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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下半年，《汽车金融公司管理办法》及相应实施细则的颁布实施，使得望眼欲穿的外资汽车金融巨头们终于可以在中国这个汽车信贷大市场上开启舞步了。不久后，国内首家汽车金融公司——上汽通用汽车金融有限责任公司于2004年8月18日正式开业，紧接着，大众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丰田汽车金融（中国）有限公司也分别于去年11月和今年1月正式开业。汽车金融不仅是一种服务，更是一种营销方式。预计汽车金融服务的推广将改变自2004年5月以来车市开始持续低迷的局面，汽车金融服务作为后工业时代带动汽车全方位营销的一个龙头，将会越来越显示出其巨大的发展潜能。
国外汽车金融服务概况
如今的金融业早已脱离了商业信用时代，产生了大量不针对某个特定行业的综合性金融机构，我国也是如此。无论什么行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多么重要，都没有必要设立与之部门相对应的金融机构。但汽车金融公司似乎是一个例外。在美国，从事汽车金融服务的机构除了商业银行、信托公司、信贷联盟等传统综合性金融机构以外，在汽车金融市场中起着主导作用的是专业性的汽车金融公司。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汽车行业是一个特殊的行业，这种特殊性使得专业性的汽车金融机构具有许多一般商业银行所不具备的优势。
首先，汽车金融公司具有较高的专业化程度。在业务运营上，汽车金融公司从金融产品设计开发、销售到售后服务都有一套标准化的业务操作流程，从而大大节省了交易费用，赢得了规模经济优势。相比之下，商业银行提供的汽车金融服务只能算是一种附属业务，尽管都已经意识到了其市场的巨大，但在整个银行的经营中还不能算是主流业务，其服务从质量到形式都无法与专业化的汽车金融公司相比。
其次，汽车金融公司具有汽车产品的综合性经营优势。汽车消费涉及的金融服务很多，除了购车贷款外，还包括汽车消费过程中的金融服务。例如在德国，如果你持有一张大众汽车银行发行的信用卡，在保险、燃油、维修、驾车旅行过程中，不仅能获得消费便利，而且能获得低利率透支。相比之下，银行的服务则相对单一，产品仅局限于购车贷款。事实上，购车行为是一次，但汽车消费则属于经常。汽车金融公司将金融服务延伸到汽车消费领域，既增加了金融服务的收益，实现了范围经济，又有利于客户风险的即时监控。
最重要的一点原因是，汽车金融公司通常是汽车制造企业附属的财务公司，它们与母公司是一个利益共同体。与商业银行相比，汽车金融公司的首要任务是促进母公司汽车的销售，因此能够保证对汽车业连续稳定的支持。这一点对汽车业的发展十分重要。汽车行业是一个受经济周期影响很大的行业，在经济不景气时，汽车行业是受冲击最大的行业之一，这时银行完全可能收缩在这一领域的金融服务，这将对汽车行业的规模经济效益构成严重影响。但作为汽车制造商附属的金融机构，则能够很好地与母公司协同运作。例如“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的汽车金融公司与母公司在车型选择、维修服务、利率及融资方面推出一系列促销计划，换来的是汽车销售在2001年10月份大幅增长了15％。
在美国，汽车信贷服务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
分期付款零售方式。这一种传统的融资方式，汽车零售商一般和消费者签订汽车分期付款零售合同约定消费者在一定期限内向零售商分期支付汽车价款。
融资租赁方式。这种方式与上述分期付款方式的差别在于：在融资租赁中，消费者（承租人）在租期届满后享有购买选择权，即承租人在补足租赁合同中事先约定的相应余额后可获得汽车的所有权；如果汽车现值高于约定的余额，消费者可以出卖所租的汽车，向零售商偿还该余额，保留差价从中获利；承租人也可直接将汽车返还给出租人。因此，对消费者来说，融资租赁方式更显灵活。
信托租赁方式。这是信托公司采取的一种特有的融资方式。就汽车金融服务而言，信托公司为实现其财产信托职能，可以通过适当的合同安排，为汽车制造商、汽车经销商以及最终消费者提供融资服务。以汽车零售为例，汽车零售商可与信托公司签订信托合同，将汽车零售商的库存汽车的所有权转移给信托公司，同时领取受益权证书，零售商可以以受益权证书为担保从银行获得融资，或者将其转让给第三人以收回货款。而信托公司接受委托后，再与消费者签订相应的融资合同（如分期付款零售合同或融资租赁合同等）。
汽车分期付款合同的转让与再融资。汽车零售商与消费者签订汽车分期付款零售合同后，可以将该合同债权转让给符合法定条件和资质的汽车金融机构。汽车金融机构受让该合同债权后，还可以再次将其转让给符合法定条件和资质的其他汽车金融机构。再融资是指汽车金融机构等享有合同债权的合同持有人，按照消费者的要求重新安排分期付款协议内容，为消费者提供分期付款服务之后的第二次融资。
目前，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限制较多，缺乏必要的资金来源，不利于其健康发展。因此，取消汽车金融公司的融资限制迫在眉睫。此外，培育汽车分期付款合同债权的转让市场（再融资市场），也是拓宽汽车金融公司融资渠道的一条途径。因此，可积极鼓励现有的汽车金融机构开展此项业务，必要时还可以通过法律规章制度来规范融资公司的主体资格、经营范围以及消费者保护等问题，这对完善我国汽车融资体系，加快汽车金融市场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吴正光.汽车金融服务体系国际比较及启示[J].国际金融研究,2004
金融服务业进行创新的建议
1立足市场及客户，追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金融服务业之所以要进行创新的原因，说到底还是为了迎合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足客户的要求，为此，金融服务业在进行创新的同时，应该立足于市场及客户，这样才可以最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满足自身的发展要求。金融服务业创新是增强自身实力，提高自身竞争力的重要举措，因此每一项金融品种的创新，都要与客户紧密联系在一起，当然为了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追求经营效益的最大化也是无可厚非的。客户是金融服务业得以生存的最根本保证，而客户的要求则是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势息息相关的，因此，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必须根据市场要求进行创新，积极开发出符合客户需要的金融产品。这在客观上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创新时，既要考虑实际情况，同时还要符合市场发展的规律和客户的需要。一旦推出的金融产品有市场、有客户、发展前景可观，那么我们就应该尽量使之尽善尽美，成为吸引客户的“亮点”；反之则要尽快转型，发展其他的金融产品。只有这样，随着市场和客户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自身的创新，才可以立足于激烈的市场竞争之中，并可以取得很好的发展。
2提高员工素质，提升金融服务水平。在银行这个最为普通的金融服务业中，柜台是对外服务的窗口，与客户的接触最为频繁，也是最为密切的，可以说在客户心目中，银行的金融服务水平如何完全是取决于柜面人员的服务水平和服务态度的，为此，加强柜面人员的服务管理，是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重要环节，也是金融服务业进行创新的重要方面。首先，是要加强对员工的金融知识的教育。客户在选择某种金融产品时，很多时候，对这种金融产品是一无所知的，这个时候，工作人员就成为了客户获取信息的最直接的对象，为了满足客户的需要，员工自身的金融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客户咨询的金融产品，或是想办理的某种业务，工作人员对客户的询问表现的一无所知的话，只会引起客户的反感，从而造成客户的流失，那么对于该银行的发展是很不利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要对员工进行各种培训，利用培训班、网络学习等形式，带动员工学习各种新业务、新知识的热情。使得员工可以熟练掌握金融产品的相关知识，对于客户的询问可以对答如流，并为客户提供适当的建议，从而满足客户的需求，提高客户的满意度，提升竞争实力。这才是进行金融服务创新的最根本目的。其次，还要强化对员工的职业道德素质的培养。银行的工作人员除了要有足够的金融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热情的服务态度。要让客户在银行办理业务或是购买金融产品的同时，可以保持一种愉悦的心情，这才是拥有忠实长久客户的最佳途径。为此，要加强员工的职业道德、职业纪律的教育，使工作人员树立一种正确的工作观念，增强自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要求员工具有爱岗敬业、诚实守信、主动热情工作观。只有从思想上提高员工的认识，才能指导员工的实践，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才能真正实现金融服务业的创新。
3完善金融服务创新激励机制，加强制度创新。一套有效的金融服务机制，是增强金融服务水平的有力保障。因此，要进行金融服务业的创新，完善金融服务的创新体制，则会成为金融创新的内在动力。建立和完善金融服务创新组织建构和制度依托，培养一批具有现代化科学技术和金融理论实践水平的人才，则是当务之急。只有为金融服务业培养出一批这样的人才，才可能适应目前经济迅速发展的各种要求。当今社会，客户对于金融服务的要求已经开始进入快节奏的氛围之中，客户要求简化服务流程、创新服务方式，面对这种要求，金融服务体制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才能满足客户的这种需求。创新金融服务体制，以客户的需求为核心，从而满足客户的各种新的需要，提升自身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效率，不断提升自身的客户满意度，从而顺利实现金融服务机制的创新。
国内金融服务业创新面临的挑战
1银行的经营压力加大。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很多先进的科学技术被应用到金融服务业中，促进了金融工具盒融资手段的不断创新，使得金融市场的效率大大提高，但同时也带来了金融交易品种和交易方式的复杂化，使得客户对于金融服务的要求也加强了，由此就加大了银行的经营压力。
企业年金是国家、企业、个人共同分担养老保障责任的三位一体的制度安排，是对抗老龄化危机、家庭小型化趋势、长寿风险的重要的制度安排。然而企业年金计划运作过程中面临的风险纷繁复杂，因此，要达到保障企业年金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建立高效率、高效用的监管机制尤为重要。
一、我国企业年金监管的现状
(一) 我国企业年金发展的现状
自2004年两法施行以来，我国企业年金进入了一个发展的黄金时期。到2005年底，我国企业年金积累基金为680亿元；到2006年底，达到910亿元；2007年企业年金的全年增量为400亿左右，积累基金达到1300亿元。然而，在监管方面却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
(二) 我国企业年金监管的机制
目前，我国企业年金的监管采用机构监管的模式。所谓的机构监管，即按照企业年金运营中涉及的机构的类别设计监管机构，不同的监管机构分别管理各自的金融机构。根据企业年金运营所涉及的主体以及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范围，企业年金的监管主体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主要负责企业年金立法和执法的监管、负责经办机构资格的确认等；银监会，负责托管银行的监管；保监会，负责监管保险公司；证监会，负责监管信托公司、投资管理公司；财政部，主要负责监管企业年金方面的税收政策。这种根据机构职能分工负责的机构监管模式，在现实的操作中存在着诸多问题。
(三) 我国企业年金监管机制存在的问题
1. 存在监管盲区以及监管重复的现象。
监管主体过多，包括政府主体和非政府主体，政府主体有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保监会、银监会、证监会、审计署等；非政府主体有行业协会、中介机构以及受益人等。这些主体之间的合作，缺乏有效的沟通协调机制，不能使监管发挥其最大的效用。
2. 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以及受益人自我监管缺失
在年金监管的过程中，行业协会和中介机构的定位不明确，没有发挥其应有的职能；而委托人以及参与缴费的职工也缺乏安全与权益意识，每月缴费后，不再过问企业年金的运作情况，使得企业年金的运作缺乏受益人的自我监管。
3. 企业年金担保机制不完善，受益人利益缺乏最终保障
《企业年金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规定建立的投资管理风险准备金，为企业年金基金提供了第一线的担保方式，但担保的水平很低。除此之外，我国并没有其他的基金担保制度，一旦年金基金发生投资亏损，风险准备金无异于杯水车薪，无法保障受益人的利益。
二、发达国家企业年金监管方面的经验
(一) 美国企业年金的监管机制
美国的企业年金是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分别对不同层次的退休金计划进行监管，同时，主要有三大组织机构来负责处理退休金的监管:国内税属、劳动部、退休金和收益保证公司。监管的主要法规是ERISA法案(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和IRC法案。在ERISA之外，美国的企业年金还受到税收法、保障法、1947年全国劳动法、Taft Hartley法案的部分管制。
(二) 英国职业年金计划的监管
英国养老金制度的监管机构有:国内税收收入局；职业年金监管局；政府收益相关年金计划；职业年金咨询局；金融服务局。此外，英国还建立了两大辅监管机制:一是建立"吹哨"机制，引进专业裁判或者仲裁者，代表委托人的利益，可以对受托人的不当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二是建立"成员抱怨"机制，实际上是鼓励广大成员通过该意见表达机制，直接将自己的意见或者不满反映给监管者或监管机构。法律方面，主要是受1986年的《金融服务法》和1995年的《养老金保险法》的监管。
(三) 日本企业年金的监管机制
在日本，对企业年金监管的部门主要有两个:一是厚生劳动省和金融服务机构。在监管模式方面，日本的监管模式从定量限制监管逐步向"审慎人"规则方向发展。在法律规范方面，主要遵循《劳动标准法》、《公司税收法》、《员工养老金保险法》、《DB养老金法》、《DC养老金法》。此外，近年来在简化法规的驱动下，通过注册的养老金保险公司、工会、员工养老金协会进行间接监管的作用正日益提高。
三、对改善企业年金监管的几点建议
结合着我国企业年金监管存在的现行问题，借鉴国外美国、日本、英国的经验，我认为，企业年金应在一下几方面完善。
(一) 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的转变
所谓的功能监管，就是基于金融体系基本功能二设计的更具连续性和一致性的，能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协调的监管。在功能监管框架下，各个监管主体关注的是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及其所能发挥的功能，而不是金融机构的类型和名称。在这种情况下，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从总体上监管，而在具体的操作方面，银监会负责监管托管事务，保监会监管账户管理事务，证监会监管投资管理事务。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在监管过程中起着领导的作用，是法定监管人。
(二) 中介机构的监管
明确行业协会以及中介机构的定位，加强信息的披露。通常情况下，企业年金计划的受托人、账户管理人、投资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财务报表和基金财务报表必须接受独立审计机构的审计；受托人必须聘请外部精算师对其偿付能力进行评估；各机构必须经信用评级机构的评定。中介机构与行业协会要公正的进行并加强信息披露。此外，要建立企业年金的行业自律机制。这一点要借鉴英国的"吹哨"的机制和"成员抱怨"机制。自律监管要依赖于某些重要专业人员的监管。
