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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半个世纪以来，华北[1]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问题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重视，一些学者从历史地理的角度，对本地区森林的分布与破坏、河流上中游的水土流失、下游河道变化以及平原地区湖泊淤废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展开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为研究这一地区的生态变迁史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迄止目前，关于先秦时代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种群及其分布的历史变化，考古学和动物学界已有一些学者作过甚有成绩的探讨，而对此后的情形虽有若干片断论说，但专门系统的研究则仍然缺乏[2]。
华北野生动物种类、种群数量与地理分布的历史变化过程，很有必要作为一个专门课题加陨钊胩教郑夥浅S兄谖颐侨嫒鲜兜钡氐纳淝ㄊ贰U馐且蛭谝桓鋈范ǖ牡乩砬蛑校吧镏掷嗉捌渲秩菏康谋浠唤鍪粲谏淝ǖ囊桓鲋匾矫妫乙彩嵌陨淝ǖ淖芴宸从场2还匀唤缰卸锏闹掷嗉倍啵颐俏薹?也无必要)一一加以考述，比较可取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具有生态标志性的动物、特别是与人类关系曾较密切的大型经济动物作重点考察。恰好，关于这些动物历代文献记载较多，考古资料也较为丰富，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它们进行较为具体的历史研究。
鹿类动物[3]，是大型陆地野生食草动物的典型种类，也是重要的经济动物。在历史上，鹿类曾对华北居民的经济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反过来说，华北地区鹿类种群数量与分布区域的历史变化，乃是当地人类活动改变生态环境的直接后果之一，是这一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重要历史表征。本文尽量汇集各类文献中的零碎记载，对中古即公元3—9世纪华北地区的鹿类动物及其分布情况作较为详细的考述，并对其所反映的若干生态史问题稍作推论，为开展对华北生态史的综合研究整理一点基础资料[4]。
一、中古以前华北的鹿类
为更好地说明鹿类动物与生态变迁的关系，我们先来追述一下中古以前的情况。
在农耕和畜牧出现之前，由于人口十分稀少，技术能力极其低下，采集、捕猎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干扰还十分微弱，华北生态系统基本处于原始状态，各种野生动物的栖息环境尚未受到破坏。因此，远古时代这一地区分布着种类众多、数量巨大的大型野生动物，甚至还有犀、象等后来只分布于热带地区的动物活动[5]。其中，鹿类动物是一个最为庞大的家族，也是当地原始居民的主要捕猎对象和食物来源之一。新石器时代的华北虽然已有了原始的农业和畜牧业，但捕猎野生动物仍为当地居民谋取食物的主要方式之一，而鹿类动物仍是他们最重要的肉食来源。这一情况，已为大量考古实物资料所充分证明。
袁靖曾“比较全面地收集了目前所知的我国各个地区新石器时代的54个遗址或文化层中出土的动物骨骼资料，并对它们按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分别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根据他的研究，这些遗址(年代约在距今10000年至4000年之间)中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主要集中在梅花鹿、麋鹿、獐等鹿科动物[6]。笔者据其文附表资料统计，属本文讨论范围内(袁文分列为黄河中上游地区和黄淮地区)的35个遗址或文化层所出土的野生动物骨骼中，鹿类骨骼的数量居于绝对多数[7]，一些遗址所出土的鹿类骨骼数量很大，比如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一、二、四、五期文化层共出土有167具，白家遗址出土有218具；安徽濉溪石山子遗址出土数量更多达353具；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也出土有125具之多。这些事实说明，新石器时代鹿类动物在华北的分布十分普遍，并且种群数量之大应居于陆地大型野生动物之首。
到了商周时期，黄河中下游的农牧业已取得一定发展，但人口仍然稀少，土地开垦尚不甚广，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仍有广袤的蒿莱丛林和辽阔的湖沼草泽可供栖息繁衍，因之彼时华北地区的各种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其中麋(即俗称的四不象)的数量最为庞大。
商代的情形，甲骨卜辞的记载可以说明。根据这些记载我们看到：在当时，捕猎野兽仍为重要的经济活动，卜辞中关于“麋擒”、“逐鹿”、“射鹿”、“获鹿”、“画鹿”、“获獐”之类的文字相当之多，可知鹿类仍是最重要的捕猎对象。据研究者统计，见于现有甲骨卜辞中的鹿类猎获数量，仅武丁时期就达2000头之多[8]，每次捕猎常常所获甚丰，猎获的鹿类常在百头以上，其中有一次“获麋”的数量竟多达451头[9]！殷墟动物骨骸出土情况证实了甲骨卜辞记载的真实性。根据古生物学家的鉴定和统计，殷墟出土的野生哺乳动物骨骸，千数以上者有肿面猪、圣水牛和麋，獐和梅花鹿的数量也在百数以上[10]。这些无疑反映：当时安阳及其附近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众多，分布密度相当高。否则，以当时的狩猎技术条件，捕获如此众多的鹿类是不可想象的。
至西周初期，这种情况似乎仍无太大变化，《逸周书·世俘解》中有一条材料记载说：
武王狩(发生在武王伐纣之后不久，在殷都附近进行)，禽虎二十有二，猫二，麋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罴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麇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11]。
这可能是一次动用大批军队而进行的大规模围猎活动，一共猎获13种野兽计10235头，其中包括麋、麈(鹿群中之雄性头鹿)、麝、麇(即獐)和鹿(应主要为梅花鹿)等在内的鹿类动物8839头，占全部猎物数量的76.5%；而麋又占鹿类之中的大多数(超过59%)。尽管《逸周书》是否为信史，历来史家均有怀疑，这段文字所载是否确实也不得而知；但其所反映的情况，在相当程度上是合乎情理的[12]。
自西周至春秋时代，华北平川草泽地区仍有大量的麋鹿栖息繁衍，山丘林地中也是獐、鹿成群。《诗经》的记颂反映：当时许多地区仍有广阔的“町疃鹿场”[13]，到处有“呦呦鹿鸣”，成群的鹿觅食徜徉于苹、蒿草丛之中[14]；行人在林野发现死獐、鹿的现象时有发生[15]。其它文献也有相似的记载，如《史记》卷4《周本纪》有云：“麋鹿在牧，蜚鸿满野。”虽是一种政治比喻，但也反映了当时郊外多麋鹿的事实；在春秋时期，有些地方甚至仍然麋多成灾[16]。因此之故，在当时鹿类的遇见率仍相当高。据《春秋左传》“鲁宣公十二年”记载，在晋、楚邲之战(战场约在今河南郑州、荥阳一带)期间的某一日，参战士兵曾两次遇见了麋(一次有麋六头)，且有捕获。这些事实说明，在当时，鹿类特别是麋鹿，仍是常见的动物。
但是，自战国以后，华北地区人口有了很大的增加，同时由于铁器和牛耕的逐步推广，耕垦技术能力大大提高，广袤的丛林草莱不断被垦辟为农田，这使得野生动物的栖息地不断缩小，鹿类的种群数量也不断减少。因此，虽然战国秦汉文献中仍不时有关于鹿类的记载，但鹿群的数量已远不能与以前相比。从文献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习惯于沼泽湿地的麋，在秦汉时代已少见踪迹；其它梅花鹿、獐等等，也逐渐由平原向山区退避。所以战国秦汉文献所显示的鹿类遇见与捕获概率已远低于春秋以前，东部平原地区则基本不见有捕猎鹿类的记载。这些正是战国以来华北地区的生态环境，由于农业的高度发展而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反映。
不过，直到中古时代，华北地区的人口密度毕竟不象晚近时代那样高，生态环境破坏也不似近数个世纪这样严重。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本区域的许多地方，特别是在西部山区，仍有大面积的树木丛林；东部平原地区还有一些水面广阔的湖沼泽地[17]。这些都给大型野生动物保留了一定的栖息场所。因此，在中古时期，华北各地山岭丛林之中仍有成群的獐、梅花鹿、麝等鹿类动物活动；麋也并未绝迹，在河流和沼泽附近，偶尔还可见其踪迹。在历次战乱和人口锐减时期，比如魏晋北朝时期，由于土地荒芜，草莽复生，包括鹿类在内的各种野生动物，虽不及春秋以前那样数量众多，但较之两汉时期似乎有所增加。
二、中古华北的主要鹿种及其分布
历史文献关于中古华北鹿类的直接记载虽然不少，但资料极为零碎，并且对于鹿类的种属时常记载模糊，叙述起来相当困难，更无法从统计学上作出数量说明。在此，我们仅根据有关资料，就主要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作些描述。
根据现有资料，我们大体可以分辨出，当时这一地区的主要鹿类有梅花鹿、麝、獐和少量的麋。至于其它属种，则无法断定。
1、梅花鹿梅花鹿（学名C.Nippon），古文献中或作斑鹿，可能是中古华北分布最广的鹿种，大抵各地丘陵山区多树木丛林之处，都有梅花鹿的出没。它的分布区域，可以根据当时文献中关于白鹿的记载来加以推断。
现代动物学研究表明，所谓白鹿，不过是梅花鹿隐性白花基因的表现型，是一种罕见的变异现象，发生机率极小。因此，有白鹿出现的地区，必定有梅花鹿的生息，而且其种群数量还极有可能是相当大的[18]。
从很早的时代开始，中国古人就以白鹿出现为“祥瑞”，因帝王圣明仁德所感而至。《宋书》卷28《符瑞》中说：“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因之，地方一旦发现有白鹿出现，必定要报知朝廷，捕捉到了以后都要上献皇帝，至晚从汉代开始，这已形成了一种惯例[19]。以白鹿出现为“祥瑞”的观念，自然是虚妄的；但史书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一般来说是真实可信的。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地方官员已将捕获的白鹿上献给了朝廷，所以史书才记载了下来。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谗谀之臣谎报的情况。因此，我们可以根据有关记载，推知当时梅花鹿的种群分布情况。
魏晋南北朝文献关于白鹿出现的记载，主要见于《宋书》和《魏书》。《宋书》卷28《符瑞》中所载，可确认属于本区者共11次，时间起于曹魏文帝黄初元年（公元220年）、终于刘宋后废帝元徽三年（公元475年）。其中言“献”者6次、言“见”者2次、言“闻”者3次。至于出现地点，该书称黄初元年有19个郡国上言白鹿出现，令人怀疑，（很可能是因其年曹丕废汉建魏、即位称帝，地方州县为了献媚，故而编造此种“祥瑞”上报，表示曹氏篡汉是“上应天命”。）其余10次，分别见于扶风雍县、天水西县、东莞莒县岣峨山、文乡县、谯郡蕲县、彭城县、徐州济阴县、雍州武建县、梁州和郁州；《魏书》卷112下《灵徵志》下所载，可确认在本区范围内者有22次，时间起自北魏道武帝天兴四年（公元401年），终于东魏孝静帝武定元年（公元543年），其称“献”、“获”或“送”者，共17次，称“见”者5次。除一次出现地点不详者，其余分别见于魏郡斥丘县、建兴郡、定州、乐陵、代郡倒刺山、相州、洛州、京师（平城）西苑、秦州（2次）、青州、司州（4次）、荆州[20]、平州、齐州、济州、徐州和兖州。
关于隋唐时期白鹿出现，《隋书》和两《唐书》没有集中的记载，《册府元龟》则记载有13次，其地点分别在华池之万寿原、骊山、麟州、沂州、九成宫之冷泉谷、济州、潞州、皇家禁苑(2次)、华山大罗东南峰驾鹤岭、皇家闲厩试马殿、亳州、同州沙苑监，以关中居多[21]。
根据上述记载可知：在中古华北，许多州郡都曾有白鹿出现，而以多丘陵山地的州郡较为频繁；处于黄淮海平原的诸州郡也时见报道。由于京畿附近常禁民间私猎，而皇家苑囿往往养有数量不小的鹿群，因此，白鹿较多出现于这些地方。这些事实说明，梅花鹿在当时这一地区曾有相当广泛的分布，在丘陵山地较多的地方和京畿附近，梅花鹿的种群数量较大，分布密度较高；东部平原地带也有不少分布。
2、麝中古华北的另一重要鹿种是麝（学名Moschusspp.）。在我国，麝有两种，即马麝(学名Moschuschrysogaster)和原麝(学名Moschusmoschiferus)。著名的香料——麝香，系麝的包皮腺分泌物，是一种具有强烈芳香气味的外激素，为世界三大动物香料之一(其它两种分别来自灵猫和河狸)。在中药学里，麝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药材。据现代药学研究，麝香对人的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能兴奋呼吸中枢和血管舒缩中枢，中医用于治疗急热性病人的虚脱，中风昏迷和小儿惊厥等症，疗效显著。
因《大唐六典》、《通典》、《新唐书》和《元和郡县图志》等保存有较详备的唐代各地土贡麝和麝香的资料[22]，故不需太费力气，我们就可以比较清楚地确定当时麝的主要分布区域。据《通典》记载，在唐代，麝香被制成颗粒，诸州上贡数量自10颗至30颗不等[23]。当时除华北州郡贡麝香外，南方各地特别是山南、剑南也大量土贡麝香，说明麝香在当时是一种大量需用的药用香料，颇疑与唐代社会上层、特别是皇室多患“风疾”有关(“风疾”问题将另文讨论)。至于直接贡麝，大约是供皇家苑囿豢养并取麝香之用。
根据《新唐书·地理志》的记载，唐代贡麝和麝香的州郡，属于本区（或部分属本区范围内）的有共有22郡，其中贡麝的有同州冯翊郡、庆州顺化郡、丹州咸宁郡、延州延安郡、灵州灵武郡、虢州弘农郡，贡麝香的有商州上洛郡、岚州楼烦郡、忻州定襄郡、代州雁门郡、妫州妫川郡、檀州密云郡、营州柳城郡、河州安昌郡、渭州陇西郡、兰州金城郡、阶州武都郡、洮州临洮郡、廓州宁塞郡、叠州合州郡、宕州怀道郡、甘州张掖郡。
一般说来，能上贡麝或麝香的地区，即有麝的栖息。由以上记载可知，唐代在燕山——太行山一线以西以北、青藏高原以东的许多州郡土贡麝香或者麝，甚至距长安不远的同州亦以麝香称贡，说明这些地区均有麝的活动栖息。但黄河下游州郡，则不见有贡麝香的记载，说明唐代麝在那些地方很少分布或没有分布。考虑到麝的生活习性特别是食性，东部地区可能一向不曾有过大群的麝。
3、獐獐，古文献亦称麇（学名Hydropotesinermis），也是中古华北的重要鹿种。相比较而言，獐不象梅花鹿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并能够提供珍贵的鹿茸，亦不似麝是麝香的主要来源，因此它在古代的声望不及于后二者。不过，獐乃为当时重要的捕猎对象和重要的野味肉食来源，分布区域也相当广泛。在古代，獐的隐白基因表现型——白獐，也被视作一种吉祥物，史家谓：“白獐，王者刑罚理则至。”[24]即白獐的出现，是帝王施行刑罚平正公允、合乎法度的一种自然感应。因此，地方发现白獐出现都要报知朝廷；如果捕获白獐，也必定上献。我们从《宋书》、《魏书》及《册府元龟》中找到与本区有关的记载共27次。具体情况如下：
《宋书》卷28《符瑞》中载有17次，其中言“献”者12次、“见”4次、“闻”1次，时间起自曹魏文帝黄初元年（220年），终于刘宋明帝泰始五年（469年）；除1处记载称19个郡国上言白獐出现不可靠（理由见上文）外，其余记载所涉及的地区有：琅邪、魏郡、义阳、汲郡、梁郡、汝阳武津、东莱黄县、马头（属豫州）、济阴、东莱曲城县、济北、南阳（3次）、北海都昌、汝阴楼烦；
《魏书》卷112下《灵徵志》记载有7次，6次言“献”、1次称“见”，时间起自北魏明帝永兴四年（412年），止于东魏孝静帝武定七年（549年），出现的地区分别是章安、怀州、豫州、华州、徐州（2次）和瀛州；
《册府元龟》卷24《帝王部·符瑞》三记有3次，2次言“见”、1次称“献”，分别为唐玄宗开元十二年（724年，豫州）、十五年（海州）和德宗贞元十二年（796年，许州）。
据以上记载可知，当时白獐基本出现于本地区的东部，太行山脉以西则很少见，这似乎表明当时獐主要分布在本区东部。这是由于史料记载缺失，抑或实际情况即如此，尚须进一步考证。从我们所搜集到的资料看，至少关中地区还栖息有一定数量的獐，例如唐文宗开成四年四月，“有獐出于太庙，获之。”[25]这或可认为是从禁苑中逃逸出来的，不能算作自然分布。但孙思勰也曾提到：岐州有上等的獐骨和獐髓，可以入贡[26]。不过，喜于溪河水际活动是獐的生活习性，只要其它条件具备，东部湿润多水区域更适合它的栖息。这样看来，当时本区东部獐的分布较多，故白獐出现亦以东部居多，似也合乎情理。
4、麋比较麻烦的是麋（学名Elaphurusdavidianus）。如前所言，在远古至于春秋时代，麋鹿曾是东部湖沼草泽地区的优势鹿种，种群数量十分庞大。但是，随着土地不断被垦辟，自战国秦汉以后，这一地区的麋鹿日益稀见，在诸鹿之中，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减缩最为明显，以至一些学者曾认为：西汉以后麋已在这一地区绝迹。[27]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至晚近时代，麋不但在华北、甚至在整个中国都逐渐完全绝迹，清代晚期仅北京南郊皇家苑囿中尚有少数豢养，八国联国攻进北京后，竟被洗劫一空，致使中国麋种断绝。直到20世纪80年代，始由英国乌邦寺公园引返其种，现于江苏沿海地区辟有麋鹿饲养场。在中古时代，麋在华北地区的分布已经很少，不过并未绝迹，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402年）曾发生过一场天灾，史称“是岁天下牛死者十七八，麋、鹿亦多死。”[28]可见当时华北地区还有麋分布。因此，我们从一些零碎的资料中，尚可约略寻觅到麋在本区活动的踪迹。
首先，在华北北部边缘草原地带水源丰富之处，似乎还有些麋群活动。例如《魏书》卷28《古弼传》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如文中“麋鹿”乃指麋一种，则那里的麋鹿种群仍甚不小；若是“麋、鹿”两种的合记，则当地至少也还有麋的活动。无独有偶，唐·张读《宣室志》卷8记载说：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表明今山西北部地区尚有麋的存在。此外，位于陇右道廓州化城县东北七十里的扶延山中，也“多麋鹿”[29]。
内地亦见有麋的记载。如虢州、邓州、济源等地在唐代还有麋栖息。《新唐书》卷215《突厥》上云：“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30]同书卷162《吕元膺传》也说：“东畿西南通邓、虢，川谷旷深，多麋鹿……。”至于济源地区，初唐人王绩称其居住河、济之间时，“亲党之际，皆以山麋野鹿相畜。”[31]今山东高密、江苏洪泽湖一带，在唐代也有麋群栖息。前者见于《元和郡县图志》的明确记载[32]，后者则在《千金翼方》有所反映[33]。
