和社会责任，从而更好的服务社会。此外，在经济管理理念中，企业应在追求合理利润的同时，对于生产经营活动所造成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也应当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并将这些态度融入到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行为中，来达到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企业与客观规律的协调“天不变其常，地不易其则，春夏秋冬，不更其节”，这句话主张万事万物都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在经济活动中，同样有客观经济规律的存在，现代经济管理不能以企业短期投机行为为主要生存和发展思路，应当以可持续发展为圭臬。这就要求企业制定长远的发展战略，适应当前市场规律，为社会公众奉献产品、为社会创造长远价值、为合法经济利益相关方提供利益，为员工提供发展路径等。在市场经营活动中，企业若违背协调发展的管理思路，一味的以追求利益为核心，不择手段的压榨职工价值，违背市场规律的投机行为，行业内不正当竞争，甚至是背弃最根本的“诚信”二字，则难以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谋得生存和发展。传统经济管理理念中对企业经济管理中发展战略的影响“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事物累积于点点滴滴，决不可一蹴而就，在企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中，这句话同样有着深远的指导意义。企业经营管理中，必须要以“积累”二字为圭臬，打好基础是向上发展的本源，根基不牢固而一味的“”式的发展，即使企业有一时的风光，也不过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无法发展长远。
谋而后动，顺势而为，是企业制定战略的基础谋而后动，以扎实的基础为先决条件，进而对环境的变化有敏锐的洞察，不能固步自封，沉浸在企业一时的成绩之中，而必须看清楚市场发展的趋势，集思广益分析决策，对于企业经济管理活动作出相应的调整，这样，企业才能保持长久的发展；顺势而为，顺潮流而动，企业发展会事半功倍，逆潮流而动，则可能在市场的洪流中遭受重创。《管子•形势》篇有言：“万物之于人也，无私近也，无私远也”，顺应规律，必“助之”，企业发展就会“有其功”，“虽小必大”；反之，逆规律而行，“违之”，企业则“怀其凶”，发展有危险，“虽成必败”，“不可复振也”。所以，在现代经济活动变化多样的环境下，企业尤其应当对形式保持高度的警惕，不断修正经济管理策略，从而引导企业向积极的方向发展。企业要有舍才有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企业经济活动中，必然要做到有舍有得，做精而后做大，一味的不切实际盲目扩大规模，终将是一盘散沙。企业的资源永远不是无限的，在经济活动中，必须通过高效的经济管理手段进行合理的资源配置，以实现更大的收益。传统的舍得智慧对于资源配置过程意义重大，有舍有得，不舍不得，集中力量才能办大事。大道至简，传统的经济管理思想对于现代企业经济管理意义深远。3结束语巍巍华夏，中国传统经济管理理念必有其丰厚的内涵，虽然当今社会企业经济管理思想高速发展和进步，但对其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传统的经济管理理念也越来越彰显出其蓬勃的生命力，为中国企业走特色市场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道路有着重要的意义。
作者：徐桃花 单位：云南省有色地质局
(一)富者相对越来越富,穷者相对越来越穷。
在这里,“富与穷”是要表明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占有在国家之间、企业之间、个人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加剧。其主要原因是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对社会财富的创造,比任何时候都快,而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企业家成为社会财富的最多拥有者。有人说“在过去15年中美国出现的亿万富翁比有史以来的总和还多”。1982年,美国只有13位亿万富翁,而到1998年秋天美国有189位富翁。这些富翁的资产价值都是在亿美元以上,其中第一名是美国的比尔·盖茨。这个公司1986年上市,当年每股获利0.19美元,现年每股赢利有1.54美元,也就是说这10多年来每股赢利上升了8倍。但是它的股价升了500倍,今年7月16日每股价格为99.4375美元,每股价格与每股盈利相比(P/E)即市盈率是60倍,而且最近5年都稳定在这个水平。这样使微软股票的市值超过了5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五年能够持续过去五年的增幅,则这一股票的市值可能超过5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GDP的1/10,而比尔·盖茨的个人财产将达1万亿美元以上。如果把比尔·盖茨的公司当成一个国家,并以GDP来衡量,则当前,它在世界上占第11位,(仅次于美国78000亿美元,日本42000亿美元,德国21000亿美元,法国14000亿美元,英国13000亿美元,意大利11500亿美元,中国9000亿美元,巴西8200亿美元,加拿大6000亿美元,西班牙5300亿美元)。有人说“比尔·盖茨富有能够敌国”,可以说毫不夸张。
从什么是财富和比尔·盖茨对财富的占有,我们能够得出:(1)当代,财富的创造不主要是劳动力作用于劳动对象,而主要是大脑对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2)财富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对财产现值的评价,更重要的取决于人们对财产的未来预期;(3)财富不仅以实在的物质产品的形式存在,而且以虚拟的有价值证券的形式存在。
富人越来越富,表明财富越来越集中,有什么力量可以使财富分散呢?答案只能是科学、技术平等的开发和利用。有人说“经济全球化的强大动力将确保财富分散”。但不同国家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经济环境,历史学家戴维·兰德斯在他的《富国与穷国》一书中说:“经济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不同的文化造就了各国经济状况的不同”。所以,穷者越来越穷除了因为不能平等地获得开发和利用科技的机会外,关键在于社会制度、思想观念和政策选择存在着差距。
(二)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不均衡,人们价值观、消费习惯的改变带来新兴产业的出现和经济理论的调整。
由于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发展不均衡是始终存在的。这种不均衡不仅表现在区域经济上,而且表现在人们的收入上。由于区域经济和人们收入上的差距,改变着人们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消费习惯,这种改变产生的经济效应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而是社会财富的转移。有资料表明:人们进入老年以后,闲置的货币收入比年轻人多,基于这种“不均衡”,聪明的企业家便建立和发展休闲产业。一些企业家利用这种不均衡成了亿万富翁。我国一些地区依靠旅游业的发展富起来了,证明了除了新技术的开发和利用外,还能够利用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不均衡走上致富的道路。这种变化还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人们收入的增加,人类用以获得生存资料付出的劳动时间减少,休闲时间增加。休闲时间增加为休闲产业兴起创造条件,休闲产业兴起不仅成为人类经济生活的转折点,如上述人类的经济活动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成为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标志,而且改变着传统的经济理论和对一国经济发展的评价。如传统的经济理论通常都认为“所得”与“成本”是货币形式的收入与支出,而当代,一些经济学家把休闲时间的取得也认定是人类生活的所得,相反,休闲时间的丧失是人类生活的成本。再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一个国家的国民所得达到一定限度后,对人类带来的福祉、效益会逐渐递减。因此他们反对以GDP作为国家最终追求目标,主张人类素质的提高,经济可持续发展。这是“人本主义”观点,其含义是,在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人类获得自身的发展。从这一观点出发,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提出了人力发展指标。
(三)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取决于创新变革精神。
当代各种社会主体(包括企业和个人)只有在竞争中生存和发展,生存和发展的背后意味着优胜劣汰。是自己优胜劣汰,还是让别人优胜劣汰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选择。让别人优胜劣汰会形成抗争,会遇到既得利益者的反抗,结果也许付出的成本代价大,所以,聪明的企业家通常选择“自己优胜劣汰”,成功的企业家必须自我毁灭,才能保存自己。为此,需要走的途径是:扩大规模;在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企业扩大规模包含着破坏旧的,创造新的;引进和开发技术也是“吐故纳新”。当代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省、一国,乃至全世界,企业内部引进和开发技术的费用占了企业支出的相当比例,但必须指出引进和开发技术是一回事,利用引进、开发的技术成果使之产生效益又是另一回事。一般说来,引进、开发技术,企业耗费的成本大,收益小,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对社会产生的效益大,成本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与企业合作,即开发技术由政府投资,而利用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由企业投资。在这一方面,北美与欧洲相比各有特点,欧洲人与美国人一样都注重技术开发,但欧洲人不如美国人注重已开发的技术成果的利用。
