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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国在推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应认识到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方面，二者对立具有内在增长机制的国际贸易对 自然资源需求是无限的，而具有内在稳定性机制的生态环境对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另一方面，二者目标取向一致贸易的合理有序发展是对自然资源的有效配 置，这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协调环境与贸易的关系，既不能破坏生态环境换取贸易的暂时发展;也不能过度地保护环境而放弃贸易增长。在此意义上，我们探讨生态可持续贸易，以促进贸易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一、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性
（三）大力发展 农业 ，实施农业可持续发展
农业可持续发展是整个 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在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必须研究农业的可持续问题，以加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 经济 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坚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一是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自然资源。二是把现代科学成果与现代化农业技术结合起来，建立具有生态合理性、功能性循环的现代化农业发展模式，使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农业生态 环境 的改善结合起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三是加强 林业 资源保护，建设绿色文明，大力提高森林率。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抓好农副产品生产基地的建设，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要突出区域特色，把培育主导产业与区域经济开发结合起来，既能形成鲜明的区域经济格局，也能从总体上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四）放眼国际 市场 ，努力扩大内需
当前， 国际经济 形势风云突变，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已成为各国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每个企业都把兼并、重组行为作为增强市场竞争的重要手段。同时，经济全球化也为传统产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因此，每个企业面对新形势，必须积极主动调整产业结构及产品结构，上档次和效益，力争在国际竞争激烈的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开创“扩大内需拉动经济发展”的经济发展新思路。努力激活民间 投资 需求。明确民间投资方向，政府应运用各种经济政策等来加以引导，使这些“新鲜血液”源源不断地注入到 中国经济 的发展。消费需求作为经济增长的持久性拉动力量，是经济启动后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基础，我们应分析当前消费需求的结构与特点，理清思路，大力促进消费需求的扩大与升级，以确保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
（五）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走新型发展道路
牢固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思路，通过体制改革、科技进步和加强 管理 ，建立有利于可持续发展的经济运行机制和 管理体制 ，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在整个经济领域中大力推广先进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开源与节流并重， 预防 与治理结合，减轻资源环境压力。大力促进和逐步建立节地节水型生态农业体系、节能节才型 工业 生产体系及适度消费勤俭节约的生活消费体系，努力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 人力 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
（六）合理开发和节约使用各种自然资源
依法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水、土、矿产、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国土资源，加强综合治理，实现永续利用。重点推进水、土地、矿产资源的节约使用和合理利用，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率。实施海洋开发，大力发展海洋产业，同时加强近岸海域水质保护。研究预防、控制和治理赤潮，抓好海洋环境综合治理和管理。深化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改革，推进国土资源市场体系建设，整顿矿业秩序，使之产权清晰、规则完善、调控有力、运行规范、依法维护资源所有者和使用者的合法权益。正确处理利用国外资源与维护中国资源安全的关系，积极实施“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战略，更好地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
（七）要以关停和淘汰、压缩促进结构调整，以结构调整推动污染防治
巩固和提高工业排放污染物达标成果，淘汰关停污染严重的落后生产能力；严重污染环境、达不到经济规模的水泥、火电、化工、造纸和电解铝，要坚决按期关停淘汰；要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转向大型工业企业生产低污染配套服务，并向城镇适度集中，实行污染集中控制。
（八）继续推进节能降耗和资源综合利用工作
我国的市场经济活动中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我们迫切需要寻找一种文化，既融合了西方市场经济的思想，又不违背我国的传统文化。
一、市场经济的基本伦理道德原则
道德是一股无形的力量约束着市场主体的行为，它使市场主体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幸福、正义、公平等因素。因此，伦理道德对于市场经济而言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一)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一种通过市场调节社会经济活动，配置社会资源的一种经济组织方式，是商品经济的社会化实现方式。构成市场经济的要素有：第一，有自由、平等且目标一致的经济主体；第二，有作为市场客体的用于交换的商品化社会资源，有明确界定资源的主体条件和文化条件；第三，必须有平等竞争的市场秩序；第四，必须有对自然资源认知的科技条件，有对资源进行大规模利用加工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条件，有超地域大规模交换的技术条件；第五，有保障产权、保障主体平等地位和进行自由交换、维护法治并受法治限制的政府。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因而在通常的情况下，每一个人都会尽力去追求个人自利行为效用的最大化，这是人类所有行为的基本动机和目的。但由于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使得它们之间的竞争最终必然演化成这样一种经济局面：为了竞争中占得优势，实现其经济价值目的，他们都各自必须也必定会努力降低自己的生产成本，扩大自己劳动产品的市场化潜力，而这种合乎理性的行为，最终必定带来整个社会或市场的经济效率的增长。这样，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这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市场经济就达到了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的效果。这也是经济学的基本目标。