由此可见，直到唐代，华北一些地方尚有麋活动，只是其种群数量远不能与先秦以前相比，活动区域也极为有限，与同时代的梅花鹿、麝和獐相比，数量也要少得多。这自然是因为原先最适于麋生息的东部平原沼泽地带，此时已变为农耕经济的中心区域，各地湖沼草泽虽未至全部淤废，但可供麋栖身之处已经不甚广；虽然山区川谷溪涧也适于麋鹿生息，但毕竟不能容纳很大的种群。
三、中古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
以上根据各类文献的记载，对中古华北主要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进行了梳理，试图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尚有种群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资源。为了进一步证实上述意见，以下再对中华北的猎鹿和鹿产品利用情况略作叙述。
中古文献关于华北地区猎鹿的记载甚为不少，不过主要集中在太行山——豫西山地以西地区。为方便起见，我们最好分区述说。
1、北部沿边地带华北北部沿边是草原地带或者毗邻草原，那里的野生动物资源较之内地远为丰富，故射猎活动亦比内地频繁。
文献反映，在北魏前期，都城平城以北地区、特别是今阴山一带，是鹿类及其它野兽栖息的渊薮，为获得充足的生活资源，当地居民经常性地进行大小规模的围猎活动，狩猎业甚至是北魏前期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大规模狩猎活动经常性地进行，魏王也常亲自出马。黎虎根据《魏书》统计：北魏前期5帝在位的85年间，共计出猎67次，平均每1年零3个月即出猎1次[34]，每次围猎都是收获甚丰。如公元413年，北魏明帝拓拔嗣“西幸五原，较猎于骨罗山，获兽十万。”[35]鹿类动物乃是最重要的围捕对象；《魏书》卷4上《世祖太武帝纪》更称：“神麚四年(公元431年)冬十一月丙辰，北部敕勒莫弗库若于帅所部数万骑，驱鹿数百万，诣行在所，帝因而大狩以赐从者……。”虽然这一记载可能有较大夸张成分，但即使没有数百万而只有数十万，其场面也是极为壮观的；同书卷28《古弼传》又载：公元444年，魏帝复畋于山北，“大获麋鹿数千头，诏尚书发车牛五百乘以运之。”一次围猎活动能有如此大的鹿类捕获量，对于今人来说，是无法想象的，说明狩猎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十分庞大惊人。鄂尔多斯沙漠南部地区，也有大量鹿群活动，猎鹿活动也是经常性的。北周时期，宇文宪之子宇文贵年方十一年，“从宪猎于盐州(今陕西定边一带)，一围中手射野马及鹿一十有五。”[36]也许这段记载有夸张成分，但如非当地有很大的野生动物种群，以一持弓小儿，在一次围猎中即能射得野马及鹿十余头，无异于天方夜谭，史书中也不能出现这样的记载。在幽州地区，鹿类动物也是重要的捕猎对象，当地甚至有人以驴子驮运鹿脯南下至沧州贩卖[37]。直到唐代，文献之中仍多记载北边地区的弋猎之事，比如张读《宣室志》卷8即记载有数事。其一云：振武军都将王含之母金氏“常驰健马，臂弓腰矢，入深山，取熊、鹿、狐、兔，杀获甚多。”又云：侨居雁门的林景玄“以骑射畋猎为己任”，“尝与其从数十辈驰健马，执弓矢兵杖，臂隼牵犬，俱猎于田野间，得麋、鹿、狐、兔甚多。”如此之类，不能俱引。正因为这些地区鹿类资源丰富，当地人们猎鹿活动频繁，唐代所在地区的诸州郡有多种鹿产品上贡朝廷，除上文所列麝香之外，灵州、蓟州贡有鹿角胶，胜州、麟州贡鹿角，会州贡有鹿舌、鹿尾等等。
2、关中地区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一向较为丰富，由于一些王朝曾在关中设置禁苑豢养鹿类，所以当地的鹿类有不少实际上处于半驯化状态。在唐代，关中地区的鹿类资源仍然相当丰富，卢纶《早春归周至旧居却寄耿拾遗湋李校书端》诗就曾提到周至一带“野日初晴麦垅分，竹园相接鹿成群”的景象[38]；当时文献中甚至不时出现关于鹿类进入京城街市、太庙乃至直入皇宫殿门的记载，说明在隋唐时期的关中甚至长安城附近，鹿类的遇见率还相当高[39]。这可能因为当时国家对畿内百姓的捕猎颇多禁令，故鹿群可以相当自由地活动。尽管在当时民间猎鹿受到禁止，但皇帝和王公贵族则时常纵猎于荒郊旷野、射鹿娱乐，这些在当时的诗文中多有记颂，毋须具引。
3、秦岭东部—豫西山地隋唐时代，在秦岭东部——豫西熊耳山、伏牛山和崤山地区,即自洛阳往西南的邓、虢、商等州，都有很多鹿群分布，猎鹿活动亦相当频繁，史书记载颇多。例如唐初突厥可汗颉利归降后，常郁郁不乐，太宗为顺其物性，打算任命他做虢州刺史，因为“虢州负山多麇麋,有射猎之娱”[40]；有时皇帝也带着大批人马前往这一地区狩猎射鹿，如《册府元龟》卷115《帝王部·搜狩》载：“(唐高宗)龙朔元年（661年）冬十月，狩于陆浑县；戊辰，较猎于韭山，上自射禽兽，获鹿及雉兔数十，令代官厨应烹之羊，尽放令长生焉。”直至中晚唐时期，邓、虢一带仍是鹿类众多，许多山民不事耕种，专以射猎为生，号称“山棚”，“山棚”常将猎获的鹿负载入市鬻卖[41]。商州地区的射麝活动，在唐诗中有不少咏颂，如张祜《寄题商洛王隐居》曾提到当地逸人野老“随风收野蜜，寻麝采生香”的隐居生活[42]；有些村落乃因居民多事猎麝而被称为“采麝村”[43]；由于朝廷土贡所迫，商州一带不少百姓直至垂白之年仍不能结束猎麝生涯，曹松在《商山》一诗中说：“垂白商于原下住，儿孙共死一身忙，木弓未得长离手，犹与官家射麝香”[44]。
4、太行山区南部太行山南部东西两侧在中古时期也曾是猎鹿的好去处。东侧的邺郡一带鹿类甚多，猎鹿之事时见记载。魏文帝曹丕与其族兄之子曹丹出猎，“终日获獐、鹿九，雉、兔三十(它书皆引作二十)。”[45]在当时的工具条件下，如果没有较大鹿群存在，以数人出猎一天即能猎获九头獐、鹿，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曹魏时期，国家曾在这一地区设置了大型苑囿，禁止民间猎鹿，致使荥阳周围鹿群成灾，对农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破坏，因此大臣高柔极力主张取消禁令，听民捕猎[46]。直到唐代中期，温县(今河南温县)人捕猎还可猎获到獐和鹿[47]。济源一带在唐代亦为猎鹿之所，637年唐太宗曾率队前往济源之山狩猎，所获之鹿被送往有司造脯醢以充荐享[48]；裴休兄弟在济源时，曾有猎人以所获之鹿相赠[49]。至于其西侧诸州，也颇有猎鹿的记载，比如隋代皇帝就曾在汾阳宫附近(位于今阳曲)举行围猎，随猎的杨暕“大获麋鹿以献。”[50]再往南的潞州林虑山区，也是鹿类甚多，708年8月，唐中宗曾亲自“逐鹿于潞河”[51]。
在中古文献中，我们尚未找到关于黄河下游地区猎鹿的记载，虽然不能因此认为当地完全没有捕猎鹿类的活动，但与前述地区相比要少得多大概是可以肯定的。
猎鹿的目的自然是为了获得所需鹿类产品。鹿类动物遍身是宝，比如鹿茸、麝香、鹿角胶、鹿骨、鹿尾、鹿筋、鹿胎、鹿肾等等都是十分名贵的中药材，鹿皮可以加工制成各种服饰，而鹿肉则具有很高的滋补营养价值。在中古时代，鹿类产品已被广泛地开发利用，比较显著的是它们的药用，孙思邈的《千金方》、《千金翼方》，孟诜的《食疗本草》和苏恭等的《新修本草》，都十分强调鹿产品的医药价值，尤其是麝香应用非常广泛。不过，作为药材的鹿产品，流通区域较广，华北居民所用的未必即产自当地，故对此我们不作详述。但当地人所食用的鹿肉，则应为本地区所出产，文献中关于加工食用鹿肉的记载为数不少，从一个方面反映了当地鹿类资源的丰富程度。
北魏贾思勰在《齐民要术》卷8、卷9中记载有多种鹿肉加工方法，如以獐、鹿肉加工“五味脯”、“度夏白脯”、“甜脆脯”和“苞牃(以鹿头为原料)”等等。此外，在当时，獐、鹿肉还可以加工酿制成肉酱，该书卷8就对采用獐、鹿肉加工“肉酱”和“卒成肉酱”的方法进行了专门讨论。在《齐民要术》有关加工烹饪方法的记载中，獐、鹿肉出现的次数远超过除鱼之外的所有其它野生动物，如兔、野猪、熊、雁、鸧、凫、雉、鹌鹑等等，这说明在各种野味肉食中，贾思勰显然最为重视獐肉和鹿肉，也说明獐、鹿肉在当时是比较常见而易得的野味食料。直到晚唐五代时期，韩鄂在《四时纂要》中仍记载有用獐、鹿肉加工的“淡脯”、白脯和干腊肉的方法[52]。这两部关于农事和日常家庭生活的著作一再谈论鹿肉的加工食用，并与牛、羊、猪肉相提并论，表明鹿肉在当时并非太难得的野味。
关于唐代上层社会加工食用鹿肉之事，史书记载甚为不少。唐制规定：宫廷所需肉酱的加工事务，由光禄寺掌醢署负责，肉酱种类则是鹿、兔、羊、鱼等四醢[53]。在祭祀供品中，则有鹿脯、菁菹鹿醢、葵菹鹿醢等等鹿肉加工食品[54]。除了鹿肉酱之外，当时甚至还专用鹿尾作酱，安禄山就曾向唐玄宗进献过鹿尾酱[55]。在唐代，皇帝常以赐食表示对大臣的褒宠，其中鹿肉是常赐的肉食口味之一[56]。唐玄宗天宝时期，哥舒翰与安禄山、安思顺之间发生了矛盾，唐明皇想作和事佬，趁其三人来朝之机设宴招待他们，“诏尚食生击鹿，取血瀹肠为‘热洛何’以赐之。”[57]这些事例说明，在唐代上层社会的饮食中，鹿肉食品是相当常见之物。
百姓食用鹿肉的实例文献记载虽然不太多，但还是可以找到一些。比如《颜氏家训》载：北齐时，有人用数块獐肉招待女婿，而女婿竟认为岳父真是悭吝至极，因此非常愤恨以至举止失态[58]，这说明獐肉在当时并不算是珍贵难得的美馔。隋唐之际的王梵志曾在《草屋足风尘》一诗中谈到：贫困人家食具不完，有客相过，仅能以“鹿脯三四条，石盐五六课(颗?)”相招待，也说明当时在某些地方鹿肉并非难得的珍味，所以贫穷人家也能存些鹿脯即干鹿肉[59]。颜真卿在生活穷困、妻子生病时，曾向李太保某乞讨过新好的鹿肉脯[60]。如此之类，不一一具引。
要之，在中古时期，华北不少地方捕猎鹿类的活动仍相当频繁，猎鹿活动发生的地域，以本区西北部为主，这也与当时西北部地区鹿类资源较丰富的情况基本相合。但东南部也有一些鹿类栖息，特别是在丘陵山地鹿类也还比较常见，何以这些地区不见有猎鹿的记载，尚待查证。同时，尽管中古华北鹿肉不如家养畜肉那样易得常食，但也远不象晚近时代这样稀罕，故当时文献之中还颇有一些关于鹿肉加工食用的记载，特别是指导日常生计的《齐民要术》和《四时纂要》等，都专门提到鹿肉加工方法，这从另一侧面证实当时华北地区尚存在较为丰富的鹿类资源。
四、从鹿类推测中古华北生态状况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对中古华北地区的鹿类种群及其分布情况，已经取得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只是我们对于不同鹿种的分布密度，尚无法作出具体判断。这一方面是由于鹿是移徙活动的，即使在当代，也很难就某个地区野生鹿类的分布密度获得一个精确的数据，通常只能采用标志重捕法，或者统计捕获率、遇见率等等，取得一些相对数值；另一方面更由于现存中古文献可供利用的相关数据实不足以作这方面的尝试。因此，我们只能就总体情况概略地说，当时华北仍有不少地方存在数量相当可观的鹿类。之所以作出这样的估计，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文献有不少关于白鹿、白獐和贡麝、麝香及其它鹿产品的记载；另一方面，也因为在关于猎鹿活动的记载中，时而出现相当不小的捕获数字，而文献关于食用鹿肉的记载亦可为此提供佐证。隋唐文献不时记载有獐鹿进入长安城中、甚至闯到皇宫附近，我们可据以推测：当时长安附近、关中地区的鹿类种群数量甚为可观。
在自然界中，任何一种野生动物的生存和繁衍，都是与一定的生态环境，包括无机环境和生物环境相适应的。就生物环境而言，各种动物的分布范围、种群大小和密度高低，既取决于食物资源的分布及其丰富程度，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不同动物之间复杂的竞争、共生与捕食关系的影响；而所谓经济动物，则与人口密度、经济生产方式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因此，动物种群数量的增长与减少，分布区域的扩大与缩小，绝对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而是对生态环境及其变化的综合反映。相应地，特定区域中动物、特别是某些典型动物的种群大小及其分布情况，也就成为判断该区域整体生态状况的重要指标。这就容许我们根据鹿类的情况，对中古华北的生态环境状况稍作推测。
首先，鹿类作为典型的食植(食草)动物和重要的经济动物，其分布范围与种群大小，既与森林、草地特别是其中可食林、草种类的分布与丰俭程度直接相关，更与人口密度、生产类型和经济活动强度（在农业时代主要是土地开发强度）有很大关系，人口增加、土地开发，以及相应发生的森林、草地的减少，必定会导致鹿类种群数量的下降和分布区域的缩小。从较长的历史时段来看，这种关系是比较清楚的。以《诗经》时代与中古相比较，前一时期人口尚少，华北还存在着广袤的森林和草场未遭砍伐开垦，鹿类喜食的植物如苹、蒿、芩之类仍很丰富，“畋猎”虽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民俗与国法对野生动物的季节性保护还是相当严格的，所以其时华北地区还到处是“呦呦鹿鸣”的景象。但到了中古时期，森林植被状况已大不如《诗经》时代，与远古更无法相比，故鹿类的栖息范围及种群数量相应地也就小得多，曾经是鹿类优势种的麋鹿，种群数量更是明显减少。只是与晚近时代的情况相比，中古华北的鹿类资源仍可谓丰富。
仅就中古时期本区鹿类的种群数量与分布情况而言，其与自然生态和社会经济变化之间的相关性也有一定的显现。我们注意到：这一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从分布区域来说，以西北山地高原区较为丰富，北部边缘地带因属草原或毗邻草原，其种群数量更是相当庞大；而文献关于其东南部鹿类的记载相对较少，且现有的记载亦大抵多在拥有山地丘陵的州郡。这些情况，毫无疑问与有关地区的农业开发强度较弱、林草地较多有关，可与森林、草原变迁的研究成果互相映证[61]。
进一步检核各类史书的相关记载还可发现：它们主要出自唐以前的文献，出自唐代文献的则较少。这似乎表明，中古时期华北地区的鹿类资源，存在着前丰后俭的情况。我们知道，魏晋北朝时期，北方地区长期处于战争动乱状态，人口密度一度下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土地荒芜的情况十分严重，农业经济曾经相当低落。但这种令人慨叹的社会经济衰退，也带来了一个从生态的角度看来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后果：即自然生态环境的恢复，特别是草场和次生林的扩展。由于这种恢复和扩展，鹿类等野生动物获得了扩大其种群数量和栖息范围的机会。故此，魏晋北朝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特别是关于白鹿与白獐出现的报告较多，涉及的地区也较广，连在汉、唐时期均曾是农业繁盛、人烟稠密的东南部地区，也分布有相当多的梅花鹿和獐。但是，随着这些地区的农业经济逐渐恢复并取得进一步发展，人口密度逐步提高，一度荒闲的林草地又被复垦为农田，丘陵山地的林木亦由于各种需求的扩大而大片地遭到砍伐，可供鹿类活动的空间再度渐趋减缩，其种群数量亦渐减少。如此一来，唐代文献关于鹿类的记载不如前一阶段多，乃在情理之中。反过来看，中古华北鹿类的种群数量、地理分布及其变化，亦正是对当时森林、草地盈缩变化的间接说明。
其次，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是判断一个地区自然生态环境好坏的重要标准。鹿类作为动物界中的一个族类，虽不能完整地反映某个区域野生动物资源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但仍可据之对动物种类多样性与资源丰富性作出某种推断。这是因为：其一、鹿类曾是华北最为重要的野生经济动物，自远古以来即是当地人们捕猎的首选目标，仍有较多鹿类可供捕猎，即意味着尚有众多其它可供捕猎的野生动物；其二、在各种高等食草动物中，鹿类是对生境、特别是林草地的要求比较严格的一类，鹿类的种群数量和地理分布对生态环境的改变反应比较灵敏，有较多鹿类存在，即意味着整个生态环境尚称良好，其它野生食草动物亦应较为丰富，至少在华北这样的自然环境下是如此；其三、鹿类动物是生态“食物链”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在“食物链”中，鹿及其它食草动物属于“一级消费者”，是大型食肉动物的捕食对象，数量众多的鹿类及其它食草动物存在，为食肉猛兽提供了食物条件，相应地，后者亦必定存在着一定的种群数量。
也许对当时文献关于猛兽的记载略加征引，有助于进一步阐明以上观点，并增进我们对中古华北野生动物资源的多样性、丰富性和整个生态环境状况的认识。
曹魏时期一位名叫高柔的大臣，针对朝廷禁止百姓在禁苑中捕鹿发表了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议论。据高柔称：由于国家禁止在苑囿一带捕猎，致使方圆千里之地，鹿群恣意繁衍，附近以耕稼为生的百姓深受其害。他非常忧虑地指出：当时“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赀。民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元元之命，实可矜伤。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损者甚多。”[62]因此他主张放宽捕禁，允许百姓猎鹿。为了陈明利弊，他还特地作了如下的估算，称：
……今禁地广轮且千余里，臣下计无虑其中有虎大小六百头，狼有五百头，狐万头。使大虎一头三日食一鹿，一虎一岁百二十鹿，是为六百头虎一岁食七万二千头鹿也。使十狼日共食一鹿，是为五百头狼一岁共食万八千头鹿。鹿子始生，未能善走，使十狐一日共食一子，比至健走一月之间，是为万狐一月共食鹿子三万头也。大凡一岁所食十二万头。其雕鹗所害，臣置不计。以此推之，终无从得多，不如早取之为便也。
Abstract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mergedinthe60’sof20century,whichhasthecharacterofvacation,entertainment,demonstration,knowledgeandeducationfunction.Formulateanecology,cultureandtourindustry,Undercertainsocialeconomicscondition,itwillbethenewmodelofagriculturalexploration,whichexploitagriculturallandscape,ecologicallandscapeandfarmlandlandscapedeeplyandoverlappingwithtourindustry.Inthispaper,theconnotationofecologytourofagricultureisadvanced,andempiricalanalysisofZhuhaieco-agricultureS&Tzoneisconducted.Aftersummaryofitssuccessexperienceandoperationmodel,webelieveitisthedevelopmentmodelthatChinawillbeadoptedrecentlyandfuture,anditseffectiverealizationwayis.tosetupEcologyTourofAgriculture.
