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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以来，以不确定性为基本研究对象的企业风险管理（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理论逐渐进入我国实业界和研究者的视野。2006年6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下称《指引》）,该《指引》的颁行，可以看成是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在我国大规模本土化的开始。 一、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概要及在我国的规范化实施
1.企业风险管理（erm）理论的一般框架。企业风险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管理理念或管理框架的最终形成，是由美国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ommittee of sponsoring organizations of the treadway commission，coso）在2004年9月提出的，标志文书是《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 integrated framework，下称《整合框架》），这个框架是迄今为至企业风险管理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论概括。coso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经由企业当局广泛参与，对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多要点掌控，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整合框架》提出了企业风险管理的8个核心要素，即，目标设定、内部 环境 、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回应、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和持续监督，这8个要素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企业风险管理有4个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理想的erm框架是通过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增加股东价值，以共同的 语言 和要素安排，落实企业的上述4项目标。企业风险管理的要素与目标之间是一种紧密的支持与保证关系。
2.企业风险管理在我国中央企业的初步实践。在《整合框架》的背景下，2006年6月国资委根据《中a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 法律 法规，制定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中央企业实施风险管理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系统规范，成为中央企业风险管理的权威 指导 文书。之后，一些省市区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文件，对《指引》的实际操作进行具体化。《指引》所称企业风险，包括纯粹风险（只有带来损失一种可能性）和机会风险（带来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并存），具体分为战略风险、 财务 风险、 市场 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
《指引》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流程描述，与《整合框架》中的描述大体相同。它将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设定为五个方面：一是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二是确保企业内外部实现真实、可靠的信息沟通；三是遵守法律法规；四是通过企业制度安排降低实现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五是建立针对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计划。这五个方面的目标，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提出的4个目标。它将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区划为收集初始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管理策略、提出实施解决方案和监督改进等5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中的企业风险管理8大基本要素。
二、企业风险 管理 理论 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找到切合实际的本土化切入点
一方面，通过对《指引》的解读可知，与国资委以往出台的文件有很大不同是，过去国资委颁行的大多数文件都是在对企业大量实践经验进行分析 总结 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而《指引》则正好相反，它来自于成熟的理论，而且主要是国外的成熟理论，先于国内企业的管理实践。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央企业都有其特殊的行业特点、既有体制、 历史 传承、 文化 特色和企业员工队伍、管理当局的素质水平等，这决定了不同的企业在实施风险管理时应有不同的切入点或突破口，不能好高骛远，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找准影响各自企业主要经营管理领域的不确定性来源，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实践。
2.建立起具有可操作组织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都是针对企业所面临的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的，都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和方向指引，没有统一具体的模式。它要求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各个管理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营造风险管理的氛围，建设风险管理体系，等等。可见，无论企业风险管理理论还是《指引》，都没有为中央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给出一个具体的、可以搬来即用的 药 方，所以，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具体化为每一个中央企业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是当前我国中央企业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3.培育良好的气氛和合格主体
一般讲，一个良好的适合于特定企业的erm氛围，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将企业的风险偏好与 企业战略 有机联系；二是能够保证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企业的 发展战略 与企业的股东价值保持一致；三是可以提供鉴别和评估风险的工具，并有强大的企业舆论支持这些工具使用；四是企业各层面有统一的风险 语言 ，和畅通的沟通管道。任何一个erm框架都是在一定的氛围中由具体的企业成员最终实施的，没有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氛围，得不到企业各层面人员的支持，再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指引》都会流于口号和形式。
参考文献：
本世纪初以来，以不确定性为基本研究对象的企业风险管理（EnterpriseRiskManagement,ERM）理论逐渐进入我国实业界和研究者的视野。2006年6月,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颁布实施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下称《指引》）,该《指引》的颁行，可以看成是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在我国大规模本土化的开始。
一、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概要及在我国的规范化实施
1.企业风险管理（ERM）理论的一般框架。企业风险管理作为一种全新管理理念或管理框架的最终形成，是由美国发起人组织委员会（CommitteeofSponsoringOrganizationsoftheTreadwayCommission，COSO）在2004年9月提出的，标志文书是《企业风险管理——整合框架》（EnterpriseRiskManagementIntegratedFramework，下称《整合框架》），这个框架是迄今为至企业风险管理最完善、最成熟的理论概括。COSO认为，企业风险管理是经由企业当局广泛参与，对企业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行多要点掌控，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过程。
《整合框架》提出了企业风险管理的8个核心要素，即，目标设定、内部环境、事件识别、风险评估、风险回应、信息沟通、控制活动和持续监督，这8个要素组成了一个有机体系。企业风险管理有4个目标，即，战略目标、经营目标、报告目标和合规目标。理想的ERM框架是通过对不确定性的管理增加股东价值，以共同的语言和要素安排，落实企业的上述4项目标。企业风险管理的要素与目标之间是一种紧密的支持与保证关系。
2.企业风险管理在我国中央企业的初步实践。在《整合框架》的背景下，2006年6月国资委根据《中a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制定颁布了《中央企业全面风险管理指引》，对中央企业实施风险管理的总体原则、基本流程、组织体系、风险评估、风险管理策略、风险管理解决方案、监督与改进、风险管理信息系统等进行了系统规范，成为中央企业风险管理的权威指导文书。之后，一些省市区也出台了很多相关文件，对《指引》的实际操作进行具体化。《指引》所称企业风险，包括纯粹风险（只有带来损失一种可能性）和机会风险（带来损失和盈利的可能性并存），具体分为战略风险、财务风险、市场风险、运营风险、法律风险等。
《指引》对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流程描述，与《整合框架》中的描述大体相同。它将企业风险管理的目标设定为五个方面：一是将风险控制在与总体目标相适应并可承受的范围内；二是确保企业内外部实现真实、可靠的信息沟通；三是遵守法律法规；四是通过企业制度安排降低实现经营目标的不确定性；五是建立针对重大风险发生后的危机处理计划。这五个方面的目标，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提出的4个目标。它将企业风险管理流程区划为收集初始信息、进行风险评估、制定管理策略、提出实施解决方案和监督改进等5个阶段，分别对应着《整合框架》中的企业风险管理8大基本要素。二、企业风险管理理论本土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1.找到切合实际的本土化切入点
一方面，通过对《指引》的解读可知，与国资委以往出台的文件有很大不同是，过去国资委颁行的大多数文件都是在对企业大量实践经验进行分析总结的基础之上形成的，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到实践的过程。而《指引》则正好相反，它来自于成熟的理论，而且主要是国外的成熟理论，先于国内企业的管理实践。另一方面，每一个中央企业都有其特殊的行业特点、既有体制、历史传承、文化特色和企业员工队伍、管理当局的素质水平等，这决定了不同的企业在实施风险管理时应有不同的切入点或突破口，不能好高骛远，要从各自的实际出发，找准影响各自企业主要经营管理领域的不确定性来源，有针对性地进行企业风险管理实践。
2.建立起具有可操作组织规范
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都是针对企业所面临的时时处处都存在的各类风险提出的，都只是一个理论框架和方向指引，没有统一具体的模式。它要求企业围绕总体经营目标，通过在企业各个管理环节和经营过程中执行风险管理的基本流程，营造风险管理的氛围，建设风险管理体系，等等。可见，无论企业风险管理理论还是《指引》，都没有为中央企业的现实经营管理给出一个具体的、可以搬来即用的药方，所以，将企业风险管理理论和《指引》具体化为每一个中央企业中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组织结构和规章制度，是当前我国中央企业需要下大力气去做的事情。
3.培育良好的气氛和合格主体