(四)政府的控制力下降,企业的扩张力上升。
政府作为社会的权威部门具有强大的控制力。虽然这种控制力主要在国内,而不主要在国外,但国外的某种因素干扰也能削弱政府的控制力。由于高科技的发展和资本追逐利润的趋动,各国政府难以控制信息的传递和资本流动,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力度加大的情况下,更是如此。政府控制力的下降会产生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序与无序”的选择,即是选择强化政府干预,只让人们有必要的自由,还是弱化政府干预,让人们有更多的自由。实践证明:“有序”是必要的,但不能过度;“无序”也是不可少的,但不能越界。有序过度会抑制人们的革新精神和创造力;无序越界会抵销人们的团队精神和共合力。企业扩张力的上升,除了已开发的科技成果的推动和市场的推动外,20世纪末的企业并购起着“火上加油”和“互为因果”的作用。有人说1998年是“喜结良缘”的大好年,这一年创下了企业并购的最高记录,全球主要工业国家企业并购事件12500多起,价值总额超过16000亿美元。企业并购除了增强自己实力,增大自己无形资产,有利于竞争、提高运营效率外,重要的是控制、取代、左右一方,即控制一个行业、一个区域乃至一个国家,取代地方企业、某国企业、相关企业,左右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趋向。要看到企业扩张力的上升,不仅影响企业自身的生产经营,而且影响到人类的政治经济生活、社会的进步和科技的发展。
纵观世界主要国家，交通运输均是不可或缺的重要部门，其发展具有国家战略意义。交通运输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十分复杂，本文的目的就是概括、总结这一关系中重要的一方面，即交通运输业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关系的理论，并提出新的思路。
2现有理论和方法的总结
交通运输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已经有了不少研究成果，根据不同的研究方法、角度、理论基础、结论，本文将其概括为6大类：
(1)古典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的分析。威廉•配第（WilliamPetty）在《政治算术》中提出“发达的交通运输是一国经济繁荣的重要特征”。马克思在他的着作中对运输经济问题有较多论述，如“运输和货币变成了商品流通的两个车轮”，“商品经济越发展，生产越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因而越是以交换为基础，交换的物质条件——交通运输工具——对生产来说也就越是重要”。亚当•斯密（AdamSmith）的经典三段论更是被反复引用，斯密认为“生产力和财富的增长由分工引起，分工的程度受到交换能力大小即市场范围的制约，市场范围大小由运输条件决定”，这体现的是运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2)运输经济地理学。包括工业区位论、城市群理论、点-轴理论、交通经济带理论、运输通道理论等。如韦伯（Weber，1929）建立了模型，用运输成本来决定制造业的区位。我国经济地理学家陆大道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点—轴理论”，认为“发展轴线由以交通干线为主体的线状基础设施束构成，干线交叉点上的城市、工矿区、港口、农业地区为发展的主体部分，生产力开发以‘点-轴’模式展开”。
(3)经济史、运输发展史分析。国外以李斯特（Liszt）、道格拉斯•诺思（D.C.North）为代表。李斯特在《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中》总结出“英国使全世界看到了运输便利对生产力增长可以发生如何有力的影响，从而促进国家财富、人口和政治力量的增长”。诺思通过分析1750—1913年海运费率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得出了海运生产率的提高和制度变迁降低了海运费率，扩大了市场、促进了对外贸易。国内以荣朝和、韩彪、熊永钧为代表。其中荣朝和提出“运输化理论”，认为运输化是工业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伴随工业化而发生的一种经济过程。韩彪提出交通运输与经济之间具有“交替推拉关系”，认为现代运输业成长过程中可分为“剧变期”和“渐变期”。熊永钧提出了“运输成本阈值”理论，创新性地提出不应将运输简单地理解为阻碍市场活动的常量，而应将其看作变量。他认为现代经济增长过程只是运输成本降低到某一个“阈值”时才出现的。
(4)发展经济学观点。以罗斯托（Rostow）、赫希曼（Hirschman）等人为代表。罗斯托指出“大量的交通建设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先行资本，毫无例外地出现在起飞阶段之前”。赫希曼区分了社会间接资本和直接生产资本，又进一步认为社会间接资本的概念的核心可以严格限于交通运输及动力。
(5)计量经济学研究方法。这是近期运输经济研究的主流，但已经出现计量方法应用过度的趋势，忽视了对内在规律的探究。较有价值的包括D.A.Aschauer（1989）应用CD生产函数，对美国1949—1985年度数据进行回归分析，测算出总产出对公共资本存量的弹性为0.39。汪传续（1999）与张国强（2004）分别用灰色系统协调模型和DEA模型，测算了我国交通运输与经济的协调关系。王家庭（2009）基于我国1978—2007年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协调和Granger因果检验得出经济增长对交通运输的发展有巨大的促进作用，而交通运输发展对经济增长并没有显着作用。
(6)投入产出分析和项目评价分析。汪传续（2004）用投入产出法研究了交通运输的前向、后向波及效应和总效应，并根据1997年投入产出资料计算了交通运输业对GNP和劳动就业的贡献。项目评价主要运用成本—收益法，评价某交通运输项目。
3现有理论和方法的不足
传统的运输与经济增长理论尽管已经取得丰硕成果，但仍然远未完善，对许多现象仍缺乏解释力。斯密论述的“一切改良中，以交通改良为最有实效……水运开拓了比陆运广得多的市场，从来各种产业分工的改良，自然而然地开始于沿河一带”。而中国自古以来，具有发展内河航运的优越自然条件和领先的航运技术，却只能促进农业和小手工业的分工和发展，没有孕育出以商品经济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没有产生工业革命。这是斯密的命题所不能解释的。
而在新古典经济学中，运输费用甚至被简化掉了。在阿罗-德布鲁的一般均衡中，为便于分析的数学化，抽象掉了时间和空间概念。正如迪肯所作的比喻（Dicken，1990），“所有人类的经济活动——专业化分工、生产、交换、消费，都只发生在一个针尖上”。此后，运输费用被引入，作为生产中的纯消耗添加到生产函数中，但仍然是外生变量。并且这种处理使得在古典经济学中交通运输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变为了负面作用，发展交通运输似乎只是为了克服经济中的阻碍，交通运输因此也就成了一个技术问题，不再受到经济学家的重视。
在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发展经济学中，交通运输作为基础设施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受到关注。发展经济学家试图用欧美国家发展经验指导第三世界国家。然而无论是大推进理论还是非平衡增长理论，都将发展交通运输看作是资本积累过程，认为大规模的交通投资将像在发达国家经济起飞阶段发挥的作用一样，使发展中国家走向快速增长的道路。但是无论是没发展起来的苏联、非洲、拉美一些国家，还是实现了长时间高速增长的中国、“亚洲四小龙”等都没有经历一个显着的交通大发展时期，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的作用受到质疑。
20世纪80年代后，大量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的成果，使之前对这一问题历史描述性的、定性的分析实现了定量的测算。但是，这种方法也有一些缺陷。如最常见的用铁路、公路线路里程或投资额、客货运量作解释变量，用GDP或人均GDP作被解释变量的线性回归分析，只能得出二者的相关性，并不能解释其因果关系，而在投资额的估计参数中，无法区分是投资行为还是运输能力形成后导致的经济增长，而如果投资行为的作用更大，则不能说明为什么要投资于交通运输而不是投资其他基础设施。又如用投入产出法，由于统计方法的设计，交通运输总产值增加必然导致生产总值的增加，不能解释其作用机制。再如，无论是用灰色系统模型还是DEA模型分析交通运输与经济的有效性和协调性问题，都是一种事后检验，并且也是各种运输方式或各地区、各时期的相对协调性，不能解释交通运输总体对经济增长的事前作用。
4新兴古典经济学简介及其研究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的好处
新兴古典经济学（newclassicaleconomics）是自20世纪80年代起，在继承和发展古典经济学中分工与专业化理论，指出新古典经济学不足的基础上，应用超边际分析（inframarginalanalysis）方法发展起来的。它关于分工的基本思想是，经济中的每个决策者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每个人作为消费者喜好多样化的消费，作为生产者在生产中有专业化经济，所有人的专业化经济合起来就是分工经济。分工和专业化会带来生产力的提高，同时增加交易次数，这就会产生分工好处与分工产生的交易费用之间的两难冲突，因此分工水平取决于交易效率的高低。随着交易条件的改进，折中这种两难冲突的空间就越大，分工水平就越高。同时，分工及其各种经济后果可以在没有交易条件的外生改进的情况下随着时间推移自发演进。
基于以上对传统理论和方法不足的分析，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能是一个好的选择。主要原因有以下6点：
(1)斯密将运输费用视为决定市场规模和分工水平的最重要因素，新兴古典经济学的交易费用则既包括以运输费用为主的外生交易费用，又引入了信息成本、契约成本、道德风险等内生交易费用。
(2)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资源配置，新兴古典经济学则是研究交易效率、分工演进、交易行为和经济增长的，显然更加适合。它也可以解释交易费用和制度对分工和生产力演进的意义，不需要再借助新增长理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
