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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环境既是人类的生产和生活创造，也是都市伦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土壤，不同的人文环境意味着不同的文化创造，不同的文化创造产生了不同的伦理观念。人文环境主要包括了社会经济、历史文化、政治、人口、宗教等因素。
一、经济环境
在都市伦理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济因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经济环境通常会产生较高层次的伦理标准。同时，在人们的经济活动中也产生了不同的经济伦理。在西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中，经济活动的和谐伦理就是其中的一例。自由的市场行为在利己的同时也惠及整个社会，这一认识成为推行市场经济的伦理基础。而都市作为经济活动和产业结构布局的中心，对人们的伦理观念更是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冲击。
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次次以城市为发源地的科技革命，在使大批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伦理标准。在中世纪的欧洲，碍于严格的伦理传统，女士们必须穿着端庄，就连小女孩的服装也不得短于膝盖。而随着科技革命的来临，社会财富的增加，人们的思想经历了一次次的蜕变。人们越来越关注个人生存状态的改善，社会福利水平的提高，即如何实现自我的生存价值。这一点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表现的尤为突出。
经济发展同时也带来了诸如环境污染等问题，这促使人们更关注环境伦理，更关注如何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尤其是上世纪中叶，在美国、日本、英国发生了世界闻名的几大城市公害事件，加快了环境伦理标准的明晰和确立。在不同的城市里人们对环境的保护意识也日渐成熟。例如，在德国老区改造中，鲁尔区的杜伊斯堡等城市树立了良好的政府与企业互动的绿色环境伦理模式。
二、历史文化
众所周知，世界的不同城市存在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传承和造就了不同的伦理观念。我国的伦理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虽然受到了外界因素的屡次干扰，但最终得以保留和传承，就其原因，这与我国城市的发展特征有很大关系。在历朝历代中，我国的儒家、道家和佛家相混合的文化模式随着繁华城市的转变而不断随之传播。这样的历史过程，造就了我国众多的中华传统文化中心，对保留独具特色的中华伦理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历史文化也对伦理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不同的历史背景往往是某一类伦理产生的前提条件。在我国和欧洲的诸多城市中，都保留了古老的文化氛围，这样的城市可以很容易的将外来伦理观念同化。因此，她的传承性和稳定性就较强。而像美国由于是移民大陆，历史较短，基本没有太多的主流文化，因此，美国的国际化大都市基本上各种文化整合出来的伦理。她的优点就是较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
三、政治环境
每一个城市都处在一定的政治环境下，其伦理观念的架构要受到相应政治环境的影响。这种政治环境包括了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在一定的国家里，每一个人融入社会的过程中都是一个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在城市中由于人口集中，相应的基础设施比较健全。因此，社会化的效果更为明显。政府会通过一系列伦理观念的输入，固定每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从而达到个人和社会行为的兼容，维持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
国际政治环境通常会是在与国内环境的比较中达到不同伦理观念的整合。在这一整合过程中，存在着政治社会化的惯性，也就是说，通常人们会更认可本国政治的绝对优势。从而导致了这一优势的进一步加深。而关注国际环境的个体通常自身就生活在信息比较通达的城市。因此，这种趋势会扩散到次一级的城市和地区去，与国际政治环境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检验国内政治因素对人们伦理观念影响的试金石。
四、人口因素
人口因素包括人口的年龄结构和人口迁移等。人口的年龄构成决定了在一个城市里伦理标准的更新速度和比较优势。不可否认，人们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降低，在一个人口相对老化的城市里，往往会保留较多的传统伦理观念。而在一个年轻人居多的城市里，则新的伦理观念的冲击力会更大。
人口迁移的去向和周期也同样会影响城市伦理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人口的迁入，会带来新的伦理标准冲击原有的伦理体系，往往不同文化区之间，一定规模人口的相互流动对双方伦理体系造成的冲击最大。还可能在该城市形成伦理飞地。如美国部分城市中的“隔陀”（ghetto），既是不同种族的聚居地，也存在着与城市其它部分伦理标准的不兼容性。如果一个城市人口迁移的周期较短，人口流动性较大，往往会造成各种伦理标准的短期混合，最终形成较宽容的城市文化，形成各种伦理的中和体系。
五、宗教因素
宗教在世界绝大部分国家的社会活动中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宗教的行为规范作用遍及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不同的宗教在教旨上具有较大的交集，区别在于规范人们社会行为的方式。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是伦理体系的奠基者，这一点在伊斯兰和基督教国家尤为明显。在中世纪的典型聚落中，教堂通常位于城市或村落的中央。宗教行为成为所有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近年来，宗教因素在都市伦理中作用凸现，人们意识到宗教所带来的伦理观念上的巨大差异。
社会计算运用其理念和技术可以实现“隐性知识显性化、显性知识组合化、创造产生新的隐性知识”这一过程。社会化是一个通过共享经历建立隐性知识的过程。在社会化过程中，利用Wikipedia、百度百科、社会性网络服务等技术可支持个人的信息收集和交流，也可提高隐性知识在个体之间的传递效率。此外，通过社会化网络交流，还可消除由于个人价值观念差异而导致的沟通障碍，从而减少知识传播的时间成本和空间成本。外在化是一个用显性化形式来描述隐性知识的过程。
在外在化过程中，利用个人知识管理工具对获得的隐性知识以思维导图、文档文件、音频文件、视频文件等加以描述和表达，随后进行存储，便可提高隐性知识显性化的效率。通过个人知识管理工具，还可实现个人知识的系统化存储，从而减少搜索成本。组合化是一个通过各种媒介将显性知识进行组合的过程。在组合化过程中，利用RSS、网摘、社会化书签等工具对知识进行分类，以实现相关显性知识的聚合和系统化。这些工具不仅可提高知识的系统化传播效率，还可对系统化的知识进行处理从而将相关知识推送至感兴趣的主体，以创造出更多的新的知识。内在化是一个对组合化产生的新知识进行消化、吸收并最终升华为个体隐性知识的过程。在内在化过程中，运用博客、网摘、学习型社区等进行讨论及交流协同学习，可提高知识的消化和吸收效率，从而提高个体的社会竞争力。
在上述4个过程中，社会计算的应用不一定完全存在于某一特定过程中，在社会化过程中也可使用博客、论坛和学习型社区来促进隐性知识的传播。社会计算的理念和技术应用能够很好地支持SECI模型，提高隐性知识的转化效率、知识的传播效率以及个体对知识的消化吸收效率。由此可见，社会计算对个人知识管理的影响是积极的。
2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框架
2．1三维体系结构
根据社会计算对SECI的支持，可将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描述为三维体系结构，此结构中的每一维都不可或缺，且彼此之间紧密联系又相互影响。个人知识管理过程是交互的，从知识获取到知识存储再到知识释放，整个过程都体现了个体对知识的获取、吸收、传播和创造。因此，个人知识管理过程是迭代的，社会计算提高了该过程中的隐性知识显化效率、知识的分享效率和新知识的创造效率，也较好地解决了目前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只注重知识积累而忽略知识能量释放这一普遍存在的问题。
2．2工作过程
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工作过程可描述为：用户在遇到某一问题后产生知识需求，他首先将会在自身的知识存储中进行搜索，系统则会根据用户的查询条件发出检索命令，若查询到相应的显性知识则返回给用户，反之则继续进行检索直到满足用户需求，最后对知识进行释放。系统一方面将补充的知识存储到用户的个人知识库中，另一方面将搜寻的知识返回给用户。在知识搜集过程中用户可利用IM工具、电子邮件或直面交流等多种沟通方式与专家进行交流，并在交流过程中进一步获取和学习更为深层次的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从而不断扩充个人知识库，个人知识库的日渐丰富又将更好地满足用户的知识需求。
2．3系统框架
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可增强个人知识创造能力、丰富交流方式、提高知识共享效率。框架中描述的功能有助于隐性知识向显性知识转化，由此可见，社会计算环境下的个人知识管理系统具有较大优势，具体可归纳为：第一，社会计算增强了个人的知识创造能力。社会计算在组织上的去中心化特点将使得知识不断被理解和创新。第二，社会计算丰富了个人知识存储形式与组织形式。个体需要积累大量信息来支持自己的学习，这些信息不仅应存储于个人电脑硬盘中，还应通过在线存储方式与他人共享。第三，社会计算提高了知识释放的效率。
2.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
3.也论刑法教义学的立场 与冯军教授商榷
4.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的法哲学批判
5.风险社会与变动中的刑法理论
6.中国刑法理念的前沿审视
