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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农村困难户救济和“五保户”救济、灾害救济以及其他救济为主要内容的社会救助体系建设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在保障最困难群体的基本生活、维护社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长期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存在着两种独立体系，即“二元社会结构”①，因而造成了不具有“本市常住户口”的流动人口(主体是农民工)不仅在工作选择、子女教育方面，而且在养老、医疗、住房等收入和支出保障方面都享受不到城镇职工应有的福利保障待遇和公民权利。数量众多的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民工享受不到应有的基本社会保障与他们为城市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完全不对称，这是绝对不合理、不公平的，这种状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显得尤为触目惊心。从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入手，拆掉构成二元社会保障结构的社会基础，建立和完善包括流动人口在内的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彻底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之道，但如此浩大的工程在短时期内是难以实现的，因此要分清轻重缓急，分步骤、分阶段、有重点地逐步实施。而尽快建立针对流动人口遇到特殊困难情况下的紧急社会救助制度，应该是目前最迫切，也最为可行的政策选择和制度建设。
首先，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具有很强的紧迫性和现实性。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由家乡来到城市，收入低、保障弱，脱离了地缘、亲缘的社会支持系统，在城市时刻面临着找不到工作、失业、财务丢失、伤病等风险，有时候还成为偷盗、诈骗、抢夺、伤害等不法侵害的对象；而且其中不少特殊群体面临的风险更大，处境更为艰难，包括部分妇女、儿童、老年人、精神病人、患有严重疾病的人员、残疾人、流浪乞讨人员、刑满释放后无家可归人员、呆傻智障人员、走失人员、上访人员、拾荒人员等等。这些人几乎随时都有可能面临各种困境和威胁，很容易陷入身无分文、举目无亲、生活无着的境地。政府和社会的救助，能够使其人身最基本的生存和生活权益得到一定保障，有利于社会矛盾的缓解和人文环境的优化。
其次，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社会效益高，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意义重大。这种救助是在受助者最为难的时候雪中送炭，施以援手，在各种社会保障措施中具有十分鲜明的兜底性特征。这种救助不但能够维护特殊困难群体基本生活权益，而且能够缩小贫富差距，缓和城乡矛盾，协调社会关系，减轻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负面影响，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和社会风气，进而促进社会的公平、公正，消除和化解部分社会矛盾，因而成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反之，如果相当多困难群众难以获得有效救助，困难得不到解决，就可能引发和加剧社会冲突，甚至影响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大局。
我国建立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已具有良好的基础，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和时效性。我国政府中的民政部门是开展社会救助的主要力量。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了《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以下简称《救助管理办法》)，自同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同时废止了1982年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这标志着我国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制度正式建立。这是一项针对城市流动人口而设立的社会救助制度。将强制性收容遣送改为关爱性救助管理，建立以自愿受助、无偿救助为原则的新型社会救助制度，是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重大改革。《救助管理办法》实施以来，全国原有832个收容遣送站全部完成转制，北京、湖南等省市新设立了救助管理站，截至2004年底全国共有救助管理站909个。据统计，从2003年8月1日到2004年11月30日，全国共救助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670404人。[4]目前，我国的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在法规制度、机构设施、经费渠道等方面都已经初具规模，在此基础上逐步进行完善就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与建立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其他制度安排相比，完善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的成本低、基础好、易操作、效益高、现实作用明显，因此，目前我国应大力加强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建设，并以此为突破口，逐步建立和完善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社会的公正与和谐。
二、现行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管理制度的进步与局限
我国现行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管理制度是2003年6月20日国务院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办法较建国以来不同时期多次颁布的救助管理办法有明显的进步，即由强制性的收容遣送转变为关爱性的救助管理。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和政府执政理念的转变，由过去的权力政府，强调控制、管理，转变为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第一，救助管理制度用平等的眼光去看待流浪乞讨人员，认为他们在城市生活中遇到了暂时困难，而不是他们的本性有问题，不再把流动人口作为影响社会治安秩序的不稳定因素来看待。第二，在对对象看法发生变化的基础上，工作方法也由管理转变为服务，即帮助生活无着者度过困难，帮助他们恢复正常生活，而不是管制，救助机构不再有限制人身自由的权力。第三，该制度给予流浪乞讨者向救助站求助的自由，规定他们的合法权益不能侵犯，从而把受助者的选择置于重要地位，这体现了现代社会救助制度“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理念和对人的尊重。第四，该制度反映了政府的责任意识，从经费保障到提供服务，政府基本承担了全部责任。该制度还通过对救助管理站工作人员行为准则的具体规定，进一步明确了救助站的责任义务，使被救助人员的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得到保障。体现了对流浪乞讨人员进行救助是政府的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摒弃了个人责任观，这符合现代社会救助的主流的意识形态。
但《救助管理办法》的形成时间较短，受到原有体制等方面的一些影响，特别是与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理念和需要相比，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第一，该制度延续了城市和乡村分别对待的路径，明确指出救助对象仅为“城市”中的流浪乞讨人员，但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虽然以城市中居多，但农村里也存在，如此规定未能公平对待所有的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
第二，救助条件难以把握，没有把生活无着的人员列入救助对象，而是规定为“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中对什么是“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作出明确的界定，但没有明确“流浪”和“乞讨”应该是二者兼备还是只具其一，受助人员的范围依然模糊。按照民政部《实施细则》规定，救助对象必须同时具备四个条件：(1)自身无力解决食宿；(2)无亲友投靠；(3)既不享受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又不享受农村“五保”供养；(4)正在城市流浪乞讨度日的人员。现实中，真正同时符合上述四个条件的人员比例很小。因此，从工作实际出发，如何合理界定救助对象，做到“应该救助的得到救助，不应该救助的不予救助”还有待研究。
第三，对流浪乞讨人员中未成年人的救助保护和管理教育工作有待加强。大多数流浪乞讨未成年人常年脱离家庭在外流浪，历经曲折，他们的生存环境也使他们养成了一些不良行为习惯，造成心理健康状态不佳。为促使他们以健康的心态回到社会，需要进行必要的心理辅导和行为矫治。这方面应是今后我国着力加强的工作之一。
第四，《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十三条规定：对受助人员中的残疾人、未成年人或者其他行动不便的人，救助站应当通知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接回；亲属或者所在单位拒不接回的，省内的由流入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跨省的由流入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通知流出地省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接回，送其亲属或者所在单位。但在实际工作中，虽然有关部门制定下发了相关的规范性文件，但由于各省市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等原因，还有一些受助人员家属和部分流出地省市对于此项工作比较消极，跨省联系接送难度较大，工作受到一定影响。
第五，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还延续了收容遣送制度将救助人员送返原籍，由户籍所在地政府安置的思路。这是受目前形势所限而作出的选择，因此这项制度强调政府、家庭和社会三者责任有机结合，特别是流出地政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才能保证这项制度有效实施。然而目前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出地多是经济落后的地区，由他们负责解决返家受助人员的生产生活困难在主观上和客观上都有一定困难，这使得一些弱势群体的权益无法得到十分有效的保障。如何建立起全国有效的救助网络还需要做很多工作。而且，强调返回原籍使救助管理站倾向于提供其返回原籍的乘车凭证，限制了受助人员离开救助管理站后的去向。
此外，收容遣送制度废止后，新的替代性的社会治安管理手段没有跟上，致使职业乞讨等现象大量增加，这也是各级政府十分关注但又难以很好解决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城市管理手段才能解决。
三、对流动人口社会救助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大量农民流入城市的现象将长期存在，城市化进程仍将持续，因此流动人口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救助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应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理念全面指导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建设，有效利用现有条件和资源，对现行的救助管理制度进行进一步改革和完善，充分发挥救助管理制度在维护流动人口基本生活权益，调整利益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方面应有的作用。
第一，按照和谐社会的要求构建流动人口社会救助制度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要调整和转变观念。要转变对穷人的看法和态度，不能简单地把穷人的贫穷归结为个人原因，也不能把救助穷人单纯地看作是增加政府和社会的负担，而应看作是政府和社会的应尽之责，是保障公民基本生存权利的客观需要。协调利益关系与缓解社会矛盾，是现代政府的重要职能。
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这是弱势群体有权利获得社会支持与政府有责任制定有关保护弱势群体社会政策的依据。我国长期以来习惯于将救助与慈善等同起来，提倡人道主义，这与我国传统中儒家仁义学说、佛教的慈悲观念和因果报应说以及民间的道教思想一脉相承，很容易推广和被接受。但现代社会的社会救助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仅仅以人道主义作为思想理论基础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慈善虽然是一种善心、一种情操，却无法持久，因为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固定的，所以很难承担起救苦救难的责任。现代的社会救助制度则应强调是一种固定的、经常性的国家责任和社会责任。
人道主义的救助完全出于怜悯心、同情心和慈悲心，但有一些局限性：一是救助者需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完全依靠其内在的道德、情感因素和主观意愿实施救助，不具有强制性，因而救助行为具有主观性，财物的来源没有保证，无法制度化和规范化。二是救助多为个人行为，缺乏有效、充足的财力保障，救助者即使愿意提供救助，也要受到自身财力、能力的限制，无法持久、经常、固定地提供救助。三是即使救助者具有救助意愿和救助能力，也会因主观因素对被救助者进行选择，无法保障遇到困难的人都得到救助，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四是救助者与被救助者不平等，救助者没有救助的义务，救助行为显得高尚，而被救助者是被怜悯、可怜、同情和施舍的对象，得到恩惠，因而有可能使救助带有一定条件。
现代社会救助是政府行为，是政府的一项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强调社会救助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只要是穷人，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其收入低于贫困线，就有权利申请救助，或者说，个人需要时，接受社会救助是一种法定权利。建设面向和谐社会的社会救助体系，必须实现主导观念从人道到人权的转变，建立客观、系统的现代救助制度，使流动人口的利益得到切实保障。
第二，要适应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完善救助管理制度，切实保障流动人口基本生活权益。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应适时进一步完善《救助管理办法》，使之具有更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扩大救助覆盖面，将虽没有流浪乞讨行为，但因各种原因已经处于生活无着境地的流动人口都列入救助对象，积极予以救助；要尽快建立省际受助人员接送机制，逐步建立和完善人员接送的程序和规范，健全管理制度。
