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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不同立场
2001年12月28日，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一次研究生课上，该院擅长定量研究（quantitativeresearch）的两位专家与以质的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见长的两位专家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题为“两种教育研究范式的对话”的座谈会。该座谈会吸引了校内外近百名师生参加，质疑问难，观点鲜明，气氛活跃。
数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A相信，社会世界中存在着客观规律，社会世界是实际存在并可以认识的，可以通过事物之间的数量关系来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定量研究以追求客观、科学、理性和合乎逻辑为目标；教育研究的功用之一在于为政策制定服务。自然科学和教育经济学背景的学者B认为，研究范式可能反映了研究者对于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基本认识观的差异，然而，保持开放的心态、掌握各种研究范式的基础、在运用这些研究范式不断解决具体研究问题的过程中领会其精髓是最为重要的。
英语专业和教育人类学背景的学者C相信，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社会世界是在人际互动和语言沟通之中建构起来的；研究者只有深入研究现场，深入被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现象，才能获得真正的“理解”和“解释”。教育学背景的学者D认为，我们研究可能面临三种不同的事实，即自然事实（物理事实）、社会事实与心灵事实，这也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的分别；社会事实探究已经发生的故事，心灵事实谈论的是应当发生的故事，教育学既然是人学，其中关于心灵事实的层面以及部分社会事实的层面，就不适宜用自然事实的“规律”来统摄。
惋惜的是，不同专业背景和研究取向的学者各执一端，“独白”自己所持的研究立场，就研究范式问题难以形成“对话”，较少达成共识。
诚然，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范式的争论由来已久，上述座谈会只是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范式论争在中国背景下的“复演”。譬如，1989年3月25～26日，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古巴（EgonG.Guba）在旧金山组织了关于研究范式的研讨会，并于翌年出版会议论文集《范式对话》（TheParadigmDialog）。从更为广阔的学科领域来看，在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笛卡尔、康德较早注意到了研究自然世界与研究人的世界的方法论的差异问题，后来的思想家如狄尔泰、迪尔凯姆、胡塞尔、李凯尔特、韦伯等都就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研究方法论发表过独到的见解。
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学科学化”的吁求与“教育学是人文科学”的宣称并行而进、此起彼伏。典型地，在德国，出现了“科学教育学”与“文化教育学”（Kulturpaedagogik，或精神科学教育学）的对峙。由狄尔泰、斯普朗格、李特、李凯尔特、福利特纳、鲍勒洛夫等组成的延续近二百年的德国文化教育学派各家虽则观点有别，但其基本主张是一脉相承的：对科技发达时代人的生存状况进行反思，认为现代科技文明造成了“非人化境遇”，在技术统治时代，人的价值、意义面临失落的危机；将教育—文化—人三者连接起来，融为一体，把教育（Bildung、Erziehung）看作一个人生完成、文化变迁的永恒过程，注重教育对人的价值和意义的提升。20世纪初，德国学者梅依曼和拉伊另辟蹊径，力倡把教育研究从哲学思辨传统中脱离出来，走科学化、实验化的路径，要求通过科学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事实。1901年梅依曼首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称谓，要求通过科学实验的验证来发现和陈述教育事实。数年后，拉伊在其代表性著作《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Paedagogik）中提出，只有通过实验与观察，在有意识地简化要素条件下研究教育现象中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教育学才能成为一门科学。
一个多世纪以来，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与技术蓬勃发展，研究方法日趋精细，并陆续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促使教育研究呈现出不同的取向和形态。但是，从研究范式上看，如国际著名学者胡森（TorstenHusén）指出的，教育研究基本上不外科学范式（scientificparadigm）与人文范式（humanisticparadigm）之列。实际上，在中国内地，关于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主要不是表现为关于量的研究（一般称为定量研究）与狭义的质的研究的认识分歧，而是表现为关于科学研究范式（包括教育实验、问卷调查、数理分析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与人文研究范式（突出地表现为思辨、历史文献研究，以及近来兴起的深度访谈、自然观察、实物文本分析、叙事研究等研究方法及相应的研究信念和成果形式）的论争，或者说关于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的论争、关于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论争。
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批评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倾向：“由于科学主义的倾向，今天的教育学成了一种纯粹描述的东西，使得以人为关注对象的教育学把人放在了自己的理论视野之外；在语言的论述上，所见到的只是逻辑的或科学的语言”。重微观轻宏观；重应用轻积累；重技术轻原理；重定量轻定性；重现实轻历史；重事实轻价值。有学者在论证教育学的文化性格（即境域性）时提出：“随着教育学科学化运动的继续深入，特别是许多心理学家独占教育学之鳌头，教育学的语言出现了‘客观化’、‘逻辑化’和‘中性化’的倾向，隐喻，特别是那些能够有力地说明问题的隐喻倒真是不多见了。……教育学成了一个只有血肉（科学材料）和骨架（逻辑概念）而没有意识和灵魂的‘植物人’。”最近，又有学者明确宣称：“教育即培养人。育人即培育人生，构建人生历程，引导并含蕴人生的意义。教育学即育人之学，育人之学理当关注人生的培育，关注人生意义的建构，关注人生意义的实现。关注人生，这是教育学作为人文学之根本。……教育学不可能全面知识化，教育学思想的魅力就在于去激励、引导、启发人们去‘思’、去‘想’教育的‘问题’。如果教育学力图为自己建构严密的、规范的教育学知识框架，这就意味着教育学的自我终结。如果说目前的教育学还只是‘准’教育学或‘准’科学，那么它今后也不会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教育学。”这些学者并非简单地反对在教育研究中运用科学方法，而是表达了对教育研究中“唯科学主义”倾向的担忧。
持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关注研究方法论问题，如闵维方教授、丁小浩教授提出，“研究方法论本身的价值常常超过了研究所得到的某个具体特定的结论的价值”。但总的来说，很少有人就此撰文发表见解，而且较少对针对“科学主义”教育研究的批判做出书面回应。他们信守自己的研究范式，“客观”、“科学”、“精确”、“严谨”、“规范”、“先进”等，这些是他们对其研究的自我评定。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在教育研究领域，中国内地学者已经完成了一些规范的、有说服力的实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如中科院心理所卢仲衡研究员主持的长达二十多年的“中学数学自学辅导实验”、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等等。
在中国内地，与心理学研究和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样，虽然近年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倡教育研究中实现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沟通和融合（一般提法为“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但是两种研究范式是否可以融合、如何融合成了难解之题。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阻隔，将两种研究范式较好地结合起来的教育研究范例屈指可数。整体而言，科学方法在中国教育研究界，其命运截然相反：要么受推崇，要么被拒斥。
二、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适用与限制
在世界各地，关于科学的涵义的认识并不一致。譬如，在英语世界，科学（science）指“涉及对物质世界及其各种现象并需要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实验的所有智力活动。一般说来，科学涉及一种对知识的追求，包括追求各种普遍真理和各种基本规律的作用”。在这里，科学是自然科学的代名词。在德语世界，科学（Wissenschaft）的涵义则要广泛得多，包括一切有系统的学问，不仅包括自然科学，还包括经济学、法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和精神科学，甚至包括宗教、艺术，教育学属于科学之列。德文“科学”的词根Wissen的涵义是“知识”。虽然关于科学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但是主流的科学世界观认定，世界可以被认知。“科学假定，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以恒定的模式发生和发展，通过认真的、系统的研究可以认知”，（通过人们运用智慧，借助加强感官的仪器）各种特性的模式是可以发现的，宇宙间存在适用的基本规律。科学特别是自然科学以无偏见的观察和系统的实验作为主要研究方法。观察和实验方法被奉为科学之圭臬，在科学探究活动中是适用的和不可或缺的。
从16世纪起，科学实验开始成为独立的社会实践形式。经由伽利略首创、培根论证的实验方法论对近代科学的兴起和发展起了关键作用，其基本思想在现代科学实验观念中大致都保存下来。实验成为自然科学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后，经由心理学而引进入教育领域。在教育领域，从一般教育实践中的试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科学的教育实验的形成和运用，前后凡二百余年，这其中经历了从物理学生物学实验生物学、实验心理学实验教育学的发展演变。20世纪初，形成了实验教育学派。实验教育学派以自然科学方法为典范，以实证主义为哲学基础，主张通过观察、统计、实验等方法研究教育行为，与思辨的、内省的教育学分道扬镳。此后，经过几代教育学家、心理学家的努力，实验与数理方法相结合并运用于教育研究，形成了注重定量研究的教育实验基本研究方式，实验方法成为一种公认的教育研究方法。采用这一方法的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合理地控制或创设一定的条件，从而验证假设、探讨教育现象的因果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教育实验研究方法的形成，有利于克服教育研究中的主观性和偏见。
与实验方法密切相关的是观察方法。观察是指人们有目的、有计划地通过感官和辅助仪器，对处于自然状态下的客观事物进行系统考察，从而获得经验事实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科学研究中如果没有关于研究对象的原始材料，就无法深入认识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的内在关系。通过对教育领域某一现象及变化过程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观察，可以获得关于该事物较为翔实、客观的事实材料。对客观事物的观察还有助于检验某种教育理论是否正确，有助于形成新的研究课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一些新的仪器设备延伸了教育研究者的感官，使研究者的观察能力进一步提升。例如，功能性核磁共振显像（fMRI）是一种拥有高度空间解像和清晰显像的仪器，它可以描绘出身体和大脑的三维结构和组织。运用这种技术和仪器，可以观察到被试在接受不同方法的语文教学后，大脑处理语言文字时认知神经活动的情况，进而判断哪一种相应的教学方法更为有效。
数理研究方法不断发展和统计工具不断完善，以及它们在经济学和社会统计中的成功运用，促使教育研究中的数量分析不断开展起来。随着教育逐渐演化为一项巨大的社会事业，教育领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需要研究的复杂化数量问题；同时，数理研究方法和统计工具的不断发展完善，使得对一些大型样本和数据库进行数量分析成为可能，相应地产生了一些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上文提到的厉以宁教授等主持的“教育经费占GNP比例的国际比较研究”，就是内地一项成功的教育经济研究，并有力地影响了政府的教育投资决策。
实验、观察、数理分析和测验等研究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运用，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具有共同的哲学基础和信念。这一信念就是，坚持实证主义的理论基础，认为存在客观实在，客观世界存在普遍性的规律；把社会当作物质（如迪尔凯姆提出的把社会事实“视为物”来处理），以研究物质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相信这有助于祛除成见、达致客观；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主张通过经验—数理方法而获得精确的、普遍性的知识。
主要以实验、调查、测验和数理分析等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进行的实证研究（empiricalresearch，另译经验研究）适用于下述研究，并具有以下特征：（1）适合于宏观研究，以发现趋势性的特征。譬如，内地关于高等教育（作为社会经济部门之一）的产出乘数和影响力系数的研究。（2）适合于对社会现象进行数量化的因果分析和相关分析，发现趋势性的因果规律和相关规律。例如，在国际范围进行比较，研究教育经费投入与GDP之间的数量关系。（3）能够证实或证伪已形成的理论假设，并不断地修改或完善已有的理论假设。几十年来，儿童心理、学习心理领域的许多理论就是通过验证或证伪方法发展起来的。这一点，类似自然科学研究的“累积效应”。（4）研究结果可以做概念上的推断演绎，只要测量尺度、数据类型符合数学模型的要求，推断就是有代表性的、可推广的。（5）实证研究具有一定的客观性，具有明确、具体的操作程序，结果检验有具体的检验手段和系统的评估标准，基本可以保证研究操作和结果的可重复性。由此可见，在教育领域中，在宏观研究、因果分析、规律性和趋势性问题分析及验证推演方面，自然科学方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毋庸置疑，科学方法在自然科学研究中是适用的、可行的。自然科学方法经过改造后，移植到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研究领域中，促使这些研究领域发展成为较为成熟的社会科学学科。当然，关于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中采用科学方法，仍然存在争论。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哈耶克（FreidrichA.vonHayek）批评了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企图以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界，认为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不能仅凭数据和量化证据达成探究过程；他还指出，不但在经济学领域，“普遍地在与人有关的其他学科中，貌似科学的方法其实是最不科学的”。就教育研究而言，问题似乎更为复杂。
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价值关涉的教育世界。在教育世界中，既存在科学世界范畴，也存在生活世界范畴。教育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它首先是一个人的培养过程，一个活生生的学生成长过程，然后才衍生为一项社会事业。教育中的许多问题，需要采取不同的研究方法从不同的角度去探讨。教育世界中的微观问题、深层问题和价值关涉问题，需要研究者进行深入细致的描述和分析，需要深层的体验和思考；教育活动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因而需要研究者对教育活动的整个脉络进行详细的动态描述；微观的教育活动特别是课堂活动、师生交往活动是一种自然情境，在自然情境下研究教育活动者的经验世界，研究结果可能更切合教育活动者的生活实际，研究结果的运用更具有针对性。此外，教育的目的、理念、制度和道德人格等价值关涉问题，难以采取纯粹的量化研究方法，而是需要运用哲学、历史、比较等方法进行考察，或者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一些倡导但不拘泥于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觉察到了这一点。譬如，力倡教育研究实验化的梅依曼否认实验教育学可以包括教育学的整个领域，他还详细论证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杰尔纳（EernestGellner）提出的“只有一种人，还是有许多种人？只有一个世界，还是有许多个世界？”这个本源性问题，在国际及国内教育研究界都表现出不同的回答。有学者认为，社会科学（包括教育学）“能否达到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发达程度，取决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有没有能力去发现、鉴别和研究人类特性与人类活动中的恒常性质”，“一切区域、一切种族的人们都有着相同的基本分子结构；他们有着组成大脑结构的相同的神经系统；一切个体的生长方式也都是相同的。这些限定着人的生理和心理行为的共同特征来自共同的基因组成”，“区别是表面性的，主要是来自一代又一代人对环境的适应；相似则更具有根本性，因为它们是一种共同的人类本质的体现”，“可以说全体人类都属于一个种类，只有一个人种”。持类似观点的内地学者坚持自然科学的世界观，并坚信社会世界存在与自然世界一样的规律，可以通过科学方法来揭示这种规律。在另一类教育研究者看来，物质世界存在客观规律，但是这种规律不能迁移到社会生活世界中来；社会世界中或许存在宏观性的发展趋向，但是历史是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和行为是独特的，个体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区别和差异是显著的，正是个体的差异组成了社会世界的丰富多样性。后者还认为，探讨人类的基本分子结构或大脑结构的神经系统，这属于生命科学的范畴，探究的是“物质人”的规律；教育研究者面对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的人的世界，研究对象是由有情感、有意识的人组成的教育活动（主要表现为课程、教学和课堂），不能采用把人“还原为物质”的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教育活动，教育研究需要体认、理解与解释；其中，还不断有学者宣称教育学是人文学科，是一种关于人的独特知识，这门学问探讨无规则可循的人的精神世界。