(三) 受益人的自我监管
提高受益人的安全意识，建立受益人的意见表达机制，加强受益人的自我监管。受益人的意见反映了受益人的要求、希望和不满，是促进基金经理人改善经营管理以满足受益人要求的动力。所以，建立受益人的意见表达机制，既是监管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激励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 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的担保机制
在这一点上，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养老基金担保公司。养老基金担保公司资金来源于年金计划发起人的缴费、年金基金的部分投资收入以及年金基金担保公司托管的计划资产，比较可行。并且，通过赋予养老基金担保公司一定的监管职权，能够完善监管机制，提高监管的效率。我们国家的企业年金现在处于发展的黄金时段，建立企业年金基金的担保机制是必要而迫切的。
参考文献
[1] 华金辉. 企业年金监管的国际经验及其启示.海南金融. 2005.8.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对金融服务的需求日益多样化和高度化，但目前的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其要求，出现农村金融的缺失。农村金融缺失的原因很多，制度经济学认为，农村金融的制度缺陷是农村金融缺失的一个重要根源，因而可以采取一系列的制度安排，以构建一个功能完善，分工合理，产权明晰，监管有力的农村金融体系。
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农村人口占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在我国是安天下、稳民心的基础产业和战略产业。随着农村工商业的迅速发展和农村经济产业化、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资金需求呈现刚性增长态势，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趋向多样化。但是，在现阶段农村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金融支持与金融服务远远不能适应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农村金融体制的改革相对落后于农村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步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受到严重的资金“瓶颈”。这种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使农村陷入了一种“资金少——效益差——农村贫困——资金更少——效益更差——农村更贫困”的恶性循环当中，严重制约着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的增收，使得许多地区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因缺乏金融支持而无法正常启动。
一般认为，农村金融支持的缺失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和市场化程度不高密切相关，但从理论上讲，相关的制度安排不合理以及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也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制度经济学认为，金融制度是一种节约交易费用与增进资源配置效率的制度安排，其产生与变迁既不是随意的，也不是按照某种意志与外来模式人为安排的，它并不仅仅是一种有形的框架，而是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演进过程的结晶。也就是说，我国农村金融扶持的缺失很大程度上是由制度因素引起的。因此，中央连续5年的1号文件都提出要加快改革和创新农村金融体制，提出要针对农村金融需求的特点，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建立一种既能弥补“市场失灵”，又能避免“政府失灵”的充满生机和活力的融资机制，引导社会资金回流农村，建立健全功能齐全、结构优化、产权明晰、机制完善、监管有力、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农村金融体系，加强和改善农村金融服务，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全面发展，满足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合理资金需要。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完善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
一、国家或政府层面
首先，应该完善农村金融的法律法规建设，强化农村金融支持的制度环境。-_一方面，根据农村金融的特点，加强农村金融的立法工作。一是在《商业银行法》的基础上，针对农村金融发展实际，尽快制定出台专门的农村金融服务法、农村金融监管法，如《农村金融法》或《农村合作金融法》等，就农村金融性质、法定存款准备金、市场准入退出机制等方面作出明确规定，使各种合法资金放心进入农村金融组织，结束农村金融机构长期以来参照《公司法》和《商业银行法》经营管理的无序局面；二是借鉴国外的实践，制定有关支持或鼓励农村金融发展的法律法规，如《农村金融服务促进法》、《农业保险法》等，支持农村金融的发展；三是要尽快修订完善《破产法》、《刑法》、《担保法》、《物权法》等法律法规，为农村金融的良性运转提供法律支持。另一方面，大力推行依法行政。在处理和协调农村经济金融事务中要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地方政府要自觉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大力支持司法公正，保障政府信用，杜绝不应有的行政干预。
其次，国家和政府应该大力推进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完善农村信用担保和失信惩罚机制。一个良好的农村信用环境是农村金融和农村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因而要着眼长远，突出重点，注重实效，建立起有效的农村信用体系，改善农村信用环境。在这方面，应该充分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一方面，是政府要带头讲诚信，提高行政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政府和司法机关要把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列为政绩考核指标，以形成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农村信用环境工作机制。此外，工商、税收、金融、司法、新闻媒体等有关部门要联手打击逃废债务行为，运用行政、经济、法律等多种手段对失信者进行严厉惩罚，为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另外，国家还应该要大力推进农村金融体系的配套改革，包括农村土地产权政策、财政金融政策、农村社会保障政策等改革，比如构建农村金融财政补偿机制和税收优惠机制等。
二、金融机构层面
(一)正规性金融层面
我国农村地区的正规性金融机构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农村信用社、四大国有商业银行、邮政储蓄和政策性农村金融机构即农业发展银行。由于他们各自的立足点不同，因而应该根据各自的业务重点进行相应的体制创新，以促进农村金融的发展。
第一，继续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农村信用社支农地位不动摇。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激活其作为农村金融主力军和联系农民金融纽带的作用，真正成为服务“三农”发展的社区性金融机构，但目前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已经出现了“去农化”倾向，有着强烈的商业化趋向，主要表现在“合作”性质退化，“商业”性质增强。因此，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务必坚持“三农”方向，防止“去农化”，坚持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能动摇。当前要着力抓好法人治理结构和机制建设，大力抓好经营和发展，壮大农村信用社的资金实力，进一步增强支农服务功能，发挥好支农主力军作用。
第二，大力推动商业性金融立足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是大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将从农村市场全面退出，应该通过市场化手段发挥支农作用，在农村市场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即在加强风险控制的同时，发掘优质客户，并根据农村市场的特点，积极进行金融产品和服务的创新，开发出适合农村经济发展的存、贷款种类，在支持“三农”的同时，兼顾自己的盈利目标，开拓经营范围。
第三，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强其“三农”服务功能。一是对农业发展银行重新定位，将其营业网点铺设到县级及中心乡镇，并延伸服务对象，在做好传统的粮棉油购销储备信贷业务的同时，应适当拓宽业务范围，积极介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技开发推广、农业综合开发等政策性金融业务，办理其他金融机构、外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转贷、委托业务，开展形式多样的支农活动，探索农村政策性金融的新路子。二是充分发挥开发性金融的作用，将开发性金融推进到“县域经济”和“三农”领域。进一步扩大国家开发银行的“开发性金融”的功能，使国家开发银行能够参与“三农”开发，发挥开发性金融的杠杆作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农村。
第四，加快邮政储蓄机构的改革，组建邮政储蓄银行，充分发挥其网络优势，更好地为“三农”服务。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已被批准筹建，其业务重点将是面向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地区，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来支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二)民间金融层面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正规性金融的长期缺失，使得农村民间金融异常活跃，在农村经济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农村民间金融缺乏必要的金融监管，蕴含着极大的金融风险，影响到农村地区的安定与团结。’因此，应该积极推动民间金融合法化，引导民间金融的合理、健康运行，使之成为农村正规金融的有效补充。可制定《民间融资法》等相关的法律使民间金融合法化，这样既可以规范民间金融行为，又能使其获得应有的权益和保护；同时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减少行业行政许可审批，允许民间以多种形式兴办金融业，特别是大力发展小额信贷组织和互助合作金融组织，条件成熟时可考虑设立民营银行，构建竞争性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更好为“三农”服务。此外，银行监管部门不仅要加强对民间金融的监管，更要根据实际情况，在民间金融组织内部建立有效的内部监管机制，及时、准确地披露经营状况和经营风险。
三、其他层面
一、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是后危机时代各国金融监管改革的重点
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的金融监管当局以深刻教训。短短时间内,这个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的波及全球,给全球金融行业乃至实体经济的发展笼罩了一层厚厚的阴霾。大量金融行业巨头的破产倒闭引起了金融恐慌;由金融危机导致的实体经济的疲软牵制了世界经济的发展速度。危机发生以来,各国开始审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暴露出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对金融消费者利益的保护缺失,着手对现有金融体系监管进行改革。
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Michael Taylo就提出了“双峰”理论(Twin Peaks),他认为金融监管存在两个目标:一是审慎监管目标,旨在维护金融机构的稳健经营和金融体系的稳定,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二是保护消费者权利的目标,通过对金融机构经营行为的监管,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其他不公平待遇。“双峰理论”明确的提出了金融消费者保护在维护金融稳定中的重要作用。
金融消费者和金融机构一样,都是金融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金融系统的稳定,依赖于金融消费者权利的良好维护。长期以来,各国均只关注金融机构的利益诉求,而忽视了对金融消费者权利保护,最终导致了实践中对消费者的资产受到侵吞、滥用和欺诈。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平衡,引发了金融危机。
二、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改革趋势介绍
(一)完善法律法规制度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于2010年7月21日由总统奥巴马签署的《华尔街改革与消费者保护法案》正式公布实施,法案共有1279页,突出了金融审慎监管和消费者保护两大目标。法案提出新成立独立的消费者保护机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CFPB),并赋予该机构规章制定权和监管权。
危机爆发之后,英国公布了《2009银行法案》,进一步明确了金融服务局在保护消费者方面的职权;在《改革金融市场》白皮书中阐述了消费者保护的具体措施和加强消费者保护的全球合作。其他国家如加拿大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法案》,日本的《消费者合同法》、《金融商品交易法》和《金融商品销售法》都体现了危机之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重视。
(二)设立专门的金融监管机构
英国在危机爆发之前就设有金融服务管理局(FSA)监管各个领域的消费者保护,在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英国首先通过《2010金融服务法》增强了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监管职能,并提出赋予FSA强制信息披露和惩罚权;到2010年7月26日,英国通过了《金融监管新举措》,撤消了金融服务监管局(FSA),分别设立了金融政策委员会(FPC),设在英格兰银行,主要负责宏观经济动态的监管;审慎监管局(PRA),负责对具体金融机构的活动进行监管;消费者保护局(CPMA),负责具体的消费者投诉和教育;经济犯罪局,负责对经济犯罪进行监控。通过将FSA的职能分割为四个具体的机构来执行,加强了具体的监管力度。