一般讲，一个良好的适合于特定企业的ERM氛围，应该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一是将企业的风险偏好与企业战略有机联系；二是能够保证企业的风险管理战略、企业的发展战略与企业的股东价值保持一致；三是可以提供鉴别和评估风险的工具，并有强大的企业舆论支持这些工具使用；四是企业各层面有统一的风险语言，和畅通的沟通管道。任何一个ERM框架都是在一定的氛围中由具体的企业成员最终实施的，没有良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氛围，得不到企业各层面人员的支持，再好的企业风险管理框架和《指引》都会流于口号和形式。
参考文献：
20世纪末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是一种将母公司“搬”到东道国，根据东道国特定的经营环境，对公司拥有的有限资源在世界各国进行不同的优化配置，以获取最佳利益的全新战略，其主要内容有：
1.营销本土化
所谓营销本土化，是指跨国企业以东道国的市场需求为战略基点，进行一系列的产品推广、价格制定、渠道扩展及广告促销活动。其目的和宗旨是满足本地顾客需求，培养顾客忠诚度。跨国公司跨国经营的过程也是一个满足跨国文化顾客需求的过程。文化始终是跨国公司进入一个新市场时最难以捉摸的问题。尤其是在市场、销售、人力资源等领域，传统文化与习惯的影响根深蒂固。因此，充分调查和研究本地消费者的特点，并根据这种需求推出对应的产品，制定符合当地购买力的价格，同时根据当地文化风格和消费者偏好进行促销和宣传，是对跨国经营销的最基本要求。
2.品牌本土化
跨国公司在充分理解本土文化特征、消费心理和情感需求的基础上,以保持强势国际品牌形象的原有特色为前提,把洋品牌做“土”,采取亲情营销,以克服消费文化的隔阂,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赢得消费者的认可。“最本土的就是最国际的”，同时，“最国际的一定也可成为最本土的”，以本土形象、本土文字、本土活动为依托成为跨国公司品牌塑造的有力手段。
3.人员本土化
企业的跨国经营，实质上是一种跨文化经营，它体现在企业必须能够引导、协调和组织具有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的多元员工，使多元的人在企业内部能够聚合成一种创造价值的力量。这种跨国企业内聚力的实现不仅需要有共同的企业文化平台，而且依赖于企业在共同文化平台基础上全面整合内部员工关系。
(1)人才选聘本土化
本土化的经营管理离不开本土化员工，跨国企业经营的第一步是在当地的人才市场上选拔一批适合企业发展需要的人才。企业从员工的招聘阶段始就对他们进行企业文化的灌输与移植，不仅让他们了解企业的基本业务和流程，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体会企业的核心价值观。
(2)本土员工的培训
企业在当地选拔员工后，要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对这些新员工进行培训。培训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业务能力培训，使员工熟悉企业的基本业务与组织机构，组织规章制度；另一方面是企业文化培训。
(3)本土员工的管理
跨国公司对本土员工管理的核心是人员跨文化管理。不同文化熏陶下的员工有着不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倾向，也有着差异化的利益追求和从业目标。因此，无论是在组织文化、晋升机制、奖惩机制还是在人事安排方面，企业都应该充分考虑到当地员工的感受和需求。
人才本土化战略的实施首先有助于减少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经营管理上的矛盾和低效率；其次，利用当地相对低廉的人力资源，有利于降低人工成本；再次，人才本土化增强了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的信任感，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国际化形象，而且有助于保持经营管理人员的相对稳定。
4.采购和生产本土化
当跨国企业在当地市场打开一定的空间，产品已被当地顾客所接受，想进一步拓展市场份额，加大供给时，比较可行的一种策略就是实现采购和生产本土化。
所谓采购本土化主要是指跨国企业在当地生产产品所需的原料要尽可能从当地合格的供应商那里采购，而不是来自进口。这样做一方面可以让利给当地的消费者，另一方面带动了当地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在当地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所谓生产本土化主要是指租用东道国的土地，雇佣东道国的劳动力，建设厂房进行生产和制造。生产本土化的目的一方面是为了降低成本，增加销量，以扩大产品的市场份额；另一方面，有利于企业快速有针对地开发，生产和推出相关的产品，满足市场需求。跨国企业实施生产本土化策略，不仅需要租用东道国的土地，雇佣东道国劳动力，而且还必须向本地政府缴纳税金。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以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管理经验，投资方和东道国双重利益的“双赢型”经营方案。
5.技术研发本土化
随着技术密集型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不断升温，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研究开发中心已成为引人注目的新亮点。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竞争的加剧，引发了研发本土化的竞争，为了巩固其市场领导者的地位，跨国公司把研发活动定位于满足中国市场的特定需求，从而实现对市场变化的快速反应。研发中心是企业的核心部分，将企业核心本土化，有针对性地开发技术产品，无疑是在为它们大规模地进军本地市场研制强有力的进攻武器。
6.利益本土化
所谓利益本土化就是跨国公司着眼于本地市场在自身战略全局中的长远利益和强势地位。以一种超国界的心态和经营理念将东道国的长远发展和企业的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不仅从事有利于企业自身的经营活动，也积极担当当地社会责任；不仅强调自身利润的实现，还应关注当地经济的繁荣与发展；不仅全力解决自身事务，而且协助当地政府处理社会事务，不仅考虑企业的利润率，还愈加重视企业利益针对当地的再投资率等等。这是企业跨国经营战略的高级形式，是一种共同繁荣、长期协作的企业与东道国的战略共同体关系。
二、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战略的原因
1.降低成本
跨国公司实施本土化经营的根本原因是要降低成本，以充分利用其在当地市场生产成本制作成本低的优势。当地采购可以节省运费和关税，可以降低库存。当地雇员可以大大节省工资和补贴的支出。跨国公司实现生产、加工、人才当地化之后，生产及运营成本将远远低于产品在母国的生产后输出及人才外派等跨国运营方式。
2.解决市场准入问题
由于自然、地理条件的不同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跨国公司实行标准化的产品分销起来非常困难而只能根据当地的环境条件选择适应的分销策略。因此，本土化在解决市场准入问题上成绩显著。首先，本土化使产品更具亲和力，使东道国居民心理上更易于接受，有利于产品迅速进入东道国市场；其次，本土化可以使跨国公司取得“国民待遇”，与本土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享受税收及其他更优惠的政策；最后，就跨国企业内部而言，其夕阳技术、过剩资本也有了去向，能在全球经济的链条上享受到增殖的乐趣，而发展中国家也可以利用外资以及相对本国而言仍属先进的技术，达到双赢的目的。
3.满足文化环境差异的需求
尽管经济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世界各国消费者的需求的相似性越来越大，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消费需求仍存在着显著差异。同时世界上不同国家的价值观念差异正在变大，人们的种族意识和民族主义正在普遍增强。面对文化环境的差异，跨国公司要想在当地立足，也只有本土化战略才能打通渠道融入当地。
4.进行全球资源的有效配置
本土化意味着企业高度地融入了当地社会，对东道国的资金、技术、人力等资源运用更加得心应手，这样跨国公司便可凭其内部优势，在全球范围内对各类资源进行再调配，以实现物尽其用，利润最大化的经营目标。跨国公司在任何一个地区的本土化战略都是其全球整体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着眼全球、立足当地是进行全球资源有效配置的两个基点，而正是后者使前者不至于成为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三、跨国公司在华本土化的特点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本土化突出地表现在管理人员的本土化、产品的本土化、销售渠道的本土化和关系的本土化等四个方面：
1.大量启用具有中国背景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本地管理人员
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当地化首先是从管理人员本土化开始的。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包括高级管理人员的本土化和一般管理人员的本土化。管理人员的本土化为跨国公司深人了解中国当地市场的消费文化、消费需求和生活习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为公司拓展中国地区的业务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同时，启用本地经理人员拉近了跨国公司与中国消费者之间的距离，使跨国公司更富当地色彩。在高级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策略是重用华人精英，特别是具有中国背景的海外留学人员。在一般管理人员层面，跨国公司基本实现了本土化。如诺基亚公司在中国拥有员工5000余人，其中本地员工占90％以上，公司管理层从总裁到区域经理都由华人担任。
2.产品贴近中国市场需求和消费偏好
为了更好地适应中国市场的需求特点，把握潜在的商业机会，跨国公司不遗余力地推进产品的本土化。如通用汽车公司针对中国市场推出的赛欧家庭轿车。通用与上汽合资的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目前拥有别克、赛欧、MPV多用途功能车三个家族系列车。1999年推出的别克轿车以其无可比拟的优势占据国内轿车的高端市场，2001年推出的赛欧品牌则是瞄准了中国汽车市场的空隙和顾客心理，通过产品本土化来抢占逐渐成熟的低端市场。赛欧率先喊出“10万元家庭轿车”的口号，凭借其高端的配置、低廉的价格在投放市场之前就拿到了2万多辆汽车订单。
3.重视中国销售渠道的特殊性
中国的商业体系较为零散，市场运作不够规范，许多跨国公司在进人中国市场之初，忽视了中国销售渠道的特殊性，结果吃了大苦头。惠尔浦公司在中国家电市场遭受的挫折即与此有关，结果不得不作出痛苦的撤资决定。跨国公司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在中国市场，竞争对手最容易发动攻击的是销售渠道，特别是市场终端，谁掌控了销售渠道，谁就能在竞争中胜出。如广州本田没有采用国内惯用的层层分销的“制”方式，而是采用类似于连锁加盟的“授权直销店”的形式，建立销售网络。广州本田建立了以售后服务为中心、以顾客为中心的“四位一体”销售网络，使整车销售、配件供应、售后服务、信息反馈一体化，通过特约销售服务店的形式，实现了全国统一价格、服务标准、推荐方式、专营服务及与客户沟通，从而缩短了企业与顾客的距离，提高了顾客的满意度和信任度。
4.建立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
关系本土化是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的核心。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关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组织资源。关系本土化保障了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投资战略的成功,并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他们赢得了中国政府和民众的信任。跨国公司通过公关建立与中国政府的良好关系，将洋品牌做成贴近中国消费者的“土”品牌。例如,作为第一个在中国实现整车本土化生产的跨国公司,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在中国的合资生产,就充分地与中国政府合作,大打“政府牌”,实施关系本地化的策略,把“桑塔纳”打扮成近乎100％的中国车,此番用意深得中国政府赞赏和民众信任。比大众晚到中国十几年的丰田,也以“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气度,运用世界领先的技术,推出针对中国市场设计开发的本土化合资车。
参考文献：
[1]郭毅.跨国公司本土化战略[J].合作经济与科技，2006，(23):5.
[2]高湘一.跨国公司经营与管理[M].北京：中国商务出版社，2006:37-41.
[3]张新民，张建平.跨国经营理论与战略分析[M].北京：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4:52.
[4]赵素洁.跨国公司的本土化战略及其启示[J].企业活力-管理理论，2005，(02):19.
