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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育者（传播者）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即传播者，是传播的主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组织者和主导力量，对信息的收集、选择、删除、保留、发出起着把关作用，是整个信息传播过程的“守门人”，是后续环节中的教育信息编码者、发送者和控制者，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者。作为传播者，教育者功能的发挥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起着重要的作用。
2.受教育者（受众）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受教育者，即受众，是传播的客体。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是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的出发点和归宿，是教育最终效果的直接体现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中的“接受方”，受教育者出于自身需要，对教育者发送的教育内容进行反映、选择、整合，并将其所接受的教育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作为受众的受教育者本身并不是消极的被动接受，甚至在有条件的选择和接纳的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排斥和反抗，这就决定了受教育者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关键性作用。
3.教育介体（传播内容和方法）教育介体包括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是传播中的传播信息和传播方法。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用来影响受教育者的一定社会所要求的思想品德规范以及在教育活动过程中各种方式与手段的选择，都会影响教育的效果。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内容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活动的客观依据，要把特定的教育内容有效的传播给受教育者，必须要有适当的教育方法。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工具和方法的选择影响着传播信息的效果。教育方法是传播者进行说服教育的辅助条件，决定教育效果的速度和程度。有效的传播介体是连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纽带，也是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的一个基本要素。
4.教育情境（大众传播环境）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不是一个孤立封闭的过程，而是处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社会环境影响和制约着人的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大众传播环境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以及思想观念，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方面通过传播媒介传播思想政治道德知识和规范，对人们施加广泛而有力的影响，另一方面大众传播所传播的信息造成的不良的舆论环境也会削弱甚至抵消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不利于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教育者在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应注意抑制和消除大众传播环境的的消极影响，利用并强化其中的积极影响。同时受教育者在信息接受过程中要培养自身信息辨别能力，主动吸取有利于自身发展的传播内容。
（二）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的传播学理论分析
1.运用“把关人”理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教育者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中，教育主体和接受主体相互交流，交互作用。其中，教育者是思想政治活动的传播者、组织者，其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是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果。1947年，美国传播学家库尔特•卢因提出了“把关人”的理论。“把关人”（gatekeepers）是控制信息在信道里的流通的个人；他们可以扣压信息、构成信息、扩展信息或重复信息。它是可以决定什么性质的信息被传播、传播多少以及怎样传播的人或机构。在整个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教育者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传播者和引导者，其自身素质和对传播信息的筛选能力直接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