7.刑法谦抑性是如何被搁浅的?——基于定罪实践的反思性观察
8.走向实质解释的刑法学——刑法方法论的发端、发展与发达
9.刑法教义学研究的中国主体性
10.刑法与相关部门法关系的调适
11.刑法的刑事政策化及其限度
12.当代中国刑法理念研究的变迁与深化
13.刑法教义学方法论
14.刑法合宪性解释的意义重构与关系重建——一个罪刑法定主义的理论逻辑
15.刑法分则规定之明知:以表现犯为解释进路
16.罪刑法定与刑法机能之关系
17.论我国刑法中的法益保护原则——199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条新解
18.刑法方法理论的若干基本问题
19.刑法教义学的立场和方法
20.论刑法的公众认同
21.刑法解释限度论
22.从首例“男男案”司法裁判看刑法解释的保守性
23.网络犯罪的发展轨迹与刑法分则的转型路径
24.刑法解释方法位阶性的质疑
25.经济自由与刑法理性:经济刑法的范围界定
26.“类推”与刑法之“禁止类推”原则——一个方法论上的阐释
27.刑法解释基本立场之检视
28.刑法知识转型与实质刑法解释的反形式主义
29.论我国刑法漏洞之填补
30.主观主义与中国刑法关系论纲——认真对待刑法主观主义
31.论我国刑法中的当然解释及其限度
32.论司法中刑事政策与刑法的关系
33.刑法解释理念 张明楷
34.刑法规范的模糊性与明确性及其整合机制
35.形式理性还是实质理性:刑法解释论争的一次深入研究
36.刑法的可能性:预测可能性
37.刑法目的观转变简史——以德国、日本刑法的祛伦理化为视角
38.以目的为主的综合刑法
39.关于刑法情节显著轻微规定的思考
40.我国共犯论刑法知识的渊源考察与命题辨正——兼与陈兴良教授商榷
41.刑法解释的应有观念
42.当代中国刑法哲学研究述评
43.刑法的修改:轨迹、应然与实然——兼及对刑法修正案(八)的评价
44.社会治理现代化与刑法观的调整——兼评苏永生教授新著《区域刑事法治的经验与逻辑》
45.环境刑法立法的西方经验与中国借鉴
46.刑法立法阻却事由的理论界定与制度前景
47.论近代刑法和刑法观念的形成
48.转型时期刑法立法的思路与方法
49.刑法解释原则的确立、展开与适用
50.论刑法的司法逻辑精神——《刑法》前五条之总体理解
51.风险社会之刑法应对
52.风险刑法的现实风险与控制
53.中国刑法改革新思考——以《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为主要视角
54.刑法立法模式的刑事政策考察
55.刑法解释论的主要争点及其学术分析——兼议刑法解释的保守性命题之合理性
56.当代中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及其完善研究
57.以法益保护为目的的刑法解释论
58.共识刑法观:刑法公众认同的基础
59.刑法:“虚拟世界”与“现实社会”的博弈与抉择——从两高“网络诽谤”司法解释说开去
60.刑法目的论纲
61.公器乃当公论,神器更当持重——刑法修正方式的慎思与评价
62.风险刑法理论的批判与反思
63.风险刑法、敌人刑法与爱的刑法
64.法治国的洁癖 对话Jakobs“敌人刑法”理论
65.基于主体间性分析范式的刑法解释
66.量刑公正与刑法目的解释
67.“风险刑法”与刑法风险:双重视角的考察
68.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对刑法适用之影响
69.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探析
70.论罪刑法定原则对刑法解释的制约
71.我国刑法中“兼有型罪过”立法问题研究
72.刑法因果关系的司法难点——基于刑事司法判例全样本的实证研究
73.刑法解释的公众认同
74.“扒窃”入刑:贴身禁忌与行为人刑法
75.刑事政策与刑法解释中的价值判断——兼论解释论上的“以刑制罪”现象
76.积极刑法立法观在中国的确立
77.传承与超越: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刑法传统考察
78.刑法司法公信力:从基础到进退
79.超越主客观解释论:刑法解释标准研究
80.刑法主观主义原则:文化成因、现实体现与具体危害
81.论刑法解释的边界和路径——以扩张解释与类推适用的区分为中心
82.刑法类型化思维的概念与边界
83.刑法规范的明确性与模糊性——诠释学视野下的刑法解释应用
84.论罪责刑关系作为刑法解释对象
85.刑法因果关系:从哲学回归刑法学——一个学说史的考察
86.论刑法解释的基本原则
87.刑法国际化视野下的我国刑法理念更新
88.经济自由与经济刑法正当性的体系思考
89.刑法的目的与犯罪论的实质化——“中国特色”罪刑法定原则的出罪机制
90.对风险刑法观的反思
9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专题研究
92.实质刑法的体系化思考
93.浅论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
94.风险规制的刑法理性重构 以风险社会理论为基础
95.环境刑法的伦理基础及其对环境刑法新发展的影响
96.网络时代的刑法理念——以刑法的谦抑性为中心
97.刑法中的推定责任制度
中图分类号：J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4）26-0263-01
丹纳生活在19世纪的欧洲，那时的欧洲正处于一个极度骄傲和膨胀的时期，究其原因在于，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巨大发展和资本主义的兴起，欧洲人逐步摆脱了封建宗教思想禁锢的枷锁，特别是在18世纪末期，资产阶级启蒙思想迅速发展，影响到整个欧洲。欧洲在自然科学和民主制度的影响下，经济获得了空前的发展，物质也变得丰富无比，这让欧洲人对自然科学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丹纳自然深受19世纪自然科学界的影响，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影响，认为世界上一切事物，无论物质方面的或精神方面的，都可以解释；一切事物的产生、发展、演变、消灭，都有规律可循。因此，丹纳的治学方法是从事实出发，不从主义出发；不是提出教训而是探求、证明规律。同时，他还深受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和法国哲学家孔德的影响。孔德认为，理性已经渗入到自然科学的每个角落，很自然的也进入到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所以，孔德第一次把人文社会科学方法纳人到观察科学的范畴，把观察的方法引入人文社会科学之中。在这种学术环境的影响下，丹纳提出了一个重要理论―“种族、时代、环境”三元素说，强调了三元素对文学艺术的决定性影响。具体而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以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绘画、尼德兰绘画和古希腊的雕塑为例，以艺术发展史实为依据，强调了种族、环境、时代等三个元素对精神文化的制约作用，并认为在三个元素中，种族是“内部动力”，环境是“外部压力”，时代则是“后天动力”，这三种力量合起来共同促进了精神文化的全面发展。
丹纳“三元素”理论的形成是有历史渊源的。早在18世纪初，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孟德斯鸠就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制度、政治文化不仅和居民的宗教、癖性、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等有关，而且同气候、地理条件及农、猎、牧等各种生活方式也有极大关系。史达尔夫人承袭了孟德斯鸠的这种观点，她在《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和《论德国》中进一步认为不同的自然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精神风貌。不仅如此，、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也都不同程度地左右着文学艺术的发展。史达尔夫人的这种观点为丹纳的“三元素说”开辟了道路。除此之外，对丹纳影响较大的还有黑格尔。黑格尔虽然是从“绝对理念”出发研究美和艺术，但他关于环境、冲突、性格以及古希腊神话的分析，都给予时代、环境、民族等因素以极大的重视。可以说，丹纳是把孟德斯鸠的地理说、史达尔夫人的文学与社会关系的研究、黑格尔理念演化论和文化人类学的实证研究综合起来，提出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理论的，并形成了一个较为严密、完整的学说。我们从丹纳的“三元素说”可以看到民族特性对艺术家和作家的人生态度、理想、性格、情感等方面的持久性的影响，也可以看到环境、社会意识、时代精神对文化艺术发展的决定性作用。所以，丹纳在《艺术哲学》中，从三元素理论出发，详细论证了他的看法：因为种族的不同，造成日耳曼民族的艺术与拉丁民族的艺术不同，前者更浑朴，后者则更精致；因为自然环境的不同，所以意大利绘画多表现理想的优美的人体，而尼德兰绘画多表现现实的甚至是丑陋的人体；因为时代不同，所以古希腊人能够创造出简单而静穆的伟大作品，而现代人只能创作出孤独、苦闷、挣扎的艺术。在当时很多的文艺研究主要从既有观念出发，或仅仅围绕作品情节、人物进行研究，经常把人物孤立于其所生活的环境，不能从更广泛的社会、历史角度去考察的背景下，丹纳提出的“三元素说”无疑是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河，极具启发性，并为以后的实证主义艺术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丹纳《艺术哲学》中所讲的“种族、环境、时代”中的具体内涵，是复杂多样的：“种族”，在丹纳那儿可以是“人种”，有时也指为“民族”、甚至“宗族”或艺术家群；“环境”，既指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有时也偶然地含有社会环境的意思；“时代”的内容就更为广泛，精神、制度、政治、文化、生产条件，甚至包括对经济状况的某种程度上的分析。这就明显地告诉我们，丹纳的“三元素”说与孟德斯鸠、史达尔夫人、圣・佩韦乃至孔德，都有着实质性的不同。他赋予这些概念以物质的实在性和具体性，而这是前人所不能企及的。但与此同时，丹纳把艺术的产生与发展以及艺术的本质，最终归结到“种族、环境、时代”三元素之上，使他所具有的唯物论的观点不能继续发展而走向唯物史观，并最终走进唯心主义的死胡同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在丹纳《艺术哲学》中唯物论与唯心论同时并存，并不时地发生矛盾，而这恰恰反应出丹纳世界观中正确与错误之间的经常不断的矛盾。
参考文献：
[1]李学智.丹纳中的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J].史学理论研究，1994（04）.
