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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经济”是最近几年国内学术和政策研究领域频繁出现的一个学术词语。国内学者对循环经济的理论进行了大量探讨,国家也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推动循环经济的实践。但是,国内生态经济学界、环境经济学界以及主流经济学界对循环经济实质的认识至今仍存在较大差异[1]。为深入揭示循环经济理论内涵,部分学者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如,董艾辉在分析循环经济与中国传统哲学价值观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循环经济是对近代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扬弃,也符合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张连国等认为,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有二,即知识论基础与存在论基础[3]。崔胜辉等则从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在内涵和目标上一致性的角度,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和经济伦理观[4]。
应该说,从哲学角度探讨循环经济,既是对循环经济理论研究的丰富,也为哲学研究领域引入了新的研究课题。但从已有研究来看,循环经济的哲学研究在哲学分析与梳理上还不够全面和系统。本文试图从哲学的角度,比较系统地分析循环经济的哲学内涵、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展望循环经济的未来发展。
1.循环经济的哲学涵义
1.1循环经济的产生、发展和目标具有鲜明的实践性
循环经济思想起源于人们对自身生活环境和质量的忧虑,也是对上世纪五六十年达国家工业化带来的环境后果的直接反思,主要针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这种对环境的忧虑逐渐变成一种全球性的反思,环境问题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关注。我国从参加1972年斯德哥尔摩第一次人类环境会议开始加入这个行列。循环经济不仅反思工业化带来的环境破坏和资源耗竭,也积极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方法。循环经济的目标就是提出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新的技术经济范式[5]。这种发展模式的最终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强调通过生产技术与资源节约技术体系的融合,减少单位产出资源的消耗,节约使用资源;通过生产技术与环境保护技术和清洁生产相结合,减少生产过程中污染排放甚至“零”排放;通过废弃物综合回收利用和再生利用,实现物质资源的循环使用;通过垃圾无害化处理,实现生态环境的永久平衡等。在经济层面上,循环经济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和经济运行方式,旨在实现经济增长、资源供给与生态环境的均衡,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和社会公平。它把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看成社会大众共有的、稀缺的自然资本,因而要求将生态环境纳入经济循环过程中参与定价和分配。它既要求改变生产的社会成本与私人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成本内部化;也要求改变环保企业治理生态环境的内部成本与外部获利的不对称性,使外部效益内部化。
哲学是实践的哲学,实践性是哲学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循环经济的实践性符合的实践观点。无论是其思想来源和目标指向都是实践,循环经济的理论发展更是离不开实践,需要在实践中反复检验和总结。因此,循环经济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或者实践是循环经济的基础或唯一尺度。
1.2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符合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否定之否定规律
认识论认为,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并对认识起决定作用;人的认识的发展总是从感性到理性;认识总要有一个过程,充满着复杂性和曲折性。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正完整体现了上述观点。首先,循环经济在特定时代产生体现了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在工业化以前和工业化的低级阶段,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消耗较少,还不足以使人类对的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产生像今天这样的深刻后果。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环境和资源的产生足够大的冲击和影响时才可能产生循环经济思想。其次,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循序渐进的。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认识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要内涵或全部规律,而且,认识的深化不可能脱离经济和历史发展阶段。最后,对循环经济的认识是能动的认识。这不仅仅停留于理论层面,也不是对实践的简单反映和被动认识,而是为了应用于实践,改造经济发展的模式。通过循环经济的这些特点,可以较好地理解当前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所遇到的种种思想障碍。比如,有人抱怨目前我国生产方式仍较粗放、环境破坏和资源消耗较大等。这是事实,但也要注意到,我们不可能脱离我国的历史前提来谈论这些问题。者从来就不是先知先觉的智者,而是实事求是的实践者。在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会犯这样或者那样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关键要遵循规律,对自身发展方式进行反思和扬弃,最终解决问题。毕竟,在一穷二白的薄弱基础上搞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现成的道路和方法可以照搬。尤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决定了首先需要解决的是经济起步、经济总量和人民温饱问题,难以为了保护环境从一开始就放弃经济和工业发展。
1.3循环经济的模式特征符合哲学的普遍联系规律
