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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国企员工，不，作为一名占星师，丁宁儿每天都会收到20来封微博私信。
私信的内容其实很简单：生辰八字，出生地点；要求也简单：请丁宁儿代看星盘，指点迷津。
看星盘应该算是通俗意义上的看星座的高阶版，简单来说就是算洋八字，据说占星师们可以根据占星对象的出生时间和地点，推演出他/她的星盘，继而卜断其一生的大势和近期的凶吉祸福。
与中小城市相比，在北京这样机遇和迷茫并存的大城市，有占星需求的人似乎总是要多一些。至少，在丁宁儿看来是如此。
客人无非男女，但具体来看，他们又各有特点。比如男人最在意的是事业，“是不是该跳槽”以及“贵人什么时候出现”是他们问得最多的问题。
曾经有一名基金经理打算跳槽，让丁宁儿帮他挑一个最合适的下家。丁宁儿表示这不在占星术的预测范围，但这位头发油光锃亮的大嗓门东北男人根本听不进去。最后，丁宁儿只好告诉他，他的“海外运”不错，客人立即眼睛亮了起来，“那就去外企！”
一位在连锁快餐厅工作的年轻人每隔几个月就要找一次丁宁儿，问她自己是不是应该跳槽，换一个行业。
“你想换什么行业呢？”丁宁儿问。
“不知道啊！”对方茫然地说。
还有一位即将高考的90后，不知道该选什么专业，让丁宁儿给他指点人生方向。丁宁儿告诉他，黄道十二宫里，落在水星的比较多，因此会擅长语言沟通和文字表达于是对方很快就决定了：他立志要成为一名律师。
女人则多问姻缘。她们对感情的疑问犹如男人探问事业，年轻女客户最常问丁宁儿“我跟他能成吗？”而已婚女子的问题则多是：“他心里还有我吗？”
“不成就算了”，这往往是女人们的口头禅。她们急切地想得到答案，对过程全无耐心。身边女伴的境遇也极容易引发她们的心理落差。
“她们会穿全身香奈儿，你当然知道没有一件是真的。但要是不穿，心里就更不踏实了。”丁宁儿说。
一个年轻的姑娘有闺蜜顺利嫁给了刚认识不久的高富帅，参加完盛大婚礼的第二天，姑娘就找到丁宁儿给自己算算“会不会也有这个命？” 《催眠大师》的剧照。病急求医是常理，公立医院的治疗不能奏效，“病人”们便会求助于私人心理医生，而催眠，可能是最被期待的“神秘”手段了。
过去三年，丁宁儿给至少1000人看过星盘，倾听过至少1000个困境和盼望。虽然没有做过严格的大数据分析，但笼统地算起来，客人们多是单身北漂，就职于体制外的企业，月入万元左右，收入还算体面但没什么是可以确定的没户口，没房子，没稳定对象，不停换工作。
没有执业证书，也没有正规学校，因此无法统计占星师的数量到底有多少。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只是以此为乐，仅有少数以此为生。自学成才的占星大师会举办各种讲座，授徒费用在几千元左右。
在专业的占星网站上，一次看星盘的价格在1000元以上。丁宁儿算过，如果她把占星当作职业，收入不会比现在少现在，她的本职工作是在一家大型垄断国企负责思想政治宣传。
丁宁儿在四年前开始学习占星，那时她初到北京，感情又不顺，无人倾诉，只好求助于神秘学。她深知前来“求看盘”的年轻人心中的迷茫和渴望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的感觉。但也有少数人选择放弃她的占星结果。
一个25岁、刚刚进入某家小型公关公司的男人，听说某位同事高升是因为和上司星座相合，于是利用轮岗机会四处套磁，搞到了所有部门经理的生日和出生地点。
他支付了一组合盘的咨询费500元，要求丁宁儿帮他把六组合盘都算一遍：“看我跟哪个领导合得来，主要看看谁是我的贵人那些属相不合的我已经排除了。”
