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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概念、范畴就是从传统的文学、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这最早可追溯到三国时的译经僧人支谦。他的《法句经序》就借用孔子、老子的文学、美学观来阐述其对翻译的看法：
仆（指支谦）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将炎虽善天竺语，未备晓汉。其所传言，或得胡语，或以义出音，近于质直。（重点号为引者所加，下同）仆初嫌其辞不雅。维袛难曰：“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严。其传经者，当令易晓，勿失厥义，是则为善。”座中咸曰：“老氏称‘美言不信，信言不美。’仲尼亦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明圣人意深邃无极。今传胡义，实宜径达。”是以自偈受译人口，因循本旨，不加文饰……（《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金陵刻经处本）
这里所出现的雅与达、信与美、言与意、文与质等概念及范畴都是出自先秦时期的传统文艺观与美学观。支谦的祖籍是月氏人，而父亲在汉灵帝之世已来到中国，他也出生在中国，其实他早已汉化。他对中国学问相当精通，传载他避乱江南时，曾在孙权门下被拜为博士，并辅导东宫。他的翻译也更受中国老、庄的影响，在名词概念上常拿老、庄词语与佛教大乘经典词语相牵合。因此，在阐述翻译观点时，自然也沿用中国传统的孔、老之言。自他以后的译人在谈翻译时几乎都沿袭他所开创的传统。如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序》在评价前人的出经时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指支谦），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同上书，卷八）道安在这里则从庄子的以朴为美的文艺美学观出发去指责支谦、叉罗的意译的。又如僧肇评鸠摩罗什所译的《百论》是“质而不野，简而必诣”（同上书，卷十一），慧远评僧伽提婆所译的《三法度论》是“虽音不曲尽，而文不害意”（同上书，卷十）。这些都渊源于传统的文艺美学观。
从实质上看，翻译实际上是一种文化的转换。佛经翻译的初期，由于语言不甚精通的限制，也更由于中印文化背景的差异，翻译的难度是很大的。为了寻找到两种不同文化的沟通点，译者自然而然地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词语去翻译佛教的名词、术语，如用“本无”译“性空”、“真如”，用“无为”译“涅槃”，用道家的吐纳（入息、出息）去译佛教的禅观（安般）等等。这实际上是为了缩短不同文化间的距离。而在佛经翻译初期，翻译往往是中外合作的，一般先由外国僧人背诵（初期译经没有原本）(注1)，再由懂西域语言（不完全是梵语，有的是西域诸国语言，即所谓胡语）的中国居士或僧人翻译成汉语，再执笔写下来。语言的转换实则是文化的转换。在这种转换过程中，中国人只能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接受佛教文化。此时，译者如何对待翻译的过程，怎么表达自己对翻译的评价与认识，也只有站到中国文化传统里去，采用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的词语。从这一点看，佛经翻译理论又可以看作是植根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文学理论与美学理论。
实际上，中国翻译理论发展到近代，甚至是1949年以后，仍然还是采用中国传统的文艺美学观来表述其理论观点的。非常有代表性的如严复的“信、达、雅”，钱钟书先生就指出，这三字的提出早已见于支谦的《法句经序》中了。(注2)傅雷1951年提出的“神似论”，(注3)钱钟书先生提出的“化境论”，(注4)都是渊源于中国古代的文艺美学理论的。这种情况也表明：中国历来就是把翻译当作一门艺术，从美学的高度去要求的。翻译理论实际上也便是文学与美学的理论。
佛经翻译理论与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密切关系，我们还可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理论的中心议题看出。中古时期的佛经翻译理论主要就是讨论佛经翻译是直译还是意译的问题，文质之争成为了贯穿中古佛经翻译全过程的中心议题。名僧道安、鸠摩罗什、僧肇、僧睿、慧远等都对翻译的文质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有关材料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曾有列举，这里不妨再抄录出来：
《梁僧传》记道安之言曰：“支谦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出三藏记》卷十载道安《楞婆沙序》(注5)：“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此所不取。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文质是时，幸勿易之，经之巧质，有自来矣，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出三藏记》卷七载道安《合放光光赞随略解序》：“光赞护公执胡本，聂承远笔受，言准天竺，事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
《出三藏记》卷十载慧远《大智论钞序》：“圣人以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是以化行天竺，辞朴而义微，言近而旨远。义微则隐昧无象，旨远则幽绪莫寻。故令玩常训者，牵于近习，束名教者，惑于未闻。若开易进之路，则阶藉有由，晓渐悟之方，则始涉有津。远于是简繁理秽，以详其中，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
《出三藏记》卷七载《首楞严后记》（不详作者）：“饰近俗，质近道。文质兼，唯圣有之耳”
僧祜《出三藏记》：“方言殊音，文质以异，译梵为晋，出非一人。或善梵而质晋，或善晋而未备梵。众经浩然，难以折中。”
佛经翻译的文质问题主要是讨论文辞与经意的关系问题，即在翻译佛经时到底是仅仅以传达佛经的内容就算了，还是应该在传达内容的同时尽量使文辞更雅，更具美文学色彩。实际上这也是从文学的角度提出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问题。佛经翻译关于文质的讨论大致可分为三种意见：一种主张直译（偏于质），如道安，一种主张意译（偏于文），如鸠摩罗什，一种是折中（主张文质相兼），如慧远。(注6)而梁代的文论之争基本上也区分为三派，一派是以裴子野、刘子遴为代表的守旧派，一派是以萧纲、徐樆父子、庾肩吾父子为代表的趋新派，另一派是以萧统、刘勰为代表的折中派。(注7)这三派讨论的主要议题中也有文与质的关系问题。如裴
子野从正统史学家和名教的立场，极力反对作文的靡丽之词。萧纲则鄙薄裴子野的文章“无篇什之美”，“质不宜慕”。（《与湘东王书》）萧统主张文质并重，“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刘勰也主张“文附质”，“质待文”，“是以衣锦褧衣，恶文太章；《贲》象穷白，贵乎反本。……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文心雕龙·情采》）这些争论的展开促使了当时文学、美学理论的深化，而佛经翻译的文质讨论则可以说是这些争论的滥觞。(注8)
从中古时期佛经翻译的发展看，基本上是由质趋文的。据《梁高僧传》记载，东汉末期的译经多偏于质，以传达经意为主。如安世高的译经是“义理明晰，文字允正，辨而不华，质而不野”。（《安世高传》）支谶的译经是“皆审得本旨，了不加饰”。（《支谶传》）竺佛朔的译经是“弃文存质，深得经意”。（同上）康巨译《问地狱经》也是“言直理旨，不加润饰”。（同上）这个时期属佛经翻译的初期，许多外国译者还不怎么懂汉语，有些是勉强翻译的，如维袛难应吴地人之请译经，维袛难不太懂汉语，就邀其同伴竺将炎共译，而竺将炎也“未善汉言”，所以译文只能是“颇有不尽，志存义本，辞近朴质”。（《高僧传·维袛难传》）到两晋时期，译者大多数能熟悉梵语与汉语，语言上的障碍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译文也便更通畅，也更华美起来。如月氏僧人竺法护，《高僧传·本传》载其“随师至西域，游历诸国。外国异言，三十六种，书亦如之。护皆遍学，贯综诂训，音义字体，无不备识。”他译经时还有“善梵学”的中国居士聂承远父子的帮助，所以译文“虽不辩妙婉显，而宏达欣畅”。当然，他的译文也还是不稳定的，有时候又表现出“事不加饰”和“辞质胜文”的特征。译文到鸠摩罗什的时候，已趋向于讲究词藻。《高僧传》载鸠摩罗什在凉州住了十六年，通晓华语方言，所以，他不仅能看出过去译的经存在不少错误，决心重译，而且出自他手的译文也得到众僧的一致称赞。他的译文能做到既不拘泥于原文又不损于原文意趣的再创造，力求传达出原文的神韵。如《妙法莲花经》中的“火宅喻”关于起火的一段，罗什这样译：“于后舍宅，忽然火起。四面一时，其焰俱炽。栋梁椽柱，爆声震裂。摧折堕落，墙壁崩倒。诸鬼神等，扬声大叫。雕鹫诸鸟，鸠槃荼等，周章惶怖，不能自出。恶兽毒虫，藏窜孔穴。”把火的气势描写得十分生动。此外，还有北凉昙无谶的翻译也是十分讲究文采的。他译的《佛所行赞·守财醉象调伏品》写佛祖如来如何降服醉象：
尔时提婆达，见佛德殊胜，内心怀嫉妒，退失诸禅定，造诸恶方便，破坏正法僧……于王平直路，放狂醉恶象。震吼若雷霆，勇气奋成云。横泄而奔走，逸越如暴风。鼻牙尾四足，触则莫不摧。王舍城巷路，狼藉杀伤人。横尸而布路，髓脑血流离。一切诸士女，恐怖不出门。合城悉战悚，但闻惊唤声。有出城驰走，有窟穴自藏。如来众五百，时至而入城。高阁窗牖人，启佛令勿行。如来心安泰，怡然无惧容。唯念贪嫉苦，慈心欲令安。天龙众营从，渐至狂象所。诸比丘逃避，唯与阿难俱。犹法种种相，一自性不移。醉象奋狂怒，见佛心即醒，投身礼佛足，犹若太山崩。莲花掌摩顶，如日照乌云，跪伏佛足下，而为说法言……