经济活动中，我们不可回避这样的问题，即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使用是否有某种既合乎经济理性又合乎道德伦理原则的价值尺度。这就是市场经济中的伦理道德问题。
(二)市场经济活动中应该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
首先，市场经济活动应当坚持这样的价值原则，即功利主义所提出的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义主张，在你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快乐的时候，你不仅应该考虑快乐的量，而且也应该考虑快乐的质；不仅应当考虑经验的可感受的幸福，也要考虑到心灵的、精神的快乐和幸福。功利主义相信，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看待幸福和快乐，那么个人的算计理性就可能转化为社会的集体合理性。
其次，努力提高经济效率也是市场经济中的美德。效率首先是人类目的性价值的直接体现。对于“效率”概念，伦理学上的理解认为，效率即是某种行为目的的价值实现。效率不仅意味着财富，而且也意味着社会美德。“美德”这个词在古希腊文中有“成就”、“杰出”、或“优秀”等意思，而这些品质也可以被看作是人的道德行为的价值效率。
最后，市场经济在分配过程中应遵循公正分配原则。市场经济不论人的出身、门第、登记、亲缘关系等，它只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市场以它的市场效率为第一分配原则。哪一个经济行为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付出的成本较低，同时具有价格优势，那么他可能获得的利润或效益就相对多。
二、墨学中的“兼爱”、“交利”思想的主要内容
“兼爱”、“交利”思想是墨家文化的核心，且“兼爱”学说是现代人类公德得以成立的基本价值，也为市场经济行为提供了道德依据。它的论证方式是“实践理性”的方法，而现代市场经济的文化正是依靠普遍的社会道德经验事实的理性分析或推理来寻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者是契合的。
1.“仁人之事者，必务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
墨子提出“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自己学说的宗旨，并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实现这一宗旨的基本原则。所谓“天下之利”，除指“天下之富”外，还包括“天下之治”，也就是社会各等级、各成员之间的“和调”；“天下之害”，就是相互攻伐、篡夺，即“交相贼”。墨子把“交相贼”的原因归结为“不相爱”、“别相恶”。为了“兴利除害”，他主张用“兼相爱，交相利”的道德原则取代“别相恶，交相贼”。墨子认为，社会成员虽然贫富有别、贵贱有等，但作为道德主体却是平等的。为天下兴利除害是一切道德行为的目的，也是道德价值之所在。道德之所以“贵”，在于“义可以利人”。反之，“亏人自利”则“不义”。
2.志功为辨
墨子从强调功利出发，在中国伦理史上，首先提出了“志”、“功”这对范畴，认为对行为道德的评价，应“合其志功而观焉”。有将动机与效果统一起来的思想因素。动机与效果是一对有关道德评价的基本范畴。在道德评价中，应该如何处理动机和效果的关系问题，墨子认为“今天下之君子，忠实欲天下之富而恶其贫，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当兼相爱，交相利。”人们做事的动机是好是坏，要看事情的效果如何。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其善恶与否同时，也不可以对人们的行为动机不闻不问，要“合其志功而观焉”。
3.兼以易别，以兼易偏
墨子在寻找社会弊端的病根时，指责了“不相爱”的道德现状。之后墨子又提出要以“兼相爱”来代替“不相爱”：“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无易之，譬之犹以水救水、以火救火也，其说将必无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别。”墨子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用兼爱代替偏爱”的命题。他主张的“兼爱”之普遍平等的爱，及不分血缘的亲疏和等级的贵贱而给予无差别的爱。
三、“兼相爱，交相利”作为中国市场经济道德规范的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建设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某些方面仍不够完善，尤其是市场主体的行为，常常出现道德失范的问题。因此，如何规范市场主体的行为引起了许多人的关注。除了法律，我们还应该寻求一种人文精神，从思想上约束经济主体的行为。而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这种精神正是当今市场经济道德建设所需要的。因为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与市场经济的基本道德存在着许多一致之处。
(一)兴利除害与功利主义
在墨家的“兼爱”学说中，为天下兴利除害的思想实质上是一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这与市场经济活动中应遵循的价值原则——谋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一致的。
墨子认为“交相贼”的原因是“不相爱”、“别相恶”，而事实上“别相恶”是由于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产生了利益冲突而造成的。所以墨子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他认为应该“兴天下之利”，因为只有当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时候，真正的个人利益才能够实现。这与功利主义的价值原则是十分一致的，两者都主张义与利的兼容，认为人的个体行为必须符合社会整体的利益取向，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功利主义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它要求市场主体在追求个体利益最大化的同时必须考虑社会的公共利益，因为如果整个市场是“交相贼”的状况，个人的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所以只有“天下之利”得以实现，才能使每个人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满足。
对于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兴天下之利”的道德思想是需要提倡的。近年来，中国的经济领域出现了种种令人瞩目的不道德行为：交易中的诚信缺失、为追求商业利润而对环境的污染、传销行为的日益泛滥……这些损害公共利益的行为正影响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应该让市场的行为主体明白，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并不能真正的实现个人利益，即使实现了，那也决不是长远的、永久的利益，只有在保证“兴天下之利”的情况下，个人的利益才能得到充分、全面、持续地发展。
