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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人类自进入工业文明以来，“人定胜天”、“万物皆备于我”等夸大人的作用的思想盛行。人类中心主义的观念使人类愈加功利主义，对待技术发展持盲目乐观态度。当今世界，人类所涉及的一切无不打上技术的烙印。“技术已经构成了这样一种新的特别的环境，并且人类必须生存于其中”。技术的二重性即技术善恶价值的两重性，告诫人们，技术在给人类带来物质生活极速发展的同时，也会同时打开“潘多拉”魔盒，各种灾难也会纷至沓来。严重的雾霾污染、化学污染、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濒临枯竭……一幕幕触目惊心的事例正是人类不当发展的反射。人与自然关系从最初的和谐统一逐渐走向了分裂对立，人与自然关系走向异化。马克思曾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象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看到，机器具有减少人类劳动和使劳动更有成效的神奇力量，然而却引起了饥饿和过度的疲劳。科学技术在创造了属于人类自己的自然环境，取得了所谓的对抗自然界的胜利，却也是遭受到了自然界的报复。技术价值的乐观主义者们，如培根、圣西门、霍布斯等乐观地认为，科技带来的一切问题都能依靠科技本身去解决。这实际上是一种盲目的技术崇拜观，他们把技术认为是救世主，把技术过于理想化、神圣化。技术悲观主义论者，如中国古代先贤老庄，就认为技术是道德沦丧的元凶，西方以卢梭为代表，在人类沉浸在科技带来的财富与生活的巨大改变时，首先对技术提出了批判。自此以后，对于技术的批判不曾间断，并随着技术的发展逐渐增强，因为“技术正在变成全球性的力量，它开始染指于人类历史的根基，而且正在向人类历史注入极不稳定的因素”。极端的技术悲观主义者倡导放弃技术，远离现代文明，退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技术中理论者则认为技术没有善恶之分，即在政治上、伦理上都是中立的。这样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技术具有双刃剑的作用，在探讨技术价值时要用辩证的思维分析。
三、技术的合理运用
技术是存在理性的，我们在利用发展科技时，要考虑的是如何适当地、合理地利用科学技术，努力减弱技术的负面效应。技术运用的合理性体现在技术发展既要体现物性又要合乎人性。技术发展的物性即指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应符合事物的本质规律，合乎人性即要充分考虑人类发展的真正需要与目的。技术的发展首先要以事物的客观规律为基础，聚焦人类发展的需要，尊重的人类生存发展。技术的发展如若违背客观规律，技术的应用必将产生社会负效应，这不利于人类的长远发展与生态建设。当然，人们在利用科学技术改造自然时，也应依照人类的所需，有目的地利用改造自然，使事物的发展符合规律性与人的主体性，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技术的双刃剑作用，即技术的正负效应。技术的不合理运用给自然生态以及创造、利用技术的人类本身都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灾难。环境的恶化不仅仅带给自然界致命的破坏、全球因化工污染、核泄漏等患病致癌的人数也逐渐增大，这是人类自己种下的因结出的果实，最终还是由人类自身来承担。但是，技术的发展的双重性也给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缓和带来了新契机。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绿色科技逐渐成为了人们的关注点。如新能源的开发，新型绿色科学技术的研发等在节约自然资源、治理生态污染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我们在发展科学技术时应注重利用技术的正面作用，缓解生态失衡与人类发展的尖锐矛盾，以求二者的统一和谐发展。实现科技与社会、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协调，统一发展，离不开全球的共同努力，自然环境为人类世界共享，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人都应切实为消除人与自然的矛盾，与之和谐相伴贡献自己的力量。我国近年来提出的可持续发展观思想正是对人类活动与自然一种积极的发展模式。“十”报告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再一次重申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性与重要性。
二、科技工作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社会问题
随着社会的进步，科技知识也需要不断地创新，但在创新的过程中，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会阻碍科技的进步。例如：在古代，我国的解剖学就已经萌芽了，但是由于封建礼教、道德思想观念的束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它的发展。我国古代有这样的认识：“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毁伤，孝之始也。”这种落后的道德理念阻碍了解剖学的进步。清朝的王清任在舆论的压力下，对解剖学的探索异常艰难。当时的封建礼教维护者辱骂其为“教人于胳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而科学道德的建设没有和科技发展同步，也会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例如：2009年，黑客入侵花旗计算机系统，向多台遭感染的电脑下达指令并攫取资料，窃取银行账户登录信息，造成花旗银行损失千万美元。这反映了在网络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网络道德建设相对落后，没有对人们使用网络的行为及时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致使人们在利益的诱导下，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不惜损害他人利益，置自己于法律禁地而不顾。所以，我们在分享科学技术带来益处的同时，要关注科技的负面作用，及时完善道德建设，解决社会问题，使科学技术能更好地造福人类。
三、科学道德和科学工作的辩证关系
在快速发展、变化的世界中，新的科学分支和前沿领域不断出现，对现有的科学伦理、道德提出了新的挑战。因此，加强上层建筑才能有力地统筹管理社会的正常运行。科学道德和科学技术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科学技术要向前发展，在某些方面就要打破现有的落后的科学道德，从而建立新的科学道德体系。新的科学道德体系在形成的过程中，遵循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对现实情况的否定和对自身发展中的问题的否定后，形成一套符合现在科学技术发展的相对先进的道德规范，从而更好地指导科学技术的运用和生产生活实践活动，两者是在运动中相互促进，同时又相互制约的。
科学合理性一直是科学哲学的核心内容。正如逻辑实证主义代表人物赖欣巴哈在《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所言，科学哲学的中心问题是阐明科学的合理性，目的在于建立自然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劳丹在《进步及其问题》一书中也有对科学合理性极为重视的类似表达。同时，科学合理性理论一直是科学哲学中众说纷纭的并不一致的核心内容。自18世纪启蒙理性主义诞生以来，哲学家们大多把科学知识视为自然之镜，是对外部世界的真实摹写，是不以科学家的个人品质和社会属性为转移的客观知识。此时对科学合理性的理解当以逻辑实证主义所倡导的标准科学合理性模型(又称逻辑合理性模型)为典范，该合理性模型的核心是规则，例如：逻辑规则、算术规则、数学及科学方法论等。以卡尔纳普、赖欣巴哈等为代表人物的逻辑实证主义者把观察看作是不可怀疑的、中立的、可靠的，单靠经验可决定理论真伪，通过制定对应的规则来检验定理，进而检验理论的正确与否。正如赖欣巴哈所言：“哲学不过是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逻辑分析，归纳逻辑应当是科学知识合理性的根据，理论之被接受……是以事实到理论的推论为基础；这个推论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所给予的是观察材料，观察材料构成确定的知识，理论是通过确定的知识被证为有效的。”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实证主义者注重把逻辑和方法的不变性作为科学合理性标准，并没有考虑科学发现中的历史、社会和心理因素。紧随其后，批判理性主义代表人物波普及其追随者虽然在划界标准、科学逻辑的性质上与逻辑经验主义有着严重分歧，对他们的意义标准并无兴趣，排斥归纳逻辑，但他们的科学方法论仍然是科学逻辑，只不过是比逻辑经验主义的归纳逻辑更强的演绎逻辑而已。同样，他们也没考虑科学发现范围内的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拉卡斯在《科学史及其合理性的重建》一文中指出，科学哲学的首要原则就是选择一些方法论原则，以构成全部科学研究的说明性工作的框架。在这种哲学的指导下，人们就应该可以把科学展示成具体体现这种科学哲学的各种原理，并且是根据它的教诲而发展的某种过程。只要人们做到这一点，他们就可以根据哲学来表明科学是合理性的。拉卡托斯把那些确立在科学方法论原理上的工作称为“合理性重建”或“内在的历史”。同时，拉卡托斯认为给社会学家预留了一个角色，让他们以“外在的社会史”来解释理性主义无法说明的非理性的残余物。拉卡托斯的观点可以概括如下：①内在史是自足的，具有自主性，可以展示出科学发展的所有合理性，本身就可以说明科学发展的主要特征；②相对于外在史来说，内在史具有一种重要的优越地位，外史不过弥补了存在于合理性与现实性之间的非理性因素。因此，社会学的研究属于“病态”社会学研究，亦即科学方法无法充分说明的所有问题，就移交给社会学家进行研究，进行非合理性的外史说明。拉卡托斯说：认为科学的内在的历史是第一位的，外在的历史是第二位的，因为外在的历史之最重要的问题都是由内在的历史界定的。外在的历史要么对速度、位置、选择性等以及对人们根据内在的历史解释的各种历史事件提出非理性的说明；要么在历史与人们对它的合理性重建有所不同时，提出对这种不同之发生原因的经验性说明。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性方面完全可以由人们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劳丹在其《进步及其问题》中，把科学合理性与进步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合理性在于做出最进步的理论选择。科学进步则表现在一个理论总体解题效力的提高，即尽量扩大已解决的经验问题的范围，同时尽量缩小反常问题和概念问题的范围。同时，劳丹对“认知社会学”提出了警告：“我们若要研究科学的合理性的社会背景，必须先懂得什么是合理性。”230在他看来，科学的合理性只是意味着整体上遵循科学的方法，并不是说科学家的行为都是合理性的。因而，强纲领SSK的原则不能界定一个值得承认的科学实践方式(即知识社会学)，它对科学实践的说明也不能用于说明它自身。劳丹希望社会学家扮演着自己的本分角色，或回到与思想史和认识论完全不相干的科学的非认识的社会学中，或在遵循一定的划界原则的前提条件下进入认识论。在后一种情况下，他建议社会学家遵循一种“外理性原则”。按照这种方法论的约定，“当且仅当那些信念不能用它们的合理性来解释时，知识社会学才可能参与对信念的解释。”217这种思想史家与知识社会学家的分工得到了牛顿·史密斯的支持。牛顿·史密斯认为，至少存在关于信念的最低限度的理性说明，可以用来决定一个确定的信念在一个给定的情境中是否合理。大多数科学哲学是“内在”于科学的认识论之中，区分了科学知识的标准、证据与推理和那些至少在理想上被排除在认识论之外的社会因素之间的区别。在社会学内部，由罗伯特·默顿所确立的规范的社会学传统，目前仍然在美国学术界占统治地位，强调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自然科学，但坚持科学制度与规范是主要的研究对象，拒绝社会学介入科学知识的成功内容。默顿学派一直关心的是科学工作是怎么样在制度化与文化中体现出来，恰当地解释它们为什么会脱离了已有的社会规范。
