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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璐 单位：盐城师范学院
针对威胁环境的高碳消费项目或行为，政府还没有制定相应的法律对消费行为和消费选择予以引导，缺少必要的处罚制度和有效的行政干预，也没有发挥税收和财政补贴在调节低碳消费方面应有的作用。大多数人之所以了解“低碳消费”这个概念，主要是通过网络、电视、杂志等途径，显然政府在宣传和引导低碳消费理念方面还存在很多不足之处，还没有发挥真正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政府采购也会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目前政府在公务用车、办公资源、招待等方面还有待进一步低碳化，还没有发挥应有的示范作用和积极的引导作用。企业在低碳产品研发和生产方面的制约充足、多样的低碳产品是构建低碳消费模式的物质保障，但是目前看来，无论是在盐城，还是放眼全国，很多企业在发展低碳产品的时候障碍重重。大部分企业缺乏发展低碳经济的动力，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研发和生产低碳产品对于技术、人才和资金的要求较高，而这些正是制约企业走低碳之路的主要瓶颈。可以说，每开发一种新的低碳产品，前期的研发投入是相当大的，耗费的时间也是很长的，产品成本较高，在市场没有完全打开的情况下，发展低碳产品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项风险较高的投资，企业会更加谨慎。不仅如此，低碳产品研发的领域也相对集中，例如在盐城市，低碳产品主要集中于新能源汽车。因此总体来看，满足低碳消费的产品无论从种类上还是数量上都比较少。
居民在消费观念和消费水平方面的约束1.消费习惯不合理近年来，盐城市经济一直保持着平稳较快的增长，据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全市地区GDP达到了2771.33亿元，同比增长了12.8%;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为859.1亿元，同比增长17.9%，城区和农村居民消费水平都得到了显著提升。然而，无论是城市居民还是农村居民，在消费观念上倾向于重排场、好面子，“棘轮效应”和“攀比效应”比较显著。这一点在餐饮消费和汽车消费方面最为显著。小到朋友、家庭聚餐，大到结婚喜宴，铺张浪费的现象都十分普遍，而且相互攀比的心理比比皆是。而随着居民购买力的增强，近年来盐城市民的私家车拥有量快速增长。据统计数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盐城市区拥有一辆及以上家用汽车的家庭占17.5%，每百户居民家庭家用汽车拥有量为18辆，比去年同期多5辆。不仅如此，大多数居民表示在消费能力允许的情况下购买大排量、名牌车的意愿更加强烈。2.生态环保观念还未深入人心2009年“2.20”水污染事件为盐城市敲响了环保警钟，而企业环保意识淡薄、缺乏社会责任是造成此次事件的主要原因。经过这次事件之后，市民的环保意识有所提升，感受到了环境污染对自身生存带来的威胁。但是，很多居民普遍认为保护生态环境属于政府和企业的分内事，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自身不良消费行为同样也会对能源及环境造成严重的危害，生态环保观念还未深入人心。浪费食物和办公用品、购买高耗能家电、追求大户型住房、高碳出行、乱扔垃圾、大量使用一次性筷子、饭盒和塑料袋等等都体现了生态环保意识和行为的缺失。3.消费水平抑制低碳产品消费一般来说，低碳产品对于技术的要求更高，通常会带来较高的成本，产品的销售价格也会随之上升。因此，消费低碳产品和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密不可分。2011年，盐城全市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9414元，增长14.6%;同期江苏全省达到26341元，增幅为14.8%;全国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810元，增长14.1%。从统计数据可以看出，尽管盐城近年来的社会消费额不断上升，但是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看，和江苏全省乃至全国平均水平还是有一定差距的，有待进一步提升，从而更好地支撑低碳产品的消费。
政府层面1.应建立和完善低碳消费的法律和制度低碳消费同样需要完善的法律法规作为后盾，政府应当尽早公布低碳产品目录，推行低碳产品认证制度、标准化体系建设和低碳产品市场准入机制，利用税收、财政、行政等手段去调节低碳消费。在税制方面，针对高碳消费行为和产品，征收一定比例的碳税，相反对于低碳产品则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在财政方面，给予低碳产品以及相关的生产企业一定的补贴，鼓励企业开发新的低碳技术，同时结合价格机制，降低低碳产品价格，增加消费需求;制定具体的奖惩制度，并充分利用行政干预的力量，针对高碳生产行为予以警告、勒令改造，进行必要的行政处罚。2.应加大低碳消费的宣传力度盐城市政府应当充分发挥本地电视媒体、报纸和户外广告、标语的感染力，让更多人意识到个人不良的消费行为会对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危害，不利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低碳消费理念的宣传随处可见。与此同时，政府教育主管机构应当主动将低碳消费纳入到教学课程当中，使学生从小就能掌握相关知识，逐步培养良好的低碳消费观念。政府还应当专门印制低碳经济知识学习手册，分发到各个小区、学校、企事业单位，调动全民积极性，使市民通过学习手册充分认识到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树立低碳消费观念。此外，政府还可以大力开展低碳社区建设，通过示范点全面推行低碳消费理念。3.应推行低碳采购，发挥示范效应政府应当率先采购经过低碳认证的低碳产品，为居民做好低碳消费的榜样。具体来看，在公车使用方面，应当主动采购小排量或者新能源汽车，并且避免公车私用的现象，减少碳排放;在办公资源上，应当使用节能的灯具、空调等电器，广泛使用太阳能设备，节约用水，节省笔和纸张，尽早实现无纸化办公;在公费使用上要遵循必要的原则，杜绝铺张浪费和滥用。4.应当努力提升居民收入水平很多资料显示收入水平和低碳消费能力成正比，因此，政府可以通过扩大就业、鼓励创业和强化保障等措施促进消费者收入的增长。企业层面企业应当主动承担起节能减排、发展低碳技术和产品的社会责任，在政府给予资金支持的情况下，积极引入国内外优秀的低碳技术人才，加大低碳技术的研发力度，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将低碳理念贯穿于企业原材料采购、研发、设备改造、企业办公、产品生产、“三废”排放、产品销售和服务等各个环节，实现清洁生产、节能生产，提高能源利用率。企业在开发低碳产品的同时还要注重产品使用的便利性，使产品达到既环保又方便的双重效果，提升消费者购买的积极性。消费者层面构建低碳消费模式光靠政府积极宣传低碳知识还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消费者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学习和了解低碳经济，成为低碳宣传的一份子，积极践行低碳理念，充分认识到低碳消费应该人人有责，先要从身边的小事做起。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要注重省电节水，能步行的、骑自行车的或者可以乘坐公交车的就不选择开私家车，在购买产品的时候优先选择低碳环保型的，尤其是耐用商品的消费更要践行低碳化，如:进行低碳家装、购买小排量或者新能源汽车、购买节能环保型的家电等等，主动抵制铺张浪费，不随手乱丢垃圾并主动进行垃圾分类投放，逐步摆脱过去的好面子、重排场的高碳消费习惯，培养和树立科学合理的低碳消费理念。
网络经济是指建立在现代通讯网络、电子计算机网络所形成的信息网络基础之上的一切经济活动。它不仅是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也包括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更包括由于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所引起的传统产业、传统经济部门的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和飞跃性发展。因此，网络经济不是一种独立于传统经济之外、与传统经济完全对立的纯粹的“虚拟”经济。它实际上是一种在传统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过以计算机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提升的高级经济发展形态。二十一世纪是我国网络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网络经济以其不可逆转之势，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和工作方式、生活习惯等的改变。网上购物和网上销售日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网民和商家可以通过互联网平台，各取所需，共同获益，是值得政府和社会大力倡导的网络应用。2007年12月，中国网民网络购物比例是22.1%，购物人数规模达到4640万。参加过网上购物的网民个人半年网上购物累计金额平均是466元，购物金额在1000元以上的比例占到19.1%。企业要想卓有成效地开展网络营销活动，就必须了解和把握网络消费者的特征，分析网络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动机，尽可能地为营销活动提供可靠的数据分析和营销依据。
一、网络消费者的特征分析
从2008年1月的第二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看，截至2007年12月，我国网民数已达到2.1亿人。网民数增长迅速，比2007年6月增加4800万人，2007年一年增加了7300万，年增长率为53.3%。互联网逐步向各层次的居民扩散。2007年新增网民中，18岁以下的网民和30岁以上年龄较大的网民增长较快；初中及以下受教育程度的网民增长较快；低收入人群开始越来越多地接受互联网；农村上网人群增长较快。近几年来，中国经济一直在高位运行，加之政府鼓励“减缓投资、启动消费”，居民的收入水平及消费水平日趋改善，越来越多的居民开始使用互联网。目前，中国16%的互联网普及率仅比全球平均水平19.1%低3.1个百分点。
网民对互联网的正面作用评价很高，认为互联网对工作/学习有很大帮助的占93.1%，认为“一天不上网就会觉得缺少了什么”的比例是38.3%。互联网已经凸显出重要作用。人们使用互联网，已经远远超出最初的电子邮箱、查询新闻等简单功能。网上购物、网上银行、网上支付、网络求职、网络教育等丰富的网络应用服务已经逐渐深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据对网民情况的分析，可将网络消费者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男性网民多
目前网民中42.8%的女性比例低于男性的57.2%，这一点与我国的人口特征密切相关。从中国总体人口特征上看，男女性比例比较接近，但女性的受教育程度不及男性，而具备基本的文化知识是上网的必要条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6年末中国小学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中，男女性比例是53%∶47%，即男性的受教育程度要好于女性。男女性网民普及率差异同样存在，目前中国男性互联网普及率为17.7%，女性互联网普及率为14.1%。但这一性别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正在逐年改善。从1997年以来的发展趋势看，网民中男女性别比例差异正在缩小。
（二）网络消费者仍以年轻人为主
年轻人一般都追求创新、观念新潮，接受新思想、新知识快。因此，目前中国的网民群体仍以青年为主，总体网民中的31.8%都属于18~24岁的青年。各种影碟、游戏、体育用品都是年轻人喜爱的畅销商品，尤其是青少年玩网络游戏比例惊人，18~24岁的网民中有63.8%的青少年网民都玩过网络游戏，这也是网络游戏公司等商家看好的一个市场。
（三）较低学历网民数量增加
与人口总体相比较，网民属于其中学历较高的人群。但不同学历人群的互联网使用正逐步向较低学历人群扩散。1999年以来，大专及以上网民比例已经从86%降至目前的36.2%。另外，从收入上看，接近3/4（74%）的网民收入都在2000元以下。但是，网上购物的网民是一群相对比较高层次的人群。学历越高，网上购物比例越高。硕士及以上网民的网上购物比例已经达到56.5%。这些购物者超过80%居住在城镇，在合资和外资企业工作的较多，属于相对高收入的网民群体。并且，上网历史越长，购物比例越高。1999年以前就开始上网的网民网上购物比例为42.4%，2007年新增网民的网上购物比例仅有5.7%，即资深网民网上购物的比例要高一些。
二、网络消费者的消费心理分析
目前中国网站数量已达150万个，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6万个，增长率达到78.4%。在网络环境中，消费者面对的是系统，是计算机屏幕，没有了嘈杂的环境和各种诱惑，商品选择的范围也不限于少数几家商店或几个厂家。在这种情况下，网上商家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在网上商务活动中，深入分析、掌握消费心理，采取各种有效营销措施和策略，将网站访问者从潜在的消费者变为现实消费者。当前，网上消费者的消费心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类。
（一）消费满足感更高，追求个性化的消费心理网络化的普及，促使各类厂商、服务商提供商品信息竞争，使消费者获得的信息量有可能最大化，这就为消费者克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引起的消费风险提供了保险措施。消费者不会再在商品的大海面前不知所措，购买更具理性，满足感更高。个性化消费是消费者按照自己的价值判断、生活追求、消费偏好选择消费对象、消费方式。随着网站数量的不断增长，消费者新的选择也在增多，个人消费者将变得更具个性，个性化消费正成为消费的主流。今天的消费者都各自有一些独特的、不同于他人的喜好。他们之间可能有同样的兴趣，也许被归为同类，但是他们的具体要求将越来越独特，越来越变化多端，决不能像过去那样对他们一概而论，商家应当帮助个人满足其独特的要求，而不是按一个大众的标准来寻找大批的消费者。
（二）追求实惠的价格心理
不能否认，价格是影响消费心理的一个重要因素，即使营销人员倾向于以其他营销差别来降低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但价格始终是消费者最敏感的因素。消费者在追求物有所值的同时，寻觅物美价廉的商品。网上商店比起传统商店来说，能使消费者更为直接和直观地了解商品，如功能、性能、价格等。他们可以很便捷地对这些信息进行筛选、重组、比较，从而选择优而惠的商品。另一方面，网络销售商利用网络降低了成本（如广告费、人工费、场地租赁费等），因而网上售价也要低于在传统市场中的商品价格。
（三）追求快捷、方便的心理
现代社会的发展和技术的不断提高使新生事物不断出现，受这种趋势的带动消费者快捷心理加强，甚至成为网络经济时代一种重要的消费心理。消费者在追求质量好的同时讲求购物时间短，要求方便、快捷的服务。他们愿意只敲击按钮，就可以从自动取款机中迅速取出现金并得到银行的信息。网络消费可以不受营业时间的限制，消费者可随时查询所需资料或购物，而且消费者查询和购物用时短，程序简捷。此外，更吸引人的是消费者可以不受空间的限制进行异地购物。购得的商品通过物流公司送货上门，免去了消费者的很多麻烦。
（四）追求趣味的孩童化心理
