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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布坎南指出“经济人”与国家理论的困境：经济学以“经济人”的成本—收益分析作为唯一的工具，而作为政治学的国家理论则以国家代表社会利益作为分析的出发点。这两个学科的分离，使对经济行为的分析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概念体系。布坎南指出，国家不是神的造物，它并没有无所不知和正确无误的天赋。因为国家仍是一种人类的组织，在这里做决定的人和其他人没有什么差别，既不更好，也不更坏，这些人一样会犯错误。因此建立在道德神话基础之上的国家政治理论一遇上“经济人”这一现实问题便陷入难以解决的困境。为此，布坎南指出“我们必须从另一方面是利己主义和狭隘个人利益所驱使的经济人，另一方面是超凡入圣的国家这一逻辑虚构中摆脱出来，将调查市场经济的缺陷与过失的方法应用于国家和公共经济的一切部门”。这样便使所有的分析有了一个共同的出发点：经济人——当人们必须在若干取舍面前进行选择时，他们将更愿意选择那种能为自己带来较多好处的方法。这背后始终包含着人们对这一选择的费用和收益的计算，不管这一费用是明晰的还是模糊的。而将这一前提用于对微观经济和对政府行为的分析时，就会发现它所导致的后果大相径庭。布坎南正是从这里开始了对政府行为的分析。h鮽??????/p>
在这一基础上，布坎南将政府的模式归纳为三种完全不同的类型：
第一种被称之为慈善的专普摺U庵终陨缁崂约豪妫⑶野牙孀畲蠡慈褡畲蟾＠魑约旱恼吣勘辏彼挚梢员3忠恢志缘娜ㄍ皇苋魏卧际2伎材先衔庵帜J街淮嬖谟诠娣毒美砺壑校捎谒懦苏我蛩厝绻惭竦淖饔茫杂美捶治鑫鞣焦艺木眯形诶砺凵媳厝皇腔拿模质抵幸惨欢ㄒ允О芏嬷铡?/p>
第二种模式被布坎南譬喻为“拥有独立利益的巨物”。在这一种模式下，政府的目标便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如最大的财政收入，以满足官员的生活和权力需求等，一些不发达国家的政权就属于这种模式。对此布坎南分析，尽管这是政府权力膨胀的一种极端形式，但它至少说明有必要对政府的经济行为给予法律上的约束与监督。
一、区域失衡的一般原因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失衡，是许多国家发展经济中出现的共同问题，解决区域失衡，实现国民经济的协调发展，不仅是各国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在这方面的理论研究也逐步走向深入。区域失衡的一般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生产要素的流动性相对较低
新古典理论有三个基本假设：一是自由竞争；二是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三是劳动力和资本具有充分的流动性。因此，从理论上讲，区域不平衡只是一般经济均衡自动调节系统中出现的暂时现象。但古典理论忽视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一方面，工人并不能对工资差异迅速作出反映，其反映往往缓慢，滞后于需求；另一方面，资本的流动性由于受重置投资、扩大现有企业和对“健康区域”的偏好以及GNP总量和国民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制约也非常之低。劳动力对生产成本差异反应的极强刚性，和资本的低流动性会导致区域收入和区域就业长期存在很大差异。
(二)地理要素
从广义上讲，形成区域差异最普遍的解释当然是地理状况。地理状况首先指那些远离国家经济中心的地区的所在地理孤立状况。周边地区通常是所谓的“带病区域”，它可能表示一个地区在经济方面具有下列劣势：
(1)高出平均运输成本，导致较高的价格，较低的利润或有限的市场；(2)极差的运输联系；(3)到达那些规模很大、具有专业化服务的中心城市比较困难；(4)缺乏市场信息与消费者的联系，对销售和可能产生的革新有不利影响。另一种地理要素就是某些地区具有对发展经济不利的自然环境，山区及土地贫瘠的地区即属于此种地理要素。另一方面，某些地区曾经或者现在能够从丰富的煤炭、铁矿、原油、天然汽以及其它地下矿产资源上获益。此外，若以经济的部门组成而言，每个地区都有其典型的经济结构。经济结构中以滞胀或衰落部门为主的地区会产生严重的就业问题，经济结构中以增长部门如机械、化工、电子、银行为基础的地区，在通常情况下对劳动需求增长得相当快，经济也相对活跃得多。
(三)制度因素和政治分裂
制度因素应广义地理解为包括狭义的制度(集权与分权、民主与专制)、体制(计划与市场)、经济政策等因素。其中经济政策的随机性较大，往往是人们注意的焦点。政治分裂可能包括区域上的意义，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意大利的统一对其南部地区的影响；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南北朝鲜的分裂，把区域差距推到了悬殊地步。
(四)派生因素
1外部经济。包括技术外部经济、基础设施外部经济、金融外部经济。这些外部经济在地区之间的差距常常很大，某些地区能在其它地区所缺乏的外部经济中获益。
2人口状况。农业部门移出大量劳动力与教育因素有一定的关系；人口出生率高，劳动力供应数量自然增长也相应较高，那些经济结构对工作机会增加影响较小的地区会出现就业困难的局面。
3成本和价格惰性。E·Y·摩根认为，区域停滞不前的原因是市场中还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惰性妨碍着市场经济随供需变化而调整的正常方式。这种惰性来源于工会组织的力量和企业集团对全国各地生产的产品实行统一价格控制等。因此，无论从劳动生产率、生活成本或供需条件是否有差异，落后地区的工资率仍然要向在全国或在核心地区范围内的协商中所讨论确定的标准看齐，这就会有效地遏止落后地区的劳动力外流，消除能吸引大量资本流入的有利条件。
4回流效应(赫尔希曼称之为极化效应)。指由于贫富地区相互作用而贫困地区更加恶化的一种决定力量。市场力量的作用一般来说只会使区域间的差距拉大，而不是缩小。这主要是由于：人口的流动使人口流失地区丧失素质较高的劳动力；资本的流动使“带病地区”资本大量输出；市场的扩大常常会增强核心区域工业的竞争，“带病区域”的企业发展可能会更加困难。与回流效应相对应的是扩散效应，也称“涓滴效应”，指通过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给欠发达的邻近地区增加农产品和原材料销路，推进技术进步等，从而对欠发达地区的改进起积极作用。过去，在大多数情况下，回流效应要强于扩散效应，将来也可能仍然如此。在扩散效应超过回流效应占据主导地位之前，必须具备一个重要的条件，即区域经济间的互补性必须特别强。
二、产业失衡导致区域失衡：英国区域政策的特殊性及其演变
产业结构是一个动态发展变动的过程，其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又由于产业分布是和一定的区域分工相紧密联系的，因此，一种产业的兴衰，必然伴随着区域的兴衰与区域不平衡的产生和放大。产业失衡引起的区域失衡，是英国区域政策的深刻背景。这种区域经济发展的失衡所产生的极化效应是显著的，因为市场自发作用使合意的要素流动受到限制，非意愿的要素流动加快，长此以往，国家整体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必然受到制约和损害。这是区域政策制定并实施的必然性所在。早在20年代末，英国主要出口工业生产持续过剩而陷入经济停滞，造成大量失业。同时由于这些工业空间分布上高度集中于某些地区，使这些地区成为失业集中区，经济社会状况也急剧恶化。在此背景下，使得英国政府长期面临着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解决“带病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也决定了英国区域政策的重要特征和必然演进。
(一)英国区域政策目标：由创造就业机会到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增长英国政府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制定实施了“特别地区法”，对落后地区实施支持性政策，促使地方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1945年的“工业布局法”及后来类似的法案引入了各种政府手段，包括为企业提供各种信贷、动力、土地及其它基础设施，同时还有政府直接投资。由于许多经济政策手段强加于工业布局，导致了1945年到1947年企业大规模迁往受援地区。总之，这一时期区域政策考虑的核心目标是增加就业，盖慑于失业引起的社会矛盾和丧失政治支持。60年代英国区域政策围绕另外两个方面进行了更新。一方面是注重经济增长，认为战后英国经济增长缓慢的原因是落后地区经济活动量小，导致劳动力闲置；第二方面是大伦敦地区经济过度增长，工业和人口过度集中损害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必须加强地区布局调整。因此，60年代区域政策取得了大发展，用于区域政策的资金大大增加。政府采取了布局诱导性投资和其它措施，支持和控制相结合的方法诱导企业到受援地区设立工厂企业。
(二)英国区域经济政策手段：微观领域调整要素布局与宏观领域企业区位控制、产业选择相结合劳动力布局调整和资本布局调整是微观区域政策的两个主要方面。劳动力政策包括两种类型，一是流动政策，即以“移民就业”方式，促进劳动力区际流动。另一类是就地转移政策，使区内劳动力从劳动生产率低的行业移向高的行业。流动政策的目的是减少区域间劳动力供需差异；就地转移政策目的是促进本地区劳动力在行业间转移。资金政策的目的是诱导资金向落后地区投放，一般有三种政策手段，即财政手段(如税收和补贴)、改善企业经营状况和行政控制。通过这些办法，落后地区企业可以获得与先进地区企业大致相同的竞争能力。同时通过投入和产出两方面的补贴鼓励企业在特定区域成长，限制它们在其它地区发展。英国的工业区位控制目标的实现是通过限制工业企业在发达地区布点建设，以促进它们到待开发地区布点。主要措施是对企业投入(如土地和劳动力)和产出增加税收、实行工业开发许可证制度。此外，在地区产业选择上，英国政府长期以来都比较重视创造就业机会和能力，注重开发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种做法很快受
到挑战，英国区域政策随后出现了新的发展。
(三)英国区域政策的新发展：促进新企业创建和小企业成长、更加注重技术革新、发展自由经济区在英国，促进小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已被看成英国经济复兴和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小企业被看作未来经济大发展的“种子”。同时，小企业为新一代企业家的成长提供了锻炼机会。通过小企业振兴落后地区，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促进小企业生成速度的特殊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实行小企业技术领先战略，政府花费大量财力加速有创新精神的企业家生成、培养大批科研人员和技术工人，支持相关的科研机构建立。区域经济发展中技术革新起重要作用，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是引起区域差异的主要原因。如何促进落后地区的技术进步，英国政府采取的措施是通过建立技术引进机构，为落后地区搜集技术资料、发明与设想，帮助落后地区的企业获得先进的技术装备。建立专门的技术和金融机构，帮助那些想利用先进技术但自己又没有足够资金和必要技术与人才的企业。对落后地区企业采用先进技术给予优惠，促进落后地区企业在技术上有所跳跃，特别是新建企业，应更多地采用新技术，使这些企业开始就站在较高的起点上，以便于在市场竞争中保
持一定的优势。
70年代后保守党取代工党成为英国执政党，一反工党的经济干预政策主张，扩大市场经济和自由竞争，放松了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对企业的控制。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各地建立了多个开发区和自由港，刺激这些地区的发展。经济开发区和自由港政策逐渐成为区域政策的一个新的有利的工具。在这些自由经济区中，政府采用更加自由的经济政策和提供多种优惠条件，促进经济增长。自由经济区内首先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小企业常常无力自己搞基础设施，因而具有特别吸引力。区内对新建企业的优惠待遇包括三类：一是减免税收，二是简化组建新企业的审批程序，三是大大缩减管
理机构。
三、英国区域政策实施效果与启示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英国区域政策，其实施效果显然与政策供给者——政府的意愿相距甚远，也未使以主导产业衰退、高失业率以及经济增长乏力为主要症状的“英国病”有大的转机。然而，英国人面临的处境毕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后工业社会人类所极易遇到的难题，英国人在区域政策上的有益探索和取得的阶段性、局部性成果则具有借鉴意义。英国区域政策对我们的警戒与启迪都是深刻的。
(一)区域经济政策目标的设定，通常应具有系统性、整体性、根本性的特征
任何单一的政策目标，往往只注意到现象，而忽视了本质。60年代以前，英国区域政策只是把减少失业作为核心目标，这固然是缓解国内矛盾、维护“福利国家”形象以及获得最大政治支持的客观需要，但由于没有触动引发失业的根源——产业不平衡发展与经济衰退，因而收效甚微。我国正在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本质上是一个区域政策的选择问题。西部大开发目标的设定，必须在考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缩小东西部差距，实现整体国民经济协调持续发展。从西部的实际来看，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教育是西部大开发基本着眼点，同时，要积极推进市场化改革，适时调整经济结构，重视扶贫开发，系统、整体推进西部开发。
