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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聚成合力。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资金及其服务是经济发展的血液。而目前，由于农村金融的困境日益凸显，农村金融服务落后，已经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瓶颈”，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掣肘因素。因此，深化农村金融体制改革，强化“三农”金融服务，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破解的难题。
一、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健康、完整的金融体系对于农村经济的持续发展是不可缺少的。在新农村建设中金融投入是资金投入的主渠道。而现有金融体系在为农村服务中存在以下主要问题：
1．农村金融机构退位，服务功能弱化。由于农村经济货币程度较低，农村金融赖以生存的微观经济基础脆弱，正规金融因农村的比较弱势而选择“自我纠正”，国有商业银行大量退出农村市场，导致农村金融服务覆盖面下降，农村金融出现“空洞化”和边缘化。首先是政策性金融缺位。对农业发展银行实行“独立核算、自主保本经营、企业化管理”与其承担的农村政策性银行的职能存在一定的矛盾。农发行为我国目前唯一的政策性农业金融机构，业务范围太窄，主要负责粮棉油收购、储运等环节的资金提供，农业发展急需的其他贷款业务基本没有涉足，在粮食购销体制改革基本完成后又将面临业务严重萎缩的问题，没有真正起到支持农业开发的作用。其次，农业银行支农功能“边缘化”。随着农行商业化改革的深入，其“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的经营原则与农业生产的“高风险性、分散性、波动性、长期性”向背离，农业银行将农业资金从以农业为主转为以工商业并举，竞争视角从农村转向城市，使得贷款业务逐渐离“农”。再次，农村信用社支农有限。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中占主导地位，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村、农业、农民发展经济的资金需要，较好地支持了农村经济发展，但由于受自身经营规模和经营体制所限，其资金供给总量远远不能满足农村经济发展对资金的需求，存在“农信难为农”的严重问题。
2．信贷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农民很难取得贷款。为防范贷款风险，面对农村贷款规定较为苛刻的条件。大部分农民贷款因提供不出相应的质押、抵押及不动产等担保而与农贷失之交臂；另外，由于农村贷款期限、结构、金额等方面设计与农村资金需求特点不相适应。随着新农村建设的逐渐深入，农业走向产业化、现代化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对资金的需求量较大，周期长，而现实的贷款产品金额偏小，期限一般为1年，与农村经济发展需求信息不对称；此外，浮动贷款利率制度使农民承受能力严重受挫。实行浮动利率制度后，农村信用社在农村金融处于垄断地位，为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贷款一律实行上浮，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农户的利息负担。
3．农村金融服务环境较差，金融生态断裂。由于社会信用环境差，借款人信用观念淡薄，逃废银行债务的现象时有发生，制约了农村金融机构的信贷投入；农村信用体系尚不完善，金融机构考察其财务状况和信贷条件较为困难，同时贷款需求总体缺少有效的担保、抵押，使农业地区需求量大、亟须支持的大额农户、个体公商户贷款、民营企业贷款、小城镇建设贷款、水利建设贷款等难以形成需求。另外，农户信用信息数据库尚未建立，农户信用信息处于零散分布状况。
4．民间借贷缺乏规范，金融风险加大。民间借贷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民贷款难的问题，但良莠不齐，同时，也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和农村金融风险。由于对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的社会监督和正确引导，其风险、隐患日益凸现，由此引发的经济纠纷呈上升态势，间接殃及社会稳定；另外，民间借贷不规范，无借据、合同，缺乏担保，隐蔽性强，给不法分子可乘之机，坑蒙拐骗在所难免，甚至引发刑事案件；民间借贷利率一般高于同档次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风险集中，扰乱了正常的金融秩序。此外，影响金融宏观调控。民间借贷活动在高利率的吸引下，易诱发大量资金以现金形式流出金融机构，加大现金“体外循环”，造成金融信息失真，干扰央行对社会信贷总量的监测。民间借贷投向具有一定的趋利性、盲目性，资金流向与国家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不能配套，使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落实效果不佳。
5．农业保障体系存在许多障碍。农业保险机构运行障碍主要表现有：保险基金规模较小，政策性农业保险与商业性保险项目界定模糊，农业险种划分及其保费标准正在探索中，理赔及风险补偿机制建立滞后，贴农、为农保险制度不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组织规模偏小，经营行为不规范；担保机构与协作银行关系不顺，行业自律以及监管不到位，风险及补赔机制尚不健全。
二、改革提升农村金融服务的建议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要求下，现行农村金融体系需要积极地进行变革和创新，适应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广大农户、乡村企业多样化、多层次金融需求特点，积极构建以合作金融为主体，政策性金融、商业金融和非正规金融有机结合的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适应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需要的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形成有效支持新农村建设的金融合力。
1．构筑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生态环境。要建立起政府主导、横向联动和金融服务“三位一体”农村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机制，并构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综合评价体系，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评价和监测，对农村金融生态环境进行量化考核，并不断健全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基础，优化农村金融生态的外部生存环境。首先，加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良好的信用环境是一种无形资产，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融资成本，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政府和金融机构应健全信用文化，广泛开展诚信宣传，强化农户诚信教育，培育农户的信用道德和信用精神，提高农户的信用素质。政府采用补助的形式开展对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素质和职业技能培训，强化新型农民整体素质。另外，深化农村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产权关系，完善内部治理制度，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使企业真正成为合格的农村市场主体。尽快建设和健全企业和个人的诚信系统，加快诚信立法，实现银行、政府、执法部门间的社会信用信息数据互连互通，提高社会信用信息的共享程度。运用法律、制度、行政和经济手段，健全信息披露制度，规范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资信评估等诚信机构，提升其公信力。建立农村信用的激励和惩戒机制，完善企业市场竞争和退出的公平环境，创造农村金融生态良性发展的诚信环境。其次，转换地方政府职能。政府部门要发挥主导作用。政府要加强对创建金融生态环境工作的领导和协调，指定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整体规划、目标、任务以及切实可行的办法和措施。切实转换服务理念，强化农村服务意识，严格依法行政，提高政务质量和效率。结合当地农村经济金融状况，加快支农金融相关的制度建设，并保证规章制度的完善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以有效保护农村投资者、存款者的合法权利。再次，加大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与支持力度。财政是农村金融生态建设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重要支撑。构筑促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生态环境需要以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为前提，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改善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农业产业环境，投资环境和农村经济的运行质量。加强农村金融生态环境的建设，满足农村金融日益多样化的需求，是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客观要求。农村金融生态比城市金融生态相对脆弱，因此，需要加强国家财政与政策性金融对周期长、资金需求大的项目支持力度。同时，需要积极探索工业反哺农业，促进新农村经济发展的可行途径与制度设计。
2．加快法律制定，为农村金融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农村金融立法应循序渐进，平稳推进。应重点制定农业投资法、农村合作金融法和农业保险法等专门法律，为农村金融体系的运行创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使之有能力和动力进行金融制度创新。首先，制定农业投资法。制定农业投资法，使国家对农业的投入法律化，通过立法规定中央、地方、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对农业的投资比例及相应的责任。另外，农业投资法在法律上要规定对农业贷款实行优惠利率，中央银行对农业银行的再贷款利率和再贴现利率应低于城市的商业银行，以调整其级差收益。同时，建立农业信贷国家财政补贴制，以补偿因低息贷款而造成的损失，走农村金融“以农养农，国家保护”的路子。此外，农业银行在完成上交存款准备金后，多存可以多贷，但必须明确年度农业信贷的结构比例和投入时期。其次，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尽快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及配套的法规，给农村合作金融以应有的法律保护。在农村合作金融法律中，要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产权组织形式、融资渠道、经营机制、管理模式、运营规则、职能作用等做出明确规定。根据农村发展的实际，在资金、利率、税收等政策方面给予农村合作金融组织以优惠政策，并用法律形式予以规范。在立法中应对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性质、经营目标、经营业务、权利义务、与政府的关系等内容做出规定。这样既可以为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改革和发展提供法律的依据、规范和保障，又可以规范农村合作金融市场，为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奠定良好的法律基础。再次，制定农业保险法。加快农业保险的立法，从法律上明确政府、保险人与被保险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政策和财政上予以支持，建立起确保农业持续发展和农村长期稳定的保障机制。在农业保险法中，要明确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和实施方式。扩大农业保险的实施范围，农业保险应包括农作物的耕种、收获后储藏、加工及其运输的保险，农业生产过程中所使用财产的保险，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身保险及各种手工艺和家庭产品的保险等。另外，要明确政府在农业保险中应发挥的作用。进行保费补贴，根据农业保险发展的需要和我国财力，规定保费补贴的参考比率；进行费用补贴，借鉴发达国家发展农业保险的成功经验，由政府对农业保险的经营费用进行补贴。实行某些优惠政策，对农业保险公司及其分支机构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免税，对其经营的商业保险业务则降低税率，对商业保险公司经营的政策性农业保险业务也实行免税；对农业保险的投保人提供贷款担保或对向投保者提供低息农业贷款的金融机构给予利息补贴。另外，要逐步建立多种形式的农业保险组织制度体系。根据我国农业保险发展的实际需要，农业保险的组织形式应多样化，包括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地方性农业保险公司、商业性保险公司、农业保险合作组织等。