可以说，经济学提倡的重视效率，是相对于社会总体效率而言的。因此，评价市场主体经济行为的效率应看其是否有利于整个社会的财富的增加，应把他的动机与效果相结合。首先，一定要注重市场主体行为的实际后果，要根据道德行为对社会的影响来评价善恶与否。同时，绝不能采取对市场主体行为的动机不闻不问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仅要注重提高经济效益，还要以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目标来参与市场经济的建设，把动机与效果用以起来，做到“合其志功而观焉”。
(二)兼以易别与公平分配
墨子所提倡的“兼以易别”传达着平等、博爱、民主的理念，这与市场经济的公平分配原则极为类似。
墨子“兼爱天下”的道德理想从根本上反对了“爱有等差”的思想，认为应该以平等的、无贵贱之分的爱来代替偏爱，表达了墨子对民主社会的向往，体现了他对公平分配社会资源的理想。这种保证社会主体地位平等的原则正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前提，市场经济不管人是怎样的出身或等级，都按照每一个经济主体在市场活动中所做出的有效贡献来分配效用价值，它反对不劳而获、无功得利。两者同时看到了社会财产的公平分配对整个社会的重大意义，
公平的分配原则对当今的中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既是公平的又是最优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努力寻求可行的“公正”配置机制，来解决社会收入合理分配问题，从而缓解贫富差距扩大的局面，以实现共同富裕，达到理想的和谐社会。
四、结论
墨家的“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作为中国市场经济的伦理道德原则是可能的，它既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又与市场经济的许多道德原则相一致。因此我们应该给予“兼相爱，交相利”更多地关注，它有助于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能力本位观的确立；有助于系统的建构和确立基于平民精神、平民的生存哲学或公共哲学；有助于确立个体本位与重视社群相统一的新价值观，兼爱理论的阐扬可以作为当代人文精神的传统生长点和创造性基础。
［参考文献］
［1］〔清〕孙治让：《墨子间诂》，中华书局1986年2月版。
中图分类号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674-6708（2014）121-0030-02
新闻学研究在国外已拥有独立的学术地位，在我国方兴未艾，但已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重视。由于新闻学研究还在初始阶段，所以学术界对新闻学及其学科褒贬不一，新闻学的地位也得不到应有的肯定，由于观念的问题，使新闻学理论发展陷入不利状态，其发展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1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基本现况
1980年是新闻学值得纪念的日子，上海的复旦大学，率先开设了传播学课程。至1983年，全国共发展新闻传播教育机构14家。经过12年的努力，1992年全国新闻学类院校达52所，其中新闻学类专业共开设77个。据国家教委数据表明，至1996年底，全国共有新闻类本科专业院校55所，专业点增至88个。自1995年起至1999年，在88个专业点的基础上又增加58个。此后，以国家高校扩招政策为契机，新闻学专业逐渐走向昌盛。据1999年统计表明，全国新闻学类专业院校达60多所，专业点增至140多个。教育部于2001年，正式批准设立传播学本科专业。此后5年，专业点增至335个。2005年至2006年，新增专业点202个。
2009年，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专业的院校300多家，专业点达到新高，为881个。按专业划分，其中广告学323个，新闻学267个，广播电视新闻学188个，编辑出版学共有64个，传播学31个，媒体创意为4个。以上数据为国家备案的院校，不包括民办高校的新闻传播学专业点。新闻学研究生教育领域，始于1977年，设有新闻学硕士点的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复旦大学等。自1985年起，人大和复旦开设博士点。1997年传播学的硕士点也开始授课，博士点和博士后流动站也随后成立。此后几年，进入新闻传播学类学习的研究生越来越多。2005年，全国有权设立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的单位15家，至2008年，增至45所大学，具有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大学为12所。
如今，全国现有的传播学硕士点已达60所之多。共有新闻学硕士点60个、传播学硕士点63个；拥有新闻学博士点10个、传播学博士点9个。笔者专注于中国传媒大学，1998年，始建1个硕士点，2004年，硕士点为8个，博士点为7个，而2007年，硕士点增至14个，博士点为9个。从招生人数分析。数据表明，全国从事新闻传播类专业学习的大学生，1992年，人数近1.7万，2005年，飞跃为12万多人，当前，已超过16万人之多。分析发现，2008年中国传媒大学招收研究生1，346人，是十年前的18倍，而新闻传播学类研究生，是十年前11倍。
2当前我国新闻学科发展的环境因素分析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经济、文化与社会都进入了空前繁荣的新时期，这给新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并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
2.1宽松的媒体环境为新闻学科发展创作条件
所谓新闻，是政治的附属物，换而言之，也可以说新闻传播是民主的一种表现。新闻传播离不开民主政治，二者缺一不可。新闻传播，是民主精神的体现，新闻自由，是一个政党民主的延伸和拓展；新闻传播是领导者的代言，是其实现民主的主要方式之一，同时也是敢于为民主自由发言的媒体。新闻传播体现民主是其职能所在，也是其应有的品质，新闻传播本质是传播民主，弘扬国家民主政治建设是新闻传播的价值所在。
加强民主政治建设，是我国党和政府的共同心愿，国家的政治民主是大势所趋，是时代的需求，和谐的民主政治氛围，是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经之路。随着党和政府对民主政策的进一步深化，新闻工作环境越来越宽松，行政干预越来越少，媒体的发展空间会越来越大，新闻传播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提升，信息传播越来越迅速，舆论监督的功能也越来越完善，宽松的政治环境是新闻传播的沃土。“信息公开”、“社会民主”、“舆论监督”是国家民主的进一步体现。信息公开，赋予了群众的知情权和交流权；社会民主，是一个国家稳定和谐发展的基础，是实现小康社会的保障；舆论监督，是人民群众的权利，对党和政府的工作有促进作用。
2.2报刊新闻活动为学科建设提供了很好的实践经验
随着的召开，全国大力推进改革开放，使我国社会与经济发展迈入了新台阶，这给新闻业的发展创造了新的机遇。新闻业的规模不仅从量上还是从质上都得到了提高。而且新闻思想与理念，以及报道的方式方法，甚至是管理制度方面都在不断改革中得到了提高。使新闻传播事业越来越具有科学性与规范性，具有理论高度，在获得丰厚的效益的同时，也取得更好的宣传效果。围绕都市报为中心的主要媒体与时展接轨，并关注社会、以市民为出发点，注重读者感受；对报道的内容和形式进行细致的策划；重视社会对媒体报道的反馈，在把握新闻导向的情况下，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机遇促进报业飞速发展。此外，广播电视行业借助市场发展的大好形势，根据受众各自的需求，进行客户归类，并有针对性地策划出受大家满意的节目，同时进行频道与栏目类型的划分。并策划出经典节目或者经典栏目，获得关注与利益。在改革发展的道路上，具有中国特色的传媒业表现出其强大的创造力，这些经验是一种珍贵的积累，已经成为新闻学珍贵的养料，尤其是对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成有着深远意义。
2.3良好的学术氛围为新闻学科建设搭建理论架构
众所周知，宽松、浓郁的学术研究氛围，是研究成果的发祥地，也是其发展的平台。新闻学的发展，需要浓郁的学术氛围和宽松的政治环境。目前，我国新闻学研究的环境呈现新的风姿，随着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新闻学也步上了大舞台，博采众家之长，吸纳国外的先进理念，在完善中求发展，成效显著。