经不起软磨硬泡，丁宁儿为他排除了两个可能会起冲突的、三个中规中矩的，锁定一个与他星盘最合的上司人选。这位上司能干、热情，会教给他很多工作经验。 在“小地方”的语境下，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会被认为不负责任，违背父母的意愿会被认为不孝，独自打拼会被认为不务正业，这让离家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背负上“原罪”。每当心理咨询师引导他们离开这种纠结的心态，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能这么自私”。
但是，这位语速飞快的小个子男人最终选了一位星盘相冲的上司。理由是，最合适的那位领导年纪很轻，大有作为；相冲的那位年纪大，人老实，并且传闻即将离职。 容易被错过的心病
在北京燕园博思心理咨询中心专家卢悦看来，北京“病人”们身上的压力既来自自我和朋辈，也来自父母与故乡。
中国的父母一方面把自己认为好的、正确的东西强加到下一代身上，另一方面又乐于采取“内疚教育法”。儿女们肉身逃离家乡再远，心却难逃父母的枷锁。
一个从不让父母失望的年轻人，在父母意外去世后陷入巨大的情绪震荡然而，不仅丧失亲人之痛，还有感到解脱之喜。他被自己的这一种“喜”惊吓到，因此求助心理医生。
“我忽然觉得世界充满意义，好多有趣的事情可以去做，好多过去不能尝试的事情现在可以尝试了。”年轻人说。而在那之前，“我父亲患有心脏病，母亲辛苦一生，我虽然远在北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生活，但觉得我根本没有权利去享受自由。”
“无法把个人感受和父母感受分开，这是他们的特点。一方面反感父母的管束和唠叨，另一方面又时刻陷入对背叛父母期望的内疚当中。人们认为80后是任性、自我的一代，实际上他们是最受困于父母和他人感受的一代。”卢悦说。
来做心理咨询的年轻人，常常被自己身上对父母的抵触与恐惧情绪困扰，比如临近过年的回家恐惧，看到手机呼入电话显示是父母的恐惧，听到父母说要来北京住一段时间的恐惧……
洪晔是北师大心理学院心理咨询中心咨询师，从事心理咨询行业八年间，接触过600多名求助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同样面临“北京压力+父母压力”的双重困境。
一位外省女孩在北京念完大学后，依从父母意愿回到家乡，在家人安排下进了一家机关单位。上了一段时间班后，女孩实在无法忍受小城市的生活节奏与运转规则，辞职回到北京。
求职并不顺利，女孩跳了几次槽仍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没有遇上像样的感情。家人开始不停劝她回家，对她遇到的困难冷嘲热讽，认为她自找苦吃。
坐在洪晔面前时，女孩已经陷入严重的职场失败感和恋爱恐慌中，她对自己的现状和未来都失去了安全感。
在“小地方”的语境下，坚持自己的生活方式会被认为不负责任，违背父母的意愿会被认为不孝，独自打拼会被认为不务正业，这让离家的年轻人一开始就背负上“原罪”。每当心理咨询师引导他们离开这种纠结的心态，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我不能这么自私”。
和求助占星师的人相比，寻求专业心理咨询的人往往拥有更好的工作、更高的教育背景和更优厚的收入。一流心理咨询师的客户中，常有IT创业者、金融行业从业者、官员和私企业主。
2014年，北京一流的心理咨询师收费800元一小时，“就事论事”的短期心理咨询需要8至15个小时，按照一周一次、一次一小时的频率算，至少要持续两个月。
如果面临更复杂的情况，有效的心理咨询可能需要两年。其间，心理咨询师会和客人在一个安静的房间里追溯童年、认识自我、重建人格。
和生理上的疾病一样，对心病的介入，亦越早越好。而这点，往往极容易被忽略错过。
一位家境富裕的漂亮女孩大学毕业后想从事广告设计，但不得不遵照父母的计划考研究生。备考期间，她开始控制不住地猛吃猛喝，只要一想到考试，就不得不吃到吐为止。 不知道具体的时间和地点，只见到照片中狼吞虎咽的男人。据调查，西方大城市里包括暴食症在内的有进食障碍的患者多数是女性。