3．进一步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完善治理结构和运行机制。首先，创新管理体制。强化内控制度，完善农村信用社经营机制。树立以改革和效益为中心的经营管理价值观，构建起涵盖农村信用社各部门、各岗位以及每个员工的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完善目标考核、真正使经营管理规范化、制度化，增强其经营管理的安全性、流动性和盈利性。同时要确保管理的有效性。其次，进一步改革产权制度。强化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和经营机制的转换。强化内部约束和激励机制，有效地转换经营机制，加大责任追究力度，提高内控执行效果；强化增资扩股工作，确保信息的透明度和操作的合规合法性，逐步优化股权结构。再次，完善治理结构。在治理结构选择上，要坚持所有者控制原则及效率管理和监督原则。要做到入股农民是农村信用社的所用者和控制者，形成信用社和入股农民的命运和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制度和体制安排，创造出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运行机制。在组织内部结构机制安排上，既要相互统一，又要相互制衡。根据现代企业治理结构的要求，农村信用社必须坚持所有者的利益主体和他的风险主体是一致的，而在治理上和管理上也应由他们做到自我管理、自我约束和自我监督。最后，加强风险防范。努力扩充资本金。资本充足率提高了，农村信用社抵御风险的能力自然就增强了。同时，农村信用社应抓住改革的机遇，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改善自身经营，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加大宣传力度，树立良好形象，做好服务，强化信用社与社员的联系，使入股社员得到实惠，提高人们的入股积极性。努力实施多元化战略。农村信用社的经营业务应该多样化，资金的投放领域和投放对象应该广泛化。提高信贷质量。农村信用社要提高信贷人员的素质，增强其风险意识；严格信贷审查，加强信贷管理，及时催收贷款。
4．建立多层次的农村金融体系，培育农村金融市场竞争机制。应构建一个商业性金融、合作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和民间金融相结合的竞争性农村金融市场。首先，拓宽政策性金融的业务范围。作为目前唯一的农业政策性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应逐步向综合型政策性银行转变，满足不能通过竞争性金融活动而获得满足的农村金融需求。农业发展银行应当健全和完善政策性金融服务功能，继续支持国家粮油储备体系建设，履行为粮棉油收购资金供应和管理等政策性业务。在业务拓展上，农发行在目前基础上调整充实业务范围，积极开办粮油产业化经营贷款、重新对农业发展银行进行市场定位，进一步调整农业发展银行信贷结构，逐步将支持重点由农产品流通领域转向农业生产领域，使其成为支持农村发展的综合型政策性银行。同时要拓宽业务覆盖面。通过增设基层网点、接收部分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网点或接收部分基层国有商业银行网点作为自己的分支机构，增强服务农业的能力。另外，逐步开办扶贫开发项目贷款、农业综合开发贷款、农村基本建设和技术改造贷款业务；通过发行农业金融债券和建立农业发展基金，拓宽筹资渠道。此外，建立农村政策性保险业务，鉴于商业农业保险尚缺乏市场基础，建议在政策推动下争取成立地方性的，以政策为依托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公司。建议建立国家和省两级农业保险发展基金，在财政补贴之外，支付农民的保费补贴和农业保险部门的超额赔款补贴，通过政府补贴或委托的方式，鼓励商业性保险公司进入农业保险市场，为农业保险提供再保险支持。其次，大力发展面向广大农户的合作金融组织。合作金融机构因自身制度设计的特点，使得为社员服务方面具有交易成本低、效率高的内在优势，在农村金融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应大力发展面向广大农户的合作金融组织。如由农户自愿发起的资金互助组织，这种资金互助组织应是真正意义的合作制组织，社员之间互相监督，社员代表参与合作社决策，建立社员大会控制下的法人治理机构，有效建立其自我约束和自担风险的经营机制。再次，逐步规范和引导民间金融。民间金融具有信息成本低、利率弹性大、服务态度好等优点，适度、健康的发展对于活跃民间投资，促进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作用。要通过经济手段而非行政手段来解决民间金融所存在的问题，并逐步使之规范化和制度化，充分利用传统的信用资源来培育和发展民间金融主体，使金融产业逐步走向多元化和市场化。国家应尽快制定民间金融相关的法规和管理办法，加强政策引导，规范民间金融行为，降低市场准入门槛，使之合法化、公开化。同时，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根据市场化的原则，发展以不吸收公众存款的私营、股份、合作制的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条件成熟时可由监管部门实行备案制管理，设立民营银行，提高民间金融的组织化、规范化水平，更好为“三农”服务。
5．建立有效的农村资金回流机制。首先，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和调整县级金融服务功能。国有商业银行要合理设置县域机构，取消单纯吸储的银行营业网点。商业银行可以适度调低系统内上存资金的比例和利率，以减少和解决农村资金流向城市、农业资金流向非农业、经济落后地区资金流向经济发达地区这个资金盈缺布局不均衡、两极分化越拉越大的问题。同时，也可以适度“放权”，给予或扩大对基层行的资金授权授信额度和新增贷款的审批权限。其次，调整、完善农村邮政储蓄的功能，以改变邮政储蓄造成农村资金外流的局面。国家应制订相应的政策，政储蓄资金管理办法，必须对现有邮政储蓄制度进行改革。将县以下邮政储蓄吸收的存款，通过人民银行全额用于增加对农村金融机构的再贷款，并将此作为一项制度稳定下来。另外，降低邮政储蓄新增存款转存中央银行利率。此外，按照机构企业化方向改革邮政储蓄机构，推进邮政储蓄银行网络的建立，并设立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部门，面向“三农”开展业务；通过与农村金融机构开展业务合作，进一步加大邮储资金支农力度，提高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满足度。再次，对支农再贷款要进行财政贴息，引导资金进入农村。不论在地方一级还是在国家一级，财政支农资金和信贷资金都缺乏衔接和配合，国家和地方财政可将支农资金给予财政贴息，以引导信用社和农业银行加大农业投入，降低农民的贷款成本。
6．建立和完善风险分散和补偿机制。首先，建立农村信贷保险制度。积极开发农业贷款损失补偿保险品种，对商业性保险公司按照农业保险的业务比重给予相应的保费补贴及免交涉农业保险营业税等优惠政策。其次，加快农业保险制度建设，把农业保险纳入农业经济发展的总体规划，考虑组建政策农业保险机构，或者委托政策性银行开办农业保险业务，政府可以对参加保险的农户实行保费补贴，引导农民参保意识；也可以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开办业务，鼓励农村金融机构农业保险业务。也可以通过财政、税收、金融、再保险等经济手段支持和促进农业保险发展。再次，建立信用担保补偿机制。政府要建立信用担保补偿基金，，每年按照一定比例补充当年基金并牵头组建符合农村需求的评估担保机构，设立由财政、企业、农村金融机构出资的信用担保基金，发展农村互助担保组织。建立区域性信用再担保机构，以分散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最后，建立有效的存款保险机制。消除政府承担隐性担保的责任，有利于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为稳定金融体系提供事后补救措施，也有助于农村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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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满足国家建设需要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提高电力服务水平是电力现代化、国家现代化的具体要求。电力服务水平提升,有助于农民生活正常用电、有助于农业产业发展、有助于农田灌溉。
1.2满足社会发展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城市的各个产业已经趋于饱和,各类企业或个人将目光瞄向农村,农村凭借其地域位置优势开始成为了各行业重点投资的对象。投资可以加快农村发展,是农民致富的捷径,但任何建设都离不开电能的可靠供应,所以提升农村电力服务水平是维持农村建设的前提要求。
1.3满足行业改革要求供电企业的主要任务是保持供电的可靠性,能够维持正常的供电。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企业数目与日俱增,而且许多企业由城市转移至农村,这就带来了农村电力的巨大需求。所以电力企业必须进行内部改革创新,适应电力市场发展的需要。
1.4满足农民生活要求电力行业发展关系到人们日常生活,尤其对农村影响巨大。在夏季到来以后,城市用电量急剧增长,国家电网为了保证城市正常供电,会对农村实施限电措施,这样严重影响了农民的正常生活。如果电力企业适时调整服务项目或增加新的服务内容,就有可能在不影响城市供电的前提下,保证农民的日常用电质量。
2提升农电服务水平的具体措施
2.1加强领导,夯实新农村电气化建设基础为了推进新农村电气化这一惠民工程,必须与政府相关部门进行有效沟通与协调,把新农村电气化纳入到经济建设规划中来,在相关部门配合下,各部门组织专门的工作小组,并在每个电气化乡、每个电气化村成立了由乡、村主要领导参加的乡、村级用电协调组,形成了三级联动、协调一致的工作网络,为新农村电网规划、用电管理、安全管理、电力设施保护等工作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形成了建设合力。在这个前提下,农村电力服务本着“总体布局、示范先行”的原则,坚持农电改革,保证家电服务跟上社会发展的步伐,明确远景目标与规划,制定工作方案,为推进项目整体建设提供保障。
2.2政府方面要提供更多的支持政策对农村电力服务这一总体目标,单纯靠电力企业还是势单力薄,必须在国家大方针的指引下才能改善民生。在新农村电力服务的建设中,地方政府要因地制宜的切合自身实际情况进行政策和规划的制定,设立行之有效的保障制度,对积极改善农村用电环境的电力企业予以奖励,对来回扯皮、未付诸行动的给予处罚,从而为提升农村电力服务保驾护航。
2.3改变观念,强化管理电力企业要不断改变思想观念,树立全新的服务形象。电力企业工作人员必须改变以往的对农村电力漠不关心的态度,首先,要把阳光服务送到农村,要懂得换位思考,想农民之所想,帮农民解决用电问题,始终以“人民电业为人民”的服务理念为宗旨,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其次,要加强农村用电管理。供电效率不高的最大原因是电力线路老化、电力设备陈旧不堪,所以应尽快完成农村电力设备的改造工作,为农村电力服务水平提升奠定物质基础。同时,还要向农村派遣专业高效的服务团队,对已有工作人员进行专业培训,实行岗位绩效制度,改变旧的懒散作风。实行岗位竞聘制,让有技术、道德素质良好的人才进入到基层,在出现电力事故时,能够快速组织调查服务小组,快速排除故障隐患,给农民以最好的用电质量。根据时间段和用电量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建立用电应急预案,确保广大村民正常的用电需求。最后,对于电力项目建设,要做好前期的考察工作,掌握适度原则。我国农村众多,不同地域有不同的发电方式,而电力项目建设一定要慎重考虑,确保是在保护当地人文生态的基础上进行。对占用村民土地的,一定要做好拆迁和善后工作,让农民感受到的是服务而不是强迫。
2.4做好宣传工作,争取广大村民的积极配合广大的农村群众是农村优质电力的受益者,为了更好地提升农村电力服务质量,电力企业要做好宣传工作,认真贯彻国家的方针政策,把与电力相关的一些信息传递给村民,让他们对相关政策有更多了解,进而促进电力服务工作,提高农民的服务满意度。宣传形式多种多样,可以安排工作人员定期对每个农村进行电力知识的讲解,也可以与村委会协商,建立电力信息宣传栏,定期更新栏目内容。另外,多与村民进行面对面沟通,争取村民的配合与支持,给予充分理解和体谅,形成互惠双赢的局面。
2.5建立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系统电力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要更新电力设备,提升工作人员素质,还要建立起以农民需求为中心的服务系统。为农民提供专门的农电服务窗口,改善服务环境;通过95598接受农民的咨询、故障报修、投诉建议等业务;建立快速故障反应机制,实施全天候抢修服务,使故障能够在最短时间内得以解决;简化业务流程,加快报装速度。
2.主要做法
1.2发展期(1965年～1979年)1965年,在同志“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号召下,全国农村短期速成培训了一大批半农半医的农村卫生人员(“赤脚医生”),成为当时重要的农村初级卫生保健服务队伍。同时,合作医疗也得到较大发展。保健站、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成为当时农村卫生工作的“三大法宝”。
1.3变革期(1979年～)1979年经济体制改革,农村实行“”,以集体经济为依托的农村三级预防保健网受到很大冲击。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一度极度薄弱甚至空白。20世纪80年代以后,针对农村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各级政府纷纷研究制定了适应形势发展的卫生政策,积极进行各种卫生服务形式的探索和实践。
2农村公共卫生服务现状
2.1农村卫生服务模式
各地探索并尝试了多种形式的农村卫生服务模式,主要有下列几种。
(1)医防合一:医疗、预防及保健均由乡镇卫生院承担,同时承担同级政府部门委托的部分行政管理职能,经济独立核算。这种模式经费由政府全额或差额拨款,统筹利用乡镇卫生资源,减少了成本,大部分地区目前仍在沿用。但由于拨款不足,出于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乡镇卫生院往往重医轻防,重经济效益轻社会效益,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2)医防分设:将预防保健工作从卫生院分离出来,单独成立防保所或卫生服务中心(站),承担卫生保健、委托的卫生监督等任务。如江苏省的南通、扬州、宿迁等部分地区及昆山市即采用这种模式[1]由于有专门的机构、经费和人员,职能定位明确,经费专款专用,预防保健服务得到了保证。但独立的防保机构在组织协调社会各部门合作方面处于弱势,一些公共卫生中的社会性工作难以有效落实。
(3)依院设所,相对独立:这是对医防合一模式的改革,即“一套班子、两块牌子”。防保所在行政上和经济上接受卫生院管理,财政上实行定额补助,独立核算。承担辖区的预防保健和公共卫生服务工作。这种模式强化了防保工作,“以医养防”转化为“以医补防”,有利于促进医疗与防保协调发展。但医、防在一个院内,人员分工与利益分配的矛盾难以避免,防保工作的开展很大程度上取决与分管领导的重视程度。
(4)县乡垂直管理:由县卫生局或县级预防保健机构选定人员派驻乡卫生院,或在乡镇设立派出机构,长年从事乡、村防保工作,工作经费、工资报酬由卫生局拨付,形成上下垂直管理的卫生服务系统。据张子平调查,重庆市荣昌县、上海市崇明县、宁夏平罗县等采用这种模式[2],加强了上下联系,提高了预防保健工作效率。但由于条块分隔,在业务管理和部门间的统筹协调方面有难度。
(5)政府购买:这是由符合条件的公办或私营医疗机构提供预防保健服务,政府依据其卫生服务的考核情况实行购买服务。这种模式引入了市场竞争机制,有助于在农村有限的卫生资源下,促进农村卫生服务的高质量和广覆盖。目前,全国仅浙江省和江苏省通过此模式全面开展农村基本公共卫生服务[3]。
