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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70年代的手表、缝纫机、自行车，80年代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直到近5年，老百姓正进入到一个以教育、购房、买车为主要内容的新“三大件”消费时期，这种变化是否让人们感到更幸福？2005年年底，中国社科院的经济蓝皮书《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的分报告《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调查报告》称，在对生活幸福感的调查中，七成城乡居民感觉生活是幸福的，同样，也有七成城乡居民对未来生活持乐观预期的态度，认为未来生活会“变得很好”或“变得比较好”。
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
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提出，当GDP和民众的幸福感之间不再有联系的话，政府的政策还要仅仅致力于让GDP处于上升轨迹吗？2003年，当我国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时，学界有这样的声音，称我国面临两类转变：一方面是当人均GDP处于1000美元～3000美元时，我国正处在从一般温饱社会向全面小康社会过渡的关键时期，公共需求逐渐由消费型向发展型升级；而另一方面，我国还面临着政府职能转变，逐渐从全能政府到有限的服务型政府转变。
两类转变的交叉点是政府怎样通过转变职能满足老百姓公共需求的升级，专家的另一个说法是，要让改革的成果真正惠及百姓。
或许在刘玉文看来，就业和福利是幸福的基础，也是他希望政府“十一五”期间做的民心工程。其实“十五”期间，我国在就业、社会保障方面已经有了一些值得圈点的数字，官方的数据是2005年年末，全国城乡就业人员达到7．6亿人左右，比“九五”期末增加了4200万人。
积极的就业政策实施几年来，在促进就业特别是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方面发挥了作用。“十五”期间，有1800万国企下岗失业人员实现了再就业。
“因为从事咨询工作，我不得不频繁往来于欧洲各个国家。”已届不惑之年的格莱格说，像他这个年龄的男人一般工作都很忙，很难长时间在家享受天伦之乐，更多的时候是靠电话、电子邮件同家人联络，人在他乡时常感到很孤独，从而容易感到没有家庭归属感。并且，自己还置身于一个高强度的竞争环境中，他不得不与同行保持距离，很难找到推心置腹的朋友，虽然自己每天拼命挣回大笔的钱，但是到了这个年龄，他觉得最重要的是亲情、友情，而不是物质。
调查还显示，绝大多数男性将16～24岁这一阶段看作自己最幸福的人生阶段，平均分达到7.55分。这一分数会随着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直至退休时才得以上升，平均分接近7.8分。
对英国女性来说，人生最痛苦的阶段为25～34岁这一阶段。报告解释说，女性在这时往往会忙于照顾孩子。
关键词： 幸福指数 厦门 处级干部
key word: Happy index Xiamen Office level cadre
作者简介：方轻(1979―)，女，福建福州人；哲学博士，讲师，研究方向：科学技术哲学
由于工作稳定、待遇不错、社会地位高等因素，公务员被社会普遍认为是幸福指数比较高的人群。零点公司的一份《2009年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在幸福感的职业排名中，公务员和房地产从业者幸福感位居前两位，其中，公务员，尤其是高级公务员幸福指数最高，而一般公务员幸福指数也是中等偏上。为了更全面准确地了解厦门市公务员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满意程度，2010年6月，厦门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开展了一次厦门市公务员幸福指数问卷调查。本次调查采用发放书面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对象为参加市委党校或市行政学院干部培训的两个处级班的学员。本次调查共发放91份问卷，回收91份问卷，回收率100%。调查的内容包括公务员把什么因素作为个人幸福的第一因素，以及对当前的工作状态、对个人生活环境、生活节奏、人际关系、经济收入、文娱活动、社会保障、交通状况等方面的满意程度。由于市委组织部在选派干部参加培训时已经充分考虑到协调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人员数量与结构的比例，因此客观上促成了本次问卷调查抽样的随机性与科学性，从而保证了调查结果能够更接近于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状况的实际情况。
一、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为96.7%
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厦门市处级干部感觉自己生活幸福的占96.7%：其中感觉“生活质量很高，非常幸福”的占12.1%，感觉“生活质量较高，比较幸福”的占56.0%，感觉“生活质量一般，可以算幸福”的占28.6%；其中感觉“生活质量不高，不幸福”的占2.2%，被调查的人员中没有人选择“生活质量很差，非常不幸福”的；此外，选择“说不清楚”的占1%。调查数据说明，作为一个特定地区的特定人群，厦门市公务员的幸福指数是相当高的，不仅远远高于中国人平均幸福指数（一份“2009年中国人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2009年中国人幸福指数得分69.84），而且远远高于全国公务员幸福指数的平均值73.79。从调查对象的分类来看，有以下特点：
第一，女性处级干部幸福指数高于男性处级干部。在被调查人员中，男性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96.25%，不幸福的占2.5%；女性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100%，不幸福的占0%。从幸福感的程度来看，认为“生活质量很高，非常幸福”的女性占27.2%，男性占10%；认为“生活质量较高，比较幸福”的女性占63.6%，男性占55.0%；认为“生活质量一般，可以算幸福”的女性占9.1%，男性占31.2%。
第二，中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高于低、高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在被调查人员中，40-4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最高，这个年龄组的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为100%；50-5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次之，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为97.8%；30-39岁年龄组的处级干部幸福指数相对较低，认为自己幸福的占85.7%。
二、厦门市处级干部普遍认为身体健康最幸福
在调查“您会把什么作为您生活幸福的第一因素”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身体健康”的频率最高，占被调查对象的43.8%；其他因素的排位依次为“家庭和睦”占39.7%，“实现职业理想”占13.2%，“金钱与物质享受”占3.3%，“个人的个性自由”占0.8%。
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幸福观是当代社会主流人群幸福观的浓缩体现。在物质水平以及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今天，平安健康对于每个人都显得原来越重要，因此，把身心健康作为个人幸福最主要的因素是符合当代人对生活幸福的基本看法与态度的。同时，随着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人际交往的复杂性越来越凸显，来自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的压力和困扰越来越大，因此，家庭和睦也成为当代人幸福感的主要来源。而对于已经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并且已然衣食无忧乃至生活条件比较宽裕的处级干部而言，实现职业理想和追求物质享受则不是影响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此外，类似于“个人的个性自由”这样的因素，属于更高一个层次的精神需求，只有少数人会将其作为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因此，不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
三、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得高分的五大原因
（一）没有后顾之忧
没有后顾之忧应该是当代中国公务员幸福指数居高不下的最主要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工作稳定。调查结果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对当前所从事的工作的满意程度较高：7.7%的人对当前工作表示“喜欢，很有成就感，非常满意”；63.7%的人对当前工作表示“很适应，比较满意”。此外，23.1%的人表示“工作只是谋生手段，没有其他感觉”，只有4.4%的人表示“对当前工作不满意”。长期以来，公务员被社会形象地称作“捧着铁饭碗”的职业，原因就在于这一职业的稳定性。曾经有人戏称：“谁人从来不担心下岗？公务员！谁人从来不受找工作的折磨？公务员！国家在、单位在、人民在，他们的工作就在，他们的饭碗就在。”虽然这样的评论透露出社会对公务员职业的某些偏见，但它更多地体现的是一种真实的社会现象。从近年来越来越热门的公务员考试不难看出，公务员的生活几乎已经成为大众普遍认同和向往的幸福生活的典范。
