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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权利限制的界限
按照康德的理念，自由的个人是引导其实现自我生活方式的最佳人选。为了实现自由，人们需要行使权利。但并不是所有权利的行使都是绝对有利的，许多选择对他人甚至自己有害。很多时候，两种同样合理合法的权利会发生冲突，必须做出一种选择。费因伯格拒绝将权利依据价值高地而排出位阶。在他看来，权利是个人对于正义的表达和选择。这样的选择不可能仅通过对比其基本价值而以命令的方式下达给偏好各异的人们。因此，他明确地拒绝以“爱”、“怜悯”或“神圣义务”为理由而取舍权利，认为这样做将会违背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如果允许克制一个人的权利，也就是赋予立法机关对于善的选择以特权。”［6］但是除了像费因伯格一样的极端自由主义者，大部分学者还是赞成限制权利的，因为事实证明，个人权利的无限制行为将会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权利和自由。但是关于权利限制的标准也是各陈一词。有人认为，关于权利的冲突和权利的限制，最主要的就是区分哪些权利绝对不能侵犯，哪些权利优于其他，哪些权利可以适当进行限缩。一般来说，对于国际人权立法中的“不可克减的权利”就是公认的无论以何种理由、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侵犯的权利。例如《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中列举的七项权利:生命权(第6条);禁止酷刑(第7条);禁止奴役和强迫劳役(第8条第1款和第2款);禁止因欠债而被监禁(第15条);禁止有溯及力的刑法(第15条);被承认在法律面前的人格(第16条);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第18条)。另外，也有人将宪法和普通法对公民基本权利与一般权利的划分作为不能侵犯和可以限制的依据。这样的方法将所有权利进行人为位阶划分，把权利分为上位法和下位法，以达到保护较优权利，化解权利冲突的目的。但其实不妥。划分“不可克减权利”与可克减权利的依据是属于公法的国际法，而国际法的主要参与者是国家，也就是说这七种不可克减权利主要是针对国家而制定的义务。但是我们所谓的权利冲突，更多是从一种私法意义上来讲，是平等法律主体之间权利与权利的冲突。苏力先生在其《“秋菊打官司”的官司、邱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一文中提出，当两个权利，特别是非物质性权利发生冲突，“尽管当事人无恶意伤害他人，但事实上有或没有过错地造成了伤害，这种伤害应该由谁承担责任，承担多少责任，什么才是恰当和必要的限制。”［7］对此，他的解决方式是:当权利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高位阶权利(如反映公共利益的言论自由权)，因此而牺牲较低位权利(如私人权利的肖像权)也无需予以赔偿。因为社会必然有风险，总得有人来承担风险的损失或代价。“将这种代价通过法律转移给他人来支付，或许是可以的，有时甚至是必要的。”［8］苏力先生认为这种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念是美国经济学家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思想的核心，即避免更大伤害或实现产出最大化，认为这是其对法学的最大贡献之一。那么这种权利配置效率观是否具有普适性?
三、法律经济学与科斯定理
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一开篇就指出，在分析产生“公害”及其类似工商业企业行为时，传统的做法就是要求企业对其引起的公害给予损害赔偿。但这种做法不一定是合适的。因为一旦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了损害，人们便常常会不由自主同情“受害者”。但实际上权利并不绝对，权利和权利之间存在交叉重叠，在这种情况下严格界定和保护其中一种权利并不意味着界定和保护了另外一种权利。如果我们不事先假设哪一方的权利更重要，就会发现无论法院支持哪一种权利，都必然会损害另一种权利。“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9］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法律的本质都是利益的分配，并且是基于国家强制力的利益分配，与私人意思自治的利益交换不同。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技术性因素，而是制度性因素。制度经济学作为法律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为实现法律制度的效率最大化提供理论依据。传统古典经济学假定“理性人”，即每个人都能按照成本———收益原则进行最优选择，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然而实际上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加上市场信息的不完善，人不可能成为“理性人”，此时制度的产生与完善降低了不确定性，减少了交易成本，将人的有限理性所带来的风险降低。正如科斯所言:“在一个重新安排法律体系确立的权利需耗费成本的世界上，法院在处理妨碍的案件中，实际上是在决策经济问题和决定种种资源如何利用。”［10］科斯在其文章的最后部分，将传统经济学的生产要素分配转化为权利配置，并得出如下结论:“显然，只有得大于失的行为才是人们所追求的。”但是由于“理性个人”为基础的经济学前提下，社会安排的选择并不简单等于个人选择的叠加，依据权利的相互性和利益的分配，现有制度的变化在使得某些人受益的同时，也不可避免的让另一些人处境恶化。无论是市场调控还是政府管理，每一项机制的变化都会产生成本，我们应当考虑总的效果。［11］可以看到，即使科斯定理开创了新的研究方向，但是直接将其运用到权利冲突中仍然是略有不妥。首先，科斯将法院类比为企业，忽视了两者的差别。企业相当于一个理性个人，以营利为目的，自负风险。但法院不需要负担盈亏，但却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因此法律考虑的不仅仅是法院自身的司法执行，而是对于社会公众在规则选择时付出的机会成本。冲突权利配置效率观没有也无法推广到社会全部领域，特别是难以估价的精神领域。其次，平衡是法律的基本要求。在大陆法系，法官无权创设法律，只能遵守并运用既存法律。而现有的法律制度安排是多方博弈的结果，即使不完美不合理，一旦破坏也需要耗费极大的社会成本来重新达成平衡。而现存的制度一般规定，除特殊情况［12］外应该保护既存的合法权利，侵害方承担赔偿义务。这明显与苏力文中支持的牺牲既存的肖像权的观点不符，与权利配置效率观不符。可以说，《秋菊》剧组仍应该承担疏忽大意的责任。最后，不能忽视的是，经济学分析的前提是所有竞争对手天然平等，并通过自由竞争实现优胜劣汰的资源优化配置。而在法律世界中，不能草率的贯彻优胜劣汰进行权利优化配置，因为矫正社会分配不公、保护弱者更是法律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片面追求效率目标是无法实现的。［13］
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学校的法制教育遇到了许多的新情况，研究和探讨这些问题，对于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以及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一、职业学校加强法制教育的重要性
1.加强法制教育是新时期依法治国策略的要求，是弘扬法治精神的基本途径。
依法治国策略需要树立全民的法制信仰，全民的法律意识水平是一个法制国家的重要标志。因此，通过对职业学校学生的法制教育，向全社会输送具有法治精神的社会成员，可以使整个社会逐渐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和法治环境，弘扬法治精神，为实现法治国家奠定坚实的基础。
2.加强法制教育是社会对现代化技能型人才综合素质的需要。
职业学校培养出来的技能型人才，专业知识固然重要，但是法律知识同样不可或缺，否则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免不了遭受失败的厄运。因此职业学校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学生综合素质，才能培养出社会认可，能适应现代化社会的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技能人才。
3.加强法制教育是职业教育的现实状况决定的。
职业学校的学生素质越来越令人担忧，学生学习差，内心有严重的挫败感，冲动叛逆，还有一些学生已经在社会上混迹多年。这些学生的个人情况相当复杂，进入职业学校之后得不到正确的引导，就会产生仇视一切的心理，个别学生还会外化为极端行为甚至违法行为。
4.加强法制教育是减少和预防青少年学生犯罪，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青少年学生违法犯罪呈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呈低龄化、团伙化、智能化、凶残化等新的犯罪特点，严重危害了社会的安定和谐。因此职业学校应是预防青少年学生犯罪工作的重点区域。学校的法制教育是青少年学生学法、知法、守法、减少犯罪的最有效的途径。因而应利用学校教育的优势进行法制教育，从而维护社会稳定和谐。
二、加强职业学校学生法制教育的对策探索
1.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使职业学校学生接受系统的法制教育。
目前很多职业学校开设法制课程，以此对学生进行法制教育，但该课程主要以法律的具体规定为主要教学内容，忽视对学生法律素质的培养，法制教育的效果不甚理想。因此，一要落实法律课程教学，使学生系统地学习法律知识。教学决策部门应及时建立科学完善的法制教育课程体系，在内容上针对不同的专业开设不同的法制教育课程，如民法、刑法等可以作为对学生进行常规普法的内容；会计法、税法等可以作为财经类专业必修的法律，等等。这样，学生除了进行了法学基础知识的学习之外，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了与职业有关的法律知识教育，使法制教育适应了学生的内在需求。二要在其他学科教学中渗透法制教育，深化法制教育。寓法制教育于其他学科教学当中，通过学科渗透对学生进行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的教育，促使学生知法、守法、用法和护法。
2.积极探索法制教育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高法制教育实效。
目前在职业学校，法制教育的形式仍比较单一，而法律是理论性、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应把教学重心放在素质的提高上，使学生养成较强的法制观念和良好的守法用法行为习惯。为此，要努力探寻富有实效的途径和方法：一要努力提高法律课程的教学效率。增设教学活动课程，采用案例教学法，选用社会治安、学生违法犯罪等与青少年联系密切的案例，引导学生运用已学过的法律知识进行案例分析，教会学生从法律的角度思考社会问题。二要在校内开展学法用法实践活动，充实法律课程教学内容。这是最有效的途径，如利用课余时间组织学生开展模拟法庭审判活动，开展法律知识竞赛、辩论赛、演讲比赛，举办各类违法犯罪图片展，举办法制教育专题报告会，出法制教育专题墙报等形式多样的法制教育，既丰富了校园生活，又对学生进行了经常性的教育和熏陶。三要“请进来”，借助外部力量齐抓共管。如邀请司法专业人员到学校开展法制教育系列讲座；邀请正在服役的少年犯到学校来现身说法，以铁的事实、血的教训，提高法制教育的效果。四要“走出去”，让学生亲临其境，感受法律威严。如组织学生到法院旁听开庭审理案件，参观少管所、看守所、戒毒所等，以其亲眼所见、切身感受告诫学生做遵纪守法的好学生。