2.2农村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
(1)投入不足:近几年政府对卫生投入的总量较以前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相对于整体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农村人群卫生保健需求的增加,仍显严重不足,公共卫生投入甚至有下降趋势。据有关统计,1998年政府对卫生事业投入587.2亿元,用于农村的92.5亿元,仅占15.9%;而卫生事业费中公共卫生的投入比例由1990年的19%下降到1995年的12%[4]。[]
(2)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松散: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村卫生管理体制发生很大变革。市场经济的介入使三级保健网络间的协作关系变得松散和转为无序竞争,出现网底破裂(村卫生室解体)、网中不稳(乡镇卫生院改制)、龙头(县级医疗卫生机构)作用削弱的状况,防保工作难以落实。
(3)卫生资源配置和利用不平衡: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发达地区,乡镇卫生院重复设置,设备闲置等浪费现象突出;而经济落后地区,乡镇卫生院发展相对滞后,人才匮乏,基础设施和医疗设备落后,不能满足农村人群的卫生服务需求。据卫生部有关数据,全国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其中30%又集中在大医院。而每年到大医院就诊的人群有80%左右是在基层医院即可解决的常见病、多发病。
(4)卫生服务重医轻防:由于政府投入不足,补偿机制不健全,乡镇卫生院不得不“以药补医”,“以医补防”,县级防保机构主要精力也用于开展有偿服务,医、防功能混乱。加上农村卫生服务缺乏有效的监督考核机制,疾病控制工作严重滑坡。
(5)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削弱,以集体公益金为基础的合作医疗受到冲击,农民医疗保健制度基本陷于瘫痪甚至瓦解。据第三次国家卫生服务调查,2003年,尚有79%的农村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38.6%的农村居民因经济困难生病而未就诊,应住院而未住院的农村居民占75.4%[5]。
3建设农村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思考和建议
3.1明确政府的公共卫生服务职责
实践证明,将卫生服务工作全面推向市场并不明智。各级政府应明确职责,加强领导,增加卫生经费投入,尤其要加大对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以促进公平、提高效率为原则,严格按相关标准强化农村卫生基础建设和人力资源配置,健全农村卫生服务网络。
3.2实行多元化卫生服务,健全考核评估制度
依照“农村卫生机构要以公有制为主导,鼓励多种经济成份卫生机构的发展”的精神,有效利用农村有限的卫生资源,尝试将多种经济体制的卫生机构列为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者,实行政府购买,探索多元化的卫生服务形式。同时应健全卫生服务评估机制,统一规范,制定标准,严格落实考核评估制度,推动公共卫生服务的良性竞争。
3.3完善法制,建立资质认证和准入制度
针对我国卫生事业发展形势,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体系,推行卫生服务的法制化管理。对农村卫生机构应建立和完善卫生服务机构资质认证制度,如建立专业人员、技术运用、大型设备、基础设施等卫生服务要素的准入标准,从制度上规范卫生服务机构的筹建、设备设置、质量控制和技术标准等,促进卫生绩效的提高。
3.4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医疗保障,健全农民医疗保障体系
结合各地的实际情况,积极探索新的农村医疗保障方式,如开展商业医疗保险、城乡统筹公费医疗、企业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等,以充实农村医疗保障体系。对试点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应及时调整并加以改进,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农民的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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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夏碧玉,汪建林.浙江省淳安县农村公共卫生服务试点工作的实践与体会[J].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2006,26(7):16.
公共服务是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包括加强城乡公共设施建设,发展社会就业、社会保障服务和教育、科技、文化、卫生等公共事业,公共信息等,为社会公众生活和参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活动提供保障和创造条件,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1]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农村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
从整体来看,陕西省公民享受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务还处于低水平和不均衡的状态,最突出的问题是农村公共服务严重短缺,供给结构不合理,城乡分配不均。陕西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之所以落后,核心原因就在于公共服务不到位,公共服务体制不完善、不健全。加强农村公共服务理论研究,为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事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迫在眉睫。
从目前研究的总体情况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服务在数量分析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大多都是从微观和宏观的角度来分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计量分析,大多是进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正是基于上述的发展背景,并鉴于农村公共服务的极端重要性,笔者在大量借鉴诸多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这对于认识和改善陕西省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现状,促进陕西农村经济发展,制定科学的经济评价指标及合理的政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国内关于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现正成为学界和政界研究的热点和焦点。李燕凌和李立清(2005)从公共支出角度,分析了教育、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文化事业等多个方面中国城乡公共服务存在的客观差距,并从提高中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要求出发,提出了加强和改善农村公共服务的政策建议。[2]苏时鹏和张春霞(2006)以福建为例,在分析了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与差距的基础上,认为差距产生的原因除了农村公共服务自身的公共性与无形性外,更为关键的是政府体制因素,并从城乡经济社会系统的角度提出建设公共服务的体系构想。[3]王小林等(2003)在考察了西方公共服务制度的安排后,对我国农村公共服务的现状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革意见:政府在农村改革服务中的主要角色是安排者,其职责是制定好的政策;农民在农村改革服务中主要角色是消费者,其关键是形成畅通的需求表达机制;多重主体都可成为农村改革服务的生产者,其关键是建立有效的激励监督机制。[4]在实证分析中,彭代彦的计量分析表明,乡村道路建设和农村医疗卫生设施在降低农业生产支出和增加农民收入方面具有显著作用,而农业科研和科技推广服务却起到相反的作用。[5]
一、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分析
目前,我国对农村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才刚刚起步。农村公共服务得以成为理论研究的重点和热点问题,是适应了进入新世纪后解决“三农”问题的需要。农村公共服务是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状况、建设和谐社会的基础条件,能够有力地促进农村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因此,公共服务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对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有极强的带动作用。它不仅能够通过对农业生产成本、生产效率及组织形式的影响,直接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而且为农村非农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物质技术条件,能够直接或间接增加农民收入,减轻农村贫困,提高农村社会福利水平。
(一)公共服务与农村生产的关系分析
大量的研究表明,公共服务能够提高生产效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在农业生产方面,以农村道路、农田水利、农村交通运输等为代表的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对促进农业增长有显著的影响,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增强农业抵抗自然风险和经济风险的能力,而且能够促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产业化、市场化和一体化发展。如农村道路建设能够缩短农业生产者与市场之间的距离,减少农产品进入市场的时间,降低人流与物流的成本,从而促进农业经济的增长。交通条件的改善可以使农业生产者更容易进入市场,诱使其更多地使用商品性投入,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促进经济作物的专业化。在非农业生产方面,农村道路、交通和科技信息设施通过扩大市场范围,提升交换能力,能增加产品需求量,并促使需求多样化和需求结构的变动,为非农产业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空间。
(二)公共服务与农民增收的关系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生产生活改善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发展农业生产、增加农民收入、拉动经济增长的结合点,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环节,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物质基础,更是农民增收必不可少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对农民增收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农村公共服务中的农村基础设施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直接增加农民的农业收入;(2)农村信息设施、农村道路、能源等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能促进非农产业的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获得其他公共服务的机会以及非农就业的机会,增加农民的非农业收入;(3)农村公共服务的改善可以在农民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大幅度提高农民的购买能力;(4)农村公共服务建设项目本身能够直接增加农民收入。诸如信息通讯条件的改善可以增加农民的生产信息,提高农民的生产和投资决策能力,直接增加农民收入;提供有针对性的职业教育培训、劳务信息等公共服务可以有效地促进农村劳务经济的发展,形成促进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最终增加农民收入。
(三)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分析
农村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大量研究已经表明,农村公共服务能显著的提高农村经济的发展效率,极大地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农村基础教育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它可以从根本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农村公共信息与科技服务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村生产生活的成本与风险,增加农业产出,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村文体娱乐公共服务能够丰富农村居民生活内容和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与水平,促进农村居民的全面发展和进步与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
二、分析方法与数据、变量和模型
(一)分析方法