(二)区域政策应具有普遍性和连续性
自由市场经济本来就具有自发扩大区域差距的倾向，市场经济中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就是及时制定和贯彻执行区域政策，防止区域分化。英国政府虽然较早地注意到了区域失衡问题，也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法律，但其区域政策缺乏连续一贯性，经常为政府财政收支失衡和执政党更迭所打断，从而使失衡在某些时期以放大了的效应复归。我国自建国以来，先后两次把战略重点转移到西部：“一五”时期，围绕前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在西部大规模投资重工业；“三线建设”阶段，形成了中国工业建设在地域上的一次空前规模上的西移。通过这两次在的开发建设，在西部形成了一大批生产科研基地和新型工业城市，形成了以国防工业和重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和生产能力。进入80年代，我国实施了一种非均衡发展战略，战略重点向东部地区倾斜。区域政策的这种战略性改变，是推进改革开放，增强综合国力的必然选择。但由于对西部地区的投资锐减，一些大项目、大企业配套资金不到位，企业技术改造既缺资金，又缺人才，大大降低了原有投资的效益。西部大开发，要吸取这个教训，一方面要注意政策的连续一贯性；另一方面，也不能靠牺牲东部的利益来发展西部。
(三)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是促进落后地区经济发展的前提和重要保证英国由于受援地区缺少必要的投资基础，无论投资软环境还是投资硬环境都不够理想，资金投入效益差，造成对受援地区的补贴性投资支持政策浪费了国家资金。在我国，促进西部经济振兴，缩小东西部差距，农业、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教育科学等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发展必须先行一步。
近年来，国务院以改革试点的方式相继审批成立了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浙江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和福建海峡蓝色经济示范区，各试点地区都有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海南作为经济特区，获得的区域税收优惠政策还有待加强，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在进行南海开发的特殊条件下，缺少相应的区域性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二是离岛免税政策实行3年多来，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可以进一步提高免税额度，减少限制条件，扩大政策效果；三是尚未充分发挥海南海洋石油税务分局的效用，仍然存在南海石油税收与南海脱离的局面。
（二）现行的税收优惠政策形式较为单一
当前针对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多采用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较少，针对性不够强。直接的形式主要包括增加应纳税额扣除、适用优惠税率，企业所得税的直接减免。虽然直接的税收优惠对经营期限不长、投资规模较小的企业支持效果明显，但是对经营周期长、投资规模大的企业支持助推作用就大为下降。因为直接的税收优惠重点在于企业经营后的事后优惠，而事先对企业的鼓励支持不明显。例如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企业一投产就盈利的企业能够立刻享受到所得税政策优惠，但是非盈利企业就陷入了享受不到税收优惠的尴尬境地。特别是发展海洋经济，港口建设、大型造船业、海洋油气业都是重大的设施项目，普遍具有科技含量高、投资规模大、经营周期长的特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难以发挥政策效果。相对直接的税收优惠形式，间接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具体的会计处理中更好操作，政策也更具稳定性。
（三）尚未构建出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服务海洋产业发展
海洋产业是指对海洋的一系列研究、开发、利用活动的总和，目前海南重点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是海洋渔业、海洋运输业、海洋油气业和滨海旅游业。但海南当前并未构建形成有利于海洋经济的税收优惠体系，企业都是在各自不同的税种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在海南亟需进一步发展的海洋油气开发、跨海大桥修建、滨海港口扩围、海水淡化等高端海洋产业项目，需要一个全面、整体、系统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来作支撑。（四）资源税的征收范围较窄、税率不高海南省拥有广袤的蓝色国土，又具有低纬度的独特海域优势，海洋生物资源、矿产资源、油气资源都很丰富，这些资源在我国未来的资源消费中将占据越发重要的地位。但目前的资源税税率不高，而且征收范围较窄，在征收过程中也存在着以费代税的现象。这样一方面没有让海南的海洋资源优势转化为政府财政收入，另一方面也放任了部分企业对现有资源的浪费，不利于产业的转型升级。（五）税收政策难以吸引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的今天，要实现海洋经济的后来居上，海南需要更为丰富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海洋方面的高层次人才。在税收政策上海南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还不够：一是没有针对海洋经济研究人员费用扣除的特殊加成；二是在鼓励海洋科技的创新、专利转让方面缺少强有力的税收优惠政策支持；三是服务海洋经济，特别是创新型科技人才在个人所得税税率优惠方面没有政策红利。
二、国外可供借鉴的海洋经济税收政策
美国、英国、挪威、韩国、日本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洋经济较为繁荣，他们经过多年的发展都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税收政策，在海洋基础设施建设、海洋科技创新、海洋岛屿发展等方面有力支撑了海洋经济的发展。在国外海洋经济发达国家的税收政策实践中，有以下四个方面值得我们参考借鉴：
（一）根据本国海洋经济的特点采取差别化的税收政策
各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市场结构等方面的诸多不同，政府对于发展本国的海洋经济采取侧重点不同的税收政策。美国、英国等欧美国家希望尽快占领海洋经济的科技制高点，发展海洋经济的重点是海洋高新科技创新和高附加值的海洋制造业，如海洋生物制造业。韩国、日本等国的重点在于海洋基础设施建设，国家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集中于港口建设和造船业这些方面。
（二）完善税收政策来助推国家的海洋战略
海洋方面的基础设施具有融资数额大、投资周期长的特点，再加上港口建设具有一定的公共性、战略性，因此海洋经济的发展需要各国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政府要充分发挥引导、促进作用。从国外的政策实践我们可以发现，税收政策支持是主要的手段，主要是因为：一是在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国家，政府较少的直接参与市场活动。我国十八届三中全会也强调，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税收政策来调控，既避免引起纳税人的反感，也有利于在竞争中培养出更强的企业。二是市场对税收政策的调整较为灵敏。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有一套较为完善的运行制度，市场主体对国家税收政策的出台有很强的敏锐性，企业会依据税收政策的有利导向进入港口、海洋交通、海岛发展等行业，促进海洋经济的不断发展。
（三）税收政策需要配合其他政策协调发挥作用
为了充分支持海洋经济的发展，要充分考虑多种政策手段的协调配合，特别是要将税收政策与产业规划政策、土地规划使用政策、银行信贷政策和海洋保险政策相结合，共同推动地区海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国外的政策实践中，税收政策作为财政政策的一部分，与其他的政策配合密切、相得益彰。例如英国在港口建设中，发挥更大效用的财政政策，税收政策更多的是对相关海洋企业进行支持。（四）实行税收政策要兼具灵活性和稳定性国外税收政策对于海洋经济的支持范围广泛，包括了海洋循环经济发展、海洋国民经济教育等方面。在支持的方式和手段上非常灵活，具体方式上既有所得税、财产税等直接税的减免，也有增值税、消费税等间接税的减免。稳定性强的税收政策能让投资者有更强的投资意愿。例如，北欧国家挪威的造船业十分发达，在2008年之前，其关于海洋经济的税收政策差不多两年就出现一次较大的变动，企业对未来的税收政策难以把握。2008年以后，挪威一方面通过降低税率的方式来扶持海洋企业，一方面强调税收政策10年内将基本稳定，企业的投资大幅度增长。
三、促进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政策建议
（一）积极争取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税制综合改革试点
1.积极争取适当的税收管理权限，形成支持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在税收政策优惠大的企业所得税、海洋特产税、关税等领域，由中央出台统一的规定，各级政府按规定执行。在不违背中央统一优惠政策的前提下，海南省应该根据海南经济和产业的发展实际，制定符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例如，针对琼海万宁等地的远洋捕捞业；三沙的海水淡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三亚发展的高端滨海旅游业，都需要适合海南省情的税收优惠政策。
2.进一步发挥离岛免税的政策效果。在2011年4月正式实行离岛免税政策以来，海南机场免税店的累计销售金额已达89亿元，取得了很好的政策效果。免税购物已经和自然景观、气候环境成为了吸引岛外游客来国际旅游岛体验的三大重要旅游要素。下一步应在海棠湾免税中心建设完成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离岛免税业务流程，提升免税额度，增加免税中心内部的竞争，更好的发挥离岛免税政策的效应。
3.争取资源税改革的试点，扩大征收范围，改革税率。为了在发展海南海洋经济的过程中做到“绿色崛起”，应争取在海南试点扩大资源税的征收范围，培育海洋资源的新税源，既增加税收收入，又强化海南省政府对海洋资源配置的能力。将资源税的计税依据由销售使用数量转变为开采数量，避免企业对海洋资源的掠夺性开发，确保南海资源的可持续发展。
4.将南海的油气资源转化为优质税源。海南省2013年成立海洋石油税务局后，要尽快开展好税收征管工作，特别是落实南海海域企业的税款属地征收。在资源税具体分配方面，可以参照新疆模式，将南海石油资源产生的资源税部分留存海南，一方面促进南海油气资源的进一步开采，一方面建立环保及突发事故处理基金，为处理可能发展的原油泄露事件提供资金保障。
（二）进一步完善促进海洋产业发展的税收政策
1.制定发展海洋经济的优先产业目录，对优先产业给予税收支持。结合海南海洋经济发展的实际和未来规划，对涉及南海油气资源开发、海洋生物制药、海水综合利用、海洋灾害防治、高端滨海旅游项目等列入优先产业项目，减按15%征收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尽快出台涉及三沙市发展的海水淡化等战略性高新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对风险投资公司在上述领域的投资收入免征营业税并减免企业所得税。对企业进行海洋风险投资盈利后，将盈利用于海洋经济扩大再投资的，可退还其先前投资利润所缴纳的企业所得税。
2.降低海洋高新技术企业的宏观税负。海南要努力做到在“十二五”期间，逐步将投入到海洋科技创新的经费比重提至海洋经济总产值的1.5%以上。将海洋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实际税负10%以下作为税收政策的目标，允许海洋高新科技企业生产盈利的前三年，按规定提取的风险补偿金（按当年利润的3%至5%）能够进行税前扣除。企业为了转型升级购置设备，应参照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的专业设备优惠政策，按照投资额度的10%从当年的应纳税额中进行抵免，当年抵免不完的，允许企业将税款流转至以后的5个纳税年度进行抵免。
3.对于海南水产品加工业实行“免征”和“核定扣除”相结合的税收政策。建议对于以初级水产品为原材料，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企业，实行核定扣除率的方式来体现进项税额抵扣，增加对水产品加工企业的政策优惠。同时加大对水产品的支持力度，初级加工、零售和批发环节免征增值税。4.争取更多海洋运输业和滨海旅游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建议将海南的海洋航运公司纳入台湾海峡两岸直航的免税范围。对大型邮轮等新兴旅游业取得的收入减征或免征营业税，鼓励发展滨海游乐园、产权式度假酒店，对于符合一定条件的相关企业减征或者免征企业所得税。
（三）进一步完善发展海洋经济要素保障的税收政策