要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建立救助管理工作的社会化参与机制；要鼓励和支持民间组织、慈善团体、宗教组织和广大市民通过义工服务、捐款捐物、告知引导和直接救助等多渠道、多形式参与救助工作。要呼吁全社会共同关心、关注、支持、参与救助事业，建立有效而又稳妥的社会化参与机制。
民政部门要从特殊困难群体的特殊需求出发，逐步探索全方位、多层次的救助方式，丰富救助内容，实施人性化的救助。除日常救助外，要针对不同类型受助人员的生理、心理、文化水平、个性特征进行必要的物质帮助，特别是积极开展心理辅导、行为矫治、精神慰藉、法律援助等特殊救助，争取逐步做到“分类救助，按需施救”。要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建设，逐步实现人性化、专业化、规范化、标准化管理。
另外，还应研究制定对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受助人员实施救助管理的具体政策规定。要针对流浪乞讨人员中的智障人员、精神病患者这一特殊群体制定保护性、约束性的救助服务、治疗管理等方面的工作程序、工作标准和工作措施，推动工作的规范化，体现社会的温暖。同时要强调建立流动人口的危重病人救治机制，明确责任主体，制定工作程序，疏通经费渠道。
第三，以构建和谐社会为目标，逐步解决流动人口中的弱势群体问题。从源头上，各地必须切实负起责任，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加快农村社会救助制度建设，以保障贫困人口的最基本生活。同时，加大扶贫力度，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引导有一定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走上自食其力的道路。在城市，应当逐步给予符合相关条件的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降低他们在城市就业的门槛；而当他们失业或陷于生活无着时，纳入城市社会救助制度的覆盖范围。在此基础上，我国应进一步完善流动人口的基本生活、医疗、工伤、教育、养老保险等各方面的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各种制度的有效衔接，建立起公正、积极、高效的社会救助体系。
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最根本之道，则在于加快社会结构的转型，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并在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通过完善基于公平和公正的社会政策，普及国民待遇原则，维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将贫富差距和城乡差距控制在适度的范围内。
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成就，实现了社会财富的巨大增长。但随着我国改革的不断深入，经济领域的制度变迁带来了社会群体间利益结构的变化，社会财富的增长并没有全面兼顾利益主体多元化的社会整体，致使一些社会群体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享受了更少的改革利益，承受了更大的改革风险，这部分群体即所谓的“弱势群体”。
1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目的及意义
现代社会救助起源于历史上的慈善事业，现代社会救助是提供立法规范并制度化的社会政策，为了帮助社会脆弱群体摆脱生存危机，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扶助措施。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一样，都是立足于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权益、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宗旨的安排。通常情况下，社会救助是一种政府或社会行为，救助对象是容易遭受生活困难的脆弱群体，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的最低社会需要，采取非供款制与无偿救助的方式帮助社会脆弱群体。
2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现状
2003年8月1日，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宣布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目的的“收容遣送制”被更具人文关怀的“救助制”所取代。“救助”制度的建立更加体现了国家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尊重与保障。然而新办法执行以来，以社会救助为职责的救助管理站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效应。据了解，全国909家救助站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现状，同时也遇到很多救助站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例如，很多流浪人员面对救助站提供的救助表示拒绝。因为救助站工作的根本原则是自愿救助、无偿救助，也就是说要提供救助首先要征得被救助者的同意，所以这些流浪人员来与不来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同意也不能够强迫。另外，在实际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流浪人员属于职业乞丐——以乞讨作为谋生手段的人。
救助站提供的救助内容主要是劝说流浪者住进救助站，给其提供衣食及生活补助，在生活一段时问后将其送回家乡或是给不肯进救助站的流浪人员一定的生活帮助。也就是说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只是一项临时性的救助措施，可是仅仅提供这些并不能够满足流浪人员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讲，长期在外流浪，家的概念已经很模糊了，就是说将他们送回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再加上他们就算回到家以后，生活还是没有着落，最后还得出外谋生，这样的话，之前的救助就没有发挥作用，还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就目前的情况看，救助站主要能够解决的是那些生活上临时出现困难的人群，比如务工不着、钱财被盗等，这些人和家里取得联系后一般很快就会寄钱过来，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回家。但是那些只把救助站当作临时性遮风挡雨的场所，以流浪乞讨维生、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的问题如何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深入思考。这也是制度设计时需重新考量之处。另外，主动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并不多，公共场所的流浪乞讨人员反倒增多。不属于救助对象的钱物花光、丢失、被偷、被抢、被骗等造成的生活无着的人员占被救助人数的大多数。出现了重复救助现象。受助人员的真实情况难以核实，受助人员中未成年人、精神病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缺乏完善的监护设施，由于其他机关没有切实履行职责导致这部分人长期滞留在救助站。救助站，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救助站经费缺乏。救助站工作人员培训教育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
3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3.1政府对于社会救助问题认识不够全面
没有对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员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根据具体人员划分及救助手法做出具体要求。譬如说，有些人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但又不好意思寻求救助组织的帮助。另外有些人专门靠骗取社会救助金来进行奢侈消费。有的人仅仅需要的是现金帮助能够帮其返乡，还有儿童不仅需要现金救助还需要教育救助，等等。总而言之，在现实生活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会有各自不同的救助需求。在政府还没有对这些情况做到充分认识的条件下制度的设计必然是不完善的。
3.2救助体系建设不够健全
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立法层面。(2)财政保障层面，(3)制度执行层面。没有健全的体系保障，具体的救助行为就无法开展。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救助行为就没有可依据的范围，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怎么做以及遇到问题相关部门之间应该怎么协调等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
3.3组织体系不够完善
主要体现：(1)职能界定不清晰。救助管理部门分割，力量和资金的分散，缺乏统一的归口管理，对救助工作不能进行有效统筹，加大了社会救助工作的协调难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助工作的无序现象，在实践中常常出现重复救助或救助不到位的情况。(2)救助系统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形成倒金字塔现象，社会救助工作最繁重的基层从事救助管理的人员最少，救助工作力量严重不足。(3)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低，各项救助工作难以科学化，社会救助的整体效果不够理想。
4制度改革建议
(1)相关领导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与专业研究人员紧密联系，制订更加具体且适合的制度。针对现今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仔细研究分析。拿出相对的改革措施，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模式，更新管理方法，将有限的资金运用到适当的领域中，将社会资源最大化。
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医疗保险制度的变革联系在一起的。20世纪90年代末，政府在实施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同时，把医疗救助问题提到日程。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项工作的发展很不平衡，只在极少数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开始试行，从总体上看基本处于探索阶段。
一、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性质和特点
（一）筹资方式的多样性
社会医疗救助制度遵循积极筹资、量力而行、有多少钱办多少事的原则。从筹资方式上看，救助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财政支持和社会捐助两个方面。这种筹资方式，不强调权利与义务的对等。出资者的行为不是为了获得享受社会医疗救助的权利，主要是出于一种爱心、一种社会责任感。
（二）救质的公益性
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既非纯粹的政府行为，也有别于一般的营利行为，它是一种主要由政府资助、社会捐助和道德力量支持的社会公益性活动。在我国社会上经常出现的一些通过募捐等方式，筹集一定数量资金，指向性地捐助给特定的重病者。这说明医疗救助作为一项公益性社会活动在群众中具有广泛的思想和心理基础，因而获得社会力量支持的力度和可能性较大。
（三）救助对象的广泛性
从根本上讲，只要是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都应是社会医疗救助的对象。它了般不对服务对象预先进行基于履行义务的资格审查和限制，服务对象也是随着其经济状况的变化而随时变化的。在救助水平上，社会医疗救助只能是“雪中送炭”，救助标准相对较低，是以维持其基本生存能力为目的救治行为，防止其因病致贫、返贫。
（四）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所救助的对象是其他几项医疗保险制度难以涵盖的，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中发挥着最后“兜底”的防线作用，是恢复家境、逐步脱贫以至彻底根除贫困的治本之策。对于因病致贫的贫困户，对于主要劳动力或收入来源的劳动者来说，救治一个病人无异于救助一个家庭，提供一个摆脱贫困的前提和机会。
二、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必要性
（一）有利于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建立
我国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基本原则和方向是建立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妥善处理好公平和效率关系、各方面责任边界明晰的新型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为广大职工提供基本医疗需求。发展社会医疗救助事业，不仅是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医疗问题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推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建立、实现新旧制度平稳过渡的重要条件。
（二）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稳定
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社会保险制度的滞后，使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的弱势群体在较长一段时间内依然存在。他们是社会最需要给予关注的弱势群体。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了避免收入分配差距造成的贫困现象给经济和社会持续稳定发展带来的影响，维护社会的公正和稳定，在帮助这部分人恢复自我保障能力的同时，客观上要求建立具有广泛覆盖性和包容性的社会救助系统，其中包括社会医疗救助系统。
（三）有利于保证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正常运行
目前，我国建立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大体上包括三个基本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基本医疗保险，主要作用是通过互助共济保障城镇职工的基本医疗权益；第二个层次是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及大病医疗互助、特殊人群医疗补助，主要作用是适应部分不同人群，以满足其不同的或更高层次的医疗需求；第三个层次是社会医疗救助，主要作用是对城镇弱势群体特别是对低收入者和贫困者给予必要的帮助。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医疗保障体系的第三个层次，第一、二个层次也就会扭曲、变形，医疗保险制度也就难免回到“包”的老路上去。
（四）有利于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