3.完善和充实素质教育理论，把提高法律素质作为学校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我国素质教育理论中，与其他课程相比，法律素质仍然得不到足够的重视。法律素质是指个体通过法制环境影响和法制教育训练所获得的、并按照法律要求自觉地规范自己行为的内在稳定的特征和倾向。当前，在法律已经遍布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今天，法律素质已经成为个体社会化所必须的基本素质。然而目前，学校的素质教育仍没有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不重视对学生的法律素质的培养。法律素质教育是社会、教育和人的发展的共同要求和必然选择。因此要加强法律素质方面的理论研究，明确法律素质在个体综合素质中的地位和作用，完善素质教育理论。在职业学校素质教育活动中，要逐步把提高学生法律素质作为重要内容，要使学生认识到法律素质是自己所应具备的素质中的重要内容。缺失了法律素质就是不全面、不完善的素质。应把提高法律素质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内容，使充实完善后的素质教育理论深入人心。
4.提高从事法制教育的教师的综合素质。
目前大多数职业学校没有专门的法制教育机构，教师也大多由德育课程教师兼职，他们的法律理论基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既影响了法律基础课程的教学效果，也影响了法制教育的成效。针对目前职业学校法制教育课程教师的情况，职业学校一是应积极引进具备高素质的法律法律专业教师，充实法制教育师资队伍，保证学校法制教育课程的有效实施。二是应大力鼓励现有法制教育的教师通过进修、培训的方式，提高自身的法制素质，同时不断地提高思想政治素质、职业理想和道德水平。总之职业学校教师不仅要深谙学校教育规律和青年学生的成长规律，而且要具备比较系统的法律学科知识和较高的法律素养，学校应根据自身条件培养一支综合素质高的法制教育教师队伍。
5.营造以法治校的氛围，努力建设良好的法制教育校园环境。
二、分析高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
据有关研究表明，目前高等院校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违法犯罪现象，占社会刑事犯罪的比例持续上升。近几年，青少年群体犯罪占社会刑事犯罪的70％~80％，其中高校大学生犯罪约占比例为17％。综上所述，各高校大学生存在法律意识淡薄、缺少人文素养等现象，显然，高校的“象牙塔”不再平静，高校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行为存在问题。
1.大学生对依法治国的基本精神缺乏较为准确的理解和把握。
依法治国就是依照体现人民意志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法律治理国家。在研究调查中显示高校大学生对法律的民主基础还没有十分明确的认识，只是将“法律”作为一种实现统治的工具，比如，部分人支持“法治”，抵触“人治”，但受到传统人治观念和现实中某些“权大于法”现象的影响，往往认为法律只具有工具价值而非目的价值。
2.大学生有感性的法律意识，缺乏理性的法律意识。
法律学具有较强的学理性，要求学生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理论基础掌握得越好，处理和面对生活中的法律问题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找到解决方法。就像，大部分学生都知道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但是什么是宪法，宪法的具体精神和内容却知之甚少，在讨论宪法内容时就流于表面的文字内容，而无法想到作为一名公民的权利及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关系等诸如此类的关键问题。
3.大学生有被动的法律意识，欠缺主动的法律意识。
某些高校校园内的法制宣传内容多数是以描述违法犯罪的案例及其处罚为主，从而使得大学生认为只要自己不违法，就无需学法的错误结论，甚至有些大学生在权利受到侵害时选择了沉默。守法教育固然是法制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还应加强提高大学生的法律意识和自我权利的积极行使，这样才能提高法律教育的针对性，才能使他们自觉遵守法律，主动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利，对立法、执法和司法进行有效的监督，促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目标的早日实现。
三、高校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课外培养
目前，我国高校大学生对法律基础课不太予以重视，虽然高校本科均开设了《思想道德与法律基础》课程，但课时数较为有限，短时间内要想大幅度地提高大学生的法律知识水平及法律意识是较为困难的，因此开展大学生法律意识的课外培养是十分必要和有意义的。
（一）注重法律信息引导，积极开展法制课外实践活动，使高校大学生形成良好的法律心理
高校可以通过思想政治教师联系二级学院的方式，针对大学生比较感兴趣的社会法律热点问题开展讲座或者班级讨论，学生们可以搜集和参考相关资料，了解时事热点，通过对时事政治的关注了解了相关法律信息，而且逆反感较少出现。通过这种方式，大学生可以自己去辨析判断法律的实质，法律是否无用，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没有缺陷等问题，分析判断的整个过程，将有利于塑造高校大学生良好的法律心理。高校在采集法律事件的相关信息过程中，应挖掘隐藏在那些反面信息背后的内容，做出有利于形成大学生良好法律心理的法律信息引导。高校也应积极开展法制课外实践活动，例如听法律专家讲座进行普法教育，开展明确主题的法制讨论会、演讲、“模拟法庭”、专题论坛等活动，以及旁听一些典型案件的庭审，让学生在主动参与和耳濡目染中得到教育，提高法律意识，形成良好的法律心理。
（二）课外多渠道地传播法律观点，全面提高高校大学生群体的法律意识。
1.从校纪校规方面传播法律观点。
（1）民主地制定
高校校纪校规。要建立健全大学生品德教育和法律教育相关的管理体系，并且让制度得到落实，更好地服务高校教育，提高高校大学生思想道德水平。在现代信息多元化的时代，在制定与大学生切身利益相关的校纪校规时，有必要听取各方的意见，特别是大学生的建议，同时还应组织他们参与相关的制定过程，这是依法治校的需要，也是高校管理民主化的体现。
（2）审查高校校纪校规内容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高校教育的宗旨是把大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高素质创造性人才，在制定校纪校规时，应该从大学生的整体利益出发，平衡大学生个体利益和学校利益之间的矛盾。而制定好的高校校纪校规应该通过校方、专家、教师和大学生等各方人士审查，审查校纪校规内容上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并对错误的地方予以纠正，这样才能使依法治校真正成为可能。
2.利用高校大学生相关法律社团来传播法律观点。
高校的教育质量是与大学生课外实践活动的参与程度成正比的。很多国内的高校都设立了相关的大学生法律社团，由于受法律信息来源及大学生对法律信息理解程度等因素影响，法律社团传播法律观点时容易出现信息偏差，各院系应组织社科部、团委、学生处等积极的响应，并及时给予指导和资金、行政等支持。另外，高校还可以引导大学生法律社团组织开展相关的法律实践活动，例如组织大学生参与社区志愿者服务工作、旁听公开审判、参观监狱等活动，或者组织大学生利用假期开展社会实践调研活动，包括社会治安问题、物业管理纠纷问题、家庭关系纠纷问题等，让大学生通过参加校外法律实践活动，实实在在地树立起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法律观点。
3.完善高校学生申诉处理环节中的法律观念传播工作。
2005年，我国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有关学生申诉处理涉及5条内容，表达比较简单，可操作性有限，对此许多高校都自行制定了有关学生申诉处理的实施细则。这些实施细则制定的公正与否，对申诉事件的大学生及参与人员今后的行为态度将起到一定的暗示效应，他们相信在公正的规章制度做出的结论也应该是公正的，这种信念上的暗示作用有利于形成大学生平等、正当、适用的法律观念。如果做到高校申诉处理制度的更好完善，需要注意以下三点：
（1）设立具有代表性和客观性的高校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
该申述处理委员会应独立于高校的行政管理机关，组成成员应具备良好的法律素养和中立公正的态度，较强的逻辑推理能力，能客观地对待情感情等。申诉处理委员会成员应由法律专业人士，校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法律教授代表、相关领域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等按比例组成，但学校主要负责人、涉案相关部门负责人不得参与。
（2）校内申诉程序公开化。
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在审理各事件过程中，应该公开、公平、公正地对审理信息进行公开，做到不暗地操控。同时，处理事件的时候要注意听证和规避制度，并做到公开审查结果。
（3）明确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的权力。
赋予学生申述处理委员会一定的变更学校原处分决定的权力，其复查决定才更具权威性，这也是依法治校精神的必要体现。
二、掌握旅游法规的基础知识
旅游业的主要法规依据较多，如:宪法，合同法规制度，旅行社管理法规制度，导游人员管理法规制度，旅游业务管理相关制度，旅游投诉法规制度，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旅游出入境管理法律法规制度，旅游资源保护法律制度，娱乐场所管理法规制度等等。这些法律法规对旅游业和从业人员起着严格的规范约束作用，学习它们就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这些法规的学习，应让学生熟练掌握:法的本质和特征，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国家机构体系，公民的基本权利、义务;合同法及基本原则，合同的订立、履行及效力，合同的终止、解除与违约责任;旅游社的分类、设立条件、申报审批程序、经营范围，旅游业务的经营规划;对游客合法权益的保护，消费者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侵权应该承担的后果;对旅行社及其分支机构的监督、检查、管理以及质量保证金制度，出境旅游的管理;导游人员的执业、从业资格、条件，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工作中的计分、年审管理及等级考核制度，从业时的劳动合同、劳动保障和劳动争议处理;业务管理中安全、出入境、交通、食宿、娱乐、资源等的管理制度;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文物的保护;旅游纠纷的解决途径，旅游投诉的受理与处理。如果我们的导游熟知旅游法律法规，就知道游客的要求不合法，也知道怎么样去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因为根据《导游人员管理条例》的规定，导游人员进行导游活动时，其人格尊严应该受到尊重，其人身安全不受侵害。导游人员有权拒绝旅游者提出的侮辱其人格尊严或违反其职业道德的不合理要求。
