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3 11:2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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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事项：
对犯罪嫌疑人曾某申请取保候审
申请理由：
根据北公刑诉字[2012]第00363号《北流市公安局起诉意见书》犯罪嫌疑人曾某因涉嫌敲诈勒索罪，经北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于2012年5月23日由北流市公安局执行逮捕，现羁押在北流市看守所。
本人系犯罪嫌疑人曾某的儿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规定，现为犯罪嫌疑人曾某申请取保候审，申请理由如下：
1、申请人认为犯罪嫌疑人曾某涉嫌敲诈勒索犯罪证据不充分，且其被捕前有正当职业，人身危险性及主观恶性不大，在侦查阶段能积极配合公安机关的调查工作，态度好。
2、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曾某直接参与了此次敲诈勒索犯罪，也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曾某参与、组织和策划此次犯罪。
3、为保证犯罪嫌疑人遵守《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第五十七条所有的各项规定，本人愿作保证人或提交一定的保证金，保证并监督犯罪嫌疑人严格遵守法律和检察机关的有关规定。
综上所述，申请人根据《刑事诉讼法》第52条之规定，特申请对犯罪嫌疑人曾某变更刑事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请予以批准。
此致
北流市人民检察院
联系地址：XX;手机：138xxxxxx 被申请取保候审的犯罪嫌疑人：XX。
申请事项：对犯罪嫌疑人XX申请取保候审。
犯罪嫌疑人XX因涉嫌XX一案，于XX年XX月XX日被深圳市公安局刑事拘留，现关押在XX守所。申请人为被申请人申请取保候审，基于以下理由：
一、申请人是被申请人XX的XX，现在已经怀孕六个月。在XX被刑事拘留之前，完全依赖XX的劳动收入维持基本生活，也全靠XX一人照顾日常起居。 XX被拘留以后，因为全力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用尽家里的钱，还债台高筑，申请人生活每况愈下，如今六甲之躯病倒入院，既无经济来源，又无人照顾，生活无以为继。现在申请人每天以泪洗面，身心疲惫，却无计可施，只望XX能获得取保候审，得以相见，以稍稍安慰。同时，家中还有年迈老人无人奉养照料。只因被申请人无心闯此横祸，这个原本并不宽裕的家庭就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
二、被申请人XX认罪态度诚恳，对被害人家属补偿到位，得到了被害人家属的一致谅解。原本事故的发生，被害人的监护人也应承担一定监护不当的责任，但XX 没有选择申请行政复议重新区分交通事故责任，而是千方百计赔偿了受害人家属。受害人家属鉴于被申请人的诚恳态度和承担责任的努力，对被申请人予以充分谅解，其《谅解书》中写道：“事故发生后，司机XX采取了积极的抢救措施，比如报警、打120电话等。在事故的赔偿事宜方面态度比较积极，给予了适当的赔偿和精神抚慰。我们同情、宽恕、理解XX，愿意给予谅解，也希望能得到有关司法机关的宽恕，免于刑事处罚。”
三、交通肇事罪属于特定情况下的过失犯罪，被申请人的行驶证被扣押后也不可能再合法驾驶车辆，因此相信取保候审申请获得批准后，他不会再危害社会。
综上，为了申请人和腹中胎儿的健康，以及申请人的家庭，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51条、96条的规定，特申请取保候审，恳请批准。此致深圳市公安局
取保候审的申请流程：
1、取保候审的申请。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有权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其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申请取保候审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2、取保候审的决定。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在接到取保候审的申请书后，应当在7天之内作出是否同意的答复。
3、取保候审的执行。取保候审的执行机关为公安机关。公安机关在执行时，应当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宣读《取保候审决定书》，并令其签名或盖章，告知其在取保候审期间应当遵守的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取保候审期间没有违反第56条规定的，取保候审期间届满以后，负责执行的公安机关应将保证金退还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告知保证人解除担保。
（来源：文章屋网 ）
合同诈骗罪的取保候审的条件有:
1、可能判处管制、拘役或者独立适用附加刑的。2、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采取取保候审不致发生社会危害性的。3、应当逮捕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但患有严重疾病,或者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
合同诈骗罪的取保候审的程序是:
一、刑事律师工作之阅卷
（一）申请阅卷的时间
（二）阅卷流程
（三）阅卷时需着重了解的事项
二、刑事律师工作之法律文书初稿
（一）辩护意见或辩护词初稿
（二）质证意见初稿
三、刑事律师工作之会见
（一）会见前备忘
（二）会见流程
（三）会见交流提纲
（四）会见目标
（五）会见注意事项
四、刑事律师工作之调查取证
（一）审查阶段的取证方式
（二）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要求
（三）律师制作调查笔录的内容
五、刑事律师工作之向检察院提出律师意见
（一）适用情形
（二）意见分类
六、刑事律师工作之变更强制措施
（一）申请条件
（二）申请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三）常见取保候审适用的情形
（四）较难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五）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讲解取保候审
（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七、刑事律师工作之申诉或控告
（一）申诉或控告的情形
（二）受理部门
（三）搜集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相关证据
（四）申诉或控告书的内容
决胜于庭前，刑事案件审查阶段律师工作的质量将直接影响辩护效果的实现。本文将系统归纳刑事律师在审查阶段的具体工作，承接前文《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律师工作流程》。对于刑事律师从审查阶段才介入案件的，有关委托手续、与办案机关取得联系、研究案件罪名及辩点的流程不再累赘，如需了解可参见前文。
一、刑事律师工作之阅卷
（一）申请阅卷的时间
自检察院对案件审查之日起。
（二）阅卷流程
1. 向检察院预约阅卷时间；
2. 持律师事务所信函、授权委托书及律师证；复印卷宗，或带上便携式扫描仪、相机、足够容量的手机现场拍摄卷宗，或带上U盘拷贝电子卷宗（如有电子卷宗）；
3. 案卷拿到手后，需核对卷宗材料是否齐全，以免漏下卷宗材料；
4. 取回案卷后，制作卷宗索引表；
5. 根据案件情况制作阅卷计划；
6. 阅读时通过图表、摘录等方法制作阅卷笔录；
7. 如研读卷宗过程中发现证据有疑点、关键信息拍照或复印不清晰，需要再次到法院查阅的，应电话预约并告知需要查阅的卷宗编号。
（三）阅卷时需着重了解的事项
1. 犯罪嫌疑人的自然情况；
2. 涉嫌犯罪的时间、地点、动机、目的、手段、后果及其他可能影响定罪量刑的法定、酌定情节等；
3. 犯罪嫌疑人无罪、罪轻的事实和材料；