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网络营销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满足特定的某些消费心理需求。其主要原因是网络消费可替代部分人际互动关系，也就不可能满足消费者在这方面的个人社交动机（例如，家庭主妇或朋友间希望通过结伴购物来保持与左邻右舍的关系或友情等）。但是，随着各种聊天工具和BBS的利用率提高，网络消费不再是个体消费者的零散的消费行为，通过网络通讯工具，零散的消费者联合起来，向厂家或者销售商进行大批量的购买，即所谓的网络团购（互不相识的个体消费者通过网络联合成一个具有共同利益的团队，共同与商家议价、维权的消费新方式）。这种消费方式不仅能满足消费者的个人社交动机，而且增加了消费动因和消费乐趣（例如，通过网友对商品的评论增加了购买动因）。另外，网上消费者大多是年轻人。由于他们年青，追逐时尚，对新事物有着孜孜不倦的追求，消费品的“寿命”一般较短，产品更新的速度较快；由于兴趣广泛，好奇心强，但缺乏耐心，注意力容易转移，如果浏览一个站点很费时间，就会很轻易地改换其它，由此又体现出网上消费者“好奇而少耐心”的另一特点。网上消费者的消费特点，有一种类似于儿童的消费性格，需要不断地有新事物来唤起兴奋，也就是说，他们在消费行为上“孩童化”了。
总之，互联网技术的应用和普及，使网络消费不再陌生。消费者可以利用网络，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对同一商品进行交易。与此同时，当今企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激烈竞争，市场正由卖方垄断向买方垄断演变，消费者的行为对营销策略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抓住网络消费者心理，通过有效的网络销售策略，开拓网络消费市场，对当今企业来说无疑是竞争的一大法宝。
参考文献
[1]第二十一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OB/OL]
由于同时受随机趋势的影响，现实中大多数经济现象的时间序列一般情况下都是不平稳的，检验是否是非平稳时间序列方法最常用的是ADF（augmenteddickeyfuller）检验。根据平稳性检验基本原理，采用ADF检验法，借助EViews7.0软件的操作，分别对lnGDP和lnEC序列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检验两个序列的原序列、一阶差分及二阶差分序列。检验结果表明，lnGDP和lnEC的原序列和一阶差分序列都表现为不平稳，但二阶差分后序列表现出平稳状态，并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lnGDP和lnEC的二阶差分序列均为平稳序列，检验顺利通过。
1.2协整检验
协整是检验一组非平稳序列线性组合是否具有稳定的均衡关系，即是否存在共同的随机性趋势。由于lnEC和lnGDP都是二阶单整，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即采用E-G两步法建立回归方程。首先，利用OLS对lnEC和lnGDP进行回归建立两者之间的协整回归方程如下：Ln（EC）t=5.11668426058+0.428867357494*l（nGDP）tT=（62.09929）（43.30398）通过Eviews估计计算得到，lnEC的方差值（R2）为0.988925，调整后的方差值为0.988398，说明方程的拟合度较高；从模型估计结果来看，可决系数达到了98.89%，T和F统计量都非常显著，模型的拟合效果很好。说明二者之间存在协整关系。
1.3Granger因果关系
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用来分析两个序列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实质上是检验一个变量是否受到另一变量的滞后影响。本文按照AIC准则通过选取1~2两个滞后期来检验lnEC和lnGDP二者之间的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由检验结果可以看出，在10%的显著水平下，得出lnEC是lnGDP的Granger因果关系、lnGDP不是lnEC的Granger因果关系的结论即1991~2013年间安徽省能源消费与GDP之间存在一种单向因果关系。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六、结束语
一、前言
消费问题，从消费行为角度看，属于微观经济范畴；从国内生产总值最终使用构成看，消费是重要总体变量，它的总量和结构变动影响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即对经济增长具有影响作用。因此，消费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范畴。我们对消费问题研究的出发点，是对经济增长的关注。
消费问题在近两年成为一个焦点问题，刺激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近两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趋缓，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发生变化，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人民币不贬值压力、国有企业改革、政府机构改革等，使得消费问题终于浮出水面，引起人们的关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变化，严重削弱了经济增长的各种要素，因此，将开拓国内市场、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确定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发展策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消费与增长，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消费的增加，增长对消费起着决定性作用。经济增长了才能适当增加消费，消费基金的过快增长会影响和妨碍经济发展，并以此为依据安排经济建设和制定宏观发展计划。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我们不但取得了制度上的变革，也获得了认识和理论上的突破，那就是不仅增长决定着消费，同时消费对增长具有拉动作用，消费拉动作用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过投资的影响作用，决定着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和质量的高低。这一增长观点可以从下面的经验材料和理论获得支持。第一，高收入高消费与低收入低消费两种模式比较。中国改革开放的20年历史经验表明，与改革开放前的三十年相比，1979年后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更重要的是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获得巨大的提高，原来的低收入低消费，经济发展滞缓模式已彻底改变。即使是同一时期在我国不同地区，例如东南沿海地区与西部地区，不同的消费模式伴随着不同水平的经济增长。再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例，高收入高消费模式，伴随着成功的经济增长。所以，低收入低消费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滞缓和效率低下；高收入高消费伴随的是经济增长的高产出和高质量。第二，生产函数理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重要要素，而劳动力离不开消费。衣、食、住、行消费是劳动力的基础需要，没有这些消费活动也就不存在劳动力，消费水平决定着劳动力的总量水平和素质构成。所以，消费不但是人口再生产需要，也是经济活动的必要前提条件，经济活动，最原始的、首要的是从消费开始的。消费决定了劳动力，劳动力传导着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贡献。
二、海南经济的消费总量与结构分析
1、消费需求的现状、特点和结构
国内生产总值的支出构成分为总消费、总投资和净出口。总消费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改革开放20年，尤其是海南建省十年来，经济取得相当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获得巨大提高。见表2-1。
表2-1消费的总量与结构单位：亿元
年份总消费占GDP比重%居民消费比重%政府消费比重%
197816.6885.115.7194.00.975.8
197917.4685.616.6593.91.090.6
198019.1086.017.8593.51.256.5
198120.6479.619.1692.81.487.2
198222.3871.720.8393.11.556.9
198324.0070.722.0992.11.918.0
198426.1262.023.3789.42.7610.6
198531.5858.328.0588.83.5311.2
198636.8159.432.7088.84.1111.2
198740.0060.235.8389.24.1710.4
198848.759.043.2288.65.5511.4
198957.2757.148.9985.58.2814.5
199066.2952.248.4573.111.3126.9
199172.8752.156.8678.015.9322.0
199295.5843.475.1878.720.4021.3
1993127.9242.798.0476.629.8823.4
1994156.4741.1124.5579.631.9220.4
1995188.5046.2153.0981.235.4118.8
1996208.87、53.6168.2780.640.6019.4
1997222.3354.5176.8279.545.5120.5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以1988年为分界线，前后两个十年。1978─1988年，总消费占GDP（代表国内生产总值，下同）比重为60─86%，（个别年份稍低）。在较低水平经济总量情况下，较高水平的消费率必然是较低的储蓄率，总投资处于有限的低水平规模，经济发展处于一种滞缓状态。1988─1997年，消费率为41─59%，储蓄率得到大幅度提高，总投资规模迅速膨胀，经济取得迅猛发展。但是，消费率下降的滞后结果是，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严重的需求不足。海南经济的高速度是以牺牲消费为代价的，同时，低收入低消费模式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消费水平没有获得与经济增长的同步增长，海南经济增长的机会成本高昂，经济发展质量不高。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水平相比，海南消费水平低下。九十年代以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统计，世界平均消费水平为78─79%，全国平均消费水平为58─60%，海南仅为41─55%，见表2-2
总消费又细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从上面资料看，建省前政府消费仅占总消费的5─10%，建省后快速上升到20%以上（仅有两年低于20%）。与居民消费和总消费相比，政府支出增长速度是最快的。
2、消费模型
消费，从实物形态看，表现为商品和劳务；从货币形态看，来源于可支配的实际收入。消费水平的高低主要决定于一国国民个人可支配收入的高低。所谓个人可支配收入是指个人在一年中得到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总和。个人可支配收入是GDP的一部分，受投资、税赋和政府转移支付等因素影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个人可支配收入决定于GDP的大小和GDP转移为个人收入的多少即收入分配政策。
设个人可支配收入为Yd，GDP为Y，假定个人可支配收入在GDP中所占比重为b，我们称b为GDP的个人分配系数。这样就得到：
Yd=b*Y(2．1)
再假定个人消费C是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函数，由此得到：
C=a+c*Yd(2．2)
C=a+b*c*Y(2．3)
这样，我们就建立了具有一般意义的消费模型，即式（2．3）。其中，a是自发性消费，为常量，表明一个基本的消费水平；c为边际消费倾向，它是消费增量同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量的比例，即
c=DC/DYd=DC/(b*DY)=1/b*DC/DY（2．4）
从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在边际消费倾向c一定条件下，消费水平取决于两个因素：即GDP的个人分配系数b和GDP。
在GDP既定条件下，个人分配系数b决定了消费总量和消费水平。b是政策参数，是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研究表明，b波动区间的上限，也就是消费的最大限度，受预期投资影响。预期投资决定了预期的收入，所以b受到预期收入影响。因此，消费不但取决于即期可支配收入，也受预期收入影响。
利用消费模型，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海南经济中消费的特点及消费与收入的关系特征，见表2-3。
表2-3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单位：元
--------------------------------------------------------------------------------
年份职工平居民人均农村居民人均储蓄存居民人农业居民非农业居民
均工资可支配收入人均纯收入款年末余额均消费
1990198015757788028526981436
19912194172691610398666671609
1992272023181026168011288192252
19933501307213202699144910642813
19944485392016203369181412593723
19955340477018723978219715484345
19965476492621564619237617264444
19975664485023825041245818024458
资料来源：《海南统计年鉴》，1998年
第一、以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为主要特征。
1990─1997年，消费中量入为出观念占主导地位，消费水平低下，且增长缓慢。同期人均GDP增长了2.6倍，人均消费增长1.9倍，其中农业人均消费增长1.6倍，非农业人均消费增长2.1倍。消费水平提高远远落后于经济增长速度，并且消费水平的城乡差距扩大，1990年城乡消费水平比为2.1:1，1997年扩大到2.5:1。
第二、收入水平提高落后于经济增长水平。
1990─1997年，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9倍，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2.1倍，农村人均纯收入增长2.1倍，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低收入是现行的收入分配政策的主导思想。低收入必然带来低消费，由此引发的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因素，无疑制约了经济发展后劲，给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第三、非工资性收入和非货币化消费现象严重。海南经济表现为低收入低消费的特征同时，还表现为高储蓄。1990─1997年，人均储蓄增长5.3倍，超过了经济增长和收入增长速度。不协调的高储蓄表明，?居民的非工资性收入即灰色收入相当高，甚至超过工资收入，成为主要收入来源之一。社会团体的小金库和地下经济是灰色收入的来源。地下经济有多大？占GDP份额有多少？尚难估算，也不列入GDP。但是，如果地下经济超过一定份额，将使GDP核算和经济增长测算低于实际水平。地下经济失控无疑将破坏经济肌体的健康，干扰正常的经济秩序。-非货币消费即实物消费现象不容忽视。公有住房、医疗保健等实物分配曾一度是主要消费形式，目前这些制度改革没有全部结束，尚有遗留问题，新的货币化分配机制也没有完全建立健全，计划经济下的实物消费情结和惯性仍在发生作用，实物或变相实物消费仍大量存在，这些因素影响着消费领域的货币化程度。小金库禁而不绝、政府支出快速增长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见图2-1。