Keywords:ecologytourofagriculture,explorationmodel,empiricalanalysis
一、引言
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的具有旅游、休闲、示范、求知、教育功能的生态文化旅游产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入不断增加，消费需求也在不断更新换代，加上政府积极宏观引导，及时推出了“黄金周”节假日，为城乡居民休闲消费提供时间保障，许多工商企业纷纷响应，加大投资力度，抓紧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增加城乡居民选择的旅游天地。据统计，我国东部沿海省份抓住机遇，大力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已见成效。如浙江金华石门农场的花木公园，富阳县的农业公园，福建漳州的花卉、水果大观园，厦门华夏神农大观园，上海浦东孙桥现代化开发区等。广东省已发展80多个观光果园，每年接待游客400多万，收入达10多亿，有力地带动了周边农民致富。
二、生态旅游农业的内涵
1、生态旅游农业的概念
生态旅游农业是以农业生产为依托，使农业与自然、人文景观以及现代旅游业相结合的一种高效产业。它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仅指用来满足旅游者观光需求的农业；广义的生态旅游涵盖较为广泛，主要包括“观光农业旅游”、“休闲旅游”、“乡村旅游”、“农村生态旅游”等不同概念，具体讲是指在充分利用现有农村空间、农业自然资源和农村人文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以旅游内涵为主题的规划、设计与施工，把农业建设、科学管理、农艺展示、农业产品加工与旅游者的广泛参与融为一体，是旅游者充分体验现代农业与生态农业相结合的新型旅游产业。
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要有具备开发农业生态旅游的资源基础。生态旅游农业是一种以农业和农村为载体的新型旅游观光农业，必须建立在具有可供旅游观光开发的农业资源基础上，从而把农业资源转化成旅游观光资源，扩大农业资源的功能。第二，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对传统农业进行加工和包装，把农业生产、科技应用、艺术加工和旅客参与农事活动融为一体，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生产经营形态，突破传统农业的生产模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第三，要以生态旅游为导向。农业生态旅游是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拓广了生态旅游观光功能，巧妙利用城乡各种差异来规划、设计、组合而引起旅游者消费欲望。使旅游者亲身感受和参与现代农业技术与生态农业等大自然情趣，把现代农业及自然资源景观与旅游资源融为一体，最终达到生产、生活、生态的有机结合，既发展了农业，又保护了环境。第四，观光农业旅游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伴随着近年来农业产业化发展的新趋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成为人们关注的新兴课题，而旅游业以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在此种情况下，经营者迎合当今社会人们追求“个性化”、“生态化”，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需求心理，把两个领域有机结合起来而成为一个新的项目，是农业和旅游业的进一步延伸，也是农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2、生态旅游农业的特征
与传统农业和旅游业相比较而言，生态旅游农业具有如下特征：
（1）功能齐全、双重效益。生态旅游农业为旅游者提供了一定的乡村空间，旅游者在景区内观光、休闲、参与娱乐、品尝美食。甚至亲自劳作，既增长知识，亲近自然，又陶冶情操。园区内还可举办节日庆典活动，加强游客之间感情交流，传播信息，增进友谊，缩小差距。企业和农民则通过销售产品，提供食宿服务和劳务以增加收入。
（2）保护环境、持续发展。观光农业的建设严格按照生态农业和有机农业的要求进行生产，只允许在残留有害物质规定标准范围内适量的使用化肥、农药，其产品为无公害的、安全、营养的绿色保健食品，大量减少了对环境的污染，生态环境优美，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得以充分体现，植被覆盖率也大大高于一般农区。这种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利用相结合，适当注重社会效应和经济效应的做法，遵循了农业发展的规律，符合农民的利益，使农业走向一条健康的持续发展道路。
（3）回归自然、身心享受。工业化的飞速发展导致城市污染的加剧，快节奏的城市生活使人们的精神日趋紧张，人们渴望亲近自然，回归自然，使自己的身心得到真正的放松和享受。生态旅游农业满足了城乡居民的这一要求，它用生态学、美学和经济学理论来指导农业生产，通过合理规划布局，自然调节和人工调节相协调，使农业生态系统进入良性循环，具有生产、加工、销售、疗养、旅游娱乐等综合功能。农业与旅游业的结合不是简单的转换，而是把农业中（种植业、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等）具有旅游资源部分的功能进行整合发掘和利用，使它充分满足人们回归自然。返朴归真的个性化需求。
（4）科技特色、高效农业。生态旅游农业具有高科技特色，它是“三高”农业的具体体现，尤其在一些大型观光农业科技园区，大片土地通过平整与规划，用先进农业技术进行开发，由掌握先进技术的人来管理，造成具有相当规模、各具特色的农业整体，成为具有较高的先进农业技术支持和科学管理手段的新型农业。这种农业不论在优质品种、栽培管理技术还是在农业生产工艺、景观外形外貌等方面都是棋高一筹，是一般大田农业区无法比拟的，游客在这样的环境中游览，不仅赏心悦目，还能学到科技知识，产生深刻印象。
3、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布局原则
（1）因地制宜。农业生产具有强烈的地域性合季节性，发展生态旅游农业必须根据各地区的农业资源、农业生产条件合季节特点，充分考虑其区位条件合交通条件，因地、因时制宜，突出区域特色。
（2）尽可能与旅游业相结合。充分利用原有的旅游景区和景点，扩大和增加观光农业项目，通过相互带动作用，发展农业与旅游业合一的新型产业。
（3）充分考虑客源市场。发展生态旅游农业首先安排在大城市郊区和经济发达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对观光农业的要求强烈，经济条件可能，交通比较便利，发展生态旅游农业的条件比较优越。
（4）必须搞好基础设施建设。首先搞好交通、水电、饮食、住宿等基础设施，设计专门的旅店、餐厅、农宿以及娱乐场所和度假村，开发具有特色的农副产品及旅游产品，以供游客观光、游览、品尝、购物、参与农作、休闲、度假等多项活动。
（5）与农村建设规划相结合。要搞好农村居民点和道路规划，合理开发和整治土地，改善农村环境，在保留历史民俗农舍的同时，兴建体现观光特色的农村新民舍，以供游客观光旅游。
三、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开发实证分析
珠海市生态农业科技园是一个集农业高新技术引进、开发与生产、加工、出口以及观光旅游为一体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该中心是在原珠海农科所基础上仅凭5000元流动资金起家，园区现已发展集科研、生产、商贸、旅游、教育等多项功能为一体的集团化科研经济实体，2001年该中心的科技创收就达5000多万元，旅游收入1000多万元，出口创汇达860多万美元，成为目前我国最具实力的外向型农业科技园区之一。
1、区位与市场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的建设，区位优势比较明显。珠海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陆地与澳门相连，有二个口岸可直接与澳门通关。水路与香港相通，行船只需1小时。离广州、深圳不到2小时的车程。京珠高速、珠海机场、珠海港、九洲港构成了陆、海、空的立体交通。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地处珠海的城乡结合部，环境优美，面积广阔、交通便利，基础条件十分好，从交通上来说，从园区到市区只有10分钟车程，并且已开通了公共汽车和观光巴士，市政府于2002年底修通4车道的旅游景观路直达园区的门口，交通非常便捷。从地域上来说，园区的核心区2000亩，已成为永久性的农业科研用地并办妥了征地手续，领取了土地证。市政府还给园区预留了1500亩的土地，可以作为第二期的开发用地。
2、设计景观的理念分析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即达到“一区多园、一园多用”的目的。园区策划者认为，旅游的概念很广泛，只有差异才是最好的旅游资源。人们出国考察或旅游就是看他们从未看过的东西，正如外国人看长城，我们去埃及看金字塔，都常有一种非常想看的冲动。农业科技园区发展旅游业，就在于它可以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不同来显示出差异，加之把其艺术化处理，就成为非常好的旅游产品。所以，制造差异就可能创造出一个全新的市场，并且这种旅游还具有可持续发展的优势。
正是源于这种理念，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建设初始阶段。就把旅游的理念融了进去，每建设一个温室或安排一个项目，他们都考虑到了生态、环保、休闲观光、教育培训、商贸销售等因素。并且做到了园区一边建设、景点一边可以开放，2002年该园区就接待了来自我国外的宾客30多万人，旅游创收超过了1000万元，占园区总收入的1/4。入园的游客多了，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市场，人流带动了物流。园区内生产出来的花卉、种子、种苗、果蔬，就地成了商品。并且这些商品的销售价格都高于外边的市场。比如，该园区在温室里栽培的小番茄，一般来说，农贸市场销价为5元/斤，而在园区内则可销售到15元/斤，客人不嫌其贵，就在于它是一个特殊的旅游产品。游客一般都有花钱的心理准备，但一定要花得开心，所以只要产品的质量好，加上销售的方式奇特，他们是可以接受的。因此，该园区栽培的番茄不是摘下来卖，而是长在温室内，挂在藤上卖。如果一家三口来旅游，小孩子都乐意到大棚去摘番茄了，一边摘一边吃，一直到摘了满满的一袋才罢手。而父母看到小孩如此投入，心里也乐开了花，再高的价格也会买，这正是体验经济的所在。可见旅游开发，必然会带动商贸的发展，真是一举三得。
3、开发生态旅游农业资源的策略和措施
（1）更新策划理念，走企业化、市场化发展之路。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产业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主导产业上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在策划的理念上注入了旅游、休闲、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达到开拓市场的目的。
（2）产学研紧密结合，多层次、多元化发展。一方面，园区自身就是一个农业科技研发、产业化拓展的孵化器，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进入了产业圈。另一方面，园区也积极的与大中专院校、科研院所合作，联合开发高新技术。
（3）以科技为本，优化资源配置。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经过多年的摸索，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发展优势，确定了独具特色的科研发展方向、主导产品和技术定位。在技术定位上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注重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在主导产品上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为园区设计独特的生态旅游景观提供了技术支撑。
（4）建立配套完善的旅游设施。利用设施农业和先进的生产模式，种植瓜果、蔬菜、花卉等近1000个品种，创造出新、奇、特的观光效果，并配套建立了相应的旅游设施“农科之窗”、“荷塘观赏”、“八卦田园”、“野菜园”、“水车阵”、“垂钓走廊”、“珍禽园”、“沙漠植物园”、“心灵茶庄”等一大批集科研、环保、生产、旅游于一体的生态园林景观，吸引了大量的境内外游客。
四、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开发的经验与启示
1、理念创新。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从筹建就树立了“差距产生效益”的新理念，并认真思考如何寻找和利用差异来改造传统农业。他们通过寻找自然资源、农业产业、区位优势等方面差异点来营造新的生态旅游景观，打造园区独特的品牌。例如园区于2000年元旦至春节在园区成功举办珠海首届南瓜文化艺术节，展示了全世界数百个珍、奇、特、新的南瓜品种，大的如大鼓，重达100多公斤，小的如鸡蛋，轻才20克，黄、白、红、绿、青、蓝、紫七彩缤纷。进入南瓜园仿佛进入了南瓜大千世界、南瓜的艺术殿堂。南瓜节开幕一个月，创下门票收入130万的记录，由此也带出了一个新的产业——观赏玩具南瓜规模化生产。这样通过理念创新，运用农业高新技术开发新品种，利用生态学和景观学原理精心设计各种差异化的景观和景点，打造出一个融“自然美景、现代科技、人文情怀”的生态旅游区，丰富和发展了农业和旅游的内容和新领域，找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道路。
2、制度创新。一是科研管理体制创新。首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打破传统立项方式：不搞纯理论的基础研究。其次，科研立项与市场供求密切结合，由市场来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第三，完善对科技人员和项目承担单位的激励制度，对于课题成果的产业化效益，实行“技术折股，按比例提成”的激励机制。第四，建立起课题组成员课题研发的风险金制度，以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率。二是用工、分配体制创新。该科技园区作为事业单位，存在多种形式的用工制度（如编内人员由财政负担工资，编外人员由企业自收自支）。通过大力提倡绩效工资，形成报酬级差，混淆用工身份，建立岗位津贴和奖励制度，对承包部门实行“定职能、定岗位、定编制、定工资总额”的“四定”改革，将津贴和奖励与个人的工作岗位和业绩挂钩，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拉开档次，园区内岗位竞争意识、危机意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使该园区逐步向现代企业用工制度方向迈进。
3、组织创新。珠海农业科技园内实施的是一种将科研、生产、示范推广、科普教育、观光旅游及贸易紧密结合的战略。因此在园区的组织结构上也具有其特殊性。具体组织架构如下：
一是园区运作的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建立了园区办公室，负责统一协调园区的各项工作，包括财务管理、人力资源管理、对外联络、招商引资、项目监督、后勤服务等管理工作。
二是科学决策的专家机构。农业园区的运作还必须建立各类专家决策机构，以对园区的重大项目进行咨询、决策。珠海农业园区采取紧密型的专家依托机构与松散型的专家群体相结合的方式。如与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建立了较为紧密的业务关系，把广东省农科院、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大学、珠海大学园区作为技术依托单位。在重大项目的申报、规划、实施之前，均要征求这些院校专家的意见。而对于一些阶段性或临时发生的问题、项目，则采取专家会议或专项邀请专家具体解决实际问题的做法。
三是项目创新的研发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是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南亚热带水果及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园区，因此设立了与项目相关的研发机构，如分子生物学研究室、组织培养研究室、育种中心、蔬菜研究室、观赏植物研究室等，负责园区内各种技术攻关、产品开发，并完成国家、省、市各种科技攻关项目。
四是项目实施的企业管理机构。珠海农业科技园区设立了生产部、设计部、绿化工程部、餐饮部、旅游部销售部等机构，专门负责产品的开发、项目的承接、实施和运作，是直接产生经济效益的部门。主导产品的技术支撑来源于研发机构，实施部门视为生产性机构。
五是成果推广的网格系统。园区设立了技术推广部，主要任务是推广、普及农业高新技术，配合当地农业部门抓好各项农业技术服务工作，同时组织科技人员深入项目区进行现场技术指导，及时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还在当地的农业产业区建立示范基地，从产前提供种苗、产中指导、产后回收产品，实行一条龙服务，解决了农民的技术、资金和市场问题。
六是科普教育的培训机构。园区建立了培训机构，一方面采取各种形式对农民和农业技术干部进行专业技术培训，确保各项高新技术措施在生产中得到落实，也负责对来园区学习、参观学生的农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同时还与珠海市电视大学、珠海市职业中学联合开办了园艺花卉大、中专班，为当地城市美化培养中初级技术人才。园区现在不仅是科研、示范的基地，同时也是“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广东省德育教育基地”、“珠海市农业科技干部再培训基地”、“珠海市中小学生的农科教实践基地”等。
七是市场接轨的营销网络。园区在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同时，成立了永源公司、金波公司、生力公司及销售中心，专门负责国外市场的开拓，各个产品均形成了销售的网络，为中心的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空间，2002年园区的出口创汇达860万美元，年旅游收入达1200万元，生产性收入达4000万元。
4、科技创新。科技是园区发展和壮大的动力源泉，园区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
一是确立主导产业，发展与之相关的技术和产品。通过对珠海区位优势、气候优势、资源优势及市场需求的认真分析，珠海农业科技园区确立了以名优花卉、特色蔬菜、优质种苗和观光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发展方向，并以此为目标建立相关的农业技术体系。由于主导产业和相关技术体系的建立，促使珠海农业园区的发展目标明确，各个主导产品均按既定目标实施。如：名贵蝴蝶兰在园区的年生产量已达120万盆，组培苗达300万株，成为国内最大的蝴蝶兰生产基地之一，成为园区强大的经济支柱。
二是实施自有技术与引进技术相结合的战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认识到国际市场竞争的严峻性，不仅注重开发具有自有知识产权的技术，如甘茶蔓高产种植技术、保健植物加工技术、名优花卉的优质高产技术等，同时还不断引进和发展国外先进的技术和手段，如无土栽培技术、设施农业技术、基因工程技术、细胞工程技术，形成了在国内外均具有竞争力的技术资源体系，为技术创新奠定了基础。
三是发展本土品种与引进西洋品种相结合。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近几年一方面不断培养具有地方特色的本土品种，如本地南瓜、猪笼草、树仔菜、荔枝、龙眼等，也不断从国外引进新品种，并进行试验、筛选、鉴定，确定了一系列蔬菜、花卉、水果名优品种，为加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实现产业化提供了丰富的品种资源，也为园区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供了广泛的资源。在1999年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上，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送展的产品一举夺得广东省瓜果类金、银、铜三个大奖，在第四届中国（广州）国际园林花卉博览会上，珠海园区设计建设的“奇异瓜果园”获得“室内艺术园景设计大奖”，种植数个特优品种获得园林精品的单项金奖、银奖和铜奖等殊荣，说明园区在品种的研究上处在国内同行的先进水平。