在政府主导下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对弱势贫困病人实施医疗救助是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内容，是政府部门的一项义不容辞的重要职责，也是实现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体现。
三、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有利条件和现状
（一）我国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方案的设计上为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留出了空间
为了满足有不同支付能力的社会群体客观存在的不同层次的医疗消费需求，政府在制订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方案上，鼓励发展补充、商业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同时也为发展其他保险留出市场空间。发展包括医疗救助在内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不仅是国外发展社会保险的成功经验和一贯做法，也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和适应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客观需要。
（二）我国社会上积极倡导的慈善事业及募捐活动为建立医疗救助制度奠定了基础
慈善事业、义捐活动作为一种扶持社会贫困弱者的民间群众性互助活动，其意义在于它能够通过汇集民间的财力来对需要社会救助的成员进行有效的救助，以解除被救助者的生存危机或特别医疗困难，从而起到弘扬社会成员的爱心与道德、促进社会文明健康发展和减轻政府压力的多重作用。我国大陆及香港、澳门、台湾等地通过社会募捐等形式为救助贫困疾病患者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我国部分地区的改革实践为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提供了经验
1.出台政策，确定了救助范围
上海市2001年8月在做好医疗救助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医疗救助对象和具体申请条件。北京市从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城市特困人员医疗救助暂行办法》，规定以申请医疗救助的对象以及凭《北京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金领取证》就医实施减免医疗费用的办法。广州市对低保救助对象患重大疾病的人进行限额资助，不同的病种资助的金额不同，拨出的专项资金将逐步缓解这种困难局面。
2.制定标准，明确了救助形式
上海市救助标准为个人基本医疗费用在扣除各项医疗保险可支付部分及单位（包括职工大病互助保障计划等）应报销部分后，其个人实际支付部分按25％——50％比例的额度给予补助，全年医疗救助额度累计一般不超过5000元。北京市医疗救助的额度按照个人负担医疗费用的50％支付，全年个人累计医疗救助支付额度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确属特殊困难人员，经向户口所在地街道办事处（乡人民政府）申请，区县民政部门审批后，可适当增加医疗救助比例。停产、半停产等特殊困难企业确实无力支付医疗救助资金时，职工或退休人员可通过所在单位向所在区县劳动保障部门申请医疗救助，全年个人享受的医疗补助金额原则上不超过1万元。海口市41个社区卫生服务站对辖区内困难群众免费建立个人健康档案，并每年免费体检两次；对辖区内困难群众免收挂号费，治疗费减免30％；对高血压、糖尿病、脑中风后遗症、恶性肿瘤晚期等患者进行系统管理，每季度定期随访一次，指导用药和自我保健。
3.筹集资金，保证了救助急需
上海市积极扶持慈善医疗救助事业的发展。市慈善基金会从2001年2月份起正式实施慈善医疗救助计划。根据这个计划，慈善基金会通过向社会各界定向募集资金，设立慈善医疗专项基金，每年从基金中拨出500万元，对本市城镇1万名没有能力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和补充医疗保险的社会特困人员，实施慈善医疗救助。北京市实施医疗救助所需资金是通过政府资助和社会筹集等方式解决，资金专账管理，专款使用。市民政局还从社会福利彩票所筹福利金中提取15％用于城市特困人员的医疗救助。为解决特困职工因经济收入过少，同时又因负担医疗费用过重而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问题，对“鳏寡孤独”及发生特殊困难或特殊疾病的人员，政府出面多方筹集资金，对特困人员因医疗费用支出过大造成的困难给于救济。广州市从2000年1月起在城镇实施了特困人员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按当地生活保障标准的14％对城镇特困人员给予医疗救助。两年来，共为21342人提供了医疗救助。此外，市政府2002年拨出1000万元专款，区县级市拨款1300多万元，社会福利彩票募捐到800多万元，组成重大疾病医疗救助金，帮助低收入困难家庭的大病医疗。佛山市专门设立了“社会医疗救助金”，重点用于特困人员等人员的医疗费用。河南省信阳市政府成立了由财政、民政、卫生等部门组成的无主病人专项资金管理委员会，设立专项救济基金解决无主病人看病欠费问题。
4.建立医院，提供了优惠服务
北京市为完善医疗救助制度，保障低收入群体医疗需求，于2001年年底正式建立了首家社会福利医院。该院是一所隶属于市民政局的全民所有制非营利性二级甲等综合性医院。城市低保对象中“三无”人员和因公致残返城知青到社会福利医院需住院治疗时，将根据有关规定为他们优惠服务。安徽省要求所有政府举办的非营利性医院设立“助困病房”或“助困病床”，对困难群体实行“特困救助”，在保证医疗质量和满足基本医疗需要的前提下，选用适宜技术，把“助困病床”的单病种平均住院费控制在普通病床的75％以内，超过部分由医院统一实行减免。郑州市成立了济困医院，以无偿服务的成本价向全市低收入人群提供可靠的基本医疗服务。广州市为特困低保对象专门建立了慈善医院，明确所有的低保对象在慈善医院看病可按一定的标准享受免费医疗，特困户可获得二定的优惠。同时，该市投入1800万资金计划建立全国第一个痴呆康复楼，为老年人提供专业护理。海口市规定市属各医院在门诊专门增设特优诊室，向困难群体提供优惠服务。
四、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实施范围
社会医疗救助的基本范围，主要是对贫困群体在疾病医治费用遇到困难时，不具有依靠其他途径享受医疗服务条件，以及对医疗负担承受能力十分脆弱，现有的医疗压力又威胁着家庭成员生存的个人和家庭。具体而言，应侧重的是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贫困者和无固定收入、无生活依靠、无基本医疗保险的下岗失业者、残疾者、老龄者，以及一些意外情境下的伤病者。具体包括：
一是转型时期的下岗职工、失业人员等特殊群体。城市中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已成为转型时期一个与日俱增的新的社会弱势群体，占据了城市贫困人口的绝大多数，已逐步取代原有的民政救济对象而成为贫困救助的主体。
二是生活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的残疾人员。目前全国约有各类残疾人6000多万人。北京市一项城市贫困人口致贫原因调查分析中称，在贫困家庭的总人口中，残疾人占19.8％，这既是贫困人口致贫的主要原因，也是妨碍脱贫解困的重要原因，而且是一种几乎无法解脱的原因。残疾人的情况虽然不完全相同，但其经济来源主要是靠家庭、亲属供养和国家、集体救济，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生活状况在总体上不容乐观，是一个最典型的特殊社会弱势群体。既具有经济利益上的贫困性，又具有生活质量上的低层次性，还具有承受能力上的脆弱性。残疾人因身体存在缺陷，疾病对他们的威胁也就更大，在医疗需求上表现的更为迫切
三是体弱多病鳏寡孤独等老年弱势人群。老年人体弱多病，医疗需求相对增多，比其他年龄段群体在医疗保健方面有更多的需要，他们是发病率、患病率最高的人群，而且发生高额医疗费用的概率大。同时老年人群的经济状况与其他年龄段群体相比又处于劣势，特别是高龄老年人及无子女或子女不在身边的“空巢家庭”的老年人，由于他们退休时间较早，退休金一般比较低，对于过高的医疗费用，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极其有限。城市老年人特别是处于最低收入水平及以下的体弱多病鳏寡孤独等特困老年人，已成为我国体制转换时期的一个新型社会弱者群体。在医疗保障方面，如果按照与其他人群一致的做法“一刀切”，势必导致部分老年人有病不能医、不敢医。
四是其他特殊情形下需医疗救助的弱势群体。近年来城市流动人口的比例在逐年增大，城市里形成了农民工群体。据调查统计，目前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工约1.2亿人。他们属于城市中生活水平低、基本上无任何保障的人口。很多人士要从事苦脏累险的工作，工资收入低，工作时间长，并且难以得到同城镇常住人口相等同的劳动与生活保障待遇，从而导致高概率的健康损害。再加上他们因收入不稳定及收入向其农村家庭的转移，因而也成为城市贫困人群的主要构成群体，进入有病无钱就医的行列。此外，在日常工作生活中，经常会出观一些意外伤害无钱救治的伤残者及不明身份的或虽明身份但无法及时找到出资人的弱势病人。
五、社会医疗救助资金的筹集渠道、救助方式和原则
（一）筹集渠道
1.政府财政支持
改善贫困人口的健康状况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各级财政部门应根据统筹兼顾以及现实需要和可能，编制医疗救助的经费预算，保证医疗救助必要的资金。要按照财政管理体制，实行分级管理，加大监管力度，防止挪用挤占，确保专款专用。
2.吸纳社会捐助。
社会捐助是医疗救助的主要经费来源之一，要建立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医疗救助捐赠活动及其基金的使用，形成统一规范的接受捐赠服务的网络。应设立专门的慈善医疗专项基金，从其收入中划拨一部分用于医疗救助。
3.特别捐税补助
为扩大医疗救助基金的来源，可开辟特别新捐税，此项税收直接进入社会保障基金医疗救助特别账户。我国目前收入差距拉大，出现某些消费畸形。可征收像高档化妆品进口税、遗产税及高档宴席税等，调节社会分配出现的巨大鸿沟，为低收入阶层提供必需的医疗保障。
4.其他渠道筹集
从医疗保险基金中适当划入一部分，医疗保险作为一种社会保险，为社会弱势群体的医疗服务应提供一定支持；企事业单位等投资一部分，应制定优惠政策，建立多元化的对弱势人群事业的投资机制，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和外商投资弱势人群的医疗救助事业；此外，还应从各种罚没收入、社会福利彩票收入中划入一部分作为医疗救助基金。
（二）救助程序
1.本人申请
符合医疗救助范围的弱势群体，本人可根据实际医疗需求和收入状况向所在社区提出申请，并提供有关的证件和收入证明。
2.资格审查
对申请者要经过必要的资产评估、实际收入水平和病情等进行调查核实，对其资格进行审查，并及时掌握保障对象的动态情况。目前可以近似地采用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所规定的收入标准。在此基础上经过评议后提出初步意见，并在申请人居住地社区张榜公示，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合理。
3.审核批准
对符合条件并经审核批准后，正式发给医疗救助卡，从而持卡享受相应的医疗救助待遇。
（三）救助原则
医疗救助的规模、水平等完全取决于医疗救助资金能否得到保障。由于各地经济社会水平的差异，医疗救助也不可能制定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满足医疗救助资金的需求，无论中央还是发达地区的财政，都是难以做到的。主要是医疗救助的资金需要与供给的矛盾非常突出，贫困或特殊人群中患者增多，医疗总量扩大；医疗费用价格上涨，使医疗救助费用不断增大。这些都加重了医疗救助作为最后一道防线的压力。因此，社会医疗救助只能提供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是一种救危性救助而非康复性救助。
（四）救助形式
1.专项经费补助。财政每年应根据救助对象的治病需求，拨付一定的经费，专款专用，小病专用，大病补助。
2.医疗费用减免。给医疗机构一定的经济补贴，或举办专门福利性质的医院，免费或优惠部分医疗费，为救助对象提供优惠医疗服务。如北京市规定，享受医疗救助卡的特困人员，可持医疗救助卡在社区卫生服务站就医，或经批准到北京市福利医院就医，费用按规定减免。
3.开展义务巡诊。组织医务工作者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定期或不定期地到社区开展义务巡诊活动，向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免费或价格低廉的医疗报务。
4.组织慈善救助。社会或慈善组织为贫困病人组织开展义诊、义捐和无偿义务活动。
5.缴纳医疗保险。—用社会医疗救助基金为救助对象缴纳医疗保险费，帮助其参加医疗保险乙如镇江市规定，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享受本市城镇居民家庭最低生活保障的职工和退休人员，由市医疗保险经办机构为其办理参加住院医疗保险的手续，所需缴纳的费用由社会医疗救助基金予以列支。
六、基本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抓住有利时机，尽快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
我国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应坚持大力提倡，积极支持，正确引导，不断规范，强化服务，稳步推进的方针。各级政府特别是劳动保障、民政、卫生和财政及工会等有关部门要予以足够重视和大力支持。当前，在我国医疗保险制度全面推进的同时，部分地区的实践为发展社会医疗救助事业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实践表明，在我国全面建立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条件基本具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政府有关部门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各地要抓住有利时机，积极推动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建立，发挥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的整体效应。
（二）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促进社会医疗救助事业的发展
要运用一定的政策和财政扶持，有意识地对社会医疗救助事业进行必要的引导。发展社会医疗救助事业，政府要大力提倡和动员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并且要注意对制度建设和运行机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积极有效的规范。由于我国地域辽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较大，医疗卫生状况不同，因此建立和健全医疗救助体系也应从本地的实际情况出发，逐步在有条件的地方推开。不断扩大范围。要实行宽松的和支持性的政策，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强化管理服务。
（三）积极筹措资金，保证社会医疗救助工作的开展
根据社会医疗救助制度的特点，其所需资金必须坚持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一方面政府要承担必要的财政支持和组织管理责任，增加必要的资金投入，这应是医疗救助的主流筹资渠道。同时，要在医疗机构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做出有利于社会医疗救助事业发展的规定；另一方面要积极提倡和动员社会力量给予支持。要强化公益性宣传，鼓励对社会医疗救助机构的捐赠，制定医疗机构承担一定比例的社会义务救护工作的规定。
（四）完善相关政策，建立社会医疗救助的公共设施
政府在有条件的城市要建立部分公立免费或低费的医疗救助医院。目前医疗卫生系统正在进行着一场全面改革，可划拨一小部分卫生资源组建“贫民救助医院”或“社会福利医院”，专门收治处于弱势群体的患者，所发生的医药费用，可按照有关规定享受医疗救助的免费或优惠政策。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中，要加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及服务站的建设，强化预防疾病等服务功能，努力使社区成为价廉方便并能提供较好服务的基层卫生组织，并积极探索为社会弱势群体建立廉价医院、廉价门诊的途径。
