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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国际旅游市场对国内旅游市场的影响与带动。随着经济全球化而来的文化全球化趋同的影响,经济强势所带来的文化强势使西方文化在全球跨文化交流中处于主流的地位,在旅游上的影响也一样。阳朔的国外客源主要为英国、加拿大、西班牙、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旅游者,他们在旅游消费观念、消费行为上都给当地带来了影响。调查显示,阳朔外国游客自费的有6110%,带薪度假的有3511%;国内游客自费旅游的占8010%,公费旅游仅占117%,带薪度假也占了1813%,出现与国外趋同的现象。像西方游客一样,国内中青年在旅游方式选择上更重视“个论文格式人取向”,自助旅游、自驾车旅游日益流行。阳朔乡村旅游中自驾车国内游客已达到1617%。西方游客在阳朔首先兴起的自行车乡间游、农民导游、攀岩等消费行为影响着国内游客。调查显示,高达4617%的国内游客喜欢在阳朔踏自行车游览,10%的游客喜欢参与攀岩活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中西方广告文化在外在表征上存在多种差异，中国广告注重精确表达、动之以情、喜用传统文化元素;西方广告则表现为自主推理、寓教于乐、善于艺术化的表达。中西方在社会文化背景、社会经济环境、公众文化层次、广告发展阶段等方面的不同是其广告文化差异形成的内在原因。把握中西方文化广告的差异，并科学理解其成因是高效跨文化广告传播的需要。 关键词：中西方广告;广告文化;跨文化传播 中图分类号：F71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11-0136-03
任何广告的目标消费者和交流对象都是社会人，受经济、文化、受教育程度、风俗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社会群体对广告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兴趣点也不一样。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品牌国际化趋势的增强，广告所面对的受众范围进一步扩大，这种背景下，对中西方广告的对比研究越显重要，认识中西方广告差异及其产生的根源，不仅是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需要，更是市场拓展、跨国传播的要求。
一、中西方广告差异的外在表现
（一）致敬传统与面向未来
中国广告创作者热衷于对中国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比如广告中经常出现书法、水墨、剪纸、唐诗宋词等，中国传统文化以其丰富的内涵，深厚的底蕴，独特的魅力，成为当代中国广告作品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一方面，中华民族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发展，创造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是其它大多数国家不可比拟的，中国广告创作具备这样的先天条件。同时，优秀传统文化不仅带给中国人强烈的自豪感和民族凝聚力，而且随着中国国力的强盛，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也越来越受到世界人民的关注和推崇，运用传统文化元素对于提升品牌形象和获得受众认可大有帮助。
崇尚科学、勇于冒险、富于幻想和批判精神的民族个性决定西方广告更倾向于面向未来的表现，科幻、UFO、外星人等常常会成为西方广告信息传播的载体，这在以青年人为受众的产品上表现的尤为突出，这样的广告表现可以给受众留下时尚、前卫、炫酷的形象。
（二）精准表达与自主推理
中国广告大都会将广告信息说白点透，不管是为了产品促销还是基于品牌形象塑造，不管是采用说明证明形态还是选择故事情节形态，总是会相对直白精准地向受众表达信息。因此，即使发展到今天，文字仍然是我国广告中最重要的部分，正是因为它有直接说明和准确传情达意的作用。而西方则讲究留白式的自主推理，很多广告都不会直接点破内容，给受众留下足够的空间去体味想象。广告中直接说明性的文字较少，甚至整支广告没有一句关于产品的文案，主要通过情节的设计、画面铺陈或意境的塑造，让受众自己去发现关联，推导和感悟广告信息，进行准确解码。
西方某语言学校的广告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小屋里的桌子上放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缸，一条金鱼在里面悠然自在地游着。突然，一只大猫破门而入，朝金鱼走了过去。广告音乐从舒缓变为紧张，鱼缸里的金鱼慌乱起来。正当猫准备扑向鱼缸的时候，金鱼发出了“汪汪”的狗叫声，猫闻声而逃。电视屏幕上呈现画龙点睛的字幕：“学一门外语非常重要”。另一个则更加简洁，一对情侣羞涩地坐在一起，女孩最终按耐不住转身与男孩接吻，男孩却在激吻中瘫软倒地，这一幕不仅吓到了身边的女孩，也惊到了电视前的观众，当最后的标板出现治疗鼻塞的某产品时大家才恍然大悟。
（三）动之以情与寓教于乐
中国广告凸显了中国的内敛文化，重情、重义、关爱他人是广告表现的重要元素。动之以情是中国广告创作的重要切入点，从亲情、爱情、友情到乡情、同情等，针对特定的受众，附加到匹配的产品中，总会产生屡试不爽的感召效果。
近年台湾大众银行推出一系列情感微电影广告，感人至深，引起了强烈共鸣。其中《母亲的勇气篇》讲述的是63岁的母亲蔡英妹，第一次出国，不会英文，没人陪伴，一个人独自飞行3天，3个国家，3万2千公里，历经波折去看望刚生产完的女儿的故事，让人们为她的坚韧、勇敢和爱而折服。当类似的广告陆续出现，一次又一次地冲击受众的情感和心灵时，人们开始坚信这是一家有情有义的银行，而对于一家银行而言，没有比获得用户信赖更重要的事了。
相比于动之以情，西方广告创作者更热衷于寓教于乐，一贯崇尚自由开拓、喜欢标新立异的西方人不容易被感情牵绊，却非常享受幽默带来的愉悦。幽默风趣、诙谐逗笑，往往是西方广告创意惯用的手法。在国际广告大赛中，获奖作品中大约三分之二包含有幽默诙谐的元素，有的甚至不惜调侃总统和上帝来传播广告信息。曾在戛纳广告节获金奖的一则平面广告借克林顿的绯闻推销某种治头痛的药品：画面为克林顿头痛的表情，他的太阳穴镶着莱温斯基的照片，广告语为“TYLENOL，特强效力，医治特别头痛的问题”。这种结合现实的幽默既有合理性又有趣味性，容易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四）含沙射影与针锋相对
对比可以直接形象的体现自己的优势和特点，这一手法经常被运用到广告创意中，即使是主张和谐相处的中国，对比广告也日益增多。但在中国市场，广告中的对比更多是相对柔和的、间接的进行，含沙射影而非指名道姓是最主要的方式。在新盖中盖“一天一次，一次一片，方便又实惠”的广告播放不久，竞争对手盖天力通过各大媒体郑重提示“一天三餐不能一次吃完，补钙也是一样，少量多次，才是科学补钙”，广告虽然没有点名点姓，但是关注补钙产品的消费者也会心知肚明。
西方市场中的竞争性广告更加常见，在具体的表现上也更加直接、明快、奔放，他们更喜欢针锋相对的直接攻击。比如温迪汉堡的广告中，其代言人跑到麦当劳里购买了牛肉汉堡，连咬几口都没见牛肉，开始惊呼“牛肉在哪里”。百事可乐的广告中，小男孩为了能拿到在双层售货机上部的百事可乐，不惜先购买两瓶在下层的可口可乐来垫脚;奥迪的广告简单却有震撼力，宝马、奔驰、沃尔沃和阿尔法・罗密欧四个世界名车的圆形钥匙扣组合成奥迪车标，传达出它集阿尔法・罗密欧的时尚、宝马的操控、奔驰的豪华和沃尔沃的安全于一体的信息。
（五）直接的性明示与艺术的性暗示
性以其独有的神秘感和诱惑力，能轻松获得受众的注意力，广告大师奥格威在多年的广告实践中，把“性”称之为对视觉和思维最具冲击力的三大要素之一，是广告表现中吸引注意力的犀利武器。在注意力稀缺的年代，为了让广告信息脱颖而出，打性元素牌的中国广告已屡见不鲜，大量与性有关、无关的产品都试图以此途径进入消费者眼帘，就像被约束多年的野性突然释放，很多表现大胆又直接，诸如 “**肾宝，他好，我也好”“想知道清嘴的味道吗？”等成为老百姓耳熟能详的广告词。同时，中国大量的性表现手法广告喜欢借力女色，广告界甚至出现了“广告无创意，美女来顶替”的现象[1]，各种广告中身体局部、动作诱惑等表现随处可见，车展、楼展、商场“秀”等总把穿着性感、风姿百态的女性和展出的商品捆绑在一起。
西方社会在性的问题上相对于中国更加开放，但现在西方广告人运用性元素进行广告创作已经超越了直接的表现方式，为性而性的情形在西方广告中并不多见，大部分作品谨慎而富有技巧，讲究艺术、巧妙的性暗示运用。英国某安全套广告，画面是一只宽大的男式皮鞋和一只小巧的女式皮凉鞋69式倒扣在一起，没有文字说明，只有该安全套的品牌名点缀在一侧，十分简洁，新颖，含蓄而不落“性教唆”的俗套，避免了对未成年人的不良影响，而目标受众看后则心明意会。
二、中西方广告差异的内在成因
（一）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
不同国家的广告创作人员，其本身就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下成长和成熟，思想和行为无形之中受到固有文化和以往经验的影响和限制，所以不同文化区域内广告创意人员所创作的广告在整体风格上会有较大的差别，而他们的广告也往往会更适合本文化区域内公众的接受习惯。
中西方文化因自然环境、历史传统、发展历程等方面的不同决定了它们之间的巨大差异。比如，中国自古以来崇尚仁、义、礼、智、信和集体主义，“重群体、轻个体”的意识非常突出，多数广告作品带有明显的“民族意识”“大家庭观念”和“乡土情结”等价值倾向。喜欢营造合家团聚、喜庆温馨的场面，常常将个体的喜好与家人、朋友或集体的价值标准密切相连。非常可乐自豪的宣称“中国人自己的可乐”;荣威W5激情的主张“你不必拥有一辆中国车，但必须拥有一颗中国心”;“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的理由是“身体是自己的，也是家人的”;麦斯威尔在中国市场的传播也入乡随俗的变成了“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这些都无一不是群体意识的鲜明表现。
而西方社会更追求个人主义，注重人的个性，渴望表现自我，主张独立而非依赖性[2]。深谙此道的西方广告创作者很好地将这一特点反映在广告文化中，强调自由的氛围，更多的塑造个性、张扬自我、追求个人自由、凸显个人价值，从而有效地迎合目标消费者的价值取向。如耐克的“Just do it”、锐步的“Fit you well”等品牌广告都在诠释着西方的个性价值观。
再比如，“重和谐，持中道”是儒家的处世原则，也是我国民族的传统心理。《论语・学而》中提到“礼之用，和为贵”，要达到“和”，需要每个人将实现社会平衡的要求作为调整个人言行的尺度，做到《论语・尧日》中所说的“允执其中”，这就是我们长期沉淀下来的“中庸”、“中和”的价值原则和人格标准。所以，与之对应的中国广告作品也特别重视和谐美、强调统一感。我们也才会看到有为竞争对手进行“广告宣传”的广告主，长沙的华银旺和超市就曾在店门口挂出横幅――“热烈欢迎沃尔玛入驻雨花亭商圈”，这种大气、宽容、友善的形象得到公众的一致认可，自然也成功地实现了品牌形象的提升。
西方在特定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铸就了崇力好斗的民族性格和文化精神。广告中常常会表现强烈的征服欲和好勇尚武的冒险精神。丹麦Borsen日报的广告以“新经济，新竞争规则”为诉求点，直接点出要在竞争中获得成功，就必须阅读Borsen日报。广告用一组触目惊心的图画演绎了“弱肉强食”的事实，比如羚羊将猎豹叼在口中，雄狮在羚羊的撕咬下悲惨地哀嚎[3]。这对于中国公众来说可能过于直接和血腥，但却能赢得西方受众的共鸣和认同。
对社会文化环境的了解和把握对广告创作非常重要。首先，广告创作只有迎合社会文化环境和公众文化背景才能避免因文化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负面传播效果;其次，公众文化背景影响他们对广告信息的接收和解读，迎合公众文化背景才能实现广告信息的顺利传播，与之进行有效的沟通;第三，把握公众文化特征才能将文化有效延伸到产品中，成功打造品牌的核心竞争力，特别是在产品同质化趋强的背景下，文化内涵成为差异化营销的关键。
（二）社会经济环境的差异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同的经济环境影响着人们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观念，马斯洛需求层次的划分也是以经济条件作为主要参照因素。在不同经济环境下和不同消费水平的消费者，对产品、品牌以及广告的认识与需要有较大差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但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从人均角度来看还有较大的距离。据联合国国际劳工组织的2013～2014年全球72个国家（地区）月薪排行榜，中国大陆为656美元，仅为美国3263美元的五分之一。现实中，很多产品的绝对价格，比如汽车、电子产品、汽油、肉类、服装等在中西方国家的差别并不大，这就意味着西方发达国家各阶层工作者所获得的报酬与商品价格的比率要比中国高出数倍。比如，一个中等收入美国人的月薪可以买5台iPhone 6，而在中国只能勉强买到一台。
完全相同的一件商品，在拥有不同社会财富的消费者心目中的价值地位是不同的，对购买这种商品的动机和心态也有很大差异的。同样是iPhone，在多数美国人眼中它只是个通讯工具，选择时考虑的因素相对较少，而在不少中国消费者心目中却还包含着财富、气质和个性魅力这些概念在里面，这种情况在中小城市表现的尤为明显，即使在自身收入不支持的情况下也会购买，所以才会出现卖肾买苹果手机的极端事件。
广告是商业行为，以是否有较好的营销效果为评价标准，而效果的形成取决于能否迎合消费者的需求和心理。公众所处的经济环境不同意味着中西方广告在策略、创意、媒体投放等方面必然会形成差异。
（三）公众文化层次的差异
广告要产生效果的首要前提是消费者看懂广告，然后才能在自己的判断下决定自己的购买趋向。如果消费者对广告本身都无法理解，所谓广告效果就成了天方夜谭。普通的广告受众不是企业主、不是广告人，大部分情况下广告对他们来说是可有可无的，他们对广告的接受大多是无意识状态，几乎没有普通大众专门去钻研广告。所以，广告信息要顺畅的传播，发送者不仅仅要考虑自身的编码工作，而且还要考虑考虑接受者的解码能力和水平。如果接受者的解码出现障碍，信息的传播就无法顺畅进行[4]。
影响受众接受能力和解码能力最大的因素是受教育水平。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2011年人类发展报告》对“世界各国成年人的平均接受正规学校教育的年限”进行了统计分析。当中，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成年人平均接受正规教育均超过12年，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水平。而我国仅为7.5年，相当于初中二年级水平。我国的相关数据也从不同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我国每十万人口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为8930人，不到10%，文盲（15岁以上不识字的人）却超过4000人。
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民众的受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存在较大差距，而不同的文化层次就意味着不同的信息接受能力、理解能力和领悟能力。这也意味着中西方的广告创作必须考虑本国受众的文化水平，以他们的接受与理解能力为创作基点，形成独具特色的各自国家受众喜闻乐见的作品。
（四）广告发展阶段不同
西方广告在累积了200多年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后，已进入成熟期。而中国广告业相对起步较晚，特别是二战之后的三十多年，在这个全球工业与科技突飞猛进、西方广告业大发展的黄金阶段，中国广告业却几乎是空白。中国真正意义上的广告业是从20世纪八十年代初才起步的，至今不过三十余年。中国广告很多理论都在借鉴西方的成果，中国广告实践活动还处于摸索发展阶段，从业人员的专业素质和创作水平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完善。起步上的落后，发展阶段的不同也是中西方广告差异的一个原因。
三、结 语
中西方广告在外在表征上有多样化的差异，对这种差异需要有正确的理解和认识。中国的广告受众和广告创作者处于特定的文化环境，人们的收入和消费与西方仍有较大差距，民众的受教育程度有限，中国广告还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这些因素是客观的，复杂的，相互融合在一起的，这决定了中西方广告必然会存在差异，而且会长期存在，同时差异具有客观性和合理性。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产品和品牌会走出本土走向国际市场，跨文化广告传播将成为中外品牌的常态。当中，必须考虑当地的文化和环境，考虑当地受众的信息接受特点以及中西方广告的差异，从而使广告更好地实现商业价值和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 文艳霞，文艳琼.性表现手法广告的论文探讨[J].今传媒，2012（1）.