在佛祖如来出场前夕，烘托了十分浓烈的气氛，士女们的恐惧、规劝与如来的镇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昙无谶都译得富有文采。伴随着佛经翻译发展而发展的佛经翻译理论，基本上也是从主张偏于质而走向偏于文或文质相应道路的。而中古文学的发展趋势，则是在不断地“踵事增华”，越来越推崇美文丽词和雕琢章句。如果把佛经翻译的发展与中古文学的发展看作是同一方向的两条平行线，这自然未尝不可，但是，如果我们将这两条线的发展都放置在中古时期这一大的文化背景中去看，它们又都是当时社会风气、时尚、心理的产物，这时候，这两条线又是可以重叠在一起的，更何况，佛经翻译作为文学，正在逐渐渗透并融合到中国文学中来。因此、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把佛经翻译理论看作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的表现形态之一，也是完全可以的。
还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中国僧人和文人参加到佛经翻译工作中去，既沟通了佛经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也沟通了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之间的关系，使二者的发展更趋于一致。比如帮助鸠摩罗什译经的道生、道融、僧睿、僧肇诸人，都是极富才学的人物。《高僧传》卷二“译经总论”中说到：“时有生（道生）、融（道融）、影（昙影）、睿（僧睿）、严（慧严）、观（慧观）、恒（道恒）、肇（僧肇），皆领意言前，词润珠玉，执笔承者，任在伊人。”《高僧传·僧睿传》又载：“昔竺法护出《正法华经·受诀品》云：‘天见人，人见天。’什（罗什）译经至此，乃言曰：‘此语与西域义同，但在言过质。’睿曰：‘将非人天交接，两得相见？’什喜曰：‘实然。’”僧睿提出的修改词语，使句子变得更雅了一些。又比如参加治改南本《大涅槃经》的谢灵运，就对北本《大般涅槃经》的舛漏粗鄙文字进行过认真的修改、润色。《高僧传·释慧严传》载：“大涅槃经初至宋土，文言致善而品数疏简，初学难以厝怀，严乃共慧观、谢灵运等依泥洹本，加之品目。文有过质，颇亦治改，始有数本流行。”谢灵运在修改大涅槃经时是起了很重要作用的，“文有过质”的南本改定过程中有着他的精心推敲。唐释元康《肇论疏》卷上序里说：“谢灵运文章秀发，超迈古今，如《涅槃》元来质朴，本言‘手把脚蹈，得到彼岸’，谢公改云：‘运手动足，截流而度。’”（《大正藏》第45册，第162页）谢灵运的改动不仅使文意更加清楚，而且也显得文雅得多。比照南本与北本的文字相异处，发现有不少这样改动较好的句子。如北本《寿命品》之二：“犹如日出时，除云光普照，是诸众生等，啼泣面目肿。”南本的前三句没有改动，而第四句则改为“恋慕增悲切”，这一改动使其辞避免了鄙陋，带上了南方诗歌的风气。又如《金刚身品》第二，北本的“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不福田”一句，南本则改为“非法非非法，非福田非非福田”，一字之改，使句式变得更加整齐，上下呼应，呈现出骈偶色彩。梁代文人参加译经更受重视，梁武帝曾设译经博士。因此，中国僧人以及文人的参与译经，一方面将中国学风、文风带入了翻译，另一方面又从佛经的翻译中吸收了佛经文学遣词造句以及文学描写的风格。这种双向的交流必然导致中国文学理论与佛经翻译理论的相互融合与渗透。
二
佛经翻译理论中的一些概念、范畴虽然是从古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理论中借用或引发出来的，但是，由于它的研究对象是翻译，它所讨论的理论问题又有其独立的价值与意义，可以说，它是从另一个方面丰富了中古时期的文学、美学理论。
一、关于言与意的关系。
无论是直译说还是意译说，二家讨论文质问题都涉及到言与意的关系。直译派主张翻译只要能传达经典的原旨（意）就可以了，至于文辞的修饰无关重要。为什么呢？因为圣人的意是很难传达的，更何况梵汉语言还有不同。因此，翻译时只需“径达”，或者“案本而传”的“实录”。道安的翻译理论就是这么主张的。他的“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译原则也建立在这种理论的基础之上。为了保证不“失本”，道安在对待“巧”（实质是“文”）与“质”的关系上，也认为应该以质为主。所谓“巧”，道安所指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指翻译时的删重去复，二是指改旧适今。道安在这方面的认识是有一个过程的。在他未到达关中以前，道安常用异译本（即“合本”）来做对照工作，在对照中，他对删略这一点是赞同的。如他用《放光》与《道行》对照，他认为《放光》经过删略以后，文字更流畅更达意了。他说：“斥重省删，务令婉便。若其悉文，将过三倍，善出无生，论空特巧，传译如是，难为继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但到关中以后，在其他译人
如赵政、慧常等的影响下，他改变了看法。如在译《比丘大戒》时，道安觉得过去的戒本翻译“其言烦直，意常恨之”，而现在的新译本依然如此，便叫笔受者慧常“斥重去复”。慧常却加以反对，认为戒就象礼，是不能删的。又说这是一师一师相传的，万一有一言与原本违背就会被老师赶走。所以，“与其巧便，宁守雅正”。道安便赞同了这一意见，并且认为译烦为约者“皆蒲陶酒之被水者也”。（同上书，卷十一）对改旧适今的“巧”，道安也是反对的。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中，他说：“前人出经，支谶、世高，审得胡本难系者也；叉罗、支越，凿之巧者也。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者也。”（同上书，卷八）他认为胡言的质朴和烦重都是时代的产物，在翻译时不能为了顺应今天爱好文饰的风气而去随便修改它，正如不能把《诗经》、《尚书》改为今天的文体一样。如果那样做，“巧”是显得“巧”了，但窍成以后混沌则死了。因此，道安对翻译中言意关系的论述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庄子的自然全美和反对以言害意的美学思想基础上的。而主张意译的鸠摩罗什对言意关系的认识却与道安不一样。他的翻译标准是：只要在不违背原本经义（意）并且能传达经旨（意）的情况下，对经文字句作一些增加或删减，都是可以的。如他译《维摩诘经》，僧肇说他的译本是“陶治精求，务求圣意，其文约而诣，其旨婉而彰，微远之言，于兹显然”。（《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他译《大智度论》，则“以秦人好简，裁而略之”。（同上书，卷十）译《中论》，他也是“乖阙繁重者，皆裁而裨之”。（同上书，卷十一）在鸠摩罗什看来，翻译中的言意关系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言简并不一定就导致意也简。相反，只要“趣不乖本”，翻译时作一些必要的增或减却能使译文更为畅达，其文意反而能更好地传达。如果死扣文句，译得结结巴巴，文意反会受到损害。罗什的看法及翻译实践，与魏晋玄学家们的轻言重意和言简意丰的理论有暗合之处，也与文学、美学理论中强调的“文约意广”、“文约旨丰”有暗合之处。看得出，罗什也受到魏晋玄学言意之辨的影响。主张折中的慧远在阐述翻译中的言意关系时，也很有玄学的意味。正如上面所引，他认为翻译的文辞如果太质朴，经义（意）则不能很好地显露，显得深奥而难于理解；语言如果太一对一地直译、死译，经旨（意）反而会显得更加遥远，不便于把握。经义不能显露就会无象可见，经旨遥远就会无绪可寻。慧远的这一意见使人联想到王弼的话来，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说过：“尽意莫若象，尽象莫若言。言生于象，故可寻言以观象；象生于意，故可寻象以观意。意以象尽，象以言著。”从总的看，慧远比较接近“言不尽意”。慧远将魏晋玄学中的言、象、意引入翻译领域，实际上也开始了使哲学命题向文学命题转化的美学建树。他与罗什的意见都反映出了他们是从美学的高度来要求翻译语言的。这也反映出了当时整个学界、文界内的风气。象佛教义学领域内对佛经经义的理解，当时的佛教义学家就常常援引魏晋玄学中“言不尽意”的观点来注释经义。(注9)
言意关系，也是中古文学、美学理论十分关注的问题。魏晋时期，第一个受言意之辨的影响而畅谈文学的是陆机，他的《文赋》一开始就谈意与物、言与意的关系。陆机虽然认为意称物、文逮意都是很难的，但他基本还持言能尽意观点，主张言意双美。他说：“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他认为言意要互相协调，要防止那种“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义妨”、“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等现象。刘勰对言意关系也有深刻论述，他认为“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实而难巧”。“至于思表纤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笔固知止”。（《文心雕龙·神思》）他说的“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范文澜先生说刘勰这句话“似谓言尽意也”。(注10)王元化先生也说刘勰的见解不同于玄学家的言不尽意论。(注11)钟嵘《诗品》也主张“文约意广”，反对“文繁而意少”，并进一步把“兴”说成是“文已尽而意有余”。他还主张诗歌的语言要达到“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中古时期文学理论中的言意之论都涉及到文学语言的美学意义，它与佛经翻译理论中的语言问题的探讨都是魏晋玄学推动下的产物，二者之间有着一定的因缘。