一、选题是论文写作的前提与基础
选题是任何一项科学研究的起点，课题不选定，研究工作就无从开始。对于音乐教育研究来说，选题不仅是第一步要做的工作，同时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工作。因为选题标志着音乐教育研究的方向，意味着音乐教育研究的目标，决定着音乐教育研究的价值。选好了题就有了明确的研究方向，确定了合适的研究目标，具有了理论上或应用上的研究价值。一个好的音乐教育论文选题，一个方向正确、目标适宜、基础扎实的前期准备工作，会给音乐教育论文写作奠定坚实的基础。选题正确、适宜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论文写作的过程是否顺利。
音乐教育科研成果的价值主要取决于三个方面：一是理论深度；二是实践效果；三是音乐教育界的反响和认同。其中最重要的是音乐教育实践效果，而音乐教育科研活动的实践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题。选题如果游离于音乐教育实践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之外，那么其研究成果就很难得到音乐教育界的认同，获得满意的社会效果。相反，在音乐教育科研中有些重要问题的提出和理论上的成功解决，往往可以启发、影响很多音乐教育工作者，为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贡献。
二、选题关系论文写作的成败
论文选题不仅是论文写作的必要前提，而且往往决定论文的成败。常写文章的人都知道，一个好的选题等于论文成功了一半，即“题好一半文”之说。而相反，如果选题不好，则会导致写作过程中的困难重重，甚至造成论文中途夭折或研究成果甚微，由此足见选题对论文的成功关系重大。音乐教育研究的历史证明，凡有成就的音乐教育学者、专家，之所以能获得卓越的音乐教育科研成就，首要的因素就在于选题良好，从而为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于大多数撰写过音乐教育论文的作者来说，凡属能够发表或获奖的成功之作，亦往往具有一个令人关注的良好选题。选题如果草率，必然会埋下论文失败的种子，所谓研究就难以获得成果。
选题的成败，主要取决于论题的价值和解决问题的条件。这就要求，所选论题必须具有真实、客观的属性，而不是虚假的、虚构的、纯主观设想的所谓问题。那种异想天开、无的放矢、杞人忧天式的问题，因为毫无价值，自然也就不会有好的结果。此外，选题的同时必须考虑时代条件与环境因素，不然，尽管所选问题具有一定价值，但解决问题的条件不具备，选这样的论题来写文章，那么也必然会无功而返。
三、选题标志着科研能力的高低
选择和确定论题，作为开展音乐教育研究和论文写作的第一步，并不是一件简单和容易的事。尤其是对于第一次写作音乐教育论文的人来说，都会不同程度地感到选题的困难。论文选题困难是客观存在的，这正如科学学创立者贝尔纳所说：“课题的形成和选择，无论作为经济技术要求，抑或作为科学本身的要求，都是研究工作中最复杂的一个阶段。”一般说来，提出问题比解决问题更为困难。要在浩如烟海、博大精深的音乐教育领域中选择一个具有价值又适合自己研究的课题，不仅需要作者具备一定的学识水平和理论素养，还必须具有敏锐的观察问题和良好的分析问题的能力。可以说，音乐教育选题本身就是一种音乐教育科研行为，是关于音乐教育的一种学问。一个好的音乐教育选题所以称之为好，是因为它弥补了音乐教育之缺，纠正了音乐教育之偏。而作者怎样才能发现这种“缺”和“偏”呢?是否可以说，音乐教育选题是音乐教育领域中具有特定心理状态的人对音乐教育现实中待解命题的一种认识和感悟。我们说，好的音乐教育选题虽然离不开时势和环境因素，但作者本人的积累和准备亦相当重要。积累不够，准备不足，都会在机会面前失去机遇。所以，成为一个在音乐教育领域中具有特定心理状态的人应是所有音乐教育论文作者努力的方向。
四、选题可利用课题指南和参考资料索引
音乐教育论文选题的方法很多，不同领域、不同目的音乐教育科研，选题的途径会有所不同。总的来说，利用课题指南和参考资料索引的方法进行选题是最常见的方式。
课题指南是有关方面开展音乐教育研究时编写设计的课题题目集成，提供给相关研究者选题过程中参考。如高校的音乐教育专业本科生在做毕业论文以前，为了方便学生选题，所在系科往往分专业编有《课题指南》，把本专业开展学术研究的问题罗列出来，引发学生选题的思路。这种《课题指南》一般由任课教师根据所教课程中的重点问题拟出，再由系里进行综合而成。又如某一地区的音乐教研组织在开展音乐教育科研活动时，会根据音乐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以及本地区音乐教学存在的问题，概括和提出一系列研究课题，以方便该地区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教育研究和论文写作时参考。
需要说明的是，《课题指南》一般只是拟定了一个题目，它只是提供了选题的范围，指明了一定的研究方向，目的是为了开阔选题者的思路。因此在选择时，应避免对《选题指南》中的题目原封不动地照搬，而应根据自己的主客观具体情况，对论题做进一步的思考、变动后再确定。
利用音乐教育资料索引进行选题是一种便捷而有效的方法，要善于从他人论题中受到启发，发现问题，引发灵感，获得思路。能够在报刊上发表的音乐教育论文都是作者一定研究成果的体现，选题者应该认真地学习和借鉴。从中可以了解别人在研究什么问题，想想还有什么问题值得研究。有的问题虽然别人发表了意见，但是否深入?是否正确?有没有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有没有不足和错误之处?因此，选题过程中大量翻阅资料和参考索引，能有效地打开选题者的思路。
查阅资料索引，有许多具体的方式方法，如可以查阅全国报刊音乐教育研究文章索引、全国音乐教育研讨会论文目录、全国音乐教育优秀论文评选获奖目录，以及音乐教育报刊的全年总目录等等。
五、选题要在积累中思考，继承中创新
著名哲学史家张岱年先生在《华东师大学报》（教育科学版）1989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儒家哲学是教育家的哲学》的著名论文。这篇论文所表达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儒家哲学是儒家学者站在教育家立场上探讨教育问题的产物。所以如此，是因为儒家哲学的主题是“成人之道”，即如何通过教育和修养活动而使人成为真正的人。与此相联系，儒家学者关注和反复讨论的两个重要问题是“人是什么”（人的本性和本质）和“人应该成为什么”（圣贤人格）。它们与成人之道一起，共同构成了儒家哲学的基本问题。这些问题既是哲学的，也是教育的。或者说，它们是儒学视野中的基本教育哲学问题。正因如此，性、习关系之辨一直是中国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哲学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
然而，如果对有关教育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作一系统考察，我们便会发现，人们往往比较重视诸如“性善”与“性恶”、“化性起伪”、“性三品”、“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变化气质以复性”、“发明本心”等性、习关系论概念或命题的形式变化，较少关注潜藏于这些形式背后的思想模式和理论逻辑的变化，难以揭示在传统儒学不同发展阶段中性、习关系论的特定思想内涵及其理论深化。而作为性、习关系之辨的阶段性标志的“本体—工夫”之辨，要么没有进入研究的视野，要么语焉不详。我在《中国教育哲学史》第3卷的引言中，首先提出理学的“本体—工夫”之辨是“自先秦以来性习关系之辨的具体展开形式，取得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但尚未展开论述。本文将通过寻求“本体—工夫”范畴与“体—用”范畴的内在联系，阐明理学“本体—工夫”之辨的教育哲学内涵，揭示其理论的深化发展和特定历史地位。
一、以“体—用”之辨为基础的“本体—工夫”之辨
宋明理学是宋明时期以本体论为基础，以心性论为核心，以天人合一的圣贤人格和精神境界为理想追求的学术思潮和思想流派。本体论之所以构成整个理学思想的基础，不仅在于对宇宙本体（天地万物生成发展的根源及其统一基础）的理论设定构成了理学探讨人的本性本质以及天人关系的逻辑前提，而且在于其本体论本身就构成了一种思想方法，一种思考自然、社会、人生的思想模式。它使理学超越了汉唐儒学的宇宙生成论思想模式和以章句注疏之学为代表的经验主义思想方法，而达到了一种新的理论水平，获得了新的理论深度。理学的本体论思想方法集中体现在“体”、“用”范畴上。如果说胡瑗所首倡的“明体以达用”是理学复兴儒学的总纲领[1](P10)，那么，程颐所提出的“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则构成了其后几个世纪中理学思想的基本原则[2](P153)。它们分别从思想目标和思想方法两个方面展现出体、用范畴和体用关系对于理学思想发展的核心意义。何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程颐在《程氏易传序》中说：“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原，显微无间。”在程颐看来，理无形不可见，故曰“微”，为体；象有形而可见，故曰“显”或“著”，为用。本质与现象、本体与作用，虽有显微之别，但二者之间却是“一原”和“无间”的关系。体是用的根据，用是体的显现。有体必有用，有用必有体。体和用是并生共存的，二者并无时间上的先后之分，此即所谓“体用一原，显微无间”。
在理学中，体用范畴被广泛运用。“本体”和“工夫”这对范畴，就是体用范畴的具体展开形式之一。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本体和工夫分别表示事物的本然状态、事物间的本然关系和人们运用这一关系的具体途径、过程和方法，如阳明哲学中“知行本体”和“知行工夫”二者间的关系就是如此；从心性论的角度看，本体和工夫则分别表示人的本性本质与人的后天经验活动，当阳明以良知为本体、以致良知为工夫的时候，所表达的就是这样一重思想内涵。在后者的意义上，我们也可以把本体、工夫之辨看作是先秦以来儒学性、习之辨在宋明理学中的具体展开形式。同传统的性、习之辨一样，它所要解决的也是成人之道的内在根据和人的发展方向问题。具体说来，它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是：作为教育和修养过程的“工夫”与作为人的本性和本质的“本体”具有何种关系？前者如何可能、何以必要、应沿着何种方向进行？