在我国现行的法律教育体制中，各高校采取的主要教育模式是在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程中向学生传授一些浅显的法律理论知识，严重缺乏实践教学环节，法律实践能力得不到正确锻炼，无法满足大学生日益增长的对法律知识的渴求。针对上述情况，笔者以西安市某高校在校大学生为对象，采用无记名问卷调查的方式，就大学生法律素质的现实状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和分析。本次问卷调查对象为高校全日制大学本科生，采取随机抽取方式共发放1000份问卷，回收900份，其中有效问卷780份，有效回收率达到86.67%，按照性别、就读年级、政治面貌和所在院系进行调查，满足了问卷分析的基本要求。本问卷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情况，第二部分是高校学生对法律知识和法律素质的认知程度分析。问卷根据百分比来表示问题的回答程度，最后对获取的数据作出事实分析和价值判断，为大学生提高法律素质和高校制定法律素质教育方案提供合理化建议。
2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问卷情况及分析
大学生法律素质认知程度调查分析大学生法律素质的认知主要包括对法律规范、作用、体系的认知，法律按照立法程序被制定实施，成为一种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强大武器，维系社会关系的和谐稳定，是培养法律素质的社会基础。从一般意义上说，法律素质的内涵应当包括法律人的职业素质和普通民众的基本素质，它所体现的是认识和运用法律的能力，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在法律知识层面对相关法律规定的熟悉;二是法律意识层面尊崇敬畏法律、树立守法意识;三是法律信仰层面将法律尊为至上行为规则，这是对法律素质要求的最高阶段。当然法律素质的层次是一个渐进过程，一般要求普通民众所具备的法律素质就是能够熟悉并遵守法律规范。关于“当前规范人们行为的准则”选项，大学生选择“伦理道德”(48%)超过“法律规范”(34%)，其次是“家庭教育”(13%)和“风俗习惯”(3%)，“”最低(2%)。由于我国数千年来深受儒道思想为主的道德伦理文化的影响，内在的道德约束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深刻，但伦理道德竟然超出法律规范达14%，此现象需要我们关注并认真思考道德和法律的内在辩证关系和法律普及教育存在的问题。即大学生对法律社会作用认知单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律从根本上体现人民的意志，反映我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在保障社会安定和惩治犯罪上，应当而且必须依靠法律强制作用来保证实施。然而法律的社会作用不止于此，我们实行依法治国目的在于保障每个公民的合法权利，不断提高公民的法律素质，通过高层次的法律引导来促进公民遵守法律，做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我国已经建成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针对大学生对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了解程度的问卷调查中，大学生了解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达到66%，然而不了解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人数也占有很大比例，了解和知道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学生占到98%，这是令人欣慰的。针对了解和知道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大学生，本问卷又针对宪法深入设置了几个问题:我国的根本大法、我国宪法宣传日、我国宪法修改次数，我国宪法规定的国体与政体等问题。从问卷调查反映的情况来看，没读过宪法文本的比例高达52%，完全不了解宪法的比例也高达9%，说明我国大学生对我国根本大法宪法文本内容严重缺乏了解和学习。从上述比较细致的调查中，不难发现，当代大学生法律素质现状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也确实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对于大学生自身而言，自我性格缺陷和学习内容欠缺是形成这些问题的内因。而高校在法律普及教育中，教学目标教条化、教育内容陈旧化、教学方法单一化以及专业师资队伍不稳定等问题，是大学生法律素质问题的重要外因所在。
二提高大学生法律素质的途径
根据高校法制教育的特点，笔者认为法律素质教育必须树立创新意识，从自身意识、教育模式、校园环境三方面着手。
1加强自身法律意识教育，实现知行统一
大学生提高法律素质，不仅要贴近现实生活掌握基础法律知识，而且要重视自律，提高自身法律意识，这种自律的核心就是实现日常行为与法律规范的统一。一方面，日常行为活动对大学生而言是一种自律与他律的结合，而更多时候需要通过自律来实现。如果大学生自身能够树立正确合理的法律意识，就能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活动。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加强法律基础知识学习，用法律眼光客观认识日常生活中的他人行为，能够有秩序地生活;加强自我保护，学会健康守法的日常行为方式，自觉抵制各种侵权行为;通过法律学习加强自我反省，经常反思自己的日常行为，提醒和告诫自己在日常行为中要以法律为准绳，不能随意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通过自我教育，树立正确的法律观念和法律意识，培养良好的行为习惯。
2改革法律普及教育模式，提高教育质量
大学法律普及教育要根据各高校实际教学状况和学生接受程度合理安排。学生可根据自己的专业性质及个人兴趣选择相关专业法律进行学习，如可根据理工科学生特点加强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学习，根据经管会计专业学生特点加强商法及经济法相关法律制度学习，以拓宽法律知识面。师资力量较强的学校还可开设法学辅修专业，让有精力、有条件的学生接受系统的法学教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丰富教学内容，结合社会热点法律事件，从现实生活中广泛猎取案例，进行案例评析和讨论，激发和调动学生学习法律的浓厚兴趣。同时采用灵活的教学方法，在老师指导下，组织学习实践活动，如法制讲座、旁听案件、模拟法庭、法律知识竞赛、法律辩论赛，让大学生能切实体验法律、感悟法律，内心真正接受法律、信仰法律。
跟“法理学”一词密切相关的是“法哲学”。在英语世界，法哲学或者法律哲学一般指法理学的同义词。“法理学”一词在英语中通常的意义大体相当于“法律哲学”。根据《不列颠百科全书》:“就法律哲学和一般哲学具有某种必然联系或一致性而论，‘法律哲学’这一用语可能引起误解”;“只有将这里所称的哲学从它的最非专业性和最广义的意义来解释，‘法律哲学’这一名称才不是用词不当。”〔12〕一些学者努力区分“法理学”、“法律哲学”和“法律理论”，但一般来说这些词语都是可以互换使用的。〔13〕《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哲学的解释是:“过去常被用作狭义上的法理学的同义词，并且被视为法理学的一个分支，即它是用哲学的观点来检验法律或者将哲学的方法适用于法律问题，例如法律的定义和性质，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法律与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法律所要达到的目的，服从法律，法律概念和词语的解释，法律推理的本质和效力等等。法律哲学必然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联系密切，或有所重迭。”但是在欧陆国家，法哲学与法理学这两个词一般是明确区分的并且有不同的表达方式和含义。英语“法理学”的用语在欧陆国家一般并不使用。这些国家一般采用诸如“法哲学”、“法的一般科学”、“法的百科全书”或者“法的一般理论”之类的用语来表示。〔14〕在中世纪，拉丁语“法学”一语，也以jurisprudence之构成，溶入到法语之中，用来表示“法学”、“法律解释”、“判例”等含义。随着近代法观念的出现，在法语Droit和jurisprudence的基础上，结合拉丁语词根Scientia(表示“知识”、“学问”、“科学”)，又形成了法学、法律科学、法学、法律科学等词。在中世纪末期，以拉丁语jurisprudentia为词根的德语jurisprudenz(法学)和既表示权利，又表示法律，还表示权利与法律之学的recht就已经出现。正是在研究jurisprudenz和recht的基础上，历史法学派代表人物创造了法学、法律科学一词。〔15〕相比之下，“法哲学”一语出现得比较晚。虽然法哲学就其内容来说，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即已经存在，但是其名称却直到18、19世纪才逐渐盛行。据学者考证，德国的克乌一词的缔造者。〔16〕可见，法哲学一词在欧陆法学中也是经历了一定发展之后才确定下来的。至于法哲学究竟是哲学还是法学的一个分支，有学者以为:“法律哲学是法学而非哲学的一个分科这一命题，大体上只是指19世纪中后期，尤其是现代来说的，在此以前一般就不适用了。”〔17〕固然，19世纪中期之前的不少哲学家把法哲学甚至法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德语世界，法哲学依然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如考夫曼认为:“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不是法学的子学科。但人们也不可将法哲学视为(一般)哲学的一个特殊种类……法哲学与哲学的其他分支相区别，不在于其有什么特殊性，要害是，它以哲学的方式去反映、讨论法的原理、法的基本问题，并尽可能给出答案。通俗地说，法哲学是法学家问，哲学家答。因此，一位训练有素的法哲学家必须兼通法学和哲学两门学问。”〔18〕另外，德国《布洛克豪斯百科全书》对法哲学的解释也证明了这一点:“法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科，它以一定的方式，有系统地从事法律和哲学的一般原理(意义和目的，起源和效力)。法哲学在伦理学、逻辑学、认识论、心理遗传学、社会人类学、理智理性的观点之下和在历史观点之下研究法律。然而，它是以一种抽象推理的或凭借经验获得的公正观念为基础的。撇开法律观念，法哲学就成为纯粹根据经验进行比较的‘一般的法律学说’，成为‘形式的法学逻辑’或研究法律的逻辑结构(形成，继续发展，内在解释)的‘法学理论’”。〔19〕国际法理学和法哲学会刊《法律与哲学》指出:“法哲学意味着对法律进行的具有法律知识内容的哲学思考，或说是根据哲学的观点和方法进行的法律分析。”〔20〕法哲学用语自产生后在北美洲、拉丁美洲和亚洲广为传播。〔21〕日本学者穗积陈重当年在翻译rechtsphilosophie时，嫌“法哲学”译法的形而上学气息过浓，而译为“法理学”。受其影响，中国人最早接受的也是“法理学”一词。台湾学者洪逊欣认为:“关于法及与法有关事项根本问题之研究，似应以‘法哲学’命名之。但在详察之下，余认为:‘法理学’之名辞，至少在现代吾国，仍为最允当。盖在我国古籍中，殊未见有‘法哲学’一词。”〔22〕洪氏亦自承认，“法理学”之名辞所指学问，实质上系外国学者所谓法哲学。他对法理学的界定是:“法理学系社会哲学之一特殊部门，乃综合研究关于法本身及法学认识活动之根本原理者也。”而法理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为:法价值理念之探究、法概念之确定及法源之研究、与法学尤其法科学研究方法之检讨三种。〔23〕综上可见，法哲学概念的使用地域色彩很浓。在这个用语的域外传播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文化和法律传统的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理解，德语法哲学用语用法的初衷已经不同程度地被改变了。