图2-1人均收入、储蓄、消费曲线
三、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1、消费贡献率与投资贡献率
经济增长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受许多因素影响，例如，消费、投资、国际贸易、劳动力、科技进步、经济体制以及政府政策等等。对于投资、劳动力生产要素研究已取得相当多成果，但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研究，仍有许多空白。近两年，需求不足的负面影响越来越明显，需求不足业已成为经济增长缓慢的主要原因。在基础设施薄弱，生产要素瓶颈作用显著的情况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比较明显，扩大投资成为主要的手段。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拉动作用逐渐减弱，这时，消费拉动作用会明显增强，并成为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因素。贡献率是我们研究消费和投资拉动作用所采用的一个指标。消费贡献率是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消费因素所占的比重。投资贡献率是指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在GDP增长中投资因素所占的比重。表3-1为海南1988─1997年消费、投资贡献率。
关于净出口。净出口在海南经济总量中一直占较小比重，近年受贸易政策影响，比重下降。所以净出口对海南经济增长影响较小，这里暂不述及。
2、贡献率分析
在海南经济增长中，消费贡献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状态，投资贡献率始终保持较高水平。重投资、轻消费，形成海南经济的特殊格局，成为经济结构中的突出矛盾。1988─1997年，消费贡献率为41─57%，全国平均水平为56─63%，低6─15百分点；投资贡献率为59─41%，全国平均水平为43─34%，高7─16个百分点。
从投资方面看，建省初期，面对比较薄弱的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要素诸如电力、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瓶颈制约，我们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搞建设，采取高投资政策，依靠扩大投资规模，来完成经济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实力扩张。投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经济获得迅速增长。由此可见，海南经济走的是一条粗放型的外延式的增长道路。随着经济总量扩张，基础设施和发展要素不断完善，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开始减弱。尤其是十年来，在开发建设中出现的低水平、小而全、大而全项目的重复建设问题非常突出。所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益逐渐减弱，投资向最终消费的转化越来越低，投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近两年，虽然我们采取了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基础设施投资规模，但是，效果不很明显。因此在经济增长问题上，扩大投资规模只能是权宜之计，而且在宏观投资政策上，我们要一手抓“规模控制”，一手还要抓“结构引导”。
从消费角度看，消费贡献率低于57%，1994年达到谷底水平41%，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作用始终没有真正发挥出来。在投资边际效益下降情况下，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得到加强。但是，海南经济需求不足始终没有得到解决，形成了即使在高投资政策下仍然没有高产出，经济增长持续缓慢。与全国平均水平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海南经济消费贡献率相差10─20个百分点。这个差距就是我们刺激消费需求，开拓国内市场，扩大内需的政策空间。如果消费贡献率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那么，再过十年，海南经济增长水平和质量，就可以居于全国领先水平；再过二十年，将达到发达国家经济水平。
四、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的因素分析
综上所述，收入水平，预期收入是消费的主要来源，起着决定性作用，我们称其为内部影响因素。消费习惯、产品质量、品种、价格以及服务，影响着消费选择，可以称其为外部影响因素。海南经济中需求不足，既有内部因素的原因，也有外部因素的原因。总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主要受政策影响且较难定量，前面已略有分析，在此不再赘言。下面仅从居民消费方面说明需求不足的原因。
1、收入分配政策改革滞后是造成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
1990─1997年，人均GDP增长2.6倍，职工平均工资仅增长1.9倍，农民纯收入仅增2.1倍。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得以较快提高，消费水平取得明显增长。但是，相对于经济增长水平，收入增长比较缓慢，消费水平没有得到经济增长的全部合理转化成果。在经济增长中，有相当的份额是我们牺牲掉的收入和消费增长的部分。从消费模型看，在既定GDP条件下，可支配收入高低取决于收入分配系数的大小。收入分配系数是政府收入分配政策的反映。高投资政策，必然是低收入分配政策，也必然带来低消费，造成需求不足。低收入分配政策同时也是非工资性收入膨胀和非货币化消费增加的根源。
2、价格机制改革快于收入机制改革影响消费需求增长。
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开放，许多改革措施往往是以价格调整为契机的。价格机制成为政府和居民关注的焦点。尤其是推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由于认识上的误区，以及市场流通领域利益驱动和立法力度不够等原因，国内市场商品价格比较混乱，曾一度失控。在与国际市场接轨问题上，盲目追逐价格平行而忽视了产品品种、质量等非价格因素，也忽视了居民的收入水平和购买能力。在利益驱动下，国内市场上的粮、糖、棉、钢材、汽车、家用电器、服装、航空客票、标准住宿费、电影票、公园门票、美容美发等价格，基本接近国际市场价格水平，有的甚至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然而，我们的收入水平与其他国家相比，相距甚远，我们的购买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从收入分配看，工薪阶层占绝大多数，私有经济业主仅占极小份额。所以工薪阶层是我们的消费主体。由于工资收入增长缓慢，名目繁多的“补贴”等非工资性收入仍是大多数居民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从而形成低收入与高价格这一突出矛盾，使得居民的消费需求得不到充分满足，居民消费处于抑制状态，从而造成消费市场低迷，有效需求不足。
3、经济周期性波动，预期收入下降是目前影响需求不足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例如，住房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教育体制改革、退休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这些制度改革措施一方面影响着居民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影响到人们的思想和心理态势，因为人们原有的计划经济的思想惰性和情结在相当的范围和程度上存在着。加上近几年经济周期性波动影响，使人们对经济的预期不明确，对收入的预期下降。这些因素使人们少支出多储蓄，以备将来不时之需。在诸多改革措施中，收入分配机制改革仍然未提到议事日程，露出庐山真面目，同时又要面对下岗分流、子女教育费上涨等支出增加压力。因此，人们只能精打细算，以积极节流被动开源方式来抵御收入预期的下降。
4、消费模式不利于需求不足状态改变。
海南经济发展的滞缓期比全国多十年。建省后，进入九十年代，海南经济才开始真正的开发建设。农业，是海南经济的主要基础产业，在产业结构中占有支配地位。所以，由于长期经济滞缓和文化背景因素影响，海南经济的消费习惯根深蒂固，消费模式表现为传统社会中的低收入低消费，量入为出的特征。在改革开放中，海南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发生了巨大变化，然而，消费习惯、消费模式没有多大变化。
十年来，储蓄率不断上升，1992年超过60%。随着收入增加，消费未得到较快增长，储蓄却大幅上涨，说明人们增加的收入不是用来扩大消费而是进行储蓄。高储蓄率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资金，在经济起步发展阶段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随着经济总量扩大，高储蓄将影响消费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在经济波动发生时，人们在经济预期不明确的情况下，必然采取多储蓄，而不是多消费。近两年的经济实践表明，在扩大内需问题上，高储蓄率是一大障碍，虽然央行连续七次大幅度减息，但统计资料显示，储蓄有增无减，国民储蓄热情依然高涨。所以在目前形势下，单一的降息货币政策也难以取得预期效果。高储蓄就意味着低消费，它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生活上的节约简朴，就微观而言，是一种文化美德，但就宏观而言是有害无益的，是不经济的。它往往成为低收入低消费的一个合理支点和借口。在现实经济活动中，伴随着生活上的节约，是生产上的大量浪费和重复建设，是资源、能源、原材料和人才的大量浪费。在资源稀缺和经济产出成果有限的条件下，这无疑是两把杀手锏，使消费水平难以提高。因此，在扩大内需问题上，不但要一手抓鼓励消费，一手还要抓生产环节中的浪费，要珍惜稀缺的资源。
5、影响需求不足的其他因素
第一、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不利于收入增长，不利于消费增加。我国财政政策比较单一，主要以投资为首选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当经济过热时就严格压缩投资，在经济低迷时就大量追加投资。这种政策的结果是，重复建设、盲目建设、低水平低效益项目十分严重。投资结构不合理和建设项目效益差，造成企业普遍严重亏损，甚至有许多项目一开工就亏损。投资严重浪费，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企业低效，从而造成职工下岗人数增加，收入增长缓慢。我们可以算一笔帐：1997年，以全国平均水平为标准，通过扣除GDP的投资额，来调整海南消费率上升5%达到60%，那么5%的GDP就是20个亿，（1997年GDP为408个亿），相当于海南当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2%；如果以世界水平为标准，那么，就要扣除GDP的23%即94个亿的投资额，相当于海南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56%。这部分就是由于消费与投资结构不合理和投资效益低下形成的。
第二、商品和服务不能满足消费需求。居民消费依靠对市场所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的效用选择来实现的。国内市场上，中、低档商品占主体，高档较少，与国际市场相比，质量存在明显差距。高、中、低档商品分类，不应当仅仅是价格差别，更重要的应该是质量和服务的区别。居民对进口商品的热衷就是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消费需求的一个规避。商品价高质差，假冒伪劣现象猖蹶，欺诈消费者现象屡屡发生，这无疑严重地打击了消费者的信心，抑制了购买力的顺利实现。同时，产品品种、结构单一，也构成对消费的消极影响。有关资料显示，美国市场销售产品超过40万种，而我国市场只有10万多种，而且在工艺、质量、技术含量方面存在明显差距。
五、扩大内需的政策措施
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海南经济的缓慢增长，已经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国家在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同时，也把扩大内需做为宏观调控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海南应以此为契机，积极拓展消费市场，刺激消费需求，及时制订有效的政策措施来解决长期困扰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如果需求不足长期存在，在投资手段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的情况下，就可能产生通货紧缩。目前经济运行中的通货紧缩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警惕。因为通货紧缩将吞噬海南经济十年来取得的成果，带来经济的严重倒退。如何拓展消费市场？如何刺激消费需求？如何克服和避免经济增长中可能出现的需求不足问题？我们认为，首先应该将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作为制订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长期发展战略。虽然需求不足就表现为消费率的低下，消费率提高意味着需求不足的改善，但是，在解决需求不足问题上，首先应该注重消费率的提高。因为海南经济发展实践表明，由于过度地强调了投资的作用，忽视了消费的影响作用，造成海南经济出现高投资率、低消费率的发展格局，投资与消费二者比例关系不协调，影响了海南经济增长的持续性和增长质量。应当承认，这是由于我们认识上的误区和政策引导上的失误造成的。为此，要尽快调整二者比例关系，改变原有格局，提高消费率，降低投资率，达到经济良性循环。提高消费率并不是消极的压缩投资，以经济增长为代价换取消费的增加，而是积极地扩大消费，使消费增长快于投资增长，在经济适度增长条件下消费与投资的比例关系协调发展。同时，注重经济运行的平稳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克服和避免经济周期性波动所造成的危害；注意防范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距扩大，出现社会两级分化，要“效率”与“公平”并重，利用宏观调控手段，逐步实现最大程度的社会公平，保证经济发展所要求的安定的社会大环境。在政策操作上，具体地应采取以下措施：
1、加快收入分配机制改革，尽快制订出台改革方案。