可见，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是适用还是有所限制，迄今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答案。是采用科学方法还是采用非科学方法（non-scientificmethod，不一定是反科学方法），与其说与研究者的专业背景相关，毋宁说与研究者的世界观、人性论、研究信念关系更为密切。虽然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研究者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的比较少，但是深谙自然科学方法转而以哲学、历史、比较方法或质的研究方法从事教育研究的学者并非凤毛麟角，人文科学背景的教育学者力倡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也时有出现。
鉴于对自然科学方法的限制的认识，近年来，后实证主义、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得到了内地众多教育学者的大力提倡，后现论和其他非理性主义（如存在主义）亦为一些中青年教育研究者所推崇，质的研究方法于数年前引进内地后逐渐被一些学者、研究生和中小学教师所接受和采用；实证研究在教育政策制定中受到了倚重，但是在教育研究界并不具有“话语”优势。于是，有人认为，在缺乏科学传统、实证研究为数甚少的内地教育研究界，质的研究和后现论是一种“奢侈品”，教育研究更迫切需要的是科学方法。
三、作为教育研究者必备品质的科学精神
在我国教育研究界，关于科学方法的论争，就如国外延续了数百年的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的论争以及延续了一个世纪的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论争一样，不会有答案，但还会不断延续下去。进入不同教育研究者的视界的教育问题不一样，他们采用的研究方法差异甚殊，但是，有一种共同的研究信念和气质应当贯通于不同的教育研究群体中，这就是科学精神。
科学精神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由来已久。1922年，梁启超先生就“科学精神”问题做专题演讲。他指出：“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梁启超对科学方法的涵义以及中国学术研究由于缺乏科学方法而带来的病症进行了精辟的分析，但是囿于时代，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理解难免有所偏差，他所提出的科学精神实为科学方法。
科学精神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科学精神源于自然科学，可以概括为求真求实求准：求真就是注重对事物内部联系和内部规律的探索，强调由兴趣激发纯粹求知的探索；求实就是讲求以实验为依据，认识真实的、可重复推广的现象；求准就是讲求定量上的准确描述。广义的科学精神则是指由科学性质所要求的、贯穿于科学探究活动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体现在科学知识中的思想或理念，它不限于自然科学领域。下文所指的科学精神是在广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科学精神不同于具体的科学研究方法，前者属于更高层次的方法论原则或探求真理的精神境界。科学精神是一种追求真理的精神，是科学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叶澜教授提出，科学方法在教育研究中要“有条件地适用”，“但科学的精神，不以臆想代替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作判断，遵守人类语言、理论表达、交流的一般逻辑要求，则具有普遍的意义”。求实、怀疑、批判、严谨、坚持、协作、无偏见等，这些都是科学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
科学精神不独体现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以及采用自然科学方法进行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项严格的实证—实验研究或定量研究是建立在科学精神的基础上的。但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哲学思辨、历史研究、比较研究，所采用的主要不是自然科学的方法，只要其是严格的研究，其精神气质就是科学的、求真的。譬如，质的研究者的世界观与科学范式的研究者不同，前者认为在研究中不存在独立于人之外的客观实在；在研究取向上，前者不追求研究的纯粹客观性、精确性、可重复性。但是，质的研究者要求研究必须有深入、细致、系统的调查材料作为基础，从研究者自己收集的资料中寻找有意义解释或理论的根据。质的研究不是一种模糊的、包罗万象的方法，而是有一定科学规范和明确要求的分析方法。可见，一项严肃的质的研究，是符合科学精神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研究问题不同，方法必然有所区别，但是科学精神却是在做任何一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应当具备的。在教育研究领域，莫不例外。
“科学”研究并不完全取决于研究中所采用的特定方法。事实上，对一种现象的探究可以采用数种方法，在每一种方法内又可以选择不同角度，没有一套规则或“科学方法”能够告诉研究者如何去开展各自的研究。由研究者开创的研究完全依赖于研究者自己的创造力，设计出特定的方法，去发现和检验某个系统中的一贯样式。当然，在研究过程中确实存在一套非正式的程序，在表述研究结果时同样应力求精确严密。对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而言，研究方法是具体的，渗透在整个研究过程中的科学精神则具有更根本的意义，应该由科学精神来引导选择研究方法、设计研究途径、实施研究过程，最终表述研究结果。
以下结合对中国内地教育研究现状的考察来讨论涵养科学精神在教育研究领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笔者依据对我国规则最高、影响最大、稿源最丰富的教育类学术期刊——《教育研究》（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主办，月刊）2001年所登载论文的分析予以佐证。
2001年度，《教育研究》登载各类文章204篇，其中研究论文165篇，其余39篇为学术访谈、会议综述、书评、课题成果简介等。在165篇研究论文中，笔者根据论文作者所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有关统计，各类研究论文分布如下：思辨类论文115篇；历史文献研究论文14篇；比较研究（主要是国别研究）论文14篇；调查报告12篇；实验报告7篇；数理分析论文3篇。可见，2001年度《教育研究》所登载的论文主要为以思辨、历史文献分析、比较研究等方法完成的“定性研究”论文，占86.7%，这其中思辨类论文在数量上又占有绝对优势。采用“定量方法”或自然科学方法完成的调查报告、实验报告和数理分析研究论文共计22篇，仅占13.3%。需要指出的是，在思辨类论文中，严格的哲学思辨论文并不多；不少论文缺乏理论提升，或者缺乏严密的逻辑推理，或者没有建立在对教育事实的系统分析之基础上，属于议论性而非论证性作品。从这一年份《教育研究》所载论文情况，可以窥见内地教育研究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教育研究有了长足的进展，从经验走向理论，研究方法日趋丰富，研究逐步规范，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教育教学规律、改进教学质量、提高教育决策的科学化水平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但是，教育研究的现实仍然不容乐观，提高教育研究的水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研究者通过对内地20年来教育研究方法和资料分析方法的研究，归纳了教育研究在方法论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注重方法论，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思辨倾向严重，大量的文章是解释或综述性的，实证研究比例很低；研究方法单一化，定性研究传统仍然占主导地位，实证—实验方法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有些实证—实验研究者又固守实证方法而忽视或贬抑其他方法，各种研究方法缺乏融合和互补；研究方法落后，质的研究很少应用，现代数学和自然科学成果迟迟未被引进到教育研究中来。
中国内地教育研究者一般来自教育学或人文学科背景，教育专业研究生的来源要多样化一些，但是理工科背景出身者仍属少数。教育研究尚未走出思辨传统，实证研究还需要大力开展起来。在这种背景下，时有人文类教育学者对“唯科学主义”发难，科学范式的教育学者保持沉默，无怪乎有识之士要为教育研究中的“科学主义”辩护，反问：没有“科学”，何来“主义”？这是在维护自然科学的教育研究方法，更是在呼吁一种科学精神。
由于知识背景和研究信念的差别，在教育研究者界存在斯诺（C.P.Snow）所指陈的“两种文化”的对立，门户之见颇深，龃龉不断。在一些非正式场合，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非议同行中的非实证研究者“写文章，不是做研究”、“写故事”、“凭空臆想”、“拍脑袋”；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反唇相讥，认为对方“机械移植自然科学方法”、“把人工具化，失落了人的价值”、“没有思想”、“做习题”。总之，事实与价值、量与质、工具理性与目的理性等的二元分割明显阻碍着不同教育研究群体的交流与对话。由此可见，内地教育研究方法论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不是研究方法的问题，培养科学精神可能更为紧迫。这是因为，有了科学精神的指引，研究者就会更自觉地学习专业知识和专业相关知识，掌握并恰当地运用研究方法。对于内地教育研究界而言，涵养、弘扬科学精神比学习、掌握研究方法更带有根本性。当然，研究方法的训练十分重要，教育研究者需要熟练地掌握一种或一种以上的基本研究方法，对其他的主要研究方法也要有所了解。
应当指出的是，倡导科学精神并不意味着忽视、否认人文精神在教育研究中的重要性。科学求真，人文求善，但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并不矛盾，二者之间的冲突只是其表象而已。科学追求真理，认识自然和人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使人获得自由与幸福，这与强调人的价值、尊严、自由、幸福的人文精神是内在地和谐一致的。教育的对象是人，教育研究的对象是由人构成的教育现象。在教育研究中，可能存在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的对峙，教育研究者可能会侧重使用各自熟悉的研究方法，但是，在气质追求上，任何一项真正的教育研究都应该是融合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研究。提倡“科学范式与人文范式相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实际上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结合”在方法论层次上的反映。
人文社会科学和教育研究中的不同研究范式是在不同的世界观下形成的，各种广泛使用的研究方法无一不是人类长期进行知识探索和知识积累的结晶，各种研究方法各有各自的合理性和适用范围。在教育研究中，厚此薄彼，排斥异己，是科学精神的对立面。科学范式的教育研究者与人文范式的教育研究者携手合作，培植科学精神，造就学术共同体，是为教育研究之必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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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F0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4）05-00-01
宏观经济学是一门复杂的学科，其中充斥着许多人为因素的不确定性，因此必须遵循某种方法论来减少这种不确定性。本文通过实证主义和人文主义范式分别来阐述，指出研究宏观经济学问题必须注重与方法论的结合。
一、宏观经济学的特殊性
宏观经济学有其特殊性，正是由于这种特性使宏观经济研究变得复杂多变。一是，整体性。宏观经济的整体性是指宏观经济虽然针对不同的主体可能有不同的经济行为，而且经济行为的范畴会存在差异，但是从宏观层面的经济来讲，其整体性不可忽略。也就是说，社会也好，各级政府也罢，它们在宏观经济方面都必须以整体利益为出发点，在制定政策措施时，必须相互配合以达到共同的目标。二是，社会性。宏观经济的社会性是指宏观经济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要从宏观的层面上把控整个国家乃至社会的经济局面，正如本文的前一部分所述，社会及各级政府作为宏观经济的主体，使得它们的经济行为具有了一定的社会责任。三是，协调性。宏观经济的协调性是指通过宏观经济活动，要促进社会各个领域的共同而协调的发展。从历史的发展长河来看，任何一个阶段的发展与进步在不同利益群体方面都不可能以同样的速度进行，也就是存在着不同步性，在这种情况下，协调显得尤为重要。
二、宏观经济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宏观经济的特殊性的存在，要想准确研究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难度。宏观经济研究成果普遍缺乏科学性和创造性。科学性是要求学术成果所表述的内容具有可靠性，体现在论据要准确翔实，文字表述精炼不可含糊其辞，许多经济学研究达不上要求。研究成果的创新性要展现研究的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但实际上大多数研究成果不是材料堆砌，就是过多借鉴别人的理论缺乏自己的创见。像多数论文的文献综述部分都是材料堆砌而成，以时间为序最多，却没有时间地点提出理论的缘由等，这样的综述意义不大。研究成果中的模型的“借鉴”，几乎都是直接照搬国外的东西，再直接用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而数据的质量又不高，只要得出结论就可以，不管其正确与否。
三、方法论的必要性
方法论的定义为多种多样，《韦伯斯特大学词典》将方法论定义为“做某件事，或为做某件事的方式、技术或过程”。但在《应用经济学方法论》这边书中，方法论一词实证指：给定领域中进行探索的一般方法的研究。因而，经济学研究方法论就是对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的研究。书中方法一词指的是：用于完成一个既定目标的具体技术或工具，这种用法和国家科学院科学指导委员会的用法一致。在社会科学方面，社会研究方法是通过科学的方法，系统地收集和分析关于社会现象的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对相关的社会现象及其本质和规律做出科学认识的活动，是设计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宏观经济学是建立在实践基础的研究，并没有一个成熟的科学的理论研究方法，如果认为宏观经济学科的理论不需要经过科学的检验和检测就能成功，这显然是不对的。现代宏观经济理论如果想要发展就必须上升到理性的高度，从而形成科学的行为准则，同时这种“行为准则”在不断的进步和发展中形成科学的“方法论”。在宏观经济学科研究领域，“方法论”十分重要，它是现代科学和经济理论研究领域的核心问题。因此，对我们科学地学习和研究宏观经济学科研究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不可或缺的。
四、从社会科学方法论角度研究宏观经济理论
（一）实证主义
从研究特征来看，实证主义社会学对“科学建构”的强调依赖于把自然科学作为社会理论构造的模式，强调科学就在于说明现象的成因，对现象的未来进行分析和预测。并对自然科学这种普遍性和精密性的精密性，主张重量化的研究方法，因此实证主义主张以事实说话，从宏观经验事实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定量研究是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具体化，它侧重于对宏观经济数据的数量分析和统计计算。实际上，实证主义研究早已渗透到不管是社会科学还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研究有着其他方法所无法比拟的优点，如自行检验。实证主义在研究宏观经济中有很多的内在的检验，这些检验可以验证和控制经济学家在自己能力范围外的研究结论。
但是实证主义分析是基于特定引导假定下，而特定引导假定本身就存在主观性，而这两者又是无法隔离的，因此实证主义不是撇开价值观纯粹的科学研究，不同的经济经济学家对于同一现象的实证研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二）人文主义
经济学是关于人的学问，不仅要研究资源配置问题还要研究理想人行为的问题，经济学研究一方面要注重效率，另一方面还要关注人的伦理道德。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础上价值论，经济学研究的目的是促进人和社会的全面发展。人文主义强调收集信息，从整体上进行理解和诠释。它注重定性研究，并偏重本分析或叙事表达，它们认为人力的行为是多样化的，个人根据自己的实践情况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人文主义的社会价值是倾向于对人的个性的关怀。因此人文主义从定性的角度出发，来研究宏观经济问题，并让宏观经济理论向对人们有价值的方向发展。注重强调反对暴力，主张自由平等和自我价值体现的一种哲学思潮与世界观。自由公平可以促进经济发展，而宏观经济发展又必须以自由公平为基础和前提。
参考文献：
[1]沈军，白钦先.论金融研究方法论的范式转换[J].经济论坛，2006（5）：123-128.