第二，保障全面。在当代中国，以职业划分，公务员的福利和社会保障应该是比较全面和到位的，这也为公务员排除了很多后顾之忧。从医疗保障来看，当被问及“您对目前的医疗保健条件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能享受优越的医疗条件，感觉完全能承受医疗费用，没有负担”的占8.8%；选择“能享受较好的医疗条件，感觉能承受得起医疗费用”的占49.5%；选择“能享受正常的医疗条件，感觉医疗费用较高，有压力”的占35.2%；选择“能享受基本医疗条件，感觉负担医疗费用很吃力”的占5.5%。从社会保障来看，当被问及“您对当前社会保障制度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选择“社会有保障，非常有安全感”的占3.3%；选择“社会有保障，有安全感”的占36.3%；选择“有一定社会保障，有一定安全感”的占45.1%；选择“社会保障不充分，安全感不强”的占14.3%，选择“没有社会保障，没有安全感”的占1.1%。
（二）稳定适中的收入
金钱和物质生活水平无疑对人们的幸福感有重要的影响，但是，有研究表明，收入与幸福感的关联存在“拐点”：家庭月收入12000-15000元是人的幸福感的拐点。也就是说，当家庭月收入在15000元以下时，家庭成员的幸福感与家庭收入成正比；当家庭收入超过15000元时，家庭成员的幸福感可能不升反降。考虑到厦门市社会发展程度较高，消费水平和人均收入都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因此，收入与幸福感相关的拐点也应该适当提高至15000-18000左右。2010年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调查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家庭收入在10000-15000元的占35.2%，12000-20000元的占47.2%。这就表明，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家庭收入都处于接近“拐点”的水平，而这一收入水平也是最能使人感觉幸福的区间。因此，稳定适中的收入是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指数得高分的一个重要原因。
厦门市公务员在收入问题上存在比较性的优越感和幸福感。在以往的一些针对公务员幸福感的调查中，许多地区的公务员认同这个职业稳定性好、社会地位高，但是很多人仍然表达了对公务员收入的不满。一位多年从事机关工作的干部表示：“公务员这个职业在经济上处于撑不着、饿不死的状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与下岗职工、农民工比起来，当然好多了，但是，且不说与那些商人相比显得微不足道，甚至距离真正的中产阶级都还远着呢。”虽然，厦门市公务员中由此同感的不乏其人，但是，与全国大多数地区的公务员相比，厦门市公务员在收入上有优越感和幸福感。有调查显示，2009年，浙江、江苏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4-8万元之间；江西和安徽等地区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3-6万元之间；西部部分省市的公务员年收入约在2-4万元之间。2009年厦门市公务员的年收入约在5-10万之间，处级公务员的年收入约在7-9万之间。一项基于心理学和社会学的双重分析研究表明，“比较”比“期望”更容易导致幸福感或不幸福感。也就是说，如果个体所得到的不仅是本身期望的，而且被个体认为超过了他人尤其是同类人的相对所得，则更容易使这个个体产生幸福感。因此，厦门市公务员由于收入而产生的幸福感不仅来源于个人收入期望的实现，而且来源于因收入高于其他地区公务员的收入而产生的优越感和满足感。
（三）充实的生活节奏
在被问及“您对自己当前的生活节奏感觉如何”时，厦门市处级干部的回答如下：认为“太忙，生活节奏过快”的占8.8%；认为“比较忙，生活节奏偏快”的占40.7%；认为“适中，生活节奏刚刚好”的占49.5%；认为“比较闲，生活节奏比较慢”的占2.2%；没有人认为“太闲，生活节奏过慢”。可见，总的来说，厦门市处级干部的生活节奏处于一种相对充实和适中的状态中，这种生活节奏，既能够使人对工作和生活保持一定程度的紧张感，并从而不时地获得恰到好处的充实感和成就感，又不至于使人过于疲劳、压力太大。
由于生活节奏适中，厦门市处级干部比其他地区同级别的公务员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个人的休闲娱乐活动，这也保证了厦门市处级干部能够经常保持较佳的精神状态。调查显示，厦门市处级干部中认为自己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多彩”的占3.3%；“比较丰富”的占29.7%；“有参加适当的文化娱乐活动”的占55.0%，“较少参加文娱活动”的占11.0%。此外，有73.6%的厦门市处级干部认为自己“精力非常充沛，心态极佳”或“有精力应对工作生活，心态很好”。
（四）和睦的人际关系
和睦的人际关系是厦门市处级干部幸福感强烈的又一大原因。在被调查人员中，19.8%的人认为“自己的人际关系融洽，人缘很好”；58.2%的人认为“自己人际关系比较融洽，人缘较好”；20.1%的人认为“自己人际关系正常，人缘一般”。
在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今天,研究和探讨幸福指数具有重要意义。幸福指数是衡量一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指标。一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最根本的标准是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人们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人们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1]
一、幸福指数的含义
幸福感是由人们所具备的客观条件、需求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个体对自身存在与发展状况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它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它是人们对生活总体以及主要生活领域的满意感;其二,它是人们所体验到的快乐感;其三,它是人们由于潜能实现而获得的价值感。幸福感是满意感、快乐感和价值感的有机统一。从形式上讲,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表现为客观主体自觉或不自觉地自我反省,而获得的某种切实的、比较稳定的心理感受;从内容来讲,幸福感是人们所体验到的一种积极的存在与发展状态。
二、当前影响人们幸福指数提高的主要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财富的积累为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奠定了强大的物质基础,无论是人们的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生活水平、健康状况、人际关系、个人事业成就感,生活的安全感和对工作的满意度等等都比过去有了很大的提升,人们比过去拥有了更多的幸福感和更高的幸福指数[2]。我们认为影响民众幸福感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六大因素。
生存质量状况。主要有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城乡居民人均居住面积、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社会基本保险覆盖率、接受社会救济比例、人身财产保护满意率、社会参与率、居民消费价格(CPI)满意率等。
身心健康状况。主要有人均寿命、病死率、精神病发病率、食品卫生达标率、医疗状况满意率等。
婚姻家庭状况。 主要有婚姻和家庭满意度、离婚率、子女孝敬满意度、居住方式满意度、家庭成员数量满意度、儿女就业满意度等。
职业发展状况。主要有职业满意度、工作现状和工作环境满意度、平均工资水平、失业率、跳槽频率等。
人际社会状况。主要有对政府公共服务的满意度、人际交往满意度、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自身价值体现满意度;群众办结率、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满意度等。
环境条件状况。主要包括反映生态建设情况的森林覆盖率、退耕还林情况反映环境污染和保护情况的环境污染综合指数、单位能耗指标、环境治理达标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3]。
三、提高人民幸福指数,建设幸福之都的途径和措施
(一)切实解决影响幸福感的最突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
提高全民幸福指数必须正确处理好全体民众的利益关系。要适度调节收入分配和利益享受机制,要“保低”――保障并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扩中”――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控高”――调控过高收入,“打非”――打击并取缔非法收入,通过对垄断行业收入、福利待遇过高,个别行业暴利经营、非法经营等影响社会公平的客观因素进行合法调节,缩小收入差距,缓解社会矛盾压力。同时,要把就业、社会保障、扶贫、教育、医疗、环保和安全等群众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作为民生之本、和谐之基提到重要议事日程。
(二)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增强广大市民的主人翁地位感和成就感