二、关于文体问题。
与语言翻译的文质、言意问题相关联的是翻译的文体问题。佛经翻译，在道安以前的确是采用较古朴的文体的，如汉末译的《四十二章经》，近似于《老子》的语录体。安世高的译经文体，也比较古朴。道安曾几次提到安世高的这一特点。如《大十二门经序》说：“世高出经，贵本不饰，天竺古文，文通尚质。”（《出三藏记集经序》卷七）《人本欲生经序》又说：“斯经似安世高译为晋言也，言古文悉，义妙理婉，睹其幽堂之美，阙庭之富或寡矣。”（《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六）道安自己也推崇以质朴的古体来翻译，他坚定地认为不能把经典的质朴文体译成流行的文体，这在前面所引《鞴婆沙序》他借用赵政的话里可以见出。
道安以及道安以前的翻译文体之所以大多数偏于古朴，原因大约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处于佛经初译阶段，为了迎合汉地人崇尚经典的需要，所以故意采用一些古朴的文体。如康僧会译的《六度集经》就迎合孙权崇儒的口味，不仅将佛教与儒家思想相牵合，用语也多采用古语，象《察微王经》说：“魂灵与元气相合，终而复始，轮转无际，信有生死殃福所趣。”（《大正藏》第三册，第51页）第二，当时的僧人对汉语还不十分精通，所依靠的笔受者汉文水平也不是很高，还无法讲究词藻。第三，道安、赵政也不懂梵文，对梵文文体并不了解，错误地认为梵文经典都是比较古朴的。站在不“失本”的立场上，所以他们多用古朴文体去译经。第四，当时“格义”风气的影响，僧人与笔受者都喜欢用外典（老、庄、儒的经典）来翻译佛经的概念、词语。许多中国僧人又都是精通外典的。所以，在译经时就不自觉地采用过去经书的文体。
但到鸠摩罗什则表现出了不同的风气。《高僧传·本传》载：“什每为叡论西方辞体，商略同异云：‘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絃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咏为贵，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罗什从佛经文体出发，认为梵转汉时虽然在大意上可以不失，但在文体上总是隔了一层，其宫商体韵不但不能翻译传达，就是连文藻也会失掉。因此，他力图想在译经文体上有所改进，使其既通俗化，又富有美文学色彩，同时又保留原作的丰姿，即后人评价他的“有天然西域之语趣”。（《宋高僧传》卷三）他译的《大庄严论经》就有这些特点。如卷第十四鹿王经，散文部分十分口语化，采用的是一种通俗文体，经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昔曾闻雪山之中，有二鹿王，各领群鹿，其数五百，于山食草。尔时波罗城中有王名梵摩达，时彼国王
到雪山中，遣人张围，围彼雪山。时诸鹿等尽堕围中，无可归依得有脱处。乃至无有一鹿可得脱者。尔时鹿王其色斑驳如杂宝填，作何方便使诸鹿等得免此难。复作是念。更无余计，唯直趣王。作是念已，径诸王所。时王见已，勅其左右，慎莫伤害，所恣使来。时彼鹿王既到王所，而作是言：“大王，莫以游戏杀诸群鹿用为欢乐，勿为此事，愿王哀愍，放舍群鹿，莫令伤害。”王语：“鹿王，我须鹿肉食。”鹿王答言：“王若须肉，我当日日奉送一鹿。王若顿杀，肉必臭败，不得停久。日取一鹿，鹿日滋多。王不乏肉。”王即然可……
试比较康僧会译《六度集经》卷三《布施度无极经》第十八鹿王故事，就见出康僧会译经采用的是古体，经开头部分如下：
昔者菩萨身为鹿王，厥体高大，身毛五色。蹄角奇雅。众鹿伏众数千为群。国王出猎，群鹿分散。投岩堕坑，荡树贯棘。摧破死伤，所杀不少。鹿王睹之哽咽曰：“吾为众长，宜当明虑，择地而游。苟为美草而翔于斯；凋残群小，罪在我也。”径自入国。国人睹之，佥曰：“吾王有至仁之德，神鹿来翔。”以为国瑞，莫敢干之。乃到殿前，跪而云曰：“小畜贪生，寄命国界。卒逢猎者，虫类奔迸。或生相失；或死狼藉。天仁爱物，实为可哀。愿自相选，日供太官。乞知其数，不敢欺王。”……
罗什在译文中还韵文部分的翻译，他译的韵文部分是经过精雕细琢的，看得出他是力图想通过韵散结合的方式使翻译文体更接近原文的美学风格。他译韵文也采用五言诗的形式，但不采用古体。如《大庄严论经》中“鹿王经”中鹿王准备代怀妊母鹿去死时说的一段偈语：
我今躬自当，往诣彼王厨。我于诸众生，誓愿必当救。我若以己身，用贸蚊蚁命。能作如是者，尚有大利益。所以畜身者，正为救济故。设得代一命，舍身犹草芥。
罗什并不是不能运用古体，他的汉语水平其实很不错，他写的《赠沙门法和》一诗就带有古气：“心山育明德，流熏万由延。哀鸾孤桐上，清音彻九天。”这与他译经体中的偈颂是两种面貌。可见，罗什在翻译文体上是别有用心的。
罗什对译经文体的改进还表现在他对音译的处理上。僧叡《大品经序》说到罗什在翻译时，“手执胡本，口宣秦言，两释异音，交辩文旨……与诸宿旧义业沙门释慧恭、僧叡、僧迁、宝度、慧精、法钦、道流、僧叡、道恢、道标、道恒、道悰等五百余人，详其义旨，审其文中，然后书之。……胡音失者，正之以天竺，秦名谬者，定之以字义；不可变者，即而书之。是以异名斌然，胡音殆半，斯实匠者之公谨，笔受之重慎也。”（《出三藏记集经序》卷八）罗什对于那些难以在汉语中找到对应的梵语字是坚持音译的，这种音译并不是随便译出而是经过仔细推敲以后才确定的。如人名、神名和一些不能翻译的专用名词，他一般都采用音译。这比以前的旧译中多用音译（如支谶）或尽量不用音译（如支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一方面避免了不用音译所造成的牵强或者由于音译过多使译文难懂的弊病，另一方面恰当的音译又丰富了汉语的词汇，同时还使得译文体保留着一些异国色彩，增加了文辞的美感力。
此时采用通俗语言译经的还有北凉的昙无谶。他译长诗《佛所行赞》，用的是散文句法，不仅语言口语化，而且节奏多有变化，不少句子打破了汉诗五言体的传统节奏，但它又注意了声调的和谐流畅。这给当时的诗坛也树立了一种新的表现方式的楷模。
中古时期文学理论中存在的古今文体之争，也是与文质、言意关系讨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有的人主张复古，祟尚古体，如北魏的魏收、邢劭，西魏的宇文泰，北周的苏绰等；有的人主张今体，如沈约、萧纲、王褒、庾信等；还有的人主张古今兼采，如颜之推，提倡“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齐梁之际，作为今体代表的“永明体”就表现出向浅显和口语化的方向发展，它的出现是想改革晋宋以来艰涩典正的诗风。永明体的创始人之一沈约就明确提出过以“易”字为核心的革新主张。《颜氏家训·文章篇》载：“沈隐侯（约）曰：文章当以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二也；易诵读，三也。”永明体诗人就力图从当时的口语中提炼诗歌的语汇，使诗歌易于吟诵，显得协调流畅。如谢朓《吟竹诗》：“窗前一丛竹，青翠独言奇。南条交北叶，新笋杂故枝。月光疏已密，风来起复垂。青扈飞不碍，黄口得相窥。但恨从风箨，根株长别离。”几乎全是口语。又如《江上曲》：“易阳春草出，踟蹰日已暮。莲叶何田田，淇水不可渡。愿子淹桂舟，时同千里路。千里既相许，桂舟复容舆。江上可采菱，清歌共南楚。”其中借用了汉乐府的句子，同时又融入了吴声西曲的特点。沈约也取南朝乐府中常见的口语入诗，以丰富诗歌的表现力。如《石塘濑听猿》：“噭噭夜猿鸣，溶溶晨雾合。不知声远近，唯见山重沓。既欢东岭唱，复伫西岩答。”而张融的《别诗》几乎全由白话提炼而成，读来朗朗上口：“白云山上尽，清风松下歇。欲识离人悲，孤台见明月。”自然，永明体同时也讲究声律和排偶对仗，追求文字的清丽，这些美学上的追求与诗歌新体的改革是相关的。因为对仗、骈俪并不与口语化存在完全的对立，从口语中提炼出的词汇仍可做到骈俪。只是后来宫体诗的出现，由于题材的狭窄，诗风则逐渐走向浓艳绮丽和雕绘了。齐梁之际正是佛教兴盛时期，文人中信佛者颇多，他们对佛经翻译文体的特点肯定也有所了解。因此，齐梁之际的这种诗风以及以易懂、易诵读为目的的诗歌革新理论与当时的翻译文体也不能说没有一定联系。而这些又与《文心雕龙》的出现有着密切联系。《文心雕龙》的创作同齐梁文坛上存在的古今、新旧之争是分不开的。(注12)
中国文坛历来对翻译以及翻译家抱有成见，认为翻译之人不够“文雅”，就连谢灵运这样的大诗人兼翻译家，文史家对他的翻译都置之不理，(注13)只是在佛教界才对他有较高的评价。而十分丰富的翻译理论也被古代的文学、美学理论家们冷落，这实在是可惜的事情。好在近代以来，佛经翻译理论的价值日益受到人们的注目，罗根泽先生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里还专列一章予以讨论。我以为，随着研究的深入，这一宝贵的理论遗产当会享有更高的历史地位。
(注1)佛教教义在五天竺和西域流传，开始都没有写本，所谓“外国法，师徒相传，以口授相付，不听载文”。（《分别功德论》卷上）《法显传》也载：“法显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诸国，皆师师口传，无本可写。”这从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博士弟子景卢从大月氏使臣伊存面授浮屠经之事也可得到证明。
(注2)《管锥编》，第三册，第1101页。
(注3)傅雷：《〈高老头〉重译本序》，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注4)(注13)钱钟书：《林纾的翻译》，载罗新璋编《翻译论集》。
(注5)这一条材料经王元化先生再核对，他发现卷数与篇名有误，原抄为“卷八道安《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钞序》”，应为“卷十道安《鞴婆沙序》”。此处遵王元化先生之嘱，特意提出并更正。
(注6)参见罗根泽《中国文学批评史》，第一册，第259—26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注7)参见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丛》第五辑。
(注8)王元化先生在《文心雕龙创作论》中早已指出了这一点，他说：“魏晋以来，释家传译佛典，转梵言为汉语，要求译文忠实而雅驯，广泛地提到文质关系问题，开始把这一对概念引进了翻译理论。在这个基础上，刘勰提出的文质论就更接近于文学的形式和内容问题了。”