提高国内生产总值的个人分配系数，也就是加大经济发展成果向个人倾斜力度，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从而增加有效需求；将工资制度改革提到议事日程，尽快提高政府公务员和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收入水平，将住房、医疗、社会保险和子女教育等项费用计入工资，消除现存工资制度中的各种补贴和分配中的实物消费形式，实现货币化分配。建立起明确的工资增长机制，完善各项福利制度改革，实现职工福利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管理。同时，尽快完善其他各项经济体制改革，减少由此带来的经济周期性波动和人们对经济预期的不明确，提高未来收入的预期。
2、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切实减轻农民负担，逐步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
农业是海南经济的基础性支柱产业，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三，所以农村消费市场发展前景广阔。十年来，农民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扩大。但是，农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较高，所以要逐步增加农民收入，从而启动农村消费市场。增加农民收入的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提高粮食收购价格。粮食是农业的主要产品，是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并且粮食价格仍有上调的空间，所以要提高粮食价格，保证农民主要收入来源，维护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解决瓜菜水果保鲜、运输和销售环节矛盾。瓜菜水果已成为农业的一项重要收入，但是保鲜技术缺乏、运输和销售难的问题比较普遍，要加强“绿色通道”软、硬件建设，保证产销顺利实现；?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取消各种不合理摊派，实现以税代费，在目前情况下，对农民实行税率优惠政策；精减乡村干部，降低农民负担干部的系数。资料表明，农民收入中除去消费，并未全部转化为农业投资，有相当一部分被各种不合理摊派吞掉，这无疑提高了农业生产成本，增加了农民负担，也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ˉ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就地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谋求优质高效农业。农村的经济发展要素瓶颈作用十分明显，劳动力大量剩余。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农业经济发展步伐，就地消化剩余劳动力，是必由之路，同时推广科学技术，实现农业产业化发展，从而达到增加农民收入，增加农民有效需求的目的。
3、增加城镇低收入阶层的收入，缩小收入水平差距。及时足额发放下岗职工生活补贴和失业救济金，健全社会保险机制，这是刺激消费的需要，也是社会和经济稳定发展的需要。开征利息税，单一的减息政策未能获得实效，同时配以积极的财政税收调节政策，进行收入再分配，使收入向贫困居民转移。储蓄率居高不下，消费需求低迷不振，是开征利息税的有利时机。通过利息税，不但可以增加财政收入，实现收入再分配，还可以达到缩小城镇收入水平差距，从而增加有效需求。
4、加快消费观念转变和消费模式升级。
需求不足与量入为出的消费习惯有密切关系。在刺激消费需求上，要注重消费观念的转变，从政策上引导居民形成正确的消费观念，将消费提到与储蓄对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高度去认识，转变传统的量入为出的低消费习惯，培养人们形成积极的适度消费观念。同时大力开展消费信贷，改变消费信贷落后局面，建立健全个人信用制度。积极推广以住房、汽车等高档耐用消费品为主的信贷形式，方式可以多样，方法应更加灵活。大力支持收入稳定的消费者进行提前消费。
5、调整产业结构，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对于严重过剩项目，坚决实行“关、停、并、转”，并严格禁止上新的项目，对于已近饱和的项目，要严格限制新项目开工，对投资实行严格的管理责任制，克服投资决策中的，杜绝新的重复和浪费。增加产品品种,提高产品质量和服务水平，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活动，加大消费市场执法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六、结束语
近两年，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增长率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消费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本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对海南经济中的消费问题以及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对长期困扰着海南经济增长的需求不足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解决的政策措施。对于目前的经济问题，我们认为既有总量问题，也存在结构失衡问题。在扩大内需、解决需求不足的同时，还要进行结构调整，这样才能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矛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研究工作中，我们强烈地感觉到经济增长速度不仅仅是一个统计数字，它还应具有更加生动和丰富的内涵，应当是经济质量和成果的综合反映。发展与增长，是两个本质意义不同的经济指标，发展反映了经济的数量，增长应当是经济质量的反映。所以，我们对经济增长的关注，主要是对经济质量和成果的关注。对消费问题的研究，我们也是以经济增长质量为出发点的。如果单纯地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的高低，那么，势必就掉入了统计数字的泥潭，做出的分析和研究会变成枯燥而毫无价值的数字游戏。经济发展的数量仅仅是一种手段，经济增长的质量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1998年中国经济达到7.8%的增长速度，而美国和世界平均增长速度不过1—2%，但是，经济增长质量和成果，是不能同日而语的。由此，我们认为，经济增长是经济质量的提高，应当包含环境保护、住房条件、教育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人均消费水平、平均预期寿命、科技含量等等概念内容，这就是我们的增长观。
参考文献
蒋学模主编，《社会主义宏观经济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
2顶级奢侈品消费类别及特征分析
一切经济活动是从需要开始的，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根据消费过程的运行轨迹，消费经济学的研究也就是从消费需要、消费需求的研究开始的。这样就要涉及到：研究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的需要，人们的消费需要如何日益丰富和不断发展；研究需要总量的变化、需要结构的变化：研究如何根据需要结构来调整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研究消费需要的层次性及其变化，人们的消费需要如何由低层次向较高层次的变化；研究不同类型的消费者的消费需要的不同变化、特点以及变化趋势；同时分析影响消费需要的各种因素及其作用，分析需求上升规律的作用及其实现，从而使人们的消费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对顶级奢侈品的消费研究正是作为消费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的。顶级奢侈品是与必需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动态的概念，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不断的出现更多、更高层次的需求。根据美国心理学家马斯诺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会交往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恩格斯的消费资料基本属性理沦(生存资料、享受资料和发展资料)以及日本心理学教授宇野政雄的消费结构三阶段理论(以衣食为中心、以安全舒适为中心、以生存意义为中心)可知，人的需求是由低级向高级逐级发展，当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时，自然会产生较高层次的需求。在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都会有一部分消费者追求高级的消费形式以满足其更多高层次的需要，所以顶级奢侈品消费的出现是一种必然现象，也是消费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阶段。奢侈品指在各种商品生产和使用过程中，超出必要程度的费用支出及生活方式的某些方面，更多时候用来描述那些费时费力精雕细刻完美无瑕的精制品。奢侈品的定义因人而异。对于一个贫穷的孩子，一个漂亮的文具盒可能就是奢侈品；对于一月收入千余元，精打细算过日子的普通上班族，一件上千元的衣服是奢侈；对于富豪们来说，这些简直不值一提。奢侈品不仅与金钱直接联系，更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品味。顶级奢侈品的消费指的是享受超出社会平均价格水平以及社会心理的价格承受能力的产品消费，同时也是一种超实用功能的、以享乐或炫耀为目的的消费，是购买和享用异乎寻常的高档或优质产品和服务的过程。顶级奢侈品消费可以分成“创造性项级奢侈品消费”和“浪费性顶级奢侈品消费”两类。
(1)创造性顶级奢侈品消费是指消费通过劳动和技术而创造的更优良、更精致、更高档的产品。它被称为顶级奢侈品是因为该产品成本高昂，价格昂贵，暂时还没有进入大众化产品阶段。例如，当大家都在看黑自电视的时候，彩色电视机就属于顶级奢侈品。当大家都在看CRT电视的时候，等离子电视机也属于顶级奢侈品。这种顶级奢侈品属于创造性顶级奢侈品。这一类奢侈产品的消费的确在某种意义上促进了生产和技术的进步，从长远来看创造了社会的富足，它能集中最先进的技术、最和谐的产品美学、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品质内涵，并刺激革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
(2)浪费性顶级奢侈品消费是指非实用性的排场、张扬和铺张性消费。比如，为举办宴会而花费巨款大放焰火，为举办婚礼而雇用几百、上千辆的车队招摇过市，为摆谱显阔而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等等。这一类奢侈消费品对社会风气有不良影响：第一，“先富”阶层的奢侈消费冲击了社会心理的平均价格承受能力，对社会起了一种强烈的社会风气的示范作用，其结果，是容易导致整个社会追求奢靡的生活方式。第二，在社会的贫富差距拉大、社会公平感削弱、人们对收入分配日益感到不公的情况下，富人的奢侈消费会在某种程度上加剧社会矛盾和冲突。社会上颇为普遍的“仇富心理”，实际上是人们对社会公平感削弱现状的不平。第三，顶级奢侈品存在“可经济替代”，在此情况下去追求奢侈消费，造成了社会总福利的损失，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稀缺资源的浪费，对于此种消费是不应提倡的。
3顶级奢侈品消费特征
在消费社会中，消费与人的真实需求之间的关系会背离得很远，商品及其形象成为一个巨大的“符号载体”，不断地刺激人的欲望并驱动人的行为选择，我们所消费的不仅是一个物质的产品，而且也是一个象征的符号，这种符号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人们的身份或社会经济地位。在奢侈消费中，人们追求的核心价值己不在商品的本身之上，而是依附在商品使用价值之中的“符号象征价值”。从这里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有些人为博得红颜一笑可以一掷千金。戴一只几百元的手表和戴一只价值百万元的江诗丹顿表，其看时间的功能是相同的。但戴一只用18k金作壳，满是钻石的名牌江诗丹顿表能显示出主人与众不同的身份。经济学家把消费这种极其昂贵的名牌商品称之为炫耀性消费。其含义在于这种消费行为的目的不在于其实用价值，而在于炫耀自己的身份。炫耀性消费这个概念是美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制度经济学家凡勃伦在1899年出版的成名作《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提出的。作为经济学家中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伦对先富起来的资产阶级持批判和嘲讽的态度。他认为，这些人有了钱以后以显示自己的优越和荣誉的心理出发，从事浪费性消费，这就是炫耀性消费。他还以这个阶级如何在服装上争奇斗胜，借此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地位来说明这一点。凡勃伦对炫耀性消费是否定的，这体现了他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凡勃伦的《有闲阶级论》也曾洛阳纸贵，但并没有能阻止炫耀性消费的“发扬光大”。当然，这也不是个人的能力所能阻止的东西。他去世80年间，炫耀性消费愈演愈烈，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2001年德国企业家沃夫冈•拉茨勒写了一本名为《顶级奢侈品带来富足》的书。这本书被称为“风靡欧洲的奢侈宣言”，荣登德国《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榜首。拉茨勒认为，少数富人放弃炫耀性消费并不能消除世界的贫困。炫耀性商品(即顶级奢侈品)的生产和消费对社会发展有积极的作用。它集中了最先进的技术、最和谐的产品美学、个性化和人性化的品质内涵，它能刺激创新、创造工作机会、塑造品位和风格，总之，只有肯定炫耀性消费才能增进社会财富，使更多的人生活更好。这正是《奢侈带来富足》的含义。这两个人的观点其实代表了人们对炫耀性消费的不同心态。凡勃伦作为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从道德层次上批判炫耀性消费，而拉茨勒是拥有沃尔沃、美洲豹、陆虎、林肯等众多名牌汽车的PAG集团董事会主席，则从现实经济的角度称赞炫耀性消费。观点不同是正常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也不一致。是否进行炫耀性消费是消费者选择的自由。我们今天还是普遍认为：顶级奢侈品是消费者消费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顶级奢侈品消费是引领消费时尚，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排头兵”。尽管顶级奢侈品消费只是占总人口比重较少的富人或中等收入阶层的人的行为，但对引领消费时尚，拉动经济快速发展的作用非常重大，它会带动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潮流，拉动国民经济。我们可以亲眼见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加入WTO以来，顶级奢侈品在中国市场不断扩大的现象，无论是基本的衣食住行方面，还是教育、医疗、休闲领域，我们都能看到由高档物品(特别是国际知名品牌)的方式在引领着人们的潮流，特别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化大都市，潮流和时尚的生活方式时时刻刻在渗透着，各种各样的品牌展示、旗舰店、名人代言等活动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从高档首饰、化妆品、服装、手表、汽车等顶级奢侈品的消费和高级文化娱乐消费方式的选择，都在不断的推进着这个人都市朝更加国际化迈进。