加强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务公开等民利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时加强机关的作风建设、效能建设、廉政建设,积极推进政务创优工程,民主参与工程,切实做到体察民情,尊重民意、集中民智、汇聚民力、发扬民主,最大限度地调动好、发挥好、保护好人民群众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成就感。要进一步强化公共管理职能,完善公共服务职能,加强政府自身建设,提高公务人员的整体素质。
(三)建设经济强城,不断提高广大市民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坚持发展是第一要务。没有物质财富的积累和民众可支配收入的提高,就谈不上民众的幸福感。大力发展经济,不断积累社会财富,是实现现代化的基础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的前提,也是提高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要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用发展的眼光、发展的思路、发展的办法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瞄准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先进水平,加快构建南部沿海经济走廊,整合钢铁资源打造七大主导产业链,建好科学发展示范区,在富民强市中着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四)大力发展公益事业、强化社会保障体系,提高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融合度
致力于“幸福学”研究的芝加哥大学教授奚恺元在接受《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人们幸福与否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很多和财富无关的因素”。这说明,经济越发展,非物质因素对幸福的影响就越来越大。国际经验也明,在人均收入1000美元之后,人民对公共服务包括公共医疗卫生、公共教育、社会保障、环境、安全等方面需求会越来越迫切,反应也会越来越敏感。在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有序,广大群众拥有社会安全感的前提下,以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为载体,以解决住房、看病难、上学难、工作难等“四难问题”为突破口,完善社会保障、救助、帮扶三大体系,大力推进安居工程、扩大就业工程、社保扩面工程、教育辅助工程、全民健康工程、诚信平安创建工程,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健康服务水平,和谐人际关系,提升人民群众对家庭、对工作、对生活质量的满意度。
(五)形成幸福指数调查评价长效机制,持续推进幸福之都建设工作
要从长远和战略上关注和提升幸福指数,注重从体制机制上保障幸福长效。要建立制度,采用幸福指数对城乡居民的主观生活质量、不同地区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主观生活质量进行比较,目的在于对以往的发展思路与政策选择进行评估,为现行政策的调整和未来政策的制定提供必要的依据。要将幸福指数写入城市发展纲要,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要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同时也要确定国民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要在探索中密切关注市民的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幸福指数”的指标体系。
参考文献:(下转第99页)
(上接第34 页)
在回收的9636份有效问卷中，年龄、家庭月收入、职业等基本情况为：从年龄段看，26—50岁的占x%，18岁以下的占x%，51岁以上的占x%;从家庭月收入看，1000元—3000元的占x%，400元—1000元的占x%，400元以下的占x%，3000元—10000元的占x%，10000元以上的只占x%;从职业看，农民占x%，企业工作人员、工人及商业服务人员占x%，机关、事业单位职员占x%，学生占x%，离退休人员占x%，失业和无业城镇居民只占x%。
二、百姓普遍感觉幸福自豪
调查结果显示，百姓感觉自己生活幸福的占x%，其中非常幸福占x%，比较幸福占x%，幸福的占 x%;感觉不幸福的占x%，其中不太幸福占x%，非常不幸福占x%;说不清楚的占x%。百姓为自己幸福自豪感打70分以上的占x%，其中91分以上占 x%，81—90分的x%;71占—80分的x%;幸福自豪感打70分以下的x%，其中61—70分的x%,60分以下的x%。调查数据说明随着全县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明显改善，广大人民群众切身感到生活幸福自豪。从调查对象的分类看，有以下特点：
一是学生的幸福自豪指数最高，为自己幸福自豪感打70分以上的达x%。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次之，占x%，其中从事文教事业的人员幸福自豪指数最高，占x%。第三是公务员，占x%。其他职业依次是国有企业职工72.58%，个体工商户x%，进城务工人员x%，离退休人员x%，农民x%，失业和无业城镇居民x%。最低的是民营企业职工只占x%，70分以下的占50.48，其中61—70分的x%,60分以下的x%。调查表明，幸福感较强的是在校学生、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公务员，幸福感较弱的职业是农民、失业和无业城镇居民、民营企业职工。前者有固定收入，职业稳定性较强，社会地位高，有着完善的社会保险，这些方面都优于其他职业，进而增加了他们的幸福感。在校学生对社会上所发生的各方面的压力还没有太多机会体会，故其幸福感最高。而对于幸福感较低的相关职业，如何提高这部分人对幸福的基本需求，是整个社会保障体系都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二是低年龄组人口幸福自豪指数高于中、高年龄组人口。17-29岁人口幸福自豪感70分以上的最高为x%，60分以下的为x%;31-40岁人口70分以上的占x%，60分以下的占x%;41-60岁人口70分以上的最低占x%，60分以下的占x%;61岁以上人口70分以上占x%，60分以下的占x%。其中幸福指数相对最低的人群主要是41-60年龄段的居民，此年龄段正面临子女教育、老人赡养、事业发展等各方面的问题，生活、工作压力过大，且对自身的期望要求较高，导致身心疲惫，这是其幸福指数不高的最主要因素。
三是进城务工人员高于务农农民。此次调查的进城务工人员是指从村镇进县城打工的人员，其身份也为农民。进城务工人员70分以上的占x%, 60分以下的占x%，70分以上的x%，60分以下的占x%。
四是收入的高低直接影响百姓幸福指数，收入越高，幸福感越强烈。个人月收入在3000-5000元的人口占调查总数的x%，认为自己生活幸福的占x%;月收入在2019-3000元的占x%;月收入在1000-2019元占x%;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的占x%;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占x%。结果显示，收入的高低与百姓幸福指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且幸福指数随着收入水平的增加而表现出线性上升的态势。幸福指数最低的是收入1000元以下的居民，而收入水平较高的人群，由于其物质生活和个人价值实现程度相对较高，则其幸福指数总体相对高一些。表明在现代生活条件下，百姓收入直接影响着对幸福的感受。挣到 “钱”才能挣到“幸福”。
五是李家庄乡农民幸福自豪最高，70分以上的占x%，其他依次为x乡x%，x乡x%，x乡x%，x镇x%，x乡x%，西寨乡59.4%，x镇x%，x镇x%，x镇x%，x镇x%，x乡x%。
三、百姓认为家庭和睦最幸福
在调查“您认为那些因素最有可能增加您的幸福感?”时，百姓选择“家庭和睦”频率最高，占被调查对象的x%;其他依次为“丰厚的收入”占x%;“稳定的社会局势、舒适的居住环境”占x%;“良好的工作、生活环境”占x%;“健康的心理”占x%;“融洽的人际关系”占x%;“实现自我价值”占x%;“足够的休闲时间”占x%;“丰富的业余生活”x%。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人们生活幸福的港湾。随着现代生活节奏不断加快，来自各方面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家庭能够愉悦人们心情，缓解压力，相互呵护的作用日显重要。在物质以及文化生活不断丰富的今天，平安健康对于每个百姓也至关重要。而收入和事业追求，则是百姓满足现代生存条件，追求更好生存环境就必须付出更多的劳动和艰辛。被调查者认为，收入多、工作忙并不代表生活最幸福。
四、经济收入是影响百姓幸福的最大因素
百姓感觉不幸福，受经济收入的影响最大占x%，经济收入对幸福感的影响程度不言而喻，是所有社会物质条件中对幸福感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因素，其他依次为住房条件x%，人均可支配收入差,x%，社会保障x%，医疗状况x%，教育问题x%，个人及家庭问题x%，食品安全问x%，下岗就业x%，其他问题x%。
五、生活幸福感调查情况
生活幸福感我们主要是从住房条件、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和人际交往四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xx县人民对居住状况满意度较低，其余的整体满意度都比较可观。从数据上看，对居住状况满意及以上的仅占x%，对健康状况满意及以上的占x%，对家庭状况满意及以上的占x%，对人际交往满意及以上的占x%。各项指标中健康状况、家庭状况和人际交往的满意度都达到了x%以上，这三个指标充分反映了xx这片神奇的土地很适宜人类居住，在这里的人们人际关系好，家庭观念强，身心健康。但对居住状况不满意的占到了x%，非常不满意的达到x%，其中失业和无业城镇居民对居住状况非常不满意的最多，占x%;民营职工其次，占x%;进城务工人员排第三，占x%。这说明虽然我县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很大成绩，百姓的住房环境、房屋质量、配套设施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但与人民群众的实际需求仍有很大差距，需进一步加强和改善。