因此，我们认为案例研究作为一种重要研究策略的意义和潜在科学贡献在国内已经广为接受，不容质疑。国内案例研究者也普遍对案例研究的规范有了_定了解。佐证之一就是过去五届案例论坛的论文质量的大幅提升和学术影响的不断扩大。在基本解决了案例研究的认可和初步规范问题之后的此时，我们需要更多关注的是，案例研究是否提出了有趣的研究问题?数据分析过程是否足够严谨?是否做出了应有的理论贡献?目前答案还并不十分肯定。
这些问题的答案在国外管理学界则相对比较肯定。构建理论和检验理论被认为是实证研究论文广生理论贡献的两条根本途径(ColquittandZapata-Phelan,2007)。国际顶尖管理学期刊之一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AMJ)在1963~2007年近50年间发表的论文中，理论检验型和理论构建型的论文数目都在逐年增长(ColquittandZapata-Phelan,2007)。理论构建型研究通常指案例研究、扎根理论、民族志等归纳式研究，也包括假说演绎式的实证论文。理论构建型论文虽然一直少于理论检验型论文，但差距越来越缩小，到2007年，两者的数量几乎接近。这一结论有力地证明了高水平国际期刊以及学者对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定性研究的重视和支持然而，近5年来本土案例研究在哪些具体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哪些方面还有待提高?为此，在对本届案例论坛回顾之后，本文对近五届论坛报告的研究型案例论文进行比较分析，并针对目前存在的若干薄弱环节给出改进步骤。
二、论坛的主要观点和概况
本届论坛邀请了美国阿拉巴马大学JeffreyA.Martin教授等专家，为与会者带来了精彩的学术报告。Martin教授具有丰富的案例研究经验，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师从KathleenEisenhardt教授，曾和StephenBarley和RobertSutton等著名案例研究专家一起工作过。他为论坛做了两场主题报告，其要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Martin教授从一般定性研究入手，介绍了定性研究的几种类型，特别强调定性数据的研究、归纳研究、比较案例研究、民族志、扎根理论等虽属于不同类别的定性研究方法，但相互之间有重叠。在实际运用中，研究者常常组合运用这几种研究类型，但如何组合，并没有一个公认的"模板"。这并不是说各种定性研究方法可以随便地堆砌在_起，而是需要"协调"地结合在一起，以便得出更有意义的真理。Martin进一步指出对定性研究而言：⑴分析层次可以是个体、团队和组织;(2)样本规模可以是_个、几个或者许多个;⑶数据收集可以通过民族志、文档或者面对面访谈;⑷数据分析的手段可以是归纳法、演绎法或者两者相结合，可以用定性数据分析，也可以用定量的统计方法;(5)最后的理论模型可以是过程模型，也可以是因素模型，或者两者的结合。事实上，案例论坛的稿件中也有一些是基于定性数据的研究但并非案例研究。Martin教授重点介绍了多案例比较研究，作为定性研究的—个主要类型。他以自己的研究为例，说明了从选择研究问题、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分析，到最后写作和发表的全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在数据收集方面，Martin教授认为，访谈时要使被访者专注于叙述他们自己的所作所为，或亲眼看到的其他人的行为。也就是说，应该防止让他们去描述那些他们实际上并没有参与的事情，例如在他们没有参加的会议上发生了什么。此外，通常要避免提问"为什么"这样的问题，因为找出事件背后的原因不是被访者的任务，而是研究者自己的工作(分析数据、解释关系，从数据中推导)。此外，数据收集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此每次的数据收集工作应能转化为几篇论文。
在数据分析方面，Martin教授认为，所收集数据/证据的力度来源于跨案例之间的一致性，这就是所谓的复制逻辑。从相似的案例中找出相同的模式，能保证作者不会因为某个鲜活的特例而心猿意马。
Martin教授特别强调了寻找能指导案例研究的理论的必要性。他认为几乎没人能够宣称某个研究没有现存理论依据，文献中总能找到一些相关理论，可在某种程度上应用到数据分析中。因此，研究者应该去探寻现有文献的缺陷，而不能说没有相关文献。这样做有两重意义。首先，这能给读者——我们的最初评审人个框架来理解我们的研究贡献;这也能帮助研究者更好地专注于自己想要做的贡献。如果没有聚焦，那么研究者就容易在自己的工作可能产生的众多贡献中摇摆不定，导致最终没有完整地建立基于其中任何一个发现的理论。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潘善琳(ShanLingPAN)教授做了题为"将企业实践提炼为学术论文：结构化、实用化、情景化(SPS)案例研究方法"的专题报告。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的李平(PeterPingLi)教授分享了其倡导的阴阳案例研究方法。他认为案例研究是开展本土化研究所必需的重要研究方法之一，当某个学术研究领域内存在差异较大的理论观点，特别是理论观点相互冲突时，阴阳案例研究法非常适合研究人员创建整合式的新理论。
在案例教学方法模块，厦门大学的沈艺峰教授剖析了案例教学的本质。复旦大学的包季鸣教授提出案例教学要体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特色、体现培养目标的要求、体现学员的现实需求，通过即时性、进行性、追踪性案例来达到案例教学的效果。台湾大学管理学院的李吉仁教授对案例教学的定位和现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香港浸会大学MichaelYoung教授和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付莘研究员分享了教学案例写作和课堂使用的经验和教训。
本届案例论坛共收到来自海内外94所院校的123篇稿件。经过程序委员会的初筛和评审专家的"双向匿名评审"，最终收录论文集65篇，其中研究型案例45篇，理论构建研究论文13篇，教学型案例7篇。分论坛报告研究型案例23篇(实际录取率为26%);理论构建研究8篇;教学型案例7篇。论坛程序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以双向匿名方式经过两轮投票排序，评选出9篇最佳论文(其中6篇研究型案例、3篇教学型案例)。
因篇幅关系，本文仅简要介绍6篇获奖研究型论文。其中周江华等(2011)通过多案例研究(7家企业)深入剖析了我国山寨手机行业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与商业模式创新在BoP(BottomofPyramid,金字塔底层)市场开展破坏性创新的过程。于天远和吴能全(2011)以珠三角地区的三家民营高科技企业为样本，结合使用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构建了"组织文化变革模型”阐释了"政商关系的非人格化水平"与组织文化变革历程的关系。王世权等(2011)针对理论上关于母子公司关系网络作用于子公司创业的内在机理尚未理清的事实，对海信集团及其主要的13家子公司的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构建了相关的理论模型。于春玲等(2011)以上海家化、云南白药和晨光文具为研究对象，归纳出了中国情境下成功品牌延伸的影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郑晓明等(2011)基于双元能力的理论视角，以海底捞公司发展历程为案例研究对象，系统研究了促进企业服务敏捷性形成的特征、过程和原因。王欢和汤谷良(2011)通过案例研究发掘了双汇成功实施MBO的一系列要素，通过双汇MBO"路径创新"的典型案例验证和补充了原有的MBO理论框架。
三、近5年案例研究论文规范性分析
这里，我们采用内容分析法，运用毛基业和张霞(2008)借鉴Dub6和Par6(2003)的方法所归纳的案例研究规范性指标，来评估近五届论坛报告的研究型案例论文的质量。这套指标便于"使得案例研究整个过程的每个步骤都在严格的控制下进行，尽可能避免研究人员的随意性和主观性。这些严格的程序和标准是我们进行案例研究时的参照，也可以用来评价一项案例研究是否达到了规范化要求〃(毛基业、张霞，2008,p.118)。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5年来论坛的研究型案例在各项规范性指标上几乎逐年提高。进步最为明显的方面包括明确的研究问题、说明相关理论、基于团队的研究、采用多种收集方法、引用原始证据。而有些方面相对仍然不足，特别是数据收集程序、数据分析过程，以及与现有理论的比较。考虑到有些规范性指标是笼统的评价，为获知更多的细节信息，以本届论坛报告的论文为样本，我们有如下进一步的发现。
研究问题方面。研究问题可以具体说明研究者试图想要知道或理解什么(Maxwell,2005),此外还起到两个重要的作用：帮助研究者聚焦研究和指导实施研究(MilesandHuberman,1994)。可喜的是本届论坛报告的案例中只有个别的没有清楚表述其研究问题;但也有个别论文，虽然提出了研究问题，但过于发散。研究问题所引致的研究必须是真正可以实施的，也必须是读者读完研究论文之后能够得到解答的问题(Maxwell,2005)。从这个意义上讲，每个案例研究都应该回答一个或若干具体研究问题，而这些问题最好在引言中就明确告诉读者。
理论基础方面。案例论坛_贯强调理论在案例研究中的重要性(毛基业、李晓燕，2010)。我们看到本届论坛报告的每篇案例都对相关理论进行了回顾，但也发现一些研究在指出缺乏对某现象的研究之后，所回顾的理论仅是走过场，没有指出现
有理论能够解释哪些方面、缺口在哪里、为什么现有理论没有对该现象给出满意的解释?案例研究的研究问题可以是理论驱动型，也可以是现象驱动型(EisenhardtandGraebner,2007)。对于那些由现象驱动的研究问题来说，研究者必须强调此现象的重要性和现有理论的贫乏(EisenhardtandGraeb-ner,2007)。
理论抽样方面。数据收集的第一个步骤是确定数据来源，即案例对象的选择。案例的选择要符合理论抽样(GlaserandStrauss,1967),而非统计抽样。有些研究在确定研究对象时不太考虑案例与研究问题的匹配性，而是有选择知名企业的倾向。
本届论坛中案例对象更加多样化、有趣和独特，但是多数作者却没有清楚交代选择该案例的理由，即没有说明理论抽样过程。
数据分析方面。样本论文中多数作者都会交代自己的数据分析方法，但有些只是简单交代了一下步骤。即使有些作者宣称自己采用了扎根理论中的二步编码法(StraussandCorbin,1998),或者是采用从经典案例研究文献中归纳出的其他数据分析方法，但读者看到的只是机械的模仿，而没有看到诸如以下信息：理论如何指导了作者的数据分析，数据分析过程中产生了哪些中间构念和最终构念(甚至要给出数量)，构念与构念之间的关系是如何确立的。
知识经济的到来，势必会引发我国高校对于人才培养的转变。结合当代社会的需要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高校的人才培养目标就要符合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广、能力强、素质高人才的基本要求。现在，我国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社会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高，为了增强毕业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就有必要将经济学教育纳入高校学生的素质教育中。
相对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态，经济学教育明显显得滞后，教育理念需要进一步转变。在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的背景下，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师资队伍建设、教学方法改革需要深化，教学和人才培养质量需要进一步提高。只有克服对经济学教育急功近利的倾向，才能建立高质量、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长效机制。
一、经济学教育改革面临的新形势
改革开放的深化，对经济学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国的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步较晚，目前正处于一个飞速发展的阶段，有一系列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尽管西方国家在经济学教育方面拥有完备的体系，但我国根本不可能也不允许完全照搬过来。于是，建立一个怎样的经济学体系教育管理论文，怎样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经济学体系，也就成为经济学教育改革的重点。同时，经济学教育要反映时代和实践的要求，要把经济学与社会实际联系到一起，例如资源问题、环境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三农”问题等。经济学教育教学必须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一定的智力支持。
从历史发展来看，经济社会的急剧变动往往会引起经济理论的革命。经济全球化继续深化的今天，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尚未完全消散，西方主流经济学面临严峻挑战．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学教育发展的一个契机。世界范围内经济学将何去何从？我国的经济学需要借鉴和吸取哪些经验教训？面对金融危机的挑战我们该如何调整才能使我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的发展？这些问题，将对我国经济学的建设和经济学教育的发展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
二、经济学教育存在的现实问题
1. 我国高校经济学教育体制存在不足
很多人说，我国学者所进行的研究，是一种为了研究而进行的研究、是一种围着政府转的研究怎么写论文。暂且不论这种言论有失偏颇的地方，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国的科研氛围相对浮躁。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但在笔者看来最根本的一个原因是科研立项的申请审批制度和对教师的考核、职称评定制度。这种制度下，很多人会为了追求项目数量而失去潜心研究的耐心。
在我国，应试教育是一大特色，这就使得我国经济学教学课程设置、考核评价不全是围绕提高学生研究和创新能力而设计的。在这种应试教育背景下，学生往往并不会深入理解经济学知识，因为只靠死记硬背也一样可以考高分，这样就算学了经济学，也不会灵活应用。
2. 经济学教育教学方法有待改进
首先是教材问题。经济学以其特殊地位在高等教育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几乎所有的经管类学科都会以经济学为专业基础课程。但是，很多高校使用的教材都是十几年前编制的陈旧教材，缺乏时代前沿气息，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
其次，经济学本身就具有抽象性、逻辑性和系统性强的特点，这就造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难度较大。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系学生相比，我国学生一学期所学的课程内容和难度远远超过他们，但是学习课程的时间却只有他们的一半，这就导致学生在学习中感到吃力，学生的普遍反映是：经济学学不会、没意思，更没有实用价值，于是许多学生产生厌学情绪，甚至逃课。而从事教学一线的老师工作任务繁重，难以有时间和精力进行思考和开展研究。
再次教育管理论文，教学方法有待改进。目前，我国经济学教学主要是“填鸭式”的方法，这并不能真正培养学生的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生处于被动的学习地位，缺乏积极的主动性和参与意识，结果就是学生只记住了一些概念或公式。当学生走向社会，面对实际问题时就会不知所措，无法适应市场经济需要。
三、改革高校经济学教育的思考
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源配置，也研究经济主体选择行为。然而，经济学不仅是一种理论，它更是一种思维方式。著名经济学家凯恩斯说过：“经济学不是一种教条，只是一种方法，一种心灵的容器，一种思维的技巧，帮助拥有它的人得出正确的结论。”我们进行经济学教育改革，不应该将培养新时期高素质经济学人才作为最终目标，而是要培养学生形成一定的经济学思维方式，让学生拥有思辨意识、创新能力。笔者认为，这才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
1. 从实际出发建立健全符合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教育体系
经济学教育教学要坚持从本国实际出发，在改革创新的同时还要学习和借鉴国外理论。现代经济学教育起源于西方，西方经济学也一直被认为是主流经济学。然而我们在借鉴西方主流经济学教育的同时，必须注意将它本土化、现代化。这就要求我们在实践中，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学中的原理体系，而是理解它的解决方法与主体思想，然后再来解决我国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方面，我国的经验也算是比较丰富的，从完全照?崴樟模式走了不少弯路，到后来改革开放所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绩。这些经验教训都说明，经济学教育体系的建立∪不学习借鉴别国经验不行，否则就不可能尽快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但是学习借鉴要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否则我们只能永远跟在别人后面被动落后?
