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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星级酒店特色文化经营更符合顾客的要求。现如今，单一、快捷的酒店模式已经到了需要改变的情况，当在所有东西都标准化的同时，就缺少了那份特殊的魅力，所以说酒店需要自己独特的文化特色，而不是完全的标准化。再有，酒店融入民俗文化能拉近与当地距离，更加让人感受到当地的氛围，同时，酒店融入当地的民俗文化也会使得当地居民有亲切感，使得他们容易接受酒店，接受起来也不会有陌生感。只有这种标准里透着特殊，制度里透着民俗，会使得酒店本身散发出一种不一样的气息，从而使酒店有着自己独特的魅力，更会使它建立起稳定的消费群。
二、星级酒店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一）理念不同会产生矛盾和冲突。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族人民的文化五花八门，为我国文化增添了不少魅力，但是不同的文化就有不同的禁忌，在酒店建设和服务过程中如果没有去注意，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危害。例如满族在饮食、住房、甚至在节日时期有很多禁忌。在饮食中，满族禁止剁母猪或其它雌性畜肉，他们认为母亲给了他们生命，剁雌性牲畜的肉会遭到复仇；禁止在属鸡的日子里吃新米，因为鸡的消化能力很强，吃新米意味着常年都会肚子饿。这些独具特色的文化，给民俗文化带来神秘和独特感，但在民俗文化与酒店文化交融时，也可能会导致酒店在经营和管理方面与当地名俗文化出现一些矛盾和冲突。
（二）可能会对酒店的整体利益有损害。有些少数名族会有不同寻常的民俗习惯，而酒店是以利益为主，从而导致了某些方面民俗文化与酒店文化不融合，出现一些利益上的损害。如有些地方民族会对某种动物十分崇敬而不去吃它，再有有些地区民族会有很严格的男女之防，而酒店要从全方位无死角的去服务顾客，这里面的矛盾冲突是无法调节的，一旦酒店妥协就会丧失许多财务收入，而长久以来形成的民俗文化是更加不可能妥协的，这就形成了一个怪圈，谁也都不妥协于谁，酒店无法去吸收当地的顾客源，而当地居民更不愿意酒店在此常驻，这种情况长期以来会造成酒店利益的严重损害，而且不仅仅体现于经济方面，还可能会造成无法弥补的名誉上的损失。
（三）文化特色不明显，雷同现象严重。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顾客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这就导致了市场需求的差异性。而最大的差异性莫过于文化的差异性，如果通过文化表现出全方位的魅力进而引起顾客的共鸣，这样就可以给顾客留下美好而又深刻的回忆，可以大大增加酒店的核心竞争力。但由于与民族文化融合的酒店一般都会在具有丰富的民族风情的地域建立，当地的民族特征都会隐隐约约的被体现在酒店的设计与经营上，这就使得该地域以某一文化为主题的酒店在餐饮产品、装修艺术以及环境氛围的上会和其他酒店出现相似甚至雷同的部分。尤其是现如今跟风现象严重，民族风俗文化的酒店本身应该传递的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概念，但是在同一区域内非常容易发生模仿或者抄袭的现象，一系列雷同现象就会导致行业内的恶性竞争和消费者的审美疲劳。
三、星级酒店文化内涵与民俗文化相融合的建议
（一）明确酒店文化与民俗文化融合概念。对酒店功能、布局、发展趋势的不完全把控是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融合过程中产生冲突和矛盾的主要原因。“中国酒店业教父”魏小安曾提出，酒店在设计中的基础性原则是功能决定结构，结构决定形式。所以，对于一个酒店来说首要的一点是功能，而后是结构最终才是形式。在实践中，我们应该从酒店的功能为出发点，功能是建立具有民俗文化的特色酒店的基础，而后从结构出发，进而在决定在这个过程中所应该采用的形式。如果仅以模仿这种方式创建一个民俗文化特色酒店，那绝对是在文化的形式或核心的步调上有了部分的理解差错。所以，具有民俗文化的酒店，首先要明确自己的主题，然后确定结构，再从结构上确定采用何种文化形式。
（二）对民俗文化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在酒店吸取民俗文化时，有许多民俗文化并不适用于酒店文化，这就依靠于决策者的判断力了。一个好的决策者是一个酒店发展和建设的舵手，而在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的交融时，一个好的方向尤其重要，该舍弃的地方必须舍弃，一切为了酒店利益出发，找到适中的折中点，这样既不会让当地居民对酒店保持一种抵触态度，又不会损害酒店的整体利益，将酒店文化和民俗文化完美融合。
城市雕塑与室内雕塑的主要区别在于城市雕塑位于一个特定的空间环境中，是城市环境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一种公共艺术。所以，在设计城市雕塑时需要从表现形式、主题、色彩以及尺度等方面考虑，使其与空间环境相统一。从造型角度分析，所设计的城市雕塑需要与其所处的空间建立一种和谐关系，使其具有视觉协调性，尤其在具有一定特征的空间环境中，所设计的城市雕塑需要与主题相一致，否则不仅不会发挥其积极作用,还会破坏环境的和谐性，让人感到不舒服。例如，在通往锦州世博园的海韵大道上就有一组城市雕塑，其组成元素包括海豚、海星、鱼类等海洋生物，还包括海浪、企鹅和人，充分体现了人与动物和生物的和谐，这与世博园“城市与海，和谐未来”的主题相一致，是一组成功的城市雕塑作品。从色彩角度分析，城市雕塑除了具有一定的视觉协调性还需要符合欣赏者的审美需求。处于儿童乐园中的城市雕塑其色彩应该是鲜艳明亮，符合儿童的心理发展需求。例如，锦州世博园内的海洋之星乐园主要是针对青少年儿童建设的游乐场所，其中的游乐设施其色彩主要以黄、蓝、红、绿为主，而且颜色搭配具有跳跃性，给人们营造了一个轻松快乐的游戏氛围。从材质角度分析，城市雕塑所使用的材质也会随着空间环境的不同而变化，在选择时需要考虑与其所处的空间气质相一致的材质做为城市雕塑的材料。在锦州世博园百花塔南部的海边沙滩上就有20座沙雕作品，这组巨型沙雕与背景浑然一体，不仅给人们以视觉上的冲击，更让人感受到沙雕艺术的庄严、大方、宁静之美。从尺度选择角度分析，城市雕塑的尺度受到空间范围、风格样式以及周围建筑数量等条件的影响，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并非绝对不变的，需要根据实际的情况进行分析，通过城市雕塑让城市空间变得更加饱满和谐。
2能够符合大众的审美需求
城市雕塑都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其服务主体是人，在设计时需要考虑到大众的审美需求，要使设计的城市雕塑能够给人以美的享受，从视觉和心理上都能满足大众的审美需求。所以在进行城市雕塑设计时一定要对其所处城市的生活、文化、历史、宗教以及审美取向等方面进行考察，然后再决定城市雕塑的题材和形式，要选择与当地城市生活相符的题材，只有这样才能使城市雕塑更容易被当地人所接受，更具观赏性，使其具有更高的审美价值。
3具有发挥传承地域文化的作用
艺术源于文化，是文化传承的载体。城市雕塑作为一种古老的艺术活动，在设计时必然要考虑到地域传统文化，要使设计后的城市雕塑能够充分发挥弘扬和继承传统地域文化的作用。同时为了使其与时展相适应，还要有所创新地融入一些现代化元素，使雕塑作品更具时代性，从而赋予城市雕塑新的生命力和竞争力，更有利于促进城市化进程的发展。
4需要融入先进的科学技术
这主要是指在设计城市雕塑时要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的优势，在材料的运用上敢于大胆地尝试，在工艺技术方面进行不断的创新，以设计出更加新颖的城市雕塑作品，不仅使其具有较高的欣赏价值，还具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例如，座落于青岛“五四广场”的城市雕塑“五月的风”，它被视为青岛的标志性雕塑，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钢质雕塑，它选用钢板为原材料在外层喷上红色的涂料，线条简洁且厚重，其造型也十分独特，呈螺旋上升的“劲风”状，创造出具有震撼效果的美，是以“”为主题思想，蕴藏着鼓舞人积极向上的深刻意义。
二、地域文化影响下的城市雕塑设计
地域文化又包括三个影响因素：自然环境、人文环境和社会环境，它们影响并制约着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自然环境包括地貌、地形、气候条件等，它是地域文化的地景组成元素；人文环境包括民族风俗、历史传统、风土人情、技术工艺等，它使地域文化具有一定的民族文化特色；社会环境是指固定地域内的经济发展形势以及社会组织制度等方面的发展，它决定着地域文化的发展程度。在城市雕塑的设计中，其色彩的运用、造型的设计、尺度范围的控制和材质的选择都会受到地域文化的制约和影响，一个优秀的标志性城市雕塑作品即能够起到提高城市的品位和价值的作用，也能够起到传承和发展地域文化的作用。
1从材质和色彩角度分析地域文化对城市雕塑设计的影响
通常一些拥有悠久历史的古城在设计城市雕塑时都会选择铜做为建造材质，是由于古铜的色彩和质感较为沉重，其所产生的视觉效果与古城老街的氛围相统一。在广西北海老街上就有很多组铜质雕塑，成为北海老街的一大亮点，为其增添几分独特的韵味。例如，在老街的酒吧街有一组斜倚啤酒桶的“醉汉”铜雕，这是对百余年前洋人在北海生活的记录以及在老街原电影院的位置摆设了“蒙太奇”的铜雕，这些雕塑起到了传承北海传统文化的作用。另外，有些城市受到地域性自然资源的影响，会以其所盛产的自然资源作为建造城市雕塑的材质。江西景德镇自汉唐起盛产陶瓷，又被誉为“瓷都”。因此，景德镇的大部分交通灯和路灯的灯柱都是由青花陶瓷制成，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都市风景线，不仅是对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也为城市增光添彩，充分发挥了城市雕塑的公众性、地域性和社会性。
2从造型角度分析地域文化对城市雕塑设计的影响
城市雕塑是城市灵魂的体现，完美城市雕塑造型能够充分展现城市的民风民俗和历史文化。例如，广西北海的标志性雕塑是位于北部湾的“南珠魂”，其运用人物、珠贝和水池为题材，环绕于珠贝周围的是三个人物铜雕，分别为少女、青年和老者,其中蕴含着不同的寓意：老者象征着大海之父，寓意北海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少女象征着珍珠神女，其手持夜明珠,寓意北海拥有闻名于世的特产———“南珠”；健壮的青年象征大海之子，口吹海螺、脚跨神龟寓意北海前程似锦。