六、社会幸福感调查情况
社会幸福感主要从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医疗、教育、交通、治安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xx县人民对生活环境的交通状况的满意度是最高的，满意及以上达到x%以上，说明近几年xx县通过实施“村村通”等公路建设工程，全县的交通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基本解决了群众行路难、出行难。医疗保健的不满意比例是最高的，占x%，这说明xx县近年来虽然实施了医疗制度改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保等各项优惠政策，但贯彻和落实的力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各项惠民政策落到实处，真正地使老百姓得到实惠。其他各方面的满意程度，一般及以上的比例都超过了x%以上，这说明了xx的各项事业都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同。
七、全县实现“村村通”大家引以为豪
“村村通” 是国家为构建和谐社会，支持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是一项民心工程，也是广大百姓最欢迎的“德政工程”。在调查对象中以“全县实现村村通”引以为豪的占x%，其他依次为“城市面貌的巨大变化”占x%;“xx中学高考达线率连续20年在全市同类学校名列第一”占x%;xx2019年财政收入达到x亿元，位居全市第六”占x%;“xx境内高速公路和高速铁路立项建设”占x%;“大寨品牌和大寨精神”占x%;“投资x亿元实施城市集中供热工程”占x%;“阳煤寺家庄矿、国投安坪电厂等大企业落户xx”占x%;“环保工作位居全省前列，荣获全省空气质量改善突出贡献奖”占x%。
八、人们最希望看到的是城乡面貌焕然一新
在调查“对“xx”末xx经济社会发展的展望，请您选择最令您自豪的选项”时，选择“城乡面貌焕然一新”的占x%，由此可见，近年来xx城乡面貌发生的巨大变化，不仅使广大居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得到了明显改善，生活水平得到了显著提高，更激发xx人民建设“宜居xx”的热情和信心。其他依次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占x%;“经济转型取得质的飞跃”占x%;“社会保障机制更加健全”占x%;“综合经济实力显著提升”占x%;“社会管理体制不断创新”占x%。
九、的明天更美好
从“无名的担心”到“对未来的不安”
28岁的李莉是一家外企职员，独自一人生活在北京。虽然每天上班她都会穿得漂漂亮亮、妆容精致，然而脸上总会带着一点儿倦容，眼神和嘴角流露出些许不安。她说：“以前大家都说我心重，坐飞机的时候担心失事，走出家门担心门没锁好，领导点名发言会紧张害怕到手心冒汗，连打个电话联系客户都要准备上十几分钟，生怕对方态度不好。”李莉说，最近她觉得这种焦虑感越来越严重了，开车的时候，几乎在每个路口都要停下来反复确认是否安全；和不熟悉的人共进晚餐，会让她觉得极不舒服。
“一切都会好的，不用太担心。”这是吴昊最近常听到的一句劝说。他年过40，父母身体不太好，妻子在家当全职太太，儿子刚刚上初中，一家老小的生活重担全压在他一个人身上。为了让家里人过上更好的生活，他听信一个亲戚投资股票的小道消息“杀”入股市。没想到，这只股票最近节节走低，让他每天一睁眼就觉得身上好像背负着千斤重的包袱，大脑被“何时能解套”这一焦虑的念头掌控着。
李莉和吴昊的症状，多多少少都会出现在你或者周围人的生活里。一项调查显示，在中国，只有0.8%的人从来没有过焦虑。也就是说，我们的焦虑人口，已经接近100%。这种焦虑成为我们情感中的“破坏分子”，让我们变为“被不安的感觉追赶着生活的人”：担心房价上涨、担心职位不稳、担心婚外情、担心老无所依……只是一点儿小小的怀疑，就假设了各种最坏的情况。
所有人的焦虑情绪从轻到重都会分为4个层次，先是身体紧张，常觉得无法放松，习惯于眉头紧锁；然后爱出汗、眩晕、呼吸急促，这是自主神经系统反应强烈造成的后果；之后就会对未来产生无名的担心，如担心工作和健康；最后发展到对周围环境的微妙变化和别人的言行都充满了警觉。与其他心理疾病相比，焦虑的特点在于它的复杂性，它影响着个人，也影响着社会。让人烦躁不安，降低个人工作、日常生活及与他人相处的能力；同时也会降低整个社会的幸福感，强化了对未来的不安全感。
怕穷、怕变是焦虑的核心
从田园牧歌中悠闲地漫步，到车水马龙中狂摁喇叭催人快走，这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导致我们的心态如此的紧张焦虑？
焦虑的产生是因为对可预计的、即将到来或发生的事有所担心，怕应付不了。将焦虑的原因可以更细致地归纳为：价值观念的多样化让人们对未来产生“不确定感”；成就感的缺乏，让人们感觉不到对自我的肯定；在社会高速转动的齿轮上奔跑，让人产生若不奋力向前，就可能被淘汰的担心。
以下两种是现代社会中最核心，也是最应解决的焦虑原因。
对贫穷的恐惧。成绩不好怕考不上好大学、老了担心没人赡养没钱看病……这些焦虑的根源实际上就是对贫穷的恐惧。《2010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调查报告》指出：约1/5受访者认为自己比周围人穷，而且无论男女、不分年龄、不管收入高低，对贫穷的畏惧远超过对情感背叛、友谊和尊严丧失的畏惧。而《2009幸福指数调查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赚到钱才能“赚”到幸福。“钱＝幸福”，这种唯一的价值评判标准让人们永远处于不满足的状态中，焦虑随之而来。
对变化的恐惧。刚工作担心买不上房、买了房担心还不上贷款、买早了担心房价会降、还没买担心房价会升，这些大大小小的变化成为了焦虑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变化意味着对未知事物的不可预期和不可控，由此产生的焦虑常常伴随着消极情绪。比如面对未知工作或挑战时，悲观地认为自己无力完成；对他人有较强的依赖性；做任何事之前都会想到最坏的一面，从而惶惶不可终日。
别让焦虑成为“传染病”
对于个人来说，要想避开如瘟疫一样的焦虑传染，可尝试以下几种方法：
寻找有香味的东西。淡淡的香味有安抚情绪的作用，比如薰衣草香可缓解焦虑。美国一项研究还证明，苹果香味能减轻焦虑、分散注意力，使颈部、头部肌肉变得松弛。
逼着自己“做决定”。对于那种由变化和未知引起的焦虑，最好的方法就是逼着自己尽快做出决定。这能让自己更坚决一点儿，清楚地知道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将焦虑由负面情绪转变为正面情绪。
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国家的权威机构，政府的智囊，却得出完全不同的排名。这样的幸福指数和排名受到了社会的关注和热议，人们不知道这样的排名是怎样得出的，为何两份排名完全不同，甚至互相冲突。事实上，这仅是关注点的表面。从其深层次考量，幸福是什么,幸福可以量化吗，可以测量吗？“幸福不是一连串生硬的数字，而应该是让人们亲身感受并且认同的事实”。回到社会层面，幸福与社会公平、福利保障、个人实现等等因素都息息相关。如何把抽象的“幸福”分解量化成各种和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指标成为越来越多政府议题的关注焦点。
对于这样一份貌似科学，实际忽悠成分很大的测算和排名，还是有很多所谓的专家、学者为之背书的。根据报告，有学者认为，北京等大城市主观满意度靠后，可能与生活节奏很快，生活成本高等有关系，像银川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靠前，可能与城市小，生活节奏舒缓有关。“（银川）骑着自行车10分钟可能就能兜一圈。”就满意度（主观）指标而言，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并没有显著高于西部地区。这可能与西部城市居民生活更加便利，生活、环境改善幅度较大等有关系。目前城市居民生活质量与期望值存在差距，居民主观满意度偏低与通胀率高、高房价、社保水平低、生活节奏快有关。“这也说明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带来生活质量主观满意度的提高。”
为了显示这次蓝皮书测评的科学性，重点长卷的调查中涉及的指标则包括家庭和睦状况、人际关系状况、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信心、灾害防范状况、居住状况、社会治安状况、教育状况、环境卫生状况、当前的社会保障制度、就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社会道德风气、经济收入状况、交通状况。有关幸福感排名采用的是问卷调查的方法。幸福感的指标包括未来生活和社会发展的信心、居住状况、环境卫生状况、交通状况、社会医疗保健条件、就业状况。我们知道，幸福是一种体验，是一个整体，这样切割出来的幸福，还是幸福吗？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赛利格曼提出了一个幸福的公式：总幸福指数等于先天的遗传素质加后天的环境，再加你能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英文表达是：H＝S＋C＋V。他把先天的遗传素质排在很重要的位置，这可以作为心理学的测评内容，通过总幸福指数来测评这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但如何把先天的遗传素质（S）、主动控制的心理力量（V）作为社会学的测评内容，作为测评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幸福指数的内容，不仅错上加错，走入死胡同，而且会将其带入莫衷一是的争论中。因此，将先天的遗传素质带入幸福指数的测评内容，是难以测评的，也背离了倡导幸福指数的价值和意义。
报告称，被调查儿童食用的食品含添加剂频率普遍偏高，可能会存在潜在风险；大量不允许应用于婴幼儿食品中的添加剂，仍广泛出现在低龄儿童常食用的食品中；在欧美国家被禁用的食品添加剂在我国仍广泛食用，如胭脂红、柠檬黄、日落黄、亮蓝等。9种儿童常食用的零食潜在危害多，包括方便面、火腿肠、蜜饯、果冻、冰淇淋、饼干、口香糖、薯片、奶茶等。以火腿肠为例，被调查的火腿肠样品中亚硝酸盐的使用率高达85.71%，而长期大量摄入亚硝酸盐，会与人体中胺类物质反应生成致癌物亚硝胺。
