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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杨行健，集美大学政法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福建厦门361021
[中图分类号]G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0)05－0113－06
改革开放后，在两岸20多年的交流中，闽台之间的文化交流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些交流利用共同的文化源流，为两岸开启了宝贵的沟通之门。可以说，两岸关系能有今日之成就，闽台文化交流功不可没。就渊源看，闽台血脉相承、文化同根，闽台文化是中华文化范围内的地域文化，而这种地域文化是立基于海西地方传统的。闽南传统文化作为海西地方传统乃至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其内涵精深丰厚。
一、关于闽南传统文化
(一)闽南传统文化的含义及内容
闽南传统文化泛指民俗(单民俗方面就包含很多宗族节日现象)、方言、戏曲、建筑、、民间文艺、手艺等事象。
传统文化是一种很广泛的概念。通常所说的传统文化，是指从古沿袭至今的、具有世代相袭特点的文化事象。一般而言，闽南传统文化包括两层含义：其一，这种文化事象必须是从古沿袭至今的。有些产生于近代而不是从古沿袭下来的文化事象，或者对民间社会影响不大的文化事象，便不能算传统文化，一般不纳入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范畴。其二，传统文化必须具有族群认同感及世代传承特点。那些虽然从古沿袭下来，但由于中原人南迁闽南、地域及气候等因素的改变导致迅速解体的文化事象，一般不作为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内容。所以，我们所说的闽南传统文化，不是指单纯中原古汉文化的大量保存及继承，而是指在此基础上结合闽南本地气候、地形、土著文化等而发展起来的文化现象。
闽南传统文化方面：关帝圣君、玄天上帝、开漳圣王、保生大帝、三平祖师、天上圣母(妈祖)、广惠圣王、水仙尊王、广泽尊王、清水祖师三代祖师、惠泽尊王信仰。
戏曲方面：泉州代表戏曲南音、高甲戏、漳州竹马戏、厦门歌仔戏、潮汕与漳州云宵、东山、诏安一带戏种潮剧等闽南地区各类木偶戏。
民间手艺：木版年画、八宝印泥、剪纸手艺、木雕、石雕手艺、漆工、扎灯、染布等。
民俗方面：送王船、拾福分、普度、尾牙、端午、中秋、抢头香、割香、做功德、巡镜、镇五营、巡安等。
闽南民间文艺：舞狮、龙艺、踩高跷、大鼓凉伞、拍胸舞、漳州木偶、泉州高甲戏、同安宋江阵、小坪褒歌等。
(二)闽南传统文化与中华文化
闽南传统文化是中华文化这一母体文化中的重要分支之一，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可分割性具体表现在如下几方面：其一，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达4000万人以上。闽南方言的形成与中原汉人在历史上三次大举南迁紧密相联。现泉州、漳州等地使用的闽南语中的“十五音系统”即源于东晋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的第二次大举南迁是在唐末年间，带来了唐朝的中原汉语。中原汉人第三次大举南迁大约在宋高宗年间，带来的是唐宋时期的北方方言。这种北方方言就是现在流行于闽台等地的闽南方言前身。由于历史与地理方面的原因，闽南方言至今基本保留唐宋时期中原汉族北方方言的风貌。其二，闽南的经济文化和风土习俗源于中原文化。现在的泉州地区，包括惠安、南安、晋江、石狮等县市，其工商文化和风土习俗保留着与中原文化非常密切的乡土遗迹。泉州、惠安、晋江的梨园戏、高甲戏、南音南曲等戏曲艺术，至今仍保留着晋唐时期的艺术风韵。闽南文化在其历史变迁中，历经沧桑，但始终保留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无论土木建筑还是石雕木刻，无论是造船打铁还是渔猎农耕，也无论是婚丧礼仪还是节日庆典等，至今仍可以从中领略到中华民族文化的余韵。其三，闽南沿海地区有着悠久的造船历史。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隋唐时期，泉州地区是当时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宋元时期是泉州海外交通鼎盛时期，也是泉州地区造船业最发达的时期，惠安的洛阳、白沙、西方、百崎、秀涂、崇武，石狮的坩江、祥芝，晋江的永宁、金井、深沪、东石、安海，泉州的乌屿、埔等地遍布船厂。其四，闽南地区自古以来海外交通贸易发达。在宋元时期，闽南作为福建南部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进行海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两宋时期，泉州、晋江、惠安等地的海外交通贸易非常发达。其五，闽南沿海地区的人民，自古以来以海为生，世世代代以海为家，奋斗不息。闽南沿海由于其土地贫瘠、海岸线长，老百姓大多以海为家以海为生。深海捕捞、远洋运输、近海养殖。战狂风、斗恶浪，以海为生，成为闽南渔区人民世世代代奋斗不息的历史画卷与现实写照。
二、深入研究闽南传统文化的现实作用
(一)有利于加强闽台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总书记2006年元月视察福建时指出，80％以上的台湾居民祖籍福建，闽南话也是台湾的重要方言，闽南文化深深地扎根在台湾民众精神生活中，福建要运用这些丰富资源，在促进两岸交流合作中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我们要站在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发挥闽南文化资源优势，加强文化遗产保护，进一步深化闽台文化交流，促进祖国统一。
闽南地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厦门、漳州、泉州与台湾一衣带水，是台湾民众的主要祖籍地。人们常说的闽台之间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五缘”优势也在这里充分展现。闽南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由不同历史时期南移的中原文化与古闽越文化、外来文化多次交融、层层积淀而发展起来的。宋元时期，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泉州刺桐港成为东方第一大港，闽南文化随着“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传播到台湾地区和东南亚各地落地生根、发萌滋长。特别是作为共同文化区域的闽南和台湾，尽管历史风云变幻，但闽南的文化习俗和文化精神至今仍然深深地扎根在两岸和世界各地的闽南人的生活方式之中。“闽南”这两个字，在海峡两岸，在一代又一代同胞的心底，始终是一个难以割舍的理念和向往。
泉州、漳州、厦门三地，也是闽南文化的发祥地和保存地。闽南文化与台湾地方文化之间，可谓“一脉相承、相互交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基因处处可寻，构成了闽台文化之间多彩的景观。2005年福建省人民政府公布的101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有40多项与台湾地区有着紧密关系，有许多至今仍在台岛广为流衍传播。福建地方戏曲中，在闽南一带盛行的梨园戏，素有“宋元古南戏遗响”的美称，弥足珍贵，
在台湾都拥有热心的观众；歌仔戏(也称“芗剧”)既是福建的五大地方剧种之一，也是台湾的主要地方剧种，它发萌于闽南，成形于台湾，返流入闽南，至今盛行两岸，成为闽台文化同根同源的鲜活见证；精美精细的木偶雕刻、雅致幽婉的南音、脍炙人口的闽南歌谣等无不传载着两岸的文化关怀和诉求。
近年来，持续不衰的“闽南文化热”吸引了两岸各界的关注。海西文化论坛、闽南文化节、闽南语歌曲大赛、两岸姓氏谱牒展暨学术研讨会等文化活动和学术活动，使闽台文化交流更加主题鲜明、深入广泛。“闽南文化热”，也推动了以“闽南文化”为主题的闽台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与丰富，成为维系两岸人民情感的重要纽带。我们可以期待，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必将使“五缘”的优势得到充分的发挥，“六求”(经贸、交通、旅游、农业、文化交流和载体建设)进一步拓展、合作，也必将为闽台关系的良性互动和发展提供重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
(二)有利于传承文化遗产、促进文化繁荣
闽南地区文化积淀深厚，传统文化生态充满着生机和活力。泉州市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24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是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6个综合性试点之一。泉州拥有20处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60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1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20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数量列省内各设区市之首。漳州是1986年公布的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现有国保单位15处、省保单位58处、6个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16个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厦门市现有7处国保单位、19处省保单位、5项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8项省级非遗保护项目。闽南三地的文化遗产项目分别占福建省目前拥有的国家级和省级保护名录项目总数的51％和43％。同时，全省26个国家级民间艺术之乡中，有18个聚集于此；同时还聚集了众多成规模、成建制的民间职业剧团；民间南音、北管吹奏、吟诵等民间社团更是近2000个。流布于闽南民间的乡土文化，灿若星海，美不胜收。
海内外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是保护和弘扬闽南文化的重要力量。热心文教、回馈桑梓，是海内外闽南乡亲和闽南籍闽商的共同心愿和实际行动。在闽南，许多文化设施场馆、民间信仰场所的建设，民俗文化活动的举行，都是在闽南乡亲、闽南籍闽商捐资捐赠下而成；在闽南，无论是政府、社会、民众，还是台胞、侨胞，无不希望闽南文化代代相传、薪火不熄。闽南还是全省经济发展最快、最活跃、基础最扎实的地区，当地党委、政府亦高度重视社会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及其闽南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有利于传承以闽南文化为主的优秀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以地域文化的繁荣推动海西以及全省文化的繁荣。
(三)有利于促进文化强省建设
福建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福建文化强省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十分强调文化是根、是主题，文化是软实力、是生产力。2006年3月，在厦门闽南文化生态保护研讨会上，黄小晶省长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加快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具体要求和目标任务。2008年，福建省人大开展了“一法一例”(《文物保护法》《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的执法检查，主题是文化遗产保护。省委、省政府分管领导还多次深入闽南地区调查研究，提出了闽南文化整体保护的措施和办法。同时，组织专家学者进行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强调对闽南地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要坚持试点先行、总结巩固、规范交流并推广；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坚持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有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有文化部的精心指导，有国家一批专家学者的关心帮助，有省直各部门的大力支持，有闽南三地的通力合作和共同努力，随着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和发掘、整理、交流的加强，一定会不断取得新成果，从而对全国和全省其他有代表性区域文化的整体保护起到示范和推动作用，从而有效地促进福建文化事业繁荣、文化遗产保护和文化强省建设。