(3)新古典经济学中的一般均衡分析对空间、时间等交易过程中的摩擦是忽略的，而交通运输的作用正是克服经济中的时间、空间障碍。在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包括运输效率在内的交易效率恰恰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其理论框架天然地把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4)新古典经济学着重研究经济的非拓扑性质（消费、生产的数量、最优资源配置等），而对连通度、一体化等网络效应予以忽略，而交通运输却是典型的网络型产业，这就使得交通运输理论研究者在用新古典经济学分析问题时感到困难重重。而新兴古典经济学同时包括了经济的拓扑性质与非拓扑性质，为分析网络型产业提供了便利。
(5)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可以解释交通运输发展作用于经济增长的原理，而并非只是得出数据上的统计关系。而且通过分析这一作用路径，可以解释我国交通运输发展为何长期滞后于经济增长，并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6)借助新兴古典经济学中关于分工自发演进的理论，可以解释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到底是“推动”、“拉动”、“交替推拉”还是其他关系这一长期争论的问题。
5主要结论和展望
在新兴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研究交通运输与经济增长问题可以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交通运输是交易性产业而非生产性产业，对经济增长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2)交通运输发展通过改善运输条件，进而降低外生交易成本和总交易成本，从而实现促进分工，扩大市场范围，提高生产力，促进经济增长的效果。
(3)分工经济和由于分工而导致的交易成本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分工的自发演进过程将使折中这个两难冲突的余地增大，因而随着经济的增长，总交易成本和市场范围的扩大将带动交通运输的发展。
那么,为什么金融市场上较容易产生和存在泡沫经济呢?在当前金融经济中,泡沫经济涉及不充分信息、交易费用、外部性、非理性预期等众多新概念,各种金融工具和金融衍生工具的金融创新频繁出现,导致金融市场的运行和交易活动非常容易脱离实体经济。在实体经济中,成本价格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而在金融经济中,它以预期定价为经济模型。金融市场上较容易产生和存在泡沫经济,这与泡沫经济本身的双重性有关。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日益现代化、国际化和自由化的今天,一定程度的泡沫经济有利于资本集中,这种集中是对市场竞争和发展具有促进作用的,但是泡沫经济终归是一种虚拟经济,其中主要存在的是不实因素和投机因素。因此,一旦这种经济过度发展,其后果也是非常严重的。具体来讲,严重的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的原因是社会原因,即在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时期出现了经济的整体繁荣和经济宏观环境较为宽松,这种繁荣局面和宽松环境极易为资金炒作提供机遇。所以,泡沫经济一般总会发生在国家对银行政策比较宽松、自由的经济体中。也就是说,在商品经济出现周期性的萧条之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发展,主动降低银行利息,放松银根,通过这种方式来刺激投资和消费需求以带动经济增长。于是,那些有闲散资金的市场主体就会把资金投放到那些有保值增值潜力的资源上,这就为泡沫经济提供了社会基础。第二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对泡沫经济形成和发展的预先调控和及时约束机制不够。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未能对那些有可能导致泡沫经济的投机活动进行监控、监督和制止,尤其是对投机过程中的贷款支付活动缺乏监控机制。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监控机制无论是在银行还是在政府都难以有效地建立起来。这是由于银行只是收付中介,而政府又难以对企业之间的交易活动进行干涉,甚至还容易被这种投机所形成的虚假繁荣而迷惑。
中图分类号：F0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21-0106-02
经济危机是指一个或多个国民经济或者整个世界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不断收缩，是资本主义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周期性爆发的生产相对过剩危机。《资本论》中有这样的叙述：“一切现实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发展的界限。”[1]而直接导致经济危机爆发的便是资本的本性，认识和理解经济危机及其理论是我们应对当代金融危机的必然选择。
一、《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阐述和分析
1.《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直接诱因分析
首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出了资本的本性是经济危机的直接诱因。那资本的本性是什么？正如我们所知，资本是一种可以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是一种能够生产钱的工具。资本家对于金钱的追求是无限的，也就意味着资本对于利润的追求是无限的，由此推动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但绝大部分的资本是掌握在资本家的手里的，留在劳动者手里的资本会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减少，劳动者的购买力会随之变弱，这样一来商品卖不出去，资本就无法运转，随之而来企业就会闲置生产力，这样便导致了危机的爆发。
其次，由于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导致的社会生产的增长超过了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资本所有者卖不出去产品就不能给员工发工资，这样购买力就会更弱，陷入一种恶性循环。正如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很快就超过消费。结果，生产出来的商品卖不出去，所谓商业危机就到来了。”[2]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产相对过剩，即消费者有购买意愿却没有购买力，就是说这种生产过剩不是生产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社会实际需要的一种绝对意义的过剩，而是相对于劳动者的无支付能力的一种过剩。
2.《资本论》中关于经济危机理论的根源说明
经济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是生产社会化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这对基本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竞争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是两个长期并存的规律，这两大规律作用的结果便是生产力的盲目提高和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会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高。它内在地要求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以使得整个社会再生产能够顺利进行。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各部门各企业之间及生产和消费之间不可能建立起有利于经济良性运转所需要的适当的比例关系。因此，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尖锐的矛盾就产生了。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就是单个企业生产活动的有组织性同整个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单个企业的生产，在资本家或其人的统一指导下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而整个社会生产却基本上陷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比例的失调，特别是生产与需要之间的比例的失调，是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的结果，也是引起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二，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快速增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所有资本家在高额利润的驱使下都拼命发展生产，加强对工人的剥削，其结果是使劳动者有支付能力的需求落后于整个社会生产的增长，商品卖不出去从而造成生产的相对过剩，这是引起经济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
3.《资本论》中对经济危机的发展趋势的分析