美国2010年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是一个独立的机构,其行政长官直接对总统负责,其作出的运作和决议不受包括美联储在内的干涉,其运作资金来自美联邦体系的转移支付。消费者保护局被授予广泛的职权来制止一切在金融消费者领域内的不公平、欺诈和滥用。这些领域包括存款贷款、信用卡报告、抵押经纪和服务及其他领域。以前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的职权和人员将转移到该机构。
除了专门独立的监管机构,美国、欧盟和英国都提出要设立跨部门委员会。美国成立金融服务监督委员会(FSOC),成员包括美国财政部、美联储、金融消费者保护局等,欧盟成立系统性风险理事会(ESRC),由欧洲央行行长以及各成员国央行行长等组成,英国成立金融稳定委员会(CFS),由英国财政部、英格兰银行和英国金融服务局的人员组成。跨部门的监管机构主要负责对金融系统性风险的监控,风险预警提示等。
(三)投诉处理和投诉信息披露机制
美国在新设的金融消费者保护局设立消费者投诉部门,开设免费800投诉电话,设立统一的服务网站,建立数据库以完成消费者投诉的信息收集和跟踪,协调联邦贸易委员会和其他联邦机构进行投诉的处理。在一定情况下,投诉处理部门可将投诉情况向各州传达。局长每年要向国会做关于消费者信息处理的汇报作为监督。日本金融监管厅专门设立银行、保险证券行业协会的“投资咨询窗口”,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对于投诉要提交处理报告。
(四)独具特色的纠纷解决机制
澳大利亚和英国的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二者都选择成立专门的金融督查服务机构(FOS),负责处理金融消费者的纠纷。这是一种独立于金融服务机构和司法机构的纠纷解决机制,因此又称为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ADR)。当消费者与金融服务机构发生纠纷得不到满意的解决时,消费者可以向FOS投诉,由FOS组织金融机构和消费者进行调解,并作出裁判。FOS处理金融消费者投诉不收取任何费用,有利于纠纷的顺利解决,也省去了消费者去司法机关诉讼的时间和精力,维护了金融机构的良好信誉。
四、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启示及建议
(一)完善金融消费者保护的法律体系
首先,目前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并未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金融消费者与金融投资者混为一体。金融消费者是指为了生活需要,办理银行存贷款、购买保险合同、申请购买信用卡、购买个人理财产品的消费者。随着金融业的发展,上述的消费行为已经是当代人必不可少的金融生活需求,与专业的机构投资者不同,在资本市场的个人投资者,由于不具备专业的信息分析能力,在金融产品日益复杂化的时代,实质上处于信息获取的弱势地位,因此也应当将其划入金融消费者的行列。
其次,目前我国关于消费者保护的法律只有《消费者保护法》、《产品质量法》,而这两部法律的设立均为保护实体领域的消费者,由于金融产品的特殊性,金融消费的概念和权利尚未明确,在保护效果上更是收效甚微了。而金融领域的《保险法》、《证券法》、《商业银行法》对涉及金融消费者的保护大多是一些概念和原则性的条文,例如银行领域只有“保护存款人的利益”,仅仅限于对存款人的保护;在保险领域的“保护保险当事人的合法权利”,限于规定保险机构的从信息披露角度保护消费者利益。法律保护手段严重不足。
鉴于此种情形,我国应当尽快建立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层级相对较高的法律,并将在法律条文中引入“金融消费者”的概念,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权利,做到金融消费者保护工作“有法可依”。
(二)建立消费者保护的具体职权机构
纵观世界各国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论实施混业经营还是分业经营的国家,均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机构。我国目前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职权分散于消费者协会,银监会、证监会等机构,在保监会设立的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局职能表述为具有规章制定权,接受消费者投诉和咨询,调查处理损害消费者权益的事项,但自2003年以来,并未见保险领域内关于消费者保护的规章出台,投诉和处理机制不明确。在证监会设立的投资者保护局的职能表述为“督导促进派出机构、交易所、协会以及市场各经营主体在风险揭示、教育服务、咨询建议、投诉举报等方面,提高服务投资者的水平;推动投资者受侵害权益的依法救济”投资者保护局并不直接接受和处理消费者的投诉。消费者保护职权不明确,缺乏专业性,容易造成消费者保护的监管空白区。在改革过程中,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在银行、证券、保险、非银行性金融机构等领域建立具体的职权明确的消费者保护机构,并赋予该机构一定的规章制定权和处罚权,建立完善的工作和监督流程,保证消费者保护工作落到实处。
(三)设置便利的消费者投诉和纠纷解决机制
忽视金融消费者保护,从表面上看仅仅会打击金融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使金融市场发展缓慢,例如上世纪90年代,日本进行金融“大爆炸”制度改革,在实践中没有给予“公平”原则应有的重视,造成许多金融消费者遭受损失。然而往深处探求,金融消费者保护不善可能是诱发全球性金融危机的根源。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例,之所以广泛的次贷危机会爆发,正是因为金融市场过度信用累积了太大的信用风险,美国银行的次级抵押贷款总数已经远远超出了公众的还款能力和风险承受水平。可见,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太过纵容金融机构的市场滥用行为,忽视了金融消费者的应有保护,最终酿成了大祸。为此,国际消费者联合会副会长彼得森就指出,针对金融消费者的有效、明确和预防保护应该成为解决金融危机的核心内容。[3]
(二)金融消费者保护对我国的现实意义
首先,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不足的弊端已经逐渐体现。在各类媒体上,金融消费者对于小额存款账户管理年费的私自扣除,理财产品风险提示不足等一系列的问题的投诉已经屡见不鲜。金融市场的细胞就是金融消费者。因此,我们只有尽力维护公众对金融业的信心,才能维护金融市场的稳定,从而促进我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其次,完善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实际需要。金融消费者的数量正在成几何倍数增长,而金融市场中的问题又往往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一点疏漏便会造成成千上万金融消费者的损失。加之近年来中国社会中的“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若是金融消费者保护环节的漏洞引发了“蝴蝶效应”,就会对整个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现状及问题
(一)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现状
1.我国立法及监管部门已经关注到金融消费者保护的问题2003年,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受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确立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赔偿规则,改变了我国金融立法对投资人民事权利的长期忽视状态。2005年,我国《证券法》的修改全面规定了民事赔偿责任,加大了对金融消费者的救济力度。2006年银监会颁布实施的《商业银行金融创新指引》首次使用了“金融消费者”这一概念,并以专章篇幅规定“客户利益保护”规则。[4]2.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仍存在许多盲点和问题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基础上位法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与新兴的金融市场消费者有关的内容没有任何涉及。而《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法律存在很多立法空白,关于金融消费者保护的规定屈指可数。不仅如此,近年来,我国金融消费者权益受损害的情形和纠纷逐渐增多,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索赔难仍然是广泛存在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1.从监管角度而言,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并未纳入法律体系,也并没有切实有效的监管制度首先,正如上文论述,目前我国的正式立法尚没有规定“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金融消费者这一新兴的消费者群体更是鞭长莫及,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一旦受到损害,无法向法律寻求实质性的保护。其次,目前的金融监管大多从监管金融机构的组织管理和具体制度的角度出发,注重金融机构自身的效率和稳定,对于金融消费者权益的诉求缺少实在救济。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也未设立专门机构和明确制度。[5]2.从行业自律角度,金融机构内部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缺乏足够的重视,行业协会未发挥实际作用[6]首先,我国的大多数金融机构与金融消费者沟通、听取其投诉的渠道并不畅通,部分金融机构甚至连法律明文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合同说明义务都不能完全履行,保护消费者更无从谈起。其次,各行业协会并没有发挥其在消费者保护中的重要作用,行业协会和国家监管机构侧重点相似,往往限制了只金融机构自身的制度和组织机构,而忽视了规定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义务和不履行义务应承担的责任。3.从金融消费者教育角度,对于金融消费者的教育没有落实到位监管机构和金融机构没有良好的途径向金融消费者提供金融消费的基础教育,使金融消费者切实了解与自己金融消费有关的基本知识,了解自身拥有的权利和权利受损时的救济,这样金融消费者很难行之有效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三、我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制度的完善建议
(一)明确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确定立法原则,将金融消费者保护正式纳入法律体系
正如上文所述,英国在《金融服务和市场法》138条中,已经明确规定了金融消费者的概念和范围。而除了英国,日本也在其法律中明确了金融消费者的定义,《金融商品销售法》中指明,本法保护的对象为信息处于弱势一方的当事人。不仅如此,日本还把金融消费者分成两类:具有专业金融知识的特殊投资者,例如上市公司、机构投资者、银行等和不具有专业知识的普通投资者。[7]从上述外国的金融消费者保护措施来看,提供法律保护的第一步必然是明确金融消费者的具体范围,确立对金融消费者保护的立法原则,将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正式纳入法律体系,真正使金融消费者的保护能够有法可依。
(二)完善已有金融立法,加大对违反信息披露制度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大法律责任中民事责任的比重,为消费者提供实在救济
依据英国1986年《金融服务法》第150条至152条规定,因为上市说明书或补充上市说明书中存在不真实或有误导性的陈述或遗漏了必须载明的事项使投资人遭受损失的,包括发行人在内的负责人应当支付损失赔偿金,但若发行人能够证明已经尽了充分的注意义务,有部分情形可以免责。这就体现了在英国的不实披露,金融机构将承担过错推定责任。[8]在我国,虽然近年来对发行人规定了虚假陈述的无过错责任,但是在信息披露的其他很多方面都缺少民事责任来给予金融消费者实际的救济。而且由于配套的民事责任法条规定不完善且惩罚力度不够,就会出现违法现象屡禁不止且消费者索赔难的情形,这都需要我国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来完善金融立法。
(三)金融机构、监管机构、行业协会、消费者保护协会四管齐下,通过专门机构的设立,确实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从近些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经济学证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天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常态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H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场必须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而合格的市场主体本身又包含了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避免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成为自觉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依法规避金融风险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金融主体间的交易，普遍以契约交易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当维护交易安全、分担交易风险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机形成和诱发金融危机。
(三)法律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层面。金融业的运行与发展都是在该基础层面上的技术性活动。法律制度基础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把损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国际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1．美国。经历1929-1933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关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危机预防法律制度．维护银行业的适度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存款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建立合理的伞型监管体制和金融稳定分工协调机制，在促进自由竞争、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成效明显。(4)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实现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竞争，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