一、文化消费的内涵和后工业化的中国
1.文化消费的内涵
文化消费是指用文化产品或服务来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一种消费，主要包括教育、文化娱乐、体育健身、旅游观光等方面。简言之，文化消费是人类享用文化产品和服务的消费活动。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文化消费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文化消费现象呈现出主流化、高科技化、大众化和全球化的时代特征。文化消费的内容十分广泛，不仅包括专门的精神、理论和其他文化产品的消费，也包括文化消费工具和手段的消费。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与生成的动态过程。文化消费是一种社会行为，永远都会受到社会脉络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人们在文本与实践的消费中，也在创造文化。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层次建立在满足上升的基础之上，消费需求发展的上升和递进规律是经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因此，在经济高度发达、产品极度丰富的现代经济社会中，人们的消费早已超出了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功能层次阶段，而更多地进入具有满足精神消费、享受和发展消费的高层次功能阶段，文化消费正是这样的一种消费形态。
2.后工业化的中国城市发展
经过几十年的工业化发展，城市中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城市病。大型城市人口饱和、环境污染严重，城市运行不堪重负，交通问题、环境问题已成为困扰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全球化的今天，城市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要求人们必须慎重考虑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第三产业，发展知识型经济，提高以文化消费为代表的服务性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才是人类未来发展的出路。2009年，我国经济总量达到335353亿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3678美元，中国开始进入消费社会，文化消费进入活跃期。据预测，2010年、2015年和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文化消费支出比重，即城镇文教娱乐服务支出分别为732元、1065元和l484元，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分别为16.3%、18%和19.9%。文化娱乐消费在消费性支出中的比重逐年增长，可以预见未来几十年，文化消费将会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二、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可支配收入、居民文化教育娱乐支出比重等均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据国家统计局网站信息，1999-2009年的10年间，城市人均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由449.39元增长到1358.26元;文化教育消费需求占消费性支出的比重由9.31%上升到14.6%。城市居民文化教育娱乐消费支出大幅度提升。本文选取北京、武汉、深圳、重庆、长沙、广州等八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分析当前我国城市文化消费需求状况J。
1.居民文化消费支出比重低
北京、上海、武汉、深圳、重庆、长沙、广州，济南等是我国有重要影响力的八个大城市，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近些年来，这些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持续下降趋势，文化消费支出比重上扬。而恩格尔系数和文教娱乐消费性比重一降一升的变化，更是表现出这几大城市居民消费结构的升级以及向前推进。，通过数值比较可以看出，人民群众用于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支出还是比较少，比重偏低，居民文化消费市场需求还不够旺盛，需要进一步刺激消费。在总量上还是偏低。除武汉外，其他七个城市人均每月消费性支出额均在千元以上。从教育文化娱乐服务这项来看，在武汉、长沙、重庆三个中西部城市中，只有重庆的消费额均超百元，在中西部处于领先地位。总体来看，位于东部的城市，人均每月教育文化娱乐服务支出都要比中西部城市多，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当前我国区域文化消费水平不平衡的现象引。
2.文化消费结构层次相对较平衡
下表3重点列出了北京、上海、武汉、重庆在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方面的具体情况。通过数值对比可看出，四个城市的文化消费娱乐支出都呈递增趋势，其中教育一项，在教育文化娱乐支出中所占比重最大。而北京2008年教育投人占整个文化消费的34.O%，2009年上升到34.8%;重庆2008年教育投入占43.4%;上海2008年教育投入占40.6%，2009年下降到38.1%。发展型文化消费中，北京、上海两市教育开支稳居榜首，说明身为我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城市，居民对教育文化的投人程度可见一斑。随着各行各业竞争白热化，居民越来越重视在教育方面的投人，可以预见教育消费必将成为人们消费的中长期热点。另据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表明，2009年北京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旅游支出为459元，比上年略增0.3%，占当年整个文化消费的16.9%。在文化消费结构上出现了发展性、智能性文化消费占主导地位，娱乐性、享受性、消遣性的精神文化消费所占比例有逐渐扩大的趋势。
3.城市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发展齐头并进
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的发展相得益彰，只有文化产业发展了，文化消费的水平和规模才会扩大;反之，文化消费的水平也体现了文化产业的发展程度。从文化消费中可以预期未来的文化消费空间和文化产业的可供发展空间。表4将我国部分城市的文化产业增加值与占GDP的比重作比较来说明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的关系。统计数据可以看到：2008年和2009年我国城市文化消费水平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文化产业增加值所占GDP比重均有所提高。其中，文化消费水平高的地区，其文化产业增加值也较高。特别要指出的是青岛，文化消费市场与文化产业发展均显现出强劲地发展态势，因此，要解决好文化消费的问题，很多时候还要从文化产业的源头开始，培养市民的文艺欣赏兴趣，刺激市民的文化需求，引导文化消费，培植文化消费市场，促进本地区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的发展。
三、影响我国城市文化娱乐消费的因素
从国际经验和我国文化消费娱乐的实际状况来看，影响文化娱乐消费需求的因素很多，其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状况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最深远、最直接，公共服务状况、居民的消费时尚和文化传统等也制约着文化娱乐消费水平。
1.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
在经济学中，经济发展水平对消费的影响至关重要。经济发展水平不仅决定着文化消费的总量和规模，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消费的水平和层次。从表2数据可以看出，处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城市文化娱乐消费支出总体上要比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文化娱乐消费的支出多，休闲类文化消费娱乐消费的层次和程度也要高。因此，经济发达程度、人均收人的高低对居民文化娱乐消费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2.民族(区域)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
民族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是影响文化娱乐消费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这在具体的行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例如，印度的消费水平比中国低，但是印度人均看电影的次数在世界上处于前列，电影市场也比中国繁荣。2003年，印度电影盈利8.56亿美元，而当年我国电影票房仅有9亿元人民币，民族文化传统和审美习惯对文化娱乐消费的影响可见一斑。在我国，这样的例子也很常见。例如，旅游大省云南推出的大型原生态歌舞集《云南映象》，融合了传统之美和现代之力，通过将最原生态的原创乡土歌舞精髓和民族舞经典全新整合重构，用原汁原味的民族舞元素表达浓郁的云南民族风情。少林寺与国际知名音乐人创作出《禅宗少林音乐大典》，将千年古刹少林寺的佛教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二者都是让民族艺术糅合进现代艺术之中吸引游客消费。上海音乐剧、东北的二人转、天津的曲艺、长沙娱乐业都是有着鲜明地方特点的文化娱乐消费。因文化传统和习惯的不同，人们在文化娱乐上的消费状况也不同。因此，在开发市场促进文化消费时，要着力培育和发掘民族区域文化传统和审美趣味，以及开发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来吸引顾客进行文化消费。
3.文化消费的社会环境
文化消费活动是一个社会和政治运动的过程，其中表现出文化的社会性和政治性。文化消费存在社会价值取向、民族风俗习惯、消费空间时间与个人需求的矛盾。当前我国的文化消费政策还不到位，消费法制体系不健全，消费管理体制没有理顺，消费管理不善，文化市场秩序不规范，文化基础设施、文化消费权益、消费信息安全等宏观消费环境没有根本提升。良好的文化消费社会环境没有建立起来，必然会对消费者文化消费的行为和理念产生影响。
4.文化管理体制
作为一个城市灵魂的独有的文化个性、文化风格、文化品位，需要有灵活、开放的体制和优越的发展环境与其相匹配。随着社会的进步和个人财富的增长，人们的文化消费要求日益多样化。当前我国的文化产业发展主要还是政府主导，文化管理体制不灵活，管理体系不顺畅，文化支持政策不明确，导致文化产品的层次和水平与人们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这些因素造成了国外文化产品占据着我国文化市场的大部分市场份额，我们传统的文化也被外来文化借鉴和超越。例如每年电影暑期档中，从国外引进的电影占据了大部分～h映时间，而我国能够与好莱坞大片相抗衡的电影凤毛麟角。
5.文化消费心理的支配
文化的心理特性决定了文化消费活动是一个心理运动的过程。文化消费作为一种文化体验、情感享受和对自身发展、社会关系、地位的追求，受文化观念、消费观念、价值取向支配，文化认同将激起消费，文化偏爱将扩大对其消费，而我国有些人对文化消费与文化产业发展的意义认识不够，消费心理不成熟，文化观、文化价值观、文化消费观不正确以及观念、素质差异，忽视了消费的全面性和科学性。
四、推动城市文化娱乐消费发展的途径
1.大力发展经济，提高消费者收入水平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可以看到，城市文化消费能力的高低与城市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文化消费作为文化产业链上的终端环节，与经济运行的规律一样，消费水平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文化产品生产能力和流通效率。没有活跃旺盛的文化消费能力，就不可能有强大的文化生产力与活跃的文化市场。因此，要发展文化产业，提高人们的文化消费水平，只有大力发展城市经济，提高人民的收入水平，人民的消费能力和追求生活质量的要求越强，用于反映生活质量提高的文化娱乐休闲服务等非物质消费支出的比重就越高，要求社会提供的文化娱乐用品及服务就越多，最终势必促进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只有在生产力大幅度的提升，人们的经济状况得到改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才能为文化消费提供更广大的发展空间和前景。
2.解除大众的消费疑虑，转变消费观念
目前，观念的陈旧成为阻碍文化娱乐消费快速发展的重大问题。中国历来是一个崇尚节俭的国家，轻视服务经济的观念根深蒂固。先生产，后消费已成为人们生活观念的主基调，由于思想观念认识的影响，导致社会和个人消费缺乏动因。许多人还不能认识到文化娱乐消费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作用。如果想要刺激文化娱乐消费，首先要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解除大众的消费顾虑。转变居民的消费观念，要让大众懂得生产与消费是并重的，生产是为了消费，消费也是为了生产，只有消费上去了，生产才会提高，而且要懂得适度消费。
3.依托具有比较优势的文化资源，形成特色产业刺激文化消费
旅游消费的研究，已有工作大致可从两条线索中追溯：一是从消费经济学的角度，二是从旅游科学研究中附带或从其他相邻科学角度所从事的专题研究。
1.从消费经济研究中产生的旅游消费研究成果
从消费经济角度探讨旅游消费问题，在我国是尹世杰教授最先敏锐地感觉其意义，并率先倡导的。还是在80年代初期，尹世杰教授就指导研究生从事过这方面的研究，同时他也认为董辅＠①较早就具有旅游消费经济思想，主要是旅游资源价值问题和旅游资源开发保护问题的研究。实质上，在80年代就有从基本理论研究入手进行探讨的，如龚晓宽、宋维真的研究，但是总的说来未形成体系，也未引起足够的重视。
另外，主要从消费文化的角度，涉及了旅游消费的研究，1994年底，由《消费经济》杂志社首先发起的消费文化的讨论中，就出现了许多观点，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了旅游消费的研究，如尹世杰教授认为消费文化包括优美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人们精心创造的实物生活资料和精神文化产品，以及富有创造性的有利于人的身心健康的消费行为；周淑莲等则认为与旅游密切相关的茶文化、酒文化、服饰文化等是消费文化在消费品上的表现，风俗、风格、地方特色等是在消费方式上的表现。这些认识，与国内国外旅游文化研究的范畴有十分类似之处，当然，也是各有侧重。值得指出的是，消费文化对旅游文化的较细致的研究也有成果，如梁琦对生态旅游消费的研究；近年来兴起的闲暇消费研究，也有不少涉及了旅游消费问题，如曹茉莉的工作；从旅游消费的分析入手进行部分预测的研究工作也有开端，如池进的工作。
2.从旅游科学进行的旅游消费研究的成果
从旅游科学的角度研究旅游消费现象，已有较多的成果。主要工作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旅游消费供给与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旅游消费供给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地的规划和区域旅游开发两个方面，可以说近20年来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是最丰富多彩的，仅90年代以来从地理学角度进行的研究，相关论文就多达千余篇，论著和教材达30余部。据统计分析，1980～1993年旅游地理论文的63.6％为旅游资源与区域开发内容。旅游供给的研究有过以国内国外两种对象的研究，面向国外旅游市场的研究，如谢彦君的工作；面向国内的研究又有两类，一类是传统的和旅游资源非常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主要的；另一类是旅游资源不是很优越的旅游地的开发研究，这是一个重要的有希望的新研究领域，如许春晓的系列研究。从旅游科学角度研究旅游消费需求的专题论文较为缺乏，谢彦君作过国际旅游市场对中国旅游消费需求的研究工作，但旅游经济学中的旅游消费研究以及旅游市场研究等领域，就是为了揭示这一类问题的。值得一提的是牛亚菲在这方面的突出的有特色的工作，将旅游消费供给与需求的平衡特征研究推向地域空间，将旅游地与旅游市场的空间组织模式及动态平衡关系揭示了出来，并以大城市为中心分析了不同地域的旅游供需关系。
②旅游消费力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关于旅游消费力的研究，国内一般用人均GNP水平与旅游消费关系来探讨，并已成为一个经典范式。许春晓提出“四力诠释”（资源吸力、城市挤力、收入动力、时间助力）观点，细分了形成机制；旅游消费力的实证研究，往往与其它研究夹在一起进行，常见于其它标题下的论文之中。对于旅游消费关系的研究，近年来成为热点，一方面，继续对旅游消费的正面影响给予充分肯定和更加深入的研究，甚至作为扶贫开发的重要措施研究，如蔡雄等和陆林的工作；另一方面，对旅游消费的负面影响，旅游开发对旅游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的冲击的研究，这一课题近年来引起了许多专家学者的注意，有不少研究成果，如全华等的工作。