4顶级奢侈品消费群体及消费观念分析
顶级奢侈品消费者是由形形的人组成的一个团体，其构成成分相当广泛和复杂。通过调研，研究者发现：尽管没有严格意义的顶级奢侈品消费者，但是顶级奢侈品消费者具有一些相同的行为表现。在一项由某时尚杂志所做的调查中显示：有96．2％的被调查者愿意为至少一种对他们有重要意义的产品“多花钱”，几乎有70％的人确定了多达十种他们愿意以巨额开支消费的产品类型。这意味着，与他们在其他种类产品上的开支相比，他们愿意花费在顶级奢侈品消费上的开支与自己的收入水平极其不相称。然而，另一个调查中，“只有近一半的消费者(48．4％)准备着为一个特定的产品种类“能花多少钱就花多少钱”，这部分的消费者中只有一半愿意为三种类别的产品狂热消费。上述这些调查结果提供了一项有趣的发现：顶级奢侈品消费者的购买行为往往具有高度选择性。他们细心地而且是有意地去趋优消费特定种类的优质商品，同时他们又在很多类产品中，或者说大部分其他品种的产品中花更少的钱，进行“趋低消费”；他们有选择性的购物标准既是理性的—包括了对产品的工艺和功能的考虑，也是情感的。具体来讲，趋势优消费的人群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类：
(1)有工作的单身青年一族.这一类人除了房租、家庭用具和电话通讯费用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花销，会有不少可以自由支配的收入。
(2)独居空巢的人。包括已婚夫妇、丧妻者或丧夫者，他们收入不错，孩子们不再住在家里。
(3)离异女性。在上述调查中，离异女性说她们愿意在多达30个品种的产品中选择价高质优的购买，这远远超过了其他消费群体。通过对其消费心理分析发现：一方面，离异女性试图从顶级奢侈品购物中寻求一种情感慰藉；另一方面，还或多或少的存在报复性购物的冲动。
(4)丁克家庭。丁克家庭即DINKs(doubleincomenokids)是指没有孩子的双收入家庭。这类家庭，通常他们拥有较高的学历，挣两份收入，拥有足够的可支配财富能花在优质产品上。同时，他们工作压力大，需要购买让他们的生活更容易、更轻松的物品。随着社会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人们所拥有的可支配收入越来越多，同时，伴随着女性在社会和家庭的重要作用、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消费者在消费时更加理性和成熟，但是以上诸因素还能够培育出受情感力量所支配的大量的顶级奢侈品消费者。人们总是提倡勤奋工作，而对过度消费却感到不以为然。这种价值取向对顶级奢侈品消费市场的开拓形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同时，社会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在赋予了消费者以更大的购买力、更丰富的消费知识和广泛的购物范围的同时，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损失和压力。由于工作压力和紧张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难以维系，离婚率不断攀高；工作缺乏保障，雇员缺少对公司的忠诚；尽管在工作上拥有很大的选择空间，却往往感觉不知所措，不知何去何从；为争夺报酬最高的工作和最引人注目的机会，人们感觉到处都充满了竞争带来的压力；担心自己达不到标准，会在竞争中失败。消费者内心的焦虑需要心灵的慰籍，也需要缓释的通道。而购买顶级奢侈品则在一定程度成为消费者释放焦虑的媒介和通道。通过研究，本文归纳出影响消费者购物行为和与购买顶级奢侈品密切相关的四种重要情感因素。
(1)关爱自己
伴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工作、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大多数工作人员，特别是有家庭的工作女性感觉工作过分劳累，时间远远不够用。他们迫切希望能拥有属于自己的片刻喘息时间，在劳累了一天后犒劳自己一下，给疲惫不堪的身体注入活力，缓解紧张的情绪。因此，购买顶级奢侈品能让她们感到精神面貌焕然一新，自我感觉更好。诸如，个人保健、洗浴及护肤用品、减肥温泉疗养、家用美食、内衣内裤和床上用品及家用电器都是重要的关爱自己类产品。
(2)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指发现、建立、维护，加深与那些对我们重要的人的关系。人际交往包括三个次空间：吸引异性、成为朋友和团体中的一员、照料家庭成员。人际交往是一种非常重要的情感活动，也是顶级奢侈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为了吸引异性，消费者购买衣物、内衣、珠宝、首饰，并且利用各种各样的美容手段，让自己显得更年轻，也更具吸引力；为了建立友谊、密切与团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他们分享优质葡萄酒、餐厅大餐、汽车、运动设备和旅行；为了关怀家庭成员，他们购买使用方便的器具等。例如商务交往是要讲究排场的，精明的商人自然知晓这个道理。要讲究排场的话，当然也就离不开奢侈品。生意场上很多奢侈品是一种实力表现，体现出商谈的诚意。瑞士手表一向是高档奢侈品，几十万元的手表在中国市场也一样有人买。但是，一般不是自己佩戴。当生意中的一方摆出豪华酒店、名车等等排场之后，一般对方都会认为这体现了其经济实力。尤其中国人爱面子。一般的中国人都认为排场足是体现了对自己的尊重。生意自然好谈多了。
(3)探索
探索，指探索世界，获得新经历，开拓个人视野。其包括：探险、学习知识、掌握知识和得到乐趣。顶级奢侈品消费者寻求一种经历，这种经历能够使他们受到教育和挑战，而且有助于树立其在周围人们心中的形象。对大多数新顶级奢侈品消费者而言，融探险和学习为一体的活动值得他们花上一大笔钱。旅行、减肥温泉疗养、汽车、运动设备、外出就电脑、葡萄酒都属于探索类物品。探索，既包括真实行动也包括一种感受与体验，它还能为消费者提供一个想象空间。
(4)个人风格
个人风格指表现个人品位，使自己与众不同，显示出成熟和成功。个人风格往往与“时髦”、看上去“漂亮”和感觉“独特”相关联。服饰、内衣、时尚首饰、手表、汽车、酒类、外出就餐和旅游都是能够让消费者展示他们的风格、知识、品位和价值观的产品类型。
5消费者顶级奢侈品消费选择的影响因素
（二）汇率市场化、土地制度与增长模式转变1.汇率市场化与经济增长稳定性弱化。（1）巴西货币危机拖慢经济持续增长速度。1999年巴西货币危机使得雷亚尔急剧贬值,一度跌到1美元兑换2.17雷亚尔，累计贬值40%以上,外资流失超过400亿美元，一些银行甚至出现挤兑风波，影响经济增长。1999年巴西经济增长率仅为0.26%。（2）印度卢比汇率波动削弱经济增长稳定性。当美国连续推出QE政策时，大量资本流入印度导致卢比升值、通胀高企、房地产泡沫化。随着美国QE政策退出预期增强，卢比汇率贬值，大量资本外逃。面对高通胀和资本外流的压力，印度央行被迫加息。高利率无疑对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不利，这既引发房地产价格泡沫破裂的风险，也增加印度政府财政可维持性的压力。（3）俄罗斯卢布危机影响经济增长。199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导致汇率大幅贬值，经济发展陷入衰退境地，经济增长率为-5.3%。2008年俄罗斯卢布危机使得美元兑卢布汇率由2008年8月1日的1：23.4贬值至2009年2月6日的1：36.3,贬值幅度超过50%（刘军梅，2010）。卢布贬值进一步影响经济增长。俄罗斯经济增长率由2008年的5.25%下降至2009年的-7.82%。（4）南非汇率波动拖累经济增长。南非汇率制度改革后，南非兰特同样面临国际资本冲击，并通过货币危机影响本国经济增长。2006年美元与南非兰特比价为1:6.77，2009年下跌至1:8.47，累计贬值幅度超过25%；相应的，南非经济增长率由2006年的5.6%下降至2009年的-1.53%。2.土地分配不公、负向产权激励机制与经济增长稳定性差。（1）巴西土地分配严重失衡。1950、1970和2003年,巴西占地1000公顷以内农户分别占农户总数的98.4%,98.9%和98.4%,他们拥有的土地占比分别为49.1%、60.5%和56.1%。1950年巴西占农户总数34.4%的小农户占有1.3%的土地；2003年占农户总数31.6%的小农户占有1.8%的土地（何中正，2010）。（2）印度落后的土地制度导致农业生产率较低。1949年印度实施以废除“柴明达尔”地主为中心的。但是，由于多种原因并不彻底,无地和少地农民约占农村人口的3/4（谭晶荣，2004），其中无地人口占农业人口近40%，大批农民实际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3）俄罗斯土地制度阻碍农业生产率提高。俄罗斯农业生产最初实行的是集体农庄制度。但是，随着“休克疗法”的自由主义市场化改革推出，俄罗斯集体农庄制度被迫解体，土地开始变成私有。对于俄罗斯农业而言，土地资源丰富，与之相伴随的应是农业机械化大生产。俄罗斯集体农庄制度的解体直接造成了农业资本分割，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产量下降。（4）南非黑人和白人之间土地分配严重失衡。在种族隔离制度时期，南非占全国人口不到13%的白人拥有全国87%的土地,而占全国人口78%的3000万黑人仅拥有13%的土地（苏泽玉，1993）。在结束种族隔离制度后，南非政府积极推动土地制度改革，改善全国土地分配的极端不合理的状态。但是，的效果并不理想。
（三）经济发展、劳动就业与消费主导型经济1.经济发展失衡与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1）巴西不同阶层和区域之间发展差距较大。1990年巴西基尼系数为0.61,2007年为0.56，2009年为0.55，属于严重不平衡。巴西东北部的9个州人均收入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1/2，仅为东南沿海发达地区的1/3（王俊文，2009），区域发展差异较大。（2）印度不同区域和城乡之间发展差距较大。2004年印度南部月均工资在514-700美元之间，而广大北部地区则不到这个数字的1/6，区域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根据印度全国抽样调查组织进行的第七次家庭消费支出调查结果，2004~2005年印度农村人口人均月消费支出约13美元，而城市则高达24美元（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城乡发展存在不平衡。（3）俄罗斯不同阶层之间发展差距较大。在俄罗斯货币收入总额中，20%最富有居民所占比重已由1992年的38.3%上升到2010年的47.7%，而20%最穷困居民所占比重由1992年的6%下降到2010年的5.2%；1992年俄罗斯基尼系数为0.29，1993~2002年(1994年除外)基尼系数为0.38~0.4之间，2003~2010年基尼系数为0.4~0.42之间（高晓慧，2012）。（4）南非不同种族之间发展差距较大。1994年南非白人可供支配的人均收入是黑人平均收入的7.5倍（刘兰，2008），种族之间收入差距较大。1993年南非基尼系数为0.59，2006年上升为0.67；虽然2009年下降至0.63，但也是非常高的，属于收入分配结构极端不平衡。2.就业不稳与消费主导型经济发展。（1）南非和印度失业率较高，巴西和俄罗斯失业率较低。在巴西、印度、俄罗斯、南非四国中，南非失业率最高，1993年失业率为25.6%，2002年上升至最高为27.2%，2012年下降为25%；俄罗斯其次，1993年失业率为5.9%，1998年上升至最高为13.3%，2012年下降为5.5%；巴西其次，1993年失业率为6%，2003年上升至最高为9.7%，2012年下降为6.9%；印度最低，1993年失业率为4.3%，2005年上升至最高为4.4%，2012年下降为3.4%。但是，印度有70%人口居住在农村，其中近40%农业人口无地，大批农民实际上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杨东群和李先德，2007），因此印度的失业率被严重低估。（2）失业率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从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四国人均GDP比较可以发现，俄罗斯和巴西经济获得持续快速发展的关键是就业水平稳定且比较高，居民消费能力能够得到有效的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可以得到较为可靠的保障，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处于已经和接近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印度和南非由于较高的失业率，导致居民消费能力难以得到有效的支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能力缺乏可靠的保障，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分别处于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
二、启示与对策建议
（一）经济结构调整应综合考虑人口发展现状流行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理论主要从经济效率角度考虑问题，对于我国现实并不是一定正确的。我国作为人口第一的制造业大国，在未来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设计中，必须认真考虑人口发展现状的问题。我国需要思考如何在老龄化背景下平衡经济结构调整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产业转型升级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城镇化与人口发展现状、平衡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衡量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经济生产效率、产业协调程度和资源利用效率，因此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在于经济结构变化中的效率提升。但是，在调整经济结构过程中一味追求经济效率而忽视就业等社会公平也是不可取的。
（二）金融市场开放须避免加剧原有经济结构的固化随着我国放开资本项目管制，大量低成本外资流入国内很可能会进一步固化原有经济结构，导致我国错失调整经济结构的有利窗口期。特别是，一旦遇到国际金融市场动荡或者外国投资者预期改变，外资便会迅速撤离国内市场，加剧我国经济增长的波动性。我国在推动资本项目开放过程中，应着力强化本国经济竞争优势确保经济持续增长以稳定外国投资者预期，妥善处理好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的时序问题，改善商业银行经营状况以增强抗风险能力，加强在审计、会计、资本构成、风险投资和内部控制等方面对银行体系的监管，建立金融机构市场退出机制、金融风险预警系统等金融风险防范体系,警惕大规模短期外国资本流入对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带来的消极影响。