地域文化教育的总体构思
房地产证券化是国际金融发展的趋势,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的房地产证券化探索始于1992年海南省三亚市推出的“地产投资券”,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正式批准中国建设银行开展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从而迈出我国进行大规模房地产证券化的关键性一步。
我国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可行性
(一)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宏观环境日趋成熟
1.国际上房地产证券化的成功经验。自从1930年美国政府二级抵押贷款市场开拓以来,各市场经济国家均推出了多样化且富有弹性的房地产证券化产品。发达国家成熟的经验对我国房地产证券化的推行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土地产权和房地产产权改革提供了前提条件。随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用地单位或居民逐步拥有了房地产产权,通过承租国有土地,补交土地出让金的方式拥有了土地使用权。同时,住房制度的改革使居民通过购买公有住房、微利房、商品房、自建、合建等方式逐步拥有了住房的所有权,为土地和房屋的抵押开辟了道路,也为房地产权益的分割提供了条件,为推广房地产证券化做了积极的准备。
3.快速发展的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是经济基础。从整个国家的宏观经济基础看,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经济运行状况良好,发展势头强劲。国民经济连续几年保持了7.5%以上的增长率,为房地产证券化创造了一个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2003年以来,我国房地产投资增速快速下降,但房地产投资额一直处于上升趋势,总体上呈现出与经济发展相对应的快速增长特征。同时,国家针对房地产金融领域的违规操作现象,自2001年以来连续出台了一系列促进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房地产金融政策,繁荣的房地产市场和规范发展的金融市场为房地产证券化提供了经济基础。
(二)初步具备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微观基础
1.房地产市场存在巨大资金缺口。1998年住房制度市场化改革以后,城镇居民长期被抑制的住房需求逐步释放,投资性的需求在增长。但从房地产市场供给上看,现在我国大多数开发企业不具备雄厚的开发资本,银行贷款、信托融资、发行企业债券、发行股票并上市、股权投资、产业基金等融资方式均有一定局限性,只有推行房地产证券化,在金融市场上直接向社会大众融资,才能较好地解决房地产开发资金短缺的矛盾。房地产进入流通领域满足单位和个人的消费需要,庞大的住房消费市场的资金来源不可能依靠国家财政,也不可能完全依靠银行,住房消费的直接融资势在必行,推行房产证券化成为一种必然。
2.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业务基本成熟。住房抵押贷款是最容易进行证券化的优质资产之一,其原始债务人信用较高,资金流动性稳定,安全性高,各国的资产证券化无不起源于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而我国随着住房货币供给体制逐步取代住房福利供给体制以来,住房抵押贷款不断上升已经初步形成规模。
3.庞大的房地产证券化投资需求群体。我国居民拥有大量储蓄。2005年3月末,我国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12.9万亿元,同比增长15.5%,这样一个拥有大量结余资金的群体,将为房地产证券化及其上市创造一个必要的市场环境。首先,证券可以根据需要以一定的面额等额分割,可以用较小的数额表现,房地产证券化的实施将大大降低资金进入的“门槛”。其次,房地产证券不仅可以使投资者享受资金在房地产领域运动所产生的增值回报,在有价证券代表有关房地产产权(如持有房地产产权收益凭证)的情况下,这笔资金可以根据需要转化为房地产的实物消费。
4.走向规范的资本和证券市场。以买卖发行各种债券和股票的资本市场在我国已形成基本框架,资本市场的发展不仅为房地产证券提供了市场规模,也因资本市场证券品种丰富而使房地产融资形式有多样化的选择。我国的证券市场也已初具规模,形成了以众多证券公司组成的证券发行市场和上海、深圳两地证券交易所、STAQ系统和NET系统为代表的证券交易市场,并且交易的容量和辐射范围不断地扩大,硬件和软件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就为房地产证券的交易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空间。
(三)政府的推动
证券化是一种市场行为,但也离不开政府的有力支持。在房地产证券化发展的初期,我国政府也极力推动住房抵押证券化的发展。例如,2005年3月,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建设部、税务总局等十部门负责人共同组成了信贷资产证券化业务试点工作协调小组,在国务院直接领导下,具体组织和协调信贷资产证券化的试点工作,分析研究试点工作进展情况,讨论有关难点问题并商议解决方案。
我国当前实施房地产证券化的制约因素
(一)体制制约
房地产证券化是发达国家金融创新的产物,其基础是私有制,房地产产权的细分出售正是私有化的集中体现。而我国所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是有别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体制。从实际情况看,目前我国还不能将大量资金投资于房地产,而是优先用于农业、能源、交通、原材料等短线部门,这就决定了我国所要推行的房地产证券化有一定的范围限制。况且,我国现行的房地产投资与金融体制正在进行重大改革,专业银行商业化、利率市场化、项目业主负责制等举措正是改革的重大步骤,但是这些目标的真正实现还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的房地产证券化进程。
(二)法规制约
住房贷款证券化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将银行债权转化为投资者有价证券持有权的过程中,涉及原始债权人、证券特设机构、信用评级机构、贷款服务、证券投资者等方面的利益。然而,我国现行《证券法》的相关条款中,缺乏对资产证券化在房地产融资业务应用中的规定,这势必增加住房贷款证券化的推进难度。同时,在建立风险隔离机制所要借助的相关法律有《破产法》和《信托法》,由于这两种法规在国内出现的时间还不长,实施过程中难免存在种种困难。
(三)资本市场的制约
现阶段,我国的证券市场虽然发展迅速,但仍属初级阶段,市场容量和市场规模十分有限。而房地产证券化品种很多,一经推出势必会给已经“饱和”的证券市场带来巨大压力,这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很不利。房地产证券化工具多半是依赖于证券交易所进行交易的,房地产证券流通市场要承受证券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双重风险,这更会使其在流通中受阻。
(四)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欠发达
西方房地产证券化的规律是:房地产金融一级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寻求发展二级市场,因为二级市场能解决一级市场发展中面临的流动性、资金来源、信贷集中性等主要矛盾;二级市场的出现又促进了一级市场的发展。我国长期实行的福利住房制度使房地产金融市场一直没有获得真正的发展,尤其是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在金融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决定了我国房地产金融市场以非专业性房地产金融机构的商业银行为主体。
(五)信用制约
所谓地质灾害，包括自然因素或者人为活动引发的危害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的山体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地裂缝、地面沉降等与地质作用有关的灾害。关于地质灾害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和实际管理工作中存在着不同观点。归纳起来，学术界的几种通行说法主要有:1、地质灾害是地质环境的一种变异现象;2、地质灾害是指直接或间接恶化环境、降低环境质量，危害人类和生物圈发展的地质事件，如地震、地裂缝、崩塌、滑坡、泥石流、地面塌陷和地面沉降等;3、地质灾害是指那些对人类生命财产安全造成危害和潜在威胁的自然和人为地质作用(现象);4、在自然和人为因素的作用和影响下形成的，对人类生命财产、环境造成损失的地质作用(现象);5、地质灾害是因地质活动引起对人类生活、生产及环境的破坏或者损失的现象。
二、在规划中加强对地质灾害防治
地质灾害防治规划是防治地质灾害的基础性工作和重要依据。科学规划对主动有效地开展地质灾害防治工作，避免和减轻地质灾害给人民生命和财产造成的损失，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编制和审批应建立地质灾害调查制度、规范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编制程序和审批权限、明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编制原则、规范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内容、明确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的地位及与其他规划的衔接等。地质灾害防治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地质灾害现状和发展趋势预测;
