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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一、贸易保护理论的产生与发展 1791年12月汉密尔顿向国会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明确提出实行高关税政策进行贸易保护的主张。他的保护贸易思想和政策主张，反映的是落后国家进行经济自卫、并通过经济发展与先进国家进行经济抗衡的保护贸易学说。他第一个明确提出保护幼稚工业的政策主张。 李斯特1841年出版了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进一步发展了汉密尔顿的贸易保护学说，建立了一套以生产力理论为基础、以保护关税制度为核心、为后进国家服务的保护贸易理论。他是第一个从理论上探讨在面临国际竞争的条件下，如何运用保护贸易的政策与措施来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建立了具有完整体系的保护贸易理论。
应当分清正当的保护贸易政策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两者不应混为一谈。二者都认为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虽然二者的政策主张相悖，其目的都是促进经济发展。但在当代，发展中国家为扶持本国幼稚工业、维护民族经济的平稳发展而采取的保护贸易的政策和措施，也许不能说是贸易保护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专指发达国家为争夺世界市场而采取的损人利己贸易政策，称之为超贸易保护政策或侵略性的保护贸易政策，以区别于以保护幼稚产业为主要目的的保护政策。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产生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工业发达国家的对外贸易发展不平衡，特别是日美贸易摩擦，美国货物贸易逆差急剧上升，成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重要发源地。 进入90年代后，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工业国家争夺市场份额的斗争越来越尖锐，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形成强烈的冲击，有关国家出于经济利益的相关性，都认识到加强国际经济协调十分必要。 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景气，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与20世纪相比，全球性的贸易保护主义涉及的范围愈加广泛。这有其深层原因：首先，全球经济趋于疲软，加剧了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其次，传统工业产品一向是国家保护的重点。再次，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销售价格偏低，而出口数量猛增，必然促使进口国家对之加以设限。最后，WTO在反倾销与反补贴方面的措施不力。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特点 被保护的商品不断增加;加强了征收反补贴和反倾销的活动;非关税措施中的技术和环境壁垒不断增高。
(三)新旧贸易保护主义的焦点 在以往的贸易保护理论中，其关注的焦点主要是经济问题，重点是产业的发展。但近年来流行的新贸易保护理论，其关注的焦点已扩展到社会问题，转向了人本身。其中，保护就业论关注的是人的劳动权力，保护环境论关注的是人的生存环境。由于新贸易保护关注焦点的变化，从而导致劳工标准、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SA8000)、产品质量认证标准等成为发达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重要工具。
(四)新贸易保护实施的手段 为了保护本国产业的发展，在新贸易保护理论的框架下，由于保护关注的焦点变化，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受到了局限，新贸易保护的手段发生了变化：
1、以保护公平贸易为由，滥用WTO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条款，通过征收高额的反倾销税或者激励企业实行反倾销的方式，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如2000年10月美国通过的《伯德修正案》，明确规定，美国财政部将海关征收的反倾销税和反补贴税以“抵消款”的形式发给提起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申请的国内生产商。
2、以保护消费者安全和健康为由，通过建立新的动植物检验检疫措施、环境技术标准等削弱对方优势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日本规定，2003年后，日本进口大米必须标明品种、产地、生产者姓名和认证号码等，否则禁止销售。
3、以维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为由，通过建立新的社会责任国际标准认证，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国际竞争力。目前，全球200多家跨国公司制定并推行了公司社会责任守则，要求供应商和合约工厂遵守劳工标准。由于劳工标准涉及工人的年龄、加班时间、宿舍条件等人权问题，技术标准涉及一国的技术法规和技术水平等问题，从而贸易保护的手段也由关税等贸易政策转向了劳工标准和 技术标准等社会经济技术政策。
(五)新贸易保护的影响 在传统的贸易保护中，贸易保护的对象或者是国内幼稚产业、衰退产业，或者是国内战略性产业。新贸易保护主义与此不同，新贸易保护的手段主要是通过劳工标准、环境标准、技术标准等实施贸易限制，不符合标准的产品一律不能进口。而要使产品符合上述标准出口，必须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调整社会经济政策等，因此新贸易保护还会渗透到国内社会经济制度。 重视环境保护符合人类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提出劳工标准也有助于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但是无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保护及劳动条件方面的较大差距，将其与贸易挂钩，纳入WTO框架，不仅会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方面的优势，而且必将影响发达国家的市场开拓。
(六)理论评价 新保护贸易主义可以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但它大大的扭曲了对外贸易公平、公正、平等原则。新保护贸易理论除了使用传统的关税作为保护的手段之外，更加强了对非关税壁垒的设置和使用，使国际贸易自由化发展受挫。而且，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受非关税壁垒的影响程度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由于出口减少，发展中国家债务负担加重。繁重的债务负担使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进口萎缩，进而发达国家的出口遭到冲击。如此下去将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贸易各方都无法获得对外贸易和国际分工的利益。
三、中国与贸易保护政策
(一)“中国” 日前，商务部公布了2005年《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报告》称：中国是世界上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受害者之一。中国央行针对国内外汇市场进行了货币掉期操作。美国的交易员们将此举看作是中国政府将允许人民币在未来一年小幅升值的一个信号。中美之间关于人民币问题一前一后的两个“示好”举动，表现出一种难得的默契。而在这种默契背后，重要的还是中美之间共同的经贸利益。为了保护这利益，贸易保护主义者必受到遏制。一直以来，美国财政部官员最大的担心在于，若正式将中国定为汇率操纵国，将会激起国会更强烈的贸易保护情绪。世界银行在今年8月间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的崛起并未对其他国家造成伤害，反而对促进国际贸易的活跃起到了重要作用。”近年来，欧盟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不断发展。据外电报道，自1978年以来，欧盟与中国的贸易总额增加了40多倍，2002年达到了1100亿欧元的规模。欧洲有识之士指出，中国方面的贸易顺差是个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的贸易壁垒和人民币汇率。当前，改头换面的“中国”又以新的形式出现，目的在于利用中国产品和人民币汇率做文章，对中国的贸易政策和货币政策兴师问罪。
(二)贸易保护给我国的启示 1、以史为鉴，认清贸易保护和自由贸易的实质和规律。从规律上看，只有强大的国家从自身利益出发，倡导自由贸易，而且往往是口头高喊只有贸易，暗中搞贸易保护。事实上，没有超国家的自由贸易和贸易保护主义。我国在经济全球化参与国际贸易的同时，必须把国家和民族的利益放在首位。 2、学会驾驭贸易保护的新手段。一些国家配合国际经济发展变化，不断创造新的贸易保护手段，如各种名目繁多的技术壁垒和贸易保护壁垒。我们不仅要学习掌握，更要从中国实际出发进行创新。 3、学会在竞争中求发展，在妥协中求保护。必要的自由贸易有利于竞争和企业的发展。相对开放和竞争激烈的国际市场对推动中国政府和企业的改革十分必要，只有把企业放在更开放、更规范的市场环境中才能发展。为了发展必须严格遵循和执行国际规则，但当国家和整体民族利益受到迫害和不公平待遇时必须学会妥协和保护。
四、经济全球化与贸易保护
经济全球化是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动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运作为载体而进行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首先，对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不要大惊小怪，惊慌失措。我们应该看到对中国实施这样的贸易保护主义有它的必然性。也就是说我们中国遭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原因是中国更深层次，更大范围的参与全球化。 其次，我们应该看到中国的出口增加很多，量很大，但是真正遭受反倾销贸易保护措施的也不过在2003年只占了中国整个贸易量的0.5%。具体措施来讲，对外交涉要硬，我们应该明确的告诉实施贸易保护主义的国家，在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每个国家都必须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再次，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 家，我们的出口要顾及其他国家的利益，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对自己的纺织品出口，在配额取消以后要实施一些自我限制，增加一些进口关税，进行出口数量的限制的原因了。 最后，在对待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要避免内部的恶性竞争。
在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方面，我们一是要认真对待，第二是重在防范，这是最好的策略。 五、贸易保护主义的利弊 几乎所有的国家都会在一定的情况下、在一定范围内采用贸易保护的措施。从实践效果来看，保护政策和开放政策各有利弊，应根据具体地区、时间、产业、经济发展阶段的具体情况，并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则。但无论什么样的保护措施，本质上都是对市场的不信任以及维护自己的利益，从长远来讲都不利于增进效率和发展经济。保护措施只能是权宜之计，战术手段，不能成为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和基本制度。而且，任何保护措施都是强制消费者和非保护产业的生产者为受保护产业的生产者提供补贴，因而实际上都具有收入转移效应。许多研究的结果显示，从全社会来看，这样的收入转移往往得不偿失。因此，在保护措施的运用上必须慎之又慎，不能只顾眼前的一点利益。
另外，不少研究结果还表明，在导致保护主义政策历久不衰的原因中，政治因素多于经济因素，保护措施往往是政治强势群体操纵国家决策机制的产物。在多数情况下，保护主义措施在全社会造成的成本往往大于其带来的效益。而保护成本的分摊方式较之其他转移收入和产业补贴方式更难以被一般保护成本的负担者察觉，所以也更难以引起政治决策者的重视。日本在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成功的，但这种成功的缺陷也十分突出。日本经济的战后五十余年中，1945至1955年期间是战后的经济恢复期，20世纪80年代是泡沫翻飞的病态繁荣期，90年代是泡沫破灭后的持续萧条期，真正的经济增长期只有中间的二十几年。但这二十几年的高增长却带来了近十年的高烧狂乱和逾十年不治的经济衰退，代价不小。究竟贸易保护是有利还是有弊，有待进一步探讨。
1、任烈.贸易保护理论与政策[M].立信会计出版社，1997.