③关于旅游消费模式的研究。首先是旅游消费的行为模式研究，率先工作是陈传康教授指导的硕士生研究课题，之后又有许多更深入的研究，如吴必虎等的工作以及曾尊固教授指导的陆林博士的工作；其次是旅游消费组织形式的研究，目前对团队和散客两种形式都有较多的研究。现代旅游业最初的旅游消费都是力图通过团队形式去组织的，进而在90年代以前大多把研究注意力放在团队组织上，有一批成果，如阎纲的工作。自90年代始，旅游消费观念明显的变化，散客市场迅速扩大，研究工作随之出现，如李海瑞和向才德的工作。更有人开始了自助式旅游的研究。
④旅游消费水平和旅游消费效果的研究。旅游消费水平高低的研究，确实是一个少有人深入的研究领域，目前的工作还停留在旅游消费的人均花费分析及其原因探究上，这些工作也较为分散，可见于旅游开发的现状描述和前景分析的研究工作中，如刘德谦的工作；当然，对旅游消费群的扩大速度及其旅游消费总需求的研究，也可在一些对旅游业发展的预测性研究工作中见到，但也不深入。主要工作如苏敬之和石建国的研究。关于旅游产品的精细化以适应提高了的旅游消费水平的研究，有两方面工作比较突出：一方面从旅游地的形象定位角度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如陈传康等的工作以及李蕾蕾博士论文的部分内容；另一方面，对旅游产品加工和包装的研究，如马永立和王晓云的工作。关于旅游消费中审美情趣高尚化与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研究，近年来虽有人涉足，如陈光照的工作，但尚不多见，是一个应加强的研究方向。关于旅游消费效果优化的研究，集中于旅游地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和战略研究，如谢彦君、沈兵等的工作；对于旅游地开发后各种关系的调查及其协调途径的研究，有部分成果，如李海瑞的工作。
⑤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旅游消费结构研究主要分两个方面进行，第一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基础理论研究，主要有旅游消费的类型划分和层次认定，如陈传康的工作；旅游消费结构的形成机制研究，如李中的工作；也还有旅游消费结构的研究方法的探索，如卫海英的工作。第二是旅游消费结构的实证研究和发展趋势研究，专门研究较为少见，多夹于旅游市场分析和区域旅游开发的有关文章中，如陈传康的许多区域旅游开发研究就涉及这类工作。
二、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鉴于旅游业迅速发展和旅游消费研究的现状，1997年6月，在尹世杰教授的倡导下，由《消费经济》编辑部和湖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在湖南师范大学联合举办了中国首次旅游消费学术研讨会，会议收到了30余篇论文（主要论文由《消费经济》陆续发表），到会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华南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及湖南省社会科学界的代表，湖南省政府及旅游局也派了代表，会议汇集了旅游管理职能部门的主管领导、旅游实业家和经济、哲学、旅游、地理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大会的主要论文和讨论的热点问题，反映着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热点。
1.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的讨论
以尹世杰教授《略论旅游消费》的发言为主线，就旅游消费的作用、当前我国旅游消费的主要问题、如何提高旅游消费质量等进行了具体的讨论，同时引发了旅游消费概念、对象、内容的讨论，如彭明朗教授提出了对旅游消费的初步定义，并划分了旅游消费的几种类型，其余专家也各持己见，因没有这方面的专题论文，未能深入而形成相对一致的看法，肯定了旅游消费不仅是一种经济活动，也是一种文化活动的说法；翟辅东教授《旅游消费问题浅议》的发言，对旅游消费形成条件、特点、存在问题及引导途径进行了论述，研究生黄芳《浅析旅游消费有关特点》一文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理论问题的讨论特别热烈，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一致意见：旅游消费作用对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对人的发展有很大作用，赞同其具有经济性、闲暇性、异地性、文化性；旅游消费问题有基础设施、环境污染、软环境落后、产品类型少等；旅游消费质量的提高途径要针对问题采取措施，特别强调了服务质量和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两方面的作用。
2.关于旅游消费趋势的讨论
以许春晓《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的发言为引子，对后湖南旅游消费趋势，湖南旅游发展的新机遇及其旅游消费趋势下的旅游业进一步发展的对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特别是旅游消费趋势问题，引起了观光旅游的命运、旅游消费热点演替问题的深层次探讨；讨论后基本同意旅游消费趋势为旅游消费供给和旅游消费需求开始转型并渐渐趋向平衡，旅游消费力增强且旅游消费关系进一步改善，旅游消费模式将现代化并且旅游消费内涵化将明显，旅游消费水平提高而且旅游消费效果将优化，旅游消费结构将变化，具体是观光旅游形式、自然风光旅游产品消费份额将下降，商务、度假、生态等旅游形式和文化旅游消费份额将上升，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观光旅游还将占大份额，自然风光旅游产品还是主体。梁琦通过对中国国际贸易中旅游业份额的增长趋势的分析，谈了中国旅游业发展的趋势。
3.关于旅游消费和文化消费问题的讨论
以赵学增教授《旅游与文化消费》的发言为主线，认为旅游是文化消费的基础形式之一，旅游管理的核心是文化管理，并就旅游的文化内涵和特征作了深刻论述，认为其有复合性、情景文化、本性复归、路上文化、移植文化五大特征；郑炎博士等也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4.关于旅游消费与旅游业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讨论
以曾坤生《生态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发言为代表，既强调旅游本身的发展，也强调旅游资源的保护，认为生态旅游的发展为中西部发展提供了机遇，区域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莫一心研究员就《发展旅游业，促进持续发展》作了发言，重点就发展旅游业与转变消费方式作了论述，特别指出了旅游消费者素质提高的意义；柳思维教授和刘醒夫研究员也就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谈了湖南的战略；徐飞雄《关于旅游购物品消费的几点思考》就旅游购物品消费的特点、消费水平的意义及其提高途径作了细致的研究。
三、旅游消费研究的近期主攻方向
1.学科基本理论建设
由于旅游消费的专门研究还不是很普遍，不是很成熟，夹于旅游学科中的旅游消费研究又注重实践中出现的实际问题，进而旅游消费基本理论问题未被提到应有的高度来加以认识和研究。而今，这一工作就显得紧迫而又艰巨起来。因为旅游消费研究的独立发展，已迫切需要基础理论的指导了。
学科基本理论的建设，对旅游消费来说还是开头，故而急需解决以下问题：①旅游消费的基本概念问题，包括旅游消费的定义、内涵、外延，旅游消费活动的特点；②旅游消费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由于旅游消费问题的研究具有综合性和边缘性，并且目前的状况是学科相关研究走在前头，自身系统理论研究尚为起步阶段，故而明确旅游研究对象和内容，实质上是明确自身与相邻学科的界线，守住自己的阵地；③旅游消费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任何一门独立的学科或相对独立的学科，都应该有十分切合解决自身独特研究内容需要的有特色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论的形成有两条途径：其一是借鉴相邻学科的研究方法，在研究过程中不断应用筛选，精选出适合者；其二是创新研究方法，根据旅游消费研究的特点，设计出一套新方法。
2.学科应用理论建设
现代科学的发展都是围绕国家、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这一主题展开的。旅游消费要加强研究的呼声，也是在旅游业日益壮大，旅游消费现象日益普及，旅游消费课题日益增多的时代大背景下提出的；旅游消费研究必须面向实际问题，立足应用研究。当然，作为指导应用研究的应用理论，是一不可缺少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目前急需解决以下几大问题：
①旅游消费的发展规律与预测方法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变化，其总体风格是与社会文化心态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其变化速率是随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提高而同步的。而总体风格的具体形成机制与结果，变化速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联水平，还是很难建立精确的数量模型作中长期的预测。这又是一个意义十分巨大的工作。
②旅游消费对旅游开发影响与供需平衡研究。旅游消费会拉动区域旅游开发，这已是定论，但具体作用机制及过程尚未清楚；现今多数学者主张的旅游开发适度超前理论，也未找到这个“度”，以致旅游界在供需之间难于找到平衡点或适度点。
③旅游消费的引导方法和措施研究。旅游消费的发展在方向上存在着合理与不合理，在速度上存在快与慢，特别是在一些旅游消费习惯不普遍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已到了旅游经济快速发展的水平，但是没有旅游消费的引导就是不能很好地发展。
④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旅游消费与区域经济发展具有互动关系，旅游消费的水平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增长，旅游消费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的提高，特别是对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意义尤为重大。深入探讨这种关系十分必要。
3.旅游消费的典型现象研究
十六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在本世纪头20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技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任务，包含着老龄问题的解决和老年科学研究的内容。试想，这“六个更加”哪一个同老年人口没关系，哪一个不需要老龄问题的妥善解决。当前，广大农村的养老保障改革，还是一个空缺，是占全部老年人口60%以上的空缺。农民迫切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支撑，以填补家庭养老已经缺失的功能，已成为一个十分急迫的社会问题。尤其是广大中西部农村，由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尚不具备全面实施现代社会保障制度的条件。加上现行财政体制等因素，各地在财政能力、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的经济能力上都差距悬殊，因此，农民的社会保障不可能搞“一刀切”，搞一种模式，一个标准，只能立足于省、市、县情，乃至乡情、镇情，因地制宜，逐步建立和完善符合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多形式、多层次、多标准的社区型的保障制度，既要做到量力而行，又要做到尽力而为。我们认为，中西部农村地区近阶段应建构一种过渡形态的社会保障体系，即“家庭养老与社会支持相结合”，其中社会支持包括内容较广，含国家补助、政策扶持、集体扶助、社会捐助、社会服务等多个方面。
一、农民养老所面临的困境
农村养老机制是建立在农村老年群体的特征及变化趋势基础之上的。目前农村传统的养老模式正遭遇社会变革的巨大冲击，越来越多的老人面临着养老的危机。家庭养老与社会养老是农村养老制度两个相互补充的基本方面，一方的削弱应以另一方的增强为前提，因此，尽快建立农村社会养老机制已经迫在眉睫。
1、农村老人生活一般处于绝对贫困状态
耕地面积的锐减，农业的低效益、高风险，大大降低了土地养老的保险系数，农民收人低而不稳定，目前的收人水平远不足于为老年生活建立足够的储蓄，决定了老人只能维持低水平的消费。
村提留、乡统筹等税费项目是按人头或土地承包面积分摊的，这对既丧失劳动能力又无经济来源的老人是个沉重负担，加上不少县、乡巧立名目额外增加农民负担，老年农民更是不堪重负。
2、家庭保障因家庭规模的萎缩而难以实现
当前，农民家庭模式正经历着由复合家庭向核心家庭的重大变革，规模呈现小型化。同时，人们平均寿命大大提高，达到老年标准的家庭成员不断增多。以上变化客观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核心家庭无论是目前的经济收人，还是能够用于赡养的精力和时间，在为老年人提供供养和服务方面必然感到力不能及。现代家庭供养资源的减少，供养能力的下降，居家养老正在经受前所未有的挑战。
3、社会供养机制严重缺损
绝大多数农民由于没有“单位”，国家基于经济基础薄弱等原因也没有设计出针对农民的养老金制度和福利制度，老年服务体系也没有形成，全国92%的农民尚处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经济落后的中西部农村，除五保户制度外，老人们依然依赖个人和子女养老，社会供养机制几乎一片空白。
4、社区养老的依托能力严重不足
社区是指一定区域内有相互利益关系的居民组成的利益共同体，亲朋之间、邻里之间、社区成员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社会支持网络。农村社区一般应界定为“村落”，社区养老的依托能力也就是指一个“村落”养老的实际承受能力，它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对老年人经济上的支持;二是老年服务体系的建立;三是家庭养老的引导与监督。目前在广大农村，社区是个薄弱环节。一是资金缺乏，不能分担家庭养老的负担;二是没有健全的老年人服务体系，老人看病难、缺乏照料的问题难以解决;三是村级组织普遍涣散，对家庭养老难以起到指导和管理作用。社区养老功能薄弱，家庭养老的压力就大。
5，“民工潮”流动活跃，“老人村”普遍形成
农村正处于人口迁移和流动十分活跃的时期。形成了规模可观的“民工潮”，这一现象对农村人口、家庭结构、农业劳动力作为养老义务的角色都带来巨大的影响:大量的“空巢”家庭出现，“老人村”正在形成，高龄老人、体弱多病老人、孤寡老人的生活照料出现很大困难。该现象虽然是我国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但它却严重地冲击着农村传统的保障和互助功能，形成新的困难群体。
6、农民对社会养老的反映普遍迟钝和冷漠
各级政府对农民养老参与意识迟钝，角色极不显著。由于传统制度的惯性，国家对农村问题重视程度不够，特别是缺乏对经济欠发达农村必要的经济扶持，使农民养老难以走出家庭。
农民对社会养老的冷漠使得发展养老事业缺乏社会动力。认为“养老是家庭的私事，社会养老主要是帮助无儿无女、无依无靠者的生活和照料，是政府的事，与我无关。”的大众心理很普遍。
二、以“小康社会”为目标，设计农村多元化社会保障模式
全面小康社会目标要得以预期实现，农村现代化及农民自身的现代化就显得不容忽视，我们在衡量农村现代化的标准时，应该把安全、公正、人权等因素思考进去。因为社会的现代化不仅包括经济发展、政治发展，而且要有安全感，要公正。而安全感、公正中的很大成分是通过社会保障来实现的。农民养老在坚持家庭保障的同时，要不断增强国家、社会、集体的责任，家庭保障只有与社会支持相结合，才能为农民老年生活提供最起码的保障。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阶段初期，赡养、疾病、贫困、生活照料等，亦是农民所可能遭遇到的最重要的生活障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现实选择，亦应围绕这些而展开，探索使农民安全度过生命波折期的途径。
1、国家在社会养老中要扮演重要角色，给予农民一定的“社会保障”
国家在农民养老问题上要承担义务。鉴于经济实力和人口基数的制约，国家投资可先期设立以救残补缺、济贫助困为出发点的基本保障项目，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社会救助等，最终以形成全体社会成员实质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如果考虑保障制度的“社会性”特点，国家对中西部等经济落后地区在资金和政策上应该有更多的倾斜。
农民的医疗保障应走“保大不保小”的路子，即建立大病费用社会统筹机制。因为大病治疗时间长，所需费用高，是农民最难以抵御的风险之一。推行医疗保障时应注意:第一，在医疗保障制度建立的初期，国家财政一定要投人启动资金，要让农民看到甜头，提高参与的积极性，达到一定的参保规模。如果规模不能扩大，就会导致基金抗大病的能力不足，进而影响农民投保的积极性，形成恶性循环。第二，重视对农民的预防保健。免疫技术的发展和广泛应用能通过防止疾病的发生而从根本上降低整个社会的医疗费用，具有“四两拨千斤”的高效率。
建立家庭养老支助机制，与计划生育政策相配套。进入本世纪，多数家庭承担赡养几个老人的责任将落在少子女或独生子女肩上，国家在鼓励年轻人承担赡养老人义务的同时，应该对那些响应国家号召，并在个人利益上作出一定牺牲的年轻人，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以激励家庭成员照料老人的积极性。