当然，我们说“本体—工夫”之辨是“性—习”之辨的具体展开形式，仅仅是就两对范畴所涉及的基本理论问题的一致性而言的，它并不意味着“本体”与传统的“性”范畴、“工夫”与传统的“习”范畴在内涵和外延上完全一致。就工夫与习的区别而言，习（如孔子所说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包括习染（在习染中，人是被动的）和习行（在习行中，人是主动的）两个方面，而理学的工夫范畴仅指习行。在理学思想中，只有当人们为了特定目的而从事学习和修养活动时，其活动才具有工夫的意义。在本体与性的区别方面，就与生俱来的先验性而言，本体与性具有一致性，但除此之外，本体还具有经验呈现和经验规范（所谓“先天统后天”）的性质。这也就是说，当性、习之辨发展到理学时代，通过以体、用关系为基础的本体论思维方式而演变为本体、工夫之辨的时候，性和习之间的关系已表现为体和用之间的关系，获得了“一原”和“无间”的新内涵。
上述范畴内涵和外延上的差异预示着，以“本体—工夫”范畴为核心展开的“性—习”关系之辨所体现的，不只是范畴形式的变化，更是理学对于传统性、习关系论的深化与发展。
二、“本体—工夫”之辨使传统的性和习由分离走向合一
我们知道，在传统儒学特别是先秦两汉儒学中，性始终与先验性紧密联系在一起，不管人们赋予性以何种具体内涵。在孟子那里，人性被理解为以仁、义、礼、知为内容的道德性，是表现为“四端”的“良知”、“良能”，而“良知”“良能”又以“不学而能”（先验性）和“不虑而知”（直觉性）为根本特征[3](P529)。在荀子那里，人性被理解为以人的自然欲求（“欲”）为代表的自然素质和自然本性（“本始材朴”），它是“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4](P290)。人性的先验性不仅意味着它是先于经验而存在的（即在受生之初就先天给定的东西），而且意味着先验和经验两者是可以分离的，先验人性遂成为对象化的存在而构成了后天经验活动的对象。在孟子，人性是活动扩充和扩展的对象；在荀子，人性是变化、改造的对象。因此可以说，传统儒学的性、习关系论是以性和习的分离为基础的。
从程朱到陆王的宋明理学，不管是以性为体还是以心为体，均赋予了人性以本体的含义。“本体”的提法本身就含有本来如此和天然如此的意义。因而，理学中作为本体的人性，并没有摆脱其先验性。但是，按照“体用一原，显微无间”的思想逻辑，本体虽为先验，却不能脱离经验而存在，它必然要在经验中显现自身而成为经验活动的内在根据；工夫虽为经验，却不能脱离本体而自成其体，它要表现本体并接受本体的内在调控。在时间之维上，性和习由先后关系而变为共生关系。而人性的先验性，主要表现为本体对于工夫的逻辑优先性而非其时间上的在先性质。所以，在论及本体和工夫的关系时，王阳明才说：“合着本体的，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5](P1167)“合着本体的，是工夫”是强调工夫不离本体。作为工夫的内在根据，本体发挥着对于工夫的调控作用，只有与本体的价值定向相一致并接受本体规范的习行，方称得上是工夫。“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是强调本体不离工夫，只有通过自觉的习行，自在的本体才能化作真实的德性而获得其现实性品格。这样，在本体与工夫的范畴框架内，性与习由分离走向了合一。
相对于性、习分离，性、习合一在理论上的深化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它发现并肯定了人的本质对于实践的规范作用，人不可能在自己的本质之外去做任何事情，不管我们是把这本质理解为人的潜在资质（它有无穷的可能性，很明显，不管如何训练，猴子永远不可能成为人），还是理解为特定人生阶段的习得性（在人生的特定阶段业已形成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模式，不仅构成了其新一轮实践的“历史”前提，它们同时也弥漫和渗透于新的实践之中）。其次，它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人性的实践建构特征。从本体说工夫，工夫不过是本体的呈现；从工夫说本体，则惟有通过工夫，人的现实本质才得以生成。就此而言，人性的现实性与其说来自于本体，勿宁说来自于工夫。因此，性习合一之论通过肯定性和习的相互规定而深化了人们对于性习关系的理解。转贴于
三、“本体—工夫”之辨是从先验人性论到实践创生论的过渡环节
需要指出的是，以程朱陆王为代表的理学通过本体工夫之辨而达致的性习合一之论，仍然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思辨，还没有真正实现对于性习关系的辩证把握（真正的辩证把握只有在把人性和人的实践置于历史运动过程之中才有可能）。这使其性习合一之论充满了深刻的矛盾。它表现为其本体的抽象性、非历史性与工夫的具体性、过程性之间的矛盾。
在程朱理学那里，作为心之体的本然之性，与终极的普遍之理具有同一性，它具有超越时空的绝对永恒性，不受物质世界、自然也不受人类活动的影响。一个人能够通过主敬涵养和格物致知的工夫去呈现和认识它，却不能改变它。这样，体现着过程性的工夫（如，朱熹认为格物致知的工夫需经过“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的渐进积累过程，方能达致“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之境界）之对于本体就只具有呈现而不具有创生的意义。
陆王心学以心体取代了性体，通过标揭“心即理”，把与理（道德原则）合一的主体意识看作是心之本体，亦即是本然之性。这一思想转向包含着沟通个体性与普遍性、感性与理性、存在与本质的可贵努力，使正统理学以理为性的超验色彩有所削弱。但是，它并没有改变本体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质。为了保证道德实践的普遍有效性，心学仍然不得不把道德主体本体化，从而使心体重新沦为一种抽象而普遍的存在。故陆九渊说：“千万世之前，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千万世之后，有圣人出焉，同此心同此理也。”[6](P273)王阳明也说：“自圣人以至于愚人，自一人之心以达于四海之远，自千古之前以至于万代之后，无有不同。是良知也，是所谓大本也。”[5](P279)从这个意义上讲，体现为过程的“致良知”工夫，也只能是抽象而普遍的永恒之体的呈现：“须学以去其昏蔽，然于良知之本体，初不能有加损于毫末也。”[5](P63)
这种对于性体或心体的抽象性和非历史性的强调，使本已建立起来的性和习的相互规定之论，面临着解体的危险。一方面，如果坚持本体的非历史性质，那么，工夫的过程性乃至于工夫本身的意义将被取消。这是因为，按照“合着本体的是工夫”的逻辑，任何称得上是工夫的东西，都是合乎本体的，本无过程性可言。这不仅与经验事实相悖，也会使理论退化到先秦以前的状态中。另一方面，如果要强调工夫的过程性，那么，抽象的本体将被扬弃。这是因为，按照“做得工夫的方识本体”的内在逻辑，工夫的过程性使得被人们所自觉和呈现的本体具有了不断变化的性质，那抽象不变的本体就完全变成了一个主观设定，又如何规范具体的工夫？于是，理学建立在“本体—工夫”范畴框架内的性习合一之论，在沟通性与习的同时，又使二者处于空前尖锐的矛盾对立之中。它孕育着扬弃先验本体而走向实践创生论的思想契机。
四、明末清初理学批判与自我批判思潮中的实践创生论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们沿着王阳明的思路继续前进，发展了其就工夫说本体这一向度。
东林学派的顾宪成指出，不仅不学而能、不虑而知是良知、良能，学而能、虑而知也是良知良能。他说：
孟子以不学而能为良能。吾以为不能而学亦良能也。何也？微良能，彼其有不能也，安于不能已耳，孰牖之而使学也？孟子以不虑而知为良知，吾以为不知而虑亦良知也。何也？微良知，彼其有不知也，安于不知已耳，孰启之而使虑也？又曰：孟子以不学而能为良能，吾以为学而能亦良能也。何也？能之入处异，而能之究竟处同，非学不学之所得而歧也。孟子以不虑而知为良知，吾以为虑而知亦良知也。何也？知之入处异，而知之究竟处同，非虑不虑之所得而歧也。[7]
孟子把人性理解为以先验（所谓“不学而能”）而直觉（所谓“不虑而知”）形式存在着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以本能为人性。顾宪成把“不能而学”、“不知而虑”和“学而能”、“虑而知”都当作良知良能，不仅扩大了人性的内涵，而且使性体由先验给定的、限定性的存在，变成了向可能性、向后天的实践工夫敞开的存在。也就是说，本体为工夫提供了可能，而工夫把本体开展为现实。所以他又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一语，看个‘为’字，委是表工夫；看个‘可’字，却是表本体。”[7]这就把本体完全理解为一种潜在的可能性，而展开着的工夫则构成了人性的实质内容。他由此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是：“惟知学，然后可以言性。”[7]其理论的真实意义，是通过把学知虑能输入人性之中而对先验人性论进行解构，使人性变成了以工夫为基础的可能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黄宗羲也是就工夫说本体的。他直截了当地把本体与工夫的统一看作是以工夫为基础和主导的统一。他说：
无工夫而言本体，只是想象卜度而已，非真本体也。[8](P1473)
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8](P9)
如果说前者还只是强调本体对于工夫之依赖性的话，后者则直接扬弃了本体的先验性，把人性的实现落实到人后天的生活和实践中。与此同时，本体也在日进无疆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创生：“道体无穷尽，吾之功夫亦日进无疆。才操已至之心，便去道日远。”[9]（《孟子师说》卷四）其理论的真实意义，是通过对于工夫的过程性的强调，赋予了本体随着工夫而日进无疆的历史性质。