（五）加强组织协调，形成推进社会医疗救助工作的整体合力
1社会救助制度建立的目的及意义
现代社会救助起源于历史上的慈善事业，现代社会救助是提供立法规范并制度化的社会政策，为了帮助社会脆弱群体摆脱生存危机，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扶助措施。与其他社会保障制度一样，都是立足于社会公平的基础上以保障公民基本生活权益、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为宗旨的安排。通常情况下，社会救助是一种政府或社会行为，救助对象是容易遭受生活困难的脆弱群体，目标是满足社会成员的最低社会需要，采取非供款制与无偿救助的方式帮助社会脆弱群体。
2我国对流浪乞讨人员救助制度现状
2003年8月1日，总理签署国务院第381号令，《城市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同时宣布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废止。以“维护社会治安”为目的的“收容遣送制”被更具人文关怀的“救助制”所取代。“救助”制度的建立更加体现了国家对于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尊重与保障。然而新办法执行以来，以社会救助为职责的救助管理站并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社会效应。据了解，全国909家救助站几乎无一例外地存在“门前冷落鞍马稀”的现状，同时也遇到很多救助站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例如，很多流浪人员面对救助站提供的救助表示拒绝。因为救助站工作的根本原则是自愿救助、无偿救助，也就是说要提供救助首先要征得被救助者的同意，所以这些流浪人员来与不来完全属于他们自己的权利，他们不同意也不能够强迫。另外，在实际生活中，有相当一部分的流浪人员属于职业乞丐——以乞讨作为谋生手段的人。
救助站提供的救助内容主要是劝说流浪者住进救助站，给其提供衣食及生活补助，在生活一段时问后将其送回家乡或是给不肯进救助站的流浪人员一定的生活帮助。也就是说救助站对流浪乞讨人员的救助只是一项临时性的救助措施，可是仅仅提供这些并不能够满足流浪人员的需要。对于他们来讲，长期在外流浪，家的概念已经很模糊了，就是说将他们送回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再加上他们就算回到家以后，生活还是没有着落，最后还得出外谋生，这样的话，之前的救助就没有发挥作用，还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浪费。就目前的情况看，救助站主要能够解决的是那些生活上临时出现困难的人群，比如务工不着、钱财被盗等，这些人和家里取得联系后一般很快就会寄钱过来，绝大部分都会选择回家。但是那些只把救助站当作临时性遮风挡雨的场所，以流浪乞讨维生、无家可归的老弱病残的问题如何解决，需要政府和社会的深入思考。这也是制度设计时需重新考量之处。另外，主动求助的流浪乞讨人员并不多，公共场所的流浪乞讨人员反倒增多。不属于救助对象的钱物花光、丢失、被偷、被抢、被骗等造成的生活无着的人员占被救助人数的大多数。出现了重复救助现象。受助人员的真实情况难以核实，受助人员中未成年人、精神病人，老年人、残疾人等缺乏完善的监护设施，由于其他机关没有切实履行职责导致这部分人长期滞留在救助站。救助站，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救助站经费缺乏。救助站工作人员培训教育工作有待进一步展开。
3我国社会救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3.1政府对于社会救助问题认识不够全面
没有对真正需要救助的人员进行详细的调查分析，根据具体人员划分及救助手法做出具体要求。譬如说，有些人是真正需要帮助的但又不好意思寻求救助组织的帮助。另外有些人专门靠骗取社会救助金来进行奢侈消费。有的人仅仅需要的是现金帮助能够帮其返乡，还有儿童不仅需要现金救助还需要教育救助，等等。总而言之，在现实生活中根据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会有各自不同的救助需求。在政府还没有对这些情况做到充分认识的条件下制度的设计必然是不完善的。
3.2救助体系建设不够健全
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1)立法层面。(2)财政保障层面，(3)制度执行层面。没有健全的体系保障，具体的救助行为就无法开展。没有相关的法律保障，救助行为就没有可依据的范围，可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应该怎么做以及遇到问题相关部门之间应该怎么协调等问题都不能得到解决。
3.3组织体系不够完善
主要体现：(1)职能界定不清晰。救助管理部门分割，力量和资金的分散，缺乏统一的归口管理，对救助工作不能进行有效统筹，加大了社会救助工作的协调难度，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助工作的无序现象，在实践中常常出现重复救助或救助不到位的情况。(2)救助系统人力资源配置结构不合理，形成倒金字塔现象，社会救助工作最繁重的基层从事救助管理的人员最少，救助工作力量严重不足。(3)社会救助工作人员专业化程度低，各项救助工作难以科学化，社会救助的整体效果不够理想。
4制度改革建议
(1)相关领导加强对社会救助工作的认识，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与专业研究人员紧密联系，制订更加具体且适合的制度。针对现今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仔细研究分析。拿出相对的改革措施，完善相关制度。建立合理高效的管理模式，更新管理方法，将有限的资金运用到适当的领域中，将社会资源最大化。
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和发展提供与创造了多方面的条件，其许多功能和作用是非国有经济所无法取代的。第一，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公用设施的建设和经营领域，如邮电、铁路、港口、供水、供电部门等，其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大都由国家投资和国有企业经营，以满足国民经济运行和发展的需要。在这里，国有经济承担着为整个国民经济服务、并为其它经济部门和企业取得效率与收益创造条件的职能。第二，国民经济的一些基础工业部门如重要资源和能源的开发生产等，由于投资规模大、收益回收周期长，同时，由于这些部门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因而许多也是由国家投资、由国有企业经营的。国有经济发挥着促进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创造经济增长和市场正常运行基础的功能。第三，在其他的许多经济领域，国有经济承担着提高国家的经济竞争能力以促进本国市场经济的开放和走向国际市场的职能，承担着创建新兴工业和产业、进行重大科学技术研究和开发的职能，承担着一定的经济调节的职能。同时，在创造和扩大就业机会、开发和援助落后地区、接管某些发生危机或破产的重要民间企业以保持社会稳定等方面，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国有经济的这些功能，弥补了市场经济中市场机制在一定领域、一定方面的失效，保障了市场的正常运行，促进了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表明了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必要性。国有经济履行这些职能并有效发挥作用，都是以其自身的经济活动来体现的，这就使国有经济作为市场经济中的一定经济形式成为市场主体具备了基础性条件。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市场主体的可能性也日益突现。就国有经济而论，国家拥有所有权并不排斥国家所有权与国有企业的控制权、经营权的分离，也不排斥对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等都集中于国家的产权结构重新安排。国有经济的产权制度本身具有权利行使性的特征，即国有经济的资产运营总是在国家或政府的授权下由一定的组织或个人来进行的，这就为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提供了前提和可能性。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和市场经济发展中由于生产的社会化、分工的专门化、经济的信用化对市场主体所提出的要求相符合的。国有经济在资本国家所有的基础上，通过在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使国有企业真正成为企业法人，国有企业也就有可能成为有活力、有生机并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主体。
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创造和提供了国有经济的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条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作为市场客体的资产已经价值化、货币化和信用化，这就使国有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委托—关系、激励和约束机制等的多样化、有效化获得了广阔的空间，从而为在国有经济中调整、改革和重构企业制度，建立与完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现代企业制度，创造了市场客体条件。同时，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形成完善有效的市场体系，竞争的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存在与完善，有助于克服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情况下国家作为所有者同国有企业经营者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竞争的经理市场的完善与发展，有助于形成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而竞争的资本市场的完善与发展，也可能使国有企业的经营绩效得以基本反映。这些，提供了在国有经济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使其有效运行的充分竞争的市场条件，从而使国有企业建立与发展现代企业制度、作为市场主体参与竞争成为现实，促进国有企业焕发活力与生机。
二、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
认识国有经济与市场经济关系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市场经济是一种效率经济，讲效率是市场经济的一个重要要求。有的人对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持怀疑态度，就是以国有经济的国家所有必然造成国有企业在市场经济中的低效率为论据的。因此，考察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效率问题，不能不涉及资产所有状况与企业效率高低的关系问题。
在国有经济中，资产所有权不属于任何个人所有，而属于全体公民作为一个整体（由国家来代表）所有。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个人能以其个人身份和名义对国有资产提出剩余索取权要求，国有经济的收益归全民作为一个整体所享有。由国有经济的资产所有属性所决定，其基本单元即国有企业的效率高低、盈利或亏损，并不对构成国有资产最终所有者整体的个体产生直接的利益影响，因为每一个公民个体因国有企业的盈利所获致的利益和因国有企业的亏损而承担的损失是极其间接和微乎其微的。因此，作为国有经济最终所有者整体构成部分的公民个体，缺乏直接地主动监督国有经济提高效率的激励。而作为国有经济所有权直接代表的政府，一般而论应该是有这种激励的，因为国有经济运营效益的提高、利润的增加，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扩张和社会福利的提高，这对于作为国有资产所有者代表的政府应该有足够的激励效应。但问题在于，一方面，许多国有企业本身就承担着实现一定社会目标的职能，在一定的条件下，政府作为所有者正是要通过一定的管理手段要求这些国有企业去实现所承担的社会目标，其间有时不得不把利润目标、效率目标放在次要位置；另一方面，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国家或政府代表全体人民行使所有者主体的职能，但这是在一个相当大范围中通过若干层次建立和形成一定委托关系，才能实现国有资产的管理与国有企业的经营的，其间可能产生比较高的运营成本，缺乏有效的监督激励手段，同时可能逐层弱化国有经济的所有权约束，从而导致国有企业的效率降低。因此，人们经常可以看到，在国有经济的运营中，一方面是大量否资产国家所有就必然造成经济的低效率，或者说国有经济中存在的低效率状况就必然地、绝对地是由资产国家所有造成的？对此还应作进一步的深入分析。
有些人认为，公有、国家所有必然造成企业的低效率，而私有制必然带来私有企业的高效率。然而，大量的研究分析说明，私人所有权并不必然、绝对地产生私有企业的高效率。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所有权和管理经营权统一于私有者一身的方式，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公司企业中已不复存在。一方面，现代公司所使用的先进而又极端专业化的生产与管理技术使得往往只具备普通知识的股东即一个一个的私人所有者，即使有着强烈的谋求收益最大化的目标，也很难对经理人员的经营进行干预；另一方面，现代公司的巨大规模又使股权异常分散，单个或数个股东缺乏足够的财力通过持股的数量来控制公司的生产经营。因此，在私人业主制中能发挥其作用的私人所有者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在公司制企业中很难、甚至不大可能发挥出来，从而难以成为决定这些企业效率的唯一的因素。没有充分的理由说明私有公司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就一定比国有企业中的经理人员，基于所有权的原因而更加关心企业的利润最大化和效率。私有制的运行实践也表明，市场经济中大量的私有企业的破产，既是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强制性作用，也是由于这些私有企业的低效率，资产的私有并没有绝对、必然地保证私有企业的高效率。
显然，市场经济中一定经济形式的企业效率的高低并非绝对的、唯一的和所有权关系相联系。在市场经济中，企业的效率高低和成功与否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1.就产权制度对于企业效率的影响而言，并不仅仅只是对所有权发生影响。所有权、控制权、经营权、收益权等构成的权能结构以及在不同权能主体之间形成的相互制衡关系，还有协调权能结构和权能主体之间关系的激励、约束机制等，都对企业的效率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设定其它条件不变，在同一所有权的前提下，不同的企业或者同一企业采取不同的权能结构、在不同的权能主体之间形成不同的制衡关系以及不同的激励与约束机制，其经营效率肯定是不同的，甚至有着极大的差别。因此，不能只是简单地从所有权关系考察国有经济的效率，还应该看到在所有权关系不变的条件下，对产权制度其他方面的调整、改革也会影响到国有经济的效率。
2.市场经济中企业具有效率和成功的必要条件是充分而公平的竞争环境。不论是国有经济，还是非国有经济，在委托——关系下形成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状况时，如果缺乏竞争的市场条件，都不可避免地产生经营者或人侵犯所有者或委托人权益、预算约束软化从而效率低下的问题。而在竞争的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都可以利用市场这个间接治理方式以及内生的内部治理结构，实现对经营者或人的有效监督，从而使企业经营具有效率。