法律科学
“法律科学”也是个与法理学相关的用语。在英语世界，人们最早可以找到的一本主要研讨法理学内容的著作是阿莫斯(Amos)的《法律科学》。而20世纪初期一些法学家的论述也有采用“法律科学”的名称。并且此时“法律科学”一语已经占据法理学讨论的前沿。法理学在英国曾经一度被认为是分析法学，“法律科学”一语此时亦被认为实质上相当于“分析法学”。而德语之“法学”或者“法律科学”意即对法律之内在结构及其更为广泛概念的分析。〔24〕德语中与法理学相当的jurisprudenz就是法学，就等于德文中之Rechtswissenchaft。〔25〕不过，随着社会学法学的兴起，上述研究进路已经不能满足法学家们对法律科学采取经验主义研究的需要。因此，在法律科学一语的旧的用法(即法律规范和概念的分析与综合)基础上，形成了新的用法，即指对人的社会行为研究的经验科学。还有一种观点对法律科学的理解较为宽泛。如当代芬兰法学家阿尔尼奥(AulisAarnio)认为，法律科学的家族包括法教义学、法社会学、法的历史研究和法的比较研究。〔26〕《牛津法律大辞典》对法律科学的界定是:“有时称法律的科学，或广义上的法理学。指从哲学的、历史的、比较的、评注的和其他各个角度对法律的和有关法律的发展、变化、制定、评注、运用的系统化了的和经过组织加工了的知识。同其他科学一样，它主要有二大分支，即纯法律科学或理论法律科学……;应用法律科学……。”《牛津法律大辞典》还把法律科学的主要学科划分为7个部门，即法学理论和法哲学;法的历史和各法律体系的历史;法的比较研究;国际法;超国家法;各个地方可以被确认为独特体系的国家和国内法;附属法律的学科。在当代法学研究背景下，“法律科学”一词被赋予了更为广泛的内涵。其实，在以前，“科学”一词乃是一个冷峻的拉丁语用语。而“哲学”则是个热烈的希腊语用语。如今这种热情已然消退，只有很少人还在尊崇“哲学”，而更多的人推崇和钟情使用“科学”。〔27〕然而，法律之与科学相系，法学是否及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科学?其实，这个问题早在16世纪就被哲学家们和法学家们考究过。“当时一般科学学说的状况，自然对法学中的讨论不无影响。随着科学学科的不断专门化，虽然这种影响不是必然地失去了意义，的确失去了不言而喻的性质。”〔28〕法学的科学性之争端，首先源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科学概念。围绕着法学的科学性，人们看法各异。如法国《拉鲁斯大百科全书》的界定:“法学是关于法律的制订、实施、研究及教育等领域的各种科学性活动的总体。……法学确实是一门科学。”〔29〕法学显然不会是一种类似于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这一点已经成为当代西方法学家的一种共识之见。对于法学的学科属性，学界依然有不同看法。如德国法学家科殷认为:“概括地说，人们将必须把法律科学称之为实践的人文科学，称之为应用的人文科学，它接近各种社会科学。”〔30〕意大利学者VittorioVilla则认为法律科学介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31〕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此问题亦有一定的研究。国内学界有一种强有力的观点，将法学主要定位于社会科学，试图努力推动法学的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推动法学与其他诸多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研究。〔32〕不过也有学者认为，〔33〕法学的主流与基础是规范法学，正宗的法学是规范实证的法学。规范法学是作为职业知识的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是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法学，即社会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实际上是什么”;而(新)自然法学所要研究的是“法应当是什么”，因而具有人文科学的属性。在当前中国法学现状及背景下，这种观点较为令人信服。可以说，法学首先以规范法学为典范，同时兼具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属性。
法律理论
二、基于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建议
（一）建立以核心能力为导向的教学方法旅游专业技术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体现不是具体的手艺，而是更多通过核心能力来展示，因此在教学中注意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实质上是对以教师的“教”为中心的传统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彻底的改革，而建立起以学生的“学”为中心的新型的职业教育教学模式的过程。但核心能力的培养必须和职业活动导向教学结合，站在学生一生职业规划的高度看待人才培养的方法，才能做到建立适合社会需要的教学。
（1）“合作学习”教学法在教学过程中把课题和项目任务交给学生让学生在完成课题和项目任务的过程自主的进行学习、主动地为完成项目任务而搜集和应用信息、探索和体验完成任务的学习过程，并且强调学生的学习要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团队学习，在团队活动的过程中去研究和解决问题，完成学习任务。在这样的学习中不仅让学生主动地学习到了职业技能和职业知识，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团队活动中培养了他们与人交流、与人合作的能力，自我学习的能力、收集和应用信息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革新创新的能力。
（2）游戏教学法游戏教学法就是以游戏的形式教学，也就是说使学生在生动活泼的气氛中，在欢乐愉快的活动中，在激烈的竞赛中，达到学习目的。“游戏教学法”是“游戏”和“教学”二者巧妙的结合体。旅游专业的学生需要的个性是外向型的，能积极主动进行协作的个性，这一教学方法的使用，让学生个性中与专业需求的部分得到了激发，学生完全投入其中，培养了学生解决问题和做出决策的能力，在专业能力上也为以后导游工作中组织旅游者游戏奠定了一定基础。
（3）行为引导型教学法行为引导型教学法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传授，老师将教学所要求的书本知识灌注给学生，把学生头脑当作是盛装知识的容器。行为引导型教学法是让学生的所有感觉器官都参与学习，因此，它不只用脑，而是用脑、心、手共同来参与学习，把学生的头脑当作一把需被点燃的火把，使之不断地点燃思维的火花。行为引导型教学方法追求的是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的过程中结合学生情感认知，培养的是学生的综合能力，学生成为教学过程的主体，所以在教学过程中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能积极投入到教学的环节中来。如“餐饮服务”、“前厅服务”“导游服务”教学过程中结合中职学生实际设计教学环节，培养学生实践操作特长（花卉、茶艺、音乐）、口头表达能力（导游讲解中的复述法晋升到讲解的练习）；最后给予成绩评定的教学过程。这样的教学方法迅速提升了学生对学习专业技能的兴趣，培养了学生自主学习和学会学习的能力，培养学生的交往、沟通、协作和相互帮助的能力。
（二）以职业规划为导向构建校企合作评价体系传统的应知答题模式在职业教育中不能解决学生技能培养、与人沟通协调，处理问题解决问题、与人合作等核心能力培养问题；而基于校企合作的评价体系能够注重学生综合发展能力的提升，依据学生就业规划、社会对旅游专业人才的需求进行全方位、系统的考核，最大程度提升学生核心能力。
（1）完善职业资格证书的考核体系从学生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开始设立考证计划，通过证书的考核来完善和检查学校各个阶段教学的绩效。第一至三个学期考取相关学历证书、导游资格证书、餐厅中级、普通话等学历和专业资格证书；第四至实习前根据学生自我规划可以考取出国领队资格证书、餐厅高级、技师资格证书、英语等级证书等各个方面的专业职业资格证书；核心能力特别强的学生甚至可以学习与专业相关的各个行业知识，比如酒店婚宴司仪等，丰富自己的就业能力。
（2）技能考核采取角色模拟方式进行考试过程中根据专业的性质，学生进行角色的扮演练习，角色模拟法是使教学内容剧情化、脚本化、让学生模拟剧中的人物，进入角色，体验职业生活，在角色模拟中学习知识，理解知识、掌握知识所采用的教学方法。角色的模拟一是培养学生正确地去确认角色，学会了解角色内涵；从速进入角色，圆满完成角色承担的工作任务，为学生进入未来的职业岗位及适应今后的变更，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二是结合专业领域的角色模拟进一步加深对其职业技能与知识的领悟，掌握的更加扎实。在学生进入角色的过程中，教师在旁实行观察，不加以关涉指导，根据事先确定的考核要求进行量化考核；考核结束后学生首先进行自我点评，教师根据社会要求和行业标准进行指导性的点评，点评的方向要以核心能力培养为指导，不仅仅是针对学生做的如何进行，更要考核学生整体发展方向中核心能力的体现。
本文认为，责任承担机制的设计，首先要考虑学生受伤能够获得必要的赔偿，其次在督促学校消除事故隐患的同时，避免让学校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归责原则就是确定侵权/，！/行为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一般准则。"它是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确定侵权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损害是否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1]按照我国侵权行为法的理论，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分为无过错责任原则、公平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原则。