一新方法论的引入与人文科学视野拓展
80年代"主体性"问题成为一个歧义迭出的文化热点，无论是哲学界的"主体性"还是文论界关于"主体论"的阐释和启蒙思想的重新塑造，关于人自身理想化和乌托邦的反思，以及对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主体精神的超级想象，都使主体性问题获得了空前凸显。美学界李泽厚的"积淀说"，文论界刘再复的"人物性格二重组合论"，文艺界的"对人性的呼唤"，对主体精神觉醒的痛苦记忆以及自我心灵苏生的张扬，均使主体性问题引起整个社会的空前关注。当然，由于理论准备的不足，也出现了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某种理论的杂糅性。
80年代第一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讨论会特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新思想出现的信号，即对新方法论的要求成为打开人文社会科学新思维和新角度的重要尺度。人们越来越明晰地意识到，方法论与本体论具有价值同一性。本体是方法的本源，方法是通达本体的中介。一定的本体论或世界观原则在认识实践过程中的运用表现为方法。方法论是有关这些方法的理论。没有和本体论相脱离、相分裂的孤立的方法论；也没有不具备方法论意义的纯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于是，方法论作为本体论研究的前奏出现在中国人文科学界。其后，几部重要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的陆续出版，对中国学界思想解放运动有重要的借鉴和提升作用。这些著作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科学方法论》，（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陶文楼著《辩证逻辑的思维方法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陈衡编著《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魏宏森著《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赵壁如主编《现代心理学的方法论和历史发展中的一些问题：心理学中的哲学问题译文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张岱年著《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尤其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更是在学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85年被称为方法论年，这一年由"旧三论"即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到达"新三论"即协同论、耗散结构论等，进一步从自然科学的方法向人文科学的方法延展。但是，以科学方法论作为人文科学方法论的弊端很多，其有效性被人们一再质疑--尽管也有在鲁迅《阿Q正传》研究方面用系统论比较成功的例子。在我看来，科学方法论在对艺术本质的思考产生强大冲击力的同时，人们所用一套科学图解式的范畴大谈文学艺术：信息、反馈、系统、耗散等仍然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望文生义地误读科学方法论亦不在少数。当科学方法论热潮消退之后，人文理性、艺术本质、文学史的本源是什么的问题仍坚若磐石。当然，这不能怪科学方法论的无能，实在是它因越界而无法解答。科学并非万能，它也有自身不可超越的界限，正是这界限揭示出科学不是艺术，艺术世界既不想又不能变成科学世界。科学方法论可以在某些局部打开一个文艺分析新的角度，但它的触角无法伸进文艺本体之中，艺术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思的源头和存在方式。
于是，西方的现代人文科学方法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方法，西方方法，女权主义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都共时态地涌进了学界。人们在最初接受译著译文后，很快做出了思想性反应，并诞生了一批较有厚度的研究著作。这些著作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对文艺理论产生了积极的启蒙思路的作用。尤其是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的三部方法论的著作，在学界引起了重要的反响。如：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学研究新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外国现代文艺批评方法论》，（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江西省文联文艺理论研究室编《文艺研究新方法论文集》，（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同时，张卓民、康荣平编著《系统方法》，（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5），《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选编《新方法论与文学探索》，（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5），也有推波助澜的作用。人文研究者运用这些新方法，分析解剖作品的内在要素，揭示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呈现文学作品的深层无意识，挖掘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模式，新阐释层面和新研究角度出现了，"思维空间"获得新的高度，"价值维度"得到重新观照，"主体精神"亦有了相当的发展。
1986年以降，心理学、人类学、符号学方法渗入文艺研究方法中，在文艺时究领域出现了诸如整体、要素、层次、结构、功能、叙事、范式等新概念和新范畴。艺术方法论也从摹仿论、功用论、表现论向形式论转化。文学研究方法告别了作为实现反映目的的方式和狭窄的专业领域，在新世纪中唤醒了新的方法论意识，开始以一种更清醒更自觉的姿态寻找方法系统的建立。理论批评家争先恐后创造新概念使用新方法，扩大文学研究的话语领域，从而诞生了一个个新的批评流派，跨入了文艺研究方法变革的时代。这时期，出版了多种关于文艺理论和其他学科方法论的著作：(英)拉卡托斯(Lakatos,I.)著《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兰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傅修延，夏汉宁编著《文学批评方法论基础》，（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6），潘宇鹏著《辩证逻辑与科学方法论》，（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7），王春元、钱中文主编《文学理论方法论研究》，（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文艺理论研究》编辑部编选《美学文艺学方法论·续集》，（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赵吉惠著《历史学方法论》，（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陶承德主编《现代科学方法论》，（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7），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编《文艺学方法论讲演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张余金编《科学方法论》，（北京：劳动人事出版社，1988），刘蔚华主编《方法论辞典》，（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法)迪尔凯姆(E.Durkheim)著《社会学研究方法论》，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美)威尔逊(Wilson,E.B.)著《科学研究方法论》，石大中等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孙小礼著《科学方法论史纲》，（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孙世雄著《科学方法论的理论和历史》，（北京：科学出版社，1989），王鸿钧、孙宏安著《中国古代数学思想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9），曾玉书等主编《社会科学方法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法)戈德曼(Goldman,L.)著《文学社会学方法论》，段毅、牛宏宝译，（北京：工人出版社，1989）。可以见到，当代文论研究者从各自不同的角度、不同的领域对艺术进行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研究，借用现代哲学方法、心理学方法、原型方法、语言学方法、人类学方法、符号学方法研究文论和文学史现象，学界出现了新观念层出不穷，不断翻新的局面。
值得注意的是，透过方法翻新的表层，其深层正表露出这样的意向性：人们渴望通过新方法，去对不确定的生命过程加以意义界定，从而展示出人的现实处境和可能性。僵化的意识形态和保守的文化心态使真实的生命意义被遮蔽，人们只能通过新方法抵达反思的源头，通过语言的重新解释与已退隐的东西照面--通过新方法使得那一度消隐不彰的意义多元化地呈现出来。
进入90年代，方法论研究已经失去了80年代那种夺人的气势，而成为一种学理研究在不同学科中稳步地进行着。出版有：徐本顺、殷启正著《数学中的美学方法》，（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陈嘉明著《当代西方哲学方法论与社会科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法)杜夫海纳主编《美学文艺学方法论》，朱立元、程介未编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1），王锺陵著《文学史新方法论》，（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1993），何国瑞著《文艺学方法论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黄修己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胡经之、王岳川主编《现代文艺学美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盛钧平著《最新思维方法论》，（武汉：武汉工业大学出版社，1994），李春泰著《文化方法论导论》，（武汉：武汉出版社，1996），周思源著《红楼梦创作方法论》，（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冯毓云著《文艺学与方法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陈保亚著《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1898-1998》，（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郭晓川著《中西美术史方法论比较》，（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00），刘明今著《方法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等。不难看到，这些著作在各自层面上推进了方法论的研究，有不少在整体构架和思路上远远高于80年代的著作。这些著作在整个文化艺术话语转型时期，运用新方法去分析作品结构、人物心态、语码符号、意义增殖等问题，具有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意义。但是我要说，话语转型时期的文艺方法研究，的确对门类繁多的文学现象加以多元多维的分析，然而作为一种崛起的当代文艺方法论思潮，再也没有80年代那种振聋发聩的力量了。
二当代中国文论方法论学术史的意义问题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80年代的科学新方法仅仅具有敞开言路、推进新学的意义，而人文科学新方法尤其是与文艺本体关系密切的新批评、结构主义、精神分析、解释学、接受美学的精神，促使文艺方法论超越了科学方法论维度，开始重视西学人文科学方法论，进而使文学批评的思维方式发生了转型--以现代批评方法取代传统批评方法。现代批评方法本质上是对文学生产、作品结构、读者接受这一总体过程各环节的思维活动的评判。其思维方式构成了批评方法的内在结构，而四种连续的思维程度构成完整的辩证分析方法模式。第一个思维程序是准备，选择一个基本出发点，确定分析的原则，并在客观背景上考察对象的总体图景。第二个思维程序是近观和环视，即在中距离和近距离观察对象，细细剖析，以揭示其外部联系、含义和意义。第三个思维程序是潜沉到作品之中，分解其内部结构要素，把握各部分、各结构、各要素组合的意义。第四个思维程序是领会本质，会通前三个程序而达到对作品的完整认识。这种新的综合，在螺旋式认识过程的更高一圈上使研究者返回作品。
这意味着文艺学美学方法论是一个具有不同层面的结构。现代文艺研究方法不同于传统研究方法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在于，批评方法不再是单一的、零碎的，而成为吸收融合各门人文科学（乃至自然科学）方法的一个有机方法论体系。这一体系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一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其一，"哲学一逻辑方法"，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面对种种文艺现象，广泛采用归纳、演绎和分析综合等逻辑方法加以评论。其二，一般批评模式，即在作者、作品、读者和社会这四维关系中对其中某一维度进行研究，而形成了一种具体的批评方法。如侧重作家心理和创作经验的研究，则产生文学社会研究、传记研究、精神分析法、原型理论等；强调作品本体研究，则产生符号学方法、形式研究法、新批评方法、结构主义方法等；侧重读者接受研究，则有文艺现象学研究方法、文艺解释学方法、接受美学方法；而注重社会文化研究，则有文学解构主义方法、西方文艺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方法，乃至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学批评法等。其三，特殊研究方法。如书信日记"考辨法"--发现作家创作心态、创作规律、构思过程以及作家身世与主人公的"投射"关系等；细读法--通过细读发现作品字句背后的"微言大义"；"评点法"--以只言片语对文中的关键点加以印象式的批评，或随点随评，使文中之意醒豁；"比较法"--通过作品与同代作品比较，作品与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作品比较看出作品的独特价值所在；"社会统计法"--通过计算机计算定性定量分析，研究相关著作用词频律、关键字出现的次数和文字风格等；"文化场"--对文学背后的权力运作进行考察，揭示被遮蔽误读文化现象；"症候研究法"--通过文化症候分析比较值计算等精确方法，来规定、解释或描述某些文学现象。
方法论问题是每门学科首要的基本问题，它不仅是一门学科成熟与否的标志，而且是一门学科是否得以顺利发展的基本前提和必要条件。正因为如此，国外学者都非常重视对方法论的探讨，有的甚至认为：一切理论探讨最终都可以归结为研究方法论探讨；一切理论变革又首先依赖对其研究方法论的变革，只有方法论上的科学更新，才能带来科学上的重大突破。[1这种对方法论研究之重视亦体现在西方法学中，诚如德国法学家拉伦茨所言“法学之成为科学在于其能发展及应用其固有之方法”。[2即使从法律制度的嬗变来看，正是法学方法论的变革引起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变迁。基于以上认识，本文借助当今法学及其它学科方法论的研究成果，结合经济法的共识和特性，就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进行探讨。
一、经济法方法论的理论基础
对经济法方法论这一问题的追寻，首先需从法学方法论寻求理论资源，尽管这一资源较为匮乏。
第一，法学方法论(亦可说经济法的方法论)是什么。对此问题的回答，必须做到两个区分：一要区分方法论与方法。简单讲，方法是工具，而方法论是包括一定的哲学认识论及逻辑推理过程的一套思考法现象的理论体系，这意味着方法只是方法论的构成要素(或重要要素)。二要准确把握法学中的意识形态、法哲学和法学方法论三者之间的区别与联系。总而言之，意识形态虽可构成不同法学方法论的基础，但并不等于方法论。因此，相同意识形态的法学家可能有不同的方法论，而法哲学则可算作法学方法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每一种法哲学流派可说是一种法学方法论流派，但它们毕竟没有包容法学方法论的全部内涵。
第二，法学方法论(亦可说经济法方法论)的二元性，即法学方法论应包括理论研究方法论和应用法学方法论。法学是人文科学，且其特性决定了它主要是“非理论科学，而系应用科学”。L4而解释学在法学中的悠久传统(解释学最初源于神学及法学)及19世纪中期方法论之争中狄尔泰关于把解释作为人文社会科学方法论基石的奠定，使法学界把解释学作为其方法论的观点，逐渐趋于认同，以至于在现代法学中，人们谈及方法论时，虽偶然有学者在学理探究中提出一些科学方法论在法学研究中的应用，但仍是法解释学处于垄断中，甚至趋于法解释学的一元性。虽不能否定这种方法论对法学理论发展的促进作用，但它主要重在法的适用，可以说是应用法学方法论，其在法学理论研究中有明显的局限性，这从法学史中就可说明。法学史说明，法律思想的突破才引起法律革命，而这种突破往往不是源于对法的解释中。如对商法解释，不能说明反垄断法、劳动法等的产生。可见解释学方法论充其量只能促使法学按“常规”发展，而不能引发“法律革命”。因此，在法学方法论的系谱中必须打破一元传统，建立应用与理论研究二元方法论结构。