4. 证人、鉴定人、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的自然情况；
5. 被害人的基本情况；
6. 办案手续和文书是否合法、齐备；
7. 技术性鉴定材料的来源、鉴定人是否具有鉴定资格、鉴定结论及其理由等；
8. 同案被告人的有关情况；
9. 有关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证据之间及证据本身的矛盾与疑点；
10. 相关证据能否证明意见书所述的犯罪事实及情况，有无矛盾与疑点；
11. 其他与案件有关的材料。
二、刑事律师工作之法律文书初稿
（一）辩护意见或辩护词初稿
（二）质证意见初稿
（本文为审查阶段的程序性归纳，对于以上法律文书的撰写要点不再展开。）
三、刑事律师工作之会见
（一）会见前备忘
1. 向看守所预约会见的时间；
2. 地图查找看守所方位，制定出行计划；
3. 需提前准备好的资料：（1）授权委托书；（2）律师会见在押犯罪嫌疑人介绍信（需写明律师执业证号、联系方式）；（3）律师执业证、实习律师证（如实习律师一同会见）；有些地方实习律师会见是需要侦查机关或者看守所同意的；（4）身份证（差旅及其他需要）；（5）笔、纸、印油等办公用品若干；（6）交流提纲；（7）《准予翻译人员参与会见的同意函》（如有，需由检察院出具此函件）。
（二）会见流程
1. 会见手续（递交介绍信、授权委托书，出示律师执业证，登记在押犯罪嫌疑人及律师信息）；
2. 按照交流提纲向犯罪嫌疑人了解案情、核实证据，制作律师会见笔录；
3. 完成会见笔录后交犯罪嫌疑人阅读或向其宣读，问是否有补充或修改，确认无误后由犯罪嫌疑人签名、按捺指纹；
4. 会见完毕与羁押场所办理犯罪嫌疑人交接手续。
（三）会见交流提纲
1. 了解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状况与精神状况；
2. 让犯罪嫌疑人回忆公诉人的每一个提问及其回答；
3. 结合案情有针对性地解释刑法中该罪名的有关规定及本案的辩点；
4. 就案件细节提问犯罪嫌疑人；
5. 向犯罪嫌疑人核实证据，听取其对相关证据的意见（对书证、物证进行辨认，告知鉴定意见、犯罪嫌疑人与被告人陈述不一致的地方），如果犯罪嫌疑人的陈述与卷宗记录不吻合，应询问真实情况，并要求就前后不一致的地方进行解释；
6. 了解办案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揭发他人重大犯罪事实等立功情形的调查情况；
7. 就辩护意见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确认是否同意或有新的补充；
8. 了解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强制措施过程中其人身权利是否受到侵犯，办案人员等是否存在逼供、诱供；
9. 告知审查、审判等具体流程和每阶段预计的时间。
（四）会见目标
1. 通过核实证据使犯罪嫌疑人了解、掌握办案机关认定其涉嫌犯罪的事实及相关证据；
2. 就证据进行交流，以做好辩护的准备；
3. 通过了解公诉人提问及犯罪嫌疑人答复，推测书的重点；
3. 通过交流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翻供的可能性。
（五）会见注意事项
1. 面对监管人员或侦查人员无理阻挠，应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权益，也可以随身带上法律法规，在必要时以法条进行辩论；
2. 切忌在犯罪嫌疑人面前与办案人员、监管人员发生争执；
3. 面对犯罪嫌疑人的谎言，不必指责，但应告知他其他证据证明的事实，以及告知他其供述将在庭上质证、核实；
4. 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违规要求，应以法律法规说明后果以及对本案的影响；
5. 遵守律师会见的法律法规；
6. 会见时与当事人谈话需根据其文化程度、阅历等综合因素，用最直白最清晰的语言交流。
四、刑事律师工作之调查取证
调查取证权是法律赋予刑事律师的一项权利，本贯穿刑事诉讼的各个阶段，但审查阶段律师通过阅卷对案件办案机关收集、掌握的证据有一定的了解，此时的调查取证更具有方向性。
（一）审查阶段的取证方式
1. 律师自行调查取证；
2. 申请检察院调查取证。
（二）律师自行调查取证的要求
1. 一般要由两人以上进行，并持律师事务所介绍信及律师执业证；
2. 向被害人或其近亲属、被害人提供的证人收集与本案有关材料的，应经他们同意，并经检察院许可；
3. 向证人或者其他单位和个人收集与案件有关的材料，但应事先征得本人同意，并在调查笔录上记明；
4. 调查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好调查笔录，必要时可以录音、录像；
5. 收集物证、书证、视听资料原件，无法提取原件的，可以复制、拍照或者录像，并附证据提供者的证明。；
6. 在证据收集后尽早告知办案机关，并特别注意证据的来源、形式、收集方式、效力，保护好证据原件，防止灭失；其中，收集的有关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现场、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属于依法不负刑事责任的精神病人的证据，应当及时告知检察院；
7. 证据不宜由律师调取的，或者证据完好调取的难度较大的，应申请检察院取证。
（三）律师制作调查笔录的内容
1. 应当载明调查人、被调查人、记录人的姓名，调查的时间、地点；
2. 笔录内容应当有律师身份的介绍，被调查人的基本情况，律师对证人如实作证的要求，作伪证或隐匿罪证要负法律责任的说明；
3. 全面、准确地记录调查内容；
4. 经被调查人核对或者向其宣读，确认无误、无需修改后，签字并按捺指纹（盖章）确认；
5. 邀请有关人员在场见证，并在调查笔录上签名（看需要）。
五、刑事律师工作之向检察院提出律师意见
（一）适用情形
在研读案卷材料后，可根据事实和证据提出相关的意见，供检察机关在时参考。
（二）意见分类
1. 不意见；
2. 轻罪意见；
3. 认定从犯、胁从犯、初犯、自首、坦白、立功等意见；
4. 排除非法证据的意见；
5. 补充侦查的意见。
六、刑事律师工作之变更强制措施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强制措施有拘传、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五种，司法实践中较为常用的是拘留、逮捕和取保候审，拘传和监视居住较少采用。下文主要探讨申请取保候审的工作流程。
（一）申请条件
1. 取保候审《刑事诉讼法》第65条；监视居住《刑事诉讼法》第72条；注：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2. 超期羁押。
（二）申请解除取保候审、监视居住
1. 期限届满。《刑事诉讼法》规定取保候审期限最长不得超过12个月，监视居住最长不得超过6个月。
2. 发现犯罪嫌疑人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三）常见取保候审适用的情形
1. 犯罪数额不大、已退赃的职务犯罪案件；
2. 危害结果不大的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案件；
3. 经济赔偿等达成谅解的交通肇事案件；
4. 危害结果不大的未成年人案件；
5. 经济赔偿等达成谅解的故意伤害（轻伤）案、故意毁坏财物案件；
（四）较难适用取保候审的情形
1. 犯罪嫌疑人是流动人口；
2. 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不能适用缓刑的案件。
（五）与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讲解取保候审
讲解内容：
1. 取保候审的使用条件（《刑事诉讼法》第65条）；
2. 保证方式及条件、保证金退还（《刑事诉讼法》第66、67、71条）；
3. 保证人、被取保候审人的义务、法律责任（《刑事诉讼法》第68、69条）；
4. 申请取保候审在司法实践中的难度；
5. 不承诺结果。
（六）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申请书基本内容：
1. 申请人；
2. 犯罪嫌疑人涉嫌罪名、羁押情况；
3. 申请事项：请求变更强制措施为取保候审；
4. 事实与理由；
5. 证明申请书相关内容的证据；
6. 保证方式。
七、刑事律师工作之申诉或控告
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申诉、控告（《刑事诉讼法》第36条）
（一）申诉或控告的情形