2.运用受众选择性心理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者的需要驱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是特指发生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的过程。具体而言，是思想政治教育信息接收者（受教育者）处于自身发展的需要，在特定的思想政治教育接受环境下，对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传导者（教育者）所传输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行选择、内化、外化及反馈调节等一系列完整的连续性活动。”[4]在思想政治教育信息传播过程中，受传者不是消极被动的接受信息，而是根据自己的价值观、信念、立场、需要、兴趣等有选择的接受信息。1960年，美国传播学者约瑟夫•克拉伯（JosephKlappe）在《大众传播效果》一书中，将选择性心理归纳为选择性注意、选择性理解、选择性记忆。由于过多信息的干扰，受众会产生于传播者意图不符的理解偏差。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要善于了解、利用受众的经验、态度、立场，改进传播方式，从尊重受众需要的角度进行传播活动。教育的实施过程中，充分考虑到选择性心理的作用，调控和引导传播内容，传播受教者需要和能够接受的内容是至关重要的。
3.运用个体差异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者的发展创新在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接受作为主体性的能动活动，对接受客体也会形成创新期待。主要表现为接受对象在理解选择过程中，通过自我更新和文化自觉调适，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创新发展是对信息认识深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接受主体的个性和接受差异由创新期待体现，而创新期待也是接受主体主体性的体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没有创新期待就没有接受主体的超越自己的主动性。对于知识结构丰富的接受主体，其思维往往比较活跃，要求打破原有知识水平，实现自身的发展与超越。1946年霍夫兰首先提出个体差异理论，经德弗勒加以修正形成。每个人的成才环境和社会经历不同，对同一信息的反应和接受能力也不相同，简言之，由于个性差异会对信息会做出不同的选择和理解，随之态度和行为也会因人而异，同样的信息往往会收到不同的效果。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把握接受主体的个性特点和层次需求，有的放矢的教育，对于塑造和转变受教育者的思想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4.运用“培养”理论分析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环境制约外在环境制约规律是指在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活动中，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受到来自其他方面外在条件和因素的制约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的环境，是指对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发展产生影响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思想政治教育环境包括的因素十分广泛复杂，这里主要是指相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这一中心事物的外部环境，即大众媒介环境，它对人的思想品德形成和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影响。新媒体时代，大众传播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美国学者G•格伯纳等以一定的社会观和传播观为出发点提出的“培养”理论认为，在现代社会，大众传媒的倾向性，使得人们的主观现实和客观现实存在很大的偏离，这种长期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人们的现实观。一方面，大众媒介环境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要，另一方面，它也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认知和判断。提高信息接受者的媒介素养，培养受教育者的媒介使用能力，是提高思想政治教育接受效果的重要途径之一。
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路径的传播学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过程的四个基本要素的传播学视角解读，从不同视角认识和理解思想政治教育接受规律，对运用传播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探寻增强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的创新路径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提高教育者（信源）可信度，是有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提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不仅要提升自身的可信性和内在人格上让人信服魅力，还要提高理论知识水平，成为专家型传播者。完善知识结构，提高理论素养，将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管理学、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中，多角度、多视角、多层次看待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人们对传播者的评价常基于三个特征：它的知识和正确性、他的可靠和诚实程度及他的意图。传播学者霍夫兰在说服效果研究的实证研究基础上提出的“可信性效果”指出，传播者（信源）可信度越高，其说服效果越大；可信度低，说服效果越小。受教育者如果认为教育者学有所长、诚实可信、意图公正，就容易对教育者产生认同的积极接受心理，反之，则容易对教育者传播的信息产生抵触心理。