3 我国新闻学科建设导入生态教育理论的必要性
3.1“新闻无学论”的影响还没有完全肃清
在新闻学悠久的发展历史中，新闻无学论的观点是一大阻碍，束缚了其发展进程。部分人将新闻学与政治学同等看待，部分人错误地将其归为文学，部分人觉得新闻是技术层面的东西，没有形成学科的必要……众说纷纭，但大多都觉得新闻学是没有什么知识含金量的，不可能像别的科学一样独立进行研究与学习。即使相关学者不断努力，为其争取到国家认可的学科地位，但，新闻无学论的观点已经根深蒂固，很多人依然不能正确认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这一点真让人匪夷所思。
3.2飞速发展的传播学给新闻学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这几年，传播学的发展态势迅猛，这无疑带给传统新闻学很大的影响。究其原因，首先，主要是传播学中较为深刻地探讨了社会共同性，应用较为广泛，在社会中具备一定的影响力与关注度。相比之下，新闻学一直专注于本职学科，对于社会来说，是一个较为陌生的领域。其次，研究传播学的精英越来越多，并且硕果累累，使学术界认同的同时，也被社会关注。不少学者去欧美和其他地去进行了深造学习，并在相关的新闻院校成为了主力，甚至是骨干，综合多方面的因素，传播学的声势不断扩大，尽显其光芒的同时，也给新闻带来不小的冲击。
3.3传统新闻学在理论创新方面难有突破
新闻学的探索之路发展至今，是通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形成的，然而在突破与创新方面似乎很有局限。而且，新闻学这一学科在某种程度上来讲是极具政治性的，政策方面的束缚较多，从理论方面进行创新是不容易的。所以，新闻学的探索之路明显放慢了步调，甚至是在原地踏步。导致部分研究新闻的学者选择转行，重新选择研究传播学。也有人不得不成为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双学科研究者，还有部分人期望通过对两种学科交叉性的研究，寻找到理论方面的新破突。多种情况的出现让新闻学的研究队伍不断缩水，而研究单位也在逐步减少，对于新闻学来说，这无疑都是不良趋势。
综上所述，制约新闻学发展步伐的有多种因素，这些因素使人们忽略了新闻学的意义与价值，甚至有人指出，新闻学应该归为传播学，或者变更为新闻传播学的新学科。笔者认为，新闻学暂时遇到一些发展难题，但绝不能否定这一学科的理论深度与科学内涵，从它自身的发展轨迹与理论积累。如果相关学者能够对其加以重视，并不断深入探索，拥有坚定的信念，新闻学必将会得到新的飞越的发展，并且形成与时代相协调的，与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新闻学，更为完善成熟的理论体系必将会被确立。
4生态教育理论指导下我国新闻学科建设体系建设的途径
4.1重视新闻实践，丰富新闻学科建设的内容
新闻学的根本是联系实际。新闻理论、新闻史、新闻实务，以及新闻方法论等课题的基础，都建构在实际的基础上。新闻工作，要有敏锐的视角，丰富的新闻实践经验，所以新闻学科的建设，要与新闻实践紧密联系。从新闻发展史分析，新闻学术界、新闻实务界，以及新闻教育界，处在一个平面，是一种补充、互为合作的关系，因此诞生了很多新闻学家，同时还是新闻教育家，多项学术成果的交融，促使新闻实践经验，与新闻学理论融为一体。理论、实践、服务三点一线，付诸于新闻工作中，这也是新闻工作的大趋势，和时代要求。
4.2提升理论研究水平，为新闻学科建设营造学术氛围
分析新闻学科受到批评的原因，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范畴，以及核心体系学科体系的缺失方面。与国外相比，我国的新闻学研究起步晚，发展慢，理论和概念不够清晰，有学者称其有“拿来主义”倾向，这个缺陷始于近代中国的新闻学术研究中，这与当时的社会有直接关系，政治功用也是当时新闻界的一个特征，新闻学研究多侧重于实践领域的分析和总结，对于新闻理论研究少之又少，这也是新闻学理论进展缓慢的原因之一。而解决学科的制度化问题是当务之急，每一个学科都有共同点和差异，在社会现实研究中，内容相近的学科之间，也存在着很多不同。所以说，要以学科理论为基础。随着科技的进步，数字化媒体时代的到来，新闻学科也日新月异，新闻工作者可以迅捷的得到第一手消息，无论概念建构，或者站在方法强化角度，都可以与其他学科平等对话或交流。
4.3创新新闻写作文体，紧密联系群众实际
生态新闻是时下的新闻热点，是人民群众热切关注的一项大事，所以在生态新闻的处理上，要立足分析性、思辨性于一体，语言凝练，通俗易懂，具有一种导向作用，题材可以分为：短消息、专访、群众来信、连续报道、评论、照片等，形式可以多样，诸如组织专题、图片、专栏等，灵活多样的形式，有助于增加生态新闻的凝聚力，能迅速提升生态环保的热度，以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新闻照片要有代表性、个性，达到一目了然的宜传效果。新闻传媒的目的是引起公众注意，求得群众的反馈，所以，在进行生态新闻的报道时，要力求形式多样，比如：报纸宣传、电视新闻、固定栏目、连续报道等，还可以与群众互动，就生态问题展开讨论，扩大生态的影响，以及生态问题对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性。
5结论
生态新闻是新闻百花园里的奇葩，在祖国建设的时代大背景下，必定会结出丰硕的成果。总之，新闻学科是个需要与时俱进的学科，既要顺应新时代需求，还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理论体系，是民族发展的新举措。构建新闻学理论体系，为我国新闻事业做出贡献，是每一名新闻人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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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尔库塞用形式主义美学理论批判美学，批判 艺术 是社会意识形态的观点，这是不足取的。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马尔库塞所强调的艺术的主体性、艺术自律及审美形式等问题，确实是长时期内美学所忽视的。在
童庆炳在写于1983年的《文学与审美》一文中提出了一个今天看来习以为常而在当时起到开风气之先作用的见解:“只有在文学理论的各个问题上深深引进‘审美’的观念，我们的文学理论才可能打开新的局面”。1984年，童庆炳在自编教材《文学概论》(红旗出版杜)中明确提出了“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审美反映”及“审美是文学的特质”的新见解。童庆炳在1992年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中则吸收了 现代 西方语言美学的新成就，提出了一个沿用至今的观点—“文学是显现在话语蕴藉中的审美意识形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和国际间交流的频繁，目前急需高层次的复合型人才参与竞争，复合型人才一般被认为是既懂专业又能熟练运用外语进行交流的人。而目前我国高校在外语和专业课的学习上存在诸多问题。许多学生往往能通过国家英语四、六级考试，却不能真正看懂专业文章；能在听力考试中取得好成绩，却无法用英语交流。推行双语教学能有效地避免这种“应试哑巴英语”，在更广的学科领域、更丰富的语言层面上扩大英语实践，培养英语思维能力。双语教学在“培养学生学习能力，提升竞争力及提高综合素质”［1］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在高科技领域中，生物科学和技术占有突出重要的位置，生物科学对医学和农学及其生产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涉及领域广泛。不可否认在生物知识、生物进展及生物教学等方面国外要领先很多，而这些相关信息多数直接来自原版杂志、原版教科书，因此，生物学科本身的发展呼唤双语教学。
1.在生物双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双语教学在我国高校中推进得较快，铺开的力度较大，而真正具备开展有效的双语教学条件的高校并不多，因此双语教学在各高校的实施过程中出现不少问题。
1.1学生问题
实施双语教学首先要考虑学生的接受能力问题，因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他们的接受能力将直接影响双语教学的效果和质量，所以双语教学对学生的基本素质要求较高，尤其是语言能力方面。我国虽然长期开展英语教学，学生从初中甚至小学就开始学习英语，但由于一直以考试为指挥棒，过于注重笔头而忽视听力和口语，致使学生的整体语言水平一直不高。国内大多数高校生物双语教学采用的是国外原版教材，这些教材内容丰富、新颖，阅读量大，能提供该领域最新的专业知识，但对于英语水平较差的学生，这些大量涌现而又完全陌生的信息恰恰成为他们阅读和理解的障碍。加之高校普遍以大班授课为主，教师很难兼顾程度参差不齐的所有学生，因此双语教学会影响部分学生的积极性甚至导致学生产生抵触情绪，不仅不能促进专业学习，反而成为专业学习的阻碍。因此，对英语基础好的学生进行双语教学很有帮助，但对部分基础差的学生进行双语教学反而会影响专业的学习。