1.用税收政策鼓励涉海基础设施的投资和建设。完备的基础设施是发展好海洋经济的基础。建议对跨海大桥、港口码头等基建项目和潮汐发电、海岛通讯、海水淡化等涉及海洋经济的项目，自其投资运营的第一年起，前五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六至第十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2.用税收政策鼓励海洋的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适当扩大海洋科技研发经费的列支范围，科研人员的日常费用可以统筹计入研发费用，进行加计扣除。针对海洋科研机构的专利租赁收入免征营业税，技术专利所有人按合同提供自有专利所获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3.用税收政策积极支持建立港口金融服务体系。建议对有金融业务服务海南的港口航运的企业免征营业税。对于海南开展离岸金融业务的企业，减按15%征收企业所得税。对于海南符合上市条件的港航企业，要主动帮助做好相关的纳税服务工作，使企业早日上市做大做强。
4.用税收政策吸引海洋经济的高端人才。建议针对海洋科学技术人才给予个人所得税政策优惠，可以将3500元的免征额度适当提高，对海洋方面的研发成果免征所得税。用专项补贴的形式鼓励企业引进在海洋领域有杰出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在培养人才方面，应当鼓励个人提升自身素质的投资，对个人教育的费用准予抵扣。
四、在实施税收政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税收政策的顶层设计有利于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要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做好税收优惠政策产生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分析工作
在海南推行每一项区域性的税收优惠政策时，必然会对政府的财政收入造成影响。因此，要在政策推行前做好充分的成本分析，尽量减少政策推广可能产生的负面效应。
（二）避免各地区在税收优惠政策推行中的攀比和滥用
各地要结合自身的发展实际运用税收政策，不能为了招商引资推出过度优惠的政策。如果滥用税收优惠政策会扰乱税收的秩序，长远来看对海南海洋经济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一)末端治理阶段。在传统经济模式下，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的向自然排放废弃物，是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过程。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的征服自然而带来的全球性生态危机凸显出来，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人口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困扰着人类，于是人们开始注意环境问题。20世纪70、80年代，德国、日本、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的早期都经历过末端治理过程。在这一阶段，世界各国的政府都积极制定各种法律、法规及奖励惩罚制度：一是对废弃物回收再利用提供法律支持，二是对污染排放的处罚和废弃物回收再利用的奖励。1972年德国颁布了《废弃物管理法》，要求关闭垃圾堆放厂，建立垃圾中心处理站，进行焚烧和填埋。后来德国意识到，简单的垃圾末端处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于是在1986年颁布了新的废弃物管理法，试图解决垃圾的减量和再利用问题。1991年通过了《包装条例》，要求将各类包装物的回收规定义务，并于1992年通过了《限制废车条例》，规定汽车制造商有义务回收废旧车。日本从70年代起实施环境保护末端治理战略，并于1970年制定了《废弃物处理法》。1991年制定《关于促进利用再生资源的法律》，目的是确保废弃物的适当处理和再生利用。日本大阪市对回收废纸、旧布等废弃物的社区、学校等集体发放奖金。并于80年代以后转向从生产和消费源头上防止污染的“管端预防”，实现了发展战略的新突破；美国也于1976年制定了《固体废弃物处置法》，加强对废弃物的末端治理。这一时期循环经济的重点是污染的防治和垃圾的处理。
(二)生态治理阶段。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强化，逐步认识到，与其被动地等待废弃物产生后进行回收再利用，不如主动采取行动，实施清洁生产，减少废弃物排放量，尽力把废弃物消灭在产生之前。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了生态治理，并通过立法和政府政策加以实施。在这一阶段，政府政策从提倡废弃物回收再利用转变为强制推广清洁生产：一是制定清洁生产标准，二是推广清洁生产技术，三是运用环境管理工具。日本1993年制定了《环境基本法》，随后制定了《容器和包装物的分类收集与循环法》和《特种家用电器循环法》等；德国1994年制定了在世界上有广泛影响的《循环经济和废弃物处理法》，并于1999年制定了《垃圾法》和《联邦水土保持与旧废弃物法令》；美国90年代也分别制定了相应的法规，对电池生产过程中汞含量加以限制，禁止在制冷设备生产、使用过程中排放含有氟氯化碳的制冷剂。1990年，美国国会通过《污染预防法》，变末端治理的污染控制政策为源头治理的污染预防政策。为推动资源的回收利用，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到1993年城市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25%。生态治理理念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强调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从原来的仅对人力生产力的重视转向在根本上提高资源生产力，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切实有力地保护生态系统的自组织能力。生态治理遵循“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采用全过程的“清洁生产”，以达到减少进入生产流程的物质量，以不同方式多次反复使用某种物品和废弃物的资源化目的，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环”反馈式循环过程。
(三)深生态治理阶段。深生态治理是在生态治理的基础上，不仅强调处理好“生产—资源—环境”的关系，实行生产全过程治理，而且主张将制度、体制、管理、消费、文化等因素通盘考虑，注重观念创新，注重生产、消费方式的变革，将生态治理的领域从生产、环境领域扩张到管理、文化等生活领域。在这一阶段，政府循环政策重点是：一是完善循环经济发展的法律体系，二是构建绿色技术支持体系，三是构建循环经济绿色消费。日本进入新千年以后，逐渐意识到建立不受环境与资源限制的新型社会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将环境保护和节约资源融合到经济活动的各个层面，并先后颁布了《建立循环型社会基本法》、《可循环食品资源循环法》、《绿色采购法》等；德国于2001年制定了《社区垃圾合乎环保放置及垃圾处理场令》，2002年制定了《持续推动生态税改革法》等；而美国人的生态理念十分重视循环消费。美国人开展循环消费的渠道很多，既有家庭的庭院甩卖，也有慈善机构进行的旧货交易，消费者还可以通过一些商业网站或政府支持的网站进行旧货买卖。由于循环消费观念的普及和循环消费社会机制的发展，循环消费已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西方国家在发展循环经济中的主要经济政策
循环经济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纷纷提出了循环经济策略，并以法律和政策手段为先导，推进其发展。日本、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主要采用了如下政策手段：
(一)投资政策。西方国家主要采取预算拨款、专项资金、财政补贴、优惠贷款利率和抵税优惠等投资政策，兴建环保设施、环境开发技术项目、废弃物再利用项目、合理利用能源项目、可再生能源研究与开发等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2003年与循环经济相关的财政预算为35.1亿日元，2004年为24.7亿日元。日本还对发展循环经济实行各种补贴政策：对中小企业从事的有关环境技术开发项目给予补贴，对废弃物再资源化工艺设备生产给予补助，补助费均占其研发、生产费用的1/2左右；对引进先导型合理利用能源设备予以补贴率为1/3的补贴；对推进循环社会结构技术实用化予以补贴率为2/3的补贴。日本政府还实行特别折旧率政策，对各类环保设施在其原有折旧率的基础上再增加14%-20%的特别折旧率。日本政府还实行优惠利率贷款政策，对从事3R研究开发、设备投资、工艺改进等活动的各民间企业，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享受1.85%、1.80%、1.75%政策贷款利率。美国政府通过实行抵税优惠政策鼓励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和利用。对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项目提供抵税优惠。如对生产节能型家电的厂家提供抵税优惠；对消费者购买节能设备也能获得抵税优惠；对购买燃料电池车等新型车辆的消费者可享受抵税优惠。德国对兴建环保设施，其补贴数额相当于投资费用的一个百分点，对建造节能设施所耗费用，按其费用的25%给予补贴。
(二)税收政策。西方国家主要采取征收新鲜材料税、生态税、垃圾填埋和焚烧税等税收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通过征收能源税以达到合理开发和节约利用能源、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保存不可再生资源的目的。日本政府对实行循环经济的企业、项目，给予各种税收优惠：对废旧塑料制品类再生处理设备，在使用年度内除了普通退税外，还按取得价格的14%特别退税；对废纸脱墨处理装置、处理玻璃碎片用的夹杂物剔除装置、铝再生产制造设备、空瓶洗净处理装置等除实行特别退税外，还可以获得三年的固定资产税退还；对公害防止设施可减免固定资产税。根据设施的差异，减免税率分别为原税金的40%-70%。美国联邦政府对开发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和潮汐的发电技术投资总额的25%，可以从当年的联邦所得税中抵扣；风能和闭合回路生物能发电企业自投产之日起10年内，每年生产1千瓦时的电，可享受从当年的个人或企业所得税中免交1.5美分的待遇(2003年提高到1.8美分)。美国亚利桑纳州1999年颁布的有关法规中，对分期付款购买回用再生资源及污染控制型设备的企业可减税10%。德国实行生态税政策，于1998年制定了绿色规划，将生态税引进产品税制改革中：所有的地方公共交通工具只支付增加的能源税率的一半；公共的货车和铁路运输只负担电税的50%；合并生产热和电力的设备，其每月的使用率或每年的任意使用率不低于70%的，可以完全减免现行的矿物油税；直接使用由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生物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生产的电和由此类能源制成的蓄电池或类似系统产生的电免除电税。
(三)收费政策。西方国家主要实行废旧物资商品化费、垃圾处理费、污水治理费等收费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废弃物收费的征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向城市居民收费，另一类是向生产商收费(又称产品费)。德国政府采取垃圾收费政策，强制居民和生产商增加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投入。垃圾处理费的征收主要有两类：一类是向城市居民收费，以垃圾处理税或固定费率的方式收取；另一类是向生产商收取产品费，即要求生产厂商对其生产的产品全部生命周期负责，充分体现“污染者付费”的原则。德国政府还实行押金抵押返还政策。先后颁布了《饮料容器实施强制押金制度》和《包装条例》，规定任何人购买饮料时都必须多付0.5马克作为容器的押金，以保证容器使用后退还商店以循环利用。购买液体饮料的容器是不可回收利用的，购买者必须至少多付0.25欧元的押金，当容器容量超过1.5升时需要至少多付0.5欧元。日本实行对废旧物资商品化收费。日本法规中规定，废弃者应该支付与废旧家电收集、再商品化等有关的费用。产品费的征收更充分地反映了“污染者付费”的原则，要求生产商对其生产产品的全部生命周期负责。产品费的征收对于约束生产商使用过多的原材料，促进生产技术的创新，以及筹集垃圾处理资金都有较大的帮助。
(四)政府优先购买政策。在消费性支出方面，西方国家政府主要通过绿色采购行为来促使市场鼓励再循环利用，如推出鼓励和推动绿色采购的法律与行政命令，出版各种指导纲要与手册，积极推动绿色政府采购活动。为了促进国家机构积极购买对环境友好的再循环产品，日本政府制定和实施了《绿色采购法》。美国几乎所有的州均有对使用再生材料的产品实行政府购买的相关政策和法规。为扩大可再生能源市场，美国采取了由政府部门带头使用新能源方式的办法，美国已经要求其联邦机构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比例在2011年达到总能耗的7.5%。2002年美国根据《能源政策法》拨款3亿元用于实施太阳能工程项目，在2010年前，在联邦机构的屋顶安装2万套太阳能系统。
三、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政策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推动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而西方国家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以法律和政策手段为先导的推进模式，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无疑有重要启示。我们应从以下方面建立和完善我国循环经济政策机制：