同时，我国的经济学教育教学还要走向国际化。中国的经济学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国的经济学也要进入中国，我们要在这种互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国际化的进程中，我们要努力学习别国的先进的经验教育管理论文，吸取优秀成果，为我所用、发展自己。所以，国际化不是要放弃自我，而是要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凝练出中国经济理论体系．形成与西方经济学相媲美的理论。
2. 亟需改进经济学教育教学方法
首先在教材方面，我国高校普遍使用的经济学教材有一个共同特点：偏于理论阐述、与现实联系度较低，可读性不高。因此，尽快组织新的经济学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新的教材除必要的理论和概念外，还应该包括课程实验、案例分析和该领域的最新发展怎么写论文。欧美的经济学教材较为生动、系统，案例多，知识更新快，能够及时根据学科发展前沿加以完善。我国已经有很多出版社翻译和出版了一系列国外优秀的财经教材，我们可以以这些优秀教材为基础，加入我国近几年甚至几十年的科研课题的研究成果，并将我们国家的经济实例逐渐融入到教材中，以形成适合我国高校使用的教材。
其次，经济学教育亟需更新教育理念。社会需要的是综合性强、知识面广的人才，学生需要具备一定的跨学科的知识，因此要重视各个人文学科分支的知识储备和信息交流，实现跨学科的知识交流与碰撞，通过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和交流来克服当前经济学教育中的弊端。在人才培养目标方面，我们要改变以往只注重学生应试能力的培养，转而培养学生的实际解决问题能力、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还要让学生明确自己的定位，以便毕业后对自己选择的方向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再次，在实际教学中要注意增加实践环节，使理论与实际实现有机结合。在课程设置上，可以根据由浅入深、循序渐进的原则设计，将基本理论学习和热点问题讨论结合起来，加强案例教学和情景教学，通过对经典案例的分析，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学生积极思考现实问题的能力、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的理解，有助于学生独立分析、解决复杂问题能力的培养。另外。在教学过程中，还要注意改变过去单一的教学模式教育管理论文，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计算机辅助教学手段，将知识以更直观生动的方式传达给学生，激发学习兴趣、提高教学质量。
3. 建立合理的考核制度和教学评价机制
我国对学生的成绩考核一般是用期末试卷来进行的，但是测试学生是否理解经济学知识、是否拥有了一定的经济学分析能力，这种单一的考核手段显然是不全面的。我们可以综合平时考核成绩、研讨成绩等，采用多样化的考核形式，加强对学生的实践、论文写作等活动的考核。这样不光能考察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程度，还可以考察学生的研究能力、灵活应用掌握知识的能力等。我们希望建立起来的教学评价机制可以有利于教会学生怎样思考经济学问题，培养他们基本的经济学逻辑思维，使学生有能力分析一些现实生活中可能会遇到的经济学问题。
4. 重视提高专业教师能力
一门学科的体系再健全、教育教学方法再先进、机制再合理都需要第一线的老师付诸实现。那么如何提高教师的专业水平能力，就成为当前非常重要的任务。对于教师，提倡教学相长，而要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一方面，需要鼓励老师积极的参加一些可以提高教学水平的讨论会、相关培训等；另一方面还可以采取学生评议、教师间评议、专家评议等对教师的教学进行考核，促进教师不断改进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最后，就是需要一些经济政策和物质鼓励的激励措施，同时建立严格的约束制度、竞争机制，以保证教师队伍的质量，这些都需要政府等相关部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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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过程属于公共管理的微观范畴，主要表现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关系在形式上体现为管制、指导、协商、控制及监督等，在过程中表现为相对平衡与绝对失衡的不断转化，在本质上存在着许多种矛盾和悖论。如何通过科学的机制设计实现行政过程的动态平衡，既有效地维持公共秩序，又能切实维护公众权利，是调整行政关系所要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警惕行政关系的失序
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经历了巨大变迁，但目前仍然面临多重转型的任务。在这段历史性的发展时期，新情况和新现象不断涌现，新问题层出不穷。为了抓住关键时期的发展机遇，在欣喜于取得的巨大成绩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一些值得引起关注的问题，比如行政关系有陷于失序的隐忧。
(一)失序与失衡
“失序”不同于行政关系的“失衡”。失衡是指行政主体与相对方在行政过程中的不对等关系。“一般情况下，在实体行政法律关系中，行政主体和相对方形成行政机关为优势主体、相对方为弱势主体的不对等关系；在程序法律关系和司法审查关系中，则形成另一种反向的不对等关系”…。失衡有可能是有序的，也有可能是失序的。如果行政过程中的主体都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或者如果不认可这种失衡，但局限于采取合法合理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呈现出有序性。但如果行政过程的主体不认可行政关系的失衡，并且诉诸于不符合法治要求的方式寻求调整失衡状态，那么行政过程会表现出“失序”。
在目前的行政过程中，行政主体在大部分情境中仍处于强势地位，但这种相对优势面临越来越大的公众压力，甚至是(暴力)对抗，而且社会对行政行为的信任度在不断下降，以致在某些领域出现了政府的公信力危机。另一方面．相对方的权利意识在不断增强，维权技能在不断提高，但现有制度框架内的参与机制和维权渠道尚不健全，使得一些本属正常的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容易诉诸于极端之举。面对越来越频繁发生的对抗行为，公信力不断下降的行政主体为了维护公共秩序．往往选择以危机管理的名义去强力控制。
在强制与对抗的互动中，如果上级部门或领导认为下属部门的行为有悖于公共管理的政治要求，会以指示、批示、批评、惩罚等方式介入行政过程，从而使行政关系的优势转向相对方。在整个过程中，行政关系的调整既不是自我纠正式的，也不是有序的，往往取决于特定问题、特定领导以及特定情形。
(二)行政关系失序的表现
以上海某些区出现的“钓鱼式执法”为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对执法机关的不正当执法方式，处于弱势地位的相对方大多选择忍气吞声，因为表达诉求的渠道非常有限，而且成本高昂。行政关系的失衡格局纵容了一些行政主体更加毫无顾忌地选择执法手段，这也为互动关系的逆转埋下了伏笔。当个别相对方选择极端的方式表达抗议时，其他感同身受的相对方即刻予以响应，社会公众由于惊诧于行政主体的肆无忌惮而为指责行政主体的公共舆论奠定了社会基础。于是，行政主体至少处于舆论上的弱势地位。在该事例中，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起因是个别相对方的极端行为，而非有序的参与和表达；实现行政关系调整的直接动力来自于上级部门的关注，而非相关主体的协商与讨论。
又比如，近年来各地的城市管理执法工作(“城管”)普遍面临一个三元困境：城管如何执法，才能既维护城市的市容市貌，又能让城市小商小贩合理生存。城市环境属于公共产品，其供给要依靠行政主体的强制手段；小商贩的存在既是民生需求，也满足了一些社会需求；而对于小商贩提供的商品和服务，社会公众本身也是矛盾着的，在享用这些服务时会赞成小商贩存在的合理性，而在其它时间，则希望小商贩尽量不影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在行政实践中，这些矛盾都集中到行政主体和相对方的行政关系上，造成城管工作“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甚至出现“一管就有冲突、一放就有投诉”的现象。如此周而复始，不仅未能解决城市管理的根本问题，反而影响行政执法的公信力。
如果不正视行政过程中的关键问题，仍然以危机管理的思维沿用个案处理的方式，行政关系将会陷入失序的境地，其表现就是行政主体或者不作为，一旦作为就是强力控制，而相对方要么不参与，一旦参与就会酿成群体性事件。
二、调整行政关系的不同思路
如何防范行政关系陷于失序，既使行政主体依法行政维护公共秩序，又能切实保障相对方的权利?在相关研究中，先后出现过管理论、控权论和平衡论等理论。
(一)管理论
管理论主张维护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认为行政过程的有序来自于行政主体的指导和相对方的服从。应该指出的是，管理论并非完全排斥对相对方权利的保障，而是将保障从属于对行政秩序的追求。另外，也不能简单地将管理论视为行政特权的等价物。因为如果法治相对健全，并且在行政过程之外设计了有效的利益表达机制，相对方的权益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得到保护，那么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依然是面临实质约束的。
在实践中，欧洲大陆一些法团主义文化的国家的行政管理过程更接近于管理论。在这些国家，行政主体在法定职责权限内享有绝对优势，管理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较为广泛的认可。在政治运行中，致力于维护公众利益的组织和集团是由国家和政府所创造并规范的。一方面，这些利益表达组织具有垄断性，另一方面，这些组织在与行政主体的互动过程中享有较大的话语权。因而，行政主体在行政过程的优势地位受到政治过程的约束，这也意味着行政关系的失衡由政治关系来调整。
(二)控权论
控权论主张限制或取消行政主体的主导地位，从而彰显相对方的权利优势。这种理论认为在大多数行政实践中，行政主体不仅不能有效地解决公共问题，反而会滋生一系列问题，比如权力滥用、腐败、限制相对方的自由等。所以，控权论主张政府最小化，认为大多数公共事务都可通过市场和私人组织得到解决。另外，控权论的基本假设是，行政过程是由各种利益集团相互博弈的活动所组成的，国家不具有主体性，只是一个各种势力互争雌雄的竞技场。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场被命名为“新公共管理”的运动席卷全球，一度垄断了公共管理研究和实践的所有话语资源。这场运动的基本思路就是控权论，主张公共管理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经过30多年的实践，如今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这股潮流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它有其情境性，有其局限性。尤其对于众多发展中国家而言，国家的空心化、公共管理的市场化和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并没有实质性地促进公共福利的改善，反而引发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公共服务的有效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分配结构失衡等。
控权论在多元主义文化的英美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英语国家)较为盛行。在这些国家，政治活动的主体是各种利益集团，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受到多种主体的限制和监督。主流的社会文化和法律体系都主张对公共权力保持质疑和挑战的态度，因而行政主体的自由裁量权是一种被普通公众所广泛担忧的存在物。如何限制行政主体的权力，确保相对方的权益免受行政主体的肆意侵害，是这些国家在行政管理方面的主要议题。
(三)平衡论
平衡论是中国行政法学界的创新，认为无论对行政主体还是对相对方，都应在法治原则的统治下加以制约和激励，以实现两者在利益关系上、法律地位上，以及在制度、机制的构建和运作等方面的平衡。从理论上说，平衡论主张既要保障行政管理的有效实施，又要防止公民权利的滥用或违法行使。具体而言，平衡论“既不同意控权论过分强调行政程序、司法审查的作用，也不同意管理论过分强调命令、强制手段的作用，……主张综合运用行政法的各种手段：既在必要的场合运用命令、强制手段，同时在大多数场合尽量避免采用行政命令、行政制裁、行政强制手段，淡化权力色彩”。
作为一项本土化的创新，平衡论在中国行政关系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从文化角度看，平衡论的思路符合中国的中庸文化，主张通过调和来解决矛盾，而不是诉诸于零和的博弈与对立。从社会发展的实践来看，平衡论试图在政府与市场、行政主体与相对方之间取得平衡，符合中国在转型时期的政治社会生态。