1. 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和人身自由。如刑讯逼供、监管人员不作为致使犯罪嫌疑人被关押人员殴打；采取强制措施法定期限届满，不予以释放、解除或者变更的。
2. 侵犯犯罪嫌疑人的财产权利。如应当退还取保候审保证金不退还的；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采取查封、扣押、冻结措施的；应当解除查封、扣押、冻结不解除的；贪污、挪用、私分、调换、违反规定使用查封、扣押、冻结的财物的。
3. 侵犯犯罪嫌疑人的程序性权利。如辩护权；知情权（告知回避权、聘请律师权利、鉴定意见、采取强制措施的理由、侦查终结的结果、补充侦查后的结果）。
（二）受理部门
向办理本案的人民检察院申诉或向上一级人民检察院申诉。人民检察院对申诉应当及时进行审查，情况属实的，通知有关机关予以纠正。
（三）搜集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相关证据
通过会见搜集；注意及时性；告知犯罪嫌疑人保存证据的方法。
（四）申诉或控告书的内容
1. 被的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情况；
2. 申诉或控告对象；
3. 违法的事实，包括时间地点等；
2.严格按照新文书格式样本的要求制作法律文书。此次颁布的新文书格式样本新增《查封通知书》、《协助查封通知书》。另外,刑诉法对告知当事人权利义务早有规定,但没有统一格式,各地一般自行制作各类权利义务告知书,新文书格式样本要求使用统一的《犯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证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被取保候审人义务告知书》、《被监视居住人义务告知书》以及《侦查阶段委托辩护人、申请法律援助告知书》。
3.注意新文书格式样本中同类侦查文书之间的细微差别,注意确保侦查活动中文书用得精准,整理卷宗时文书要装全。如,侦查活动中需要采取技术侦查措施,要制作采取技术侦查措施的申请书、决定书和通知书;需要解除的,要制作解除技术侦查措施的决定书与通知书;需要延长的,有延长申请及通知两种文书;需要将技术侦查证据材料作为证据使用的,需要制作专门的《调取技术侦查证据材料通知书》及移送清单。
4.及时向上级检察机关反映侦查工作中新文书的使用情况,以期在后续修订中加以改善。仅从目前公布的新文书格式样本看,笔者认为,侦查法律文书存在以下问题。
一是缺少必要的侦查法律文书格式样本。根据2002年10月高检院反贪总局、渎检厅联合下发的《关于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以犯罪事实立案的暂行规定》,各地自侦部门印发了专门的《以事立案决定书》样本,区别于通用的以人立案的《立案决定书》,但新文书格式样本并没有将该文书格式样本列举在内。此外,新文书格式样本增加了勘验检查笔录、侦查实验笔录格式样本,却没有搜查笔录格式样本。而刑诉法第138条明确规定“搜查的情况应当写成笔录,由侦查人员和被搜查人或者他的家属,邻居或者其他见证人签名或者盖章。”
二是有些文书格式样本设计的工作程序过于繁琐。如检察机关在采取技术侦查措施时,要分别制作决定书和通知书,均一式三联,《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决定书》一联统一保存、一联附卷、一联交技术侦查执行机关;《采取技术侦查措施通知书》一联统一保存、一联交技术侦查执行机关、一联由执行机关退回后附卷。这两种文书中交技术侦查执行机关的一联,内容基本一致。解除技术侦查措施时也是如此。如果参照有关文书的设计,将决定/解除技术侦查措施的文书合并为一式四联的一种文书,即决定、通知书,一联统一保存,一联附卷,一联交技术侦查执行机关,一联由执行机关填写后退回并附卷,工作将更为简洁高效。
（一）诉讼羁押问题的理论分析
1、羁押的实质。纵观国内外刑事诉讼理论和实践，羁押实质上都是一种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制度。但是，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制度并非仅限于羁押，拘留和逮捕以及刑罚等也会产生限制、剥夺人身自由的后果。从理论上来说，羁押作为刑事诉讼过程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强制措施，在适用上必须经过严格的司法审查，只有具备法定情形并符合法定条件才能适用；同时，就限制、剥夺人身自由而言，羁押与监禁刑并无实质的区别。但是，作为一种刑事诉讼强制措施，羁押与刑罚有着本质的不同，这就是羁押的非惩罚性。
2、羁押的功能。从理论上来说，无论羁押是否作为一种独立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其主要的功能都在于保障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即羁押具有程序性保障功能；同时，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包括对被告人的保障，以及对社会的保障，即防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危害社会的行为，比如再犯新罪，危害证人、被害人，或对整个社会具有极为严重的危险性，羁押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社会保障。
3、羁押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羁押的司法审查和司法救济，其实是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宗旨。司法审查侧重于公权力的行使，其强调权力行使的有限性和合理性，而司法救济则侧重于从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方面，其强调对那些受到非法或不当行使公权力而受到损害的权利提供救济，其实质在于使得被剥夺人身自由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将羁押的合法性、必要性问题提交给中立司法司法进行审查，并在羁押显属不合法、不必要时尽快予以变更。
（二）诉讼羁押问题的现实原因分析
1、羁押的附属性。在西方国家，羁押是一种独立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无论是在适用理由还是适用程序都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但是在我国，羁押不仅不是一种独立的刑事诉讼强制措施，反而呈现出极强的附属性。在功能上，羁押附属于刑事实体判决，具有一定的惩罚性；在地位上，羁押附属于拘留、逮捕等强制措施，拘留或逮捕的适用自动产生羁押的法律效果；在期限上，羁押附属于办案期限。
2、羁押替代措施的缺失。目前，在我国大部分强制措施要么本身就会导致羁押，要么在适用上会产生变相羁押的后果，唯一可起到替代羁押作用的取保候审由于适用范围的限制以及缺乏与羁押措施之间的转换机制，再加上制度设计和实践效力上的种种不足，并未真正发挥其替代作用。于是，强制措施体系过于依赖羁押和羁押替代措施的缺失直接导致了实践中羁押率的居高不下。
3、羁押解除、变更机制的缺乏。相比国外而言，我国在羁押的主动审查方面存在重大的立法缺失。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司法机关如果发现强制措施适用不当的，应当及时撤销和变更。这虽然可以视为司法机关主动审查羁押合法性的法定要求，但这种法律规定仍然显得粗疏。法律并没有对审查程序、条件做任何的规定，也没有规定审查的间隔。而且由于审查仍然由作出决定的机关进行，并无中立的人员或机构的参与，无法避免行政化的缺陷，这在实践中表现为相关部门鲜少主动审查羁押是否有必要继续，甚至屡屡突破羁押期限，导致超期羁押。这种变更机制的缺乏直接导致了我国羁押状态的超稳定性，不利于被羁押人权利的保护。
4、羁押救济体系不发达。被羁押人在羁押中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必须有相应的救济机制加以保障，否则法律赋予的权利将无法实现。与域外的立法以及实践相比，我国的羁押救济体系在立法上存在缺陷，且在实践上运行不畅。主要表现在：缺乏羁押决定期间的救济、羁押执行期间的救济不完善、事后救济不完善、缺乏救济保障制度等等，这些均导致了羁押决定的做出完全依赖于公安、检察机关收集的证据，并依据该证据作出的是否有羁押必要性的判断；实践中被羁押人申请变更强制措施极其困难；以及错误羁押的难以纠正等现实状况。
二、构建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制度特色