2．英国。(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颁布《英国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以跨行业单一监管取代分业多元监管，确保金融业具有竞争力，确保信息公开，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效果显著。
3．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公布后，法国制定新的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手段促使银行，尤其是国营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通过充实资本来预防银行支付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则效仿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国营银行资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欧洲各国通过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有助于银行风险的进一步降低，加强了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银行法》，提高El本银行的独立性。(2)设立金融监督厅，使政策制订和执行分离，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3)取消分业经营制度，但同时保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立专门的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化解金融危机。(6)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公众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
韩国接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危机重现。(1)在加强韩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先后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实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2)修改《韩国银行法》、《存款人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实行金融结构调整。(3)充分发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机构重组所需资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会计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体系，为韩国金融危机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国内融资方面。拉美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市场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为本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金，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支撑经济的局面。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加强了对金融危机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设。
(三)新巴塞尔协议中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规定
新的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资本要求，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人了风险资产的计算范畴．从而更能反映银行资产所面临的真实风险状况。二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督促银行保持资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内控机制，防止将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因素。三是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建立银行强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银行有效配置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四是强调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约束机制。
(四)各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的启示
1．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稳定法律体系，用立法推动金融改革。各国金融实践证明：没有法律规范，不依法进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就不会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2．建立金融危机防范和协调法律机制，制定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整合监管力量．合力应对金融危机。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阻断金融风险的传播。
4．实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改革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5．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要求金融机构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预防金融危机发生。
6．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风险与挑战：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核心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立法建设不断加强。但是，现行法律关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规定过于原则、零散，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统一完整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关于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规定比较笼统．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操作规范亟待完善和细化。主要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防范缺乏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2．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缺位和错位。一是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变不充分，制度尚需完善，既存在监管职能重叠、过度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问题，也存在监管不足，形成真空，造成放任金融风险的可能。二是跨市场跨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一些潜在风险缺乏有效控制。三是现行监管法律制度过于强调监管机关法定权威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无法有效发挥其引导风险内控制度的功能。
3．金融危机应急与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标准不明确、救助工具单一、缺乏清晰配套措施等缺陷。二是对危机银行接管与并购制度很不完善，使银行接管、并购缺乏法律规制。三是没有形成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机制，不能适应金融服务市场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加剧的需要，无法抵御跨国传导的金融危机。四是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易引起公众恐慌，出现存款挤兑。
4．征信管理法律制度缺失。在我国，信用风险仍然是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目前我国征信管理法律欠缺，对信用风险缺乏法律约束，另外，对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惩罚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使金融诈骗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导致风险最终转嫁给金融机构。
5．金融机构和企业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充分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致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量滋生和积累，无法满足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严重缺失，不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规定，一些有问题金融机构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稳定退出，进行及早处置，使风险控制缺乏法律框架下的约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四、未来展望：对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建设，重点要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各项法度。我国应建立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等为辅助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体系。
(一)健全完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尽快制定《金融稳定法》，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母法。借鉴其他国家良好的立法例，提高立法技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本法。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控。对现行金融危机防范法律进行修改、清理和整合，使之与WTO协议和附件等国际惯例接轨，防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入侵。
一、问题的提出：法律制度在防范金融危机中的地位
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有经济体制、政治因素等方面的影响，但是从近些年来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和地区来看，法制的不健全和不完善是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制度经济学证明，完善有效的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在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金融业天生是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风险可以说是其存在和发展的常态①金融法律制度的主旨并不是要消灭所有的金融风险．而是要将金融风险控制在金融监督管理者可容忍的范围和金融机构可承受的区间内HI。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加强法律制度建设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必由之路。一法律是市场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的保障健全的金融市场必须有合格的市场主体。而合格的市场主体本身又包含了主体资格健全和行为规范化两层含义。一方面，法律明文规定金融市场主体的准入条件和标准，从而杜绝不健全主体及非法进入者对市场秩序的冲击，避免金融风险的制造者。另一方面，法律的规制、引导、教育等作用可以有效克服主体行为的自发盲目性，成为自觉遵守市场“游戏规则”的理性“经济人”．依法规避金融风险
(二)法律是金融交易信用的保护器
金融主体间的交易，普遍以契约交易方式完成。契约自身的平等、诚信、等价有偿等特点可以担当维护交易安全、分担交易风险的重担。而作为法律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契约制度，不仅能使合格交易得到确认，而且还能以法律强制力切实保障契约的履行．有效避免信用危机形成和诱发金融危机。
(三)法律是金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化保障
按照世界银行(2001)的界定，法律制度是“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决定金融运行质量和金融安全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金融稳定发展的基础．是最基本的层面。金融业的运行与发展都是在该基础层面上的技术性活动。法律制度基础越牢固、完善，建筑在此层面上的金融活动就越稳定．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就越小，即使发生危机．法律制度也能够有效地把损害降到最低②。由此可见，健全的法律制度是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必要的有效手段
二、他山之石：国际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发达国家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
1．美国。经历1929-1933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为有效地预防金融危机的发生，建立了一系列的法律制度。(1)建立健全有关金融法律体系，完善金融危机预防法律制度．维护银行业的适度竞争。防范金融风险的积累和金融危机的爆发。(2)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恢复存款人市场信心，保障存款人利益，有效。控制了金融危机的爆发。(3)建立合理的伞型监管体制和金融稳定分工协调机制，在促进自由竞争、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成效明显。(4)颁布《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实现从分业经营到混业竞争，加强金融服务业的竞争，提高其效率和抵御风险能力。