尽管平衡论的响应者众，但质疑声也不少。其中与管理实践关联度最高的质疑来自于具体的平衡机制：如何既制约行政主体滥用权力(相对方滥用权利)，又激励行政主体积极作为(相对方积极参与)。主张平衡论的研究者详细探讨过公务员制度、行政指导等具体的平衡机制。在此，笔者着重分析参与式绩效管理作为一种平衡机制。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
要实现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既不能只突出行政主体的权力优势，也不能只强调相对方的权利本位。就此意义上，我们赞成平衡论兼顾制约机制和激励机制的观点。不过，行政法领域的研究者忽视了绩效管理的平衡功能。
(一)绩效管理的发展与不足
绩效管理是管理实践的重要工具，也是现代管理学的重要议题。比如，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市就尝试用现代方法测量和评估行政部门的绩效。但是，由于行政行为具有目标多样性，行政过程的委托关系具有多层次性，不同行政主体的产出难以横向比较，以及公共产品缺乏类似市场这样的价格发现机制，因而相比企业绩效管理，政府绩效管理实践进展更为缓慢。在新公共管理运动的影响下，政府绩效管理广泛地采用企业绩效管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比如顾客导向、平衡计分卡、绩效合同、绩效规划等。不过，从已有的案例材料看，这些工具的引人并未显著改善政府绩效管理的实践。
近些年来，研究者逐渐认识到，绩效测评工具的有效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具是否与问题以及环境相匹配。如果政府绩效问题主要表现为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大规模地采用绩效合同，并推行公共服务的市场化，那么不仅不能改善公共服务的供给，反而可能导致公共服务“嫌贫爱富”，使公共服务丧失应有的公益性。如果整个国家所处的阶段是快速发展时期，一味地模仿其他国家的限制政府活动范围的绩效管理方式，不仅不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反而会使整个社会陷于断裂，因为这些国家的社会组织尚无法承接起政府转移出的功能。
(二)参与式绩效管理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先后采取过岗位责任制、目标管理、效能监察、政风行风评议、服务承诺等形式。这些做法在提高行政效率、健全行政监督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诸多尚待改进之处。比如，大多数绩效管理形式都是封闭性的，没有设计公众参与的渠道。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公众参与政府绩效管理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探索，比如群众评议政府、社会满意度调查等。在目前中国的政府绩效管理中，公众参与最多的环节是对具体行政部门的评估。以南京市为例，该市自1999年以来，一直坚持“万人评议机关”的做法。每年年底，南京市政府向市民发放评议问卷，要求对所有的政府机关进行打分排名。北京、珠海、杭州、海口、银川、昆明等城市都先后开展过“万人评议机关”的活动。
作为政府绩效管理的一种理念，参与式绩效管理主张社会公众应有效地参与到对政府绩效的测评和管理过程。公众参与绩效管理的方式有很多种，比如对施政目标的讨论，对评估体系的建议，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估，对绩效结果运用的监督。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并不仅仅局限于“万人评议机关”的形式。从行政关系的有效调整角度看，公众对具体行政主体的评测仅仅是一个起点，并没有穷尽参与式绩效管理的内涵。
如果缺乏政府信息公开作为配套工作，公众的评测失去了基本的信息基础，只能依据感性认识．不仅不利于行政主体改进工作，反而可能消耗公众的参与热情。比如在不少地方的“万人评议机关”活动中，将所有行政部门不分类别地排列在一起，导致直接提供公共服务的部门普遍得分较低，而主要服务于政府内部的部门得分较高。南京市2001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委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政公用局、市房地产局、市容局、市规划局等；北京市2003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最高的部门是市乡镇企业局，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交通委、市建设委、市城管执法局、市政管理委、市规划局等；昆明市2008年群众评议政府的活动中，得分第一的部门是市政协办公厅，得分最低的部门分别是市规划局、市城管局、市建设局等。
由于各个行政主体的工作难以进行简单的横向比较，因而群众的评议大多数只能作为评估各个部门实际工作的参考材料，这就引发了一个如何对群众评议做出反馈的问题。如果给出积极反馈，比如南京市2002年根据群众评议结果调整了几个部门的领导班子，就会面临“群众感知是否为充分统计量”的问题，毕竟各个部门的法定职责对群众感知有直接影响。但如果不对群众评议结果做出积极反馈，那么群众对评议活动的参议热情就会快速消退，从而使评议活动陷入名存实亡的尴尬处境。
所以，参与式绩效管理不是简单地将公众动员起来定期为行政主体给出评测分数，而是包括目标设定、体系设计、信息生产、结果使用等环节的全过程参与。那么，为什么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有助于行政关系的有序调整?
(三)参与式绩效管理促进行政关系的调整
1．参与式绩效管理对行政主体而言，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绩效目标为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设定了目标，指标体系则引导行政主体按照预定方向实施管理。如果公众的合理诉求能够被纳入到政府绩效管理体系中，行政主体的管理行为对公众需求的回应度就大大提高。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行政主体的管理目标应该融合公众需求和部门法定职责，即行政主体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其中原因在于，公共需求的表达有其内在矛盾性，而且正如“阿罗不可能定理”所揭示的，多种多样的公众需求应该有一种提炼和合成过程，才能形成真正的社会公共利益。
在具体操作上，可以根据脆弱性和敏感度的强弱程度，将行政主体的行为分为四种类别，每一种类别所对应的公众参与形式分别是：广泛协商、自主决策、自由裁量和听证会。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强但脆弱性较低，则可以考虑召集相关公众的代表参与讨论，比如举行听证会。这样既可以节约管理成本，也能满足公众参与的需求，而且将行政关系的矛盾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这一类管理行为包括价格管制、区域性的环境问题、城市市容管理等。如果某一公共问题的敏感度和脆弱性都很强，就必须预先准备好公众广泛和深度参与的方案，因为这一类问题往往是引发行政关系失序的主要领域。这一类管理问题主要涉及社会治安、动拆迁、民生问题等。所以，对于公众参与，行政主体应该在开放性条件下保持相对的管理自主，既充分了解各种公共需求，吸纳其中合理之处，又要主动建立有效的利益合成机制，避免行政过程的不连贯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有助于控制行政主体的方向，又能使行政主体保持一定的自主性。
2．对相对方而言，参与式绩效管理既是控制机制，又是激励机制。通过设定相应的渠道，将公众诉求的表达引导到讨论绩效目标和监督绩效结果等方面，使公众参与呈现出有序性。
从产品结构看，我国的化妆品市场与世界各国相似，以护肤产品为主。护肤产品约占36％，美发产品约占31％，美容产品约占18％，在可预计的将来，我国市场将仍以护肤品为主导。化妆品目前在国内的销售渠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商场形象专柜及超市专柜、货架销售；
2、 区域商及终端渠道销售；
3、 化妆品专卖店及化妆品连锁超市；
4、 美容院销售及整店输出销售模式。
专卖店的产生和发展
专卖店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独立化阶段、专业化阶段、成熟化阶段三个阶段，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 独立化阶段
最早开设店铺的是手工工匠，后来随着社会经济发展，专门从事店铺经营而不从事商品生产的商人出现，独立化的专业商店开始出现。
早在路易十三时代，就有一些游商告别浪迹生涯，在城市中开小店铺，与工匠为邻。到十七世纪，受商店自身规模、店主的经营能力和当时商品丰富程度的限制，一般商店都以主要经营一类主要商品为主。
2．专业化阶段
十八世纪，西方零售业的主要形式是杂货商店，常采取物物交换和赊销的形式，提供日常所需用的物品。十九世纪上半期，是西方专卖店发展最为迅速的阶段，但大多以小店铺为主。城市的发展，使城市居民产生了对特定产品的选择性需求，各类专业化销售应运而生。
随着工业化浪潮的兴起，人们传统的生活方式大有变化，专卖店随之发生了分化。一部分成为满足人们日常生活需要的专业店，例如：肉店、面包店、鞋店、帽店和食品杂货店；另一部分成为满足人们新潮消费的精品店，例如：时装店、珠宝店、首饰店、香水店、化妆品店等。
3． 成熟化阶段
随着零售业发展多样化，百货公司、超级市场等大大小小不同形态的商店愈来愈多，商品种类也琳琅满目。但市场竞争日趋激烈，脱颖而出成为赚钱的关键，集中销售专一领域的商品、提供相关深度产品的新型专卖店，适时抓住了市场的脉搏获得很大发展。
从营销学的观点看，专卖店是大型卖场中的产品经过市场区分之后再加以细分化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专业商品向高档化方向发展。提起专卖店，在人们脑海中已不是肉铺、菜店和粮店，而是时装店、香水店、电器店等，甚至有的专家将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商店排斥在专卖店之外。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大型百货商店为了与各类自选市场竞争，放弃了过去价廉货全的特色，开始突出专业化，并提高商品档次，重点经营女用饰品和装饰用品，每个商品部都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专业商店。这样使百货商店走出了困境,但使专卖店受到极大冲击，特别是一些世界级名牌时装专卖店，品质牌单一、顾客有限，只好靠开拓其他高利产品维持经营，这也是许多时装店老板兼做香水生意的重要原因。
综观海外高收入国家和地区，各类不同专卖店已存在多年。我国国民收入逐年增加，专卖店的前景亦随之拓展攀升。
而随着商品经营形态转变，坐在雅致的服饰店内享受悠闲的下午茶已成为趋势；咖啡店内各种精美的摆饰也都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诸如此类采取多元化经营且各具巧思的复合店，已逐渐取代传统单调而缺乏规划的商店。
专卖店的定义类型
专门经营销售特定商品，这些商品具有极强的关联度，或者同一个品牌的商品，或者一个系列专门的商品的商店，其特征为，非常讲究店面装饰，给人以精品的感觉。
专卖店必须具有这样几大特征：
1、着眼于特定顾客群的需求。
2、商品成系列、紧凑，且有品质保证。
3、实施特色经营，讲求个性化。
4、与顾客有较强的联系，并能加以控制。
5、专业化的服务包括提供购买建议、实施概念营销、售后服务等。
6、售货员有丰富的商品知识，有较强亲和力。
专卖店主要有以下类型：
1、贵重品专卖店。包括专营钟表、皮革、金银首饰、手工艺品商店。
2、耐用品专卖店。包括专营电视机、电风扇、电冰箱、洗衣机等电器商品商店。
3、规格型号要求严格的商品专卖店。包括专营五金、电料、药品的商店。
4、花色品种选择性强的商品专卖店。包括专营棉布、丝绸和服装的商店。
5、生活用品专卖店。包括专营粮、鱼、肉、煤炭等商品的商店。
6、信息类产品专卖店。这类专卖店特意列出来主要是因为这类专卖店随着IT产业的发展，发展极为迅速，像电脑专卖店、软件专卖店与各种耗材专卖店。
化妆品专卖店的兴起
中国的专卖店模式大约是从1980年前开始操作的，它在日本运作得非常成熟，比大百货渠道做得还要好，来到中国以后，这种经验慢慢的被逐步移植。专卖店作为一个崭新的销售渠道出现。
在中国，化妆品专卖店还是一个新业态，所占市场销售份额微乎其微，70％的化妆品仍然是通过商场专柜或超市货架的形式来销售的。
专卖店在中国的发展是有目共睹的，但这种新的模式却有着强盛的生命力，势必会对传统的化妆品专柜造成越来越大的冲击。在屈臣氏、莎莎等国际化妆品连锁专卖在国内市场进一步推进的同时，“娇兰佳人”在全国范围内的大动作激起了鲶鱼效应，众多国内品牌纷纷自建渠道，广东和江浙部分中小企业也纷纷跟进，大力开拓化妆品连锁专卖店渠道。
专卖店的兴起使许多传统的商、经销商不敢小觑它的实力，他们纷纷进行转型，以直营店或供货渠道与专卖店结盟合作，直接导向终端。
炙手可热的化妆品专卖店的地位发生重大变化，但其生存和发展的压力并没有减少。在与商超大型卖场争夺客源、抢占市场份额的同时，化妆品专卖店还要面对同行之间本区域、跨区域的竞争，谋求自己的发展之路。
从化妆品专卖店整体的发展趋势来看，现有的生存状况得到极大的挑战。由于品牌结构和层次的丰富、化妆品专卖店的公信力、品质得到较大的提高，消费者对化妆品专卖店的认可度、忠诚度、信任度也得到极大的提高。