（一）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概述
作为整个羁押制度的核心，羁押必要性问题决定着羁押制度设置的科学性和完善性。如何判断羁押必要性、以何种程序判断羁押必要性以及羁押必要性发生变化后如何重新评估等问题是整个羁押制度构建和完善必须重点关注的问题。鉴于实践中轻微犯罪的羁押率和轻刑率均很高，且从轻微犯罪入手扩大非羁押性强制措施的适用范围面临较少的制度障碍，市检察院与公安机关依照法律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互相配合、互为监督，对适用羁押的合法性、必要性，进行了多层次、多侧面、全方位的审查评估，并对违法、不必要的羁押进行了必要的纠正、提供了相应的救济，随着实践的深入，先后出台了《关于办理交通肇事、轻伤害、盗窃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中明确逮捕必要性认定的若干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制度》，从而形成了“一点双审三联动”的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后文简称为模式）。所谓“一点”，是指以诉讼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为中心点。诉讼羁押的必要性，是诉讼羁押审查中的核心，是强化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改变一捕到底、一押到底现状、完善羁押体系的关键。所谓“双审”，是指针对羁押必要性采取静态审查与动态审查相结合的方式。静态审查是指作出羁押决定时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动态审查是指在羁押状态持续过程中，检察机关及时、定期、主动审查是否仍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并及时解除或者变更丧失必要性的羁押措施。所谓“三联动”指的是检察系统内侦监、公诉、监所三部门在羁押必要性问题上互相合作，形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联动局面。其中，侦查监督部门负责对报捕案件进行逮捕必要性的审查、对捕后案件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公诉部门负责在审查阶段审查羁押持续的必要性；监所监察部门负责监督侦查机关对羁押措施的执行情况，并对在押人员的羁押必要性实行动态监督。“三联动”在三部门分工负责的基础上，形成协同一致、信息共享的动态审查、变更、监控机制，这不仅有利于加强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力度，而且有利于推动检察业务资源的优化整合。
（二）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机制的制度特色
1、羁押必要性判断因素的明晰
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是控制羁押率、提高羁押决定质量的关键步骤，而且羁押涉及公民最基本的权利和自由，理应有较为明晰的必要性判断标准。但我国立法并未对“必要性”作出明晰的界定，仅仅在规定逮捕条件时提出“采取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方法，尚不足以防止发生社会危险性，而有逮捕必要的，应即依法逮捕。”但这一规定过于模糊，实践中往往难以把握“有逮捕必要”的准确内核，再加上“够罪就捕”的提出，使得逮捕在适用时往往忽略了必要性这一关键要件。
模式率先就羁押必要性的明晰化进行了改革尝试，在最初选定的交通肇事、轻伤害、一万元以下盗窃以及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等四类案件中，引入了“逮捕必要性评估表”机制，要求公安机关在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实体刑事责任的证据同时，积极收集证明犯罪嫌疑人羁押必要性的证据。为全面考虑与判断羁押必要性相关的因素，提高羁押决定的质量，该模式建立了逮捕必要性评估系统，将逮捕必要性因素分为共性和特性两大部分，共性要素部分适用于所有的刑事案件，特性要素部分分别适用于不同类型的案件，主要包括交通肇事案件、轻伤害案件、盗窃案件和未成年案件。共性因素包括：当事人是否有户籍证明、户口是否在本市、是否有证明证明犯罪事实是犯罪嫌疑人实施、犯罪嫌疑人是否属于特殊主体[2]、不羁押犯罪嫌疑人是否有影响本案或其他案件侦查的可能、不羁押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影响社会稳定的可能、是否存在严重违反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情形、前科情况[3]、在本地是否有固定住所或固定工作或学习单位、能否提供保证金或符合法定条件的人担任保证人、在犯罪中所起的作用、是否存在某些特殊的情形[4]。对于盗窃案件，评估的因素有：犯罪情节[5]、数额和某些特殊情形[6]。对于伤害案件，评估的因素有：是否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伤害后果、是否赔偿被害人损失、是否存在特殊情形[7]。对于交通肇事案件，评估的因素有：是否有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法定刑期、案发后表现、是否赔偿被害人损失。[8]
随着实践的深入，对羁押必要性的审查范围与标准作了进一步的扩大明晰。确定“羁押必要性审查适用于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犯罪事实清楚、犯罪嫌疑人认罪态度良好，且没有其他重大犯罪嫌疑人的案件。[9]”这种将羁押必要性判断因素明晰的好处在于为办案人员判断羁押必要性时提供了相应的参照，有助于办案人员从整体上衡量是否有必要采取羁押措施，避免了以前较为抽象地考虑羁押必要性的问题，有助于提高羁押决定的质量，保证羁押适用的科学性。
2、动、静双审的羁押必要性监控机制
第一，把好批捕关，突出侦监部门的审批作用。侦监部门的职能是严格审查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案件，重点是对于公安机关移送的风险评估结果的审查。为保证侦监部门在必要性审查方面对公安机关的监督，必要性审查软件针对公安预审机关和检察院批捕机关设置了不同的进路。侦监部门在审查之后，对照公安机关移送的风险评估结果，如果认为确有逮捕必要，即批准逮捕。如果侦监部门认为案件可以做“无逮捕必要不捕”处理，在参考监所部门反馈的“监内表现情况评定表”后，可以做出不批准逮捕的决定。如此，案件经过侦查预审部门和侦监部门的两道审查，并有监所部门的评定表作为佐证，最大限度地将没有羁押必要性的案件排除出去。
第二，强化监所部门的监控功能。监所部门是检察机关内部分工中贯穿整个侦查、批捕、、审判环节的重要业务部门，犯罪嫌疑人从拘留开始一直到判决生效、刑罚交付执行都处于监所检察监督的权力范围内。因此，监所部门对于被羁押人信息的获取、更新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监所部门在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方面主要发挥如下作用：（1）对整个诉讼过程中的羁押合法性进行审查；（2）监督建立羁押必要性特别档案，对有和解意向但未能在批捕阶段达成和解的案件跟踪关注。（3）对在押犯罪嫌疑人表现进行评定，及时对侦监、公诉部门的征询函进行反馈。（4）监督羁押措施的执行，针对不同的情况，直接向公安机关发送“纠正违法通知书”“到期预警”“变更强制措施的检察建议”等。（5）对变更强制措施案件进行跟踪监督。（6）保障被羁押人在押期间的合法权利。如此，监所部门的角色从单纯的看护型监督转变为全方位的审查型监督。