三、闽南文化传统传承研究现状及举措
(一)在全国首创文化遗产学校教学机制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泉州市政府就把南音纳入到了中小学校音乐教学课程。泉州师院开设南音专业，招收本科生。厦门在幼儿园开展“闽南民间艺术教育的课改实践”，在小学建立“闽南童谣基地”，在中学开设“闽南文化基础课程知识”，先后编辑出版了8本乡土教材。而漳州则在小学开展了木偶戏、锦歌、灯谜等教学课程，还成立了相关的少儿艺术表演团体。
如今，这一成功的实践已为国家政策所借鉴，《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指出：“教育部门要将优秀文化遗产内容和文化遗产保护知识纳入教学计划，编入教材。”
(二)建立文化遗产社会普及机制。让专业传承与社会普及相结合
据不完全统计，泉州、厦门、漳州三市的南音、北管、咏诵等民间社团近2000个，民间职业剧团250多个。泉州专门成立了拍胸舞俱乐部，厦门举办各类打嘴鼓培训班等。2005年1月，《福建省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条例》正式颁布实施，福建成为全国最早以省级立法形式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个省份之一。这将更好地保持闽南传统艺术多样性、完整性和独特性风貌。
(三)开展基础性的调研工作
近年来，福建省文化部门已经作了两项基础性的调研工作：一是“非遗”项目保护现状调查。调研的福建“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共计232人。调查结果显示，“非遗”项目中自我造血能力较强、有一定产业基础和市场规模的约占10％，这部分传承人既有艺术基础又善于经营，有适度的市场规模，已探索出一条适应市场规律的经营机制、实现新型的传承发展之路。“非遗”项目中自给自足式的局限型约占55％，这部分传承人有一定的市场意识，基本解决生存的问题，小有盈余。但经营模式传统、观念相对保守。“非遗”项目中自生自灭式的濒危型约占35％，这些非物质文化面临着老艺人相继去世、年轻人转业，得不到及时帮救与扶持，市场萎缩乃至濒临消亡的境地。在保护、扶持的过程中，应充分认识到每个“非遗”项目的个性特点和真实需求，采取相应的切实有效的方式和措施。另外，为了记录、保存、抢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厦门、泉州、漳州三市全面开展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并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在此基础上，福建出版了《福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第一部双语版非物质文化遗产图典，也是福建省第一部完整、系统地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工具书。
(四)设立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
2007年6月9日，文化部批准设立了我国第一个文化生态保护区――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在厦门、漳州、泉州先行开展区域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工作。2008年5月，福建省文化厅组织专家学者经过周密研究和多方论证，制定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从保护区建设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保护目标，到保护范围和对象、保护方法、步骤和计划、保障措施和政策等方面进行了全面规划。坚持“试点先行、整体保护、政府主导、社会参与、明确职责、形成合力”的实施原则和“重在持续、重在提升、重在运用、重在实效”实践要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后，省文化厅正协调厦门、漳州、泉州三地按照《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纲要》的要求，分步实施，协同建设，整体保护，力争在规划的时间内。在全国率先建成区域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取得经验并推广。“文化遗产日”期间，省文化厅会同有关部门和单位组织了部分文化遗产项目晋京展演展示；部分文化遗产项目展演、展览和讲座；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公益性文化场馆和“世遗”项目免费开放；地方戏展演；闽台传统文化交流项目；文化遗产进校园、社区、农村展览等，呼应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设立。
(五)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方兴未艾
近年来，“闽台对渡文化节暨蚶江海上泼水节”、“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艺术节”、“海峡两岸三平祖师文化旅游节”、“漳台族谱对接和民俗展览”等两岸文化交流活动持续开展。
2008年，在泉州举办的主题为“弘扬闽南文化，增进交流合作，推动海西先行，加快泉州发展”的首届海峡两岸闽南文化节，就有闽南文化论坛、第九届国际南音大会唱、海峡两岸戏剧展演与交流、南少林武术系列活动等15项闽南特色文化活动亮相。
2006年以来，厦门海沧每年举办文化节，并先后多次成功组织了保生大帝神像赴金门、澎湖巡游，有力地促进了两岸文化交流，扩大了海峡西岸经济区的知名度和闽南祖地文化的影响力。
2010年，刚刚落幕的为期12天的“庚寅年保生大帝神像赴台湾巡游暨海峡两岸保生慈济文化节”活动由台北保安宫(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承办，此次活动是厦门海沧青礁慈济宫、漳州龙海白礁慈济宫和台湾保生大帝信仰总会三地合办并轮流承办保生慈济文化节的第一年。活动主题仍为“健康、慈济、和谐”、“弘扬闽南文化、促进两岸交流”，分巡游活动和文化节活动，主要活动有过境踩街、仪阵表演、家姓戏、养生药膳及药材展、古迹艺术展览等。全国政协常委黄志贤和台北市长郝龙斌为启动仪式开锣。来自厦门海沧青礁慈济祖宫的保生大帝神像自北向南，巡经岛内18个县市，巡游包括保安宫在内的9座保生大帝宫庙，这是保生大帝神像巡游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巡游宫庙最多、参与人数最众的一次。大陆第一部公开赴台拍摄的电视剧《神医大道公――保生大帝》也在文化节期间在台北首映。大陆方面组织巡游交流团100多人、旅游团400多人前往参加开锣仪式等活动，随后赴台中、南投、嘉义、台南、高雄等地8座宫庙开展巡游，5月6日从高雄走“小三通”返回厦门。这些活动，既是对文化遗产的保护，也是展示文化遗产和促进对台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对促进两岸同胞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文化认同，增强中华文化的凝聚力，维护祖国的和平和民族的共同利益，具有其他地域文化不可替代的意义和作用。
四、今后闽南传统文化研究的着力点
(一)进一步理解认识闽南文化
闽南通常是指厦、漳、泉。不过，从语言上看，则有一个闽南文化圈，讲闽南话的基本上都是，如福建的龙岩、漳平，台湾地区(台湾同胞的祖籍地主要是泉州和漳州)，广东的潮汕地区，海南，浙江的平阳，江西的上饶等等。
闽南保存了很多古老的节日，如普渡节、中原节等保留得很完整。从宗教、习俗、语言等看，闽南确实保存了许多古代的东西。最有趣的是《世说新语》里面的许多六朝口语词，至今还可以在泉州、莆田一带听到。
闽南的确实相当普遍，这也是闽南文化的一个特点。内地其他地方，各个地区有各个地区的，但是像闽南这里，每个地方，每个村，甚至泉州市区每条街道，每个铺境，都有其信奉的神。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和生活密切相关，如生病有医药神，生孩子有保生大帝。老百姓某方面生活比较困难，他就会在某方面造出相关的神，如“床母”、“灶神”等。
闽南的宗教文化也很有意思。宗教本来是封闭的，排他性也最强，可在闽南地区，各种宗教却能共存兼容、和谐相处，不同宗教间的冲突斗争基本没有，这种奇观在外地难得一见。
宗教和海洋文化关系很大。传统认为“坐船跑马三分命”，所以凡能保护自己的神都相信。闽南人地区差别很大，观念也有很大不同。像惠安人乡土观念就很重，同样是靠海，但远渡重洋经商。惠安人就特别少，而晋江人却大量往外跑。两个地方靠得这样近，就是没有互相影响。
闽南的历史文化积淀是非常深厚的。从历史渊源来说，是中原传进来的，但传进来以后。出现了这样一个情况，它在闽南地区生根、开花、结果以后，就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子系统――闽南文化。而中原文化本身发生变化以后，它却很少与中原文化再进行交流。
闽南文化的形成可能有这么几个因素：第一，源于农耕社会。当时的中原是农耕社会，所以，闽南文化是农耕社会的产物。第二，夷夏之辩，中原中心主义很突出。当时凡不是闽南人，都被称为“阿北仔”(闽南话，北方佬)。第三是海洋的影响。从一千多年前的唐代开始，闽南人就越海渡洋，形成了新的和中原人不一样的品格。第四，宋代以后，理学在福建的特殊影响。后来到了明代，西方文化传进来，闽南得风气之先，多种因素综合起来，就形成一个很奇特的闽南文化。可以说，闽南华侨经历这么长时间，却基本没有受西方的价值观影响，比中原人、东北人更古老。这说明了文化根深蒂固，不容易变化。而华侨来认祖，实际上认的就是文化。
(二)处理好存古与创新的关系
这实际上是闽南文化的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处理问题。闽南人最引以为骄傲的是文化积淀丰厚。方言、南音、南戏都有“活化石”的美誉。但是另一方面，也面临一个问题：对慢节奏的南音、南戏，现代的许多年轻人适应不了、接受不了。怎么办?就拿闽南非常盛行的南音来说。厦门主张以革新来吸引观众。目前，在地处厦门文化艺术中心的厦门夏商好清香美食坊新设的荷音轩，可边品美食边欣赏从演唱到表演方式都令人耳目一新的南音表演，食客如织。可有些泉州人看了，却说这怎么行啊，这还叫南音吗?认为全变味啦。再如现在的女子十二乐坊，争议也很大，但是年轻人喜欢。这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申报联合国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这样的东西，越古老越好；但是因为很
古老，除了那些忠实的老观众外。年轻一代都敬而远之，它又怎么生存?
存古是优势，也可能变劣势；是优点，也可能成缺点，特别是当它成为创新的包袱和绊脚石的时候。要存古最好不要动，一切都原汁原味地保存下来。但这又不符合时代潮流，社会总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人的思想和欣赏习惯也在跟着发展。你要永远停留在那个地方是不现实的。因此，如何保护继承又与时俱进是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三)研究视角要革新扩展
闽南文化面临着这么一种尴尬――说起来，闽南文化是正统的中原文化，闽南人经常以自己的文化来源于中原文化而自豪。但它又很封闭，所以造成人们把它当作一个古董，尤其是闽南人，没有自觉地把它放在中华文化背景上来看，经常无奈地面对曲高和寡、后继乏人这么一种尴尬的局面。这是非常严峻的现实。一种地方文化若不向前发展，终究是会消亡的。这可能是闽南文化怎么生存下去要首先解决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怎样把闽南文化同中原文化有机地联系起来?保存的许多东西怎么让它显露出来?这一定要有一种前瞻的意识。首先，作为主体的闽南人，思想观念要开放、革新。其次，客家文化、潮汕文化，这些都要联系起来。再进一步，可能还要联系东南亚华文文化圈。这些都是一个大背景下的产物。
(四)政府要持续加大投入