报告指出，到目前为止，iearth还没有搜集到关于多种食品添加剂混合使用的安全性证据或研究成果。不同的添加剂之间是否会发生新的毒害物质并无明确答案。
（卫文供稿）
肥胖与阴沟杆菌有直接关系
上海交通大学赵立平教授发表在国际微生物生态学领域顶级学术期刊ISME Journal上的一项研究报告称，他们发现一种叫“阴沟肠杆菌”的肠道条件致病菌，是造成人类肥胖的直接元凶之一。这也是国际上首次证明肠道细菌与肥胖之间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赵立平教授介绍，阴沟肠杆菌可以产生内毒素，让本来吃高脂饲料而不肥胖的无菌小鼠发展成严重的肥胖症，同时能引起小鼠炎症和胰岛素抵抗，也可以关闭消耗脂肪需要的基因，激活合成脂肪的基因。在实验中，阴沟肠杆菌在无菌小鼠体内引起了严重的肥胖和胰岛素抵抗，这为肠道菌群参与人体肥胖和糖尿病发生、发展的“慢性病的肠源性学说”提供了最直接的实验证据。
科研人员在临床研究中发现，阴沟肠杆菌在一个体重达175公斤的肥胖患者肠道里过度生长，占到总菌量的1/3之多。经过用一种特殊设计的营养配方干预以后，这种病菌数量很快下降到检测不出来的水平，而患者的体重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下降了51.4公斤，高血糖、高血压和高血脂等症状也恢复正常。为了进一步验证，研究组将这种细菌分离接种到无菌小鼠体内，结果造成了小鼠的严重肥胖和糖尿病的早期症状——胰岛素抵抗，从而证明了这种细菌是导致该病人肥胖的原因而不是结果。
赵立平教授说，阴沟肠杆菌只是“致胖细菌”的一个典型代表，沿着这个方向深入下去，可以阐明肠道菌群如何与饮食互相作用，引起肥胖和糖尿病的机制，并有望发展出以肠道菌群为靶点，预防和治疗肥胖、糖尿病的新方法。
（卫文供稿）
不服老才能长寿
美国耶鲁大学公共健康学院副教授贝卡·莱维最近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如果老年人认为自己比其他同龄人身手敏捷、有活力，而不是老朽或不中用，那么他就更容易从疾病中康复，从而获得长寿。
莱维副教授召集了700多名70岁以上的老人，进行了长达11年的跟踪调查。调查期间，有近600名老人患病（病程至少一个月），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如自己穿衣、吃饭等。研究人员记录这些老年人当想到“老年人”这个词时，脑中会联想到的词汇，并给他们打分。1分代表消极（如老朽、不中用等），5分代表最乐观（如身手敏捷、活跃等）。统计结果表明，态度积极的老人患病后更容易从病痛中恢复，其中最乐观的老人从病痛中恢复的可能性较态度消极者高40%。
莱维副教授认为，积极乐观的态度能缓解老人的心理压力，降低了老年人患严重疾病和导致死亡的几率。纽约市蒙蒂菲奥里医疗中心老年精神病学部门主任加里·肯尼迪博士对此项研究表示，老年人对待老化的态度变得积极，不服老的精神使他们勇于面对各种难题，更易获得健康长寿。
（李福章供稿）
早起的人感觉更幸福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最新一项研究结果显示，习惯于早起的人，比爱熬夜、睡懒觉的人幸福感更强。
研究人员选取两组志愿者，一组由435名17～38岁的中青年人组成，另一组由297名年龄在59～79岁的中老年人组成。两组人分别填写了一份关于他们情绪状态、自觉身体健康程度和一天中最偏爱时段等问题的问卷。统计结果表明，习惯于早起的人在情绪状态上更积极，对生活的满意度更高，觉得自己更健康，大多数人表示自己很幸福。相反，习惯于晚睡晚起的“夜猫子”对生活的满意度较差，幸福感较低。
研究人员认为，“夜猫子”因为其人体生物钟与社会生活习惯不吻合，容易引发疾病和心理不适应，因而降低了对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养成早睡早起的良好生活习惯，能够更好地提升你的幸福感。
（李福章供稿）
女性每周快步走3小时可防中风
西班牙穆尔西亚地区卫生局的研究人员一项新的研究显示，与每周快步走不到3小时或从不运动的女性相比，那些每周至少快步走3小时的女性，患中风的几率较低。
研究人员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近33 000人进行了问卷式调查，了解他们从事的体育活动，并按照性别、运动类别和每周运动时间，对参加者进行了分类。在为期长达12年的跟踪研究期间，共有442人患了中风。
研究结果显示，经常快步走的女性患中风的几率，要比不运动的女性低43%。那些每周快步走210分钟以上的女性，患中风的风险不仅比不爱运动的女性要低，还要低于那些骑脚踏车，或进行其他强度较高，但时间较短的健身运动的女性。不过，男性受访者不论从事什么运动，或是否经常运动，都不影响他们患中风的几率。
研究人员指出，这项研究向大众提示，定期进行适度的休闲活动有益于身体健康。中风通常是因为动脉血栓或脑血管破裂引起的，过去已经有研究发现，运动与患中风的几率减少有关。如果女性每周运动达210分钟以上，就有助于降低患中风的几率。
世界卫生组织与美国疾病与预防中心建议，每个人每周应至少进行150分钟（约2.5小时）像快步走这样的适量运动，才能起到维持健康的作用。
（曹淑芬编译）
经常刷牙不易患老年痴呆症
美国加州大学研究人员发表在《美国老年医学会》期刊上一项新的研究显示，经常刷牙、保持牙齿和牙龈健康的人，老年时患痴呆症的风险较低。
研究人员在1992年至2010年间，对加州一处退休社区的5 468名居民进行了长达18年跟踪研究，他们大多是白人，教育良好，比较富有。调查期间，研究人员根据访谈、医疗记录和死亡报告确定，共有1 145人患上了痴呆症。其中在78名调查初期不按时刷牙的女性中，21人在2010年时已经痴呆，相当于3.7人发生一例；而按时刷牙女性中，相当于4.5人发生一例。男性中，1/6不按时刷牙者患上痴呆，比按时刷牙的人患痴呆的风险增加了22%。每天刷牙不到一次的人，患痴呆症的可能性高达65%。
据统计，由工作压力所导致的缺勤、离职、生产效率低下，以及伤残和卫生保健等费用，每年给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造成数百亿美元的损失，约占GDP的10%以上。而中国目前正处于向工业化社会过渡阶段，社会与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员工的工作压力问题日益突出。
零点调查集团2003年的调查报告显示，41.1%的白领们正面临着较大的工作压力；新浪教育频道2005年的调查显示，82.2%的教师反映压力大。
自2001年开始，我们连续5年在全国几个主要城市进行中国白领人员(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的工作压力调查，每年的调查样本都在500人左右(2003年除外)，结果发现工作压力有逐年上升的趋势，约占四成的人感到“压力大”和“压力很大”(见表1)。这类人群特别需要进行减压。
事实上，在人生黄金时期（约20岁至60岁），大多数人把1/3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工作压力必然会成为损害人们健康的重要因素，联合国的报告中甚至把工作压力看成是“21世纪的流感”。
重压下的呐喊：我们的明天在哪里？
那么到底是哪些因素使人感到压力（即工作压力源）？近几年来，我们与香港岭南大学萧爱铃教授合作，连续开展（大陆、香港、台湾）员工工作压力的研究，结果发现，主要有9个方面的压力源，有些是中西方人共同要面临的，如“角色模糊与角色冲突”等，有些是在中国现实情境下表现得更为突出的，如“办公室政治”、“工作不安全感”、“工作家庭冲突”等。中国文化有的“搞关系”、“圈子文化”等现象，使得不少人都感到难以摆脱办公室斗争，常常感叹为“圈子”所累。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员工所面临的工作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传统的“铁饭碗”式终身雇佣关系被打破，取而代之的多是临时性或定期的工作合同，另一方面，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组织变革速率加快，兼并、重组、业务外包等现象屡见不鲜，况且，不断发展的新技术对员工胜任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这些变化都使得员工的工作安全感大大降低。这是造成目前员工工作压力的一个主要来源。难怪一些白领人士发出“我的明天在哪里”的呐喊。
而中国又是一个高不确定性避免的国家，因此，工作不安全感对中国人所造成的消极影响就可能更为严重。我们2005年的研究发现，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工作绩效、工作幸福感都会造成明显的消极影响，但对自我效能感高（能力高且信心足）的员工而言，当面临高工作不安全感的时候，工作绩效反而会有所提高，不过也是以牺牲工作幸福感为代价。
在2005年，我们与国外23名学者联合进行有关管理人员工作-家庭冲突研究，调查对象涉及20多个国家与地区的5270名管理者，发现工作与家庭角色冲突是潜在的工作压力源，角色冲突可由工作影响家庭（如工作超时妨碍了陪家人的时间），或由家庭影响工作（如要花时间照顾家人，而没有足够的时间投入到工作），而且由于中国女性就业率高以及中国人对工作与家庭的定位，使得中国的管理者往往面临较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
不过，工作压力源的9个方面（如下表）影响的严重程度会存在着差异，要考虑到员工性别、所处的职业生涯发展阶段，以及组织类型等。我们近几年的研究发现，对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员工而言，压力主要来自“职业生涯发展受阻”，而对处于职业生涯中晚期的员工，压力主要来自“工作不安全感”与“工作―家庭冲突”；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而言，“组织结构与气氛”是最大的压力源，而对私营企业的管理人员，“工作量大、加班加点”与“组织结构与气氛”是前两位的压力源。
压力减弱国人幸福感
各种因工作压力大而出现过劳死、自杀或制造暴力事件的个案也屡见不鲜。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经济增长、物质生活水平提高却没有给我们带来幸福感的同步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2005年的调查显示，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与经济发展并不同步。