在国际贸易中，如果一国以低于国内“正常价值”的价格出口商品到另一国，并对进口国同类产品生产部门造成损害的，被视为有倾销倾向。倾销本是一种不公平的竞争手段，在客观上都对进口国国内产业造成一定的损害或威胁。因此，反倾销已成为一些发达国家常见的贸易措施，也是国际贸易中合法的贸易保护手段。WTO也制定并不断完善反倾销协议，对倾销行为进行打击，以维护公平贸易秩序。但由于反倾销协议本身存在一些不合理性，使许多国家以反倾销之名，行贸易保护之实，滥用反倾销措施进行贸易保护。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出口制造业的发展和实施市场多元化战略，我国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些大国之间的各种贸易摩擦在所难免出口额的扩大，国外对华反倾销指控也越来越多。然而，我国现有反倾销应诉工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严重阻碍了我国出口贸易。面对加入WTO后的新形势，我国应引导企业及时更新观念，采取积极态度，依法应诉国外对中国出口产品反倾销案件，提高中国反倾销应诉能力。因此我们出口产品时，应根据我们以往的经验教训，采取相应的应对策略。主要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推进经济改革，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
在国外反倾销措施中，对中国“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位是造成定案的关键性技术措施，也是对转轨型国家实施反倾销的借口。尽管我国已经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了改革，经济的自由度和市场的开放度已经超过某些所谓市场经济国家，但在实际运行中，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仍没有建立，所制定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完全执行，企业仍受到政府不同程度的控制。因此，只有进行深层次的经济体制改革，建立真正的市场经济体制，摘掉“非市场经济国家”帽子，才能改变西方国家的看法，取消对中国的一些歧视性规定。
二、实现出口市场多元化和“走出去”战略，改善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形象
在商品结构上，要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引导出口企业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进而提高出口产品的价格。实施“走出去”战略，也可以使中国企业有效规避反倾销。到国外去投资建立生产基地，以品牌为核心，改变产品原产地，利用国外的原产地产品法，获得生产国的国民待遇。比如我国到墨西哥建立生产厂，产品的“户口”就在墨西哥。根据原产地规则，“中国造”产品与墨西哥产品一视同仁，而且还能自由出口到与墨西哥达成自由贸易协的国家。
三、建立奖惩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应诉
要建立反倾销应诉基金，由同类产业部门的企业共同按比例筹集资金，国家也给予一定赞助，用于反倾销应诉和为企业提供国际市场信息，以解决反倾销应诉费用巨大，单个企业难以承受的困难，对获得胜诉者，可给予适当的经济奖励；要执行“谁应诉，谁受益”的原则，对积极应诉和胜诉的企业，通过采用出口许可证、海关审价以及其他手段给予补贴和奖励，对不应诉或在应诉中表现消极的企业给予处罚，以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制约机制。
四、构建预警监控体系
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反倾销预警机制。主要是观察对外贸易发展动态，捕捉国际市场信息，从而使我国企业在外国提起反倾销诉讼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能做好相应的准备，及时调整出口策略，或者快速组织应诉。另一方面，设立重要出口商品价格监控体系。目的是打击企业竞相低价出口，杜绝恶性竞争，规范出口市场秩序。根据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幅度状况，对价格偏低易引起反倾销的敏感出口商品，应及时调整产品出口价格和数量，而对恶意搞低价竞销的企业提出警告，并报请有关部门促使其限期整改。
五、加快设立反倾销人才培养机制
由于我国参加反倾销应诉还处于起步阶段，人力资源匮乏，包括小语种翻译人员，熟悉反倾销应诉的律师、会计师等。我国律师很少介入到此类案件中，国内缺乏熟悉国际反倾销的经贸、法律人才，至今仍处于依靠外国律师争取权益的尴尬局面。为此我国必须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尽快培养一批精通国际反倾销应诉的专业法律人才。
随着我国加入WTO,关税的作用将进一步弱化,国外将更加依赖反倾销和反补贴手段来打击中国产品。因此,如何充分利用WTO的反倾销协议和相关的规章制度应对外国对华反倾销，为我国出口企业营造一个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已成为当前首要议事日程之一。作为WTO的成员国，我国应积极参与WTO法律体系的建设和执行，抵制一切损害中国利益的行为,切实维护WTO反倾销法的健康发展和公平实施,同时利用WTO法律体系对各成员国的约束作用，打击某些国家借反倾销之名而别有用心的行为。
参考文献:
[1]彭徐文芳:倾销与反倾销法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70～94
顾名思义，反倾销就是国际贸易中进口国为了保护本国相同产业的利益，有效遏制出口商向进口国倾销其商品的行为，进口国针对出口商的倾销产品而采取的措施，多以征收反倾销税为主要手段。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以贸易保护为目的的贸易摩擦频频发生，反倾销作为世界贸易组织允许的合法贸易保护工具，被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作为贸易保护措施予以使用。
我国经济处于转型期间，在对外贸易，连续遭遇国外进行大规模反倾销，加之人民币持续升值带来的压力，因此，如何建立和谐的外贸局面，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具有时代意义。
一、中国遭遇反倾销的现状
据世界贸易组织统计，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2007年上半年发起的共87项反倾销调查中，有32项是针对中国的，而位列第二的美国，只有6项。中国出口产品受实际反倾销措施的冲击也是最为严重的。2007年上半年，世贸组织成员共实施了71项反倾销措施，其中15项是针对中国产品的。
从收到反倾销调查的产品范围来看，逐步呈多元化趋势发展，截至2007年底，国外对我国4000多种产品发起反倾销调查，涉及五矿化工、机电、轻工、纺织、食品土畜等多个行业。
从反倾销涉案金额看，也日趋增大，在上世纪80年代，国外对华反倾销案例中，没有一件金额超过1亿美元。而到了2007年，超过1亿美元的案例已达数十起。
二、中国遭遇反倾销的呈现的趋势
1、涉及的中国产品类别和数量不断扩大，反倾销税率趋高。20世纪80年代我国遭受的反倾销调查的产品只有46类，且基本上是出口量少、工艺简单的初级产品及劳动密集型传统产品。到2007年底，中国已连续12年成为全球遭受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在世贸组织成员2007年上半年发起的共87项反倾销调查中，有32项是针对中国的。
2、发达国家是主要发起国，但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加人了对华反倾销的行列。80年代对华提起反倾销指控的国家主要集中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至9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加入到对华反倾销的行列中来，从发展中国家对华反倾销案件所占全部对华反倾销案件比例看，1997年达到76％，而1998年高达87％，发展中国家发起的反倾销调查已经多于西方发达国家。
三、原因分析
1、国外因素
（1）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盛行
目前世界整体政治经济形势不明朗，一些国家受制于政治、经济、社会的压力，频频运用贸易保护措施；一些发达国家的夕阳产业和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重点产业容易出现全球性的竞争加剧，必然导致各个国家和地区极力保护国内市场。在WTO成立以后，许多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利益，积极致力于寻求WTO框架内的保护措施，便冠冕堂皇地打起反倾销大旗，动辄借反倾销之名，行保护之实，使反倾销在很大程度上由WTO所允许的贸易救济措施演变为变相的贸易保护手段。
（2）视中国外“非市场经济国家”
尽管中国已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根据与一些国家谈判达成的协议，在未来一段较长时期，中国仍将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这使我国的反倾销问题更加严重，我国企业更容易被认定为倾销。在反倾销法中，非市场经济国家通常是指那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和产品价格由政府决定，货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国家。因此，在进行反倾销调查时，一些国家并不是以中国商品的国内价格为准，而是以“替代国”的价格因素为参照，这也使我国应诉反倾销调查的国际法律和政策环境更为复杂。
2、国内因素
（1）中国出口贸易秩序混乱。我国出口虽增长迅速，但较多企业管理不善，产品缺乏竞争力，只能相互低价竞销，出口贸易秩序混乱，给国外反倾销带来可乘之机。企业的营销理念仍较落后，缺乏对国际市场的深入调研和总体把握，单纯依赖低价战略打入国际市场，给对方国家造成“价廉质劣”的印象。一些企业未能把握进口国行情及时调整出口商品的价格和数量，致使商品大量涌入进口国，增大了进口国对华反倾销概率。
（2）出口产品技术含量低，自主知识产权匮乏、产品附加值低长期以来，中国出口的产品主要以粗浅加工贸易为主，出口产品缺乏自主核心技术和自主品牌。据统计，2003年中国企业出口产品的自主品牌不到20％，自主品牌出口占全国出口总额比重低于10％。中国出口商品中相当数量仍然是低附加值的，首先表现在劳动密集型的商品占有较高比重，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商品出口比重偏低。
四、完善应对反倾销措施，促进我国外贸可持续发展
1、完善市场经济体制
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争取市场经济待遇，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利用国内外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大力宣传我国市场化进程，改变他国对我国“非市场经济”的看法，同时通过政府之间的谈判，早日取得他国对我国市场经济地位的承认；另一方面我们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较为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尤其是在避免政府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理顺政府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实现生产要素及其价格市场化方面要加大改革力度。还有，在目前一些国家国内立法未作改变的情况下，要避免适用“替代国”的做法，我们企业和相关行业必须用具体事实证明自己是按市场化运作的，包括企业股权制度、生产投资决策、产品定价、财务会计制度等。尽管目前还有很大难度，但也有不少成功的先例，我们不应放弃这一努力。
2、规范外贸经营秩序
在出口产品中，我国产品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很多企业产品雷同。随着国家外贸体制改革的深化，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越来越多的企业获得了自主外贸经营权，如果没有健康的外贸秩序，价格战在所难免。为此，企业首先要规范自身的市场行为，加速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健全符合国际惯例的财务制度，努力使有关资料和账簿符合国际标准要求，力争让反倾销调查当局认定某些具体企业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运作同时要实行行业自律协会和统一的出口措施，尽可能实行国外总经销和总制度。外经贸管理部门要加强对所有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的管理、指导和协调，合理地统盘调节外贸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布局，及时有效地指导出口产品价格水平。超级秘书网
3、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
增强国际营销观念，实施出口多元化战略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出口企业应尽快转换现有的竞争战略及策略，变“以廉取胜”为“以质取胜”，学会运用商标、包装、公关、广告等多种非价格竞争的手段；在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和创汇率上下工夫，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在制度安排上制定“优质高价出口原则”，外销价格的比较在经过技术处理后可统一在离岸价上进行，由海关设置“价格门槛”，出口产品的外销价格要高出这一“价格门槛”，则“优质高价出口原则”亦可称为“最低出口价格准则”。同时，注重全方位地开拓国际市场，在巩固现有欧美市场的同时，积极开拓新兴的海外市场，尤其要加强对东欧、拉美、非洲等市场的开拓，以降低市场过于集中所带来的风险，并达到避免反倾销调查之效。
4、建立反倾销调查的预警机制
如果能有效地预防反倾销调查，不仅能够节省调查过程中的大量应诉成本，而且也可以减少甚至消除因为反倾销调查而给我国带来的大量间接损失，因此建立有效的预警机制成为必要措施。预警机制的建设包括对我国国内产业遭受外国产品冲击可能受到的损害的监测以及我国产品出口可能招致进口国采取反倾销、反补贴或保障措施等限制措施的监测。通过对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国家和地区国际市场状况以及我国进出口情况等重要参数变化的监测、整理与分析，建立损害预警数学模型，定期和不定期地预警信息，实现产业保护工作的前置化，以求达到有效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卜海，国际经济中的倾销与反倾销[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