蒙古学研究和蒙古古籍文献利用是相辅相成的，蒙古学研究离不开古籍的史料记载和历史系统性的汲取，最广泛的信息交流和资源开发、利用、共享也是对古籍文献的最佳保护。而蒙古学研究这一热潮更使蒙古古籍文献得到应有的文化传播和价值提升。
一、中国蒙古学研究硕果丰厚
中国蒙古学研究历史悠久，尤其进入21世纪以后，传统的语言、文学、历史研究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新的生机活力，不断推动着中国蒙古学研究向广度和深度拓展。
1、蒙古语言文字基础理论研究
现代蒙古语的理论研究在语音、文字、词法、词汇、句法研究等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尤其在语义研究方面，将义素分析法、语义场理论、格语法和配价理论等新方法引入现代蒙古语语义研究，出现了《现代蒙古语动词句研究》（宝·哈斯巴根）、《蒙古语语义研究》（德里格尔玛）、《蒙古语词的多义研究》（何莲喜）等著作。
2、蒙古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2007年由美国微软公司推出的Windows Vista计算机软件系统中涵盖了传统蒙古文输入法，为蒙古语言文字信息处理研究工作提供了共享的应用平台。同时，原有的蒙古文方正排版系统和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研制的蒙古文办公自动化软件也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近几年，由内蒙古社会科学院蒙古语信息研发中心与相关部门共同承担研制的Lunix多民族语言文字信息处理基础通用平台、蒙古文自动校对系统以及《汉蒙机器翻译系统》、《英—蒙机器翻译系统的研究》等国家课题顺利完成。
3、蒙古文学研究
有关历代蒙古族作家汉文创作、藏文创作研究近年来持续升温，蒙汉文学关系、蒙藏文学关系研究正在成为蒙古文学研究的新关注点。特别是元代蒙古族作家汉文作品研究和清代蒙古族作家汉文、藏文作品研究，由此推动了元曲研究、宗教文学研究、文论研究等专题学科。以蒙古族诗学理论、叙事学理论研究为重点的文论研究又激发和带动了蒙古族美学遗产研究，迄今已有不少专门探讨蒙古族历代美学思想的论文、著作及专题美学史著作问世。
在民间文学研究方面，以往单纯的文学研究转向民俗文化和民间文学相结合的综合型研究，从单纯的文本解读、阐释到对“江格尔齐”、“胡尔齐”等传承艺人的研究，这些变化应该说是十分积极而深刻的。特别是对文化人类学理论和知识的借鉴、利用，使蒙古族古代神话、英雄史诗研究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充分说明这类研究开阔了学术视野，拓展了思维空间。
4、蒙古史研究
（1）蒙古族通史研究。进入新世纪，蒙古族通史的研究有了新的突破，出现了综合性、整体性的蒙古民族史、内蒙古通史、元代地区史专著。义都合希格主编的五卷本《蒙古民族通史》、曹永年主编的四卷本《内蒙古通史》、乌云毕力格、白拉都格其主编的《蒙古史纲要》等通史著作根据丰富翔实的史料，对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古族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历史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论述。
（2）蒙元史研究。中国的蒙元史研究取得了极为丰硕的成果。刘迎胜的《察合台汗国史研究》是国内第一部专门论述察合台汗国史的著作。它的出版，填补了中亚史、蒙古史、元史研究中的空白，开创了利用多种文字资料研究蒙元史的成功范例。
（3）明清蒙古史研究。在综合研究方面，有很多论文对明清时期蒙古族法律、民俗文化、社会变迁、顾实汗、和硕特部、内蒙古各部的名称等专题进行了分析探讨。
在明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主要就明代蒙古人宗教信仰、明初社会生活中蒙古人所起的作用、明代蒙古部落大批入居青海、明代中晚期东蒙古部落在康区的活动及影响、三娘子对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的贡献等问题展开了广泛深入的探讨。
清代蒙古史专题研究方面，围绕历史上土尔扈特人在国内外的分布状况、后金征服漠南蒙古的法律支撑、早期蒙古旗制、噶尔丹死亡问题、清代卫拉特蒙古政治地理空间观念表象史、五世达赖喇嘛对清初蒙古地区稳定的贡献等问题进行了研究。
（4）历史人物研究。朱耀廷的《成吉思汗传》、李治安的《忽必烈传》，分别对蒙元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和忽必烈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描述、诠释和实事求是的评价。
（5）专门史研究。先后出版的《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宋元卷）·下编》（胡小鹏）、《都市中的游牧民——元代城市生活长卷》（史卫民）、《元代文学编年史》（杨镰）、《文明的吸纳与历史的延续——元代东南地区商业研究》（王秀丽）、《元明北京建设与粮食供应》（王培华）、《元代庙学——无法割舍的儒学教育链》（胡务）、《元代西北经济开发研究》（陈广恩）、《元代社会婚姻形态》（王晓清）、《辽金元三史乐志研究》（王福利）、《元杂剧的文化精神阐释》（高荣盛）、《金元之际的儒士与汉文化》（赵琦）、《蒙元驿站交通研究》（党宝海）、《元代江南民族重组与文化交融》（潘清）、《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政治·军事·经济篇》（瞿大风）、《元朝时期的山西地区：文化·教育·宗教篇》（瞿大风）等论著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系统地研究了蒙元史的各个方面，显示了蒙元史研究扩展与深化的趋势。
二、蒙古民族古籍文献国内外散存现状
历史上，由于蒙古民族的游牧性质，不断迁徙以及和周围的民族进行经济文化交流，居住地分散而广布，形成了许多跨境古籍文献和世界性的古籍文献。
1、蒙古文古籍文献在国内的分布
由国家民委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研究室、中国民族图书馆、北京图书馆、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图书馆、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师内蒙古大学图书馆、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内蒙古古籍办等单位联合完成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于1999年出版，该书的出版全面反映了中国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收藏情况。
我国蒙古文古籍分布流传于全国二十几个省、自治区和市，主要分布在。收藏蒙古文古籍较多的地区有北京、辽宁、新疆、黑龙江、吉林、青海、山西等地。据统计，在全国已发现的蒙古文古籍有17218种（可以肯定还有很多的遗漏），收藏1000种以上的图书馆有4个；1000种以下100种以上的图书馆或单位有4个；100种以下的图书馆、单位或个人有100多个。上述著录文献的统计数字难免有出入，但这个统计从总体上可反映出全国蒙古文古籍的大致全貌。
2、蒙古文古籍文献国外散存现状
相比较我国其它少数民族古籍文献，蒙古文古籍文献散存在国外的情况更为严重，蒙古族历史上的游牧迁徙，以及近代一百多年的帝国主义侵略和文化掠夺，使得大量蒙古古籍文献流失和散落在世界各国。
笔者查阅有关资料，得出不完全统计：俄罗斯收藏手抄本、木刻本672件；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馆藏560件；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木刻本165件；法国巴黎法兰西研究院收藏手抄本、木刻本40件；瑞典斯德哥尔摩民族博物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26件；芬兰赫尔辛基大学图书馆和芬兰乌戈尔学会收藏手抄本、木刻本105册；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收藏手抄本、木刻本81件；美国芝加哥远东图书馆收藏佛教经72册；英国剑桥大学图书馆馆藏佛教经35件；英国伦敦东方和非洲研究院收藏木刻本34件；比利时布鲁塞尔收藏手抄本、铅印本23册；挪威奥斯陆大学图书馆收藏10册。
另外法国巴黎盖伊麦特博物馆、丹麦国家博物馆、德国波恩大学图书馆、马尔堡图书馆、蒂宾根图书馆、哥廷根图书馆、柏林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原东德民族博物馆、人民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耶鲁大学图书馆、纽约大都市图书馆等都藏有蒙古文古籍文献。
由于诸多历史原因，我们今天已无法再现蒙古古籍文献全貌，但根据现存资料，仍然可以使我们看到其色彩斑斓的往昔。
三、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
蒙古古籍可分为两大类，有文字类和无文字类。
1、蒙古古籍文献有文字类
有文字类的古籍包括蒙古族文字及蒙古族古文字记载的文献典籍和历史文书；蒙古古文字和其它文字合璧记载的文献典籍；用汉文记载的有关蒙古民族资料的古代文献。
考虑和兼顾蒙古民族语言文字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变化，是古籍文献搜集和整理过程应遵循的重要原则。蒙古古籍文献在历史上的文种多样性的情况是搜集工作中所要面对的历史事实。如蒙藏合璧、蒙汉合璧、蒙满合璧、蒙日合璧、蒙藏汉合璧、蒙满汉合璧、蒙藏满合璧、蒙藏满汉合璧、蒙藏满汉维合璧，甚至还有梵文文献。其中蒙藏满汉维合璧较为罕见。