对闽南文化的保护，政府重视很重要。政府关注了，有一定的资金投入，很多事情就有条件去做。其实，从事这方面整理、研究工作的还是大有人在。这个工作不做，再过一二十年，有些材料可能就会消亡。因此，抢救是很有必要的。这些年，泉州对这方面的工作比较重视，如南音、南戏方面的抢救和保护措施就很得力。最近，泉州又启动了编撰《泉州文库》的工程，准备每年拿出100万元来整理出版泉州的地方历史文献。这是功德无量的大工程。但还有很多实质性的抢救工作需要去做。抢救的力度若能加大，损失就会减少。尽管从理论上讲。有些文化现象的消失是不可避免的，但每一种文化现象的消亡，都是人类社会的一种损失。联合国之所以要提倡保护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如果我们能尽早采取些有效的保护措施，起码可以起到减少损失或减缓消亡的作用。何况现在还可以用各种先进的现代科学手段把它相对完整地保存下来，这未尝不是对人类文化的一种贡献。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交通的便捷和人们生活消费观念的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对民俗文化发生浓厚的兴趣，客观上在促进民俗旅游产业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将其推向了市场化的境地。与此同时，对以丰富的民俗资源著称的云南进行有关市场化的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内容涉及经济学、人类学等多方面，现将其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国内的研究状况综述
(一)文献典籍中的记载
民俗文化市场化是经济进步和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故国内早期专门研究民俗文化市场化的著作几乎没有，但关注商品市场与民俗文化之间关系的观念中国早已有之。从历史典籍记载进程来看，《庄子·逍遥游》记载:“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用“章甫”(帽子)这个商品因民俗文化的不同而在市场上无法流通的事例，记载民俗与商业贸易之间的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专辟“货殖列传”专栏，以区域性民俗特点作为该传的基本框架。把各地物产概括为山东、山西、江南和江北四区，然后结合各地的民俗来阐述当时的商业活动规律，认为古代风土人情对区域贸易的影响很大。潘雄先生对此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认为，如果经济民俗学或民俗经济学能正式成为一门应用科学的话，那么这一学科的先驱者应该是中国的司马迁。此后的《风俗通义》、《荆楚岁时记》等文献也对一些民俗文化事象展开论述，但未见将民俗文化与市场相结合进行叙述的内容。
(二)经济学角度的研究
目前，关于民俗文化市场化有系统研究的成果甚少，从可以查阅到的资料来看，专著类的成果有:何学威所著的《经济民俗学》，围绕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等方面展开，阐释经济生活中的民俗文化因素，首次提出了民俗文化产业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从经济开发角度系统地研究民俗文化，将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挂钩。民俗文化与文化产业的关系实质为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民俗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相辅相成，作者提出以经济腾飞带动民族民俗文化发展，以传统民俗文化的发扬光大促进经济繁荣的观点。该著对民俗文化在经济的冲击下带来的一系列问题没有做深人地探讨与分析。论文类的成果，最典型而且最具代表性的是潘雄的《民俗研究在商业贸易中的重要性)(载于张紫晨选编《民俗调查与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一文。该文作者运用对比研究的方法，追述了中国民俗与贸易之间关系研究的最早典籍记载，见于《庄子》与《史记》，同时与马林诺斯基的“库拉”制度研究作对比分析，以实例论证的方式，阐释了民俗在商业贸易中的巨大作用:作为“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商人来说，只有翔实具体地了解民俗事象，才能在商品交易中获利与成功。该文只是着重论述民俗在商业化中的重要作用，对市场化给民俗事象带来的影响没有涉及。
(三)人类学角度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旅游经济正式纳人国民经济计划，作为旅游资源当中极为重要的部分，民俗文化资源随着旅游文化的发展，渐渐走向产业化道路。目前，真正对民俗文化市场化进行的研究，也着重从民俗旅游和产业化角度进行研究与分析。
从民俗旅游角度对文化资源开发进行研究、分析的成果较多。王德刚的《民俗旅游开发模式研究—基于实践的民俗资源开发利用模式探讨》(载于《民俗研究》，2003年第1期)一文，通过对民俗旅游发展经验研究，总结出了民俗旅游开发的六种模式:品牌经营模式、社区一历史(传统)街区模式、乡村模式、“生态博物馆”模式、主题公园模式、节庆活动模式。同喜琴的《论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与防治)(载于《贵州民族研究》，X006，_年第1期)，阐述了民俗旅游对旅游地民俗文化的“污染”:由于过于关注民俗文化的形式，常常导致民俗文化精神内核的丧失;伪民俗大量涌现，破坏了旅游地民俗文化的
和谐性等方面。李彬，包磊的《旅游商品化对民俗旅游本真性影响研究》(载于《商场现代化》2008年3月(下旬刊))文，着力探讨民俗旅游本真性和商品化的内涵，并力图寻求二者之间的内在张力，提出解决的建议，以获得民俗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此外，徐赣丽的《民俗旅游的表演化倾向及其影响》(载于《民俗研究》2006第3期)，李正欢，黄远水的《解读民俗旅游本真性与商品化的内在张力》(载于《哈尔滨学院学报)，2002年第11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载于《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一系列文章，对民俗文化旅游开发过程中产生的问题作了探讨与研究。
从产业开发角度进行研究的，主要有何学威的《民俗文化产业与振兴民族经济》，(载于《中南工业大学学报》，2000年第6卷第2期)，把民俗文化当作一种隐藏在人民生活与思想中的象征符号，研究民俗文化产业在振兴民族经济中的作用及可行性。姜继为，吕桂兰的《试论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的相互融合》(载于《河北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主要论述了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必要性、可行性，以及民俗文化与市场经济相互融合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民俗文化的生命力与市场经济的生长点的问题。此外，张来芳的《民俗文化产业化的构想》(《江西社会科学》，200()年第5期)，邱扶东的《论民俗旅游资源的保护原则与方法》(《宁夏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等论文都相应分析了民俗文化产业化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可实践性。
(二)国外的研究状况综述
国外旅游产业发展较早，对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研究的论著也较多，美国旅游人类学家格林伍德(Greenwood. 1977)就对旅游文化的商品化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他认为，文化旅游的开展必然带来文化的商品化，但若是把文化完完全全按照商品来进行包装，就会带来极大的消极意义，因为这实际上“剥夺了文化的内涵”，同时也剥夺了构成文化的方方面面。商品化使文化失去真实性，使民俗生活置于舞台化和戏剧化之中，故格林伍德反对民俗文化在旅游开发过程中将民俗事项商品化，提倡对文化的市场持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是，也有学者从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待民俗文化的商品化。以色列著名的旅游人类学家埃里克·科恩(Erik Cohen)就认为，民俗文化商品化、市场化使其真实性丧失的说法是不贴切和荒谬的。一种新的商品化了的民族文化，可以随时被接受为是真实的，哪怕仅仅只是市场化了的真实，同时这种商品还会得益于悠久的民族文化所赋予的深厚内涵，成为更具吸引力和市场的商品。由于有了商品经济效益带来的资金支撑，又反过来使文化产品的生产更加完善和进步，进而促进民俗文化的推广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2-1578（2014）9-0041-01
据调查，国内部分高职院校中航空服务专业开设茶艺课程作为职业延展课程。但无论是相关教师或者学生多功利地看待茶艺课程，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学习茶艺仅仅是为了弥补学生在应对航空公司面试时才艺不足的缺陷，有些人仅是因为某些航空公司有茶艺表演的活动而略做学习有备无患，他们往往认为只要学会花哨或者烦琐的泡茶动作和程序即可，纯粹将茶艺当成类似某种程序化舞蹈动作的简单行为。正因为许多人对在航空服务专业开设茶艺课程，并推进茶文化对人才培养过程的渗透并不理解或者理解得不够到位，本文将对闽南茶文化背景下开设茶艺课程的意义进行论述，并对该课程的建构提出意见。
1 航空服务专业在闽南茶文化背景下开设茶艺课程意义
1.1闽南茶文化中的茶艺展示程序性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服务技能的高标准相耦合
福建闽南地区盛产茶，闽南人对茶情有独钟，且闽南人饮茶，从茶具、水质、用茶种类到斟饮的各个程序均备极考究。以乌龙茶铁观音为例，其茶艺表演程序甚至有十八道工序：焚香静气、叶嘉酬宾、火煮山泉、孟臣淋漓、乌龙入宫、悬壶高冲、春风拂面、重洗仙颜、若琛出韵、玉液回壶、游山玩水、关公巡城、韩信点兵、三龙护鼎、喜闻幽香、鉴赏三色、初品奇茗、尽杯谢茶，环节一道接一道，每一道都体现出“纯、礼、雅、和”的文化精髓，每一个动作都讲究规范的操作和程序。而规范化，程序化、标准化服务正是航空服务人才的起码要求，同时在进行程序化的服务同时还要兼顾展示性和艺术性，这也是航空服务人才之所以成为服务行业内人才标杆的原因。通过对茶艺展示程序化的学习就能够使学生在校内有相应的载体体会服务流程的艺术性，养成良好的职业行为习惯，按程序有条不紊、准确到位艺术化地进行服务流程的展示。同时这也是航空公司、地勤公司等用人单位对人才的需求。
1.2闽南茶文化中的“五境之美”茶艺气质营造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学生美感培养的目标相耦合
闽南茶文化重在围绕着茶元素，通过茶叶、茶水、茶具、火候、环境等展示国人生活之美。以环境中的茶席之美为例，闽南茶文化讲究透过一席茶的布置有机平实、源远流长而生命力不减的方式来体现文化，把茶席当成以生命自身的哲学体现之场。茶席不仅是单纯的视觉美感，更要求符合泡茶逻辑，这个逻辑包含了对茶的解读。种种细节的妥帖安排，会幻化出天然的中澹闲洁。各个因素，如品茗的时令节气、身边的一景一物、水质水温、茶的性情，由此而砧拣择的用那把小壶还是这只盖杯，每一个选择都是那么的用心别具，但在决定前又不是只有唯一的选择，每一个用心就体现在选择的过程里，最后汇聚成一种特殊的气质。航空服务人才美感的塑造也不仅是外表的，训练有素的专业素养，对于美好形象和美好环境的创造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航空服务人才培养的目标就是让学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都给人带来毫无做作的舒适感，把女性的柔美优雅、男士的绅士帅气演绎得恰到好处，有一种增一分则过，少一分则不足的美感。因此在茶艺课中可以达到对航空服务专业学生进行气质的培养、审美水平的提高以及对于“美境”的创新能力。
1.3闽南茶文化中的茶艺礼仪要求与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对礼仪的高要求相耦合
礼仪是茶艺的核心部分。闽南传统茶道表演其实就是待人迎客的过程，它每一个环节都寓意着一种东方待客礼节。而服务礼仪更是航空服务人才培养中的重中之重，特别是服务过程中的礼貌和礼节。包括服务过程中的仪容仪表、迎来送往、互相交流与彼此沟通的要求与技巧等内容。这两者的耦合之处更是不言而喻。
中图分类号：R29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7-2349（2016）07-0081-04
所谓医俗同源，民俗文化是中华民族特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中医药学一样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当人们在与自然界相互适应和抗争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生、老、病、死的自然现象，于是产生了和养生保健息息相关的民俗活动，积累了丰富的中医药知识和防病治病的方法。可以说，中医药学的产生、发展与民俗的形成和传承密不可分。其中岁时节日民俗是在具有特殊社会文化意义的日子形成的风俗习惯，包括文体娱乐活动、药物防病活动、除虫除害活动等，这些民俗是人们顺应自然规律而生息的行为，与自然界的阴阳四时，生长收藏的变化相对应，充分体现了中医“天人合一”的文化内涵和“治未病”的思想。