从现有的研究来看,对农村公共服务的研究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研究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影响的多,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求对经济发展影响的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供给问题的多,研究农村公共服务需求的少;研究农村公共服务“一般性”的多,研究地方特征的农村公共服务少;定性的抽象理论研究多,定量实证研究的少。[6]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学者对农村公共服务进行计量分析,大多是进行定性分析,很少有人把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因此,笔者运用计量分析方法实证研究了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虽然现有研究探讨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和农民收入的影响较多,较少涉及其对非农经济的影响;但在实践中,农村地区非农经济的发展在推动农民脱贫、农业工业化和农村城镇化上发挥了支撑性的作用,因此,笔者把农村公共服务对非农经济的影响纳入到研究范围内。
笔者依据农村公共服务历史统计数据,实证分析农村道路、电力、教育、农业水利等具有代表性的公共服务与陕西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之间的内在关系,测算各类公共服务在农村经济发展各方面的作用效果,从而为陕西制定农村公共服务政策提供科学合理的依据。
(二)数据、变量和模型
1.样本数据的选择。数据来自于相关年度的《陕西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乡镇统计年鉴》。收集的数据期限为1985-2006年年度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
2.变量的定义。按照理论模型的要求并考虑数据的可获得性,所用的统计指标主要有农业生产总值、乡镇企业总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农村教育投入、道路长度、农业水利投入(有效灌溉面积)、农村用电量等。
3.模型的选择和建立。建立模型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函数形式,因此对函数形式进行了适当的选择。常用的生产函数模型有柯布-道格拉斯(C-D)生产函数,替代弹性恒等(CES)生产函数及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等。其中超越对数最为灵活,但它只是一个近似的生产函数,十多年前不少学者对超越对数生产函数的性质提出了质疑(Chambers,1988;PollakandWales,1992)。替代弹性恒等(CES)函数的标准型是非线性的,在估算上有很大的困难,而且CES的近似型又不能很好地用来量化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作用。因此,在对三种生产函数模型进行比较和对样本数据进行初步分析后,笔者选用双对数Cobb-Douglas生产函数模型对公共服务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关系进行实证分析。模型如下:
LnY=β0+β1LnX1+β2LnX2+β3LnX3+μ
在模型中,被解释变量Y分别表示农业总产值、非农产值和农民人均纯收入三个变量;解释变量X1、X2、X3是对应于Y而用于进行分析的各类公共服务;μ是随机误差项;β0、β1、β2、β3是待估计的回归系数,其中β1、β2、β3是弹性系数,分别反映了各类公共服务对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同影响程度。
三、计量结果与分析
运用Eviews统计软件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计量结果和分析如下:
(一)农村公共服务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AY=-10.085+1.508Ln(EDU)+1.065Ln(ROAD)+1.379Ln(WATER)(1)
(-5.521)(2.285)(3.154)(5.394)
AdjR2=0.773F=24.77
回归式(1)测算了公共服务对农业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805,调整后的R2=0.773,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三个回归系数均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农村教育、道路、水利设施在陕西农业生产增长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尤以农村教育的作用最为突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道路和农业水利投入每增加1%,农业总产值分别增加1.508%、1.065%和1.379%。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农业生产增长中,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二)农村公共服务与非农生产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NY=8.135+1.597Ln(EDU)+1.442Ln(ELEC)+0.313Ln(INFR)(2)
(1.140)(3.133)(1.362)(2.025)
AdjR2=0.938F=106.164
回归式(2)测算了公共服务对非农生产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9465,调整后的R2=0.938,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EDU的回归系数通过1%的显著性检验,ELEC的回归系数通过20%的显著性检验,INFR的回归系数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通讯设施在陕西农村非农生产增长中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其中同样尤以农村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用电量和通讯设施投入每增加1%,乡镇企业总产值分别增加1.597%、1.442%和0.313%。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非农生产增长中,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三)农村公共服务与农民收入关系的计量结果与分析
LnNI=8.125+0.775Ln(EDU)+0.763Ln(ELEC)+0.155Ln(INFR)(3)
(3.241)(2.085)(4.262)(2.852)
AdjR2=0.966F=199.6
回归式(3)测算了公共服务对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影响程度。从回归效果看,方程总体显著性较好,拟和优度较高,R2=0.971,调整后的R2=0.966,说明模型的整体解释能力较强。EDU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ELEC和INFR的回归系数均在2%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通讯设施在陕西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与前两项估计结果一致,农村教育的弹性系数仍居首位,但解释能力有所降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村教育、农村用电量和通讯设施投入每增加1%,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提高0.775%、0.763%和0.155%。三类公共服务的产出弹性之和仍大于1,说明农村公共服务在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存在规模经济效益。
四、主要结论与建议
1.运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公共服务与农村经济发展三方面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农村教育、电力、道路、水利和通讯设施建设水平对陕西省农业生产、非农生产以及农民人均纯收入均具有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并且农村公共服务在农业生产、非农生产增长和农民人均纯收入提高上都发挥了显著的规模经济效益。因此陕西省应继续加大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投资力度,以带动陕西省农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2.在所分析的五类公共服务中,教育的作用最为显著,这为陕西省合理调整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发展政策指明了方向。长期以来,陕西省的农村发展资金极其有限,但更多的是重视与农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的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建设,追求投资的短期效益,忽略了具有长期效益的教育等设施的发展,导致陕西省农村人力资本积累不足、经济发展受到严重制约。计量分析结果表明教育在农村经济发展中有突出作用,因此陕西省应重点加大对教育设施的投入力度,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各种技能,充分发挥教育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
3.除教育设施外,农业水利设施比道路设施在农业生产的作用更显著;农村电力设施比通讯设施在非农生产和农民收入中的作用更显著。因此陕西省的各个农村应根据各自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合理选择资金投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有重点、分阶段地进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首先解决农民生产生活最急需的公共服务,促进陕西省农村经济持续增长和良性运转,保证农村社会的发展和稳定。
参考文献:
[1].牢固树立和认真落实科学发展观[N].人民日报,2004-03-30.
[2]李燕凌,李立清.中国农村公共服务现状分析与政策建议[J].湖南农业大学学报,2005(10).
[3]苏时鹏,张春霞.农村公共服务的差距分析与体系建构——以福建为例[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2006(1).
1.1.1居民取款不方便，农村现金流量加大随着商业银行的系列改革，他们关注的重点对象也发生改变，不仅没有对农村的更大投入，反而是对农村“弃之不理”，继续向着发达城市和大企业前进，对农村信贷和业务缩减职能等.可由于金融网点局限，农民存款很不方便，很难和新农村建设中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保持一致.还有金融机构网点撤并，服务已经达不到现在农民的需求，这样会使农民失去对金融机构的信心，也给银行对于市场现金流量的掌握带来不利影响.
1.1.2现代化水平低，信用社吸纳资金能力不强，农村资金利用率下降农村金融机构提供的还是基本的服务，缺乏一个发展的服务观念，以至于农村经济结构和农村服务步伐不一致，电子的货币在农村基本行不通.时代在发展，农村亦是如此，不能还是一沉不变，这才是我们今天提出的创新农村金融服务体系的目的所在，要以发展的眼光去对待发展中的农村.
1.1.3利率走高，服务区域相对缩小，农民贷款难问题突出如今的金融贷款定价机制还没有真正落实，由于各个地区、各个产业的差异，农村的信用社发放贷款的利率都是一样的，这样无法正常发挥利率杠杆的作用，对于困难户还本付息还是有一定的难度，贷款风险趋于集中.
1.1.4农民了解金融政策途径有限对于金融知识方面的不够了解，直接影响农民在金融方面的消费，这个也是农村金融消费不足的原因之一.
1.2新农村建设对我国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创新要求
建设新农村对农村金融服务体系也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更高的质量，原有的金融服务体系已经不适合新农村建设，根据实际的情况去改变和创新是必要的.
1.2.1资金需求量更加巨大农村资金的投入主要来源于农村金融机构，只有少部分是公共财物提供的，如果还按照以前的比例去投入农村，这个是不切合实际情况的，肯定是不够的.
1.2.2服务方式更加多样化农民手里的资金多了，处理的样式就丰富了.而一些地区还存在金融机构的撤并现象，现有的金融机构和邮政储蓄没有什么俩样.资金的使用多样，客观上要求金融服务的品种丰富、手段多样，服务方便快捷，目前的金融服务还达不到新农村建设的要求.
1.2.3中西部金融服务需求更加突出国家提出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是为了协调东、中、西部的发展,中西部在政府的关注和自身的努力下经济也持续走高.在这样的情况下，出现了金融资源不足，金融网点不足，竞争力不足，整体金融服务水平低下，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是迫在眉睫.
2创新新农村建设中金融服务体系的思考
2.1新农村建设中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我国地位及发展趋势近年农村呈现银行运行良好、农村金融需要得到满足的现象，农村有了适度的竞争，市场逐渐被打开，农村金融正在向一个高水平的金融服务过渡.虽然农村金融资源稀缺，但是覆盖率和服务的有效性还是获得普遍的认可和信任，有着广大的群众基础.随着农村金融服务知识的宣传和熏陶，高覆盖率的金融服务网点和基础服务将遍布全农村.农村金融贷款的风险和收益不同于城市，如果风险得不到控制，农村金融服务将无法持续运行.加之风险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农村金融业务也会稳步发展.
2.2创新新农村建设中金融服务体系的建议
2.2.1制定专门法律，营造法治农村氛围首先，制定农业投资法，通过立法使国家及地方的经济组织对于农村投入的负责，不再具有盲目性.其次，制定农村合作金融法.通过对其他国家经验的吸取，农村合作金融法的制定将是服务“三农”的长期有效措施.最后，制定农业保险法.只有保障农民的收入才能是新农村建设长期的进行.
2.2.2发挥政府政策保护性作用，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政府通过立法方式和政策指引，让商业银行创新金融服务业务，增加对农村金融资金供给，更好的适应融农村金融市场，从而有效融入.