四是短期性项目与长远性项目相结合。如近两年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根据市场的需求，在春节、国庆节、元旦等重大节日时，引进种植了郁金香、百合等花卉产品，获得了时效性的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十分注重与园区科技的长远发展规划和目标紧密相关的项目，它们或许短期内见不到效益，如：组织培养、育种、基因工程等是一些投入大、收效慢的项目，但它却是园区发展最具生命力和创造性的部分，因此，珠海高科技农业园区每年投入近百万元用于该类应用基础项目的研发，现在各类名贵花卉的无性繁殖系统和各种样品的分析测试手段已经建立，为园区科技发展储备了充足的项目。
五是完善科研设施，努力创造项目实施的设施条件。要加快形成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农业技术和品种，就必须拥有与人才、项目相适应的先进仪器设备，以确保项目的高质量、高水平和高效益。近年来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投入了300多万元，购置了国际一流的仪器设备，建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组织培养室、分析测试室，形成了在珠三角乃至全国农业园区具有竞争优势的实验设施，为吸引人才、实施项目、创立品牌奠定了设施基础。
六是建立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科技推广体系。为了实现园区这一目标，珠海农业科技园经过几年实践，摸索了一条科研＋公司十基地十农户的模式，即将基地建立在珠海斗门农民的土地上，实施产前提供种苗、肥料、农药，产中指导农民技术，产后回收产品的一条龙服务，将科研成果、技术、种苗与农业生产和市场紧密结合，形成规模化的农业产业链，用科技和市场带动农民致富。目前该基地已经将绿色蔬菜出口到澳门及珠海市的各大机关、超级市场，创造了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
七是重视信息系统的建立，随时掌握科技的发展趋势。珠海农业科技园在信息系统的建立上，不仅注重国内科技期刊和资料的收集，建立了园内图书资料室、科技档案室，还为各个职能部门、主要科技人员均配备了计算机，充份利用国际互联网系统搜集国内外科技信息，同时还建立了园区自己的农业科技网站，这些均为科技资源的搜索、电子商务的运作、项目的国际化奠定了信息资源的基础。
5、模式创新。通过几年的实践，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进行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摸索出了一套混合型的管理模式，即在园区的管理上，有民营企业的做法；有外资企业的管理；还有领导的个人魅力和格化的管理。为此，称之为“混合型”的管理模式。
一是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管理模式。珠海农业高科技园区在宏观管理上，注重分析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及时调整经营战略；在重大科研项目上对人财物进行宏观调控，集中有限的资金，进行投入、集中的打歼灭战。在微观上按照市场规则进行运转，采取目标管理，放权让利，各自经营实体实施独立核算，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政策，充分调动了园区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机制灵活的优势。园区借鉴民营经济机动灵活，果断决策，管理到位的管理优势，为我所用，提高效率。这一管理模式对领导层、决策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较高。园区领导们敢于负责，善于拍板，不错过任何机会，给投资者十足的信心和优质服务，有利地吸引了众多的投资者。如该园区领导们在与台湾商人谈判合作规模化开发蝴蝶兰花项目的过程中，无论对方提出什么问题，马上作答。虽然投资额在1000多万以上，但只用了2小时便签订投资协议，一个星期后开始兴建，三个月开始产出，速度之快，连台商都感意外。
三是注重吸收国有企业规范化、科学化的管理优势。在吸取民营企业管理先进经验的同时，同时注重吸收国有企业好的管理模式。国有企业组织健全，规范经营，依靠群众，充分发挥党团、工青、妇卫等组织的作用，强化各部门的功能，特别是把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放在重要的位置来抓，这些都是农业科技园在管理上要借鉴和吸收的。
四是注意是借鉴台资企业的管理模式。台资企业具有很强的管理优势，他们在管理理念上比较先进，完全是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制订出既先进、又科学的管理制度。台资企业注重市场调查预测、控制成本核算、保证产品质量、做好售后服务、重视人的作用。这种经营策划的理念值得学习。如园区在与台湾商人合作生产兰花的项目运作过程中，确实学习到了台商的精明能干，信息灵通，善于控制成本，精于开拓市场、敢于大胆投入，市场占有率高等先进的管理方法。
五是充分发挥领导集体或个人的人格魅力。要管理好一个园区，还应强调领导或领导集体的个人魅力和人格化的管理，树立领导威信很重要，企业员工对他的主管有点崇拜也并没有害处，但不应搞个人崇拜。当然，领导的威信或他人对你的崇拜都应建立在领导的个人魅力、人格化的基础上，即领导政治上的成熟、业务上的精通、懂得领导艺术、率先垂范、关心同事、以人为本，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什么样的困难都可以克服。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创出了品牌，创出了效益，走出了一条特色的路子，这无疑与领导层的威信有着很大的关系。
五、结论
珠海生态农业科技园根据自己的地域优势和科技优势以及园区所拥有的有利条件，在策划理念上注入了旅游、示范、教学、培训、商贸的概念，把差异作为最好的旅游资源加以开发，通过现代农业的新品种、新栽培模式与传统农业的不同显示出其差异，选择了花卉、蔬菜和水果的设施生产作为主导产业，走出一条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新路子，并通过其示范、推广和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地区千家万户的农民致富。这一案例的实证分析表明：一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可以产生独有的农业要素差异，可以发展为新型的特色主导产业；二适应消费层次的深化和生态保护的需要，农业的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它已经成为具有多功能性的产业，农业将成为体验经济的主导产业；三有效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科技园区作为现代农业和旅游业交叉的载体，是一种新型的经济组织创新，它将成为生态旅游农业发展的主流。四是人力资本由于其在思想理念、信息资源、现代管理、风险投资等方面的优势，将在农业科技园区的建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参考文献
1．郭焕成等：观光农业发展研究，经济地理，2000（2）。
2．卢云亭等：观光农业，北京出版社，1995年10月。
“道生万物”是《老子》中的一个重要命题，其中所表达的宇宙生命统一论，蕴涵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在这里，老子以万物相互联系的宇宙观来审视自然生态。他并不将人的行为独立于自然之外，而是把人与万物同视，认为自然只是一张有秩序的网，人类是这张秩序之网中的一环。
当然，这并不是要把人降低到生物学意义上的动物。《老子》指出：“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道生万物”表明，老子反对把贵贱观念应用于自然界，反对人类妄自尊大、以自己为中心、把大自然当成自己的征服对象的态度，反对人类仅为自己需要而掠夺自然的做法。而是主张以道观物，以达到天人和谐。
通过历史反思，面向21世纪的人类已认识到了这种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局限性。而老子哲学中所表达的宇宙生命统一论，显然是对这种激进的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是对人高于万物、优越于万物价值范式的颠覆，对于消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法自然”是老子生态观的核心思想与根本规律。宇宙万物的生成根源于自然，宇宙万物的演化动力来源于自然，宇宙万物相互关联统一于自然，人类社会始终是自然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老子》关于“道法自然”的自然本体意识的基本内容。
依循“道”的自然本性，达成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首先要按照“自然”的方式对待自然。从道的层面看，人与万物乃属于同一家园，构成了一个和谐完美的有机系统。人类对自然系统所作的任何改变都可能影响该系统。我们应该最小而不是最大地影响其他物质和地球，去维护自然界的和谐秩序。
其次，要懂得尊重自然。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反等级态度以及“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是十分吻合的。
再次，要对自然存一份爱惜之心。老子认为对待万物应采取“俭啬慈善”的态度，唯有如此行事，每个人才能修炼自身，使“德”不断积累，体认“道”，达到“玄德”，从而保持平衡和谐的状态。
“自然无为”：构建一种和谐的生存环境。
“自然无为”是由“道”推演出来的老子生态智慧的基本立场。其中所具有的生态价值意蕴，在于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行为上就是“自然无为”，从而构建一种和谐的生存环境。
当今中国的环境在世界上处于落后状态，污染的环境严重危害着人民的健康，阻碍着经济的正常发展，生态文明建设当引起全社会的重视。
一、生态环境恶化，改善迫在眉睫
国务院总理同志指出：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在2004年全球118个国家的生态现代化指数排序中，中国名列第100位。通过对二氧化碳排放量、废物处理率等30个指标的分析表明：瑞士等15个国家处于世界先进水平，而中国等26个国家属于世界较低水平。我国环境事故、生态危机都进入高发期。民以食为天，而食品受污染的事件频频发生。污染的空气，造成的肺癌成为头号杀手！1/4的人喝不上纯净的水，松花江、太湖污染引发饮用水危机。90%流经城市的河流受到污染。75%的湖泊出现了富营养化问题……
江苏尽管经济发达，但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突出。明确将环保优先、富民优先、科教优先、节约优先作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选择了236家循环经济试点，一手抓环境保护，一手抓生态建设。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城乡统筹，促进生态循环，改善卫生环境状况，保障人民健康是生态建设的首要任务。
二、发展循环经济，净化生态环境
新型农村沼气作为一种生态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是以资源高效循环利用为核心，以资源投入最少的“减量化”，废弃物再利用的“资源化”，污染排放量最小的“无害化”为原则，达到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模式。
围绕建设生态省的总目标，江苏以推进生态农业县建设为抓手，实施“三清工程”（清洁田园、清洁家园、清洁水源），“一池三改”（建沼气池，改厨、改厕、改圈）的生态家园富民工程，建立清洁生产技术保障体系。人畜粪便以及有机废物的传染病源，经过沼气池厌氧发酵、沉淀作用，能杀灭病菌和寄生虫卵，能有效防止疾病传染。实施大中型畜禽场有机物污染治理的能环工程，推广沼气池无害化处理等综合利用技术，可以保护环境，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沛县的养殖业发达，但畜禽排泄物造成了农村环境脏乱差。在龙固镇三里村结合“一池三改”的实施，成功推广了“畜沼菜”、“畜沼粮”、“畜沼果”等多种生态良性循环模式。不仅农村居住环境得以改善，还增加年收入3000多万元。
以往江都市银河生态农业园产生的粪便和污水造成环境污染，让周边农民不堪忍受。2002年，建起了一座沼气塔，开始了农业生态圈的运作。在生产过程不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对人体有害物质。奶牛粪便液通过污水管输送到沼气塔，经过发酵后产生沼气，供农家炊事，将污染物资源化，形成了良性生态循环，彻底改变了环境。
赣榆建造农村户用四位一体式沼气池26500只，大中型沼气工程7处，创建集植物生产、动物转化、微生物还原为一体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20处，建造生活污水净化装置216处，总发酵容积273000m³，净化生活污水34万吨，建造2万户的“生态卫生厕所”。
江苏省积极推广生活污水净化沼气池工程。利用厌氧发酵和好氧降解技术，将农村的粪便、生活污水进行净化处理。促进了生产、生活用水的良性循环，改善了农村水环境。
三、沼气综合利用，发展生态农业
利用农村沼气，因地制宜开展沼液、沼渣综合利用，发展循环经济，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效率，把调整农业生产结构，增加农民收入与防治农业面源污染和改善生态环境有机的结合起来。
涟水、东海、金湖、邳州等地开展了水稻沼液浸种试验示范，水稻单产可提高8-10%。沼气余渣的肥效是普通农家肥的三倍多，沼液可以用来施肥、养殖鱼虾。通过走“猪―沼―果”、“猪―沼―鱼”、“猪―沼―菜”等种养业生物链模式，改善了土壤的板结情况,使农产品品质得以提升。
沼气不仅为农户提供了大量的优质清洁能源，而且减少了农业面源污染。改善了农民居住环境的卫生状况，还将农户的生产、生活、种植、养殖有机地结合起来,带动了无公害农产品生产，引导农民脱贫致富,创造良好的生态环境,带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
四、废弃物资源化，沼气发电制热
南京水阁垃圾场在1997年利用沼气发电，2002年并网。天井洼沼气发电厂每月能发电50万度，供应5000户居民用电。轿子山开创国内第一个填埋场沼气制热项目，每天3500吨生活垃圾通过卫生填埋产生沼气，用来发电制热。南京三大垃圾场一年产沼气全用于发电制热，减排的甲烷相当于50万吨二氧化碳。目前，南京垃圾填埋场日均发电10万度，日产95℃热水8001000吨。沼气不仅将废弃物资源化还把臭气熏天的垃圾场变成了环境优美的绿化带。
1979年，江苏省沼气研究所（现常州市生态技术应用研究所）在武进建立了沼气发电站，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江苏省最大的沼气发电项目在常州市康乐农牧有限公司投入运行。年出栏生猪6万头，废水达4万多吨，现在达到零排放，年发电40万度。武进绿杨花卉有限公司，用猪粪发酵产生沼气，沼气和秸杆气混合发电，解决花木大棚所需能源，沼渣给果树、蔬菜施肥。溧阳市乾丰养殖有限公司的大型沼气工程于2007年开工，可年产沼气300万立方米、发电40万度，解决了畜禽污水排放的难题。
无锡益多环保热电有限公司每天处理生活垃圾1000吨，每小时发电2.4万度。沼气制蒸气，以每小时100吨的产量供新安、华庄两地的60多家企业使用。无锡桃花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垃圾产沼气发电，每小时发电1960度。徐州国际农业科技园，利用城市粪便发酵的沼气发电。
我国城市的沼气资源充足：1.工业污水、污泥。采用厌氧消化技术，1m³的污泥可产生10m³左右的沼气，可发电15度以上。2.生活垃圾。一吨生活有机垃圾产生的沼气量约为100～200m³,可发电150～300度。3.我国年产酒精约400万吨，产生的沼气就可发电18亿度，产生0.3MP的蒸汽200万吨。我国年产柠檬酸70万吨，发电总量可达2.1亿度，产生0.3MP的蒸汽24.5万吨。
沼气发电的生态、能源和经济效益尤为突出。作为节能产业，生态循环经济，沼气建设是可持续发展的良途。
参考文献：
2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体制适应性
2.1管理机构
大黄石地区的联邦土地在行政区划上由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土地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共同管理，前三者隶属于美国联邦内政部，而国家森林局隶属于美国联邦农业部[7]。1964年，国家公园管理局和国家森林局2个部门通过“理解备忘录(MemorandumofUnderstanding)”达成共识，合作共管大黄石地区，并成立了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reaterYellowstoneCoordinationCommittee，简称“GYCC”)。之后，美国野生动物局和土地管理局分别于2002年和2012年相继加入GYCC。GYCC作为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管理的协作平台，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会上四大政府机构官员与当地利益团体、商业团体、非政府环保组织和科研工作者共同商议区域生态系统管理事务。大黄石地区的生态系统管理的相关组织机构和利益团体及其相互关系如图1所示。大黄石生态系统的分析评估、决策机制、项目实施等事项通过委员会进行统筹协调，各部门力图找到交叉的任务，寻求共同管理大黄石地区资源的机会。其任务是：1)提供公众服务和维持大黄石地区资源方面的领导策略；2)协调国家公园、国家森林、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土地管理行政区规划和监测；3)设置大黄石生态系统为优先考虑对象，并分配资源来实现目标；4)提供联邦、州、地方机构、民间组织和公众之间互动论坛，鼓励在联邦单位和合作伙伴间的协调和共享；5)确定并解决持续出现的新问题，运用相互协作的战略思维；6)减少重复工作，寻求共享信息、资源和数据的机会；7)在法律允许和机构使命的范围内，制定大黄石地区统一的规则、要求、程序和公众信息[8]。在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统一合作战略目标下，进一步设立多个专业委员会(简称专委会)实现主要生态系统议题的分项管理，包括水生入侵物种合作社、陆生入侵物种小组、清洁空气合作伙伴、防火安全管理团队、渔业团队、水文团队、白皮松委员会、可持续经营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成员来自与大黄石地区相关的联邦、州立、县机构的管理者和专家。其他还有一些专业组织在GYCC统一协调下参与到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中，如1983年成立的跨部门的灰熊委员会(InteragencyGrizzlyBearCommittee，简称“IGBC”)，其成员组成包括了联邦政府的国家公园管理局、野生动物局、森林管理局、土地管理局和地质勘探局，州立政府的相关机构以及非政府组织，他们在GYCC的协调下进行灰熊数量的监测和保护[9]。由此可见，目标统一、职能细分的管理形式使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兼具综合化和专门化的特点。
2.2当前管理内容与形式