那么，怎样才能使人们感到幸福？幸福指数包括哪些指标？这已成为当前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不容置疑，幸福感是以必备的物质生活为基础的。但物质生活的丰富并不一定能带来幸福感的提升。尽管幸福感可以用一些客观指标来衡量，如收入、住房条件等，但从心理学或行为学的角度来分析，幸福感更多的是个体的一种主观体验，因为面对同样的客观指标，每个人的评价标准、体验程度都会存在差异。
实质上，幸福感一直是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研究内容，常被称作“主观幸福感”。它主要研究有哪些因素会影响幸福感，如收入或财富、受教育程度、人格特质、年龄、婚姻等，以及幸福感的构成要素，即幸福感包括哪些内容，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幸福指数。研究已经表明，发达国家居民的收入或财富与其幸福感有显著的相关，但相关程度并不高，都在0.2以下，而在欠发达国家，个人收入与幸福感的相关会高于这个水平。由此可见，收入或财富只是提高幸福感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这也从一个侧面解答了上述的困惑。
工作压力会带来的一些消极后果，包括工作满意度下降、身心健康恶化、行为异常、工作绩效下降、安全事故增多等。这当然会减弱国民的工作幸福感。工作幸福感主要包括工作满意度、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三个方面。工作满意度包括对组织、上司、同事、工作本身、待遇等方面的满意程度。工作满意度本身就包括物质方面，同时工作满意度的提高往往会带来高的工作绩效，而高绩效又会带来收入的增加，它满足了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而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才是真正的健康。
当然，有压力并不见得都是坏事，俗话说，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就是这个道理。压力与绩效的关系，就像吹气球，没有压力，气球吹不起来，压力太大，气球就爆了，只有压力适中，气球才能圆，好看。这是著名的叶克斯―多德森法则，表明工作压力与绩效呈倒U型关系。
那么如何进行压力管理，以提高员工工作幸福感？我们认为应该从个体与组织两个层面进行，一方面帮助个体提高应对压力的资源（如提高职业自我效能感），掌握有效的应对方法，另一方面组织要建立有效、高质量的工作支持系统，包括组织的、上司的、同事的，甚至包括家人与朋友的，必要的时候引进员工辅助项目。这样才能保证员工快乐、高效地工作。只有如此，幸福的家庭，高效、健康的组织才有保障，和谐社会才有牢固的基础。
中国人工作压力源的九个方面
一、与工作本身有关的因素，包括工作量大、掌握新技术、过长的工作时间等。我们近几年的调查发现，管理人员（中国）的平均工作时间每周都在54个小时以上，工作严重超负荷。
二、角色模糊与角色冲突。角色冲突是指员工在工作中面临的角色定位与角色期望不一致，如“被两个或更多的人要求去做相互矛盾的事情”；角色模糊是指员工在工作中缺乏清晰明确的工作责任、权力、目标、标准等。
三、工作中的人际冲突，包括与上司、同事、下属、其他部门人员的冲突等。
四、职业生涯发展受阻，如缺乏晋升机会、成绩不被赏识等
五、工作不安全感，如工作可能发生变化或者被裁员、担心工作不长久等；
六、办公室政治，如搞小团体、故意抬高自己以打压别人等
一、引言
随着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出现了城市空间紧张，道路拥挤，事故频发等一系列的问题，与此同时，机动车保有量从200多万辆增加到1.63亿辆，增长了近70倍[1]。机动车保有量的迅速增长，使得国内很多城市，尤其是大城市面临交通拥堵及空气污染的负面影响，同时引起人们对城市交通状况的不满，降低了生活的满意度和主观幸福感。
在此背景下，在探究出行行为和主观幸福感方面研究欧美国家起步早、数据更加全面，因此其研究理念、探测方法，及其研究结果对促进我国交通领域的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本文结合英国2014～2015年纵向问卷调查报告，understand society，其问卷内容包含英国居民的特点、居民的满意度、时间偏好及其交通出行方式等问题[2]，建立回归模型探测交通出行行为对居民满意度的影响，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同时对国内的交通发展研究起重要借鉴之意。
二、文献综述
St-Louis运用回归模型对20851个样本研究，得出样本的满意度由高到低分别是行人，火车，自行车，轿车，地铁最后是公交车[2]。Ettema，D等以7点满意度量表，建立多次线性回归模型，结论表明其慢行交通工具相比汽车和公共交通更易获得主观幸福感[3]。Abou-Zeid等归纳选取旅程变量，通勤者自身特征及基于社会比较理论的通勤者社会比较三个层面的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试图找出通勤者交通出行与幸福度的关系[4]。
国内研究交通出行模型主要以时间和费用成本最优为目标，通过不同的模型方法对不同的特征进行探测。潘驰等通过二元Logit模型对大连市主城200名通勤者出行行为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停车费和公共交通服务水平提高，能够促进驾车者放弃小汽车改乘公共交通[7]。姚丽亚等采用分层Logit模型，对北京市出行者实证研究表明出高收入及其公费出行人倾向于使用私人交通，而以上班上学为出行目的人群更倾向公共交通[8]。陈俊励等采用巢式Logit模型，定量分析公共交通出行者特征。殷焕焕等基于BinaryLogit模型得出性别和年龄两个因素对公交出行影响不大，而时间和费用是主要影响居民出行的因素。
从国内外文献研究来看，不同地区因出行者特点和区域交通系统完备度的差异对于不同交通工具的满意度各有不同，基于此本研究试图探究相对于自行车或步行出行，公共交通模式和小汽车模式对不同满意度指标的影响，以此更好的促进集中资源提升出行者的满意度。
三、研究方法设计
本研究运用英国家庭普查2014/2015（BHPS）的调查问卷数据，其包含1814个问题[24]。问卷对4617个家庭进行包括社会经济特征、通勤特征、主观感受等问题的调研。根据本研究问题，选取了三个满意度相关问题分别探测个人主观幸福度。在样本选择方面，为了获得足够的有效数据，避免无效数据过多引起结果的无意义，最终有效样本为748个。
对于不同出行者的满意度，本研究运用统计软件SPSS 23.0 对交通出行和满意度数据用crosstabulate进行整合，其结果可得，自行车和步行分别对健康满意度指标和休闲时间满意度指标的满意度占比高于小汽车出行和公共交通出行，同时所有指标的不满意程度占比较低。综合两方面考虑，可得自行车和步行能够更大程度促进人的主观幸福感，而小汽车则在收入满意占比中表现优秀，而公共交通出行则在四方面满意度评价中占比最低。
四、数据分析与结论
（一）出行模型与满意度指标相关性分析
我们运用皮尔森卡方测试（Pearson’s chi-square）来探测出行模型与各幸福指标的相关性。如果两个变量不相关，则表明出行模型和此幸福指标没有明显关系，则假设不成立。
通常，相关性检查关键指标为Sig.，如果Sig.值小于0.05，那么系统的无效假设（null hypothesis）将被拒绝。皮尔卡森卡方相关性检验结果，可见出行工具选择变量与各个满意度变量显性相关。同时为构建回归模型的前提。
（二）假设检验结果
为了探测不同出行选择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程度，本研究把满意度分为‘满意’、‘无所谓’、‘不满意’，三类有层级的分类因变量。而对于有层级的分类因变量，Ordered Logistic 回归模型能通过构建相关自变量对层级因变量进行预测。
由上述可得，我们考虑各指标均为分类型指标，同时满意度问题具有层级性，所以选用Ordered 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分析。根据统计学理论，显著性值Sig.（p
假设1检验，收入满意度为因变量，出行模型及其个人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模型1。结果表明（表1），根据参数估计结果，相比自行车或步行，每增加1个单位的公共交通出行，其收入满意度下降0.754（p=0.0120.05）。因此H1得到部分验证。
假设2模型，我们选取健康满意度为因变量，出行模型及其个人特征变量为自变量引入模型2。结果表明（表2），相对于自行车和步行，公共交通出行每增加1个单位量，其相应的健康满意度下降0.789（p=0.0220.05）。因此H2得到部分支持。
假设3检验，结果表明（表3），相对于自行车和步行，一个单位的小汽车量出行增加带来0.666的休闲时间满意度下降（p= 0.008
五、结论及经验借鉴
本研究对英国2014～2015个人出行模型选择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了定量的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小汽车出行者对于‘享受日常活动’和‘休闲时间满意度’的不满意感表现显著，其拥堵所引起的休闲时间的占用是这一不满的主要原因。
第二，公共交通出行对于‘享受日常活动’的负向影响显著。而相较于自行车或步行，公共交通选择的增加带来三方面的主观幸福感降低，分别是‘健康满意度’（-0.789）、‘收入满意度’（-0.754）、‘休闲时间满意度’（-0.754）。
第三，对国内交通出行模型与幸福感的借鉴。虽然国内的小汽车出行总量占比并未高达72.7%，但其增速极快，随着日益增长的小汽车出行，交通问题日渐凸显，环境污染也因此加重，必将带来人民幸福感的下降。所以出台相应措施大力鼓励步行及自行车出行，从出行者角度促进更多的满足感，带给出行者更加幸福的生活进而改善小汽车出行带来的一系列交通问题。
参考文献
[1]潘驰，&赵胜川.（2012）.基于logit模型的大连市居民通勤出行行为研究.交通信息与安全，30（3），25-28.
名词解释:伪幸福,顾名思义,伪装出来的幸福。人们把大城市这些看着光鲜、内心幸福感并不强的状况称为“伪幸福”,与幸福对应,“伪幸福”是今人创造的新概念。“伪幸福”命题的提出,反映了对生存状态的焦虑。
本刊调查:今天,你幸福吗?
