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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农村金融供给不足的问题，实质是农村金融交易不足的问题，更进一步讲，是农村金融交易条件不足的问题。基于交易视角，农村金融形态的变迁应该内生于农村经济发展，只是其功能的实现形式。因此，农村金融的概念内涵在功能意义上表现为：
（一）农村金融是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农村金融作为农村的金融，在功能范式的认知框架下，是指与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相对应、具有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功能的金融，而不是被人为认定农村身份，或只为农业生产提供信贷服务的农业金融，或仅在农业和农村领域为自身需要而开展业务活动的地理意义上的农村金融机构及其组织体系。只有那些为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交易需求，在分工和交换体系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和组织体系才属于农村金融的范畴，即农村金融的交易功能决定了农村金融机构和组织体系的形态，而不是相反。农村金融的有效性不在于其机构的多少、规模的大小和现代化程度的高低，而在于其功能的发挥程度。
（二）农村金融是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的交叉系统。农村金融从属于农村经济系统，研究农村经济问题应包括农村金融，研究农村金融问题，要考虑农村经济的影响；同时，农村金融又属于金融范畴，是整体金融系统中的一个单元，研究金融问题不能回避农村金融。同样，研究农村金融问题，不能不考虑整体金融的影响，农村金融系统运动既是金融系统运动的一部分，又是农村经济系统的一部分；既具有金融的一般特征，又具有与农村经济需求相一致的独特形态，是宏观经济环境下农村经济与整体金融双重作用的结果。
（三）农村金融是内部功能和结构复杂多样的系统，农村金融的内涵既要从理论层面上根据整体金融状况和农村经济发展目标来理解，又要从现实层面上根据农村金融的现实状态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来理解。在理论上，农村金融应当包含一系列内涵丰富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如储蓄、信贷、结算、保险、投资、理财、信托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金融组织体系，或者说和整体金融应该是保持一致的组织体系。在现实上，农村金融则是适应农村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具有自身特点的不断演化的动态结构。
二、农村金融发展的制度分析
分析农村金融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农村金融发展是由特殊主义信用向普遍主义信用的发展，实体经济中规模经济的存在和经济主体对规模收益的追求是农村金融发展的前提；信息以及建立在信息基础上的信任、由信任产生的信用、持续信用形成的信誉是农村金融发展的根本；减少农村金融交易的不确定性，降低农村金融交易风险和农村金融交易成本的制度，是农村金融发展的保证。农村金融发展归根到底是农村金融制度的完善。
在把握农村金融发展制度属性的基础上，还必须结合农村金融的功能、特征和所处的外部环境，从功能范式意义上理解农村金融发展。
（一）农村金融发展的目标在于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金融作为促进资本形成的重要方式，农村金融发展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关键。农村金融发展就是要通过减少农业生产者的借贷成本，提供足够资金，改善其生产和生活条件；通过为其使用现代化技术提供资金支持，以刺激农业生产的发展；通过为其分散存在于生产和经营等过程中的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以增进其农村经济活动的可预见性，促进农村经济发展。
（二）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农村金融需求往往因正规金融供给短缺和非正规金融成本过高而难以满足，农村金融交易的自我扩张动力不足，农村金融发展的市场机制失灵。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金融发展将处于低水平的均衡，进而进入相互抑制的恶性循环。因此，政府必须介入农村金融发展，使之超出金融交易的扩张的一般内涵。无疑，政府干预对早期的农村金融发展，尤其是重建并迅速发展农村金融组织十分有效。但金融展开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以及政府的有限理性和看不见的脚，必然使政府对金融发展的要求不断提高，出现对金融发展的过度干预，进而越来越阻碍着农村金融发展，使农村金融发展因缺少有效的市场制度而停滞。因此，农村金融发展必须以政府行为的有效性为前提。
参考文献：
[1]冉光和.金融产业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金融的运行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际金融监管也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不稳定性日渐突出。面对金融全面开放,为了能够更有效地提高金融机构运行和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保证金融市场稳定,促进经济持续发展,我国金融监管需要进行不断地创新和变革。
一、开放条件下中国金融监管体制的挑战和问题
我国现行的金融监管模式是分业经营、分业监管模式,即以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为主体的“一行三会”的分业监管体制。随着金融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金融开放的进一步深入,现行金融监管体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实践中也产生了诸多问题:
(一)金融监管法治环境薄弱
金融监管立法仍然滞后,立法技术亦不成熟。《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保险法》、《证券法》等金融监管领域的基本法律至今没有与之相配套的实施细则。一些重要领域仍然处于法律真空状态。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不协调,甚至存在严重冲突。盲目移植、照搬照抄、脱离实际的规定大量存在。金融监管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情况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监管目标不合理
我国金融监管目标是既要保障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有效实施,又要承担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保护存款人利益、保障平等竞争和金融机构合法权益、维护整个金融体系安全稳定、促进金融业健康发展。金融监管目标具有多重性和综合性,实际上是对金融监管目标的弱化,从而制约了金融监管的功效。我国的金融监管目标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是一致的。这使得中国金融监管的主要工作就是进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和信贷规模控制的合规性检查,并没有真正从金融运行的安全性、高效性出发,形成独立的、明确的职能。
(三)金融监管的内容和方式存在缺陷
重市场准入,轻市场退出。目前的监管大多对金融机构、金融业务的市场准入进行严格限制,而在问题金融机构的处理上则缺少详细的可操作的市场退出规定。在金融机构的风险暴露时,“一行三会”的监管只能借助于行政手段来化解金融风险,违反了市场规律,进一步加剧了金融风险。
重现场监管、轻非现场监管。我国的金融监管主要采用现场监管。现场监管虽然能够比较细致地了解、发现那些从金融机构公开的财务报表和业务资料中难以发现的隐蔽性问题。但是,它本身也存在许多不足,如,风险监管不足,随意性、非规范性较大,人力不足以及重复检查并存等等。
重合规性监管、轻风险性监管。先行金融监管的主要内容是对金融业市场准入、业务范围、财务帐目、资本状况等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合规性监管,而对金融机构日常经营的风险性监管尚不规范和完善。强调从资本充足性和资产流动性方面进行监管,忽视了金融机构自身经营能力、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等指标的监管。重视传统存贷业务,而对表外业务及其他金融创新业务监管较少。
(四)金融监管信息仍不透明
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仍处在起步阶段,金融监管信息系统尚处于一种分割、低效、失真的状态。中国金融监管信息不透明主要表现在:“三会”的监管信息系统处于分割状态,不能实现监管信息共享;金融监管信息实行定时报送制度,使得金融监管信息收集效率很低;金融机构报送数据存在人为调整,虚报、瞒报现象屡有发生;缺乏社会监督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对金融机构报表、资料的真实性审查,等等。
(五)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监管存在“真空”
我国的金融监管组织体系还不健全,整个金融监管组织体系仍按计划管理模式设置,“一行三会”虽各有分工、各有工作侧重,但是相互之间仍存在职责不清、相互扯皮的问题,有时出现职责冲突,有时出现监管“真空”,从而降低了整个金融监管的效率。我国的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的混业经营趋势正逐步加强,原有的以机构类型确定监管对象的监管模式难以发挥作用,进而出现金融监管“真空”。
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
前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模式已严重滞后于国际发展与实践需要。随着金融全球化、经济一体化和金融业混业经营的趋势不断深化,各国金融监管当局在金融监管体制上不断做出相应调整,而我国仍采取根据既定金融机构的形式和类别进行监管的传统方式。在金融机构的业务界限日趋模糊的情况下,这种监管方式的弊端日益凸显。
国外的金融机构大都为混业经营。尽管加入WTO后对进入中国的外资金融机构仍可限制其经营业务,但外资金融机构可以利用其境外的后援体系,其混业经营的优势仍能发挥,使我国金融机构在竞争中处于下风。混业经营已是大势所趋,当前我国金融机构的诸多业务创新已具有部分混业经营的性质,光大控股集团、天津泰达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控股公司的组建事实上也拉开了我国金融机构混业经营的序幕。与我国实行的分业经营相适应的分业监管体制已不适应这一趋势的发展。为适应混业经营的发展要求,我国应在现有的金融监管基础上平稳过渡,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逐步改革和完善监管体制,实现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府机构应放弃金融监管职能,着重于货币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做好宏观调控,这样有利于金融监管效率的提高。在“三驾马车”(即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的基础上设立“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作为整个金融业的最高监管机构,维护整个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对各类金融业予以全面监管。将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集中置于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的统一领导之下,对各类分业经营的金融机构以及金融控股公司名下的子公司实施功能化监管,并定期召开由三大部门共同参与的联席会议,加强“三驾马车”之间的联系。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则有权对各监管机构的职责和各种争议予以界定和仲裁。金融控股公司母公司则由中国金融服务监管局直接监管,从而形成一个立体的、有层次的、有分工的、横向与纵向并重的金融监管体制。
三、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理念建设
在建立完善的金融监管法律、法规体系,完善金融监管内容和方法,改善信息披露制度、强化社会监督,加强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配合的同时,在体制转型的基础上实现监管理念的转变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关键:金融监管活动应从事后被动处置向事前预警防范转变;金融监管内容应从合规性、机构性监管向合规性与风险性监管并重、功能性监管转变;树立全面风险管理理念,转变控制金融风险的思路,使金融监管既要强调金融业的安全与稳定,又要注重提高金融机构的运行效率以及国际竞争力。唯有在金融监管改革的不断深入以及金融业的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实现金融监管理念及时、科学的调整,才能在开放条件下促进金融监管的不断成熟和我国金融市场的健康、持续、稳定发展。超级秘书网：