2．英国。(1)立法建立良好的金融稳定协调机制，在维护金融稳定、处理有问题金融机构、预防金融危机发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2)2ooo年颁布《英国金融服务法》成立金融服务局(FSA)，创新金融监管模式，以跨行业单一监管取代分业多元监管，确保金融业具有竞争力，确保信息公开，在防范金融危机方面效果显著。
3．其他欧洲国家的做法。1987年底巴塞尔协议公布后，法国制定新的监管条例，通过立法手段促使银行，尤其是国营银行提高资本充足比率．通过充实资本来预防银行支付危机的发生。意大利则效仿法国，采取了一系列增加国营银行资本力量的法律措施。欧洲各国通过鼓励提高资本充足率．为银行稳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这一切都有助于银行风险的进一步降低，加强了对风险的控制能力，在危机预防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4．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的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加强了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修改《日本银行法》，提高El本银行的独立性。(2)设立金融监督厅，使政策制订和执行分离，强化维护金融安全的监督体系。(3)取消分业经营制度，但同时保持着强有力的金融监管。(41完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透明度。(5)完善相关法律制度，设立专门的不良债权回收机构．化解金融危机。(6)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对维护公众信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以韩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金融危机防范的法律制度
韩国接受1997年金融危机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维护金融稳定，防止危机重现。(1)在加强韩国(中央)银行独立性的同时．先后成立了金融监督委员会(FSC)和金融监督院(FSS)，实施集中统一监管体制。(2)修改《韩国银行法》、《存款人保险法》等法律制度，实行金融结构调整。(3)充分发挥韩国资产管理公司fKAMCO)重要功能．提供金融机构重组所需资金支持。(4)建立良好的会计制度，完善了信息披露制度、信用评估体系以及金融机构市场退出体系，为韩国金融危机防范奠定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以后．在国内融资方面。拉美一些国家不断完善和补充有关直接融资、债券和股票市场方面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是运用法律手段为本国经济的增长提供稳定和可靠的发展基金，改变过去主要依靠外资，特别是短期资本支撑经济的局面。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尤其是发生过金融危机的马来西亚、泰国、巴西、阿根廷等国在预防金融危机方面也采取了类似的措施，加强了对金融危机法律防范制度的建设。
(三)新巴塞尔协议中防范金融危机的有关规定
新的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一是更新了最低资本要求，将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也纳人了风险资产的计算范畴．从而更能反映银行资产所面临的真实风险状况。二是从外部监管的角度督促银行保持资本充足性要求和完善内控机制，防止将来可能产生的危机因素。三是引入市场约束规则，建立银行强制披露信息制度，迫使银行有效配置资金，保持金融体系的安全性与稳健性。四是强调对银行业进行全方位的风险监控，将建立银行业监管的有效系统作为实现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并注重建立银行自身的风险防范约束机制。
(四)各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以及巴塞尔协议有关规定的启示
1．运用法律手段防范金融风险．建立金融稳定法律体系，用立法推动金融改革。各国金融实践证明：没有法律规范，不依法进行强有力的金融监管．就不会有良好的金融秩序和金融安全。 2．建立金融危机防范和协调法律机制，制定中央银行与其他监管部门金融稳定协调机制，整合监管力量．合力应对金融危机。
3．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保护存款人利益和维护金融秩序的稳定，阻断金融风险的传播。
4．实行功能监管，加强对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改革完善银行、证券、保险业等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防范金融危机的发生。．
5．强化信息披露制度，加强市场纪律的约束．要求金融机构披露真实可靠的信息。预防金融危机发生。
6．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加快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维护金融市场秩序。
三、风险与挑战：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目前，我国以《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和《保险法》为核心的金融稳定法律制度已初步建立．防范金融危机的立法建设不断加强。但是，现行法律关于维护金融稳定、防范金融危机的规定过于原则、零散，还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防范化解金融危机的法律体系。具体表现为以下几方面问题：
1．缺乏统一完整的金融稳定法律体系。《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关于防范金融危机、维护金融稳定的规定比较笼统．金融监督管理协调机制操作规范亟待完善和细化。主要法律规定的缺失，导致金融危机的防范缺乏完善的制度性安排。
2．金融监管法律制度存在缺位和错位。一是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转变不充分，制度尚需完善，既存在监管职能重叠、过度监管、阻碍金融创新的问题，也存在监管不足，形成真空，造成放任金融风险的可能。二是跨市场跨行业监管法律制度缺失，一些潜在风险缺乏有效控制。三是现行监管法律制度过于强调监管机关法定权威的运用．疏忽了银行内部控制和同业自律机制的兼用，无法有效发挥其引导风险内控制度的功能。
3．金融危机应急与救助法律制度缺失。主要表现在：一是最后贷款人制度存在拯救标准不明确、救助工具单一、缺乏清晰配套措施等缺陷。二是对危机银行接管与并购制度很不完善，使银行接管、并购缺乏法律规制。三是没有形成国际金融风险防范的法律机制，不能适应金融服务市场国际化和金融业竞争加剧的需要，无法抵御跨国传导的金融危机。四是缺乏存款保险制度，易引起公众恐慌，出现存款挤兑。
4．征信管理法律制度缺失。在我国，信用风险仍然是金融业面临的最主要风险。目前我国征信管理法律欠缺，对信用风险缺乏法律约束，另外，对金融诈骗和违反金融管理秩序犯罪惩罚的法律制度也存在缺陷，使金融诈骗行为的违法成本过低，导致风险最终转嫁给金融机构。
5．金融机构和企业市场退出的法律制度不完善。一方面，企业破产法律制度建设严重滞后，难以充分维护金融机构债权人合法权益，一定程度上致使金融机构不良资产大量滋生和积累，无法满足金融机构防范风险的需求。另一方面，金融机构破产法律制度严重缺失，不利于化解金融风险。目前，我国对金融机构市场退出缺乏统一完整的法律规定，一些有问题金融机构无法按照市场原则实现稳定退出，进行及早处置，使风险控制缺乏法律框架下的约束，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积聚，影响整个金融系统的稳定。
四、未来展望：对我国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的建议
完善金融危机防范的制度建设，重点要加强金融立法工作，建立健全各项法度。我国应建立以《金融稳定法》为龙头，以金融监管法律制度、金融生态环境法律制度、金融危机救助和处置法律制度等为辅助的金融危机防范法律制度体系。
(一)健全完善法律体系，为金融危机防范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尽快制定《金融稳定法》，作为维护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金融危机的母法。借鉴其他国家良好的立法例，提高立法技术，修改《中国人民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保险法》等金融基本法。既要鼓励金融创新．又要加强对金融危机的防控。对现行金融危机防范法律进行修改、清理和整合，使之与WTO协议和附件等国际惯例接轨，防范国际性金融危机的入侵。
作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近年来中国快速地步入老龄化社会。根据国家老龄委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已经增至1.69亿，预计到2020年，老年人口将达2.48亿，而2050年将进入重度老龄化阶段，届时我国老年人口达到4.37亿，占总人口30%以上。同时，高龄老人和失能老人数量大增，家庭空巢化现象日益突出。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关系我国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问题，大力发展养老服务业已经迫在眉睫。
但是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表明，2020年我国机构养老床位需求量为307万张，2030年则增长至424万张。而截至2009年，全国有各类老年福利机构38060个，床位266.2万张。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机构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在50～70张。在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每千人拥有的床位数不过23.5张。据保守估计，我国养老机构的床位缺口数在300万张以上。
由于中华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的影响，加之经济赡养、生活照料、精神慰藉的需要，中国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居家养老这一传统的养老方式。而社区服务具有服务直接、成本低、覆盖范围广和服务方式灵活等特点，因此，在社区内居家养老这种舶来品被引进中国后，逐渐成为城市养老服务的主流。究其原因，在于它既可缓解我国养老机构不足、城区土地有限的困境，又可以满足许多家庭既保持赡养老人的传统、又减轻子女压力的双重需求，可以说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养老模式。
20世纪70年代起，许多人口老龄化国家将社区养老作为养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从本世纪初开始，逐步在上海等大城市推行社区养老服务模式试点改革，近年来在全国各地铺开。前不久，我国在“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指出，要“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注重发挥家庭和社区功能，优先发展社会养老服务，培育壮大老龄服务事业和产业”。
纵观世界各国做法、结合中国国情，笔者认为，我国正在全面推广城市社区养老服务，政府在促进社会养老服务业发展中要建立保障效率制度，为其健康有序发展提供法制保障，促使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走上立足社区、制度化、标准化的发展道路。
1发达国家社区养老服务发展现状
20世纪70年代起，随着老年人问题的复杂化，欧美发达国家的养老保障体系逐步转型，老年人社区照顾逐渐被接受，这一模式通过保持老年人在社区中的长期护理照料，减少公共依赖，以降低长期护理照料的成本。从实质上说，它是福利多元主义成为西方养老保障理论主流后，逐步发展的以社区为依托、多元化的老年福利服务模式。而各国又根据各自的国情选择不同的方式与制度，具体如下：
英美等国家强调以社区为基础实行长期养老，并特别强调以社区为基础的老人健康和社会照顾要成为社会福利的主流。其社会照顾的资金筹措办法、管理传送程序和训练计划等要根据客观变化而改变；其中老人健康照顾还包含三种具体主张：一是以家庭和社区为基础的非正式照顾（老人接受家庭成员、朋友和邻居的照顾）；二是正式照顾（老人得到私营部门、志愿者、慈善机构和团体的照顾）；三是由医疗保健机构照顾（护理服务）。
日本是全球老龄化进程最快、老龄人口比例最高的国家。最初，日本模仿西方，大量投资兴建福利设施，由于失去了家庭的亲情而心情压抑，这对老人保持身心健康十分不利。为此，日本社会进行了反思，创建了以年金―医疗―护理为核心的老年福利体系，以及以家庭养老为中心、以社区老年服务为补充的老年服务模式。老人可以选择入居型福利设施（护理老人福利院，特别护理老人福利院，低费护理老人福利院）和社区服务型福利设施（老人福利中心，保健康复中心，护理援助中心，老人之家），这些设施的条件及人员配备必须达到服务标准。
法国的社区老人服务一直坚持标准化理论，一方面强调为住在家里的老人进行家务料理（设定标准化服务项目），另一方面强调为住在老年医学服务组织或者老年公寓、养老院、长期看护中心和老年人旅馆、临时接待中心和每日活动中心的老人提供标准化服务。养老服务的范围非常广泛，不仅包括生活照顾和护理服务，还包括陪伴老人、保洁、导医、购物、生活指导、日托等。
综上所述，欧美日等发达国家的养老服务均已走上社区化和标准化的发展道路，这对我国的社区养老服务发展具有指导和借鉴作用。但是由于历史、风俗习惯和国情不同，我们应探讨建立适合我国国情发展的社区养老服务制度。
2我国社区养老服务业法制建设现状及不足
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可避免，国家提出全面推动老龄事业的发展战略，老龄产业特别是养老服务业面临大的发展机遇。“十二五”规划意见提出，“鼓励扩大民间投资，放宽市场准入，支持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
但与国际水平相比，目前我国养老服务落后相当明显，这与法律制度薄弱、服务标准缺失、滞后等密切相关，因此造成整个产业运行效率不高。主要体现在：
2.1 社会养老总体上缺少法律层面的根本保障
由于统一的立法缺位，全国各地对老龄产业的政策各自为政，缺乏全国统一执行的法规基础。在我国，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权机关作出的法律解释、我国加入的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宪法高于法律，法律高于行政法规，行政法规高于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包括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而地方性法规高于同级地方政府规章。目前，虽然在《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民法通则》、《继承法》、《婚姻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中规定了老年人的权利以及侵害老年人权利承担的法律责任。全国已有30个省制定实施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地方性法规。但是这些法律没有涉及养老服务的具体规范，在实践中缺乏指导性，只能依靠行政性法规或者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来操作，执行强制力和实效性都无法保证。