顾名思义，作为专卖店，就要体现一个“专”字。经营者就要在“专”字上下功夫，一方面以专业的美容咨询，专业的皮肤护理来抗衡商场超市的冲击，另一方面可考虑形成精细化的品类专卖店，如彩妆专卖、眼部用品专卖、男士化妆品专卖等。
化妆品专卖店现状与特性
经过十几年的培育和发展，我国已成为亚洲第二大、全世界第化妆品市场，行业内品牌化竞争格局已经形成，日益成为集产业化、市场化、国际化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1980年代中期化妆品专卖店蓬勃兴起，并于1990年代中期达到鼎盛时期，然而1990年代后期开始，由于大卖场、连锁超市等新型终端的强势挤压下，化妆品专卖店生存空间日趋狭窄。并面临新的危机：比如消费多极化导致客源流失，比如恶性竞争和劣质服务引发顾客信任危机。
于是，化妆品专卖店面临发展征途中新的转折点：单体化妆品专卖店和连锁化妆品专卖店将面临向具有“服务品牌”的品牌专卖店转变。规模比较庞大、网络比较健全的大型化妆品专卖店将逐步挤占单体化妆品专卖店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经销商自有品牌和独家专卖品牌也在专卖店，特别是连锁专卖店中，成为争夺市场的一个重要角色。由于许多化妆品连锁专卖店有着自己比较庞大的销售网络、较强的销售能力，他们在实现由普通专卖店向具有“服务品牌”专卖店的转变，需要提供不可替代性的产品和服务，以保护和巩固自己的市场。
目前在中国化妆品市场上，中高端市场基本上被外资、合资企业所占据，本土企业无一入围。欧莱雅、宝洁、资生堂、雅芳等几家国际巨头形成了寡头竞争之势，这其中又数欧莱雅的市场份额最大、实力最强。仅剩的低端市场则由几千家本土中小企业瓜分。
化妆品专卖店模式未来的发展空间
目前，国内化妆品企业的专卖店经营比重极小，只不过刚刚起步，化妆品专卖在国内市场潜力仍然深厚，存在着极大的发展空间。在企业的组织形式上，今后我国化妆品连锁专卖店将发展到各种零售业态上，如：百货商店、超级市场、专卖店面、商业街、商业中心地区、仓储商场会成为化妆品企业发展的强大力量。根据不同的目标顾客设立不同层次的专卖店。
化妆品专卖店在我国会有长足发展。它们会在化妆品的品牌、经营方式、规范服务等方面形成自身的风格。其中一部分精品店、名品店会进入到大型百货店中设址；化妆品专卖店将进一步向个性化的发展。随着化妆品专卖店的扩张，今后要不断的增加化妆品专卖店的网点，逐步摆脱地域概念、规模扩大、集中程度提高，出现一批优质的、服务好的化妆品专卖店面。体现化妆品专卖店的层次感、时尚感，引领时尚变化的潮流。
随着化妆品国际化的竞争，化妆品行业越来越快的变化，在化妆品企业的规模扩张过程中，化妆品连锁专卖的发展速度非常快，尤其是大型具备实力的化妆品企业，通过连锁专卖店的营销方式发展速度最快，业态创新成为化妆品企业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手段。
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普遍存在人力资源不足的问题，特别是与主营业务密切相关的国际商务、投标报价、施工管理等人才严重匮乏，已经成为制约企业进一步发展的“瓶颈”。
因此，只有建立人力资源国际化管理模式，为企业在新世纪的发展奠定雄厚的人力资源基础，国际工程承包企业才能真正把握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实施“走出去”战略，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一、更新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传统的人事管理模式，把人作为企业的财产或工具，只重拥有不重培训开发；在用人上，只限于公司内部的小圈子，论资排辈、重关系轻业绩现象严重。建立人力资源国际化管理模式，首先要与时俱进，更新观念，树立人是企业第一资源的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1、要正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与员工之间的契约关系
正是这种契约关系割断了计划经济下企业与职工之间的关系模式，使市场配置在人力资源管理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种契约关系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企业通过市场配置，可以淘汰一些不能胜任工作的落后员工；另一方面，人才一旦遭到闲置、压抑或浪费，会本能地利用市场机制“跳槽”，寻求更好的发展空间，造成企业人才流失。
因此，企业必须在人力资源管理上狠下工夫，拓宽人才引进渠道，建立系统的培训体系，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培育以人为本的企业文化，吸引和留住优秀人才为本企业服务。
2、要正确认识不同员工之间的差异问题
每个员工能力的差异，必然会造成员工等级和收入的不同。树立正确的“差异”理念，有助于消除职工过分依赖企业的平均主义观念，真正在企业内部形成职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管理人员能升能降的思想基础，营造一种员工自强不息、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二、拓宽人才引进渠道
国际工程承包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国际商务、工程技术、金融法律等一系列人才群体为基础。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只有结合企业战略目标和竞争策略，制定人才发展规划，深入挖掘内部人才潜力，拓宽外部人才引进渠道，才能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证。
在深入挖掘企业内部现有人才的同时，加快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的改革步伐，充分利用人才招聘会、刊登广告、企业网站、中介机构、猎头公司等多种形式，敞开门户，广纳贤才，建立一支数量充足、门类齐全、专业突出的企业人才队伍。具体措施如下：
事业留才：
营造良好的人才成长环境，最大限度开发和激活雇员的才能，并积极为他们提供锻炼、实践的机会和舞台，使雇员的个人收益、自我实现需求在与企业共同发展中得到满足，使优秀人才进得来，留得住。
重金聘才：
对一些重要岗位和特殊专业技术人才，尤其是一些国外工程项目急需的人才，要敢于突破传统观念，打破常规，重金聘用，有效吸引优秀人才为公司经营管理服务。
竞争用才：
在企业内部积极倡导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的竞争用才氛围，树立“注重实绩、竞争择优”的用人理念，通过公开招聘、竞争上岗、绩效考评、动态管理，使优秀人才在竞争中施展才华，脱颖而出。
属地择才：
加快企业人才本土化战略进程，充分利用驻在国的人力资源，大胆吸收、培养和使用当地雇员，发挥他们的语言、文化、社会关系、技术优势，为企业发展服务。敢于吸收具有国际经营能力和技术开发能力的优秀当地人才在企业各驻外机构甚至是企业总部担任各类重要管理职务。
三、完善员工培训体系
现代企业越来越重视员工培训。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企业重视员工培训和开发工作的程度，决定了其未来竞争的潜力。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完善员工培训体系，重点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加强：
全过程：
就是企业培训要贯穿于每个员工在企业供职的整个过程之中。新员工进入企业首先进行上岗培训，在成为正式员工后，根据不同岗位的需要，进行各种在职培训，同时鼓励职工进行各种继续教育，并在职工承诺继续为企业服务的前提下，为员工负担相应学习费用。世界秘书网版权所有
多样化：
坚持企业内部培训和外部培训相结合以及请进来和走出去培训相结合的多样化培训形式。主要方式为：加强企业内部培训机构力量，培训内容以企业文化、规章制度和专业技能为主；加强与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的横向联系，为企业培养专业技术骨干和管理人才；把企业有潜力的青年职工送到国外先进企业进行短期培训等。
重点突出：
要结合国际工程承包企业经营业务实际，在培训中重点突出项目经理班子人员的培训。培训内容主要为专业技能、团队精神和国际商务，使他们能很好掌握各自领域知识，适应国际竞争的需要。
四、建立富于激励力的薪酬体系
薪酬制度是企业对员工进行物质激励的一项主要内容，关系到员工积极性的发挥和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下。良好的薪酬管理模式不仅要对国内总部人员具有激励力，而且要对驻外工作的员工具有吸引力，使他们乐于到国外、乐于到生产经营一线、乐于到艰苦地区工作。
当然，由于每个企业的情况不同，薪酬制度也会各具特色，但无论是哪类企业，都要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企业薪酬体系必须要有激励性；
二是，薪酬体系的建立，必须以岗位设计和岗位评价为基础；
三是，员工的薪酬必须要结合绩效考评，与业绩挂钩，使每个员工的收入与他们的工作业绩好坏、对企业贡献大小紧密联系在一起，达到充分调动员工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企业发展多做贡献的目的。
一个好的福利制度是企业薪酬体系的重要补充，对于企业吸引人才、稳定员工队伍、提升满意度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在设计福利制度时，可根据人才竞争形势的需要，在依法向员工提供正常的福利之外，结合各自实际情况，进行福利制度创新，努力探索住房补贴、购车贷款、国外旅游、子女教育辅助等新的福利模式，并学习借鉴西方的“自助风格福利组合”方案，把企业拟花费在每个员工身上的附加福利数额告诉职工，根据不同福利种类规定的最高限额，允许职工在公司指定的多项计划中进行选择。
五、营造国际化管理的企业文化模式
企业文化是企业在长期的创业和发展过程中培育形成的最高目标、价值标准、基本信念和行为规范等。营造国际化管理的企业文化模式是国际工程承包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的内在要求。
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研究
二、选题意义的研究
作为一种提供资金融通服务的金融形式，对其加以法律规制，既是现实问题，也是理论问题。30余年改革开放，非正式金融支持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大力发展，缓解了农村地区资金的极度匮乏现象，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增长。然则，长期以来，非正式金融在中国是个颇有争议的议题。一方面，作为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其内生性推动了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间接地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长期体制外循环对社会经济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影响了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甚至对正常的金融秩序造成影响。为此，我国政府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是较严苛的，但效果并不明显。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低迷，欧债危机持续不断，中国实体经济遭遇挫折、国内通胀压力不减、股市楼市财富效应暗淡的情况下，大量民间资金流向民间借贷行业有其必然性，借助民间借贷渠道，众多求贷无门的中小企业获得了宝贵的资金“输血”。但在实体经济盈利低下的情况下，巨额高息的民间借贷，无疑是“一剂饮鸩止渴的毒药”，浙江“跑路”潮恐是最好的实证。民间借贷如果演化为纯粹的资金炒作，没有实体经济做支撑，那只能是击鼓传花的游戏，风险终会爆发。面对如此现状，正视非正式金融成为必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规制是当务之急，近年来中央乃至地方相继对民间借贷这种非正式金融形式及其组织进行规范正是现实所迫，但就法律规范本身而言，目前对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位阶过低，多集中于部门规章与司法解释，这并不能解决中国面临的民间融资问题。
本文通过分析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性、比较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提出中国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与监管并行的规制路径，通过监管边界的设定，具体设计中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以希将非正式金融的风险控制在一个可承受范围内，并借此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变消极事后“管制”为积极“法律规制”和变“堵”为“疏”的理念以及监管边界设定的思路，全文贯穿着对非正式金融的宽容思想。文章创新之处在于将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机制与适度监管结合起来，设定监管边界。