第三，法学方法论的层次性。长期以来，人们把方法论看作是没有层次的单一概念(法学界亦是如此)，其实方法论既包括高层的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沦，又包括那些反映着法学(或经济法学)本身性质和特点的具体方法论，它们构成一个方法论群。
笔者认为，经济法学方法论体系应包括两大方面：其一是解释学方法论(主要是应用法学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可借用法解释学的理论、民法解释学的理论、甚或哲学解释学理论。其二是理论研究方法论。主要包括从人文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方法论引入经济法研究中形成的方法论(或者说是这些方法论在经济法研究中的应用)。
就自然科学方法论来讲，波普尔的批判的理性主义方法论——猜测与反驳，对于我们端正研究态度，促进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不无意义。而库恩的历史主义方法论，对于我们从经济法的产生、发展过程，看经济法发展的“常规”时期及“革命”时期，从而对领悟经济法精神，有启发作用。另外，有人已把系统论引入经济法的分析中，博弈论亦被引入法学的分析中。可见，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对开阔分析视野，加深对经济法认识很有必要。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讲，有两对通用的方法论范畴——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以及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方法论，在所有社会科学中都可用，当然在经济法的研究中亦可用。另外，还可借用经济学、社会学对经济法进行分析，形成经济法的经济学分析及经济法的社会学分析方法论。
就方法论的层次讲，既包括具有哲学意味的一般方法论，又包括反映经济法本质及特点的具体方法论。本文旨在探讨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就是结合经济法本质和特点，从具有一定哲学意味上来说的，这种方法论贯穿于经济法理论始终，影响着经济法的理念及制度设计。
二、经济法的两个基本方法论
从人类对社会认识的历史看，人们对社会关系的认识主要受两个因素制约，其一是社会的构成，其二是构成社会的要素之间的关系，与此有关的两对方法沦范畴，其一是个体主义与整体主义，其二是冲突辩证与和谐辩证。这两种方法论与对社会关系认知的紧密关联性，势必影响法律部门的划分及各部门法的特性。据此，结合上述有关经济法基本方法论的含义界定，笔者认为，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有两种，即整体主义与和谐辩证法。
(一)整体主义方法论。
在社会科学中，有关如何认识社会现象，从方法论角度讲，有两种不同的主张，即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整体主义方法论。
个体主义方法论(亦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指对“社会现象包括集体，应按照个体及其活动与关系来加以分析”。[5(P486)由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往往与自由主义关于社会的观念相联系，故有学者将方法论的个体主义称为正统的自由主义，其社会理论根据的核心内容在于把个人看作是分析和规范化的基础，社会则被认为是各个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的总和，相应地，国家或社会便成为个人得以通过它而追求自身利益的一种机构。
与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相对立，方法论的整体主义认为：“社会科学研究社会整体如集团、民族、阶级、社会、文明世界等等的行为。这些社会整体被认为是经验对象，社会学用生物学研究动植物的那种方式来研究它们”。[s3(P486)正如当代西方者卢卡奇认为，正确的认识方法是要求必须把对象世界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加以把握。
这种方法论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就有，但真正对现代分析社会产生影响，则从斯宾塞及孑L德把社会看成一个有机体时开始，其中影响大的当属马克思、卢卡奇和美国的社会结构功能主义(帕森斯、默顿)。以及德国的历史学派(施穆勒、萨维尼)。在他们看来，“最恰当最有效的社会科学认识来自对群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63(P12)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论虽然强调整体，但在整体中个体并没有被抹煞，而被保存着。
按此方法论看待社会，社会将是一个超越个体的独立存在，它有其独立于个体利益的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它有其自身的秩序——社会历史秩序，这一秩序中是主客体互动形成的自然秩序与人为秩序的混合秩序。因此，要调整好社会关系，必须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良好社会秩序的建立，不只是一个自然过程，还必须赋予人的意义。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要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目前只能是政府)对社会运行进行适度干预，只有如此，才能实现主客体互动，才能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
这种方法论在法学中的应用，催生了新的法理念、社会法理念，这不论是从狄冀的社会连带说——一种承认超越个人利益的社会利益，认为社会规范存在的目的在于维护社会连带关系的学说中，还是从庞德的法益划分理论——法保护的利益分为三类，即个人利益、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而公共利益和社会利益不等于个人利益之和的理论中就可说明。①这种新的法理念的诞生，在实践上引起了法律制度的革命，撇开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论指导下，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的全新的法律制度——一种主要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制度不谈，仅从现代西方法律制度的发展看，不仅出现了私法公法化现象，而且大量社会法(社会保障法、劳动法、环保法)及经济法亦得以出现。
立足于以上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认识，我们结合最能体现经济法宗旨及特性的一些基本理念便可取得以下的共识：(1)有关基本原则方面有两点，其一是社会整体效率原则。其二是社会公平与公正原则。这一原则的基本要求在于强调经济法规所体现的维护经济法主体间的公平、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整体利益，注重社会分配的形式公正与实质公正的基本取向。(2)经济法的本位，占主导地位的是社会利益本位。②(3)经济法的发展观——可持续发展。⑧从这些基本理念的共识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些无一不是整体主义方法论的产物，因此，笔者认为整体主义方法论是经济法的基本方法论之一。这亦是经济法与民商法最根本的区别所在(两种相反的方法论)。
(二)和谐辩证法。
辩证法的基本观念认为，有关构成社会整体的各要素(个体)或构成社会系统内的各子系统之间存在着两方面的关系，既有统一和谐的关系，又有矛盾冲突关系。但在这两个方面关系中，何种关系占主流，何种关系决定着社会(或事物)的发展，在学者中却存在着分歧，形成两种不同的理论，从方法论讲即形成两种不同的方法论，即冲突论与和谐论。而冲突论一直是西方哲学及社会理论中的主流，在中国传统哲学中则以和谐为主流。为了从反面加深对和谐辩证法的理解，下面亦对冲突的辩证法作一简单介绍。
一般来讲个体主义者都持冲突论，其历史悠久，一直可上溯到古希腊，但却主要起源于现代，在社会经济领域主要表现就是以亚当·斯密为首的竞争理论或竞争传统，而在政治哲学领域，主要表现在以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的权力冲突。在整体主义中亦有许多鼎鼎大名者持有此论，其主要代表有马克思、新学派——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冲突论的内容大致由以下几方面构成：第一，冲突的根子深藏于每一个社会结构中；第二，社会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皆处在流变中，正是这种要素的冲突推动社会变迁；第三，尽管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的，但冲突并不总是激烈的与明显的，社会冲突可以是潜在的、有规则的与受控制的；第四，从冲突模式观点看，把社会与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认同，而是强制，不是普遍一致，而是他人施加压力。
据以上冲突论，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处于冲突之中，即人与人的利益是对立的，他们之间的博奕是一种零和博奕。作为调整人们经济利益冲突的法只能以法律责任这种强制力为后盾，法律的目的亦旨在化解冲突，在冲突中寻求合作。这就决定了传统法的主要目的和模式。
与冲突论相对立，中国传统哲学则强调人的本性、人的意义与世界的统一体，简言之，即“天人合一”，在此基础上，中国的儒家、道家，把世界看成是一个整体，一种人与人和谐相处、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图景。这种哲学思维使中国哲学重于对人自身及周围世界本质存在意义的探讨，即从整个宇宙、人在整个社会中的关系中探求人的存在价值或意义。这就使得中国哲学重于价值探讨和本体寻找，属本体论哲学。在西方以海德格尔为代表或者说由其所创的存在主义哲学，亦属本体论哲学，这种哲学虽与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论有差异，但有异曲同工之处，它们之中都隐含着和谐辩证观念。另外，在现代西方社会思想中的结构功能主义的观念中亦可发现和谐观念。如帕森斯认为“社会各组成部分的相互适应，和谐与均衡是人类社会正常条件”。
关键词：方法论；逻辑；批判
劳伦斯・A・博兰的《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是一本经济学学科的方法论著作，该书很多内容是经济学领域的独有的方法论，但是，全书在与经济学领域的不同学者、不同流派的争论中，所运用的逻辑、批判的方法等却是适用于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对社会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方法论的意义
方法论所涉及是研究过程的逻辑和研究的哲学基础，或者说，方法论所涉及的是规范一门科学学科的原理、原则和方法的体系（风笑天，2006）。方法论可视为对具体方法、技术的指导哲学层面的探讨和指导，但并不能直接促成产生实质性的研究成果。
博兰在书中就分析了经济学方法论上两大取向：实证主义经济学和规范主义主义经济学，前者大都是同事实相关的分析，注的问题为描绘出“是什么”；而后者则和价值有关，要解决的问题在于回答“应该怎么样”。博兰还从“工具主义”，“约定主义”，“归纳主义”三种不同的观点对实证主义和规范主义进行了剖析。不同的方法论往往可能出现争论和对立,比如“整体主义与个人主义”、“实证主义与人文主义”等等的对立，在社会学领域，具体表现出了孔德以降的整体主义的、实证的社会学，以及韦伯以降的个人主义、人文主义的社会学。所以，方法论决定了研究的视角，规定了对一些问题的基本命题和根本看法，造成不同学术流派的分野。
如同博兰提到的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拒斥经济学方法论一样，中国社会学界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国内每年发表的社会学相关的论文怕是数以万计，但是几乎没有研究方法论的，对具体的方法、技术的创新、改进、深化的论文也鲜有公开发表的，大都是针对具体的问题的调查、研究，或者对西方已有的社会学理论的辨析。从学科教育来看，当前我国大学教育对方法论几乎是忽视的，在社会科学教育中不仅是学生而且大多数的导师都只把注意力放在对现有理论的了解与掌握上，对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则大多轻视。中国的方法论也许都避而不谈、存而不论了吧，可以用一句以哲学为指导就概括了。有学者认为我国社科领域对方法论的忽视“造成了对于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有一种字典式的理解或望文生意式的理解很难从西方学者学术研究的成果中去掌握他们所独有的后设思维方式久而久之便造成了国内学术研究偏重模仿缺乏创造力的困境。”（刘莹，2005）
二、方法论的逻辑基础
单就博兰《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一书的编排来说，在正式展开他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的论述之前，专门对方法论的逻辑进行了辨析，体现了逻辑的重要性。博兰在书中说经济学试图成为实证的科学，社会学目前也有一股力量试图使社会学科学化。科学的两个支柱分别是逻辑与观察，所以谈方法论，不能避开先讨论逻辑上的合法性。科学研究的逻辑属于科学哲学问题，回答的是“经济学如何才能够成为科学，或者从何种意义上经济学才是科学”的问题（李增刚，2004）。
科学研究要运用归纳和演绎这两套基本的逻辑体系。归纳是从经验观察出发，通过对大量现象的观察概括出具有普遍性或一般性的结论。演绎是从一般原理或理论出发，通过逻辑推理来解释具体的事件或现象。这两种方法虽然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别，但却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常常会自觉不自觉地同时使用这两种方法。但是历史上的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往往是对立的，其实在博兰的书中，对不同学术流派的描述中，仍能看出遵循不同的两套逻辑的方法论的对立。
在《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中，博兰对“最大化假说”的批判、对波普尔的澄清、对新古典动态学的模型的批判，也进行了大量的逻辑论证。博兰所运用的逻辑基础就是他在本书开篇部分所讲到的“归谬推理法”与“归真推理法”。“倘若你的论据是符合逻辑的，则在任何时候，任何一项结论若是假的，则你的假设也不能全部都是真实的”，通过一项结论的虚假性进行论证，以驳斥其假设的真实性这样的利用论据的方式被称为归谬推理法，反之，归真推理法从假设到结论、向前“传递”真实性。博兰通过对弗里德曼的那篇论文分析，强调了这两个逻辑的重要性，他说“明确识别论据的两种逆向方式是非常重要的。任何方法论的批判，倘若认为能被运用于归谬推理法任何形式的论据，则也能有效地被用于逆向的归真推理法，那就会犯严重的错误”，要充分利用推理法对合取型论据、析取型论据极其结论进行逻辑检验。经济学理论的发展以及能够成为科学，也就要求我们按照科学的标准，提出科学命题或假说，从逻辑上进行论证，并且不断进行检验，从而形成理论。
三、关于批判的方法论
博兰在书中对各种各样的既成的“真理”、“事实”进行了批判，对这些似是实非的观点进行了深刻了检讨和分析，包括新古典的动态学、价值中立等，在论文第一部分甚至对“批判”进行了批判。博兰在自己的这部经济学方法论著作中突出“批判”,不仅书名有批判二字,而且书中很多篇章标题也都有批判二字，作者在本书中通过20篇强调批判的论文系统说明自己的方法论的特点。他说：“对理论采取批判的观点,是我不同于传统方法论的核心之处。”（博兰，2000）
对波普尔的评析在该书中是重头戏,不妨看看博兰是如何进行批判的。通常认为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提出了科学的“证伪主义”标准，他提出了科学发现的四段图式：“问题――尝试性解释――排除错误――新的问题”，也就是猜想与反驳的逻辑。然而，博兰却对这种认识和波普尔的科学观进行了批判，他在文中说：“我反复指出，如果他们认为波普尔的观点可以公正地被描述为‘证伪主义’的话，那他们就是不理解波普尔。”他接着说“波普尔认为,科学的特点在于它强调批判。按照波普尔的看法,科学家竭力欢迎批判。阻挠批判是非科学的行为。”因而,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中,既有批判,又有可证伪性,因而必须分清主次。博兰认为,在波普尔主义中,批判是主,证伪为次。
有学者认为，理性的批判需先弄清这么几个问题：为什么要对社会进行批判?批判如何可能?依据何在?换句话说，批判理论本身建立的支点是什么?它如何证明自己是理性的表达而不是偏见和意识形态?这些问题都是社会批判理论不能回避的问题。这些问题不弄清楚，社会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科学理论的合理性就总会受到人们有意无意的质疑。（伍学军，2004）
四、关于本书的批判
博兰给本书取名为《批判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本方法论的著作，但是本书中给人感觉有将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研究方法、视角或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混在一起进行批判的嫌疑，比如“批判新古典经济学的数学应用”的章节里面，对具体的经济学模型也展开了批判。有学者认为“经济学方法论与经济学是两门性质根本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象是既有的经济学知识，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经济现象或经济事实”（周建成，2005），故，方法论学者和经济学者之间应该是允许有一定的界限和分离，恐怕该书开篇博兰认为主流经济学家反感方法论也有这个原因。
参考文献：
[1][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M].商务印书馆,1976.