在收藏完整性和系统性方面，由于各单位和个（下转第63页）（上接第61页）人的收藏文献均不完整，只能互补长短才能体现其整体面貌。而1999年出版的《中国蒙古文古籍总目》，对蒙古文古籍文献的抢救整理有着很好的影响。《总目》的编制非常切合现阶段蒙古古籍文献实际开发和利用的情况。
2、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
蒙古古籍文献无文字类主要是口碑古籍，是蒙古族先民在历史上以口耳相传的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具有历史和文学价值的各种史料，大多反映本民族的民族起源、历史变迁、风土人情、生活习俗、民族性格，主要有神话、传说、寓言、诗歌、史诗等。
历史上，许多民间和国内外的历代史家和作者，在收集民间口头文学和蒙古先民历代流传的各种历史记忆中编撰了大量文献，这些作家因所处时代的便利和深入民间，可说是搜集了大量蒙古族民间各类诗歌、神话、传说、寓言等，而这些文献因为是第一手资料，是蒙古族先民在各个时期对天文地理、风土人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表达看法的民间著作，虽说内容和情节会出现荒诞不经、脱离实际的情况，但对蒙古族早期思想发展史、宗教学研究是宝贵资料，是蒙古族上历史原始思想的原生态纪录。
3、应加强收缴、征缴古籍文献的力度
全国各有关省市应根据本地区文献特点，加强蒙古古籍文献的搜集、抢救、查访、登记、整理、翻译、保护等工作，尤以蒙古民族聚集居住的地区应列为重点，对待民间存藏的古籍文献的征缴，应给予一定物质奖励，从而鼓励民间古籍文献的上缴。各省市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和建设能力，把蒙古古籍文献实现数字化，再通过全国性的有机整合，让众多的文献信息节点综合成一个服务整体，最大限度地为更多的人服务，甚至为全球的服务对象进行服务。
四、蒙古学研究和古籍文献利用的相辅相成
中国蒙古学研究在利用和整理蒙古古籍文献的同时，也是蒙古古籍文献实现其价值延伸和保护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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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结果
本组56例病人，出院半年时复查，48例恢复良好，已能行走如常，X线片复查见骨折已愈合；5例骨折延迟愈合均为严重复合伤患者；3例骨折不愈合患者为粉碎性骨折，经二次手术植骨已愈合。
3、护理措施
3.1心理护理
老年患者心理特点表现为忧虑、消极、危机感、思念家庭等，所以心理护理要从患者进病房即应开始。必须主动发热情与患者打招呼，护送患者到床上，并帮助整理用具。亲切自然细致地介绍病房环境，作息时间，帮助患者建立病友关系，要使患者感到受尊重，把忧虑、恐惧的心理转移为积极行为，同时也可以排除患者入院后的孤独和寂寞感。尽可能提供安静、清洁、舒适的环境，使患者心情愉快，身体舒适，睡眠充足，食欲增进。有条件的情况下，可栽植一些花草，在休息室设置收音机、电视机，看花解闷，听歌消愁，以调节患者的心情，增强他们对生活的热爱，激发同疾病作斗争的信心，促进身体早日康复。患者在接受治疗时情绪比较容易紧张、担忧，因此要注重调理患者的情绪和情感，要经常深入病房多做交谈和问候，可适时做好病情解释和暗示治疗，介绍同一疾病患者的治疗效果，才能获得患者的合作和信任，使各种治疗手段得以顺利完成并达到理想的效果。
3.2饮食和营养护理
老年人由于消化系统机能减弱，加之骨折后卧床，肠蠕动减弱，因此要加强饮食护理。我们可结合病人具体病情，按照治疗过程中各期的特点合理调配营养。骨折早期：在补充营养的额基础上主要是纠正失盐、失水，由于骨折后发生出血、疼痛、神志休克，失水、失盐严重，需供给低脂肪、高蛋白、高维生素、高钠、高铁、含水分多、味鲜、易消化、清单的食物，每日5餐，可给鲫鱼汤、豆汤、少量水果及蔬菜。骨折中期：主要解决蛋白质和热量的补充。伤后1周，疲劳消除，失盐、失水、休克已经纠正并稳定。但因手术感染等使身体虚弱，这时食欲逐渐恢复，机体进行修复，需供给高蛋白、高脂肪、高糖、高维生素和含无机盐的食物，以利于伤口的修复和机体消耗的补充，使蛋白质合成增加，如猪肝、瘦肉、牛奶等。骨折后期：骨折处血肿很快开始吸收，机体营养已得到补充，创伤大都愈合，蛋白质分解合成代谢平衡，供给稍高于一般正常人的营养，如多喝骨头汤，适量增加水果及蔬菜量。
3.3卧床护理
监督患者在床上的姿势要尽量接近站姿。仰卧时，枕头不宜过高，顺延到肩部，避免出现头向前倾、胸部凹陷的不良姿势，足部勿压种衣被，为防止外旋，最好穿戴钉鞋。俯卧时胸前、骨盆前方、踝部垫枕，便于呼吸，使脊柱肌肉放松，使足尖离开床面，足与小腿成直角，这样符合生理状态。侧卧时，头部垫枕不宜过高或过低，使头与脊柱保持同一水平为准，两腿前后分开，下腿伸直，膝关节、踝关节处放垫枕，两腿之间夹垫，上腿呈屈曲状，一面压迫下腿和防止上腿的髋内收。另外，要保持正常的脊椎弯曲，颈椎前凸，胸椎后凸，腰椎前凸和骶椎后凸。同时做好皮肤等基础护理。天天定时检查并按摩骨突部位、每2h~3h翻身1次。保持衣服床单位整洁干燥，以免发生褥疮。教会陪护正确使用便器，每日清洁尿道口，达到清洁舒适，促进血运，预防并发症的目的。
3.4防止意外伤害
病人手术后髋部肌肉松弛，如搬动或给病人翻身不当，不正确，以及不适当的功能锻炼都会造成错位或畸形愈合，在病人回病房过程中用中单托住骨盆整体搬运，避免用力向前方托抬患肢髋关节，造成髋脱位。翻身时患肢在上，避免术侧髋关节置于伸直外旋位，尽量伸髋。协助腿部肌肉按摩，踝关节和膝关节的被动活动，帮助托起上身及臀部做引体向上运动，每小时1次，同时自编床上体操做扩胸深呼吸，有效的咳嗽和排痰。
4、常见并发症的预防护理
4.1足下垂
腓总神经位置较浅，容易受压，引起足下垂。下肢水平牵引时，距小腿关节呈自然足下垂位，加之关节不活动，会发生跟腱挛缩和足下垂。因此，下肢水平牵引时，应在膝外侧垫棉垫，防止压迫腓总神经。应用足底托板将距小腿关节置于功能位。若病情许可，应定时做距小腿关节活动，预防足下垂。
4.2压疮
由于持续牵引和长期卧床，骨隆突部位，如肩胛部、骶尾部、足跟、距小腿关节等处易受压形成压疮，故应用棉垫、软枕、棉圈、气垫等加以保护。保持床单清洁、平整和干燥。
4.3坠积性肺炎
长期卧床、头低足高位，尤其是抵抗力差的老人，已发生坠积性肺炎。鼓励患者每日定时利用牵引架上拉手抬起上身，做深呼吸运动及有效咳嗽，以利于肺部扩张。在保持有效牵引的条件下，协助患者每日定时变换。
4.4便秘
与长期卧床及水分摄入不足有关。鼓励患者多饮水，进行含高纤维食物。每日做腹部按摩，刺激肠蠕动。若已发生便秘，则遵照医嘱服用缓泻剂。
4.5血栓性静脉炎
知道患者进行有规律的功能训练，如股四头肌等长收缩，各关节的全范围活动。
5、床上功能锻炼
5.1术后搬动病人时小心托起臀部，注重合适
手术后1d~5d患肢外展于30°中立位，穿中立位鞋，嘱病人取平卧位，禁止盘腿及患肢垂于床边，以防假体脱位及伤口渗血。因手术后疼痛，多数病人对抬动患肢有惧怕感，我们在给病人有效的药物止痛后，术后48h~72h即可做被动或主动的功能锻炼。如腿部肌肉的按摩，踝关节膝关节的被动活动等。指导进行腿部肌肉等长收缩练习，上午、下午各5min~10min。鼓励病人做臀收缩活动，保持10s，重复20次。每日2次~3次做仰卧直腿抬高运动（主动为上，被动为辅），抬高小于30°保持时间由15s开始，逐渐增加到30s。指导，卧床时采取平卧，3个月内避免侧卧，3周内屈髋小于45°，以后逐渐增加屈髋度，但避免大于90°，6周内不要交叉盘腿，不要坐沙发或椅子，坐位时不要前倾，不要弯腰拾东西，不要在床上屈膝而坐。
5.2离床功能锻炼
术后7d~10d，病人体力恢复，骨水泥型假体也可逐步练习下床活动锻炼，但不能负重，在恢复期功能锻炼时，要指导患者不要做盘腿动作，不宜久坐，睡觉时，平卧或半卧，3个月内避免侧卧。护士务必把术后有关注重事项向病人及家属具体交代以取得合作。术后制定康复计划时必须遵循三大原则：即个体性、渐进性、全面性，才能达到满足效果。
6、出院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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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Objective:Analyzes young people waist intervertebral disc prominent sickness CT and the clinical manifestation characteristic.Material and method: CT diagnoses the young people waist intervertebral disc prominent sickness 23 examples，passes through the surgery pathology or clinical dissolves the collagen enzyme treatment confirmation after the skin puncture.Results:This sickness occupies the intervertebral disc is prominent sickness 1.4%，the clinical characteristic is lumbago partner lower limb emanate from the pain；This gets sick with the wound relations is close.The common prominent type is central (7241%).Conclusion: Young people waist intervertebral disc prominent sickness clinical is different with the CT performance and the adult.CT was the early accurate diagnosis which this got sick has provided the guarantee.