王夫之的本体工夫论与黄宗羲如出一辙，更加强调人性的实践生成性及其过程性。其理论深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他把人性理解为人的生存活动之理，认为人性的形成过程是以自然素质（“命”）为背景，心智能力发展（“权”）、情志选择（“情之所歆”）和环境习染（“习之所贯”）相互协调的过程：“生之初，人未有所权也，不能自取自用也，惟天所授，则皆其纯粹以精者矣。天用其化以与人，则固谓之命矣。已生以后，人既有权也，能自取而自用也。自取自用，则因乎习之所贯，为其情之所歆，于是而纯疵莫择矣。”[11](P299)在生存活动中，人的生理、心理机能也好，人的道德品性也好，都处在日新月化之中，“目日生视，耳日生听，心日生思，形受以为器，气受以为充，理受以为德”[10](P43)。这是一个“命日降，性日受”的性命交融并进、人性本质的不断的创生过程，“未死以前皆生也，皆降命受性之日也”[10](P43)。这种不断创生性正是人性与物性的根本不同之处，所谓“禽兽终其身以用天而自无功，人则有人之道矣。禽兽终其身以用其初命，人则有日新之命矣”[12](P133)。初生之际，人还只是具备了成为人的可能性（“初生而受性之量”）；那些在生活历程中不断创造生成的，才是现实的人性（“日生而受性之真”），它“未成可成，已成可革”。如果把人性看作是受生之际就已完全定型而一成不变的东西，那么，人和器物就没有什么不同了：“谓生初之仅有者，方术家所谓胎元而已”，“为胎元之说者，其人如陶器乎？”[10](P43)
其二，无论是程朱理学还是阳明心学，都认为体善而用有善有恶，人都有善的共同本质而具体的人有善有恶。王夫之指出了这种先验人性论的理论困境：如果认为人性是善的，那么，人在后天的经验活动中就不会受不良因素的影响，那么，当一个人习恶成性的时候，他的善性到哪里去了？如果认为用有善有恶，而同时又坚持“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方法论原则，那么，这有善有恶之用倒反证了体的有善有恶，又怎么能有一个至善无恶的体呢？[11](P299)为此，王夫之更喜欢用“性—习”范畴而不是“本体—工夫”范畴来论述人的本质与人的经验活动之关系。因为，习与工夫不同，工夫始终是受本体规范、具有特定价值取向的活动，而习则是丰富多彩的生存活动，由习所建构起来的个体人性也必定是多种多样的。这一做法的重要意义，是突破了单一的道德人性论，有利于人们从多个不同层面去把握现实人性的丰富性，因此才有了后来的戴震从“欲”、“情”、“知”等不同层面对人性的全面探讨。
在我国当代教育理论研究中，环境和教育（在传统教育哲学中相当于“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基本理论问题，其中就涉及到人、环境和教育的多重复杂关系。由于缺乏对有关教育哲学思想史的深入考察，机械地套用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众多的教育学教科书在不断地重复着诸如“遗传素质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环境在人的发展中起决定作用”、“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等简单化命题。这些命题虽出自当代人之手，但未必能充分反映当代哲学和教育的最高理论成果，有些甚至尚未达到理学有关论述的思维深度。宋明理学的“本体—工夫”之辨虽然建立在抽象的本体论之上，但它对于性和习之统一性的强调、对于性和习相互规定的论辩，无疑蕴含着深刻的理论洞见，有助于深化我们对有关教育哲学问题的理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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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小心斋札记[M].清光绪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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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633.8 文献标识码： C 文章编号：1672-1578（2012）09-0126-01
中学生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教师要善于抓住中学生的这一心理特征，在地理学习的开始就使他们产生兴趣。高中地理第一章的内容正是容易培养兴趣的开篇。学生对于宇宙的奥秘，自然奇观，如极昼、极夜、昼夜交替、四季交替等问题，似乎知道点，但又说不清楚，教师用形象、直观的三球运行仪、幻灯、模型、图片及手势等多种方法进行演示、讲解，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再适当补充一些数据、资料，把这些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抽象的地理事物和地理现象具体化，学生很感兴趣。有的教材内容，不太好理解，或是难记易忘，学生往往没有兴趣。教学中，在深入钻研教材的基础上，采取不正当手用形象、生动的比喻，也会取得较好的效果。如把势均力敌的两种气团相遇形成的准静止锋比喻成两个手劲差不多的同学掰腕子，手势将保持不变，以此说明锋面较长时间停留在某地区，从而影响该地区形成阴雨连绵的天气。在讲我国占世界首位的八种矿产资源时，学生记起来往往丢三落四，采用谐音让学生记忆，并形象地描述为，我的心太烦，烦得鼻涕眼泪一起往下流。谐音为：吾（钨）心（锌）太（钛）烦（钒），目（钼）泣（锡）稀（稀土）涕（锑）。学生就能很快掌握这八种矿产资源。有的内容，编成顺口溜，也可增加学生的兴趣。
1 利用身边的各种事例进行教学，激发学生的求知欲
地理学是在前人不断探险、考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科学，就不是光背背矿产、山河等。对学生来说，掌握复杂的地理事物和地理特征，弄清其发展演变规律是比较困难的、也容易由此产生不愿学的想法。教学中，应尽量结合实际。运用丰富、生动、有力的实例，说明地理学科所要学习的内容。在学习方法上既介绍地理学科的特点和优秀学生的学习经验，又提出一些具体要求。学习时“左图右书”，图文对照，填图作业做到具体规范等。如讲大气对太阳辐射的削弱作用时，提出学生们熟悉的，但又解释不清的现象进行分析，如：晴朗时天空呈蓝色，阴开为什么呈乳白色？日出日落时又为什么呈红色？指出这是由于大气对波长不同的太阳七色的光散射，吸收状况不同而造成的。波长较长的红、橙色光，不易被散，能够传播较远的距离。这也正是红、橙色的光作为停车信号的道理，它使人们在较远处就可看见，以减少交通事故。这些身边的地理现象使学生感到学习地理的必要，同时结合这些实际，学起来会觉得并不难学，从而激发了学习的兴趣和学好地理的信心。
2 进行研究性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
兴趣是一个人力求探究和认识某种事物的倾向。科学家爱因斯坦说：“兴趣和爱好是最大的动力”，为了扭转当前学生不重视地理课的现象，就要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培养学生学习地理的兴趣。地理研究性学习强调以学生的自主性、探究性学习为基础，教师只是扮演“指导者”和帮助者“的角色，为学生创设一种有利于地理研究性学习活动的情境和途径。学生从始至终是学习过程的主人翁。学生自由组成研究小组、自我选择研究主题、自主设计调查方案和组织调查、自主分析资料和撰写论文。在学习活动中，学生除了选择和运用课本上的地理知识外，更主要的是广泛获取未经加工处理的第一手资料，并进行处理和提取信息，有效地表达、展开自己的研究成果。
学生各种能力的发展，都是以领会知识和掌握技能为基础的。学习兴趣在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对知识的掌握和理解程度，明白得越多，知识掌握越好，兴趣也就越浓。整个太阳在讲第五章生态平衡时，引用三类事实资料，一类是生态系统中，生物体数量变化引起生态平衡失调的实例，如澳大利亚引进食牛粪的屡克螂，把压在草原上的牛粪推进土洞，使草原重新茂盛，促进了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建立了新的生态平衡。这也使学生认识到环境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甚至危及人类本身，可见保护环境势在必行，意义重大。
3 利用课外活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配合课堂教学，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也是培养学生学习兴趣和观察、分析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教师要因势利导，及时组织学生进行参观、实习，这对学生生动活泼的发展有很大的作用。如配合第一章，组织学生观察星座，寻找重要亮星，开展日、月食讲座，使学生懂得其形成原理及日、月食的过程，并适时进行观察。在讲第二章大气时，可组织学生参观气象台站，让学生注意收看“天气预报”和“天气形势预报”节目。结合第四、五章内容，组织学生参观自然博物馆，使学生对地壳演变史和生物与环境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认识。通过。
综上所述，要想学好地理这门课，兴趣是关键。培养和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师必须独具匠心，使课堂教学具有趣味性、启发性、直观性、实践性、新异性、优化课堂教学，提高教学效果，使学生越学越爱学，越学越聪明。
参考文献：
一、引言
艺术产生是为弥补自然和人生的缺陷,它以诗意为最高境界,“审美需要不仅仅是欲望……还是审美理想,使人得以实现对现实的超越”。①因此,审美艺术的产生是为达到对现实的某种超越,也是为对审美理想的一种追求而产生。
景观美学是美学的一个分支,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通常意义上的景观美学是研究景观美的构成和欣赏的一般性的应用性学科。