[2]陈家勤，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对外经贸发展[J].财贸经济，2005,(5)
我国自2002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对外贸易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过大的问题较突出，2007年我国对外贸易总额超过2.1万亿美元，贸易顺差达到2622亿美元。与此同时，我国连续12年成为全球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国家。这种状况迫切需要改变。
一、我国面临的新一轮贸易保护现状及遇到的问题
在世界贸易组织强调推行贸易自由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各国不断调整政府干预对外贸易措施的形式，其中，非关税壁垒成为各国贸易保护的主要方式。这主要包括：
(一)反倾销。在各类贸易壁垒中，反倾销是我国遭遇最早、对我国影响最大的措施。根据世贸组织即WTO统计，自1995年以来，共有40多个VeTO成员国对我国出口商品发起过反倾销调查，立案总数超过3000件，最终实施反倾销措施超过2000件。当前，国际反倾销案件呈现以下特点：第一，反倾销案件数量近年有所下降。第二，发展中国家发起反倾销案件数量增长迅速。在WTO成立前，反倾销案件的绝大部分均由发达国家发起，WTO成立后，发展中国家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案件数量迅速增加，目前在全球案件年度数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发达成员国，在2005年超过70％。第三，反倾销调查针对的目标仍集中在少数国家。据统计，全球反倾销调查针对的前8位分别为：中国、韩国、美国、中国台北、日本、印尼、印度、泰国。中国仍是国际反倾销措施针对的主要目标。
(二)反补贴。美国和加拿大是利用反补贴措施最多的国家，这两个国家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已成为当前贸易保护的新热点。我国遭遇反补贴调查的突出特点是：第一，来势猛。截至2007年底，我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调查10起，反倾销反补贴再调查4起，另有2起正在立案前磋商中。第二，影响大。反补贴调查不仅直接影响我国涉案企业出口，而且也是对我国宏观经济制度的挑战。如果这些指控被认定为补贴，不仅会影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损害我国国际形象，还会影响双边经贸关系，使我国面临的国际经贸环境更复杂。此外，波及效应强。一方面，一个反补贴裁定中的补贴项目往往成为后续对我国反补贴的证据，从而引发更多新的反补贴调查。另一方面，美、加对我国进行反补贴调查的做法，容易引起他国跟进。据WTO统计，最近几年全球反补贴案件数量呈波动性减少，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WTO成员对其他国家政府进行调查通常持审慎态度。但对中国而言，这种趋势恰恰相反，近年来，我国是全球遭受反补贴最多的国家。第三，不公平。美国在对华反补贴调查中存在许多违反WTO规则之处，使中国企业遭受极不公平的待遇。如，在铜版纸初裁中，美方在已考虑补贴因素对国内产品正常价值影响情况下，又计算一个反倾销税，给中国企业带来双重负担。
(三)美国337调查。美国337调查是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简称ITC)针对不公平的进口行为，主要是进口产品侵犯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进行调查并采取制裁措施的做法。337调查逐渐成为美国遏制我国具有一定出口潜力，特别是技术密集型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对美出口的重要手段。美国对华337调查主要呈现以下特点：第一，调查案件数量迅速增长。从1975年美发起第一起337调查至2007年10月，美国共对我国发起75起337调查，其中，60起案件是2002年以后发起的，占全部对华案件总数的80％。2007年1月至10月，这一发展态势更为明显，美总计对我国发起14起337调查，占美同期立案总数的50％以上。第二，我国成为首要被调查国。上世纪，我国台湾地区、日本和韩国一直排在被调查国家或地区的前三位。自2002年以来，我国已连续5年成为遭受337调查最多的国家(地区)。第三，受影响的行业和产品集中。在美国对我国发起的337调查中，88％以上的案件涉及专利，仅有小部分涉及商标和外观设计。其中，机电产品成为重灾区，60％以上的案件针对机电类产品。第四，申请门槛低但制裁措施严厉。337调查中，原告无需证明侵权产品对其造成损害即可申请337调查，极大减少了原告的举证责任。此外，原告可不仅针对列名被告，而且可针对所有相关进口产品向美国际贸易委员会提出普遍排除令的请求。在美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中，47％的案件原告都申请了普遍排除令，企图将中国产品全面排除在美国市场之外。
(四)技术性贸易壁垒。据WTO统计，从1995年至2007年5月31日，各成员国通报影响贸易的新规则总计23897件，其中技术性贸易措施16974件，占总量的71％。由于这些技术性贸易措施有涉及面广、隐蔽性强、技术性高等特点，会对全球贸易产生长期的影响，特别是会对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带来不利影响。2005年我国出口企业遭遇技术壁垒的比例达到15.1％，22大类出口产品中有18类遭受直接损失，金额达69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额的9.1％；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企业造成的出口贸易机会损失高达1470亿美元，相当于全年出口额的19.3％。技术壁垒对我国影响的特点如下：第一，从趋势上看，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的影响已从劳动密集型产品向高新技术产品延伸。机电类产品受发达国家在安全性、噪声、电磁污染、节能性、兼容性等方面的影响已开始显现。第二，具有国际比较优势的纺织、服装、轻工等传统出口商品，继配额、许可证、原产地限制之后，受到来自发达国家技术法规、环保法规等影响加大。第三，食品、土畜产品受到的影响面最宽。我国农产品因为受到种类繁多的动植物检验检疫程序、生态法规和国际公约，以及最近各国要求对转基因产品进行标识等多方面的限制，出口贸易阻力很大。据日本厚生省网站公布的资料显示，2006年日本厚生省查出违反日本《食品卫生法》并最终采取了废弃或退货处理的进口产品共1440批次，同比增加了82％。其中批次最多的是中国，共476批次。这对我国优势农产品出口产生了重大影响，大大削弱了我国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第四，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是实施技术性贸易措施的主要国家和地区。
从我们自身存在的问题看，主要有：一是我国综合贸易影响率接近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规模突破万亿美元，标志着我国外贸发展正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我国出口贸易规模大、增长迅猛，已接近贸易摩擦警戒区。目前，世界各国贸易综合影响率达25％以上的国家只有美国、德国和中国。按国际经验判断，国家贸易综合影响率在25％～30％之间还可以忍受，在30％～35％之间为警戒区，超过35％则难以忍受，可能引发全局性贸易摩擦。2003年我国出口对世界贸易的综合影响率为27.6％，2004年为26.9％，2005年至2007年保持上升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不断发展，尤其是出口的快速增长，今后一两年达到甚至突破警戒区的可能性较大。所以，我国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问题很值得重视。二是我国出口企业的管理和行业标准化体系的建立还不完善。长期以来，我国一些企业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不高，出口商品在安全和质量等方面与国际标准和法规要求存在一定差距。我国目前的技术标准状况不佳是存在差距的重要原因。如，在国际标准的采用方面，20世纪末，美、英、法、德等国家的国际采标率(采用国际标准的比例)就已达80％，日本新制定的国家标准有90％以上是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组织的标准，而我国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技术标准的仅占43.5％。三是出口的无序竞争仍很严重。长期以来，我国企业竞争手段单一，主要实行薄利多销的营销战略，同行竞相压价，以低价求胜。这种策略必将受到国外的反倾销限制，也扰乱了出口市场。另外，我国产品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不高导致低价格，往往使我国产业成为国外贸易救济措施的受害者。四是执行WTO规定的补贴政策还不到位。加入WTO后，我国在补贴方面需要遵守《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定》和多边贸易体制下有关补贴的各项法律规定，并承担我国人世议定书承诺的有关义务。我国目前已在中央政府一级逐步取消过去的各种补贴，但个别地方政府考虑经济效益、就业等因素，还存在清理不到位的情况，这些补贴政策很可能招致反补贴调查。二、应对新一轮贸易保护方式的对策
随着我国进入人世“后过渡期”，许多领域已按承诺对外开放，我国产业面临的国际竞争压力进一步加大，我国的国际贸易环境面临新的复杂局面，这就要求我们要适时调整外贸发展战略，妥善应对贸易争端，创造和谐的国际贸易环境。
(一)适当调整我国外贸发展战略
经过近30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的外贸事业取得巨大成绩。1978年，我国外贸总额只有206亿美元，外汇储备仅为1.67亿美元；2006年，外贸总额达17607亿美元，增加近80倍，成为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国；外汇储备达到上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在现有外汇储备已充足且出口增长过快的情况下，必须清醒地看待形势，警惕并努力避免外贸依存度过高对我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稳定。
1、保持对外贸易的适度发展。对外贸易适度发展的内涵包括适度规模和适度增长两方面。一定的贸易规模是一个国家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基础，贸易规模越大，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越大，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就越突出，资源配置大量投向外贸，尤其是投向加工贸易，然后大量出口。这种资源配置倾向导致我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的加工厂、贸易通道和交易平台。贸易增长要保持合理的水平，不能使综合贸易影响率超过贸易摩擦警戒线。对外贸易保持适度增长，不仅需要从整体规模把握，还要细化到具体的商品和市场。涉及贸易摩擦最多的商品一定是已超过警戒区的商品，而发生贸易摩擦最多的地区，一定是有某类商品在该区域市场占有率增长过快。
2、实现进出口基本平衡。从长远战略出发调控出口和进口，通过增收关税以及产业政策调整，对出口综合影响率指标超高的纺织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采取有所抑制的政策。调控进口增长速度主要通过调控国内经济、产业增长水平来实现。在继续适度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同时，主动发展国内大市场，发展内需型经济，进口资源型及高科技型产品，尤其是关键技术设备产品，这不仅是平衡贸易、应对贸易摩擦的需要，也是我国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和推进新兴工业化进程的需要，是使我国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的必经阶段。
(二)实施提升出口企业国际竞争力战略
1、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据调查，我国每100万人占有的发明专利只有1项，而日本达900多项，韩国达700多项。我国电子类100强企业2004年投入研发的资金总额还不如IBM公司一家企业的投入。目前，企业最迫切的就是要培育和提升核心竞争力，这需要依靠政府和企业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下功夫。政府要综合运用技改贴息、研发扶持、标准认证等手段加大对企业研发，特别是出口产品企业自主研发的支持力度，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一方面，企业要培育自有技术、创立自有品牌、提高研发能力和商品档次，强化对产、供、销的管理，以对自己内部的资源进行整合。另一方面，要通过分拆、兼并、收购等行为，对外部资源进行整合，以达到优势互补、增强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2、努力建立企业知识产权体系。企业要想在国际贸易中占据有利地位，从根本上防范知识产权纠纷，必须从源头抓起，重视创新，加大产品研发力度，努力构建自身知识产权管理体系，将知识产权工作纳入企业日常的经营管理中来。企业要从产品研发、专利申请、专利管理、专利使用、市场开拓等各环节出发，跟踪了解竞争对手的专利情况。要重视专利检索，及时在主要出口市场申请专利和注册商标，依法保护自己的创新成果，全面提高企业的风险抵御能力。
(三)实施“以防为主，积极应对”战略
1、建立预警机制。我国应紧密跟踪重点出口的国家和地区情况，保持信息的高度敏感，以便及时了解国外某些贸易壁垒的动向，定期或不定期预警信息，建立一套有效的预警机制。有效的预警机制可帮助我国对国外可能实施反倾销调查、反补贴调查和新的技术法规时有所估计和预测，提醒企业及时进行价格自律，实现对外贸易保护前置化。
2、建立健全应对机制。国家商务部在总结多年指导应诉经验并在充分借鉴WTO成员应诉工作的成熟做法的基础上，本着“信息共享、协调沟通、形成合力、快速应对”的原则，鼓励形成商务部、地方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进出口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以及相关企业的“四位一体”的出口反倾销和保障应诉工作机制以及“两横一纵”的反补贴应对机制，各方面都应积极参与，使之发挥积极的作用。