【Key words】The waist intervertebral disc is prominent sickness；Young people；X computer腰椎间盘突出症一般发生在椎间盘退变的基础上，多见于30岁以上的成年人。青少年时期椎间盘尚未发生退变，只有椎间盘存在先天发育缺陷或因外力损伤时，才有可能诱发本病，所以临床上青少年椎间盘突出症较少见。我院自1996年以来，经CT检查诊断青少年(年龄≤20岁)腰椎间盘突出症23例。为提高对本病的认识，探讨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理，笔者对23例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与CT表现特点进行回顾分析讨论。
1材料与方法
1．1临床资料：自1996年~2006年，我院CT检查诊断腰椎间盘突出症患者共1628例，其中20岁以下23例(14％)。23例中，男性18例，女性5例， 男女之比约为 3∶1。年龄最小的15岁，平均17．5岁。13例经手术病理证实，其余10例经其他影像学方法(如椎管造影，磁共振成像)和临床经皮穿刺溶胶原酶治疗确诊。发病前有明显外伤暴力病史者14例(占60．87％)，有轻微扭伤史者7例(占3043％)，无确切外伤史者2例(占8．7％)。
1.2症状与体征：腰痛伴下肢放射痛11例(4782％)，单纯腰痛者9例(39．13％)，单纯下肢痛或麻木者3例(1305％)。病史1天~2年，发病最短为急性腰外伤后1天。腰椎生理弯曲变直8例(3478％)；椎旁有明显压痛点15例(62．22％)，其中13例向下肢放射痛；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者21例(9130％)，其中双侧5例，单侧16例。
1．3检查方法：使用东芝TCT-500S和西门子Emotin 6螺旋CT扫描仪，常规对L3~L4，L4~L5和L5~S1椎间盘行横断扫描，扫描中心线平行于椎间盘层面，软组织窗35／300，骨窗200／2000。
2结果
2．1突出部位：本组23例中，共有29个椎间盘突出，其中L4~L5 13例，L5~S14例，L4~L5和L5~S1同时发病者6例。
2.2突出类型：中央型21个(72．41％，21／29)；旁侧型8个(27．5％，8／29)，其中右后突3个，左后突2个，右侧突2个，左侧突1个。
2．3 伴随征象：突出椎间盘有钙化1个，伴有侧隐窝狭窄有11个(3793％，11／29)，共9例患者(3913％，9／23)；伴椎间孔狭窄者7个(24．13％，7／29)，占总例数的30．43％(7／23)；其中单侧者6个，双侧者1个。有明显神经根肿胀者8个(27．58％，8／29)。未见椎间盘真空征，黄韧带肥厚和椎体小关节肥大等征象。 转贴于
3讨论
3．1临床与CT征象分析：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不多见，我院CT检出腰椎间盘突出症总例数为1628例，年龄在20岁以下的23例，占总例数的14％，而文献报道在4％以内[1]。一般认为，腰椎间盘突出症主要发生在椎间盘退变的基础上[2]。由于青少年时期椎间盘尚未发生退变，所以椎间盘突出在临床和CT征象上较成年人有着不同之处。①本组病例中，男女比例与文献报道的成人组相似，但有外伤史者成年人一般在55％[3]，而本组为91．30％，较成年人明显提高。②青少年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表现与成年人有较大差异。表现为患者临床症状较轻，而体征相对较重。本组病例中表现为典型腰痛伴下肢放射痛者为4782％，不到一半，而临床检查直腿抬高试验阳性者却占9130％，有椎旁压痛并下肢放射痛者65．22％，亦较多。③文献报道椎间盘突出症的类型在成年人以旁侧型较多，中央型一般占37％~43％[2]，而本组病例中以中央型居多，占7241％较成年人明显增多。④椎间盘突出伴有钙化，侧隐窝狭窄和椎间隙变窄者与文献报道的成年人相似。但本组病例中不伴有椎体和关节突肥大，即狭窄主要为发育性狭窄。⑤成年人椎间盘突出伴有椎间盘真空征较常见，本组病例不伴有真空征。
3．2发病机理:由于青少年椎间盘结构相对正常，尚未发生变性或退行性变轻微，纤维环不易破裂，因此严重的外伤和暴力扭曲至软骨板破裂是青少年椎间盘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少数患者可能因腰骶部或纤维环本身发育缺陷，轻微外伤或无明显诱因即可发生纤维环破裂致髓核突出，后者与成人椎间盘突出的发病机制相似。同时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临床症状轻而体征较重，其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就显得特别重要。CT能够较准确地发现腰椎间盘突出及其伴随情况，因而为青少年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早期诊断提供了保证。
4附图
图1女，15岁。旁侧型腰椎间盘突出，双侧侧隐窝狭窄，神经根受压。图2男，17岁。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双侧侧隐窝狭窄，神经根及硬膜囊受压。图3男，14岁。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伴腰椎后缘软骨结节，椎管及双侧隐窝狭窄。图4男，18岁。旁侧型腰椎间盘突出，伴双侧侧隐窝狭窄。
参考文献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要提高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质量，必须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努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或通过展示具体的图像实物，或运用艺术的语言、和谐的音乐、生动的影像视频，创设教学情境，渲染情感氛围，使古代文学作品形象化，使学生如临其境，自然而然地被教学情境与文学作品吸引触动，引发共鸣，从而极大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生动形象的教学情境，可由教师创设，但更应该由教师引导学生去想象、创设和实践。建构主义认为，“情境”、“协作”、“会话”和“意义建构”是学习环境中的四大要素。学习不是被动接收信息刺激，而是主动地建构意义，是学习者根据自己的经验背景，对外部信息进行主动地选择、加工和处理，从而获得自己的意义。这种意义，只能通过学习者自身积极主动地参与来实现。情境教学以建构主义理论为基础，打破了传统教学方式框架，由传统的教师的“教”为中心改变为学生的“学”为中心，由传统的“教师要学生学”转变为“学生自己要学”。实践证明，只要引导恰当，学生是非常乐于参与教学活动的，并从中加深了对作品的理解，提高了学习的兴趣。情境教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参与意识，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古代文学教学质量。
（二）提高学生综合能力，提升学生整体素质
把中国古代文学知识意蕴内化成学生的素质，转化成学生的能力，是这门课程的关键与难点。传统的讲授法，通过教师系统完整的讲述，能使学生接受系统完整的知识，有其独特的优势。但讲授法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侧重教师对学生的知识传授，忽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和自主学习，对学生各种能力的培养重视不够。在情境教学中，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空前提高。他们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充分感受古代文学的魅力，各方面的能力与素质都能得到提高。例如，学生通过诵读、感悟、鉴赏与背诵古代文学作品，对作品内涵与语言的把握能力、审美能力、鉴赏能力必然得到提高。学生参与改编、排练、表演古代文学作品，对独立思考能力、逻辑思维能力以及对作品的理解、表达、再现与表现等能力也必然有所促进。通过表演过程本身，还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组织、应变、沟通能力，培养语言表达能力与交际能力。在师生共同对古代文学优秀文化精神的挖掘阐释过程中，也有利于增强学生的人文素养与艺术鉴赏能力。这些能力素质的培养，能够增强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三）促进教学相长，构建和谐师生关系
在传统古代文学教学中，教师在学生面前是知识的垄断者和传授者，具有绝对的权威；学生是被动接受的学习者，依赖心理强，创造性缺乏。教师上课一味讲授，学生一味抄录笔记，师生之间的真正互动交流非常少。情境教学的出发点是要求学生积极参与到教学过程之中，教师自觉改变角色，向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参与者等角色转变；学生不再是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和被填灌的对象，而是教学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知识的积极建构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师与学生之间已没有严格的界限，二者处于平等地位，在教学互相学习、互相交流、互相合作、互相促进。这样，思维的火花不断生发、碰撞，学生从教师的精心引导中得到启迪进入更深广的学习领域，而教师也有可能在学生语言思想的触发下获得新的思路，从而达到“教学相长”的教育境界。在情境教学中，师生发挥各自的潜力，共同参与教学过程，共同成长，平等对话，尊重对方。因此，这种民主、平等、积极的师生关系，即导向和谐师生关系的建立。
二、情境教学法在古代文学课程中的实践运用