3.市场经济中影响企业效率的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企业的治理结构。就公司制企业而言，无论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形式，都不可能回避委托——问题，都要分层次地把资产经营权委托出去，都有成本问题，关键在于成本和收益的对比，在于付出一定的成本以后，所取得的所有者收益的水平高低。多层次委托关系导致高成本、弱监督激励的问题，对于国有经济和私有经济都是存在的，关键在于建立和形成一个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在一个有效的治理结构的框架中，所有者和经营者、委托人和人的责权利是明确的，相互之间存在着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在国有经济中，只要建立和形成了有效的治理结构，政府作为国有资产的所有者，通过诸如任命董事会、监事会成员或经理人员及监督考核企业经营绩效等方式手段，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的有效运作，就可能履行国有经济所有者代表的职能，促进国有企业不断提高生产经营效率。
还必须特别指出，企业的产品或产品结构、市场需求及其变化、对某一经营事项所作的战略决策是否正确以及企业整体管理水平的状况等等，都对企业效率产生着影响，而且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有可能发生着极其重大的影响。
总而言之，国有经济的资产国家所有的属性在一定条件下有着使国有企业产生低效率的可能性，但资产国家所有并非是低效率的充分必要条件或绝对唯一的原因。在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同样具有产生高效率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在国家所有的基础上，只要建立适当的产权制度，实现产权明晰，建立有效的治理结构，形成激励和约束机制，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做出正确的经营决策，加之充分而公平的市场竞争条件，国有经济同样会有较高的经济效益。因此，就市场经济是效率经济而言，并不否定国有经济成为市场主体。
三、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的矛盾
说明市场经济中国有经济也是重要的市场主体，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不绝对地是低效率，并不意味着就否定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中的矛盾。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进程中，国有经济也存在着矛盾的方面，对此应该区分不同的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1.布局性矛盾
市场经济的发展客观上要求国有经济的存在并发挥一定的功能，但国有经济的数量与分布显然有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越过这一区间，就会发生所谓布局性矛盾，即国有经济数量过多、分布过泛所产生的矛盾。长期以来，由于我国的国有经济布局不合理，国有企业数量过多，在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分布过泛，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低、设备和产品老化的问题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难以形成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对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造成许多障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经济的功能难以充分发挥，也隐含着出现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布局性矛盾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存在诸多问题的极其重要的原因，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调整和对国有企业进行战略改组。
2.体制性矛盾
经过20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已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国有经济的面貌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是，我国国有经济的形成和在改革开放前的发展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连，旧体制对国有经济的影响仍然在许多方面存在，有的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明晰的产权关系，有的国有企业仍然预算约束软化、难以自负盈亏、不能适应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许多国有企业还普遍存在着政企不分、机构庞大、人员冗多、企业办社会等问题。这就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所产生的国有经济的体制性矛盾。这一矛盾的根源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
3.管理性矛盾
任何人类行动，包括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命行动和社会意义上的个体和群体行动都要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实施，时间和空间成为人类行动首要的约束条件。作为战略和策略的制定与实施当然也是如此，时空定位必然要成为政策的制定、实践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基本问题，在时空观问题上的模糊必然导致在发展方向、实践结果方面的模糊和紊乱。因此十分有必要从时空定位角度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这一重大战略性政策体系进行深入的分析
一、必须十分重视从时间维度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分析和把握
首先，时间维度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首先面对的约束条件。
所谓的时间维度或时间约束问题，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战略意图在多长时间内达到或初步达到所设计的理想目标。时间定位方面的差异从表面上看只是体现为时间长短和速度快慢，而实质上将会使整个政策体系供给的基本思路会产生本质的区别。正如在期间，速胜论和持久战由于在时间定位上的不同，必然带来策略上、技术上、民众的组织动员上的巨大差异，这不再是抗战需要三年、五年还是八年的问题，而体现为价值取向方面的根本区别，体现为对战略局势最基本的判断；也如同在建国以后，对由新民主主义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过渡的时间问题做出不同的判断将会带来差异非常大的实践后果。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宏观性和战略性、全局性的特点，这就使得对它的时间约束的判断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对时间维度的不同认识会导致理论预设、指导方针和政策供给方面的巨大差异。
我们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体到解决中国城乡二元结构这个最为重要和核心的问题上来。这样时间约束问题相应地也可以简化为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究竟会是一个在短时间内可以得到解决的阶段性问题，还是一个在很长时间内始终存在的基本状态。如果认为城乡二元结构是可以在短期内（如十年、十五年）解决的阶段性问题，那么在户籍制度、城市建设、农村住房制度、农村耕地制度等方面就必然以此为前提作出相应的安排，带来的必然是积极的、快速的、甚至是激进的城市化过程，这种快速城市化不仅仅意味着人口向城市的带有不可逆性质的大量快速集中以及户籍身份的变化，实质上是政策体系的制定和供给就不会考虑和照顾农村地区的独特性而倾向于以城市生产生活内容为标准，会以城市生活的、工业化的甚至是后工业化的观念框架和概念系统去定义和解释农村社会的现象。
更为具体的，我们以农村金融和司法为例来进行简要说明。
金融支持对于农村生产发展至关重要，西方金融学界对农村金融市场的特点的总结是贫穷、人口密度低、市场隔离、风险高、季节性因素导致的高交易成本、缺少传统的抵押品、收入波动较大、分散风险的机会有限，这些特点使农村金融市场不同于城市金融市场，通常使以利润为导向的现代金融机构望而却步。从时间约束的角度来分析，如果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可以在短期内完成的任务，在金融政策上必然强调以正规化、公司制的现代商业银行的模式在农村地区提供金融服务，或者说，必然地会以城市金融的“模样”在农村地区加以复制，这样做的后果只能是要么以行政力量强行驱动“资金下乡”，但由于会造成商业银行出现亏损而难以为继。事实上这种方法在商业银行纷纷上市的背景下已经几乎没有操作的可能，要么听任农村地下金融盛行而得不到法律的制约和有效地管理和控制，造成高利贷盛行，最终受到损失的只能是分散的农户。而如果能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视为一个长期的过程，将城乡二元结构视为中国的基本国情认真对待，就会在政策设计中充分重视农村乡土性质的特征，在带有城乡二元性质的金融制度创新方面做更多的引导和鼓励，在农民金融合作方面做更多的尝试和努力，所谓的“资金下乡”问题有可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不同的时间约束将会导致农村金融实践方面的巨大差异。当前我们越来越倾向于以“法制”为主要手段构建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正如本文讨论的主题，如果倾向于认为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则必然地会强调农村地区在各个方面与城市的迅速“并轨”，包括实现社会秩序的方式和手段。城市地区的秩序形成建立在高度工业化社会基础之上，发达的社会分工体系、标准化、科层化和理性化使得单独依靠“法制”就基本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当这种思路在快速移植到农村时就会出现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如果倾向于认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是一个在短期内无法得到彻底改变的基本状态，就不会急于以“法制下乡”的形式向农村输出秩序，而会在各种秩序形成机制方面做更多的综合工作，不会使用“先进——落后”、“正确——错误”这样简单的二分法看待各种“小传统”和地方性知识在乡土社会中构建秩序的重要作用，给予这些手段更大的施展空间。或许能够创造一种以法制为导向的，更具综合性特点，更加适合中国二元结构的、成本更低、也更加有效的秩序形成机制。
因此，在强调城乡统筹的同时，必须更加注意农村地区的承受力，考虑政策实践的摩擦成本，重视一种外生性的政策力量“嵌入”乡村社会时会遭遇到的种种变数，力争形成一种充分考虑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模式，农村将不再是以西方为指归的“现代化”视野里的“累赘”，而成为中国现代化最重要的“战略总后方”。
二、必须十分重视从空间维度方面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分析和把握
这一问题可以分为两个相联系的两个层面。
首先，是中国农村发展呈现极为明显的非均衡的特征，统一的中央政策如何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非常巨大，同时地域文化差异也十分明显的不同区域得到全面的贯彻实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当前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就面临这种困难。因此，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政策制定方面应当宜粗不宜细，如果要求过于具体，甚至将其指标化，那么在传统的压力型体制的作用下，很多地区会开展新一轮达标升级活动，基层干部出于完成上级任务和实现自身政绩的需要，往往会要么以表面文章虚与敷衍，要么会竭泽而渔带来巨大浪费和损失，结果与中央的预期往往背道而驰，以前这样的教训已经很多。
正文：
社会主义？它不仅与空想社会主义有别，与资本主义有别，而且与马克思原来设想的发达社会主义也有很大区别。了解这些区别，才能更明确现实社会主义存在的发展的根据。
一 唯物辩证法是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最根本的方法论
1 唯物辩证法是最完整最深刻即无片面性弊病的方法论
唯物辩证法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的科学形态的辩证法。它是由三大规律和诸多范畴按其内在联系而组成的科学体系，是事物发展变化的源泉和动力。质量互变规律揭示了一切事物运动、变化、发展的两种态度，即量变和质变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规律性。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了事物由矛盾引起的发展，即由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的前进运动。由于唯物辩证法是从自然界和社会本身抽象出来的科学理论，由于唯物辩证法揭示了事物发展过程的内在本质及其规律，所以它必然成为我们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的方法论。
2 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需要唯物辩证法做指导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项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各种现象纷繁复杂，各种矛盾盘根错节，各个方面相互联系，从而构成了一个异常丰富的矛盾统一体。要对它进行研究，必然要回答以下一系列问题：它是以什么性质和特点存在的？它运动和发展的动力、源泉和特殊根据是什么？它的内在机制是如何运行的？它有哪些发展规律？等等。这就需要唯物辩证法作指导。唯物辩证法“主张从事物的内部、从一事物对它事物的关系去研究事物的发展，即把事物的发展看作是事物内部的必然的自己运动，而每一事物的运动都和它的周围其他事物互相联系着和相互影响着。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在事物的外部而在事物的内部，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唯物辩证法的这些特征为我们不断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部矛盾和发展规律指明了方向，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原则。
3 只有借助辩证法才能使我们的研究成果成为科学
应当肯定，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是为亿万人民改革和建设的实践所证实的科学理论，是指引我们继续前进的伟大旗帜。但是，这一理论并没有终结人们的认识，而是进一步开辟了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认识。应当看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而我们对这个发展过程的许多规律还知之不多、知之不深。“我们的许多方针、政策和理论还有待于完善，要随着实践的发展，不断经受检验，得到补充、修正和提高。”只有借助于唯物辩证法，才能在实践的基础上做到这一点。
二 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