（三）技术创新是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力量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技术创新能力仍然较弱。2011年我国百万人口本地居民专利申请量约为309项，美国约为795项；2011年我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为1.84%，美国为2.77%。我国要想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大力推动技术创新，通过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夯实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基础。对此，我国政府应努力创造更多的发展平台鼓励企业家愿意且有能力利用现代技术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积极构建能够激励独立冒险和公平竞争的法律法规和机制平台，大力推动更多的民营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营造鼓励技术创新的经济环境和社会氛围，加大技术创新人才的培养力度，提高研发投入和专利使用的有效性。
（四）汇率改革须避免加剧增长模式转变的波动性巴西、印度、俄罗斯和南非四国不成熟的汇率改革往往通过货币危机形式引起出口规模下降、资本大量外逃和国际收支失衡，从而削弱经济平稳发展的基础；而缺乏稳定的经济增长又会影响外国投资者的预期，增加国际资本逃离的可能性，引起汇率非意愿性大幅波动，不利于汇率改革的顺利实施。另外，金砖国家的经济结构、增长模式很容易形成相互掣肘和危机传染。由于我国在汇率浮动弹性上要比其他金砖国家更落后一些。因此，我国应借鉴这些国家在汇率改革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以稳定经济增长为政策基础，以减少汇率波动为政策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率为政策目标，采取渐进、谨慎和主动的管理方式，统筹协调推进汇率改革与经济发展。
（五）公平的土地制度有助于建立促进增长模式转变的正向产权激励机制20世纪30年代晚期，韩国3%的地主拥有近2/3土地;经过，70%的农村家庭拥有土地所有权。1946年10月，日本开始，约80%的佃耕农地被出售；1965年日本的佃农数量下降至7%。与韩国、日本等国家相比，我们发现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等金砖国家不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固化了原本分化的社会经济结构，形成阻碍增长模式转变的负向产权激励机制。我国应借鉴这些国家的经验和教训，在推动过程中积极构建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特别是农民对土地增值收益权的公平分享等），推动社会经济稳定、产业结构调整和增长模式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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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选取的这些国家比较典型：美国经济和金融高度发达，经济总体上比较稳健；日本在经历60、70年代高速发展后，经济于90年代陷入长期低迷；韩国经济一度高速发展，但1997年曾爆发严重的金融危机，经过痛苦的调整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好转；印度是与中国存在诸多类似的典型的发展中大国，其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虽滞后于中国，但在某些方面也有可借鉴之处.
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2003年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高水今日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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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鉴。
投资过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业(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低估投资成本。
长期以来，“唯经济增长”的考核标准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热衷投资，往往给予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例如，受高额利润的驱动，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继续高位增长。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水资源污染严重。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太考虑外部不经济(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对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费，因此往往低估生产成本而进行过度投资。
对付外部不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政府应当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应尽责任。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污染法令强制企业实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放费，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应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客观、公开的评审。评审除包括经济发展外，还应包括就业、环保生态、卫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应该建立起透明、科学、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
二、实证结果及分析
1.变量检验结果（1）单位检验根为了防止“伪回归”的出现，在进行变量的协整检验前，应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即单位根研究。文章采用ADF法进行检验，检验的最优滞后步长根据信息准则确定，检验结果见表1。表1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变量的水平值为非平稳的，而其一阶差分序列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为平稳序列。因此，两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符合协整检验的前提条件，下面进行协整检验。（2）协整检验分析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EG和JJ检验。EG检验主要检验状态空间模型的残差是否平稳，如果残差项平稳，则协整关系成立。JJ检验主要根据参数矩阵的秩确定协整向量的个数。文章选择JJ检验法进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迹检验和最大特征根检验结果表明在5%显著性水平下拒绝了没有协整向量的零假设，也就是说国内旅游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有一个协整向量，这表明两变量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因此以这些变量建立的状态空间模型不存在伪回归问题。
2.参数估计结果及分析运用处理后的国内旅游消费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数据，根据方程(2)和(3)，利用Kalman滤波算法可以得到状态空间模型估计结果如下。其中，变参数αt的估计值如表3和图1所示。由表3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于1985-2013年在0.2766~0.4639间变动。由于αt是随机参数，在分析时一般不看其具体的数值，主要通过观察其变动趋势，来反映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间的长期动态均衡关系。从整体上看，弹性系数呈现逐渐上升趋势，由1985年的0.2766上升到2013年的0.4639。由图1可知，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在1985-1993年增长速度较快，而1994-2013年增长速度有所减缓，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发展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对经济增长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且促进作用逐年增加。其重要意义表现为：一方面它反映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能够刺激最终消费，带动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为国家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正向的持久的拉动作用主要原因在于：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居民收入水平不断增加，旅游消费水平也逐年提高，带动了国内旅游市场迅速发展。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5年仅为739.1元，2013年达到26955.1元，增加了33倍，年均增长13.3%；城镇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848.2亿元，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为20692.6亿元，是1994年的20.8倍，年均增长17.3%；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支出1994年为414.7元，2013年为946.6元，是1994年的2.2倍，年均增长4.2%。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1985年为397.6元，2013年为8895.9元，增加了18.9倍，年均增长11.1%；农村居民旅游花费1994年为175.3亿元，2012年为5583.5亿元，是1994年的28.7倍，年均增长19.3%；农村居民人均旅游花费1994年为54.9元，2013年为518.9元，是1994年的8.9倍，年均增长12.2%。第二，旅游产品质量和产品吸引力不断提高。随着旅游业发展的日渐成熟，旅游市场进一步规范，旅游接待条件不断改善，提供的旅游产品不断趋于多样化，各具特色的观光、度假、休闲、体育、健身、生态旅游等基本改变了国内旅游产品单一的局面。景点开发进一步加快，各地都有一批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景点投入运营。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国内包机、城际快车、旅游专线车、旅游专列、观光巴士、“一日游”车辆等发展迅速，使得旅游交通更加方面快捷。旅游从业人员素质和旅游服务质量的不断提高。这些都成为促进国内旅游市场繁荣的重要因素。第三，旅游宣传促销声势逐年加大。与主流媒体合作的旅游宣传广告片越来越多，在电视台黄金时间循环播出，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各地的高速路、地铁站、飞机场等主要交通枢纽及客流集散地了很多大型的户外广告宣传，扩大了旅游宣传效应；城市周边景点介绍会、区域性和全国交易会基本形成体系，区域性联合促销与跨区域巡回促销接连不断；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我国网民数量和互联网的普及率逐年增加，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通过网络获取旅游信息，自助旅游需求迅速增长，网络新媒体为旅游宣传促销开辟了新的渠道。随着旅游宣传促销手段多样化，有效地引导了居民的旅游消费导向。第四，国家与地方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方针政策，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国家对旅游业越来越重视，“七五”时期，旅游业正式纳入了国家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十四届五中全会把旅游业放在第三产业中新兴产业发展序列的第一位。199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把旅游业列为国民经济新的经济增长点之一。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一些省市明确提出把发展国内旅游业作为活跃市场、扩大内需、繁荣经济的载体，推出了一系列大型活动和配套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国内旅游消费。国家于1995年出台了“双休日”制度、1999年又出台了“黄金周”休假制度，2008年开始又增加了清明、端午、中秋三个小长假，使人们的闲暇时间开始增加，激发了人们的旅游热情，人们纷纷走出家门外出旅游，旅游消费逐步成为一种消费时尚，促进了国内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拉动了内需，促进了经济增长。
三、结论与建议
综合上述分析，文章利用状态空间模型对1985-2013年我国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进行了研究，研究得出以下几点结论：一是JJ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二是状态空间模型的变参数估计结果表明，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说明国内旅游消费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为把旅游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我国大部分省、市、自治区把旅游业定位为支柱产业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证支撑。三是国内旅游消费弹性系数呈现不断上升趋势，表明国内旅游市场环境逐步得到改善，旅游产业发展逐步趋于成熟，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日益显著。据此，也应看到目前国内旅游市场发展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在旅游消费能力、旅游消费环境及旅游产品供给水平等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从旅游花费结构看，当前我国国内旅游消费结构中食、住、行比重较大，达66%，游、购、娱仅占34%左右。从旅游消费者结构来看，农村居民国内旅游比例偏低。2013年城镇居民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旅游花费3.7倍；城镇居民人均旅游花费是农村居民人均花费1.8倍。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数额远远小于城镇居民花费，因此农村旅游市场具有很大发展潜力。第二，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支不确定性制约了旅游消费需求进一步扩展，主要是由于目前我国社会保障制度还很不健全，人们对于未来收入和支出存在不确定性，因而阻碍了旅游消费。第三，我国旅游产品开发创新力度不够，不能够完全满足旅游消费者的多层次需求。第四，旅游基础设施薄弱，旅游消费环境有待改善，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国内旅游消费需求的扩大。为了更好地发挥国内旅游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应注意以下几点。