面对着科学哲学家与社会学家如此不公平的分配任务，布鲁尔与巴恩斯提出了强烈的异议。对知识内容在哲学家与社会学家之间不公正的分配，引起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强烈不满。为此布鲁尔提出了对称性原则。对称性原则是布鲁尔强纲领的核心，其具体内容是同一类型的原因应当既可以说明真实的或合理的信念，也可以说明虚假的或不合理的信念。对称性原则坚持，无论真的还是假的，合理的观点还是不合理的观点，只要它们为集体所坚信，就全部都应平等地作为社会学的探究对象，都应诉诸于同样类型的原因获得解释。这就意味着理性的信念和非理性的信念具有同等的认识论地位，理性的信念并不比非理性信念具有什么特别优越的地位。从而否定了理性模式，为其科学合理性的社会学解释模式寻求合法依据。布鲁尔曾经多次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种对称性。考虑两种不同的原始文化部落(T1和T2)，每一个部落中，都有一些人们传统的信念，以及人们普遍接受的被认为比其他理由更有说服力的理由。每一个部落都有一些用以表达其偏好的词汇。面临着在自己的部落文化的信念与另一个部落文化信念之间进行选择时，每一个人都很自然地倾向于自己的文化传统。对部落的人来说，这些文化传统将会提供可用来对信念的选择进行证明的或辩护的规范与标准。关键在于，社会建构主义认为，他们的选择与评价像这两个部落的成员的选择及评价一样，是与环境密切相关的，并不存在着与环境无关或超文化的合理性规范，并且“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具有偶然性。在一种环境中可算作是某种信念的“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在另外一种环境中会被看作一种截然不同的东西。因此，社会建构主义所关注的并不是“可以作为证据的理由”，它所关注的恰恰是“可以作为证据的原因”的理由。坚持知识与信仰是一回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人们只能够依赖于其部落的传统信念来对真理与谬误做出“直接”的肯定。社会建构在社会语境下对科学合理性的一种解读，理性、客观性和真理等概念的全部内容最终被归结为某一共同体采用的社会文化规范，消除了科学合理性的客观理性基础。正如马丁·霍利斯在《社会对实在的破坏》一文中所言，“强纲领的目的是腐蚀掉人们所熟悉的客观性概念之理性基础”。
布鲁尔的上述观点引发了劳丹与他的一场著名的争论。劳丹认为，不论科学研究的个体还是群体，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具有完全不同的产生条件，因而不构成对称性主题。首先，就科学研究的个体而言，他在采纳某种理论信念之前，必须具体说明该理论信念的因果关系和逻辑基础，用因果关系解释理论信念，通过逻辑推论过程完成因果解释，这样就可成为保证其理性信念的原因。与此相对的，对非理性信念的因果解释却需要极为不同的解释，因为它们是“由社会和心理行为的直接行为导致的信念”59。劳丹曾举例说：“如果接受某种信念X是先前接受信念Y和Z自然而合理的结果，那么认为信奉X直接就是由于社会或经济原因引起的就毫无道理了。对信念Y和Z的接受当然也可能是社会因素在起作用，此时我们可以认为对X的接受(在理性上的支配)是社会境况的间接结果。但是这并不能用来反驳以下说法：对于某一思想家接受X的最直接最根本的说明是，它是Y和Z的理性结果。另一方面，如果某人接受信念a，而a与他的其他信念b、c……i并不在理性上相关，那么对他所信奉的a的唯一自然的说明看来应该根据理性之外的因素来作出，例如该信仰者社会(或心理)的状况。”207其次，就科学研究的群体而言，他们所持有的理性信念和非理性信念所产生的条件也完全不同。“我们可以设想，人类社会存在两个群体：一个是非理性社会，另一个是理性社会。在理性社会中，人们只能在仔细怀疑之后，而且只能在行动者(指理性社会群体)自我意识到与自然相关部分的因果联系后才会采纳信仰，这些相互联系在很大程度上是构成理性行动者信念的原因。在非理性社会里，即允许存在认识无政府主义的社会里，每个人可以采用独立于任何公共的认知政策的信仰。每个人或一些人可以有信仰的原因，也可以没有；每个人可以有信仰的证据，也可以没有等等。”62理性社会和非理性社会的信念形成社会机制完全不同，两种不同信念来源于两个不同的社会组织基础，这直接驳斥了布鲁尔的对称性原则。
对上述劳丹论证其不合理假定思想的观点，布鲁尔予以激烈的批评和反驳。布鲁尔认为，劳丹的理性解释模式实际就是“手段—目的计算模型”，该模型不论用于科学研究个体还是群体都缺乏说服力，更无法否定对称性。他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贬低了非理性信念，把非理性信念等同于经历恐吓、贿赂、洗脑或者损伤后的头脑内容。但是，非理性信念和理性信念的产生真的不同吗?布鲁尔认为，理性与非理性的对比不过是表明了“大脑是一个计算的机器”，“理性”表明机器处于运行状态，“非理性”是表明机器中断和失控的标签。机器的运行和中断不过是装置的两种可能的物理状态，这种状态不需要任何先验的评价，“运行”和“中断”的语言体现了对称性原则。布鲁尔还认为，劳丹的错误在于把对称性理解为“完全因果同质”即同种原因只能产生同种结果。而实际上，同种原因完全可产生不同的结果。
总之，劳丹在这争论中始终坚持外理性原则，坚定地捍卫科学合理性理论。而布鲁尔则一直坚持要用对称性原则来取代科学哲学中的合理性，平等地看待理性和非理性，主张对所有的信念进行社会因素解释。劳丹在这里不仅强调了知识，而且还强调了知识是真实的内容。从这一点来看，像劳丹那样要求把产生真实信念的机制与产生错误虚假机制区分开来的做法看来是合理的，因为它是借助了自然来进行的辩护机制。但如果强调的是“制造过程”，那么要求解释产生信念的机制，而不问其认识论地位如何，同样也是合理的。从这一角度来看，布鲁尔认为除非社会约定，否则不会存在着这样一个过程，能够区分出真与假的信念，这也有其合理的成分。二、以发现的语境取代辩护的逻辑
社会建构与科学哲学之争的关键还在于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之争。科学或更为一般的经验探索，就是利用种种手段去发现世界可能是如何，但无论什么样的结果出现，得服从具有权威的哲学判断，以确保是合理的知识。科学哲学本身就具有某些毫无疑问的评价标准，如一套先验的逻辑范畴，无论是在康德意义上，还是在逻辑实证主义意义上，这套规范都是无时间性的。
社会建构主义关键点在于拒斥这种“第一哲学”，他们认为，首先，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逻辑的区分是非常难以进行的；其次，有关劳动分工的问题，也即科学家的工作在前，哲学家的工作在后。这特别在逻辑经验主义的工作中体现得最为突出，他们趋向于把科学哲学视为一种在时间上后继，是寻求对“完成了的”陈述系统的永恒的评价标准。再次，它还会产生出科学家自己在评价他们工作的角色与权利的问题，因为它同样把评价权威置于科学家之上，以致蔑视实际的科学工作者的能力与决定权。
社会建构主义还认为，作为一种合理的论证的辩护模式，消除了科学研究实际上所涉及的艰苦工作。在具有逻辑重构特征的论证被形成之前，(社会学家与历史学家所感兴趣的)几乎所有的艰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哲学家来说，论证是很有规则的，它并不会显现科学家实际上所显现的工作步骤。这种重构或许可能表明我们外行人能够接受的科学结论，但这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理想化了认知活动的概念。如果认为这种重构代表着科学家在制造知识过程中的实际推理，那么这与科学家的实践的认知活动无关。
这种区分还具有更进一步的意义。一个更为重要的意义是对发现的(逻辑)理性的明确拒斥。逻辑实证主义视发现的过程为随意的、偶然的、神秘的或幸运的。因此，科学哲学倾向于放弃对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或者说其他探索者感到需要进行研究的实际场所的混沌状态的语境。获取带有真理主张的理论的科学家本身就是人，在各式各样的不同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中获取了他们带有机遇与幸运的成果，但科学哲学家总是要施展他们的想像力、理论与实验方法的严格性来制止这类混乱的语境，他们所制造的理论能够被合法化与建构为真理的命题，他们为科学家制造了带有彻底简明与确定特性的逻辑的评价标准。
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科学发现的语境，就像语境自身一样，是不能被化为经验的。但对辩护语境的分析却给形式逻辑以特权。“赖欣巴哈有关发现的语境与辩护的语境的区分的要点在于有关科学数据产生的信息是无关于对这些数据的评价的。”还有另外一种区分，即“内部”与“外部”之分，内部被确定为逻辑的，而外部被认为是经验的或甚至非理性的。社会建构主义的突破点就在于寻求发现中逻辑的作用，寻求辩护中的科学合理性的产生的社会致因。这样，逻辑在发现中就具有作用，社会与心理的因素，最重要的文化因素的“价值”在辩护中也就扮演着重要角色。
随着“价值”一词的引入，两种语境的区分中的问题最终显露出来：传统的科学哲学所持有的发现的与辩护的区分，目的在于强调上述“价值”对理论的评价(规范标准)的无关性。规范并不是来自于经验的结果：两者间有着一个无法逾越的界线。两种语境的区分是逻辑实证主义的中心教条。社会建构主义否认这种鸿沟的存在。因此，从一开始，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的对抗，甚至超过了它与默顿式的科学社会学的对抗。强纲领SSK要求用社会学来取代科学哲学，正如斯奈扎克所指出的那样：“布鲁尔不断地把传统哲学及其‘理性主义’的认识论作为一种特殊的目标。强纲领的整个事业就是特别关注于用社会学来取代所有的传统的认识论，继承了被称之为哲学的所有主题”。
科学哲学家认为观察与推理对辩护是关键的。社会建构主义声称，当他们把观察与推理置于其真实的语境之中时，这些实践看起来并不像是哲学家所归属的辩护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家不仅是在观察；他们在特殊的场所，为特殊的目的而设计与操作特殊的实验，他们用特殊的测量仪器来计算特殊的样本，他们为特殊的田野研究选择特殊的场所。科学家并不理性；他们解释观察与实验，他们支持或批评猜测或假说，他们推理出结果，他们把模式扩展到新领域。在他们进行的所有活动过程中，他们有着多种理由来进行一种特殊的选择与决定，理由包括可行性、可能的应用、审美价值、其他同事的利益、可能的消费者的利益、对形而上学与意识形态的反映。这些就是包含在“社会”大伞下的各种因素。社会学家主张知识生产就体现在这些混合因素之中，意味着这样的实际实践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脱离了在哲学描述中的理想，知识并不具有传统哲学所描述的那种优越性。