（一）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排除
无过错责任原则，是指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其主观上有无过错，根据法律规定均应承担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侵权责任法》第7 条规定，行为人损害他人民事权益，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它是一种基于法定特殊侵权行为的归责原则，其目的在于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有效弥补受害人因特殊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这一原则的适用将严重地加重一方当事人的责任，各国的民事法律制度对其适用都作出了严格的规定。《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致人损害的，监护人承担无过错责任；用人单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致人损害的，用人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提供个人劳务一方因劳务致人损害的，接受劳务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承担无过错责任；机动车与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机动车一方承担无过错责任；因环境污染致人损害的，污染者承担无过错责任；高度危险责任中，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者，高度危险物品的经营者、占有人承担无过错责任；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他人损害的，生产者承担无过错责任；建筑物倒塌致人损害的，建设单位与施工单位承担无过错责任。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不属于我国法律明确规定应适用无过错责任的案件类型，因此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都不能适用无过错责任。"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本意在于促使行为人能够以足够勤勉谨慎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工作，尽量保障周围群众与环境的安全，以免对他人造成损害结果。"[2]在特殊的侵权领域，行为人的勤勉和谨慎程度不容易判断，过错也不容易判断，所以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即只要损害结果与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行为人就应当承担责任。但在学生公共安全事件领域中并不存在上述困难，一般来说，完全可以通过建立完善而严格的制度来对学校及其教师的职责作出明确的要求，因此，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学校而言，确实是一种过于严厉的责任规定。从境外关于学生公共安全事件的归责原则来看，没有一个国家确立无过错责任原则，要求学校必须对学生的人身伤害承担无限风险，各国普遍采取的观点是学校的有限责任论。要求学校承担过于沉重的责任，会造成学校的负担，会使学校丧失开展与素质教育相适应的教学活动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最终将损害广大学生的利益和我国的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无过错责任是以保险制度为基础，通过保险制度分配损害，法官和陪审员"只要知道哪一方面是有投有保险的事实，就会相应地影响到他们的判决。"[3]目前，我国的学校责任保险制度尚未全部建立，学校承担无过错责任的保险基础上不具备，要求学校承担无过错责任，既不符合国际惯例，学校也无法承受。
（二）公平责任原则的适用
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在当事人双方均无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法律又无特别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时，以公平考虑作为标准，根据实际情况，由双方当事人合理地分担损失的一种归责原则。对于公立学校而言，也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但是，在赔偿标准和范围内可以适当减少。因为公立学校是国家财政拨款，而且我国的教育经费原本就不足，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劣势，如果赔偿很多这势必会造成学校己经捉襟见肘的教育经费被用在无过错时的补偿中，使教育改革和发展在物质保障上更加步履维艰，这极大地违背了教育规律，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目的大相径庭。对于私立学校而言，其对学生的义务一般是高于法定义务的，故应按其承诺的义务承担责任，但这不是说私立学校就不负有法定的义务，如未成年人的受伤是在其承诺义务之外的，其仍应按法定义务承担责任，这也是学校这类公益法人所必须遵守的最低规范。学校承担责任，最终却由保险公司给钱，责任实际是通过保费的收取，由全社会来承担的。所以，适当给予受害学生补偿对于私立学校来说，并没有实质的损害，不致因承担责任而影响学校的教学、管理活动。我国一位学者认为, "公平责任可以在当事人之间合理分配损失, 维护当事人之间经济利益的平衡, 从而促进社会的安定团结, 体现了富者对穷者救济这一社会主义道德规范。"[4]
(三)过错责任原则的适用
《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
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第39 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在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中，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应区别对待，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应适用过错推定原则，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幼儿园和学校来证明自己对于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没有过错，如果幼儿园和学校不能证明自己对损害的发生没有过错，则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对于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发生的学生公共安全事件，应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学校存在过错时，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学校没有过错，就不必承担责任。过错推定原则时过错责任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适用，因此，从整体上看，学生公共安全事件所采取的归责原则是过错责任原则。
1．学校过错的认定标准
以过错作为价值判断标准，符合法律赋予学校保护学生的义务和学生的监护人委托学校对被监护人的教育、管理、保护责任规定，有利于学校履行其职责。对于学校来说，在此处，不管是公立学校还是私立学校，分析学校是否有过错，应当从实际情况出发，具体分析。法律上的主观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 故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导致危害结果的发生, 仍然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过失包括两种：过于自信的过失和疏忽大意的过失。过于自信的过失是指学校已经预见到自己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尚不到位，但却存有侥幸心理而认为可以避免，或者认为在短期内不会发生但结果却出现了学生公共安全事件。疏忽大意的过失是指学校应当预见本校的某些安全隐患可能导致学生会受到损害，因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结果导致学生公共安全事件的发生。在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中，学校因故意而造成公共安全事件的情况比较少，大部分公共安全事件是由于学校的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引起的。过错是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产物，在对学校主观方面进行确定时，有两种不同的标准。第一种是主观标准说，"主观标准是指通过行为人主观心理来判断其有无过错。倘若行为人主观上无法预见自己的行为将会发生的后果，那么他对该后果不负责任；相反，倘若行为人主观上可以预见损害结果，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5]采用主观标准说有利有弊，虽不致加重行为人的责任，但却会不适当地放纵行为人的某些责任。究其原因有两个：第一，主观标准说依赖于对每个行为人的预见能力做出科学准确的判断，这对法官、对相关当事人来说都并非易事。每个人的认识能力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是受到各自的智力状况、各自所处的客观环境、各自所掌握的业务技术与专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每个人对行为后果的认识能力不同，同样预见能力也各有差异。即便对于同一种后果，这个当事人能认识，但是对于另外的当事人就不一定会认识或预见到了。第二，主观标准说只注重行为人个人的预见能力，并没有考虑行为人应当预见的问题，也没有考虑行为人是否必须深思熟虑作出合法合理的行为选择来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因此会导致那些应该预见而未预见其行为后果的行为人被不适当地免除责任。综上所述，如果一些特定行为可以反映出对学生的生命和健康权利较为明显地不注意，可是因为行为人的认识能力和预见能力迥异，如果司法实务者不可以清晰地判定该行为人是否能够预见到其行为后果，就不能合理地认定行为人的过错程度，也就不能让行为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这种行为必然会纵容该行为人已经实施的加害行为，并使受害学生本来可以依法获得救济的权利受到侵害，这无疑给受害学生造成"二重侵害"。由此，我们主张对学校过错的认定应采用第二种标准--客观标准说。"客观标准则认为，虽然过错是一种主观活动，却要通过客观行为来判断，因此只能依据客观事实来认定过错。"[6]