对特殊弱势群体全面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还有少部分特殊情况的老人，如无儿无女的孤寡老人、特困家庭中的老年人、独生子女家庭中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等，对他们要实施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采取以户建档、逐年核定、定期定量救济的办法，帮助老人摆脱困境。 国家要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农民到了退休年龄，应免除一切税、费、劳务等经济负担。
2、充分发挥集体作用，多途径解决“老有所养”
设立区域性的养老基金，资金筹集可采取市(县)、乡财政投人一点，村提留乡统筹拿出一点，农民储蓄积累一点，乡镇企业、社会各界捐助一点，储金会互济一点的方法。
由乡、村划拨或对荒山、荒地、荒滩、荒水进行开发，建成一定规模的养老基地，政府在政策上给以优惠，收人归老年协会支配，用于扶持老年事业。
通过政策、科技、服务等手段帮助老年群体“造血”，支持老人“以为补养”。结合本地实际，充分发挥老年人的技术优势，特别是要鼓励有一技之长的老人将其“绝活”发扬光大。
3、教育农民增强自我保障意识。指导农民的消费观念，鼓励他们把消费剩余投向养老保险，在其丧失劳动能力之前，为自己积攒一笔用于养老的资金。鉴于养老保险基金管理上存在的诸多弊端，如不能保值增值、违法挪用等，建议以个人养老储蓄帐户取而代之。个人养老储蓄帐户，由国家政策提供优惠利率保障，农业银行代办，农民自愿参加，起点年龄不限，但必须60岁以后才能支取。
4、培育“村落”养老的社会依托功能
村落养老是以老人的经济收人及子女应负担的费用为主，村集体辅助一定补贴，以集中生活和家居生活自由两便为特点的养老方式。其作用是:弥补家庭服务功能的不足，给照料老人困难的家庭给与帮助;发挥村落在尊老、养老、邻里互助等方面的组织与引导作用，实现家庭养老的法制化管理;提升老人的精神文化生活，改变单调的居家环境。
当前在中西部地区，村落的养老功能还十分薄弱，今后的中心任务是抓好功能培育工作:建立强有力的村党政班子，发挥基层组织在养老中的领导作用;建立乡、村老年协会，发挥老年人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作用;壮大集体经济，不断增强村落养老的经济实力。
5、建立农民需要的社会服务网络，构建乡村特色的农民社区
生活社会化的重要特征是为人们提供综合的居家环境。除了保健、医疗、福利服务外，还包括教育、就业、交通、购物等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项社会服务，能够提供高效率综合的只能是社区。针对农民居住地普遍比较分散，实现社会服务成本过高等实际困难，农村今后的主要任务是实现人口城镇化，让农民走向聚居，为社会服务网络的建立奠定必要的基础。
加大对村庄内部水、电、路、通讯、服务等小额基础设施的投资与建设，改变农民的消费环境和生活方式，进人现代化生活。
中西部地区具有资金匾乏但劳动力资源丰富且价格低廉的特点，因此，宜建立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服务项目，如康复护理、生活照料、钟点服务等。为居家养老提供多项式的帮助。针对农民的居住点比较散乱的特点，可在广大农村推行“家庭护理员”服务。让热心于此项工作的人经过严格的职业培训，掌握基本的保健、护理、康复知识和技能。经主管部门测试合格之后，可以获得“家庭护理员”的资格，凭借这种资格可以申请参与家庭护理工作，以此获取一定的报酬，家庭护理员的主要职责是对要求护理的老人、病残者进行护理，并可兼做料理家务、清洁服务。
推广“劳务储蓄”，即由社区组织低龄和健康老人为高龄和病残老人提供日常照料，届时将所服务的时间积攒下来，以供自己将来需要时使用，这种以劳务交换的有偿服务，是解决低收人农民照料困难的有效途径。
志愿者服务目前已成为重要的社会资源，要积极倡导、组织社会志愿者活动，为帮助老人们的日常照料和看护提供社会服务。
6、扭转滞后的社会意识，增强全社会的“养老”责任感
社会养老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责，要纳人当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规划，成为衡量市、县社会文明与进步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
宁夏近年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经济发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与此同时宁夏的职业技术教育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据统计现有职业技术学校已达26所。然而诸多研究表明职业技术学校教学体育教育严重滞后，这直接影响职业技术人才综合素质的培养，本文对宁夏职业技术学校课余体育活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对宁夏职业技术学校体育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而且对探索我国中西部的其它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改革具有明显的示范效应。
1、研究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宁夏具有代表性的18所职业技术学校为调查与研究对象，以这些学校的体育课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主要研究内容。
1.2 研究方法
1.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等网站，
1.2.2 专家访谈法 根据研究需要，针对论文所涉及的主要内容，走访了宁夏教育厅职业教育负责部门领导、18所职业技术学校的管理人员及部分教师。
1.2.3 问卷调查法 依据研究目的和内容的需要，发放学生问卷580份，回收578份，有效问卷540份，有效率93.1%。发放教师问卷36份，回收36份，有效问卷36份，有效频率100%。发放管理者问卷18份，回收18份，有效问卷18份，有效频率100%
1.2.4 数理统计法 利用Exel、Spss15.0统计软件对搜集到的数据进行处理。
2、结果与分析
2.1 早操、课间操开展情况
调查显示（见表1），宁夏职业技术学校能够保障正常上早操和课间操的学校有16所，占调查总数的50%。两操都不能保障的学校占少数，部分学学校或者只正常上早操的（占16.7%），或者只正常上课间操的占（22.2%），少部分学校早操和课间操实施情况不是太好。部分学校没有住宿生，因此没有安排早操。由于职业技术学校课程安排的特殊性，部分班级的学生安排实训，课间操不正常上。但两操都不上的学校就很不正常，宁夏部分职业技术学校的停上与国家实行“大课间”的规定相违背，有关部门应该强制其实施，以保障学生的正当权力。
2.2 课外体育活动
课外体育活动是体育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课堂教学的补充，是丰富学生生活的需要，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的措施。
学校课外活动多安排在下午第2或第3节课后进行，持续时间在1至2个小时之间，是学生课余自主锻炼身体的主要时间。宁夏不同职业技术学校对课外体育活动重视程度有不同。课外体育活动是体育课程的有力补充，能够丰富学生的生活，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课外活动一般安排在下午第2或第3节课后进行，时间较长，大约1～1.5小时，是学生锻炼身体的主要时间。各级学校对课外体育活动重视程度有相当大的差异。
调查显示，宁夏职业技术学校每天能够坚持锻炼60～90min的学生只有5%，大部分学生每天的锻炼时间在30min以内，占41.1%（表2），另有30.0%的学生不参加课外体育活动锻炼。这表明，相当一部分宁夏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每天的锻炼时间不足。影响学生进行课外锻炼的原因存在几个方面：一是学生先天原因，比如身体素质较差导致的运动技能掌握困难，对体育锻炼缺乏自信心，长期形成的对体育恐惧和厌烦，从而不愿意参见体育活动；另一方面许多学生处于懒惰，害怕麻烦，从事体育活动也是克服惰性的一种锻炼，体育教师在课堂上应该培养学生的体育思想，促使其主动参与锻炼；再有是学校环境限制，体器材的匮乏、场所的有限，不能给更多的学生提供锻炼的场所，从而影响课外体育活动的开展。
3、结论与建议
3.1 结论 宁夏部分职业技术学校课余活动管理松散、实施状况差；早操和课间操开展情况较差且内容单一；大部分学生还没有养成课外体育活动的习惯；学生参与课外体育活动的频率较低；在课外体育活动和业余训练方面，课余运动训练次数较少，课余体育比赛也是偶尔组织，宁夏职业技术学校课外体育活动和课余训练状况亟需改善。
3.2 建议 首先延伸体育课堂，克服体育活动时间的不足。课外体育是学校体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提高学生身体素质的重要手段。完整的学校教育课程体系由课外活动与教学活动共同组成，两者相互配合，互为补充，共同去实现素质教育的目标和任务。其次努力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的自觉性，促进其自我锻炼习惯的养成，使其认识体育锻炼是科学、文明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树立正确的课余体育消费观。最后建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应加强对课外体育工作重要性的再认识。一方面加大体育经费的投入，改善职业技术学校体育设施落后、师资队伍匮乏的状况；另一方面，制定相关政策加强职业技术学校课余体育活动的监管，提高学校体育场地、器材的利用率，鼓励学校引进新兴运动项目，丰富课余体育活动内容。
参考文献：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都会在语言中最活跃的成份——词汇上体现出来。词汇是一个动态的开放性系统，它一方面通过内部创造，变得日益丰富起来，同时又不断地吸收他民族的语言词汇，即引进外来词来扩充自己。外来词也称借词，指本民族语言中从其它民族语言中吸收过来的词。它是丰富词汇的重要手段，也是一种普遍语言现象，汉语也不例外，因为“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加快，与西方各国文化交流的el益加深，语言的融合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词尤其是源自英语的大量外来词进入汉语，并不知不觉地进入我们的生活。本文从源自英语的外来词进入汉语的方式、领域及其所折射出的民族文化心理几个方面进行探讨，以期对英语学习者有一定的帮助。
一、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方法
(一)音译法。音译法就是按照英文词的读音直接译成汉语借词，如朋克(punk)、克隆(clone)、舍宾(shaping)、瓦斯(gas)、艾滋病(aids)、粉丝(fans)等。英语中许多人名、地名及商品名称通过音译被借人汉语，如克林顿(clinton)、华盛顿(washington)、p&g(宝洁)等。用音译法吸收外来词既可保留原词的音韵美，又保持了其异国情调。
(二)意译法。意译法是一种归化法，指用汉语里固有的词汇改变外来词汇，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原英文词语的功能与特点，也可以说是按原词的语义创造一个新词”。意译法主要用于汉语吸收关于科技、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表示新事物、新现象等方面的英语词汇，如(dancingoutreach)、千年虫(millennium bug)、知识产权(intellectualprop—erty)、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superhighway)、还巢儿(boomerangbaby)、牛市(bullmarket)、熊市(bearmraket)、软件(softwrae)、穿梭外交(shuttlediplomacy)等。意译法是汉语吸收英语外来词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音意兼译法。音意兼译指兼顾外来词的读音和词义，使之既在语音上与原词贴近，又能体现原词特点但又非原词词义的词义，即做到音意合壁。如家居超市百安居(b&q)、玫琳凯(marykay)、奔腾(pentium)、欧元(euro)、奔驰(benz)、席梦思(simmons)等，采用音意兼译法比单纯的谐音或意译能更好地传情达意。
(四)半音半意译法。即把外来词的一部分取其音、另一部分取其义翻译成汉语，这样将原词一分为二，相得益彰。如网吧(internetbar)、剑桥(cam—bridge)、呼啦圈(hula—hoop)、唐宁街(downing street)、南斯拉夫(yugoslavia)等。
(五)音译加表意语素法。为了使外来词更清楚地表达其含义，通常把外来词音译后加上表示类名的词素来说明其类别。如泰晤士河(thames)、帝豪表(deidro deluxe)、太妃糖(ta)、恰恰舞(cha—cha)、燕尾服(swallowtail)等。有些类似的英语外来词被人们所熟悉后，在使用的过程中常常省略了词尾的语素，如坦克(tank)、雪茄(cigar)等。
(六)原文移植法。在新闻和科技语体中运用大量缩略语和简称，是现代英语的特点之一。汉语在吸收这些外来词时采取了最直接的原文移植法，以避免音译或意译繁琐的不足。如xo(extraold)特陈酒、ip(intearctprotoco1)网际协议、vcd(videocompactdisk)、gdp(国民生产总值)、eq(情商)、ct(computeirzedtomography)意为“计算机x线体层照相术”、voa(美国之音)、oa(办公自动化)、yahoo(雅虎)等。近2o年来，许多新的科技术语纷纷进人汉语，作为新生事物，汉语中暂时无法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概念，我们只有直接引入使用，如fox—pro，dos，autoware，windowsxp，windows98等。原文移植法还包括近年来汉语里吸收的一些以汉英混写方式构成的外来词，如k金、bb机、bp机、pc机、sos儿童村、ac米兰、atm机、txt文体、basic语言、aa制、t型台、ic卡、维生素a、v26减肥沙琪等。
由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吸收外来词的方式更多、更灵活，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并使其跟上了时代的步伐，满足了表达和交际的需要。
二、汉语中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范围
英语作为世界上使用国家最多的语言，它对各国语言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将新思想、新观念、新事物、新科技文化内容以词汇的形式通过大众媒体、商品、书籍等渠道融人到各国民众的社会生活中。新时期汉语中的英语外来词覆盖面极广，不再局限于以前的自然科学、政治制度等领域，而是已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一)网络通讯外来词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互联网在中国普及以来网络方面的外来词迅速增加，并向现实社会渗透，如聊天室(chatroom)、电子公告栏(bbs)、网络信息中心(nic)、综合数字服务网(isdn)、pc机、pop协议、usb接口、登录(1_~gin)、猫(modem)、下线(offline)、下载(down—load)、密码(password)、网虫(newoiti!)、宽带(broadband)等等。年轻人是网络语言的主要使用者，在他们的推动下，网络外来词不断推新除旧，发展迅猛。3此外，当今电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电子产品层出不穷，这方面的外来词已走进我们大众的生活，如cal机、移动电话(cellularphone或mobilephone)、波导(bidr)、爱立信(ericson)、摩托罗拉(motorola)、诺基亚(nokia)、cd、vcd、dvd(数字影音光碟)、vtr(磁带录像机)、vcr(盒式磁带录像机)、家庭影院(familyvideo)等。
(二)商标外来词
中国改革开放的深人加剧了中国市场格局的变化，价格、质量已不再是人们消费心理的全部，而是越来越多地注重品牌。于是，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一群特殊的外来词，即外来商业品牌名称词。商标外来词主要包括以下几类：(1)饮食方面，如保维尔(bovril)、三明治(sandwich)、曲奇(cokie)、德芙(dove)(巧克力)、益达(extra)口香糖、和露雪(walls)(冰淇淋)、芬达(fanta)、乐口福(lactov)乐百氏(robust)、雀巢(nescafe)、力多精(lactogin)、百事可乐(pepsicola)、七喜(7一up)、奶昔(milkshake)、麦氏(咖啡)(maxwel1)、百威啤酒(budweiser)、蓝带(啤酒)(blue—ribbonbeer)、扎啤(ajarofbeer)、鸡尾酒(cocktail)、白兰地(brandy)、威士忌(whisky)；(2)日用品方面，如奥妙(omo)、宝洁(p&g)、汰渍(tides)、金纺(comfort)等洗衣(粉)剂；佳洁士(crest)、洁诺(signa1)、高露洁(colgate)等牙膏品牌；纳爱斯(nice)、舒肤佳(safeguard)、嘉莲娜(carina)、力士(lux)等香皂品牌；夏士莲(hazeline)、柏丽丝(bolisi)、飘柔(rejoice)、潘婷(pantene)、海飞丝(heads&shoulders)mousse(摩丝)等洗发、护发产品；肤美灵(skinice)玉兰油(oilofulma)、梦思(香水)(man s)、雅倩(arche)、可伶可俐(clena＆clera)、强生(johnsons)、露华浓(revlon)、雅芳(avon)、旁氏(ponds)雅诗兰黛(est6elauder)等化妆、护肤品；(3)服饰方面，如媚登峰(内衣)(maidenform)、戴安芬(内衣)(tirumph)、奥黛莉(内衣)(audrey)、耐克(nike)、锐步(reeobk)、茵宝(umbro)、雅戈尔(youngor)、匹克(peak)、金利来(goldlion)、宝狮龙(bossini)等品牌服饰。(4)药品类，如康泰克(contac)、可立治(coldrex)、克痛(corta1)、息斯敏(hismana1)利肝灵(legalon)、伟哥(viagra)等。(5)交通工具类，如奥迪(audi)、奔驰(benz)、皇冠(crown)、宝马(bmw)、别克(buick)、马自达(mazda)及美国著名轮胎商标固特异(goodyear)等。(6)建材家俱类，如马赛克(mosaic)、华帝(vantage)、美标(洁具)(americanstandard)等。由此可见，所有这些商品名称外来词都已走进人们的消费观念里，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三)科教外来词