2加强与刑事科学技术专业课之间的联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专业基础课的学习会先于专业课，这虽然符合教学规律，但对于学生来说，由于对专业知识的不了解，无法真切的体会到专业基础课的必要性和基础作用．例如:在《分析化学》课程的第十二章专门介绍气相色谱分析技术，多数教材主要介绍色谱分析技术产生的历史、装置的结构及原理，而对其在刑事科学技术工作中的应用极少涉猎．因此，学生无法了解其实际用途与学习意义，常常导致学习懈怠．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扩展学生视野，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可以举以下案例来辅助教学:“在一起恶性杀人案件中，犯罪分子以硫酸和硝酸将多名被害人尸体化为液体随下水道冲走，事后现场勘验检查员在毁尸现场的地沟内发现了数团油状粘稠状的物质，经技术人员初步判断粘稠物可能是脂肪，如何判通过气相色谱的方法来判断粘稠物是否属于人类脂肪［2］?”通过这一案例，我们可以运用PBL教学法引导学生运用《普通化学》中脂类的化学性质来解决这一问题．因为脂肪不容易气化，无法直接使用气相色谱法分析，所以先将脂肪水解，再进行甲基化得到脂肪酸甲酯(图1)，然后使用裂解甲基化气相色谱法对其进行分析鉴定，得到的色谱图与人体脂肪的色谱图完全相同(不同种类动物脂肪气相色谱图谱会有明显的差异［3］)，进而确定粘稠物正是人的脂肪溶解后被扔进下水道所致。此案例除了可以采用PBL教学方法以外，还可以通过精心设计运用案例教学法，开展课堂讨论和分析，从而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实际应用中取得了极好的效果．既加强了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之间的联系，又可以极大的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主动性，使学生感受到专业基础知识在专业课程中的指导价值，领悟到专业基础知识是公安实践工作的理论基础．实践证明，在专业基础课的教学中，只要在课堂中稍稍涉及一些专业领域的内容，都会极大的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学生思维更活跃，课堂参与意识更高，对相应知识点理解更透彻、记忆更深刻，并且会使更多的学生愿意主动的进行课前查阅与预习，从而达到新旧知识的融汇贯和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目的．同时这种方法还可以为灵活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提供良好的载体，使教师有更大的发挥空间去改进教学方法与手段．
一、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一般认识
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经济思想的重要成果之一，也是我们研究马克思经济思想形成过程的重要依据。马克思的一生中留下了许多著名的经济学手稿，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和《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等。其中，《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重要概括，也是马克思对经济学问题的第一次探索，其本身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著作，而是马克思用哲学的语言和辩证的思维来阐述经济问题的著作。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包含着马克思对科学技术最初的理解和判断，为他后来科学技术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作为人的类本质的科学技术科学技术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马克思早期的思想中，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始终是同对人的类本质问题探究联系在一起的。从费尔巴哈的自然主义出发，马克思在肯定人是自然存在物的同时，从实践唯物主义的角度创造性地将人的类本质归结为自由自觉的社会性的劳动。马克思批判了那些将宗教、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看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性”和“人类的活动”的唯心主义观点，明确指出只有工业的历史和它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才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而“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做准备，尽管它不得不直接地完成非人化。工业是自然界同人之间，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同人之间现实的历史关系”［1］85。作为人本质力量公开展示的工业，随着自然科学在其中的不断运用，自然科学不断技术化，科学技术将成为改造人的生活，实现人的解放的重要力量。从这一角度而言，科学技术也是人的本质的客观展现。尽管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工业生产中，科学技术是以异化的形式存在着，但它仍然是人的对象性活动或活动成果，并没有外在于人的实践活动。它不断改善着人类的生存条件，为人的全面解放创造条件。不难看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是从人的类本质的角度来看待科学技术的。在他看来，对科学技术的认识不应局限在对人类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改善生产、生活环境的“有用性”上，而应将科学与人的类本质联系起来，深入科学对于人的类本质的认识和人的类本质力量的展现具有的本体性意义。这与他之前的康德和之后的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对科学技术批判的理论是根本不同的。正是基于对人的类本质的分析，马克思形成了他早期的科学技术思想。2．《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被固定资本客体化了的科学技术《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马克思重新开始研究经济学的重要成果，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著名论断，并对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和应用问题做了精辟的分析。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统一，其秘密在于资本家迫使工人整个的劳动时间超过必要劳动时间，使价值形成过程转化为价值增值过程，成为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有两种基本方法：绝对剩余价值生产和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其中，绝对剩余价值生产是在必要劳动时间不变的条件下，通过绝对地延长工作日而增加剩余劳动时间的剩余价值生产方法。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则是以提高和发展生产力为基础来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由于受工人的生理界限和社会道德等方面影响和制约，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逐渐被淘汰，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方法成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的主要方法。然而，提高和发展生产力需要探索整个自然界，探索地球，以便发现新的有用物体和原有物体的新的有用属性。因此，以提高生产力为生产剩余价值主要方法的资本主义必然“要把自然科学发展到它的最高点”。马克思高度评价了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伟大文明作用，充分肯定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于自然科学发展的积极作用。他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人的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成为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2］390这就是说，正是资本创造出的资产阶级社会和社会成员对自然界以及社会联系本身的普遍占有，推动了人类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认识和研究。但同时马克思也十分清楚地指出，这种对自然界的探索和研究的目的在于使自然界服从人的需要，因而也成为这个“普遍有用体系的体现者”。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劳动是一个总体，是各种劳动的结合体。它的精神的统一处于自身之外，而它的物质的统一“则从属于机器的，固定资本的物的统一。这种固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把科学思想客体化了”［2］464。在这里，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理解已经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的类本质的哲学思辨，深入到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固定资本的变化角度去揭示资本对于科学及其应用的支配性和决定性作用。在马克思看来，社会的生产力是用固定资本衡量的，而固定资本中包括科学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像一个“有灵性的怪物”拥有支配一切的权力，资本的力量不仅影响和决定着社会物质生产方式，也影响和控制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实践中的应用。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资本章”中详细论述了资本、科学和社会生产力的关系。他指出：“资本是以生产力的一定的现有的历史发展为前提的———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3］94科学是社会生产力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属于潜在的、间接的一般生产力。当被应用于物质生产过程，物化在机器以及其他物质生产资料中，科学就可以转化为直接生产力。资本主义机器体系的出现，使得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不再取决于工人掌握的直接技巧，而是取决于科学在生产工艺上的应用。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本唤起了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一切科学都被用来为资本服务，从而使资本主义财富的创造也取决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上的应用。在这种条件下，科学技术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而“科学在直接生产上的应用本身就成为对科学具有决定性的和推动作用的着眼点”［3］99。这就是说，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通过对科学在生产上的直接应用获得了充分发展，而推动科学发展的真正动机并不是来自人们对自然的好奇或现实生产、生活的客观需要，而是来自资本增值，增加剩余价值的内在需要。