参考文献:
[1]陈建华.中国金融监管模式选择.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
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三是技术变迁.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一3％之间。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在此而增加。在经济增长的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性能改良上。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我国目前的金融改?quot;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制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放权让利式"改革。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大升。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其它融资渠道如有企业无缘。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量。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杨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成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各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动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呼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历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
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着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着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离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比较直接投资少。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着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人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的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生产的性质。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务为主。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关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到E务对象。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四、我国的产业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
有一种错误信念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广为流传，以为在开放时代，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这实际上是过去长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思想的变种。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在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井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必然是保护落后，资本密集型企业既没有竞争力，也不思进取，不去努力增强竞争力。这样，金融体系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保护和扭曲资源价格。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逐渐走出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指导下的赶超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表面上似乎一下子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实际则无异于拔苗助长，因为这种脱离要素赋的产业结构是无效率的，产业结构升级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没有要素禀赋的升级，人为拔高产业结构，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遵循比较优势战略表面上似乎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大，实际则是""小步快走"，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因此，现阶段我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是与我国要素禀赋相一致的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保证这些企业的融资需求应该成为我国当前金融体制改革的出发点。根据前面的分析，对中小企业来说，最合适的融资方式是利用银行进行间接融资，但是大银行主要是为大企业服务的，所以发展市场化的中J、银行即成为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当务之急。
90年代以后，我国地方性的中小银行在改造各地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开始发展起来，但是目前业务量还不大，而且实际运作很不成熟、规范。地方性的中小银行一定要实现商业化，不能由政府行政控制，以致成为地方政府的第二财政，依附于地方政府，甚至成为地方政府背离当地实际和比较优势，进行盲目投资的工具。如果那样，中小银行就不但会与四大专业银行一样不能成为中小企业融资的方便渠道，而且必然产生严重的银行金融风险，另外，发展中小银行需要健全金融监管体系，防范可能发生的金融风险。中小银行并不是越大越好，需要有一定规模，以具备必要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中小银行虽然是地方性银行，也要注意引进银行间的竞争机制，防止人为垄断生产低效率。
五、结束语
对于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言，金融起到重要的优化与引导作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需要充分发挥金融的资源配置功能，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但是，目前我国金融机构并没有与低碳经济的发展形成正确的匹配关系，缺乏明确的角色定位，金融机构习惯于服务大中型企业和优势产业，缺乏专门服务于低碳经济发展的金融体系。例如，研发低碳技术，需要转变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资源利用方式，必然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来进行技术研发和试点设定工作。高科技企业虽然具备先进的技术理念，但是他们缺乏足够的资金来开展各项研究工作。由于科技产业的技术创新需求不符合金融机构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因此得不到金融机构的有效支持，直接影响到低碳经济的发展。金融机构应当重新进行角色定位，认识到自身在发展低碳经济中起到的重要作用，树立低碳经济服务理念，大力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缺乏完善的外部环境
任何企业或部门的发展，都需要得到完善的外部环境支持，在发展低碳经济时，同样需要相关政策与制度的支持。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与发展低碳经济相关的金融支持政策，我国有关于低碳经济的金融支持政策缺乏协调性，金融机构在支持低碳经济时存在着一定的风险。金融机构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时，缺乏能耗、环保等方面的信息支持，金融机构难以进行准确的信息评估，直接影响到资金支持的效率。另外，我国缺乏健全的社会信用与担保体系，金融机构与企业之间缺乏有效的交流机制，直接影响到金融机构对低碳经济的支持力度。大部分中小型企业难以落实抵押和担保，并且其违约率通常较高，金融企业不愿意对中小企业投入过多的信贷资金，导致中小企业融资困难。由于以上外部支持环境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了低碳经济的顺利开展。
（三）缺乏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
随着低碳经济发展的规模逐渐扩大，单纯依赖商业银行的间接融资已经不能够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需求。应当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发展间接融资、直接融资、第三方融资等综合金融支持体系，满足低碳经济发展的需求。但是，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健全的金融市场体系，由于当前低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还没有完善开发出来，具有较强功能和创新性的资本市场还没有充分发挥出其对不发展低碳经济的作用。由于我国金融机构的扶持重点与低碳企业融资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二者存在不对称性，从而使得低碳企业在发展中难以得到金融机构的支持。
二、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策略
作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转变，低碳经济需要得到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出台各项政策来引导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发展。
（一）更新金融机构管理理念
金融机构对于低碳经济发展的支持起到重要的引导作用，我国金融机构需要不断更新经营管理理念，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通过自身角色定位的合理调整，与国际合作，发现低碳经济发展带来的机遇，提升金融支持低碳经济服务的理念。金融机构要不断优化信贷产业和客户结构，不断创新低碳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在绿色信贷的基础上，探索发行绿色债券，将资金投入到需求量大、综合效益较好的低碳项目中，建立相对稳定的中长期资金。金融机构还要不断研究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途径，推出符合小企业需求的金融产品，不断提升服务水平，对中小企业实施全方位、多层次的服务，不断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我国要充分发挥政策优势，不断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到低碳项目中，实施开放性的节能项目投资，争取到更多的资金支持。建立完善的管理制度，用制度保障低碳经济的顺利发展。更新金融机构的管理理念，使之正确引导低碳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优化金融支持的外部环境
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需要优化金融支持的外部环境。首先，相关金融机构应当建立健全与绿色信贷相关的政策机制，建立科学、具有可行性的产业投向标准，在政策的引导下，进一步细化污染企业信贷指南和相关操作办法，便于金融机构在支持低碳经济发展时得到技术支持。建立并完善与低碳经济发展相关的政策，通过该环保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经济政策为金融支持提供政策环境，进而制定与这些经济政策相符合的金融支持政策，确保金融机构的投资方向负荷国家相关政策，充分发挥其引导低碳经济发展的结构与能源调整等功能。相关部门要加强金融管理部门与环保管理部门、商业银行等的交流与沟通，建立完善、科学的信息共享机制，构建与低碳发展要求相一致的信贷产业目录。此外，要通过构建良好的沟通交流机制来为低碳经济发展创造最优的外部环境。政府要充分发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作用，通过建设信用工程、完善中小型企业担保体系等的方式，鼓励中小企业建立多种形式的担保机构，以此来促进金融机构对风险预测、防范后加大对低碳经济发展企业的金融支持。此外，我国应当建立完善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跟踪监测各个金融机构的政策执行情况，引导金融机构不断创新信贷服务方式，优化投资方向，自觉地参与到国家环保计划中。建立相应的财政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来调动金融机构支持低碳经济发展的积极性。