(一)投资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的财政投入偏低，财政补贴制度设计不合理。我国“十五”期间的环保投资仍然不及发达国家20世纪70年代的水平。为此，政府应加大对循环经济投资的支持力度，各级投资主管部门在制定和实施投资计划时，应加大对发展循环经济的支持。各级财政和环保部门应安排排污资金，加大对企业符合循环经济要求的污染防治项目的投入力度。在实施财政政策时要从国情出发，坚持“集中财力、重点突出”，将支持循环经济发展的财力优先集中在具有比较优势的地区和产业上。对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项目和技术开发、产业化示范项目给予直接投资或资金补助、贷款贴息等支持，并发挥政府投资对社会投资的引导作用。应加快研究建立促进节能、节水产品和节能环保型汽车、节能省电型建筑推广的鼓励政策。各类金融机构应对促进循环经济发展的重点项目给予金融支持。对污染治理、废旧物品回收处理和再利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等公用性事业应给予财政补贴、中长期低息贷款等。
(二)税收政策。目前，我国政府对发展循环经济缺乏系统的环保税收政策。没有设立专门的环境税种，有关生态环境税收的规定不完善。为此，政府应加大财税手段的应用，开征环境保护税，具体包括诸如污染税、原料税、资源税、产品税等税种。适时出台燃油税，完善消费税制。增强资源税、消费税的环境保护功能；完善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调整和完善有利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税收政策，加快建立大宗废旧资源回收处理收费制度。对一些亏损或者微利的废旧物品回收利用和对污染物无害化处理的企业应加以税收优惠和政府补贴。
(三)价格政策。西方国家在推进循环经济发展过程中，很少采用价格政策。而我国过去实行的是计划经济，长期以来形成了不合理的价格关系。即“商品高价、原材料低价和资源无价”的扭曲价格，结果导致资源利用效率低下和浪费。为此，政府应改变财政补贴的项目和额度，调整资源环境商品价格，利用价格杠杆促进循环经济发展。政府应调整资源性产品与最终产品的比价关系，理顺自然资源价格，逐步建立能够反映资源性产品供求关系的价格机制。应调整水、热、电、天然气等价格政策，促进资源的合理开发、节约使用、高效利用和有效保护。扶持建立能够使各种资源能够合理流动的开放市场。利用市场机制，明晰资源产权，使资源和其他物品一样进入市场，使其价格正确地反映它的全部社会成本，以促进稀有资源的有效利用。
(四)收费政策。目前，我国的垃圾收费等环保收费政策不合理，从而造成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处理投入不足，不利于循环经济的发展。为此，政府应加大对排污、水污染、大气污染、工业废弃物、城市生活废弃物、噪音等的收费力度。应积极研究以资源量为基础的矿产资源补偿费征收办法，进一步扩大水资源费征收范围并适当提高征收标准，优先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费征收标准，全面开征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费。在理顺现有收费和资金来源渠道的基础上，应积极探索建立和完善企业生态环境恢复补偿机制。另外，采用政府优先购买绿色产品的政策，对于促进和引导循环经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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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humanintothenewcentury,theeconomicdevelopmentofthewaytherehavebeenfundamentalchanges.Industrialapplicationofthenetworknotonlychangedpeople’swayoflife,butalsochangedthestructureoftheelementsofeconomicgrowth.AndCairns,includingSamuelson,andothertraditionalmainstreameconomics,itseems,tomeasurethefourmacroeconomicindicators-economicgrowth,pricestabilityandfullemployment,balanceofpaymentscannotbeachievedatthesametime.However,intoday’sfashionableneweconomycannotbecomepossible.Inthemoderncentralbanktohavefourobjectivesincludedinthebasicobjectivesofmonetarypolicy.Thisalsomakesthefunctionsofthecentralbanktransportandtheneedtodotochangethewayinordertomeettheneedsofmoderneconomy"."
Keywords:theneweconomy;monetarypolicy;economicgrowth
前言
本文重在探求新经济中货币政策是否还象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学家解释的那么有效，进而探询如何运用货币政策能起到应有的效果，而不是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并从美国的经验中探寻中国货币政策改革的方向。
首先，我们必须明确究竟什么是所谓的"新经济",新经济一词是从美国泊来的，没有非常明确的定义，但又实实在在地在美国出现，而且迅速席卷世界。归纳起来，我觉得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以数字化信息技术和因特网为标志的技术变革在全球化拓展；
知识创新的商业模式——建立在个人信誉基础上的风险投资制度已经成熟，被投资者所认可；
互联网的普及速度超过了以往过去的任何发明，它以其开发性、可扩展性和互动性，迅速成为了客户需求的新平台，成为了一个新标准；
服务业替代制造业主宰产业发展；
全球化的各种规则开始建立，降低了要素流动的摩擦；
资本市场是这一创新时代的最重要的引擎，是结构调整最有效的工具，而工业社会中集中控制资源进行结构调整的方式已经过时；
在新经济中，公司正在走上收益递增的轨道。这些新经济的趋势性特征涉及到技术、商业模式、客户标准、产业、规则和金融工具，它们综合贡献给了经济增长，构成经济增长的新要素，这些新要素正在改变着经济增长的周期性波动，从而构成了所谓的“新经济”。
而从传统经济学来看,经济的发展是有周期的，新古典经济学认为经济周期是主体随即错误的结果，所以政府在货币政策上不宜干预过多。而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经济周期是外部冲击对经济产生的影响，所以货币政策对于克服危机，使经济步入良性循环是大有裨益的。后凯恩斯主义认为周期的发展是政治压力的结果，所以在货币政策上趋向于比新凯恩斯主义更自由的方式。
那么，作为具体的运行，我觉得美国的货币政策是的趋向不是明显的偏向于一种派别的，而是一种综合各种观点杂糅的体系。在强有力的实现对经济的预期良性运行的控制的同时，尽量采取比较含蓄的，市场化方式。这种理念在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
而就在最近（12月5日），格林斯潘正式表示，对经济部分失去发展表示忧虑。并认为美国经济发展步伐放缓是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使企业能源成本上升近40%，而由于市场竞争激烈，无法使企业的损失在市场中得到弥补。而应该警惕可能出现的由金融资产缩水导致的家庭和企业的支出疲软。广大投资者一直以来担心美国经济趋向硬着陆，格氏此番抚藉言语正中他们的下怀。美国经济减缓的速度出乎意料，去年的技术股泡沫显然已破灭。正如格林斯潘所指出的，对近期任何经济数据都不应该大惊小怪，异乎寻常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正是必要的。几年来，需求一直超过供应。美联储为了缓解劳动力市场的紧张形势，防止通胀上升，1999年中期来已将利率提至6．5％，累计加息幅度达1．75％。格林斯潘似乎认为随着股价下降，金融市场趋紧抑制了消费者支出，经济正走上软着陆的轨道。一段并不清晰的话语刚出，萎靡的纳指马上大涨274点，创下近三十年的单日最大涨幅。
而且我们也曾经看到，格林斯潘在过去的美国所谓的新经济的高速列车行进中不时的用针尖刺破将要被吹涨的气球——通货膨胀的虚假繁荣。而我觉得他的行为正好暗合了萨缪尔森的用宏观经济学中的乘数原理与加速度原理对经济周期的假设——萨氏以为在边际消费趋向和加速度不变的情况下经济总是上下波动。那么，一旦边际消费发生改变，经济的良性轨迹就极可能被改变。所以格林斯潘一直采取防微杜渐的方式警告人们，什么时候有通胀的危险。而他又不肯明示，是担心"软着陆"变成"硬着陆"。我个人认为仅凭这一点格林斯潘便称得上是金融监管的超一流人才。何以见得？君不见八十年代的日本虽然经济正是如日中天，但是日本政府也意识到虚假繁荣背后的通货膨胀的威胁将在未来严重的侵害日本经济的可持续性发展。可是就在日本煞费苦心的挤干了泡沫以后，再施行零利率也无法拉升经济的起飞。而我们中国在经历了八十年代末期的高速增长中"通胀猛于虎"的通苦以后，在九十年代初，经济的过热中，施行了紧缩银根的政策，其后虽然成功的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但是现今的通货紧缩中，货币政策实行却收效甚微。今天的解释也各不相同，但我觉得与那时的过紧是有联系的。
而在今年，繁荣了十年的美国新经济也遇到了极大的危机。我们观察美国经济的视角一般有三个：一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金融政策；二是明年的消费趋势；三是明年的投资趋势。而美联储在12月19日宣布维持现有利率不变。而很多经济学都认为利率下调是在所难免的，为什么联储没有行动呢？央行不愿意改变多年来谨慎的多看少动原则，他们要观察多年的高投入，生产率增长及股市走强是否发生了逆向转变并形成恶性循环。不过美联储也承认新经济的威胁已经由通胀变为疲软。而消费趋势离不开收入的预期，
我们知道在宏观经济学中有带动消费的财富效应。从九十年代以来，美国每年因股票和房产升值而使家庭财富平均每年上升2.26万亿美圆。而储蓄率在99年降至可支配收入的2.2%，大大低于长期的7%左右的水平。而在2000年，美国国民的股票收入几乎为零或负增长，而今年初对于股市的高预期造成家庭贷款消费的上升，预期的不理性将使明年的消费减少。还有就是投资，自96年以来，信息技术与通信行业吸纳了大量的资金也使劳动生产率上升。新经济的低通胀高增长也要主要归功于资金支持——特别是在风险投资制度下的融资途径下的电信与高科技行业的快速发展。而从目前来看，这些行业投资已经近于饱和。
所以，新经济毕竟没有超越过去的工业革命，电气时代中所固有的经济周期的制约。高利率，利润下降，消费需求的收缩都是周期性的，少一点震荡，快一点复苏就是货币政策大有可为的地方了。经济减速的迹象撒下如此之多的阴影，这一事实仅仅提高了人们对通胀的预期。也已有人担心格林斯潘讲话可能导致以下一种循环：由于投资者认为明年初会减息，导致股价上扬。但必须指出的是，降息的前提是消费者支出的下降。问题在于，如果股市反弹过高，消费支出仍将强劲，如此，就不会降息，甚至可能得加息。这样今天的货币政策到明天就完全相反了。
尽管美联储可能调控美国经济，使之软着陆，投资者同时也明白美联储任务的难度之大。历史经验显示，事实上央行是鲜难做到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处于增长减缓中的经济比繁荣强劲的经济更不堪经受外部冲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经济增长减速会使各种经济、金融失衡状况暴露无疑。随着增长减速，原先那种以为利润会永远增长、股价会一直上升，因此可以入不敷出的消费将显然是极不明智的。同时，悲观情绪也可能过度。今后的风险在于，美国的实际高投入、大幅提高生产率、企业利润增长、股市走强等一系列良性循环会变为恶性循环。出现这种情况，美联储就需要采取减息措施，但不是在此之前采取措施。
但是面对新经济的新，联邦储备委员会也没有什么可以认为是肯定行之有效的方式。连格林斯潘也在10月上旬美国银行家协会成立125周年的纪念大会发表的演讲中认为，技术进步的飞速发展已经导致美国现有的许多银行监管条例显得十分陈旧和过时。
同时，他呼吁发达国家应该紧密合作，修订各国现存的银行监管条例以适应在新经济中规模不断扩大、速度不断加快的各项金融交易活动。但是，格林斯潘也没有提出如何修订银行法规的建议。他只是强调，目前的银行监管部门在实行监管行动时更多地依靠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自律性，运用条规开展监管活动效果大不如前。
尽管如此，格林斯潘仍指出，“从银行业发展的历史角度看，加强对银行的监督管理应该始终作为监管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这是银行发展历史过程中，我们获得的一条千真万确的关键的经验和教训。”格林斯潘对去年出台的银行业监管改革法案大加赞美，并指出这是“通向未来变化道路上的一面开路旗帜而已”。他还认为，全球所有的银行监管部门都会发现现有规定条例的改革势在必行。根据格林斯潘的估计，将来监管部门会将注意力从考虑银行的债务比例转向发现银行是否有违规经营行为。格林斯潘认为，目前世界正处于一个动态变化的系统之中，要求监管部门能够不断调整以适应新变化。同时，随着新经济浪潮的席卷全球，金融系统变化的日新月异，要求监管部门必须在第一时间作出相当准确的反应和行动，否则经济形势将向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演变。正是这种情况，要求银行监管条例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进行必要的改革而不至于落伍。