科学一旦成为资本增值的手段被引入生产过程，就会成为具有资本特性的科学。3．《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作为推动社会变革力量的科学技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在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被视为马克思经济思想发展中的“历史路标”。［4］在这一手稿中，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经济学考察主要集中在《相对剩余价值》一章中的“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蒸汽、电、机械的和化学的因素）”部分。马克思立足科学技术本身发展情况，从机器的技术史演进出发，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发展因素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高度评价了科学技术对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革命性作用，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应用机器的目的、前提和后果。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技术是“一般历史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社会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科学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的直接后果是机器的产生和应用。“应用机器，不仅仅是使与单独个人的劳动的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发挥作用，而且把单纯的自然力———如水、风、蒸汽、电等———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5］279－280在自然力并入生产过程，变为生产力，变成“社会劳动的力量”的同时，科学成了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立因素发挥重要作用。科学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同时生产力的发展又必然引发生产关系的变革。然而，在资本主义生产中，资本家应用机器的目的不在于缩短工人生产商品所费的劳动时间，也不在于缩短工作日，而在于缩短工人为再生产其劳动力所需要的劳动时间，从而延长剩余劳动时间。这表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使机器扭曲为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而不再是满足社会需要的手段。因此，资本家不断改变劳动手段的真正动因在于获取巨大限度的利润。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两个一般性前提和一个基本原则。由于人类社会每一种新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可能性都是由先行存在的物质生产方式基础上创造产生的，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也是在简单协作和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家使用机器遵循的一个一般原则就是“进入商品的机器的价值，要少于它所代替的劳动的价值”［5］281。马克思结合当时一些工业部门使用机器的具体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使用机器的结果是有利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的，其后果包括刺激技术的不断改进、造成工人劳动时间延长、劳动强度提高、机器代替劳动甚至成为资本家对付工人的手段等多个方面。此外，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还对资本主义利用科学技术的未来趋势进行了预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的影响和控制下的科学技术具有双重作用，既可能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因素，也可能成为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消极因素。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对科学技术的开发和应用，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巩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但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矛盾，更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成为生产力发展桎梏的必然趋势。当科学技术发展推动的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再也容纳不下它的发展时，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将会为新的生产关系所取代。
二、《资本论》中对科学技术的系统考察
《资本论》中，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分析主要是以生产方式的变化，即生产力的运动方式展开的。《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过程中，科学技术进步在社会生产力发展中具有的基础性作用，他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在工艺上的应用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6］53在这里，马克思把科学技术的发展放在了人之后，充分说明人和科学发展在社会生产力进步中的重要作用以及人和科学的应用之间的紧密联系。其次，马克思详细论述了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中，特别是在机器大工业生产中对生产力发展的推动作用。简单协作、以分工为基础的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是三种典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指出，协作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生产力，而且还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是一种集体力。在工场手工业初期，协作以简单的形态存在，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工场手工业占统治地位的时期，协作才达到了它更高的发展形式———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这一时期，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推动了不同种的劳动工具和复杂的机械装置的生产，从而为工场手工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奠定了科学技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不同的工具被连接起来，逐渐产生了机器。随着劳动资料从工具向机器转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由此从工场手工业阶段过渡到机器大工业阶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多次论证“劳动生产力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不断进步而不断发展的”［6］698。在考察机器价值向产品转移规律时，马克思指出：“大工业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必将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6］444在大工业阶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劳动生产力中的所有要素都发生重大变化。科学技术推动劳动资料从工具转化为机器和机器体系，并使之得到不断改良和更新；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劳动者的范围，妇女和儿童加入雇佣工人队伍，并在客观上要求劳动者具有较高的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进步不断增加现有物质的数量和新用途，开拓新的投资领域。此外，科学技术还教人们对废弃物的回收和循环利用，创造新的资本材料。“科学和技术使执行职能的资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为转移的扩张能力。”［6］699第三，马克思从生产力运动方式变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技术发展对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正是基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化的分析，马克思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变革作用。在马克思那里，科学技术是具有最高意义上的革命力量，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巨大发展的同时，科学技术通过生产力的中介作用，又促成生产关系的变革以及新生产关系的产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生产本身的内在规律与科学技术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存在不可避免的矛盾。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的重要因素，它的发展必定促进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的进一步发展，而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在资本主义框架下是不可能解决的。因此，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必将加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瓦解。
三、马克思经济学视野中科学技术思想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意义