重商主义是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尧田：《国际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它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
资产阶级保护贸易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论”仅仅提倡保护本国的弱小产业，一旦这种弱小产业在政策保护下得到发展，成长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时，就主张国家立即放弃保护政策，以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制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发展中国家借鉴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发展战略，涌现出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崛起，是与积极利用外援、及时接纳上游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分不开的。“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事实上，奉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多是发达国家，如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但它们的外贸量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国在199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就高达1201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储玉坤：《1994年世界贸易发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国际经贸探索》1995年第4期。）。
总之，形形的保护贸易理论无一是主张闭关锁国的，这些理论都提倡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
二、保护贸易理论修正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不现实假定，发展了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主要有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论和以赫克歇尔与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解释贸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们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在发达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和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公司内贸易，不能动态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的变化，忽略了贸易利益在贸易双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护贸易理论是以自由贸易理论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明确或隐含的假定（注：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注：王小军：《新贸易理论书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之比较》，《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4期。）：
1.各国生产要素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则根本不能流动。
2.技术水平固定不变，可自由获取，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占主导地位。
3.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不确定性。
4.政府在外贸中不起作用，因此国际贸易在相互竞争的小生产者之间展开。
5.各国贸易总是平衡的。
6.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现实性，因此出现了对上述假定进行修正后产生的各种保护贸易学说。
（一）保护幼稚产业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
保护贸易论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评古典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没有可能。”“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外贸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施保护贸易可以迅速发展起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在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必须果断地放弃保护。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发展和补充。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说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贸易各国都可从贸易中对等获益的修正
伊曼纽尔和普雷毕什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论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越来越趋向恶化，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贸易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损失，每年高达500亿美元。1993年初级产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以美元计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减少、服务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运输、保险、银行、通讯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注：曾时：《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萨普斯福特根据从1962～1982年每年数据在二项回归分析中估计，非燃料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25”，“长期价格弹性可能比短期价格弹性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转变可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因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其直接的收入效应可能很小，而通过国际收支约束加紧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会相当大，因而会全部抵消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益处。”（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
（三）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各国总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的修正
凯恩斯主义认为，净出口属于总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进口则会收缩国民经济。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国际贸易，大力推动出口，抑制进口，保持外贸顺差。因此，凯恩斯主义又被叫作“新重商主义”。
正如希克斯所说，“造成英格兰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贸易方面丧失信心的主要问题是，旧的自由主义在巨大的失业面前无能为力，以及在积极的反失业计划中使用进口限制作为要素的可能性。人们当然不得不把这条思路同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点（几乎仅仅这一点）导致凯恩斯放弃自由贸易的信念。”（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可见，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失业和经济衰退就必然导致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
（四）最优干预政策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市场完美无缺假定的修正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市场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场、扭曲的部门间工资差别、粘性工资与市场工资超过影子工资、分部门的最低工资和买方垄断，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缺陷意味着需要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非经济偏好（即发展新兴工业），因此，由戈登、约翰逊、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萨等人提出了最优干预政策理论，认为当市场扭曲是由国外而非由国内因素所引起，当经济目标属于对外部门时，采取最优干预的保护贸易形式被认为是最优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贸易的新旧挑战》，《经济译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和规模收益不变。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的单位成本呈现递减趋势。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每个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各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且每种产品应存在差异，以便在生产规模上取得收益递增的好处（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国的诺贝尔特·冯克指出：“传统的外贸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这一假设之上的。而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目前世界经济体制的一些根本特点。例如跨国公司和市场垄断的存在，国内外市场的区别及信息的不畅通。而恰恰在一些领域里存在大量非关税壁垒，不完全竞争是其中的主要标志。例如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就是如此。”（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
斯宾塞和布兰德等人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他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政府补贴。不完全竞争前提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竞争贸易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贸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反对国家干预贸易的主张。而且，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他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制造业的支持，对日本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称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论”，是“保护幼稚产业论”的现代翻版（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业内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市场运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业理论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运行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样，企业就有一种通过自身组织的巧妙安排来替代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来组织资源的内在倾向。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公司内贸易来降低关税的支付的现象。“虽然有关公司内贸易的详细、准确的统计很难获得，但是一般都认为公司内贸易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邓宁发现在英国的子公司85%的进口和80%的出口属于公司内贸易，而在彩色电视机制造业公司内贸易的比率高达40%。利柯鲁(Lecraw)研究了日本在东南亚5国轻工业制品制造业的111家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的情况，他发现这个比率高达79%。”“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公司内贸易这种非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形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注：朱刚体：《交易费用、时常效率与公司内贸易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七）技术外溢和技术创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技术固定不变和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假定的修正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技术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可以自由获取的。但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技术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获取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是需要花费高昂的费用的。