第三，发挥公诉部门吸纳异议、修正羁押决定的功能。公诉部门在审查阶段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审查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以主动审查和被动审查两种形式进行。主动审查是指公诉部门的案件承办人收到移送审查案件材料后，结合监所部门的档案信息，对犯罪嫌疑人是否应当被继续羁押进行审查。如果承办人认为有必要变更强制措施，在收到监所部门出具的在押人员“监内表现及思想改造情况评定表”，并充分考虑被羁押人各方面情况后，可以提出变更强制措施的意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本机制对被羁押人及其近亲属、法定人、律师的申请变更强制措施的权利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并设置了切实可行的保障机制，即被动审查。公诉部门在接到申请取保候审的材料后，必须要在7日之内做出是否同意的答复。在7天之内，承办人不仅要讯问被羁押人，听取其辩解，听取其对取保候审的意见；对于未成年人、在校学生等特殊类型的犯罪嫌疑人，还要到其所在学校、基层自治组织进行品行调查，并将品行调查报告作为是否取保候审的依据。无论是否同意变更强制措施，公诉部门都应当说明理由。如此，公诉部门就很好地发挥了吸纳异议、修正错误羁押决定的功能。
第四，注重侦查监督权的统一行使。鉴于逮捕措施是由侦查监督部门作出，因此模式规定在审查阶段“经查具有可变更羁押强制措施情形的案件，公诉部门应在三日内，将申请书、讯问笔录等相关材料及部门意见移送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决定。侦查监督部门依照本制度第二节规定的审查程序及适用标准进行审查，在三日内作出决定通知公诉部门。[10]”即要求公诉部门在提出变更强制措施意见后，无论是主动审查还是被动审查，均应当由侦查监督部门审查决定，以保障侦查监督权的统一行使。
3、多元化的保障机制
为保障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有效性，特别是为彰显司法公正，化解社会矛盾，模式还在探索中设置了多元的保障机制。
第一、注重保护犯罪嫌疑人的知晓权。在具体适用情况中，模式采取每诉讼阶段一告知权利的方式，将犯罪嫌疑人对羁押措施的相关法律规定达到熟知程度。侦查机关对犯罪嫌疑人采取拘留措施之后，监所检察部门即向犯罪嫌疑人书面告知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及法定条件；侦查监督部门在受理审查逮捕案件后，书面告知犯罪嫌疑人逮捕审查的期限及可以申请取保候审的权利；侦查监督部门受理的延长羁押期限审查案件，通知监所检察部门24小时内向犯罪嫌疑人告知；受理审查案件后，向犯罪嫌疑人送达《委托辩护人告知书》时，应当同时送达列有“犯罪嫌疑人有申请取保候审权利”的《犯罪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11]上述告知程序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随着诉讼阶段的进展的一个递进，使犯罪嫌疑人对涉及自身权利的相关法律规定有最大限度的透彻了解。
第二、积极推进刑事和解。从具体适用情况来看，在羁押必要性审查问题上，刑事和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般说来，犯罪嫌疑人是否愿意赔偿、被害人是否同意达成谅解是判断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危害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风险的重要因素。模式正是基于这一点，在作出羁押决定、执行羁押决定期间赋予了当事人充分的刑事和解权利。
公安机关在拘留期间，应当及时告知案件双方当事方有权在一定期限内自行和解或到指定调解机构进行调解，并送达书面的“刑事和解告知书”。如果双方达成和解，公安机关应当将其纳入羁押必要性量化审查，并赋予规定的分值。如果在侦查阶段没能达成和解，公安机关在提请批捕时，应当将和解情况予以书面说明；监所部门相应建立羁押必要性特别档案，持续跟踪。侦监部门在审查报捕文件时，如果发现案件无逮捕必要、但尚未最终达成和解，侦监部门在作出不批捕的决定的同时可以要求公安机关移送直诉或补充相应的证据后重新报捕。对于在审查逮捕期间不能达成和解的案件，侦监部门在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的同时应当建议公安机关继续推动和解，同时告知当事人如果和解成功，可以随时向公安机关申请变更强制措施。
刑事和解在明确犯罪嫌疑人的羁押必要性、缓解被告人、被害人之间矛盾、减轻诉讼压力等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09年至今，模式下已经有80余名犯罪嫌疑人同受害人达成刑事和解，而和解后被解除羁押的犯罪嫌疑人绝大部分没有出现再犯或者妨碍诉讼的情况。
第三、开展回访帮教。市检察院对没起评估后不批捕的案件都在变更强制措施后一周内进行了回访，到犯罪嫌疑人所在的社区、工作单位了解情况；并来到犯罪嫌疑人家中，掌握其思想动态。对于个别有人格障碍的犯罪嫌疑人，还邀请心理咨询师进行心理疏导，并在回访时跟进辅导。对于不批捕的在校生、未成年人，与其所在学校负责人、班主任座谈，通过检查建议的形式建议学校做到三不：不开除、不歧视、不放任。通过回访，检察机关得以及时掌握被取保候审人员的思想情况，动态评估其再犯、逃避诉讼的风险；另一方面，通过和基层组织、群众的交流，打消了他们对于被取保候审人员的畏惧、疏远心理，便于犯罪嫌疑人尽快恢复社会。为进一步巩固评估成果，检察机关监所部门还定期去基层讲课，并听取被取保候审人员的思想汇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由上可以看出，模式在运行中明晰了羁押必要性含义，有效地整合了检察系统内部的业务资源，将侦监、公诉、监所部门的职能统一在确保羁押必要性的目标之下，提高了各业务部门的专业分工，充分发挥了各部门的优势，提高了羁押决定质量和科学性。
三、模式的初步成效
自实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以来，市公安机关对170余名轻微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全面评估，其中90余人评估后因没有逮捕必要而取保候审，80余人提请批准逮捕。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提请批捕的117名轻微刑事犯罪的犯罪嫌疑人进行了全面评估，其中35人因没有逮捕必要而不批准逮捕；审查阶段对5个犯罪嫌疑人因无羁押必要而变更强制措施；对2名严重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犯罪嫌疑人批准逮捕。机制运行成效主要体现在三降三提高。
1、报捕率降低、拘留报捕案件质量提高，统一了执法理念。通过评估软件形式明示逮捕必要性因素，使公安机关明确了逮捕必要性证明方向。通过证据搜集，一些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采取取保候审，直诉到法院；一些公安机关拿不准的案件，通过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引导公安机关取得了逮捕必要性证据，并彻底改变了以往提前介入只注重定罪事实的局面。2009年以来，院应公安机关要求提前介入40余起此类案件。公安机关自觉提高了拘留报捕案件的质量，报捕率为57%，比去年同期降低11个百分点；而从以下几年逮捕率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出2009年实行逮捕必要性评估后，逮捕率明显下降，到2012评估实行一年后，公安机关与检察机关统一了执法理念，自觉提高了拘留后报捕案件质量，不该报捕得不报了，因此不捕率又呈上升趋势。
2、逮捕率降低，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提高，实现了公正执法
试行评估机制以来，我院不批捕45人，是往年同期不捕人数的155%，其中无逮捕必要不捕35人，是往年同期的192%。逮捕率比去年同期下降7%、较前年同期下降12.11%，采取取保候审措施后，没有出现妨碍诉讼以及影响社会稳定情形。
逮捕案件质量的提高，使得审前羁押降低，在移送的案件中，未采取羁押形式保证诉讼的人数比07年、08年，分别上升129%、85%；未采取羁押形式保证诉讼的人数占整个移送人数的59%，比去年同期上升10%，比前年同期上升36%。
3、占用诉讼时间降低、化解矛盾的效率提高，促进了社会和谐
由于将和解作为办案的必经程序，使得部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在庭审前和解，化解了社会矛盾，减轻了法院调解压力。如在刘某故意伤害致人轻伤一案中，当事人在审查逮捕阶段即有和解意向，但是未达成协议，后在侦查阶段达成协议并部分履行，案件移送审查后，刘某及辩护人均提出取保候审的申请，并积极履行了协议，后经办案人员的全面了解考察，刘某被取保候审，该案后，由于民事部分已经和解，很快做了判决。因此，羁押必要性审查工作引导办案提速的做法，也使整个诉讼过程提速，缩短了诉讼时间，提高了化解矛盾的效率，使被损坏的社会关系尽快得到修复，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建设。