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中国在大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同时，自然要引进代表新技术、新发现的外来词。尤其是近20年来，一大批新的科技术语纷至沓来，如硅谷(siliconvalley)、高科技园(hi—techpark)，可视电话(videophone)、dna(脱氧核糖核酸)、试管婴儿(test—tubebaby)、克隆(clone)、b超、ct机等外来词，反映了新的科学理论及工艺技术的突飞猛进。同时，由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学子们的海外求学，使得mba(工商管理学硕士)、tofel(托福)、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英语考试)、ielts(雅思或国际英语测试制度)、aptel(英语能力考试)等外来词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知。
(四)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
中国在与西方各国的交流中，有关艺术、娱乐、文体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外来词也在迅速增加，如影视圈中的好菜坞、大制作、肥皂剧(soapopera)、卡通片(cartoon)、mtv等；歌舞圈中的“猫王”音乐、迷幻摇滚乐(acidrock)、爵士摇滚乐(jazzrock)、乡村摇滚(rockabiuy)、霹雳舞(breakingdance)、桑巴舞(samba)、辣妹组合(thespicegids)等；休闲娱乐方面的桑拿浴(sauna)、迪斯尼乐园(disneyland)、蹦迪、吧、秀、蹦极(bungee)等外来词；体育方面的nba、pk(playerkiuer)一对一单挑、拉力赛(rally)、局点(gamepoint)、赛点(matchpoint)等。
(五)社会组织机构、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外来词
各国自然环境的差异以及由此所引起的社会组织结构、生活方式的差异导致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有很大的差异。有关这方面的外来词也不断地涌入汉文化，如单亲家庭、丁克夫妇(dinks)、单身母亲(bachelormother)、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等。由于社会分工的越来越细，在继白领阶层(whitecollar)、蓝领阶层(bluecollar)之后，又出现了灰领阶层(graycollar)、粉领阶层(pinkcollar)、铁领阶层(ironcollar)。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当代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已由专业领域向社会领域扩展，尤以日常生活中与人们衣食住行有关的最为活跃，商品名称和商标用语方面的外来词也占相当的比例，同时科技借词数量大。当然，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绝不仅仅限于上述我们所提到的部分，还有许多外来词涉及到经济、军事、医学等领域。这些外来词不仅丰富了汉民族语言和文化生活，而且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对外交流合作的进程。
三、汉语借词蕴含的民族文化心理
汉语中源自英语的外来词在译介和使用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特点，折射出汉民族的语言文化心理。
这些民族文化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追新求异心理
大量新概念、新产品连同表述它们的外来词涌入汉语，表明了汉民族的文化心理在异文化移植的冲击下由封闭性、半封闭性转向开放性，从而强烈地刺激着人们的追新求异心理。在这种心理作用的支配下，人们对语言的使用总是不满足于旧的模式，而是追求语言表达的陌生化效应，即新词带来的新鲜感和吸引力。尤其是青年，他们善于追求新事物、接纳并积极使用带有异国风情的新潮词语，如泊车、小case、泡吧、蹦的、aa制、发烧友等。
近年来，音译词的增多、外来词的语素化无不与人们追求新潮、标新立异的心理有关。如“秀”源自英语show，汉语吸收后，更多地把它用作词素，从而产生了时装秀、舞蹈秀、内衣秀、婚纱秀、数码秀、生活秀、做秀、仿秀、秀服、秀场、秀的等时尚词汇。而盲目地模仿、机械地套用外来词是追新求异心理的极致表现，许多商家抓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在品牌上有意引进外来词，如西门子、沙宣、飞利浦、沃尔玛、吉列、波斯登等。这些商标词创意新颖，融合了汉民族的价值取向。同时，由于港澳台强势经济对国内流行潮流的影响，当前流行的许多外来词都源自港澳台，再在内地流传开来。正是由于人们追新求异的社会文化心理，越来越多的英语外来新词得以进入汉语词汇系统。
(二)追求语言经济的心理
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用简练的信息符号准确地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内容已成为信息时代的一大特点。这一特点使得人们追求语言经济的文化心理表现得较为突出，有时甚至经济到了容忍其冲击汉字的程度。新时期许多外来词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汉语对一些事物、概念冗长的表达方式，显得更简洁、活泼。外来词对语言经济化心理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大量字母外来词的直接借用，如ctgdp、apec(亚太经合会)、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直接借用英语外来词或缩略语，可以跨越疆界，在传达信息中具有高度简捷的特点。如dna一词，人们宁愿直接借用，而不愿使用将其意译成的专业术语译名“脱氧核糖核酸”。再如“t型人才”既指在横向上有广博的知识，又指在纵向上对某一领域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前者更经济，更便于记忆。
(三)求关心理
论文摘要 本文主要分析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美学观的关系、工业设计发展与文化的关系、传统文化与工业设计的融合，论述了工业设计本土化与文化的关系，阐释出文化因素在工业设计本土化中产生的影响和重要作用，及应用文化因素形成工业设计本土化设计风格的重要意义。
一 工业设计发展与文化
工业设计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从国外“输入”的，由于其“舶来品”的特性，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的发展历史，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中国工业设计始终摆脱不了模仿的痕迹，产品缺乏创意，设计师创新意识不强，成为中国工业设计前进路上的阻碍。这些年来，许多工业产品设计就是靠“一仿二改三创造”来设计“新产品”的。在这些产品中，经常流露出欧美或日本设计的痕迹，而我们本民族文化的踪迹却看不到，这种设计上表现出来的苍白，使我们的工业设计在市场竞争中显得软弱无力。
但随着设计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近些年在设计界已是个热门话题，以至于很多人将这作为衡量设计好坏的第一标准，其结果就是大量的传统文化被挖掘出来了。这个意图是好的，是为了发扬优秀的本土文化。但如果在设计中过于强调体现中国特色，而没有进行传统文化的内涵探索就会使设计显得牵强。如何使中国的设计更具民族性和本土文化特性，如何让中国的工业产品打上中国文化的印记，是中国工业设计师一直在思考的命题。
在工业设计发展的过程中，文化因素始终伴随其中，不同国家将文化因素反映到设计之中，就形成了不同国家的设计风格。例如，德国设计以冷静和严谨著称，意大利设计以富有激情而闻名，日本设计以优雅精致见长，商业文化极其强烈的美国，设计的内涵则更具有商业性，以手工艺见长的斯堪的纳维亚设计则成功融合了德国的功能主义并最终形成了独特的斯堪的纳维亚风格。正是因为设计与文化的相结合方面有了深入研究，才使德国、意大利、美国、日本这样一些国家成为世界性的设计强国，形成的设计文化席卷了整个世界。
在工业设计与文化的融合、发展方面，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已进入较高层次的发展领域，已在设计中体现了文化的内涵，形成了具有不同国家、地域特色的设计风格。将文化应用于工业设计已超越了将文化中的一些元素应用于设计，而是在设计中体现了文化的本质和精神，而且在现代工业化发达的今天已形成了工业设计文化，并随着其产品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销售，将其文化影响、传播到全世界。
近些年来，国内在设计与文化方面已有了一些研究，并初步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但多是探讨设计的文化内涵、设计中如何考虑文化因素、传统文化与现代设计、设计中文化的情感表达等方面，从中亦能看出设计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但也缺乏综合、深入研究和有效的实际应用。
中国的工业设计要发展到与世界同步的水平，一方面要注重创新及应用先进的技术，另一方面是要体现本国特色，形成具有本土文化特点的设计风格，使文化融入到设计之中。因此，要在基础理论方面做好充分准备，深入研究工业设计与文化的关系，以便以理论指导设计实践，使我们设计的产品不仅有创新点，还具有我国的文化风格，形成较强的设计竞争力，向设计强国迈进，不再沦为一些国外大企业集团的产品加工厂。
二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与美学观
所谓“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在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政治生活的基础上形成的共同社会心理、共同价值体系、思维方式、审美方式等的总和。真正的文化根植于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且被历史传承，是人与自然世界、社会关系中那些相对稳定且被人类自觉意识发现、应用于生活中的规律性的东西。
中国“封闭型”的文化特质具有“自成一体”的个性和上下传承的规律，但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多元的复合性文化。处于重要影响地位的儒家文化在形成过程中吸取了道家、佛教、法家等各家之长，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自觉整体的思维方式和观物取向的象征思维模式。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使对立的两极相互结合、相互沟通，使上下之间相互连接，同时也使上下都有所节制。儒家思想中的“普遍和谐”观念，作为一个完整意义的观念，它至少包括四个层面：即“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和人的和谐”，“人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从这个意义上说，协调人——机——环境系统、协调科学、艺术、经济、社会等各方面关系的工业设计，更加符合中华文化的本性。
中国传统美学始于老子美学，发展于孔子的儒家美学，这就奠定了中国传统美学“以整体为美”的基调、“以和为美”的思想表现。中国古代的艺术家追求“天人合一”、“形神兼备”，在“以整体为美”的思想指导下，借物抒情，以内敛含蓄的方式表达着自己的审美取向，创造着中国式的艺术作品。
三 设计的文化特征
20世纪以来，科技的进步、通讯的发达，使得各民族之间的障碍减少，世界各地区的固有文化逐渐丧失。加之现代设计标榜标准化、简单化的原则，使得具有国际风格的产品因没有文化的阻隔而兴盛一时。高科技的发展使产品的造型都趋于轻薄短小，在批量生产制造下，所有的产品看起来都一样，成为失去意义的造型。在全球经济背景下，在西方的文明盛行之时，不同文化特质的差异性被忽略了，设计日渐失去了丰富的性质。人们开始厌倦简单的设计。后现代主义、产品语义学派和解构主义等设计潮流及风格应运而生。这些设计都试图从本土文化、族群文化或传统文化中吸取养分，以此来为产品赋予更多的象征意义，使设计更加多元化、个性化，恢复产品与文化断裂的关系。虽然我国在工业设计方面起步较晚，但在文化方面却有深厚的基础，以现代设计的新方法、新技术结合优秀的文化必然会形成未来设计多元化、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设计风格。
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设计具有鲜明的文化特色往往是其参与市场竞争强有力的手段。北欧及意大利都因高度重视本土文化而使设计具备了鲜明的文化识别性，使其产品在全球市场上得以广泛流通。中国的设计一直尾随西方的设计之路，缺乏自身鲜明的特色。事实是中国的文化不仅迥异于其他民族，且有深厚的历史沉淀。重视本土文化及深入挖掘它则是发展本民族设计的关键。所以重视不同文化的差异性，深入挖掘本民族的文化特质，对设计发展特别重要。
现代设计越来越认同本土化，设计的本土化有别于种族偏见和地方保护主义，是与世界上其他地区对话的开放性地域主义风格。本土化设计可以运用本民族的图形和符号，但本质上是使设计具有民族文化的“根性”。这种“根性”就如同一种标志，成为一种醒目而又吸引人注意的特征。在本土化设计思想的指引下，设计的产品将更贴近生活，且更具特色，同时更能让我们感知我们所生活的土地它过去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对于我国现在的发展阶段，要使本国的工业产品占领中国市场以及走向世界，从引导中国消费趋势来讲，使产品设计本土化即研究本土文化，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在设计新产品时，在满足产品性能、结构等最基本的功能性的基础上，充分考虑产品的精神性，使新产品满足不同角色的情感需求；产品的精神性即对使用者的情感关照，是设计师生活的积累、文化的积累，是特定文化背景下特殊消费观念的产物，是不可复制的文化产物，是一种产品区别于其它产品最显著的特征。
四 传统文化与工业设计的融合
设计是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滋养，同时它又是传播文化最有效的载体。西方文明表现在经济上的强大与快速发展，使它们在世界经济舞台、政治军事宗教和伦理诸领域都占有主导地位。因为随着他们的商品（承载着设计）在全世界范围的流通，这些商品所传达出的设计风格，即体现西方文明的信息以不可阻挡之势渗透到世界各个角落，不同人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被这种西方文化潜移默化，而逐渐接受了它，本民族传统文化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渐渐淡化，甚至出现灭绝的危机。
人类文化是由不同地域、不同种族的多元文化组成的，每一种文化能延续至今，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不同文化各有其差异，但却又有互补性，这种文化的互补性是保证全人类走向健康的可持续性发展之路的法宝。同属东方文化圈的日本在这方面取得了较好成绩，例如，它的汽车工业就传承了日本对空间概念的传统理解：少即是多，小即是大。这种小型化的汽车发展理念跟欧美所追求的豪华、宽大、大排量轿车工业的发展方向是完全不同的，通过对内部空间合理科学的设计，达到既合用又节能，在道路条件发展滞后的今天尤显灵活机动的优越性，领导了世界轿车工业的发展潮流，成为欧美各国在轿车市场最主要的对手。日本其它方面的工业设计也不同程度的显示出其鲜明的文化精神，这种对本土文化的现代演绎，使世界发达国家对日本文化不敢轻视。
纵观中国的设计现状，现在的中国在设计界还没有大的突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设计师本身的文化底蕴缺失的缘故。同时他们对文化在设计中的应用还停留在对传统文化中各种图案图形等形式的借鉴和应用方面，缺乏对文化理念深层次的探索。设计师很想借用文化之笔锦上添花，但由于对中国民族文化的肤浅理解，加之急于求成的心理，使文化流于形式，缺乏内涵。这不得不说与整个社会的历史发展有很大的关系，我们的许多文化遗留在一次次的“彻底的”革命中。现在的设计师，虽然生长在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但是他接受到的文化熏陶恐怕只有几十年，甚至更短。可以说，这一代的设计师是在文化的沙漠上教育成长起来的。所以，中国的设计缺乏文化本土气息。现代设计越来越认同本土化和民族化，鲁迅先生很早就说过：“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这句话用来戒训今天的中国设计正是时候。所谓本土化是对本土文化的认同，而不是对图形图像的认同。要有勇气承认“五千年文明——深厚底蕴”的断层，切实的从头探索中国文化的内涵，找出传统文化与现代潮流以及自己个性的交汇之处，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才是现代中国设计师的使命所在。