（三）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
低碳经济作为一种新兴经济增长方式，应当得到商业银行的重视，商业银行要看到低碳经济带来的机遇，合理调整自身的定位，增强与低碳相关的金融创新，帮助低碳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发展低碳经济，需要资本市场充分发挥其资源配置的作用，积极推进低碳资本市场的建设，使之有力支持低碳经济产业的技术创新和发展。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的同时，加强对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培养，开发各种金融衍生产品，帮助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还应当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建立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很多风险投资企业比较看重节能环保和新能源开发项目，但是目前很多节能环保企业大多是利用国家相关政策来获取小额贷款进行技术商业化，并没有有效利用国际流行的风险投资。相关企业要充分认识到风险投资对于发展低碳技术和商业化的重要作用，要有效利用市场规律，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建立健全相关机制，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建立健全金融支持体系，要充分发挥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引导作用，在政策性的引导下，重点支持低碳技术研发、低碳基础设施投资和低碳能源的发展等项目，吸引社会资金投入到低碳经济建设中。
（四）充分发挥风险投资的作用
风险投资比较重视生物工程、新能源等产业的投资，随着低碳经济发展速度的加快，风险投资越来越看重低碳经济，风险投资基金和国际机构投资者将投资方向转向开发新能源和节能环保上。目前，我国低碳经济项目开发企业往往是利用国家优惠政策来获得小额贷款，虽然传统观念对风险投资持有怀疑态度，但是对于低碳技术的商业化发展来讲，风险投资是促进其发展的重要途径。我国要加大引导风投资本的投资，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此外，还要充分吸引利用外资，促进低碳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产业的升级，鼓励新能源、新技术和环保产业进入到我国市场中，同时帮助我国低碳企业的发展，吸引国外融资，进一步扩充低碳经济发展的融资渠道，促进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脉冲响应函数与方差分解分析协整关系只能说明变量之间存在密切关系，不能说明金融对低碳经济的影响是正还是负，更不能表明其影响程度。下面我们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与方差分解分析。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两种方法合在一起被称为新息估计法（InnovationAccounting），通过估计变量的新息，可以直接观察各经济变量之间的动态关系。1.脉冲响应函数分析。脉冲响应函数描述的是VAR模型中的一个内生变量的冲击给其他内生变量所带来的影响。具体而言，在扰动项上加一个标准差大小的冲击对内生变量的当期值和未来值所带来的影响。选择滞后区间为12,所有变量做一阶差分，得出VAR模型。在图1至图3中，横轴表示冲击作用的滞后期长度(单位：年度)，纵轴表示内生变量对冲击的响应程度，实线表示脉冲响应函数曲线，虚线表示正负两倍标准差偏离带。图1显示，当在本期给银行信贷D（LNLOAN）一个正冲击后，煤炭行业减排D（LNCC）对此的响应是，在前3期出现向下波动，在第2期超过5；之后稳定在2以内，表明银行信贷支持对煤炭行业节能减排在短期内影响较大，但长期内影响程度弱化。图2显示，当在本期给原保费收入D（LNINS）一个正冲击后，单位GDP煤耗对此的响应持续在2以内徘徊并逐步减弱。图3显示，当在本期给股票市场融资D（LNSTOCK）一个正冲击后，单位GDP煤耗在第2期略微向下波动后，在第3期后稳定在0附近，表明证券对煤炭行业节能减排的支持作用最弱。2.方差分解分析。方差分解（VarianceDecomposition）通过分析每一个结构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通常用方差来度量)的贡献度，进一步评价不同结构冲击的重要性。方差分解结果见表3。银行信贷D（LNLOAN）对单位GDP煤耗的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增大，在第8期达到33.13%，到20期仍然保持了29.58%的贡献，表明银行信贷对煤炭行业节能减排的支持具有长期性和可持续性特点；保险D（LNINS）对单位GDP煤耗的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率在第10期缓慢爬升至5%，到第20期达到5.33%，表明担保和保险业务对煤炭行业低碳发展具有长期的、缓慢性的支持作用；证券D（LNSTOCK）对单位GDP煤耗的预测误差方差的解释率到第2期最高，也只有0.94%的贡献，表明其对煤炭行业降碳发展的贡献极小。综上所述，信贷对煤炭行业节能减排的贡献最大，保险支持见效慢、效果弱，证券贡献度极低。
（三）向量误差修正模型（ECM）Johansen协整检验显示，LNCC与LNINS、LNLOAN、LNSTOCK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短期而言，它们之间可能是不均衡的。协整关系的存在使得这种暂时的偏离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得到校正，这就是变量之间的误差校正机制。一般而言，经济变量间的协整性是与变量之间的均衡与误差校正机制联系在一起的，可以通过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分离出短期偏离向长期均衡调整的速度向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一般用式(1)来表示。由于短期内，变量之间的不均衡关系的动态结构可以由误差修正模型来描述。根据AIC和SC等信息准则，选择一阶滞后期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上述（3）式中X1t-1和X2t-1系数为负，表明煤炭行业低碳发展进程与银行信贷和证券市场融资成反比，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金融和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对煤炭行业节能减排的作用系数分别达到-0.815和-0.052，证券对煤炭行业低碳发展的支持作用远低于银行业。保费收入与经济粗放发展成正相关，表明自1994年以来，全省保险业受经济粗放发展拉动，行业规模不断扩大，但从总量和结构上对经济低碳发展的调整和促进作用不明显。
二、政策建议
（一）整章建制，谋篇布局，建立促进煤炭行业低碳发展的长效机制一方面，要加强行业规划，促进产业布局。通过财政补贴等多种方式，化解煤炭行业低碳化发展的外部性因素，促进煤炭低碳链条边际收益回归，努力实现资源型经济的整体绿色转轨。立法部门要健全能源法律体系，加强排放立法工作。近期欧盟已经出台有关温室气体减排的立法，奥巴马政府也在积极出台《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我国的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还不健全，应尽快改善和健全煤炭低碳技术和产品的市场环境与法律体系，坚决打击排污企业和污染项目。财政部门应尽快出台煤炭低碳行业减免资源税、矿产资源补偿税等税费，并通过税收减免、税收返还等多种方式，鼓励培育可再生能源生产企业，充分利用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建立信贷支持节能减排技术创新和节能环保技术改造的长效机制。
因为两者同样能赚钱,产生巨大的GDP。但是这混淆了钱与财富的区别。
在美国渐渐丧失生产能力的同时,另一个不好的消息是美国100年来形成的超强消费能力和借贷消费方式。美国消费量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保持在70%以上了,而从1856年,I.M.Singer公司的市场营销总监EdwardClark想出一招为他们公司的缝纫机进行分期付款开始,美国的借贷消费模式已经开始在美国这片肥沃的土地生根发芽。时至今日,美国人的信贷项目已经从当年的缝纫机发展到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以及最近世界瞩目的次级贷款。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就一针见血的指出,即使在金融危机下的情况下,美国的消费方式仍然不会改变。
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经过去工业化后,美国基本成为了一个只消费不生产的国家了。显而易见,一个只是消费的,却几乎不生产的经济体必然会出现消费需求和产品供给只见的缺口,这会激励这个经济体内的生产者增加生产。当然,这只局限在一个封闭的经济体内。如果存在这国际贸易,那么该经济体就能通过贸易用其他国家生产的产品满足自己的消费需求。然而当一个国家能进口数量巨大的产品进行消费却不能保持相应的出口量时,巨额的贸易赤字就不可避免了。看看这些惊人的数据吧,仅2007年一年美国就产生了7003亿的贸易赤字,而2008年的贸易赤字也又6771亿美元之巨,要知道澳大利亚2008年的GDP才7460亿美元。
而除却贸易赤字所带来的巨额债务,美国的预算赤字也形成了天文数字的债务。熟读经济史的人肯定知道关于美国的货币发行权之争在美国持续了近一个世纪。在美国著名的1787宪法中规定美国政府是唯一具有发行货币的机构,但是事实上在1913年美国国会通过《美联储法案》并建立美联储之后,美国的货币发行权就落入了作为美联储成员的几个私有银行手中。此时开始,美元也就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债务美元,美元实际上成为也一种债务。也就是说,债务的“货币化”创造了美元,而美元的票面价值必须由外力来强制。由于美国政府没有发币权,而只有发债权,然后用国债到私有的中央银行美联储那里做抵押,才能通过美联储及商业银行系统发行货币,所以美元的源头在国债上。美国国会又批准国债发行的权力,而财政部则将国债设计成不同种类的债券,其中一年期以内的国债我们通常把它叫做TBills(TreasuryBills),2-10年期的叫TNotes,30年期的TBonds。这些债券出现在在公开市场上进行拍卖。而当普通购买者购买完之后,财政部最后将拍卖交易中没有卖出来的一种许诺。美联储购入这些国债自然是需要付给政府美元的,而政府则在获得货币后需要在以后每年都付给美联储高额的利息。最近几年美国联邦政府的利息支出已在政府开支中高居第三位,仅次于医疗健康和国防,每年高达近4000亿美元,占其财政总收入的17%。在这一过程中美联储付给政府的美元和以后政府需要支付的利去的国债全部送到美联储,美联储则照单全收,这时这些国债就成为了美联储账本上的资产。注意,这些所谓的资产其实本质是债务,而高额的利息是新创造出来的美元。这也为美国陷入流动性过剩陷进埋下伏笔。可以这么说,美元的创造就伴随着债务的出现,在美国美元与债务是相互挂钩的关系,而且正是与货币发行锁死,这种债务是难以还清,因为一旦美国还清了债务,那么流通的美元也就消失了。并且由于美国日益加大的政府开支和国债不菲的利息,这些债务将越来越多。总之在债务货币之下,美国将永远无法偿还国债、公司和私人债务,因为还清债务之日,也正是美元消失之时。美国的总债务非但不会减少,随着债务利息利滚利的雪球效应和经济自然增长的货币需求,美国的债务总量将会持续上升,而且速度越来越快。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的国债已从建国初期的8300万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到1965年,美国的债务规模达到2600亿美元。到20世纪80年代里根执政期间,美国的国债竟然上涨到2.7万亿美元。克林顿的8年任期中,美国国债又翻了3番,达到6.7万亿美元。
今天的美国已经是债务缠身,入不敷出了。但是,一直到危机之前的十年间,与巨额债务并存的现象是美国的经济运行状况似乎一切正常,平稳的经济增长率,温和的通货膨胀率,可以接受的失业率,而且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良好的经济形势会一直持续下去。问题出来了,一个负债如此之高国家为什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各方面数据表现良好,美国政府究竟试用了什么魔法来做到这一切的?对了,就是神奇的美元。
为了弥补巨大的贸易赤字和预算赤字,美国必须创造出巨额的“新的美元”,通过美元其国际货币的特殊地位来弥补美国的巨额债务,而每年创造出来的巨额美元流向其他各国之后,又通过金融渠道最终流入到了美国的金融市场和房地产市场。这使得美国的房市和金融股市近十年出现了不正常的疯狂增长。而这样的泡沫式增长必然会出现破灭的时候。在大家的预期和信心出现动摇的时候,整个增长链就如同崩塌的大厦一样一下子全部瘫痪。而这时侯也就出现了这次的金融危机了。
参考文献
[1].新布雷顿森林体系框架下美国金融危机根源探究[J].南方金融,2009,(01).