(二)地质灾害的防治原则和目标;
(三)地质灾害易发区、重点防治区;
(四)地质灾害防治项目;
(五)地质灾害防治措施等。
地质灾害防治的原则只能坚持预防为主，避让与治理相结合，全面规划和突出重点。这是根据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地质灾害现状提出的在规划期内指导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基本准则。由于我国灾害种类多、活动频繁、危害严重，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同时，防治工作必须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讲求实效，发挥综合治理效益;坚持依法保护地质环境和治理地质灾害，依靠科技进步，建立法律法规保障体系和科技支撑体系，使地质灾害防治法制化，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科学化;加强监测预报和科普教育工作，提高全民减灾、防灾水平，建立群专结合的防灾体系等内容。
地质灾害的防治目标，是指在一定期限内地质灾害防治工作所达到的目标。地质灾害防治目标应当分阶段实施。总的要求是提高预报成功率，避免经济损失，减少人员伤亡，促进地质环境和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
地质灾害防治项目的主要包括:一是地质灾害防治基础调查和科研项目。二是搬迁避让工程。三是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根据灾害的规模和威胁的对象，对危害公共安全、自然因素引发的灾害要由财政出资，对人为活动引发的灾害也要进行经济技术论证，分清责任，实施治理工程;四是监测预警工程。对已发现的地质灾害隐患要要实施监测预警工程，包括专业监测和群测群防，对其发展趋势进行预测预警预报。
地质灾害防治措施，是指为实现地质灾害防治规划预期目标而实施的措施。主要包括:加强法制建设和行政管理工作、加强科普教育宣传工作、建立稳定的资金投入机制、坚持群专结合及采取综合防治的措施等。
地质灾害防治的工作重点，在编制和实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时，应该把地质灾害的防治工作列入规划，应当将地质灾害防治规划作为其组成部分。:
所谓民俗，就是民众的一种独特的、重复的生活方式，来自民间，生存于民间。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在与自然的长期的自由自觉的交往活动中所积累和沉淀下来的具有继承性的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的传统。它包括生产与生活习俗、游艺竞技习俗、礼仪制度习俗、社会组织习俗、民间文学艺术等。民俗文化以多样的表现形式和传播载体，深深地渗入在人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衣食住行到民族兴衰，天心民意，人间世象，无一不在民俗文化中得到折射。民俗文化是一个民族留在现实中的记忆，是一个民族文化的根。每一个民俗背后都烙刻着那一个深深的记忆痕迹。在民俗文化中，“民”性、民族性、大?性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我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酝酿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资源，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和文化背景，这种民俗文化上的多样性，为我们研究语言、文学、音乐、舞蹈、游戏、神话、礼仪、习惯、手工艺、建筑艺术以及其他艺术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和实物的佐证，也是我们发展特色文化的重要资源。我国很多少数民族是民俗文化丰富的地区，且多处于自然存在状态。这一原生态的民俗文化特征，一方面使它具有了独特的文化研究价值和文化开发利用价值，另一方面也造成了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异和失散。
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目前一些地区对民俗、民族文化的保护力度不够，使其资源处于艰难的境地，加之外来强势文化的渗透，对这些别具特色的民俗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许多地区的人们已经在服饰、建筑、风俗习惯等方面逐渐淡化，不少民俗资源已经改变了原有的文化特征，有些甚至濒临消失。有效地保护、合理地开发和更好地利用民俗文化资源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史许多拥有这些资源的地区所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民族民俗文化对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的意义
1.民族民俗文化的地位
中国史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深厚的多民族国家。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和积累了丰富的民俗文化，让我们得以从中追寻到祖先物质的、制度的和精神足迹。民俗文化作为我们的母体文化，是我们民族精神情感、道德传统、个性特征乃至民族凝聚力、亲和力的载体。民族民俗文化作为民族地区最具特色的文化，以其社会性、多样性、地域性、传承性、变异性、时代性等特征，丰富的内涵和多彩的形态为我们展现着民族发展的历程和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宝贵的文化财富，是我们发展文化事业，推进民族地方文化产业建设的重要资源。
2.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重要地位
民族民俗文化在图书馆地方文献工作中的作用及其工作意义是深远的，图书馆应该努力做好民族民俗文化实物搜集、整理、保存与开发利用工作，这是创特色馆藏、特色服务的重要途径。
民族民俗文化的搜集工作重要性，还体现在它能为地方决策机构提供科学参考依据。在当前改革开放大环境下，如何利用本地区特有的优势来振兴地方经济，成为各地政府部门优先考虑的课题。因此，各地政府在制定各种发展规划时，必须充分了解本地区自然环境、资源状况、各产业部门特点，民族风俗、文化以及不同时期的方针政策、成就、经验、教训和社会各个领域的重大进展信息，分析得失，地方文献正是这些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保护和弘扬民族民俗文化是图书馆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民族民俗文化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具有巨大的塑造、规范、引导和凝聚作用。民族民俗文化记录和反映的是这一地区的民族风俗、风情、民族人文景观。民族的风俗文化对于同一家乡的人来说格外有亲切感，感染力、说服力特别强，从而激发他们爱祖国、爱家乡，建设美好家园的精神力量。搜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为合理开发利用当地民俗文化提供详实的资料，是图书馆文献工作服务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职责。民族民俗文化是反映当地民族一定政治、经济、文化、风土人情等情况的文献资料。对发展地方特色经济，建设特色文化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怎样做好民族民俗文化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
1.从事收集整理民族民俗文化整理的图书馆人员应具备的素质
搜集资料是一项十分艰苦、细致的工作，因此，首先要建立一支有一定的政策理论水平，有一定分析鉴别能力，有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图虚名、不怕吃苦的实干精神，热爱图书馆事业、具有奉献建设的搜集资料队伍。这支队伍在征集地方民族文献工作中，首先要具备高度的使命感和奉献精神，要了解民族风俗文化对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建设的重要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认识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的重要性，积极主动地向社会宣传征集民族风俗文化资料。主动向上级主管部门汇报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工作，介绍征集民族风俗文化的范围、内容及其重要性，有政府主持征集地方民族文献的工作落到实处。
忧虑来自现实――亲子文化缺失的现状
“为什么受伤的总是孩子？”演讲开篇就谈及近期频发的校园凶案、杀亲案，谢宏对此深表忧虑。作为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作为贝因美首席育婴专家，作为一名父亲，谢宏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现象的本质是社会个体因缺乏社会和家庭的关爱而导致的极端行为，是因亲子文化缺失直接造成的社会悲剧。
谈到社会问题体现的公民素质，台湾著名学者李文有话说。她言辞犀利，一开腔就显示出了强大的气场。李文对国人的种种现状进行抨击，从热点新闻富士康“十连跳”，讲到她亲见的随地吐痰，再到飞机上的规劝当众喧哗，其热辣的评论给浮躁的社会现实以当头棒喝。“我们这一代可能没救了，我们都盼望下一代能更好一点！”李文此话一出，语惊四座。