来自一线大都市居住者的声音:
案例一:大城市里的小幸福
出镜人物:曾兰 34岁
居住地:深圳 自由职业者
我离开过深圳,又回来了。也许还会离开,又还会回来,未来的事情谁也说不定。
我为什么要回去呢?因为那时候刚生下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家带孩子。从职业女性转为家庭主妇,我的世界骤然缩小了无数倍,只剩下了家、超市、门外的小公园,女儿与1/4个老公。
说是1/4个老公,是因为老公要加班到夜里十来点才回家。回到家后疲惫不堪的他几乎匆匆吃完我给他留的饭,然后逗一下孩子又立刻睡了。如果说生孩子前还有1/2个老公――他一半时间在上班,一半时间在家。现在我只剩下1/4个老公了。忽然被外部世界隔开的我,本来极渴望老公回来带给我一些外面的信息,可是老公却因为劳累和压力突增而越发沉默。那个时候,我不了解他的心思,只是觉得他对我不好不体贴,我们开始争吵。争吵时他说:你在家带孩子多轻松呀,啥事也不用管,有吃有用有穿,你还想怎样?我气极了:我为他生孩子带孩子,为他放弃我正上升的事业,可他却觉得养着我与孩子是他对我莫大的恩赐。
我一气之下就抱着孩子回了老家所在的小城。我想,行,只要有人帮我看孩子,我也可以上班,我压根儿不用你养活。
回到小城父母家后,父母帮着看孩子,而我找了份不错的工作,果真就不用老公养了。小城的生活费用低,有亲人在旁,又兼顾了工作,按理来说应该过得不错。可是很快我就觉得窒息,那种无法自由呼吸的窒息。
在小城,几乎每个人都能相关联,有一阵子,有个高中男同学因为工作上的一些事而与我走得近了些,结果,邻居、单位同事全都议论纷纷。闲言传到母亲耳朵里,母亲气得不行。还有,去很多企事业相关单位办事,对他们的拖拉与推诿,我却只能用请他们吃饭、送礼来解决,而不是我在深圳习惯的投诉;还有小城里的交通及环境卫生,都让我无比失望。这些也许能习惯或者克服,深圳还有一些让我极其渴望而小城里几十年后也没办法给予我的东西:图书馆、电影院以及文化讲座。
深圳的图书馆,每个区都有一个,很多街道也有分部,任何地方的身份证都可以办理借书证将书籍外借,也可以坐在有空调的图书馆里看一整天书;文化讲座则是市政府为市民办的实事之一,每到周末,只要你喜欢,便可以去各区图书馆的会议厅里听各个方面的专家讲座:文学的、音乐的、婚姻的、养生的、心理的、亲子教育的,等等。
更何况,老公也在深圳,虽然我们吵过、闹过、气过,但我依然爱他。
在老家待了一年后,我抱着两岁的孩子再次回到了深圳,回到了那个小出租屋里,回到了老公身边。
离别的一年中,我与老公都思考了许多,成熟了许多。我开始懂得与老公心平气和地沟通,告诉他我的苦恼与我的需要,而他,也会向我诉说心中的烦恼。我们在这举目无亲的大城市里,握着手相互鼓励、相互支撑、相依为命。
孩子三岁时上幼儿园,我依然因为要接送她而不得不在家。我忍不住打开电脑,开始写一些有感而发的文字,而那些文字百分之七八十都发表在了报纸杂志上变成了铅字。我获得了稿费,还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感。
我依然没房子,因为房价的飙升太超出我们意料。但还好,我们一直住在最开始租住的房子里,房租还能承受。关于未来,房子与户口其实也有希望。老公的单位因为成了纳税大户,已经有了迁户口的指标,老公能迁过来,我们也能随迁。我们都有了深圳户口后,便能申请经济适用房,虽然是远景,却也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孩子上小学了,虽然是外地户口,同样不需要交任何费用。而且居住证港澳自由行也开通了,去香港买一些比深圳便宜的化妆品、日用品都十分方便。
当然,最令我觉得幸福的是老公现在工作没那么忙了,他多出来的时间,都在陪我与孩子。每个周末的早晨,我们一家三口坐在家里吃我煮的红薯粥时,阳光从窗口透进来,我们三个人说说笑笑,那一刻,千金也不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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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冷丁:随遇而安、自得其乐等生活理念,本无可厚非,但脱离一线城市的“伪幸福”,所奔向的就一定是真幸福吗?这可能仅是自己的一厢情愿。对于幸福的理解,人各不同。幸福在于对生命的积极发现,在于创造,在于对生活的选择与舍弃,幸福还在于人的感受能力的强弱。没有这一切做背景和基础,人挪活就难以成为可能,结果倒可能是从一种“伪幸福”奔到了另一种“伪幸福”。
子夜:金钱的多少不是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幸福感是多维度考量的。深圳的打工妹一个月2000块也有过得挺幸福的。我在深圳年入7万,每月房贷+水电物业等3100元,小孩幼儿园学费1200元,每月家庭开销1000～1500元,其他零散开销不算,真正的月光族,可我也觉得挺幸福啊。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你的幸福感就来了。
来自二线及其他小城市居住者的声音:
案例二:幸福就是放自己一马
出镜人物:徐英子 31岁 居住地:重庆 某文化传媒公司
我是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后本想留下来跟同学们一起磨刀霍霍去打拼,然而在北京打拼半年后,我仍旧跟同学合租在城中村当“蚁族”,父母得知这一消息后死活把我“绑”回重庆。
休整一个月后,我硬着头皮去竞聘,出乎意料的是我这个在北京多如牛毛的本科新闻专业生在这里居然成了香饽饽,习惯了被竞聘单位不屑一顾的我,第一次在重庆的人才招聘市场找回满满自信。
重庆的生活节奏比之北京何止是慢了半拍,简直就是巴适(惬意)得很。北京是继拉斯维加斯、澳门之后的第三“堵”城,还有户口问题,招聘受阻、租房受阻,考公务员是想都不用想。二线城市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让人可以选择在创意园区靠头脑吃饭,也可以穿着人字拖在巷子里开家小店铺,一边招揽生意一边跟美女帅哥搭讪。
去年网络上流行玩校友群,大学同学们也建了一个群,我加入后被群主(就是当年我们的班长)要求先介绍简历,我实话实说:月薪3500元,但生活成本不高,有一套房款全清的130平方米住房,全家一年三次出游,与老公成婚6年,儿子4岁……我一边说一边汗,要知道我们班可是不乏藏龙卧虎之辈,有不少人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都市打拼得风生水起。结果,居然是他们比我更汗,一个接一个发来额头冒汗的QQ表情,人在北京的李娅吼道,我从年头忙到年尾,压根儿就没时间操持自己的终身大事,知道全国人民管我们奔三的剩女叫什么?中级剩客!过两年就是“斗战剩佛”,等你儿子上中学时我就被奉为“齐天大剩”,徐英子,我恨你!人在上海的班长李涛悻悻地说,我儿子念双语幼儿园、特长班、钢琴课,还有物价不菲的吃穿用度,已经让我沦为实打实的“孩奴”,根本不敢想自家那套70平方米的天价房贷款何时能还清……我原本是抱着后进生的态度去接受励志教育的,结果当晚成了坚守在一线城市的老同学诉苦大会。
2010年清明节,下班的我顺路逛超市买了一堆新鲜的瓜果肉菜往家走,突然横冲出一辆鲜红马六在我身旁戛然而止,从车窗里探出一张妆容精致的脸,是李娅!走下车来的她通身国际名牌,像个刚从天桥下场的模特,而我则是一身简约得叫不上牌子的职业装,是有些相形见绌。李娅跟我都是土生土长的重庆人,她这次回来是休假探亲的。当晚的接风洗尘宴席上,李娅的母亲望着她,一会儿就红了眼圈。李娅很愧疚地扣着母亲的手,她这些年只顾在北京打拼,平时加班加到连轴转,偶尔休息一天全都用来补觉,明知薪水挣得很辛苦,难以鼓足勇气去高消费,看看工资卡上的亏空只好宅在家里。这些年母女俩都没有坐在一起摆龙门阵的机会,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给家人寄一堆名贵补品,而母亲需要的只是一份触手可及的亲情偎依。
李娅回北京时,我去送行,我们彼此拥抱彼此祝福。一等幸福不一定非要在风口浪尖,退一步从此海阔天空,最好的幸福或许就是放自己一马。
案例三:夫妻养生控的福分
出镜人物:杜君豪 28岁 居住地:河北省香河县 香河县某事业单位
“冲豆浆不要放白糖啊。”
“核桃吃了没?还有钙片,这些都要饭前吃哦。”
大清早的,君豪还睡眼惺忪呢,梅琳就在盥洗室里呼来喝去了。他皱着眉头将油条向嘴里塞,梅琳一个箭步从盥洗室蹿出来:“油条有什么营养啊,包子不是在锅里吗?”