之所以说客观说更符合实际，是基于两点考虑：第一，学校绝大部分是基于过失而对学生公共安全事件承担赔偿责任，采用客观标准检验这种过错更具有可行性与操作性；第二，学校是法人，若采用主观标准来确定法人的过错势必会牵涉法人的主观意思，法人是自然人的组合体，法人的意思与个人的意思不易区分，而且个人的认识能力受到各自所处的客观环境、各自所掌握的业务技术与专业背景等因素的影响，所以采取主观说来判断法人过错难度更大。
2．学校的注意义务标准
认定学校过错还应当以学校是否尽到相应的注意义务标准。认定学校过错责任应当以学校是否尽到教育、管理、保护的职责为准。首先必须要明确学校职责的来源。学校对学生在校期间的人身安全负有的教育、管理、保护职责，来源于《教师法》、《未成年人保护法》、《学生伤害事故处理办法》等法律的规定。学校是否尽到职责，应当以其是否履行了法定义务以及是否在可预见的范围内尽到了谨慎勤勉的注意义务为认定依据。方益权教授从"合理而谨慎的人"出发，提出"良家父"或"中等偏上标准说"的注意义务是较为科学的，从而对学校的过错进一步作出认定。笔者认为，结合学生的年龄、智力状况来认定学校的过错方法是切实可行的。在面对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学校所应承担的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的程度也随之不同，要区别对待。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所应尽的注意义务程度要高于限制行为能力学生，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学生的注意义务又要高于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学生。这一点在《侵权责任法》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侵权责任法》第38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责任，但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关于学校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责任承担是规定了过错推定原则，这主要是考虑到由于无民事行为能力学生心理和生理上的特点，难以对事故发生的情形准确地描述，如果按照"谁主张、谁举证"的一般举证原则来处理显然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一方有失公正。《侵权责任法》第39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责任。"《侵权责任法》关于学校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责任承担上规定了过错责任原则。相比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来说，学校对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注意义务程度要减轻了。这类学生具有一定的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具有额一定避免和消除相应危险的能力，所以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也就应在其所能辨认和控制的维度内承担相适应的法律责任。这样学校也就在相应的范围内减轻了自身的注意义务。
四、学校的补充责任
（一）补充责任的含义及基本规则
1.补充责任的含义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明确规定了安全保障义务人--学校的补充责任。
补充责任是指"两个以上的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同一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受害人享有的数个请求权有顺序的区别，首先行使顺序在先的请求权，该请求权不能实现或者不能完全实现时再行使另外的请求权的侵权责任形态。"[7]补充责任最大的特征，就是产生的数个请求权存在顺序的区别，权利人必须首先行使顺序在先的请求权；在行使顺序在先的请求权时，第一顺序的责任人不能赔偿、赔偿不足或者下落不明导致请求权不能满足时，才能行使剩余的请求权，以此来保障受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得以顺利实现。具体到学校而言，学校首先是负有安全保障责任的。安全保障责任是指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对消费者、潜在的消费者或者其他进入服务场所的人的人身安全依法 承担的保护义务，如果负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主体没有尽到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保义务导致他人受到损害的，要承担的赔偿责任。安全保障责任包括独立责任和补充责任。就学校而言，独立责任是指学校对自己管理范围内的各种安全设施疏于管理或者没有最基本的安全保障措施，致使学生遭受人身损害所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学校的补充责任即是指学校未尽到合理的安全保障义务，让学生在自己管理范围内活动的人受到第三人的侵害而产生的损害赔偿责任。在补充责任中，学生的损害是第三人实施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学校仅仅是没有及时有效地防止和制止这种侵权行为的发生，其直接的责任主体是实施侵权行为的第三人，学校仅仅是在"能够防止制止的范围内"承担责任。
2.承担补充责任的基本规则
第一，在补充责任的形态中，即构成直接责任与补充责任的竞合时，受害人应当首先向直接责任人也就是直接侵权行为人要求赔偿，直接责任人应当接受受害方的请求，承担侵权赔偿责任，满足受害人的权利要求。如果直接责任人承担了全部赔偿责任后，补充责任人的赔偿责任就不存在了，受害人不可以再向其请求赔偿，直接责任人也无权向其追偿，因为直接责任人才是真正的侵权人。第二，受害人在直接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或者赔偿能力不足，以至于不能行使第一顺序的赔偿请求权时，可以要求补充责任人赔偿来保障自己的合法权益。直接责任人没有能力赔偿的范围就是补充责任人需要赔偿的责任部分。换句话说，如果直接责任人赔偿能力不足，补充责任人只须承担直接责任人不能承担的赔偿责任；如果直接责任人没有赔偿能力，补充责任人就要承担全部赔偿责任。第三，补充责任人对直接责任人享有追偿的权利，这是在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后得到的法定的权利。补充责任人有权要求直接责任人承担其赔偿责弥补自己的损失。直接责任人应当满足补充责任人的权利要求，一旦有履行能力之际就必须赔偿补充责任人因承担补充责任而造成的全部损失。
综上所述，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是依据直接责任人的最终履行情况和实际履行能力。有可能是直接责任人没有履行能力时承担的全部赔偿责任，也有可能是直接责任人赔偿能力不足时的不足部分的赔偿责任。当然，这也必须与补充责任人的过错程度与应尽的注意义务程度相适应。
（二）学校承担补充责任存在的问题
《侵权责任法》第40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人员人身损害的，由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对于"相应的"补充责任，我们究竟该如何理解呢？第一种理解为"如果学校有过错，就应当承担由此的补充责任。"[8]第三人也就是直接责任人若不能承担责任或不能完全承担责任，学校作为补充责任人就要承担直接责任人的全部责任或者赔偿不足时的不足部分责任。学校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直接责任人追偿。但是，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中往往会存在这样一种情况，那就是直接责任人根本就没有能力承担责任时，那就只能由学校全部承担责任。学校在履行全部赔偿责任后，也没有办法从直接责任人那里得到追偿。这样对学校而言，是显失公平的。因为学校设立的宗旨毕竟是教书育人，传播知识与文化，这样必然会造成学校资金短缺以致无法正常开展教育教学活动。第二种理解是"让学校在其过错行为的限度内承担补充责任"。[9]这可能会与实际损害赔偿原则相违背。因为如果按照实际损害赔偿的原则，那么责任人的责任应该是明确的，即损失多少，赔多少。但是承担补充责任的基本规则，补充责任人要承担的补充责任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尽管法律明确规定补充责任人只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补充责任，但是还会与直接责任人的承担能力挂钩。若直接责任人毫无赔偿能力，那么学校必须在全部赔偿责任的基础上根据过错承担补充责任；若直接责任人有百分之三十的赔偿能力，那么学校需要在剩余百分之七十的责任上根据过错承担补充责任；若直接责任人有百分之九十的赔偿能力，那么学校只需要在剩余百分之十的责任上根据过错承担补充责任。
由此可见，按照这两种理解方式去追究学校与直接责任人的责任都有一定的缺陷，那么，究竟应当如何处理学校、直接责任人对受害学生承担的侵权责任呢？笔者认为，规定学校承担补充责任是考虑到了直接责任人实施的行为应当承担主要的责任和直接的责任，而学校主要是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不作为，这相对而言是次要的责任和间接的责任，这其中没有重视过错程度对责任承担所起的作用。
（三）过错轻重与原因力大小分析
在数人分担侵权责任的情形下，共同责任如何分担，有两个标准，一是过错轻重，二是原因力大小。其中过错轻重对于共同责任的分担起主要作用。在安全保障义务中的补充责任中，我们除了必须充分认识到承担补充责任的依据之一--过错外，还必须认识到学校的过错的不同程度，因为学校的过错程度不同，那么导致它承担的责任也会有所区别。
1.过错轻重
在共同责任轻重的过错等级上，一般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级为故意。故意所为的行为，是最重的过错，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是最重的。在故意中，直接故意的过错程度重于间接故意。第二等级为重大过失。因重大过失所为的行为，是中等的过错，应当分担的责任轻于故意但重于一般过失。当法律要求负有较高的注意标准，该行为人非但没有遵守这种较高的注意标准，而且连较低的注意义务也未尽到，就是重大过失。第三等级为一般过失。一般过失是最轻的过失，应分担较轻的责任份额，低于重大过失的责任份额。确定一般过失的标准，是负有较高注意义务的行为人虽未尽此义务，但未违反一般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就是一般过失。笔者认为，在学校与第三人的侵权案件中，不存在故意的可能，没有哪个学校会故意让第三人进至本校内行凶伤害学生。通常情况下学校表现为重大过失或者一般过失。根据过错轻重的大小，若学校根本没有尽到教育、管理、保护的义务，则为重大过失；若学校尽管尽了一定的教育、管理、保护义务但没有很好地履行，存在疏忽和遗漏，则为一般过失。在数人侵权中，过错轻重有大有小，对侵权承担的责任也不同。