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只要制度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这就决定了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危机常爆发于资本主义的繁荣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各种矛盾极其尖锐。危机首先会在某一环节或者部门出现，然后蔓延开来。危机之后是萧条阶段，这一阶段矛盾有所缓解，生产不再继续下降，失业问题也有所减少，但社会购买能力还是十分低下，社会经济呈现出一种停滞状态。这一阶段过后市场情况有所好转，生产开始逐步回升，经济开始复苏，在复苏阶段，市场开始扩大，经济开始回升，随着生产的不断扩大，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也会逐步加快，进入周期高涨阶段，这是整个资本主义经济呈现出一片繁荣。但这种繁荣只是短暂的，随着社会生产的扩大，各种矛盾会再次尖锐，下一周期的危机就会随时爆发。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危机是周期地重演的，危机与危机之间的间隔表现了一定的规律性。
二、对于《资本论》中经济危机理论现实意义的分析
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对于当今经济危机具有极强的解释能力，同时对于当今我们如何应对经济危机也有着现实的意义。
1.当今世界，生产过剩仍然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本质。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而后席卷全球的这次经济危机破坏力极其强大，究其本质，仍然是生产的相对过剩。较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只不过是把问题从供给方转给了需求方，从表面上看表现为有效需求过于旺盛，但透过表面现象从本质上看则是房地产业的生产过剩，是由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为了缓解房地产业出现的生产过剩，通过“透支”来刺激消费者以实现扩大需求的目的，使一些不具备还款能力或者信用低的人通过透支来满足自身的过度需求。这样一来，随着生产能力的扩张，消费也进一步膨胀，从而出现了不负责任的廉价信用所导致的房地产过度膨胀的恶性循环。这也正是马克思经济危及理论对于时下这场经济危机的解释。
2.经济危机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每次危机都使生产倒退几年甚至几十年，给资本主义世界带来灾难，危机使社会财富遭到巨大破坏。只要资本主义制度存在，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就依然存在，而经济危机的爆发也是随之而存在的。美国盛行借贷消费，这种消费实质上是社会大众的“相对贫困”与“绝对贫困”而导致的社会购买力的日趋萎缩，而资本为了获取更多利润，就会生产出远远超过大众购买能力的消费品，为了将这些“剩余产品”转化成利润，他们又会再生产出许多金融衍生品，以销售给那些购买力日渐萎缩的民众。这恰恰是《资本论》所强调的生产的无限扩大与大众购买力萎缩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可以这么讲，只要这种“透支消费”不停止，经济危机就随时可能会爆发。
3.当今的经济危机仍然会周期性的爆发，虽然政府会采取一些干预措施，包括对经济危机的某些调解和福利政策等使得危机爆发的具体情况有所变动，危机爆发的周期性各个阶段也不像以前那么明显，但危机仍然是周期性爆发的。
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性需要研究周期性的原因和周期长短的原因。危机周期性的原因，要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运动变化中去寻找。这一矛盾以波浪式的状态贯穿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始终。这一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后产生了经济危机，然后再通过对生产力的破坏强制地缓解了这一矛盾。一次危机过后，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其基本矛盾又会逐步被激化起来，另一次危机便不可避免。至于周期长短的原因，二战前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还没有占统治地位时主要是由固定资本的更新周期决定的，因为它的更新是周期的物质基础,这样必然会引起对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需求量的大增，生产资料生产就会得到恢复和发展。由此一来就会增加就业以提高劳动者的购买能力和扩大消费市场，从而促进消费资料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因此，资本主义经济走出危机需要的物质条件就由固定资本的更新为其做好了。同时，下一次经济危机的物质基础也会因为它引起新的一轮的生产过剩的贮备待续。固定资本更新的周期是决定资本主义经济周期性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为经济危机的间隔时间创造了物质基础。
通过上述分析，对于如何消除危机我们就有了一些建设性的主张，就像马克思所说的：我们要破除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度而实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按照社会需求有计划地调节社会各生产部门，统一地组织与管理全社会的生产，校正社会财富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问题，对产品实行按劳分配。只有这样，生产关系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保证社会化大生产按比例协调发展，以便从根本上消除生产过剩的根源。
参考文献:
当人们进入21世纪以来，由于全球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因为计算机信息技术发展的推进下，人们正在朝着信息社会时代进步。在以前近两个世纪以来，因为无线电、铁路、电视、电话、电影、内燃机、喷气式飞机和微电子技术的研发及作用下，加快了世界经济的进步，并有效改进了人们对生产和生活的方式。在以后的百年当中，人们的经济和社会或许会有非常大的改变。而值得人类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不断研究的课题有很多。比如经济学家普遍关心的本世纪的世界范围经济发展的格局、全球经济化逆变、世界主治贸易体系、政府因为经济的综合管理及分散化管理、数字经济管理及人力资源开发的管理资源。
美国的经济从发展角度而言，大多依照先进的计算机技术，拥有这个经济命脉的后盾，使美国成为了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我国的科技飞速发展，知识经济不断兴起，人们正在这场日益竞争的环境下经历着全球性科技革命。
一、当代经济与计算机网络发展的关系
1.计算机网络快速发展加快网络经济的出现与发展
最近20年以来，计算机技术创新可谓是十分迅速的。美国大型计算机通过40年的发展才产出10多万台；小型机用了20年的时间就产出了100多万台，而微型机仅仅在10年时间产量竟然高达1000多万台。而由于计算机网络的出现与发展，互联网被研发出来后就以暴跳的速度迅速蔓延。
现今流行且时尚的网络经济或网络经济学，单指内容而言，实际是Internet Economy或Internet Economics ，它是一种特殊的信息网络经济或信息网络经济学，指的是经过网络执行的经济活动。这类网络经济是经济网络化的必然结果，它是同电子商务密切相关的网络产业，不但包含网络贸易、网络企业、网络银行和其他商务性网络活动，还包含了网络设备、网络基础设施和产品以及各种网络服务的建议、生产及提供等经济活动。
2.当代经济的发展对计算机网络再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计算机网络加快网络经济的发展，同时，随着电子货币、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等发展，对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技术再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不但需要强化网络建设，通过TCP/IP来创建一个多功能的公共通信服务的网络互连，加强web功能；还应强化相关软件技术的研发，以切实达到构筑新形态商务活动应用环境的要求，比如xml技术、Java技术和组件技术等等。并且，网络安全问题对电子商务等活动构成了极大的影响，这就需要加快网络安全建设的进程，快速创建全面的网络安全体系，将数据进行加密，创建各类认证体系，以便网上交易等一系列活动可以安全准确的进行。
3.当今计算机网络技术与当代经济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实体
由于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与当代经济的进步，二者已经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实体。在如今的经济范围里计算机网络技术已经成为了经济发展的前沿工具。比如创建在网络平台上的数据分析库、应用和统计等等。当代经济也是网络经济能够生存发展的最基本的要求之一。两者的发展相互并存，互相激励。
二、以计算机为中心的信息技术革命仍将继续
现如今，全球都处在信息的高速公路上，这是一项创世纪的工程，它不但会成为全球的神经中枢，还会让人类居住的地球如同一个拥有高智商的“大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势呢？这是因为：首先，预计以后20年，半导体芯片集成度每18个月翻一倍，被叫做“摩尔定律”的发展局势还会继续。而与其相较量的处理技术让计算能力每两年提高一个数量级，到2006年计算能力已提升到每秒千万亿次级。其次，信息产业已变成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据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全球电子产品市场形式已提升到1.3万亿美元。再次，互联网和电子商务急速加快了脚步。全球互联网用户由1996年不到4000万户变成现在的2.6亿户，据有关数据表明到2005年底已经超出10亿用户。以后的10年，全球国际贸易可能会有三分之一经由电子商务达成。
三、计算机网络发展对当代经济的影响