1.不断促进城乡居民旅游消费一要刺激农民居民旅游消费需求。不仅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还要不断完善社会保障服务和政府的转移支付政策，解决农村居民的医疗、养老等后顾之忧，释放旅游消费需求。同时要根据农村居民闲暇时间的特点，开发出一系列适合农村居民消费的旅游产品，也要鼓励旅行社开拓农村旅游市场，成立一些以农民为旅游服务对象的旅行社，提供低价位的旅游产品和服务。二要增加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不断完善城镇居民社会保障制度，整顿和规范分配秩序，缩小收入分配差距，提高城镇居民的有效购买力。三要培育发展个人旅游消费信贷。倡导超前旅游消费的新观念，简化银行信贷手续、给予旅游贷款者一定的折扣，建立个人信用评价体系。
2.不断完善和丰富旅游产品体系满足游客多层次的旅游需求。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和旅游需求的升级，个性化、多样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在迅速增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依托我国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地方和民族文化特色，不断开发出市场前景广阔、竞争力强、生命力持久的旅游产品，形成以观光、休闲度假、健康、探险等为特色形成完善的旅游产品体系，促进旅游产品的转型升级。今后开发的旅游产品，一要不断适应大众游客的旅游需求，培育大众化旅游消费新热点，促进观光旅游产品向多样化方向发展，如培育和发展自驾车、房车旅游、中医药健康旅游、研发旅游和适合老年人的养生度假旅游。二要不断促进大众旅游由观光到休闲度假的转变，开发出更多的休闲度假产品，如温泉旅游、滑雪旅游、邮轮旅游、滨海旅游、山地旅游、森林旅游、生态旅游、高品位的主题公园和旅游演艺节目等休闲度假产品。三要以现代农业、工业、生物工程、航天科技为依托，推进现代化旅游产品的开发建设，形成新型的旅游产品系列。如重点支持一批有条件的乡村推出特色的乡村旅游产品，不仅可以丰富旅游产品，还可以带动广大农民增收致富。开发工业旅游产品可以更好地促进旅游和工业的融合。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通过对河北1995-2008年的消费需求与经济增长数据的定量研究,试图剖析在当前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过程中,消费需求对于促进河北经济可持续增长所起的作用,为进一步提出促进河北消费需求增长的现实的、可操作的对策和建议奠定基础。
二、变量的选取
1.消费需求衡量指标的选取。消费需求作为一个宏观经济分析的范畴,是指一定时期内常住单位形成的对最终消费品的有支付能力的购买力总量。本课题研究消费需求的衡量指标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最终消费。是常住单位为满足物质、文化和精神生活的需要,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支出。根据消费主体不同,最终消费分为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又可细分为城镇居民消费和农村居民消费。
2.经济增长衡量指标的选取。经济增长是由产出能力的增加带来的总产出的持续增加,如果考虑到人口和价格因素,经济增长就是人均实际产出的增加。基于定量分析的需要,同时考虑到目前世界各国都采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从研究问题的一致性出发,本课题所涉及的经济增长是指总产出的增长,并用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来表示经济增长率。
三、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比重分析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最终消费需求在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作为一项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它不仅能反映一国(或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最终使用格局,还可以直观地反映消费增长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经过分析我们发现:
1.最终消费率在低位徘徊,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从图1可以看出1995年以来,河北的消费率始终在50%以下徘徊,年均消费率为43.4%。由于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按照当年价格计算,1996-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速为14.3%,最终消费的年均增速为13.2%,两者增速相差1.1个百分点。其中,2008年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为18.1%,而最终消费增速为14.3%,比地区生产总值增长慢3.8个百分点。由于消费需求增长慢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长,导致消费率在2008年降至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仅为41.8%,比1995年下降了5.5个百分点。
2.消费需求各组成部分比重变化不平衡,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消费率下降的原因。从图2可以看出:政府消费率呈平稳的上升趋势,由1996年的9.0%上升到2008年的13.5%,2005年开始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率在波动中呈下降趋势,下降幅度比较大,从1996年的37.9%下降为2008年的28.3%,下降了近10个百分点,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可见,居民消费率不断下降是造成最终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在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率基本表现出平稳的上升趋势,2005年起已超过农村居民消费率成为消费需求的第一主力,2008年已达到1995年以来的最高点19.2%,比1995年上升了近7个百分点;而农村居民消费率则呈现出反方向变化趋势,从1996年开始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到2008年降为1995年以来的最低点9.1%,下降了14.4个百分点,可见,农村居民的消费率下降是居民消费下降的主要原因。
四、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析
为进一步量化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动力作用,我们计算了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各需求的增加额/GDP增加额×100%)和各需求对GDP增长拉动的百分点(GDP增长的百分点×各需求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两个指标,并绘制了折线图(见图3-6)。经过分析发现:
1.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是第一位的,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二动力。1996年以来,在河北经济平均12.7%的增速中,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地区间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40.3%、54%和5.7%,分别拉动经济增长5.1、6.9和0.7个百分点。可见,投资目前已是三大需求中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主动力,消费需求仅次于投资需求。图4显示:除1999-2002年这四年消费的贡献率大于投资和2003年、2005年消费和投资共同拉动经济增长以外,其余年份主要是投资需求在支撑着经济的增长。图5显示:1995年以来,河北的国内生产总值呈现出高速持续的增长,而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较快的年份中,投资的拉动作用显著,可见,投资对经济的拉动具有立竿见影的效果,短时间内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成为政府提高经济增长率的首选因素。
2.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更为持久和相对稳定,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图4显示:相对于投资需求,河北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不足,但是与资本形成拉动经济增长(3-10.1)及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拉动经济增长(-1.5-4.96)相比,消费需求增长对经济的拉动(3.1-7.1)波动较小,是拉动经济增长最为稳定的因素。由于消费需求具有刚性,决定了在地区生产总值的年新增额中,消费需求波动幅度远远小于投资等其他因素,对经济增长影响惯性最大。在经济增长扩张期,消费需求增加不如投资明显;同样,在经济收缩期,消费需求的下降幅度也最小,因而,消费需求成为河北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保证。
3.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不足。从消费需求的构成来看,1996-2008年,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为14.7%,低于同期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25.69%。图5显示: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总体水平要高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保持平稳,平均水平为1.86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的平均水平为3.27个百分点。
从居民消费内部构成来看,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波动中呈下降的趋势,相对差异较大,从1996年的19.8%,下降至2008年的2.38%,下降了17.4个百分点,平均贡献率仅为5.06%;而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波动中呈上升的趋势,从1996年的2.5%,上升到2008年的20.77%,平均贡献率为20%。图6显示: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拉动的平均水平(0.64个百分点),不仅远远低于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拉动的平均水平(2.62个百分点),也低于政府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水平。
五、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的灰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GRA)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方法,对于小样本,该方法要优于经典的数学分析方法。其目的是寻求系统中各要素的主要关系,并确定要素间的相互影响程度和对系统行为的贡献程度。
本文选取河北省1995-2008年按当年价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作为参考序列,最终消费、政府消费、居民消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构成序列作为比较序列。用均值法对原始数据序列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同一数列的所有数据均处以该数列的平均值,得到一个新的数列,这个新的数列就是各个时刻的数值相对于该数列平均值的倍数的数列;然后,根据参考序列和各个比较序列计算差序列,从差序列表得知最小差值Δ(min)=0.0011719,最大差值Δ(max)=0.820203;由灰色关联系数的公式,令计算出各个因素在不同时期的灰色关联系数;最后,根据关联度公式:,计算各个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关联度,分析结果显示:
河北最终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很高为0.942,且各年的关联系数大部分都在90%以上,而且变动幅度比较小,说明消费需求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
在最终消费构成中,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846)比政府消费(0.801)稍大,但是二者相差不大,说明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居民消费构成中,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0.761)远远高于农村居民消费(0.597),这也表明虽然在总人口中,农村居民所占比重远远高于城镇居民,但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要大于农村居民消费。分阶段来看,居民消费的关联度从九五时期的0.692一直上升到十一五时期的0.787;城镇居民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度从0.752上升一直上升到0.862,说明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上升的趋势。
六、结论