同时将司法系统长期以来在非正式金融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加以疏理，对于浙江省通过司法“试错”来反应非正式金融的创新进行了深入分析，从而为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提供了路径依赖，即便是在现有非正式金融立法环境不变的情况下，通过地方司法的改革来适应非正式金融不断创新的路径也是可行的；司法可以第一位次的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如民间借贷纠纷等。全文贯穿着实证分析方法，并在第四章中就契约治理机制的论述过程中，对于各种具体非正式金融行为的法律规制进行了具体论述，同时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监管制度进行了初步构建。非正式金融的研究不仅对于中小企业融资、民间资本的投资渠道具有一定现实意义，同时对于中国金融法律制度的完善也具有一定意义，弥补了法学领域对于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系统研究的不足。
三、课题的基本内容
30余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创造了世界经济史奇迹，其中民营经济对其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然则，民营经济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并不足以说明其在正规金融体系中的地位，其中企业数量占比为99%的中小企业，占GDP比重为55.16%，占全国新增产值比重为74.17%，占社会销售额比重为58.19%，占税收比重为46.12%，占出口总额比重为62.13%，占城镇就业岗位比重为75%左右。
但只有极小数的中小企业可以从正规银行类金融机构获取所需资金，如同KelleeS.Tsai所言，中国经济中最有活力的部分却缺失正规信贷，民营企业并没有直接受益于国有银行的信贷配置。同时，证券市场的门槛又将绝大多数中小企业拒之门外，在无法从正规金融系统融入资金的情况下，多数中小企业在创业初期、产能扩张期或者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选择了非正式金融。
与此同时，中国广大农村出现了资金逆向流出现象，农村信用社及邮政储蓄银行等金融机构从农村吸收的存款，不断地输入到城市，如果农村信用社全部改制成商业银行，成为与大型商业银行类似的运营模式，可能会随着大型商业银行在农村的萎缩而逐渐缩容。面对此格局，在农村长期的金融体系中，非正式金融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民营经济和农村经济发展起到推动作用的非正式金融，又如何陷入风波之中？非正式金融是否比正规金融体系更加脆弱，更易引发系统性风险，否则政府何以将绝大多数非正式金融视为非法，予以取缔而快之？基于一系列疑惑以及近年来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本文试图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对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范进行疏理，并采取历史、经济、比较以及实证的分析方式探究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及我国民间借贷纠纷大规模发生、非法集资手段不断推陈出新、非金融企业间借贷不断地变相发展的制度动因，同时通过对境外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实践经验进行疏理与比较，最终对我国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进行思考。基于这一思路，全文的研究分为五章层层展开。
第一章是全文的理论根基，从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着手，通过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的多维分析以及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为后文的法律规制确定理论基石。有关非正式金融内涵的界定是仁者见仁，但关键在于其是否受到监管、是否纳入政府金融监管体系，处于金融监管体系之外的各种金融组织及各种资金融通活动统称为非正式金融。换言之，非正式金融是指不受政府对于资本金、储备金和流动性、存贷利率限制、强制性信贷目标以及审计报告等要求约束的金融组织和金融活动的总和。基于这一内涵的界定，非正式金融区别于民营金融、非法金融等，同时具体的非正式金融活动包括民间借贷、企业内部集资、非金融企业间借贷(文章并不赞成将其排除在民间借贷范围之外)、通过私人钱庄与合会进行的金融活动、钱中与银背等中介组织进行的金融活动、P2P网络信贷以及各类非法集资行为、影子银行的行为等等，只要满足其内涵均可以确定为非正式金融范畴。
对于非正式金融的生成逻辑，文章从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的“父爱主义”入手提出非正式金融在当代中国生成的特殊环境，并且对于我国长期存在的金融抑制政策加以分析，同时对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进行深入阐述，非正式金融的变迁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权威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方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最后通过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为非正式金融的存在与发展提供进一步的经济学基础。文章一方面强调非正式金融生成的逻辑机理，另一方面对非正式金融长期隐蔽运营所造成的社会问题以及金融本身的脆弱性进行论证，从而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提供基石。
依照明斯基的金融脆弱性理论，一旦不具备偿还债务能力的组织或者个人，只是通过不断举借新债偿还旧债时，随着这种非正式金融主体的增加，非正式金融将处于不稳定状态，即极易发生危机，而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发生即有此等因素的作用。与此同时，金融市场所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性、外部性及垄断问题，通过政府公权力的介入，初步是可以解决的，但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一些监管被俘获的问题，故而如何将这种公权力的介入控制在一定边界内，即对非正式金融的监管控制在必要的范围内，进行适度地监管成为各界所关注的问题。作为外在制度的金融法律制度，是否具有普适性、是否与内生演化而来的规则互补、金融法律制度的供给是否满足社会需求，这一系列问题亦成为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必要前提。
第二章就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现状加以阐释。通过温州民间借贷风波的简要论述，引出中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此后对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进行深入分析，从而寻找出如此管制强度之下，民间借贷纠纷泛滥、非法集资行为范围不断扩张的制度原因，进而为变非正式金融“管制”为“法律规制”提供法律制度上的现实原因，也为后文“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规制路径的提出提供法律制度基础。
一国的金融法律制度一般都会基于金融稳定、安全的考量，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出发，确定具体的金融法律制度。为此，从1949年至今，我国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态度前后有所变化，从建国初期的提倡私人借贷到此后一段时间的绝对禁止，形成了非正式金融一度基本消失的状态。对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而言，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经济赶超目标基本是不可能的，计划经济也就成为当时恢复经济的首要选择，这种强制性积累机制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后，民营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政府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也有所松动，故而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然而，20世纪90年代初的投资过热现象，以及诸如沈太福、邓斌事件的发生，和1993年-1995年期间大量金融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又适逢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促成了新一轮金融严管政策。故而，在20世纪90年逐步形成了行政取缔与刑事制裁非法集资行为的规制模式，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亦成为非法金融组织。2005年，相关法律制度开始松动，中央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提出36条，同时促进了民间资本向金融领域的发展，而2010年有关民间资本36条的出台，更是为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提供了决定性的法律基础，从而对非正式金融的管制有所松动。
现有规制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范多集中于金融行政法规、规章，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效力位阶比较低，甚至与其他基本法律相抵触。这种将民间借贷限制于自然人间、自然人与企业组织之间的借贷，排除非金融企业间借贷行为的规定，以及民间借贷利率四倍以上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又通过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规章将其确定为“高利贷”行为，却无相关法律责任的规定，等等一系列法律制度上的不完善，憱就了非正式金融管制的低绩效。文章通过规范分析方法阐述了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低绩效与严管制的现状，为第四章论述私人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路径提供逻辑基础。
第三章围绕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实践与经验，为后文的论证提供比较分析的基础。本章分为两部分，即发达国家，诸如美国、德国、日本等国有关非正式金融发展的经验，尤其是法律规制的经验，并且将对中国非正式金融发展的启示融合于其中；发展中国家则以非洲撒哈拉以南国家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经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规制实践以及亚洲孟加拉格莱珉银行的成功发展为例，为我国小型金融组织的发展提供参考。而南非《国家信贷法》的简要阐述为我国民间职业放贷人的规范提供了可资借鉴之处。无论是发达国家的美国、日本，抑或是发展中国家的非洲诸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既重视非正式金融固有的契约治理模式，同时考虑差异化监管，并且非正式金融的进一步发展离不开法制的先行。