世界信息网所引起的涟漪效应已经超出网络的范围以外，而且已经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引起了一波又一波新的浪潮。这不是媒体业界所遭遇的巨大影响，也不是人际通讯的新奇物品，而是经济结构的全新转变，和整个社会框架的改变。
在国际贸易上，贸易大国都很关注知识产权维护，“电子数据交换”又推进了全球厂商达成信息服务一体化的目标，而电子商务的推进更是引发了国际贸易的机制彻底的变革；在国际金融上，电子金融服务等“虚拟银行”正在取缔许多传统的银行，银行同客户之间的交易会更多的使用电脑、电话、自动柜员机（ATM）等电子技术手段进行，并且，电子金融期货交易也正式运行；在国际投资上，网络金融正在吸收更多的全球投资者，他们正在尽可能争夺新一轮有利的国际投资地位，并把国际投资的重点目标引导了新兴市场尤其是东南亚市场，这些发展让传统的投资模式发生转变。
四、充分利用、发展计算机网络，促进当代经济更加繁荣
1.推动计算机技术发展，适应经济发展需求
计算机技术的应用已经普及到生活的所有角落，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形式，可以说是20世纪最关键的科技创新，它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几乎融入到每一个经济部门，并且经济的发展也需要计算机技术的更快进步和创新。因为由于网络经济的进步，电子银行、电子商务、电子金融等的深入性发展，一系列网络和计算机问题随之显现，比如多媒体传输问题、网络安全和网络速度问题等等都有待解决。这些都需要我们继续推动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以便达成经济发展的要求。
2.企业要关注自身网络的建立，开拓新的营销渠道
由于网络用户群的扩张，互联网成为了商机无限的关键市场，各企业应该关注网络营销的新形式，创建自身的网络系统。近年来更多的企业开始加入互联网，就连过去不看好互联网市场的微软公司也在1995年底突然觉醒，总裁比尔・盖茨提出了“我们要全力拥抱并拓展因特网”。
近几年来，实力强大的企业都在开发内部网络结构。企业内部网络结构实际上是网中之网，不但可以独立成网，还可以连接国际互联网络，一题多解，优越性很大。内部网络结构对企业技术数据库、产品设计、研究开发、管理方式、工艺流程、市场营销、技术反馈、售后服务等，会发生无法预测的影响。
3.重视人才培养和教育
网络经济建设的基础是人和电子工具的紧密合作。作为一个庞大的社会体系工程，网络经济所涉及到的人才包括所有方面，有数据标准化建设和处理、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海关、贸易、税收、工商、交通运输等多种行业。网络经济目标的扩展、确定、组织规划的实现都是在相应的经济环境、技术环境和人文背景下通过各类人群共同确立的。离开电子设备目标、规划、组织的研发者或缺少这类的人才，网络经济是无法运行的。网络经济是当代信息技术利用的产物，没有一定实力的技术人才是无法办到的。网络经济的具体运行过程是商务实践、商务理论与电子工具的有效组合，也需要很多实施网络经济的综合型人才。
可是，网络经济人才的培养当前还是个薄弱环节。发达国家已经开始注重并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我国当前对这个问题也引起了充分关注，并积极加大关注这方面人才的培养和教育。
4.完善法律法规保障
网络经济的发展加快了社会变革，为社会经济的进步提供了条件，并且也引起了一系列新的社会关系，造成许多以前社会发展中没有出现的问题。法律是社会关系的协调者，法律的进步总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约束。国家当前已经明确地感觉到传统的法律在处理新型的信息技术所造成的社会问题时的滞后性。所以创建良好的法律环境，是网络经济持续发展的另一重要保障。
当前，网络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法律问题主要有：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电子交易的安全性问题、电子合同的法律保障、个人隐私保护问题、电子数据交换的法律支持等等，以上都急需制定一些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网络经济的正常发展。
【中图分类号】F014.3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ki.rmltxsqy.2016.20.004
2007年8月，美国爆发了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临危之初，各方不以为意，认为不过是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再一次触底。而当这次危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击垮了美国第五大投行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对冲基金，美国花旗、摩根大通、美林证券等金融机构亦宣布出现巨额亏损，雷曼兄弟等投资银行轰然倒闭并迅速向全球蔓延时，经济学家们才意识到，这是继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面对此次经济危机，我们不禁反思：第一，资本主义经济周期的魔咒真的无法打破吗？为什么无法打破呢？第二，资本主义自诞生发展至21世纪，为何危机的规模不减，反而更加来势汹汹，如同风暴海啸一般肆虐呢？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的由来与表现
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界定有两种：广义来说，当代资本主义是指“二战”结束后的资本主义；而狭义上则指20世纪70年代初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本文采用的是后一种界定。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描述、批驳生动形象而一针见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剥削劳动、列强掠夺弱国就是资本主义的源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的原因，不外乎生产资料私有制和生产社会化矛盾带来的生产过剩、资本家剥削剩余价值导致大众贫困、资本家追逐利润造成的商品价格偏离价值规律等。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的爆发原因均是如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金融危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呈周期性爆发。
总体而言，战后繁荣结束后的资本主义有三大新变化：即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全球经济虚拟化，显而易见，这三大变化导致资本主义的不平等问题日益严重、经济出现停滞的趋势、泡沫经济和金融危机频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地位被动摇等一系列危机。作为典型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2008年金融危机是接近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涨等危机性质的系统性危机，其规模之大、牵涉之广、影响之深都堪称历史之最。既然资本主义经济周期在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仍无法避免，我们不妨从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着手，来探究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阵痛为何如此之痛？
新自由主义化。1980年是资本主义新旧经济周期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政策出现了一大重要的变化，即自20世纪80年代里根总统推行至2007年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完全建立起来。顾名思义，经济自由主义意味着政府应该置身于经济领域之外，即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问题。新自由主义的主要特征为：清除商品、服务尤其是资本在全球经济内自由流动的障碍；政府不再扮演引导和调控经济的角色；国有企业和公共服务私有化；削减政府的社会福利计划；向累退的税收政策转变；从劳资合作转变为在政府帮助下的资本单方统治；以自由放任的竞争模式代替大企业间合作式竞争模式。当代资本主义的新经济自由主义化，一方面为经济增长放松了政策管制，另一方面也使得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制约，而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也印证了，相比于新自由主义的积极作用，其缺点与不足的破坏性影响更加深重一些。
我们之所以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济自由主义化为“新自由主义化”，原因在于，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上曾出现过经济的自由主义化。回顾资本主义的经济自由主义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当时美国的金融部门基本上没有监管，从而出现了过度投机和大量的金融欺诈。金融系统内的危机传染力迅速而强大，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股市旋即崩盘，银行系统在几年后亦随之崩溃。银行系统的崩溃很快便传递到实体经济，随着大萧条的发生，人们普遍认识到：没有监管的、过度自由的金融是造成大萧条的主要原因。自此之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对经济自由主义化有些敬而远之了。20世纪40年代后期，二战后的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完成了构建，其特点在于：在多个国家乃至世界体系内进行积极的政府经济调控，并完善了福利制度，建立了重要的劳资合作，并在大企业间实行合作竞争模式。由于政府角色显著变化而形成的历史性突破，战后体制往往被称为“调控的资本主义”，或称为“国家资本主义”，其积极作用一直持续到1973年。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了“滞涨”的现象，通货膨胀、经济停滞与高失业使得人们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失去了信心，因而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社会积累结构，由于其主要特征类似于大萧条前的“自由市场”版本的资本主义，因此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即本文指出的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变化之一。