中国工业设计的本土化，需要融会东西方科学文化，同时又要富有东方神韵的思维方式、哲学智慧。这就要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智慧、西方最新科学发展中的新智慧综合起来，构成现代新型方法论。建构工业设计的本土化，形成有特色的工业设计必须要立足于国内现状、认准消费定位，以中国哲理融会贯通的“和谐”观念，创造性地解决中西文化的价值冲突和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香港的著名设计师靳埭强之所以能走向成功，不仅因为他有一流的设计意识和头脑，也由于他在设计中加入了许多中国化的东西，如，中国古钱币、水墨文化、儒家文化。他很聪明，懂得如何将浸五千年的中国文化加入现代的调味剂，并将其呈现出来。他就这样一步步地跨进了世纪一流平面设计大师的行列。
五 结语
现代设计越来越认同本土化，设计的本土化是在寻找设计的文化“根性”。传统文化是历代相传的文化成果，是人们积累的物质、精神财富。这提醒了我们应该重新审视“文化包袱”，将这包袱当作新的设计语言，并进行文化的现代化。当设计师了解到“设计”在艺术与科技之间扮演着沟通桥梁的角色时，就会主动接触历史留下来的文化成果，进行亲身的文化体验，并在设计时努力探索本土文化的内涵，寻找设计与文化的对接点，形成自己的设计风格，这是设计本土化的精髓所在，也是形成中国本土化设计风格的关键所在。
参考文献
[1] 柳冠中：《事理学论纲》，中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关键词：不文明行为游客管理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民旅游呈迅猛增长的态势。据国家旅游局提供的资料显示：2005年，国内旅游人数达到12.12亿人次，较2004年同比增长10％；中国出境总人数达到3103万人次，较2004年同比增长7.5％。中国已成为亚洲最大的客源输出国。但是，我国公民在旅游活动中表现出的不文明行为受到了包括国际社会公众舆论的批评，损害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对此，我国政府给予高度重视，中央文明办、国家旅游局联合颁布了《中国公民国内旅游文明行为公约》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文明行为指南》，其目的是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引导我国公民全面提升自身的旅游文明素质。
然而，使社会旅游文明水平得到提高只将眼光放在游客身上是片面的。相关专家的研究表明，我国游客不文明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复杂的，有缺乏社会公德和文明修养、中西方文化和习俗的差异、管理不到位、我国旅游市场尚不成熟等原因。提高游客的文明素质有赖于社会道德的整体提高，更有赖于高素质的从业人员将科学的管理措施真正落实到位。本文认为对我国游客表现出的不文明行为除进行教育、宣传和引导之外，更重要的是制定科学、人性化的管理措施，加强对游客行为的管理。
国内外游客管理的相关研究
游客管理是指旅游管理部门或机构通过运用科技、教育、经济、行政、法律等各种手段组织和管理游客的行为过程。通过对游客容量、行为、体验、安全等的调控和管理来强化旅游资源和环境的吸引力，提高游客体验质量，实现旅游资源的永续利用和旅游目的地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作为一种管理理念，游客管理已为发达国家旅游目的地广泛应用。从20世纪60年代起，通过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在西方国家先后形成了一系列游客管理理论：游憩承载力(RCC)、游憩机会序列(ROS)、可接受的改变极限(LAC)、游客体验与资源保护(VERP)、游客风险管理(VRM)等。除此之外，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的一些游客管理方法和模型，如游客影响管理(VIM)、游客活动管理程序(VAMP)、最优化旅游管理模型(TOMN)等至今仍指导着世界上众多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的游客管理。它们都建立了反应游客体验质量和资源条件的指标体系，并且确立了最低可以接受的标准，以及为保证相应区域的状态满足上述标准而应当采取的管理手段和监测技术。
在我国，游客管理仍属于新兴的研究领域。总体来说，无论是对实践的总结还是对理论的探讨都明显不足，研究的对象主要集中于一些特殊类型的旅游目的地，如生态旅游、遗产旅游等。游客管理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大多散见在一些专著的部分章节或论文中，专门的研究成果数量极为有限。本文通过文献检索，收集了部分国内学者的相关研究。
何方永（2005）提出了对游客管理的三种理解：游客管理就是游客行为管理，即游客责任管理，目的是规范与引导游客行为，以减少对旅游目的地的环境与资源的破坏；游客管理是游客体验管理，其目的是为了提高旅游体验质量，增加游客满意度；游客管理是协调环境保护与游客需求关系的一种工具。不同类型的旅游目的地，游客管理的内容侧重点不同。
张建萍（2003）指出旅游者管理的目标是要塑造“有责任的旅游者”。袁南果、杨锐（2005）认为游客管理模式的目标是为了保证环境不受到不可接受的负面影响，从而制定管理措施来引导限制游客活动，将破坏降到最低点。
刘亚峰、焦黎（2006）认为游客行为管理的内容包括：环境卫生方面的常规行为管理，破坏管理和安全行为管理三个方面。他们指出，不同的旅游景区对游客行为的要求是不同的，如在生态旅游区，对游客的活动范围、装备乃至所穿的鞋子往往都有要求；在文物古迹景区，一般重点是监管触摸、涂刻及拍照等行为。除配备足够的人员的监管外，导游的配合是有效的补充，为此必须注意对导游的管理。管理的方式主要通过提醒、宣传教育，但强制性手段也是必不可少的。李萌等（2002）认为游客不文明行为是景区管理的一个部分，景区管理部门要重视对游客进行引导和管理：景区工作人员首先应以身作则，发挥示范作用，带头爱护环境；景区应建立方便反映问题的渠道，便于游客反映问题和意见，及时消除不满情绪，预防破坏行为的发生；制订比较完备的规章制度对可能出现的各种不文明行为尤其是故意破坏行为加大制约力度；在旅游活动项目的安排中应有意识地增加与环境、景观保护有关的内容，使游客在生动有趣的活动中获得相关知识。
马勇、李玺（2006）将游客管理的方法分为激发型管理和约束型管理：激发型管理是一种软性管理，主要通过沟通和交流，充分激发旅游者的自我约束能力，包括教育、示范和引导；约束型的管理也称强制性管理，通过制定相应的行为规则，并借助强制力保障该规则得到遵守。吴必虎（2001）通过对国内外游客管理技术的归纳与总结，认为游客管理可分为直接管理与间接管理两种方式。直接管理是指直接改变旅游者的意志和行为，如限制利用量、限制某些类型的活动等。间接管理方法是指通过改变影响游客意愿和行为的因素，来改变游客的行为本身，如对设施作物理变更，加强对游客的宣传等。张建萍（2003）认为应该通过导游或宣传手段对旅游者进行教育，通过法规、法律、制度等手段对旅游者行为进行制约，通过技术手段加强对旅游者的管理。李毅（2002）则提出了对游客管理的具体措施，即严格控制游客数量，有效控制游客活动，加强对游客的宣传和教育，重视导游管理和培训。
游客管理的成功经验
（一）西班牙管理经验
2005年，西班牙入境游客达5560万人次，大大超过本国人口（4200万人），创汇378亿欧元，外国游客数量和旅游收入均居世界第二位。西班牙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旅游大国，除了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外，还有着文明的旅游氛围和管理井然的旅游景点。
西班牙所有的旅游景点都不准开饭馆和咖啡馆，也不准零售任何食品、水和纪念品，更不准乱停车。沿街叫卖的小商小贩在景点是绝对禁止的，违者严惩不贷。西班牙旅游景点内不准吃东西，游客吃饭、喝水必须到城里的饭馆、咖啡馆，买纪念品必须到附近出售纪念品的商店。旅游景点里厕所全部免费，厕所布点合理，而且非常干净，洗手池，洗手液、手纸和烘干机等一应俱全，因此不可能发生随地大小便之类的不文明行为。
坐落在首都市中心的马德里王宫和布拉沃古典绘画博物馆，大门口没有任何人维持秩序，但是有两排弯曲的白色栏杆引导人们前进，游客有秩序地鱼贯而入。在这样的文明环境里，人们会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任何不文明的行为，就会让人觉得是一件十分丢人、极其难堪的事情。马德里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在路边看到体积不大的圆形垃圾箱，相隔20到30米就有一个，方便行人将垃圾扔进垃圾筒。西班牙有关部门对个别不文明行为采取两种措施：一种是不严重的事件用文明的劝说方式加以制止；另一种是对于个别严重的不文明事件予以报警，由警方出面处理。
（二）意大利威尼斯管理经验
历史悠久的世界著名水城威尼斯是一座面积不足8平方公里的小城，城市中居住着不足8万居民，而每年平均接待1200万游客。巨大的客流量严重威胁着当地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为了保持威尼斯的吸引力、减少旅游业对当地的负面影响，当地政府以及旅游主管部门制定了一系列游客行为管理政策。
为了有效维护当地的文明旅游氛围，威尼斯政府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方法，具体表现为：
首先大力开展环境保护教育和宣传活动，以培养和提高旅游者以及当地居民的旅游资源环境保护意识，形成环保内在驱动力。当地旅游政府部门以及旅游企业共同倡导旅游可持续消费理念，即倡导旅游者的消费观念、消费结构、消费行为和消费模式向有利于环境、资源合理利用和人们整体素质提高的方向发展。
其次，在加强旅游者环保意识教育的同时，切实加强执法力度，从而有效地规范了游客行为、保护了旅游资源环境。威尼斯的旅游环保法规比较健全，除了严格执行欧盟、意大利的各种环保法规以外，威尼斯还专门制订了相关旅游法规，例如威尼斯市政府为规范旅游者行为而专门出台了名为“您不能”的行为规范手册，其内容包括游客不能在街头吃午餐、不能乱丢垃圾、不能在河道里游泳、不能在城内骑车或是驾驶其他任何车辆、不能在公共场合脱衣服、不能身着泳装行走街头等等。对于游客的不文明行为执法官员会不留情面的给予高额罚款，如对在圣马可广场上野餐的游客的处罚高达250欧元。
我国游客管理制度的缺陷
随着国外游客管理理论的引入，人们已经开始关注游客管理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国内的游客管理研究领域狭窄，缺乏系统性，理论研究成果不具有普遍适用性，在实践中可操作性低。在实践领域，大多数旅游目的地的游客管理都只是权宜之计，缺乏包括游客管理程序、方法、效果评估与监控等内容的系统的游客管理运行机制，导致游客管理无效或低效，这与我国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极不相称。归纳起来，我国游客管理的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经济效益，缺乏对游客管理重要性的认识
在我国，大多数旅游经营管理者的关注点还在如何吸引大批的游客，过于重视旅游的经济效益，对大批量游客进入后带来的负面影响没有考虑或考虑不周全，缺乏可持续发展的前瞻性。一些旅游地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为了让游客尽量配合消费，不仅缺乏对游客环保意识和文明旅游的教育，甚至对一些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视而不见；一些旅游地在缺乏统一规划和环卫设施的情况下，盲目开发，急于产生规模效益；一些旅游地的管理者尽管在理论上已经认识到了保护与开发并重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运行机制和管理技术上，尤其是游客管理方面，缺乏应有的认识和知识，缺乏可操作的措施和手段。
（二）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不到位，基层管理人员素质低
我国旅游业从业人员队伍缺乏稳定，基层管理人员素质相对较低，加之许多旅游景区和企业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和管理不到位，缺乏对从业人员的管理能力和管理责任意识的培养与要求，使得他们没有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不具备起码的职业道德。媒体经常有这样的报道，在国内的许多景区，游客随意在文物古迹上拍照、嬉戏，或者在景区乱扔垃圾，景区工作人员却对这类不文明行为“习以为常”或“视而不见”，很少上前劝导制止。旅行社对组织的出境旅游团很少进行必要的跨文化差异和得体行为举止的宣传和提示，而在旅游过程中导游和领队也没有担当起提醒和监督的职责。一些导游在讲解时，甚至宣扬迷信，误导游客去触摸文物，以求带来好运。
（三）缺乏科学规划，服务设施不完善
科学合理的规划直接影响着游客的行为及旅游活动。在我国的许多景区，游客的不文明或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景区缺乏科学的规划，服务设施不完善所造成的。停车场的位置，游道的设计、游憩方式的选择、牌示系统的引导都与游客的拥挤和对环境的影响程度密切相关；没有或不合理的功能分区会提高游客活动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垃圾桶的数量、位置、分布、开口不合理，卫生间数量不足，缺少让游人休息的设施等等。这些客观原因都会导致不文明行为的增加。
（四）景区管理混乱，相关服务系统缺乏
在我国许多景区管理混乱：对商贩摊点没有统一的规划管理，商贩只管卖，不管环境卫生的清理；对食品饮料的食用没有要求，加之景区内的商品价格高出市场价格，许多游客便自带食品饮料，随处休息食用；商贩围追游客出售商品，随意圈地占点收取拍照费，游客“挨宰”的情况经常发生；景区收费不合理，重复收费情况严重；清扫人员不到位，垃圾满溢，不及时清运。特别是黄金周期间，很多景点都是人满为患，处于超负荷接待状态，相关服务跟不上，缺乏必要的疏导与调控，导致游客的种种不便，导致不文明行为频频发生。景区本身的管理已经非常混乱，更无法对游客进行管理、对游客的行为进行约束与监控。
加强游客管理和提升我国公民旅游文明素质的建议
我国旅游管理部门、景区、企业要共同构建起科学的游客管理体系，采用管理技术防止或消除游客不文明行为的发生。具体建议如下：
（一）制定旅游者行为规范，加大对旅游者的宣传教育
加强各种类型的旅游者行为规范的制定、宣传和实施。例如英国的《在英旅游告诫20条》，除了告诫游客不要乱扔废弃物、乱涂乱画、触摸展品外，还针对具有不同文化习俗的外国游客的提醒，如：“要压低嗓门，特别是在夜间和那些幽静的地方，如教堂和乡村”、“如果要把别人摄入自己的镜头，须先征得对方的同意”等等。所制定的行为规范一定要切实可行，并通过各种手段进行宣传和采取有效的监管措施，以达到对游客进行教育和引导的目的，使游客认识到哪些行为是正当的，哪些行为是不文明的，意识到自己对旅游景区环境应负的责任，从而有效约束自己的行为。
景区要加强对游客宣传的力度，例如：在进入生态旅游地或遗产地之前，先让游客观看通过生动形象手段布置的展览或现代化技术摄制的短片，使游客增长知识，唤醒游客的责任意识，自觉进行文明旅游；在景区入口处，免费发放《入园须知》或旅游指南，提前向游客告知一些禁止的行为，使游客在入园前就了解有关规定，在游玩过程中自觉遵守；在景区醒目的地方利用大型电子显示屏滚动播出游览须知及文明宣传短片，在显要位置悬挂文明标语，设置文明提示牌等等。对目前的出境旅游团至少要进行三个层面的宣传教育：基本的文明行为教育，不做损害他人、妨碍他人的事，如随地吐痰，衣冠不整，乱扔废弃物，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等；国际礼仪教育，如仪表仪容，着装礼仪，会面的礼仪，餐饮礼仪等等；跨文化交际常识教育，了解与特定旅游目的地人民交往时必须注意的文化差异。
（二）加强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提高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
旅游管理部门、旅游企业要加强对从业人员的培训与管理，引导他们发挥对游客的示范、监督和制约作用。无论是高层管理者、导游员还是保洁工人都必须是文明行为的典范，要主动对不文明行为进行监管，要能够做到随时捡起乱丢的垃圾，以实际行动引导游客。
旅行社需要加强对导游和领队的素质教育和管理，要求他们在旅游途中尽到引导、提示、监督的责任。另外，旅行社需要对导游词严格把关，严禁无中生有的编造，加强导游词的知识含量和科学性，发挥导游“文明的引导者和传播者”的作用。
（三）采用“激发型”和“约束型”并举的游客管理措施，进一步约束游客行为
目前，在我国旅游者整体素质不高、良好习惯还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一方面要用教育、宣传、引导、鼓励等方式提升国民的旅游文明行为，唤起游客的社会责任感，激发游客自觉提高自身的素质。例如，旅行社向出境旅游团发放文明旅游行为倡议书、出境旅游须知等宣传资料；请游客参与管理，旅游途中或在景区里，请游客担任诸如“文明礼仪监督员”的角色，唤醒人性的优点，抑制人性的缺点；在旅游活动的安排上，有意识地增加增长科学知识、爱护环境、遵守文明规范等有关的内容。另一方面，采用约束型措施，通过制度和技术手段加强对游客行为的制约与管理；诉诸法律法规，加大不文明行为的成本，加大处罚力度。让不良行为的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吸取教训。以罚治脏，以罚治不文明，已是被国内外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经验。
（四）完善配套设施与管理，采用人性化的游客管理技巧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人会受到周围环境的暗示，在不知不觉中会产生与环境相应的行为与心情。一个场所越是脏乱差，游客对自身不文明行为的控制能力就越低；相反，如果游客置身于优雅、整洁的环境中，他的环境意识、文明意识、社会责任感会得到激发。因此，提供一个清洁卫生、设施齐全、服务周到的旅游环境，是景区消除不文明行为的重要措施。