第四章围绕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新树立、契约治理与适度监管的论证展开。金融监管强调安全、稳健、有效等理念，然而在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过程中，过分强调“管制”，造成自由与效率价值的忽视，甚至是公平的丧失，并不符合非正式金融规制现实需求，更不利于非正式金融的规范化健康运作，必须重新树立理念价值，客观地认识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法律规制的区别。强调效率理念：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自由理念：赋予公民、企业一定的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公平价值：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保障安全价值：需要适度监管；最终实现正式规范与非正式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非正式金融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并得以发展，除了具有多维度的生存空间，在缺乏有效的法律机制保护情况下，其特有的私人治理机制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无论是非正式金融的隐性担保机制(缘约文化)、基于长期合作与重复博弈形成的声誉执行机制，抑或是团体贷款中的连带责任(同行压力)，都是以社会资本和声誉价值为基础，其运作机理的关键在于交易者声誉信息的传递，以及对不良声誉惩罚的可置信性。但其受限于特定的社区范围内，无法应对规模化运营，对于超出血缘、地缘、亲缘关系的非正式金融，这种私人治理机制的效用不断弱化。同时，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信息不对称问题、交易不确定性问题依然会困扰非正式金融的正常发展，再加上长期在法律体系之外运营，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对于组织化程度较低的非正式金融而言，缺乏有效的风控机制，这些都对非正式金融的可持续发展、投资者的利益保护不利，为此，需要来自于第三方的法律治理机制来弥补这些治理空隙，并矫正这些私人治理机制失效的领域。
法律治理机制对于私人治理机制的弥合，需要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即政府公权力的介入，需要有一定的边界，换言之，需要设定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为非正式金融的私人治理与政府监管提供一个可行的平衡点。对于监管模式的选择上，文中并不赞成在目前的中国实行自律性监管为主、政府监管为辅的监管模式，而是仍以政府监管为主，充分重视自律性监管及非正式金融领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通过立法上一定程度地赋予非正式金融法律身份，从而为监管制度的具体构建提供法律基础，否则市场准入、退出及交易活动等监管制度的设计皆为惘然。
第五章探讨司法对非正式金融的保障。尤其是在现有法律规定不加以改变的前提下，对于体制外运营的非正式金融而言，在自身私人治理机制无法解决契约纠纷时，或者已经获取一定的法律身份的前提下，发生纠纷，司法机制也是其最后的保障，同时，司法能动性是回应非正式金融创新的最可行路径。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不仅有助于金融监管目标的实现、解决非正式金融纠纷持续走高问题，同时也可以弥合现有法律制度的粗疏与滞后性以及监管不足的现象。然则，完全依赖于司法规制并不是法律规制的应然之路，非正式金融阳光化的发展，不仅需要尊重其自身固有的特性，更需要立法上予以承认其法律身份，并且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适时护航、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即形成全方位的规制体系。
四、课题的重点和难点
“存在即为合理”，行文伊始，笔者提到非正式金融的广泛存在是否合理的问题，通过二元金融结构的分析、非正式金融生成的制度动因分析，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诱致性制度变迁的结果，更是地方政府、中央金融监管机构与非正式金融参与者三者之间博弈的一种金融制度创新，也是经济学上交易成本理论作用使然，这一系列制度经济学的阐释，为深入分析非正式金融广泛存在的正当性提供了依据。然而，非正式金融长期以来隐蔽经营，甚至是近些年的异化发展所引致的社会问题同样不可小觑。无论是从金融脆弱性角度、公共利益角度，抑或是法律制度的供给与需求角度而言，更或是中国现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状况而言，都需要对非正式金融加以进一步规制，将其引入规范化发展之路。如何既考虑非正式金融固有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又将法律、监管这些正式的治理机制融入其中，将二者完美的相结合，成为全文考虑的重心。
行文至此，本文已经初步对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路径问题做出回答，即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适度金融监管，伴随以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的重树、金融监管模式的设定以及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领域路径的探析。具体而言，主要得出以下结论：
1.非正式金融作为一种内生自发性金融形式，具有多种存在的制度动因，并不会因为政府的严厉打击而减少，近年来民间借贷规模的不断增长、非法集资手段的不断创新及其涉案金额与范围的不断膨胀、非金融企业间变相借贷形式的不断推陈出新，已然说明非正式金融的存在绝非是可以通过严刑峻罚来加以压制的，适当地承认其合理性与正当性是规范非正式金融的必要前提。
2.以尊重非正式金融契约的私人治理机制为基础的法律治理机制，进行适度监管是其法律治理机制的关键，尤其是在非正式金融监管缺位、管制过多的情形下，依照适度监管的理念构建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体制是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正式金融监管供给与需求边界加以设定，从而为金融行政监管部门介入到非正式金融领域提供边界，进行适度地监管。
3.进行适度监管，并非是放松监管，而是正视非正式金融的特性，采取区别于正规金融监管的方式。考虑到监管主体的不同、市场自治程度、我国金融业监管传统、非正式金融发展现状等多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政府既要监管非正式金融，同时对相关监管者予以必要的限制，将政府行政监管与行业自律组织的自律性监管相结合。目前阶段并不适宜以行业自律性监管为主的模式，毕竟中国的自律性传统还不足以采取这种监管模式，非正式金融市场的行业自律组织仍处于起步阶段，待其发展成熟，参与者的自律程度达到一定水平时，可以考虑政府逐渐退出。为此，本阶段需要建立以政府的监管为主、行业协会的自律监管为纽带、非正式金融参与者的内控为基础、社会监督为补充的监管体系。
4.对于非正式金融监管的各种制度设计，其前提离不开法律对非正式金融的适度承认。而现有非正式金融的立法规定极其不完备，对各种非正式金融组织的规定过于粗疏，在规制实践中，司法机构发挥了更大的作用，法律规范也多以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性文件为主，这种法律规制现状无法调整非正式金融异化发展的现实。为此，部分地区通过地方司法“试错”的方式对非正式金融的不断创新加以体现，例如浙江省的高级人民法院，甚至是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领先于全国其他地区的司法性文件，作为处理非正式金融纠纷的规范性文件。但是对于这种先行先试，要有一定边界的限制，需要处理好与立法、地方行政的关系。
综上所述，对于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是一个综合规制的体系，既需要立法的确认，同时需要行政监管部门的维护，以及司法部门的最后保障。从广义上而言，应该是在尊重非正式金融固有特性与契约治理机制的基础上，做到事前监测、事中监管、事后保障的全方位的非正式金融规制体系。
本文的研究尚有未尽事宜，譬如对非正式金融具体行为的规制论证，尤其是实证方法的运用，在文章中尚有所欠缺，虽则笔者在近两年多时间里几赴浙江省的温州市、丽水市、宁波慈溪市，江苏省的南通市、无锡市，山西省的临汾市等地市，就民间借贷问题进行调研，但仍囿于调研范围及深度，不能充分就文中相关观点进行论证，也不能完全确定自己提出的规制路径是否能够在非正式金融活动中得到完全验证，然而，对于源自于民间的非正式金融，笔者能够确定的是全文是基于大量实地调研收集的资料所进行的思考与写作，而且会继续这一本土化的“草根学问”。
五、论文提纲
目录
导言
一、问题的提出
二、选题意义
三、非正式金融研究文献述评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第一章非正式金融及其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内涵与外延的界定
一、非正式金融概念的厘清
二、非正式金融类型的界定
三、非正式金融的特性分析
第二节非正式金融生成逻辑分析
一、二元金融结构与政府“父爱主义”
二、非正式金融：金融抑制政策使然
三、非正式金融：制度动因
四、非正式金融：交易成本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有利于竞争政策优化
六、非正式金融：个人与企业的选择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分析
一、政治学基础：公共利益理论
二、经济学基础：金融脆弱性理论
三、法经济学基础：法律制度的普适性准则和制度的供给需求关系.
本章小结
第二章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实需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
规制的发展历程及其问题
第一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发展历程
一、1949-1978年：从提倡私人借贷到绝对禁止
二、1978年-1995年：适度宽松，但仍对非正式金融进行抑制的时期76
三、1995-2004年：非正式金融的严格管制期
四、2005-2010年：虽有限制但法律开始松动
五、2010年至今：进一步放宽非正式金融管制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现状
一、非正式金融的法律地位
二、对非正式金融采取的管制措施与管制主体
三、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责任
第三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现有法律规制的缺陷
一、管制强度高、绩效低
二、金融管制理念的偏差
三、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体系的不健全
本章小结
第三章境外非正式金融发展与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第一节发达国家非正式金融发展、法律规制实践及其启示
一、美国非正式金融向正式金融的成功转型：社区银行
二、充分尊重合作制本色的合作金融法制典范：德国
三、日本轮转基金组织的成功转型：无尽联合股份公司互助银行一般性商业银行
第二节发展中国家(或地区)非正式金融的法律规制实践与启示
一、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金融自由化改革--小额信贷机构的发展
二、小型银行典范：孟加拉格莱珉银行
三、强制替代的代表：20世纪50年代的印度、泰国
四、契约治理的典范：台湾
本章小结
第四章我国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的构想
第一节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理念之重树
一、效率：非正式金融的私人契约治理机制的有效利用
二、自由：赋予公民、企业融资自由权，即民间自治权的发挥
三、公平：公平信贷权理念的树立
四、安全：适度监管
五、合作：正式规范与民间规范的弥合、非正式金融与正规金融的联结
第二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的契约治理
一、契约自由与契约治理
二、非正式金融契约治理机制现状
三、非正式金融契约的法律治理机制对私人治理机制的弥补与矫正
第三节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的分析
一、监管理论述评
二、非正式金融监管边界设定中的主要假设条件分析
三、非正式金融监管成本分析
四、非正式金融监管的供给强度边界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五、非正式金融监管的需求边界分析
第四节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设计
一、非正式金融监管模式的选
二、监管权限的设定
三、我国非正式金融监管制度的具体设计
第五章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分析
第一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必要性分析
一、各地民间借贷纠纷、非法集资案件持续走高
二、现行有关非正式金融法律规制制度的粗疏与滞后
三、监管有效与无效论下的司法介入
第二节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的路径选择--以“先行先试”和司法能动性为视角
一、地方司法“试错“的可能性
二、能动性下的地方司法
三、地方司法与地方行政的良性互动及司法能动性对立法革新的推动
第三节地方司法“试错”边界分析
一、地方司法“先行先试权”的授权合法性
二、地方司法“试错”主体的限定与时间、范围的限制及监督救济
三、司法的能动性不能取代立法
四、司法介入非正式金融应注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