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主义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随着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人们对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渐渐淡忘，随着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政党等竞争对手对资本主义的威胁也渐渐消退。因而，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新自由主义化卷土重来，为2008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发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见，实体经济在新自由主义模式内的可持续发展前景并不明朗。诺奖获得者经济学家斯蒂格里茨（2016）更是直言，对于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的共识已经终结：“在西方过去30年来一直处于统治地位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已奄奄一息。”
金融深化。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金融化是其发展的一大特征；而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随着金融化的加深，我们亦将这一变化称为金融深化。金融化可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重心从生产到金融的长时间的转向，其特征是：第一，金融利润在总利润中的比重越来越大；第二，与GDP相比，债务越来越多，美国金融化的鲜明特点就是债务规模扩大；第三，金融、保险和房地产（FIRE）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上升；第四，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层出不穷。作为资本主义长期趋势的金融化，受到过战后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结构的制约，在20世纪8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开始重构时得到松绑，而新自由主义化实现以后，就给金融化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传统经济理论认为金融市场的扩张、金融资产种类的增多，提高了经济效率，从而为金融化提供了理论支持。阿罗和德布鲁（1954）认为金融资产是对未来可能现金流的索取权，所以可以针对预期的经济状态提前改进资源配置，从而做出更加安全、收益更高的投资选择。弗里德曼（1953）则认为由于价格是建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之上，当价格偏离正常水平时，投机者有利可图，进入市场，买入或卖出，价格会恢复到市场所决定的正常价格，因而弗里德曼认为投机行为是稳定因素，从而打消了人们对金融投资行为的顾虑。
通过金融市场的运行、公司行为（债务融资、非金融公司新股发行等行为）以及经济政策的推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进展迅速。1957年美国制造业占GDP的27%，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只占13%。到2008年，情况反转，制造业比重跌至12%。而金融、保险和房地产比重升至20%。资本主义金融化固然提升了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部门的重要性，将收入从实体部门转移到金融部门，但也导致了收入分配不平等加剧，薪资停滞现象的出现。通过2008年的金融经济危机，可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的不利影响还是很大的，其在宏观上导致实体经济增长放缓，金融脆弱性加剧，并激化了分配问题，使得金融化可持续性遭到质疑。
此外，在当代资本主义阶段，金融化有了互联网助力，互联网金融出现，资本虚拟化严重，各种金融产品、金融衍生品更加繁多而复杂，大众广泛投资，经济实力欠佳的不惜背负债务去参与，因而又产生了债务驱动型的消费与投资。在金融深化之后，仍然缺乏对金融市场的有效监管，短期利率政策工具不奏效，金融公司行为模式仍缺乏社会责任。金融膨胀虽然能在短期内刺激经济增长，但长期来看，也会产生更大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马格多夫和斯威齐（1988）认为如果出现金融全球化，不可能进行全球金融监管，因而迟早会停滞的生产基础上的金融上层建筑的爆炸，可能导致规模相当于20世纪30年代的大崩溃。而且很不幸，他们的预言成真了――金融深化后，各种债务、次贷循环往复、层层叠加，经济泡沫泛滥，最终导致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
资本虚拟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化。资本虚拟化是指在较为发达的市场经济体制下，与实体资本相对应的虚拟资本的出现，且其种类不断演化，数量不断膨胀，并与个别实体资本逐渐脱离关系的过程和趋势。由此可知，资本具有“双重”形式，一是真实资本，即工厂库存、设备以及生产出来的产品，二是虚拟资本，即真实所有权凭证所产生的金融所有权结构，如金融市场上出现的股票、债券、期货以及其他金融衍生品，都属于虚拟资本的范畴。资本虚拟化是社会信用制度发展的结果，其前提是货币的虚拟化，即货币逐步摆脱了自身具有的价值，向完全虚拟化的价值符号的趋势发展的过程。初级形态虚拟货币的典型代表为商业票据和银行券，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设立本国的中央银行，统一发行的以国家信用为基础的法定货币（即法币）的出现是货币虚拟化程度的进一步加深。在货币虚拟化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资本虚拟化，离不开社会信用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股票、债券和金融期货等虚拟资本的产生和膨胀必须以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的存在为基础。基于企业与投资者之间信用关系的股票、债券等，在银行信用的介入和证券市场的发展的推动下，呈现出相对独立的运动规律，甚至成为另一种独立收入的源泉，虚拟资本最终得以形成。
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得货币的虚拟化进程在全世界范围内展开，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则使得货币最终与黄金脱离联系，成为完全虚拟化的货币形式。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下，随着信用制度的高度发展，世界各国金融化自由进程推动了资产证券化和金融衍生工具的大规模创新，加之互联网金融的发展助力，引起了虚拟资产的高速膨胀，这就是本文所提出的资本虚拟深化现象。由于金融工具的大量创新和互联网金融带来的交易方式的变革，使得整个金融市场更加扑朔迷离，在看似光鲜亮丽的繁荣外表下，实则暗藏着巨大风险，危机四伏。
马克思认为，只要经济活动的目的是在金融领域内的“虚拟资本”增值，而不是真实资本在生产领域的积累，就是纯粹的投机形式。而在经济新自由主义大背景下，这种投机行为很容易导致虚拟资本膨胀，而虚拟资本的大规模发展和膨胀正是全球经济虚拟化的基础。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就是由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这两种虚拟资本所引发。这些次级抵押贷款和次级贷款抵押债券就是资本虚拟深化的典型产物，通过复杂的证券化技术，一笔资产可以有双重甚至多重存在，一笔资金也可以有两种甚至更多的运动过程，它们具有资本的形式，却可能没有资本的内容，但它们仍是可以自行增殖的资本。
因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虚拟资本与实际资本有着本质的区别――虚拟资本本身不具有价值。在金融动荡时期，它们既可能有高于其所代表实际资产价值数倍的价格，也可能大幅贬值到一文不值的程度。而本轮金融危机，就是由于参与虚拟经济部门的投资具有低门槛、低成本以及高流动性等特征，导致大量货币流向虚拟经济部门，从而造成社会整体经济普遍繁荣的假象，贷款抵押债券等虚拟资本规模亦急剧膨胀，价格不断攀升，并放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市场的繁荣表象刺激了人们对虚拟经济的投资，虚拟资本价格不断膨胀而形成经济泡沫。由于大量资金被投入到投机易，实体经济部门的投资出现萎缩，当两个部门的投资比例失调超过一定限度，人们对资本市场的预期会发生逆转，实体经济资金链条也会出现问题，因此虚拟资本价格迅猛下跌，导致金融产品、衍生品价格泡沫破裂。由此可见，虚拟资本会对宏观经济产生重大影响：一是虚拟资本的存在和发展使得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资本约束大大缓解；二是资本虚拟化促进银行资本本身的虚拟化；三是资本虚拟化引发“泡沫经济”等市场经济运行中的新问题。