比如，我国鼓励和支持私营养老服务、家政服务、餐饮服务等机构参与社区养老服务工作，现行规范这些服务业的法律渊源基本是规章，立法上尚属空白。即目前对这些机构的规制，更多是依托于国家的政策目标和散见于各地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且政出多门。例如，作为养老机构主管部门的民政部先后颁布实施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行业标准)、《社会福利机构管理暂行办法》等,各地也相继颁布实施了类似的地方性规章、条例。 在社区养老服务方面，国家颁布《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关于全面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
此外，现行法律对行政机关和养老服务机构的约束力都不强，对涉及购买、享受机构服务的老年人权益保护不全面。例如，我国虽然有《收养法》,但无法涵盖社会养老服务诸多方面。养老服务合同在《合同法》中也未有涉及。其他民事法律的立法,如《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也缺少调整社会养老服务的法律规范。
可以这么说，目前规制养老服务业的多为行政规章制度，距法制化、规范化的实际需要还相差甚远。由于在立法资源、立法公开性和民主性上的“先天”不足，因此在“立法”时出现瑕疵的概率较高，具体执行过程中可操作性和实效性大打折扣。
再者，就是社会养老政策法规体系内部建设也缺少配套和衔接。具体体现在社会养老政策法规体系零散，各地出台的政策各自为政，缺乏内在逻辑，缺少配套衔接，造成社会养老政策落实不到位和不落实的现象比较突出。特别是在批（或用）地、信贷、税收、城市建设与公用事业收费等方面的优惠政策落实较难。
2.2 政府需要运用多种政策手段在社会保障方面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
目前，国家不仅通过税收优惠，直接投资和货币政策支持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而且正在将政府购买制度运用到养老服务业中，期望能够引导产业的发展。例如，福建省政府2009 年出台的《关于推进居家养老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养老服务以有偿、低偿、优惠服务为主，政府购买为辅。政府购买服务的对象主要是70周岁以上的城镇‘三无’（无劳动能力、无收入来源、无法定抚养人）人员和农村‘五保’对象、重点优抚对象等城乡困难老年人”。但是对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资金来源和管理规范问题，目前没有高位阶的专门法规来具体规范，如何保障购买服务的资金到位，以及如何管理使用这些资金，都急需法律法规方面的保障。
2.3 我国养老专业服务人员严重短缺
到2008年底，我国取得养老护理员资格的专业人员不到3万人，需求量约为1000万人，而且他们多数是在养老机构，与超过3000万失能或部分失能老人的潜在需求相比，现有专业人员数量远不能满足需要。虽然《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标准》自2002年2月已经推行，但是我国养老机构服务人员仍然处于非职业化阶段。特别是社区服务从业人员多为下岗职工、失业人员以及进城务工人员，几乎没有接受过正规专业的训练，而且多为学历水平低和年龄偏大，服务技术和方法都是靠经验总结，相对传统和落后，与老年人日益增长的多样化服务和不断变化的社区服务需求极其不适应。
3加快我国社区养老服务法律制度建设的建议
我国社区养老服务需要建立起完善的法律保障制度，以规范和保障社区养老服务的运行和发展，基本点应落在加快养老服务业标准体系建设上，具体说就是健全养老服务业市场准入机制、规范养老服务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促使养老服务行业加强自律、更好调整服务机构与老人之间关系。
3.1 提高养老服务机构相关立法质量
截至2010年3月，在养老服务业方面，我国制订出台了《老年人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养老设施建筑设计标准》、《老年人建筑设计规范》、《养老护理员(试行)》等4项行业标准。此外，一些省市也出台了一些地方标准，如北京市的《养老服务机构标准体系：要求、评价与改进》、《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标准》、《养老服务机构院内感染控制规范》、《养老服务机构服务质量星级划分与评定》等，南京市的《社区服务：养老服务规范》。
但国家层面的标准仍有缺失：行业标准仅关注养老设施和护理员的规范，而对老年食品、医疗等没有涉及；部分地方标准也仅仅是注重养老机构、老年食品、医疗、旅游、保健、生活照料、教育、中介服务以及各种特殊用品等养老服务业的单一领域。
“十二五”规划意见中也特别提出，“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要加快发展服务业，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建立公平、规范、透明的市场准入标准，探索适合新型服务业态发展的市场管理办法，调整税费和土地、水、电等要素价格政策，营造有利于服务业发展的政策和体制环境”。因此需要制定一部全国性的《养老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来规范和加强养老服务机构的质量。特别是建立养老服务机构准入机制和评估考核制度，督促社区养老服务机构走上标准化、正规化的道路。
再者，整合现有资源，针对社区养老服务制定我国养老服务国家标准，科学确定社区养老服务内容、服务方式，确保各地相关部门有法可依。
我国现有的养老服务机构合同没有统一的格式化文本，合同条款粗疏、合同签订及履行过程中的不平等和违规现象屡见不鲜。因此，为确保养老服务机构和入住老人的合法权益，有必要对养老服务合同进行规范。特别是对合同双方的义务做出详细规定，考虑在相关法律中增补条款，或者单独立法加以规范，以厘清目前在养老机构服务中存在的司法执法争议，更好地维护老年人权益。
3.2 推进养老专业服务人员的培养
人才匮乏和从业人员质量良莠不齐是制约我国社区养老服务质量提升的瓶颈。福利社会化和老年服务业方兴未艾，专业人才和职业人员极为短缺，填补老年专业教育在中国的空白，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具体而言，就是加强教育培训、提高社区卫生技术人员的专业素质，提高现有养老服务人员的素质；加快培养老年医学、管理学等方面的专业人才，有计划地在高等院校和中等职业学校增设养老服务相关专业和课程等，为将来储备人才。为了把好进口关，应大力推进从业人员的职业资格标准制定和执行力度，人才队伍的职业化将极大地促进社区养老服务的内容和方式趋于规范化。
3.3 加大社区养老经费投入
对社区养老经费的投入是政府的义务。国家应制定出具体的标准范围，督促各级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中适当加大对社区养老的资金投入比例，对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可以实行转移支付。为确保社区养老服务资金安全和合理使用，资金必须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专户管理、专款专用，不得挤占挪用。民间捐助的社区养老服务资金也应建立专门帐户，实行专人管理，保证全部用于社区养老服务。
3.4 加快成立养老服务行业协会，强化自律管理
特别是优化社区养老服务产业投资结构，调动社会力量兴办相关产业的大背景下，政府侧重行业的宏观管理和规划监管，而行业协会则承担规范行业管理职责，各司其职，有效地整合配置资源。
4结语
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我国现实国情要求由家庭、社会、国家共同承担起养老的重任，基于社区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全方位的服务，这一发展趋势对法律上调控的需求愈来愈迫切。在探索发展的过程中，规范社区福利机构为老人提供服务的质量是社区养老制度的落脚点，在上文提出法律制度保障的基础之上，应该远期考虑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养老服务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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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编号：1003－4625(2008)04－0088－04 中图分类号：F840.685 文献标识码：A
一、欧美学者对“银行保险”的理论界定
银行保险(bancassurance)这个词来自于20世纪80年代的法国，具有明显的结合“银行”与“保险”的特征。在一些欧洲国家，由于对金融业的管制较少，银行销售保险产品或者通过设立保险子公司经营保险业是早已有之的事情，只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银行经营保险产品已经颇具规模，银行保险也就引起业界和学界的广为关注。有代表性的观点大体有渠道说、产品服务说和经营策略说三种。
渠道说是对银行保险最为直观的理解。从银行保险的最初形式来看，所谓的银行保险指的就是利用银行的网络来销售保险产品(主要是寿险产品)，“透过银行”将保险产品销售给“银行客户”。在世界著名的瑞士再保险公司2002年发表的《亚洲的银行保险》报告中也认为，从最为简单的形式上看，银行保险就是经由银行销售保单。
产品服务说将银行保险界定为银行和保险公司联手所能提供的所有产品和服务，美国学者Michale，Dwhite将银行保险定义为由银行或其附属机构、银行与保险公司交叉持股机构和银行经营具有资产管理功能的保险类产品、银行雇员交叉营销或销售银行和保险产品所能带来的任何产品或服务。
经营策略说将银行保险定义为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一种与保险公司或银行联合经营的商业策略。瑞士再保险公司1992年发表的《银行保险：关于银行业和保险业竞争的调查》中，将银行保险界定为银行或保险公司采取的旨在金融服务市场以一种或强或弱的一体化方式经营的策略。慕尼黑再保险公司在2001年发表的《银行保险实务》中也将银行保险视为一种商业策略，认为银行保险是经由共同的渠道或向共同的客户群提供银行和保险产品及服务。经营策略说强调银行和保险公司两个不同的金融部门联手共同进行产品的开发、营销和分销。
相比较而言，经营策略说比渠道说、产品服务说更为全面地反映了银行保险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渠道说还只是停留于对银行保险现象的表面特征和初期表现的归纳，无法反映银行保险所具有的建立策略联盟(strategic alliance)、合资企业(ioint ven－ture)和集团化(financialgroup)经营的高级阶段特征，而且还容易使人产生银行保险就是在保险人、经纪人销售以外的第三条补充性渠道的误解，银行保险作为企业的经营策略，可以创设和包容更多的保险产品销售渠道，而不单单是借助银行的分支机构销售这种银行保险早期的模式。产品服务说注重的是银行、保险两大部门联手开发的具有针对性的、适合银行柜台、网络销售的保险产品和服务。银行、保险联手开发适销的保险产品固然是成功的银行保险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还不是全部，一个成功的银行保险经营还包括诸如文化、技术、渠道整合等其他因素，因而产品服务说也失之偏颇。经营策略说强调的是，银行、保险的结合是双方的一种策略选择，根据不同的市场条件，双方问的策略选择可以有不同的模式，策略选择能否成功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有效地实现各自资源的整合，这就要求双方不仅要在渠道、产品方面实现整合，而且还要在技术、文化等方面实现整合，因而经营策略说比渠道说、产品服务说更为全面地反映了银行保险这一现象的本质属性。
二、欧洲银行保险的发展阶段和背景分析
(一)欧洲银行保险的发展历程
银行保险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的欧洲，之后便迅速发展起来，现已成为欧洲保险业的主要销售方式。从欧洲银行保险的发展历程看，银行保险经历了不断深化的四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销售阶段。在80年代初的萌芽时期，银行保险只意味着在银行的柜台销售人寿保险产品，是银行保险的初级形式。银行与保险公司签订产品分销协议，银行利用自身的经营网点保险产品，通过关系获取手续费收入。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协议合作关系，合作内容只是单纯的销售，但这一阶段为银行以后介入保险领域积累了经验。
第二阶段：战略联盟阶段。银行与保险公司以各自的利益需要为基础形成更紧密的战略合作关系，双方不仅在保险产品的销售方面，而且在产品开发、服务配套、销售渠道的管理和客户资源共享等方面进行紧密合作。而在组织结构上，两家公司没有任何联系，互相独立。这一阶段的特点是独立主体之间的战略合作关系，合作走向长期化、稳定化，它也为更高层次的合作创造了条件。
第三阶段：股权渗透阶段。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银行为应付保险公司的激烈竞争全面拓展银行保险业务，并采取了各种措施(如新设、并购、合资)等等，将银行业务与保险业务结合起来，保险公司为了进一步分享利益，也加快向金融领域渗透，银行保险的组织形式更为复杂，包括银行与保险合并、银行购买保险、银行和保险成立合资公司。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资本利益为基础的合作，股权渗透，风险共担，使得银保合作具有持续的推动力。
第四阶段：一体化阶段。90年代以来的几轮银行业兼并浪潮进一步推进了银行保险的一体化进程。如2000年，英国大型银行与保险集团公司――劳埃德集团公司收购英国第六大人寿保险与养老保险――苏格兰威德斯保险公司，从而形成英国最大的集银行、保险、养老金和单位信托基金为一体的金融集团公司。随着欧洲银行保险的发展，其他国家纷纷仿效，尤其是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掀起银行保险发展的浪潮，而1998年11月美国花旗银行兼并旅行者集团更将银行保险推向了。可以说银行保险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已经成为大势所趋。这些重组后的金融“巨头”在机构规模、资金实力、业务水平、市场份额等方面均占有绝对的竞争优势，在进行银行保险业务时，就可以低成本地利用已有的市场份额、内部资源和专业优势，通过产品开发和业务创新不断扩大合作的广度和深度，实现优势互补及集团利润最大化的目标。这一阶段的特点是集团内一体化经营，集团通过股权控制来对子公司进行资本调度，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提升整体竞争力。这既是银行保险业务融合的最高形式，也是金融业实行混业经营的具体体现。银行保险的一体化，使银行保险在深化产品、服务创新及拓展市场方面取得巨大成绩，具体表现就是银行所占保费收入的份额占保费总额的比例不断上升。
(二)欧洲银行保险发展的背景分析
1.金融业的激烈竞争是银行保险迅速发展的内在动力。20世纪70年代以来，欧洲许多国家出现了储蓄率和存款下降的趋势，而随着新的金融产品的不断涌现，以及银行搜寻存款成本上升，银行在金融领域的竞争地位不断恶化，在金融市场的份额日益缩小。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银行开始主动寻找新的市场，开拓新的业务领域。银行保险的拓展，使银行将业务范围扩展到保险领域，分享保险利益，开辟了新的利润来源，为客户提供全面化的金融服务，并且能够利用现有的人员、设施、网点，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比起银行而言，保险公司显得被动些。为迎接各种金融创新以及银行对保险行业的挑战，保险公司不得不推出了一系列与储蓄、投资具有可比性的新的产品和服务；同时保险公司也主动向银行网络渗透，由竞争走向合作，实现了优势互补。
2.监管的不断放松和混业经营为银行保险迅速发展提供了制度环境。虽然各国对银行保险的关注与探讨越来越多，但世界上很多国家对银行保险还存在法规限制，银行保险的发展水平表现得各不相同。在这方面，欧洲发达国家实行的都是混业经营，它们以综合业务和规模优势使其金融业国际地位和国际竞争力迅速攀升。由于监管的放松和制度的优势，银行保险在欧洲得到充分发展，这是欧洲的银行保险比其他国家发展更早、规模更大的主要原因。相比之下，美国的分业经营体制限制了其金融机构的规模扩张和多样化发展，削弱了国际竞争力，因而在1999年11月通过了《财经现代化服务法案》，从而在法律上结束了分业经营的历史。国家放松管制和混业经营制度的建立，一方面使银保融合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使银行和保险业在强烈的扩张动机下加速融合过程。