1．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科学技术思想演进的基本主线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到《资本论》，科学技术问题贯穿于马克思经济思想发轫、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科学、技术的本质及其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方式变革的关系一直是马克思经济思想中十分重要的研究内容。总体上看，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研究遵循着两条基本主线：一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逐步发展和完善为主线；二是以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线。前者重点研究了科学技术作为历史的有力杠杆所具有的革命性及其对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重要作用，后者主要论述了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及其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重要意义。马克思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从现实的生产劳动出发研究科学技术问题，将科学技术与人的类本质、生产劳动、现代工业、资本生产、经济发展、社会变革等的关系纳入对科学技术研究视域中，在批判唯心主义，研究技术史、工艺史和自然科学史的过程上，深入分析了科学技术的本质，揭示了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提出了“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思想，并充分肯定了科学技术通过大工业并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推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科学技术本质上是人类本质的展示，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科学技术一旦与资本相结合，就成为具有资本形态规定性的科学技术，受资本本质的制约。在资本主义广泛应用科学技术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科学和直接劳动相分离，使科学技术成为与劳动相对立的、服务于资本的独立力量。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加剧了资本对人本身具有的生产力更大规模、更深层次的剥削和掠夺，不可避免地激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从而为资本主义社会变革准备了物质条件和革命力量。正是通过生产力的中介作用，科学技术不断促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调整、变革和新生产关系产生。因此，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研究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剖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马克思对唯心主义的批判，就不能深刻认识科学与人的类本质的内在联系。没有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就不能科学揭示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更不能深入认识科学技术发展与资本主义命运变化的关系。从科学技术本身来看，科学技术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也是一般社会生产力的基本要素，更是实现人类解放和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重要力量。自人类进入文明史以来，随着科学技术本身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不仅改变着自然界，也变革着人类社会。作为人类社会进步和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科学技术使人类逐渐从自然界中解放出来，并不断为人类的最终解放创造物质条件。因此，资本主义在积累、发展科学技术方面是必需的，但也是暂时的。在资本主义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时，伴随着资本主义灭亡，人成为自然界和自身社会生存的主人，科学技术将再次回归其本质，成为人类谋求幸福和发展的重要工具。2．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中对科学技术的多重理解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认识和研究始终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不同时期，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写作的思路和角度不同，对科学技术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比如《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是从固定资本变化的角度展开的，马克思提出的“科学技术也包括生产力”的思想也是基于分析科学技术对固定资本的控制和影响作用而形成的。《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以科学技术发展史为重要线索，揭示了科学技术的生产动因及其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功能。《资本论》第一卷则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动变化的角度揭示了科学技术的革命性作用。马克思在不同经济学手稿从对科学技术不同角度的考察可以看作是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三种理解，这三种不同的理解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它越来越接近于马克思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马克思研究科学技术的目的主要在于揭示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在发展社会生产力、加深资本对工人剥削、加剧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等方面的作用。马克思对科学技术问题的分析也始终是同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才第一次使科学技术直接进入生产过程，成为生产过程的一个独立要素。正是科学与资本的结合，才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并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只有准确把握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分析和批判的基本思想，才能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科学技术思想的丰富内涵。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多角度分析充分说明，科学技术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维概念，概括起来，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的涵义：一是作为人的类本质力量体现出来的科学技术；二是作为人类认识、改造和利用自然界的成果，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三是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四是作为社会变革力量，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这四个方面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其中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展现出来的科学技术和以知识形态存在的科学技术，是人对自然认识和实践关系的产物，是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的前提和基础。作为一般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进入生产过程，大幅度提高了生产社会化程度，必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出现新的变化。3．马克思经济学手稿中科学技术思想的现实意义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对科学技术的本质、发展过程、发展规律的深入考察和分析，不仅为人们正确认识科学技术的本质特征以及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影响提供了理论武器，也为人们研究和考察当代科技发展与资本主义未来趋势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20世纪中叶以来，伴随着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发展，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新科技革命等因素的推动下，相继进入了国家垄断阶段甚至国际垄断阶段。在这一阶段，科学技术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关系全球化问题交织融合，形成错综复杂的关系。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用的形式、内容、深度和范围都超越了以往任何一个时代。如何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出现的新变化，并从中揭示出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一般规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是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问题。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坚持从批判的角度，将科学技术置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研究和分析科学技术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为我们深入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生产力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正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法。同时，马克思提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的重要论断，也是我们正确认识科学技术在当代生产力中的中心地位，坚定不移地依靠科技创新，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理论支撑。