2．农户是农村金融风险的主体。由于农业的弱势性和高风险性，决定了对农业投资具有风险大、成本高、收益少、资金周转慢等特点，加之农村城镇化水平严重滞后和农村市场信息的不充分，使得农村地区的盈利性投资十分稀缺。
3．村级债务问题严重。二十世纪90年代后期，随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行，农业税附加和农业特产税附加，收入大幅度减少，盈利下降，进一步导致偿债能力下降，债务问题突显，债务问题己经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影响农村金融稳定发展的重要诱因。按照农业部2006年上半年的抽样调查，全国村级债务估计有4000亿元。直接影响了农村经济的健康发展。基层政府组织融资能力有限，必然严重干扰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这样，规模庞大的村级债务仅靠自身财力很难消化，大多数村委会采取挤占、挪用或摊派等方式用于借新还旧，势必影响上级财政对地方经济建设的正常投入。
4．农户之间借贷平凡影响金现有融体系发展。目前我国的农村金融体系十分脆弱,，农村金融服务的成本大、收益小,商业化的追求使得国有银行的营业机构纷纷退出农村金融领域。特别是经济不发达的农村地区就成了金融机构不愿光顾的空白地带。而且，民间信用和融资多种多样，如担保抵押借贷、民间票据贴现、各种协会和互助会等。而正规金融机构组织体系不健全，农村资金外流严重，金融服务供给不足。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和方式远远不能满足农户生产和生活对资金的需要，农户不得不到民间金融市场去获取。但民间借贷多数还是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圈内，大多数的借款多是无息或低息的。主要以小额应急的借款为主，用于经商和农业投放的大额借款占了一定比例。事实上，农户之间的相互借贷非常普遍，较少从信用社(银行)获得借款。
二、发展农村金融服务的新思路
1．重建农村金融机构。在长期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中，通过分工合作所形成具有一定结构特征，执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动态平衡系统。而农村经济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自身内在的动力，因为它能够通过农户之间的互不吃亏的交易推导出一个稳定的制度结构，并供应可使交易费用更为节约的制度化的规则。所以，应进行农村金融体系自我平衡机制的建设。
2．创新农村金融产品。农村金融创新包括技术创新、工具创新和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主要指通过农村金融营业网点电脑及附属设备的更新换代，提高运行效率。工具创新指在技术创新基础上，全面开通省辖电子联行业务，推进信用卡业务，丰富中间业务品种，以便提供便利的金融服务。创新多样化贷款产品如开办助学、养老、建房、大病统筹、家用电器购买、特色农业、观光旅游农业、“农家乐”、生态农业等，要根据农业资金需求多样化的特点，科学细分市场，适时加大贷款新产品开发力度，制订农户贷款管理办法，改进创新农户贷款担保方式，即在推广完善农户联保、钱物结合、农户授信、小额贷款证等。
3．满足农户小额信贷的金融需求。鼓励商业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利用农信社的网络系统，开展对农信社的批发金融和委托服务等业务，引导资金回流农村。积极探索政策性金融机构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结合模式，促进农村小额信贷发展。农村金融需求一般主要包括存款需求、贷款需求、金融投资需求、中间业务需求和保险需求等。新农村建设创造了巨大的有效金融需求市场。农民对突发支付性需求的低应对能力、农业的低风险抵抗能力、农业生产的季节性、增加非传统农业收入需要的资金投入，都决定了农民对贷款的迫切需求。调查发现需要贷款的农户占调查总户数的63.8%；贷款需求的最低数额为20元，最高数额为500万元，一般需求为10000元左右。因此，与农业弱势产业和家庭经营规模的小型化有直接联系，所产生的借贷需求具有明显的小额性。同时，收入低和抵押品的缺乏导致农民贷款需求不能很好地得到满足。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三省区在信息服务总体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程度、服务体系和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三省区各级政府部门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建设，提供了不同力度的政策保障和资金支持。山东省，2007年由山东省信息产业厅牵头，组织协调山东网通、山东邮政、大众报业、微软公司、英特尔公司、海尔集团共同合作建设山东农村信息服务体系；湖北省，2007年湖北省委办公厅、省政府办公厅下发了《2006-2020年湖北省信息化发展战略》的通知；2009年湖北省农业厅下发了《湖北省农业厅关于推进农业信息化建设的意见》。同年底，湖北电信还启动了农村信息化乡镇建设专项行动。计划用5年的时间，累计投资1．5亿元，建设农村通信基础网络和宽带网络，提升农村网络覆盖能力和综合信息服务水平；宁夏回族自治区，2006年自治区人民政府下发了《关于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信息化建设的意见》，2008年又出台了《2009－2012年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信息化建设规划与实施方案》等，指导和保障了宁夏农村信息化建设的顺利进行。2．1．2经济社会环境差异农村信息服务的发展，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农村信息服务是否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民的收入是否得到了提高。中国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农民收入水平存在着差异，因此各地对信息服务投入的力度和用户的消费能力也各不相同。山东、湖北和宁夏分别位于中国不同的地区，各省的社会经济发展条件和发展水平各异。山东省地处东部沿海，属于经济较发达地区，农业总产值连续多年位居全国第一。2009年该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达到5395元，农村信息化发展的经济基础较好；湖北省地处中部地区，属于中部崛起的中等发达地区，省内有江汉平原和鄂北岗地两大农业基地，2009年该省农村居民平均消费水平为4137元，农村经济发展较快；而宁夏回族自治区位于中国西部地区，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信息不畅已成为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总体经济发展落后于山东和湖北两省，2009年全区农村居民消费水平只有3432元。据统计数据显示，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6118．77元，湖北省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5035．26元，宁夏回族自治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4048．33元［2］。可以看出，山东和湖北两省农村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均较宁夏稍高，因此，山东、湖北地区农村信息服务建设和推广较宁夏相对容易，普及效果也更好。2．1．3教育文化环境差异教育文化发展程度对农户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有一定影响。农村信息化建设是一个覆盖多业务类型的系统，不仅包括农业信息化，还覆盖农村教育信息化、文化信息资源共享等。农民的受教育程度和知识文化水平直接影响着用户获取信息的意识和信息获取的能力。2010年，山东省小学适龄人口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初中入学率保持在98％以上，残疾儿童入学率达到95％以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全省将建设800所左右的高中和中职学校；湖北省属全国科技与教育发达地区，科技进步指数排名全国第11位，居中部6省之冠，高等教育水平位居全国前列。该省2007年率先在全省范围内实现了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校校通”。2010年实现农村地区免费义务教育；宁夏在2007年10月农村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建设任务全部完成，共建设教学光盘播放点3568个、卫星教学收视点2155个、农村初中计算机教室279个，实现了农村现代远程教育“三种模式”全覆盖。宁夏地区2010年教育事业发展迅猛，6县市区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取得新进展，14个县市区实现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目标，18个县市区实现创建教育强县目标，连续8年中职招生超额完成任务，170万m2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顺利竣工，总投资高达21亿元的宁夏职业教育基地基本建成，近5万人次的中小学教师得到了培训等。
近年来，全国各省区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电话“村村通”已经全面实现。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宁夏全区在全国较早地实现了所有行政村“村村通电话”，2007年提前3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电话”。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41．33部，湖北省134．21部，宁夏151．83部，电信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此外，三省区农村固定电话用户分别为957．0万、378．0万和37．1万，据估算平均每年每户电信业务量分别为2109．90元、1884．55元、2346．87元［2］，详见表1。2．2．2广播电视网络发展迅速，基本实现全覆盖山东、湖北和宁夏三省区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进展顺利，成效显著。截至2009年底，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为98．02％、97．41％和92．90％，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达97．88％、97．49％和97．31％，有线电视普及率为52．67％、41．44％和40．1％［3］。山东省有线电视用户达1500万，2009年新通广播电视20户以上的自然村个数为3414个。湖北省2009年新通广播电视20户以上的自然村6236个。2009年11月19日宁夏成为全国第一个提前完成20户以上盲点自然村“村村通”广播电视工程任务。2009年新通广播电视20户以上自然村个数为338个。从图1可以看出，山东、湖北和宁夏三省区广播电视综合人口覆盖水平相当，差距不明显，但是有线电视发展相对较弱。2．2．3农村互联网基本实现村村通相关数据显示，山东省互联网发展水平较高，普及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网民规模增长速度相对较快，年增幅度为39．6％，增长排名第12位［4］；2010年山东省农村宽带用户达到160万，基本实现村村通宽带。全省131个县级信息服务平台和1170个乡镇信息服务站全部接入了互联网；湖北省互联网普及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网民增幅为39．9％。从2009年底开始，通过半年时间的网络整、改、建，44个试点信息化乡镇的行政村平均光缆通达率由66％提升到93％，自然村平均光缆通达率由46％提升到71％，宽带提升到2～8M，可以满足3～5年内农村对于宽带、IPTV视频业务发展的需要［5］；宁夏回族自治区互联网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网络普及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2008年全区也全面实现了2362个行政村“村村通宽带，村村能看网络电视”的目标，截至当年年底，全区开展互联网技术培训8000场次，培训农民11万人次，农产品供求信息30万条次，实现农产品网上销售超过5亿元。初步形成山东省投资10多亿元，在8．4万个行政村全部建立了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终端接收站点，形成了覆盖全省农村、功能比较完备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体系。全省17个市中有15个市已建成市级网络平台，93％的农业县建立了农业信息服务平台。建设了农业机械、畜牧、水产养殖等15个专业网站；建立了农产品市场价格、供求信息、科技信息、农村政策等10个农业专家系统；建设了济南、东营、烟台、潍坊等4个农业信息化示范工程基地和佳宝乳业等4个试点工程基地，基本形成了以山东农业信息网省级平台为龙头，市、县农业信息网络为骨干，向下延伸到乡镇、重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和部分村、户的信息网络体系。