各种公共设施，如垃圾桶、卫生间、游人休息处的设置、数量、分布一定要充足合理；对景区内的车辆、滑竿、商铺等要统一管理、统一价格，遏制尾随兜售、强买强卖、占道经营等现象；在景区内设置“最佳摄影点”，提醒游客在正确的位置拍照，减少游客乱爬乱拍情况的发生；景区要设有专门的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提供免费咨询和地图、手册等资料；建立完善的解说系统（包括导游讲解、咨询服务、影音材料、标志、牌示、地图、手册等），这样不仅为游客提供了信息，还能达到对游客安全提示、行为提示等的管理功能；景区内的牌示、标志等的位置要得当，信息要醒目、简洁、准确；景区内的游道、游览线路的设计要合理，使游客不走回头路，达到分流游客的目的等等。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0751（2013）03—0110—06
“居住伦理”，即人们在日常居住生活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念对个体的人格、人生的塑造，对人际交往和社会风气的影响及应遵循的行为规范和良序美俗。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内容，居住伦理重在以伦理、道德的视角关注百姓的日常起居生活，塑造健康的居住方式，树立理性的居住伦理观和行为方式。目前国内的居住伦理研究主要可以从近30年来关于居住学研究的成果中体现出来。居住学研究的主旨虽然在于探索人类居住生活的内在规律，生活与空间的相互关系及发生、发展、变化的因果关系和结构关系等①，但在研究过程中必然关涉对现实伦理问题的阐析，而且有的伦理研究（如建筑伦理）已呈独立的态势，因此，本文基于居住伦理的内涵与居住学的三个重要范畴：居住建筑、居住环境和居住方式，结合国内的居住学研究成果，对其中伦理研究的发展脉络、主要成果和研究的不足做一述评。
一、居住建筑伦理研究
正如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所说：住宅是居住的机器。作为一门综合诸多软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身的综合性学科，居住学与建筑学关系密切。人类居住的本质在于建基于人类生活与行为之上的家屋，家屋并不仅仅包括具体技术、材料等实在的内容，还包括抽象的文化传统意识、价值取向等范畴，而这些使居住建筑的伦理研究成为可能。
居住建筑学与伦理学的结合始于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其兴起，一方面源于建筑本身与伦理之间的深层关联，另一方面则是因现代建筑实践中涌现的大量伦理问题的推动。中国的建筑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主要由一些建筑学者发起，他们在其论著中开始涉及建筑的伦理问题，如同济大学建筑系教授沈福煦在《宗教·伦理·建筑·艺术》一文中较早论及建筑与伦理的关系，指出：“建筑伦理学是从建筑实践中引出的经验和原理，主要关注的是对与建筑相关事物的态度，或者是说，对这些事物的判断。”②21世纪，随着居住学研究在国内的深入展开及城市居住环境恶化、建筑师职业精神缺失等多重危机的出现，关于建筑伦理的讨论日趋白热化。除了建筑学者，一些伦理学者也加入其中。拓荒之作为秦红岭的《建筑的伦理意蕴——建筑伦成果，其主要是从如下四个方面展开探讨的。
第一，以伦理视角阐析古代居住建筑的思想特征，揭示中国传统居住建筑文化的伦理意蕴及伦理功能。伦理概念在建筑中的形象反映构成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而伦理观的流变与建筑发展间的关系则构成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有的研究从建筑与伦理的狭义关系出发，指出中国“居以载道”的建筑理念充分表达了中国传统的伦理型文化。如秦红岭认为，中国古代建筑无论是宫殿还是民居，都体现了皇权至上的政治伦理观、尊卑有序的等级道德观、群体本位的价值取向及和谐为本的人伦观；陈喆等在《传统民居空间划分的伦理内涵》中以家庭伦理为主线，考察人类传统民居建筑的空间划分方式，揭示了其中蕴含的伦理旨向；马旭初在《北京四合院与传统伦理观念》中以四合院的建筑风格为例，揭示了四合院内宅、外宅的划分体现着尊卑有别的等级观念，内宅的居住安排反映出长幼有序的传统伦理观念；张峰率在《“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的影响》中，通过对中国传统居住建筑中男女空间的比较研究，阐述了“男尊女卑”伦理观对传统居住建筑设计的深广影响。从以上研究成果看，中国传统的建筑具有内外有别的空间格局、尊卑有序的标示功能以及注重礼制的精神承载等特征，这些特征皆源于传统儒家伦理规范——“礼”，“礼”是中国传统建筑的核心价值内涵，因此，由“礼”的精神影响的建筑无不体现着一种等级差序。有的研究则从建筑与伦理的广义关系出发，探析伦理观念的流变与民居建筑的赓续构成的源流关系。有学者以民居建筑嬗变之“流”为立足点，指出导致这一嬗变的原因是伦理观念的变迁。如董睿在《居住文化的变迁与传统伦理的嬗变》中，从大历史层面揭示了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伦理观念从大一统走向民主、从强调等级走向主张平等的巨大嬗变，而作为文化物质载体的民居建筑则见证并体现着这种嬗变。有学者以道德观念的嬗变之“源”为立足点，微观论证观念客体，即民居建筑的巨大变化。如陈斌的《从家庭伦理道德的转变看家庭居住方式的变化》指出，不仅社会文化、伦理意识的变迁会深刻地影响居住建筑、居住生活的变化，居住建筑、居住生活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传统价值观的嬗变。
第二，从应用伦理的视角，探讨建筑师的职业伦理问题。建筑师的职业伦理可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入手进行分析，前者指建筑师从建筑的价值属性、建筑与社会的关系、建筑与自然的关系入手进行的哲学探究；后者则基于西方的伦理准则，围绕建筑师的个体责任和义务，研究建筑师在民居工程实践中碰到的伦理难题和责任冲突及应当遵循的职业道德规范。目前，国内的研究多从微观层面出发探讨建筑师的职业道德问题。如秦红岭在《试论土木工程师的职业伦理》中将责任伦理视为建筑师首要的道德规范，认为建筑师必须担负起神圣的原始伦理责任，诗意地创造和守护人类的家园，让人更好地存在着。秦红岭在《职业伦理视野中的建筑工程伦理》中还提出了保证这种责任有效的方式。除了责任伦理，有的研究还从美德理论出发，指出建筑活动内蕴着求真、臻善、趋美的伦理价值，所以，“建筑师不仅有求真的欲望，更有求善的欲望……希望自己的目的能够在改造世界和创造人类生活环境的活动中实现，希望人们在他们所创造的生活环境中幸福地生活”③。这是建筑师的普遍良知，这一良知甚至在制度伦理缺位的时候也能发挥巨大的规范与引导作用。这些研究开拓了国内职业伦理学的新视野。
第三，以中西方哲学元理论来探讨居住建筑的伦理基础，拟构建国内居住建筑伦理体系。对此，有的研究从传统建筑所载之“道”着手，汲取其中的建筑理念，赋予现代居住建筑设计以生命。如邱建伟的博士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通过哲学与科学的综合分析，建立科学与人文相交融的合理化因素，从更广泛的领域反思现代建筑设计理论，提出现代建筑设计应秉持人性的、人文的理念，要使建筑与人实现“天人合一”。有的研究以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理论来探讨建筑的伦理本质问题，对其“诗意栖居”的筑造理念进行伦理学的解读。如郭宇力的硕士论文《历史的栖居：基于现象学视角的“历史性存在”筑造思考》，把“面对事实本身”作为理论视角，将历史街区问题的研究置于“人之存在”的深度和城市、建筑整体演化的背景之下，从哲学和现实“筑造”两个层面展开命题式的探讨，对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根源予以反思。还有一些研究基于国内建筑实践中的现实问题，提出了建筑活动中存在的值得研究的伦理问题，如建筑工程伦理、建筑技术伦理等问题，不同利益阶层的利己行为、弱势群体的居住质量问题等，这些研究强调未来的居住建筑实践必须确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建筑伦理原则和行为规范，兼顾公平与正义等。
第四，从代际伦理的视角探讨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伦理问题，尤其是传统民居的保护问题。这些研究或者运用建筑学、人类学、哲学等方法，反思城市化的功过，认为城市化导致普遍的文化平庸状况，这种平庸已经使历史丰富性丧失，城市记忆力模糊，甚至失语；④中国的城市化正处于非常危险的时期，正在走向反人性、反人文之路，城市化应有的伦理目标应该是为历史留空间，为生活留空间，为子孙留空间。⑤或者运用文献学、建筑学、伦理学相结合的方法，在拼贴、还原中华传统古老民居建筑原貌的基础上，一方面指出这些由城市、乡镇、集市构成的复杂社会文化现象会随着自然的、经济的和社会行政局面、伦理文化赓续的盘根错节而融为一体，它们是中华悠久历史馈赠给后世的丰富遗产，我们的伦理责任就是让其得以存续；另一方面指出研究本身即是一种文化的“寻根”，在“实用”哲学大行其事的今天，我们要完成个体灵魂的完善，以实现中华传统文化从冷僻、萎缩走向“适应、合理、变通、兼融”。⑥
综上分析，目前国内建筑伦理研究虽然取得了进展，但总体仍处于起步阶段。正如秦红岭在《建筑伦理研究的现状评述：学理基础与趋势展望》中指出的，国内建筑伦理研究在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等方面都存在诸多不足；不仅如此，建筑伦理研究的成果更多关注的是城市建筑而非乡村居住建筑的伦理问题，更多的是对文化意蕴而非人居建筑伦理价值的思考，这是由居住伦理的非独立性所导致的。但应当肯定的是，相较于居住伦理其他范畴的研究，国内建筑伦理的研究成果最丰硕、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整。这些研究，一方面，为中国建筑伦理学的构建奠定了基础，促进了城市的人性、人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国内居住伦理学建立之先声，居住建筑伦理的研究也为居住环境伦理、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居住环境伦理研究
挪威建筑理论家C.N.舒尔兹认为，“居住”意味着人与给定环境之间建立一种有意义的关系。人想获得一个“存在的立足点”，必须“认同”于环境，即人赋予环境以意义、对环境有“归属感”，这才是居住的真实意义。⑦因此，有的学者甚至将居住学视为全面研究人类居住环境的学科。人类居住生活与社会文化环境、人工环境之间的关系，在居住学形成之前，就已是学界关注的主要伦理问题。20世纪20年代，中国学者邹德谨和一些日本学者就对这一方面做了最早的探讨。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居住学的确立，日本学界以深切的现实关怀和广阔的理论视域不断推动研究的发展。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国家也开始了对居住环境伦理的体系化研究，时至今天，居住的生态伦理、环境伦理研究已成为西方伦理学研究的显学。但由于政治的原因，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一些建筑学者、伦理学者的推动下，中国的居住环境伦理研究才渐趋复兴。居住环境包括居住的自然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及人工环境。⑧所以下面就从这三个方面对国内人居环境伦理研究给予述评。
第一，基于生态伦理观、环境伦理观探讨传统的居住观念、居住行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既有之利”、“现有之弊”与“应有之义”。其中，“既有之利”指居住环境伦理研究重在把握人类传统居住文化的价值，指出中国传统居住追求“宜居”，强调居住环境与人和自然间的融合。如谭刚毅在《两宋时期的中国民居与居住形态》中指出，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生态伦理”的概念，可实际生活中却无不体现着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这种亲和关系源自中国人的古老智慧。朱力认为，“在中国古代依靠经验来营造宜居环境，并以阴阳五行等思想加以引导，而产生了风水学说，按照‘趋吉避凶’的原则，以指导居住环境的选址、定向、施工等，其中隐含着朴素的生态伦理观念”⑨。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大多都认识到指导传统中国人“宜居”生态理念的是“天人合一”哲学观。“现有之弊”主要指出了人类居住文化与自然、生态环境之间的危机，分析了造成危机的主要根源在于错误的生态观。荆其敏等强调，导致空气、水等居住环境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现代人类生存的价值观及居住方式和生活方式之弊。传统的住宅讲究“天人合一”，但现在，由于建筑师缺乏土地生态学的观点，城市和乡村在建房时只会挑选最好的地段，从而破坏了自然环境。⑩对此，秦红岭也在《试析生态城市建设应遵循的价值原则》中揭示，现代人主张改造自然、征服自然，将自然视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工具，这种观念已经成为现代人类的普遍价值观，反映在国家发展、城市建设、民居建筑和人们居住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朱力以本雅明的批判理论分析了这一价值观的哲学根源，其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理性的崇拜与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主宰了人类的价值体系。这些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代环境伦理问题产生的价值根源。“应有之义”旨在基于导致居住环境日益恶化的价值和人性根源，强调借鉴传统，以新的自然观应用于当代居住设计与建设、居住生活理念之中，培育现代人的环境伦理道德意识。如孙彩萍从宏观层面指出，传统的自然观、生态伦理观不仅是中国未来居住建设的文化资源，还是遭受现代机械自然观之苦的西方文化观念变革的契机所在。朱力从微观层面强调，明代文人在居住环境理想图式、日常生活情趣、休闲娱乐、社会交往、消费观念等生活方式上对自然的审美与尊重的精神，对当代社会构建生态环境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能够帮助我们超越仅从工具理性的视角思考自然价值的思维定式。此外，有的研究也正确地看到正是人类的欲望造成了今天的环境问题，所以必须抑制人类的消费欲望，善待环境，关爱万物，建立起一个“低熵”社会。
第二，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探讨社会文化环境与居住行为间的伦理关系。作为生活伦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居住伦理研究的社会文化环境既包括居民的居住观，也包括居住区内的安全、邻里关系等问题。研究者从宏观与微观层面出发，分析社会文化环境对于居民生活的意义。宏观层面，有的从历史主义视角研究儒家礼制文化与阴阳风水等神秘文化对城乡聚落方式的影响，如肖群忠指出，中国古代邻里关系的基本特点决定邻里关系主要是以道德作为调节手段，形成了亲仁善邻的道德态度、乡邻和睦的价值目标、相容相让的基本道德、相扶相助的伦理义务；有的研究，如林永匡的《民国居住文化通史》，立足社会大变动时期，探讨新旧文化在城市居住伦理中的共存与冲突。有的研究立足现实，阐述现代社会文化环境对民居建筑和居住生活产生的利弊，如郭晓蓓的《“城市生活”今昔：民生伦理的审视视角——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道德思考》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以俗文化为主流的社会，这一俗文化在商品社会中以群众的消费文化、商业文化等为内核，极大地影响着当代的居住文化、居住伦理和居住道德。微观层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对中国各区域及少数民族人居环境伦理的探讨，这是目前该领域研究得比较充分的部分，为中国古民居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从生活伦理的视角出发，研究人工环境的伦理性及其对居住生活的选择、居住质量的影响。“人工环境”指由于人类活动而形成的环境要素，包括住宅的设计和配套的公共服务设施、卫生绿化等。调查显示，人工环境的质量直接反映居民的居住质量，决定着人们的购房行为，成为衡量生活满意度和幸福感的主要标准。罗雪中认为，与以往人们“被居住”不同，现代人在选购商品房时更追求住宅区的人工环境。与传统的宜居理念不同，现代的“宜居”与“便利”紧密联系，进而与幸福感、城市的满意度与认同感等伦理心理密不可分。遗憾的是，国内目前这一层面的研究多停留于艺术、建筑的层面。
总之，现代人迫切需要一个安静、安全、优美、便利的居住环境，然而，国内居住环境的状况虽已得到一定改善，伦理研究也已起步，但与民生需求相比，都是相对滞后的。主要体现是：缺乏类似国外学界将居住、社会和环境问题联为一体系统地归纳和阐述居住环境的概念、指标体系、评价理论的系统化、评价理论的理论化等研究成果；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尚未建立，或囿于现象的描述，学理分析不足，或仅局限于形而上的论述，而建筑、环境学等科学知识背景匮乏；针对居住环境问题开出的很多“药方”只能停留在学术层面，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诸如居住安全、居住用水等居住环境的范畴研究尚待起步。这些既是居住环境伦理研究的局限性，也是其未来研究与发展的生长点所在。
三、居住方式伦理研究