香港著名学者、资深传媒人曹景行举了两个例子阐明社会问题与亲子文化的关系：北京几百个老人通宵排队，为自己的孙辈们上优质幼儿园排队拿号;家长从小护养孩子到进大学，为已经成年的孩子上大学作选择。“这样的孩子很难有独立人格，更谈不上公民素质。”曹景行得出这样的结论。
擅以严谨的学术态度摆事实讲道理的著名教育学家、原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刘羡冰言辞恳切，“不要请一个菲佣，买个电子游戏机就代替了父母教育”，“55%的市民从不看书，1/3的学生从不看书，这个问题也比较严重”。
有救没救？――提升公民素质的着力点
“上梁不正下梁歪”，李文对家长道德教育、礼义廉耻的担心不无道理。难道真的像李文说的那样，如今的公民素质已陷入“绝境”，已无可救药了么？嘉宾们就这一问题拉开阵势各抒己见，无数发人深省的观点在这里碰撞。那么该如何提升公民的素质，特别是让小公民的大素质呢？我们共同聆听这个时代值得关注的主流声音。
央视著名主持人周洲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定了一个基调：“我们这一代也不是没救了，我们可以自救。”的确，要做好亲子教育，父母自身的言传身教很重要，家长首先应以自己的优秀品德和正确的价值观作为孩子的身先榜样。谢宏先生认为这个问题的提出，说明大家都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那么家长更应首先做一个合格的家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子教育应注入更多的爱，可以是无条件的但是是有原则的爱。
刘羡冰也认同这个观点，认为既然大家都把公民素质提出来讲，那就是尚有希望，倘若根本不值一提，那真是没救了。她认为要更新教育观念，以科学的态度，认真把所有的社会力量动员起来，灌输正确的教育理念，才能让下一代健康成长。
另外，刘羡冰还主张家庭教育更开放一点，比如澳门人就能把西方的自由、平等思想和中国儒家奇妙地结合。“人是会选择的，是可以不断完善的，会选择好的东西，摒弃不好的东西。”
曹景行则提倡让孩子快乐、自然地成长，父母不要为孩子设计未来，不要以自己作为标准衡量孩子，不要剥夺孩子的快乐，让孩子在正常的环境下成长，相信他们应该拥有更好的未来。曹景行还给出了一个最“应景”的建议：家长们可以把时下大热的世博当成课堂，“把孩子的眼界打开，再不要被升学和考试所束缚”。
谢宏先生以育婴专家的专业眼光、敏锐的洞察力，对如何提升公民素质，发扬亲子文化进行了有力注解。他认为，亲子文化最需要保留的是忠信仁爱，亲子文化应提倡孝道向爱道转化，爱应该是双向的，开放的，父母应该用科学的生育、养育、教育方法培育好孩子的早期人格，那就是成功生养教的核心――“五个学会”，即：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沟通，学会做人，学会做事。
有益的尝试――亲子文化进行时
作为国内婴童行业的领跑者、中国亲子文化的倡导者，2009年贝因美联手浙江大学成立中国第一家亲子文化研究中心，中国首部《亲子文化蓝皮书》以来，亲子文化也以其多样化的实践方式正在成为社会主流文明的旗帜。
从贝因美策动万户家庭参与亲子游计划的落实，到新浪网的亲子文化大讨论不断保持的热度，再到全国各地不断涌现的以“亲子”为头牌的各种服务门店的兴盛，亲子文化正润物细无声地渗透进社会的方方面面，助力了和偕社会的不断推进。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13-03
一、引言
公元前800至500年间是人类智慧觉醒、迸发、奔涌的时期[1]，它标志着全人类的共同文明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2]。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把这个阶段形象地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el period）”。他认为，人类文明正是以这个阶段为轴心发展出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式，“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3]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两位巨人，他们被公认为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奠基者，他们的思想和哲学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他们的思想及他们所推崇的精神，对于形成后来的中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舍，以及造就中西文化的特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拟从社会历史根源的角度，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道德教育伦理思想作一个比较梳理，以期通过比较、从源头上更加深刻地把握中西方文化。
二、共同的视角：哲学的伦理（人文主义）转向
罗素曾说过，哲学家“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4]。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学说源于对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关注，并产生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如前所述，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现实有其相似性，因而他们有相似的主张和观点；又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有所差异，他们的著作中也体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存原则。
就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共同之处而言，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还是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人类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上与早期的奴隶制社会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人们通过不断地实践逐步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生存方式也从原有的依附自然逐步转向依靠自身。因而，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把各自文化中哲学关注的领域 “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5]，都试图从“人”而非“上天”和“神”身上去寻找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将当时社会的无序归之于人没有真正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并提出了各自的伦理（哲学）体系，都想通过重塑道德来重建社会秩序。
三、不同的“病因”：“礼坏乐崩”VS“极端民主”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都有所不满，但采取的视角和态度不同，故而为社会开出的药方也有所不同。面对“礼坏乐崩”、战乱纷纷的社会，孔子主张回到过去，恢复周初按照“周礼（即宗主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细致地规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使被划分到各个等级的人安于其位、克尽职守、严格地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从而使社会秩序由无序回归有序、重返太平。与孔子“回到过去”的选择相反，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主张通过“批判现实”来“面向未来”，从而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虽然民主制使雅典得以繁荣强大、并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但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却演变成了极端的民主，竟发展到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官吏和陪审团团员，把城邦交给偶然中签的人管理。个人与城邦整体的关系也严重失衡，个人忙于从事各种有利于聚积钱财的工商业活动，忽视或漠视了公益活动以及必须的社会奉献精神”[6]。苏格拉底透过雅典表面繁荣，看到了人格尊重的狭隘性和民主的局限性，看到了繁荣背后的巨大隐患。他认为雅典社会的病因在于个人过分的自信与乐观，过于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过分重视“利”对个人和城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城邦失去了一个可以统治和控制社会的最高权威。因而“他以‘马虻’自命，他要以自己的芒刺刺醒雅典这匹沉睡的马，使雅典的公民觉醒他要个人正确地认识自己”[7]。