湖北省搭建了多渠道、多形式的“省-市-县-乡-村”五级农村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建立起以电话、广播、电视、专刊、Internet网络等多终端设备形式应用为基础的公共信息网络平台。建设了一批多介质的农村信息资源数据库，并建设有多个大型农村信息网站，建成了17个市（州）农村信息服务中心、32个县级农村信息服务中心和27413个站点表12009年山东、湖北和宁夏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业务情况地区山东湖北宁夏平均每百户移动电话拥有量//部141.33134.21151.83农村固定电话用户//万957.0378.037.1全省区移动电话用户//万5334.53136.9382.8全省区固定电话用户//万2217.31088.3114.5电信业务总量//亿元1593.35796.26116.71平均每年每户电信业务量//元（估算值）2109.901884.552346.87建成，近5万人次的中小学教师得到了培训等。近年来，全国各省区积极推进农村信息化，电话“村村通”已经全面实现。统计资料显示，2005年，宁夏全区在全国较早地实现了所有行政村“村村通电话”，2007年提前3年在全国率先实现了20户以上自然村“村村通电话”。2009年山东省农村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拥有移动电话141．33部，湖北省134．21部，宁夏151．83部，电信发展水平越来越高。此外，三省区农村固定电话用户分别为957．0万、378．0万和37．1万，据估算平均每年每户电信业务量分别为2109．90元、1884．55元、2346．87元［2］，详见表1。发展迅速，基本实现全覆盖山100806040200百分比/%广播综合人口覆盖率图12009年山东、湖北、宁夏农村广播电视覆盖率情况对比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有线电视入户率山东湖北宁夏5226建设，其中有5483个点利用卫星通信完成，全面覆盖湖北全省农村的自然村及以上单位，建成了22553个农村党员干部远程教育站点。宁夏回族自治区全区的21个县（区）全部建成了农业信息服务平台，70个乡镇建成了信息服务站，占到乡镇总数的40％左右。全区2362个行政村共建设了2802个农村信息服务站，实现了互联网经营、农村党员干部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三项功能，基本形成信息网络基础设施齐全的农村信息服务体系。采取“龙头带动型、资源共享型、科技领先型、组织引领型、扶贫帮助型”等5种村级信息服务站建站模式，既适应了不同地域、不同条件的农村村民的信息需求特点，又为众多的行政村从村情出发有效发挥其主观能动性提供了广阔平台。
发展迅速山东省17个市和绝大多数县（区）的农业主管部门成立了领导信息化建设工作的行政科室，139个县、1170个乡镇建立了信息服务站，初步建成了覆盖所有市、县、乡、村的梯级农业信息员队伍［6］。近两年共举办各类市（县）级农村信息员培训班300余期，累计培训农村信息员近万人，建成了市、县、乡、村四级农村信息员队伍，总结推广了“招远蚕庄”等多个农村信息服务成功模式。湖北省的农村信息服务机构开始向基层延伸，目前全省县乡两级建有农村信息化机构2402个，从事农村信息化的人员有20380多人，其中专职人员近8000人。2006年底，湖北省启动了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系统的建设，截至2008年湖北农村党员远程教育点已覆盖60％以上的农村。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市（县、区）农业、畜牧等部门和全区198个乡镇都配备了专职或兼职农村信息员，农民经纪人、种养经营大户、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及有关社会中介组织中也有一批农村信息员；宁夏还实施了新型农民信息化培训工程，通过集中授课、个别辅导、“信息大篷车”等多种方式，已培训了10多万农民。农村信息服务模式差异山东、湖北、宁夏三省区的农村信息服务工作分别取得了一定成就，探索出了适合各自省区农村发展和农民需要的信息服务模式。2007年7月，山东省成为国家农村信息化综合信息服务试点工程首批试点省份。截至2011年底，全省共建成各类涉农网站1214个，居全国首位。全省的139个县级信息服务平台和1218个乡镇信息服务站全部接入了互联网，形成了覆盖全省，以市、县网络为骨干，贯通乡镇、农业龙头企业和部分村、户的农村信息网络体系［7］。截至2010年底，湖北省已通光缆的行政村为18821个，农村光缆长度达到73566皮长公里，行政村光缆通达率提升到72．1％；农村宽带用户数达到68万户。并力争到2015年，光缆延伸至所有行政村和大的自然村，实现100％的自然村通电话、90％的行政村具备宽带上网能力［8］。可见，湖北省的光缆通达率已具有很高的水平，在推动农村信息化建设方面起到了极大的作用。湖北已建成1个公共信息服务网络平台，农业科技110组织管理体系和农业技术服务体系两套体系，信息资源提供系统、信息查询与服务系统和用户管理信息支持系统3个支持系统，自动语音服务、专家热线咨询服务和现场技术服务3种服务模式，襄阳、十堰和荆门3个示范区的湖北省农技110信息服务示范体系。实现了统一服务品牌、统一星火标识、统一热线号码、统一收费标准、统一服务规范的“五个统一”［7］。宁夏回族自治区“三网融合”发展迅速，IPTV使宁夏首先在全国突破了“三网融合”中部门网络资源分割的体制障碍，在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了“合作共赢”，在农村信息服务中率先解决了“多网合一”问题。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政府以IPTV作为“三网融合”切入点，正确处理产业链核心价值关联，协调和促进电信部门、光电部门和相关各方面的合作。其次，“共建一个涉农数据库”的思路打破了垄断和部门利益的分割，改变了以往各部门关起门来建数据库、部门之间的数据库“老死不相往来”以及信息重复采集、分割拥有、垄断使用和低效开发的局面，有效推动了农村信息服务工作的开展。近年来，山东、湖北、宁夏三省区在农村信息服务工作中不断探索发掘新模式、新内容，并根据各自的优势分别以示范省建设、光缆建设和“三网融合”为切入点，创造了一系列符合地方发展特色的农村信息服务道路，为中国其他省份进一步提高信息化水平，构建人人受益的信息社会、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本文作者：郭美荣李瑾秦向阳工作单位：北京农业信息技术研究中心
1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导致信息覆盖率低
黑龙江省是我国的农业大省，处于中国版图的东北部，农村人口占有较大的比例，经济水平相对欠发达，致使农村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相对落后，虽然近几年得到普遍提高，但是信息基础建设仍然相对落后，互联网在农村的应用和发展还十分滞后。信息资源缺乏整合力度，信息资源分散，各地区存在着农业产业方向不同、经济基础不同的差异。由于这种不平衡性，决定了不同地区的农民所使用的媒介传播手段存在差异。在经济较富裕地区，农民可以通过多种途径及时有效的获取农业信息，由政府出资建设的互联网工程目前已到达乡和个别村，他们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通过互联网等现代信息化手段获取信息，农民的自主能动性较强；而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薄弱，网络建设建到县或一部分乡，即使个别的到村，但网站维护也不及时，内容更新慢，如明水县，电脑普及率极低，即使个别农民购买了电脑，但也主要用于娱乐和孩子学习使用，不能有效的利用电脑收集致富信息。该地区的农民主要信息来源依然依赖较为传统的手段，如邻里间的交流、村能人的带动、各级农技推广部门发放的宣传资料等，缺乏寻求信息的主动性，信息传播闭塞，而通过这些渠道得到的仅有的信息往往不能及时指导生产，严重影响农民增收。很多农民没有能力购买自己感兴趣的报刊和书籍，造成了有学习的欲望但没有能力实现的窘境，即使相关部门也能免费发放农业相关书籍和报刊等资料，但这种免费发放的次数少之又少。
2传播的信息理论性过强，导致信息服务应用效率低
在信息传播过程中，农民普遍反映通过报纸、杂志等传媒方式得到的农业信息理论性较强，农民看不懂，无法将期刊报纸刊载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例如病虫害防治信息，其中涉及许多农药的成分和配比，农民无法掌握具体计量，在家中操作十分困难，造成了即使有信息源也无法应用于生产。而且农业报刊杂志信息量十分有限，特别是中国目前的图书期刊发行都是按照市场机制运作的，关于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书刊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致使农业书刊的内容更新速度慢，知识陈旧，许多书籍是理论性的书本知识，对于文化结构参差不齐的中国农民来讲，很难掌握其中的技术要领。在广大农村缺乏适应当代农业发展和农民需求的通俗易懂、物美价廉的农业书刊。
电视和广播是农民接收信息比较直接的方式，尤其广播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可以随时收听。随着农民对农业信息重要性的认识，现在电视和广播中开设了一些农业频道或农业栏目，但是电视节目和广播没有固定时间的重播，黑龙江省农民的文化水平又存在较大差异，往往在看到或听到比较感兴趣的信息时来不及记录，对很多新的信息只是掌握了名词，却无法理解其深层含义。而且电视台播放的农业科教节目时间一般在早晨，与农民的作息时间错位，农民白天所看的电视节目都是以娱乐节目为主，即使偶尔看了农业科教节目，但由于电视上、广播中播放的技术与自己从事的职业对不上或不实用，因此对这个节目的认知度和期望值越来越小，日渐位移，就将注意力逐渐转向村能人和村干部，这就容易造成信息的不准切和滞后性。此外现有的许多节目形式单一，没有采取农民喜闻乐见的真正在田间地头指导的贴近农民的生活的拍摄模式，经常采用讲座等形式，影响了农业信息的有效传播。
3缺乏信息服务专业人才，导致信息服务缺乏针对性
农业信息传播具有其特殊性，不但要求坚实的信息领域的知识基础，还要求对农业信息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因此对信息传播的人才素质要求就较高。现有的农业信息服务人员多是从事农业相关专业，对信息相关知识掌握较少，又缺乏系统的学习和培训。
2008年，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编辑出版中心曾经承担了农业部的一项对当时我国现有生产力水平下的农业推广体系的现状进行调查的项目，发现目前农村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没有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这与人员本身的素质有一定的关系，但主要是各级政府对农业服务人员的重视不够，没有把服务人员素质的培养同农业发展和农民素质提高联系起来。在农业信息的传播过程中信息的引导是基础，只有农民从内心认识到了掌握信息的重要性才能主动去运用各种手段寻找信息。面对面的沟通交流对于广大农民朋友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形式，但是农民常常苦于无处问询，采取书信或者电话的形式往往得不到满意的回答，这极大的伤害了农民寻求信息的积极性。由于农业信息服务人员往往工作在第一线，地处相对偏僻的农村，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无法吸引专业人才扎根农村。
信息传播专业人才的缺乏严重影响了农村的信息传播进程，没有好的输出传播途径，农民就无法及时接收到快捷有效的信息，使得生产无的放矢，无法得到经济上的回报。由于专业人才的缺失造成了一些地区农民只能依靠村能人获取农业信息，对信息没有选择余地，但由村能人提供的信息常常依靠他们自己的经验，在准确度和责任性上没有保证。信息服务缺乏针对性，不仅只存在于图书和期刊方面，网络信息同样存在这方面的弊病。现在运行的许多农业网站多是对于农业商品信息的宣传，类型之广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关于指导农民生产、农情预测、生产资料选择标准、致富信息等的信息相对贫乏，这使得许多拥有计算机渴望通过网络掌握更多新科技、新动态的农民十分迷茫，长此以往将对农业网站失去信心。
4农民的信息意识薄弱，影响信息的传播和利用
在信息化发展如此飞速的今天，信息可以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的观念距离这些农民还存在一定的距离。在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农村，农民经过多年的宣传和生产实践已经对信息的重要性有了一定的认识，可以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主动的寻求信息，但是对哪些信息能够切实于生产相结合理解还不能够完全理解，处在比较盲目的信息搜集阶段，没有清晰的信息运用意识。但是对于信息获取的途径还是比较茫然，更多的还是采取比较传统的方式，跟随邻居或者村能人，依然有较重的从众心理，缺乏自主性。他们的信息意识还只局限在最基本的盲从阶段，没有主动寻求的意识。在一些较偏远的地区许多农民仍然认为只要精心的伺候庄稼，收成的好坏完全取决于年景的好坏，思想“刻板成见”，导致获取新信息的意识十分薄弱。
5农民文化程度低，导致接受信息能力差