四、需要进一步思考与完善的问题
法定代表人：刘弘耀，检察长。
复议机关：洛阳市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朱泽宏，检察长。
嵩县人民检察院于1995年8月12日，以李树业在嵩县水电局仓库任职期间有贪污水泥款嫌疑为由而立案侦查，并于当日在嵩县拘留所实施监视居住，同年10月27日以贪污罪将其逮捕。羁押期间，因李树业左臀部骨髓炎复发于1996年9月12日被取保候审；同年10月17日，侦察终结后，嵩县人民检察院未认定贪污水泥款事项，以李树业在嵩县城关镇水利站任站长（调县水电局仓库之前的工作单位及职务）期间贪污5000元为由，以贪污罪对李树业作出免予起诉决定。李树业不服，辩称5000元现金是上级主管部门县水电局借走的，借款经手人于1993年秋病故，而我在1992年3月份调离城关水利站前，就已将该借款记入水利站的帐面上，并另书写一份证明加以说明；该款不能因在水电局财务帐上查不到就推定我贪污自肥，遂向洛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复查。同年12月27日，洛阳市人民检察以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力”为由，撤销了嵩县人民检察院的免诉决定。
李树业自1995年8月12日在县拘留所被监视居住始，至1996年12月被取保候审止，共被无罪限制人身自由396天，嵩县人民检察院于1996年9月12日以贪污为由，没收李树业的现金5000元；此案在一定范围内给李树业的名誉造成了损害和影响。
1997年5月17日，李树业向嵩县人民检察院提出书面申请：1.要求公开恢复名誉；2.退还以贪污之名扣押的5000元现金；3.赔偿冤狱13个月的一切经济损失；4.赔偿在狱期间造成本人左臀部骨髓炎复发的一切医疗费用。嵩县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7月16日作出嵩检复决（1997）1号刑事申请复查决定书。决定书认为：1.原认定李树业贪污5000元是有证据的，虽不以贪污罪定论，但款不应退还。2.李树业申请赔偿理由不足，不属于《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所规定的赔偿范围，不予赔偿。
李树业不服嵩县人民检察院的不予赔偿决定，于1997年8月1日向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提交了申请赔偿复议申请书，洛阳市人民检察院于1997年10月17日作出洛检控申字（1997）第15号复查案件决定书。决定书认为：李树业申请赔偿一事理由不足，予以驳回。
李树业不服，于1997年11月10日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提出申请：1.要求嵩县人民检察院公开恢复本人名誉；2.依照赔偿法赔偿本人名誉损失费、精神损害费、被关押期间赔偿金、医疗费及未愈治疗费、交通住宿费等，总计19万元；3.退回以“贪污”之名没收本人的5000元；4.要求依法追究办案责任人及作伪证的王红栓的责任。
「审判
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认为：李树业贪污罪不能成立，并经依法确认，嵩县人民检察院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李树业提出的其它费用不属于直接损失的范畴，其赔偿请求不予支持。李树业提出对办案责任人及作伪证的王红栓依法追究责任的要求，不属赔偿委员会的职权范围，应另案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二十六条、第二十八条第（七）项、第三十条，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赔偿案件程序的暂行规定》第十六条第（二）项之规定，该赔偿委员会于1998年2月6日作出决定：
一、撤销洛阳市人民检察院洛检控申字（1997）第15号复查案件决定书及嵩县人民检察院嵩检复决（1997）1号刑事申请复查决定书；
二、嵩县人民检察院返还李树业现金5000元；
三、嵩县人民检察院向李树业支付其被限制人身自由期间的赔偿金9682.20元；
四、嵩县人民检察院在侵权行为影响范围内为李树业恢复名誉。
「评析
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问题：
赔偿请求人：周培林，男，1969年1月21日出生，汉族，农民，住唐河县湖阳镇湖阳村十一组。
赔偿义务机关：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法定代表人：孙同庆，院长。
赔偿义务机关：南阳市人民检察院。
法定代表人：孟水昌，检察长。
1994年3月4日晚，赔偿请求人所在村村民赵明华被毒死于同村村民柳清帅家的牛屋里。公安机关在侦查阶段，于1994年4月20日以王兰甫、周培林涉嫌故意杀人决定对其实行收容审查，关押在唐河县拘留所。同年，7月30日，以刘年祥涉嫌包庇犯罪对其收容审查，关押在唐河县拘留所。刘年祥于1995年6月8日被取保候审。自收容审查到1996年4月21日，王兰甫、周培林、刘年祥一直否认参与杀害赵明华。1996年4月22日后，王兰甫、周培林承认参与杀害赵明华，刘年祥承认，知道王兰甫、周培林、柳清帅用“敌杀死”毒死赵明华，并从中得到好处。1996年7月2日，王兰甫、周培林被逮捕，7月4日刘年祥被逮捕，均关押于唐河看守所。1996年9月17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第一次开庭审理此案，庭审中，三赔偿请求人均否认作案，公安机关笔录是被逼所作。1996年9月20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6）南刑初字第156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王兰甫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周培林、柳清帅死刑，缓刑二年执行，以刘年祥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一审判决后，同案四被告均提起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撤销原判，发回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审。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8年6月15日又公开审理此案，三赔偿请求人同样否认作案。1998年7月1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8）南刑初字第64号刑事判决，以王兰甫、周培林、柳清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刘年祥犯包庇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判决送达后，同案四被告又提出上诉，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次发回重审，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6月22日第三次开庭审理了此案，当日三被告转取保候审。1999年7月15日，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1999）南刑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柳清帅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王兰甫、周培林犯故意杀人罪、刘年祥犯包庇罪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为由，判决王兰甫、周培林、刘年祥无罪。1999年8月18日宣判三赔偿请求人无罪。同案犯柳清帅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后，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28日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审判