[2]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1.引言
金融服务产业总是以集群的形式出现并形成金融中心概念(Panditetal,2001)。Patterson(1913)将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研究纽约金融中心在美国和世界的影响和重要位置。随后Smith(1929)阐述伦敦股票交易所的历史和地位，Reed(1980,1981)根据亚洲各个金融发达城市历年来的金融数据，运用层次聚类分析(HCA)以及逐步多元判别分析(SMDA)方法,动态比较和分析亚洲金融格局,从而明确了东京在亚洲乃至世界的重要金融中心，中国上海在1947年以前就是亚洲重要的金融中心。表1通过金融中心的外汇交易和金融部门的数目，表明各个金融中心的集群发展过程。至今，纽约、伦敦和东京依然处在世界重要金融中心位置，BenEdwards(1998)在经济学家杂志上首次将三个城市称之为”资本之都”(CapitalsofCapital)。
根据Kingderberg(1974)关于金融中心的定义，金融中心不仅仅可以平衡私人企业储蓄和投资以及将金融资本从存款人转向投资者，而且也影响支付和地区之间存款转移。银行与金融服务中心充当了空间价值转移和交易的媒介与桥梁。国际金融中心提供专业化的国际借贷和国家之间支付服务。Kingderberg认为银行和高度专业化的金融中介的集聚，形成了今天的金融服务中心。
O’Brien(1992),Portus(1996),Gehrig(1998)等从地理位置和城市发展的角度对金融中心进行研究。O’Brien与Portus认为,地理和时区并不是金融中心形成的重要因素。而Gehrig认为，国际金融中心(IFCs)的产生源于金融中心的重要角色与金融活动的性质。IFCs的金融活动包括(Kaufman,2000)：(1)外汇交易(FOREX)，如现金业务，掉期和交换业务等；(2)全球性的股票、债券、及其金融衍生工具业务，如期权、期货交易活动；(3)货币管理、支付、清算、收购与兼并、保险理赔等。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中心的层次结构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研究。Johnson(1976)将纽约和伦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用以区别于其他的地区金融中心。他认为香港、新加坡、巴拿马等地区性金融中心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上靠近一些外资银行分支机构服务的顾客，而且这些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相当稳定安全.这些外资银行往往来自于国际金融中心。Sassen(1999)则认为，国际金融中心处理来自于全世界国家和地区的公司和政府的复杂的资本流动和运作，以不断创新的方式为其他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务和全球管理，而地区性金融服务中心仅仅是管理资本流动或发行债券的窗口,国内发行债券或上市，均有国际金融中心著名的金融机构(如JPMorgan,DeutcheBank等)参与发行和购买，因为地区性金融中心云集了国内金融机构和外资金融机构的分支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在地区性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有利于获取信息，减少交易成本.Poon(2003)运用层次聚类分析方法对国际金融中心的资本市场进行研究，1980年的资本市场分为三个层次，1990年资本市场分为四分层次，而1998年的全球资本市场划分为7个层次，其中纽约伦敦占据第一层的位置，东京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与法兰克福同属于第二层，中国台北、香港位居第三、第四层。由于新兴国家的开放政策以及资本市场自由化，近年来涌现了一批新的金融中心城市。
Kingderberg(1974)认为金融市场组织中存在着规模经济，形成了金融市场的集聚力量。他认为，局部信息与时区不同都是金融市场集聚的主要原因。然而近年来信息技术和网络的发展，金融中心在交易量和业务水平上更加集中于国际金融中心。至1997年末，25个城市占有了全球83%的金融资产。伦敦纽约东京三大金融中心持有全世界1/3的机构管理资产以及58%的全球外汇市场(Sassen,1999)。McGaheyetal(1990)认为国内外金融服务竞争主要源于金融服务机构和产品的集中，及其国际资本市场的全球化、一体化。集中与全球化决定了金融服务机构在其他的国家与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时，必须考虑地区成本与优势，优秀的金融人才，先进的通信与信息技术，以及政府监管和税收政策。但是基于集中与全球化的观点并不能对新兴金融中心的增多做出合理的解释。
Gehrig(1998)根据证券的流动性及其信息敏感程度研究金融活动，认为对信息较为敏感的金融交易更可能集中在信息集中与交流充分的中心地区，从而形成金融中心，而对信息不敏感却对监管成本差异更为敏感的金融交易，也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与交易限制的放宽使得金融资产交易成本下降,偏好于城市的郊区。Pandit等(2001,2002)则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产业集群动态研究方法，对英国金融服务产业进行分析，认为集群效应影响公司的成长以及新进入者的数量，同一金融服务中心的不同的金融部门之间存在着相关性。本文下一节介绍金融中心和产业集群相关理论，第3节分析金融服务中心形成原因、进入机制等，第4节介绍Swann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以及金融服务集群分析的研究启示。最后讨论金融中心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近期发展战略。.理论研究
为研究和分析金融服务与金融中心的集群方式和特点，我们先介绍相关的理论和方法。这里首先介绍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时考虑的位置和城市选择方法，然后介绍产业集群的一般分析方法，最后介绍金融服务的产业结构和产业特征。
2.1金融机构位置选择理论
Choietal(1986,1996,2002)通过对全世界14个金融中心的实证分析，研究了世界金融服务和金融中心的格局动态，以及金融中心集聚吸引力的原因.他们采用了14个金融中心城市中300多个跨国银行总部和分支机构的分布数据，构成14Χ14维关联矩阵，矩阵元素代表银行总部位于城市中，并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的银行总数。经过多年的数据可以统计分析国际金融服务网络的结构动态，使用作为金融中心城市的排名依据，以及该城市吸引跨国外资银行设立分子机构的潜力大小的衡量标准。研究表明城市吸引力主要由以下因素所决定：(1)城市地区经济规模与经济活动；(2)已有的银行总数；(3)股票市场规模大小和交易头寸；(4)与其他国家的双边贸易关系,如国际资本流动、对外直接投资(FDI)；(5)以及银行企业的机密保护程度。
Jegeretal(1992)研究发现，(1)金融机构在金融中心设立分支机构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其他金融城市流入该金融城市的贸易总额。因为，跨国银行为了提供给其他地区高水平的顾客服务，更愿意在顾客所属的城市设立分支机构，节省服务费用和交易成本，提高服务效率；(2)由于国际收支的顺差和逆差的存在，国际金融服务网络呈现非对称结构，而且由于新兴国家的积极开放政策和频繁的国际贸易往来和资本流动，国际金融市场以离岸金融中心的形式日趋分散。
Nigh(1986)通过分析美国银行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表明，跨国银行分支机构的位置选择依赖于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Yamori(1996)在Nigh(1986)的基础上研究日本金融机构在外设立分支机构的选择策略。采用最小二乘法估计回归分析对一下参数进行估计，
(1)
其中代表本国金融机构在国家的活动数量，用金融机构输出的FDI来衡量；代表运营在国家的本国企业对金融服务的需求。可以采用这些企业引起的FDI流出或者进出易量来衡量；为地区性的金融活动机会，一般采用人均国民收入或者广义货币M2(M1与定期存款之和)。
Gehrig(1998)建立了以金融工具或金融活动的信息复杂度为标准的位置选择模型.例如证券投资收益的评估，投资者希望获得未来不确定状态的可能性，了解证券更加精确的信息。由于不同的金融工具对信息的富含程度和灵敏度具有很大差异，通常采用信息复杂度来衡量金融证券工具的未来收益的状态数。一般来说对信息敏感的证券交易活动更可能在信息密集的地区进行，而信息不敏感的证券活动则可能分布在郊区位置。由于信息网络技术的进步带来的交易成本下降，金融中介的出现以及金融分支机构的设立，提高了金融信息交流和畅通，以及金融活动中的交易摩擦。Gehrig(1998)假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时，获取某一风险证券的信息受到城市以及观测误差的影响。那么，其中，作为风险证券的基本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证券的收益，即，而且假定。根据是否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成本函数可以表示为：
(2)
其中，表示为信息的复杂程度，值越大信息越不精确；表示设立分支机构所需要的沉默成本（固定成本）；表示每次金融交易活动所需要的交易成本；代表金融活动的频繁程度或平均交易次数。通过比较可以知道，存在唯一的使得。当<时，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十分精确，金融活动的流动性强的条件下，那么为了更容易的获取地区信息，金融机构将考虑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当>则,表明如果要求的信息粗略不敏感，那么为了更节省成本开支，金融机构将不会在城市设立分支机构。
2.2产业集群分析方法
正的外部性在我们产业集群的分析方法中是分析的关键。集聚或经济外部性使得产业集群内形成的供需条件优于分散的产业分布，促使企业的成长以及吸引新进入者。当集群达到一定规模时，企业的成长和新进入者会加强集群力度，从而加速产业内的集群优势。集群因素还包括产业内的高生产率与创新能力。然而，当集群达到一定的饱和度时,市场内拥挤和竞争会阻碍企业的成长和进入，影响产业内的集聚与集群，直到产业内达到一个动态的均衡，集群规模和集群效应趋于稳定。EconomidesandSiow(1988)假设市场处于瓦尔拉斯均衡(WalrasianEquilibrium)条件下，市场容量受到流动性强弱的影响。Swannetal(1998)也因此而提出了集群生命周期概念。同时，地区性气候，基础设施，文化环境也是影响产业动态集群的重要因素。图1表明，产业集群受到新进入者和企业成长的正效应影响，形成循环的集群动态。
表1概括了企业形成产业集群所带来的好处以及集群的成本。从需求方面来看，集群内的企业接近于服务顾客,因而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Hotelling,1929)。集群内的企业易于被顾客找到，从而降低顾客为购买到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所付出的搜寻成本。最后，集群内良好的声誉和成熟的供需关系，为新进入的企业带来正的信息外部性和规模经济。
AudreutschandFeldman(1996),Jaffeetal(1993)的研究表明知识技术的外溢效应随空间距离的扩大而下降。因此，集群所带来的知识溢出，有利于集群内经验共享和提高技术创新能力。从供给方面的优势来看，集群企业面临大量的专业人才市场，利于人力资本的开发和利用。集群所具有的公共基础设施如公路铁路与航空，利于集群企业的运作和管理。另外，信息外部性的存在使得新进入企业可以了解和学习集群区域内企业的生产和市场管理等成功价值的经营活动。