在看了美国新经济的"剪不断，理还乱"后，再想想咋们亚洲和中国，其实发展水平还低了许多，如何借鉴美国的经验，吸取教训，将使我们少走许多弯路。
当年，就在美国新经济快速成长的时期，亚洲却出现了经济危机，这意味着东亚的以产量为目标的“集中干预型”资源配置方式的失灵，传统产能大规模过剩。中国则在工业化还未完成的时候，又赶上了知识经济时代：一方面政府还有很多集中配置资源的要求，如西部大开发。在这方面，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与人力，从货币政策来看，既有贷款的优惠，也有大量的特别国债；另一方面又要面对知识时代提出的创新问题。在这种局势下，中国的调整必须与国际调整的趋势相一致。中国的各种产业从汽车到住房，实际上连基础设施都有产能过剩问题，而现在中国政府除了集中配置基础设施外，已经没有其他可集中配置的方向，因此集中资源突破产业瓶颈的老办法在现时条件下已无处着力，是改变配置资源方式的时候了——应把核心放在建立和完善资本市场，充分发挥资本市场的高层次功能，大力刺激民间创新的动力上，比如减免知识型创新企业所得税等类的措施更是不可少。政府的作用还要在有利于新经济成长的软环境建设方面加强，以求有更多的知识创新企业在本地区成长，带动经济从旧到新的转变。
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推动技术变革和产业重组的最重要的引擎，中国一方面要实现工业化，承接生产力的转移；另一方面要面向新的技术创新时代，积极改变国内集中配置资源的方式，发挥资本市场的作用，中国1999和2000年初资本市场中股市的两次快速攀升都与大规模的资源重新配置有关，资本市场对互联网做出了最积极的反映，这也体现了中国资本市场开始在调整着中国的产业结构。当然，这也与借鉴美国新经济中的明显的财富效应的政府行为有关系。但是，由于没有二板市场，中国资本市场的创新空间非常有限；由于大量非流通股的存在，利用投行进行并购调整结构的手段也就不足，如无法在资本市场上迫使一些低效率企业退出产能等，从而使得结构调整缓慢。
新经济的概念是与网络化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这意味着新经济将带来更先进的交易设备和交易手段，让更多的国家和地区参与世界经济的竞争。金融产业在这个大趋势下必须要面对新的挑战。一方面，为了在新的形势下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必须给金融产业更多的自由；另一方面，新经济大大增加了金融产业的风险，进行风险管理又要求我们中国政府加强对金融产业的监管。事实上，在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存在着一定矛盾的。我觉得这对于我国来说尚有一定的优势——集计划与市场于一体的货币政策或许会比较有效。
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国家经济都出现不同程度衰退,对我国外贸出口产生强烈紧缩效应。在进出口贸易对我国GDP贡献率已达70%的条件下,客观上造成我国GDP增长率从危机爆发前的10%下滑到6%,已连续8个季度出现下降。
在金融危机影响和国内市场消化能力有限的条件下,原有被高投资和高出口所掩盖的产能过剩已加速显现,无法通过扩大外需集中释放。部分企业生产能力也不能被有效利用,利润下降,国内商品贸易已开始受到影响。由于我国经济结构调整不到位,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偏低,国内消费需求跟不上经济发展要求,导致出口企业的部分产品既无法在国外找到市场,又无法在国内全部消费掉,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严重损害。在4万亿元投资的带动下,虽然在短期内基本可以保持8%的增长目标,但是经济结构如果不进行有效调整,会加剧产能过剩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最终制约经济增长速度和质量的提高。
(二)广义货币供给量增幅过快易引发通货膨胀
从我国价格水平、货币供应量和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关系来看,三者呈现出极强的相关性。以RM2代表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CPI代表物价水平,NGDP与RGDP分别代表名义GDP与实际GDP季度增长率,如图1所示。数据来源:中国人民银行、中经网1997～2009年相关月度及季度统计数据。
1998至2002年,RM2处于下降阶段,国内出现通货紧缩,RGDP在8%目标值上下波动;从2003年开始RM2出现较大幅度上升,连续7个月增幅达到20%,并于2003年8月达到极大值,随后带动CPI开始上升,GDP增长率也显著提高;从2006年6月到2008年12月,RM2与CPI呈现同步波动,RGDP平均保持在10%左右。由此可见,广义货币供应量增幅与物价水平、名义GDP和实际GDP增长率变动存在相关性,RM2的变动对滞后若干期的CPI产生较大影响。从2007年第二季度开始,实际GDP增长率已从1318%下降至611%。为确保经济增长目标,央行通过宽松的货币政策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广义货币供给量M2同比增幅不断提高,从2009年1月的1817%上升到2009年5月的25167%,增幅连续4个月超过20%,连续3个月超过25%,这在近些年来货币政策操作史上也实属罕见。宽松的货币政策意味着M2增幅还将继续保持在高位运行,增大了未来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但是,近期发生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并不大,其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国内经济处于紧缩状态,代表货币流动性的指标M2/GDP比率在不断上升,表明国内经济景气程度还不高,货币流通速度在下降,短期内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的推动作用较弱;虽然市场对通货膨胀的预期上升,目前还不存在向通货膨胀转化的条件。但随着国内经济景气程度的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将显著加快,由通货膨胀预期转化为现实通货膨胀的风险将逐渐加大。
二、滞胀风险向现实转化的必要条件
分别以P(t)、RM2(t)、V(t)代表通货膨胀率、广义货币M2增长率、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其中P(t)为对数形式(间隔为一年的两期CPI数据之差),货币流通速度以当期GDP与广义货币供应量M2之比来代替。利用1998年至2009年月度和季度数据,通过建立向量协整模型来研究各时间序列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关系。
注:输出结果中:()内为标准差,[]内为t检验值。
由式(3)可得,在长期均衡条件下,通货膨胀率与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幅呈现同向变动,并由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增幅共同决定。
(三)滞胀风险转化的必要条件
通货膨胀的高低是由货币供给和货币流通速度共同决定的。在货币流通速度降低条件下,货币供应量增长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分别以
V、L、CPI表示货币流通速度、货币流动性及物价水平,其中货币流动性以M2与GDP之比来衡量,用来反映银行体系短期内可用资金的富裕程度,三者之间的关系如图2所示。货币流通速度超前于CPI变化,且总体变化趋势基本与CPI变化趋势相一致,表明货币流通速度的提高会显著带动CPI上升;但货币流动性对CPI的带动作用没有货币流通速度明显。
从实证角度来分析,分别对物价水平、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货币流动性建立VAR模型,分别以CPI、RM2和L代表,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可分析RM2与L变动对CPI产生的影响。对RM2一个正向冲击会导致CPI在2个月后开始同向增加,并在18个月后达到极大值,RM2对CPI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对货币流动性L一个正向冲击会在315个季度内引起CPI的反向变动,并且CPI会在第2个季度后达到极小值,随后逐渐回落,但在315个季度以后,CPI会随L的增加而不断增加,并在第5个季度达到极大值,随后L对CPI的影响逐渐减弱,直到10个季度后影响消失。因此,RM2会长期影响CPI,从而对通货膨胀率产生影响;货币流动性L的增加在初始阶段会导致CPI降低,在较长的时间内也会对CPI产生正面影响。
另外,从VEC模型的长期结果并结合我国宏观经济的景气程度来看,当前,由于经济景气程度不高,还处于下行区间,RM2快速上升会直接促使货币流动性增加,并导致货币流通速度显著降低。现阶段,广义货币供给的增长并不能直接导致通货膨胀。但是在经济景气程度不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提高时,广义货币供给快速增加会引致通货膨胀。所以,经济景气程度的上升并促使货币流通速度显著提高或货币流动性降低,是货币供给过快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前提。
三、宏观经济调整与货币政策选择
外需持续减少,经济增长目标只能依靠增加消费和投资来实现,但在滞胀风险逐渐放大的背景下,应对宏观政策组合进行适度微调。
(一)宏观经济调整方向
宏观经济调整需要结合国内外经济的变化形势,将宏观经济的调整目标和重点放在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有效需求、切实增加居民收入以有效带动消费增长、充分化解滞胀风险等内容上。
第一,微调宏观政策组合,有效化解经济风险。一般而言,当经济处于紧缩状态时,积极的财政政策配合产业政策调整对经济复苏所发挥的作用要远高于货币政策。但是,财政政策无法充分实现经济结构调整,也无法在经济基础面逐步好转时对经济主体进行微调。在现阶段,为有效防止经济出现衰退并发生通货膨胀,应在对经济景气程度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行有效监控的同时,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对政策组合迅速调整,以便及时有效化解经济风险。在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时,应在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同时,将货币政策转向中性或适度紧缩,以避免国内货币超经济发行而引发通货膨胀,同时防止经济增长出现下滑;而在货币流通速度持续降低时,在实行积极货币政策的同时,进一步发挥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对经济的带动作用,努力改善公众预期,提高政策组合效果。
第二,积极调整投资方向,抑制产能过剩,扩大内需。在现有条件下,固定资产投资每新增1万亿元,就能有效拉动GDP增长313%,所以,在金融危机背景下,增加投资是实现经济增长目标的关键。投资对短期目标的实现确实有支撑作用,但是长期却会进一步增加产能过剩与内需不足的矛盾。因此,在确保投资规模不减的前提下需要积极调整投资方向,将投资集中于能长期有效带动国内消费显著增加的行业。从投资对消费的影响来看,我国投资在中长期内对消费影响较为显著,若以RCF代表消费增长率,以RI代表投资增长率,消费增长对投资增长的影响如图3所示。从图中来看,对投资增长一个正向冲击在2个季度内对消费增长几乎不产生影响,但在2个季度后会引起消费增长率显著提高,并在第6季度达到峰值,随后影响虽逐渐减弱,但在长期依然存在,表明即期提高投资增长率会带动中期消费增长率的显著提高。
图3消费与投资增长率的脉冲响应图
第三,切实增加居民收入,带动内需有效增长。长期以来,我国消费支出对GDP贡献度非常低,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远不及投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偏低,贫富差距较大,呈现出“二八”现象,并由此导致货币需求呈现出逆周期变动:在经济处于低迷阶段,由居民流动性偏好所决定的狭义货币需求和准货币需求会同时上升,居民谨慎性动机所决定的准货币需求上升会更为明显,最终准货币需求的上升会以储蓄存款等储备性货币资产的形式表现出来,对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产生制约;在经济繁荣阶段,准货币和狭义货币需求都会下降,但由居民交易动机所决定的狭义货币需求下降更为明显,并最终以活期存款和流通中货币的相应减少来表现,从而促进消费增加。因此,为有效提高国内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进一步扩大内需,除应通过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将收入向活劳动倾斜,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之外,还应继续加大社会保障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以便充分降低居民谨慎性动机,减少货币需求,刺激国内消费。
(二)货币政策选择
货币政策依然要配合积极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发挥逆经济周期调节作用,并将货币政策调整重点放到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滞胀发生、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