2009年，大黄石生态系统委员会的联邦政府机构管理者、美国地质勘查局和来自高校的科学家共同确定了威胁大黄石生态系统的三大外部力量：气候变化、土地使用变化和入侵物种[10]。参与者总结大黄石生态系统所面临的挑战是：“理解大尺度的压力是如何影响生态系统动力及其服务功能的，并在此理解的基础上决定管理景观的最佳途径。”他们确定了研究的需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生态系统是如何响应气候变化的？尤其是水系统，高原和林木群落的变化，雪和土壤湿度的改变，以及诸如干旱、洪水、火灾、昆虫骚扰和疾病等干扰过程；2)人类如何影响生态系统？例如如何管理人类聚居才能最小化野生动物生态的影响？放牧、采矿和能源发展这些人类活动是如何改变土地使用和生态系统的？3)是什么促使入侵物种的传播？入侵物种如何影响大黄石生态系统的？气候变化和土地使用的变化如何影响入侵物种以及它们的管理？这3部分的议题可归结为对生态系统中各组成要素之间相互影响的属性、程度、机制和规律的研究，在此科学研究的基础上经设定指标、确立阈值、风险分析等步骤实现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起生态科学研究和管理政策之间的联系。针对气候变化、入侵物种、物种保护、土地使用等问题，各小组通过制定清单普查、监测评估、战略计划、实施计划、管理导则、管理手册等文件落实管理，并定期汇报完成成果和下一步的工作重点。管理内容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1)对生物物种或自然灾害在尺度、范围、结构和功能等属性上进行普查、制作清单，评估其状态并建立监测机制；2)采用适应性管理策略进行生态系统的维持、保护和修复；3)制定物种管理或灾害防治的管理战略(表1)。管理内容细致地考虑了地质、水文、生物资源、气候以及人为要素对于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的作用，旨在生态系统保护、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和共享生物资源三者之间达到平衡。既有以生物、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管理规划，如《大黄石地区灰熊管理指导方针》《大黄石秃鹰管理计划》《大黄石地区空气质量评估》《大黄石地区白皮松策略》等；又有将人类及文化的多样性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进行的管理规划，如《冬季游客使用管理：多机构的评估》《春秋季大黄石地区游憩评估》等(表1)。
2.3管理途径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涉及多个部门特别是国家森林局、土地管理局等，如何保证管理目标的顺利实现，法律与制度是重要基础。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森林局与国家公园局官方就达成了大黄石协调管理共识，围绕野生动物问题、火管理计划以及装备政策等开展对话协调，也制定了合作计划与实施方案，但效果不佳，直到1988年国会进入干预，制定促进协调的法案，加快大黄石协调管理政策的改革，促进国家公园局、森林局等部门捆绑政策的制定，1988年大黄石协调委员会成立区域领导团队，负责机构内部以及区域之间长期目标、计划与管理战略的协调等，这样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才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6]。
3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的特征和借鉴意义
3.1战略上：跨边界的生态系统管理思路
国家公园边界常常是一个理想的和考虑实际成本以及其他因素后妥协的结果，边界的修订与公园游憩特征和机会、操作和管理上的议题有关，例如可达性、地形测量、自然特征、道路等，同时也受到管理授权的影响，如管理可行性、尺度、配置、所有权、成本和其他因素[9]。黄石国家公园的边界虽然已经包含了地热资源和多种野生动物栖息地，但生态格局的演变和生态过程相互作用的范围远远超过了这个边界，野生动物的迁徙和捕食路径不会局限在此边界内，边界之外的气候、地质、水文变化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活动都对国家公园边界内的自然资源产生影响。黄石地区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运用生态系统的思想，从单独的边界内的物种保护、恢复扩展到区域景观的尺度；在管理上打破行政边界的阻隔，以黄石国家公园为核心，针对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扩大管理边界。我国风景名胜区、自然保护区等保护地均有明确的边界，但由于公园内部及其周围地区管理目标的不同导致了2个或多行政区域在边界处的管理特别脆弱，城镇化、工业化促进保护地边缘地带土地性质转变使物种栖息地受到威胁，生态系统承受的压力增加[11]；另外，目前国内风景名胜区或自然保护区在进行资源调查分析时对区内资源要素与环境属性描述较多，但从生态系统角度对生物体、环境和人为因素之间相互长期的影响规律和分析明显欠缺。黄石公园这种从区域生态系统角度思考国家公园资源有效管理的思想对于我国目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保护地保护具有借鉴意义，即从区域角度构建保护地生态安全格局，这种格局是基于保护地特定保护目标的需要而建立的。
3.2制度上：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
大黄石生态系统管理跨部门合作协调主要由大黄石协调委员会(GYCC)来实现。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发展历程可以分为3个阶段：1)1964—1991年建立统一框架阶段；2)1992—2005年内部成员扩大和管理内容细分阶段；3)2006—2012年现状成果评估和完善分项规划阶段。从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形成历程来看，其跨部门的合作协调机制同美国和加拿大共管的五大湖流域生态系统的管理框架非常相似(图2)。框架揭示了实施生态系统管理方法的基本过程，其步骤是针对达成共识的生态系统问题制定战略框架、实施行动计划；其特色在于监测评估反馈和利益相关者间协商的反馈。目前我国学界普遍认同美国国家公园的中央集权垂直管理模式要优于我国保护地分权管理模式的观点[13]。实际上美国国家公园的垂直管理模式并不是单向的管理，同样存在多部门协调如同农业部、森林局、土地局、地方利益相关者等，如何有效协调实施是该制度的关键，大黄石生态系统的跨部门合作协调机制为我国建立国家公园制度与政策提供了参考。针对生态系统问题建立统一的战略框架，建立信息和数据的共享机制和平台，加强协调和反馈，政策与法律赋予大黄石协调委员会的权力，保障发展计划的实施。
3.3决策程序上：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
大黄石生态系统的管理决策以大量的科学评估和监测为依据，通过适应性管理框架把科学知识和管理行动统一起来(图3)，通过科学监测和分析能够证实或潜在地改变管理行动[10]。由于生态系统时空尺度变化的多样性，使得生态系统监测的结果可能是非线性的，具有不确定性，导致生态系统管理措施可能会根据科学研究的进展而不断调整、完善。科学家一方面通过设计监测模型帮助管理者理解管理行动及其成果，使管理者和科学家互动；另一方面，在生态资源评估时，管理者可能要求科学家给出更多信息，使科学家重新设计数据收集计划，建立监测模型，这就要求科学人员与管理者保持合作，对生态系统进行动态的监测和管理，目的是指导科学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管理者，从而不断完善基础数据清单和长期监测项目，揭示更有意义的大黄石地区生态系统现象和所受影响。20世纪60年代以前黄石国家公园猎杀灰狼以增加鹿和野牛的数量使灰狼濒临灭绝，引进外来树种培育风景林，导致生态系统功能严重破坏[14]。这是由于规划决策只注重人的观赏体验需要，忽略生态系统的自然运作规律所带来的后果。生态系统管理提供了一个将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应用到具体管理实践的框架[15]。国家公园保护与管理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黄石国家公园的教训以及今天在生态系统保护上的成功揭示了基于科学研究的管理决策体系的重要性，我国保护地的规划管理应该在动态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决策，应依靠多学科的力量，进行生物资源的专项分析，从而避免管理中的盲目性。
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突出不仅影响到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而且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改变农村生态环境保护落后状况是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任务。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应把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摆上同等重要的地位，促进城乡环境质量全面改善。
农村生态环境保护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农业和农村不仅为全社会提供了粮食和肉、蛋、奶等农产品，而且是国家的生态屏障，因此，生态文明必然首先基于农业、农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改善。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农业功能不断拓展，除了传统的食品供给等经济功能外，其生态维护和生物能源等多重功能也在不断凸显。
城市环境和农村环境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不可分割。农村和城市都处在地球生态系统中，当地球生态系统出现问题时，不仅影响城市，也会影响农村。例如，由于目前气候变化的原因，城市和农村的生态环境都发生了改变。在一些地方，城市的发展污染了农村的河流和土壤，农村又因为土壤等被污染只能为城市提供劣质的农产品。城乡之间的环境问题相互制约，不仅降低了人们的生活质量，而且造成了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虽然一些地方的GDP看似增长了，但其污染治理的成本更高。因此，只有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实现城乡生态环境良性互动，才能不断地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
我国城乡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差距大，农村生态环境问题突出。由于公共财政长期忽视对农村的投入，造成村庄公共设施短缺，道路、供水、垃圾、污水处理设施等欠账严重，农村人居环境面貌落后。根据原建设部的相关统计，2007年我国城市用水普及率为89.7％，城市燃气普及率为81％，污水处理率和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均达到一定水平，而在2006年底，乡政府驻地用水普及率为60％，污水处理率和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则较低。
农村生态环境形势总体上比较严峻，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日益突出。畜禽粪便、水产养殖和不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等造成污染加重，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容忽视。在我国广大农村，乡镇企业污染较为普遍，小城镇环境基础设施缺乏。全国仍有近2.5亿农村居民喝不上干净的水；农村每年产生的90多亿吨生活污水基本上是任意排放，2.8亿吨生活垃圾也是随意倾倒；化肥年施用量达到4700多万吨，有效利用率不到35％；我国单位农田使用的农药比发达国家多出30％~50％，造成土壤和水体污染加剧。一些地方乱采滥挖、毁林开荒、超载放牧等行为屡禁不止。农业生态系统退化、植被破坏、土地退化严重，成为影响农村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根据2007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全国的水土流失面积为356万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37.08％。耕地质量退化趋势加重，退化面积占耕地总面积的40％以上。
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保护的对策
我国正处在城乡统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时期，从工农和城乡关系看，总体上处在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要统筹城乡生态环境保护，应该增加对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发展生物质能源。
现如今生态旅游以自然资源为核心，本着保护生态环境的原则，发展成为一种既能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又能保护旅游地的生态环境，还能对旅游者传达认识自然、保护自然观念的旅游活动。在当今世界旅游发展中，生态旅游的发展最是引人注目。从整个世界范围来看，生态旅游年均以25%—30%的速度快速成长，在世界旅游业的平均增长中保持领先。特别在生态旅游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效促进上，使得很多地方借助大力发展生态旅游来有效提高当地政府和居民的经济收入，提高当地人们的生活水平。同时，在开展生态旅游中还有效强化了旅游者自身对生态的意识，进而影响到居民和政府对生态观念的重视。生态旅游是一种亲近自然、体验自然的旅游形式，远超于人们心中一般的旅游活动。它不仅把生态性、自然性带入到旅游活动中，还融入加强自然资源保护责任的环保意识。而其中，导游作为生态旅游全程陪同，在开展以及引导中起着不可代替的作用。所以，只有正确认识导游的服务管理，才能让导游在生态旅游过程中发挥出自身应有的价值，促进生态旅游健康快速地发展。
二、生态旅游中导游的重要作用
（一）激发游客生态环保意识
生态旅游的最终目的是认识自然、享受自然以及保护自然，游客在旅游中做到享受自然很容易，要做到认识自然进而保护自然却并非易事，而导游恰恰能通过不同方法来提升游客的生态保护意识。导游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生态旅游知识，采取一定的情感激发的方式将生态保护知识传达给游客，达到提升游客生态意识的目的。导游主要通过三点来实现：（1）传播生态旅游知识；（2）影响旅游者的态度和价值观；（3）教授生态旅游中所需的各种技能。
（二）领导游客安全、有效的游玩
导游在旅游团队中的基本职责是组织、指导、沟通、协调游客进行旅游消费，尤其是在生态旅游中，导游更要协调好团队中各个成员的关系，组织游客开展多样的旅途活动，确保旅游安全顺利地进行。因此，在生态旅游过程中，导游要紧紧做好以下两个方面：（1）协调游客与当地居民的关系；（2）组织游客，确保途中安全。
（三）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
导游在生态旅游中应当善于协调处理各方的关系，不仅要积极配合景区管理与规划，满足旅游者的旅游需求，还要用优质的导游服务，有效宣传生态旅游的意义，增加游客对生态旅游的认识，最终使游客充分享用景区资源，正确保护生态环境。导游还是生态旅游的名片与代言人，是旅游景区与游客之间的枢纽。导游的言行举止代表着当地景区甚至是当地城市的形象，对当地的旅游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导游要以整齐得体的衣装和文明的举止迎接游客，给游客留下美好印象，更重要的是用丰富的生态知识和良好的环境保护意识以及严以律己的环保行动，宣传当地景点以及居民的生活习俗和人文风情，塑造出生态旅游整体形象，吸引游客的注意，让游客觉得“物有所值”。
三、生态旅游导游服务管理现状分析
随着我国生态旅游的兴起，相应的导游服务管理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导游的职业道德和服务技能有待提升
在生态环境区工作过程中，导游常常出现对自我的定位不明确，缺乏对自身职业的正确认识，容易出现工作态度不认真、不踏实，缺乏工作热情等问题，甚至缺乏基本的服务技能，不能带动旅游者的游览热情。同时，导游未能及时满足和答复旅游者在游览中提到的各项要求。甚至导游带领旅游者“走马观花”，完全没有展示出生态区的文化内涵和精神内涵，旅游者未能感受到生态区的主要精神，进而造成旅游者不值得再来的失望感。
（二）选拔、培训导游的标准偏低
很多生态旅游区在招聘导游时，对外在条件和学历层次的制度未设约束，选拔过程也相应过于简单，最终导致诸多生态旅游区的导游素质参差不齐。另外，在导游工作者的培训中，只是简单地进行服务技能培训，职业道德和职业理想的培训与熏陶则很少关注，这就使得未能从根本上提高导游员的素质和技能。在工作中，相关生态旅游机构还缺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预警和指导。
（三）激励机制不完善
同一生态区，导游的收入状况不尽相同。工龄长、资格老的导游一般可以享受到固定工资和相应保险，而新进导游基本没有这种待遇，而且旅游生态区导游无法取得“灰色收入”。和其他旅游景区一样，生态旅游区的导游激励作用也极为重要。然而，在许多旅游景区，很多优秀导游人员不能得到充分的认可和表彰。再加上相应景区没有建立成文、规范的激励机制来鼓励员工的工作业绩，最终造成导游员失去了对旅游景区的信心，进而离职，最终导致很多相关生态旅游区的工作人员流动状态过于频繁。随着当今高新电子科技的运用，除了以上主客观原因外，还会出现电子信息技术运用和管理的缺乏。电子信息技术在生态旅游区运用能够有效弥补人力资源上的不足，让旅游者及时、多方位地掌握生态旅游区，立体地了解景区信息。然而，在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同时，景区不注重对相关设备的维护与更新，没有充分发挥景区里电子信息设备的作用，甚至因为电子设备的破损影响到景区的整体面貌。
四、生态旅游导游服务管理解决策略
通过对以上生态旅游导游服务管理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提出导游服务管理相关解决策略。
（一）加强对导游生态道德修养以及环境保护意识的提升导游必须做到以身作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提升旅游者的游览热情，生态导游更是要在生态道德的修养上不断加强。只有强化了自身的生态环保意识，在面对游客时导游才能用自己的切实行动传达出保护自然、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正确理念，积极引导游客，提升游客环保意识。
（二）培训提高导游在生态旅游中的各项能力
（1）拓宽培训内容
除了传统导游在培训中要培训的课程外，生态导游必须对生态学、环境学、林学、自然地理学等相关专业知识有所了解，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努力加强自身的环保意识，以提供优质的导游服务，真正展现出生态旅游的知识性、教育性和高品味性。
（2）提高实践能力
生态旅游是一种亲近大自然的旅游，导游与游客会亲身体验到大自然的神奇之处，不过由于人们对大自然的认识有一定的局限性，致使生态旅游遇到的状况和问题比较多。因此进行情境和实践培训，提升导游的实践能力，能有效地降低风险、减少损失，确保旅途顺利完成。
（三）健全服务管理体制
（1）成立专门的生态环保机构，对生态导游行为进行监督
随着生态旅游越来越受到欢迎，生态导游相应的规模也庞大起来，这就容易出现生态导游素质参差不齐的问题，影响着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因此，通过成立地方性生态环保机构，通过与当地旅游局和景区管理部门进行协调与配合，采取多种方式如调查问卷、投诉电话等对生态导游带团效果进行评估，还可以有效监督导游的自身行为，及时发现自身素质有待提升的地方，并对其加强学习及提升应有的素养，对生态导游的不文明行为和非环保行为及时指正和警告，甚至可以申请让有关部门撤消导游资格。
（2）完善考核制度
在传统的导游资格考试中，对门槛设置较为宽松，进而导游很少掌握自然学科知识，出现对其认识的薄弱甚至一片空白。因此，对生态旅游导游资格认证制度的发展，亟待进行进一步完善。我国生态旅游导游资格的认证考核是通过专门的主管部门来组织进行的，包括传统考核以及加试考核。考核主要针对在生态旅游景区内和已取得导游资格证的导游进行考核。要严格把关，特别是对专业知识方面，没有考核通过获取生态旅游导游资格证的不允许参与到生态旅游的导游服务中。
Abstract:Thispaperemphasizesontheorigina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anddeeplystudiesanddefinestheconceptsofmediaecosystem,andthenadvancesthe“six-boundary”theoryonmediaecosystemstructure.Thispaperalsoputsforwardseveralenlighteningandforecastingthoughtsontheconstructionanddevelopmentofmediaecology.