当集群规模达到某一程度时，集群效益并不是一直处于增加状态，成本开始加速上升。集群内因为需求有限而导致市场拥挤，加深了企业之间的市场竞争，提高了企业销售广告费用和市场服务成本，从而影响公司业绩。库诺均衡模型表明，竞争者数目的增加，虽然会提高社会福利总量，但是会导致每个公司平均销售额、价格和利润的减少。同时，集群所带来的成本在供给方面表现为投入要素市场的拥挤和激烈竞争，比如写字楼租金或劳动工资的上升。
表1企业位于集群内的优势和成本
需求供给
优势接近服务顾客知识溢出
Hotelling顾客选择人力资本专业化
降低顾客搜寻成本基础设施优势
信息声誉的外部性信息外部性
成本市场的拥挤和竞争市场上拥挤和竞争(房地产,劳动力)
来源:来源:Swannetal(1998),Panditetal(2001)
产业集群内的需求优势体现于企业所属部门的集群区域，也体现在关系紧密的其他部门的集群区域。例如，部门J是部门I的主要产品购买商，那么部门I将享有其他部门(部门J)集群所带来的需求优势。而集群内的需求竞争压力主要来自于同一部门，基本上与集群内的其他部门不存在相关性。集群内的供给优势则主要来自于相同部门的集群正效应。产业内人力资本和知识结构的专业化程度很高，部门之间差异较大。同样信息外部性也是针对不同部门具有不同影响。PatelandPavitt(1994)认为企业为了维持持续的竞争力，采用一系列宽范围技术体系，以抵御来自市场需求和竞争的压力。因此，技术溢出体现在部门与部门之间的效应区别较大。转3.金融服务集群原因
关于金融服务集群的研究,胡坚（2003）认为最主要的因素是经济因素、金融因素和政治因素。经济增长速度和规模决定了投资消费，从而影响资本流动和金融活动。而金融因素则考虑金融制度完备、金融产品与金融创新、金融交易和金融基础设施的先进程度。本文仅仅从金融市场的集聚和分散两个角度，对金融服务集群进行经济产业分析。
3.1金融市场集中
(1)支付机制中的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作为主要的集群因素，在金融服务活动中体现在转移支付系统，及其交易清算业务。由电子网络支持的国际支付系统，如SWIFT，CHIPS，Fedwire处理100多个国家3000-4000家金融机构的转移支付和清算业务(Grabbe,1996)计算机网络Reuter，EBS，Telerate，Bloomberg使得投资者在世界的任何角落,通过互联网了解金融市场信息和进行金融交易操作。因此，作为全球金融市场伦敦纽约和东京三大金融中心,由于金融信息技术以及金融管理水平的提高日趋强大；而作为离岸金融市场的其他中小金融城市越来越分散。由于考虑到租金、劳动工资和监管税收，金融服务集群逐渐被功能强大的通讯网络所替代。
(2)信息溢出。Bossone等(2003)研究表明，金融中介(信息提供商)的参与，使得投资者与通过银行借贷而经营的企业家之间信息交流充分，从而提高了整个价值投资链的利润.金融中介在提供投资活动信息的同时，可以通过对信息的定价分享一部分利润。对于支付手段复杂而且信息灵敏度高的股票和金融衍生工具来说，投资者和券商在地理位置的接近有利于掌握更加丰富的金融信息.然而，信息溢出对于信息不敏感的金融工具，或者流动性强竞争自由度高的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3)流动性与市场外部性。流动性具有正的外部性。在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个别交易引起的价格波动较小，而流动性弱的金融市场，较小的交易量也可以引起价格的明显变动。因此，风险规避的投资者偏好于在流动性较强的金融市场进行投资活动，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吸引了众多的金融交易活动。Pagano(1989)运用简单的两阶段动态投资组合模型，分析了市场波动、新投资者的进入可以提高原有的市场投资者的经济效用。
3.2金融市场分散
在金融服务产业集群的过程中，也会产生集群负效应，从而影响集群的规模。投资者在金融投资活动中，也会选择某一个或者几个金融中心作为其交易场所。以下主要从市场进入、政府干预和信息地区导向三方面解释金融服务市场中出现的分散现象。
(1)市场进入成本与协调。Pagano(1989)发现市场进入成本，不管是分散或者集中的交易,都会产生协调问题从而导致多重均衡(MultipleEquilibria).投资者需要权衡市场进入成本与市场参与期望效用，从而决定是否进入该市场。由于流动的外部性，投资者的希望效用还依赖于市场上其他投资者的数量。如果各金融市场的进入成本不一致，市场也可能存在分散均衡，大型机构投资者倾向于选择市场进入成本高的交易市场，而小型投资者选择底进入成本的交易市场。EconomidesandSiow(1988)分析了市场流动性与市场进入成本的替换关系。由于流动性存在，投资者一般喜欢在某一个交易场所进行金融交易，然而市场进入成本使得投资者考虑交通费用等。因此，如果投资者们远离流动性好的金融市场，那么他们将愿意停留在流动性相对较弱的金融市场。
(2)寻租行为与政府干预。由于金融中心的集聚优势，第三方往往受利益驱动参与分配收入和利润。例如财政局收取税收(如Tobin税)，工会提出更高的工资要求。这样的寻租行为会降低金融中心的吸引力，提高市场分散的可能性，降低国际资本流动带来的汇率风险。
(3)信息地区化。由于实际活动的地理分布，金融交易信息存在地区化。投资者往往偏好于国内金融交易市场，即HomeBias(HB)，Gehrig(1993)，KangandStulz(1995)认为HB现象的存在，是因为国内市场提供给国内投资者丰富的市场信息，即使资产价格反映的市场信息不够充分，那么行为理性的资本市场自然会出现HomeBias现象。当市场价格处于不完美均衡时，根据贝叶斯原理和概率估计方法，优先获得的重要信息影响投资决策。而对于外国投资者则考虑国际投资组合，试图将低由于HomeBias带来的信息差异和其他风险。但是由于通讯技术的进步导致信息差异程度和市场进入成本的降低，金融中心的分散现象逐渐下降，积聚集群的趋势不可逆转。4.金融服务产业集群演进研究
Panditetal(2001)在研究英国金融服务产业的集群动态一文中，采用了Swann(1998)提出的成长模型和新进入模型。Pandit首先按照金融部门的分类，将金融机构划分为银行、信托投资、人身寿险、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其他非银行金融中介、金融中介附属机构、股票基金市场8个金融部门。1997年的数据表明，信托公司和寿险公司的数量占英国金融机构总数的66%，而银行的数目较少，但公司的平均规模较大。其次，按照不同的地区，统计不同地区的金融机构数据。
4.1成长模型
考虑产业集群内的企业成长模型，可以用来论证集群内企业的成长要比非集群企业的成长速度快一些。企业生命周期成长模型可以采用公司员工数作为集群力度的衡量变量。
(3)
其中,
·公司属于部门，以及地区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员工数
·代表公司在年份的年龄
·代表年份的年度里，该公司所属地区以及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代表年份的年度，该公司所属地区但不包括所属部门的总员工数
·随即干扰项
回归模型中参数代表企业的成长率，模型假设相同地区同部门的企业以相同的成长速度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同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其值为正表示集群加速了该企业成长，参数用于衡量同一地区其他金融部门的对该企业成长的影响程度。下面根据、的取值进行分析。
(a)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正的外部性，企业入驻集群带来的好处超过不足。
(b)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因此，集群所带来的优势来源于自己部门，而不足则是因为位于集群区内的高成本和费用。
(c)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相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阻碍作用，而不同部门则对该类企业的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本部门的企业众多市场激烈竞争，从事影响了该部门企业的成长，而与其他部门企业的正相关性，在于集群带来的公共基础设施优势。
(d)与符号为(-,-)，表明集群内同部门或不同部门对企业的成长具有负的外部性。
4.2进入模型
该模型可以表示为
(4)
其中
·表示部门总数
·代表第年度内，地区以及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第年度内，所有地区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用于衡量该类部门经济周期对新企业进入的影响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并且属于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代表代表第年度内，地区属于所有部门的新进入的企业数
进入模型常常用于解释在不同的集群规模下，集群内的企业对新进入者的影响程度。参数表示各个部门的企业对部门的新进入企业的吸引或者阻碍作用，其估计值的绝多大小代表这种作用的强弱程度。而参数代表该集群地区的金融机构或企业是否过多，或者说由于集群规模导致的拥挤成本上升超过了技术溢出和信息溢出，那么集群规模会出现下降趋势，金融服务产业达到饱和状态。
由于模型中采用了大量的离散变量，各年度的数据均可作为离散时间的排队服务随机过程进行分析，那么我们运用Poisson分布或者负二项分布可以对这些数据进行验证数据的合理性。
4.3结果分析
Panditetal(2001)运用成长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的数据结果如表2。从该表可以得出如下启示：
(1)信托投资与非寿险两类金融部门的年成长率仅为0.1%和0.6%，远远低于其他部门的平均水平(大于2%)。成长率高的部门为银行、金融中介及其附属机构、寿险公司；(2)金融服务集群内银行、非寿险、非银行金融中介(信用评估、租赁、风险投资)等三个部门促进本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对本部门具有较强集群正效应。然而这些部门对其他部门则产生较强的负外部性，从而阻碍其他部门金融机构的成长。
同样可以从进入模型的回归分析结果中得出如下结论：(1)金融中心内银行、信托投资、非寿险、保险附属机构的存在吸引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而寿险和非银行金融中介阻碍其他金融部门的进入；(2)保险附属机构对其他进入部门进入具有较强的吸引和促进作用。其中对银行、股票市场、非寿险以及金融附属机构的作用非常明显；(3)信托公司主要吸引非银行金融中介、股票基金市场的进入；(4)股票基金市场和信托投资企业进入金融中心，受其他金融机构的正面影响较大，应该具有较好的发展。
S8=股票基金市场：金融市场交易所和管理机构、基金管理、证券业务5.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定位和发展战略
在Reed(1980)一文中，上海于1947年以前就成为亚洲最重要的金融中心之一。由于最近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对内对外逐步开放、金融信息基础设施的创新发展以及多元化金融市场主体的培育，上海金融中心初步形成一个完整的金融服务体系。至2003年末上海金融机构总数达到423家,在沪经营性外资及中外合资金融机构达到90，上海已经成为国内外资金融机构最集中的地方，成为国内企业融资的重要场所，上海的金融人才和技术优势(包括信息技术)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金融产业已经成为上海的支柱产业(杨咸月，2001)。上海建立国际金融服务中心以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作为目标模式，这三大国际金融中心也是国内重要金融中心，对外强劲的辐射功能是以国内强大的资金集聚和扩散能力作为基础。因此，要使上海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必须使上海成为国内金融中心，成为具备强大的内部资金吞吐能力和内外辐射能力的国际金融中心。