1春季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及其中医药文化内涵
春季包括农历的正月、二月、三月。《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春三月，此谓发陈。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夜卧早起，广步于庭，披发缓形，以使志生，生而勿杀，予而勿夺，赏而勿罚，此春气之应，养生之道也[1]。”春季气温回升，人体阳气开始上升，万物开始萌生，养生应该助长这种“萌生”的气息，应该晚睡早起，多去户外活动，呼吸新鲜空气，使肢体放松、心情畅达，从而增强身体活力，以适应春季生机勃勃的特点。
1.1春节春节是我国农历的年节。节期一般从农历正月初一开始到正月十五。云南各地春节的过年习俗不一，但燃放鞭炮却是必不可少的习俗之一，通常从除夕下午开始就要燃放鞭炮，寓意为辞旧迎新。从中医的角度来说，鞭炮声能振奋人的精神，激荡机体的阳气。而正月十五元宵节举办的元宵灯会，猜灯谜等节庆活动，除了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外，更能愉悦人们的心情，具有良好的调养身心的作用。云南大理地区在春节期间还有舞龙舞狮的娱乐表演，龙为四大灵兽之一，也是中华民族的图腾。舞龙过程中要不断地展示扭、挥、仰、跪、跳、摇等多种姿势，以大幅度的舞动来表现龙翻腾之美。因此舞龙运动可以改善人的心肺功能，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狮子在中国古代是吉祥辟邪的神兽，舞狮也是中国民间传统的体育活动，糅合了传统武术、简易体操等运动项目的内容，舞狮的两个人需要默契配合来模仿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在舞狮的过程中可以充分舒展人的筋骨、锻炼人的身体，达到增强体质的目的。
1.2上巳节三月有上巳、寒食、清明三节，这三节在时间上相近，又都有踏青的习俗。农历三月初三叫“上巳节”，有的地方又叫“踏青节”，在宜良，男男女女在这一天要携酒煮豆，外出踏青。踏青有助于阳气的生发，可以调和气血、舒经活络，改善机体新陈代谢，增强心肺功能，防止关节老化。在少数民族地区“三月三”也是普遍流行的节日。剑川白族在三月三举办梨花会。当地白族结伴到梨园进行野餐，弹起三弦，唱起山歌。壮族“三月三”又称“三月三歌节”，家家户户这一天做五色糯米饭，染彩色蛋。歌节一般持续两三天，对歌以未婚青年男女为主，但小孩、老人可来旁观助兴[2]。云南罗平一带布依族在三月三也有类似的娱乐活动，老人在家宴请宾客，年轻人比赛对歌、游泳，小孩则在河边划竹筏、打水枪等。
民间俗语说：“三月三，蚂蚁上灶山。”上巳节是各种昆虫比较活跃的时候，所以驱虫也是很多地方要进行的民俗活动。通常人们会用荠菜、柳枝或者枫叶等驱避虫蚁。如在浪穹，人们就用荠菜遍插甑釜厨灶，用来制服黄蚁。从中医角度来说，荠菜性味甘、凉，无毒，入肝、脾、肺经，可以清热解毒、养肝明目、治疗腹痛，它的茎加热后可以驱虫，因此也叫“护生草”。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人们意识到许多疾病的流行与某些害虫有关，如苍蝇、蚊子、虱子、跳蚤等，这些害虫会叮咬人体，还可以传播传染病，因此岁时驱虫的民俗活动是人们在除害灭害的实践中积累下来的有效措施和宝贵经验。
1.3春季特殊节日民俗花朝节，俗称花神生日，是民间祭花神的日子，时间大概在农历二月份，但各个地方叫法不一，时间也不太固定。云南大姚县昙华山彝族的花朝节在农历二月初八，当地称为“插花节”。人们穿上民族的节日盛装，在村前、寨口、路边搭起花牌坊，把鲜艳的马缨花插满房屋，然后一起唱歌跳舞。大理白族的“花朝节”在农历二月十四，节日期间，人们在大理古城的入口，用鲜花扎好牌坊，里面用精美的花盆和名贵花卉垒成花山、花亭和花台，人们在各条花街上观赏和嬉戏。农历三月十五是怒族的“鲜花节”，人们聚集在贡山丙中洛附近的仙女洞，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焚香行礼，向仙女献鲜花。祭拜结束后，人们围坐在山坡上，将食物摆在铺有松针的地上，边吃边喝边唱。《素问・举痛论篇》提到“喜则气和志达，荣卫通利。”中医认为一个人精神愉悦，就会阴阳平和，气血通畅，五脏六腑协调，机体自然处于健康状态[3]。花朝节人们约上亲朋好友一起赏花、唱歌、跳舞，尽情欢笑，这种乐观的情绪对于预防疾病是有积极的作用的。
大理白族的“三月街”是云南最有特色的民俗节日，时间从农历三月十日开始为期一周，赛马、射弩、赛龙舟是最重要的节日活动。云南通海在清明节时还会举行荡秋千、放风筝、斗鸡、拔河、踢球、赛龙舟等娱乐活动。赛龙舟是我国传统的体育活动，比赛时，炮声响起，各水手要按锣鼓节拍划桨前进，不仅可以舒展筋骨，调和气血，而且还可以促进代谢，排除毒素。中医认为放风筝能“疏泄内热，舒经活络”[4]，在春天放风筝能舒展四肢，疏通经络，增进食欲，改善消化功能，此外，还能开阔视野，使人心旷神怡。春季的这些体育活动习俗都是有益身心的运动，可以强身健体，起到祛病养生的作用。
2夏季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及其中医药文化内涵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提到“夏三月，此为蕃秀，天地气交，万物华实，夜卧早起，无厌于日，使志无怒，使华英成秀，使气得泄，若所爱在外，此夏气之应，养长之道也。”夏三月指的是农历的四、五、六月。在一年四季中，夏季气候最为炎热，此时也是人体新陈代谢最旺盛的时期。中医学认为“心主夏”，即人体五脏之一的心脏是与夏季相应的。夏季属于五行中的火，而人体五脏的“心、肝、脾、肺、肾”对应五行，心也属火，心脏与火的物性是一致的[5]。随着天气逐渐转热，人们容易烦躁不安，脾气暴躁，这就是因为心火过旺。因此，夏季要精神愉悦，情志平和，不要躁动，使体内的阳气自然向外宣泄。
2.1立夏立夏是夏天的开始，温度明显升高，炎暑将至，此时毒虫易于滋生，是各种疫病易犯之时。为了抗拒毒气的侵袭，在云南昆明、景东等地方这一天会有驱虫的习俗活动，人们用灶灰围墙以避蛇虫。清代《浪穹县略志》记载，在大理浪穹（今云南洱源县）一带，人们还会在门上插白杨，用灶灰撒房屋周围，名曰“灰城”，以避虺毒[6]。
2.2端午节夏季的五月是仲夏之月，天气炎热，毒虫滋生，古人认为此时邪毒最盛，为了抗拒毒气的侵袭，古代在五月五日这天举行各种活动以祛除恶气，避免疫病的发生。民间在端午节这一天有采集艾蒿、菖蒲、淡竹叶、金银花、土茯苓、甘草等中草药熬水洗澡的习俗。如镇雄的“游百病”的习俗，人们在外出游玩的过程中采摘野草，回来以后用野草煎水沐浴。相传，五月五日是药王的生日，壮族在这一天会举行热闹非凡的药市，上市的生鲜药物有数百种，会有上万人聚集到此来赶药市，因此端午节在有的地方又被称为“药王节”或“沐浴兰汤节”。端午节前后，由于时令气温湿热，正适合各类病虫害滋生，是传染病多发的时候，而此时也正处于阴阳际会，人的免疫力相对降低。每逢端午节，家家户户门口都会悬蒲挂艾，其实这就是一种季节性预防疫病的行为。根据《本草纲目》的记载，艾是一种草本药物，味苦、辛，性偏温，入肝、脾、肾三经，本身带有香气，可以解毒气，中医常用来灸治百病。菖蒲是一种水草，与兰花、水仙、并称为“花草四雅”，其带有特殊的辛香味，可以解毒杀虫，有开窍醒神、化痰健胃的功效。
2.3夏季特殊节日民俗云南很多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历法，也有地方性和族群性的年节仪式。在云南德宏州傈僳族的传统火把节中，除杀猪宰羊、唱歌跳舞等活动外，傍晚时分便要点起火把，从屋内到屋外、从院内到院外熏烧灾虫。老年人边舞动火把边喃喃自语：“烧死跳蚤，烧死老鼠，烧死一切害人虫！”熏灭毒气，是为了驱避蛇蝎之毒，减少或避免疾病的发生。彝族在火把节时还会举行篝火晚会，有赛马、摔跤、唱歌、斗牛、斗羊、斗鸡、跳舞等社交游艺活动。从中医学角度看，这些活动可以舒展筋骨、畅通血脉、促进代谢、排除毒素，达到振奋阳气的作用。由于人体疾病的形成与季节气候的变化息息相关，因此中医在预防疾病发生时会考虑到不同节气的致病特点，顺时、顺人而治。傣族最重大的传统年节时间在傣历六月，大约在农历清明节后的第七天，俗称泼水节。泼水节的寓意是表示洗去一年的污垢，消除灾病。中医讲究未病养生、防病于先，这些防病消灾的习俗和中医的“治未病”思想是相通的。
3秋季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及其中医药文化内涵
《内经》有“秋冬养阴”之说，人体经过春生夏长之后，进入秋收之时，随着天气转凉，阳气渐收，阴气渐长，是阳盛转为阴盛的关键时期。《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道：“秋三月，此为容平，天气以急，地气以明。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刑，收敛神气，使秋气平，无外其志，使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收之道也。”秋季人们应该早睡早起，精神必须安静，不急不躁，使秋天肃杀之气得以平和。不使意志外驰，使肺气清和均匀[7]。
秋季最重要的节日是农历八月十五的中秋节，云南很多地方少数民族都有中秋节，如壮族的“拜请月神节”、拉祜族的“月亮节”等，其中赏月是中秋节的重要习俗。拉祜族的“月亮节”和中秋节相似，全家人会聚在室外一边吃菠萝、芭蕉等果品，一边赏月、祭拜月亮，老人们还会到亲友或者熟人家里火塘边唱古歌。布依族在中秋节这一天，有一项娱乐活动“偷南瓜”，晚上月圆之时，村子里的小孩相约去偷地里的南瓜、葵花、花生等，无论偷到谁家的，主人都不会责怪，孩子们把偷到的南瓜等拿回去炒熟食用。在九月九重阳节时，民间还有登高的习俗，人们会利用秋高气爽的日子，进行爬山或攀登高峰的活动。中医认为秋应于肺，在志为忧，再加上秋天草木凋零，这种萧条的景象容易使人产生抑郁、凄凉、悲愁等伤感的情绪，这时候应该多和朋友、家人结伴去户外游玩、畅谈，使情绪安逸、宁静，神气收敛。对少数民族而言，秋季举行的节日活动大多数以收获和感恩为主，其中新米节是最流行的节日，佤族、拉祜族、布朗族新米节是为了庆贺稻谷丰收的节日，除了割新谷、煮新米、吃新米外，还会举行一系列游艺活动，如拉祜族会邀请亲朋好友来共度佳节，新米节全用新鲜的食品，席间，老人咏祝词。宾主围坐在火塘边咏唱古诗歌，青年男女在外吹笙、弹弦、跳笙舞。这些节日活动能愉悦心情，陶冶情操，让人肝气舒畅，心平气和，为进入冬季而保养节气，也就是中医所说的“秋冬养阴”的意思。
4冬季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及其中医药文化内涵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指出：“冬三月，此为闭藏，水冰地坼，无扰平阳。早卧晚起，必待日光，使志若伏若匿，若有私意，若已所得，去寒就温，无泄皮肤，使气亟夺，此冬气之应，养藏之道也。”冬三月指的是农历十、十一、十二月，中医根据天人相应的观点，认为冬季自然界都潜藏阳气，要注意多晒太阳保暖，以补充阳气。
冬至俗称“冬节”、“亚岁”等，表示严冬就要到来，此时阴极之至，阳气始生。云南的富源、宣威等很多地区在这一天会宰猪腌肉，以备过年时享用，据说这天腌制的肉不流油、不腐坏，可长期保存，又特别香嫩，具有很好的补养精血的功效，是很好的冬令滋补品。
农历十二月又叫腊月，是一年中的最后一个月，主要活动是为过年做准备，家家户户要择日打扫卫生，一般选在祭灶日，即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进行年终大扫除，拆洗被褥窗帘，清洗家居用具，将家里上上下下每一个角落的灰尘污垢彻底打扫干净，俗称“除尘”或“掸尘”。由于“尘”与“陈”谐音，所以除尘有除旧迎新的意思，把一年积累下来的灰尘污垢清除干净，是为了干干净净过新年，这种卫生习俗一直延续到现在。洱源凤羽白族除了把房屋内外打扫干净外，还要把大街小巷都要打扫干净。在腊月进行扫尘，既可以消灭害虫，又可以预防春季传染病的传播，这种习俗对于环境卫生的改善，保持身体健康有着积极的意义。
5小结
中医认为自然界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一天昼夜晨昏的变化及地理环境的差异都会对人体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岁时节日民俗活动就是按照一年四季气候变化的规律和特点而形成的调节人体阴阳气血而健身防病的风俗习惯。按季节气候进行户外活动和体育锻炼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抗病能力；顺应四时节气讲究卫生、除害防害可以保持环境卫生，预防疾病，减少传染病的发生。这些岁时节日民俗渗透着中医药文化的气息，经过不断发展、补充、完善，至今仍然被沿袭和推崇，并成为引导当地健康文化的有利方式之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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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毛艳，洪颖，黄静华.西南少数民族民俗概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115.
[3]王蕊芳，于恒，曹瑛.论中国民俗文化的中医预防思想[J].辽宁中医药大学学报，2009，11（9）：20-21.
[4]陈仁寿.民俗中的保健方法与治未病思想[J].中医药文化，2008，（4）：50-52.