上述定量分析方法得出了相同的结论:说明消费需求是河北经济稳定增长的重要基础。1995-2008年间河北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拉动,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高于消费;在最终消费构成中,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尤其是城镇居民消费快速增长是促进河北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农村居民消费增速慢与地区生产总值的增速,导致农村居民消费率下降,是河北消费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当人均GNP超过1000美元之后,经济增长动力开始出现转折性变化,消费率开始步入上升阶段,投资率则逐步降低(刘成林,2007)。从河北的现实情况来看,投资率仍维持在较高水平。理论分析表明,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以消费为基础。因为投资需求具有“名为当期需求,实为下期供给”的双重性。在社会在生产过程中,投资需求只不过是中间需求,只有消费需求才是最终需求,消费需求规模的扩大和消费结构的升级才是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从短期来看,投资需求的扩张虽能一时拉动经济的增长,但从中长期来看,投资本身不可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持久动力,如果投资结构不能适应消费需求结构的变化,投资的增长超过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这种投资形成的供给实际上是无效供给,会加剧下一阶段的供给过剩和需求不足。只有建立在消费基础上投资,通过消费与投资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增长的态势来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的扩大内需,使整个经济运行进入良性循环轨道。因此,要加快河北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更大地释放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首先要找出制约居民消费尤其是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因素,逐一加以解决,为经济增长扫除障碍。
参考文献:
二、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分歧与融合
行为经济学的先驱西蒙在其研究成果中提出了“有限理性”假说，认为经济活动中的微观主体在进行选择决策时并不完全依循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的“效用最大化”的原则，因而经济选择的最终结果完全可能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家的最优化均衡点，从而解释了现实中的复杂经济世界。行为经济学对传统经济学的批评和发展首先就是建立在对行为人的假设上，并进一步提出了由于行为人并不总是完全理性的，因此也可能存在偏好无法排序或者偏好不一致的情形，这就构成了行为经济学和传统经济学的主要分歧。
（一）行为人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假设经济主体都能进行理性决策，即假定所有参与经济活动的微观主体是同质的，具有完备的信息。行为经济学对这些假设前提提出了挑战，认为微观主体的选择和决策行为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经济理性受到了主体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因而表现为“有限理性”。与此同时，在做出最终的经济决策时，决策情景、当事人的心理活动特征、决策模式等都会对最终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微观主体的异常行为也因此产生，加剧了经济现象的复杂性。行为经济学强调当事人认知能力的局限，强调决策作为一个学习过程的动态变化。尽管行为经济学也坚持理性假定，但是认为行为主体的理性认知能力存在差异，对微观行为主体的假设不同于主流经济学的同质经济理性人，承认人的复杂异质性和社会性，并且利用心理学构建了自己的分析基础，从而导致了其和主流经济学并驾齐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派。
（二）偏好的假设不同主流经济学中偏好是外生的、稳定的，并满足自反性、完全性、传递性和连续性条件，从而在不确定条件下，微观经济主体的选择过程可以概括为冯•诺伊曼和摩根斯坦的期望效用函数。所以，偏好一致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期望效用最大化构成了主流经济学的理又一重要基石。以严密的逻辑和数学分析构建的预期效用理论成为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的经典理论。但是法国经济学家阿莱斯通过一系列的实验，发现了现实中的人们面临风险时不总是追求期望效用最大化，选择行为也不是完全依据概率行事，即著名的“阿莱斯悖论”。特维斯基和卡尼曼（1979）对此做出了进一步的合理解释，并提出了前景理论。前景理论对于偏好的理解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偏好并不是完全外生的，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独立于判断和评价的程序；其次，不同期望的偏好并不可以表示为单纯的概率分布函数，通常还取决于对给定分布函数的描述。他们的研究表明，决策程序以及决策的外在环境等都会影响到当事人的偏好，偏好既不满足完备性假定，也不满足传递性假定。另外，很多研究表明，诱导偏好会导致偏好反转（perferencereversals）。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在消费行为理论的主要分歧就是围绕着行为主体的理性假设人而展开的，对于前者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行为经济学研究者通过大量的实验数据观测，发现了在现实世界中，消费者存在的非理性、非自私自利的选择行为，违背了效用最大化的目标假设，从而将消费者的心理特征、心理学研究成果引进来，合理解释了行为主体的“非理”，也在一定程度上对“阿莱斯悖论”做出了解释。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分别解释了行为主体的理性和非理性选择，因此对复杂多变的消费者行为进行研究，两种理论并不是完全割裂的，而是应该互为补充，共同解释经济现象和经济行为。
三、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基础及其研究方法
行为经济学试图将心理学因素纳入到传统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并对传统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提出了质疑，提出了认知心理学概念，并侧重于行为主体的心理特征和认知活动可能对经济行为造成的影响，其代表人物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研究中对传统经济学研究假设进行了修正，并进一步提出了“前景理论”，使得经济学的研究对经济世界的描述更加贴近现实生活。
（一）预期理论长久以来，期望效用理论作为不确定性条件下决策分析的经典框架在主流经济学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阿莱斯悖论”对此提出了强烈的质疑，并通过大量实验数据验证了期望效用理论和现实世界存在的严重背离。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大量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出了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类决策行为的分析框架——预期理论，对“阿莱斯悖论”给出合理完整的解答，奠定了行为经济学分析的理论基础。卡尼曼和特沃斯基认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和微观主体个人特征共同影响了人类的理性决策，应该对不确定性条件下的期望效用函数进行改造。他们认为人类的效用对决策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而且期望效用本身也是由个体主观认识所决定，因此采用了权重函数和主观价值函数来描述人的效用。主观价值函数反映了预期结果与人的主观满足大小之间的关系。卡尼曼进一步提出了效用评价函数是基于S形价值函数中的一个参照点，由于行为决策人更多的表现为“损失厌恶”而非“风险规避”，因而效用函数存在着拐点。所以，预期理论与预期效用理论分析中的最大不同即对效用的描述。在预期理论中，效用是由价值函数决定；而在预期效用理论中，效用是由效用函数决定。根据上述的预期理论分析框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行为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点：①影响人们决策的因素不是财富的绝对量变化而是财富值相对于参照点的相对变化量；②同样数量的财富减少引起的痛苦远远大于等量财富增加的快乐；③随着离参照点的距离增加，与参照点的差异对决策结果的影响存在边际递减规律。以上结论解释了期望理论对不确定性下决策的分析框架，也是对“阿莱斯悖论”的理论阐释，在很大程度上切合人类行为中的非理性因素。
（二）研究方法传统经济学经历了近200年的发展，已经从定性研究转向了定量研究，在理论构建中越来越多地采用数学语言构建数量模型，运用逻辑推理方法获得假设推论，并采用计量经济学方法进行实证研究。但是，这样研究存在着的不足即往往将个体的心理因素忽略掉了抽象了。虽然同样是研究人类的经济行为，但是行为经济学将研究重点放在了人类的心理因素，因此往往借助于实验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另外由于决策心理特征、行为模式和决策结果之间是互动的和关联的，因此行为经济学偏重于动态分析，而不是静态分析方法。
四、行为经济学视角下的消费信贷决策分析
机制消费信贷在我国已经有了近20年的历史，消费信贷的产生与扩张是否能够有效释放居民的潜在需求，促进消费总量的稳定增加，从而保证经济的持续稳定快速增长？国内很多学者在上世纪末即着手研究消费信贷的影响因素，并且也试图运用实证分析手段验证我国消费信贷的消费需求刺激效应，不少学者认为消费信贷可以促进居民的短期消费，但是对长期消费效用不明显。现有的研究结论主要是建立在主流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设上，并运用流动性约束理论、预防性储蓄理论构建了实证分析模型，提出我国居民存在消费的过度敏感性，而消费信贷的产生可以缓解居民的流动性约束，减少其预防性储蓄动机，从而增加当期消费。传统经济学的消费信贷分析框架更多的建立在宏观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之上，认为消费者是同质的，不存在差异的，都是根据经济利益驱动做出最终决定。因此，建立在主流经济学分析框架下的消费信贷研究通常认为消费需求的增加主要是由于放松了人们的预算约束限制，从而促进消费需求的增加。但是，正如上文阐述的那样，人类行为不仅由经济动机决定，也存在其他很多非物质动机。另外每个个体对不确定条件的判断受到各自过去经验判断的影响，尤其受到各自所选择的参照点影响，微观主体不应该是同质的经济理性人，而更多的表现为复杂多变的异质性，所以现有的消费信贷分析通常都将微观主体的差异性、心理特征等重要因素抽象或者忽略了，由此得到的结论很可能不能很好地刻画微观主体的现实决策行为。本文将传统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的个体决策分析有机结合起来，分别探索影响我国居民消费信贷的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搭建居民消费信贷的决策机制，并希望在此基础之上进一步分析可能导致的潜在风险因素。
制定法律的目的在于实施法律，通过法律的实施才能够使所制定法律的价值作用得到有效实现。但是，现状下，基于我国经济法的执法管理机构在执法方面却存在力度不足的问题。比如:执法人员综合素质较低，没有高水平的执法能力，无法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提供有效服务，进而引起消费者的不满。又比如:包容违法犯罪行为的现象存在。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对于严重的刑事案件便会给予相应的处理，只是为了应付上级而采取形式处理方法，这样显然弱化了执法机构的职能作用，进一步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
(二)在消费纠纷方面缺乏有效的解决方法
在我国，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他们的自我维权意识并不强烈。由于受教育程度、认知程度的不足以及经济条件的制约，导致消费者很少通过法律程序进行权益的维护。基于市场教育过程中，消费纠纷是很难避免的。消费者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比如精神方面的损害、金钱方面的损害以及时间成本方面的损害，这些损害一旦过于严重，消费者便需要通过法律进行维权。但是，现状下在这一方面却缺乏有效的解决措施，从而导致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另外，由于惩罚性赔偿制度不具完善性，进一步造成消费者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问题的呈现。
二、经济法视野下加强消费者保护的有效策略探究
(一)构建系统化的市场规制法
要想构建系统化的市场规制法，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完善。一方面，需对竞争法规目标进行完善。对于立法部门来说，需要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保护给予足够的重视。在相关法规的内容、范围及目的等方面充分完善，对一般性条款合理增加。另一方面，需对惩罚性赔偿制度加以构建。要想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护，便需要使法律体现出公平性以及公正性，充分发挥出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作用，使消费者能够有效地行使本该拥有的权利。对于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完善需充分做好两点:其一，对惩罚性赔偿责任的性质加以明确;其二对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范畴进行扩大，并提升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赔偿标准。
(二)对有效性强的执法机构加以完善
一方面，对于政府执法机构来说，便需要发挥自身的职能作用，对相关执法制度进行构建，同时通过培训使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得到有效提升，以此使执法人员全身投入到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中。另一方面，如果存在官员渎职的行为，需采取有针对性的惩罚措施，追求渎职官员的法律制度。除此之外，对于和消费者权益保护相关部门需承担的责任加以明确，比如物价管理以及工商管理等。在各个部门协同作用下，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
(三)支持消费者诉讼，开辟司法救济途径
在消费者诉讼的支持方面，需要做好多方面的工作，比如需要构建完善的消费者诉讼费用支援制度。需要基于立法的视角对有利于消费者的规定进行构建，例如贷款制度等。对消费者提供证据支持。在得到法官认同的前提下，消费者能够通过法律途径对自己的举证的正确性加以证明，进一步起到维护自身权益的作用。除此之外，还需要开辟司法经济途径，比如消费公益诉讼的实施，通过实施使消费者以及经济秩序的公众利益得到有效维护，以此使消费者自身无兴趣或者没有能力进行诉讼的情况实现有效避免，进一步使消费者权益损害程度增大的现象得到有效防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