四、不同的“处方”：“仁”VS“德性”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但针对他们所在社会的不同“病因”，他们开出的“药方”也不同，所建立的道德伦理哲学也有所差异。孔子对“道德”的解读，把作为君主和统治阶级获得“天命（统治合法性）”工具的“德（得）”的要求扩大到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仁”的普遍原则，从而形成了后世的“仁政”观念，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论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8]《中庸》说：“仁者，人也。”[9]由此可见，“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是一个人伦关系的概念。“仁”是《论语》的中心概念，又分“孝”、“悌”、“忠”、“信”四个层次逐步实践，首先从父兄的血亲关系开始，由内而外、由近及远推广，最后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大境界，泛指人类间各种无差别的爱。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而把普通老百姓是无知无识的群氓加以管治，比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就是长期向老百姓灌输“忠君爱国”以及其他封建伦理思想，加强对人们的统治。
苏格拉底的《对话》也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德性”（arete）。苏格拉底致力于寻求道德的普遍原则，他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地探讨了正义、自制、勇敢、友爱、虔敬、智慧等问题，用“德性（arete）”这个概念把各种道德观念统一起来，把“正义”、“虔诚”、“节制”、“勇敢”和“智慧”都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10]。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这一重要命题，把道德放在知识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理性和科学的对象。他把美德视为知识，把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看作是同一的，把道德和知识摆在同一水平上，使知识道德化，“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作用”[11]。
虽然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所强调的都是如何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是二者还是有所差别的，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一套立足于实践的、具体的“道德规则”，而苏格拉底的“德性”是一套“形而上”的道德伦理哲学。首先，孔子的道德伦理体系立足于“实践”，他无意于通过形而上的逻辑推演和概念界定提出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通过对“周礼”的重新诠释和强调，提出可供社会全体成员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正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2]，孔子的“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通过观察来衡量的。跟孔子相反，苏苏格拉底立足于“理性”，把美德归结为知识、理性，从生活之中，力图抽象出独立于生活之外且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的、可通过“自我认识”唤醒的道德普遍原则，认为道德就是知识，知识就是道德，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一定能为善不为恶，没有人故意为恶，停留在理论层面（即道德的本身、定义）而没有结合实践层面，突出了形而上的理论特征。总之，孔子把道德中的“真”、“善”、“美”看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注重“善”，注重实践、情感；而苏格拉底把道德的“真”、“善”、“美”统一归结于“真”，注重理论、理性。
如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之所以提出不同的道德伦理体系，还因为他们所处社会和历史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还因为不同政治经济条件中塑造出来的民族心理。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来说，经验的确非常重要，过去长期积累的东西的确值得人们信守并在实践中遵循，造成了人们重经验、向后看，重历史、信而好古的传统。这种传统反映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必然会信古、因循守旧，对新事物充满怀疑和不信任。对后人的教育必然重灌输而轻启发；在政治上必然表现为保守，强调秩序和稳定。因为只有在稳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克服天灾，迎来五谷丰登的好年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同时还造就了人们的依附性人格，毕竟小农本身是很难独力抗拒天灾人祸的，需要国家从外部代表他，将一个个分散的小农聚结起来以抗拒天灾人祸。而在古希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造就了个人的主体精神、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的独立人格以及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它要求社会尊重每个个人的独立人格，也要求人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13]。
五、不同的“疗效”：中西文化传统的源流
如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学说构成了中西文化的源头，凝结了两种成熟的文化思维方式，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传承中逐步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理论品质和文化传统。孔子和苏格拉底都生活在新旧历史时代更迭的枢纽点上，各自以其思想和行为阐发了截然不同的生存原则。在孔子是一种立足现实、注重实践的现世协调精神，苏格拉底则是一种立足理想、注重哲思的舍身殉道的理想超越精神。在生存价值取向上，孔子用昔日的光荣来巩固现实，苏格拉底用未来的理想来否定现实。这两种生存原则与生存价值取向极大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历史面貌，并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强烈反差。
孔子“向后看”、“回到过去”的“处方”，造成了中国历史周期性轮回和重复的怪圈，形成了后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抱成守旧思维，形成了知识精英“为往圣继绝学”、“代圣人立言”的学术规范和理想，后世学者无志于创造，而是严遵圣人之言，使得中国在封建社会徘徊了两千多年，曾经灿烂的文化和科技也在闭关锁国中慢慢凋零。而且，正是所开创的“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理论品质和思维模式，导致中国古代学人极少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哲学。此二者正是孔子“药方”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所造成的“副作用”。与孔子相反，苏格拉底的“药方”则是“向前看”，是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借助“理性”之光，引导世人通过反思现状，通过重塑道德、重建社会秩序。因而，苏格拉底注重思辨，注重形式逻辑，注重标新立异，因而奠定了西方学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推动着西方文明在不断否定和创新中走向了现代化。当然，苏格拉底的“药方”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西方的普遍主义思维。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就一直以这样的思维模式看待世界其他文化，带有文化（种族）中心主义，因为“你已经拥有了真理；而且如果你相信普遍性，你就会相信只有一个真理”[14]。而且，普遍主义思维引发了各种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而民族中心主义更是掀起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
六、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形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并造就了东西方文化源头上的差异。由中西方两位圣人开启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思维各有其优缺点，应该在相互交流、碰撞中相互学习、借鉴并共同发展、进步，而不要避免陷入“文化中心主义”。当然，我们在看待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间的差异时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都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脱离特定的背景总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和适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胡安娜.孔子和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之对照[J].怀化学院学报，2006（12）.