伴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大部分文化水平相对较高的农村青壮年都已离开农村，出外打工，而留守家园从事农业劳动的或生产经营的多是一些妇女、少年和老弱病者，他们受教育时间短、文化水平低和缺乏科技文化知识，许多农民只有小学到初中文化水平。而当前信息媒介传播形式一般都是书籍、报纸、期刊、电视、广播及网络，对其传播内容需要一定的文化和理解能力才能掌握，这对于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可谓巨大的挑战。较多的农民在收看电视节目的时候，只是关注电视剧等娱乐性节目，很少收看农业政策、科技等节目。对于农业报纸和期刊由于知识文化水平有限，很难理解上面的信息，则很少接触。而一些生动的形式如专家大院、农民课堂等往往在短时间内集中传播了大量的信息，农民不可能在几小时或一上午就能完全消化理解所有的信息，如果完全消化吸收，则必须需求农民有较好的记录和理解能力，只有理解才会产生思考形成问题与专家或者农技推广人员形成互动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及时的提问，解决自身生产中遇到的问题。但是一些经常下乡讲课的人员反映，农民在听课的过程中往往只是被动的听讲，表情木讷，反应迟缓，缺乏互动，很难全面的接受所讲授的知识信息，特别是偏远落后地区的农民，思想比较陈旧、僵化，传统的旧观念、旧习俗在他们的思想意识中比较顽固，他们很少接受外来新生事物，喜欢按照自己的老办法从事农业劳作，对新技术和新品种持怀疑态度或抵制情绪，因此，影响了信息的传播。
6缺少信息反馈意识，导致信息传播链条中断
信息传播过程包括传播、接收、消化、吸收、反馈、再传播等循环反复过程，在农业信息传播过程中信息反馈同样是重要的环节，信息反馈是农民对信息需求的一种重要体现，它一方面反映了农民对传播信息的掌握程度，另一方面可以反映该信息的正确性和实用性与否。因此传播者只有得到正确的信息反馈，才能对提供的信息做出有效的调整，使信息真正服务于农民。黑龙江省农业信息反馈这一环节基本处于缺失状态，农民没有主动反馈的意识，各级农技推广部门又缺乏跟踪调研，因此对所传授的技术或的信息针对性如何、效果如何一概不知，将信息机械的传播、讲授出去，就完事大吉，因此，反馈环节的缺乏，导致信息传播的链条中断，从而影响信息传播效果。
黑龙江农村信息传播的对策及建议
建设良好的农村信息传播服务模式和完善信息服务体系是新时期各级政府面临的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因此信息传播过程必须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制定适合不同地区、不同层次的信息服务模式。
1提高黑龙江省信息化服务水平的对策
各级政府要提高认识，加强宣传，提高服务于农民信息需求的主观意识，认识到信息对于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的重要性。必须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科学管理，提高信息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实用性，提高各级职能部门的工作效率，充分发挥现有信息传播途径的优势，努力争取扩大更多传播途径；二是加大政府投资力度，按区域、按程度扩大“三电合一”的传播面和效能，逐步实现全省农村的信息化；三是由政府出资组织建立农民协会：分类指导，强化专家大院、院县共建、大篷车等服务模式，采取农民点菜、专家下厨的具有针对性地农技服务培训，推动农村信息化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四是加强农技推广人员和信息服务专业人员的梯队建设，在基础设施建设短时期内不能普及到户的特殊时期，发挥推广人员的作用，缩短农村信息传播的“最后一公里”问题。
2黑龙江省农村信息传播服务模式的建议
2．1“政府＋农民协会＋公司”的农村信息服务站模式
即由政府主导，以资金扶持、项目支持的公益服务方式无偿投入一定的资金扶持农民成立协会，农民协会由村能人、种粮大户或掌握一定科技知识的农民组成，这些成员可以向身边的农民进行宣传，扩大农民协会的影响，形成农民自己的基层组织，增强沟通，同时及时反馈农民的信息需求，通过协会得到的信息可以指导农业生产、农民致富。公司的加入可以保证农民的生产资料来源质量，同时还可以为农民生产的农产品提供销售市场，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政府＋农民协会＋公司”的三方合作模式适合于中等收入或者相对交富裕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民接受新生事物的能力较强，对市场有一定的认识，有获取信息的欲望，可以通过多种形式主动寻求信息，并对自己所需要的信息方向有比较清晰的认识。农民获取信息的主观能动性较强，地方政府及职能部门可以根据按需服务，充分发挥各级部门的资源优势为农民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服务；还可以帮助农民规避市场风险，减少自然风险带来的损失，引导生产和经营，促进产销对接，增加农民收入。
2．2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自助式服务模式
自助式服务顾名思义，是农民根据自身的需求，自筹资金建立的具有不同职能的自主管理的各种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该组织通过开展信息服务，为组织内成员提供专家咨询、人员培训、领域内农业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品种、生产资料、销售和相关信息服务。目前黑龙江省农民对这种服务模式比较认同和接受，一些地区已经组织了符合地方特色的各种类型的农村经济合作社或者农民协会组织。
2．3农民之家、专家大院、大篷车等服务模式
这种模式是以政府、农业专家、企业或农民协会为主体为农民服务。由政府组织农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到专家大院、田间地头直接讲授农业实用技术，使农民对专家提供的信息能直观的理解和消化；农民即是受体又是信息传播的载体。把农民之家、专家大院办成全方位、多功能的立体式服务形式，通过与农民的面对面沟通，及时解决农民在生产上遇到的问题，同时与农民及时沟通掌握第一线的信息反馈，不断调整工作思路和方式，以更好的为农民提供信息服务。使农民之家和专家大院成为农民随时随地获取科技知识和生产技能的课堂。该模式适合各类地区，尤以经济欠发达地区比较实用。主要是由于这类地区地处偏远，信息闭塞，农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面对面的讲解可以更加有效的将科技信息传递给农民，专家也可以通过与他们的沟通掌握当地的具体生产情况，针对地区特色提供服务，为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信息来源。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已经在全省63个县开展了院县共建、院乡共建和院村共建等形式，这些共建形式就是这种模式的具体体现。
在本文中，病患在住院医疗服务中的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行为是一个二分选择变量，对此，本文选择Probit模型来进行实证分析。已有文献研究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供给者的行为、消费者疾病特征、医疗保险介入都是影响医疗利用的重要因素[8]，因此，本文将病床密度、医生密度、医疗保险支付方式、信息不对称以及新农合住院给付结构等作为关键解释变量，从而考察新农合制度下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影响因素以及高科技医疗服务市场是否存在供给诱导需求现象。Xi包括了医疗服务市场竞争度(如病床密度和医生密度)、医疗保险支付方式、医患信息不对称、新农合的给付结构(包括补偿比例与封顶线)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由于二元响应模型的回归系数的经济解释比较困难，因此，估计各自变量的边际变化对选择概率的边际影响的偏效应对回归系数的解释更为合理[9]。
(二)变量选择
为了更加全面地考察新农合制度对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设备利用行为的影响，在控制起付线、报销比例、封顶线等需求层面的制度因素的同时，本文还将供给者层面的因素纳入到实证分析框架中，以此讨论我国新农合制度下农户病患高科技医疗服务的利用是来自病患的道德风险还是来自医生的道德风险，从而为新农合政策的选择提供比较科学的实证依据。因此，本文选取了医生密度与病床密度、医患信息不对称、医疗保险支付方式、新农合制度给付结构、农民个人特征以及家庭社会经济特征等几个方面的变量。
1.医生密度与病床密度医生密度、病床密度测度了医疗市场的竞争程度，一般而言，随着市场竞争度的提高，造成每位医生所面对的病患减少，医生需通过诱导需求来维持其所得[10]。医生为了自身利益，可能会利用信息上的优势来给病患提供不适当的医疗服务且造成医疗市场失灵。
2.医疗保险支付方式理论假说认为，不同的偿付方式会对医疗服务供给者的行为产生不同的约束和激励作用，从而改变医生的治疗方式。一般而言，偿付方式主要分为按服务项目付费制和按病种付费制，按病种付费偿付制度相对于按服务项目付费方式而言能够形成对医务人员的内部激励机制，使得医院从诱导需求的激励转变为降低医疗成本的激励。在中国农村大部分地区，也已经有关于支付方式改革的试点，比如福建已经实行对新农合制度的支付方式按病种付费、总额预付等方式的试点。
3.医患信息不对称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决定了诱导需求的程度。医生对于患者的诱导需求受到患者所掌握的病情以及相关的医疗知识的影响，两者呈现反向变动关系，即患者掌握的信息越多，医生的诱导需求量就越小；患者掌握的信息越少，医生就越能够实施诱导需求。本文参考Kenkel[11]的做法，选取了中国农村常见疾病高血压、尿毒症、心脏病等主要症状及其常规治疗作为农民医疗信息的掌握程度的了解，共计8大项29小项。如果农民答对则给+1分，若答错则0分，然后加权平均法得出综合得分。分值越大说明农民掌握的信息越多，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程度越小，其高科技医疗利用量也越少。
4.新农合给付结构医疗保险补偿水平越高，供给方更有动机和空间去诱导病患使用更多的高科技医疗服务。假说认为，补偿水平越高，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概率就会越高。给付结构包括起付线、报销比例和封顶线三个变量，其中起付线、报销比例均分为乡级、县级以及县外三个等级。但由于起付线与报销比例之间存在着共线性①，故只选择报销比例与封顶线。显然，报销比例越高，农民通过新农合报销得到的金额就越多，越能减轻农民的自付医疗费用，从而，农民对医疗价格的变动反应比较不敏感。因此，病患越容易受到医生的诱导，从而增加高科技医疗利用。同理，住院封顶线越高，则对于高额住院医疗费报销的比例也就更多，即农民获益越多，其越能接受更多的高科技医疗设备检查服务。
5.交通距离是指患者家到就诊医院的距离，衡量了病患的就医时间成本，反映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
6.农民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变量包括家庭年收入、农民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和文化程度等。其中，疾病严重程度由通过询问病人在日常生活、工作以及身体三方面的疼痛程度所表示，分为“无”“轻度”“中度”“重度”“极度”五个等级，分别赋值0、1、2、3、4，然后加总(取值范围为0~12)。也就是，分值越大，疾病越严重。
(三)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于2012年7~8月对福建省13个样本县、25个乡镇(街道)、50个行政村(居委会)进行的实地调查，重点收集2011年患病农户的数据。本次调查采取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抽取样本农户。共发放问卷400份，剔除“2011年未患病”的农户样本69份后，回收有效患病农户问卷331份，其中，有110个患病农户仅发生了门诊治疗，其余221个则发生了住院医疗消费。由于目前新农合制度仍以“保大病”为主，故本文只分析农户病患住院期间高科技医疗服务的利用行为与影响因素。农户调查问卷包括农户家庭基本情况、农户就医行为以及常见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肾结石)医疗知识三部分内容，其中对农户家庭基本情况的调查包括：家庭人口结构、交通和医疗机构可及性、收入和支出情况。在对农户就医行为的考察中，询问了农户2011年的实际患病及就诊状况、疾病严重程度、就医过程中是否发生CT、X光或MRI等高科技检查等情况。同时，还询问了农户对高血压、心脏病及肾结石等常见疾病相关医疗知识的了解程度。主要变量描述如表1所示②。