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法刑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书生效后，王兰甫、周培林、刘年祥以南阳市人民检察院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侵犯人身权为由分别于2000年4月3日、4月22日向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阳市人民检察院申请刑事赔偿。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符合国家赔偿受案范围，及时将赔偿申请书送达另一赔偿义务机关南阳市人民检察院。经赔偿义务机关查明，赔偿请求人王兰甫、周培林因涉嫌故意杀人犯罪于1994年4月20日被收容审查，1996年7月2日执行逮捕，1999年6月22日后被取保，实际被关押1887天。刘年祥自1994年7月30日以涉嫌包庇犯罪被收容审查，1995年6月8日转取保候审。1996年7月4日执行逮捕，1999年6月22日被取保，实际被关押1496天。赔偿义务机关认为，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1999）南刑初字第96号刑事判决书已经确认了王兰甫、周培林犯故意杀人罪，刘年祥犯包庇罪证据不足，并已宣判无罪。三赔偿请求人要求侵权机关给予刑事赔偿，符合《国家赔偿法》第十九条的规定，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阳市人民检察院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三赔偿请求人的请求事项应予支持。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条、第十九条、第二十六条，参照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共同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之规定，于2000年5月18日作出赔偿决定如下：
一、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阳市人民检察院共同支付王兰甫被无罪关押1887天的赔偿金；刘年祥被无罪关押1496天的赔偿金、周培林被无罪关押1887天的赔偿金。（赔偿数额以作出赔偿决定时的上年度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数计算）；
二、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南阳市人民检察院各承担赔偿请求人应得赔偿金的二分之一的赔偿责任。
案由，通俗地讲，就是案件发生的来由。规范书写案由是准确定性违法行为的先决条件，科学确定和使用案由，对于正确实施行政处罚，意义重大。但因药监部门组建不久，案由书写缺乏约定俗成的标准，加之现行立法中对案由也未统一规定，导致基层行政执法文书中案由表述存在诸多问题，本文对其作一粗浅分析，供同行交流。
一、案由的概念、功能、表述原则及依据 现代汉语词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均将“案由”解释为案件的内容提要。法学理论认为“案由”的概念是指案件的性质，即法律条文所规定的违法行为的名称，是对该种具体违法行为本质特征的高度概括。案由大致可分为单一性、选择性和概括性三种类型，根据行为性质又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两大类。案由的社会功能是指它对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因而其功能是多方面的，归纳起来主要有区分、评价、教育、预防和威慑等五项功能，但从行政处罚的角度来说，区分功能是其最主要的功能。通过案由所传递的信息，人们可以大致可区分合法与违法、此种违法与他种违法的界限。案由表述一般应遵循法定性、准确性、明确性、科学性等基本原则。《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规范》第九条规定案由应当按照“一法两条例”的“法律责任”、“罚则”及国家局行政规章中的规范用语填写，此即案由书写的法定依据[1]。法律条文对案由的描述方式大体有3种，即标题式、定义式和包含式，我国现行药事立法多采用包含式。
二、案由表述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一） 案由书写过于简洁，要素缺乏
1、不当省略致案由表意不明，如“未取得《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经营医疗器械案”，对涉案器械类别未作描述，鉴于经营第一类医疗器械无须许可，因此对该类案件必须标明涉案器械具体管理类别，以免发生歧义；
2、违法主观过错形式未作表述致使案由不能成立，如“为假药提供运输条件案”。在行政处罚理论及实践中，将相对人主观过错作为归责条件的不多，法律也未作刻意要求，如不知情使用假药仍要承担部分法律责任，通常情况下对其主观过错无须描述。但对于特定违法行为，主观过错却是其构成要件，如本案中，不知情运输假药可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因此案由中“明知为假药”的主观情节不可或缺；
3、对违法行为客观构成要件表述不全致案由无法成立，如“使用其他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错误在于省却了实施特定行为的具体状况的描述。医疗机构使用其他医疗机构配制的制剂只要经过批准，并未违法，只有未经批准擅自使用才涉嫌违法，因此，“擅自”二字不可省略。
（二）案由书写过于冗长，重复繁琐
1、案由书写求全责备，在所有文书中均按照“违法主体+违法行为名称”的模式加以表述，实际上，案由本身并不包括违法主体，更何况除《调查笔录》外，所有执法文书均有“当事人”一栏，如此表述，有重复之嫌；
2、过于纠缠细枝末节，案由冗长繁琐，如“销售盐酸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等11种假药案”。笔者认为，案由表述应以简洁、流畅、精当为原则，关键在于概括违法行为的本质，而非描述具体违法行为，就本案而言，决定违法行为性质的关键在于药品本身的定性（究竟是假药还是劣药），至于药品的名称、剂型、数量并不影响违法事实的成立，对其详尽表述并无必要。如刑法罪名中，对故意杀人犯罪行为，一般仅表述为“故意杀人案”，而非“故意杀死×××人案”。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有时因涉案药品种类繁多，也无法一一细加表述。
（三） 自立案由缺乏依据
一些执法人员对某些案件难以定性时，往往根据自身主观臆断，推定案由，如“使用不合格药品案”。案由书写必须依照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规范性用语填写，因此对于创设案由应持谨慎态度。只有根据规范用语填写案由无法对案件进行准确定性时才能适用“推理式案由”，如从无证个人处购进药品案件，因《药品管理法》仅规定从无证企业购进的法律责任，根据立法本意，结合国家局的相关批复精神，可表述为“从非法渠道购进药品案”。
（四）用词不当使案由表意模糊
如“无《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案”，无证只是表明一种状态，而造成当事人“无证”的原因究竟是其未取得相应资质还是已取得许可证现已遗失，案由表意不明，而以“未取得《药品经营许可证》经营药品案”则更能揭示违法行为本质：经营药品本身并不违法，但必须取得相应资质，当事人未经许可擅自从事药品经营，理应接受处罚。
（五）违法主体不适格致使案由无法成立
正确表述案由，不仅要对违法行为准确定性，更要对当事人资质予以确认，违法主体适格是案由成立的先决条件[2]。如某药商销售假药经查证属实，首先必须核实其是否取得药品经营资质，如无合法资质，则只能以无证经营药品立案，而销售假药则属于“竞合”行为作为从重处罚情节。
（六）特殊情况下的案由表述错误
1、单一案由中出现多个当事人，见于共同违法行为，如多人合伙无证经营药品，虽然实施的是同一违法行为，也应分别立案查处，而不能以“李某等5人无证经营药品”作并案处理；
2、一案数由，如“无证经营药械案”。根据“一案一卷”的要求，对当事人在同一时间实施多个违法行为的应分别立案，但对某一行为违反多个条款的法条竞合行为，为便于书写，可按照法律责任大小列出主要案由而无须一一表述；
3、案由表述前后不一致，如立案后案由不能成立，却在调查中发现当事人有新的违法行为而直接处罚结案，出现立案与结案案由不符，此种情况应先行撤案后重新立案。但如前后案由属同类案由，因对当事人合法权益无实质影响，根据行政效率原则，行政机关可直接变更案由。如以出租许可证立案而以出借许可证结案；