技术外溢理论认为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入错误的方向，使贸易各方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到影响。技术创新的大幅度进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科研投资的鼓励。（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为了消除技术外溢对国民经济的误导和刺激技术创新，都需要国家干预贸易活动。
（八）国际竞争优势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
波特在调查研究了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后指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学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禀赋；对产品的规模、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等。
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贸易是他们事实上实行的贸易政策，是其实行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为了抵御英国工业品的竞争，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美国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关税率为7.5～30%，1824年平均关税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外贸总额中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钢铁工业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和美国政府征收保护主义关税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过进口保护为钢铁工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车工业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水平，与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对其汽车市场的进口保护有着相当的关系……后来美国对大量的进口，也加强了对其汽车工业的保护。比如1978年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应急贷款曾使该公司免于破产；在政府支持下，该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车生产企业以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1995年美日汽车摩擦升级，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向美国汽车生产商开放市场。……在电子工业方面，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视工业为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曾把电视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消费品作为发展出口的一个主要目标，进行保护，使之免于进口竞争；政府还允许七大电子企业在国内形成卡特尔式的联合。此外，日本国内复杂的分销系统也常常把国外电子产品排斥在外。”（注：罗丙志：《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与产业成长》，《国际贸易》1996年第3期。）
“事实上，没有保护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早期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英国和香港。”（注：［美］约翰·威廉逊：《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目前，发达国家处于经济“滞胀”的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国际债务的不断增加，又举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几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史就是一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
1.绿色壁垒。20世纪90年代中以来,在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平衡观得到进一步弘扬的背景下,西方学者进而提出了所谓“绿色保护主义”的新概念。即以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为名,主张对那些凡是可能对环境与健康带来危害的商品和服务加以限制和制裁,从而以一种更为隐蔽的方式为其贸易保护行为寻求名义上的合理性。
2.技术壁垒。科学技术与管理水平的提高,使各国产品的技术规范、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日益科学与成熟。但发达的工业化国家依其经济和技术优势而制定的技术规范、标准和合格评定程序以及由此而衍生的认证标准、评审程序和认证、认可制度等名目繁多、复杂多变,具有强烈的主观性、目的性和苛刻性,对有关国家的产品和服务构成了技术障碍,使其难有作为。
3.其他壁垒。社会责任管理体系(简称SA8000)是一种以保护劳动环境和条件、劳工权利等为主要内容的管理标准体系。目前,全球大的采购集团非常青睐有SA8000认证企业的产品,这迫使很多企业去申请与维护这一认证体系,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比较优势。
贸易管理适用于发达国家对其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保护,通过政府对贸易活动的干预,达到改变市场结构或环境,提高本国企业的竞争能力。其政策主张大多涉及自愿限制出口、补贴、国家贸易垄断等。特别是反倾销措施,具有很强的壁垒效应。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
由于新贸易保护主义具有隐蔽性、不易察觉性等特点，因此它的影响也从多方面表现出来，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1.频繁遭受反倾销调查。在关税壁垒不断削弱的今天，利用反倾销这种被世界贸易组织认定和许可的合法手段来保护本国产业和市场的做法，已成为大多数国家进行新一轮贸易保护的有效工具。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对华反倾销愈演愈烈，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信息显示，截至2006中国已连续13年成为世界上遭受反倾销调和实施反倾销措施数量最大的国家。转
2.频繁遭受反补贴调查。在中国出口量快速增长的情况下，各国在大肆进行对华反倾销调查的同时，开始使用另一种手段反补贴。2004年4月，加拿大率先对原产于中国的户外烧烤架采取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在世界范围内首开对中国产品提起反补贴的先河;之后，加拿大又分别于同年4月28日和10月4日对原产自中国的钢制紧固件和复合木地板进行了反倾销和反补贴合并调查，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开始效仿加拿大的做法。2005年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在向国会提交的反补贴年度报告中，明确表示在收集我国补贴资料和政策。
3.形形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发达国家的技术壁垒对我国的影响日趋严重，2003年6月10日《国际商报》的商业部，调查结果显示，2002年我国有71%的出口企遭遇技术贸易壁垒不同程度的限制，39%的出口产品遭遇技术贸易壁垒不同程度的影响，造成170多亿美元的损失，相当于总出口额的5.2%。损失达90亿美元。由于技术性贸易壁垒，中国每年受影响的贸易额超过500亿美元。相当数量的我国传统优势产品由于技术贸易壁垒影响而退出国外市场，技术贸易正逐步取代反倾销措施成为中国出口企业面临的第一大非关税壁垒。
三、我国的应对措施
面对当代贸易保护主义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纷纷采取应对措施,我国作为世界第三大贸易大国,所受到的伤害更大,面对这种情况我国的学者研究我国应该采取怎样的对策来应对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
有消息称，上述方案之所以能顺利通过，主要源自美国国会中日益高涨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理由很简单：刺激计划应该是刺激美国国内而非海外的生产和就业。美国劳工部1月29日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24日的一周，美国首次申请失业补偿的人数经季节调整后上升3000人，使总人数达到58.8万人。至1月17日结束的一周，持续领取失业补偿的人数创下477.6万人的历史新高。因而美国议员们越来越关注失业问题。
其实，任何明智的抉择者都知道，这种贸易保护的做法十分短视，表面看似乎可缓解失业率迅速攀升的困境，但就长远而言，对美国就业形势的改善，乃至对美国整体经济的持续增长，都无异于饮鸩止渴，后患无穷。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理论支持
为了使贸易保护措施“合理”、“合法”和更具隐蔽性，西方贸易保护论者积极寻求和提供理论依据。因此，与此相关的贸易保护理论，便成为新时代具有代表性的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
(一)新福利经济学
新贸易保护主义为什么日益具有表面的合理性?增进国民福利是其最大理由。以庇古为代表的旧福利经济学家认为，单靠自由竞争不能达到最大的国民收入量，需要国家干预。国家对边际私人纯产值大于边际社会纯产值的部门征税，使经济福利增加，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1939年卡尔多提出了福利标准或补偿性原则的问题。此后，希克斯、西托夫斯基等人对福利标准和补偿性原则问题继续进行探讨。新福利经济学继承了庇古方法论基础和“最大社会福利”原则，但指出帕累托最优的条件未必存在于现实中，因为增加一部分人的福利的同时可能意味着另一部分人的利益受损。为此。新福利经济学提出补偿性原则，即增加社会福利允许损害一部分人的利益，只要增加的福利在补偿损失之后还有剩余。政府在其中应采取适当政策使受损者得到补偿，如对受益者征收特别税、对受损者给与补偿金，使受损者保持原有地位。补偿原理在美国贸易政策上的实际运用便是在立法授权总统或贸易代表降低关税的同时，又设立了某些“保护”条款或免责条款。
(二)地区主义新贸易保护理论
这种理论以蒂姆·朗和科林·海兹为代表。蒂姆·朗和科林·海兹认为自由政策存在着自身固有的缺陷，在当今世界环境下，自由贸易政策所带来的问题比其期望解决的问题更多。例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欲提高经济效率，增加就业，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促进世界经济的增长，但带来的却是过度竞争，导致全球失业人数的增加，居民平均生活水准的下降和世界经济增长的缓慢。又如，自由贸易政策本想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增加世界经济蛋糕的规模，并认为这一结果一旦产生，世界便可能有更多的东西分享，其中的一部分会流向贫穷的国家，缩小世界不平等现象，但带来的却是一些发展中国家为短期利益掠夺性开采资源，廉价出口，国家通过削减社会开支来鼓励出口，造成相对贫困的扩大。再如，近20年来，世界环境的急剧恶化与自由贸易政策导致的全球贸易迅速扩大，以及自由市场自身没有能力把环境损失计入贸易成本有着重要的关系。由于自由贸易政策存在着缺陷，因此要实现经济、公平和环境的持续协调发展，就必须放弃自由贸易政策，由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所取代。
他们认为，实行地区性贸易保护主义后，既可以利用本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增加福利，又可以改变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不利地位，同时也可以保护环境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新贸易保护主义还主张为使地区经济发展，实现贸易平衡和保护世界环境，一国需要根据预期的出口量控制进口量并且要使两者严格平衡，并制定高标准的进出口限制规则。
(三)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