上海金融服务业继续保持稳健的发展态势。2003年上海中外资金融机构本外币存款余额分别达到17300亿元、13200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3.8%和24.4%。上海证券交易所有价证券累计成交828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87%；上海期货交易所累计成交60500亿元,占全国市场份额的56%；外汇市场成交1511亿美元,日均成交量6.02亿美元,同比增长54.26%。银行间同业拆借和债券市场成交172000亿元,同比增长44.25%。上海黄金交易所成交金额达245亿元。与此同时,全市保费收入289.9亿元,同比增长22.02%。以上数据表明，上海已经成为国内金融中心，而且外币存贷款余额以及外汇市场的快速发展表明，上海正在朝着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迈进.把上海建立名义隔离性国际金融中心，突出上海的国际资金交易功能,尽快缩小国内金融与国际金融之间差距，减轻中国对外开放冲击风险.
建立国际离岸金融市场,吸引更多的外资流入和金融服务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外经济贸易活动往来，吸引更多的对外直接投资，从而吸引更多的国外金融机构在上海设立分支机构；扩大与伦敦纽约东京三大国际金融中心的资金流动和支付转移结算业务，另外，上海应该积极培育发展多元化金融市场与主体，成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外汇市场和黄金市场于一体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并加大金融衍生产品和金融服务的创新活动。
作为90年代兴起的上海金融中心，必须加快金融基础设施的的建设与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包括信息网络和办公条件、完善信息化服务平台，国际化财务会计管理制度，以及充分适应WTO框架体系的金融法律建设。发达和完善的金融基础设施可以提高信息外部性和知识技术溢出，加强国际资本转移支付的规模性、可靠性和及时性，减少交易成本和波动时滞。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首先将实现到2010年上海将基本形成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框架体系，而到2020年基本建成亚太地区金融中心，并向世界级金融中心迈进。目前是加快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关键时期，上海将进一步推进三大战略重点：一是加快金融资源集聚，形成较为完整的中外金融机构和金融中介服务机构体系。二是完善和发展各类要素市场，扩大直接融资，积极推进交易所债券市场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统一互联，争取推出期货交易新品种，增设新的黄金交易和保险品种，确立国内体系完善、辐射力强的金融市场中心的功能，成为资本营运中心和资金调度中心。三是优化金融部门分布结构和金融政策，健全和完善有效的风险预警、处理和化解机制，确立公开、公平、公正的金融发展环境，全面实现金融市场的有序运行和依法监管。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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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的基本职能就是融通资金,包括在国内和国外进行融通,并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将有限的金融资源进行最优配置,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但金融资源是有限的,这样金融资源的有限性和需求的无限性之间就出现了矛盾,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人们不可避免的特别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金融公平的实现问题。由此可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理论问题。
金融资源配置的内在机制分析
白钦先(1998)提出,金融是一种战略性的社会资源,认为资源的有限性与稀缺性应既包括“量”的规定性,更包括“质”的规定性,是一动态的、相对的概念。金融作为一种资源,其目的就是实现自身收益最大化,要实现金融收益最大化就必须提高配置效率。从这方面说,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资源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任何一个追求效率的金融系统,都会优先满足收益率较高的资源需求主体,然后再满足收益率次高的主体,以此类推,直至资源配置完成。这样最后一单位资源配置所达到的收益率,就是金融统一的边际收益率。本文将其设为λ,收益率不小于λ就可以获得金融支持,小于λ就会被排除在金融之外,即无法获得金融资源的支持,而且随着金融的发展,生产率的提高,λ会越来越大。
从理论上讲,市场可以实现金融资源配置的最优化,但是市场的不完全性及外部变量(如政府的干预)的影响,使资源配置过程出现扭曲,无法实现帕累托最优。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一些达到甚至超过了整个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的资源需求主体没有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即金融系统没有将其纳入金融资源配置的范围,但一些没有达到要求的主体却获得了金融资源配置权,这便体现了金融不公平,是金融资源配置扭曲的表现,造成了金融资源的极大浪费,不利于经济效益的提高,对经济的健康发展及增长质量的稳定提高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这使得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对外部变量产生路径依赖,随着外部变量的变化而变化,资源配置效率相应的提高或降低。一旦外部变量的变化对金融资源配置造成致命的打击,会使整个经济系统陷入混乱状态,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会相应降低。但任何一个理性的系统,无论是一个国家、部门,还是一个企业,都不会以效率损失为代价而过多的干预金融资源配置的实现,其干预仅限于市场失灵的范围。
金融公平的内涵
正如前文所述,金融公平与经济健康发展密切相关,但在金融资源的配置过程中难免会出现金融不公平现象,所以对金融公平的研究非常重要。单玉华(2007)认为,必须对金融进行伦理规范,使参加者公平地获得机会和参与竞争,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人们才能由衷地接受金融活动中遭受的损失。这是从伦理方面强调金融公平的重要性,本文认为金融公平更在于金融资源配置的公平,而进行资源配置的依据就是各个需求主体的收益率。从这方面对金融公平进行定义,即金融公平就是当每一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达到整个金融系统资源分配的统一边际收益率的情况下,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的资源分配过程。
从金融公平的定义来看,首先,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过程。在追求金融公平的过程中,金融将资源配置到收益率最大的资源需求主体中去,提高了配置的收益,实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其次,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淘汰”的过程。金融公平实现的过程中,收益率低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排除在金融系统之外,收益率高的资源需求主体被不断纳入金融系统之内,就像自然界的淘汰法则一样,可以称之为“金融淘汰”。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金融系统进入机制及退出机制的完善,提高了整个金融系统的活力。最后,金融公平的实现也是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不断提高的过程。在金融资源的争夺中,资源需求主体会通过各种途径不断提高自身的收益率,以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处于有利位置。
金融发展不仅是金融机构的演变、金融工具的创新、金融功能的提升,更是金融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及金融公平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其提高主要有两条路径:一是增加整个金融系统的金融资源总量,将更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提高获得金融资源的可能性;二是提高资源需求主体的边际收益率,在金融并未完全开放的系统里,可能前者对提升整个系统的金融服务水平及实现金融公平更为重要,这主要依赖于系统的自身积累及发展。但在一个开放的系统里,后者可能就会更加重要。我国目前的模式是正在从以第一条路径为主逐渐向第一条路径和第二条路径并重方向发展。
金融公平的经济效应分析
将越来越多的资源需求主体纳入金融范围,提高金融公平的水平,是整个经济系统发展和金融系统服务水平提高的要求,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趋势,但是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达到金融系统统一的边际收益率。其在各个潜在的金融资源需求主体之间划出了一条明显的界限,符合条件的将被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获得金融资源,这些主体扩展了发展空间和利润空间,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继续发展。不符合条件的主体无法获得相应的金融支持,只有在当前的资源约束下,将拥有的资源进行重新配置,并提高自身的收益能力,以求未来获得金融支持,否则,就会面临被市场淘汰的危险。故金融追求公平的过程既是一种“金融淘汰”过程,也是一种“金融激励”过程。
由于金融总量的增加及资源需求主体收益率的提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所以金融公平的提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伴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而出现的一种金融过程。单玉华(2007)认为,金融活动的公平性是一个渐进过程,人们对金融活动中公平的追求,体现了金融活动的公平性从相对低层次向相对高层次的发展。金融资源总量的增加逐渐将越来越多的需求者纳入金融支持的范围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也是金融发展的必然过程。在金融公平的进程中,不断提高的统一的边际收益率促使所有的需求主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使自身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故集约化增长道路也是金融公平的必然结果。可见,对金融公平的追求会产生许多积极的影响,如何发挥其积极的影响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结论
在全球性金融危机下,金融资源难以获得的问题会更加突出,甚至一些大型企业也会面临相同的问题,这是金融公平的“淘汰”结果,是一种正常的经济现象。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公平进程会加快,但同时也会更加追求配置效率。所以要获得金融支持必须从自身做起,达到甚至超过金融支持日益“苛刻”的条件,这样无论经济形势如何改变,都可以获得良好的发展机遇。于是金融系统以收益最大化为前提的投资活动在客观上会带动金融资源向优势产业中的企业倾斜,使有效益、有竞争力的企业得到资本的支持而成长壮大;那些弱势企业由于无法得到金融支持而受到抑制或被淘汰出局。但是,市场是不完全的,完全由市场配置资源,虽然可以提高效率,实现收益最大化,但是一些收益率较低但对整个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需求就无法获得满足。