1.2双语师资问题
双语教师是推动双语教学的关键，教师的业务素质是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双语教学要求教师在专业课教学当中使用外文原版教材、外文板书、外文讲授，因此对教师的专业水平和外语能力都有很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有牢固的专业知识，而且要有扎实的语言功底。
双语师资短缺是高校推进双语教学的最大瓶颈［2］。目前我国高校中进行生物双语教学的教师一般都具有硕士学位、博士学位，专业基础比较扎实，并且具备了一定的英语基础。但这些双语教师绝大多数没有国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他们的英语能力并不全面，通常在词汇和阅读方面能力较强，但听力、口语方面却相对薄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也仅来自媒体或有限的阅读。在对某高校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中［3］，当问及“你对双语教师的英语水平是否满意”，仅有18.09%的学生表示“满意”，61.17%的学生表示“还可以”，而表示不满意的学生有20.74%。在“你认为给你们进行双语教学的教师最需要改进的是什么”一项，11.7%的学生回答的是“加强专业素养”，29.26%的学生回答的是“提高口语”。
1.3双语教材问题
由于双语教材是双语教学内容的载体，是教师与学生开展课堂教学活动的主要依据与媒介，直接影响双语教学的质量，因此实施双语教育的国家普遍重视双语教材的选择与开发，他们强调教材内容的选择要有理论性、可行性、针对性、系统性、易读性、真实性、文化性、规范性、教育性与趣味性［4］。
目前我国高等院校生物学科双语教学使用的教材多是原版进口教材，普遍存在一定的问题，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教师的教学热情，无法满足生物学科双语教学的要求［5］。第一，引进的教材费用太高。原版教材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如语言地道、专业术语表述准确、能比较全面地反映国外该学科专业的研究现状，缺点是花费昂贵，使师生难以承受。另外，学生往往会为避免由于英语水平问题带来的理解上的偏差，需要购置相应的中文教材，这样就更增加学生学习的经济负担。笫二，引进教材的适用性问题。由于中西文化在文化底蕴、背景及思维表达方式和价值观上的差异使学生在对引进教材的理解上存在一些困难。
1.4课程设置问题
建立完整的双语课程框架指导双语教学朝向规范、统一、明晰的体系方面发展是双语教学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何时、哪些科目开始实施双语教学最为合适是我国高校一直在探讨的问题。英语在和生物学科专业知识的学习和应用上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通过一两门课程的双语教学就达到理想的程度。因此，双语教学在生物学课程安排上，应注意其延续性，使其贯穿于学生的整个大学学习阶段；双语课程的数量也应随着学生语言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增加。但目前多数高校按照《大纲》精神是从三年级才开始开设双语课程，而且学时不多，因此，学生接触英语的机会依然很少，而从语言的学习规律方面来看，语言环境对学生的语言能力的提高有直接影响，课时数量不够会导致双语教学的实效大打折扣。此外，课程设置应该具有连贯性，课程之间的衔接要自然、平稳，不能有过大的跨度，而目前我国高校由于师资方面的原因难以综合考虑到课程的各个方面。
2.改进生物双语教学效果的对策与建议
2.1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
生物双语教学教师在进行双语教学之前，要清楚、生动地提出生物双语教学的目的和意义，引发学生的求知欲。教师在生物双语课程开始阶段可以先给班级的学生发一些有关生物方面的外文资料，让他们在规定的时间内阅读完，并且把主要内容以书面形式用中文表达出来。以此为契机，教师可以将双语教学的必要性引出来，这样，学生首先在情感上认识到双语教学的重要性，便于以后双语教学的开展。
在具体的授课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双语教学的“度”，过于简单的知识和英语对学生没有挑战性，无法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过于难的知识，学生力不能及，会打消学生学习双语的积极性，也不利于学习动机的培养。这就要求教师充分了解学生现有的知识水平和英语水平，使新的学习内容与学生已有发展水平构成一个适当的跨度，并且做到在用英语讲授内容的时候难易适中，让大多数学生能够听得懂学得会。按照这一思路，在进行生物双语教学时首先根据学生英语测试水平进行分班。对于学生英语水平较好的班级，在授课时可以以稍微高于50%的英文比例进行［6］。对于学生英语水平稍差的班级，在授课时可以采用30%—50%的英文比例，适当放慢语速，对于学生较难理解的知识点在用英语讲完后适当用中文作补充。至于部分外语水平过低的学生，我认为可以不必接受双语教学。双语教学毕竟不能以损伤学科教学为前提，对于这部分学生，用外语进行学科教学只能妨碍其对专业知识的学习。
2.2加强双语师资培训
高校生物双语师资的培训，应该以培养为主，辅以引进。培养包括双语教师的职前培养和双语教师的在职培训。双语教师的职前培养是指对双语教学感兴趣的人员进行的就业之前的正规的教育。双语教师的在职培训是指对各学校在岗双语教师进行的双语教学的技能培训。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展开对双语教师的在职培训：（1）校本培训。由于不同高校开设的生物双语课程各不相同，教师自身水平及面对的教学对象之间差异相对较大，实施以双语教师任职学校或该地区层次相当的学校为基本培训单位的校本培训会是比较符合现阶段我国高校双语教学现状的一种方式。这种培训首先要注重教师自身的双语教学实践和经验，并且要注重双语教师的自我反思。所以校本培训首先要有针对性，譬如教师所欠缺的是英语语言能力，培训就重点强化双语教师听、说、读、写等方面；欠缺的是教学技巧，培训就重点介绍演示各种课堂教学策略、手段等，总之，培训者的讲座要和被训者的经验和实践密切结合。（2）出国培训。选派优秀的双语教师直接去国外接受生物双语教育培训是有效而快捷的方式。这种培训不仅能直接有效地提高双语教师的英语语言水平与语言教学技能技巧，而且能使双语教师习得国外教师先进的双语教育教学理念、方法，开拓视野，了解多元文化。
2.3加强生物双语教材建设
高校生物双语教材在选用或编写时要紧扣教学大纲，教材的语言要采用纯正地道的英语来讲授和表达生物学知识，对于较难理解的部分可以多用短句和简单句，用清晰的形式对知识点加以表达。教材的内容通常要包括：学习目标和本章概要；专栏形式的阅读材料；每章结尾的复习材料，如关键术语表、小结、复习题等。书中还可以加入大量经过仔细挑选和设计的图表，这样有助于加深学生对内容的了解。教材编写时要注意在系统讲授生物学知识的同时，保证其英语表达的准确性和原汁原味，因而可由国内外学者合作编写中国版的双语教材。
2.4改善生物双语教学环境
只在生物课堂上加强口语训练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利用好校园环境。如提供各种教育活动的时间、场地等，如语音室、多功能活动室、录像室、制作室、运动室、模拟社区、模拟超市等，保证学生双语环境下的活动时间，创设一个教师与学生平等融洽的心理环境等。学校可以充分利用校园广播播放英语节目，开设英语交流与活动区域，邀请同校的外籍学生一起举办英语角，举办各种趣味英语竞赛、英文歌曲演唱比赛并采取多种奖励手段，尽可能调动学生的学习热情，创建一个全方位的双语校园环境，让学生在愉快的校园生活中、轻松的学习环境中，潜移默化地使用英语。
参考文献：
［1］李榕.我国高校双语教学问题与对策研究［d］.华中师范大学，2008：23.
［2］雅克.德洛尔.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
［3］袁长青，范正华.对我国高校推行双语教学模式阶段性成果评述［j］.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7，（9）.