1 全面性原则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由相应的经济、政治、文化诸多系统互相作用而构成的整体大系统。因而在研究过程中，不要忘记这一系统与其他系统地联系；也就是说，应从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复杂联系中把握各种现象和问题。同时，应尽可能地研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切方面：既要研究其经济系统，又要研究其政治、文化系统；既要研究社会主义的一般特征，又要研究中国社会的具体特点；既要研究历史发展，又要研究现实状况以及发展趋势；既要研究经济基础，又要研究上层建筑；既要研究本国的建设实践，又要研究国外社会主义的发展；既要研究成功的经验，又要研究失误的教训；等等。
2 发展性原则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而目前我们正处于这一过程的初级阶段。我们应当用发展的观点去考虑各种现象和问题。因此，要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即：要研究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以及社会体制的发展形式；研究我国几十年来的经济与社会的变迁；研究改革开放三十年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同时，尤其要注意研究我国社会内部矛盾的发展，即：要研究我国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研究我国社会阶级矛盾或阶层矛盾的发展；研究我国社会利益群体矛盾的发展；等等。只有依据事物发展的辩证特征，端正我们的认识并去指导研究过程，才能得出合乎客观实际的科研成果。
3 实践性原则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就是实践的。在其发展中所提出的一系列课题都带有实践的。我们对它的认识也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实践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因此，我们应当遵循实践性原则。大力开展社会调查，社会调查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实践活动。调查提供了研究问题的可能。只有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才能提供认识所必需的信息和资料。社会调查的实质就是我们逐渐掌握社会生活第一手资料的过程，就是我们认识社会现象和探讨社会规律的过程。同时，我们还应当自觉地将研究成果接受实践的检验，并在实践中逐步补充、修正、完善和提高。
4 具体化原则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的灵魂，也是我们研究时应遵循的原则。比如，要具体研究治理整顿和深化改革的方针、政策和措施；研究经济与社会持续、稳定、协调发展的内在机制和具体问题：工资问题、劳动问题、就业问题、治安问题、人口问题，等等；再如，要具体研究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研究不同类型地区的发展规划与步骤；等等。其次，研究方法要具体。我们应当从特定的角度研究某个具体问题。只有遵循具体性原则，才能避免大而无当，才能深刻地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态的方法论意义
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无论是一种社会制度，还是一种社会实践，其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优越性，都源于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人们单凭感觉往往是难以全面认识和把握的，而需要通过社会的现实表现和发展状态才能有深切的体会。所以，社会主义本质只有愈充分地反映和体现在社会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并展示位世界的发展状态，人们才愈容易感受到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优越性，才能愈能认同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对此，恩格斯作过这样的总结：“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辩证法才有可能”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把唯物辩证法运用于社会历史领域，在充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剖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无产阶级及其人类解放事业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因此，沿着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开创的道路继续前进，是我们今天进行理论研究的必由之路。（作者单位：西北民族大学学院）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M］.第38卷，第15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5卷，第181页
［3］ 李杰.历史进程与历史理性——唯物史观史学方法论［M］.人民出版社.2010
［4］ 张艳玲.论「以人为本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到科学发展观［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会计工作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尤其是新的《会计法》的出台对会计工作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会计作为经济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抓住机遇，适应新形势要求，提高会计工作质量，从而更好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加速我国会计现代化的进程。
为适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要求，企业财务管理要从管理目标、融资内容、资本结构、风险管理方法、财务分析以及分配方式等方面进行创新；实现知识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创新是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必须转变理财观念，提高财务人员创新能力，并借鉴国际经验以积极开展相关理论研究。
社会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迈进，引起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广泛而深刻的变化。这一变化对建立在传统工业经济基础之上的财务管理模式提出一系列创新要求。因此，探讨知识经济下的财务管理创新，是企业实现成功理财的必然选择。
1现代企业财务管理面临的问题
11原有的产权理论及制度加剧了股东、经营者和员工之间的利益冲突
知识经济是建立在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上的经济，它使传统的以厂房、机器、资本为主要内容的资源配置结构变为以知识资本为主的资源配置结构。而我们现有的产权理论和制度仍然维护“业主产权论”，忽视了人力资本对公司发展的重大作用。事实上，在现有的市场经济中，创造、接受、利用、加工信息和掌握知识技术的员工在企业财富的创造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而，在传统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时期，现代企业已不再仅仅是“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问题，现代企业实际上是财务资本与知识资本这两种资本及其所有权之间的“复合契约”，是“利益相关者”的产权合作。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的产权理论及制度只注重有形资产和投入资本的配置，忽视知识资本的有效配置，只注重出资者享有企业的剩余索取权，排斥智力劳动及其他相关利益者对企业的剩余分配权，从而，会加剧所有者（股东）、经营者和员工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在这种情况下，财务人员有必要进一步明确应该以谁的利益最大化为企业的理财目标。
1.2风险理财已是财务管理中的重要问题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企业会面临更多的风险：①由于经济活动的网络化、虚拟化，信息的传播、处理和反馈速度将会大大加快，倘若企业内部和外部对信息的披露不充分、不及时，或者企业当局不能及时有效地选择利用内部和外部信息，会加大企业的决策风险；②由于知识积累和革新的速度加快，倘若企业及其员工不能及时作出反应那就不能适应环境的发展变化，会进一步加大企业的风险；③高新技术的发展，使产品寿命周期不断缩短，这不仅加大了存、贷风险，而且加大了产品设计、开发风险；④由于“媒体空间”的无限扩展以及“网上银行”和“电子货币”的运用，使得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加快，由此使货币风险进一步加剧；⑤在追求高收益驱动下，企业将大量资金投放在高新技术产业和无形资产上，使投资风险进一步加大。因此，如何有效防范、抵御各种风险及危机，使企业更好追求创新与发展已是财务管理需要研究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1.3现有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投资决策需要
传统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增长主要依赖厂房、机器资金等有形资产；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资产结构中以知识为基础的专利权、商标权、计算机软件、人才素质、产品创新等无形资产所占比重将大大提高。无形资产将成为企业最主要、最重要的投资对象。但现今财务管理的理论与内容对无形资产涉及较少，在现实财务管理活动中，许多企业往往低估无形资产价值，不善于利用无形资产进行资本运营。传统的工业经济时代的财务管理理论与内容已不适应知识经济时资决策的需要。
1.4现有的财务机构设置与财务人员素质严重妨碍着信息化、知识化理财
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一切经济活动都必须以快、准、全的信息为导向。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应是管理层次及中间管理人员少，并具有灵敏、高效、快速的特征，我国现有企业财务机构的设置大多数是金字塔形，中间层次多、效率低下，缺乏创新和灵活性；财务管理人员的理财观念滞后、理财知识欠缺、理财方法落后，缺乏掌握知识的主动性，缺乏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这一切与知识经济时代的要求相去甚远，严重妨碍了信息化、知识化理财的进程。
2知识经济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创新
2.1财务管理目标的创新
企业财务管理目标是与经济发展紧密相连的，这一目标的确立总是随经济形态的转化和社会进步而不断深化。西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先后经历了“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到“超利润目标管理”的转换。世界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化，企业知识资产在企业总资产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知识的不断增加、更新、扩散和应用加速，深刻影响着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使企业财务管理的目标向高层次演化。原有追求企业自身利益和财富最大化的目标将转向“知识最大化”的综合管理目标。其原因在于：知识最大化目标可以减少非企业股东当事人对企业经营目标的抵触行为，防止企业不顾经营者、债权人及广大职工的利益去追求“股东权益最大化”；知识资源的共享性和可转移性的特点使知识最大化的目标能兼顾企业内外利益，维护社会生活质量，达到企业目标与社会目标的统一；知识最大化目标不排斥物质资本的作用，它的实现是有形物质资本和无形知识资本在最短时间内最佳组合运营的结果。
2.2融资管理的创新
企业融资决策的重点是低成本、低风险筹措各种形式的金融资本。知识经济的发展要求企业把融资重点由金融资本转向知识资本，这是由以下趋势决定的：知识资本逐渐取代传统金融资本成为知识经济中企业发展的核心资本，西方股份选择权制度的出现使科技人员和管理人员的知识资本量化为企业产权已成为现实，深圳华为公司在人力资本产权量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金融信息高速公路和金融工程的运用，加快了知识资产证券化的步伐，为企业融通知识资本提供具体可操作的工具；企业边界的扩大，拓宽了融通知识资本的空间。
2.3资本结构的优化创新
资本结构是不同资本形式、不同资本主体、不同时间长度及不同层次的各种资本成分构成的动态组合，是企业财务状况和发展战略的基础。知识资本在企业中的地位上升，使传统资本结构理论的局限性日益突出，因而有必要按照知识经济的要求优化资本结构：一是确立传统金融资本与知识资本的比例关系；二是确立传统金融资本内部的比例关系、形式、层次；三是确立知识资产证券化的种类和期限结构，非证券化知识资产的权益形式和债务形式以及知识资本中人力资本的产权形式等。优化创新资本结构的原则是通过融资和投资管理，使企业各类资本形式动态组合达到收益、风险的相互配比，实现企业知识占有和使用量最大化。
2.险管理方法的创新
风险是影响财务管理目标的重要因素。知识经济时代企业资本经营呈现出高风险性和风险表现形式多样化的特征：一是知识产品价格中物质材料成本的比重很小，而研究开发的固定成本急剧上升，使经营风险多倍扩大；二是因金融市场和内部财务结构的变化使财务风险更为复杂和多样化，如技术债务资本的流失、泄密、被替代或超过保护期可能导致企业的破产，人力资本产权的特殊使用寿命和折旧方法会增加现有资本结构的不稳定性；三是开发知识资产的不确定性水平提高，扩大了投资风险。四是作为知识资本重要构成要素的企业信誉、经营关系等变化使企业名誉风险突出。为此应以现代手段创新风险管理方法，一方面要对风险的各种表现形式进行有效识别，确定风险管理目标，另一方面要建立风险的计量、报告和控制系统，以便采取合理的风险管理政策。
2.5财务分析内容的创新
高校作为思想文化建设的重要场所，在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大学校园文化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些方面甚至引导着社会文化的进步。
一、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校园文化建设中的重要性
在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思想多样化的新形势下，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地位，有助于使高校校园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助于使广大学生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中分清是非、健康成长，对于全面实施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
当前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现状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之间存在一定的差距。
1）校园文化建设在物质方面投入较多，在精神方面投入不够。