〔2〕刘长远.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契合――评“轴心时代”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观[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刘清平.血亲情理与道德理性的鲜明反差──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之比较[J].孔子研究，2001（1）.
〔6〕〔7〕张素玲.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8〕〔12〕孔子.论语[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9〕子思.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Vlastos G.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V） [M]. New York： Routeledge， 1996.
经济利益的唆使推动了电视媒介对收视率的片面追求，是出现低俗化的原因之一。为了获取利润，传媒必须争取最大多数的受众，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满足较广泛受众的需求。电视台为争夺“收视率”而低俗，也归根于当前我国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现状。第一是不同性质、不同层次媒体之间的竞争。如国家或中央媒体与地方各级党政媒体之间的竞争。第二，转型而来的媒体与新兴媒体之间的竞争，而转型媒体依然占据着绝对的政治优势。第三，政党政府媒体与私营或合营媒体之间的竞争。前者拥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多为政党或政府机关，因此，其信息具有先天优势，经常被授权重要的政治新闻或关乎国计民生的重大新闻，占有绝对的受众群体。第四，传统媒体与新媒体之间的竞争。传统媒体主要是平面媒体、广播、电视等媒体，后者主要是网络媒体等。电视媒介激烈竞争，拼收视率，我认为深层根源也在于经济利益。例如电视台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有广告，而要吸引广告客户，就必须有一定的收视率。在这种情况下，一些电视台就会在比较有人气的娱乐节目上动脑筋。
一、媒体要提高认识，提倡电视作品的原创性
根据传播学原理，媒体的权利主要包括信息采集权和信息权，从信息的收集、筛选到信息的过滤、公开，每一个环节都体现着这种权利的主导作用，因而这种权利就成了一种可利用的资源。电视媒介在拥有这些权利的同时也必须承担应有的责任。电视媒介应更多地强调自己应尽的社会责任，而非这种权利，并接受职业道德的约束，在利益与责任的平衡点上做出正确的选择。在市场化的今天，电视媒介从业人员要提高认识，自觉抵制低俗之风。
二、管理部门建章立制，加强监管
大众传播是一个具有强大影响力的社会信息系统，也是一种制度化的传播，大众传播必须在特定的社会制度条件下进行。治理电视媒介低俗化，单靠电视媒介的自律是远远不够的，而制度的建设更能起到制约的作用。从这一点来看，治理低俗化问题的核心在于制度建设。目前，很多低俗化问题的出现是因为没有制度监管，或者说有的制度责任不到位，把关不到位，疏忽大意，或者是管得不严管得不细。制度管理才是加强管理的核心，粗放式管理带来的是制度的滞后，也是出现低俗的原因之一。此外，所有卫星频道黄金时间播出的所有节目都要进行备案制，包括电视剧、新闻节目、选秀节目、谈话节目以及晚会等等。 三、迅速而有效的建立全天候监看制度
电视节目播出后，效果如何，是否违法违规，是否低俗，采用监看制度就是一种有效的监督与反馈。监看制度的前身是新闻评议制度，新闻评议组织较早由英国先行发起，收到成效后广为西方国家仿效。我国也较早系统性地开展了新闻评议制度，但对电视媒介的监看制度则于上世纪末才逐步推广。实践证明，全天候监看，及时发现问题，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的有效手段。因为目前很多电视节目的种种问题，都是监看机构发现的。监看是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最前沿的一个机构。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充分发挥监看机构的作用，加大对多发问题时段和类别的监看力度。同时，监看和治理电视节目低俗化要想有成效，快速反应机制非常关键，监看的管理者一定要及时向监看人员传达有关要求和精神，只有这样才能知道当前监看的重点，才能够做到要重点反馈。
四、对从业人员开展主观认识与素质教育
一、电视传播娱乐化的现状
（一）庸俗化
电视娱乐节目最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对观众来说，可供选择的节目实际上并没有几档，大多数节目处在较为低级、庸俗的阶段：节目的基本娱乐手段、娱乐元素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使节目徒具娱乐的外壳而缺乏实质性的娱乐含量，擅长恶意搞笑，在节目中装疯卖傻，话语不着边际，胡编乱造。
（二）商业化
一些媒体在收视压力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唯利是图，不惜降低娱乐文化品位，冲破娱乐精神底线，在节目中设计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与场景，忽略了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其结果导致电视节目被过度的“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完全“商业化”了。
（三）虚假化
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电视媒介传播者们单纯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利益，有时候会把虚假捏造的信息传达给受众。比如2007年上半年在电视新闻界产生负面影响的“纸馅包子”事件，就是记者一味地追求收视率而不经过严谨考证传播的虚假信息。
（四）低俗化
在传播过程中夹杂了黄色笑话等与性相关的一些低俗内容，而且一些传播者的素质和文化程度不高，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能脱俗，一味迎合一小部分受众低俗的心理，表现为：
1、在选择节目主持人时，只看重其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忽略了作为一名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把关人的基本素质和内涵。
2、在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会有意或无意地提及一些性话题，以求通过此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3、作为大众媒介，在舆论引导的方面没有尽到把关人的责任，把观众引向了一个低俗的世界。①
二、电视娱乐化的成因
（一）社会文化因素
电视媒体对来自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转型感受最快、反应最灵敏，特别是对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大众心理诉求有着最直接、最深入的感悟与反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总以为我国电视如果有西方电视那种商业娱乐的味道，似乎就有悖媒体的严肃性。但从本质上来说，电视与娱乐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这是由于电视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电视因其转瞬即逝的特征导致了人们在收看时缺乏思考，一不留神就会留下不解和缺憾，但与此同时，人们视觉却得到了满足与补偿。这种缺憾和补偿与观众达成了某种默契，最终让电视走上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道路。
（二）传播者因素
由于如今电视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电视人也是费尽了心机，努力使自己的节目跟上潮流，吸引住观众的视线，使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导致了电视媒介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1、道德关怀缺失，过度娱乐化造成电视媒体漠视人的尊严。
2、淡漠了受众道德内涵。电视传播的过度娱乐化导致人们逐步丧失对精神感召的渴望而仅仅迷恋于外在的感官刺激，使理性道德让位于一时欢娱。
3、电视媒体应承担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责任。而过分的娱乐化丧失了道德引导、教育的功能。②
（三）受众因素