第一,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政策工具刺激长期消费,扩张中短期投资。对利率、广义货币供应量M2、投资、消费构建VAR模型,利用脉冲响应函数进行分析发现:本期给利率一个正向冲击后,对投资增长会产生负向影响,投资增幅会在3个季度内显著下降,并在第3季度达到最低点,之后影响会逐渐稳定,表明降低利率对投资增长会产生较为稳定的带动作用;本期给利率一个正向冲击后,对消费增长会产生长期稳定的负向影响,表明降低利率在长期对消费增长会产生显著刺激作用和持续效应,利率冲击对投资增长和消费增长产生的影响如图4和图5实线所示。广
义货币供应量M2的变化也会对投资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如图6和图7实线所示。本期对M2变动率提供一个正向冲击会对消费变动产生正向影响,在前3季度内消费增长会有较大波动,并在第2季度达到最高点,之后开始稳定增长,表明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增加会引起消费长期稳定增长;本期对M2变动率提供一个正向冲击,在前4个季度内会引起投资增长的同向变动,但幅度逐渐减弱,在第5个季度,这种影响趋向于零,表明货币供应量M2变动只在短期内能够提高投资增幅,长期基本无效。
第二,优化信贷结构,调整信贷方向,防止产能过剩加剧和通货膨胀抬头。2009年前5个月,信贷扩张迅速,信贷规模已达到5118万亿元,全年新增信贷5万亿元的下限已被轻松突破,在经济尚未复苏的前提下,目前还不具备货币适度收紧的条件。虽然,信贷规模高速扩张在短期内能刺激国内经济实现较快增长,但是存在着扩大资产泡沫、影响银行体系稳定、引致通货膨胀、推高产能过剩等多方面隐患。目前,信贷高速增长主要与中央和地方政府项目建设相关,除对拉动GDP有短期效果外,对切实提高居民购买力、扩大社会消费的作用十分有限。而经济结构与分配体制不合理,经济活动的社会效益长期不能改善是有效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因此,在调整信贷结构与方向时,必须对经济增长的短期目标和长期效益进行权衡,以此作为调整信贷结构、确定信贷方向的根本。同时,为防止产能过剩与通货膨胀并存,应加强对信贷规模、结构和方向的控制,对私人投资部门的信贷进行引导,在信贷节奏和管理方面应进行必要的监管,将优化信贷结构作为信贷调整的主要方向。
第三,灵活调整基准利率,降低融资成本。在4万亿元投资基本成为政府主导的情况下,降低利息是减少资金成本最直接有效的办法,这样才能为经济复苏、反弹提供良好支持。虽然人民银行已从2008年12月23日下调人民币存贷款基准利率各0127个百分点,但是目前国内存贷款基准利率分别维持在2125%和5131%,基准利率依然相对较高,下调空间仍然较大。此外,在商业银行再贴现量不大的情况下,继续下调再贴现率可鼓励商业银行开展再贴现业务,活跃商业票据市场,增强商业信用,为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支持;降低再贷款利率,为面向农村的金融机构提供流动性支持。现阶段,由于银行体系内外利率水平相差较大,不利于降低资金成本,因此有必要对包括再贷款、再贴现在内的利率体系进行更大幅度的调整,以便优化信贷结构,发挥金融对民生、“三农”、中小企业、灾后恢复重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充分发挥消费和投资对利率敏感的作用,扩大消费和投资规模。
四、主要结论
随着金融危机从虚拟经济加速向实体经济蔓延,我国经济已遭受到剧烈冲击,宏观经济调控目标已实现向“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防衰退”转变。为此,我国从2009年初开始,已连续3个月保持广义货币增幅超过25%,创10年以来的新高,这对未来物价水平将产生较强推动。同时,由于对外依存度过高,在外需萎缩、出口无法快速恢复、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条件下,我国实际GDP增长速度已远低于潜在值,经济出现滞胀的风险在逐步增加,为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带来困难。本文利用1997年1月至2009年5月名义GDP与实际GDP、投资、消费、利率、广义货币供给、消费物价水平、货币流通速度和货币流动性等变量的季度或月度数据,对货币供给、货币流通速度、通货膨胀等变量的相关性进行分析,并通过VEC模型分析探讨我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和必要条件,研究结果表明:
第一,我国通货膨胀率、货币流通速度、广义货币供给增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在长期均衡时,三者呈现同向变动。国内通货膨胀率的高低由货币流通速度和广义货币供给增幅共同决定,在广义货币供给增幅显著提高,但是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的情况下,不一定会引起通货膨胀。
第二,经济景气程度不断上升,货币流通速度加快或货币流动性降低,是货币供给量增加引发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当经济景气程度提高、货币流通速度显著加快时,广义货币供应量的快速增加将会引发通货膨胀。
第三,现阶段,应结合国内外经济变化形势对宏观经济政策进行微调,将调整目标和重点放到能有效抑制产能过剩、充分扩大国内市场有效需求等内容上。此外,对经济景气程度和货币流通速度进行有效监控,以便有效化解经济风险,提高政策组合效果。
第四,应充分发挥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利用利率和货币供应量等工具对长期消费、中短期投资进行调节;优化信贷结构,加强对信贷节奏和信贷方向的监管,积极引导私人部门投资,防止产能过剩和通货膨胀;灵活调整基准利率,降低融资成本,扩大消费和投资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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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步骤对外开放，适当保护中资保险业
加入WTO后，我国保险业将按照服务贸易自由化原则，逐步减少管制领域和管制力度，在5年内从经营领域、业务范围、合资范围等方面向外资全面开放，这是我国保险业前所未有的快速市场化改革时期，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我们必须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充分利用这个缓冲阶段，充分利用《服务贸易总协定》的有关条款，并借鉴国际上不同国家开放保险市场的经验做法，分步骤地对外开放，适当保护中资保险业。
在市场准入方面，应对外资保险公司的进入设立较特殊的资格要求，如要求其达到一定经营年限，具有经营国际保险业务的经验和较高数量的资产等；在对象选择上，应优先引进那些资本雄厚、技术先进、管理经验丰富的保险机构；在经营区域上，应从东部和东南部逐步向内地开放；在业务范围上，应优先引进那些保险经营技术含量高、示范性强的责任保险、医疗保险和信用保险等；在组织形式上，应着重引进中外合资保险公司，尤其是寿险业务，目前应由中方控股，在条件成熟后再逐步放宽限制。
二、进一步完善保险立法，建设保险监管体系
目前，我国已颁布了《保险法》、《保险企业管理暂行条例》、《保险管理暂行规定》、《保险人管理规定（试行）》、《保险经纪人管理规定（试行）》、《上海外资保险机构暂行管理办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还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法律体系。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现行保险立法存在着以下缺陷：一是保险政策多变，法律规定不一。二是法律法规不配套，缺乏实施细则。三是除了《保险法》以外，大多数保险立法法律阶次不高，影响到法律法规的拘束力和权威性，且均是暂行或试行法规，法律效力不确定，影响到我国保险业开放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应全面整饬保险立法，建立和健全我国保险法律体系。较理想的立法模式是以《保险法》为基本法，辅之以《保险业法》和《保险法实施细则》，下设保险合同法、保险监管法、保险市场主体法、保险市场竞争法和外商投资保险企业管理法等配套法规，还可允许各地方根据上述法律的原则，制定适合于本地区实际情况的外资保险机构管理办法。
在上述保险法律体系的基础上，参照国际惯例，加强保险监管体系建设。首先应进一步充实保险监管力量，在外资保险公司集中的城市增设保监会分支机构，配备专业保险监管人员，从人员和机构上保证对外资保险公司的有效监管。其次，应完善和创新保险监管方法。可参照国外的三级管理制度，建立外资保险公司资信等级制度，根据外资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经营管理水平、经济效益和遵纪守法情况，综合评定其等级，并定期予以公布。同时，创设统一的保险公司报表体系和科学的预警指标系统，紧密跟踪监测保险公司的经营状况，有效地防范和控制保险经营风险。再次，应尽快建立起保险监管机制，加强行业自律。我国的保险同业公会已正式成立，但相应的规章制度尚未建立，会员纳入程序也未予以明确，今后应加强和完善其自律职能，并将外资保险公司纳入保险行业组织中，从行业自律的层面加强对其监管和规范。
三、强化保险创新，全面提升竞争能力
在经营管理思想创新方面，中资保险公司应更新经营观念，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市场意识，从过去重规模轻效益、重展业轻管理、重短期扩张轻长远发展的“数量扩张型”经营思想，转变到重业务质量、重管理、重长期发展、重利润增长的经营思想上来。并在此基础上，大力开拓和巩固原有市场，开辟和占领新的市场，扩大在市场上的覆盖面和占有率。
在保险组织创新方面，应按照“产权明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建立现代保险企业制度，尽快形成合理的公司治理结构；并将保险公司发展成为包括经济补偿、风险管理、信用投资、帮助理财等功能的综合型金融组织机构。
在险种创新方面，应针对市场的需求，有选择地引进西方保险业中已成熟的险种；同时，充分考虑我国保险需求结构的变化和宏观经济因素的影响，积极推出适应需求又引导需求的新险种。通过险种结构的调整，推动险种创新，实现结构优化和产品升级。为此，应以市场为导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并借鉴国外经验，紧紧抓住技术开发、经营组织、市场开拓、售后服务等环节，培育一批优质、名牌的特色险种。目前应大力发展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业务，积极开拓个人保险领域，并加强具有金融功能的保险产品研究和开发，满足消费者对具有保障、投资和应付通货膨胀等功能的保险产品的需求。
在营销创新方面，应建立营销管理新机制。首先应建立和完善保险人和保险经纪人制度，凭借保险中介的力量和作用，大力拓展保险业务；其次应明确市场定位，树立品牌形象。要以客户需求为导向，并根据自身的经营优势、资本实力及在市场上所处的竞争地位，对现有市场进行细分，选择适合自身特点和有效益的目标市场，向客户展示自己鲜明的个性形象并确立适当的位置；再次，应推动服务和技术创新，提高服务水平和质量，建立全方位、系列化的配套服务体系，不断创造新的需求热点。
在管理技术和管理手段创新方面，应尽快提高保险信息化水平，运用电脑和网络等先进的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收集，险种设计、费率厘订、风险识别和监督管理等，在企业管理中大力推行电脑网络化、数据处理电子化和办公自动化，加快保险电子化进程。
四、放宽保险资金运用限制，避免保险资金外流
与国外公司相比，我国保险公司的资金运用渠道狭窄，形式单一，这不利于保险资产组合的多元化和风险的分散，狭小的投资领域也使保险投资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收益性的优化组合受到限制。因此，应进一步拓宽投资渠道和领域。比如，应放宽保险资金投资企业债券的比例，放宽投资债券品种的限制；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比例应由占总资产的15％再适度上调；允许保险资金按保险公司总资产的一定比例进入股市一、二级市场；保险公司可以在一级市场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参与国有股减持和新股发行；允许保险公司参与产业投资基金，开展房地产抵押贷款业务；并组织基金管理公司、投资公司等。
财政政策按其构成体系可以分为国家预算政策、财政支出政策、税收政策、国债政策、投资政策、补贴政策和出口政策等七大政策。由于研究数据和技术方法的限制,本文主要是研究前三种财政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
二三种主要财政政策工具对经济增长促进效应的分析(一)国家预算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国家预算政策包括财政赤字政策、财政盈余政策和预算收支平衡政策三种形式,笔者主要讨论财政赤字政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它对经济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财政赤字影响货币供给财政赤字对经济的影响和赤字规模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取决于赤字的弥补方式,即向银行透支或借款来弥补财政赤字。出现财政赤字意味着财政收进的货币满足不了必需的开支,其中有一种弥补办法就是向银行借款。可见,财政向银行借款会增加中央银行的准备金,从而增加基础货币,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但财政借款是否会引起货币供给过度,则不能肯定。很多人用“财政有赤字,银行发票子”这句话来形容财政赤字与货币供给的关系,而事实上,赤字与货币发行并不一定存在这样的因果关系,财政赤字对货币供给的影响虽可能与赤字规模的大小有关,但更主要的还取决于赤字的弥补形式。