二、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汇报了高科技医疗检查服务利用选择决策方程的回归结果。实证结果表明，伪拟合优度R2为0.1291，似然比统计量为100.7301，且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这说明该模型总体拟合效果较好。最后一列反应了各变量对高科技医疗利用决策的边际效应大小。回归结果表明，“是否已婚”这一变量对患病农户高科技医疗利用选择行为的影响具有正向作用，且在10%的水平上具有统计显著性，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平均而言，已婚人群比未婚人群发生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概率高11.56%。除此以外，年龄较大者、疾病严重者更容易发生高科技医疗利用，这说明，人们对健康风险具有很强的规避意愿。家庭年收入对生病农户选择高科技医疗利用消费的影响为正，这说明家庭收入状况较好的人在生病后更有可能选择高科技医疗服务治疗。回归结果表明，新农合住院补偿比例与封顶线对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决策的影响为正，其中，住院封顶线对高科技医疗利用在1%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这体现，报销水平越高，农户在就医时更倾向于利用高科技医疗设备检查。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可能是来自病患和医生双方的道德风险：一方面，当新农合住院补偿水平越高时，农户获得的预期收益越高，缓解了农户健康需求的预算约束，从而使其对医疗服务价格变动的敏感性降低，因此提高了使用高科技医疗服务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由于病患本身医疗知识的缺乏，农户在就医时更多地信任医生为他们做出治疗选择，但在医患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医生有能力诱导病人的医疗需求，提供尽可能多的服务、高科技医疗设备检查，从而导致参合农户利用高科技医疗服务的倾向性提高。边际效应结果表明，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平均而言，住院封顶线每提高1万元，生病农户的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概率将增加13.9%。本文最关心的是供给者诱导需求因素对参合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选择行为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病床密度、医生密度以及新农合支付方式是否变革等变量对高科技医疗检查决策(如CT、MRI或X光等)利用具有较强的统计显著性影响。首先，作为市场竞争度的变量，病床密度和医生密度对生病农户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决策分别在10%与5%的统计水平上具有正的显著性作用。这表明，医疗卫生服务市场上病床密度和医生密度越高，市场竞争越激烈，生病农户会增加对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的可能性。其原因可能在于：一方面，在患者自由选择医院和医生的环境下，当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时，医院为了提升医疗质量、吸引医生和病人，从而倾向于多提供可以提高医院品牌的各项设备，而且高科技医疗设备的使用与医疗质量的提升具有密切的关系[12]，因此，在医疗卫生市场竞争日趋激烈的环境下，医院之间的竞争常以非价格方式为主，其中最突出的形式就是医武竞争(medicalarmsrace)，最终导致高科技医疗服务量的扩张。另一方面，上世纪80年代，全国医疗卫生领域“放权让利”的改革造成农村医疗机构服务能力的薄弱，加上医患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医疗服务供给方为了减少医患纠纷，会进行“防御性治疗”，从而增加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更为重要的是，医疗卫生服务市场的竞争程度增加，致使单一医院或医生面临的病人数量减少，而医生具有医疗服务供给者和病人的人的双重角色，有能力因自身利益而诱导病人增加医疗需求，最终获得或维持其理想收入。而且，我国公立医院的偿付机制和医生的收入分配机制长期扭曲，让公立医院在医疗市场上自我盈利，鼓励医生从药品回扣、医疗检查等方面获取收益，于是，医生有动力诱发病人增加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量。其次，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这一变量对高科技利用的影响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了相较于按项目付费的支付方式，按病种付费或总额预算制降低了医生提供高科技医疗利用的可能性，可能的原因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管理中心通过按病种付费或总额预算制将合作医疗基金的部分风险转移给医疗服务供给者，从而建立起一种风险共担机制，在这一机制下，医疗服务供给方会主动减少过度医疗服务成本以降低成本，从而建立起医疗机构的自我约束机制，最终达到控制费用的目的[13]。这体现了实施新农合支付方式改革的必要性。此外，医疗信息得分变量对病患就医时高科技医疗利用决策的影响为负，这说明病患掌握的医疗健康知识越多，其就医时利用高科技医疗服务的概率会降低，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产生这一结果的可能原因在于两方面：一方面，在医疗领域中，医疗服务具有信息不对称、垄断等特殊性，而医生具有医疗服务供给者和病人人的双重角色，可以凭借其在医疗专业信息上的相对优势，影响病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即使患者能获取各种健康信息，但是由于治疗效果的不确定，其仍然无法拥有完全的信息，也很难自行评估医疗质量的好坏。也就是说，在医疗服务利用决策上，患者的选择权其实是幻觉的甚至是没有选择权的，从这一角度而言，患者对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决策的影响作用是有限的，边际效应结果也显示，农户医疗信息得分每增加1分，其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率仅降低0.01%。交通距离反映的是农户就医的时间成本和获得医疗服务的可及性，回归结果表明，交通距离对生病农户的高科技医疗服务利用决策在10%统计水平上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其原因可能是农村交通与交通工具的改善使农户外出就医的便利性增加，从而提高了农户的医疗服务利用概率。
发达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科教兴农战略的重要载体,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随着农业和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国家实施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加强,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要求,广大农民对科技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磐石市三大主导产业中,农业产业占了很大的比重,所以农村科技体系发展创新的要求更加迫切。
一、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
多年来,磐石市一直秉承着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主要由政府的各基层涉农站所组成,在历史上对促进农业发展和农村经济繁荣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和农村综合改革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已越来越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并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管理体制不顺,科技服务事业滑坡。由于乡镇机构的多次改革,多数原农业科技服务单位“三权”由乡镇回归到主管局,造成乡镇政府对乡镇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指挥失灵。同时,上级主管部门将主要精力放在经营创收上,造成农业新技术、新成果、新品种推广等科技服务工作缺人干,科技服务在乡镇出现断层,导致科技服务事业滑坡。
(二)资金投入严重不足,服务功能下降。目前全市农业科技服务机构普遍存在着经费短缺问题,有的乡镇没有专项的科技服务经费。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农村科技服务部门的科研和培训条件落后,工作正常开展没有物质保障,农业科技到位率下降,难以为农户提供有效的服务。
(三)科技服务方式陈旧,服务效益不高。一些农业科技服务单位工作方法单调,手段陈旧,环节单一。仅限产前、产中技术指导服务,产后流通、贮藏、加工服务缺少;只靠行政推动,信息引导、示范带动缺少;主动服务、现场指导缺少。导致农业科技服务机构不能真正发挥引导农民调(调整产业结构)、指导农民干、帮助农民销的作用。
(四)农技人员知识老化,技术创新能力不强。长期以来,由于基层农村科技服务部门条件艰苦,经费缺乏,绝大多数从业人员没有机会参加必要的学习、培训、进修、考察,造成知识老化、技术过时、观念陈旧,创新能力较差。在新品种、新技术、新材料层出不穷、日新月异的新形势下,农村科技服务队伍现有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很难适应农业发展新阶段的需要,广大农民对“专、精、特、新”的技术需求不能满足。
二、农村科技服务体系创新的对策分析
(一)政府引导与市场需求相结合,促进农村科技服务主体的多元化
1.强化政府科技服务的主导作用。主要是加强和完善市、乡镇科技服务中心等推广机构的建设,努力构筑农村科技公共服务平台。
近年来,磐石市依托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资服务实体,组建了40余家乡镇科技推广服务站、962个村级服务组,初步形成了覆盖全市、深入到户的市、乡镇、村组三级科技服务网络。服务站和服务组的组建,不仅进一步畅通了农村科技信息渠道,满足了农民对科技服务的新需求,而且还净化了乡村农资市场环境,为广大农民培养了一批科技服务队伍。但在政府主导科技服务方面,还应该注重加强以下几方面的环节:
一是作为全市公益性科技服务的龙头,市科技服务中心要构建“媒体宣传、热线咨询、网络传播、实地指导、教育培训、示范开发”六位一体的农村科技服务模式。如与电台、电视台等传统新闻媒体联办科技专栏,构建行之有效的科普平台。
二是要设立开通科技服务热线,构建了实时、高效的农业生产领域智能化科技信息服务平台。
三是要发挥互联网在科普方面的优势。创办科技服务专业网站,构建现代网络传播平台。
四是组织农业科技专家成立顾问团,组织科普志愿者成立科技支家下乡服务队,构建了立体互动的专家服务平台,发挥培训基地作用,借助田间指导、媒体讲座等形式,构建较为完备的科技培训平台。同时,发挥示范基点和中介组织优势,推广、转化先进农业技术成果,构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示范开发平台。
五是结合磐石市的实际,围绕畜牧、食用菌、中药材和果品四个主导产业,重新调整科普协会成员,重点针对基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聘请省市专家、磐石市涉农部门的科技工作者、农村致富能人成立磐石市科普工作队,开展科技培训、科技咨询、实地指导,深入乡村一线帮助农民群众解决生产和经营中的实际困难和技术难题,推行农技人员包村联户责任制,实现科技服务的“零距离对接”。
2.适应市场需求,着力培育多元化的科技服务主体。
一是积极建立健全农村科技信息协会、农产品行业协会、农民专业协会、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等各类服务主体,并以政府角度进行扶持,使他们成为全市市农村科技服务体系的关键环节。
二是实施科技信息“村村通”工程,将现代信息网络技术与农业生产经营相对接,构建“政府引导、项目扶持、协会运作、多方参与”的科技信息进村入户传播模式。另一方面,还依托一些科技含量高、社会与经济影响强、对大众科技服务热忱的涉农龙头企业、专业种养大户和营销大户,建立科技信息产业联合体。通过对这些联合体进行相关的技术培训,把先进实用的技术出去,辐射、传播给周边农村,带动了农民致富。
(二)发挥优势与创新模式相结合,实现农村科技服务形式的多样化
一是在做好“科技之冬”等传统科技服务及“科技信息村村通”、“户户通”等科技服务信息化的同时,继续强化“公司+园区+农户”、“龙头企业+科技示范户”等科技服务新模式,实现农村科技服务形式的多样化。
二是以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与高度市场化的现代农业之间矛盾为重要载体,探索出了“公司+基地+农户+销售”的育、繁、推一体化的科技服务新模式。
(三)传统服务方式与现代传媒相结合,实现农村科技服务手段的现代化
1.充分发挥传统新闻媒体在农村科技服务中的作用,逐步形成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的科技服务新手段。
2.利用现代传媒技术,构建快捷、实用的现代化信息服务平台,推进农村科技服务手段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变。
(四)体系建设与能力建设相结合,提升农村科技服务水平
1、不断完善乡镇、社区科普组织建设。
结合磐石市全国文明城市创建,进一步完善乡镇、社区科普组织,充分发挥科普志愿者作用,采取多种形式在乡镇、社区开展科普宣传活动,提高社区居民的科学素质,推动乡镇及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组织乡镇、社区每名党员分别于村、社区结对,并要求结合结对村、社(下转218页)(上接217页)区的实际至少为结对村和社区做一件实事、好事。
2、继续推进“科普惠农兴村计划”的实施。采取以奖代补的形式扶持农村专业协会、科普基地、科技能人。经过多方积极努力,目前我市石咀蛋鸡协会已通过省级审核,并被省科协推荐参加全国评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