高职高专院校古代文学的课程内容和设置，为运用情境教学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基于学生的素质与教学课时所限，高职高专院校的古代文学课程不像一般的本科院校以文学史为主以文学作品为辅，而是以文学作品的学习为重点。古代文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最精美的文化艺术样式之一。文学即人学，古代文学作品内容丰厚，形式优美，具有深邃丰茂的思想情感蕴涵，是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之魂。古代文学作品大多采用情景交融的艺术手法，情感的渲染力与画面的表现力度相当强。因此，古代文学教学适宜借助情境教学，寓教于乐，知行合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情境是一种特殊的教学环境，它要求从教学目标出发，创设以形象为主体的、富有感彩的具体场景或氛围，再现文学作品提供的情景，使学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提高学生的兴趣维度，吸引学生主动学习。如学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教师可以引导学生用诗情画意的语言描绘江南四大名楼之一的黄鹤楼的壮丽与烟花三月春意浓郁的情景；也可以运用多媒体创设诗歌的情境：江水茫茫，烟岚濛濛，沙鸥点点，桃红柳绿，繁花似锦，我们的诗人李白伫立江边，久久凝望着渐行渐远的“孤帆远影”。在这个画面的衬托下，投影出诗歌原文，同时播放背景歌曲《烟花三月》。指引学生通过想象的情景或创设的生动形象的情境，把学生一步步带进李白与孟浩然两位诗人之间纯洁美好的朋友情谊的独特意境中。通过自身的感知，触发想象和联想，学生才能深刻地领悟文学作品的情感内涵和艺术形式。“这样联想式、情景式教学，给予学生的不光是知识，还有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这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无疑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课堂教学中，还可以引导学生结合苏教版教材小学语文五年级上册的《黄鹤楼送别》，对比彼此对诗歌创作情境的想象与描绘，体会朋友之间依依惜别的深情，进一步拓深学习的内容范畴。像苏轼《水调歌头》这样脍炙人口的名篇，教师完全可以放手，引导学生自己创设教学情境。在课堂学习前，学生积极主动地思考如何创设情境，如何寻找所需资料。在课堂实践中，学生以王菲《但愿人长久》歌曲导入，渲染情境，提高学习兴趣。通过古词新唱，学生陶醉其中，随意跟唱，不经意地融入词人描绘的意境之中。通过反复诵读，体会词人在词中流露的复杂感情和乐观豁达的情怀。教师从中要注意引导学生突出“思念”，抓住苏轼在词中的情感变化，激发联想，走进词人的内心世界，理解词中蕴含的深刻哲思。有的学生还收集了有关“月亮”或表达“思念之情”的古诗词，进一步拓展阅读学习。古代文学作品大多意境优美、情感蕴含丰富，非常适合运用情境教学法，采用音乐渲染情境、图画视频再现情境等方式，通过直观、形象、生动的情境，提高学生积极性、主动性，培养他们的综合素质能力，往往收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情境教学，不只局限于音乐渲染、图画视频再现，还可以进一步改编表演，让学生带着自己的想象、情感和创造投入到创设与感受作品的情境之中。
戏剧、小说、散文和叙事诗歌的教学，很多大适合进行改编表演，这些文学体裁的作品的艺术性、形象性、表演性较强，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生动，学生通过改编、表演，能够在充分理解作品的基础上更好地掌握作品思想内涵、艺术风格和人物形象，成功地表现、再现作品。例如在讲授《红楼梦》时，我们把一个班分为两个小组，要求把第三十三回宝玉挨打内容改编为课本剧，分角色表演。这个提议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创作热情，他们利用课外时间积极思考讨论，写剧本，进行排练。改编作品的过程，本身就是学生们自主学习、接受知识、培养能力的过程。在课堂表演过程中，学生生动地演绎了他们心目中的每个角色，把剧情的情节发展演绎得非常具有层次感。贾政看到宝玉烦闷惶悚的模样本来就有气，接着忠顺府派长史官来就琪官之事污蔑告状宝玉，再加上宝玉的异母弟弟贾环污蔑宝玉企图丫头金钏导致其跳井自杀，父子之间的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严父教子的一场毒打不可避免。演员认认真真地表演，旁观的学生津津有味地观看，不由自主地沉浸在现场情境中，对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有了更深的理解。贾政爱听信谗言、易于动怒的封建家长；宝玉有蔑视封建礼教与仕途经济，同情下人的叛逆性格；王夫人的以哭造势，以退为进；贾母的讥讽威胁、唯老独尊；宝钗的温柔、做作与心机；黛玉的深情相与、体贴劝慰……甚至连只有一次出场的小人物——宝玉急得跳脚时想拉的报信者老姆姆的耳聋可笑，这些人物的特点都被学生表演得相当到位。可见，学生在阅读作品、把握作品内容、揣摩人物性格等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学习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姚红等在《中国古代文学课程教学方法探讨》中指出：“表演法运用得当能促进学习过程中的师生互动，使学生学会创造性地学习，自主地建构知识和拓展思维，进一步准确地体味中国古代经典作品的魅力，深入理解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和社会环境以及作品中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意义。”甚至连一些简短小诗也有改编与表演的张力和空间，学生们可以通过改编表演形式更好地理解作品内涵和精髓。例如学习岑参的《逢入京使》，教师可以在课前布置学生发挥想象，分组设计表演，要求有文言版、现代白话版两种版本。笔者所任教的2011级语文教育1班的几位同学生动还原诗歌意境，表演极为出彩。现代白话版的表演，诗人岑参首先以风尘仆仆赶路状出现，不时转头回望，举袖拭泪。接着通过画外音介绍当时场景与诗人复杂的思想情感：诗人赶赴西域，渴望在边疆建功立业，不由豪情万丈；然而长路漫漫，回望故乡来时路，思乡愁情不免袭上心头，思乡的泪水擦也擦不完；忽然马蹄得得，入京使者骑马出现。岑参定睛一看，不由得高兴万分，居然还是老朋友！然后，岑参与老朋友一番寒暄：“韦兄，好久不见，你这是回京城吗？”“岑兄，别来无恙！我正返回京城！离家日久，甚是想念。岑兄，你这又是上哪儿呀？”……天色渐暗，两人不得不分开继续赶路。岑参本想托老朋友捎平安家书回去，偏偏没有纸笔，只好捎带平安口信。最后，二人依依不舍地告别，各奔东西……学生通过艺术的想象与联想，融入自身感受，与诗人进行心灵的沟通交流，使古代文学尤其蕴藏的丰厚思想文化内涵以鲜活丰盈的姿态存在于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这样，学生能够更为准确地把握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提升自身的人文素质，为文化传承创新奠定基础。“让学生从意境的再现中结合独特的审美感受再造个性的审美意识，这种效果远超我们字斟句酌的教学效果。”诗歌情境的创设与表演，极大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学习热情空前提高。本课题组成员曾多次在所任课班级组织过学生创设文学情境与表演，这样的课堂备受学生欢迎，教学效果较好。
众所周知，文学创作是和创作主体密不可分的，它集中表现了创作主体对客观世界的审美体验和认识。从古至今，创作主体在整个文学创作活动中的地位都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古代文论始终将对创作主体的研究置于重要位置，深入探讨创作主体的德才和学识、情操和禀赋等各个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这些因素与作家创作的关联性与复杂性。本文集中探讨的是中国古代创作主体的人品与文品的具体关系。“文德说”是中国古代作家论中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命题。它的实质是说创作主体的道德修养决定文学创作成就的高低，这在文学史上确是一种带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先秦开始一直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并且不断地加以发挥，“德”与“文”的关系随着其内涵的发展也是在不断地演变。“文德说”就其源，起自先秦时期的言、德之论，它最早出自《周易·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这里的“文德”，不是专门针对文人而言的，不专指作者，而泛指一种美德。《礼记·表记》中说“君子耻有辞而无其德，有其德而无其行。”
这既表明了德行第一、言辞第二的思想，又强调了德、行、言必须统一。虽然“文德说”在先秦并不专指文学，却对后世文学主体论的“德”与“文”的关系发生了直接的影响。汉代王充在《论衡》的《佚文》等篇中明确地提出了“文德”的概念，他说：“《易》日：‘大人虎变其文炳，君子豹变其文蔚。’又日：‘观乎天文，观乎人文。’此言天人以文为观，大人君子以文为操也。”“以文为操”，就是以礼乐规定的文饰为仪表，而这种礼乐规定的文饰是合乎道德规范的。在《书解》篇中又说到“人无文德不为圣贤”。这里将道德和文章看成一体，当然这一命题也引起了后世批评家们的争议。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文人的感情意念通过文辞都充分表露出来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继承“文德”之论的文论家颇多。魏文帝曹丕在《与吴质书》中提出的“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成了一个时期评论文人无德或少德的理论依据。