关于景观的分类不是绝对性的,而是具有相对性,可以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景观有所分类和定义,如从物质构成角度来进行分类等,这些对于景观美学研究都具有借鉴意义。从物质构成的角度,景观可以分为硬质景观和软质景观。
二、“灵秀谨严”美
(一)景观美学。
在研究景观美学之前,我们应明确两个概念,即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这可为下文进行的宜兴景观美学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1.自然景观。
自然景观是指客观自然界中的景物构成观赏的对象,自然界是广阔无垠的天地,具有极其丰富性,欣赏自然景观就是欣赏自然美,自然孕育着人类这一审美主体,同时人类不可抗拒自然法则。
2.人文景观。
人文景观并非所有的人类文明,而实际上只是人类文明的一部分,而且需要呈现出具象。“作为人文景观,它一定是直观的对象,即可以直接看到的具体形象”。②
(二)发生机制。
对于灵秀美与谨严美二者而言,除了与景观本身相关外,还表现出自身特有的审美发生机制特点。
1.韵律和谐式灵秀美,是指在审美方式上运用参差立体和对比律动的手法,表现韵律和谐的审美方式特点,以作为灵秀美在审美发生机制中的重要表现,即灵动韵律美。
2.主体意识式谨严美,是指在审美主体上体现主体精神和主体追求的主体意识特点,表现主体意识的审美主体特点,以作为谨严美在审美发生机制中的重要表现,即谨严文化美。
3.深度厚重式生命感,是指在审美表现上体现主体存在和客体生机的深度厚重特点,表现深度厚重的审美表现特点,以作为生命感在审美发生机制中的重要表现,即生命意识美,同时也为灵秀美在审美表现上提供了支持。
同时,这一美学观念的提出也具有实际应用价值,即给在实际景观建设中的设计思想提供参考,对景观建设主题的打造有价值。
三、“灵秀美”典型性分析
(一)水:对比律动性、参差立体性和客体生机性。
对于宜兴的水来说,其主要表现在“水抱之水烘托”与“缎带之水贯穿”两方面。这也是水作为主要景观对于宜兴景观美学特色机制起的作用。
以下从水的对比律动性、参差立体性和客体生机性三方面对灵秀美机制形成的作用加以论述。
首先,从宏观和微观视野两个角度来体现对比律动性。具体而言,一是在宏观视野下紧实与虚空方面的对比;二是在微观视野下“直线”、“圆”和“波线”组成结果的律动和对审美主体审美感受的律动,即扩散与收缩之美。
其次,从位置错落和交杂体现参差立体性特点。
最后,综合作用下客体生机性特点与物我合一状态的显现。
(二)独特审美客体主导性特点的表现
具体说来,宜兴自然景观的独特特点及其在审美活动中主导性表现就是主体审美感受彻底性,以分析灵秀美的形成机制。具体表现为:一是审美情感上彻底的忘我性精神,二是审美表现上彻底的欲望性展现。
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坡迫切、牵挂、牵念、挂念、回味等复杂的心理过程,那一封封书信切实地表现出了这位大文人对于宜兴山水的爱恋和爱惜之情,对于这位见惯了祖国各大壮丽河山的大文豪来说,能这样对一座小城市的山山水水加以爱怜和赞叹,也给这座城市增光添彩了。自然,这其中不仅是简单的爱恋,而且有一种念念不忘的思绪浸含于其中,是对事物的流连、不舍、疼爱的温柔情绪。这其中包括着瞬时的情感体验和永恒的情感回味。
四、“谨严美”典型性分析
(一)壶:空间结构感、社会文化认同感。
首先,空间结构感表现为茶壶雅致的造型感、富有动感的设计感和素面素心的本质特征这三方面。一是以茶壶雅致造型感为特点的空间结构感,二是以富有动感设计感为特点的空间结构感,三是以素面素心本质为特点的空间结构感。紫砂壶有着素面素心的本质特性。素面在于它的形状和外观。
其次,社会文化认同感表现为古朴的材料来源、朴素自然地反映的社会实践活动和文人雅趣性这三方面。一是以古朴的材料来源为特点的社会文化认同感。二是以朴素自然地反映社会实践活动为特点的社会文化认同感。紫砂壶的产生和由来是一定时期宜兴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反应。三是以文人雅趣性为特点的社会文化认同感。宜兴人崇尚茶道,讲究以茶会友、亲和礼让、清节励志的积极进取精神,追求自然清净、返璞归真、天人合一的境界和情趣。
(二)审美特征作用于审美环境的发生机制。
宜兴人文景观的研究有益于对景观建设的作用,从对它建立和保持审美环境机制来看可以对宜兴景观建设发挥实际作用。
1.严谨肃穆审美环境机制的建立。
宜兴人文景观严谨肃穆审美环境的审美需要,具体是指宜兴人作为有生命有意识的社会存在物所内在具有的,渴望在对象化的活动中能动地实现严谨机制的理想,从而形成自己的精神要求。
2.严谨肃穆审美环境机制的保持。
有意识地建立严谨肃穆审美环境的长效机制,从传统的继承入手。宜兴地灵人杰,虽然地域不广,人也不如其他地方多,但是,正是由于某种程度上这样的幽闭和闲适,使得传统的文化得以继承和发扬。
总之,人文景观的发生机制对其典型性有着重要作用,而它因其特有的特点又具有相当的理论与实践作用。
五、“灵秀谨严”美多维性视野分析及景观设计建议
(一)“江山之助”关照下的主客体关系论。
1.物我和谐:客体生机感的表现。
“江山之助”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结晶,它表现的主要是作为优越地理环境的自然景观系统对于审美主体的文化、思想、情感的辅助作用,也融合了中国古代天地人三者合一的哲学观。它承认“物”(即大自然)的客观存在有其自身规律,以及“物”对“心”(即作家主体意识)的决定作用。
对于宜兴自然景观的定义就是灵秀美。它既包含自然景观本身灵动特色,又包括物被主观情感投射后的特点,因为景观中的物不仅是纯自然中的物,而且是审美主体眼中的物,并与审美主体发生情感的回复流转,达到物我合一的状态。
2.“心”的能动性。
“江山之助”认为,“心”(心即创作主体意识)有能动性,“心”决定作品主旨,江山会助其或哀或喜。这反映到艺术作品中也就是创作主体的主体精神和主体追求在艺术作品中表达了主旨。
作为人文景观来说,更需要能展现其背后的深层次社会文化特点。
谨严性特点不仅体现在具体的人文景观传承机制中,而且体现在审美环境中,包括对于谨严的审美环境的需要,对于谨严的审美环境的理想,对于谨严的审美环境的审美趣味,以及保持谨严美的长效机制的形成,这些都是审美主体能动性,即形成谨严美人文景观特点的原因不仅仅是客观的环境。
(二)“地理环境决定论”关照下的主体性追求。
1.群体性气质的形成。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地理环境决定群体的气质性格和心理状态,对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生活有影响,对群体气质的形成,对群体生理机能和心理状态,对社会组织和经济发达状况均有影响,还影响着人类迁移和分布。
长期以来宜兴地理环境幽闭与自给自足的特点,造就了宜兴人民独立却兼收并蓄的群体性气质,反映到对文化的传承等方面就体现出严谨性特点。
2.地理基础对于严谨性维系的表现。
首先,幽闭和自给自足的地理环境。宜兴拥有较为幽闭和隔离的自给自足的地理环境。
其次,幽闭自足地理环境下安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一是宜兴有着安定的社会环境,安定的社会环境有助于保持谨严美的传承,以宜兴望族为例,安定的社会环境,和谐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文化传统,是生活在这一地区的家族能不断发展的基本保证。二是宜兴具有谨严性思维传统和文化习惯。宜兴有着独特的思维传统和良好持续的心灵关照,而这些足以对宜兴景观美感的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宜兴的教养、读书习惯、风俗习惯都是这一谨严性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灵秀谨严”式景观设计观。
“灵秀谨严”式景观设计观即在具体景观设计和建设时,以风格灵秀、造型灵秀、材料灵秀、主题灵秀等为特色的“灵秀迷你型屋顶庭园”来使灵秀主题得以体现,同时以“开放式谨严主题馆”为文化宣传依托,以展现“灵秀谨严”式景观设计观这一美学社会化概念。
1.“灵秀迷你型屋顶庭园”设计建议。
这一建议将灵秀美和实际应用相结合。具体特点即复合型绿化、竹庭园、茶庭园。
复合型绿化,即将中高型、乔木型、灌木型类特征绿色植物相交织穿插,形成四周环绕特色。以绿化为主要手段,环保为主要目的。
屋顶庭园的复合型绿化这一观念具有很多特点,如占地面积小,具有一定的私隐感、设计感和美感。
竹庭园,即以宜兴竹海之竹为主要材料,以竹海构造为主要参考,以竹海风格为主要设计导向。这是一种类似于植物主题为特点的庭园。
与竹庭园类似的还有茶庭园,茶庭园即以宜兴茶海之茶为主要材料,以茶海构造为主要参考,以茶海风格为主要设计导向的植物主题式庭园。
2.“开放式谨严主题馆”设计建议。
这一建议将谨严美和设计运用相结合。具体特点即开放式场馆、书法馆、绘画馆、综合艺术馆。
开放式场馆即将场地开放化、场馆四周开放化、周围建筑开放化和风格开放化,同时保持与场地衔接。
书法馆即以宜兴名人书法作品为内容,鼓励新书法家和书法爱好者共同参与,定时定点开放,并时常进行书法比赛和交流类活动。
与书法馆类似的还有绘画馆,绘画馆即以宜兴名人绘画作品为主要内容,鼓励新画家和绘画爱好者共同参与,定时开放,并时常进行绘画比赛和交流类结活动。
还有综合艺术馆。综合艺术馆即以宜兴其他艺术为综合的主题馆,主要体现谨严性设计风格和设计特征,以综合性艺术视觉效果为主要形式特征,以展现宜兴人文精神和人文追求为主题。
六、结语
人,来到这个世界上,本来就应该享受欢乐,正如我们慢慢走路,欣赏湖光山色,而不是行色匆匆,疾驰而过。人与人之间应该充满亲情、友情和爱情,也就是享受着欢乐;人们被创造的成就包围,也享受着快乐。
当人们沉醉在景观美中的时候,同样也享受着欢乐。景观,不是虚设的,它是为人而存在的,景观,应该受到更好的保护与发展。
就宜兴景观美学“灵秀谨严”美特点的提出而言,本文不仅从美学上对宜兴景观作了一定研究和分析,而且对宜兴景观建设的指导思想提出了新的成系统的建议,尤其是对展现设计观美学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也对美学作为人文类学科的实际运用价值提出了新的思路,有利于美学学科和建筑学科共同发展和进步。
注释:
①朱立元主编.美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2):87.