Keywords:MediaEcology;MediaEcosystem;MediaEnvironment;MediaEcology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云，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绝云气，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
庄子《逍遥游》
一、为什么“媒介是条鱼”
媒介是什么？是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书籍、杂志；是通讯、网络、计算机；是手机、是信纸、是工具、是机器、是CCTV、是新闻集团、是时代-华纳……是信息传播的中介。不！媒介是条鱼。
当我们把媒介放在社会大环境下观察的时候，媒介更像是条鱼。这条鱼可大可小，大可以大到庄子《逍遥游》中所描述的鲲鹏：“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背若泰山，翼若垂天”；小可以小得置于掌上，甚至让你肉眼看不见。我在给学生讲解传播学时，常常把媒介比作鱼，信息资源比作水。信息的传播就好比鱼把水和养分从嘴里吸入，经过传播者的选择加工成为信息内容产品，再经过不同的传输渠道传给受众，最终形成的反馈和影响还又回到水里。
按照孔德划分社会学的方法，我们也可以把信息传播的研究划分为传播静学和传播动学。传播静学是指对传播现象的结构性分析，一个传播现象的静态分析就象剖析一条鱼的解剖图；传播动学则是把传播现象放到社会大背景中去动态地观察，就象一条静态的鱼又突然动起来，活蹦乱跳地游弋在江河湖海中。社会中有无数的媒介，象无数条鱼，每天在吸进呼出，循环往复地做着信息处理与信息传播的工作，在维持社会信息系统的大环境里面有各种各样的鱼，有大鱼，有小鱼，有大鱼吃小鱼，也有小鱼吃大鱼。
媒介和自然环境一样成为一个庞大的环境系统，由媒介系统每天提供的信息，对于人类来说已经成为像水和空气一样必不可少的东西。媒介这条鱼也与其生存发展的生态环境生死相关。生态环境是万物赖以生存的基础和条件。如同大自然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环境一样，媒体的生态环境也存在相互制约和依存的生态系统。媒介生态学是借助于生态学和环境生物学的理论和方法，对传播学理论研究的延伸和发展。
以往的传播学理论说到底还是对传播现象的一个静态分析，至于对传播的动态研究，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我们国内都是一块尚待开掘的研究领域。正如邵培仁教授所指出的“当代大众传播学关注的是微观的传播过程及其各传播要素之间的工作关系﹐而不太注重大众传播中微观﹑中观﹑宏观系统之间和它们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生态关系﹐更没有积极探索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生态规律[1]。”媒介生态学这个概念的提出，给了我们研究当代传播现象和动态传播的规律一个很好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这似乎给面对瞬息万变的媒介陷入困惑的大众传播研究投来一道曙光。
为什么我们把媒介看作是条鱼，这里面有几层意义：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生命有许多为无生命物质所不具备的特性。能以极高的效率储存信息和传递信息；具有自我调节功能和自我复制能力；以不可逆的方式进行着个体发育和物种的演化等等。
其次，媒介是始终处在一种运动状态的事物。媒介传播现象就是在复杂的社会现象，是社会信息系统中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综合运动与传递。
最重要的是，我们既然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那么，就要以生态的观念来看媒介，就要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要保护媒介生态。媒介生态环境的恶化会导致媒介的大量死亡，就像漂在水面的死鱼。实际上，很多媒介已经死掉了，只不过是在某些外力的作用下死而不僵而已。
那么，既然我们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的生态环境下进行考察，媒介生态的研究就变得至关重要。在我们展开媒介生态研究的时候，对媒介生态研究的渊源和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应该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确认。比如：最早开展研究的学者有哪些？有什么观点？用什么研究方法？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是什么？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还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媒介生态研究；生态与环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什么关系？媒介生态系统是怎样的构造？什么是媒介生态平衡？什么是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研究有一个复杂庞大的体系，下面我们着重就以上问题进行探讨。
二、媒介生态学的起源与发展
1、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
应该说，媒介生态学研究在我国的展开，来自于我国传播学者的自觉，不同于传播学研究那样是从海外引进。尽管美国学者开展媒介生态研究和日本学者开展媒介环境研究要比我们早很多年，但似乎国内的媒介生态研究最初的展开与他们并没有什么渊源。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国内传播学界的有识之士似乎有不谋而合的共识，邵培仁教授最早发表了媒介生态研究的论文“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论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等论文开了国内媒介生态研究的先河；张国良教授也开展了媒介生态方面的课题研究；童兵教授在论及中国传媒市场格局的文章中也使用了媒介生态的概念[2]，张立伟等的“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3]，表现出媒介实物研究方面的专家也对媒介生态问题显示出浓厚的兴趣。这些文章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对媒介生态颇有见地的观点和研究。这种研究意向和研究意识，与大洋彼岸的美国学者似乎有一种默契。但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需要深入探讨。
2、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
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和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当然，不可否认由一群多伦多大学的媒介学者们为中心建立起来的多伦多学派在媒介生态学理论的早期发展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和著名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是这个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也应该被认为是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物，当然其代表人物还包括EricHavelock以及EdmundCarpenter等人。但是，美国的媒介生态学者却把芒福德看作是比英尼斯等更早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认为到目前为止有关“媒介生态”理论的第一部著述是美国学者尼斯卓姆（Nystrom）的《面对媒介生态理论：人类传播系统研究理论范式集锦》[4]。在这本书中，尼斯卓姆将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的“技术与文明”的论述作为媒介生态理论的基础。同样地，另一位美国学者昆斯（Kuhns)也将芒福德（Mumford）作为他编篡的“主要媒介生态学者名录”的第一位。因此，他们倾向于将芒福德看作是整个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芒福德也被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McLuhan）和哈罗德.英尼斯（HaroldInnis）这两位学者提到，被称为是最早介绍媒介生态的概念和研究传播技术对人类影响的人。
刘易斯.芒福德（LewisMumford）被看作是纽约学派最早的代表人物。纽约学派并不象多伦多学派那样所指的是一所单独的学校，而指的是纽约这个城市中的媒介生态学者的群体。纽约学派早期的成员包括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和尼斯卓姆（C.Nystrom）、哥伦比亚大学的LouisForsdale、福德哈姆大学社会研究学院的约翰.库克（JohnCulkin）、皇后学院的GaryGumpert和CharlesWeingartner、曼哈顿的TonySchwartz等等。纽约大学的奈尔波斯特曼（NeilPostman）是最早正式提出“媒介生态”概念并将其建设成纽约大学一门课程的学者[5]。虽然芒福德的确将媒介与传播学、文化、科技和城市放在一起研究，但实际上，他无论是在媒介研究领域还是在传播学领域都没有被视为一个伟大的先驱者。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大众传播和城市化是大众社会研究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谈到技术，芒福德的技术理论对多伦多学派的媒介技术理论是有影响和关系的。
生态学（ecology）是研究生物与生物之间以及生物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的学科。研究范围包括个体、种群、群落、生态系统以及生物圈等层次。“生态学”一词是德国媒介学家E.海克尔1869年提出的；eco-源自希腊文，意思是“家”或“生活场所”，-logy意思是“学问”。海克尔在其动物学著作中定义生态学是：研究动物与其有机及无机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特别是动物与其他生物之间的有益和有害关系。后来，在生态学定义中又增加了生态系统的观点，把生物与环境的关系归纳为物质流动及能量交换；20世纪70年代以来则进一步概括为物质流、能量流及信息流。20世纪30年代,已有不少生态学著作和教科书阐述了一些生态学的基本概念和论点，如食物链、生态位、生物量、生态系统等[6]。至此，生态学已基本成为具有特定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
芒福德将媒介与生态联系在一起，这是非常有前瞻性的。很多其他的媒介生态学家仅仅只是将生态学作为了一种隐喻，但芒福德却将人类生物学和科技学上的一些习惯转化为了研究过程中具体的、可行的方式。而在芒福德之前把生态与人类文化研究联系在一起的学者是戈德斯（Geddes）。戈德斯的思想对于芒福德和英尼斯都产生过重要影响。戈德斯（Geddes）是一位苏格兰的生物学家，他的理论涉及到了植物学、生态学以及古生物学、社会学、人口统计学、经济学、人类学、宗教研究、城市学等等诸多领域。戈德斯的“人类生态”的观念在芒福德历史研究方法的形成和他的兴趣范围的确定中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7]。“人类生态学”是戈德斯（Geddes）思想中被人们常常提及的一个。
多伦多学派的英尼斯和麦克卢汉同样也受到了戈德斯的影响，戈德斯对那些芝加哥学派的著名人物同样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戈德斯（Geddes）也通常被看作是纽约学派和多伦多学派之间联系的桥梁。戈德斯的“人类生态学”理论的论题在芒福德早期的作品中反复出现[8]，并且成为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一书的中心主题[9]。甚至有学者认为媒介生态学的奠基人是戈德斯而不是芒福德或英尼斯[10]。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英尼斯和芒福德的思想里，媒介环境的概念都已经产生并且明确了。
不少学者往往对媒介生态学的一些论点有所误解，草率地以科技决定论一词来作否定。例如，传媒生态学创始人之一的麦克卢汉的理论，从六十年代起，就一直受到西方马克斯主义学派学者的抨击，不断的攻击其理论没有考虑到传媒的政治经济背景，缺乏在政治和经济层面上的认识媒介。当然，这些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之批评是有些道理的。但是，我们必须认清，这些批评者提出的问题，是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问题，而不是传播的问题。
3、国际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进展
九十年代以来，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研究各种媒介的符号和信息本质以及传送特性，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延伸和变迁。媒介生态学者所研究的问题大都是从这个角度出发的。例如﹕在人类还没有文字之前，他们是如何处理信息的？对当时的人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信息？基于什么理由他们会如此定义？当时的人是如何去建立其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什么是他们的历史观和知识论？文字的产生、新媒介的产生对社会结构、政治体制和文化认同有什么样的冲击？
兰斯.斯瑞特（LanceStrate）与凯萨.曼孔卢姆（CaseyManKongLum中文名：林文刚）是现在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人物。兰斯（Lance）的研究着重在媒介生态思想的研究；凯萨（Casey）的研究着重从人类传播的结构和过程来解析文化的形成和变迁，并且他的研究以中华传媒与文化研究为中心，以各种传媒的发展和其符号、信息特性为依据，来分析历史、政治、社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他们在2002年4月在《新泽西传播学杂志》上主编了一本有关「媒介生态学的学术渊源的专辑，该专辑中的七位学者主要围绕媒介生态学研究展开了深入的探讨[11]。
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日本也很早就受到关注，六十年代，最早提出“信息产业”的梅倬忠夫就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对信息社会的研究的。不过，日本学者倒是一直没有准确地使用“媒介生态”这个概念，而更多地用的是“媒介环境”，由于信息科学和社会信息学在日本比较盛行，使得日本的媒介研究也多少带有信息科学的色彩。在媒介环境研究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是东京大学的社会情报研究所和在九十年代末成立的新领域创成科学研究科的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其中，2001年出版的由月尾嘉男和滨野保树、武邑光裕合编的《媒介环境原典1851－2000》[12]一书是比较有价值和份量的媒介环境研究著作。
三、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单位，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1、媒介生态系统（mediaecosystem）
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最核心概念是媒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ecosystem）是指由生物群落及其生存环境共同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生态系统一词是由英国植物生态学家坦斯利（A.G.Tansley）提出的[13]。生物群落由存在于自然界一定范围或区域内并互相依存的一定种类的动物、植物、微生物组成。生物群落同其生存环境之间以及生物群落内不同种群生物之间不断进行着物质交换和能量流动，并处于互相作用和互相影响的动态平衡之中。这样构成的动态平衡系统就是生态系统[14]。
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构成要素是媒介系统、社会系统和人群，以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媒介与个人之间的互动构成了受众生态环境；媒介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构成了媒介制度与政策环境；媒介与媒介之间的相互竞争构成了媒介的行业生态环境；媒介与经济界之间的互动关系则构成了媒介的广告资源环境。媒介是不断发展和变化的，在现实生活中，城市和区域也在变化，变得移动化和虚拟化。媒介变了，环境变了，媒介与社会、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也将发生变化。媒介生态系统的变化会影响到媒介的工作方式和受众的接受方式。媒介生态系统变化也会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的一系列变化。
媒介生态系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基本对象，也是媒介生态学研究的核心问题。自然界的生态系统大小不一，多种多样。小如一滴湖水、培养着细菌的瓶皿、小沟、小池、花丛、草地，大至湖泊、海洋、森林、草原以至包罗地球上一切生态系统的生物圈。媒介生态系统具有多种层次，多种结构，可以作各种不同的划分。按照人类活动范围可分为村落、城市、区域、全球、宇宙等媒介生态系统。媒介生态系统的基本单位一般以城市或区域来划分。应该是基于某个区域或城市范围内的媒介个体、媒介种群以及媒介与个人、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的研究。
我们经常把“媒介生态”和“媒介环境”的概念混淆在一起，难以分辨。那么，这两个概念是什么关系呢？笔者认为，媒介生态是一个宏观的概念，媒介环境则是一个相对中观的概念，有时这两个概念又是交叉的，我们采用“媒介生态环境”这个概念也许更恰当。环境是相对于中心事物而言的。与某一中心事物有关的周围事物，就是这个事物的环境。环境科学研究的环境，是以人类为主体的外部世界，即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综合体，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
媒介环境对于人类来说是一种生活环境和传播环境。对于媒介自身的生存发展来说则是媒介的生态环境。它在宏观上研究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揭示社会经济发展和媒介环境协调发展的基本规律；在微观上研究媒介环境中的媒介变迁、转化和传播规律，探索它们对人与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等。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的区别是：前者着眼于媒介环境的整体，而后者侧重于媒介彼此之间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媒介环境和媒介生态两个概念很相近，但前者突出人类在媒介环境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人类同媒介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