金融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全球经济虚拟化依然不会与实体经济相脱离，起始于虚拟资本的金融经济危机，也会对实体经济产生很大影响。在金融危机爆发的初期，首当其冲的是虚拟经济部门，大量金融机构亏损甚至倒闭，从而导致金融从业人员的大量失业，货币流通和信用机制遭到严重破坏，人们对整个金融系统的信心被摧毁。随着时间的推移，虚拟部门的危害向企业等实体经济部门及全世界蔓延，从而对整个国家和全球经济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以至于现在全球经济仍恢复乏力。
中美如何面对经济阵痛
美国的应对策略。次贷危机爆发后，由于全球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金融虚拟经济衰退很快传递到实体经济，并迅速从美国波及到全球的资本主义国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为全球的金融经济危机。美国作为此次危机的最初爆发国，经济环境受其破坏也是最为严重的，因而其应对危机的策略也至关重要。美国救市的特点如下：
第一，美国采取的是严格意义上的救市行动，直接给金融市场注血――向大型金融机构注入大量现金。资产的大幅贬值导致金融机构的自身价值大幅缩水，金融机构获取充足流动性以兑现其诺言，满足客户取款要求的唯一方法只能是变卖资产。如果金融机构不得不以减价出售的方式处理其资产，导致的结果是存款人获得一个较低的支付。更有甚者，如果大量金融机构同时卖出资产，抛售压力会进一步压低价格，迫使金融机构释放更多资产，由此可能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为了尽快遏制住金融危机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不得不给金融市场注血，以阻止大型金融机构的破产。
第二，美国过度依赖债务。众所周知，美国采取的是“卯吃寅粮”的债务依赖型体制，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债务的增长速度更是快得惊人：2008年，美国国债上限是10.61万亿美元，占美国GDP的70%；2009年，美国国债上限为12.10万亿美元，占GDP的84.1%；2010年，情况更加恶化，美国债务上限达到了14.29万亿美元，而美国当年的GDP仅为14.62万亿美元，债务占GDP总额的98%。凯西研究所董事长凯西表示支持美国违约，理由是如果不违约，美国未来好几代人都需要不断偿还当下美国人欠下的债务。而一旦美国通过美元大幅贬值或是其他方式进行违约，如此庞大的债务规模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危机。
第三，美国QE（货币量化宽松）政策转嫁危机，使得全球经济雪上加霜。QE（Quantitative Easing），即量化宽松政策，量化是指扩大货币发行量，宽松是指减少银行的资金压力。在QE政策下，美国向市场投放了大量货币，同时也筹集了大量的铸币税。此外，量化宽松政策还引致了美元的大幅度贬值，从而使得美国外债大幅度缩水，支持了政府扩大财政支出，但同时也引起了全球初级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量化宽松政策除了通过全球物价上涨和美国债务价值缩水对全球经济产生直接影响外，还会通过进出口贸易对其他国家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因而，虽然量化宽松政策对美国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但同时也对原本就脆弱的全球经济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中国的应对策略。在2008年金融经济危机中，西方世界风雨飘摇，很多投资银行等金融机构纷纷倒闭，而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国大型金融机构均没有遭到流动性冲击，在2011年，中国GDP还超过了日本，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因而，在应对本轮金融经济危机时，中国采取的不是严格经济学意义上的救市行动，因为，从严格意义上说，中国并没有发生金融危机，只是受其影响。所以，中国采取的应对策略也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大相径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是中国进行应对的主要手段。
其一，与美国不同，中国并没有给金融市场注血，而是给实体经济注血――制定了四万亿投资计划，通过政府投资刺激内需。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通过外贸出口的传导影响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即美国对中国商品需求的减少导致中国外贸出口的锐减，致使中国沿海一些省份的外贸出口型产业遭到重创。一些出口型工厂破产，农民工失业。为了尽快遏制住由外需的进一步恶化所导致的需求减少，中国政府出台政策给实体经济注血，增加内需以阻止一些工厂的破产。四万亿的投资政策主要是用于加大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对“三农”的补贴以及对地方和民间的投资，同时辅以产业结构的调整，强有力地保持住了中国的实体经济。
其二，中国减持美国国债以降低损失风险。近年来，中国相继购买了四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间接地支持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同时也给了美国在利率上“动手脚”的机会，这虽然让中国如鲠在喉，但也让中国利剑在手。由于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而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中方为了防止其长期性经济衰退并抵制美国量化宽松政策，中国已连续多年减持美国国债。2014年，中国先一次性减持2500亿美元国债，同年9月，又抛售了800亿美元国债，此后也一直在抛售，截止到2016年7月，中国共抛售了美国国债1万多亿美元，仍为美国国债最大的债权国。
其三，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调整和升级。此次金融危机的发生，是因为美国金融创新中出现的虚假操作和金融衍生品欺诈，以及美国的低储蓄率和过度消费造成的。保全金融机构，最稳妥的方式是从金融监管领域着手进行，而直接进行大量的注资，治标不治本，是不利于金融机构长期发展的。因而，中国金融市场发展战略的调整是更加明智的。中国的金融改革要坚持市场配置金融资源的改革导向，要从深度、效率、可获得性与稳定性这四个维度来衡量金融发展。一方面，金融业要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要加强金融监管，实现我国金融风险整体可控，使我国金融体系禁得起经济周期性变化与结构性变化的双重考验。
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阵痛还能治愈吗
通过上文面对经济阵痛的中美政策比较，可知我国并未发生金融经济危机，且中国防御危机的政策更加明智稳妥，这首先要归功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在政府的宏观调控下，未曾出现金融失控现象；在抵御经济危机的政策上，面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我国致力于对本国实体经济的支持，实行供给侧改革，未对其他国家、全球经济产生负外部性，更显大国风范。而当代资本主义的三大变化――新自由主义化、金融深化与全球经济虚拟深化，又一次将资本主义世界带入经济阵痛的深渊，美国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救市政策何时能明显奏效也尚未可知，可见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仍不明朗、前途未卜。这表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旧体制已经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建立新体制，而在新旧体制之间，将是一个较长的、充满不确定性和巨大动荡的时期。或许，当资本主义制度被彻底改变之日，就是它的经济阵痛治愈之时。
（山东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李梓旗是本文的第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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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通过对马克思思想中关于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经济哲学的研究，从而吸取马克思经济哲学中有价值的东西，应用于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
关键词 ：马克思；经济哲学；当代意义
中图分类号：B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4-0037-02
一、关于经济哲学定义的探讨
关于经济哲学，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这个提法就频繁出现于我国的哲学和经济学文献中。有人认为经济哲学是“处于哲学和经济学的交叉地带”，所研究的内容是各个经济形态的“共有的、基本的规律和问题”。然而，与此相反者则认为，经济哲学“不是经济学和哲学相结合所形成的交叉学科，而是一门部门哲学。所谓部门哲学，就是对世界的某一部门或某一领域的哲学问题的哲学思考”[1]。在这两种表面看来截然不同的观念之外，还有一种似乎中立的看法：“经济哲学是用哲学方法研究经济问题，或用经济学方法研究具有哲学性质的经济问题的一门学科。”[2]所谓经济哲学就是经济学的哲学，是对经济生活和经济学进行哲学反思的一个学科门类，旨在通过经济学和哲学的联盟，发挥两门学科的优势，对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社会存在和发展问题进行整体性的综合研究。西美尔认为，包括经济学和货币学在内的任何经验性学科，上下两端都靠哲学支撑，没有这样的支撑，经验性学科难以成为自身。上端者指学科起步时的逻辑前提，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人性自私论、天赋人权论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论就是这种情况。下端者指经验事实意义和价值性质的解释。经济学能够用经验的方法确定和描述基本事实，如我国目前的贫富两极分化现象。但是，这些现象仅仅是经济行为主体活动的结果，经济学没有能力回答这些问题，非要回答，只能像加里·贝克尔的“经济学帝国主义”一样在哲学面前出丑。他在其代表性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中不知天高地厚地说：“经济学的分析方法高于和优于边沁、康德和马克思的方法。”[3]