一、相关概念的阐述
（一）情感理论的概念
“情感旅游”是一个新颖的概念，李金早局长在论述旅游业“新六要素”时指出，“情感旅游”包括婚庆、婚恋、纪念日旅游、宗教朝觐、民俗文化等各类精神和情感的旅游新业态、新要素。根据这一表述，“情感旅游”既指旅游活动的构成要素，也指以情感消费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业态，还可以指情感含量高的专项旅游产品（如蜜月旅游、民俗风情游、孝亲敬老游、缅怀游）。其中的“情感”既涉及人的爱情、亲情、友情等世俗情感，又包括以崇高、神圣为根本特征的精神信仰。
（二）民俗文化概念
民俗文化是指民间民众的风俗生活文化的统称。也泛指一个国家、民族、地区中集居的民众所创造、共享、传承的风俗生活习惯，由历史沿袭而来，又在现实生活中生生不息，体现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风俗、习惯、心态和制度等。
二、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发展现状分析
情感旅游是旅游者的主观态度，是游客在整个旅游过程中通过所看、所听、所闻、所尝、所触获得的旅游心理体验。情感旅游一方面带有明显的个人情感因素，另一方面又与旅游目的地呈现的旅游资源息息相关。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全市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既有原生态的民族风情，又有众多的历史文化古迹；既有远古巴渝文化的历史印记，又有近代红色革命的遗迹遗址…秀山花灯、酉阳民歌、石柱土家儿调、黔江南溪号子等多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呈“点”状分布
渝东南六区县同属于武陵山区，都在强调把旅游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武隆依托良好的自然生态优势和成熟的旅游商业推广走在前列，彭水依托阿依河发展境内旅游产业链，石柱注重打造黄水森林公园，黔江重推古镇建设和乡村旅游，酉阳打造世界桃源，秀山围绕“武陵之心，边城示范”的目标发展建设。
（二）存在原真性衰退并进一步加速迹象
渝东南作为少数民族的聚集地，受国外文化、汉族文化的冲击，原有的特色文化逐渐被替代和流失。在民族服饰方面体现的最为明显，另有像节庆、游艺、民族戏曲、雕刻、建筑等部分已经被破坏和流失。流失的不仅是这些显性文化，更多的是“隐性文化”如各民俗文化中的审美观念、伦理观念、价值观念、等。
（三）民俗文化深度开发和整合开发亟需加强
目前，渝东南地区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整合化程度低。作为重庆东南民俗旅游带，各区县都在争先推出各自的精品，却没有一条主线将六区县的旅游发展串联起来形成有机整体，没有形成渝东南一条明晰的旅游形象，进而导致区域竞争优势不明显，如区域内协作体系不完善，没有建立共同打造同一个旅游市场的利益补偿机制；旅游景点宣传各自为战，没有形成渝东南地区民俗生态旅游资源的联合、统一营销推介方式等。六区县的旅游业大多都是依靠天生的自然优势在发展，像武隆的天生三桥、彭水的阿依河、黔江的小南海、酉阳的桃花源等都是自然的结果，真正打造民族民俗文化特色的景点却比较少。
三、基于情感理论开发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的基本思路
根据《重庆市渝东南地区旅游发展规划（2008―2020）》和渝东南区域功能定位，渝东南地区以“地文景观”为主的自然资源、以“建筑与设施”为主的人文资源构成了以生态山水峡谷为基调、民族民俗风情为内涵、岩溶地质奇观为亮点的旅游资源基础。要将渝东南“整体打造成国内重要的民俗生态旅游目的地，加快推进国家旅游度假区、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国家旅游扶贫试验区‘三区’建设”。
（一）坚持政府主导、多方联动，加快构建区域大旅游格局
政府支持，塑造民俗文化品牌意识，形成成熟的旅游产业链规模运作，具体如下：
1、点――面――链的发展模式，统合黔江、彭水、秀山、酉阳、石柱、武隆六地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选取有代表性的自然禀赋较好、基础设施相对完善、交通比较发达的景区景点优先打造、包装、宣传，进而带动动其他景区开发。优化整体布局，由一个点到周边面的旅游发展，最后形成民俗文化旅游链的发展，形成渝东南黄金旅游线路来带动旅游的发展。像是可以把桃花源、乌江画廊等地进行旅游资源的整合。
2、以游客需求为主导，开发体验创新的旅游市场。通过市场调研，对每一个景点、景区进行可行性分析，找准游客的需求和定位，整合民俗文化旅游市场，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进行科学规划、合理布局。
（二）科学设计旅游主体（旅游产品）
“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区域差异性是民俗文化的显著特征。当前，社会化进程和现代文明正在逐步消减各地区的文化差异，传统民俗文化在急需保护的同时，也蕴藏着巨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实现传统民俗文化资源的合理开发、有效保护，首先需要科学设计旅游产品和商业经营模式。
渝东南民俗文化具有集中、丰富、相对保存完好的特点。根据民俗旅游产品通常所划分的三大类：物质民俗旅游资源、精神民俗旅游资源和社会民俗旅游资源，设计渝东南民俗文化旅游产品需要综合考量旅游者的民俗文化旅游动机，情感旅游中的直接动机源于人们对于另一文化的体验向往，因此开发出体验型、娱乐型、度假型或观光型等多种功能有机组合的区域民俗旅游产品。比如立足民族性和地区性，可以开发土家族的白虎、巴蛇等图腾文化，焚山神、五谷神等宗教神灵文化，苗族的礼俗歌文化等；立足参与性和体验性，可以开发土家族、苗族的民俗生活如土家织锦的制作、苗族酒歌等；立足观赏性，可以重点打造土家苗族的歌舞诗、后河古戏等。同时，渝东南民俗旅游产品开发必须要坚持其文化内涵。特色是呈现给游客的旅游体验，文化特征则是保持长久生命力的命脉和根基。渝东南民俗文化的静态元素如建筑特色、民族服饰、民间工艺品等需要保留推广；动态元素如民族歌舞、民族礼俗需要提炼传承；具有民族特色和乡土气息的民俗商品需要开发宣传。利用和挖掘有价值的特色文化符号，营造浓郁的民族民俗文化内涵，加之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态环境，科学设计渝东南民族地区历史文化旅游资源产品是必要之举。
（三）合理开感旅游线路
1、情感漫旅游线路
罗尔夫・詹森（Jensen）提出“情感漫步”的名词，指人们“不必太当真地展示情感”。它允许人们无拘无束地表达热情或失望；事件过后，人们又恢复到正常状态。他指出，人们想锻炼情感生活，就像锻炼身体和头脑一样。像是一些感情的宣泄就是情感漫步的体现。在内涵和表现形式上，情感漫步与情感宣泄、情感教育和戴恩提出的“情感梳理”有密切关联。渝东南的彭水，三山相拥，二水环绕，历史悠久，文化多彩，孕育了这里大美的山、湛蓝的水、深邃的史、浓郁的情，被人称为充满诗情画意的地方，同时也是一块圣洁的爱情治愈圣地，旅游线路开发可以开展情感旅游系列活动，打造重庆彭水爱情圣地体验系列主题旅游线路――围绕摩围山“ 呐喊谷”、鞍子“ 爱情磐石”、保家“ 桃花山”，千古情歌绝唱《娇阿依》等开展…… 让游客走进彭水，总能在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民族风情中，让疲惫的心灵获得净化，让倦意的情感得到升华。
2、亲子游旅游线路
武隆是个特别受大片、电视、电影青睐的地方。不仅《满城尽带黄金甲》将武隆作为主要取景地，还有《变形金刚4》、《爸爸去哪儿》等多部经典之作在武隆取景。在这里，山、水、瀑、峡、桥构成一幅完美的山水画卷。情感旅游中的亲子游，是以家长为决策者、出资者和监护人，以儿童为主角，以亲子互动、寓教于乐、体验式教育为重要形式，以增强情感关系、开阔视野、丰富知识、提升能力为目标的旅游活动类型。武隆可以开发“爸爸去武隆”的亲子游旅游产品，让日常忙碌的父母与孩子有亲密互动的沟通时间和机会，增进彼此间的感情，通过三至五天的行程安排，打造亲子互动游戏等，让小家庭体验城市生活中所体会不到的别样生活。
中图分类号：J95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4）04-0361-02
南方地区居住着壮、傣、藏、瑶、苗等10多个少数民族，有悠久灿烂的文化，其戏剧、音乐、舞蹈、文学、美术等艺术具有强烈的地域特征和民族特征，构建成一个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品牌。这些丰厚的民族文化的素材一直是动漫创作的巨大源泉，值得深入的挖掘和梳理。动漫产业被称为是21世纪文化经济最具有潜力的朝阳产业，目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近年来国产动漫发展迅速，展示了中国民族文化创意产业的潜在优势，为世界动漫增添了绚丽多姿的奇葩[1]。
动漫作者创作的价值取向及思想观念，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受众。中国早期的绝大部分动漫作品都具有单一说教式的特征，用非常简单直白的形式传达着对美德的赞颂和对邪恶的抨击，不注重动漫的趣味性，也直接导致了中国动漫创作缺乏创意。动漫产业应该结合少数民族文化的元素，创造具有民族特色的动漫产业才能更具竞争力，同时以动漫作为载体，用以传播我国的少数民族文化，更有利于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动漫影视作品在这些民族资源的提取时，首要任务是探求路径，使南方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资源和现代的动漫元素有机的结合。
一、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植入动漫产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
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植入动漫产业的可行性和必要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能有效填补我国动画市场的需求缺口。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孵化动漫影视作品，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产业结构的合理调整和国民经济的持续递增。我国动画产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开发各地区优秀的民间文化资源，进行再次孵化与研创。南方地区有着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要使其实现产业化的进程，就要理解民族文化内涵，展示民族文化原生态，在涵育文化的基础上，将丰厚的文化元素渗透在市场活跃的因子中，实现历史文脉与市场经络的承接[2]。
（二）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浩瀚无穷，为动漫原创提供丰富的素材。 1.歌谣。包含生活习俗歌、儿歌童谣、谚语猜谜歌、情歌等。独具特色的音乐可以被用作动漫影视的主题曲和插曲，例如壮族民间《传扬歌》，是经过壮族人民长期劳动生活中积累编写，歌中教诲夫妻共同努力使婚姻美满幸福、家庭关系和谐。其歌唱道：夫妻千千万，牢记在心间；花山成伴侣，结又长[3]。2.神话传说。涵盖了南方少数民族的长期流传而产生的自然神话故事，包括反压迫、传奇英雄人物、民族和睦，历史事件，传承生态学和伦理道德的习俗传说，其中最著名的《刘三姐》等等。3.故事。主要包括生活故事，体现人和人之间的真善美以及人际关系。4.长诗。以叙事诗为主，如通过长期积累而写“传播歌”，描述夫妇的共同努力，教导婚姻美满，和谐的家庭关系。5.舞蹈。南方少数民族能歌善舞，据记载的舞蹈就有2000多种之多，《印象・刘三姐》就是采用了壮族的民间舞蹈而创作完成的，享誉中外。6.戏剧。 包括壮族、白族、傣族、侗族、布依族、彝族、苗族等具有代表性南方民族的戏曲文化，主要有戏和各种剧种。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植入动漫创作对动漫产业的发展十分必要。
（三）能弘扬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让我国受众的社会文化心理得到满足。民族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生活中的种种经历体验，在国人心灵深处形成的一种积淀。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它都会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而日益丰富，并逐渐融入到我们的记忆痕结构之中，潜移默化着我们的情感和情结，影响着我们的思维结构和价值取向，操纵着我们的意识行为和非意识行为。诺德认为，文化即人类所能想到和知道的事物中最好的那一部分，是“一种对完美的研究”，是“人类所思所知的最佳之物”。[4]由此可见，国产动漫植入南方少数民族文化，可以让受众体会到比现实生活更为美好或者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生活，从而得到情感上的慰藉和心理上的满足。
二、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植入国产动漫的路径
南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资源的开发，研究、创新并植入动漫的需要已经迫在眉睫。我们必须了解和学习民族文化以及各类的文化资源，在世界工业化进程研究各民族将在活性因子的市场渗透率丰富的文化元素的基础上，加大力度培植民族文化。充分调研与理解青少年的独特语言。才能利用动漫实现展示民族文化原生态。加大对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民间传说的收集开发力度，并孵化成原创动漫的，才能有效填补中国动漫市场需求缺口。
（一）政策加以引导和扶持，增加民族自强意识。 为了深度挖掘少数民族动漫资源，国家文化部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推动动漫事业发展，用政策扶持传统文化，以深厚中华民族文化底蕴和鲜明民族风格为源泉，打造的国产动漫精品，延伸民族题材动漫品牌产业链，提高原创动漫的内驱力。把主要竞争力转化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和动漫产业的发展优势和相结合，提高经济实力加大力度投入民族文化。从政治上指导、经济上扶持本土的动漫企业的发展，充分挖掘少数民族语言融入到动漫作品。同时动漫画也应针少数民族文化语言的特点，二者之间的互相渗透影响，动漫从业者不仅要对传统少数民族文化艺术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还要使作品被青少年观众喜爱、认可。迪尼斯动漫利用我国的长篇叙事诗《花木兰》，创作出好莱坞版的《花木兰》，震惊国人。迪尼斯动漫深入挖掘世界各国的传统漫画资源值得我们效仿。我国南方少数民族资源具有深厚的资源，可融入动漫创作中，使青少年从小就感受到本民族文化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和国家对民族文化的重视与保护，以提高少数民族传承本民族文化的自觉性，以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来增强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推动少数民族文化向现代化转变。[5]
（二）大力发展基础教育，熟练运用软件技术。首先加强管理培训，挖掘民族动漫专业技术的精英人才。随着电脑时代的来临，现在的动漫制作主要依靠软件来完成。动漫原创作者必须具备三个基本技能：一是动漫编剧能力培养。必须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能利用民族文化资源来二次创作；二是必须具备基本的电脑知识、动漫制作软件要普及，从原创到漫画制作都要熟练应用Flash、Photoshop、3DMax等软件，还要熟练掌握图形线条软Combustion，专业动画制作软件合成器软件的Houdini，三维计算机图形软件Aftereffects，非线性编辑软件Premiere，摄像机跟踪软件、后期制作合成跟踪软件、影视特效、真实场景合成到动漫影片，及bijous 、Commo-tion的运用。三是对动漫的特效熟练掌握。对剪辑原理及影视后期合成的综合能力、三维、动漫场景制作，立体摄像头应用程序，动画导演和基本训练的基本素质。我过南部的大部分高校没有建立系统性的动漫专业。如广西大学、大学、云南民族大学均设立相关学科。[5]只有积极探索有效的方法，因地制宜的对动漫人才的培养，循序渐进的投入物资和资金。是研发孵化我国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植入国产动漫的有效路径。[6]
（三）突出区域民族文化特色，打造地方驰名品牌。用地方品牌来突出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特点。从国际成功的个案看：如美国的米老鼠、日本的阿童木、香港的麦兜取得巨大的影响。南方少数民族不缺乏地方品牌，例如“刘三姐”的形象，完全可打造成经典的动漫形象，打造品牌动漫产品，扩大辐射的传播，并推动书籍、玩具等相关产业链，最终通过动画影视推动民族品牌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发展。打造的国产动漫精品，延伸民族题材动漫品牌产业链，提高原创动漫的内驱力。把主要竞争力转化到民族文化资源优势和动漫产业的发展优势和相结合，把握少数民族动漫产业链战略定位，是未来动漫产业战略发展的主要目标。
三、结语
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植入原创动漫，虽然起步较晚，但只要我们根据民族地区实际情况审时度势，通过对南方少数民族文化资源的研发与推广，坚持和而不同的原创、多元互补，创作具有时代亮点、自主产权的民族动漫影视。并积极开发其相关衍生产品，打造“民族原创特色品牌”。这种内在和外在南方少数民族所具有的悠久文化艺术传统不仅是艺术瑰宝，也能牢牢把握动漫创作的正确方向促进本地区旅游文化产品的消费，使本土的民族文化得以一种具象的形态表行出来，成为弘扬民族文化、推动社会经济。充分挖掘独特的民族地域动漫素材，提高原创比重，认真按照导向正确、结构合理、题材多样、质量上乘的发展规划，为动漫艺术在扩大它的接受群体方面所做出的不懈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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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盘剑.中国动漫产业发展报告[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10.11.