[2]风笑天主编.社会学研究方法[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中图分类号] G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12)03?0042?04
一、毕业论文与系统工程
大学生撰写毕业论文是锻炼大学生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以及综合运用知识、技能的过程，也是把所学的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毕业论文的撰写，使学生能够以社会实际问题为出发点，来汇集知识以解决问题，把所学的理论和技能与社会实践结合。毕业论文写作是我国高校培养大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对于社会应用型人才、科技型人才的创新意识和技能培养具有重要作用。毕业论文也是对大学生所掌握理论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用，其解决问题的水平直接反映着一所高校教学质量的整体水平[1]。教育部高度重视高校毕业论文写作这一教学实践环节，强调确保毕业论文质量的重要性，在本科教学评估中，毕业论文写作是集中反映高校的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考评环节。从国外的情况看，国外大学生毕业论文成果常常是对一个学生全部大学生涯的一次终结性体现，对于学业成绩的等级划分、学位的授予，以至劳动就业市场上雇主的决定和研究生导师的选择均是至关重要的显性成果[2]。目前，我国高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的整体下滑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探寻本科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改革和完善现有毕业论文教学模式乃至学生培养模式，提高本科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高素质人才，成了我们教育工作者当前急需研究和加以解决的课题。
在大学教学研究中，如何提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和水平受到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从CNKI中国知网搜索“本科毕业论文”，2000年以来有700条文献在讨论和研究有关毕业论文的问题，并且呈现研究数量逐年增加、研究质量逐年提高的现象。对于目前大学教育作为一种“国民教育”，毕业论文是一种大学生从学生走向社会的学习阶段检验，对于教学主导型大学来说尤为重要。
作为特定实践范畴的系统工程，是一个综合集成的实践体系或行动体系。它运用系统科学的思想、方法与技术，将解决特定领域问题的工作，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即“系统”，进而针对系统的目标，高效地综合集成各学科、各领域的成果及资源(如法律、制度、标准、人才、技术、设备、信息、文化、艺术、资金等等)，认识目标系统的规律，并努力使特定的目标系统变得最好、最佳或最优。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中国的神舟载人航天计划等，都是具体的大规模系统工程。毕业论文是针对某一领域问题而探寻规律及解决办法，也是一个系统工程。
二、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1. 缺乏研究问题的辨识与界定能力
选题是确定实践问题的内容选择，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第一步，也是写作成败的关键。如果不能够确定一个研究的科学问题，那么后面环节的意义就无从谈起。在大学生毕业论文写作选题环节，目前通常由专业教师依据制定的培养目标，根据现实社会存在的客观问题来拟订，或者由大学生与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特长和兴趣共同商定，很少有在教师指导下学生自由选择题目的。学生不直接参与选题，不是自己去发现现实社会中的科学问题，导致大学生缺乏科学问题的辨识能力。表现在选题时常常是选择的问题只看到表面现象而不明实质，找到一些伪问题来研究，根本谈不上会有什么好的成果和创新观点。如《某产业市场营销战略分析》，学生往往集中于市场竞争战术的分析，对营销手段、广告方式等的分析耗费了大量篇幅，到了“战略”研究，却一笔带过，忽略了企业市场竞争的市场细分、市场定位，以及产品创新等竞争战略问题，从而缺乏对问题的辨识和研究范围的界定。
目前，在我国中学和大学教育过程中，普遍存在注重理论学习，以学习的知识为中心去找问题，而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以解决生产生活实际问题为中心，形成为解决问题的理论知识集合，这也是我们常讨论的系统工程，是把社会系统由一种状态转换到另一种状态的理论知识和社会实践活动的集合。大学本科毕业论文是我们高等教育培养大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环节，要求我们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而我们大学生目前恰恰缺乏对实际问题的辨识和以问题为中心来形成理论和知识的集合来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3]。
2. 缺乏论文的谋篇布局能力
论文结构和问题功能分析是解决实践问题的重要研究手段，缺乏研究问题结构和功能的分析，不知道“为什么？”谈到论文，很多学生对论文整体模糊不清。缺乏毕业论文问题的实际认识与分析能力。选题意义是什么？问题的结构是什么？研究的思路和框架如何定？对这些问题没有“成竹在胸”，所以就不知解决问题从哪里开始。找不到专业知识和理论对问题的解释，更难形成自己应对所研究问题的理论知识体系。同时，系统分析问题和科学表达问题能力下降，突出表现在论文谋篇布局上，不知道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不清楚问题的逻辑结构，无能力进行问题的系统分析，写出来的论文令人无法判断其问题的系统结构，论点与论据偏离，归纳演绎等混乱，立论、本论和结论无法统一等。
3. 缺乏对所研究问题的系统思考
大学教育在理论学习阶段忽视了对学生创新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应试教育造成大学生以考试为中心，以知识点为中心，课堂教学以教师讲授理论为主，不了解学生的知识需求，不断强化学生的思维定势，使学生缺乏针对实际问题来综合集成知识的能力。这种教学模式导致学生不是以问题为中心，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不会发现问题，更不会以问题为中心来综合知识。这种教学模式往往表现在虽然学生已经获取了大量的理论知识，但常常无法发现现实问题，缺乏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不能够以问题为中心集成理论知识去解决问题。课堂教学侧重于传授知识而忽视了对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学生学习没有主观能动性。
4. 缺乏研究问题的建模能力
建模是指通过对实际问题进行抽象、简化，确定变量和参数，建立起变量、参数之间确定的关系，求解该数学问题，解释、验证所得到的解，从而确定能否用于解决实际问题的多次循环、不断深化的过程。建模是理论知识和应用能力共同提高的最佳结合点，是启迪创新意识、锻炼创新能力的一条重要途径，以对学生知识、能力、素质的综合培养，成为大学生应用能力水平的重要体现，是理论课和实践课之间的桥梁。目前，大学生对建模的兴趣和热情较高，但由于缺乏建模相关系统理论的指导，集成知识和理论的能力欠缺，在毕业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们没有能力构建所研究问题的模型[4]。
5. 缺乏搜集资料的方法与手段，不会搞调查研究
对于选题的资料收集是毕业论文写作的重要环节。由于大学生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仅仅是通过查阅期刊、借阅图书或查询网络资源等手段获得第二手资料，不注重实地调查，没有第一手材料的支撑，无法形成对选题准确定位，导致论文不符合实际，也无法形成切实的论证，毕业论文既没有理论意义也无实践意义。直接观察法是指对所发生的事或人的行为的直接观察和记录，是取得第一手原始资料的前置步骤。例如，在进行商场调查时，调研人员并不访问任何人，只是观察现场的基本情况，然后记录备案，一般调研的内容有某段时间的客流量、顾客在各柜台的停留时间、各组的销售状况、顾客的基本特征、售货员的服务态度等方面的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深入的调查研究是论文写作的基石，对大量第一手资料的占有和文献资料收集是写好毕业论文的重要一环[5]。
三、用系统工程理论指导本科生毕业论文写作
1. 系统方法论是思考和研究问题的方法论基础
系统论是研究现实系统或者可能系统的一般规律和性质的理论。系统概念已普遍运用于现代科学的各个领域中，不仅应用于技术方面，而且也被应用于研究社会系统上。系统论的整体性、系统与环境、结构与功能，以及系统分析、系统建模、系统决策等对于培养大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突破思维瓶颈，提高科研素质等都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系统工程概念与毕业论文选题的辨识能力
顾名思义，“系统工程”＝“系统”＋“工程”，就是科学地认识和运用特定事物或问题(即“原型系统”)的规律，使特定事物(即“原型系统”)达到满意状态或特定问题(即“原型系统”)得到满意解决的工程实践，当然也包括这个工程实践全过程所涉及到的所有因素。在毕业论文写作中，学生往往善于抓住问题的部分进行深入研究，把局部研究的结论等同于总体问题的结论。其实不然，因为局部因素的特征和规律无法替代和代表整体。
在质量管理中，常常用鱼刺图来分析解决问题，产品质量是由人、机器、材料、方法、环境、测量六大因素组成。当分析机器对产品质量所产生影响时，我们会把研究中心专注于机器去解决问题，而忽视了产品质量整体因素，机器与人、材料、方法、环境、测量都是相关联的变量，它们的整体才是产品质量的整体。毋庸质疑，整体性的思考才是思考的科学方法，系统概念的整体性和系统工程概念的运用将是我们识别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和理论基础。
3. 系统逻辑思维能力与毕业论文研究问题逻辑
逻辑关系是任何系统中的基本关系之一，逻辑结构也是任何系统中的基本结构之一。思维的逻辑性，是思维的品质之一，指的是善于在思考问题时遵循逻辑规律，如因果逻辑、并列逻辑、时间逻辑等。在人的各项素质中，逻辑思维素质是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系统工程的这一法则要求研究和解决任何问题，都要把握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以及逻辑结构。培养系统的逻辑构造能力或逻辑思维能力，可以使写作论文时的思维更加缜密、更加流畅。逻辑思维能力的提高，可以使表达者思维清晰，语言精练，结构紧凑，具有逻辑性。强化系统的逻辑构造能力或逻辑思维能力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毕业论文将是一个培养系统逻辑思维能力的重要环节。
系统分析的目的，就是构建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相互关联、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模型。根据系统的关联性，系统内部与外部间在不断地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任何单个关联要素的变化可能引起系统其他要素的变化，最终在整体上影响系统的特性与功能。发现关联性，是透过现象抓本质的重要手段。数据挖掘、预测科学、系统动力学等方法与技术的关键，就是探寻系统内外各要素(包括数据要素)之间的关联性。因此，对任何事物、问题或系统进行分析、研究时，必须显化并理清其关联性。
4. 系统结构与层次的分析和毕业论文研究问题结构与层次
马克思提到：“系统的结构表示的各要素之间组成的形式。结构是系统的构成形式，是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合方式，每个系统都有自己的结构。”毕业论文作为一个研究问题的对象系统，它有不同的结构，毕业论文问题界定的系统结构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系统本质的变化，在研究中如果想要系统功能优化，必须注重系统的结构分析。
任何系统组成都有着自己的不同层次性。任何一个系统都可以成为包括该系统在内的更庞大系统的要素，同样，作为系统的要素也具有内部结构，相对于下一层次它又是一个系统。企业的公司系统包含了人力资源系统、财务系统、生产系统等。人力资源系统包含了招聘系统、考核系统、培训系统等。毕业论文的问题层次也是一样的，我们要善于划分问题的层次，并能够根据问题的层次性来构造和研究问题[6]。
5. 系统工程定量方法的应用
任何事物或任何系统，既具有质的规定性，也具有量的规定性。17世纪，数学研究出现了巨大的转折——人类创造出了变量(变数)概念，得以研究事物变化中的量与量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和图形间的相互变换，从而使数学成为描述运动规律和辩证规律的工具。数学理论和方法往往具有非常抽象的表现形式，但正是这种非常抽象的表现形式，极其深刻地反映了现实世界中的各种数量关系和空间形式，因此可以广泛应用于人类科学技术、社会科学和人类活动的所有其他领域，通过构造和运用各种数学模型，成为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先进手段。定性与定量相结合地把握事物或系统，自然比单纯定量地把握系统，更进了一步。正如马克思所言：“一门科学只有在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达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
定量化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引入数学方法后出现的新术语，是指将原先只用定性方式描述的问题，也用数学的定量方式来描述。定量化的成果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问题的表述更加科学、更加完整，也是人类科学(尤其是仍以定性描述为主的自然科学学科和社会科学学科)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常用的数量化方法有指数法、累积分数法、统计分析法、综合判断法等。定量化革命是在原先定性描述、定性研究基础上质的飞跃。它能够揭示事物发展程度，提炼一些普适性的规律。研究问题只进行定性分析不能准确描述一个系统，只有运用定量化分析方法后，人类对事物或系统的认识才能由模糊变得清晰，由抽象变得具体。
6. 霍尔三维模型与本科毕业论文写作
霍尔的三维结构模式（Hall three dimensions structure），又称硬系统方法论（Hard System Methodology，HSM），是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A?D?Hall）于1969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它的出现，为解决大型复杂系统的规划、组织、管理问题提供了一种统一的思想方法，因而在世界各国得到了广泛应用。霍尔三维结构是将系统工程整个活动过程分为由时间维、逻辑维和知识维所组成的三维空间结构，这为我们系统思考毕业论文的写作问题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在时间维度上，我们系统思考学科培养计划和培养过程，分析存在的课程设置、课程教学问题。逻辑维是指时间维的每一个阶段内所要进行的培养内容和应该遵循的思维程序，包括明确问题、确定目标、系统综合、系统分析、优化、决策、实施7个逻辑步骤，也是我们论文研究选题的逻辑。知识维表明我们研究问题所需要的经济、管理、商业、法律、社会科学、艺术、等各种知识和技能，以问题为对象，形成理论和知识的集合，来解决实际问题[7]。三维结构体系形象地描述了系统工程研究的框架，对其中任一阶段和每一个步骤，又可进一步展开，形成了分层次的树状体系，这给我们思考各层次的论文写作问题提供了一个思考范式。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可见，系统工程理论应该是毕业论文写作的理论基础。因此，大学本科课程学习阶段应加强《系统工程》理论的学习和系统工程方法的训练，这对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中心集成理论和知识的能力将是一个提升，能为毕业论文质量的提高打下基础。
参考文献：
[1] 郑新厅，付宗堂，周伟，等.本科毕业论文系统模式构建与实践[J].中国地质教育，2009(4)：132-153.
[2] 张平，贾伟.建立毕业设计(论文)四阶段三层次全程质量监控体系[J].高等理科教育，2007(01)：31-35.
[3] 高艳阳，郭艳丽.强化质量监控提高本科毕业设计(论文)的质量[J].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86(02)：88-90.
[4] 曹成茂，李玉洁.毕业设计质量的影响因素与对策研究[J].安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6(05)：113-118.