政府在金融公平进程中,首先,要创造一个宽松的金融环境,由金融系统根据最优化目标按统一的边际收益率进行金融资源配置,不要盲目的干预资源配置及金融公平的进程,除非会得到帕累托改进的更优结果。其次,可以参与那些收益率很低但对整个社会的福利有很大贡献的资源分配,如基础设施建设。市场的缺位及政府的过度参与都不利于金融公平的实现及经济发展。市场和政府分工合作,各司其职,可以更好的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提高金融公平水平。
参考文献:
西南地区在地理意义上是指四川、云南、广西、贵州等地。这一区域地形复杂，多为盆地和高原，海拔较高，地势起伏明显，同时气候种类多样，复杂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得各种资源分布的地域连续性变差。加之西南地区较全国其他地区发生干旱灾害的概率和范围更大，这就使得西南地区农业经营的系统性风险加大。农业生产和经营的系统性风险是一种整体风险，不能通过投资多元化等手段降低或消除。农业生产既是一个自然再生产过程，也是一个经济再生产过程，因而面临着自然风险(见表一)和市场风险的双重压力。西南地区复杂的地形使得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和农田水利设施建设受到限制，科技增收不明显。传统的靠天吃饭的小农作业模式无法抵御自然灾害。粮食作物的长期价格低迷，且部分年份经济作物产量、价格波动较大，使得西南地区农民的生产承受相当一部分的市场风险和压力。农民对于农业活动的经济效益无法确定。这种来自自然和市场的风险影响了农业的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农业的弱质性特征使其无法成为农村地区强有力的增收部门。
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形势与现状
金融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在中国既是一种经济资源，又是一种行政资源，其发展明显受到国家政策的影响。但是由于国家不同时期发展战略的侧重点的不同，也导致各个时期的金融行业和体系的不同。西南地区农村金融的发展围绕着国家的发展战略展开，体现出强烈的的计划性。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体制高度计划集中，全国只有一个银行即中国人民银行。虽然金融机构也在分设与合并中不断地发展，但一直没有形成稳定而独立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20世纪80年代以后，农村开始进行经济领域的改革，这推动了金融体制改革。农村经济的发展需要使得投资和融资开始多元化。农村的金融机构也相应的开始丰富起来。但是对于诸多的涉农金融机构来讲，不断进行的体制改革，使其经营更加趋向于现代企业化，对经济效益更加注重，支农作用逐渐弱化。同时在正规金融机构在自身经营战略和理念的调整下，逐步降低在基层农村的服务和网点覆盖，加之原本部分西南落后偏远地区缺乏正规金融服务，所以造成了西南部分农村地区发展农村金融的巨大障碍。数据来源:2011年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从表二中可以看到，四省区农村金融机构总量虽然较多，但平均来看，每个乡镇能拥有的金融网点在2－3个之间，低于全国平均值(3.5个/镇)。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乡镇金融网点数量只有一个或空白，这就造成了所在地农民获取金融服务的被动和缺乏。基层农村金融机构基本是由农村信用合作社、农业银行和邮政储蓄网点组成。单从调查结果(见图一)看，信用合作社一直是农村金融市场的中坚力量，占据了多数农村金融资源。实际上，在农行不断调整县域农村经营网络、减少乡镇业务领域，农业发展银行下乡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农村地区金融只能大都由信用社承担。庞大的金融需求与单一的资金供给的矛盾形成了西南地区农村融资贷款的困难局面。数据来源:2011中国银行业农村金融服务分部图集农信社在农村接近垄断的地位给予其在贷款利息定价上的主导权。为了防范和弥补信贷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农信社贷款利息水平普遍较高。例如广西农村信用社的加权平均利息率为9.01%，高出基准利率2.56个百分点，考虑到贷款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那么实际利率水平将更高。综上可以看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机构在制度变迁中表现出的“去农化”倾向，加剧了农村金融的发展难度。农户和农村中小企业贷款融资渠道严重挤压，资金需求无法有效满足。如何建立一个高效健全的农村金融融资机制和形式成为西南地区农村金融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西南地区发展农村合作金融的可行性分析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4、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量入为出，适度消费
作为国人长期传承的一种消费文化，我们应该深刻的认识到，消费支出应该与自己的收入相适应，自己的收入既包括当前的收入水平，也包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也就是要考虑收入能力。因为，信贷消费与人们对未来收入的预期有直接的关系。另一方面，在自己经济承受能力之内，应该提倡积极、合理的消费而不能抑制消费，否则，一方面，会影响个人生活质量，另一方面，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当前我们国家已经形成买方市场，应该充分发挥消费对生产的带动作用，从而促进生产与消费的良性健康发展。
避免盲从，理性消费
盲目从众是消费中常见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也是对普通消费者影响最大的一种消费心理现象。因为，人们的消费行为始终受到消费心理的影响，如从众心理、攀比心理等，并且这些心理往往相互联系，共同影响人们的消费。所以，在消费中我们要尽量避免一些不健康的消费心理的影响，要注意保持冷静，避免心血来潮，避免事后发现这种消费选择并不适合自己的需要而后悔不已，坚持从个人实际需要出发，理性消费。
保护环境，绿色消费
绿色消费就是指以保护消费者健康和节约资源为主旨，符合人的健康和环境保护标准的各种消费行为的总称，核心是可持续性消费。因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的严重短缺，我们国家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和“科学发展观”，所以，应该从自身出发，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坚持绿色消费。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
古人云：“先天人之忧而忧，后天人之乐而乐”，“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些名句，作为中华美德的一部分，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国人的思想与消费观。虽然由于改革开放，我们向世界敞开了怀抱，国外的一些思想与消费观不断冲击着国人，并在国人心中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但作为主流思想，代代相传的美好品质，并不会因时间流失而改变，相反在与各种思潮的较量中展示了强大的生命力，并在此次的金融危机中凸显优势，值得我们继承并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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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自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冲击着全球化日益加深且作为新崛起经济发展中的中国。受其影响，我国东南沿海地区部分外向型企业被迫倒闭、歇业、限产或外迁，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因此而失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之一。农民工失业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问题不容忽视，它给经济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不可低估，如何安置返乡农民工的工作、生活已成为各级政府的当务之急。
一、引发农民工大量返乡的原因分析。
中国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有着大量农民工群体，他们为经济的迅速发展做出了贡献。据有关资料显示，将近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工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这些地方的产业特点是以外向型经济为主，以出口为导向，用工需求和国际经济周期有很大关系。全球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影响很大，受到严重打击的是沿海外向型经济，特别是外向型经济中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首当其冲。农民工成为全球金融危机下我国最先受损的庞大群体，被迫失业走上返乡回家之路。具体分析有如下原因。
（一）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外部需求萎缩。
金融危机从局部发展到全球，从发达经济体传导到新兴市场经济体，从虚拟经济扩散到实体经济，使美国、欧洲和日本经济陷入衰退，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速放慢。金融危机在使全球经济下滑的同时，也使失业成为全球的突出问题。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下滑、失业人口增加，消费大幅消减使我国外部需求大幅萎缩，其突出表现：一是外贸出口下降。2008年11月我国外贸出口首次出现2.2%的负增长，12月外贸出口1111.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2.8%;二是企业外贸订单减少。相关研究表明，人民币计价的出口增长每放慢1个百分点，将导致制造业中的23万人失业，这还不包括制造业以外的其他行业，如来自房地产等行业的失业。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下企业订单量持续萎缩，不可避免地会使企业减少用工量。
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08年全年GDP为300670亿元，比上年增长9.0%,其中2008年四季度GDP增速仅为6.8%。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基础，失去外部需求的支撑，经济增速下降，使我国就业市场急速下滑，农民工就业遭遇困境。
（二）外部需求萎缩使我国生产企业陷入经营困境。