3.保险产品储蓄化为银行保险在寿险市场上取得的份额奠定了基础。在欧洲银行保险中占据个人金融市场半壁江山的，是被称为“契约资本化”的简易标准寿险产品，这些两全型趸交产品采取长期合同的性质，更像储蓄产品，而非寿险产品，并且享受了税收优惠，迎合了人们对长期性稳定收益的资本产品的追求，因而对顾客具有很大吸引力。而且产品设计简单，保单标准化，银行职员无需培训便可以操作，推广非常迅速。
三、我国银行保险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
(一)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现状
与欧洲银行保险发展的特点相比，我国银行保险起步晚，2000年银行保险才在我国出现，但发展很快，2001年我国银行保险的保费收入只有47亿元，到2002年则达到388.4亿元，在寿险保费收入中的占比达17.1％；2003年达816亿元，增幅高达110％，占当年寿险保费收入的31％。我国银行保险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探索阶段。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变化，增强各自的竞争优势，从1995年开始，国内各大银行和保险公司普遍加强了合作，签署了以保险、资金结算、资金融通和电子商务等为主要内容的全面合作协议。二是高速发展阶段。进入新世纪后，我国的银行保险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时期，银行与保险公司的合作除了在客户服务和业务发展上进一步合作外，在组织形式上也有所突破。如2002年3月中国工商银行利用其控股的工行亚洲收购中保国际旗下的太平保险2409％的股份，并计划入股太平人寿保险公司，这类收购兼并活动为我国银行业和保险业以股权方式进行融合进而推进银行保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开了个好头。三是缓慢发展阶段。进入2004年后，由于保险公司之间出现了以降低手续费为主的恶意竞争，导致保险公司的低利润或无利润运行，于是一些保险公司大幅度削减银行保险，银行保险的增幅放缓，进入缓慢发展阶段。
(二)我国银行保险目前存在的问题
1.银行保险主要以“协议合作”经营模式为主。激烈的市场竞争使银行和保险公司根据各自利益的需要建立合作关系的步伐也越来越快，大多数保险公司或银行都有一个以上的合作伙伴，银行保险对银行网络的覆盖率已经超过50％的比例。在合作的层次上，银行保险已经从单一的银行作为保险公司机构向多方面发展，合作范围也已经涵盖了代销保险产品、代收保费、协议存款、资金汇划、网络结算、联合发卡、保单质押贷款、客户信息共享等方面。但由于政策层面上我国银行、保险实行的是分业经营与分业监管模式，所以银行与保险公司的这些业务合作仅停留在松散型“协议合作”的模式上，其他经营模式如双方成立合资企业，或银行设立自己的保险公司，或保险公司成立下属银行机构，或兼并收购等，目前在我国国内还没有出现。
2.银行保险产品种类单一，多为储蓄分红型或投资联结型，片面强调并宣传投资分红。产品种类单一，消费者缺乏选择；变为投资工具的分红保险由于过多地强调了分红的预期，使保险公司面临了相当的分红压力；加之我国银行保险的激烈竞争引发了银行手续费的恶性竞争，手续费从2％－3％，攀升到5％－6％，极大地削弱了银行保险产品的成本优势，保险公司的营运费用极有可能超过预订费用，造成费用差损。由此而来，银行保险一方面迫使保险公司维持无利润或低利润运行，另一方面投保户实际得到的分红也达不到预期水平，引发了公众对银保产品的信用危机，致使2004年以来银行保险在银行柜面方面的销售陷入困境。
3.监管的政策和水平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保险法》中只有兼业方面的条款适用于银保业务，但随着银保业务的发展以及银行和保险公司合作的进一步加深，合作范围进一步扩大，银行与保险公司之间显然已经不仅仅是兼业的关系，而国内目前还没有关于银保业务方面更为全面和系统的法规，这对于银保业务的监管是一个重大的潜在风险。
四、欧洲银行保险发展对我国的启示
银行保险的产生与发展，充分发挥了银行和保险公司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及利益均享的特点，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联合发展是必然之路，银行业和保险业由竞争走向合作，是经过充分发育了的成熟的金融市场的客观要求。中国保险市场作为世界保险市场的一部分，应顺应世界保险发展的大趋势。既要吸取欧洲发达国家成熟的银保合作经验，又要根据我国国情，完善银行保险运作模式和外部环境，进一步加快银行保险的发展。
1.营造有利于银行保险发展的制度环境。银行保险是金融一体化过程中混业经营的产物，没有相应的制度环境，银行保险难以有大的发展。在全球特别是西方国家放松金融监管、积极推动金融自由化的大趋势下，我国目前仍然实行金融分业经营的管理体制，1995年颁布的《商业银行法》和2002年10月修改通过的《保险法》都确认了这一原则。考虑到我国金融业并未经过充分发展，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水平及风险控制能力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目前大规模修改金融法律体系、确立金
无论是在货币支付领域还是在货币融通领域，互联网与金融两者都正迈向深度融合，并展现出美好前景。它们的融合正催生着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金融变革，并预兆互联网金融时代的到来。作为经济核心的金融，事关国计民生，具有高度的风险性。金融高风险性特点必然意味着更为严苛和审慎的监管。在金融监管的压力下，互联网与传统金融业结合，与先前和传统商业、媒体结合相比，道路无疑将会更加曲折和复杂，但前途必定光明。
（二）互联网金融的本质
当下，正规金融本文将不讨论正规金融在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方面的风险和监管情况，现行监管体系对正规金融的监管已较为成熟。与非正规金融势力分别从各自优势领域出发，两头切入，使互联网金融业务模式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但从实质上看，目前互联网金融主要表现为金融对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即互联网金融中互联网扮演的是“金融互联网”角色。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工具性应用是互联网金融发展初级阶段最为重要的特征。当然，互联网金融随着发展的深入，必将表现为金融本身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的适应金融本身对互联网商业环境的适应将是互联网金融未来发展的趋势，比如互联网商业环境将可能影响金融的风险缓释技术。将来淘宝店主或许可以用虚拟网店作为担保品，甚至凭电子商务交易信用记录向金融机构申请融资。目前阿里金融基于大数据分析的信用贷款就是这方面的初步探索。。对互联网工具性的应用既可能来自于正规金融，如网银的应用，也可能来自于非正规金融，比如民间金融。但前者基于既得利益，金融创新动力显然不足，甚至过于被动；而后者基于市场驱动，目前已成为助推互联网金融发展的生力军和挑战传统金融的“搅局者”。
非正规金融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最突出的成果表现为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金融创新模式的兴起。第三方支付业务模式中，互联网扮演了资金清算信息传递渠道的角色；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业务模式中，互联网起到为资金供需双方提供融资信息的平台作用。一言以蔽之，互联网所扮演的都是金融信息传递者的角色，其作用实质并没有突破工具性的范畴。不管这种工具性在应用中表现得怎样多元或变化，互联网金融背后的金融本质属性依然泾渭分明。作为先进互联网信息技术与传统金融服务相结合的新型金融业态，互联网金融仍属金融的内涵范畴。从概念外延来看，互联网金融包括互联网支付和互联网融资。
1.互联网支付。在国内整个货币支付体系中，如果说央行大小额支付系统是“心脏”，各商业银行支付渠道是“静动脉”的话，那么,第三方支付则是“毛细血管”，是整个国家货币支付体系中的有益补充。第三方支付的互联网支付业务实质上就是金融业务中的货币资金清算业务。
2.互联网融资。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属于直接融资的范畴。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平台实质上分别是债权和股权国内的众筹融资平台迫于目前法律环境，部分已逐渐异化为具有商品交易性质的团购平台，失去了原有众筹之金融实质，不直接以股权而是以商品或服务作为对投资人的回报。但本文从狭义角度，仍以股权投资之众筹为研究对象，以还众筹融资的原貌。交易的平台或场所。在整个直接融资的“金字塔”体系中（图1），证券业处于金字塔的顶端，互联网融资则处于底端。如果说证券市场是精英们的融资“王国”的话，那么互联网融资平台就是草根们的融资“乐园”，它们分别代表精英金融和普惠金融，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就是草根型普惠金融的典型。
图1互联网融资平台与多层次直接融资体系
二、 互联网金融的合法性分析
目前，国内民商事法规的基础性规范、金融监管的部分内容以及刑法有关金融犯罪的条款都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活动不是完全无法可依，现行的法律框架体系在一定程度上为互联网金融的运行提供了法律基础和创新空间。
1.第三方支付合法性分析
2010年9月1日生效施行的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10〕第2号），正式赋予了第三方支付行业存在的合法性。该办法第3条规定：“非金融机构提供支付服务，应当依据本办法规定取得《支付业务许可证》，成为支付机构。支付机构依法接受中国人民银行的监督管理。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任何非金融机构和个人不得从事或变相从事支付业务。”该管理办法的出台间接标志着第三方支付行业长期“黑户”身份的终结，由此，第三方支付正式迈入“有法可依”的时代。
2.P2P借贷合法性分析
P2P借贷平台实质就是民间直接融资的信息交互平台或渠道，严格的借贷信息中介意义上的P2P借贷平台本身并不存在主体资格的合法性问题。但借款人通过平台向投资人借款的民间借贷行为是否合法呢？答案是有条件的肯定，即在不构成刑法意义上非法集资活动的前提下，民间借贷行为存在合法空间。根据国内法律规定，自然人之间、自然人与企业之间的民间借贷关系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均是合法行为，正所谓“法无明文禁止即自由”。最早《民法通则》中有“合法的借贷关系受到法律保护”的模糊表述；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在《关于如何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效力问题的批复》中进一步明确：“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我国《合同法》第12章关于借款合同的规定也间接肯定了民间借贷的合法性，并在第211条上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这些现行的民商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民间借贷行为提供了合法空间，亦为P2P借贷活动提供了法律基础。
3.众筹融资合法性分析
公司不仅是企业的组织形态，也是筹资的手段或工具。理论上，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均完全可在不被纳入我国《证券法》调整范畴的情况下完成公司的新设或扩股，但首要前提是避免出现《证券法》定义的公开发行状况。我国《证券法》第10条规定：“公开发行证券，必须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并依法报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或者国务院授权的部门核准；未经依法核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公开发行证券。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公开发行：向不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的；向特定对象发行证券累计超过二百人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发行行为。非公开发行证券，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在《证券法》的“藩篱”之中，众筹融资能施展“拳脚”的法律空间仅限于特定对象200人以内，并不得采用广告、公开劝诱和变相公开方式，同时还须满足我国《公司法》第24条有关有限责任公司由50个以下股东出资设立的限制。只有在此圈定的法律空间内活动，众筹融资行为才具有合法性可言。超出范围则不仅违反《证券法》，也可能触碰《刑法》中与非法集资相关的罪名。显然，法律限制所导致其合法生存空间的压缩，已间接削弱了众筹融资原有“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意义，这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众筹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和发展。
三、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考察
（一）互联网金融的风险
任何新兴事物的发展初期必定会存在诸多不足，甚至是弊端，作为金融创新的互联网金融也绝无例外。先前起步的第三方支付由于监管环境的不断完善，风险从以往的高发态势开始趋向平稳。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目前互联网融资平台野蛮生长，乱象平生，风险频发。这不仅严重影响了正常的金融秩序，增加了金融风险，也给互联网金融本身带来了负面声誉影响。有关法律法规等监管环境的缺失更是凸显了问题的严峻性。互联网融资活动的乱象已成为目前互联网金融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风险问题。
早在2011年，中国银监会曾向银行业机构了《人人贷有关风险提示的通知》（银监办发［2011］254号），称人人贷（P2P借贷）信贷服务中介公司存在大量潜在风险和问题主要有七大问题和风险：一是影响宏观调控效果；二是容易演变为非法金融机构；三是业务风险难以控制；四是不实宣传影响银行体系整体声誉；五是监管职责不清，法律性质不明；六是信用风险偏高，贷款质量远远劣于普通银行业金融机构；七是人人贷公司开展房地产二次抵押业务同样存在风险隐患。。P2P借贷当前面临三大核心风险，即一对多、资金池及期限和金额错配。许多曾经自诩风险管控严谨的P2P借贷平台最终给投资者带来的却是惨重的损失。与P2P借贷相比，由于规模有限，众筹融资风险问题和事件目前较少见，较为典型的有“北京美微事件”2013年初，北京美微传媒公司由于在淘宝销售原始股被证监会叫停，证监会称美微此举为新型非法证券活动。。互联网金融的新兴在很大程度上缘于民间资本向金融市场的跃跃欲试，民间金融繁荣活跃的地区往往也是互联网金融萌芽初兴之地。 家族管理、信息不透明、短借长贷、信用放款多、财务混乱、资金去向不明等既是民间金融的“通病”，也是当下互联网融资乱象的写照。目前，随着互联网金融概念被热捧，大量社会游资涌入P2P借贷平台，五花八门的P2P平台如雨后春笋般成立，民间借贷活动大有借道P2P借贷平台之势。但其中鱼龙混杂，良莠不齐，不乏不法投机分子借用金融创新之名行非法集资之实。尤其是部分P2P借贷平台直接介入借贷，吸收资金和发放贷款，俨然成为“影子银行”式的金融机构，为金融风险埋下了祸根。