作者:李天芳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
参考文献：
［1］［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2］［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第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从以上列举可以看到，我国主流的经济法学教材体系极为不同，以至于难以找到一个大家都认同的教学内容体系。而这源于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不同见解。尽管比起30乃至20年前，对于什么是“经济法”这个问题已经有了很大的共识，但就其内涵和外延仍存在相当大的分歧，直接导致了经济法究竟包括哪些制度、经济法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经济法学教学究竟应该采取何种体系的大问题，也为我们选取合适的教材带来了难题。本文没有能力、也无意比较各理论体系和各种教材的优劣。但是，从完成经济法教学的实用立场出发，在考虑到学时约束的条件下，对于教材选用来说，可以考虑以最大公约数的方法找出主流学者们共同承认的部分，然后以此为基础确定经济法学课程的教学体系。目前，经济法总论或者说经济法基础理论、市场规制法或者说市场管理法，以及宏观调控法这三大块属于经济法学的固有内容业已成为学界共识，那么主要围绕以上三大部分构建经济法学教学体系是可行的，也是合理的。至于漆多俊教授和顾功耘教授主张的国家投资经营法或者国有经济参与法部分，在其他学者教材中，有的部分体现在经济法主体制度之中，有的则分解到宏观调控法之中。这部分亦应考虑纳入教学之中。以上选择的几个考虑因素是:第一，最大限度地回避有争议的理论问题。让学生主要掌握经济法学界业已获得共识的部分，并了解那些有理论争议之处，其中后者为任课老师留下一定的个人空间，可以就个人心得予以发挥，如此可以较好地平衡持有不同理论观点的老师在经济法学教学中的共性与个性;第二，符合减少学时的客观需要。随着时代的不断变化，专业培养目标也在发展变化，专业课时的减少也是一个趋势，因此，选择最为简洁的经济法学体系作为课程设计的基础，也能够符合这一趋势，在减少的课时中把有限的内容更深入地传授给学生;第三，可以借机完善整个经济法学的课程群。尽管专业课时的减少是一个现象，但是，另一个应有的趋势则是多设选修科目。因此，如果就名为“经济法学”的课程予以简化，则也为开设更多的与经济法相关的选修课程留下了空间，从而形成一个包括“经济法学”、“竞争法学”、“金融法学”、“财税法学”、“消费者保护法学”、“房地产法学”等在内的经济法课程群，为对上述方向感兴趣的学生提供更好的专业教育。
二、从人才培养目标之争看经济法学教学方法的选择
经济法学的教学方法与课程体系建设直接由法学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决定。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的人才目标究竟是什么?是符合社会实际需求的法律事务从业人士?法学理论的研究者?亦或仅仅是培养现代公民的素质教育高等教育的一环?还是兼而有之?根据1998年教育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我国法学专业的任务是“培养系统掌握法学知识，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和法律服务机构从事法律专业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因此不少较具历史的法学院的培养目标选择了与教育部保持一致。例如:四川大学法学院提出，其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具有法学基本理论素养和专业基础知识，熟悉我国法律，有较高综合素质的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毕业生能在律师、公证等法律服务机构以及立法机关、行政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仲裁机构、企事业单位和学校从事法律工作及法学教育。［8］安徽大学法学院提出，其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民主法制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拥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道德修养，具有较坚实的法学理论基础，系统掌握理论法学、实体法学、程序法学、国际法学等专业知识，熟悉国家的法律和政策，能够熟练运用法律法规和法学原理处理各类法律事务的高级法律人才。［9］但是，随着高校扩招、全国法学院系和法学本科学生数量的急剧增长、法学硕士和法律硕士培养规模的迅速扩大，以及国家司法考试改革，这一系列因素促成了人们对于法学本科培养目标的思考。
近些年来，法学教育界召开了多次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对中国法学教育的性质地位、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改革、培养模式、质量标准等问题进行了大讨论。与会代表通过交流、研讨，对法学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形成了三种鲜明的观点:第一，精英说，即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应定位为法律精英教育，认为法学教育在于培养具有高度经验理性、职业道德和职业品格的法律人才;第二，职业教育说，即我国的法学教育目标应当定位在培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发展要求的职业法律人才;第三，通识说，即法学教育作为现代普通大学教育的一部分，其所提供的应当是一种通识教育。［10］经过多年讨论后，2012年教育部最新了《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提出法学本科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掌握基本理论，具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熟悉我国法律和党的相关政策，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团体，特别是能在国家立法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司法行政机关、仲裁机构、法律服务机构和涉外活动从事法律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同时兼顾培养能够在各高等、中等学校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就教育部2012版本的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来看，文中强调的诸如“具有深厚的法学专业知识功底”、“达到较高的外语水平”、“具有创新精神和较强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等用语，无疑偏向了前面三种观点中的“精英说”。然而，在目前中国法学教育的大背景下，笔者认为该要求与现实有相当距离:第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目前有600余家法学院系，各培养单位之间水准参差不齐，毕业生的素质也层次分明，有相当数量的法学院系从师资到生源，根本上难以达到教育部的高要求;第二，在目前中国一流的法学院系中，也有相当部分毕业生难以达到上述高标准，特别是那些招生人数较多的培养单位，很难保证足够的资源投入去帮助每一位毕业生成为“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在这样的现实状况之下，教育部是本着“宁缺毋滥”的标准痛下杀手，停止一批根本无法达到上述目标的法律院系的招生资格、严格法学毕业生毕业条件，还是承认现实、维持现状，而将“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仅仅是作为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更有一个特别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那些办学较早、具有法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培养资格的法学院，博硕士生的人数往往数倍于法学本科生。在各类法学专业研究生人数极大扩张的今天，在法律硕士乃至法学硕士已经无法被社会普遍承认为“法学高级专门人才”的情况下，要求法学本科毕业生成为“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无疑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必要的。另外，教育部2012年版的法学本科专业培养目标中还有“兼顾培养能够在各高等、中等学校从事法学教学的教师”之说，显然这也非常不具有现实性。从高等院校来看，普通本科院校大多已经将新进教师门槛提高到法学博士，在法学硕士都难有机会走上讲台的今天，很难想象法学本科毕业生会有这个机会;从中等学校的教师需求来看，也基本上没有法学本科毕业生的用武之地。与之有关的是，2011年12月教育部、中央政法委员会在《关于实施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中提出了“卓越法律人才教育培养计划”的建设目标，并在此后开始在全国遴选，并在2012年11月公布了首批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名单，批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58所高校为应用型、复合型法律职业人才教育培养基地，中国政法大学、复旦大学等22所高校为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内蒙古大学、西南民族大学等12所高校为西部基层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基地，建设期为5年。就上述入选的法学院而言，在国家和地方的大力支持下，基于自身较为雄厚的师资条件，加上进行4+2等从本科到硕士阶段的连续培养，①更有可能实现教育部的“应用型、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培养目标。当然，这已经不仅仅是本科阶段能够独立完成的了。
二、在课堂教学中如何理解出现的现象与问题
理解是唯一有价值的学习，是学生在已经了解到的知识层面上重新建构自己对于这方面的感悟。在新结构主义学派的三位代表人物:皮亚杰、奥苏伯尔、布鲁纳，他们十分重视学习者内在的理解对学习的重要意义。如皮亚杰的观点是，学习是学到越来越多的有关他们认识事物的程序，即构建了新的认知图式，这种构建过程在本质上就是理解。布鲁纳认为学习的实质就是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即是一个把同类事物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组织成赋予它们意义的结构，学习与理解就是认知结构的组织和重新组织。奥苏伯尔所认为的理解就是他所极力主张的有意义学习，即以符号为代表的新观念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原有的适当观念建立实质性和非人为的联系。这些名家都提到了理解在课堂中的重要作用。而如何做到在教学中整体把握高中美术新课程呢?如何在整体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教学设计?为了使学生能够有效进行课堂学习，老师在预设理解性的教学设计或在实际课堂教学时，切勿使用口号式、命令式的言语，系统全面地使学生获得创造性思维。只有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这种理解式的课堂教学设计才能生动活泼，使抽象的书本知识点易于被学生理解吸收，而转化为他们的精神财富，不至于造成学生对于该科内容的混淆。