[6]《2011-2015年中国动漫产业投资分析及前景预测》报告.
1.关于民族学与人类学理论与对话。武汉大学朱炳祥教授提出并阐述了“主体民族志”的新概念。“主体民族志”以对人类前途的终极关怀为目的，是目的论意义上的民族志范式。云南大学瞿明安教授从其主持编写的《中国西部民族文化通志》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学西部学派的问题。重庆大学彭文斌教授以九寨沟旅游业为例，反思了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大连民族学院李鸿教授研究了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科技创新的关系，探讨了推进民族地区文化科技创新的基本路径。贵州大学纳日碧力戈教授从西江苗族丧葬仪式的元话语的角度，揭示了核心符号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罗红光研究员以大瑶山瑶族的亲属制度与“族内婚”为案例，讨论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关系问题。《民族研究》编辑部刘海涛博士对二战后ethnohistory（历史人类学）在美国学界的表现作了翔实的历史考察，为研究西方历史人类学的兴起提供了新的视角。
2.关于“藏彝走廊”与西南民族研究。西南民族大学赵心愚教授探讨了《南诏德化碑》的立碑目的，认为南诏立此碑是在为阁罗凤歌功颂德，同时向吐蕃示好，表明其继续维持与吐蕃结盟而与唐保持对立的政治态度。四川大学石硕教授论述了新时期藏彝走廊研究对认识西南民族格局的启示与意义。四川省民族研究所袁晓文研究员以藏彝走廊一个人口较少的族群“多续人”为研究对象，指出“多续人”的藏族身份认同是具有历史渊源的。云南财经大学陈刚教授以泸沽湖地区落水村为例，讨论了藏彝走廊民族文化旅游与民族饮食文化的变迁。西南民族大学郎维伟教授通过对那曲村落社会的调查，分析了藏北牧民传统畜牧生计方式的转变。云南农业大学秦莹教授就云南藏区维稳建设中比较突出的一些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建议。大学平措教授以《格萨尔》为例，从语言学角度研究了藏语中的模拟词。
3.关于民族认同与宗教。四川大学张泽洪教授介绍了其对西南少数民族《指路经》研究的部分成果，认为《指路经》反映出西南各族群沿藏彝走廊、南岭走廊迁徙的真实历史。中央民族大学邢莉教授讨论了民族民间节日的价值体系与保护问题。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杨福泉教授以东巴教“还树债”仪式和同名口诵经为对象，研究少数民族文字经书与口诵经之间的关系。云南大学高志英教授通过对傈僳族以王骥崇拜为核心的下火海上刀山仪式的考查，探讨其多重认同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及其动因。厦门大学王平副教授以甘肃临夏八坊回族聚居区为个案，分析了城镇回族聚居区传统与现代社区的互动与整合。西南民族大学李玉琴教授对安多藏区山神信仰进行了考察，探讨了山神崇拜所呈现的人与自然、社会、神灵、宗教之间的关系。
4.关于民族地区的流动人口与中国的民族识别。中央民族大学潘蛟教授讨论的是少数民族人口流动问题，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流动“多态性”的成因；朴光星副教授基于对朝鲜族城市化进程的考察，探讨了“压缩型城市化”下的民族共同体的“离散危机”与“重构运动”；张曦副教授研究了了汶川地震后重建的四川邛崃市油榨乡直台村移民问题；关凯副教授作了题为《制度与理性的选择：不流动的草原牧民》的发言，关注的是草原牧民的流动问题。云南民族研究所沈海梅教授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民族识别问题，认为民族国家的民族识别工程实质上是归属政治的建构，归属的性别政治重新确定了少数民族女性与民族国家的关系。西南民族大学秦和平教授通过对云南“民族识别”工作的再认识，指出56个民族的来历并非源于民族识别。海南师范大学王献军教授将贵州黎族与海南黎族进行了对比。
一、西部少数 民族 地区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
2003年，我们带领 哲学 系应届毕业生到贵州省雷山县千家苗寨 实习 ，这里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苗寨。同学们带着体验苗族淳朴民风的期望，走进苗家。其中几个同学，带上礼物，到一户苗家作客。东道主非常好客，摆酒上菜，待同学们吃完以后，户主却出乎意料地要收费，同学们顿觉古风无存。在这些崇尚古朴民风的学生眼里，在这些赞赏我国少数民族丰富多彩文化的学生眼里，这是一件坏事，是少数民族文化的衰败，是势利的金钱文化腐蚀了少数民族的朴质、豪放和好客的优良品质。但对当地人们来说，这是经济社会进步中的一个必然结果——接受商品经济新观念、接受 市场 经济产品交换的形式。当地苗族人民学会了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易，户主是在经营“农家乐”。这只是其中一个小小的插曲，设想这世界最大的苗寨，其独特风格的吊脚楼村寨变成了一般城镇随处看见的砖瓦房怎么办呢？是维护苗族人民住上现代化砖瓦房的权利，还是维持他们的安全卫生水平落后但独具风情的山寨生活呢？
我国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文化保护和文化变迁的矛盾。其一是经济发展可能使得某些少数民族文化不复存在。在现代化市场经济强烈冲击下，一些弱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在衰退和消逝[2]，文化学术界因此极力呼吁在经济建设中对少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3]，和对少数民族 语言 的拯救[4]。另一方面，少数民族文化又严重阻碍着现代化发展，必须改变少数民族地区的旧观念和旧思想[5]，改变少数民族的生产方式、交换方式和生活方式，才能使少数民族地区由自然经济进入市场经济[6]。
在民族团结问题上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矛盾更加突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落后影响了民族团结和 政治 稳定[7]，因此要积极迅速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为此要消除“贫困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壁垒”[8], 这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的宗教和其它文化冲突[9]，而这些冲突又会影响民族团结[10]。但是，我们如果保持少数民族现有文化，则很难实现经济迅速发展，因此会使东西部差距继续扩大，也影响民族团结。保持少数民族文化而经济难以发展会影响民族团结，发展经济却又扭曲了少数民族文化也会从而影响民族团结，这是西部大开发的一个两难困境，这也是本文提出的“文化可延承性经济发展”概念的理由之一：没有文化可延承性的经济发展，就难以有西部的高速经济发展，而东部与西部社会和经济水平的差距也就无法弥合。
二、地区主体式开发模式是文化可延承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如果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要能够发展，文化又能要得以延承，那么，经济发展就必须以地区少数民族为主体。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发展，才能维护民族文化的整体性，使西部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各方面得到协调发展，并在发展中增进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10。要以西部地区当地人 民主 体进行西部开发，就必须转变目前国家政府作为西部开发主体的形式，让国家和政府只是作为提供帮助、扶持和服务的开发客体。
民族文化的发展是一个重新构建的过程，需要对外来文化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技术等方面的冲击，有一个理解、吸收、消化和转化的过程，这一过程就是一个开放的社会对外部 环境 的适应过程[11]，是一个文化社会面对对世界环境变化的适应过程。广义文化作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只有根植于当地 地理 环境，并以特殊的定位与外界环境交流，才能发展成独特的，有生命力的文化形态。这种根植于当地的地理、社会和文化环境的总体发展，只能由本土内源性的创造力来完成，因为外源性的发展缺乏地方少数民族拥有的地方性知识。所以只有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开发少数民族地区，才能在吸收现代化先进科技的同时，充分发挥长期积累的民族文化的智慧与精华，实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
“延”有伸展和延拓的意思，用到“ 文化 可延承性”，就是强调了文化的演进、进化、进步。但是，延也有延续的意思，就是强调了文化进步的平稳连续地传承基础。
人类 历史 上有许多非延承性的文化进步，其路径是强势文化以战争形式消灭弱势文化。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和克里特文化消逝了，中美洲和安第斯文化也消逝了，因为它们被后来的优势文化所取代了。文化的非延承性进步，不单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而且会造成 社会 资本的损失和人类文化的损失。以强势文化替代弱势文化，或消灭弱势文化重建优势文化，都要付出沉重的社会 成本 及毁灭历史悠久的人文资本[12]，都不能为今天的信息时代所接受。特别是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在少数 民族 地区 经济 社会发展中，渐进式的文化演变是既能够缩小东西部差距又能保护少数民族文化的唯一选择，是我们时代进步途径的 道德 选择。
在以往人类文化进步历程中，每每以牺牲弱势文化为代价，造成许多不必要的社会资本损失，所以，我们必须了解影响文化变迁的各方面因素，以制定出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策略。
马克思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 建筑 矛盾统一的社会运动过程[13]。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是最活跃的因素，我国改革开发以来，都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政策目标，如今，已经使生产关系由公有制经由、自负盈亏等转变到股份制，并促进上层建筑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宪法 的修改，法制的健全，精神文明和 政治 文明的建设等。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由于旧观念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其区域性的本土社会上层建筑，如习俗、观念、信仰等，如果不能连续地从传统模式演化为现代模式，那么这一区域经济就难以高速发展，或者其高速发展以民族文化的毁灭消逝为代价，两者必居其一，这是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适应的 原则所决定的[14]。所以，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必须走文化可延承性发展道路。
制度 经济学 把社会经济发展看作是人类经济生活中各种制度形态持续演进的历史过程。制度经济学定义的正规制度的产权、货币制度、 合同 权利等制度实际上就是理论中生产关系概念的一部分，而宪法、婚姻等制度是上层建筑概念的一部分[15]；制度经济学中的非正规制度，则都属于理论中的上层建筑概念，如意识形态、世界观、习俗、信仰等[16]。制度变迁理论以古典经济学中成本效益分析为工具，认为只要制度变化的成本低而收益高，则会诱发制度变迁。而收益来源又分为四个方面：规模经济、外部性、风险和交易费用。就贵州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如果政府政策和 法律 建设可以降低贫困 人口 进入 市场 经济的风险，降低交易费用，那么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就有可能找到现代化的对接口。而为了降低交易成本，政府必须对西部软 环境 有较大的投入，对法制建设有较大的投入，这样才可以使文化可延承性发展成为可能。
人类学家把文化系统分为技术、制度和观念三个子系统，而每一个子系统又各自有三大类。技术系统被分为以物为操作对象的自然技术、以人为对象的社会技术和以概念为对象的思维技术；制度被分为以信仰为纽带的宗教制度、以权利为纽带的政治制度和以财产为纽带的经济制度；观念被分为信仰观念、理性观念和价值观念[17]。政府促进西部少数民族文化进步也要从这三方面着手： 传播 技术用以促进技术更新、法制的建设用以促进制度变迁， 教育 培训用以增强理性并促进观念更新。为了文化的可延承性，这些工作必须结合当地实际，尽量利用少数民族传统观念解释现代化现象，或以科学理性重新解释传统观念以使其与现代观念接轨。政府绩效考核，要以调动当地居民积极参与的程度为主要绩效考核，以地方自身努力取得的成果为最终绩效考核。