1.引言
统计分析采用的文献源自《中国知网》（CNKI）的“中国学术期刊网出版总库”，采用系统查阅年度总目录与原始杂志相结合的方法，对自1980年—2010年和2011年—2012年两个时期发表的有关化学史教育的文献进行统计，从计量学角度，进行了评价，从中分析化学史教育的发展状况。着重对知网中的中等教育类核心期刊表（教学类）确定的三大化学期刊《化学教育》、《化学教学》、《中学化学教学参考》中文献内容等情况进行了分析评价，勾画出关于化学史论文产出率的分布和影响力的概貌，试图为化学史教育研究的课题规划等方面提供某一角度的参考。
2.论文的统计分析
2.1发文量的统计分析。
研究论文的数量，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学科研究的水平和发展速度。根据《中国知网》（CNKI）中关于化学史论文来分析。
论文基本上来自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的文章，占大多数。论文的生产趋势可分为2个阶段：2001年以前呈平稳上升趋势，中间虽有波动，但变化幅度不大；2001年以后，则增长速度较快，尤其是2008年—2012年间的论文数量；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发表的文章的数量与2007年前的24年中的总数相当。由此表明，我国化学史教育经过20多年的摸索，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研究势头旺盛。
2.2论文内容的统计分析。
据统计分析可知，在知网中化学史的文章主要发表在中学化学教学参考、化学教育、化学教学、化学通报、大学化学、中国科技史杂志、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各大学学报中，对于1980—2010年期间针对三大核心期刊中的论文，根据论文内容做了如下统计分析。将论文按内容分为3类：理论型论文、实践型论文、其他。在此将与课堂教学想结合的文章称为实践型论文，反之称为理论型。论文内容直接反映教育科学研究的趋势。
表2 文献内容统计分析
表2表明，关于化学史论文内容形式多样。其中理论型论文占的比较多，实践次之。理论型文章主要说明化学史教学的重要性，以及对学生所起的作用等。实践型论文，着重介绍如何在课堂中运用化学史进行教学及在哪些章节应用化学史教学，等等。实践型论文跟教学直接相连接，但从发文量并不多，其原因可能是化学史的教学要视具体情况而定，所以难以形成统一固定的形式。
2.3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化学史中有很多例子，对于什么例子能促进教学和学生的发展的问题，是一线教师，迫切需要的问题。本文就化学教学和化学教学参考等期刊中的文献中化学史应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得到以下的表3。
表3 化学史在教学应用的统计分析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元素周期表和卤素的发现史，被大多数教师运用于教学中。卤素中氟气的发现和元素周期表的发现史中生动的故事，可以让学生们在学到知识的同时，还能学习科学家们坚持不懈的精神，从而提高学生的素质。不仅可以让学生们对知识有深刻的影响，而且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方面得到发展，符合目前新课改背景下的教育目标。
3.化学史教育的途径
随着新课改的推进，学生的素质教育受到普遍的重视，化学史在多样化的教学方法中得到灵活的运用。如《化学课程标准》中将许多化学史料编为“可供选择的学习情景素材”，化学教科书中设有“阅读”栏目，提供或介绍相关的化学史知识等。所以正确地将化学史运用于教学中，显得至关重要。
3.1让化学史教育在教学中实现“穿插美”。
化学史是化学科学的形成、产生和发展及其演变规律的反映。虽然现行的教材有时只是提到化学家的名字，并没有做详细的介绍，但教师可以深入挖掘其相关的历史，并且在适当的时候进行穿插，引起学生极大的学习兴趣，使学生不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化学史教学不仅可以追溯到知识的来源，还可以揭示其中的科学思想和方法，真正达到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
例如元素周期表的发现者——门捷列夫，他不分昼夜、坚持不懈地研究着各种元素，探求它们的化学特性，并且将每一种元素都记录在一张小纸片上。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后，他终于在大量元素复杂的特性里，成功捕捉到它们的共同性。其实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在曲折中在矛盾中前进的，只有坚持不懈，才能取得成功。这激励着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观，形成正确地看待科学探究的方法和思维。
3.2让学生动手实验，体验科学“探究美”。
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自然科学，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成为教学中的重要任务之一，同时对学生进行素质教育也有很大的帮助。波义耳说过：实验和观察是形成科学思维的基础，化学必须依靠实验来确定自己的定律。化学史记录着每一位科学家实验的过程，可以说是一部实验史。在教学中我们联系化学史进行教学，让学生们了解到科学家们探究实验的过程，身临其境地体验到科学家的探究过程，同时学会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问题，增强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乐于去发现真理，如此学生不仅掌握了知识，而且掌握了知识的形成过程。
总之，在化学教学中，采用多样化、采取多手段将化学史与化学教育有机结合，让学生汲取知识的同时，领会渗透在探索知识过程中的科学思想。既给学生以知识，又给学生以智慧，无论对目前的新课改还是素质教育都显得至关重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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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树林.让学生学一点化学史[J].化学教，1982：30（3），233.
[4]杜建功.运用化学史培养中学生的科学素质[J].化学教育，2003：4.
[5]于晓燕.化学教学中的化学史教学[J].中学化学教学参考，1998：8—9，34—35.