（二）理解受教育者的需求心理，重视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在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活动中，要充分考虑到接受主体的主体选择性，根据接受主体的个性特征，兴趣需求，有目的、有选择、有计划地传递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这样才能有效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传播学中从受众的需求和接受信息的原因出发进行研究的使用与满足论，是一种新兴的受众理论。起源于40年代的美国，这一理论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由于每个个体在不同阶段的需求都各不相同，传播的信息不可能被所有受众全部接受，受众会从中挑选出可以满足自身需求的信息进行认识和理解。受众面对信息的传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实际上受众总是自主地选择自己所偏爱和需要的传播内容和讯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播活动的主动权最终是受众而不是传播者所掌握。
（三）把握教育内容的真实性、先进性和教育方法的巧妙性，提升受教育者理解和创新能力从上述霍夫兰的“可信性效果”研究可以看出，传播者自身的可信度是提高思想政治政治教育传播效果的重要前提条件。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可信度信源的传播效果会出现衰减，而低可信度信源的传播效果则呈现上升趋势。这就是所谓的“休眠效应”。这一现象说明，随着时间的流逝，信源可信性的影响趋于减弱，而传播内容的作用才开始真正发挥出来。由于传播过程中“休眠效应”的存在，要想达到长期的说服教育效果，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内容本身的说服力。思想政治教育者选择具有真实性、有益性的教育信息，一方面要尽量选择权威部门或者主流媒体的信息作为施教材料，另一方面还要考虑受教者的精神需要，分层次、分结构传输教育内容，培养受教者的创新发展能力。同时注重教育的方式方法，如“形象说理”、“辩证施教”、“促膝交谈”等教育方法都可以使教育达到一个理想的效果。
议程设置是大众传播的重要社会功能和效果之一。20世纪70年代，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肖通过研究发现，传播媒介作为“大事”加以报道的问题，同样也作为大事反映在公众的意识中；传播媒介给予的强调越多，公众对该问题的重视程度越高。根据这种高度对应的相关关系，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形成社会“议事日程”的功能，传播媒介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大众传媒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利益，对现实环境中的新闻事件进行有选择的报道，受众只能被动地接受传媒的议程安排，是大众媒介对真实环境的重新建构和阐释。
现如今微博已经以一股不可逆转的风潮席卷全球，它的诞生改变了传统媒介较为单一的传播方式。与传统媒介相比它短小简便，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传播渠道多元化，使个人在信息传播和意见表达方面发挥更大的能动性，并使受众拥有了更多自主选择新闻来源的权利，传统媒体设置“议事日程”的基础被打破，适用于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理论已不再继续适用于微博传播。
二、微博环境下议程设置功能的弱化
(一)背对脸的交流方式
与一般的网络面对面交流不同的是，微博传播中信息的传递者基本上是呈现一种背对脸的交流。微博世界中，你关注或者浏览某位博主的微博时，对方不会知道你是谁，自由的选择要关注的对象，关注对象的状态更新就会显示在你的个人空间中，而关注对象本人却可以不主动和你交流。现在微博开通了“悄悄关注”的功能，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种“背对脸”的交流方式，关注者可以悄悄的关注要关注的对象，而被关注者却根本不知晓，被关注者在微博上的一举一动却被追随者尽收眼底。这种交流方式与传统媒体最大的不同在于关注者是在一个信息者的背后的位置去接受信息，而信息者却没有办法找出站在暗处的关注者，这就会使得信息者不可能有效地去领导或者是管理他的追随者，结果就是议程设置的效果不再像传统媒体那样显著。
(二)碎片化的表达方式
碎片化的表达是微博最大特点之一。微博上的信息多是不成系统的，零碎的信息表达。140字的限制，使得信息更随性随意，生活中的闲言碎语，细枝末节都可以晒在微博上，同时在语言组织上，也是更加口语化，随意化。三言两语，就是一条微博。这种简易的意见表达使得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时代的记录者和关注者，看见什么，想到什么，随手编辑，一天可以发出十几条甚是几十条。以twitter为例，在首页显示的只有9条用户发来的信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如果隔秒刷新就会出现变化。网站管理人员难以对这些信息进行有效的整合微博文本的碎片化，使得管理人员难以进行有效的议程设置[1]。同时，一个普通博友看到了一件自认为具备新闻价值的事情，随后发在了微博上，继而引起他的粉丝的关注、转发和评论，核裂变式的传播使得其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这个时候，扮演报道者的不再是媒体工作者，每一个参与的人都可能是报道者，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媒体议程设置的局面。
(三)匿名性的传播主体