②王长俊.景观美学.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14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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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00/ki.kjdkz.2016.01.039
On the subject Referenc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stic Language
XU Liy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Culture and Arts Workers， Shenyang， Liaoning 110180）
Abstract Research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need to learn the language and absorb the outstanding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other disciplines. This article draws on communication， pragmatic theory of knowledge， rhetoric， broadcasting science and many other subjects a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language learn discipline artistic studie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o improve and enhance the artistic language of great significance and rol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istic language; subject reference
马克思说：“我们的世界是普遍联系的世界”，因此，任何学科都不可能是孤立地存在，它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其他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它的发展完善，也一定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法来对其他学科的优秀研究成果作以借鉴和吸收。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如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的研究更是如此。具有艺术性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要求思想政治教育者借助语言这一载体，根据受教育者的特征和教育场合的特点，在语句合乎逻辑、语法规范、修辞妥帖的基础上，能够以完美的手段和技巧、独特的方式和内容使理论的表述具有审美性、感染力、独创性和表现力，从而使受教育者与之产生情感共鸣和良性互动，以达到思想政治教育目的。因此，要想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真正实现上述的艺术效果，我们就应该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修辞学中的修辞格以及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1 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
传播学是以人的社会交往过程为基本研究对象。在整个传播过程中，受众是信息传播的“目的地”，同时受众又是传播效果的“显示器”。受众，就是信息接受者或传播对象。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众多人。受众作为传播过程两级中的一级，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受众既是信息的消费者，又是传播符号的“译码者”，更是传播活动的参与者。受众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信息，有时受众也将直接参与到传播活动过程中。
关于受众，学者们将其归纳为：个人差异论、社会类型论、社会关系论、满足需求论、社会参与论五种。个人差异论认为受众成员心理或认识结构上的个人差异，是影响他们对媒介的注意力以及对媒介所讨论的问题和事物所采取的行为的关键因素。①这种观点认为：传播者在进行传播前应该考虑受众个体的性格、爱好、兴趣、态度、信仰、价值观等因素，选择与之相适应的信息进行传播。社会类型论认为，受众会根据性别、年龄、民族、职业、文化程度等方面的相同或相近性，而形成不同类型的受众群体。社会关系论认为，受传者都有自己特定的生活圈，受众在接受信息时会受到生活圈中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和约束。满足需求论，也叫“使用与满足论”，认为：受众是能动的媒介使用者，受众不再被动接受，而是主动地选择自己所喜欢和所需要的媒介内容和信息。社会参与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应是公众的讲坛，而不是少数人的传声筒。公民及其团体既是信息的接受者，又是信息的传播者。信息的传播还要考虑受众的接受需要、接受动机、心理倾向等因素，以保证传播的实效性。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语言这样的传播方式来完成同受教育者的沟通与交流，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传播与宣传。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就犹如传播活动的两级，好比传者与受众的关系，因此，借鉴传播学中的受众理论研究，对于更好地了解思想政治教育中受教育者的需求和接受特点，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传播不无裨益。
2 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
语用学是语言学的一个新兴领域，迄今不过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关于语用学的定义，由于研究的角度不同，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归根结底，语用学是一门研究如何理解语言、如何使用语言、如何使语言合适、得体的学问。它从说话者和听话者的角度，把人们使用语言的行为看作受各种社会规约制约的行为，研究特定语境中的特定话语，着重说明语境可能影响话语解释的各个方面，从而建立语用规则。②
语境和言语行为，是语用学中两个重要的概念。语境，简而言之，就是言语理解和表达的环境。语境这个概念，是由马林诺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来的，他将语境分为两类：一是“情景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言语行为发生时的具体情况。二是“文化语境”（context of culture），指说话者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文化。费斯将马林诺夫斯基的“情境语境”这个术语规定了以下范畴：参与者的有关特征;有关的事物，非语言性、非人格性事件以及言语行为的效果。语境的功能体现在对意义的表达和理解所产生的影响。语境的功能也并非独立发挥作用，它是参与、协助话语的表达和理解过程。从说话人角度看，语境的作用表现为：根据交际目的，确定说话的大体内容;根据交际场合，确定说话方式;根据交际条件，确定交际渠道。从听话人的角度看，语境的功能包括确定指称对象，消除歧义，充实语义。③
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是在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说话者和听话者之间交流和沟通的桥梁，如何使桥梁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应该借鉴语用学中的语境理论，充分考虑到“情境语境”和“文化语境”两种不同语境形式，根据说话人和听话人的主客观因素选择合适的表达方式、表达手段和表达内容，尽可能使听话人确定指称、消除交流中的歧义、充实语言表达的语义。
3 修辞学中的修辞格
修辞学大概起源于公元前500年前后，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中西方对修辞学的研究路径不同，特点各异。在西方，由于古希腊人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为各种形式的演讲提供了便利的条件。公民聚会、礼仪场合以及法庭辩论等，都需要进行口头陈述和争辩，言辞应用的效果直接决定着事物的成败。④因此，人们开始了对话语论辩术的关注和研究。在西方对修辞学有系统性研究的当数亚里士多德，其专著《修辞学》和《诗学》都是代表性的学术作品，对后来修辞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辞格，是修辞学的主要内容，又称“修辞格”，或“修辞手法”，是语言重要的表现手段。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传统的修辞学，都以辞格的研究为终级情怀。自古以来，学者们对辞格的定义各不相同。但通俗来讲，辞格就是人们为了提高语言表达的生动性，提高语言表达的效果而对语言的一种特殊的运用。现代汉语中已被人们认知并定义的修辞方法共有63大类，78小类，我们常见的修辞格有：比喻、比拟、对比、夸张、借代、设问、反语、排比、对偶、顶真、拈连、双关、移觉、通感等等。辞格是使语言艺术化的重要手段，它不仅要使语言表达通顺、准确，而且要使语言形象生动、音韵和谐、节奏强烈、爱憎分明、内容深刻、富有艺术价值和审美价值。⑤提高语言的形象性、感染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充分运用修辞方法。好的修辞手法将赋予语言信息和美感双重价值;好的修辞手法能够恰到好处地跨过逻辑的局限，让思维在语言的天空自由翱翔;好的修辞手法可以突破旧的语言表达方式，创造出新的语言组合形式。
学习并掌握修辞学中的修辞手法，并将其灵活恰当地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表达的过程中，这将会使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更加新颖、灵活、富有个性，充满感染力和吸引力，因此必然会调动起受众的学习欲望和兴趣，从而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效果。
4 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
播音学是以播音创作为研究对象，研究播音创作发生发展的规律。播音学，是一门独立的新兴学科，它是在实践中发展起来的，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它有自身的矛盾运动规律和自己的质的规定性，不能被某一学科所代替。播音最重要的载体是语言，广播电视播音中主持人优美动听的语言，让人们喜欢听、愿意听，甚至产生情感的共鸣，这与主持人的语言表达技巧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语言在表达过程中，学习和借鉴播音学中的语言表达技巧，更能够有效地解决思想政治教育语言艺术性所要求的吐字清晰，声音洪亮;富有节奏，声情并茂;体姿相助，通俗易懂的问题。
有声语言和副语言是播音创作的手段，也是播音创作活动的重要环节。有声语言是由发声和表达两大要素构成。发声要素包括：气息控制、口腔控制和吐字归音。气息是发音的动力，声音的轻重缓急、抑扬顿挫的变化都与气息关系密切。用胸腹联合呼吸的气息方式，给说话者较稳健的语言状态提供保障，避免发生情感激昂时“读破音”的现象。有利于丰富情感表达时的不同需要，同时对说话者的嗓音起到保护的作用。口腔既是有声语言的构字器官，又是语言用声最重要的共鸣器官，很好地控制口腔状态，可以为说话发音提供一个良好的语音制造场和良好的共鸣环境。吐字归音，关系到字音的清晰、响亮、完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语言风格。平时有些人“口齿不清”、“吐字含混”、“吃字”等现象，都是因为吐字归音存在问题。有声语言的表达要素包括内部技巧和外部技巧。外部技巧有：停连、重音、语气、节奏。外部技巧的运用可以使语言表达得清晰准确，生动具体，情感丰富语流富于生命活力，富于动态美感。内部技巧有：情景再现、内在语及对象感。情境再现，是创作主体的二度创作过程，能够激发表达者的内心真实感受，调动表达者的丰富情感，是对内容从理解到表达的桥梁。
除了有声语言之外，在语言表达过程中，人们的表情、眼神、体态、服饰等副语言，也都传递着信息，表达着情感。“副语言”或“无声语言”，在传播学中也被称作“非语言符号”。它是指语言以外，可以通过视觉、听觉、触觉、嗅觉感受到的姿态、笑貌、颜色、气味以及其他所有传播符号的总称。副语言大多是以其辅助、伴随功能与有声语言表达一起来传递信息的，对有声语言表达具有补充、强调、调节的作用。比如用微笑表示亲切感，用紧锁的眉头表示愤怒，用大幅度的手势表达诙谐幽默等。副语言的运用增强了语言表达的形象性、可感性，能够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增强传播的效果。运用好副语言，对有声语言的表达能够起到强化、丰富、修正和补充的作用;运用得不好，则会弱化或干扰信息的传递。
借鉴受众理论、语境理论、修辞方法和语言表达技巧，了解受教育者的心理和需求，把握教育的语境和特点，运用丰富多彩的修辞方法，掌握有声语言和副语言的表达技巧，这将有助于提高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表达能力，增强思想政治教育者的语言感染力，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语言的艺术性。
注释
① 邵培仁.传播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204.
② 戚雨村.现代语言学的特点和发展趋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147.
③ 何自然，陈新仁.当代语用学[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4：119-120.
④ 崔应贤.修辞学讲义[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1.
⑤ 曹艳伟.政治语篇中的辞格研究[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13.