2.原因力理论
在侵权构成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多种原因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即为共同原因。共同原因中的各个原因对于损害事实的发生起着不同作用，就产生了原因力大小的问题。何为原因力？杨立新教授认为"在构成损害结果的共同原因中，各原因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10]单一原因对于结果的发生，其原因力为百分之百。只有在共同原因中，考察原因力才有现实意义。
一般认为，原因力的大小取决于各个原因的性质、原因事实与损害结果的距离以及原因事实的强度。主要原因是对损害结果的或扩大发生起决定性作用，次要原因是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不起决定性作用。直接原因是指没有介入其他人的行为而直接引起结果发生或扩大。间接原因是指介入他人的行为而直接引起结果发生或扩大。间接原因的原因力低于直接原因的原因力，原因事实距损害结果远的原因力低于原因事实距损害结果近的原因力，原因事实强度小的原因力低于原因事实强度大的原因力。在共同侵权行为中，原因行为的原因力大，行为人应承担较多的责任；原因行为的原因力小，行为人应承担较小的责任。直接责任人与补充责任人承担责任在顺序上有差别，就是由于直接责任人的行为是造成受害人损害的主要原因、直接原因，而补充责任人的行为是造成受害人损害的次要原因、间接原因。但如果单纯地采用补充责任去处理学校与第三人的侵权责任又会存在问题，笔者认为可以将过错轻重与原因力大小结合起来解决问题。
3.过错轻重与原因力大小理论综合说
学者对原因力与过错之间有这样的评价："在所有的案件中，义务、因果关系和原因力的远近性这三个问题都相互交叉。在我看来，他们不过是从三个不同的角度看同一个问题的不同角度。"[11]根据过错轻 重和原因力大小的比较，确定双方当事人各自应当承担的责任份额。"第一，当加害人过错程度大致相同时，确定各自责任的比例应根据各自行为的原因力大小。第二，当加害人过错程度有很大差异时，根据其过错来判断承担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12]此时，双方当事人各自行为的原因力起着调整衡平的作用：原因力不相等的，主要责任或次要责任的比例按照原因力大小来调整，以此来确定赔偿责任；原因力相等的，按照过错程度轻重来确定赔偿责任。从《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7 条和第11 条规定看，学校应当履行的安全保障义务包括学校的管理层面和工作人员应当履行的职责内容。学校应当研究本单位的治安隐患和紧急事故处理机制；建立适应本学校的治安保卫制度和治安防范措施；确定本学校的重点保护场所和范围；积极开展治安防范宣传教育；在本单位范围内进行治安防范巡逻和检查；督促落实单位内部治安防范设施的建设和维护等等。如果学校根本没尽到上述义务，是典型的不作为，存在重大过失，根据过错轻重及原因力大小，学校和第三人都是直接的侵权行为人，学校也应当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因为学校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这也是侵权行为。对此，应根据按份责任来划分学校和第三人的责任，根据过错的大小来划分学校与第三人的责任，学校只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相应的过错责任。如果学校没有很好地履行上述安全保障义务，那么学校存在一般过失。此时，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和学校没有很好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都是导致受害学生损害结果发生的原因，是原因力结合产生作用。但是学校没有很好地履行安全保障义务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间接的，起次要作用，是间接原因，也是次要原因；第三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是直接的，起主要作用，是直接原因，也是主要原因。在分担损害责任方面，学校和第三人应当按照原因力大小，根据比例分担各自的责任。这样，就避免学校为第三人的侵权行为"买单"，即承担全部责任。同时，第三人实施加害行为，造成受害学生的损害结果，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具有直接的原因力，构成侵权责任；校方由于其未合理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具有间接的原因力，结合上述分析，应当先由第三人承担直接责任，在第三人无力承担责任的时候，再根据学校对自己因过错应承担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
学生公共安全事件涉及家庭、学校、社会等诸多方面的关系。随着近年来类似血案频频发生，侵权损害赔偿已成为司法实务界遇到的难点。学生公共安全事件地妥善处理涉及学生健康成长和学校教学模式的采纳，影响深远而重大。由于我国教育立法的滞后和学生公共安全事件研究上的边缘化，该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结合我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和法律现实，笔者从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加以区分，认为学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教育、管理、保护的关系，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监护关系。并且排除了学校在学生公共安全事件中承担无过错责任原则，确立学校可以适用公平责任原则、过错责任原则。另外，笔者还确立了学校的过错认定标准和所负义务的注意义务标准，结合学校的安全保障义务说明学校承担的补充责任的情形。
参考文献：
[1] 邹文国："论学校对未成年学生损害赔偿的责任承担"，载《山东省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__年第4期。
[2] 孙仲波："浅析中小学校校园侵权的学校责任性质及归责原则"，载《三峡大学学报》20__年第31卷。
[3] 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75页。
[4] 王利明著：《侵权行为法归责原则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5] 方益权："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过错的认定"，载《教育评论》20__年第3期。
[6] 方益权："学生伤害事故中学校过错的认定"，载《教育评论》20__年第3期。
[7] 杨立新著：《侵权行为法专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__年版，第310页。
[8] 韩晓磊：《学校侵权补充责任之反思》，载《湖南社会科学》20__年第1期。
[9] 韩晓磊：《学校侵权补充责任之反思》，载《湖南社会科学》20__年第1期。
高中部和艺术楼消防器材确失比较严重。高中部一楼西侧无消防带，四楼西侧消防栓玻璃有裂缝，并且没有喷头；艺术楼一楼缺两个消防带，教师与学生阅览室没有配备灭火器，二楼缺三个消防带；小学部二楼阅览室缺灭火器一个。在消防设施的管理方面，主要存在消防栓钥匙找不到、灭火器不会正确使用等问题。幼儿园一楼东侧消防栓钥匙找不到，高中部一楼西侧丢失消防带，幼儿园餐厅人员不会正确使用灭火器。幼儿园三楼东头应急灯不亮，四楼西侧安全出口指示灯不能正常使用，三号公寓5、6层安全出口不顺畅，比较狭窄，这些问题都存在安全隐患。
二、用电存在较大安全隐患
检查中发现，幼儿园四楼微机室有乱充电的现象；初中部一楼仓库有一个多功能插排摆放在地上，一楼体育办公室电源线路比较乱；高中部三楼物理组办公室有电器使用不当现象；国际部留学生宿舍用电量比较大，电路比较复杂，特别是男生宿舍内电器过多，都插在电源上没有拔下来。还有一些特殊机器的使用问题，比如大餐厅一楼的绞面机没有使用说明，餐厅一楼有使用电褥子现象。这些都存在较大安全隐患存在。
三、餐厅消毒不能保证一天三次，个别单位卫生打扫不及时，有堆积的易燃物品。
检查发现，一二楼餐厅均不能保证一餐一消毒。二号公寓楼一层厕所打扫不及时，国际部留学生宿舍东头有堆放垃圾现象。
针对以上问题，提出如下整改意见：
（一）、配齐消防设施，完善安全管理。
初中部三楼微机室需配两个灭火器，艺术楼教师阅览室配一个灭火器，学生阅览室配2个灭火器，小学部二楼阅览室配一个灭火器。幼儿园二楼东侧清理消防栓玻璃上的贴纸，修理三楼东头应急灯和四楼西侧安全出口指示灯；国际部三楼东侧安全出口指示灯需修理；高中部一楼西侧配一个消防带，修理四楼消防栓玻璃，配一个喷头；艺术楼一楼配两个消防带，二楼需配三个消防带；餐厅一楼煤气罐要远离炉灶；锅炉房、文印室、胶印室杜绝有明火出现。幼儿园餐厅人员要学会正确使用灭火器，各楼层消防栓钥匙一定要明确责任人。
（二）、及时检修、规范用电
1.2中职学校的法律课开展的形式单一在中职学校中法律类课程的课堂教学中，很多时候教学形式是比较单一的，理论的知识都是以讲授式的“照本宣科”为主。这样的课堂组织形式显得十分呆板，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不高，而学生的积极性不高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影响到教师教学的组织、实施，这样一来很容易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导致法律课程教学的效率低下，逐渐被边缘化、形式化[1]。
1.3中职学校法律课教学中学生的知识基础较差中职卫校以及其他中等职业学校都存在同样的问题———学生的知识基础较差，同时学生的学习习惯也一般不是很好，对于法律课程而言其涉及的专业基础知识要求虽然不是特别的高，但是对于一些专业名词、概念的理解都是需要一定的知识基础的。而实际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不难发现对于大多数的中职学校的学生而言这些能力都是比较欠缺的。
2中职学校法律课程中应用案例教学
2.1中职法律课中案例教学的概念和形式
案例教学就是以具体的案例展开教学，教学内容的知识点、重点和难点等都是存在于案例中的，以案例中问题的发现、分析、解读等活动作为课堂活动的主线，在问题的发现、分析、解读中使学生获得知识，增长见闻，培养兴趣。教学首先以案例的展示开始，学生从了解案例入手开始发现其中存在的法律知识和相关问题，接着在对案例有了一定了解的基础上对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当然这些需要教师的组织），在分析的过程对相关的法律概念、法律知识教师需要进行适当的讲解和解读，学生在对这些知识有了一定理解的基础上可以展开讨论，结合自己的观点和思路提出针对案例问题的解决方案。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成为了知识学习的主动接收者成为了“学”的主体，而教师的“教”的环节和角色均被淡化，这也遵循了“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教育、教学中的师生角色定位原则。