德国传播学者诺利.纽曼对沉默螺旋理论进行概括总结，她指出：个人意见的表明是一个社会心理过程。其中意见的表明和沉默的扩散是一个螺旋式的社会传播过程。大众传媒所表达的劣势意见和对异常的人际支持逐渐减少，合并形成了沉默的螺旋，其中表达优势意见或不愿意表达意见的人数逐渐增加[2]。
而由于网络的虚拟性和匿名性，注册的微博用户背后的身份往往无从知晓，微博中沉默的一方也就不再害怕被社会孤立，人们在匿名的庇护下更倾向自由的表达自己对某件事的关注、意见和看法，转发着自己关注的话题，沉默的这一方已不再沉默，媒介的议程设置在这么一个人人有话说的微博世界中，很难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的“显著性”，从而影响着公众瞩目的焦点和对社会环境的认知。
三、公众打破媒介设置议程的垄断权
(一)受众有权自主选择新闻
在微博世界中，信息流通的速度是传统媒介难以企及的，微博的传播效果非常惊人，一条上午的信息，可能下午就有成百上千的人关注并且讨论，信息的流通呈现出核裂变般一对多，多对多的传播态势，这种交互性网状的信息传播的特性使人人都处在一个不断信息的同时不断接受更多信息的状态中，在短短的半天时间里，在个人中心中可能会收到几十条甚至几百条所关注者的最新动态消息，因此受众对信息进行自主选择十分必要，受众对信息的接受不再是传统媒介那种我播你看，我说你听的被动状态，而是有着自主选择的强烈欲望，选择关注哪一位博主，接受哪一类的信息，主动权完全由受众自己把握并支配，不喜欢某位博主了也可以随时的取消关注。
受众自由的选择他所关注所偏爱的类型信息去关注、评论、或是转载，并逐渐的形成一个个小范围的舆论圈，再慢慢扩大，继而影响更多人。这就形成了用户偏好聚合下的自我的议程设置。
(二)公众担当媒介功能
在微博世界中，每个人既是信息者又是信息接收者，既担当媒介功能，传播信息，又扮演受众角色，接受信息。因此，在微博传播中，公众正逐渐担当媒介功能，成为信息的发出者，传播者，甚至是议程设置者。
英国学者诺曼?费尔克拉夫认为，“话语实践在传统方式和创造性方式两方面都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再造社会本身，它也有助于改变社会。例如某两种身份之间的关系[3]。微博中话语权下放至每位博主，人人有话说，人人都可以自由的表达自己，由公众自己自由的发起话题，传播信息，继而分享讨论。能决定信息是否有价值有公共意义的，正是公众，公众在微博世界中，充分分享传统媒介的特权。这使得“真正能决定信息是否具有公共意义的，不是下达信息的媒体，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运用信息的公众[4]。
任何人都可以在微博中呈现自己，每个人想说就说的公民新闻时代的到来，逐渐打破了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垄断权，并且将公众推到设置议程的主人翁的地位，草根阶级得到了话语权，形成议程设置的草根化。
(三)大众关注成就公共事件
在微博中，每位博主可以随时浏览自己所关注的其他博主的更新，参与热门话题的讨论，并且博主也会被其他人所关注，微博成为了人们展示自己独特观念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讨论分享自己所感兴趣的所关注的话题，人人都是报道者，参与者。这种关注将其中一些事件设置成公众的“议事日程”，进而引发社会公众和传统媒体的关注。而不再依赖传统媒体单一的议程设置功能[5]。
如微博的话题榜的设置，这是根据微博网友的关注进行一小时排名，排名越靠前，关注度就越高，这就会有意无意的增加到社会公众和传统媒体对这个话题的注意程度，继而成就公共事件，引发全社会的关注。比如微博打拐，林嘉祥猥亵事件等等，这些都是由网民自己设置议题，最先在微博上引发强烈反响，继而受到广泛的关注，并且由网络媒介流向传统媒介，成为社会瞩目的公共事件。公众设置议程的主动权就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凸显并掌握在公众自己手中了。
四、网络媒介如何有效设置议程
网络媒体虽然没有传统媒体的头版头条等议程设置手段，但网络媒体的议程设置的手段更加多样化，民主化，门槛更低，更有助于公众意见的表达[5]。
在微博世界中，如果想要突出某一议题，引发关注，可以将这个议题放置首页，加粗，放大等来吸引公众的注意，用户则可以点击查看这些热门话题的信息，并且进行评论，参与，或转发来扩大这些信息，引发激烈的讨论和反馈。新浪微博的首页就有连续滚动着的“微话题”，里面有各种话题，只要用户点击，就可以看到所有关于此话题的讨论。在新浪微博的个人主页上，也有“热门话题”和“推荐活动”的设置。这就在不知不觉中，加强了对此议题的设置，这种议程的设置比传统媒介的议程设置更具有自主性，可以说是网络媒介在通过这种方式不断的引导公众引发话题，设置议程。
网络媒介应加强设置，协调好各个信息的内容比重，使公众不仅能获知信息，而且能够有效引导他们获得了正确的价值取向、道德观念和行为模式。（来源：今传媒 文/杨玮 编选：）
参考文献
[1]蒋永峰.微博——碎片化时代的意义表达[J].新闻世界，2010(1).
[2] (美)沃纳赛弗林，小詹姆斯?坦卡德.传播理论:起源、方法、应用[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8.
从上面就可以看出申请在职博士人员本身就已经较为成功，由于目前高校对博士的学术要求相对严格，据在职研究生网相关老师表示在职博士由于要兼顾工作，根本无心从事研究，导致了大量学生无法毕业，给学校的管理带来负面影响;也因为几乎同样的原因，在职博士的“含金量”不高，加之管理松懈，成为很多官员和商人 “镀金”的手段，大大影响了学校的声誉。>>推荐阅读《博士生应当如何看待自己的毕业论文》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C 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3.021
信息化是当今时展的大趋势，信息必将成为第一生产要素，也将构成信息化社会的重要技术物质基础。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信息传播加速了社会对于信息的需求与扩展，同时对于信息时代下大学文化传播也是新的挑战和机遇。而大学文化传播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基础，应该适时地利用高效的传播操作模式开展大学文化的传播。所以，探析信息时代构建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支撑，能够为大学文化的传播提供丰富的实践意义和指导理论。