总结互联网融资平台风险问题的本质，不难发现非法集资问题突出。互联网融资平台暴露出的许多风险问题要么本身就是非法集资问题，要么就是与非法集资相关联。《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和非法金融机构取缔办法》（国务院〔1998〕247号令）第4条规定：“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是指未经中国人民银行批准，擅自从事的下列活动……未经依法批准，以任何名义向社会不特定对象进行的非法集资。”央行在《关于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有关问题的通知》（银发〔1999〕41号）中进一步明确界定：“非法集资是指单位或者个人未依照法定程序经有关部门批准，以发行股票、债券、彩票、投资基金证券或者其他债权凭证的方式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以及其他方式向出资人还本付息或给予回报的行为。”由于互联网天然的涉众性，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作为互联网金融，在某种程度上与生俱来就具有“面向不特定人群”的特性。如再参与资金的中转，互联网融资活动在目前法律语境中较容易陷入非法集资的“魔咒”，这也是一对多、资金池及期限和金额错配的P2P借贷模式常遭人诟病为非法集资的根源。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必要性
理论上，基于法律规范的调整对象，互联网金融法律规范可分为纵向的互联网金融监管规范和横向的互联网金融交易规范。前者调整的是互联网金融监管关系，后者调整的则是互联网金融交易关系。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交易规范具有一定的基础，《民法通则》、《合同法》、《物权法》、《担保法》、《电子签名法》等基本民商事法律制度仍适用于互联网金融，互联网金融活动在交易层面不是无法可依。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除第三方支付外自2010年以来，央行陆续出台系列专项监管规章制度以完善对第三方支付的监管，如《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及《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等。，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监管规范几乎空白，对互联网金融创新暴露出的问题基本束手无策，这对整个金融市场构成极大的潜在风险。
高风险性的金融与涉众性的互联网结合，必然使互联网金融比传统金融更具涉众性风险，风险面更广，传染性更强。从风险防范角度看，对互联网金融活动实施监管不仅必要，而且意义重大。对金融活动实施审慎监管，是大多数国家为防范金融风险所普遍采取的做法，互联网金融也不例外。欧美主要国家已陆续对互联网金融活动着手规制。
以美国为例，美国对包括第三方支付、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在内的互联网金融均有监管。第一，在第三方支付监管方面，美国对第三方支付实行的是功能性监管，将监管的重点放在交易的过程而不是从事第三方支付的机构。美国国会以及财政部通货监理署、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储贷监理署等多个监管部门先后颁布了一系列适用于第三方支付机构的法律法规。1999 年颁布的美国《金融服务现代化法》将第三方支付机构界定为非银行金融机构，其监管从属于金融监管的整体框架，即实行功能性监管。在法律上，美国将第三方支付视为货币转移业务，本质上是传统货币服务的延伸，因此，美国并没有将其作为一类新的机构通过专项立法进行监管，而主要从货币服务业务的角度管理。美国《统一货币服务法案》是监管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另一部重要法规，自2000 年以来，美国已有40多个州参照《统一货币服务法案》颁布了适用本州非金融机构货币服务的法律［4］72。第二，在P2P借贷监管方面，美国目前P2P借贷的监管体系由多个监管机构组成，许多联邦和州层面的监管机构都对P2P借贷行使监管权。这些监管机构包括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联邦贸易委员会、司法部、证监会、各种联邦银行监管机构以及各州对应的相关部门［5］508。美国证监会和州证券监管部门主要通过信息披露来行使对贷款人保护的职责；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和州监管部门针对营利性P2P借贷平台，行使对借款人保护的职责；新成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也主要是行使对借款人保护的职责［6］36。第三，在众筹融资监管方面，美国于2012年通过旨在推进小企业发展的《初创期企业推动法案》（简称“JOBS 法案”），其中包括一项针对众筹融资的重要举措参见Title III of The 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s Act。，在美国《证券法》第4条第6款中，新增“股权众筹豁免”的内容，即允许众筹发行人通过被授权的互联网中介从合格投资者处筹集资金，但在12个月内筹集总额不得超过100万美元，且投资者需要符合一定要求年收入（或净资产）少于10万美元的个人累计投资至多为2 000美元或年收入（或净资产）的5%；年收入（或净资产）等于或超过10万美元的个人可将年收入（或净资产）的10%用于投资，但不得超过10万美元。 ［7］37。
目前，国内互联网金融发展迅速，金融监管部门也正在积极调研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情况。央行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也逐渐由缄默转向明确肯定，由放任自由转向支持监管。互联网金融需要监管的认识基本一致，只是如何监管尚存争议，核心问题是监管主体、监管方式、监管制度如何选择。
四、 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思路
基于互联网金融的特殊性和不同经营模式，要选择区别于传统金融机构的监管主体、监管方式和监管制度，防范复杂、低效率、抑制创新的监管，要在维护互联网金融市场活力与做好风险控制之间实现平衡。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主体地方化
将新兴的互联网金融逐步纳入金融监管体系是各国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发展的趋势，国内亦将如此。实施监管的首要问题是监管由谁来负责，即监管主体是谁，这一问题至关重要。目前，国内除第三方支付已被正式纳入央行监管体系外一国的货币支付清算体系具有高度的集中性，从监管效率和效果考虑，支付行业应由央行统一实施监管。，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仍游离于监管体系之外，监管主体仍待确定。
从P2P借贷和众筹融资产生与发展的历程来看，它们起源于民间，根植于地方，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为因地制宜，较好地规范和促进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监管应“接地气”，不宜采取类似对传统金融机构的集中式统一监管模式，监管权限应逐步下放到地方政府。赋予地方政府相应的金融监管权限也符合国务院“十二五”规划中有关金融规划的内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完善地方政府金融管理体制，强化地方政府对地方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处置责任”。伴随着地方金融活动的日益活跃，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的管理也日益频繁，地方政府已逐步开始在地方金融监管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中央与地方统分结合的金融监管模式已初露端倪。在地方金融监管的实践中，部分省市已经开始了有益的探索。以浙江为例，2013年11月22日浙江省人大常委会通过了《温州市民间融资管理条例》。作为我国首部民间金融地方性法规，它在某种程度上赋予了地方政府金融“监管权”。
2008年以来，随着新一轮地方机构改革的深入，全国省、市两级政府普遍加大了金融办建设的力度。现在，全国省、市两级政府普遍设立了金融办，在经济较发达的地方，许多市辖区和县级市也设立了金融办［8］85。金融办在地方各级的陆续设立为地方政府行使地方金融管理职能提供了组织保障。在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巨大的情况下，地方政府金融办对地方金融活动更为熟悉和了解，建立由地方政府金融办主导的地方金融监管体系框架已成为目前国内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将P2P借贷和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划归地方政府金融办统一监管，符合这一趋势和潮流。当然，全国性的监管指导和统筹也是不可或缺的，“一行三会”（指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监会、中国证监会和中国保监会）可根据相应法定职责，负责互联网金融指导性规则的制定、风险监测和预警。
（二）互联网金融的监管方式：原则导向监管
怎样监管，实施怎样的监管方式，这是确定监管主体之后必须考虑的问题。互联网金融目前还远未定型，发展方向和模式仍有待观察。鉴于发展初期的现状，金融监管部门实施监管时，应对出现的一些问题适当保持一定的容忍度和弹性，采取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充分吸收以往新兴金融行业发展初期的监管经验和教训，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现象，在保障金融系统性风险安全可控的前提下，支持金融创新，促进互联网金融的稳步发展。
原则导向监管（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和规则导向监管（rulesbased regulation），是目前各国金融监管领域普遍应用的监管方式，英美两国分别是这两种方式的典型代表美国也开始检讨和反思本国的金融监管方式。美国前财政部部长Henry Paulson提出美国应考虑采取原则性监管，前美联储主席Ben S. Bernanke也表示金融监管要向风险性和原则性监管迈进。。美国金融服务圆桌会议（Financial Services Round Table）指出：“规则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是指在该体系下由一整套金融监管法律和规定来约束即便不是全部也是绝大多数金融行为和实践的各个方面，这一体系重点关注合规性，且为金融机构和监管机构的主观判断与灵活调整留有的空间极为有限。原则导向的金融监管体系重点关注既定监管目标的实现，且其目标是为整体金融业务和消费者实现更大的利益。”参见Financial Service Roundtable, ″The Blueprint for US Financial Competitiveness,″ 2007，转引自李翰阳《从规则导向到原则导向――银行监管制度的法律经济学分析》，中国政法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6页。原则导向监管尽管存在诸如主观性、不确定性等缺点，但通过2008年金融危机的实践检验来看，相比规则导向监管，原则导向监管方式更适用于对金融创新的监管。
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指出：“原则性监管意味着更多地依赖于原则并以结果为导向，以高位阶的规则用于实现监管者所要达到的监管目标，并较少地依赖于具体的规则。通过修订监管手册以及其他相关文件， 持续进行原则和规则间的不断平衡……我们关注作为监管者所希望实现的更清晰的结果，而由金融机构的高管更多地来决定如何实现这些结果。” 参见The Financial Services Authority,″Principlesbased Regulation：Focusing on the Outcomes that Matter,″ fsa.gov.uk/pubs/other/principles.pdf,转引自刘媛《金融领域的原则性监管方式》，载《法学家》2010年第3期，第84页。通俗地说，原则导向监管就是“找准地线、放开空间”，即监管几个重大的原则，这些原则是不能碰的，在此之外就是市场的行为。原则导向监管既有利于规范金融创新，也有利于促进金融创新。对于新兴的互联网金融，监管机构就是要划好业务红线，留好业务创新空间。但原则导向监管方式并非是完全排斥规则性监管内容，原则导向监管强调的是对金融创新的底线坚守。原则性监管对于处理金融创新和监管套利是有益的， 但一套与以原则相伴的健全的规则也是必要的， 政府监管与自律监管、市场约束应保持动态平衡，不可偏废［9］97。如存在需要，条件成熟，原则可与规则相结合，形成具体监管制度，保障金融安全。
（三）互联网金融“安全港”制度构建
互联网金融是未来金融发展的重要方向。但作为后来的“搅局者”，互联网金融在各国都不同程度地与既存法律制度存在“不吻合”的现象如P2P借贷在美国也曾激起广泛争论，原因是P2P借贷很难与债券发行区分。债券作为证券受美国证监会监管，但P2P借贷平台那时普遍没有在证监会注册，这违反了美国《证券法》第5条(a)款和（c）款 的规定。2008年11月，美国证监会认定注册于加州的知名P2P借贷平台Prosper公司违规。最后，Prosper与证监会达成和解。参见Release No.8984(S.E.C. Release No.)。。在国内，互联网融资平台风险问题不断，与非法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相互交织，如影随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互联网金融的声誉。因此，在互联网融资监管方面构建“安全港”制度，厘清互联网融资活动合法与非法的边界，将之与非法集资活动区分开来，意义重大。“安全港”制度应包含四项核心机制：
1.构建会员邀请机制，避免不特定性。互联网融资平台具有天然的涉众性，容易被界定为非法集资中的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第2款将“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作为向社会公众吸取资金的四条件之一。尽管其中没有明确列举互联网平台属于向社会公开宣传的途径，但互联网平台具有面向不特定人的公开宣传效果是毋庸置疑的。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如何把这一特性控制在法律安全边界之内，是互联网融资安全合法开展的首要问题。会员邀请机制的构建为这一问题的破解提供了出路。会员邀请制度包括三个步骤，即会员注册、会员筛选和会员邀请。首先，招募会员不可进行任何公开形式的投资宣传。注册，开展风险评估，评估内容可包括投资经验、年龄、收入状况等项因素；其次，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筛选出合格投资者；最后，对合格投资客户发出相应投资邀请，并开展投资人真实身份核查。经过三个步骤的处理，互联网融资平台面对的就是特定的合格投资者，避免向不特定对象公开宣传的法律风险。当然，即使是面向特定对象，互联网融资平台也须注意我国《证券法》和《公司法》对人数的限制。
2.构建资金第三方托管机制，避免集合资金。互联网金融的融资领域，无论是P2P借贷还是众筹，其扮演的都应是信息中介而非资金中介角色。P2P借贷和众筹融资平台本质上分别是直接债权融资和直接股权融资的信息撮合平台，在业务中不应承担任何中转客户资金的角色，资金池模式更应成为，否则，互联网融资平台将成为非法集资的工具。但事实恰恰相反，国内的P2P借贷平台大量地借用资金池模式开拓业务，这是目前P2P借贷平台常遭人诟病为“庞氏骗局”的根本原因所在。实行资金第三方托管制度有利于解决这一问题。资金第三方托管是指客户资金的收付完全由独立的第三方机构直接管理，第三方角色通常是由具有托管资质的银行来担当。有了第三方托管后，借款人的资金进出根据用户指令发出，且每笔资金的流动都需要有用途和记录，这样就能有效防范借贷平台挪用客户资金或者卷款“跑路”的风险［10］。资金第三方托管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互联网金融企业恶意挪用资金或破产导致投资人血本无归的问题，也从根本上有助于互联网融资平台摆脱非法集资的恶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