刘勰的《文心雕龙》除了有很多篇目论及文德之外，还有专篇论及文人品德，其论文人德行的专文是《程器》篇，借用《尚书·周书》上的比喻，说明人材要“贵器用而兼文采”，不能象近代词人那样“务华弃实”，本末倒置，强调文人要注重品德的修养。南朝梁代文学家萧统对于陶渊明的评价算是真知灼见，准确地论述了文与德的关系。陶渊明不仅诗品高洁，人品也一直为后世的人称道，特别是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令人敬仰。因此萧统不仅为他编文集，而且在序言中高度评价了陶渊明的文品和人品，这也是历史上最早的高度评价陶渊明诗品和人品的论文。唐宋时期，古文运动兴起，主张“文以明道”、“文以载道”，强调政治教化的功能，因此对作家道德修养的要求更为强化。唐代的韩柳及其门人对于“文德“作了更深一层的论述。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从古文运动的角度，阐述了学习古文须以“立行”为本，而以“立言”为表。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明只有“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进入了“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的境界，达到了“取于心而注于手”的熟练程度，并且还要再修养若干时日，“然后浩乎其沛然矣”，才能写出出色的文章。明清时代，文论家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等的观点，尤以宋濂为称首，其《文原》上下篇提出了文章的写作要崇实务本，合义理、事功、文章为一体的主张，认为文章的成败高下不能仅仅从文字上去下功夫、而要从根本上着手，十分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纵向观察，中国古代文论家都把“文德”说作为中国古代文学主体论的重要内容，认为文品是人品的反映，只要道德修养好的人才能创作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因此对于进行文学创作的主体而言必须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这样对于“文品”的提高也有积极的意义。中国古代文论中所出现的“文品”、“赋品”、“诗品”、“诗格”等概念，实质都是与“人品”对应而言的，以“立德”为创作主体的首要条件，古代文学创作中对创作主体德行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文论对主体性的深刻认识，对自身人格及创作的关系的认识。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评价它的作用和价值，既不能采取绝对肯定的态度，也不能采取简单的否定态度，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文学创作的成败显然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毕竟会有一个主导因素制约着，创作主体的品格是绝不容忽视的，主体的品格在很大程度上预先规定了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创作主体借其创作表达自己的情感、表现自己的审美情趣，因此表现主体的情志、个性、理想，始终是文学创作的基本特点之一。所以古代主体论对作家品格的重视，成为一个良好的导向，这使得作家不断地修身养性、加强道德修养，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这对社会风气的加强、文学的发展都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过分强调“立德”的作用，而忽视创作中的特殊性，这将无疑会阻碍文学的发展，如果完全用“德”、“人品”来衡量一个人的创作成绩，这也是极不公允的。因此我们必须强调创作主体既要重视道德修养，又要不断在实际中开阔自己的学识视野、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坚持不断创作、重视创作中的文辞表达，只有将这几者紧密结合，才有好的文章产生。
二教师在讲授《诗经•东山》时
怎样翻译和理解其中的诗句“熠燿宵行”呢？权威教材朱东润主编《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这样翻译：鬼火在夜间流动，其光甚盛。如果教师还原诗中的人物情感，就会发现，这样翻译欠妥。《东山》讲周公东征多年，戍守边疆的士兵还乡途中思念家乡。戍卒久征沙场，突然回家，路上想象家乡是不是荒芜了?亲人是否流散他乡了?他甚是担心。他回忆家乡过去的种种美好事情，包括新婚的幸福，漂亮的新婚妻子。这种回忆是温馨的，也是美好的。但是，如果翻译为鬼火夜间流动，这就给读者一种非常恐怖的感觉，不符合诗的温馨的情感氛围。如果翻译为萤火虫在夜间荒芜的乡村闪烁，那么这样，可以衬托家乡荒凉的境况，也可以带来一种美好的诗意氛围，这种美好的氛围也符合诗歌的体裁特点。鬼火流动，这是民间迷信的说法，《诗经》是儒家经典，儒家经典《论语》“子不语怪力乱神。”上面的解释不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的诗教理论，因此不宜这样翻译。对于诗中人物的感情，必须还原其本来情景；对于文赋，也应该还原其本真感情特点，如学习苏轼的文赋《前赤壁赋》时，怎么样理解赋中“客人”的感情呢？本来泛舟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美好的月夜，激发的应该是愉快的情感，为什么在饮酒乐甚之中突然有了“客人”的悲观情怀。原来赋中的“客人”也就是苏轼自己，其抒发的是自己的悲观情怀。苏轼这篇赋是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1079年贬至黄州，任团练副使。他渴望建功立业，却遭此贬谪，内心苦闷可知。在赋中抒发其悲观情怀，这符合苏轼本来感情状态。但是苏轼能够用老庄哲学和禅宗思想排遣其悲观情绪，最终达到一种清旷情怀。苏轼在赋中借“客人”之口表达忧伤情怀，借主人苏轼自己来排遣“客人”的忧伤。苏轼巧妙的构思，抒发了两种情怀。读者也全面地完整地体会了赋中的情感。总之，如果在教学时，将文学现象还原到历史文化背景之中去，将人物事件还原到历史本身，将人物感情还原为本来状态，学生就会深刻理解作家作品，文学修养水平就会显著地提高。
对于小学生而言，故事在课堂教学中的魅力较大，而“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教学过程中讲故事容易激发小学生的学习兴趣，带领学生进入学习状态。因此，小学数学教师应注意将数学问题穿插于故事中，应用故事教学的方式开展课堂教学活动，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引起好奇心，进而激发学生的数学学习兴趣。同时，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同时，还能深刻记忆，这有利于学生对数学问题进行回想、思考、探究，培养学生的数学知识素养。
1.2发挥教育作用
在小学数学教学过程中选择具有教育意义的故事，既能让学生在故事中学到相关的数学知识，同时也能让学生了解故事中所包含的故事寓意及人生哲理，在潜移默化中灌输有利于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念的思想，帮助学生在健康的环境中更好地成长。
2故事教学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应用措施
2.1注重故事的选择
小学数学教学中引入故事，能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因此，故事对小学生的影响力巨大，须注意对故事的选择。对小学阶段故事的选择，不仅要符合小学生的心理特点和年龄特征，同时还要有利于小学生身心的健康成长及终身发展。例如《葫芦兄弟》、《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等，这些故事中都含有与数学问题相关的数字，教师通过选择这些故事应用于数学教学中，不仅与学生特殊的心理各年龄特点符合，同时也能帮助小学生分清善、恶、美、丑，有利于小学生的健康成长，为小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奠定良好的基础。
2.2将数学问题融入故事中
讲故事既然当做一种教学方法应用于教学活动中，教师应学会有效将故事与教学进行有机结合，注意将数学问题融入到故事中。故事能有效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将数学问题融入到故事中有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效率，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例如，教师在进行一年级加减法（10以内）的教学过程中，若简单地对学生描述“2+5=7”或“6-3=3”，然后便要求学生记住，然而这种方法不能帮助学生理解，自然是很难记忆的。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妨应用讲故事的教学方法，将这些数字融入到故事中，以加强学生的理解，便于深刻记忆。
2.3把握故事的讲述时机
在教学中引入故事虽然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方法，但教师在应用这种教学方式时，应注重把握故事的讲述时机。数学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引入故事时，应结合教学课程的进度，适当选择讲故事的时机，且不能占用一节课中大部分的时间甚至是整节课的时间来讲故事。以免学生太过于关注故事，而忽略了学习。同时，数学教师还要学会灵活运用和变换故事，巧妙地将教学内容与故事结合教学内容，合理安排该课时应运用的教学方法和教学手段，或将故事结合其他教学方式（如多媒体教学、情景教学、合作教学等）展开教学。而不是每节课都运用同一个故事、同一种教学方法，以免不能达到故事教学的目的。
2.4注意故事的创新性
小学数学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引入故事时，可根据具体的教学目标、教材内容及小学生的心理及年龄特征，对故事有所创新。如一些故事过于深奥、冗长，教师可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将故事进行整理、改编，最后转化成一个简短精湛、易于小学生理解的小故事。而有些故事则因其普遍被讲授而失去了新鲜感，致使学生提不起兴趣，难以达到故事教学的目的，教师则应注重对故事进行创新和改编，对传统的故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利于学生数学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