居住方式伦理以居住主体的价值，居住主体与居住空间的关系，社会中各种因素成长、组合与嬗变综合作用引起的居住方式流变为研究内容，其研究最早可追溯至19世纪初，伴随世界范围内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居住问题成为城市发展的焦点问题。20世纪50年代，居住学形成，居住方式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焦点问题，逐渐为西方的多个研究领域所重视，出现学科综合、交叉的大趋势。在中国，现代意义的居住方式研究开始是作为民俗学的研究内容承担着启蒙民众的使命，20世纪90年代中叶得到一定程度的独立发展。21世纪，城市化进程速度加快，传统聚落与现代城居的矛盾，居住主体的多元化、复杂化与住宅理念一元化的矛盾，贫富差距、居住空间的隔绝与社会制度的公正性问题之间的矛盾以及西方居住学理论的引进，推动了居住方式研究的迅速发展。综合这些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从人本主义出发探讨居住方式的伦理本质及现代居住行为的价值缺失问题。有的研究综观古今中外的居住文化，主张住宅建设必须以人为本才能让人们对生活更满意，才能共建和谐的人际关系，而现代城市高层住宅与小区正背道而驰，造成使用者的不满。有的研究认为，虽然现代城市住宅建筑已开始强调人的参与和改善人的居住感受，但中国的城市规划本质上仍未摆脱功能主义的影响，住区规划“见物不见人”，缺乏人文关怀的问题依然很严重。鉴于此，邱建伟博士在其论文《走向“天人合一”——建筑设计的人文反思与非线性思维观建构》中，主张研究或借助西方建筑模式、生活模式的自然主义、人本主义思潮指导中国的建筑观、居住观，或者致力于以传统“天人合一”的建筑理念作为今天住宅建设者的学理依据。
第二，从政治伦理层面探讨公众参与城市规划、居住建设的权利。根据1987年国际建筑师协会的《布赖顿会议宣言》提出的城市住宅的发展均势，未来的居民是最主要的决策者与建设者。按建筑规划设计的步骤，市民、设计师、政府官员分别承担着不同的义务，由此产生了对不同角色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目前，国内研究多为对建筑师、城市规划设计师和政府官员的职业伦理的探讨，而对于城市规划、居住决策的“公众参与”问题的伦理研究很少有涉及。其中，对政府官员职业伦理问题的探讨主要从百姓“难住”、“住难”的现状及其居住政策、法规的研究中加以体现，如张增船指出，“住有所居”是当前的一项民生大计，有着人道主义、制度公正、人权等内在伦理意蕴，在现有的制度环境下，政府责任的缺位、财税体制和土地政策的伦理失范，使“住”成了居民的沉重负担。居住危机实质上就是制度伦理危机。
第三，从制度伦理与关怀伦理层面探讨中国的弱势群体居住生活中凸显的伦理问题。这是目前中国居住伦理研究亟待重点关注的领域，然而却处于相对匮乏的状态。现有的研究有的着力从整体探讨城市“居住弱势群体”的伦理问题，如焦怡雪的博士后报告《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规划问题研究》，将“居住弱势群体”界定为居住现状水平不能满足基本居住需要又无法通过市场途径改善居住状况的群体，提出城市居住弱势群体住房保障的目标为实现人人享有适当住房的社会权利。有的则具体研究了“年龄弱势群体”——城市老人的居住问题。21世纪，人口老龄化成为中国面临的突出社会问题，老年人居住问题的研究持续升温。与20世纪不同的是，这一时期的研究更多关注老年人的精神需求，如王江萍在《城市老年人居住方式研究》中指出，孤独感和沮丧感是独居老人的普遍精神状态，传统的以“孝”为核心建构的住宅设计和家庭居住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老人的这种状态，使老人能够获得幸福的晚年生活。有的研究针对“绝对弱势群体”——农民工的居住问题作以初探，如单孝虹的《失地农民集中居住新区的道德伦理建设初探》强调，农民工居住在城市中，形成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其居住方式或大或小地影响着他们对城市的认同感，实际上，农民工的居住方式彰显出的是制度的公正、公平等伦理问题。这部分的研究应当成为伦理学各个领域研究的核心内容。
第四，从家庭伦理的视角透析反传统的“特殊家庭”的居住伦理问题。由于家庭组织形式和成员间伦理关系、社会地位的不同，家庭成员的居住方式、日常的交往形式存在巨大的差异。有的研究探讨了“丁克家庭”的家居方式，如梁旭的《“丁克家庭”的居住问题研究》指出了“丁克家庭”这一居住方式对传统婚姻、家庭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有的则研究了城市的“空巢家庭”，如侯立丽的硕士论文《我国城市“空巢家庭”居住模式研究》指出，计划生育造成“空巢家庭”成为未来中国人的主要居住方式，对于“空巢家庭”，除了来自家庭、社会的人文关怀外，还必须实现空巢家庭住宅设计的人性化、住宅环境的环保性和住宅社区的交流性特征，这样才能确保空巢家庭的和谐。实际上，除了城市“空巢家庭”，乡村也表达出日益纠结的家庭、社会伦理困境：夫妻长年外出打工，孩子和老人形成“空巢家庭”，由于相比由此导致的“留守儿童”的伦理问题，老人的居住伦理问题已显得微乎其微了，所以这部分的伦理研究少有人问津。
第五，从社会伦理的层面探讨社会转型期间出现的居住方式伦理问题。我国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空间资源分配不公导致阶层分化，由此映射出社会阶层分化后不同阶层居住方式的封闭与隔绝、贫富差距日趋扩大等诸多社会伦理问题。在中国现有市场经济体制下，城市住房资源不仅被市场“看不见的手”掌控，更为权力所控制，于是，腐败现象丛生，寻租活动猖獗，有限的住房资源分配失衡。就此，刘精明指出，旧城改造的过程就是一个城市优势资源重新分配的过程，是权力和金钱占有教育、交通、环境等最好的资源，而拆迁居民逐步被边缘化为弱势群体的过程。居住资源分配不均导致空间使用上的隔离与分化，客观上形成了社会的阶层隔离和贫富隔离。鉴于此，研究者试图提出有效的解决路径，秦红岭在罗尔斯正义论的启示下，强调了城市规划者的社会责任。有的研究则通过对美英等国的实践分析，提出“混合居住”的方式，以解决居住分异、空间资源分配失衡等问题，实现社会的和谐。但唐晓岚反对“混合居住”方式，认为这样可能引发和激化阶层矛盾，应该加强以政府管理为核心的社会调控的介入，以达到各阶层居住利益的公平。
总之，目前国内关于居住方式伦理的研究从各个层面反思了中国现代居住方式存在的伦理困境，但研究也存在非独立性、非系统性特征。此外，研究更多关注的是政治制度伦理的否定维度即保障性制度的研究，而非诸如公众权利、公众参与、公众监督等的维度；研究还局限于城居生活方式的探讨，乡居方式的研究甚少涉及；对居住主体范围的伦理研究也亟待扩大。
四、结语
“住”是人类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需求和行为，而以居住建筑伦理、居住环境伦理与居住方式伦理为本质内容的居住伦理，蕴含着人道、人性和人本，公正、平等和幸福等丰富的伦理道德内容，不管时空如何变幻，都必然折射出个体的追求与价值、整个社会的文化精神和价值取向。所以，它本应为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主客观的因素，相较于发达国家理论成熟、视阈开阔、方法多元的居住伦理研究，中国的相关研究起步晚，目前还处于对居住的伦理问题进行多角度反思与学理基础的探索阶段。因此，这些反思和探索必然存在着诸多的不足，而弥补这些不足，推动中国的居住伦理研究走向独立，实现学理化、系统化和人居价值指导正是未来研究者的目标所在。
【中图分类号】G62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7-0131-02
什么是数学学习困难生？数学学习困难生，指的是智力属于正常范围，但在数学学习上暂时遇到困难，难以达到《数学课程标准》所规定的基本要求，与实际教学要求有一定差距的学生。
学困生一般都是后天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数学学困生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智力型学困生，另一类是非智力型学困生。非智力型学困生是指那些非智力因素（包括兴趣、意志、情感、动机、信心、习惯、性格、毅力）较差的学生。这类学生的特征是：对数学学习缺乏兴趣，学习目标不明确，或根本无目标，缺乏学习意志，丧失学习信心，上课无精打采，走神或者睡觉，课后不能完成作业或者抄袭作业等等。
形成非智力型学困生的原因主要有：1.家庭不良因素的影响。家长对孩子的学习从不过问。2.学校不良因素的影响。如教师的教育方法简单粗暴，处理问题不公正；学生学习上的困难得不到教师的及时帮助和指导。3.同辈群体不良因素的影响。如部分学生认为读书没多大用处，读成了也不容易找到好工作。4.社会不良因素等影响。在教学工作中，我们所遇到的学困生多数是非智力型学困生。下面对新课程下的数学学困生在学习上的成因进行简要的分析并提出转化的对策。
一、成因分析
1.学生自身的原因。
（1）缺乏学习数学的兴趣。数学学困生对学习数学知识普遍缺乏兴趣，求知欲低，意志薄弱。他们厌恶数学，认为数学很闷、很烦。上数学课闷闷不乐，烦躁不安，开小差，搞小动作，极少举手回答问题。作业经常不完成，或者随便抄袭以应付老师。对于数学的公式概念不能记忆，更加不能灵活运用于解决问题之中。
（2）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知识的断层。数学学困生在学习上的成因主要不是他们的智力低下，而是由于在学习的过程中出现知识断层。基础知识对学困生现有学业成绩的影响最为显著，小学数学教材结构的逻辑性、系统性很强，表现在教材知识的衔接上，前面所学的知识往往是后边学习的基础。很多学困生由于一些知识点没有学好，造成知识缺陷，在学习新知识时就遇到了很多障碍，这样的障碍未能得到及时解决，长此以往，导致知识的断层，致使他们对学习失去信心、意志和毅力而成为学困生。
（3）学习习惯不良和学习方法不妥。学困生往往未能养成上课认真听讲的良好学习习惯。他们自控能力比较差，容易受外来因素的干扰，会出现边听课边玩的情况。他们上课的注意力不易集中，不愿意开动脑筋去思考并解决问题，不会对信息进行加工储备，不会反思调控自己的数学认知过程与方法，未能养成课前预习、课后复习，先复习、后做作业的良好学习习惯。对知识一知半解，甚至不求甚解，只是机械地进行记忆，未能把所学的知识内化成自己的东西，从而造成学困生的学习困难。
2.教师的原因。
（1）对教材的理解和把握不到位。教师在处理教材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是：没有抓住重点、难点。只是照本宣科完成任务。例如：整个小学阶段应当把口算、笔算作为重点教学。但很多教师平时教学中没有突出这点。只是抓应用题；在没有熟练运算掌握法则下过多地追求算法多样化的问题，认为学生的计算方法越多越好。又如：对于很多的知识点，教材中都没有给出结论，只是通过提出问题的形式，引导学生去观察、讨论，如“你能发现什么规律？”。而有些教师在学生讨论及七嘴八舌地汇报后，并没有引导学生总结出规律和方法，学生对所学的知识仍没有一个正确完整的认识。
（2）教师对课后作业处理不够完善。除了《课后作业练习册》外，还有其他《练习册》教师认为学生必须全部完成才是好学生。致使基础差的只能抄袭完成任务，没有逻辑思维能力，感受不到数学中自然规律的乐趣，日积月累学生对数学没有兴趣。一些很简单的问题反复多次地练习，如小学一年级人教版第一册《数学》。整点、半点的认识一课，《课后作业练习册》上出现三页之多的相关习题，还有其他练习册也有相关的练习题。而很多题目已经不是训练整点半点的问题了，而是深入到计算时间的难题。结果部分学生本来对整点、半点时间就没有学会。而完成这些作业后还是没有学会整点、半点的时间认识。可想而知这种学生以后怎么会对时间计算有兴趣。
二、转化的对策
针对以上的成因分析，从转化原理和指导要求出发，我认为要转困、脱困必须从学困生的学习动机、教师的课堂教学等方面多管齐下，研究对策，切实有效地提高学困生的学习成绩。
1.提高教师素养，准确把握教材。
要防止学困生的大量出现和学困生的低龄化，以及对学困生进行有效的帮助和转化。教师一定要深入学习新课程理论和发展性评价理论，尽快提高自身的素质以适应课改的要求。教师要通过校本教研等多种途径，认真钻研教材，深入理解和把握实验教材的编写意图，准确把握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了解与所教年级相关的知识的来龙去脉。根据不同水平学生的学习状况，进行目标分层，提出不同要求。如：乘法口诀不熟，背熟口诀，法则不熟练就要补法则。加减法不熟就补加减法。要让学生掌握小学数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不要过多地追求难题、应付式地完成练习册的任务。在平时的教学中，要关注学生成长与发展的每一点进步，帮助学生发现自己、肯定自己。学生一丁点儿的优点，我们都要加以表扬和肯定。实践证明，量体裁衣，因材施教，给学生一缕阳光，学生会还你一片草地。
2.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习习惯。
对待学困生，首先要善待他们，激发他们的学习动机。对他们加强目的性教育，促进学困生对数学学习的自觉性，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作为老师要坚持对学生施行激励性评价，高度重视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只有这样，才能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困生走入正轨，获得成功的体验。
【摘要】本文结合环境工程学科的专业特点，探讨了环境工程专业《环境伦理学》课程开设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并从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课程考核体系等方面提出该课程的教学与实践改革措施。
【关键词】环境伦理学 环境工程专业 教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3）08-0212-01
一、《环境伦理学》课程在高校开设的必要性及存在的问题
随着环境污染与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对公民实施环境教育越来越重要，而环境教育的理论基础应当是“知识――态度――行为”转化模式[1]。新时期的大学生是否具备良好的生态道德素养？这一标准将成为衡量其道德的一个新水准。高等院校对如何开展并有效实施环境伦理教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和义务。通过环境伦理教育，使大学生树立可持续发展的绿色消费观，为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合格公民奠定基础。
环境伦理学本质上是关于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如何调节人与自然关系的道德规范的研究，属于伦理学的研究范畴[2]。目前，高等院校环境工程专业环境伦理学教学师资比较薄弱，授课教师多为自学为主，没有机会参加《环境伦理学》课程的相关教学培训，任课教师的水平在不同院校情况有所差异[3]。
二、《环境伦理学》课程教学内容的优化整合与更新
1.对教材的掌握与选择
对于环境工程专业的学生，相对比较缺乏伦理学的相关专业知识，因而在选择教材时应注重系统性与科普性。环境伦理学学科交叉性较强，包含了生态学、伦理学、环境科学等学科知识，在选择教材时，要考虑教材的系统性、连贯性，在理论知识方面应具有一定的广度与深度；同时，就环境专业的学生来说，对伦理学的专业知识相对欠缺，所选教材应具有具体的实例分析，用简单的论述阐明复杂的哲学问题，从而激发学生的课程学习兴趣[4]。
2.课程内容的更新优化与整合
目前《环境伦理学》课程使用的教材主要是2004年余谋昌和王耀先先生主编的教材，一般为32学时。而环境伦理学是一门前沿性很强的课程，西方关于环境伦理方面的相关案例与著作内容更新较快，我国近些年存在的重大环境事件新闻报道的不少，但真正写入教材，对其进行系统分析的不多。根据环境工程的专业特点，有针对性的对教材内容进行相应的调整与整合，让学生了解环境伦理学的学科性质，掌握环境伦理学四大流派、环境污染与环境恶化的根源，使学生从思想上深入理解保护环境的必要性及意义。对于实践部分，结合案例重点讲授，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科学决策的重要性，科学技术可能带来的环境灾害和生态破坏。
三、环境工程专业《环境伦理学》课程教学模式的改革
1.充分发挥多媒体网络教学的优势
多媒体具有直观，图文并茂、生动等诸多优点在高等院校已普遍使用。在理论部分可采用传统的教学方法与多媒体相结合的方式，在讲述中西方环境伦理学演变历程、环境伦理学四大流派时，充分利用多媒体教学优势，搜集具有代表性的图片、视频等，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活跃课堂气氛，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课堂教学质量与效果。
2.调动积极性的辩论式课堂教学
《环境伦理学》是一门理论性强，又密切联系实际的综合性课程，理论部分比较偏重于哲学伦理学知识的阐述，对于环境专业的学生比较枯燥乏味，学生听课没有积极性。因此，通过辩论式教学方法授课，打破被动的单方灌输式教学，将学生随机组合分组，学生通过查阅资料，整理制作PPT，在课堂上以阐述、辩论的形式发表自己的观点。不仅锻炼了学生查阅文献、口头表达能力的能力，也使课堂气氛得到活跃，教师的点评与鼓励也与学生得到良好的互动与沟通，对提升教学质量与效果非常有益。
3.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如何将环境伦理学理论转化为实践，这需要在课堂上培养、鼓励学生在现实生活中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具体的实践活动。授课时可根据近些年有关环境污染及突发性环境事件相关的热点问题，采用理论联系实际相辅相成的授课模式。鼓励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社会实践中，积极参加环保组织，参与环保宣传，通过实地考察、社会问卷调查的方式了解自己身边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人们的环境意识，有针对性的开展环保活动。
四、环境工程专业《环境伦理学》课程考核体系的构建
《环境伦理学》作为环境工程专业的专业选修课，若以卷面考试的方式，则势必会出现学生平时不学，考试时突击死记硬背，这种考试不仅不能真实地反映学生对课程的理解与掌握程度，同时也违背环境伦理学课程开设的初衷。因此，笔者根据本课程的实际情况，采用考察为主的考核方式，其中，平时成绩权重20%，主要考察学生的出勤率，课堂提问学生文字组织与口头表达能力等；随堂测试及辩论赛成绩权重30%，根据授课内容考察学生随堂掌握程度，通过辩论赛考察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理解与应用能力；论文成绩权重50%，考察学生对课程内容的综合理解与掌握程度。实践证明该考核方式能较客观的反应学生对该课程的掌握程度。
参考文献：
[1]徐蕾. 高等院校开展环境伦理教育的思考[J]. 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4， 17（4）： 97-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