父母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预兆，直到她在考研的早晨因为疯狂进食错过考试。“自控能力差”、“任性”是她得到的指责。
之后，她开了个广告工作室，食量开始下降。久经商界的父亲得知后，稍用手段便挤垮了女儿的小公司。考公务员，是父母给她定好的下一个目标。
女孩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体制内，又开始暴饮暴食。只要一写工作材料，她就无法自控地吃东西。后来，她索性住进一家宾馆，每天在房间里吃完吐，吐完再吃。
直到半年后她被送进北医六院，家人才意识到女儿患上了暴食症，并且已有十年之久上中学时她一焦虑就会大吃大喝，他们一直以为这是女儿家“没有吃相”。
这是北医六院住院医生张慧君接诊过的暴食症病人之一。
根据荷兰格罗宁根大学精神病学系一项研究数据，进食障碍的患者几乎全部是年轻女性，它明显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面临的压力有关。在人口超过十万的城市，暴食症患者比例约为农村患者的四倍。而根据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到1961万人。
“大部分进食障碍的年轻人，都聪明、漂亮、教养良好。这在外界看来不可理解。实际上这样的女孩面临的期望值越高，压力越大。社会压力已经在那里了，家庭再加码，抗压能力弱一点的就受不了。”张慧君说。
住院后，女孩的精神状态开始好转，但张慧君并不确定她出院以后的人生：“毕竟，这不是器官疾病，是心病。” 中年人的焦虑
张慧君是北京大学基础医学院临床八年制的医学生，今年是她读医学院的第七年，已在北医六院做了一年住院医生。
许多人病由心生。和漂泊、迷茫、在父母和自我中纠结的年轻人相比，都市里中年人的困境更为现实：成功还是不成功，有钱还是没钱，既决定了物质生活品质，也决定了精神生活的状态。
北医六院的另一块牌子是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在精神卫生领域，这里在全国数一数二。过去一年里，张慧君在病房管过的病人差不多有100人。
“精神分裂症、躁郁症、重度抑郁症、神经症、强迫症、成瘾、进食障碍……医院几百张床，没空过。”张慧君说。
精神卫生领域的求医者逐年增加。有中国第一精神卫生医院之称的北京安定医院每天早上六点开始人头攒动，一小时后挂号开始时，大厅里早已热闹非凡。经验丰富、口碑好的抑郁症领域的医生，一上午可能加到70多个号。
一位创业者无法停下自己奔跑的思维，他可以24小时持续不断地说话，脱口而出大段励志书籍和名人传记中的金句；可以充满自信地与咖啡馆的陌生人畅谈商业构思；可以彻夜不睡或者半夜三点从床上跳起来写下万言策划书；还曾用超快的语速在电梯从一楼到十楼的时间里向风险投资人表明自己的理想。在偶尔脱离亢奋状态的短暂时间里，他跌落沮丧的谷底，一言不发。 北京地铁一号线，人头攒动的站台。超长的通勤时间是都市病的病因来源之一，生活在“首堵”的年轻人，心理压力尤为巨大。
他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又称躁郁症，患者又狂躁又抑郁，情绪波动大。他拒绝入院治疗，因为他认为“这是成功人士独有的特点”。
病房里的另一位躁郁症患者是30岁出头的家庭主妇，丈夫经商，鲜少见面。她时刻注重“提升自我”来跟上丈夫的步伐，先后办了十几张预付费一万元起的美容卡、健身卡、英语培训卡。她曾一天做三次头发，整夜连续不断地烤爱心蛋糕，大量购买衣服、鞋子、包包，一个月内淘宝购物开销几十万元。
她是自己要求去医院就诊的。她称赞那位“创业病”的病友说，“你精力旺盛就挣钱，我精力旺盛就花钱。还是你好”。
一位开二手车店的46岁女店主，北京限购令出台后店内成交量大幅滑坡，店铺关门。她生意失败，移民梦断，读高三的女儿也失去了出国留学的经济支撑。她抑郁症复发，每天躺在床上不吃不喝，直到丈夫把她送进医院。
丈夫不断提醒她：“家里不还有个100平的房子吗，也值几百万呢。”在药物的帮助下，她终于从房子上找回了信心。