4、选择性案由表述不当，如“生产不符合医疗器械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医疗器械案”，错误原因在于未将非选择项排除，使案由定性不准确。
三、建议与思考
（一） 出台指导意见，统一案由标准 虽然法学界建议对罪名进行单独立法的呼声很高，但在刑法修订过程中仍未采纳这一意见。近年来，我国正处于药事立法的高峰期，对案由制定规范时机尚不成熟。2005年12月，公安部以《治安管理处罚法》颁布为契机，印发《关于规范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名称的意见》，国家局可借鉴这一做法，出台指导意见，统一案由标准。
（二）修订《药品监督行政执法文书规范》 该规范第九条规定的案由填写依据仅列举出“一法两条例”及国家局规章，而随着一系列新法规（如《疫苗流通与预防接种管理条例》）的颁布实施，该规定已与立法现状不符。建议将其修订为：依据药械管理法律、法规及规章中的规范性用语填写。而该条第三款关于案由书写的例举式说明“涉嫌销售假药×××口服液案”因缺乏可操作性，建议将其修订为“销售假药案”。
（三）对现行执法文书的修改建议
1、修改执法文书名称 《立案申请表》是案由确立的首要环节，该文书格式并无不妥，但其名称是否合适值得商榷。“申请”一般指当事人向行政机关提出的请求，如犯罪嫌疑人在羁押时要求取保候审，可由其本人或人填写取保候审申请书，而立案申请表是由执法人员填写报请领导审批的法定文书，因此将其更正为《立案审批表》更为妥当
2、调整执法文书格式 《调查笔录》、《先行登记保存物品通知书》及《查封扣押物品通知书》作为对外文书，均设定“案由”一栏，笔者认为应当删除，理由如下：
（1）实际执法过程中经常遇到在调查取证或采取查扣物品、保存证据时立案条件不足，造成此栏无法填写，如无证经营者销售药品后逃离现场，执法人员只有对相关证人先行制作调查笔录后方可立案；
（2）调查取证是执法人员的法定职权，而查扣物品、保存证据是基于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法》仅规定在实施查封扣押及保存证据时必须经过审批，立案并非其法定前置程序，《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对查封、扣押物品，应当在7日内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既然查扣物品时可能尚未立案，何来“案由”；
（3）不利于保护相对人的合法权益，《调查笔录》作为对外文书，接受调查的对象具有不确定性（可调查当事人以外的其他证人），在当事人违法行为尚未查证之前，将其涉嫌违法案由“公之于众”，不可避免会影响其商誉、信誉乃至社会声誉，甚至会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总之，案由仅是行政机关内部统一违法行为名称、便于案件分类和进行稽查工作统计之需，对当事人并不产生实质法律后果，因此建议在所有对外文书中不再设定“案由”一栏。
3、增加执法文书种类 根据药品监督行政处罚程序有关规定，对先行登记保存物品应当在7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决定，立案作为行政处理决定方式，执法机关理应及时告知当事人，但以何种形式告知，尚无统一规定。而在对外文书不再设定案由时，可能会出现当事人在接受调查时对自身涉案情况毫不知情的尴尬，为解决上述难题，建议增加《立案通知书》，以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涉案情况，保障其知情权的实现。
同时,在审查的频次和间隔期限上,可以一个月定期开展一次。如果期限过短、频次多,则得出的结论和审查逮捕阶段无异,从而丧失了审查的意义,检察机关也无力承受。如果审查期限过长,又不利于对嫌疑人的保护。
诉讼环节发生变更,比如从侦查阶段到了阶段,检察机关需要对犯罪嫌疑人适用强制措施是否正确和适当进行审查,发现不应当继续羁押的,应当及时变更强制措施,因此审查必须就所有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羁押必要性进行主动审查。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第95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人、近亲属或者辩护人有权申请变更强制措施。为了将该条规定落到实处,办案机关应当在进入各自的诉讼阶段后及时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该项诉讼权利及举证事项。同时为避免随意提请审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方应当提供其不具有继续羁押必要性的相关事实材料,但这种提供不是举证责任,而是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请求权,使办案人员对继续羁押的必要性产生合理怀疑。
二是在审查的方式上,应当借鉴此次刑诉法修改逮捕程序改革的精神,进一步强化司法审查的色彩。为了全面准确查明羁押必要性事实,减少羁押的行政审批色彩,彰显程序正义,检察机关在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时也应当听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意见,必要时可以听取被害人意见,特别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请被动审查的案件,检察机关甚至可以考虑启动听证程序,围绕羁押的必要性,由有关各方充分表达意见,表明立场。由于侦查羁押阶段和审判阶段的羁押必要性审查必须考量侦查、审判工作需要,并且只有侦查机关、人民法院对诉讼进展、犯罪嫌疑人人身及社会危险状况有充分了解,因此检察机关进行羁押必要性审查应当充分听取侦查机关和人民法院意见。而在审查阶段,检察机关作为直接办案机关,可以在考虑审查需要的前提下直接变更强制措施,而不必征求侦查机关意见。
三是在审查的标准上,可以参照逮捕的适用条件同时辅之以犯罪嫌疑人在押期间的表现作为考量因素。结合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政策适用变化,案件证据固定及诉讼进展情况,犯罪嫌疑人犯罪性质、犯罪情节、主观恶性、悔罪表现、主体状况、监护帮教条件、以往遵守取保候审、监视居住规定等情况,综合评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无逃避侦查、、审判的可能性,重新违法犯罪的可能性,影响诉讼的可能性。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如实供述犯罪事实,采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等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前提下,捕后如果出现下列情形之一,可以视为无羁押必要:(1)案件事实、证据发生变化,导致没有犯罪事实、依法不应当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2)法律、法规、司法解释、刑事政策发生变化,导致不认为是犯罪,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或者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主观恶性较小的初犯、偶犯、从犯、过失犯,犯罪后确有悔罪表现,或者具有预备、中止、未遂、自首、立功、防卫过当、避险过当等法定从轻或减轻处罚情节,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已经羁押的期限与可能判处刑期基本相当;(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已满14周岁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校学生,70周岁以上老年人,盲人、又聋又哑的人或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逮捕时不具备监护、帮教条件但现在具备的;(5)在交通肇事、轻伤害、因生活无着偶然实施盗窃等轻微刑事犯罪案件中,双方达成刑事和解并履行完毕的;(6)犯罪嫌疑人有不适于羁押的疾病,或者正处于怀孕、哺乳期不适宜继续羁押的;(7)采取其他强制措施不致发生社会危险性的情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