一、民俗与文化翻译
翻译除了是源语言文字向目的语转换的过程，更是一种跨文化的交际过程，包含了意象传递、交谈和融合等活动。吕亚娟在《浅谈英汉语言文化差异与翻译障碍》一文中提到，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文化是语言的管轨；翻译是跨文化的传播。文化翻译观则是试图研究和探索这三者之间的外在联系和内在规律。70年代初，随着西方哲学语言论转向，文化研究逐渐步入翻译理论研究领域。80年代初“文化翻译”这一概念被正式引入我国。尤其是尤金・奈达对于翻译，与文化关系论述的理论在我国翻译界的时兴，以及王佐良先生积极倡议把翻译研究与文体学的研究结合起来，自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翻译理论研究的“文学学派”一度成形。20世纪90年代初，勒菲佛尔和苏珊・巴斯奈特在合编的论文集《 翻译、历史与文化》（ 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也指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最新发展趋势延伸并认为翻译研究已经走出形式主义的框框，应考虑向更广泛的社会和文化语境延伸。
二、民俗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文化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民俗具有文化所具有的共性，即民族性和地方性特征。美国民俗学家查理・多尔逊教授认为，“民俗是口头的、传统的和非官方的民间文化”。正因为民俗和文化的共性，研究民俗翻译要置于文化翻译学范畴内；而民俗的特性又要求我们用独特的视角和翻译策略来解决民俗文化翻译问题。
1.安徽位于我国东南部，从地理上看，它位于长江下游，深居华东腹地。东近吴越，西接荆楚，北邻齐鲁，春秋时称为“吴头楚尾”。这里自古是南北文化汇集碰撞之地。文明悠久的安徽人杰地灵，历史上有许多重大影响的思想、学派诞生在这里，使安徽成为中华文化发达的地区之一。由于安徽地形复杂，受风土的影响，民俗习惯南北迥异；区域文化，特色鲜明。安徽名山胜水遍布境内，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交相辉映，特别是独树一帜、充满地方特色的黄梅戏、花鼓灯、徽剧和傩戏等，近年来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在信息大爆炸的今日，安徽民俗文化要走向世界，多语种的翻译活动必不可少。为符合安徽民俗翻译的诸多特点，安徽民俗翻译自然也有着自己的个性和特征。
2.安徽民俗文化翻译策略，以直接音译为主的翻译策略出现在较多的地名、人名及约定俗称的民俗表达的翻译中。这一部分的民俗相关文化表达较为简短，口语化和本地化，不乏一些方言掺杂其中。译者通常为了贴近当地民情采取直接音译的方式固然合情合理，但是这种坦率且不加注释的直译却给译出语读者增加了不少理解困难。而有些民俗术语包涵多种文化暗指，并不源自音韵的模拟，这部分民俗术语的翻译就需要谨慎处理。例如以安徽籍艺人为主的四大徽剧戏班之一的“春台班”，译者译成“Chuntai Troupe”。春台，是一个典故名，典出《老子・道经・二十章》：“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指春日登眺览胜之处。因此，在翻译这类名词时适当地加入注解或许更有助于译出语读者了解安徽的民俗文化。
3.安徽地区有其独特的发展史、生态环境，由此产生的负载着相关文化的词汇、成语、典故也大相径庭。尤其是实写与虚写相互掺杂，句式参差错落，大量的修辞手法融汇其中，译者往往无从下手。比如安徽一种古老的地方戏曲叫做傩戏，流行于安徽贵池和九华山方圆百公里的地区，是以驱鬼疫、祈吉祥为目的的请神送祖的祭祀活动。演出前后有隆重的“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朝庙”等傩事活动。在旅游英语中，傩事活动的过程被译成“The ritual procedure includes 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 Following the solemn ritual，Nuo drama is performed to entertain the spirits.”显然，“inviting，welcoming，and thanking spirits”与原文“迎神下架”“送神上架”和“请神”相比在表达形式和句法结构上出入较大，而对于文化意义的传递又存在变差。傩戏以祭祀祖先的目的为主，“神”则应被理解为“forefathers”而非“spirits”。
三、民俗文化翻译不能脱离其特定的语言环境
许多译者为了避免民俗文化因素被忽略和篡改常常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译者在民俗文化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地位不容忽视，在仔细调研反复琢磨后的译法，即便难以面面俱到，但是也会得到认可。而囫囵吞枣的翻译态度则会带来误解。例如，戏钟馗是盛行于安徽徽州地区的一种古老民间艺术形式，它不仅是一种艺术表演，同时也是除煞祈福的一种形式，民间对他有“除恶状元，镇邪将军”的美名。译文“the protector against evil spirits and demons，the hero capturing ghosts”中将“状元”译成“the protector”，“将军”译成“hero”似乎有些信手拈来，天马行空。毕竟“状元”所包含的“top”的含义以及“将军”所包含的“status”的含义完全在译文中被忽略了。
总之，无论是直译还是意译，归化或异化，每一种翻译策略都不是非此即彼、相互孤立的，而是应该互补长短，相辅相成。民俗文化翻译是两种文化移植和两种语言转换的过程，由于民俗文化自身的特点，其翻译过程必然充满艰辛，这要求译者除了精通译出语语言文化，对本民族的民俗文化和语言文字也要有深刻了解，真正做到令译本与读者之间进行交流对话。
民俗翻译研究是中国民间艺术文化走向世界的先锋，是中西文化交流互动的载体。研究民俗文化在翻译过程中的诠释策略以及在译出语读者群中的接受程度，有利于文化翻译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对传播我国优秀的民族文化至关重要。
注：本文是河海大学文天学院校级人文社科项目“从文化翻译学角度看安徽民俗翻译”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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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家庭代际关系而言，现有研究从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变迁、诱致因素、社会效应，以及针对负面效应而提出的对策等方面呈现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概貌。
（一）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研究
就代际关系的表征而言，相关文献勾勒出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几种特征：其一，父辈与子辈之间在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责任与义务表现具有不均衡性。其二，代际倾斜，即在日常生活实践中，中年家庭成员对父辈的付出要弱于对子女的付出，呈现出“恩往下流”[1]、“尊老不足，爱子有余”[2]等特点。其三，家庭代际关系中，代际成员的平等权利意识日渐明显，具体表现为父辈权威的衰落，子代对权利意识的强调，如“逆家长制”现象的发生。[3]其四，代际关系之间存在着文化反哺现象。其五，家庭代际关系中存在隔代抚养现象，不同代际成员在对子代的抚养与教育过程中存在着差异性，蕴含着代际冲突发生的可能性。
经验层次上，家庭代际关系呈现以上诸多特征，但是综观其表征，相关研究的学者所论述的核心，其实质仍是对理论层次上代际关系的争论的回应。阎云翔提出存在于中国家庭中的抚育-赡养的代际关系模式。但在郭于华看来，中国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则表现为亲代与子代在物质、经济、情感等方面的交换关系。时下代际关系的经验研究显示，当下家庭内部的代际关系既例证了抚育-赡养的互动模式，又对西方家庭的接力的代际关系有所验证，而郭于华所论述的代际交换关系亦有所体现。家庭代际关系究竟如何？王跃生认为，“完整的家庭代际关系既有抚育-赡养关系，又有交换关系，两者具有并存特征。社会发展阶段不同，代际关系的层次和类型也有不同。”[4]
（二）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诱致原因分析及其本质
理论层次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模式的争论，源于社会转型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有学者从结构与文化视角入手，探析了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促成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诸多原因。这类研究多集中于对家庭结构乃至宏观层次上的社会结构的转型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影响作探讨。就家庭结构而言，影响家庭代际关系变化的既有家庭规模的变化，如由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转变，空巢家庭的出现促使代际关系之间的情感关系、劳务与经济支持发生改变；又有家庭成员的流动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如隔代抚养模式中，常年外出的中年居民在家庭内部存在角色适应问题，其对父辈与子代的代际关系多表现为经济支持，在情感关系与子女的教育等方面多存在与父辈的冲突。
文化视角下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原因的分析，多侧重从家庭代际成员的本体性价值与其外部的文化环境切入。如贺雪峰对河南、辽宁、湖北等地区的家庭代际关系的考察发现，村庄的类型与村民的价值基础共同促成了不同地区之间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差异。[5]也有学者将结构主义与文化变迁的分析路径相结合，认为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是结构因素与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所致。在社会结构转变的环境下，市场经济体制、社会政策等借助消费文化观念、个体价值观的转变等实现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影响。
结构主义视角或是文化变迁分析视角，亦或是二者相结合的分析路径，对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诱致因素的分析，实质在于将家庭代际关系转变置于时空坐标轴中，在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分析框架下解析家庭代际关系变迁的实质。
（三）家庭代际关系的社会效应以及负面效应的应对之策的探讨
尽管存在研究视角、分析路径、理论模式的分歧，但置身于社会转型与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已是不争的事实，由此，有学者在勾勒当下代际关系现状的同时，也对代际关系变迁的社会效应加以探析，并就代际关系的负面效应提出以应对之策。
相关文献显示，代际关系变迁的正向效应在于促进了代际关系的理性化、增强了代际成员尤其是家庭中年长者对当下社会的适应能力。负面效应的分析多与社会转型与老龄化的现实背景向结合，多认为，家庭代际关系的变迁造成了家庭养老功能的弱化、老人赡养问题、子代的社会化、家庭代际成员的角色适应问题。
社会经济制度的转变、社会政策的变化、传统文化观念的衰落、子代权利意识的兴起等合力促成了时下家庭代际关系中的老人赡养问题、子代社会化不足等问题，由此，以这些家庭关系变迁的诱致因素作为切入点，寻找解决对策便成为相关研究的学者所作的努力。针对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负面效应，学者多从社会养老机制的建立与完善、重构社区规范、加强尊老、敬老、爱老等传统文化观念的宣传等入手提出对策化解时下家庭代际关系的困境。
（四）文献述评
以上对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对家庭代际关系的表征、变迁原因、社会效应以及针对负面效应而提出的应对之策的讨论勾画了家庭代际关系的概貌。现有家庭代际关系研究，在理论视角的选取、研究方法的运用以及理论分析路径上均作了有益的尝试，在为进一步家庭代际关系研究提供详实背景的同时，丰富了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范围与研究视域。但综观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的现状，其研究的学科背景多集中在人口社会学与家庭社会学的学科范围内，少有消费社会学视域下的研究。
鉴于此，有必要从消费社会学的学科背景下，解析当下家庭内部的代际消费，一方面丰富家庭代际关系的研究视域，另一方面，从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消费实践入手探析代际消费关系，或能呈现出与时下代际关系表征研究所不同的结论，对代际关系的变迁的诱致因素的分析以及解决之策，或可以提供不同的研究路径与分析思路。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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