国际在线消息：据新华社电，世界著名的英国学术期刊《自然》23日报告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近年来上升势头强劲。
该报告调查了全球范围的科研论文数据，结果显示，在引用次数排名最靠前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由中国研究人员发表或参与发表的论文比例在2011年达到11.3％，居全球第四位。该报告还显示，在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中，中国科学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北京大学的研究者的论文所占比例居前。
该报告预计，到2014年，中国的高质量科研论文数量将仅次于美国，居全球第二位。
1924年1月12日美国科学史学会于美国波士顿成立，是迄今全球上规模最大、成立最早、影响最为深远、发展极为迅速的科学史组织，每年所产生的各大奖项在美国科学史上都极具影响力。对于年度美国科学史大会的获奖者及其作品进行及时的评述无疑对于当下科学史研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内森·莱茵戈尔德奖
1995年由纽约的艾达和舒曼夫妇创立，后来更名为内森·莱茵戈尔德奖。内森·莱茵戈尔德奖主要是奖励本年度撰写世界优秀科学史论文的本科生和研究生。2011年度的内森·莱茵戈尔德奖获奖者是哈佛大学的詹姆斯伯格曼。其论文的题目是：和机会作战——基于概率科学谈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局的预报争议。其论文立意清晰，作者主要介绍了布鲁希尔气象台和美国信号服务局在19世纪80年代之争的细节。在地势优越的马萨诸赛州，布鲁希尔气象台首席气象学家克莱顿莱姆一览无遗地观测到在25英里半径的地方且能有效地依靠当地的天气模式进行观测。文中列述了当下二次文献与史学的相关问题，结果是这部作品成功地征服了不同的观众。此文章不像之前的“学术争议”确定孰是孰非，而是让“战斗的机会”的读者学会自己定义什么算是成功预测天气，使得本土与世界、理论与实践、数字与图片这些复杂的关系变成大家所能理解的东西。
二、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
海泽奖是1998年美国科学史学会设立的一个奖项，这个奖项主要奖励对科学史教育作出卓越贡献的教育者。本年度的约瑟夫H.海泽教育奖被世界最大的博物馆及相关科学研究机构史密斯森学会的亨森摘得，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组长，同时她还兼任乔治华盛顿大学的博物馆研究课程。亨森在教育界中做出了很多的贡献，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她出版了许多的作品深受读者欢迎。她的作品富有启示且具有教育意义，这些意义主要包括在展览广泛的议题，并使用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历史来源。与其说她是史密斯研究所的科学史小组的主任，她更是一名优秀的教育工作者，因为海森特别注重学生的哲学思维培养。在过去一段时期内，人们对她所做的事情留有深刻的印象。显然，从大量研究人员和广泛的话题范围内，她是一名优秀的和受人爱戴的学者，她在她的岗位上以极大的精力和创造力培养了许多中小学的教育工作者。
三、普赖斯/韦伯特奖
普赖斯/韦伯特奖主要奖励在ISIS上发表的优秀论文作品。本年度获奖者是西班牙独立大学的巴尔韦德，她在ISIS上（Vol.100， No.3）发表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1638—1694）骨史与整个身体的视觉阐析》。她借鉴了解剖学历史和技术及视觉表现的修辞为此提供了强大的可视化分析，及西班牙17世纪早期现代艺术与科学之间的联系。一方面在科学史研究中增加科学分析的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描述性解释更具哲学味，另一方面在科学哲学研究中增加修辞性方法使得对科学理论的语境说明更具历史性，精辟地诠释了克里索斯托莫马丁内资及其前人的研究，从而展示了一个在学术与宗教大背景下人类本质和知识生产的一个多变的世界。
四、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
罗西特科学中的妇女史奖主要奖励授予四年内或发表研究“女性在科学中的贡献”方面的优秀著作及论文。一位华人学者获得了今年的有关女性的历史著作奖，她叫吴懿礼，来自密歇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她的获奖著作是《女士的分娩产及晚期中华医药》。作者的观点是，从宋代开始，从妇女怀孕、分娩、产后这段时间一直被人们认为是高危的时期，这种观点受到人们对宇宙周期的质疑。作者的文章描述了早期女性身体差异很小，助产和干预是危险和无用的。作者暗示掌握普遍身体和宇宙学框架的男医生其权威性要远远超过妇科医药。女人的再生产：晚期的医药、隐喻和分娩一文转变了政治、宗教、文化的传统。她为学者挖掘与理解远古时代性别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五、沃森·戴维斯和海伦·迈尔斯·戴维斯奖
戴维斯奖于1985年设立，旨在奖励授予科普类作品，同时也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专著奖。著名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Oreskes获得了2011年度最佳读者奖，她与美国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的M.Conway合著《商人的疑惑》，此书是2011年美国最为畅销之作之一，书中写出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例如20世纪中叶一些学者联合起来迷惑大众、混淆科学的历史。
六、菲泽奖菲泽奖史创于1958年，是由菲泽公司赞助旨在奖励授予具有开创性的科学史专著的作者。今年的菲泽奖被剑桥大学的罗宾逊获得。他获奖的是出版于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社会学历史：古伊拉克的数学。作者利用逻辑分析方法使人们从另一层面认识到中世纪古伊拉克数学哲学与数学史之间的密不可分性。文章包括三个楔形文字文本，通过罗宾逊自己的努力使得古代伊拉克数学显示成为一门精通技术的艺术之作。其中作者解释和界定了考古证据，解读了琐碎的文本并分析了数学的相关公式。作者通过古代伊拉克官员、商人甚至是家系之中的历史所留下的符号与数字获得信息。罗宾逊娴熟地使用这些公式清晰地阐释了相关问题。
七、萨顿奖
最后一个也是最有份量的大奖是萨顿奖，这是美国科学史学会乃至世界科学史界的最高奖，萨顿奖相当于科学界的诺贝尔奖。此奖项创立于1955年，是由ISIS杂志创始人萨顿创立，旨在奖励世界学术团体选出的优秀科学史学家。本年度这一象征科学史界最高成就的荣誉的萨顿奖得主是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理查德，此奖以奖励他一生在科学史领域获得的杰出成就。理查德教授拥有三个不同的学位，分别是内布拉斯加大学生物学硕士、路易斯大学哲学硕士、芝加哥大学科学史博士学位。1992年他曾就任于芝加哥大学科学史申请中心的主任，2004年他被任命为莫菲斯科学史主任教授，同时，负责分管历史系、哲学系、心理学系、科学史研究中心。理查德教授在芝加哥大学执教过程中，芝加哥大学已经授予了他无数的奖项。
八、启示与借鉴
通过本届科学史颁奖典礼可以看到一个共性问题，许多学者在关于科学史的研究并不像传统意义上单纯的事实搜集与整理，而更多地倾向于对科学发展规律的重新认知与把握。两者的渗透与交流则造就出一个沿着科学历史性的科学哲学，这也为我们今后研究科学史与科学哲学提供了一个更为开阔的视角。正如拉卡托斯有一句名言：“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乏力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其实，科学的发展离不开人们对它的哲学思考，真正的科学是富于哲理性的。本次大会为世界学者研究与交流提供了宝贵的机会，这不仅是传播中西方科学史的良好媒介，同时也为全球科学文化的交流搭建了一个更为宽广的平台。
[参考文献]
[1]魏讫东.爱西斯与科学史[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2]News of the Profession [J].ISIS， 2011（03）.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着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着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着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着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着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着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着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着《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着《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着《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着《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着《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着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着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着的科学着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着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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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关于中国古代科学家，目前，国内有两部较为重要的传记著作，其一，由杜石然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共选入中国古代科学家235位，另有明清时期介绍西方科技的外国人14位，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全；其二，由卢嘉锡先生任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有金秋鹏先生任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该书精选了春秋战国时期至清末的著名科学家77位（除汉代数学家张苍和清初地理学家刘献庭之外，大都包括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之中），该书收录的古代科学家较精。