2、财政赤字扩大总需求的效应凯恩斯主义所奉行的财政政策是运用政府支出和税收来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期,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经济中存在失业,政府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总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增加政府支出、减少政府税收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出现财政赤字,因此,赤字就成为财政政策中扩大需求的一项手段。财政有赤字,必然扩大总需求,但其扩大总需求的效应有两种,如前分析,一是财政赤字可以作为新的需求叠加在原总需求水平之上,使总需求扩张;二是通过不同的弥补方式,财政赤字只是替代其他部门需求而构成总需求的一部分。它仅仅改变总需求结构,并不直接增加总需求规模。完全以国债收入弥补的“软赤字”,只要不超出适度债务规模,其扩张效应一般可被控制为良性的,即可以有意用作反经济周期的安排,在经济萧条阶段刺激需求,“熨平”周期波动,一般不致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这对我国的经济是有现实意义的;第三,财政赤字与发行国债。发行国债是世界各国弥补财政赤字的普遍做法而且被认为是一种最可靠的弥补途径。但是,债务作为弥补财政赤字的来源,会随着财政赤字的增长而增长。另一方面,债务是要还本付息的,债务的增加也会反过来加大财政赤字。
3、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财政赤字的排挤效应一般是指财政赤字对私人消费和投资所产生的排挤影响。当政府因支出庞大产生预算赤字时,一般需发行公债向公众借款。发行公债是国家信用的一种形式。在货币市场上,如果私人储蓄量不变,则政府债券与企业债券等有价证券将共同竞争市场上有限的资金。当公众出于对国家债券的高度信任而争购公债,政府在总储蓄的占有上便处于优势。政府发债占总储蓄的比重越大,就会有越多的非政府借款者因筹不到资金被挤出货币市场,加上赤字支出促使利率上升,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尽在（）
必然会排挤出一部分非政府投资,从而抵消政府赤字支出的部分扩张性作用。但这种结果并不是绝对的,一方面政府赤字的排挤效应会被政府扩大投资支出所产生的“乘数作用”所抵消;另一方面,“排挤效应”如果与政府有意进行的经济结构合理化调整结合起来,则可以改善资源配置,对国民经济产生有益的影响。
(二)财政支出政策对经济增长效应的分析为解决有效需求的不足,我国主要采取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财政政策,政府支出的结构和支出规模是经济增长的核心变量。笔者也将主要从政府支出结构来看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我们采用以财政支出项目为自变量的柯其分别表示财政支出结构中某一项目支出增加1%时所引起的产出增加百分数,这样我们就用产出弹性来描述财政支出的结构效应以及其对经济增长质量提高的调节作用。我们以《中国统计年鉴》(2006)我国1989—2005年财政支出职能结构分类统计数据为样本区间。相比较高,而在1996年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最为不利的,税收负担相应较轻,实际该年税收负担为10.3479%,与其他年份相比较低。经过去除非税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呈现出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且高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低,低经济增长年份修正后的税收负担较高,有一定的负相关关系。现在我们转入,采用排除非税因素影响后修正的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所得到的回归效果比较好,调整的R2为0.317,F检验值为6.115,各回归变量的T检验值均能通过95%的检验,从系数项来看,修正后的税收负担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3.866,即表明税收负担上涨1%,经济增长率下降3.866%,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率的弹性系数为0.6,即税制结构变化1%,经济增长率变化0.6%,影响系数较小。这样的结果与理论上税收负担和税制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基本相符,我国现行税制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从紧的货币政策的实行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地控制经济发展中的通货膨胀，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企业经济的发展，企业的贷款受到一定的限制。当前应该如何降低从紧的货币政策对于企业发展的影响更好地促进新余市经济的发展成为经济管理者需要及时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金融危机税收政策减税
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各国相继出台了各自的经济刺激方案。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冲击，我国政府也连续出台了一系列经济政策，其中，税收政策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税收政策调整的背景
受金融危机的影响，2009年我国经济面临严峻的挑战，各项经济指标出现了回落，这是本轮税收政策调整的最大背景。由于金融危机的蔓延，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经济增速放缓，出口下滑，市场流动性趋紧压力激增，政策取向开始大幅调整，并定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宏观经济层面来看，我国经济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
（一）经济复苏之路依然漫长从2009年的各项宏观数据来看，宏观经济还处于艰难复苏初期：尽管国家对相关行业多次出台出口退税政策，出口形势依然十分严峻;大量的贷款投放并没有使微观经济快速复苏，实体经济增长的基础还不牢固；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但金融危机过后，资产大幅缩水引起需求下降。
（二）出口形势难言乐观出口作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快速增长一直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世界经济增速明显减缓，尽管出口结构升级和出口市场的多元化以及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外部需求变化对出口的影响，但是较高的出口依存度将使我国经济在欧美消费持续疲软的情况下难以独善其身。
（三）通胀预期不断增强未来一段时间内，通货膨胀形势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一方面要刺激消费拉动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却存在强烈的通胀预期，将给财税政策的具体实施提出严峻挑战。
二、税收政策调整的效应分析
面对复杂的经济形势，国家出台了一系列财税政策来提升市场信心、扩大需求拉动经济增长、促进民生改善和社会和谐。
比如，两次大幅度降低证券交易印花税和暂时免征存款利息税、个人证券账户资金免征利息税、抗震救灾及支持灾后重建系列税收政策等。这些惠民生的举措，受到老百姓热情赞许。而在税收政策调整中，对实体经济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增值税改革和大范围调高出口退税率方面。
（一）增值税转型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2008年11月初国务院出台扩大内需十大措施，公布了增值税转型方案，这是我国历史上较大的一次减税行动，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效应明显。
基于宏观层面的视角，此次增值税转型有利于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有利于消除重复征税和行业因资本有机构成差异造成的税负失衡，有利于降低资本有效税负，促进研发投入，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在出台时机上，在经济总体趋紧的情况下出台这项改革避免了投资过热风险，也有利于提高我国企业抗风险能力和克服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基于微观层面的视角，实行消费型增值税将减轻企业税负，降低投资成本，增加企业盈利，有利于鼓励企业增加投资，尤其是机器设备投资比重较高、资产耗损较快、投资回报率较低的行业受益较大。转型后的增值税鼓励企业进行技术改造更新，将对投资产生明显的导向作用，而且会使企业的投资周期明显缩短。同时，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征收率统一调低至3%，也有利于减轻中小企业税收负担。但要引起注意的是，转型将刺激企业增加投资，会对劳动力需求产生影响，在其后的配套政策中应防止实物资本投入对人力资本的过度替代，以免对就业产生消极影响。
（二）出口退税率提高是把“双刃剑”
从2008年7月至2009年6月，为稳定外需，中央7次提高出口退税率，将综合出口退税率由12.4%提高到13.5%。长期以来，扩大出口一直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并由此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的产业结构和经济政策。近年来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对于优化出口结构，抑制外贸出口过快增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从长远看，出口退税率的适当上调虽然对减轻国内就业压力具有积极意义，但目前对于出口企业的实际影响不大。当前最主要的压力还是整体的需求在下降，这并不是靠出口退税就能解决的。以钢铁业为例，目前北美、欧盟等地区部分制造业的开工率还不到60%，因而对钢材需求并不高。对企业而言，退税政策只能惠及一时，长远来看，最发愁的仍然是订单。
而实际上，提高出口退税率也是一把“双刃剑”。出口退税率上调后，外国采购商必然相应降低产品报价，在一定程度上使出口退税补贴了外商，出口企业的收益反而会小于外商采购商。同时，上调出口退税率，有可能引发新的国际贸易争端。在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情况下，出台外贸政策尤其要谨慎和小心。对于政府而言，应抓住时机对税收政策调整做出理性选择。应借此机会推进出口税收支持政策的转型，按照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的要求进一步调整出口退税政策，结合企业所得税改革，取消针对外商投资举办出口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将其纳入出口结构优化的调控范围，消除由此引发的国际贸易争端。
三、对金融危机下我国税收政策再调整的建议
国际金融危机造成美国、欧盟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经济增长放缓，并伴随着通货膨胀的预期，对全球未来几年的经济前景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外需下降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要想保持可持续增长，必须要拉动内需和增强企业的活力。未来的政策要在避免中国经济“滑坡”和防止通货膨胀之间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我们认为，在税收政策上应更多地发挥减税的作用，同时加大财政对改善民生、自主创新、中小企业发展等方面的支持力度。
（一）个人所得税改革
目前中国不但外需不足，而且内需也不足，特别是居民的消费需求偏低。
如果要弥补外需不足带来的影响，必须要提高内需。光靠投资，持续性不足，故只有扩大居民消费，才是长久之策。而居民消费不足的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居民收入水平比较低。
所以，2009年12月5日至7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置于结构调整的首要位置，凸显出国家解决目前投资与消费失衡这一问题的决心。目前我国财富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里，这势必影响民间的投资与消费。因此，“还富于民”将是未来政府必须要着力解决的，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改革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由于当前的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标准较低、税率较高，加上实行分类所得课税模式，使得个人所得税的税负基本上落在广大工薪阶层的身上。因此，改革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提高个税费用扣除标准、将分类所得课税模式改为综合所得课税与分类所得课税相结合的征税模式等措施，将对刺激居民消费产生一定的作用。