（一）论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论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以说理的方式，综合运用所学专业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技能，对研究问题进行层层梳理，提出明确的论点，并逐一予以阐释、 论证的研究方式。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属于论证型论文。论证型论文通常由论点、论据、论证三个部分组成。常见的论证方法有归纳法、演绎法、类比法、因果法、反证法、引申法等。
（二）评述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评述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其研究领域的某一成果或具体观点进行褒贬不一的综合性评述的研究方法。根据评述对象的不同，评述通常分为文献评述和会议评述两种不同类别。运用评述研究方法所撰写的。论文通常具有较强的思辨性，并钚- -味对已有观点或成果进行正面论证或反面驳斥，而是综合各方面观点以客观的态度对其进行评述。评述型论文通常包括前言、主题和总结三个部分，与运用论证方法撰写的论证型论文相比有明显区别。在评述型论文的撰写中应特别注意对评述对象资料的搜集要尽完整，使用的文献资源也应忠于事实，最大程度保证评述的客观性。
（三）调研方法
调研方法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特别是社会科学类论文研究方法中较为重要的研究方法。运用调研方法撰写的论文就是通常所说的"调研报告".根据调研报告撰写的论文就是"调研型论文".调研方法是基于真实的社会实践调研，对搜集的信息进行综合整理后，再开展客观分析的一种综合性学术研究方法。调研方法最常用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等社会实践性较强的学科，也是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开展实证研究的基础性方法。调研型论文通常包括调查和研究两个阶段，通过调查去研究某些社会现象，得出有关数据，归纳相关规律，为解决某些存在的问题提供依据或参考。
（四）考证方法
人文社科类学术论文写作的考证研究方法是指研究者对学科领域或社会实践中的某- -问题 ,以直接或间接的材料为基础进行深入研究、辨明是非的研究方法。通常意义上的"考证"多指对古籍、古证的考察或修订。现在的考证含义已有所延伸，不再仅局限于对古籍的考察，而是指对事实的考核和例证。
考证方法常用于历史学、语言学、文学等学科。考证型论文-般包括引论、本论和结论三部分。与其他研究方式不同的是，考证型论文的研究方式需提出新的考证观点，否则只是延续前人的考证结论，考证的意义就大大削弱了。
二、适用社科论文的研究方法介绍
1、调查法
调查法是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之一。它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系统地搜集有关研究对象现实状况或历史状况的材料的方法。调查方法是科学研究中常用的基本研究方法，它综合运用历史法、观察法等方法以及谈话、问卷、个案研究、测验等科学方式，对教育现象进行有计划的、 周密的和系统的了解， 并对调查搜集到的大量资料进行分析、 综合、比较、归纳，从而为人们提供规律性的知识。 调查法中最常用的是 问卷调查法 ,它是以书面提出问题的方式搜集资料的一种研究方法， 即调查者就调查项目编制成表式， 分发或邮寄给有关人员， 请示填写答案，然后回收整理、统计和研究。
2、观察法
观察法是指研究者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 研究提纲或观察表， 用自己的感官和辅助工具去直接观察被研究对象， 从而获得资料的一种方法。 科学的观察具有目的性和计划性、 系统性和可重复性。 在科学实验和调查研究中，观察法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作用：①扩大人们的感性认识。②启发人们的思维。③导致新的发现。 实验法 实验法是通过主支变革、 控制研究对象来发现与确认事物间的因果联系的一种科研方法。其主要特点是：第一、 主动变革性。观察与调查都是在不干预研究对象的前提下去认识研究对象， 发现其中的问题。 而实验却要求主动操纵实验条件， 人为地改变对象的存在方式、变化过程，使它服从于科学认识的需要。第二、控制性。科学实验要求根据研究的需要， 借助各种方法技术， 减少或消除各种可能影响科学的无关因素的干扰， 在简化、纯化的状态下认识研究对象。第三，因果性。实验以发现、确认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的有效工具和必要途径。
3、 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根据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课题， 通过调查文献来获得资料， 从而全面地、 正确地了解掌握所要研究问题的一种方法。 文献研究法被子广泛用于各种学科研究中。 其作用有： ①能了解有关问题的历史和现状， 帮助确定研究课题。②能形成关于研究对象的一般印象， 有助于观察和访问。 ③能得到现实资料的比较资料。 ④有助于了解事物的全貌。 实证研究法 实证研究法是科学实践研究的一种特殊形式。 其依据现有的科学理论和实践的需要， 提出设计，利用科学仪器和设备， 在自然条件下， 通过有目的有步骤地操纵， 根据观察、 记录、 测定与此相伴随的现象的变化来确定条件与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的活动。 主要目的在于说明各种自变量与某一个因变量的关系。
4、 定量分析法
在科学研究中， 通过定量分析法可以使人们对研究对象的认识进一步精确化， 以便更加科学地揭示规律，把握本质， 理清关系， 预测事物的发展趋势。 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就是对研究对象进行"质" 的方面的分析。 具体地说是运用归纳和演绎、 分析与综合以及抽象与概括等方法， 对获得的各种材料进行思维加工， 从而能去粗取精、 去伪存真、 由此及彼、 由表及里，达到认识事物本质、 揭示内在规律。
5、跨学科研究法 运用多学科的理论、 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科学发展运动的规律表明，科学在高度分化中又高度综合，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据有关专家统计，现在世界上有 2000 多种学科，而学科分化的趋势还在加剧，但同时各学科间的联系愈来愈紧密， 在语言、方法和某些概念方面， 有日益统一化的趋势。
6、 个案研究法 个案研究法是认定研究对象中的某一特定对象， 加以调查分析， 弄清其特点及其形成过程的一种研究方法。
个案研究有三种基本类型：
（1） 个人调查，即对组织中的某一个人进行调查研究；
（2） 团体调查，即对某个组织或团体进行调查研究；
（3）问题调查，即对某个现象或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7、功能分析法 功能分析法是社会科学用来分析社会现象的一种方法， 是社会调查常用的分析方法之一。 它通过说明社会现象怎样满足一个社会系统的需要（即具有怎样的功能）来解释社会现象。 数量研究法 数量研究法也称"统计分析法"和"定量分析法",指通过对研究对象的规模、速度、范围、程度等数量关系的分析研究，认识和揭示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变化规律和发展趋势，借以达到对事物的正确解释和预测的一种研究方法。
8、模拟法 （模型方法 ）
模拟法是先依照原型的主要特征， 创设一个相似的模型， 然后通过模型来间接研究原型的一种形容方法。 根据模型和原型之间的相似关系， 模拟法可分为物理模拟和数学模拟两种。
9、探索性研究法
探索性研究法是高层次的科学研究活动。它是用已知的信息，探索、 创造新知识，产生出新颖而独特的成果或产品。
10、信息研究方法 信息研究方法是利用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的一种科学研究方法。美国数学、通讯工程师、生理学家维纳认为，客观世界有一种普遍的联系，即信息联系。当前，正处在"信息革命"的新时代，有大量的信息资源，可以开发利用。信息方法就是根据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的原理，通过对信息的收集、传递、加工和整理获得知识，并应用于实践， 以实现新的目标。信息方法是一种新的科研方法， 它以信息来研究系统功能，揭示事物的更深一层次的规律， 帮助人们提高和掌握运用规律的能力。
11、 经验总结法 经验总结法是通过对实践活动中的具体情况，进行归纳与分析， 使之系统化、 理论化，上升为经验的一种方法。总结推广先进经验是人类历史上长期运用的较为行之有效的领导方法之一。
12、描述性研究法
描述性研究法是一种简单的研究方法， 它将已有的现象、 规律和理论通过自己的理解和验证， 给予叙述并解释出来。 它是对各种理论的一般叙述， 更多的是解释别人的论证，但在科学研究中是必不可少的。它能定向地提出问题，揭示弊端，描述现象，介绍经验，它有利于普及工作，它的实例很多， 有带揭示性的多种情况的调查；有对实际问题的说明； 也有对某些现状的看法等。
13、数学方法
数学方法就是在撇开研究对象的其他一切特性的情况下， 用数学工具对研究对象进行一系列量的处理， 从而作出正确的说明和判断， 得到以数字形式表述的成果。科学研究的对象是质和量的统一体，它们的质和量是紧密联系 ,质变和量变是互相制约的。 要达到真正的科学认识， 不仅要研究质的规定性， 还必须重视对它们的量进行考察和分析， 以便更准确地认识研究对象的本质特性。
数学方法主要有统计处理和 模糊数学 分析方法。
14、思维方法
思维方法是人们正确进行思维和准确表达思想的重要工具，在科学研究中最常用的科学思维方法包括归纳演绎、类比推理、抽象概括、思辩想象、分析综合等，它对于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中图分类号： G25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0）01－0111-04
A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ibrary Science Papers Research Methods
Jia ErpengYi Jinghan（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Henan, 450001）
Si Miaomiao（Library, Hubei Vocational College of Bio-Technology， Wuhan， Hubei， 430070）
Abstract： Relevant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s support the completion of the science research. So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are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library science system. Through a statistical analysis to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academic articles published in 11 library journals, this article sums up the current condition of method application in library science in our country, and prospects for the future of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in our country.
Key words：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methods； methodology； survey analysis
CLC number： G250Document code： AArticle ID： 1003-6938（2010）01－0111-0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科学研究是富有创造性和艺术性的活动，方法是科学研究的工具和途径，图书馆学研究过程也与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可分离。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在继承一般科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根据自身的研究对象、学科性质而进行融合与发展，形成自己学科的研究方法体系。随着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范围的扩大、研究对象的复杂，其研究方法呈现出多样性特点。从多个角度对其进行研究，既促进了我国图书情报事业的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研究方法的多样化。本文以11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2006～2008年所刊载论文为数据源，分析论文的研究方法，试图总结出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规律及其发展趋势。
1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
图书馆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学科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使得图书馆学研究能够准确、充分地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与规律，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保障；另一方面，整个图书馆学的研究中对方法的研究不能偏废，方法研究是学科研究内容的一部分。［1 ］我国图书馆学方法论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1981年刘迅先生在《图书馆学通讯》上发表了《要重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研究》一文。紧接着乔好勤先生在该刊1983年第一期上刊登了《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2 ］运用统计方法对《图书馆学通讯》等三种专业刊物1980～1981年发表的学术论文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并提出了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层次说法，即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分为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随后出现了有关图书馆学方法的大量学术论文，还有一些著作，如王崇德的《图书情报方法论》。［3 ］
从宏观上看，图书馆学方法论的三个层次基本得到认同。对一般科学技术研究方法的探讨，也分为三个层次，最底层是具体的技术层次，中间层是一般的研究方法层次，最高层则是哲学层次。［4 ］图书馆学的一般科学方法，主要是指引进和移植相关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运用于图书馆研究，可分为：信息获取方法（主要指调查法、统计法、试验法和历史法等），信息加工方法（主要指老三论、新三论等）。［5 ］对图书馆学专门方法探讨的文章很多，虽然还没有统一的认识，但是普遍认为文献计量学方法和引文分析法是典型的图书馆学专门方法。另外从研究的性质来分，图书馆学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分为定性和定量方法。随着对此研究的深入，图书馆学方法论体系会不断地得到完善。
3数据来源
在数据收集中，笔者选取了11种图书馆学专业期刊：《中国图书馆学报》、《大学图书馆学报》、《图书情报工作》、《图书馆杂志》、《图书情报知识》、《图书馆》、《图书馆论坛》、《图书与情报》、《图书馆理论与实践》、《图书馆建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作为调查对象，具体统计了2006年~2008年间各期刊学术论文使用研究方法的情况。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知网，小部分数据来源于各期刊主页。在数据统计中，去除了一些信息资料类文章，如征文通知、会议通知等（见表1）。
4数据统计分析
本文总共统计了8159篇学术论文，通过对所选的各篇学术论文，逐篇分析其篇名，个别文章查阅了摘要、正文等详细信息，根据各科学研究方法的含义，归纳每篇论文采用的科学研究方法，并将其研究方法归纳为15小类（见表2）。由于每篇文章采用方法很难准确判断，有的文章采用了多种研究方法，所以从表2中可以看出，最后的论文合计总数（8273篇）大于调查的论文总数（8159篇）。在计算各类研究方法的论文占调查总数的百分数时，是除以调查总数（8159篇），所以百分数之和是（101.3997%）而不是100%。
（1）理论分析法
运用理论分析法的主要是一些分析归纳与概念推理类研究，以及思辨类的学术论文。从表2中可以看出，采用理论分析法的学术论文共2904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35.593%，理论分析法是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中最常用的方法。研究方法的运用主要受到学科性质和研究任务影响，图书馆学从目前来看应该属于社会科学，而且人文色彩比较浓厚；我国图书馆界也有重理论的现象，这与国外主要以定量方法为主、重应用有很大不同。随着其它学科背景研究者的加入，看问题的视角会有所变化，相应的研究方法也会多样化。社会科学的发展是由定性方法向定量研究过渡的过程，图书馆学科也要注重定量分析方法的应用。
（2）操作实验法、调查研究法
在调查的学术论文中，运用操作实验法的共有830篇，占到总数的10.173%。这类论文主要研究技术性的问题，比如系统开发设计、数字图书馆建设、网络信息资源开发组织等。随着图书情报工作环境、研究对象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关于技术的内容会越来越多。
调查研究法是社会科学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图书馆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调查是获取原始数据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图书馆学研究中主要进行抽样调查，通过问卷、网络来收集数据资料。采用调查研究方法的学术论文一共745篇，占总数的9.131%，调查方法的运用在调查数据中占有很大一部分，说明研究更贴近实际问题。
（3）实例分析法、历史方法
实例分析法通常是以具体的实例来介绍经验或说明问题，论文中主要是以国内比较著名的大学或科研院所图书馆、国外有名的图书馆等为例子进行分析，对于其它图书馆的建设、信息资源开发服务起到了借鉴作用。
历史方法主要用于论述关于图书馆事业史、人物评价、文献学、目录学等内容的论文，是一种传统的研究方法。有的期刊专门开辟了关于图书馆事业史、文献学的专栏，历史方法的论文在调查论文中占到了7.501%。
（4）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
系统方法主要是用系统的思想，从整体的角度来观察问题，这种方法对我们认识研究起到很大作用。虽然有的文章不能明显地看出是运用了系统方法，但是系统方法贯穿于观察问题的整个过程。管理学方法是将管理学的方法移植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中，图书馆在机构建设、运营方面都要运用到管理学的知识方法。
（5）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比较法、经济分析法
数理方法主要是数学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应用，是一种定量的研究方法。采用数理方法的学术论文有304篇，占调查论文总数的3.726%。数学方法的运用，也说明图书馆学研究者正在试图定量地揭示研究对象，随着本学科逐渐走向成熟，这一方法将继续普遍化。
文献计量学方法是用数学和统计学方法，对文献量、作者数、词汇数等的定量化研究。调查的论文中运用此方法的占到3.199%，在调查论文中占到的比例比较低。文献计量学方法也应用于其它学科研究，从CNKI数据库中我们以“文献计量”为题名，可以粗略地检索到600多篇论文，内容涉及很多其它学科研究。
比较方法也是比较常用的一种研究方法，通过对多个相关事物或事物的各部分之间进行比较，揭示其共同点和差异点。
经济分析法是将经济学的方法运用到图书馆学的研究当中，研究内容包括图书馆营销、资源共享效率评价、纸质资源与电子资源的经费问题、资源服务的经营模式等等。
（6）控制论方法、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
明显运用控制论方法的论文很少，调查中只有79篇。占到总数的0.968%。但是控制论的思想在很多论文中都有所体现。
引文分析法是利用各种数学及统计学的方法对科学期刊、论文、著者等的引用和被引用现象进行分析，以揭示其数量特征和内在规律的方法。在所调查的论文中，明确使用引文分析法的有23篇，占总数的0.282%。引文分析法作为图书情报学科的一种专门方法，运用也很广泛。在CNKI中用“引文分析”作为题名可以检索到1200多篇论文。
内容分析法产生于传播学领域，是一种客观的量化方法，是从大量样本进行特征识别的系统方法，具有统计性，是一种从公开资料中萃取情报的重要方法。因为它是新方法，统计中只有6篇。
（7）其它
其它中包括有专利分析方法、社会网络方法、SWOT分析法、法律分析方法、心理学方法、美学方法、传播学方法、医学理论方法等等。
5我国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
5.1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
根据表2数据，我们可将研究方法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定性方法，包括理论分析法、实例析法、历史方法、系统方法、管理学方法、比较法、经济分析法、控制论方法，百分比总共占到61.62%；第二类是定量方法，包括操作实验法、调查研究法、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百分比总共占到26.584%。从数量来看，定量研究方法所占比例比起定性方法还很小，这是由于理论分析法的比例太大。对于图书馆学的科学研究，目前来看定性方法用的多一些。但对于具体问题，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各有特点，用哪种方法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
理论分析法是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在学科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定性方法缺乏科学的数据支撑，其理论分析就显得没有深度和广度。随着学科的发展，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相结合是发展的趋势。图书馆学情报学领域已经大量采用定量的研究方法，如调查研究法、数理方法、文献计量学方法等。定量方法的运用使研究更精细、更科学，站在定量的角度解释图书馆学情报学的内在规律，从而在广度和深度上推动学科的发展。［6 ］
5.2现代信息技术的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的发展，图书馆学的研究内容产生了巨大变化，与网络信息、信息系统等有关的技术性研究论文数量会不断增多。在表2中，操作实验法所占比例为10.173%，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新技术的发展还为经典的研究方法提供了新的实现工具。［7 ］研究这可以通过互联网进行数据采集，以网页形式的网络调查、用即时通信（instant messaging）软件（如QQ）的调查、［8 ］电子邮件调查等，这些都为更好地完成调查提供了多种途径。随着搜索引擎的运用普及，搜索引擎的服务器记录和保存了用户与搜索引擎的交互过程，这种数据称为使用记录（transaction log），使用记录分析（transaction log analysis）成为一个研究热点。另外，计算机还可以辅助研究者进行定性数据分析等。在文献计量学的基础上产生了网络信息计量学方法，在引文分析方法的基础上出现了链接分析方法，这都是现代信息技术对研究方法的影响。
5.3吸收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
表2中的管理学方法、数理方法、经济学方法、内容分析法等都属于移植其它学科的方法，占10.85%。“其它”占7.185%。这些都说明了图书馆学研究中移植了许多其它学科的理论或方法。
在学科的发展中，一方面要具有从其它学科吸收养分的能力；另一方面要能为其它学科提供养分。随着图书馆学科研究队伍的壮大，研究者会大量借鉴其它学科的研究方法，会产生新的研究方法，如内容分析法、情景分析法等。当然我们不能盲目地去移植新的研究方法，而要与图书馆学情报学本学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将其融入本学科研究之中，通过适当的研究方法来为研究服务。
5.4实证方法的应用
调查研究法、实例分析法就属于实证性研究方法，从表2中的数据中就可以看出，共占到17.061%。近些年来研究者也开始注重实证研究（evident-based studies）方法，［9］它是在获取研究对象客观数据材料的基础上，通过数据分析，考察研究对象各有关因素的相互影响及其影响方式，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它是观察法、实验法、统计法等的综合运用。实证研究通过实际数据分析，连接了理论与实践，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图书馆学研究水平、学术地位的提升。
总之，方法都不是万能的，各种研究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或者是有适用的条件。定性与定量研究方法的结合将成为图书馆学方法的主流，新的方法与新的技术将得到更多的应用。利用多种先进技术手段来收集数据、分析数据，综合多种研究方法来探讨复杂的研究问题将会越来越多。所以研究方法的运用将是多元化发展，合理的研究方法体系应该是多种研究方法的有机结合与互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对研究对象进行分析。
参考文献：
［1］邓小昭.信息管理研究方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1-33.