2.2中职学校法律课应用案例教学的目的
从案例教学和概念和其在中职法律课程教学中的简单应用形式上不难看出，案例教学和法律课教学的实际需要直接的契合度是较高的。发生在实际生活中的法律案例很多，这些案例都在各个方面上体现着一些法律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实际应用的价值和意义[2]。利用案例的形式展开法律课的教学对于提高中职学校法律课的教学质量和教学效率的意义也是比较深远的。
2.2.1丰富的法律案例充分调动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上面已经提到了在现实生活中相关的法律案例是很丰富的，丰富的教学案例也保证了教学具有很好的趣味性和生活性。这些贴近生活的教学案例能够充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使得学生能够对案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进行分析并且还能够结合自己的联想展开对案例中故事的改编和一些法律问题的解决。而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学习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学生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学到了知识，提升了自己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学生学习法律知识的兴趣将会被充分激发，学习的积极性也会得到大大的提高。
2.2.2案例教学方法解放了授课教师在以往中职卫校等职业技术学校中，法律课堂教学是以传统的“照本宣科”的讲授型教学为主的，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教师的压力和授课的情绪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4]。而在这样的课堂上进行授课教师的感觉是很累的，而案例教学方法的应用，教师的主要工作就是负责将案例清晰地展示给学生，偶尔在必要的时候给学生进行一定的提示和解答，教学的组织工作比较流畅而具体教学内容的讲授也不需要刻意去传达。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教师的工作量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减少，而更为重要的是在这样的教学模式下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提高也会给教师的情绪和心情带来成就感和幸福感，这样就彻底了解放了以往备受束缚的课堂教学，也解放了授课教师。
2.2.3提高课堂教学效率和学生的实际知识运用能力在案例教学中，因为教学内容和主要的知识点、问题点都是涵盖在具体的案例中的，而这些案例都比较贴近于我们日常的实际生活。这样生活化的教学内容可以将一些生涩难懂的法律概念、专业术语和生活中一些具体事例联系在一起，从而塑造出一种生化化、形象化的教学和学习情境，在这样的教学氛围下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得到最大程度发挥的同时必然会提高教学效率和质量的提升[5]。而在这个过程中，更为重要的是在学习实际案例问题分析和解决的同时学生学到的更多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解决问题思路，也充分将自己之所学和自己实际的生活经历等充分联系在一起，做到学有所用。
3中职学校法律课案例教学具体应用方法分析
中职法律课中实施案例教学是需要将多种教学手段、教学方法融入其中，通过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提高学生的法律意识和素养。在当下结合作者中职卫校的工作经验和实际教学经历，可以考虑在目前的中职法律课程教学中将任务驱动教学、多媒体实践教学和案例教学结合起来实施、开展实际的课堂教学活动，当然不同的教学方法对学生能力的培养方面和层次有所不同，其具体如下：
1.1分清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
作为区分法律逻辑学和普通逻辑学的关系的方法，首先搞清楚普通逻辑学和法律逻辑学的整体和个体的关系，然后再加以区别，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
1.1.1抽象和具体的关系显然普通逻辑学属于逻辑学中较抽象的问题，而法律逻辑学则属于抽象中的具体个例。
1.1.2理论和应用的关系普通逻辑学属于理论逻辑范畴，更多的是进行形式和方法的理论研究；法律逻辑学则更倾向于逻辑学在实际中的应用，而应用的正是普通逻辑学中的理论结合法学理论。
1.1.3广泛和个体的关系在普通逻辑学中并不涉及固定的应用领域里的个性化问题；法律逻辑学则必须应用到法律领域内的各种具体化的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所以在讲授法律逻辑学的过程中既要讲授普通逻辑学的思维方法，又要讲授法学中对普通逻辑学的应用。在概念的讲述上既要讲述法律术语的主观规定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也要讲法律的稳定与灵活的统一，而判断的真假特征与判断的断定上更要明确法律条文的意义，同样的推理要注重法律辩证推理和形式推理的统一。
1.2解决法律逻辑学和法理学的关系
在这方面对于法理学、法律方法论和法哲学等学科的理论成果要经过辩证判断之后吸收，再避免出现照搬其成果的情况。法律逻辑学必须坚持在法律逻辑研究基础之上的法律思维方法和法律思维形式。在进行法律辩证推理的讲解时不能完全不顾形式而只考虑内容，这都是一些普通综合性高校在法律逻辑学课堂上容易出现的错误。总之，这二者的关系不能是脱离开来的两个孤立部分，而应该是互相结合融为一体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所以，采用这种逻辑统一的方式实现法律逻辑学术语的规范化是法律逻辑学教学改革内容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1.3重视“法律”在法律逻辑学中的特色
目前大部分法律逻辑学课程中所讲述的都是普通逻辑学在法律工作中的应用问题，采用的方法大多是“案例分析+普通逻辑学原理”，这在整个法律逻辑学中是属于个体与整体的关系，目前的方法必须采用，但是仅采用目前的办法还远远不够。法律逻辑学的内容应该包括应用逻辑学和特殊逻辑问题在法律实践中的应用，这些情况中不仅有法律适用过程中存在的逻辑问题，还有法律逻辑规范中自身存在的逻辑问题。总之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多采用法律实践的研究形式提高学生的法律思维能力，明确法律逻辑学中法律的重要性。
1.4重视法律推理的地位
既然是法律逻辑学就应该凸显法律推理的重要性，以法律推理为主要依据。根据逻辑学界的通用说法就是逻辑学就是推理学。尤其是法律逻辑学，更应该在重视法律的基础之上重视逻辑推理。事实上，法律推理是法律工作者在执法过程中广泛使用的法律思维方式，尤其是在法律事实明确、而法律动机不明的情况下，通过法律推理对案件进行分析和侦查的过程，对案件的认定存在必然关系。在具体讲授过程中，特别应该强调以下几点：
1.4.1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只有弄清法律推理的定义和特点才能明确使用的适用范围。
1.4.2法律推理的种类通过对种类的详细描述，才能让学生了解在具体情况中应该采用何种方法和手段进行有效的推理。
1.4.3法律推理的要求对事实的可信性进行分析之后采用正当的形式和合法的手段进行法律推理是法律推理必须遵照的要求，以维护法律的公正性。
1.4.4法律推理的作用法律推理的使用可以弥补法律的漏洞，在案件侦查过程中可以找到正确的方向，从而实现司法公正。
1.5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目前国内的学术氛围就是重理论而轻实际，这在学术探讨中无可厚非，但是大部分学校培养的人才是要到社会中去实践自己的理论，而不是去研究机构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的。这就造成大部分刚刚步入社会的学生空有一身理论而无法进行实践操作。所以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意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这正是出于法律逻辑学的特点———经验性学科而得出的结论。经验在实际操作中往往会更胜于理论。
2法律逻辑学的应用（密室逃脱策划方案）
2.1活动主题
本次活动的主题就是通过实践教学提升学生的逻辑推理能力。
2.2活动目的
“普通逻辑学”是一门关于思维的基本形式、思维方法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为提高学生思维的准确性和敏捷性，它注重培养学生准确判断、精确推理的能力，因我院是培养执法工作者的摇篮，执法工作者需要有较强的逻辑思维素质，而且逻辑学来源于实践，最终也要回到实践中去，因此未来的执法工作者学习逻辑，更应该结合实际思考和体会。根据我院学生所学专业需要，培养学生逻辑推理实践应用的能力是有必要的，特在2012级本科大队开设“普通逻辑学”的实践活动，在学习理论知识概念、判断和推理的基础上，合理运用理论知识联系实际，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
2.3活动过程
2.3.1准备工作人员准备：活动参与人员从2012级本科大队7个开设普通逻辑学科目的班级中选出20名学员分两次参加此项活动。活动地点准备：新疆警察学院北校区1号教学楼二楼全部行政班级教室（202~208）。（注：活动当天需学生处领导配合安排各区队教室）活动器具准备：根据设计关卡，列出项目活动器具清单，上交至基础部综合教研室教师处审核，统一配备。(注：因活动设计需要向警体训练部借用手铐)
2.3.2正式活动部分参加人员先聚集在一号教学楼阶梯101教室统一进行对本次活动的全面介绍和规则的学习，再随机分组，由每组负责学生分别带到202-209教室统一开始第一关：心有灵“析”、心心相印。活动中，所有参与学生必须在学习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联系实践，紧密配合，能够在规定时间内，人人参与其中通过团队合作寻找线索，推理、联想、破解谜题获取最终密码，才能全部成功逃脱。随后由第一名逃脱的小组再进入终极关卡：越狱终极大Boss。最后评出逃脱最快、使用提示最少的小组为冠军进行奖励。此次活动，教师只是指导，学生自主设计密室关卡，不仅学生参与积极性很高而且还专门单设一间供邀请嘉宾闯关，让我部全体教师与学生同时参与活动，真实切身体会其中的奥秘。
2.4活动总结
通过这种多样的实践教学活动，最大程度地锻炼参加者的观察能力、逻辑推理能力、抽象思维能力，以及团队协作能力。无论是推出了成功经验还是发现了存在的不足，都会对学院的本科实践教学模式产生积极的影响，这类实践教学活动可长期坚持下去，并在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