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学说源于两位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的要素价格均等化说。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是因各国生产要素禀赋不同导致的生产要素价格差异所引起的，但是国际贸易反过来也会影响生产要素的价格。他们认为，国际贸易最重要的结果是各国都能更有效地利用各种生产要素，生产要素在供求关系的影响下，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使各国的要素价格趋于均等。以劳动力这一要素为例，假设有甲、乙两个国家，甲国劳动力资源丰富，资本稀缺，即在甲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会较低，资本的价格会较高；乙国劳动力稀缺，资本丰富，即在乙国劳动者的工资会相对较高，资本价格会相对较低。如果两国之间没有贸易往来，处于完全隔绝状态，则各种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将是最低的。若存在自由贸易，甲国将会集中优势力量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并用以交换乙国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这种交换的结果会导致甲国劳动力的需求相对增加，劳动力价格上升；反之，资本密集型产品需求相对下降，资本的价格会相对下降。如此反复下去，在国际贸易的影响下，各国生产要素价格会自动趋于均等。
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学说的提出最初并未在贸易保护方面得到运用，然而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一些发展中国家出口事业的迅速发展，西方各国国内主张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保护的呼声日益高涨，该理论就成为西方工业国进行贸易保护的理论工具。法国著名经济学家莫里斯就是国际劳动力价格均等化新贸易保护论的倡导者，他认为，由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工资水平远远超过发展中国家，如果西方国家不对发展中国家实行贸易限制，将会造成发达国家工人的工资水平向低收入国家的工资水平看齐，从而导致发达国家生活水平的下降，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对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性产品实行贸易限制。欧美等发达国家也持有这种观点，据美国经济政策协会机构估算，仅北美自由贸易区协议的签订就使美国失去50万人的就业机会。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达国家受到低增长和高失业率的困扰，增加了大工业的保护，抵制发展中国家的进口，1993年发展中国家将近1/3的出口产品受到发达国家的配额制和其他非关税壁垒限制。
(四)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
由于近20年来全球工业化加速，致使生态平衡遭到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日趋恶化。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以及全球经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关注和重视导致诸多国际公约的产生。各国政府也相继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政策措施，希望政府通过对自由贸易政策的干预，实现保护自然环境、改善生态环境的目的。在此背景下产生了环境优先新贸易保护论，它主要表现为借保护环境为名来限制商品的进口。其主要论点是：由于生态系统面临巨大威胁，在国际贸易中应该优先考虑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为了保护环境，任何国家都可以采取保护措施，限制对环境产生威胁的产品的进口。同时，企业要将保护环境所耗费的成本计入产品价格之内，这就是环境成本内在化。事实上，进口国还主要采用以技术壁垒和环境壁垒为核心的非关税壁垒措施，以保护环境、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健康安全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评析
(一)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基于人文化的贸易导向
新贸易保护主义主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人类通过生产实践活动改变着自然，通过劳动过程来完成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然而，在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人类在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料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环境。因此，为了使人类和自然和谐发展，人类必须学会预见人类行为对自然界的影响。新贸易保护主义的环境优先论就是倡导人们保护环境，当贸易的发展威胁到环境的时候，要优先考虑环境。绿色技术壁垒就是新贸易保护主义用来贯彻其理论导向的重要手段。一些国家以保护环境为借口，凭借其经济和技术上的优势制定了一系列苛刻的环保措施和高于发展中国家技术水平的环境质量标准，以此来作为市场准入条件，限制竞争对手的产品进口。例如，2005年欧盟以保护环境为借口，颁布了《欧盟电子垃圾处理法案》，将保护环境的成本计入电子产品的价格之内，从而提高了电子产品向欧盟出口的价格。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初步调查显示，由于该法案的实施，中国对欧盟出口约120亿美元的机电产品被拒之门外。
新贸易保护主义倡导人与社会和谐发展。近年来欧盟等发达国家推出SA8000即“社会责任标准”，是全球第一个有关道德规范国际标准。其宗旨是确保生产商以及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皆符合社会责任的要求。SA8000标准在童工、强制雇佣、健康安全、联合的自由和集体谈判权利、报酬、管理体系等领域内提出了最低要求。如在报酬方面，要求工资必须达到法定和行业规定的最低限额，并在满足基本要求外有任意收入；在工时方面，要求企业保证工作人员的正常休假时间等。SA8000劳工标准，将贸易和社会责任标准挂钩，一方面可能会起到促进人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积极作用，另一方面可能会对自由贸易产生极大的限制
。
在传统贸易保护理论中，不论是16-17世纪的倡导货币、贸易差额论的重商主义。还是20世纪的凯恩斯的对外贸易乘数理论，传统贸易保护理论、政策的导向均是为了维护保护本国的贸易顺差地位，确保本国贸易经济的良好发展。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由贸易政策开始延伸到对方国家的社会政策，甚至政治政策。新贸易保护主义的贸易人文化倾向让贸易平台承载着贸易中的环境、经济、福利、代内与代际公平等诸多因素，追求非贸易利益使得知识产权、环境、劳工标准等问题成为焦点，并有着不断扩大的趋势。事实上，将贸易和社会、政治等非贸易利益挂钩并不能很好地解决非贸易利益问题，但可能使新时期的贸易保护看起来似乎更合乎常理，从而混淆了问题的本质。
(二)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衡量公平开展国际贸易的尺度
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保护环境、保护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就业、保证地区经济发展等观点，都一致认为无障碍的自由贸易已经不再是一种公平的贸易。当今国际贸易要公平开展必须有一套衡量的尺度，如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理论认为，目前在劳动力市场上就存在极大的不公平性，发展中国家低劳动力成本和发达国家高劳动力成本之间的竞争导致发达国家劳动密集型产品存在大量的逆差，因此要采取贸易保护干预，制止这种不公平的开展。
那么，新贸易保护主义所推崇的公平贸易尺度是否真正合理?事实上，新贸易保护主义多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上，从本国的劳动生产率、技术水平、劳动者的生活状况出发，来确定世界范围内开展公平国际贸易的劳工标准、环境标准、产品质量标准，这种公平贸易尺度的本身就有失公平。目前，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委员会(IZC)下辖的大部分技术委员会(TC)与分委员会(SC)的秘书一职均为西欧各国所担任。被认为协调世界贸易秩序的第一大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其决策也大多受发达国家成员的左右。
可见，发达国家的公平贸易尺度最终还是以维护自身利益为标准的。目前，这种尺度只对发达国家有利，而损害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影响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进程。
(三)新贸易保护主义理论的实质
重商主义是保护贸易理论的早期学说，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在他的代表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一书中写道：“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的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注：汪尧田：《国际贸易》，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217页。），它积极主动地追求外贸顺差。
资产阶级保护贸易理论的第一个系统阐述者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他提出的“保护幼稚产业论”仅仅提倡保护本国的弱小产业，一旦这种弱小产业在政策保护下得到发展，成长到具有国际竞争能力时，就主张国家立即放弃保护政策，以利于国内资源的有效配制和产业竞争力的增强。
发展中国家借鉴李斯特的保护幼稚产业论和罗斯托的经济起飞理论，提出了进口替代和出口导向相结合的贸易发展战略，涌现出巴西、墨西哥、亚洲“四小龙”、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可以说，拉美和东南亚国家的崛起，是与积极利用外援、及时接纳上游国家转移过来的资金、技术和产业分不开的。“国际贸易在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事实上，奉行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多是发达国家，如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但它们的外贸量却是世界上最大的。如美国在1994年的进出口贸易额就高达12019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注：储玉坤：《1994年世界贸易发展迅猛的原因及其前景》，《国际经贸探索》1995年第4期。）。
总之，形形的保护贸易理论无一是主张闭关锁国的，这些理论都提倡积极主动的对外贸易。
二、保护贸易理论修正了自由贸易理论的不现实假定，发展了自由贸易理论
传统的保护贸易理论主要有以李嘉图为代表的比较利益论和以赫克歇尔与俄林为代表的要素禀赋理论。这两种理论在解释贸易的起因方面非常有说服力。但它们不能解释现实中发生在发达国家间的产业间贸易和发生在跨国公司内部的公司内贸易，不能动态地解释国际贸易中的比较利益的变化，忽略了贸易利益在贸易双方的分配是否合理，等等。
保护贸易理论是以自由贸易理论批评者的身份出现的，是对自由贸易理论的补充和发展。这种发展主要表现为对传统贸易理论假定前提的修正。
一般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明确或隐含的假定（注：迈克尔·P·托达罗：《经济发展与第三世界》，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41页。）（注：王小军：《新贸易理论书评——新贸易理论与传统贸易理论之比较》，《国际贸易问题》1996年第4期。）：
1.各国生产要素在本质上保持不变，在国内可以自由流动，但在国际间则根本不能流动。
2.技术水平固定不变，可自由获取，国际市场上消费者占主导地位。
3.规模收益不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都是完全竞争的，没有不确定性。
4.政府在外贸中不起作用，因此国际贸易在相互竞争的小生产者之间展开。
5.各国贸易总是平衡的。
6.各国的需求偏好相似且保持不变，各国经济发展水平相似。
由于上述假定前提的不现实性，因此出现了对上述假定进行修正后产生的各种保护贸易学说。
（一）保护幼稚产业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中贸易各国都处于相似经济发展水平的假定
保护贸易论的提出者李斯特批评古典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到各个国家的性质以及他们各自的特有利益和情况”。“两个同样具有高度文化的国家，要在彼此自由竞争下共同有利，只有当两者在工业发展上处于大体上相等的地位时才能实现”，“在自由竞争下，一个一无保护的国家要想成为一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没有可能。”“保护制度是使落后国家在文化上取得与那个优势国家同等地位的唯一方法。”（注：［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李斯特提出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认为，各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应该采取不同的外贸政策，在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实施保护贸易可以迅速发展起本国的民族工业，但在民族工业具有一定的国际竞争力时，必须果断地放弃保护。这实际上是对李嘉图比较利益学说的发展和补充。
（二）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说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贸易各国都可从贸易中对等获益的修正