受众读报、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行为的发生，是受众需要所驱动的。从需要来看，电视媒介传播可以分为三种:
1、受众的信息需要。信息需要是受众的最基本需要，占据主要地位。
2、受众的社会化需要。人不能离开社会，从出生到成长，要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积累起来知识、技能、规范，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性。
3、受众的调剂生活的需要，人们可以从大众传媒中获得满足，主要有开阔眼界、文化娱乐、获得话题、享受自由、得到休息等。
（四）商业经济因素
电视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其对于商业价值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大众文化就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商业文化、消费化的娱乐文化形态。在我国，媒介观念虽然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体制创新和媒介经济的发展，在不违背事业属性的前提下，媒介的产业属性也逐渐得到加强。因此，带有鲜明娱乐色彩、能够拉动收视率和产业链的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也以其广泛的互动参与性、充满悬念的节目内容和亮丽的表现形式，成为一些媒体用来占领收视和广告两大市场的制胜法宝，成为其赢得观众眼球和注意力的选择。
三、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弊端
（一）媒介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
媒介被“娱乐化”牵着鼻子走，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受众本应跟着媒体的引导，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但是人们先是用最低级、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影响了媒体的主要航向，为了吸引受众，有的媒体就投其所好，跟着受众走，变得被动，丧失了对受众的引导和启示功能，进一步促使电视媒介更加泛娱乐化。
（二）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
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③媒体对名人的八卦新闻、奇闻轶事铺天盖地报道，给公众制造了一种幻象：关注某个明星或某件和自己生活相距甚远的八卦新闻就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真正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世界和生活的关注却显得相当陌生。
（三）不适当的节目误导青少年
平民选秀节目让有着绚丽多彩梦想的青少年觉得自己离明星很近，被万人注目也不过是小事一桩。于是纷纷投奔娱乐事业，而忽略了自身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血腥暴力的细节描写，还会引导青少年模仿，从而走上歧途。
（四）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随着媒体把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去迎合一些受众的低俗口味，过度的娱乐化使我们的媒体关心问题的重点逐渐偏离人文关怀，受众已经对我们的媒体信息产生了怀疑情绪，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四、对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应对措施
（一）提高电视媒介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监管，帮助电视媒体适应全球化的环境
媒体从业者应该深入社会，准确看待和把握事件的本质真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有较高的专业学识，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业务水平。政府应以合理高效的服务与监管，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现象的出现。尤其在电视媒体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更要制定出合乎我国实际、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来防范过度娱乐化的出现。同时，在中观层面，我们应加强传媒行业组织的建设和完善，使这些行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行业内部监控、管理的作用。
（二）必须走出“贴近”等于“媚俗”的认识误区
媒体要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三贴近”。但不少媒体把“贴近”与“媚俗”等同起来，市场化=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成为他们认识和操作的一条公式。诚然大众文化时代需要通俗的新闻，但通俗与庸俗有本质区别，面对市场竞争，为了争取受众的最大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其次要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反省，提倡人文关怀。④在对当前大众文化及其误区进行必要的反省之后，我们将更有可能避免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产生。
（三）政府加强对电视传媒的行业监管，导正娱乐发展方向
抵制和克服“低俗娱乐”之风，除了需要弘扬娱乐精神、强化职业规范之外，运用政策法规规范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低俗化问题，同样重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的职责，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行业规章，不断加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先后对电视方言类节目、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节目以及涉性类节目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对一些电视节目在出现过度低俗化问题的时候进行了通报批评、停播整改等行政处罚措施，通过政府的严格把关确保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⑤
（四）处理好电视媒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作为媒介经营的主体，广播电视媒介自身必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首先就社会效益来说，具体到频道、节目，就是首先要考虑为受众服务，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资讯和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提升全民素质，加强交流。⑥其次从经济效益来说，对于电视媒介而言，就是要通过对栏目和频道、频率的有效营销，在达到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尽可能多的市场回报。
（五）电视媒介工作者应该严格自律，勇敢地承担责任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⑦■
参考文献
①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46-67
②朱辉宇，《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道德审视》[J].《声屏世界》，2002（11）：33-35
③孙海芳，《合理把握电视传播娱乐化的“度”》[J].《电视爱好者》，2005（3）：29
④李庆年，《浅谈文化传播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效应》[J].《中国电视》，1999（12）
一、电视传播娱乐化的现状
（一）庸俗化
电视娱乐节目最近几年获得了快速发展，但对观众来说，可供选择的节目实际上并没有几档，大多数节目处在较为低级、庸俗的阶段：节目的基本娱乐手段、娱乐元素远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使节目徒具娱乐的外壳而缺乏实质性的娱乐含量，擅长恶意搞笑，在节目中装疯卖傻，话语不着边际，胡编乱造。
（二）商业化