2、媒介生态系统的构成
媒介是多样化的和大量的，媒介生态系统的划分方法也是多样的。地球上的媒介有各种各样的形态：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电影、书籍、通讯、网络、计算机等；每天运行在邮电系统中的邮件有数以千亿计；每天发行的报纸也数以亿计；人类拥有的电话有数十亿部；更有数十亿台电视供人们收拾节目；数亿台电脑连着因特网在不停地进行着信息处理和信息交换。媒介的种类则更多，它们具有多种多样的形态结构，它们的传播方式也变化多端。
由于媒介变化太快，媒介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我们可以按照媒介的发展分为早期的“新闻媒介”到“大众媒介”，到“传播媒介”，再到“信息媒介”的概念，还可以按内容分为新闻媒介、娱乐媒介、通讯媒介和网络媒介；也可以简单地分为纸质媒介、电子媒介和网络媒介。报社是媒介，报纸也是媒介；电视台是媒介，电视机也是媒介；到底哪个是媒介呢？看来，每种媒介的分类方法都有不周全之处。
在媒介生态学中，我们可以参照生物学家的办法来划分媒介系统。生物学家根据生物的发展历史、形态结构特征、营养方式以及它们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等，将生物分为若干界。当前比较通行的是美国R.H.惠特克于1969年提出的5界系统。中国生物学家陈世骧于1979年提出6界系统[15]。
在这里，我们提出一种新的媒介系统划分法是：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在社会信息系统的传播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和所发挥的作用，把媒介生态系统划分为六界：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储存媒介系统、信息传播媒介系统和信息接收媒介系统等，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有时会使这六界媒介系统之间相互转变和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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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生态系统的“六界”一界二界三界四界五界六界
媒介系统媒介符号系统媒介资源系统媒介管理与规范系统信息处理媒介系统信息传输媒介系统信息接收和储存媒介系统
科技数字化网络化宣传部硬件、软件光纤、卫星芯片、纳米
文字、图片广告、读者新闻出版署报社发行网新闻纸
语音广告、听者广电局广播电台电波收音机、磁带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电视台微波电视机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有线电视台光纤电缆电视机
图、声广告、观众广电局制片机构发行网录像机、VCD
图、声、文、数字广告、使用者、消费者电讯局计算机因特网计算机、芯片
图、声、文广告、收视广电局、电讯局卫星电视台卫星折射器电视机、芯片
图、声、文广告、观众文化部制片厂电影院胶片、VCD
图、文购者、读者新闻出版署出版社书店书
3、媒介生态学的主要任务
第一，探索全球范围内媒介生态变化的规律。媒介生态环境总是不断演化的，媒介形态变异也随时随地发生。为使媒介生态环境向有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避免向不利于人类的方向发展，就必须了解媒介生态环境变化的过程、基本特性、结构形式和演化规律等。
第二，揭示人类信息传播活动同媒介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人类的信息传播活动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社会信息系统，媒介系统为这个巨大的信息系统的运转提供了支持和保障的子系统，其中包括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和信息内容资源的生产等。人类通过生产和消费信息的活动，不断影响社会环境也不断影响媒介系统。环境既是媒介的产品的消费者，又是媒介的资源。正如美国传播学家德弗勒和鲍尔.洛基奇（L.DeFleurandBall─Rokeach）指出的：媒介生态关系的形成“一方面在于目标﹐另一方面在于资源。生活在一个社会的部分意义就在于个人﹑群体和大型组织为了达到个人和集体目标，必须依赖其它的人﹑群体或系统控制的资源，反之亦然。”[16]人类生产和消费信息资源的过程是异常复杂的，但必须使社会的信息资源足够丰富和信息传输渠道保证畅通，整体的社会环境才能保持相对平衡。因此，社会经济发展规划中必须列入媒介环境发展的内容，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决策必须考虑传播规律和媒介生态环境的要求，以求得人类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第三，探索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对人类生存的影响。媒介生态环境变化是由媒介技术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因素的相互作用所引起的。因此，必须研究信息媒介技术的发展变化以及进媒介形态的各种变化。同时，还必须研究媒介生态环境变化同社会信息系统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可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的媒介生态环境、控制信息污染和信息生态危机。
第四，研究媒介生态危机和危机信息管理系统。发达国家对应信息危机和媒介生态问题的研究包括几个方面：60-70年代主要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污染的治理；80年代侧重研究信息安全和信息犯罪；90年代最引人注目的是媒介产业的数字化和全球化所引发的一系列媒介生态环境问题。引起媒介生态环境问题的因素很多，需要综合运用多种措施和管理手段，从区域媒介生态环境的整体出发，利用信息系统分析和媒介生态的规律寻找解决媒介生态问题的最优方案。
任何媒介的生存发展都不是孤立的，同类媒介之间有互助有竞争，不同媒介之间也存在复杂的竞争关系。媒介的生存与发展需要一定的空间、资源与社会环境。媒介在发展过程中，形成对周围环境和条件的各种需要，如受众资源、传播技术、广告资源和传播制度等。各种媒介所需要的条件是不同的，这种特性表现为媒介的特性。因此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范围，除媒介系统与媒介种类外，已扩大到包括人类社会在内的多种类型的社会信息系统。人类面临的人口、资源、环境等几大问题都成为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内容。
四、关于媒介生态学发展的思考
2002年11月，笔者去美国参加全美传播学大会，并应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会的邀请参加了他们的学术活动，与几位美国媒介生态学研究的代表学者兰斯（LanceStrate）和凯萨（CaseyManKongLum）等进行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我发现我们与美国学者之间对媒介生态研究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他们的立足点是从人出发，研究方法上以文化研究和人类学研究方法为主，但丰富多彩且多元化，研究的面也很广很杂；而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以下是笔者关于媒介生态学研究地发展和趋势的一些思考。
1、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如果我们需要对媒介生态学的研究范围进行确认的话，是否我们可以这样定义：媒介生态学（mediaecologystudies）是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和生态学的成就和研究方法逐渐发展起来的，是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以及人与媒介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媒介生态学研究媒介的种类、系统结构、功能、行为以及媒介与人、媒介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
媒介生态学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部类：一个部类是以媒介为中心展开的，研究媒介与其生存发展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另一个部类是以人类为中心展开的，研究人与媒介环境问题的媒介生态学，可能把这类研究称为媒介环境学更恰当。这两方面的内容构成一个完整的媒介生态学体系。人与媒介环境的研究是把媒介环境作为社会信息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作为研究对象，研究它的运作规律以及人与它的相互关系；媒介与其生存环境的研究则是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研究，研究媒介与此之间的互动问题。美国的媒介生态学研究接近于前一种研究，日本的媒介环境学研究也侧重于这种研究；而我国学者对媒介生态学关注和研究则更倾向于后一种研究。
媒介生态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和分支学科的展开有多种架构。比如，按所研究的媒介类别分，有报业生态学、电视生态学、网络生态学等。也可以按媒介所处的环境类别分，有国内媒介生态学和国际媒介生态学，美国媒介生态学、欧洲媒介生态学、亚洲媒介生态等。还可以按媒介生态发展的历史分，有古代媒介生态研究和当代媒介生态研究等。还有一些应用性分支学科：如媒介经营生态、媒介生态危机、媒介生态环境管理、农村媒介生态、城市媒介生态等。
2、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
媒介生态学吸收了传播学、生物学、数学、信息技术科学的研究成果，向精确定量方向前进。媒介研究的一些基本研究方法──观察描述的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和实验方法等是在媒介研究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的。在媒介研究的发展史上，这些方法成为一定时期的主要研究手段。
现在，这些研究方法与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综合而成现代媒介生态学的研究方法体系。呈现出由定性研究趋向定量研究，由静态描述趋向动态分析。统计调查和计算机的应用，使媒介生态学者有可能更广泛、深入地探索媒介与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关系，对复杂的传播现象进行定量分析，从中找出规律。
3、媒介生态学的创新与拓展
媒介生态学研究逐渐向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发展，一方面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在进入微观领域，涉及个体媒介的传播、经营、管理等各个层次；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系统又越来越全球化，研究也在走向宏观；微观和宏观各层次之间又都有密切联系。因此媒介生态学的研究具有综合性。
研究深度在不断加深。我们对西方媒介生态学理论的了解也不断深入。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体的延伸”观点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很熟悉的了，而芒福德的“技术就是容器（container）”的观点对于我们则比较陌生[17]。容器技术是经常被忽视的一种技术形式，与工具和武器是人体的延伸的观点不同，技术即容器的观点与媒介环境和技术系统这些观点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工具、武器和机器是男性文化的符号，“容器”则显示出女性文化符号的特征，有机体和生物学意义上的繁殖是女性文化的特征，同时也是“容器”的特征，从而扩展为建筑和城市的特征。这种理论在芒福德对女性器官延伸的论述中得到体现。芒福德将城市看作是“母性的拥抱”、“容器的容器”[18]。
4、关于学科的交叉
媒介生态学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日益显著。例如，由媒介与环境的相互关系看，媒介生态学是传播学和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的交汇点；从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来看，媒介生态学又是心理学与统计学的交汇点；在方法论方面，研究环境因素的作用机制离不开社会调查和统计分析，更离不开数学的方法和信息技术；在理论方面,生态系统的概念基本是借鉴生物学，而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的研究角度则可说是社会学、经济学等共同交叉的研究。
在《艺术与技术》[19]这本书中，芒福德提到了科技和生物之间的紧密联系：“人类的技术发明与其他生物的有组织活动之间存在着很多的类似之处：蜜蜂按照工程学的原理来筑巢，电鳗能够产生电压很高的电击，蝙蝠早在人类之前就懂得使用它们的雷达在夜间飞行”。在《技术和人类发展》这本书中，他表达了一种更深层的观点，认为科技是生物器官的一个部分。芒福德认为科技和生物学的融合在后现代文化中既是作为一个科学问题也是作为一个美学问题提出来的，科技和生物之间的分离是人为的，是机械化和工业化的结果。使人类区别于其他物种的不是工具、工业或劳动，而是语言、艺术和游戏[20]。
5、媒介生态系统的保护
世界上的媒介生态系统都受人类活动的影响，社会经济生产系统与媒介生态系统相互交织，实际形成了庞大的复合系统。媒介作为“社会公器”，它在大众传播中的任何生态失控或失衡都会对人类的生产和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对已经形成的生态平衡关系造成破坏。因此﹐我们必须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保护媒介生态，否则我们将会受到惩罚。
媒介生态学的任务就是要找到保持媒介生态平衡的方法和规律。综合运用系统论、控制论和整体概念，就像系统论所提到的那样：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现象是部分之间相互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控制论却是将其研究的重点放在如何通过传播和反馈来达到控制的目的。加强对社会信息系统的认识，搞清媒介生态系统结构以及媒介与社会环境的关系。从生态整体出发，对媒介生态系统“人为地施加有益的影响，调节生态系统的结构和功能，达到系统最优结构和最高功能，以实现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和最大的生态效益。[21]”
6、确立我们的媒介生态观那么，我们怎样对待媒介生态呢？确立怎样的媒介生态观呢。媒介生态的基本观念有一些是人类共通的，比如生态系统的理念，互动的理念，生态平衡的理念等。确立正确的媒介生态观念，对于化解媒介生态危机，正确而科学地管理媒介系统，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媒介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邵培仁教授曾提倡要树立媒介生态的五大观念：媒介生态的整体观、互动观﹑平衡观﹑循环观、资源观。他认为，不这样就会破坏媒介的生态资源，进而危害人类的精神家园和社会的文明进步，最终也使媒介失去了自身的奋斗目标和用来与社会进行交换的资源。[22]
芒福德在他的颇有争议的“庞大机器”理论也提到媒介生态的观念问题。“现代的权力国家实际上仅仅只是古代“庞大机器”政权——军队系统的升级和放大而已，只是一部完全由人组成的劳动机器而已，只是组织人力去修筑金字塔的埃及法老而已”。芒福德指出古代与现代庞大机器最为重要共同特征是“隐藏在古代和现代庞大机器之下的意识形态是为了加强权力的规模与扩大控制范围，而毫不顾及生命的需要与意义”[23]。芒福德在他的一生中时时刻刻都在反抗着这种意识形态。
在我国，媒介生态学作为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目前研究思路和学科框架还很模糊。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已经积累了一批成果，对我们来说是很好的借鉴和启发。但是，我们未必一定要走北美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路子，北美的研究思路与理念和我们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媒介生态学研究正在探索中逐渐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并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
我国的媒介市场正企盼着文明的媒介生态。童兵教授对我国媒介生态状况的改变充满了乐观：“随着入世后保护期的缩短，政府角色的逐步转换，中国新闻法制同国际法的接轨，受众对传媒需求的变化，一个文明的媒介生态和更为开放的传媒市场的新格局必将在人们的期盼中呈现。目前这种前景已端倪初现”[24]。
最后，我要再次强调的是我们要有保护媒介生态的意识。要把媒介看作是有生命的东西，要以生态的观念把媒介放在一个大生态系统中去考察和研究。总之，媒介是条鱼，是有生命的东西，很神奇，也很脆弱。不是木头，不是石头，不是机器，不是工具，你记住了：媒介是条鱼！
注释：
[1]邵培仁：“传播生态规律与媒介生存策略”，《新闻界》2001年第5期。
[2]童兵：“入世一年的中国传媒市场新格局”，2003-1-6
[3]张立伟李之侠杨飚邓斌：“入世一年的四川传媒生存环境变化”，
[4]Nystrom,C.(1973).Towardsascienceofmediaecology:Theformulationofintegratedconceptualparadigmsforthestudyofhumancommunicationsystems.Unpublisheddoctoraldissertation,NewYorkUnviersity.
[5]LanceStrateandCaseyManKongLum,LewisMumfordandEcologyofTechnics,TheNewJerseyJournalofcommunication,Volume8,Number1,Spring2000.
[6]R.达若著，张绅等译：《生态学概论》，甘肃人民出版社，兰州，1981。
[7]Novak,F.G.,Jr.(Ed)(1995).LewisMumfordandPatrickGeddes:Thecorrespondence.London,EnglandLRoutledge.
[8]Mumford,L.(1934).Technicsandcivilization.NewYork,NY:Harcourt,Brace.