中小企业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吸纳农民工就业的主力军。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在我国第二产业中农民工占全部从业人员的58%,其中在加工制造业中占68%,在建筑业中接近80%;在第三产业中的批发、零售、餐饮业中，农民工占到52%以上。然而，2008年以来，在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冲击下，我国企业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中小企业经营遭遇前所未有的困境，部分中小企业受外部需求萎缩的挤压而破产倒闭，尤其是外向型经济规模较大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反应明显。有些企业虽然没有裁员，但职工在放长假、等订单，实际上处于亚失业状态。更为严重的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的行业正在从纺织服装、电子制造等加工贸易型蔓延到房地产、有色金属、石油、化工等行业。企业经营困境使其用工需求减少，裁员和职工待岗歇业现象逐步增多，就业市场容量一再收紧，失业成为部分农民工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三）企业经营困境造成农民工失业。
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是全球性的，越来越开放的中国不可能独善其身。面对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部需求萎缩和企业经营困境。不少外向型中小企业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建筑、纺织、服装等农民工集中的企业，早早开始“节衣缩食”而限产或停产，它所带来的直接影响便是就业岗位减少，因其用工替代性强、技术要求不高，是农民工最集中的行业，因而农民工成为受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最大的群体。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008年12月初完成的《金融危机对就业影响最新数据调查报告》指出，失业返乡的农民工，主要来自四川、重庆、河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甘肃等劳动力输出大省市，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波及国内出口企业受到的打击尤其沉重，企业停产及倒闭令大量农民工失去工作，返乡成为他们最后的选择。
二、返乡农民工面临的问题。
金融危机在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与之带来的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问题也是一个需要重视并且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一个社会问题。
农民工返乡并未像所想像那样能够完全在家乡找到自己的适合工作和岗位，由于当地产业结构和农民工自身的原因，在回乡就业农民工中存在有以下问题：
（一）农村劳动力就业压力进一步加大。
我国农业经济的现状是不能容纳这样多劳动力同时就业。本来大量的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有着较高的收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当地农业发展并不需要这样多的劳动力同时就业。在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大省中，如四川、贵州、甘肃等，往往都是平均耕地面积较少的地方，本来农业的就业压力就很大，现在又面临着大量的农民工返乡就业的现状，未实现就业再就业的劳动力比重更大，农村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就业压力加大。
（二）农民收入增长受到较大影响。
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向城市转移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农民进城务工更是我国现阶段农民增收的主要途径之一。我国农民收入来源不外乎三部分：一是以打工为主的工资性收入，二是家庭经营收入，三是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中农民务工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接近40%,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主渠道。大量农民工失业将严重危及农民收入增长，使城乡收入差距继续扩大，抑制农村消费，使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难以实现。2008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要求高度重视农民工就业困难加剧、部分农民工返乡回流问题。显然，中央已经认识到农民大量失业的严重性、期望以稳定农民工就业、扶持返乡创业来增加农民收入。
（三）土地纠纷明显增多。
据有关数据，我国户籍在册的农民数量大约有9.5亿，但是其中有2.1亿左右的人口常年在外打工，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农民工。这样就存在一个现状，他们名下的土地就存在有荒芜，无人种植的现状。有些农村进行了私下的土地流转，将原有的土地以常年出租的形式转让给别人，而农民仅仅获得一少部分地租。这种私下的土地流转形式在大量农民工可以在外有稳定收入是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甚至成为了农民工获得收益的一种方式。但是，随着大量的农民工返乡，也要开始以农业生产为主要就业渠道时，这一问题就开始凸显了出来。这些农民工回到农村后，由于原有土地被征用或已流转给他人而无地可耕，面临城乡双重失业问题。因生计所迫，失业返乡农民工纷纷索要承包土地，农地纠纷开始凸显。农民工大量返乡后，如果原有承包地已转给他人，而流转合同尚未到期，就很容易引起纠纷，这对农村社会稳定相当不利。
（四）社会治安出现新的问题。
总体上讲，外出打工的农民工绝大多数勤劳朴实，遵纪守法，但极个别农民工失业后，其收入来源少，情绪不稳定，由此产生了一些新的社会治安问题。在返乡潮中，文化程度和劳动技能相对较低的中年农民工，所占的比例很大。他们在家庭中是经济支柱，不仅承担了上一代人的养老义务，还肩负着下一代人的教育责任，负担最为沉重，因失业而中断外出务工收入来源，相当一部分家庭入不敷出。甚至陷入贫困。如果他们长期失业，经济状况得不到改观，便会对农村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相较于中年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大多并无农业生产经验，既未能完全融入城市，又对乡村生活产生疏离感。面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是：返回农村，做不了合格的农民；融入城市，很难逾越横亘在面前的制度、文化之墙。如果城里不能就业，他们长期窝在乡村，就会无所事事。农村赌博之风盛行，他们就会加入赌博的队伍中去，损害社会稳定是不容置疑的。
三、几点建议。
目前，农民工返乡问题已经引起各方面的高度重视，但如何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关键在于解决返乡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当他们生活有所依靠的时候，生活稳定时其他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这里提几条主要对策。
（一）要充分认识返乡农民工工作的重要性。
金融危机下农民工的就业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还是个社会问题，某种意义上更是个政治问题。多年来，我们一直看到这样一种现象：当宏观经济发展良好时，大量的农民被吸引到城市；当宏观经济形势恶化时，最先遭受打击的是农民工，大量农民工被迫回到农村。让农村成为城市经济荣枯的蓄水池，对农村和农民而言是不公平的。
千方百计拓展农民工就业空间，是全社会的重要任务和责任，必须落实好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政策措施，促进社会和谐。当前来讲需要采取多方面措施，使返乡农民工尽快就业。政府关心农民的疾苦，首先关心他们的就业，只有稳定的就业，才能解决农村劳动力需求矛盾、农民收入与支出的矛盾，才能有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为此，各级党委、政府充分认识做好农民工就业工作的重大意义，积极寻找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对策。
（二）争取更多投资项目、发展以扩大就业为重点的产业。
在解决原有农业发展的同时，还应该积极的拓展路径，使得在外打工多年，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工更快更好地就业。一是要狠抓招商引资。要在大招商中招大商，同时也要注意引进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企业，为增加就业岗位作贡献。二是要狠抓立项争资。要抓住国家扩大内需的机遇，力争有更多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进入国家计划，使重点建设项目吸纳更多农民工就业。除此之外，要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发展中小企业，是国际社会解决失业问题的一条重要措施，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很大。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增加其就业吸纳能力。比如餐饮旅店业、零售贸易业、交通运输业、家政服务业等都能成为农民工的重要就业渠道。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和技能要求不高，比较适合返乡农民工的再就业。
（三）加强职业培训，以增强农民工就业竞争。
能力政府要把扩大就业作为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的治本之策来抓。一方面，仍然要突出抓好劳务输出。要着力加强县、乡劳动保障服务机构与劳务输出基地建设，打造劳务品牌，积极开展与大中城市的劳务合作，促进农民工转移就业。同时，要经常举办返乡农民工专场招聘会，免费提供政策法规咨询、职业供求信息和岗位援助等就业服务。
对家庭困难的返乡农民工提供“一对一”帮扶，开展“送岗位”活动。另一方面，要安排专项资金对返乡农民工进行就业、创业和职业技能培训，提高返乡农民工就业技能，特别是培训高级技工人员，以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
（四）扶持返乡农民自主创业，以增加就业岗位。
政府要营造鼓励农民工创业的舆论环境，坚持“谁为社会创造的就业机会多，谁的贡献就大”的舆论导向。同时要争取农业银行把网点延伸到农村，政府要建立小型企业担保公司和小额贷款担保公司，切实解决返乡农民工“贷款难”的问题。
除此之外，要尽可能地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方便，要降低就业门槛和税费负担，特别是对那些刚刚办企业的农民工，要放水养鱼，以保护他们创业的积极性。
返乡农民工就业是一项极为艰巨的系统工程，需要全社形成合力，逐步统一城乡劳动力市场，形成城乡劳动者等就业的制度。解决当前农民工就业问题，不能把农民当成负担，应从调整城市化、工业化布局出发。清理一切利于农民工城乡流动就业的制度障碍。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但越是在这样的危机时刻，越要善待农民工，让他们感受到国家的关怀，感受到自己没有被抛弃，这对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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