伊曼纽尔和普雷毕什关于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论点得到了普遍的证实：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已越来越趋向恶化，自1980年起，初级产品贸易的平均价格下降一半，给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出口收入造成了巨大损失，每年高达500亿美元。1993年初级产品价格更是普遍下降，非燃料初级产品平均价格以美元计比1992年下降了3.5%左右，其中一些产品的价格已经下降到30年来的最低水平。”在世界商品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减少、服务贸易额和比重不断增加的今天，在运输、保险、银行、通讯和旅游等服务贸易领域，发展中国家更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注：曾时：《试论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主要特点与理论基础》，《世界经济研究》1994年第6期。）。
“萨普斯福特根据从1962～1982年每年数据在二项回归分析中估计，非燃料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为-0.25”，“长期价格弹性可能比短期价格弹性低许多”。发展中国家更加外向型的全球政策转变可能抑制农产品价格，因而恶化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其直接的收入效应可能很小，而通过国际收支约束加紧产生的间接效应可能会相当大，因而会全部抵消贸易自由化的预期益处。”（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
（三）凯恩斯主义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各国总处于贸易平衡状态的修正
凯恩斯主义认为，净出口属于总需求的一部分，可以刺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进口则会收缩国民经济。因此，凯恩斯主义提倡国家干预国际贸易，大力推动出口，抑制进口，保持外贸顺差。因此，凯恩斯主义又被叫作“新重商主义”。
正如希克斯所说，“造成英格兰如此多的人在自由贸易方面丧失信心的主要问题是，旧的自由主义在巨大的失业面前无能为力，以及在积极的反失业计划中使用进口限制作为要素的可能性。人们当然不得不把这条思路同凯恩斯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就是这一点（几乎仅仅这一点）导致凯恩斯放弃自由贸易的信念。”（注：［英］迈克尔·布利尼：《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条件：关注的一个方面》，《经济资料译丛》1995年第3期。）可见，当国家发生经济危机时，失业和经济衰退就必然导致政府的保护主义倾向。
（四）最优干预政策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市场完美无缺假定的修正
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有大量的市场缺陷，其中主要是要素市场、扭曲的部门间工资差别、粘性工资与市场工资超过影子工资、分部门的最低工资和买方垄断，等等。所有这些市场缺陷意味着需要保护。另一方面，由于发展中国家存在非经济偏好（即发展新兴工业），因此，由戈登、约翰逊、伯格沃蒂、斯瑞尼瓦萨等人提出了最优干预政策理论，认为当市场扭曲是由国外而非由国内因素所引起，当经济目标属于对外部门时，采取最优干预的保护贸易形式被认为是最优政策（注：［美］杰格迪什·伯格沃蒂：《自由贸易的新旧挑战》，《经济译文》1994年第5期。）。
（五）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定的修正
不完全竞争和规模经济贸易理论认为，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上的古典贸易理论有一个重要的假定，即自由竞争、市场机制决定价格和规模收益不变。事实上现代许多工业具有规模收益递增的特点，即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产品的单位成本呈现递减趋势。规模经济的存在要求每个国家的几家大垄断公司各自生产少数几种产品，而且每种产品应存在差异，以便在生产规模上取得收益递增的好处（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德国的诺贝尔特·冯克指出：“传统的外贸理论是建立在完全竞争这一假设之上的。而这种理论没有考虑到目前世界经济体制的一些根本特点。例如跨国公司和市场垄断的存在，国内外市场的区别及信息的不畅通。而恰恰在一些领域里存在大量非关税壁垒，不完全竞争是其中的主要标志。例如在汽车工业、钢铁工业和半导体工业就是如此。”（注：［德］诺贝尔特·冯克：《新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形式：贸易性投资措施》，《国际商务》1995年第1期。）
斯宾塞和布兰德等人认为，某些工业，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处于不完全竞争情况，市场经济失灵，需要政府干预。在这些行业中，少数大公司垄断市场，形成寡头垄断，参与有效竞争，他们可以影响市场价格，他们拥有的市场力量可以获取超额利润转向本国公司，从而有利于本国经济的发展，并可取得外部经济利益。政府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加以支持，比如政府可以对本国大公司给予补贴，从而使外国竞争对手推迟或停止投资与生产，使本国公司占领市场获得超额利润，其利润大大超过政府补贴。不完全竞争前提下的国际贸易理论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的自由竞争贸易理论，明确提出国家干预贸易的必要性，修正了古典与新古典贸易理论反对国家干预贸易的主张。而且，事实上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不同程度地实行了这种战略。他们对某些战略工业和贸易，特别是高科技工业，国家曾不同程度直接或间接地加以支持。例如对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和美国波音公司的喷气式飞机等制造业的支持，对日本重化工业和半导体工业的支持等。国家对这些工业的支持和保护可以称为“保护高科技产业论”，是“保护幼稚产业论”的现代翻版（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六）企业内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市场运行具有完全效率假定的修正
自从科斯提出交易成本和企业理论以来，人们认识到市场运行经常受到各种各样的阻碍。这样，企业就有一种通过自身组织的巧妙安排来替代成本相对较高的市场来组织资源的内在倾向。表现在国际贸易方面，就是某些大型的跨国公司经常通过公司内贸易来降低关税的支付的现象。“虽然有关公司内贸易的详细、准确的统计很难获得，但是一般都认为公司内贸易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经济活动中的普遍现象。……根据有关的研究报告估计，目前大约60～70%的世界贸易与跨国公司有关。2/5的国际贸易在公司内部进行。邓宁发现在英国的子公司85%的进口和80%的出口属于公司内贸易，而在彩色电视机制造业公司内贸易的比率高达40%。利柯鲁(Lecraw)研究了日本在东南亚5国轻工业制品制造业的111家跨国公司的公司内贸易的情况，他发现这个比率高达79%。”“正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对公司内贸易这种非传统的国际贸易交易形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研究。”（注：朱刚体：《交易费用、时常效率与公司内贸易理论》，《经济学动态》1997年第3期。）
（七）技术外溢和技术创新贸易理论是对传统自由贸易理论技术固定不变和把技术作为外生变量假定的修正
传统自由贸易理论假定技术是固定不变的，而且是可以自由获取的。但实际上，人类的生产技术是在生产活动中产生和发展的，并且获取技术，特别是关键技术是需要花费高昂的费用的。
技术外溢理论认为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国民经济的发展引入错误的方向，使贸易各方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到影响。技术创新的大幅度进展需要两个必要条件，即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对科研投资的鼓励。（注：海闻：《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经济研究》1995年第7期。）
为了消除技术外溢对国民经济的误导和刺激技术创新，都需要国家干预贸易活动。
（八）国际竞争优势论修正了传统自由贸易理论的比较优势论
波特在调查研究了10个国家100家大工业的情况后指出，当前的贸易理论只能解释为什么在国际竞争中一些国家的某些工业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而另一些却失败了这一问题的部分原因。比如为什么日本在汽车工业、瑞士在精密仪器工业，以及美国在化学工业方面比别国生产率更高，更富于竞争力，用比较优势理论不能完全解释。（注：王继祖：《近年西方新贸易理论浅探》，《南开经济研究》1996年第5期。）
波特认为，比较优势并不一定是现实的国际竞争优势。为了取得国际竞争优势，政府可以通过补贴对工业竞争力加以影响；对教育的支持可以影响高级要素禀赋；对产品的规模、标准条例等的规定将影响产品的需求和供给；通过财政金融政策可影响工业及相关工业的供求与竞争状况等等。
三、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实践表明，保护贸易是他们事实上实行的贸易政策，是其实行工业化和保护本国经济的重要手段
19世纪初，美国开始工业革命，为了抵御英国工业品的竞争，扶植国内工业的发展，美国不断提高关税。1816年关税率为7.5～30%，1824年平均关税率提高到40%，1825年又提高到45%。18世纪80年代，美国工业跃居世界首位，1900年美国在世界外贸总额中仅次于英国，居世界第2位（注：李湘等：《国际贸易教程》，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63页。）。
“历史上，德国和美国的钢铁工业地位的上升(1880～1913)在相当程度上是由于德国和美国政府征收保护主义关税所致……日本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也通过进口保护为钢铁工业的发展助了一臂之力……日本的汽车工业之所以发展到如今的水平，与50年代和60年代日本政府对其汽车市场的进口保护有着相当的关系……后来美国对大量的进口，也加强了对其汽车工业的保护。比如1978年对克莱斯勒公司的应急贷款曾使该公司免于破产；在政府支持下，该公司的生产效率也得到了提高。1981年，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和汽车生产企业以自愿出口限制与美国合作；1995年美日汽车摩擦升级，美国政府迫使日本政府进一步向美国汽车生产商开放市场。……在电子工业方面，日本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也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以电视工业为例，日本的通商产业省曾把电视机以及与其相关的电子消费品作为发展出口的一个主要目标，进行保护，使之免于进口竞争；政府还允许七大电子企业在国内形成卡特尔式的联合。此外，日本国内复杂的分销系统也常常把国外电子产品排斥在外。”（注：罗丙志：《国际贸易中的政府行为与产业成长》，《国际贸易》1996年第3期。）
“事实上，没有保护为国内市场生产的早期制造业而实现了工业化的国家和地区只有英国和香港。”（注：［美］约翰·威廉逊：《开放经济与世界经济》，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81页。）
目前，发达国家处于经济“滞胀”的状态，美国等发达国家随着国际债务的不断增加，又举起了新贸易保护主义的大旗。
由上述可以看出，几乎整个资本主义的国际贸易发展史就是一部贸易保护主义的历史。
贸易保障措施指的是一成员国某项进口产品的数量与国内生产相比绝对或相对增加，且对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国内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时，进口成员国依法采取的提高关税、进口数量限制等措施，以消除或者减轻这种损害或者损害的威胁。贸易保障措施是与反倾销措施、反补贴措施并列的，WTO所允许的三种贸易救济方式之一。贸易保障措施的实施一般有三个条件：一是进口激增。进口激增，指的是进口数量的急剧增长，而不是进口价值或金额的增长。进口增长既可以是进口产品数量的绝对增长，也可以是相对于进口国国内生产而言进口数量的相对增加。二是国内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受到严重损害或者严重损害威胁。三是进口激增是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的实质性原因。
衰退产业指的是指由于技术发展、工资上升、国际贸易的开展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的本国原先的优势产业逐步失去国际竞争优势并面临衰退或正在衰退的产业。由于衰退产业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而在自由贸易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进口的激增并对国内生产同类或直接竞争产品的产业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因而衰退产业比较容易满足保障措施的实施条件。这些衰退产业的既得利益集团乐意去游说政府采取保障措施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本国政府执政党为了选举或再选举的需要也乐意接受这些游说并对这些衰退产业实施保障措施进行贸易保护。 首先我们暂时忽略外国对本国实施保障措施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对衰退产业进行保护涉及两个利益集团的利益。
一个是衰退产业利益集团，另一个是进口产品利益集团，如进口商和销售商。假设对这一衰退产业采取保障措施前，衰退产业利益集团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都存在着固定的政治捐献量S1和S2。而且利益集团只有在自己的要求没有被满足或者政府改变现状的政策损害了自己利益时才放弃固定政治捐献S1或S2，转而用S1或S2支持另一个政党。如果衰退产业利益集团选择游说政府采取保障措施的话，需要付出的政治捐献为C1，进行游说的成本为D1。而如果进口利益集团打算阻止保障措施的实施而进行游说的话，需要提供的政治捐献量为C2，游说的成本为D2。政府决定实施保障措施的话，衰退产业既得利益集团能得到的利益为п1，进口产品利益集团由于实施保障措施而导致的福利损失为п2。