二、对马克思经济哲学的认识
经济哲学的兴起是经济学和哲学相互融合和范式变革的产物。马克思是将哲学与经济学相结合的典范，他既重视经济学的研究，也重视哲学的研究，他留给后人浩如烟海的文献，奉献给人类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
首先，马克思所研究的经济哲学既非单纯的经济学也非纯粹的哲学，而是在融合了两者基础之上而形成的一种客观性与主观性相统一的全新科学，它打破了当时的一些哲学家和经济学家考察经济问题的方法。马克思首先对唯心主义经济哲学的思想进行批判，这在他最初的经济哲学研究成果《哲学的贫困》中就有着充分的体现。他批评蒲鲁东从普遍理性出发建构经济学的哲学体系，把经济范畴视作“不依赖实际关系而自生”[4]的思想不过是一种先验的唯心主义的经济哲学。而马克思所要实现的是关于经济学要能够真正揭示现实经济生活的本质和规律，必须跳出哲学的圈子研究经济现象，这是一种蕴含着从经济现实、物质生产出发的唯物主义经济哲学思想。同时，他还对机械唯物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思想进行了反思，这使马克思意识到，经济哲学要走出“在表面的联系内兜圈子”，对“最粗浅的现象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误区[5]，就必须突破以往的理论，冲破思想障碍，敢于进行理论创新。
其次，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相统一的，他分别从物与人的角度，充分体现出了人类对世界的两种基本态度和价值取向。科学性强调客观性和事实评价，人文性强调主体性和人文关怀，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的对象，无疑是“现实的人”[6]。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既是“社会关系的总和”[7]，又是能动的、有价值、有理想追求的主体。因此，经济哲学要研究“物”，也要研究“人”，应是科学性与人文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既反对从所谓“纯粹的客观性”或单纯的技术理性模式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他认为这种做法撇开了主体的人，而且缺乏对人的地位体现，把人降低或等同于“物”；同时，他又反对从抽象的人、人性、人道主义出发考察经济现实的做法，认为这种做法抛弃了客观的物，只能使人成为虚假的主体和片面的“道德人”。所以，马克思经济哲学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既能够揭示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和人类社会历史本质的同时，又能够把它们视为以人的生产实践为基础的过程。
再次，马克思经济哲学的思想侧重于从实践角度表述主客观关系，是决定性与选择性的统一。决定性就是承认人类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是有自身规律可循的自然历史过程，肯定了客观世界和其规律的必然性及其对人的制约性；选择性即承认社会历史及其经济运动又是历史主体的人有目的的活动过程，肯定了主体的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认为作为历史主体的人一身兼任“剧中人物”和“剧作者”双重身份[8]，因为人类社会历史和经济运动的规律是通过现实的人的有选择的能动性活动而得以实现的。人的实践是联接两者的中介，正是在实践基础上，两者达到了辩证的统一。经济哲学研究的目的之一，就在于通过对经济现实的理性考察，为发挥人的自主能动性提供理论根据，因此它应当从决定与选择的统一角度研究作为客体的世界与作为主体的人之间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
最后，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是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统一，这是马克思经济哲学研究中又一个基本的方法论思想。马克思的经济哲学不仅仅从经济现实出发，而且在研究经济现实中进行哲理性的分析推论，并从中引出世界观、方法论的结论。同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哲理的分析的过程中，融入经济的实证，使之有根有据，而不是流于形式的空洞思辨和抽象演绎。马克思在创立经济哲学之初，就批判地审视了当时的经济理论，反对蒲鲁东用先验原则、抽象哲学理念投射经济现实，认为这只能导致“可笑的哲学”[9]；又批评一些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停留于纯粹经济事实的肤浅表述和实证归纳，认为他们不从经济关系的社会历史性考察、深究经济现象的本质，导致了他们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固定永恒的规律的唯心史观结论。纵观马克思的经济哲学思想，其哲学与经济学在相互交融基础上达到了辩证统一。马克思的经济哲学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既是社会的、历史的、哲学的经济学，又是经济的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
三、研究马克思经济哲学的当代意义
经济哲学在我国发端于哲学界的呼唤，但实际上也是经济学界的需要。正处于机遇与挑战并存的中国，面临经济发展、制度转型、走向世界过程中一系列棘手的、复杂的、整体的、深层的问题，迫切需要经济哲学的发展。就实践意义而言，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急需理论的正确指导，而中外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似乎滞后于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因此，经济哲学在我国具有深厚的生存土壤，同时也具有光明的发展前景。
首先，虽然由于时代的巨变使得马克思那个时代的经济哲学研究无论在形式上还是内容上都与现在这个时代存在极大的差异，但是马克思当年从客观性与主体性相统一的角度研究经济哲学的思路和方法，仍能为我们从事当代经济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启迪。在此，不妨借用马克思的一句名言，经济哲学要想成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就必须“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0]。同时，我们还要充分发挥每一个主体特有的主观能动性，打破陈旧的传统观念，解放思想，积极创新，与时俱进。
其次，科学性与人文性辩证统一的经济哲学方法，有助于我们研究经济全球化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经济增长、转型、变化和发展的现状、历史和未来趋势，从而立足于科学的实证经济学，从客观世界中认识到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理解人的价值需求、人生的现实性、时代的变易性、社会生活的真实性等，从而为确立与之相对应的人格模式提供客观依据。与此同时，也有助于我们研究人在当代社会中的自身价值，从而运用科学的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达到自己的愿望和要求，最终实现人的生存意义。
再次，借鉴马克思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相统一的方法来考察当代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有助于我们制订新世纪现代化战略决策，走出“超越论”和“循序论”误区，立足于“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研究诸如中国与世界体系的联系与交往中，经济的调整、重组、改革、开放等关系；又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创造性，在历史的决定性与选择性的交错点上“抓住机遇”，切实把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做好。同时，也有助于我们走出“人类中心论”或“生态决定论”的两极，进而深入研究诸如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与自然成本、生产效率、物质生产、人口生产、精神生产等等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
最后，借鉴马克思经济哲学中实证归纳与理性概括的相统一的方法，研究和建构当代中国经济哲学。一方面，在探讨诸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全球化等具体问题时，运用世界历史理论、社会形态论加以理性抽象；另一方面，在研究的社会结构论、形态论、本质论、动力论等基本理论时，根据世界、中国的社会经济变化现状和趋势，以及新科技革命、信息革命等理论加以验证。最终，在融合两者特征的基础上，创建能够指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经济哲学理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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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加里·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19．
〔4〕〔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40，149.
〔5〕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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