一些媒体在收视压力和商业利益的驱动下唯利是图，不惜降低娱乐文化品位，冲破娱乐精神底线，在节目中设计一些不健康、不文明的内容与场景，忽略了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所肩负的社会责任。其结果导致电视节目被过度的“娱乐化”了，而“娱乐”又被完全“商业化”了。
（三）虚假化
在电视传播的过程中，电视媒介传播者们单纯为了追求娱乐效果和经济利益，有时候会把虚假捏造的信息传达给受众。比如2007年上半年在电视新闻界产生负面影响的“纸馅包子”事件，就是记者一味地追求收视率而不经过严谨考证传播的虚假信息。
（四）低俗化
在传播过程中夹杂了黄色笑话等与性相关的一些低俗内容，而且一些传播者的素质和文化程度不高，在做节目的时候不能脱俗，一味迎合一小部分受众低俗的心理，表现为：
1、在选择节目主持人时，只看重其光鲜亮丽的外表而忽略了作为一名直接和观众交流的把关人的基本素质和内涵。
2、在主持人的语言表达过程当中，会有意或无意地提及一些性话题，以求通过此来吸引观众的眼球。
3、作为大众媒介，在舆论引导的方面没有尽到把关人的责任，把观众引向了一个低俗的世界。①
二、电视娱乐化的成因
（一）社会文化因素
电视媒体对来自市场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与转型感受最快、反应最灵敏，特别是对社会大转折时期的大众心理诉求有着最直接、最深入的感悟与反应。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总以为我国电视如果有西方电视那种商业娱乐的味道，似乎就有悖媒体的严肃性。但从本质上来说，电视与娱乐本来就是密不可分的，这是由于电视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电视因其转瞬即逝的特征导致了人们在收看时缺乏思考，一不留神就会留下不解和缺憾，但与此同时，人们视觉却得到了满足与补偿。这种缺憾和补偿与观众达成了某种默契，最终让电视走上大众化和通俗化的道路。
（二）传播者因素
由于如今电视媒体的竞争日益激烈，电视人也是费尽了心机，努力使自己的节目跟上潮流，吸引住观众的视线，使媒体受经济利益驱动，导致了电视媒介以下几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1、道德关怀缺失，过度娱乐化造成电视媒体漠视人的尊严。
2、淡漠了受众道德内涵。电视传播的过度娱乐化导致人们逐步丧失对精神感召的渴望而仅仅迷恋于外在的感官刺激，使理性道德让位于一时欢娱。
3、电视媒体应承担一定的道德教育的责任。而过分的娱乐化丧失了道德引导、教育的功能。②
（三）受众因素
受众读报、看电视、听广播、上网等行为的发生，是受众需要所驱动的。从需要来看，电视媒介传播可以分为三种:
1、受众的信息需要。信息需要是受众的最基本需要，占据主要地位。
2、受众的社会化需要。人不能离开社会，从出生到成长，要取得社会成员的资格就需要通过各种方式学习积累起来知识、技能、规范，不断发展自己的社会性。
3、受众的调剂生活的需要，人们可以从大众传媒中获得满足，主要有开阔眼界、文化娱乐、获得话题、享受自由、得到休息等。
（四）商业经济因素
电视的产业属性，决定了其对于商业价值的追求。从一定意义上说，当代大众文化就是以视觉形象为中心的商业文化、消费化的娱乐文化形态。在我国，媒介观念虽然与西方有着很大的不同，但是随着体制创新和媒介经济的发展，在不违背事业属性的前提下，媒介的产业属性也逐渐得到加强。因此，带有鲜明娱乐色彩、能够拉动收视率和产业链的电视节目的泛娱乐化，也以其广泛的互动参与性、充满悬念的节目内容和亮丽的表现形式，成为一些媒体用来占领收视和广告两大市场的制胜法宝，成为其赢得观众眼球和注意力的选择。
三、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弊端
（一）媒介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
媒介被“娱乐化”牵着鼻子走，引导和启示功能逐渐退化。受众本应跟着媒体的引导，关心国家大事，关心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问题如住房、就业、教育、就医、交通安全、环境保护等问题，但是人们先是用最低级、最原始的生理需求影响了媒体的主要航向，为了吸引受众，有的媒体就投其所好，跟着受众走，变得被动，丧失了对受众的引导和启示功能，进一步促使电视媒介更加泛娱乐化。 转贴于
（二）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
媚俗让受众误以为浅层次的需求就是生活的主流。③媒体对名人的八卦新闻、奇闻轶事铺天盖地报道，给公众制造了一种幻象：关注某个明星或某件和自己生活相距甚远的八卦新闻就是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对于真正跟自己息息相关的世界和生活的关注却显得相当陌生。
（三）不适当的节目误导青少年
平民选秀节目让有着绚丽多彩梦想的青少年觉得自己离明星很近，被万人注目也不过是小事一桩。于是纷纷投奔娱乐事业，而忽略了自身真才实学的重要性。血腥暴力的细节描写，还会引导青少年模仿，从而走上歧途。
（四）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随着媒体把遇到的所有问题都变得越来越娱乐化，越来越去迎合一些受众的低俗口味，过度的娱乐化使我们的媒体关心问题的重点逐渐偏离人文关怀，受众已经对我们的媒体信息产生了怀疑情绪，媒体逐渐失去了公信力。
四、对电视过度娱乐化的应对措施
（一）提高电视媒介队伍的整体素质，加强监管，帮助电视媒体适应全球化的环境
媒体从业者应该深入社会，准确看待和把握事件的本质真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素养，有较高的专业学识，强烈的敬业精神和出色的业务水平。政府应以合理高效的服务与监管，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现象的出现。尤其在电视媒体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更要制定出合乎我国实际、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来防范过度娱乐化的出现。同时，在中观层面，我们应加强传媒行业组织的建设和完善，使这些行业组织能够充分发挥行业内部监控、管理的作用。
（二）必须走出“贴近”等于“媚俗”的认识误区
媒体要走向市场，在市场竞争中取胜，必须“三贴近”。但不少媒体把“贴近”与“媚俗”等同起来，市场化=大众化=通俗化=娱乐化，成为他们认识和操作的一条公式。诚然大众文化时代需要通俗的新闻，但通俗与庸俗有本质区别，面对市场竞争，为了争取受众的最大化，首先要尊重受众的消费心理，在内容上要选取大多数人感兴趣的东西。其次要对大众文化进行必要的反省，提倡人文关怀。④在对当前大众文化及其误区进行必要的反省之后，我们将更有可能避免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产生。
（三）政府加强对电视传媒的行业监管，导正娱乐发展方向
抵制和克服“低俗娱乐”之风，除了需要弘扬娱乐精神、强化职业规范之外，运用政策法规规范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低俗化问题，同样重要。针对这些问题，国家广电总局切实履行行业监管的职责，出台了一系列严格的行业规章，不断加强行政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先后对电视方言类节目、电话和手机短信参与节目以及涉性类节目等提出了明确的规范要求，对一些电视节目在出现过度低俗化问题的时候进行了通报批评、停播整改等行政处罚措施，通过政府的严格把关确保我国电视娱乐文化的良性健康发展。⑤
（四）处理好电视媒介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之间的关系
作为媒介经营的主体，广播电视媒介自身必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首先就社会效益来说，具体到频道、节目，就是首先要考虑为受众服务，促进社会发展，提供有效资讯和积极向上的娱乐活动，提升全民素质，加强交流。⑥其次从经济效益来说，对于电视媒介而言，就是要通过对栏目和频道、频率的有效营销，在达到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尽可能多的市场回报。
（五）电视媒介工作者应该严格自律，勇敢地承担责任
媒体要讲求经济效益，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媒体都必须牢记自己所肩负的责任，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大力加强道德自律建设，杜绝以俗为雅、以洋为荣、以色为美、以无知为个性等错误思想的产生，才能真正防范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出现。⑦■
参考文献
①郑兴东：《受众心理与传媒引导》[M].新华出版社，2004:46-67
②朱辉宇，《电视传播过度娱乐化的道德审视》[J].《声屏世界》，2002（11）：33-35
③孙海芳，《合理把握电视传播娱乐化的“度”》[J].《电视爱好者》，2005（3）：29
④李庆年，《浅谈文化传播中电视媒体的社会效应》[J].《中国电视》，1999（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