文化的演变有三种途径：进化、传播和涵化[18]。人类七个初始文明中，只有
，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就是西南弱小少数 民族 文化 所面临的日益开放的 环境 。
五、制度创新内生是文化可延承 经济 发展的决定因素
从制度 经济学 角度来看，造成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的最主要因素这一，就是东部文化鼓励更多的制度创新而西部缺乏制度创新机制[21]。由于东部和西部这一制度创新能力的差距，造成东西部经济 社会 总体水平日益扩大。那种将西部落后的原因，归咎于西部缺乏资金、缺乏 地理 优势、缺乏基础设施的观点，虽然不能说没有理由，但至少也可以说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如果这些理由都成立的话，那么这些理由也同样可以成为
西部开发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落后贫困面貌，为了 文化 可延承性发展，为了少数 民族 由开发客体变为开发主体，扶贫政策应贯彻相应的文化可延承性原则。
第一个原则是把面上扶贫原则改为现代化边界推进式扶贫原则。我国在扶贫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取得丰硕成果。但大力度扶贫的副作用之一，就是形成了某些地区等、靠、要的依赖文化[39]，甚至产生“自愿贫困” 人口 [40]。所以，扶贫政策要有相应的阶段性修正，就是扶贫目标不是谁贫扶谁，而是谁有意愿朝现代化多迈进一步，政府就应该给予合理的帮助扶持。让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原则：张三比李四富有，张三想采纳新技术而李四没有劳动致富意愿。政府仅有有限的扶贫资金，不能同时扶持张三和李四。按迄今的面上扶贫政策，应该先扶李四，因为李四更贫穷；但按照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就应该扶持张三。应用这一原则有以下几点理由：其一是主体开发原则，扶助张三是因为张三为开发主体，扶持李四则主体是政府，客体是李四；其二是示范外溢效应，张三的进取会促使李四产生对未来的期望，看到劳动致富的奔头；其三是兼顾效率与公平，维护 市场 激励机制，消除造成返贫的贫困文化；其四是政府有限扶贫资金，扎扎实实地产生了区域 经济 和 社会 发展的效果，积累了 人力 资本和社会资本，改变作为贫困根源的“贫困文化”。不按现代化推进原则的扶贫，往往会由于缺乏贫困人口本身改变现状的意愿而失败，如发给的良种被吃掉。
第二个原则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 在以往公平与效率争论中，公平被分为机会均等的公平权利和收入均等的公平权利两种模式[41]。这两种模式都不利于西部文化可延承性发展。对于弱势文化民族来说，他们在现代化市场中竞争能力不强，机会均等只会使他们失去机会，落后于东部。而收入均等抹杀了市场激励机制，抑制了少数民族文化中的创新进取精神。故此笔者提出第三种公平原则，就是努力与回报均等原则。这一原则的应用之一就是上文提到的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如果大家都努力劳动致富，按照机会均等原则，能力强的回报自然就高；能力弱的如果屡试屡败，按照 心理 学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2]，就会逐渐放弃劳动致富行为，最终沦为“自愿贫困”人口。所以政府对于能力弱的有意愿劳动致富的贫困人口，应该设法弥补他们能力的不足，提供技术培训、 法律 咨询、信息获取补贴和小额贷款等等。对于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政府不能用收入均等原则来扶贫，而应该给他们以劳动致富的机会，并帮助他们利用这一机会。人人都有参与市场经济的机会的权利，而且人人都可以经过自身努力致富，无论其能力差别有多大，致富效果要基本与努力程度成正比。致富期望不能高不可攀，必须一步一步小台阶提高，而且每次努力都能有回报，这就遵循了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40，培养少数民族创新进取文化，使他们变为西部开发的主体，使西部得以文化可延承性地发展。
六、地方政府 电子 政务的制度供给导向
为了提高西部区域制度创新的能力，提高地方政府的制度供给能力，就必须建立有效的政府与民间首创精神互动的制度更新机制，这一机制的建立，必须在政府职能转变的过程中进行。
创新的方式之三，是对于重大案件，尤其是经过升级机制才能解决的案件，案件主要负责人必须在结案后写出报告，分析案发原因，提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的具体建议，提出短期、中期和长期解决类似问题的建议。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也是政府服务部门绩效考核的有力工具，政府可以根据案件处理量和处理速度两个指标，不断完善和提高政府内部 管理 水平。
“案件注册追踪系统”是一个以服务为导向的系统，它可以用于如何政府服务 社会 的机构，例如中小企业服务中心，甚至直接设在政府接待室。西部地方政府要在短期内赶上东部政府，
七、结论
西部要缩小与东部的差距，并在发展中弘扬少数 民族 和地方 文化 ，就得在制度创新竞争中走出自己的模式，要走出自己的模式，就得以当地人民为主体，走文化可延承性的发展道路。为此，政府政策性 投资 ，要由以往的固定资产投资为目标转变为以社会资本和 人力 资本投资为目标，建设西部 社会文化 的软 环境 ，建设目标就是要扶持少数民族由开发客体转变为开发主体，为此要实行现代化边界推进原则和努力收益均等原则；软环境建设还要注重产权建设和 法律 建设与宣传，注重政府职能转变。政府职能转变可以以电子政务为切入点，寻求跨越式发展途径。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of western region:
with argument on the shift of object of adjustment investments to the west
abstract: china’s western development facing a dilemma between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inority ethnic culture preservation. in order to solve the dilemma, the development must be cultural evolutionary. for the culture to be evolutionary, the local people must be the actor of the development, not the subject. accordingly, the government must invest on the buildup of social capital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these include improving the legal environment, government reform, and education. fighting poverty should follow the principals of pushing the boundary of modernization and equal return on corresponding effort. digital government may be an opportunity to increase the institutionary ability of the government.
keywords: cultural evolutionary development, institution economics, western development, poverty reducing policy, digital government, upper infrastructure
参考文献：
[1] 贵州省省长基金《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研究贵州省中小企业 发展战略 》科研课题项目阶段成果。
[2] 王希恩，《论
，因为没有综合利用的水电开发往往破坏了生态，并造成沉重的移民搬迁 社会 成本 。对于其它自然资源和 文化 资源也一样，要通过合理产权设计和 管理 ，将开发的负面外部效应内部化，才能够发挥西部资源优势，能够有西部开发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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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章竟，《关于西部资源产业化管理的几点思考》，陈育宁主编 《
学校的发展是办学思想、教育理念不断创新和提升的结果，确定并实施正确的发展战略从根本上决定着学校的发展方向、发展进程与发展品格。
1.树立核心思想，奠定实践基础
“幸福教育”理念的核心意义，是充分发挥学校教育功能，为学生智慧和人格的同步发展创设最佳的环境与条件，让学生从小学会体验幸福、感受幸福，具有良好的幸福生存与生活状态；同时，让学生在教育过程中追求幸福、创造幸福，逐步成为拥有幸福能力素质的生命主体，从而在幸福品质的不断提升中为幸福人生奠基。其包含三个维度，即面向全体受教育者、关注学生的终生、崇尚追求人生的幸福。“全体”、“全程”、“全面”三个特点，可以说是对人性的尊重，对生命的关怀，社会发展三者需要的统一和具体体现。
2.转变教师观念，培育学校精神
办学理念，只有为全体教师内化，才能附诸实践。我们着力倡导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尊重差异”，理解善待学生，以学论教，让每个孩子得到适切的教育；“学以致用”，要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紧密联系生活与社会，注重学习中的体验与互动，给学生以充裕的自主学习时空；“特色教育”，以爱育爱，创设民主平等、自由的学习氛围，实施个性化教育，确立学生自主学习的主体地位。学校创建才短短几年，可是“爱的教育”已在校园里蔚然成风，教师以“爱满天下”的情怀去倾心培育“真人”，以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立爱国之志，以平静之中的满腔热情怀爱教之情，以平常之中的极强烈的责任感倾爱生之心。
3.进行态势分析，形成共同愿景
学校组织教师运用SWOT分析模式，共同分析发展内部条件的优势和劣势，外部条件的机遇和威胁；在此基础上制定发展规划、确立办学目标，形成师生的共同愿景。第一个五年，通过实施“人才强校、科研创新、形象塑造、特色构建、硬件支撑”等五大发展策略，建设书香校园、活泼校园、人文校园。在完成了“一年具规模，三年显特色，五年创省级示范”的目标后，我们确立了三大工作重心：“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实施差异教育策略，促进学生充分发展；助推教师专业发展，建立质量保障机制，提升学校竞争能力；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实施品牌发展战略，推进特色学校建设。”我们力争通过五年时间，把学校建设成师生“素质提升的学园”“精神文化的家园”“享受幸福的乐园”。
二、实施差异教育策略，建构幸福的生命课堂
“生命课堂”是以尊重学生生命成长和个性差异为前提。陶行知创造教育思想指出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应当是“立脚处求平等，于出头处谋自由”。因此，承认差异，尊重差异，因材施教、利用差异，实现有差异地发展，成为我校破解质量发展瓶颈的最佳选择。
1.因人制宜，实施差异教学策略
差异教学要求在关注学生共性的同时也要照顾其个性差异，使教学与每个学生的学习发展最大限度地匹配。因此，我们依托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实施差异教育策略”实践研究》的实验，努力建构幸福的生命课堂。生命课堂的建构，我们强调：关注学生智能、学习动机与兴趣的差异，学习方式以及认知准备的差异；教学目标既照顾差异但又对每个学生都应有挑战性；教学中既要根据学生的差异设计一些动态的分层分类的学习活动，又要组织好合作学习；实施弹性、自助餐式作业和扬优补缺的辅导与训练策略，努力体现差异教学“自主选择、差异共享、动态生成”的主要特征。
2.动态全面，建立师生评价体系
对学生的学习评价，我们试行总分、部分分、进步分、等级、评语相结合，重视对学生的形成性评价，鼓励学生自我记录、自我评价、自我激励，“乐在其中”。对教师教学的评价，重在“了解学生的程度，引导教师关注学生的个性特点、评估他们的学习需要”“灵活运用差异教学策略的能力和水平”“全体学生质量的提升，尤其学困生、也能学有所得，在原有基础上充分发展”等方面；评价主体和方式，横向与纵向评价相结合、重在原有基础上的发展，以教师自我评价为主，领导评价、教师互评，并增加了学生参评和家长助评环节，以实现评价的导向和激励作用，提升差异教学水平。