高校是培养国家人才的地方，多年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没有好的校园文化，不可能造就出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受急功近利思想的影响，在校园文化建设中，许多高校只重视物质文化建设，而忽视了精神文化建设。在高校掀起的旧校区改建、新校区建设热潮中，许多院校一味强调美化校园环境，重视物质条件的改善，殊不知精神文化才是校园文化真正的核心内涵，是校园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忽略了精神文化建设，校园文化建设只能流于形式。
2）高校校园文化建设多局限在学生管理和娱乐层面，思想意识教育功能没有得到彰显。
校园文化虽然有管理和娱乐的功能，但更重要的却是它的思想教育功能、控制功能和导向功能。校园文化的实质是赋予大学生一种文化意识，使其长期置身于浓郁的精神氛围，在潜移默化中得到熏陶和感染，不自觉地形成一定的文化意识和文化品格。
3）多元化社会思潮的影响，使大学生价值观易偏离社会主义方向。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和社会急剧变革的当代，各种非主流文化蜂拥而来，对大学校园文化建设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社会思潮与价值取向的多元化趋势凸显，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群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等级观念与平等意识的冲突在大学生群体中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如果不对这些社会思潮加以引导，势必会使高校学生的价值观偏离方向，从而影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校园文化与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领地位。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途径和方法
高校必须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校园文化建设，积极探索融入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努力营造良好的育人氛围，从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高。要发挥校园文化熏陶作用，运用理论、文化、宣传等手段对大学生的人生价值取向加以正确的舆论引导，通过科学的管理、完善的制度、健康活泼的集体活动来营造一种明朗、健康、活泼、有序的文化氛围，形成正确的舆论导向和有凝聚力的校园文化，给学生以积极的影响。
1）充分发挥高校思想政治课的主阵地作用。
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培养大学生核心价值观的主渠道和主阵地，所以思想政治理论课要紧紧围绕大学生的培养目标，内容积极创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容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在方法上也要不断创新，传统的教育模式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忽视受教育者的真实需求，缺乏思想的交流与共鸣。要改革思想政治课"灌输"式的教学方法，针对学生所关心的社会问题，切身利益问题，多给学生提问和讨论的机会，善于运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引导并激励学生，最大限度的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
2）积极打造有特色的校园文化品牌。
目前，高校校园中客观地存在着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相抵触的社会思潮。这些思潮的传播和蔓延侵蚀着高校教师和学生的政治思想和价值观念，给高校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了挑战。因此，如何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高校校园的社会思潮，构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大学精神，已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积极探索校园文化品牌建设，是校园文化发展的更高追求，也是高校特色发展的必然趋势。高校应该从办学思路与特点，人才培养思路出发，整合和挖掘学校的文化资源，融入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特色，广泛开展提高大学生综合素质的有益校园文化，营造与办学特色、育人目标相匹配的校园文化。
3）将主题活动、素质拓展、专业渗透相结合，扩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阵地。
首先，要高度重视主题活动建设，将价值观教育的主题与学生活动相结合，在活动中凸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其次，要重视拓展训练。通过有计划的活动和创设有意义的情境，创造富有吸引力的学习氛围，使学生在较短时间内，通过体验、分享和交流，达到改善情感、观念、态度、行为等综合素养的体验式教育。最后，要重视专业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全体教师的应尽职责，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于专业教学的全过程，特别是专业实践教学之中。
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要重视三个结合。
第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要和中国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用中国人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学生更易接受，效果更好。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关于教育下一代如何做人、做事的精辟论述，例如"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威武不能屈"等，是我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当中很重要的内容。
第二，要与中国国情结合。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我们要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化成果。但是，一切优秀的世界文化成果要真正在中国发展，必须和中国的现实国情相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如果不和中国现实国情结合，让大学生脱离了中国国情这个实际，可能导致他们不知所措。
第三，要与学生实际结合。现在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产生了一些现实的价值追求判断上的新问题。现在的大学生存在厌恶劳动、强调自我价值、缺乏责任感、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差等不良问题。如何引导他们树立科学的价值观和崇高的理想，是大学校园文化建设面临的新课题。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大学校园文化建设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营造校园环境，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示范引领作用，进一步将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社会实践与学校管理尤为重要，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融入"要全面，符合高校实际，推动建立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
一是融入教育教学，形成各级学校有机衔接的课程教材和教育教学体系。
二是融入社会实践，形成学校、企业、政府、社会共同参与的实践育人模式。
三是融入文化育人，形成涵养优秀传统文化和校园文化品牌的培育机制。
一、本问题研究的重要意义
1.理论上，通过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这一命题的基本问题进行哲学研究和分析，有助于正确处理基本问题与其他问题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助于构建并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理论构架体系。
2.实践上，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选择问题，有助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大学生当中的培育和践行，有助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目的的实现和教学实效性的提高，有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
3.学科建设方面，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思想政治理论课发展的内在要求，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宣传和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进行主流意识形态教育的重要阵地，属于理论二级学科范畴，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基本问题及其路径，有助于丰富理论二级学科建设的内容，从而也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持。
二、国内外关于本问题研究的现状
本课题研究既需要梳理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又要梳理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建设和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这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均能为本课题研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关于意识形态教育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研究
国外学者不仅始终关注意识形态问题，而且也十分关注意识形态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于德育课程理论和德育课程实践的研究上。对如何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作了一些研究，并有一批有影响力的成果，如杜威的《教育的道德原理》、查赞・巴里的《当代道德教育理论》等，基本观点认为，把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是道德教育理论的核心，在教学方法上，反对灌输，强调受教育者的主动性和自觉性。
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继而党的十又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概括为二十四个字，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研究也随之繁荣起来。国内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及其教育的研究成果十分丰硕。如韩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周中之和石中臣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探索》等等。论文方面数以万计，如陈力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研究的国外学术维度》、周中之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研究》、韩振峰的《高校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基本途径》，等等。研究的主要内容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的实质和内容、必要性与可能性分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的经验总结；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教育的路径和方法等。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理论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如周琪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三个转向及实现》，刘峥《大学生认同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等，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意义、方法、对策以及路径方面的研究。
（1）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思想政治理论课之关系研究
做这方面基本问题研究的成果还比较少，其中钊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关系研究》一文中做了初步的探讨，他认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间具有相当紧密的联系，思想政治理论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是辩证统一的。[1]
（2）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难点及存在的问题研究
薛明珠、陈树文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思考》一文中，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要难点进行了深入地思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增加了融入的难度；要根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层次对思想政治理论课课程体系进行重新定位和梳理；教学方法陈旧、形式单一；教学效果评价困难。并提出了具体恶实施途径：以实践活动为载体，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化；拓展第二课堂进行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行多元化评价方法。[2]
陈延斌、周 斌则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调查与思考》这篇文章中，分析了当前高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信仰存在一定程度、范围的弱化；实用主义增强与理想信念弱化交织；对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重要性的认识显现出两重性的倾向；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的政治、理论素养有待提高；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存在亟待改进的问题与环节，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对于实现有效融入具有极大的意义。
（3）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实施路径研究