君豪扎煞着双手晾在那里,看着梅琳顶着一张黑黝黝的海藻面膜的样子,哭笑不得。
湖南卫视《百科全说》可真能蛊惑人心啊,当初那么生熟不忌的梅琳,现在成了一枚标准的养生控,吃什么都先讲营养,喝什么都要有价值。在她的强烈要求下,冰箱里的肉少了,桌子上的各类零食多了,抽屉里多出了各种各样的小瓶子。他们这个小县城,根本就没有单双号的禁车活动,可是梅琳愣是私自出台了政策,一三五开车,二四六骑车。君豪一点都不想配合,他已经不习惯顶着太阳吭哧吭哧地骑自行车了。可是梅琳的手圈住他肥硕的肚腩:亲爱的,当心计生委喊你去做B超啊。
女人可真麻烦。四月天,君豪一边骑着车子慢悠悠地走着,一边在电话里向远在北京的哥们儿林彦抱怨:还是晚婚好,看看你嫂子现在,我真后悔没有坚持做单身贵族啊。
林彦不尴不尬地干笑了两声,君豪还要埋汰老婆,那里已经匆匆忙忙扔过一句话:老板来了,回头再聊。电话咔哒一下挂上,君豪扫兴地闭上了嘴巴,他觉得自己同林彦越来越远了。想当初,两个人凑一块儿,啤酒一干就是五六瓶,彻夜长谈都不够,现在可好,他发个牢骚林彦都没时间听。
君豪内心有浅浅的失落,好在,办公室的同仁们善解人意,他还没进门呢,就听到大家正在讨论野荠菜到底怎样吃才好。春天到了,地里的桃花粉了一树又一树,粉红的桃树下,葱绿的荠菜长了一地。小县城的人,看见田地里的绿树红花,不用特意郊游,挖野菜的工夫就和春天亲密接触了。
没用多长时间,君豪手里的塑料袋就鼓鼓囊囊了。经过这番活动,君豪觉得自己的筋骨都舒展开了,他笑嘻嘻地飞车回家,钻到厨房又是洗又是涮,等梅琳下班回家,盖帘上已经躺满了圆鼓鼓的荠菜饺子。
不是养生控吗?野菜是最环保的蔬菜,今天就彻底圆老婆这个健康梦。
吃着鲜味十足的荠菜饺子,喝着醇香扑鼻的绿茶,君豪将脚丫子搁在茶几上一个又一个地调台,电视上播放的是某个海龟的成功创业史。有那么一个短暂的瞬间,看着电视上的成功男豪宅靓车的潇洒样子,君豪的心里闪过点滴的失落。当年的他,也曾有过冲天的美梦,只是现在,他看一眼自己慵懒的肚腩,有点悲伤地想,怎么就沦落成一头无所事事的猪了呢。
梅琳却颇为怡然自乐,她塞一个削过皮的苹果给君豪:哎,今天我碰到林彦的老妈了,老人家一提到林彦,就特别闹心。
怎么了?
还不是林彦的婚事。听伯母说,林彦是什么蚁族,几个人合租一套民房,女朋友吹了三四个,眼看快30岁了,还没着没落呢。
老婆还在喋喋不休,君豪眼前却浮现出林彦那张英俊的脸。他还真不知道最好的哥们儿就是报纸上常说的蚁族。他有点后悔上午打的那个电话了,电视上说,蚂蚁们结婚的概率是7%,他同林彦抱怨老婆太贤惠,这不纯粹是臭显吗?
那天晚上,君豪第一次不用梅琳催促,就将核桃、钙片塞到了嘴里,梅琳说了,所有的一切都是0,只有身体健康才是1,所以,把身体养得棒棒的是必须做的。他不再讨厌梅琳是个养生控了,能在小县城做一个悠闲的养生控,这是他们的福分。虽然他也许一辈子都干不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能健步如风地同梅琳携手到白头,这不就是最大的幸福吗?
其他居住者跟帖:
紫丁香:伪幸福,没幸福。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压力往往透支了所谓的幸福。2009年年底,一部反映大都市“房奴”生活的电视剧《蜗居》,引发了生活在大都市的人们强烈的共鸣。一线大城市就是有钱人的天堂,没钱人的地狱。我有一些在北京、上海等地的朋友,为了房子、车子都感到生活压力很大;反倒是那些生活在中小城市的朋友,因为消费水平适中,感觉还挺幸福的。同样的收入,在不同的城市,感觉截然不同。当年老色衰的时候,在大都市挣扎的你是否还具备生活的能力?是否还能找到生活的乐趣?没能力在大都市混,那就赶紧撤吧,这就是现实的“杯具”。
冬日星空:活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使关心自己以及自己关心的人幸福开心。大都市固然繁华,可是虚高的房价却让我们感受到它残酷与冷血的一面,为何一定要留在那里,成为房奴、卡奴、车奴、孩奴?难道只有那里才可以得到幸福吗?不如搬到另外一方乐土,说不定在那里可以找到真正的幸福。不必和别人攀比,毕竟,生活是自己的,只要自己满意就可以了。人生一世挺短暂的,怎么幸福怎么办吧!所以,给我生活,地方随便!
专家支招: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会高级研究员吴稼祥:不幸福源于对比
不幸福是因为欲望得不到满足,现在的诱惑太多,品种复杂,但人们又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只是看到别人有的自己也一定要拥有,这样的现象让人们产生了焦灼感。人类是追求超越的动物,总在和别人对比,如果别人拥有了自己没有的东西,就会有落差,觉得痛苦。在改革开放以前,人们是不提幸福感的,因为大家都处于没安全感中,这种感觉来自相互斗争,是可辨认的恐怖。但现在,我们这个社会拥有了足够多的财富,这就好比我们突然来到一个什么都可以买到的大超市,但手里的钱是有限的,我们又没想好自己真正需要什么,就感到无所适从。一个人要想获得幸福,首先要弄清自己想要什么,要靠自己的分辨力,而不是取决于别人的做法。同时还要自我修炼,让自己恬淡,充实心灵。
心理专家李子勋:幸福感的衡量标准是自我相处的能力
其实幸福感是对自我、环境、人际关系交往的满意度,这不是用一个标准来衡量的。感到不幸福是因为对无法实现的事物产生期待,很多人需要更多东西来支撑自己,证明自己。其实我们和自己的关系搞好了,全然接受了自己,喜欢自己的生活,这样世界对我们的冲击就不会那么大,因为知道自己要什么,懂得自取所需,按照自己的节奏发展。与自己达成和解的人必然和这世界以及他人和平相处,幸福对于他们完全是自我抉择,而不是追随其他人的步伐。
我们的幸福究竟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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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幸福”的数据
从收入看
家庭年收入在11万～20万的人群幸福感最强,但当家庭月收入超过1.5万元时,幸福感不升反降,可见,更多的金钱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幸福。
从年龄看
30～35岁的人群家庭幸福感最强,35岁至40岁的人群次之,40岁以上的人群幸福感最差,其次是90后。
从婚龄看
婚龄在1～3年的家庭幸福感最强,其次为结婚10年以上的,结婚3～10年的家庭幸福感最低,甚至低于未婚人群。
从职业看
公务员的幸福感名列第一。公务员的职业优势,给他们的家庭、婚姻带来好处,公务员在家庭、婚姻方面的幸福感体验尤其显著。
从学历看
文化程度越高越幸福。知识改变命运,教育带来幸福。知识分子的工作、交际和娱乐幸福感高,高学历(硕士及以上)群体从工作中体会到的幸福感远高于其他群体,他们拥有更满意的工作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并从工作中获得不小的经济回报。
从地域看
杭州幸福指数中国第一
杭州市统计局近期对3000户居民家庭的抽样调查显示,17.6%的杭州人感到幸福,比较幸福的占32%,幸福程度一般的占47%。浙江人平均快乐指数是6.68。以机关干部、教师、医生的快乐指数为最高,达到美国人快乐指数的平均水平。
成都人幸福指数很高
一份调查报告指出,杭州、成都和上海人最愿意留在自己的城市。成都这个城市养人,安逸慢节奏的生活、不算特别高的房价,也为很多国内百姓推崇。
放弃北上广的N个理由:
近日,在经济发达的珠三角一线城市,有部分年收入在5万至10万元的家庭,正准备摆脱大都市带给他们的“伪幸福”,去二、三线城市追寻真正的幸福。理由如下:
一线城市是江湖,二线城市是道场
北上广靠高房价获取红利,靠户口高门槛集聚精英,靠高物价挤掉流动人口,强者云集又暗藏经济危机、情感危机、人际危机,是冷漠江湖;二线城市往往靠宜居突围。
一线城市是现货,二线城市是期货
地产巨头已将目光移到二线城市――到一线去争的是空间,到二线去争的是时间。挑好一个正值上升期的二线城市,考验的是着眼未来的视野和以时间换空间的大智慧。
一线城市有文化,二线城市有闲情
一线城市有白领文化,但白领没有太多时间去享受;二线城市没有艺术电影院和话剧小剧场,唯独有很多吃饭比你早、睡觉比你晚的闲情逸致。
一线城市有优越感,二线城市有归属感
你说你属于这座大城市,却没有这座城市的户口;你说你在这个城市创造了人生价值,其实存款还不如二线城市的公务员。收紧的一线城市能给予你优越感,宽松的二线城市却能创造属于你的归属感。
一线城市胜在GDP,二线城市胜在CPI
有的白领到二线城市,发觉收入少了一半,积蓄却多了一倍;城市营销专家王志纲举过一个例子,在上海要1万元钱买到的幸福,在成都3000元就够了。
一线城市适合小众者,二线城市适合生活家
小众者在故乡是异类,但一到一线城市,总能找到志趣相投者;但若你是拥有平常心的生活家,反而适合留在二线城市,因为它的节奏往往与慢生活能够合拍。
本刊感言:日前,由范伟主演的电视剧《老大的幸福》在各电视台黄金档热播,也引发了人们对幸福要义的热议,人们开始探讨剧中“老大”所说的“幸福”的真谛――属于普通老百姓的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