1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建设
信息时代改变着世界，也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而教育作为人类社会一种特有的知识继承传播活动也在经历技术变革的洗礼。信息技术在被时代灌注以新的活力同时，也促进了大学文化教育与传播的革新，并逐步衍生出教育现实的各种新现象与新问题，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
大学文化的建设是全方位的文化建设，是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它离不开物质的投入，也离不开对大学文化的传播，两者相辅相成。而大学文化建设的重要环节是群体精神意识的传递，即大学文化的传播。高速发展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需要继承和借鉴中外经典文化传播模式的理论，构建新模式来提升文化建设的传播效果。
2 文化传播的经典理论模式及借鉴
传播模式是指研究传播过程、性质和效果的公式。卡尔・多伊奇1966年在《政府的神经》一书中曾论述过在社会科学中模式的有构造和解释两大主要功能。具有代表性的传播模式有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和“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在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研究中，将其经典传播理论应用其中，吸取精髓，创新探索，构建符合时代气息文化传播的理论和执行模式，凝聚成一种无形的合力与整体趋向，以培育高素质人才的建设，推动大学发展的不竭动力。
2.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及其借鉴
2.1.1 马克思恩格斯“精神交往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交往观认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活动过程，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在人们满足了物质层面上的需求后，便产生了精神层面上的需求，“交往的需求”就是其一。
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模式不再是直接产生物质产品，而是通过大学文化的传播者的精神意识影响接收者的精神思维，使接收者产生与传播者相近的精神意识，大学文化传播者的目的是促成大学文化接收者的精神生产。
2.1.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扩展“精神交往”视域下“课堂教学”的延伸。由于信息是时代的快速发展和科技创新的日益进步，对文化知识的获取显得尤为重要。所以，教育的传统方式应由必须实行由知识型课堂教育传播到思想型课堂教育传播的转型，即实现由传播知识的传统理念到塑造人的价值取向的现念的转向。因此，就学校课堂教育的传播而言，课堂上所传播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是传播者和受众通过对知识的认识理解，即人类的精神交往关系。
实现“精神交往”视域下“QQ工具”的利用。大学师生间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和接收者的关系，还是彼此间精神交往的对象。利用QQ工具，教育者可以在课堂甚至通过网络在学习生活、职业规划和就业导向上给予学生加以指导，并能够对学生的生活、工作和情感上的精神困扰和思想迷茫给予疏导和引路。
运用“精神交往”视域下“校园微博”的发展。当前，网络传播具有的巨大能量，正影响着文化导向。“微博”正是当前社会精神交往活动的一个重要表现，而学校选择“微博”作为文化教育工具，恰恰迎合了当前国家建设发展和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的现状。同时，“校园微博”的迅猛发展也证明了学校的这一选择顺应了时代和学生的普遍要求，有巨大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
2.2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及其借鉴
2.2.1 马莱茨克“大众传播场”理论
1963年，德国学者马莱茨克在其《大众传播心理学》一书中，根据场论思想提出了一个大众传播场模式，运用系统的方法分析了影响传播者和接收者的诸多因素。这一模式从社会心理学角度切入，将社会系统与传播系统中各因素及其间的关系进一步细化，对那些可能对传播各环节构成影响的因素进行了考察。
2.2.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把大学教育过程看作是一个由教育者向大学生传达相关道德信息的传播过程，利用多媒体技术的手段，将教育内容蕴含于各种信息之中，使道德教育从平面化向立体化、现代化和多元化的方向迈进，并逐步构建网络道德教育传播模式，以促进大学文化教育在网络领域中的有效开展，探索解决大学生教育体系中存在的普遍问题。
在借助网络媒介开展教育时，首先应与学生在网上进行互动交流。通过校内人人、社区、论坛、Email和MSN、QQ等多种形式与学生进行互动交流，并针对某一现实或热点问题进行网络探讨。同时，可以通过网络模式的交流沟通方式，使教育者在平等和信任的氛围中，真实地掌握了解学生综合状况，开展针对性的引导，使学生的文化知识和道德素质向着主流方向发展；其次可以开展网上讨论和虚拟课堂等形式，利用大学生教育网站，或者利用电视教育专题片、经典视频教育课来开展网络“虚拟课堂”，进一步增强网络教育传播模式的实效性。
2.3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3.1 拉斯韦尔“5W”传播模式理论
1948年，传播学先驱哈罗德・拉斯韦尔对社会传播的过程、结构及其功能，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论述，明确提出了传播过程及其五个基本构成要素，即：谁（Who） 、说了什么（Says What） 、通过什么渠道（in Which Channel） 、对谁（to Whom） 、取得了什么效果（with What Effect），此模式简明而清晰，成为早期传播学研究的经典成果之一。