［2］乔好勤.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J］.图书馆学通讯，1983，（1）：54-62.
［3］王崇德.图书情报方法论［J］.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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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邱均平．文献计量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260-283.
［7］华薇娜．我国80年代图书馆学情报学研究状况的定量分析［J］．情报学报，1995，14（3）：218-225.
中图分类号： G250.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938（2013）04-0039-05
科学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门学科的发展都离不开规范的研究方法的支撑，图书情报学同样如此。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历程充满了坎坷和纷争，在研究方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虽然很多研究者都对此进行了探索和研究，但大多都浅尝辄止，形成了相当热闹但也相当混乱的研究局面：一方面，研究者意识到方法论对于一门学科的发展非常重要，甚至将有没有专门的研究方法作为一门学科是否成熟的标志；另一方面，研究者对于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概括和表达具有很强的随意性，所形成的概念体系五花八门，不能很好地融入整个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论体系。因此，在整个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框架中，重新整合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重要意义。
1 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层次
1983年，乔好勤[1]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首次完整地提出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三层次说，即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1985年，随着吴慰慈、邵巍[2]在《图书馆学概论》一书中详细阐释了该论说，层次论逐渐得到学界的确认，并成为图书情报学方法论研究的主流观点。
遗憾的是，有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层次论的三个层次，错误地理解为三类方法，并且由此开始了对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孜孜不倦”的探索。其实，乔好勤[3]在《试论图书馆学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一文中已经明确提到，哲学方法是一切科学方法的基础，其他一般方法和专门科学方法都是哲学方法的具体体现，专门科学方法以哲学方法为指导，是一般方法论的具体化。金胜勇[4]也曾在《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之分析》一文中提到，任何一门学科的科学方法论都是由哲学方法、一般研究方法、专门研究方法三个层次所组成的。很多研究者致力于探求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其用以彰显图书情报学学科地位的美好初衷固然可以理解，但是，任何一门学科的专门研究方法都是来自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独立于哲学方法和一般研究方法层次之外的专门研究方法是不存在的。王子舟[5]在《图书馆学研究法及相关概念辨析》中指出，近年流行的“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是一个伪学术概念，建议图书馆学界停止使用。虽然笔者不同意王子舟将工作方法与研究方法合二为一的观点（吴慰慈[6]曾在《关于图书馆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一文中，着重指出要分清研究方法与工作方法的区别），但是并不反对王子舟所持的没有专门研究方法的观点。陈慧鹏[7]在《嬗变与回归：论图书馆学专门方法研究》一文中虽误读了金胜勇关于图书馆学专门研究方法的态度，但是笔者却非常赞同他的观点，“专门方法的界定其实既无必要，也不可行。只有回归研究实践，结合具体问题探讨研究方法，才能将方法论研究重新拉回到原先设定的用以指导图书馆学研究实践的轨道” 。
2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科学哲学
如上所述，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是三个层次而非三类方法，准确地说，哲学方法并不是一种具体的方法，而是从哲学的高度对图书情报学具体研究方法所做的一种关照，它必须也必然要通过一般方法和专门方法来体现其方法论价值。很多研究者从辩证唯物主义[8]、历史唯物主义[9]、本体论[10]、价值论[11]、发展观[12]、历史观[13]、三个世界[14]、信息哲学[15-16]等不同角度对图书情报学的哲学方法进行研究。但是笔者认为，讨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哲学方法，首先要讨论的是图书情报学研究所涉及的科学哲学。
金胜勇曾在《论科学哲学对图书馆学科学性的观照》一文中提到，有三种对图书情报学研究起到重要指导意义的科学哲学[17]。其一是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一切知识命题，只有能够被经验事实证伪才是科学的，否则就是伪科学（Pseudo-Science）”，基于这种思想，我们需要具有质疑和批判的精神，勇于寻找反面例证，挑战经典，怀疑权威。其二是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科学的发展经历着“前科学常规科学反常与危机科学革命常规科学”这样一个循环过程，该科学哲学指导图书情报学研究要勇于面对危机与挑战并接受新的研究范式。其三是拉卡托斯倡导的“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Methodology of Scientific Research Programmers，MSRP），MSRP解决了波普尔和库恩所未能解决的“科学与伪科学的划界”、“科学进步与知识退化区别标准”问题，并对理论研究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科学哲学为科学的研究者提供如何理解、掌握和运用一切具体方法的理论，为科学提供思想基础，审视基本问题，检验基本假定[18]。图书情报学研究者世界观和方法论都发乎于某一种科学哲学，并在潜移默化中影响图书情报学的研究活动。科学哲学为图书情报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研究者只有依据一定的科学哲学才能寻找科学研究的精神动力和研究方向。
3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逻辑
逻辑是思维、思维形式的规律，是指导人们所有思维活动的准则。图书情报学研究作为一种高层次的思维活动，必然离不开逻辑，没有任何一种科学研究能够脱离逻辑，也没有任何一种研究方法可以不符合逻辑。某些研究者将逻辑概括为图书情报学研究的一种具体方法[19]的认识是错误的，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些非逻辑的方法（即可以脱离逻辑的方法），这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逻辑有两种基本思维进程，即归纳逻辑和演绎逻辑，两者都存在着不能克服的局限性。归纳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或然性，即结论未必是可靠的；演绎逻辑虽然是一种必然的逻辑推理，却强烈依赖归纳逻辑为其提供前提。科学研究在规避两种逻辑局限性的基础上，衍生出一种独到的研究逻辑——假设检验。其基本步骤是：①通过研究初探，提出研究假设；②运用逻辑推演，从研究假设中推导出一组经验命题；③通过操作化过程将经验命题和概念具体化为测量指标；④搜集有关资料；⑤整理与分析资料；⑥检验与批判研究假设，形成研究结论。例如Ludo Waltman等人[20]在《A new methodology for constructing a publication-leve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science》一文中，针对个人文献进行等级划分的分类系统进行了研究，其研究过程就遵循了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
根据假设检验这一研究逻辑的基本过程，科学研究工作一般可以具体分为准备阶段、搜集资料阶段、分析资料阶段和总结阶段四个阶段。其中搜集资料阶段和分析资料阶段是科学研究工作的核心阶段，下文所讨论的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和具体方法都是以这两个阶段的工作为依据的。
4 图书情报学的研究类型
同其他社会科学研究一样，图书情报学研究也分为许多研究类型，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将研究类型与研究方法混为一谈[21]。在图书情报学的研究过程中，只有准确定位研究类型，才能设计和采用更适当的研究方法。
4.1 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
如上所述，所有的研究过程都包括搜集资料（信息）这样一个核心阶段。根据资料发生（信息源）的情况，可以将所有的科学研究分为调查研究和试验研究两大类型。如果资料（信息）独立于研究工作而客观存在，无论存在于文献中（包括网络文献）、人的头脑中、还是自然界或人类社会中，也无论是已经发生过的还是正在发生的，都属于调查研究；如果（信息）是研究人员根据研究需要而“设计”或“制造”出来的，无论是在实验室“设计”、“制造”出来，还是在特定的社会现场“设计”、“制造”出来，则属于试验研究。
由此可见，调查和实验并不是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科学研究的两种类型。这其中，试验研究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应用比较普遍，而在包括图书情报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研究中，绝大多数研究都是调查研究。因此，经常有研究者将调查法概括为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对调查研究的片面的、狭义的理解[22]。
4.2 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
根据研究的目的和性质，社会科学研究分为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两种类型。描述性研究是指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加工，把研究对象的状态和情况真实地描绘、叙述出来，用以回答研究对象“是什么”或“怎么样”的问题；解释性研究是以一定的命题或假设为前提，运用假设检验的逻辑过程探讨事物内部的系统功能或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从而对研究对象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做出明确的阐释。解释性研究根据研究具体着力点的不同又分为因果性研究和预测性研究，用以回答研究对象“为什么是这样”或“将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描述性研究和解释性研究的研究类型划分，往往被许多研究者所忽略，事实上这种研究类型定位对于图书情报学的研究十分关键。如前所述，以解释性研究为代表的科学研究应遵循假设检验的研究逻辑，但纯粹的描述性研究并不需要提出研究假设，因此在描述性研究的逻辑过程中，需将“提出研究假设”调整为“建立描述框架”，这将对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方法的采用产生重要影响，也因此决定着图书情报学研究的研究过程。
目前单纯的描述性研究已经越来越少，更多的图书情报学研究是在描述性研究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研究。但由于研究的出发点不同，两类研究的区别还是非常明显。例如，比较赵俊玲等人[23]在《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研究》一文中对国外数据库商的数字保存行为所进行的描述性研究，宛玲等人[24]在《试析中文搜索引擎的评价标准》一文中对中文搜索引擎的相关评价标准所做的解释性研究，杨文祥等人[25]在《对我国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的反思与展望》一文中所做的关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描述与解释相结合的研究，两种研究类型对于研究过程的不同侧重便显而易见。
4.3 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讨论社会科学研究的类型，就不得不论及实证研究。当前，图书情报学领域的实证研究让许多研究者爱恨交加。曾几何时，图书情报学的传统研究方式特别是关于基础理论的研究方式，一度被视为“闭门造车”式的研究。虽然有些专家学者也尝试用“思辨研究”的价值为传统的研究方式正名，但是当实证研究的浪潮袭来时，传统研究方式的海岸仍然有被这股清新与混浊并存的大潮吞没之势。实证研究，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分析来自实践的证据来获得研究结论。当前图书情报学界有些研究者对实证研究的推崇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单纯强调实证研究的重要性[26]，却置实证研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本质属性于不顾，简单地将实证研究等同于定量研究，认为有庞大的数据支持或者构建了某个所谓的数学模型就是实证研究了。事实上，个案研究、实地观察或访谈，这些以定性分析为主的研究类型或方法，才是获得第一手资料的主要方式，才是实证研究的基础。
此外，当我们讨论实证研究时，经常忽略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即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是什么，难道都笼统地称作“非实证研究”吗？偶有研究者将思辨研究同实证研究对应起来[19][26]，但这种观点却不能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体系中得到肯定。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必须从实证研究的逻辑基础入手。实证研究通过搜集分析第一手资料从而得出关事物情况的普遍性结论，这是归纳逻辑在发挥作用。而同归纳逻辑“从特殊到一般”的思维进程恰好相反的是演绎逻辑，因此以演绎逻辑为基础的规范研究应该是同实证研究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规范研究中的规范有两种解释，一是这种研究的结论经常以规范命题的形式表现出来，即得出“应该如何”或“不应该如何”的结论；二是规范研究是建立在演绎逻辑的基础之上，而演绎逻辑的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具有必然性，所以其研究结论被视为可靠的（研究是规范的），这同建立在归纳逻辑这种或然性逻辑基础之上的实证研究是不同的，因此被称为规范研究。
可以确定的是，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也是科学研究中相互支撑共同发展的两种研究类型，而非两种具体的方法。这两类研究对图书情报学的发展同样重要，那种片面强调实证研究的经验性或片面强调规范研究的理论性的认识都是非常荒谬的。图书情报学界利用规范研究所取得的研究成就不会磨灭，而实证研究的实证价值也会越来越受到重视。兰开斯特早在上个世纪70年代就提出“无纸社会”的大胆预测[27]，并描述了图书馆与图书馆员的发展前景[28]，虽然有些预测并未如期实现，但他的研究被认为是“走在科学的道路上”[17]，而这样的预测性研究显然必须通过规范研究得以实现；而当前学界对于图书情报事业发展中一些重大问题的分析，则必须通过实证研究才能够得出符合客观规律的结论来。
4.4 普遍研究、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
随着以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所为代表的民调机构兴起以及大规模社会调查活动的开展，“抽样研究”结合“问卷调查”、“统计分析”成为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社会调查研究的标志性研究方式。但实际上，抽样是一种确定（调查）研究范围的方法，而并非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是依据研究范围所划分出来的一种研究类型，与之相并列的研究类型还有普遍研究、典型研究、个案研究。
普遍研究是指通过对研究总体所包含的每一个个体进行无一遗漏的考察和分析，从而得出关于研究对象的普遍性结论的研究类型。同其他几种研究类型相比，普遍研究的结论最为全面、准确，也最具有普遍意义。但由于普遍研究的研究范围往往涉及一个地区甚至一个国家，需要投入很高的人力、经费和时间，因此这种研究类型很少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采用。
抽样研究是指按照一定方法从总体中抽取一定的个体形成样本，通过对样本调查分析来推断总体的情况，其本质是以样本的统计值来推断总体的参数值。根据是否遵循随机原则，抽样研究分为概率抽样（也称随机抽样）和非概率抽样。概率抽样的主要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等距抽样、分层抽样、整群抽样和多阶段抽样；而非概率抽样经常采用的抽样方法有偶遇抽样、立意抽样（主观判断抽样）、配额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等。图书情报学领域有一些年轻的研究者对随机原则有错误理解，往往把偶遇抽样等非主观判断抽样误解为随机抽样。其实概率抽样不同于非概率抽样的主要区别有两点，一是在抽样过程中必须编制抽样框（也称抽样范畴），二是其抽样误差可控制、可测度，因此概率抽样是我们在从事图书情报学抽样研究时的第一选择。当然，有些情况下因为很难编制抽样框，所以研究者往往会被迫采用非概率抽样，这时应尽量采用配额抽样的抽样方法，通过对研究总体进行科学细致的类型划分，努力去降低非概率所带来的抽样误差。