一位40多岁的男人，早年给领导开车颇得赏识，由此挣到人生第一桶金。随后投资股市的失利葬送了他的现金资产和第一段婚姻，进入2000年，他决定把房子卖了开公司，结果公司失败、房价高涨，这又让他失去了第二任妻子。
多年来，他感到自己全身神经拧成麻绳，难受时从脚底到头顶都拧得紧紧的，疼痛难忍。吃药、住院也未能治好他。
医生的诊断结果是，躯体形式障碍，且病因已经在他的潜意识层面被防御掉，很难治好。
许多人相信事业成功能带来家庭美满、人生幸福。一位拥有两家公司的私企业主走进心理咨询室，要请这里最贵的咨询师“去看看妻子有什么毛病”。他从农村少年奋斗到大都市，有了大房子、好车子、来自城市的漂亮妻子。
“你要说她看不起我，跟更有能力的男人走，我理解。但她怎么能和一个健身教练好上了呢？”他说。
另一位成功男士也因为“不讲理的妻子”陷入抑郁。他同样出身贫寒，娶了家境优越的城市妻子。每当妻子购物或去餐厅吃饭，他会皱起眉头告诉她“我小时候很穷，一天的饭钱只够你吃一个寿司”或者“我的父母亲戚还在家乡受苦，我不能享受这么好的生活”。
没有野心的人们希望家庭和睦、工作顺利、现世安稳，但生活总难如意。一位兢兢业业的科研工作者被家人送进医院时，胡子拉碴，衣服上弥漫着馊味。
他每天按时上下班、按时把固定工资拿回家，直到他的妻子毫无征兆地把离婚协议书递给了他。
“我们没有什么矛盾。问题在于别人的生活一日千里，而我跟他从结婚起，日子都是一样的。我的生活一点希望都没有。”他的妻子说。
一位30多岁的中介机构女办事员因为工作焦虑住进了医院，家人觉得不可思议，因为她的工作“只不过是为客户代办房产证，既没有业绩要求，也没有奖金可拼”。
但只要提起工作，她就一阵心悸：经济适用房房产证审批繁琐、手续极多，而每一个客户都心急如焚，人人都需要加急，变着法子向她施加压力。她的电话不停炸响，耳边永远是焦急的情绪、紧迫的语气，她感到全世界都在催她。最后，她在睡梦中也能听到陌生人围着她大声催促：“你快点，再快点！” 孩子的病因在家长
被催促“快点”的不止成年人，还有孩子们。快点写作业，快点背唐诗，快点吃饭，快点睡觉……甚至在被领进心理咨询室时还在被催促“快点跟阿姨（咨询师）打招呼”。
在北京，一流青少年心理咨询师的价格是1000元一小时，但仍然供不应求。
赵悦辰的办公室里放着玩具、沙盘、绘画纸笔，从走进咨询室的孩子们对玩具的态度，她可以感受他们的心理状况，沙盘和纸笔则用来让那些不愿开口说话的孩子表达内心。
作为青少年心理咨询专家，赵悦辰每月的咨询量在100小时上下，预约咨询需提前三、四天。
一个漂亮乖巧的小学女生因为不肯说话被父母带到心理咨询室，心理医生给她纸笔，让她随意画画。女孩把整整一张白纸涂成了黑色，吓坏了父母。
一个七岁的男孩无法清楚地说话，不停地晃头、眨眼、摆动身体。因为照顾他的奶奶做教师出身，总要求他时刻出类拔萃，不能有丝毫差错。 被催促“快点”的不止成年人，还有孩子们。快点写作业，快点背唐诗，快点吃饭，快点睡觉……甚至在被领进心理咨询室时还在被催促“快点跟阿姨（咨询师）打招呼”。
一位上小学的女孩无法靠近书桌，和人交流时总在摸裤腿。因为书桌让她想到作业，作业让她想到犯错，犯错让她想到来自女强人妈妈的批评。
“孩子做不到，总挨批评，总怕出错，就会变得要么畏首畏尾，要么沉默寡言，要么多动，以缓解焦虑。”赵悦辰说。
教师出身的爷爷奶奶，女强人妈妈，当官员的爸爸，往往热衷于在儿女身上复制自己成功的经验。在发现孩子的异常表现前，大人们往往意识不到这有什么不对。
“只要没出现逃课、罢课、偷东西的严重状况，没有试图自杀的风险，家长不会想到孩子出现了心理问题。”赵悦辰说，“家长通常很自信，但他们认为自己可以做到的，恰恰是他们没有做到的。”
很多时候，赵悦辰的治疗疏导对象是父母。她会告诉他们哪些言行、心态不对，“孩子没有问题，孩子的问题都是父母造成的。”
接受心理咨询之后，那位七岁男孩的母亲中断工作，让奶奶回了老家，自己照顾孩子。不同于严厉的当教师的奶奶，她是一个性格温和、情绪平缓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