三、在美术教学设计中创造创新性研究学习
美术是人类特有的精神产品，通过平面和立体的形式，表达人类思想、情感和意识形态的精神的物质化显现。由于美术是由人创造并最终服务于人类，所以自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美术就被归入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并列。在这其中，又由于美术的塑造性而被称之为造型艺术，但“造型艺术”这个概念也是有局限的，因为像舞蹈、戏剧、艺术体操等表演艺术也同样强调造型性。所以研究高中美术教学、研究高中美术教学设计对于教师是有很大意义的。教师要依据具体的理解目标和任务、学生的年龄特征以及现实的教学条件，有所区别地进行教学设计并据此展开创新性教学。同时，教师还需要做实践性的研究性学习，以真正达到促进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真正理解的目标。
二、高等院校服装设计教学体系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服装产业的升级，传统的服装设计教学体系逐渐显现出一些问题，笔者通过教学实践研究和总结，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课程内容的关联性薄弱。这主要体现在技能类课程和创意思维类课程的关系不够紧密。在西方服装设计院校的教学体系中，创意思维类课程的开设是贯穿整个学期的，而与此同时，技能类课程在同一学期不同的阶段开设，由学生按照个人实际需求来自主选择，以技能类课程辅助创意思维类课程，共同完成学期内的一个完整的服装设计阶段性学习。这种教学体系使学生能够清晰地认识服装设计的完整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与企业、服装品牌的产品开发流程及实际运作是完全吻合的，使学生在专业学习的过程中，服装设计的整体概念贯穿始终，便于理解和掌握。而在国内传统的教学体系中，每门课程独立的理论体系相对完善，而并不注重与其他课程内容之间的关系。学生在散点式的多门课程中学习不同的知识点，而能够把各个知识点串联的课程比较少，学生在学习时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难以把握技能类课程和创意思维类课程之间的关系，不能够深切体会和掌握完整的设计流程，容易陷入因对单门课程过于专注而忽略整体的误区。以时装画技法这门课程为例，在服装设计产业中，时装画是以传达设计师理念和意图，便于服装设计师与技术部门及其他部门进行交流的重要工具。在服装设计流程中，它仅仅是必要环节之一。低年级学生在时装画技法课程学习中往往不能正确认知课程的意义，许多学生以个人兴趣为出发点，过度花费时间与精力进行绘画技法方面的训练，片面地以追求绘画能力提高为目的，忽略了服装设计的本质与关键，或浪掉许多时间，却得不到很好的学习效果。在实践教学中，许多高年级学生和毕业生在面对设计任务与毕业设计时显得无所适从，无法有效应用低年级的各门专业课知识。很明显，这种教学体系下培养出来的学生综合能力薄弱，所掌握知识较为局限，很难适应当今企业的实际用人需求。第二，课程设置的递进性不明显。在现有教学体系中，不同学期、不同课程的开设缺少横向和纵向的比较和分析，教学顺序设计不够合理，各门课程之间缺少沟通，往往出现教学内容重复、教学重点不明晰等问题。不同课程间的前后呼应和层层深入关系往往被忽视，前后关联性较弱，课程开设的前后逻辑存在某些缺陷，某些课程开设的时间点不够合理，某些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则需要更新与升级。这些问题带来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学生耗费了大量精力，在每一学年、每一门课程都要完成大量的作业，甚至常常熬夜赶制作业，却不理解不同课程的重点及其关联所在，难以体会设计理念转化成作品的乐趣。从低年级到高年级课程设置应该以学生知识点的层层深入来设定，以合理的教学规划、设计实践的不断升级来提升学生的设计能力和综合能力。第三，课堂教学与社会脱节。首先，在传统的服装设计教学中，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由于时间的推移逐渐显现出滞后性。其次，传统教学强调课堂教学的重要性，学生始终在“真空”的环境中模拟设计实践，没有直接接触企业的具体运作。近年来，一些服装设计专业毕业生在走上工作岗位时往往难以适应企业的需求，对企业的管理和规范充满抱怨和不理解，他们往往认为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才华难以施展，而对企业的要求又难以达到，企业对许多学生的表现也给予了“眼高手低”的评价。因此出现了许多学生找不到工作，找到工作又很难满足企业的需要，或者频频跳槽的尴尬现象。这些现象也真切地体现了国内服装设计教学体系的片面性与滞后性，当今的服装设计产业发展日新月异，仅仅依靠课堂理论知识的灌输、教师的口口相传，所培养的学生已经难以适应企业需求和社会发展。
三、高等院校服装设计教学体系的改革探索
随着全球化的飞速发展，信息化时代背景下时尚流行的脚步加快、瞬息万变，服装设计的理念、风格、方法等也在不断更新和多元，服装产业转型期已经来临并加速发展。传统教学体系和教学方法已经越来越难以适应产业发展的需要，服装企业对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加迫切的需要。笔者通过深入研究，提出了服装设计教学体系改革的一些举措和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增强课程之间的关联性。通过教学体系的调整，使得课程之间形成紧密的链条，课程内容既相互联系又有所侧重。对国内外服装设计教学体系的优势进行借鉴，结合传统教学经验制定新的、合理的教学计划。为学生建立良好的学习框架，使各门课程设置的关联性和延续性增强，实现创意思维类课程与技能类课程之间的有效衔接，服装设计课程的教学内容层层深入，使学生能够明确整体设计流程、设计思维和实操技能之间的关系。通过课程间关联性的加强，尝试将不同课程打通，从过去追求单门课程的独立性转变为以设计课题的完整性为出发点，不再以某门课程的单独考核为目标，而是从整体出发，对学生完成课题的完整度、工作量和设计成果进行综合考量。学生在一个学期内通过一系列不同专业必修与选修课的自主学习，实现从灵感来源和流行趋势的搜集、服装设计概念和主题的提出、服装设计要素的构思、效果图和款式图的绘制、制版、缝制，到完成设计作品、展示陈列等一系列工作，使学生不中断地体验设计的完整过程。使学生便于理解服装设计的流程和知识点，在创意思维类课程的基础上，学会建立前沿的设计理念并且在技能类课程中进行延续和有效实施。在这个过程中，保留传统服装设计教学模式中适应当今社会发展的经典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对部分设计课程传统教学内容与方法进行改革和创新，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
微课称为短期课程或者单元课程，根据新课程标准和课堂教学实际，其核心是列出课堂教学过程中传递的核心概念，以教学视频为载体针对某个学科知识点，记录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教学环节，强调视频的类型是在线网络课程而开展的精彩教与学活动，以短小精悍的在线视频为表现形式，所需各种教学资源的有机结合体，以视频为主要载体的学习微资源。微课的特点：视频教学的时间较短，教学内容相比与传统的课堂来说较少，微课的主题突出，内容具体，微课的制作方法非常的简单，教学视频是微课的核心，微课的问题精确，主题突出，根据小学生学习的特点及认知规律，更加适合教师的需要，微课的时长一般是5-8分钟。一个微课就是一个小小的主题，只需要会制作简单的PPT以及录制软件，里面包含着所有的教学环节，却能以此制作出有自己教学特色。
1.2翻转课堂与微课的关系
翻转课堂最早起源于19世纪初期，翻转课堂改变了传统的教学模式，突出的以课前、课中为分解，把过去教师上课知识传递的部分迁移到课前，即课前学生观看教师讲解视频，让学生在课外预习，预习完回到课堂研讨，课中包括快速少量的测评、解决问题，不懂的问题首先由小组内学生帮助，促进学习、情况简述和反馈，对不能解决的问题由教师讲解。翻转课堂的重构了学习的流程。实际教学中，微课作为翻转课堂的核心，课堂上要求学生完成作业和协作探究，直接决定了课前知识传递效果，影响教学活动的设计，通过互动交流来解决学习的困难。从而影响最后的教学效果。
1.3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强调以学习者为中心，而微课所选择的内容，强调学习者主动发现知识，是在现实生活和真实的情景中产生，是学生在网上主动的收集学习资源，有利于学习者的学习，通过个体与之交互作用而内化认知结构。通过微课的学习，自主进行学习，小学生可以运用学到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
2小学数学微课的教学设计
在微课程设计的过程中，正确选择微课教学的内容，在内容上我们需要将其进行分割；实现学生与教师、学生与学生相互沟通，以一个问题为主线，实现教与学的有机结合。根据小学生的学习特点，问题的设置一定要能够引起学生的兴趣，互动性问题应该从实际生活中出发，微课的时间应较短，有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参与度。设计互动性问题的时候一定难度事宜，问题的设计要注重层次性以及递进性，问题应当具有一定的启发性，由浅入深的引导学生对知识的认识。还可以在设计微课过程中添加些互动性的措施，如微课带有教师头像的视频，添加背景音乐，以及把握语言和字幕的节奏。设计网络交流平台，可以内嵌在前测、后测、测试反馈中，学生也可以互相监督和交流；微课的教学设计遵循精细化原则，先要确定教学目标是什么，然后分成概要过程和细化等级过程，在微课程的设计过程中，使教学的过程能够层层递进，可以根据课程内容需要，选取出来基本的概念和法则，适当加入与知识有关的图片和动画等，不断的一步步加深对知识的提升，以此来增加课程的吸引力。微课的教学设计步骤：必须弄清楚课本中有价值的内容，要能够帮助学生解决生活中存在的现实问题，要从生活中常常碰到的问题入手；要讲述性比较强的知识点，能够锻炼学生的动手能力，将学生作业中的易错点制作成微课；确定需要围绕数学的核心概念，采取以学生学习为主的自学形式，根据教学内容的需要进行相应的素材选择。
3小学数学微课的个案设计
小学数学圆的学习属于重点。本课采取的是基于情境学习的教学模式，让学生学习圆、圆心、半径和直径等概念，引导学生思考圆内半径与直径的关系。录制课件：录屏软件+PPT式。微课制作：步骤一：情境导入（3分钟）。步骤二：分发前测任务单，明确教学任务，正确使用圆规画圆的步骤问题。步骤三：观看《圆的认识》微课视频。让学生将疑问及时的记录下来。步骤四：课堂答疑（7分钟）。让小组成员进行相互讨论。步骤五：教师讲解与总结（3分钟）。教师将各组都不会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并询问学生是否都已经理解。最后是教学效果评价。学生们兴致活跃，课堂氛围很好。需要强调的是，在设计中教师应提高自身的能力，应当关注现代信息技术的应用，制定多样化的教学评价方式，全面的表现出一个学生的现有水平。教师应当注重对学生的学习技能的培养，让学生自己动脑。另一方面，学校应加大硬件设施的投资力度，提供更有效的微课制作工具，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习惯，满足教师与学生进行及时的交流和沟通的条件。
作者:尹丽峰 单位:长春市宽城区浙江路小学
参考文献：
[1]Shieh,D.Theselecturesaregonein60seconds[J].ChronicleofHigherEducation，2009（55）.