二、生态文明环境与传统环境下的外汇管理效果比较
由于我国经常项目已自由可兑换，目前我国主要的外汇管理限制集中在资本项下，这种半开放式的外汇管理制度让不少不愿与繁多审批限制打交道的资本项下跨境资金借道经常项目流动，所以本文以资本项下跨境资金管理问题作为研究对象。
（一）对个人境外投资的监管短板目前我国外汇管理制度中只允许了境内机构的境外投资行为，未放开个人境外投资行为，但在实际操作中个人可以通过签订阴阳合同的方式实现个人境外投资。如境内个人（境内股权转让者）与外方（境外股权受让者）签订一份以外汇现汇支付股权转让款的阳合同用于行政审批，私下双方再签订一份以境外股权置换境内股权的方式支付境内股权对价款的阴合同的方式实现境内个人的境外投资。外汇局在发现阴阳合同时会由于如下法律漏洞无法对行为人实施相应的处罚。一是定性难。以现汇支付的股权转让外汇变更登记实际上为事前登记，即在企业转股支付对价前到外汇局办理变更登记获得收付汇额度后，方能到外汇指定银行进行股权支付对价款的收付汇。外汇局在为企业办理变更登记时只对企业提供的材料做表面上的真实性审核，无法确定之后的实际交易方式是否为现汇交易。只要企业提供的变更事项批文和批准证书确为上游主管部门颁发，外汇局就可以为企业办理变更登记业务。中外双方又以换股的方式绕过了银行对实际交易与登记备案一致性的监管环节，使得外汇局无法获取企业支付对价行为与在外汇局登记备案不一致的证据，因此无法以虚假登记为名对公司违规行为定性，只能定性为企业未完成实际支付或未办理出资确认。同时由于外汇管理法规没有明确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办理时限，虽然企业财务上已确认股权变动，外汇局也无法以未办理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为名对公司进行违规定性，只能敦促企业补办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但企业实际上无法提供现汇支付证明材料，无法办理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业务。二是处罚难。根据《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境内机构、境内个人向境外直接投资或者从事境外有价证券、衍生产品发行、交易，应当按照国务院外汇管理部门的规定办理登记。国家规定需要事先经有关主管部门批准或者备案的，应当在外汇登记前办理批准或者备案手续。”但中外双方可以私下股权置换方式绕过商务部门和外汇局审批环节，使原中方完成了个人境外投资行为。原中方违反了《外汇管理条例》第十七条规定，但由于外汇局难以联系上已脱离境内外商投资企业的原中方股东本人，所以无法对其违规行为进行处罚，或者立案处罚成本过高。三是无法对后续的违规行为实施有效制止。在被发现违规行为后企业会为避免违规处罚而执行阳合同，即从境外汇入外汇现汇以支付股权转让对价款，然后再到外汇局办理“外国投资者收购中方股权出资确认登记”业务。具体是为配合阳合同的执行以走账方式从境外汇入股权对价款给原中方，再通过其他绕开外汇局的方式将从境外汇入的资金再汇出境外。上述做法导致中外双方因执行阳合同从而符合外汇局表面真实性的审核后不得不违规汇出资金。以规范境外投资者境内投资为目的外汇管理法规未能及时对违规行为进行处罚，反而催生后续违规行为，与立法者的初衷完全背离。上述类型的案例在监管实践中不在少数，影响了外汇管理政策的执行效果。如果我们形成了外汇管理生态文明，这种情况在外汇管理生态文明的环境下发生的机率将会大大减少。因为在生态文明状态下，人人重视自身的信用记录，不仅注重行为带来的短期后果，更注重行为带来的长期效应。在经济生态文明状态下，微观经济体经过长期的试错经历，总结出只有保持自身良好的信用级别，并且只与信用良好的其他微观经济体进行交易时，交易成本最低。所以外汇管理生态文明状态中的主体不会因眼前的短期利益而轻意做出影响今后交易成本的不良行为，微观经济体会从自身利益出发自觉遵守规则。而在外汇管理生态文明中的监管者也因为有征信机制的帮助而无需花大量的成本在对违规者的定罪和处罚上，监管成本也因此降至最低。监管者只是起到对经济运行的观测者、秩序维护者和经济突发事件的“消防员”的作用。
（二）对资本项下跨境资金借道经常项目的监管短板在中国当前这种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部分可兑换的“半开放”式外汇管理现状下，资本项下资金借道经常项目流出入境内的情况对监管者来说是防不胜防。以利润汇回方式支付先行回收投资协议中的固定回报就是其中一种资本项目资金借道经常项目跨境流出的一类例子。但外汇局对这类案例也由于如下法律难点而无法实施有效管理。一是法规重叠造成法规漏洞。该类案件汇出资金既是先行回收投资资金，又是利润汇出资金，两者在形式上有独立的外汇管理规则，但具体适用法条在内涵上有重叠之处。2005年颁布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合作者先行回收投资审批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令第28号，以下简称《审批办法》）第三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的先行回收投资，是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中的外国合作者按照法律规定以及合同的约定，以分取固定资产折旧、无形资产摊销等形成的资金以及其他方式，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其投资的行为。”即判定是否为先行回收投资除回收资金的形式外，更重要的是是否存在先行回收投资的行为，案件中虽是以税后利润方式汇出，但其性质已属于先行回收投资。2008年资本项目业务操作规程要求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需经外汇局核准后方能在银行办理。但根据《关于外汇指定银行办理利润、股息、红利汇出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1998］29号）文件精神，外商投资企业外方利润汇出可直接到外汇指定银行办理，无需经外汇局的核准。此类案件中的合作公司正是利用了利润汇出直接在银行办理了资金汇出的政策，以合法形式回避了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核准审批程序。二是追究难。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检查处理违反外汇管理行为办案程序>的通知》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违反外汇管理行为，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前款规定的期限，从违反外汇管理行为发生之日起计算，违反外汇管理行为有连续或者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本条前两款中的“发现”是指，“由外汇局发现的，以制作立案报告、事实确认书或者调查笔录等时间中最早记录的时间为准；由其他机关移送的，以该机关发现的时间为准；向外汇局举报的，以外汇局收到举报的时间为准。”在此类案件中的当事人公司均是以利润分配方式执行先行回收投资协议，并且企业每年都有足够的利润用于分配，所以外汇局难以发现该企业的先行回收投资行为。三是部门间法及新旧法衔接不到位导致难处罚。在2008年版的资本项目业务操作规程中的“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国投资者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业务的法规依据之一是《审批办法》，其第九条提到财政机关审批的先行回收投资应在批准后将其批复及合作企业和外国投资者报送的承诺函抄送同级外汇主管部门，但在法规依据列表中唯一列明的外汇管理文件《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完善外商直接投资外汇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2003］30号）并没有对企业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需经外汇局核准及审核所需主管部门的相关批复等要求，部门间法规无法衔接。虽然操作规程中明确先行回收投资购付汇需要外汇局核准，但由于业务操作规程只能算作外汇局内部操作依据，不能用于对外处罚文件依据，因此无法依此实施处罚。新法规《关于进一步改进和调整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政策的通知》（汇发［2012］59号）第六条第一款明确了企业需在银行办理先行回收购付汇前在外汇局的业务系统中有相应的登记信息，从而解决了法规等级和对外效力问题。但59号文件只对2012年12月17日之后发生的业务有效，对之前已发生的业务不具追溯力，又形成了新旧法规的衔接空档。本文认为上述案例中法律难点是由于法条过时造成的。首先，过去国家为了维护经济利益的分配合理性，防止当时国内一些人为了引外资而签下不平等的利润分配合约，在《审批办法》中对固定回报进行了人为限制。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人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议价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人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在国际经济交往中毫无话语权的“矮子”，而是以平等身份与外国投资者进行公平交易。所以《审批办法》中对固定回报的规定也已不合时宜。其次，根据我国《民法通则》合同生效的三个实质要件：一是合同当事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能力；二是合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三是不违反法律或社会公共利益。案例中中外方在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达成以税后利润的方式进行固定回报，一是合同是双方自愿的情况下签定，二是以税后利润方式进行固定回报既没有损害其他第三人利益，也没有损害国家或公共利益。但由于《审批办法》规定固定回报需经财政部门审批，而案中的固定回报合同并没有经财政部门审批，使得合同违法。在外汇管理生态文明下，这种由于法条内容过时而导致的法律尴尬是不存在的。因为外汇管理制度是与经济发展阶段保持一致，并遵循市场经济客观规律来制定和修订的。同时外汇管理内容也会充分考虑到“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准则，以“便利投资化”为原则，外汇管理仅对恶意投资行为、虚假投资损害他人或公共利益等行为进行监管，外汇管理当局仅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失效时充当“消防员”角色。
三、构建外汇管理生态文明
从对上节中的案例分析，可以总结出外汇管理生态文明形成的条件是：一是有健全的信用制度和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尊重“人性“的法律制度。二是微观经济体通过对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学习和反思，已形成了自觉、自律遵守法律规则，注重维护自身信用，尊重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以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谐共生为宗旨，认识到只有建立可持续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才能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三是监管当局只是经济运行的观测者和经济信息提供者、秩序维护者和经济突发事件的“消防员”。正如本文在“第二部分生态的重要性”一节中提到的“生态系统结构越复杂，能量流和物质流循环的途径越多，其调节能力或者抵抗外力影响的能力就越强。反之，结构越简单，生态系统维持平衡的能力就越弱。”构建自我调节能力和抵抗外力影响能力较强的外汇管理生态系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或一朝一夕能完成的事。所以外汇管理生态文明的实现也需要几代管理当局去一点点的勾画和构建。现阶段，在易纲局长提出的外汇管理“五个转变”的改革思路下，在继续做好外汇监管系统开发的前提下，外汇局需要与人民银行的征信制度管理系统联合，先解决外汇管理生态环境构建制度层面的事情，将生态环境硬件做好。对于外汇管理者的管理职能转变和管理手段的改革则需要在制度的完善中逐步的实现。基于上述情况，我们认为构建外汇管理生态文明应从中长期目标考虑：
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许多管理内容还不完善，特别是有些行业还没有法律约束，在标准与法规上缺憾较多，法规不是走在发展前面，而是发现问题后进行补救的一种措施，形成了无法可守的弊端。这种法律上的不健全，就导致了非法分子钻空子的机会，企业发财了，社会和人民健康受到了损害，有些企业没有安装环保设备，大量排放有毒物质，居民对该类破坏行为产生了极度不满的情绪，但又无处申告，这种经济与生活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严重影响了社会整体发展和进步，长此以往将陷入恶性循环。社会呼唤法律法规，相关标准制度的出台已经成为人们完善法制观念，健全法制社会的根本。
1.2工作不到位。
可以说石化企业是形成三废的主要产业，社会发展离不开石化产业，只能通过合理途径解决石化高污染问题，进一步加强生态和经济效益双赢的方向。我国许多监督管理部门人员素质不高，检查范围不宽，经常会出现，执法人员前脚走，企业后脚就犯规，无视监督管理部门整改见议。从社会层面看，对生态经营管理理念贯彻落实还不够彻底，没能深入人心，人浮于事的现象还存在，特别是宣传没能到位，更不深入。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人对生态的理解也不同，存在许多偏颇。另外，一些监督管理部门自身就欠缺有效规范的生态管理经验，更没有形成管理经营体系，对工作制度不能及时修改和完善，也检查了，也处罚了，但就是对企业生态建设工作效果不明显。
1.3资金不足无法改造。
对废物开发再次利用是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较多、不见效果。其实排污对于企业来说很简单，安装一套过滤装置就完全可以实现空气净化标准。难的是怎么能将废物变为可以利用的宝物，石化产业是一个大的系统，各个生产环节如果治理得当，则完全可以变废为宝，石化企业环保改造其实比其他企业更为明显。我国石化企业有大有小，大的就那么几家，竞争对手不多，在节能改造上还是有一定技术实力的。主要就是小的企业，他们资金不足，竞争能力弱，只能靠其他方式来实现赢利目的，再一个政府把有限的资金都投放于大的生产型企业，对小企业扶持有限，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小企业如果再投入节能改进，是很难担负起这笔支出的，特别是一个节能改造需要大量投入，对本身就不怎么赢利的小企业来说，无疑雪上加霜，对生产就没有资金了，进而形成现在的耗资高、产出低的不良群体现象。2008年奥运前期，我国出台了塑料购物袋限制条例，但效果并不明显，反倒形成企业塑料袋收费和人们不理解的情况。环保事业只有公众团结一心才可以齐头并进，如果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能将环保事业看做与个人利益相关的问题，都使用环保绿色产品，那么社会全面实现环保的目标并不难。
2有效应对策略
2.1树立生态经济管理理念，提升环保意识
在新的社会形态中，石化企业应采用生态经济方式科学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保证经济效益前提下，考虑到社会效益，给社会和人们一个无污染、低毒害的生存空间。石化企业要从根本上进行管理，从战略层面给企业重新定位，严格审定产品销售渠道、净化生产能力、健全市场渠道，从各个方面把握产品质量，给人们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管理人员环保生态理念的提升，也是带动企业和社会进步的根本保证，企业可以联合相关部门不定期举办环保活动、环保知识竞赛、开展生态经济问答等丰富活动，对企业内部进行全员环保意识教育，树立员工责任感、使命感，增强环保信心和能力，为创建文明、和谐、环保的现代城市环境共同努力。
2.2扩充经费投入，实现清洁生产
石化企业加强新技术手段应用，通过使用良好的设备系统，把石化企业高污染、能耗高的环节进行环保处理，各个环节实施节能降耗目标。特别是在生产中对有毒物质要有效控制，堵塞各种管理上的漏洞，积极采用降低污染的环保清洁手段。政府可以出台一系列扶持项目的政策，对节能好的企业进行一定资金政策上的支持，从侧面给予肯定，帮助企业从高污染企业走出来，把社会环境的破坏减少到最低限值。
2.3实现绿色消费，提升商品流通安全环保
石化产业链较长衍生产品较多。我国每年生产的塑料袋高达160万吨，制作出一吨塑料要耗费三吨石油，每年生产塑料的石油要用掉480万吨。塑料袋是不分解的白色污染主体，成分为不可降解的聚乙烯，我国出台了有偿应用塑料袋的相关规定，也是限制使用塑料袋的一种方法。只有从根本上源头上解决问题，才能把绿色消费意识植入人们头脑中，销售方以及生产主体应承担宣传管理责任，增强消费者绿色环保意识，尽量的做到资源节约，有效处置消费剩余物质。甲醛、汽油、硫酸等也是石化产品，销售方在经营阶段中应确保平衡统筹，实现资源的合理优化，合理的组织营销，加强经营管理指标力度，科学进行消费管控，行使社会责任。运输、采购要用可靠的设备容器和专业用具。对经常应用的阀门部件和易形成老化变形的各类密封原件，要明确检定维修、更新应用的具体时间的周期，严格按照规章执行，在运输中，要让运输人员知道运输物质的属性，精通预防泄露或散失的技术策略，提升环境保护以及安全工作意识。对那些不重要但能普及知识的产品，要把相关信息准确传递给消费者，倡导合理消费。对销售以及运输阶段中形成的废料，要创建专项处理废料的工作机构，进行有效的处置。
稻田养殖可充分利用水体，改良水质，实现互利共生。在稻田里养鱼有许多好处：首先，可以充分利用稻田里的水面；其次，稻田里养的鱼可以吞食大量的害虫，减少了农药的使用，既降低了成本又减轻了污染；第三，鱼粪是良好的有机肥料，可减少化肥的投入，促进稻苗生长。
1稻田条件
应选水质好、水源充足、进排方便、保水好、连片面积较大的低洼、浅滩。稻田的水源和土质要好，保证在养鱼后不怕缺水；稻田的地形地势保证在雨季中不会被大水淹没。施足基肥，视水稻生长情况，少量追肥，一般不用除草剂和农药。水稻应选生育期短、耐肥抗倒状、抗病害的高产品种，采用大苗移栽，栽足基本苗，宽行密植。
2因地制宜选择鱼种
稻田水浅，受气温影响大，盛夏时水温有时可达40℃；在饵料方面，稻田中杂草、昆虫和底栖动物较多，浮游生物较少。因此，稻田中适宜养殖耐浅水、耐高温、性情温和、不易外逃的杂食或草食性鱼类。稻田养食用鱼以鲤鱼为主，培育鱼种可以草鱼为主，适当搭配鲤、鲢、鳙及鳊鱼、团头鲂等。有条件的地方，也可养杂交鲤、罗非鱼、鲫鱼等。
3养鱼设施建设
3.1加高增宽田埂
农田整修时，须将田埂加高增宽，必要时采用条石或三合土护坡。田埂高度视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稻田而定：丘陵地区应高出稻田40～50cm，平原地区应高出稻田50～70cm，冬闲水田和湖区低洼田的田埂应高出稻田80cm以上，田埂顶宽50cm以上。
3.2开挖鱼凼和鱼沟
开挖鱼凼和鱼沟是稻田养鱼的一项重要措施，鱼凼最好用条石修，也可用三合土护坡。鱼凼面积占稻田总面积的8%左右，每田1个，由田面向下挖深1.5～2.5m，由田面向上筑埂30cm，鱼凼面积50～100m2。田块小者，可几块田共建一凼，平均1hm2稻田拥有鱼凼面积750m2。鱼凼位置以田中为宜，不要过于靠近田埂，每凼四周有缺口与鱼沟相通，并设闸门可随时切断通道，宽沟式稻田养鱼以沟代凼，同样以放凼的要求设计和设工，其面积可按本田面积80%～100%设计，沟宽1.5～2.5m、深1.5～2.5m，长度则按田块而定，其位置可横贯田中部，或田边，但离田埂应保持80cm以上距离，以免影响田埂的牢固性。
3.3开好进、排水口
进、排水口的地点应选择在稻田相对两角的田埂上，如此，进、排水时，可使整个稻田的水顺利流转。进、排水口要设置拦鱼栅，避免跑鱼。拦鱼栅可用竹、木、砂网、尼龙网、铁丝网等制作，安装时使其呈弧形，凸面向田内，并插入田埂157cm以上，左右两侧嵌入田埂口子的两边，拦栅务必扎实牢固，若在进水口内侧附近加上一道竹帘或树枝篱笆，可有效地防止鱼顶流跃逃与拦截渣杂塞拦而引起阻水或倒栏。
4科学管理
4.1适时放养
4.1.1放养种类及规格。放养鲤鱼，一般放养当年鱼种3.3cm以上，鲫鱼在3cm左右即可放养。
4.1.2放养密度。放养草鱼为主的稻田一般是培育鱼种，可放养草鱼夏花1.95万尾/hm2左右，再搭配混养鲢、鳙、鲤、鳊鱼等6000～7500尾/hm2，气温高、生长期长、养鱼条件好的则可多放；反之，应酌情少放。
4.1.3放养时间。如当年鱼种应力争早放，一般在秧苗返青后即可放入，早放可延长鱼在稻田中的生长期。放养隔年鱼种不宜过早，约在栽秧后20d左右放养为宜，放养过早鱼会吃秧，过迟对鱼、稻生长不利。晚稻田养鱼，只要耙田结束就可投放鱼种。鱼放养后要绝对禁止鸭子下田，以免养鱼失败。
4.2专人管理
养鱼稻田要有专人管理，每天检查巡视，做好防洪、排涝和防逃工作，特别是下大雨要防止田水漫埂、冲垮拦鱼设备，造成逃鱼。平时注意维修及清理进、排水口的拦鱼设备，晒田前要疏通鱼沟和鱼溜，田埂漏水要及时堵塞。
4.3适时调节水深
养鱼稻田水深最好保持7～16cm，养鱼苗或当年鱼种水深保持10cm左右，到禾苗发蔸拨节以后水深应加到13～17cm，养2龄鱼的水则应保持15～20cm。
4.4做好防暑降温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