虽然保障措施对单个消费者造成福利损失很小，但给衰退产业或进口产品利益集团带来的利益却是很大的。所以C1和C2都比较大，同时由于保障措施的实施会导致同类产品或直接竞争产品进口数量的限制，因而衰退产业利益集团п1较大，因而衰退产业利益集团愿意提供的C1也较大，而进口利益集团由于只是赚取商品销售中的价格差额，因而п2要比п1小，因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愿意为阻止保障措施的实施而提供的政治捐献量C2要比C1小，所以我们认为，C1>C2且都大于S1和S2。 如果衰退产业利益集团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都选择不进行游说的话，如果政府不采取保障措施从而维持原状的话，政府可以从两个利益集团那里得到固定政治捐献量为S1+S2。而政府决定采取保障措施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进口产品利益集团的不满，从而失去进口产品利益集团的固定政治捐献S2。那么根据政府政治支持最大化的假定，政府很明显不会对符合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这一衰退产业实施保障措施。此时与实施保障措施相比，衰退产业遭受的潜在损失为п1，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与实施保障措施相比，获得的利益为п2。
如果衰退产业利益集团选择游说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不选择游说的话，如果政府决定采取保障措施，能获得的政治捐献量为S1+C1。而如果政府决定不采取保障措施，则政府能得到的政治捐献量为S2。因而根据政府政治支持最大化的假定，政府会决定采取保障措施。此时，衰退产业利益集团从保障措施中的获利为п1-D1-C1。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由于保障措施而遭受的损失为п2。 如果衰退产业利益集团不选择进行游说，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选择进行游说的话。如果政府决定采取保障措施的话，那么政府能得到的政治 捐献量为S1。如果政府决定不采取保障措施从而维持原状的话，那么能得到的政治捐献量为S1+S2+C2。根据政府政治支持最大化的假定，政府显然没有实施保障措施的动力。此时与实施保障措施相比，衰退产业遭受的潜在损失为п1，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与实施保障措施相比，获得的利益为п2-D2-C2。
如果衰退产业利益集团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都选择进行游说的话，那么政府如果决定采取保障措施的话，能得到的政治捐献为S1+C1而政府决定不采取保障措施，能得到的政治捐献量为S2+C2。由于C1>C2，且S1和S2相对于C1和C2而言都较小，所以一般存在S1+C1>S2+C2。所以政府根据政治支持最大化的假定，会决定采取保障措施。此时衰退产业利益集团由于保障措施的实施而获利为п1-D1-C1。进口产品利益集团由于保障措施的实施而遭受的损失为п2+D2。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下面的博弈矩阵。
根据表1我们可以看出，如果忽略外国对本国实施保障措施时的压力，在决定是否会对满 足保障措施实施条件的涉及最终消费品的产业进行保障措施保护时，那么对于进口产品利益集团而言，选择不提供政治捐献进行游说是其占优策略，而选择提供政治捐献进行游说是衰退产业利益集团的占优策略。博弈的结果是，衰退产业选择提供政治捐献为政府采取保障措施进行游说，而进口产品利益集团选择不提供政治捐献为阻止政府采取保障措施进行游说。政府最终根据政治支持最大化的目标会对符合保障措施的涉及最终消费品的这一衰退产业采取保障措施进行保护。如2005年欧盟和美国均对我国一些服装产品实施的特殊保障措施。
一、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冲突
为了经济发展要追求最大限度的贸易自由，为了可持续发展的环保目标要限制或禁止某些国际贸易，两者之间存在冲突。亚历山大O基斯说：”在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对立的趋势：一方面是为了环境保护控制某些国际贸易的愿望，另一方面是为了自由贸易取消所有贸易障碍的愿望。”所以，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冲突表现为下面两种具体的形式：
(一)国际贸易对环境保护的限制影响
当代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寻求贸易自由，减少各种各样的贸易障碍，以提高人类的生活水平和根据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最佳地利用世界资源。贸易自由化可以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贸易自由化要力求扫清各种贸易障碍。但贸易自由化的放任自流则会造成生态资源的过度开发，使生态环境遭受严重的破坏。其主要表现是：
首先，发达国家利用大国优胜和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推行环境殖民主义，发展中国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这是建立在对其国内资源的高强度开发甚至掠夺性开发的基础上，是用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作高昂代价换来的，而发达国家却以低于实际资源价格的(即没有考虑环境资源价值)的市场价格购买初级产品。
其次，新一轮环境侵略将使环境安全面临新的威胁，长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污染和危害环境的工业，设备，产品和有害废物，进行环境侵略(也称生态侵略，生态殖民)。随着国际贸易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发展中国家遭受环境侵略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二)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的制约
正是由于贸易自由带来了新的环境问题，所以整个国际社会都试图在贸易中考虑环境保护，来协调好贸易自由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具体来讲，是在贸易规则中考虑相关环境因素，在环境规则中对与环境有关的贸易进行规定、限制，甚至禁止一定的国际贸易。这样，环保措施在实现其环境保护目的的同时，对国际贸易必然构成一定的障碍，其主要障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构成的法律障碍
首先是国际法中与环境有关的贸易规则。这类条约以促进贸易自由化为目的，在规定贸易规则的同时考虑了相关环境因素。最为典型的是GATT第20条。其次是国际法中与贸易有关的环境规则。这类规则以保护环境为目的，规定了影响环境的有关贸易规则。
2．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设置的经济障碍
第一，课征环境进口附加税。进口国以保护环境为理由，对某项产品的出口，除征收一般进口关税外，还另外加征税款。第二，绿色壁垒。它是进口国以保护国内的环境，人民和动植物的健康和安全为目的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这些根据WTO，GATT的相关规定的条款制定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成了限制和约束国际贸易的隐蔽壁垒。第三，环境贸易制裁。即一国针对另一国违反国际条约而采取的强制性贸易制裁措施。
3．各国环境保护对国际贸易形成的行政障碍
各国为保护本国环境会制定一系列环境管制措施，环境管制是指为环保目的而采取的贸易限制措施。各个国家实施环境管制的主要措施包括：第一，以保护环境为名，征收环境进口附加税。第二，采用强制性措施，限制或禁止进口，其依据是进口产品的生产制造方法不符合本国的环境要求。第三，推行国际标准，即对未达到国际组织制定的环境标准的产品禁止或限制进出口。第四，政府环境补贴。即政府以政治原因或经济原因(如因经济困难商无力支付污染防治费用)而对厂商进行环境补贴。因此，国际组织和各个国家制定的环境法规和贸易规则构成了环境管制的法律基础和依据。随着环境贸易政策的增多，环境管制措施日趋多样化，由此引发的贸易问题也日益增多，从而对国际贸易的发展提出了挑战。
二、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实质
(一)利益的冲突
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化的目的不能同时达到是一种表面上的冲突，更深层的冲突是南北国家之问的冲突；是南北之间在经济发展水平、环保水平上的差异所造成的冲突；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利益、环境利益上的冲突。发展中国家尚处于工业化的过程中，希望扩大对外贸易特别是出口贸易以推动本国经济的发展。尽管过量开发自然资源可能破坏环境，但这些国家迫于贫困很难为了保护自然环境而放弃出口收入。另外，它们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还很淡薄，环境法规极不健全，环境标准相对低下，且无力支付改善环境状况的高昂费用。发达国家已完成工业化过程，环境污染的一度加剧，公众环境意识的提高，迫使这些国家逐步完善其环境法规，在产品的生产、加工、运输、销售的各个环节都有相关的环境标准和环境措施。所以，环境与贸易之问的冲突其实是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环境意识基础上的不同利益的冲突。
(二)规则的冲突
国际上环境与贸易争端日益成为焦点，案例之多，种类之多，是空前的。这里还有一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打规则仗，各种各样的规则为争论的各方所援引。而规则的模糊性、规则的不协调正是造成冲突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各自的环境标准截然不同(其中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相对严格)，难以协调，从而导致发达围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环境保护与追求贸易自由上矛盾更趋尖锐复杂。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保护环境是目前国际社会的人趋势，将环保措施纳入到周际贸易的目标和规则中，发达国家的这一行为似乎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但发达国家同时又运用各种规则中的例外规定来为自己辩解，规则的原则性、模糊性为其援用提供了一定的便利。这就需要国际社会从全局考虑问题，综合考虑问题的各个方面，以求规则的协调统，减少因规则不协调引起的纠纷，加强规则的可操作性和明确性。
三、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协调
㈠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法律协调途径：
1．不断完善国际法
首先，赋予发达国家更多的国际义务。根据圈际环境法上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赋予发达国家在环境保护上更多的义务和责任。各国负有保护全球环境的共同责任，但存各国之间，丰要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这个责任的分担不是平均的。一方面，发达国家要对一些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物质的生产、排放进行控制，率先采取相关措施，列出时间表，而适当给予发展中国家一定的宽限期。另一方面，发达国家应当在技术、资金上给予发展中国家额外的资助。所幸的是，这些已经在一些国际性的条约、协定中有所体现，也引起了同际社会的共同关注。
其次，标准的协调。我们应当寻求产品标准的协调。产品标准的高低表明一国在制度选择上是环保优先还是贸易优先。环保优先会阻碍贸易，贸易优先会降低某些国家的环保水平，所以，在全球范围内，产品标准的协调也显得尤为重要。
2．国内法与国际法协调发展，在协调环境与贸易关系上，除了国际法的完善，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内法也应作相应调整，把国际法、多边协议的内容以国内法的形式规定下来，履行国际义务。保护环境不能以经济”零增长”为代价，应当在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实现发展与环保的双重目标，所以要完善环境贸易法规，在环境立法中积极考虑外贸行为，在外贸立法中考虑环境管理；推广”清洁生产”工艺和技术，开发绿色产品，发展环保产业；推广实施ISO14000国际标准；制定和完善外商投资法规：等等。通过这‘系列措施协调好环境保护和国际贸易的关系，达到环保水平和贸易自由的共同提高。
3．完善解决争端机制，环境与贸易的冲突源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冲突，且这种冲突短时期内不会消失。环境保护与贸易自由表面目的的不一致和根本目的的一致性，环境与贸易之间不可分割的联系决定了这两者必然会发生交叉和冲突，并最终协调融为一体，但这个协调过程也是漫长的。所以，现阶段，一旦发生冲突，还是要有相对完备的救济机制，妥善解决环境．贸易纠纷与争端，促使两者走上良性循环，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保护好地球环境，实现全球的共同繁荣和可持续发展。
(二)国际贸易与环境保护冲突的经济协调途径：
首先，广大发展中国家要立足于本国，加强彼此之间的团结合作，积极开发环境无害技术，环保工业产品，实行倾斜扶持政策，发展绿色经济，以科学技术为推动力，应用清洁生产技术，资源节约技术等等，来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同时要抓住机遇，加强与发达国家繁荣交流合作，借鉴吸收其先进技术与经验，争取早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次，改变旧的、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只有本着建立新的，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思想，各国共同努力，调整现行多边国际贸易制度与多边环境条约之间的关系，贸易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因此发达国家应从技术，资金，人力等方面伸出援助之手，使发展中国家在内外因素的双重作用，迅速走出生存经济状态，提高其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发展中国家要积极参加国际社会有关贸易与环境问题的会议，争取与发达国家一起制定公平合理的环境贸易政策，措施，保证其透明度，以免形成新的贸易壁垒，或不利于其本国的环境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