典型研究是指从研究总体中选取若干具有代表性和共性的个体进行调查研究，从而认识同类研究现象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类型。典型研究过程中，对“典型”的确定主要依靠主观判断，并且典型研究的结论只能反映同类研究对象的情况，并不能对研究总体产生普遍性指导意义。由此可以得知，我们一些研究者经常把先进经验或突出案例作为典型进行研究，从而得出关于图书情报事业或图书情报学某方面普遍性结论的做法[29]，是违背典型研究的原理的，其结果往往会产生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
个案研究是指针对某一特定对象，全方位搜集相关资料进行分析研究的研究类型。上述几种研究类型，从普遍研究到抽样研究、典型研究和个案研究，其研究广度呈递减趋势，而其研究深度则呈递增趋势。因此，进行个案研究必须放弃研究结论的普遍意义或外在效度，转而追求个案的内在机理和研究深度。那种以一个研究个体为例，就得出关于某类研究对象总体结论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30]。在当前研究都普遍注重实证研究的氛围中，个案研究由于其注重搜集第一手资料的特点，理应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具有更广阔的应用空间。
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各种研究类型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适用”与“不适用”的区别。在研究过程中，根据研究需要确定研究类型，从而进一步选择最恰当的研究方法，是我们对待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正确态度，而不应该去追求研究类型和研究方法的“时尚性”或“传统性”，从而背离图书情报学研究的正确道路。
5 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
当我们将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概念体系中的研究层次、研究逻辑、研究类型等分支概念阐释清楚时，图书情报学研究的具体方法终于要清晰简明地浮出水面了。根据研究过程中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两个核心的研究阶段，图书情报学的具体研究方法需要从搜集资料的方法和分析资料的方法两个方面来表述。
5.1 搜集资料的方法
任何科学研究都要经历搜集资料的过程，即使是有些学者提到的思辨研究也不例外，只不过思辨研究所需要的资料多是之前已经搜集好的。搜集资料有问卷法、访谈法、观察法、文献法和实验法等五种方法。这其中，问卷法是调查研究中经常被采用的方法，甚至有研究者直接把问卷法谬称为调查法。除一般问卷以外，量表法作为对主观社会指标进行测量的特殊问卷，也经常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被采用，例如对用户满意度的调查。问卷法和抽样、统计分析相结合，成为现代社会调查研究的主要特征。此外，任何科学研究都离不开文献，文献法是任何科学研究都必定采用的方法。由于文献是记录有知识和信息的一切载体，所以文献法的采用早已超出了传统纸质文献的范畴，而拓展至网络文献和数字资源。基于研究对象、研究特点等原因，文献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中的运用就更为广泛和直接，图书情报学领域的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引文分析法、内容分析法以及各种检索法，其实质都是文献法。
5.2 分析资料的方法
最后都要通过分析资料来得出研究结论。分析资料的方法有统计分析和理论分析两大类，即我们平时所称的定量方法和定性方法。统计分析的方法又可以分为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推断性统计分析；而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经常采用的理论分析方法有采用因果分析法、比较分析法和结构-功能分析法等。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并不能独立于理论分析而存在，任何统计分析的方法都存在一定的理论分析方法做逻辑基础。例如，统计分析中经常采用的相关分析，实际上就是以理论分析中的共变法（一种因果分析法）为逻辑基础的。
由于网络环境的影响，科学研究的“跨时空”模式逐渐盛行，研究者与研究者之间的时空界限、各研究环节之间的阶段性界限逐渐模糊。许多研究工作已经将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的阶段合二为一，也产生了诸如“头脑风暴法”、“德尔菲法”这样兼具搜集资料和分析资料性质的综合性研究方法。在图书情报学研究领域，这种情况也比较常见。我们所熟知的一些图书情报学研究常用的方法，往往就是这类综合性研究方法，如引文分析法、文献计量法等等。
但是，这类综合性方法的产生需经研究实践的长期积淀，也必须符合研究方法概念体系的逻辑要求。有些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不但追求研究内容的创新，还非常热衷于进行研究方法（名称）的推陈出新，经常“创造”出一些“新颖”、“时尚”、“前沿”的研究方法。这些急功近利甚至是哗众取宠的做法通常有以下几种情况：第一，根据研究客体“创造”研究方法，例如社会网络分析、内容分析法等各种冠以“分析”二字的方法，这些所谓的分析方法只是反映了分析的对象或途径，并没有反映出分析方法的本质，即到底是怎样分析的。第二，根据研究方式“创造”研究方法，例如检索是文献法实施过程中的一个步骤，但图书情报学的很多研究者竟然“创造”出数据检索法、事实检索法等众多的研究方法。此外，国外有些研究活动中采用的某种研究方式如“名义群体”、“互动小组”等，经由国内研究者的翻译和理解，往往就变成了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并且得到追捧。第三，根据工作内容来“创造”研究方法。王子舟[5]先生坚持认为工作方法应该属于研究方法，并且举例说明索引法在图书馆学研究中的应用。但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图书馆工作中编制《经济学论文索引》，那应该属于图书馆学研究法经济学研究法呢？第四，通过望文生义“创造”研究方法。有些研究者在研究方案中同时采用了历史法和文献法，岂不知历史法就是文献法。类似的情况还有调查法（往往是问卷法）、逻辑法（任何一种方法都离不开逻辑）等等。
6 结语
1957年，刘国钧[31]先生在《什么是图书馆学》一文中明确指出，独特的科学研究方法是图书馆学作为一门独立科学存在的条件之一。这一重要论断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图书情报学研究者走上探寻图书情报学专门研究方法之路，也使笔者在对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现状不无微词的同时，对这些研究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但是相比总结和升华图书情报学的“专门”研究方法，如何使图书情报学研究方法的使用更规范、表达更准确，对于图书情报学的健康发展及其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学科地位的确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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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是20世纪最具有创新精神的哲学思潮，深深影响着我们对主客观存在尤其是语言存在的理解。奎因的“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摒弃了传统哲学在认识论领域仅限于字面意义上的探讨，而直接把所探讨对象放在认识论的核心部分。他的独创之处在于用自然主义的科学方法代替形式化和人文主义方法，用“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直接描述主客观的存在状态。简而言之，奎因的哲学体系致力于挖掘所研究对象的自然属性，因此摆脱了卡纳普把客观真理分为“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的做法的局限性，认为所有的真理都要基于客观经验，皆可以用纯自然和科学的方法加以验证。奎因的哲学理念归根结底与他的认识论方法密切相关，也就是对世界的了解应从概念领域移出而转换到对自然界本身的了解，一切现象都可以归结于自然现象。
奎因的哲学观念对语言学的研究具有启示作用。在其理论框架下，语言应超越其“工具”属性成为独立的客体，也就是语言可以作为最基本的物理现象存在。语言不仅是我们用来思想和交际的工具，更重要的是我们客观体验对象，可以进行客观验证。如上做法基于如下前提：语言是客观存在的一个部分，分享整个世界的核心属性和特征，并且可以用最自然和科学的方法加以理解。
2.奎因的“自然主义”认识观
奎因哲学体系中，“自然主义”是一个关键术语。“自然主义”基于“自然”这一概念，在西方最早来自希腊语中的“physis”这个语词，在英文中词形上对应的是“physics”，另外一个同义词为“nature”。奎因的“自然主义”狭义上可简化成“物理主义”，因此奎因的自然主义可以理解成超越人主观认识形态的信仰和知识，所认识的主体为自然事物最原始最核心的状态和属性。因此我们又回到了“第一哲学”这个问题，像经典哲学一样试图把世界一切现象转换成最基本物理现象，或者说一切现象包括人的各种活动都属于自然现象，都可以用自然定律进行推导。
在这一意义上，奎因倾向于自然科学而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突出的表现是他努力使认识论自然化，使哲学与科学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认识论的目的就是在科学的指导下描述自然，建立观察过程与科学的关系。综上所述，奎因的自然化认识论导出两个基本概念：“心理主义”和“物理主义”。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前者指利用经验来描述的人的心理过程，后者指这种心理过程所要达到目的――所认识的事物的本身，两种主义都与自然科学方法发生联系。
3.奎因自然主义框架下语言学研究转向
与所有当代哲学家所面临的困境的一样，奎因的哲学探求同样回避不了语言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像所有分析哲学家一样，奎因在把语言作为探讨哲学的前提之外，也把语言作为研究对象，手段和目的并存。实际上，奎因把一生的很大精力都放在语言学研究上，在“行为主义意义论、翻译的不确定性、指称的不可测知性、语言学习理论”等领域颇有建树和影响。并且他所撰写的《词语和对象》被认为是上个世纪最具有影响的两部哲学著作之一。在奎因的语言框架内，对语言的认识应是超越传统意义上的文学-文化研究方法，而是通过对语言的最自然描述来理解其属性。理解语言最好的方式是摆脱语言的生产者和语言存在环境的束缚，直接到达语言本体。在这一点上，语言的物理属性能直接让我们看到语言的本来面貌。奎因的自然化语言观与认知语言学观点比较相近，都重视客观经验的作用，这也是二者与重视形式推导和靠直觉和内省化的转换生成语言学的区别所在。但是奎因的自然化语言观仍然与认知语言学有很大区别，那就是认知主义描述的是语言的心理过程，而奎因的方法可以使我们找到其物理过程。这样语言学的研究就可以从心理空间转到物理空间，从认识转到本体。
从语言学认识论角度，可以假定语言学研究应具有转向能力。传统的语言学方法，无论是建立在逻辑和心理学上的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或转换生成语言学），还是建立在社会-文化元素上的广义上的功能主义（系统功能语言学、语用学、社会语言学等），均停留在语言的理解上。对语言的描写还是解释都是心理性的，因此方法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范畴。借鉴奎因的自然主义方法，语言学研究可以从“心理”方法转到“物理” 方法，也就是对语言的定性从“认识”视域转到“本体”视域。语言学转向的目的是把语言当做独立的客体存在，假定作为特殊人的产品，其可以成为整个自然世界的一个部分，分享整个自然世界核心法则，即物理法则。在这一点上，一些学者在这一方面做出了有限的尝试，像语言学家派克就用波、粒以及场的理论描述语言系统。其观点在韩礼德的著作中用来描述“篇章意义”和“人际意义”，前者管辖语言“述题结构”和“信息结构”，具有“波”的特性；而后者管辖“情态结构”，具有“场”的特性。韩式的描述无意识中使用了自然科学（物理学）方法描述了人类语言，把客观世界的属性移植到了主观世界的衍生物上。
用科学语言描述世界各个体系符合奎因的方法论体系，暗示着无论是主观世界还是客观世界在某种意义上分享共同的核心特征，也就是符合最基本的物理世界所提供给我们的一切条件。物理意义上的语言可以被称为“元语言”（描述语言本身的语言），也就是科学术语反过来描述语言本身。这种做法虽然奎因没有提及，但却符合其“物理主义”的宗旨并且可以从其论述中推导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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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在国外教育领域得到广泛使用，而在国内，影视民族志很少被运用在大学英语教学研究上。但实际上，运用影视民族志的方法可以为大学新手英语教师提供科研的路径并且促进他们提高科研创新能力和丰富科研成果。
一、民族志与影视民族志
民族志（ethnography）是人类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它是研究特定的一组人群。
Hymes (1982) 认为民族志旨在讨论和了解人们，了解他们的生活、行为和思维模式等。它是一种质的研究，其主要研究方法包括参与观察、深描事件或事物、访谈及文献研究等。同时，它也是一种解释性的方法，根据现象解释、挖掘内在的真理，是社会科学研究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
影视民族志是以电影或各种视频为模板，用观察、记录和文献研究等方法共同探究其中的教学和文化等有理论价值的东西。Sarah (2003) 认为影视民族志是通过保留影像和视觉记录等获取信息的一种手段。研究者通过看、听和感觉现象，诸如通过电影，可以探索内在的语言和文化。所有的电影、照片及艺术作品都是人类行为的产物并在一定程度上，随人类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在变化。因此Sarah (2003) 认为为了能够理解这些产物，我们有必要使用影视民族志。这种方法也是一种描述性分析方法。Ball (2001) 认为它用来描述文化现象并使这种现象具体化和细致化。它的运用可拓宽对文化及教育现象的观察视角和丰富研究内容。它是一种更多地被运用来挖掘影视作品中隐性文化和与教育相关的研究方法。在国外，它深受教育者的欢迎，在国内也应有它的价值舞台。
二、大学新手英语教师的主要论文选题来源
笔者通过给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及新华学院的新手英语教师（教龄在5年之
内）发放调查问卷及从统计调查数据来看，大体上，大学新手英语教师的论文选题会从以下三个方向入手。
㈠ 从教学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入手
在现阶段，大部分大学新手英语教师在选题写作时，都会围绕英语学科教学的某个点，总结出具有普遍意义或值得推广的做法的文章。这部分文章其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可操作性强，但论文题目和内容都大同小异、了无新意，常出现的论文题目如《对提高***的几点认识》等。此类论文比较普遍。
㈡ 从书评和读后感入手
一部分专修文学的大学英语教师更善于搜集各种文学作品或别人的书评来
分析，当作启发和借鉴。他们挖掘作者的背景、作品的中心或作品留给后世影响等。有时，当读完一部作品，读者需要撰写读后感，对文章有深入的思考。由此可以看出，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作者可以利用作品、书评等各种来源撰写有针对性的，言之有物的文章，但此类文章多数缺乏新意，实用价值不高。
㈢ 从原有论文的基础上扩展，写更深更广的题目
一些英语教师在原有的作品或论文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探究作品或论文的内涵，引申其内在的有价值的理论部分或显为人知的知识，如《海明威的研究》等。探索此类题目需要教师阅读大量的书籍并有长时间的知识的累积，这无疑给新手教师的写作增加了难度。
以上是根据调查所得的三种基本写作来源，除此之外，笔者想要探究一种新的科研思路，帮助大学新手英语教师从事科研创新。
三、影视民族志在科研创新上的应用
创新是一切科研成果的核心价值，是一切科学研究的主要追求。大学英语教
师需要有创新的思路，撰写有创意、有价值的论文。为此，影视民族志为新手教师们提供了一套全新的撰写模式。影视民族志是一种研究方法也是一个研究过程，其具体操作过程有：
㈠ 实证性研究
在这一过程中，教师们应重点搜集证据，诸如有意义，值得讨论和探究的英文电影等。观看此类电影界定需要探索的问题，如在电影《窈窕淑女》中，我们可以通过观看影片发现其中的一些口语教学方法或理论等。界定问题之后，就需要搜集记录数据解决问题。在记录数据的过程中，研究者需要多次观看整部电影或电影片段并记录电影中相关人物的对话，场景等。这些记录被视为第一手资料，用作证明"猜测论点"的证据。随后，整理统计分析证据，撰写"猜测论点"，完成这一阶段的实证性研究。
㈡ 文献研究
实证性研究结束之后，教师需要做文献研究，搜集大量与"猜测论点"相关的文献，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论点"或填补未知论点，做到论点具有理论价值，同时引用影片中的对话、场景等作为论据说明以此达到论文的客观性。
影视民族志是一种有别于其它的研究方法。学习和掌握这种方法将可以开拓新思路，从多个视角更为客观地研究教学及中西文化等问题。在电影中研究教学和文化，其研究结果可以更好地为现实教学服务，从而获取更有意义的研究成果。相信在将来，更多的大学英语教师会通过使用影视民族志的研究方法提升自己的科研创新能力并为英语界做出不少的贡献。
* 宁夏大学新华学院课题项目，编号为10XH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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