以下就以杜石然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为依据，参照金秋鹏先生所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人物卷》，分析古代科学家与儒学之间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古代科学家与儒学的这种关系，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有关。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古代中国人自小都学习过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是古代文化的载体，学习文化知识，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同时，儒家经典是培养理想人格的教科书，要成为有道德的人，也不能不学习儒家经典。而且，儒家经典是古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要进入仕途，也必须学习儒家经典。古代的绝大多数科学家当然也不例外。而且在社会交往中，古代科学家大都免不了与儒士交往。从家庭成员到老师，以至朋友同事，总会有儒家学者，或者有儒家背景的文人学士。宋朝时期的法医学家宋慈，先是师从朱熹弟子吴雉，又经常向朱熹弟子杨方、黄干、李方子、蔡渊、蔡沈等学习。入太学时，他的文章得到著名理学家真德秀的赏识，并拜师受学。清代科学家梅文鼎，他的父亲就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书生；后来，他又与著名经学家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以及清初儒家李光地、著名儒家黄宗羲之子黄百家等等有过密切的交往；他的许多思想，包括一些科学思想的形成都或多或少地与他所交往过的儒家学者有关。又比如，清代的数学家李锐，曾师从于著名经学家钱大昕，在数学研究上与经学家焦循多有交往，与焦循、汪莱一起被称为“谈天三友”[]。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动机首先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北魏时期的农学家贾思勰在其所著的《齐民要术》中对此有很好的论述。该书的“序”在阐述作者研究农学的目的时说：“盖神农为耒耜，以利天下。尧命四子，敬授民时。舜命后稷，食为政首。禹制土地，万国作乂。殷周之盛。《诗》、《书》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教之。”[]他还举了许多例子：“耿寿昌之常平仓，桑弘羊之均输法，益国利民，不朽之术也”；“任延、王景，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岁岁开广，百姓充给”；“皇甫隆乃教作耧、犁，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书》曰：稼穑之艰难。《孝经》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论语》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这些论述无非是要说明他撰著《齐民要术》的目的在于“益国利民”，为的是国计民生。元朝时期农学家的王祯在所著《农书》的“自序”中说：“农，天下之大本也。一夫不耕，或授之饥；一女不织，或授之寒。古先圣哲，敬民事也，首重农，其教民耕织、种植、畜养，至纤至悉。”他撰著《农书》的目的也在于国计民生。中国古代科技之所以在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这些学科较为发达，概由于当时这些学科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数学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基本框架和内容，其中所涉及的问题大都与国计民生有关；天文学讲“敬授民时”，地理学讲治国安邦，医学讲治病救人，也都与国计民生相关联。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另一个动机是出于“仁”、“孝”之德。东汉时期医学家张仲景研究医学，旨在“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在于“爱人知物”、“爱躬知己”[]。魏晋时期医学家皇甫谧在所著《针灸甲乙经》的“序”中说：“若不精通于医道，虽有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固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可见，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落实“忠孝之心、仁慈之性”。唐朝时期的医学家孙思邈也在所著《备急千金要方》“本序”中指出：“君亲有疾不能疗之者，非忠孝也。”金代医学家张从正更是明确把自己的医学著作定名为《儒门事亲》，以表明他研究医学的动机在于“事亲”。事实上，科学研究的动机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与出于“仁”、“孝”之德，这二者是一致的，关注国计民生是“仁”、“孝”之德的进一步推广；所以，那些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的科学研究，同样也是出于“仁”、“孝”之德。
除此之外，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还有一个动机，这就是经学的动机。古代数学家大都把自己的数学研究与《周易》、《周礼》的“九数”以及儒家的“六艺”联系在一起。魏晋时期数学家刘徽在所撰《九章算术注》“序”中说：“昔在包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九九之数，以合六爻之变”，“周公制礼而有九数，九数之流，则《九章》是矣”；《孙子算经》认为数学是“六艺之纲纪”，能够“穷道德之理，究性命之情”；唐朝时期的数学家王孝通在《上缉古算经表》中说：“臣闻九畴载叙，纪法著于彝伦；六艺成功，数术参于造化”；这一切都是为了说明他们研究数学是对儒家经学的继承和发挥。宋朝时期的数学家秦九韶在《数书九章》的“序”中认为，数学“大则可以通神明、顺性命，小则可以经世务、类万物”，元朝时期的数学家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卷首”中认为，数学“以明理为务，必达乘除升降进退之理，乃尽性穷神之学”，这里讲“通神明、顺性命”以及“明理”，无非是要说明数学与理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而他们的数学研究的动机也正在于此。事实上，宋代以后的科学家较多地把科学研究与求“自然之理”联系在一起，所谓“数理”、“历理”、“物理”、“医理”之类；在他们看来，当时所谓的“自然之理”是包含在儒家“大道”中的“小道”，正如朱熹所言，“小道亦是道理”[]，所以，研究科学也是为了阐发儒家的道理。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许多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正是在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科学知识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进一步研究、发挥和提高，从而在科学上做出了贡献。从一些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过程以及他们所撰著的科学著作中，可以发现，他们的科学研究与儒家经典中的知识密切相关，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经典中某些知识的发挥和提高。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中国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往往是以读书为起点，然后用经验知识验证前人的理论和观点，并作适当的发挥、诠释和概括。与这样的研究程序相关，科学研究首先要求广泛地读书，博览群书，其中也必然包括儒家经典，这就是“博学以文”。在此基础上，科学家还要用亲身的实践对前人的知识进行验证，尤其是地理学家、医药学家、农学家更是如此，这就要求“实事求是”。因此，古代科学著作有不少都是对以往科技知识的整理和总结。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与实用性特征相联系，古代科学家较为强调感觉经验，注重经验性的描述，因而使古代科技带有明显的经验性。在科学理论上，则主要是运用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家理论以及诸如“气”、“阴阳”、“五行”、“八卦”、“理”之类的概念，经过思维的加工和变换，对自然现象加以抽象的、思辩的解释，只注重定性分析，而不注重定量分析。其结果是，科学研究仅仅停留在经验的层面上。比如，唐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僧一行，他在天文仪器制造、天文观测等诸方面多有贡献，他所编制的“大衍历”是当时最好的历法。然而，他在解释他的“大衍历”时则说：“《易》：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数始于一，地数始于二，合二始以位刚柔。天数终于九，地数终于十，合二终以纪闰余。天数中于五，地数中于六，合二中以通律历。……故爻数通乎六十，策数行乎二百四十。是以大衍为天地之枢，如环之无端，盖律历之大纪也。”[]再比如，宋代科学家沈括在解释黄河中下游陕县以西黄土高原成因时，他说：“今关、陕以西，水行地中，不减百余尺，其泥岁东流，皆为大陆之土，此理必然。”[]他还说：“五运六气，冬寒夏暑，旸雨电雹，鬼灵厌蛊，甘苦寒温之节，后先胜复之用，此天理也。”[]由于停留在经验性的描述和思辩性的解释上，科学在理论上相对较为薄弱。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实际上正是在科技的层面上对儒家思想的延伸和展开。由于要实践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技重视实用，重视经验，在实用科技方面较有优势，而在科学理论上则相对薄弱；同时，又是由于要尊崇儒家之道，所以古代科学家总是把自己的研究与儒家学说、儒家经典联系在一起，重视知识的积累，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与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影响。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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