[2]吴秉健.国外微课资源开发和应用案例剖析[J]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2013（04）.
二、改进小学课堂教学设计的建议
1.求实不虚浮
课堂教学设计不是脱离实际的虚构作品，而是要从课堂教学实际中来到教学实际中去。教师的教学设计应当最大限度地从学生发展的需要出发，为此，在教学设计中，要始终坚持学生本位的教学观，立足学生的认识水平、思维水平、生活实际，带着一定的教学目标，从学生学习的角度研究、分析教师的教，从教师教学的角度规范学生的学，一切从学生课堂学习的角度去分析和设计教学，让教学设计做到因材施教，有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提升，有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教学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在促进学生发展的同时，也应该实现教师自身的成长。课堂教学设计需要遵循一定的规律，应有一定的教育学、心理学等理论的支撑，为使课堂教学的设计科学、合理，教师应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素养，让课堂教学设计走向理性，在理性中步入自然、生态，追求大育无痕。进行课堂教学设计，另一个不能忽视的问题是要结合教师自身的教学风格和个性特征。教师设计课堂教学时不能丧失自我，要同时考虑自身把握教材的水平、驾驭课堂的能力、组织教学的技巧以及自己的教育教学素养、兴趣爱好及习惯等。也就是说，课堂教学设计必须符合教师的实际情况，顺应教师独特的教学风格。只有这样，课堂教学才能得心应手，才有利于教师发挥自身的教学艺术与教学水平，也有利于发挥课堂设计对教学质效的促进作用。课堂教学设计是课堂教学过程中的客观存在，同时又是人为设计和安排的，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在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时要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学生实际出发、从教师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追求实效。
2.完整不散乱
一些教师在设计课堂教学时，经常会根据自己的偏好侧重某些内容或环节，按照这样的思路设计的课堂教学可能会有亮点，但不会成为好课。在课堂教学设计中，要克服传统教学中单课思维的弊端，严格遵循系统整体的原则，从整体的角度规划课堂教学，把课堂教学设计上升到教学要素优化组合的高度来认识。教师在课堂教学设计中，以结构为纵向主线，将横向的教学目的、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原则等都置于一个系统中加以分析和研究。这样，有利于教师更全面、更完整地认识课堂教学设计，更加科学、合理地选择课堂教学方法，更加全面、有序地考虑各种要素，并合理整合各环节、各阶段、各要素、各层次的关系，发挥课堂教学设计的整体功能。在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时，必要的环节也应该具有整体性。一堂好课必须有引人入胜的导入、充足翔实的过程、圆润完满的结尾。课堂教学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必须紧紧围绕教学内容、教学任务和教学目标来设计与安排，使课堂的每一个环节都成为这堂课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而每个环节又通过一定的内在联系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产生整体效应，给人以整体感和完美感。
3.灵活不僵化
有些教师在教学设计中缺乏思考和创新，缺少主动性和探究精神，显得机械和教条，习惯于用固定的方式应对所有的课堂教学，他们无视课堂各要素的动态组合，将课堂教学设计模式化、绝对化，把完整的课堂教学肢解为几个孤立固化的环节和步骤，使课堂教学设计成为了一种缺乏生机与活力的机械工作。事实上，课堂教学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动态过程，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超越特定教学情境的固定模式。用某一规定的几步几法的教学模式去套用动态的课堂和活生生的教学对象只会捆住教师的手脚，扼杀学生学习的创造性，从而把课堂教学引向死胡同，使之越来越远离教学的本质。因此，任何一种预先设计好的课堂教学都不可能完全适合课堂教学的实际。学生作为课堂教学中最活跃、最关键的因素，其动态变化的特点更是决定了课堂教学的设计必须是实时变化与发展的。这就需要教师具有一种能应对突发状况的教学智慧，灵活而智慧地处理在课堂预设之外的意外生成情况，同时对设计好的课堂教学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教师在进行课堂教学设计时，可以先参考优秀的课堂教学设计，从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与方法，但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抄照搬；可以体现一定的课堂教学改革模式，但不能机械教条地固守模式。课堂教学设计要因学生而异、因教学内容而异、因教学目标而异。
1、平面结构设计需要学生掌握设计各个元素以及元素之间搭配的内容
这需要学生在进行学习的过程中，多了解各类广告设计的元素层次，来丰富自身的元素储备。平构课程需要学生拥有良好的创造性思维，需要学生在面对不同的广告主题的时候，创造出属于自己的平面元素。如点、线、面这类基本的平面元素的使用，需要有扎实的基本功，并通过这一部分元素的训练，掌握基本元素的对称、重复、渐变、发射、变异、密集、对比、分割和错视等基本形式。一个好的广告创意在其元素的搭配形式上必定会有其出彩的地方。教师在进行这一部分内容的教学过程中，应多注意基本元素的训练，基本元素之间的多重组合形式锻炼，是一个好的创意表现的基础，这样不仅能帮助学习巩固基础知识，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自己的创意风格，为后期广告设计打下坚实的基础，开拓学生的思维。观察能力和想象力是平面构成的教学活动活动的重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主动地去接受、去思考、去想象，这样才能降低学生平面表达的难度，从而创造出属于自己风格、自己理解的平面图像。
2、色彩搭配课程
主要研究的是色彩搭配所蕴含的物理学知识以及色彩与任务心理活动之间关联的探讨的课程。在这一部分内容教学的过程中，重心应该偏向色彩的表现能力。美学的效果需要由色彩和线条共同来体现，其中色彩能够给人更为直观的视觉冲击，学生在学习东风过程中需要掌握色彩表现的规范。色彩的关系包括：对比、调和、统一等，这诸多内容在同一个广告设计中出现，如果搭配的好，能够给观众美的享受，然而一旦色彩之间出现不协调或者相冲，就很难达到让人记忆犹新的感觉，色彩的搭配需要自然，同时学生在学习色彩布置这一部分内容的时候，需要研究心理学与色彩之间的关联，把设计的理念真正地融入色彩，让人在看到广告设计的同时就能联想到设计者的意象。
3、学生审美能力的锻炼是色彩搭配教学的主要内容
与此同时，学生在进行这一部分内容训练的过程中，需要熟练掌握基本的绘图工具以及特殊的色彩图像表现形式。目前，计算机应用软件的飞速发展，一系列计算机绘图软件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进行广告设计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利用部分辅助工具进行设计，例如CorelDraw矢量图软件的应用，在手绘训练的过程中，我们通常需要给图像上色，如果自己调色则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并且不方面更改，然而利用CorelDraw的网格工具进行上色的时候就方便许多，并且在更改的时候也很便捷。软件的引入，帮助学生在进行广告设计的时候，重心可以偏向设计的创造方面，毕竟一个好的创意需要良好的创新思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