3.发展个性，实施“星光工程”
我们通过开展“星光工程”活动，开发校本课程和组建社团，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由选择活动，促进学生“德的养成”、“智的开启”、“体的锻炼”、“美的熏陶”，为他们提供适宜自主发展的土壤和空间；通过举办校园民俗文化节、读书节、体育节、科技节和红色少年、绿色少年、橙色少年、金色少年、阳光少年等“五彩少年”评选活动，追求生动活泼的校园文化生活，帮助孩子们融入集体，感受大家的尊重，健全了人格，促进了个性的发展。几年来，从第三实验小学毕业的学生，每个人至少都有一份奖状或喜报，使不同潜质的学生在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中得到适切的发展。
三、分层提高特色发展追求幸福的教育人生
追求幸福是教师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重要取向，符合教师的生命需要和生命本性。幸福源于成功体验，源于不断成长，源于享受教育。正如叶澜所说，没有教师生命质量的提升，就很难有高的教育质量；没有教师的主动发展，就很难有学生的主动发展……
1.组建教师发展团队，搭建研训平台
通过实施读书分享制度、备课主讲制度、周评课制度、教研沙龙制度、专题论坛制度、校际共建制度，不断完善学习培训、实践研究、反思交流平台。通过“菜单式”的培训服务，“盘活”校内名师资源，让骨干“亮”起来；多元开放，让全员“动”起来，动态管理、分层提高。以“问题研究”为中心，建立“博客”平台，形成具有团队个性特色，培育“实践共同体”的校本研究体系；建立学科教育教学资源库，打通日常工作、学习培训、教学研究相结合的成长通道，实现教师教育观念与教学行为的转变，提升了教师实践智慧，有效推进师资队伍的均衡发展。
2.建立“陶研工作室”，形成影子系统
教师们自愿组合成几个微型团队，“志同道合”。工作室围绕当前教育教学的热点、难点和成员的成长经历，注重自主发展，开展读书交流、问题反思、经验分享，着力研究学习陶行知教育思想体系；围绕工作室及个人的成长规划，立足校本课题研究，通过教育叙事、教学研讨示范、撰写经验论文、成果推广等形式，提高教育教学答疑解惑能力和教育科研水平，互助和谐的草根式实践研究成为学校的影子系统。《陶行知教育思想与地方传统文化相结合研究》获省“十一五”陶研优秀课题二等奖，《尊重学生个性差异，实施差异教育策略实践研究》被确认为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陶行知教育思想在差异教育中的实践与应用》被确认为省“十二五”陶研重点课题。全省13篇论文在中陶会论文评选中获奖，我校占4篇……
3.深化特色教师培养，助推专业成长
特色学校源自特长师资，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最好的教师，只有最有特色的教师”。我们以“抓全员，重培训；抓骨干，带一般；抓优秀，树典型”为工作思路，分三步实施：一是特色初认识，自我申报，即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的思考与阐述，同时进行过程的自我设计；二是特色再思考，通过同备课小组内的评议完成对自己教育教学特色的再思考，主动邀请教师听课评课，倾听教师对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作出评价；三是特色初展示，通过“教育教学论坛”交流自己的教学特色和教学思想，展现自己的教育教学特色，听取意见和建议，着手总结和提炼教育教学风格以形成特色。
四、直面经典根植闽南，还原幸福的童年生活
生活是教育的源泉，教育要向儿童的生活回归。几年来，我校深入开展“闽南文化进校园”行动研究，以其作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展多元艺术教育”办学特色的培植点，还原孩子们幸福的童年生活，实现了全国“中华优秀文化艺术传承学校”的创建目标。
1.荟萃地域文化精品，凸显校园文化特色
为更直观、生动地呈现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独具一格的闽南文化，我们不断完善学校民俗民间文化馆、石雕精品园、民俗文化走廊、民俗文化宣教墙、景观廊道、景观小品等校园文化建设，增添闽南文化元素及本土文化气息，给孩子们于潜移默化的熏陶和耳濡目染的教育。在这里，孩子们可以和老师一起挖掘、分享民俗文化中的宝藏。每周的校本活动时间，孩子们一个个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可以感知海西文化，品味地方文艺，欣赏民俗风情，认识惠安雕艺，观览风景名胜，结识历史名人……
2.链接闽南文化经典，形成校本课程体系
中新网7月1日电 据印尼《国际日报》消息，中国华侨大学在印尼雅加达和泗水两地开设了“学士”和“硕士”级的招生，至今已培养出一批批华教事业的人材。6月27日，在雅加达“智民学校”第4楼的多功能会议室里，举行了华侨大学文学系研究生硕士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会。
当天出席者除有雅加达的13位男女学员和来自泗水的3位，还有由华大校方派遣的，由文学院副院长率领的一行4人及各界来宾。
首先由雅加达组的付若玫的论文题“汉语，印尼语构词法对比研究”拉开核心的教授们的审阅与辅导。随后，黄万秋的“印尼华人马来文学中的闽南语言研宪”，邓金水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与印尼华文师资培训研究”等相继展开。教授们在此期间并没有休息，而是抓紧时间审阅。
最后才轮到泗水的班长顾长福，他的论文题目是:“海子诗歌的文化解析”。同时他也写了一首题为“那棵树就是您，华侨大学”的短诗并当场朗读於表达对“华大和众多教授们”的感恩。 (顾长福)
物质文化遗产是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文物。简言之，文物是历史的遗留物。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简言之，非遗是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文化遗产。两相比较，其区分在于物质属性和非物质属性。
以古建筑为例。位于泉州市洛江区万安街道和惠安县洛阳镇之间的洛阳桥（宋—明）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洛阳桥传说”、“蔡襄与洛阳桥的传说”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洛江区留公陂（俗称陈三坝，南宋）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陈三五娘传说”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安溪清水岩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安溪清水祖师信俗”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鲤城区亭店杨氏民居（清）是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闽南传统民居营造技艺（杨阿苗民居营造技艺）”作为“中国传统木结构营造技艺”子项目之一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 文保单位是重要的非遗展示空间
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纪念意义而必须就原地保护的文物，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的标准程序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列入国家有计划的、科学的管理之中。在文保单位之外划出一定区域作为保护范围，在保护范围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保护环境风貌。文物保护单位分为县级、省级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级，实行分级管理和原址保护，对于因建设工程需要无法实施原址保护，必须迁移异地保护或者拆除的，有严格的审批程序。由于文保单位的不可移动性及其独具的社会功能，各级文保单位往往成为当地社会大众的活动场所，客观上也成为常年非遗展示空间。
以宗教建筑为例。有庙有戏台，这是泉州地区多数农村和有条件的街区庙宇的一大特色。泉州涂门街通淮关岳庙（清—民国）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关岳信俗（泉州）”列入福建省级非遗保护名录，香火鼎盛。其殿宇为单檐硬山顶，穿斗式木架构，装饰精美的木雕、石雕和泥雕，屋脊剪瓷龙雕，造型各异，其间配有花鸟走兽，体现闽南古建筑的艺术风格。泉州木雕、石雕分别列入各级非遗保护名录。通淮关岳庙每逢关帝生日，都会搭台展演地方戏曲，泉州梨园戏、高甲戏、打城戏都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洛江区罗溪镇龟峰岩建筑群（明—清）是福建省级文保单位，龟峰岩主祀关圣夫子，埕前辟有戏台，上演地方戏。戏台下方中层有南音室，是当地传承南音的场所。南音（别称泉州弦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在宗教场所安排地方戏曲演出和利用寺庙建筑开展南音传承活动，类似情况在泉州地区十分普遍，扩大了这些非遗项目的生存发展空间。
3 文保单位因非遗而增强保护价值
文保单位包括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画、近代现代重要史迹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动文物，之所以成为文保单位，就在于它们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以墓葬为例。位于惠安县的王潮墓是福建省文保单位，现存王潮墓前的文官、武士、虎、马、杨等圆雕和莲花浮雕，宋代雕就，距今1100多年，是现存年代最早的惠安石雕代表作，其风格既继承北派的质朴粗犷，又兼有南派的细腻纤巧，是了解唐末五代惠安石构建筑技术和石雕工艺的重要实例。王潮（846～897）是唐末五代时期闽王王审知的兄长，王潮与王审知、王审邽三兄弟合称“开闽三王”，是福建和泉州重要的历史人物，“惠安石雕”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王潮墓作为古墓葬的文物价值进一步增强。
位于泉州清源山风景区的江加走墓是泉州市文保单位。江加走（1871～1954），著名木偶头雕刻大师，被誉为木偶之父，其作品定为国家一级艺术品。1954年10月，江加走病逝，文化部拨款为其在清源山老君岩前筑基立碑。“江加走木偶头雕刻”列入国家级非遗保护项目名录，进一步凸显江加走墓作为近现代重要史迹的文物价值。
4 文物保护非遗保护两者相互促进
文化遗产积淀和凝聚着深厚丰富的文化内涵，随着经济发展、文化多元化和城乡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的文化生态发生巨大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被提到各级政府议事日程，受到全社会关注。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两者都有“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的要求，差异在于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强调“加强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强调“传承发展”，就保护工作而言，加强文保管理有助于非遗项目的传承发展，非遗项目传承发展为文保单位的长效管理提供技术保障。
以传统建筑为例。文保单位一定时间都需要修缮，特殊情况下，还有迁移和重建问题。文保单位的保护性修缮遵循“修旧如旧”原则，按照法律规定，文保单位的修缮计划、工程设计方案和工程资质等有严格的报批程序。闽南传统建筑的轮廓、造型，特别是砖石混砌、墙面装饰和色彩纹样，在中国建筑史上有其独特之处。闽南传统建筑修缮需要运用传统手工艺技能作保证。另一方面，得到妥善保护的闽南传统建筑，也成为一些重要非遗项目科研、教育、传承基地。显然，保护文保单位及融为一体的非遗项目，息息相关。文化遗产是[( dylw.NEt) 专业提供专 业论文写作和发表教育论文的服务,欢迎光临]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文保单位的职责首先在于对具有历史、文艺和科学价值的文化遗产得到全面有效保护。同时，很多文保单位，尤其是国家级、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都是当地重要的旅游景点，宣传展示文保单位的非遗项目，使社会大众对文保单位有更深刻的认识，有利于文保单位资源的合理利用，有利于拓展文保单位工作的社会基础，从而进一步做好文保单位的管理工作。
5 结论
文保工作和非遗保护作为文化遗产保护的两个分支，有内在关联性。重视文保单位的非遗因素，全面做好文保单位的记录档案，修缮、建设和宣传、推介，合理利用文物资源，有助于文物保护和非遗保护，有助于进一步丰富文保单位的历史内涵和艺术、科学价值，进一步提升文保单位的职能作用和社会影响力。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