2.3.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以5W模式分析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因素，从传播者、传播内容、媒介、受众和效果等五个层面找出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传播效果路径。信息时代大学文化的现代教育技术手段和传播方式应以网络传播方式为主，其组成要素为：传播者―教育工作者、信息（传播内容）―以声音、文字或图像为形式的网络形式（QQ、博文、微博等）；媒介―教育者的网络媒介（微博、博客、QQ空间）；受众―在校大学生；效果―大学生文化教育的实效性。它的传播模式就是教育工作者创作撰写的日志、博文、心得和转载优秀经典网贴，之后通过网络传播这个媒介传播给学生并取得教育效果的过程。
作为大学生文化教育领域中的信息能否被学生接受并喜欢，能否可以影响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能否指导和引领学生的学习、生活及就业，能否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直接决定了信息时代大学生文化传播的实现，这也是对教育工作者文字和思维能力提升的考验。
2.4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及其借鉴
2.4.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理论
1957年，美国传播学者韦斯特利和麦克莱恩整理当时已有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一个适合于大众传播研究的有系统的模式。模式中提出了A、B、C的概念，并分析了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并指出了传播过程的交互性，注重了反馈的重要性。
2.4.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用这一模式解释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时，可视为：A为网络文化的知识载体，B为大学生，C为思想政治工作者，如图1。
图1 “韦斯特利-麦克莱恩式”――大学文化传播模式
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是对传统校园文化的创新，更是对传统课堂教育的超越与延伸。在大学文化传播设计中引入模式来指导大学文化的传播既理清了教育层次的思路又确保了校园文化的时代创新的实用性。同时，随着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传播模式的设计不断完善与技术的日趋成熟，其功能日益丰富、逻辑日益复杂，这样运用现代传播学的视角来传播大学生文化必将成为一条化繁为简的捷径。
2.5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及其借鉴
2.5.1 “波纹中心”传播模式理论
由美国传播学者R.E.希伯特等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提出。大众传播过程犹如投石于水池中产生的现象――石子击起波纹，波纹向外扩展到池边时又朝中心反向波动；在扩展和回弹的过程中，波纹（即信息）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此模式强调大众传播同社会、文化等的关系，显示了传播过程的复杂性和动态性。
2.5.2 理论创新及时代意义的借鉴
在信息时代环境下，可以提出一个新的文化传播理念――波纹教育，它的核心是波纹的传播模式所带来的强大聚众效应和受众主动参与学习的多极传播行为。波纹式传播能有助于实现传统教育、网络教育、虚拟课堂三大平台的价值递增。
从图2来看，传播的中心是文化，传播的第一层是将一个明晰的文化知识传递到三大平台上。在信息时代的大学文化的传播过程中，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源，发挥三大平合开展教育的优势，在一个融会中外精髓文化的基础上，突显三个平台的模式传播文化的优势，配合校园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达到同时抓取三大平台所覆盖的有效目标受众的目的。
图2 “波纹教育”图
第二、第三层可理解为，文化知识经过三大平台的传播给各自所覆盖的受众后，吸引和深入影响了接受过文化教育的受众群体，由此在每一个平台下面，都培养出一批对各类文化教育产生浓厚兴趣的“受众学生圈”。“波纹教育”最有价值的地方就是通过教育传播定向及其他技术模式，以每个“受众学生群体”为原点，通过其个人现实行为或虚拟的网络活动模式，可进一步将文化知识扩散出去，实现多个原点的多极化传播的后续行为，形成多个高效覆盖的圈子文化，即形成波纹教育传播过程中的最后一站――“受众学生圈”的概念。
3 结束语
伴随着快速发展的信息化进程，教育信息的传播途径与作用机制发生重大变化，也使文化传播研究的各方面呈现出新的范式，将不断为大学文化传播发展带来新的挑战和契机。在这种环境下，若要发扬和传播大学文化，必须着眼于其载体，结合中外经典传播理论，构建大学文化传播的理论支撑模式，为新时期大学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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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徐鹏.大视频整合传播的波纹营销模型[J].市场观察，2010，（11）.
作者简介：吴建利（1969-），男，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思政教育，辽宁大学学生工作处，辽宁沈阳 110136
1、培养学生综合运用、巩固与扩展所学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培养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培养学生处理数据和信息的能力;
2、培养学生进行社会调查研究;文献资料收集、阅读和整理、使用;提出论点、综合论证、总结写作等基本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