胡绿叶、何菊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路径探索》一文中提出三条路径选择：以提升教师素质槠鸬悖展开理论研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现为主线，精选教学内；以大学生认知律为导向，创新教学方法。以校内外教学资液为载体，拓展教学途径。邵 银 、余 华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分别从四门思政课特点出发，提出了开展核心价值观教育的侧重点问题：“基础”课重在帮助大学生厘清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逻辑结构，领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统文化资源；“原理”课教学重在帮助大学生理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指南；“纲要”课教学侧重于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宽广的历史视野和深厚的历史积淀 ；“概论”课教学重在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主义属性，提高大学生对价值观的鉴别和选择能力。陈宗章在《社 会 主 义 核 心 价 值 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思考》一文中设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实现路径：规范化路径，即合理规范设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的计划大纲，作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本依据，使之成为总体教学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组织、有秩序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提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实际效果，对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效果要有制度化的考核评估机制；生活化路径，即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要体现生活内容，在生活叙事中展开实践活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成为大学生生活的新常态；社会化路径，即搭建社会化的教学实践平台，展开广泛的社会实践调查研究，加强大学生面向社会的志愿者活动等。王占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途径研究》一文中，提出以下几条途径：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标及内容体系，从根本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感知；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方式方法，从手段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认同；融入思想政治教育的支撑体系，从环境上确保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大学生所接受。
三、已有研究存在的不足
以上国内外关于意识形态基本范畴、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为开展本课题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支持。但是已有的研究尚存在不足：
1、鲜有对地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特点及局限进行研究。
2、主要集中于“融入的路径和策略等方法论上”的研究，体现出一种急于求成的倾向，而对一些基本的理论维度和文化维度问题缺乏细致的思考和探索。
3、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有效性条件研究不足，对融入过程中存在的困难缺乏足够的重视。
4、技术性路径研究呈现出简单重复的研究状态，缺乏可操作性的创新。
5、缺乏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践中存在误区的思考。
社会救助制度是指公民因各种原因导致难以维持最低生活水平时，由国家和社会按照法定的程序给予款物接济和服务，以使其生活得到基本保障的制度[1]。我国社会救助历史悠久，然而，对致贫原因所持的观点、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权责关系等社会救助的理念却在不同时期表现出质的差异，以90年代城市居民社会救助制度的建立为转折点，我国的社会救助史分为传统社会救助和现代社会救助两个阶段。
一、传统社会救助。我国的社会救济制度是在50年代形成的，在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以“低收入”为前提实现了城镇人口的“普遍就业”，而就业又与政府包揽、企业包办的保险福利制度相联系，所以，社会救济只对极少数保险福利制度“漏出”的人而言的，其重要性无从谈起[2]。在城市贫困问题发展的初期，中国政府并没有考虑到创建一种制度性的社会政策作为长久的应对措施，而是习惯性地采用了“搞群众运动”的临时性补救措施，不够规范，并没有达到应有的效果。在传统社会救助阶段，主要是坚持以下理念为特征的。
1.个体归因性贫困观。这种观点认为人都有同样的通过努力工作获得发展的机会，如果一个人陷于贫困，那肯定是由于个人的原因，这些原因包括个人经济上的失败、遗传因素、个人的道德品质和不良生活方式、家庭环境等[3]。个体主义贫困观在西方颇为流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也认为“既然自由的市场机制已经给人们提供了各种机会，那么不能获取这种机会的责任只能在于个人而不在于政府管理者”[4]。贫困被归因于个人的懒惰与无能，济贫措施都带有惩罚与歧视性质。在我国，个体主义贫困观一直得到社会的广泛认同。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勤劳自立、勤俭持家，一个人的贫与富完全是自己个人或家庭的事，直到今天，这种个体主义贫困观仍有相当的市场，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依然深入人心，“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仍然是人们教育子女的常用警言。
2．救助理念上的施恩思想。在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建立之前，社会救助作为一种慈善事业，是对穷人的一种施舍和恩赐，其思想基础是人道主义精神。实际上，施恩论是个体主义贫困观的逻辑发展，社会救助作为一项社会保障制度，集中体现着对社会弱势群体的人道性和人们相互之间的互助共济性。那种建立在怜悯和同情基础上的社会救济，实施者和受惠者是不平等的。实施者以仁者自居，总带有某种程度的优越感，是在做好事。受惠者显现一种感恩戴德的欠情心态，缺失自尊、自强、自立、自主的精神，其中一些人慢慢地演变成被动的等、靠、要的惰性，使贫困者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传统社会救助阶段政府救济带有某些施舍、爱心、同情的属性，典型表现是“节日问候，平时不管”，由于仁慈具有非约束性、等级次第性并带有施舍色彩，存在此基础上的社会救助是自发的、无序的，慈善虽然是一种善心，是一种情操，却无法持久，因为它不是经常的，也不是固定的[5]。这种随意性很大的道义性救济，对大量贫困人口只能是杯水车薪，无法承担最后一道防线的安全网重任。
3．行为取向上的特殊主义。社会救济在思想上主要源于仁政论和道义观，社会救济主体关系上，非法律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道义上的施恩、受惠关系。即政府非法定社会救济义务主体，低收入者非法定社会救济权利主体[6]。各级政府面对大量需要救助的贫困人口没有统一的标准，多采取临时性救助措施，救助程序无明确的法律规制，操作起来只能采用特殊主义规范。根据施恩论和关怀论，“恩”可以施给你，也可以施给他；可以关怀甲，也可以关怀乙。在救济对象、救济标准的制定、以及救济程序的操作化方面趋于随意性，缺少稳定性、规范性和法律约束力，这与现代国际社会通行的社会救助制度相比，具有质的差异，这种社会救济操作上的随意性不能不说是一种慈善和道义思想影响的结果。特殊主义的行为取向使得社会救助的资源分散，救助的瞄准机制失灵，相当一部分贫困人口应该得到救助而实际上没有得到。
二、现代社会救助。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和权利意识的增强，越发要求建立科学的现代救助制度，以维护人们的最低生活水平。要使社会救助制度真正成为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最后的安全网，必须进行制度改革与创新。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与创新是1993年在上海拉开序幕的，并经过试点、推广和普及阶段，最终于1999年正式实施《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民政部门开始改革在农村的社会救助工作，1996年民政部颁发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指导方案》，从而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开始进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阶段。现代社会救助主要秉承以下理念。
1．社会归因性贫困观。这种解释侧重从社会的角度，认为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安排和社会结构等原因导致了个体陷入贫困，即贫困是社会制度和社会结构的产物。社会政策导致的不平等是制造贫困的元凶，制定政策本身、政策的失误或不当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进而导致贫困。公民陷入生存困境并不仅仅是自然以及自身因素造成的，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公共权力的行使不当引起的，由于公共权力(如一些政策和行为)行使不当，在客观上加重社会财富分配不均，成为贫困的根源之一，如严格的户籍制度就再生产着农村的贫困。在发生贫困之后，谁应该受责难的议题上，社会归因性解释明显倾向于将责任外推，被指责的对象可能是国家、社会、市场和居住环境，也可能是政府、有权者、外群体及其他人[7]。既然存在着非个人因素之外的其他原因会人为造成一部分公民无代价的获益，或使另一部分公民无理由的受损，因此，政府有责任通过社会保障制度对利益受损者进行补偿[8]。对陷入生存困境的公民进行救助就是补偿之一，接受社会救助是每一个人公民的权利，而不是受惠；提供社会救助也是政府应尽的义务，而不是施恩。
2．公民权利本位思想。考察社会救助的发展历史，从恩惠到权利是其发展的必然趋势，在现代社会，贫困被主要归因于社会，在贫困的成因中社会因素往往大于个人因素，因而，接受社会救助是最基本也是最低层次的权利和人权，穷人均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救助的权利，而提供这种救助是国家和社会不可推卸的义务[9]。我国是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权利是公民给予的，因此，国家必须以公民的利益为根本，才能实现国家的根本利益。现代文明的精神就在于权利本位论，社会救助是公民享有的宪法权利，国家及政府应树立公民权利本位观念，国家及有关机关不要把自己作为施舍者，而应作为义务的承担者。应把社会救助看成是每个公民的权利，看成是国家实施社会经济、安全政策的一项根本职能。社会救济不仅是一种物质上的帮助，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社会救助，激发贫困者自尊、自强、自主、自立的主动精神，使他们通过社会救助而自力更生地脱贫致富。由于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在现实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真正做到公民权利本位还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毕竟我们已经向公民权利本位的方向前进了，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3．行为取向上的普遍主义。社会救助的对象是我国的全体社会成员，是那些因自然、自身或社会原因使生存处于困境，而需要得到国家和社会救助的人。因此，社会救助对于全体社会成员来说，它是不分行业、不分职业、不分地域、不分性别、不分民族的。只要发生了生存困难，都应普遍地享有国家和社会对其基本生活的物质帮助。这是由社会救助的特征和维护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健康发展的需要所决定的，同时也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所决定的。社会救助的普遍性原则，是社会保障事业高度发展并日趋成熟的表现，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力日趋强大的体现。普遍主义原则在我国宪法上也是逐渐得到体现和完善的，我国第一、二、三部宪法的相关条文都有几乎一样的规定，“劳动者在年老、生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时候，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可以看出，劳动者只有在必要的时候，才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非劳动者则无此权利，那么非劳动者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的帮助只能理解为“接受施舍”。1982年，我国颁布的第四部宪法(现行宪法)中第45条第1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这是对此前三部宪法中相应规定的突破，把从国家和社会获得帮助的权利从劳动者推及到全体公民，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公民可以获得什么帮助、多少帮助、如何获得帮助却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予以规定，所以这一规定在一段时期内实际上只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1999年9月，国务院颁布《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下称《条例》)并于同年10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实施，突破了社会福利的剩余模式，改变了以往只有“三无（无劳动能力、无工作单位、无法定赡养人）”人员或特殊对象才能获得定期定量救助的状况，这部法规从法律制度上实现了社会救助制度面向全民这一基本原则。确认了在社会救助中政府的责任性、制度的规范性和执行的强制性，使得宪法权利的落实有了切实的保障，使得普遍主义行为取向作为社会救助实际工作的价值标准成为可能。
结论：《条例》规定把公民获得定期定量的社会救助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和政府应负的责任，无疑是我国社会救助理念的重大突破，标志着我国现代意义的社会救助制度正式确立，使宪法权利的落实有了切实的保障。从而实现了从个体归因性贫困观向社会归因性贫困观、从施恩论向权利论、从行为取向上的特殊主义向普遍主义的转变。当然，这种两分法只是一种学理上的需要，实际上是一个不断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过程。权利论和普遍主义价值反映了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价值追求，预示着我国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方向，也是全国人民的奋斗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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