（二）降低中小企业税负
目前，我国各类中小企业已占我国企业总数的99.8%，其工业产值、实现利税和出口总额分别占全国的60%、40%和60%左右。从就业方面而论，近年来，我国每年75%左右的新增就业机会来自中小企业。
①长期以来，中小企业是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力军，把钱留给它们去投资是最理想的。遗憾的是，中小企业长期存在融资难、税负重的问题，如今又遇到了金融危机和经济增速放缓，很多已在危机中倒闭。如果能给他们大幅减负，相当于为其提供了一笔难得的融资，对中小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雪中送碳，其效果将是显著的。然而，政府实施的5500亿减税方案，中小企业真正从中受惠不多。
②如果给中小企业减负，会更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也有利于民营经济的发展。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应该多给中小企业免税，这将会明显拉动就业的增长、促进经济的发展。当然，减税就是减收，在支出不变的情况下会扩大赤字。考虑到目前政府拥有良好的财政状况和良好信誉，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弥补赤字，并且发行成本很低。由政府发债来给中小企业减负，实际上是引导资金流向更有效率的地方，同时中小企业的存活与发展会扩大税源。这对于优化当前偏重重化工业、严重依赖投资的经济结构和提升就业有“一石二鸟”的作用。
参考文献：
（1）计金标《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我国税收政策调整分析》《，财政与税收》2009年第3期。
1.1生产模块生产模块中，生产函数描述各部门所使用的资本、劳动力、能源和中间投入以获得产出的方式。生产函数由5层套嵌常替代弹性函数（CES）构成，如图1。底层为煤炭、石油与焦碳、天然气与燃气的合成，以及火电与清洁电力的合成。第二层为化石能源与电力能源的合成；第三层为能源与资本的合成；第四层为资本-能源与劳动投入的合成；第五层为资本-能源-劳动与中间投入的合成。生产函数要素投入的合成采用CES函数形式。
1.2贸易模块贸易模块主要涉及北京地区消费者需求产品的来源与北京地区生产供给产品的分配。北京地区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由北京本地生产、外省调入和国外进口三部分构成。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消费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消费比例，以z最小化其成本。第一层是消费者需求是在北京本地生产供给与外省调入供给之间合成；第二层是国内供给与国外进口产品之间的合成。需求函数采用CES函数形式，消费者在不同供给产品之间进行最优组合以实现成本最小化。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分配有三个流向，即供应北京市场、调出外省、出口国外。假设三者之间存在不完全替代关系，生产者会在这三者之间选择一个最优的销售比例以最大化其收入。第一层是北京地区生产的产品供应国内市场与出口之间分配，第二层是供应国内市场的产品在北京市场与调出外省之间分配。产品分配采用常转换弹性（CET），假设生产者在一定生产技术约束下在不同需求市场之间分配的最优策略，以实现收入最大化。
1.3机构模块模型中机构主要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居民模块包含居民收入与支出函数，居民的收入主要来自劳动收入、资本收入、政府的转移支付；居民支出主要包括居民消费，居民支付的所得税，居民收入扣除消费后为居民储蓄，居民消费采用斯通—盖利（Stone-Geary）效用函数形式。企业模块包含企业的收入与支出函数，企业的收入主要是企业的资本收入；企业支出包括企业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企业支付的所得税、企业的储蓄等。政府模块包含政府的收入与支出函数、政府收入主要是政府的间接税、关税、所得税等；支出包括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政府消费，政府储蓄等。
1.4社会福利模块在CGE模型中衡量社会福利变化，运用比较普遍的是希克斯等价变动（Hichsianequivalentvariation）。本文也通过希克斯等价变动来衡量实施碳税政策冲击后对居民社会福利的影响。希克斯等价变动以政策实施前的商品价格为基础，测算居民在政策实施后的效用水平的变化情况（以支出的函数表示）。希克斯等价变动为正时，说明居民福利在政策实施后得到了改善。反之，如果变动为负，则说明政策的实施将损害居民福利。
1.5碳排放与碳税模块-假设碳排放主要来自于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天然气）的最终消费，且能源消费技术经济水平不变。不同类型能源排放因子来自IPCC（The2006IPCCGuidelinesforNationalGreenhouseGasInventories），化石能源的CO2排放量是由各种化石能源的需求量乘以它们各自相应的碳排放系数。根据化石能源需求排放的CO2量征收碳税，并且将每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转化为该种化石能源的从价税税率，即对某种化石能源征收的碳税税额与该化石能源的国内需求的价值量之比。
1.6均衡与闭合模块模型的均衡模块包括各种要素市场、商品市场的供需均衡。（1）劳动力市场均衡，本文假设工资为内生变量，受到政策冲击后，经过工资的充分调整，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出清。（2）资本市场均衡，本文假设资本相对价格为内生变量，受经济政策冲击，经过资本价格改变，资本自由流动，企业充分调整资本存量，最终实现资本的充分利用。（3）商品市场均衡，每个部门产品的需求（居民需求、政府需求、投资、存货，中间需求）等于总供给。模型的宏观闭合通过三个主要的宏观恒等关系反映，即储蓄—投资平衡、政府收支平衡、贸易收支平衡。（1）储蓄—投资平衡，本文采用新古典的闭合规则，即投资由储蓄决定，经济中所有的储蓄都将转化为投资。（2）政府收支平衡，在这里政府的收入与其总支出的差额为政府储蓄，政府储蓄内生于政府账户的收支平衡。（3）外省调入调出平衡，外省调入与调出之间的差额为外省净储蓄。（4）国际收支平衡，本文选择汇率为内生变量，国外储蓄为外生变量的闭合规则。政策冲击影响汇率的变化，进而影响进出口的变化，以至影响整个经济。
2数据来源和部门划分
本文根据研究需要以及北京市投入产出表产业部门的实际情况，将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中的42个部门调整为18个部门。并尽可能地细分能源部门，本文将能源部分细分为5类：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天然气与燃气、火电生产和供应、清洁电力生产。根据北京市2010年投入产出表以及《北京市统计年鉴2011》编制北京2010年社会核算矩阵表（SAM）。
3模拟结果
本文设定五种情景下分析征收碳税对北京社会经济系统的影响，即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10年的基础上分别减少5%、10%、15%、20%、30%。
3.1碳税税率及对能源消费的影响表1显示了不同情境下碳税水平、化石能源从价税率、化石能源对减排量的贡献，以及碳税对能源消费的影响。随着减排幅度的增加，从量碳税会更显著地增加。由于不同能源的碳排放系数各异，由此对不同能源所征收的从价税税率也不一致。在同一情境下，化石能源中，煤炭的二氧化碳的排放系数最高（单位价值量的碳排放量），煤炭的税率最高，石油从价税税率居中，天然气与燃气的从价税税率比较低。与此同时，在北京市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与石油占主导地位，因此，煤炭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在各情景中，煤炭对于减排的额贡献都达到60%以上；石油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比较显著的，因此严格控制煤炭和是石油的使用时减少碳排放的主要措施。征收碳税对于高碳能源需求的影响也是十分显著地，尤其大幅度的降低了煤炭与石油能源的需求量。征收碳税对天然气与燃气、火电能源需求的影响相对比较温和，同时提高了清能源的使用量。
3.2碳税对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会导致化石能源价格的上升，从而使生产成本上升。由于不同部门化石能源投入占总投入比例差别很大，因此对不同部门产出有不同的影响。表2分析了征收碳税对不同部门产出的影响。由于征收碳税，13个部门产出都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煤炭开采和洗选业、石油与炼焦业、其他开采业的产出显著下降，尤其是减排目标提高后（如情境3和4），这些部分的产出大幅度地减少。天然气与燃气业、化学工业、非金属矿物制品业、交通运输与邮政业等部门产出下降也比较明显。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这些高耗能的部门能源需求量大，能源投入在总投入中占的比例高，征收碳税导致其生产成本提高明显，供给下降；另一方面这些部门由于产品价格上升幅度高，部门产品需求下降程度也比较大，供给与需求的下降导致产品的产出下降幅度大。农林牧渔业、木材加工与造纸印刷业等行业产出收到的负面影响比较温和。但碳税对5个部分的产出具有积极的影响：纺织及其制品业、通讯仪表及其他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服务业和清洁电力部门。因此征收碳税对非能源密集型产业具有积极的影响作用。
3.3碳税政策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表3分析了碳税政策对宏观社会经济变量的影响。对居民来说，居民的总收入主要由劳动收入、资本收入及政府对居民的转移支付构成，由于劳动价格作为基准价格并假设劳动市场充分就业，因此居民的劳动收入不变。征收碳税导致产出和资本需求量下降，资本价格随之下降，从而导致居民的资本收入下降。征收碳税一方面增加了政府收入，另一方面由于政府收入增加而对居民的转移支付也增加，整体实现了居民的总收入的增加，但增加幅度有限。在居民需求方面，由于居民收入提高导致居民的需求增加，但由于碳税导致企业成本增加，产品价格提高，因此导致居民消费需求（实物量）下降，但由于价格上升，用价值量表示的居民消费略微上升。由于价格水平的上升和消费需求（实物量）的下降，居民的社会福利业也有所下降，但影响有限。对企业来说，企业的收入主要来自资本收入，而资本价格下降导致企业的收入下降，企业储蓄也随之下降。对政府来说，征收碳税在增加政府税收的同时也降低了间接税和居民所得税，而企业所得税有所增加，碳税与企业所得税增加幅度大于其它税收的减少幅度，导致政府收入随着碳税的增加也逐渐增加。相应的政府的消费（价值量）和政府消费（实物量）逐渐增加，政府储蓄企业储蓄随之下降。企业储蓄与政府储蓄下降导致总储蓄下降，总投资（价值量）和总投资（实物量）也均下降。名义GDP等于资本收入、劳动收入与间接税收入之和，总资本收入降低，劳动收入保持不变，间接税随着产出量降低而减少，因此名义GDP是不断下降的。实际GDP等于消费、投资加净出口，消费方面居民消费下降，政府消费上升，但是政府消费占消费的比例比较小，整体消费下降；由于假设投资等于储蓄，总储蓄下降，投资也随之下降。征收碳税导致国内产品价格相对提高，国外产品价格不变，净出口也有一定程度的降低，因而整体导致实际GDP下降。总体来说，征收碳税对宏观经济变量有负面影响，但这种负面影响比较有限。因此碳税政策对节能减排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而对整体宏观经济的负面影响是比较温和的。
3.4结果对比文献[17-23]从国家角度探讨了碳税对社会经济的影响，由于不同文献在构建CGE模型时，基础数据的选取、基础数据部门划分、模型方程结构的构建、模型参数选择、碳税征收环节与征收方式都有所不同，因而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尽管差异较大，但也存在一些共同点：这些文献指出碳税是一种有效的减排工具，同时征收碳税会使实际GDP下降，但下降的比率大多在1%以内。文献[22]指出，虽然GDP下降的比率不大，但是由于我国GDP总量大，因此GDP下降的绝对值非常大。在碳税水平为5美元和10美元时，每减少一吨CO2，短期内GDP将损失87.10元和94.91元，远超过当时国际市场碳交易价格。本文从区域经济的角度，分析了碳税对北京市经济的影响，从整体上看，基本结论和这些文献基本类似：碳税对北京市减排具有显著的影响，实际GDP的下降比例有限，即使在减排30%的情景下，实际GDP将下降0.54%。采用与文献[22]相同的计算方法，北京地区每减少一吨CO2排放，实际GDP损耗达到191.37元至246.15元，远高于文献[22]的结论。同时，对部门的影响也与从全国角度的分析有显著的差异，比如与王灿的研究结果相比，当碳减排目标为30%时，王灿[23]的研究结果指出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7.4%和18.7%，而本文煤炭和天然气的产出分别减少33.73%和8.94%；石油与电力部门的产出将分别提高5.7%和16.7%，但本文结果说明石油和电力部门产出将分别减少31.03%和30%。这种差异除了来自于前述模型构建、数据、参数等因素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的不同。因此，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存在显著的差异，在制定碳税税率时要充分考虑到这种区域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