哲学认为,世界是普遍联系的整体,联系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多样性。循环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将社会看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孤立地探讨经济问题,或单纯采用经济手段分析解决问题。它要求综合考虑制度层面和技术层面,制定相应政策措施来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公平与进步。循环经济深刻分析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对人与自然和谐模式进行大量有益的探讨。同时,将生产和生活各个领域带来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作为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加以考虑,既注重分析经济生产领域各个部门、行业及其相互联系,又注重生产流程的各个阶段及其相互联系,还注重生产与生活两大部类在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中的具体情况与相互联系,统筹考虑城市与农村、地区之间、工业与农业、国内经济与对外经济等在环境污染和资源消耗方面的关系。循环经济在分析问题和提出对策时,也认识到单纯经济知识和经济手段的局限性,强调学科间的联合,强调经济社科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的统筹并重。
1.4循环经济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揭示了人类社会的本质,为理解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和认识论基础。循环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经济范式,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代际公平以及国际视野,最终实现可持续发展。这些思想体现了哲学历史方法和逻辑方法的统一,既包含科学的逻辑推论,也汲取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正反经验;既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态度,也体现了向历史、向子孙的负责态度。循环经济是在环境已遭受重大破坏、资源过度消耗的情况下产生的。根据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历史教训、现代科学和经济学的推断,如果这种趋势不加以阻止和逆转,造成的后果将不堪想象。但环境破坏和资源过度消耗的趋势并非不可逆转,通过循环经济的途径,人类完全有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这种分析和对比揭示了人类对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体现了哲学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统一。
2.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
循环经济的定义是目前国内学者争论的焦点,根本分歧主要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问题。笔者认为,只有解决本质属性问题,学科的理论基础才能更加扎实,学科才能逐步走向成熟。本质属性问题解决了,相应的内在要求就容易了。前面分析的循环经济哲学内涵已为探讨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与内在要求作了铺垫。
2.1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
笔者赞同齐建国教授关于循环经济的描述,即循环经济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是中国新兴工业化的最高形式,是通过制度创新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形态[6]。齐教授认为,从技术经济学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一种技术范式的革命。微观上,按照著名经济学家乔瓦尼·多西的定义,所谓技术范式可定义为解决所选择的技术经济问题的一种“模式”。宏观上,技术范式可定义为社会生产主导技术体系的基本特征和程序模式。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不同社会形态对应不同的技术范式。在技术层次上,与传统经济活动的“资源消费产品废物排放”开放(或称为单程)型物质流动模式相对应,循环经济是“资源消费产品再生资源”闭环型物质流动模式。其技术特征表现为资源消耗的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再生化,核心是提高生态环境的利用效率,本质是生态经济。
笔者认为,在齐教授定义的基础上,还可从哲学高度对循环经济的本质属性作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根据的基本原理,人类社会总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演变,每个社会历史阶段都有与其相应的社会形态。因此,循环经济应是人类社会在特定历史阶段选择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技术范式。循环经济在特定的历史阶段产生和发展,承载着特定的历史使命。可以预见,循环经济将对世界的可持续发展进程起重大的历史作用;同样可以预见,循环经济绝不是万能的,不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技术范式的最高形态或终极形式。
2.2循环经济的内在要求
2.2.1特定的时空观念。在我国开展循环经济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需要明确特定的时空观念。我国是一个具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的21世纪开展循环经济,离不开立足自身现实发展循环经济。要花大力气研究我国的实际,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问题,只有实事求是才能胜利。同时,要对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的复杂性和曲折性有着足够的心里准备。
2.2.2统筹观点。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统筹的观点和系统的观点。我国当前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多问题,但由于资源有限,只能统筹加以考虑。要把握发展循环经济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确定重点领域和优先发展领域,循序渐进,切忌眉毛胡子一把抓。
2.2.3理论联系实践。发展循环经济要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上升为理论,并以此指导实践,然后在实践中不断完善理论。如此反复,推动经济与社会向良性方向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是实践的学科,循环经济理论和政策如果只停留在书本中、文件中、口头上,不能在实践中得以贯彻落实,循环经济的目标就会是水中月、镜中花。因此,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观点,尊重客观规律,努力推进循环经济建设,同时反对把循环经济夸大化、万能化的倾向。
2.2.4公众参与。循环经济涉及全社会的各领域,离开公众参与的循环经济将难以成功。目前,我国居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尚有待提高,特别需要在社会上进行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启蒙,通过政府政策宣传,引导社会生产和消费观念。公众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意识的觉醒将是循环经济得以贯彻落实并取得成功的强大动力和有力保障。
3.发展循环经济的政策建议
3.1系统的工作思想
发展循环经济特别要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要立足现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五个统筹,制定系统的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综合协调区域、行业和部门利益,以长远发展和大局为重,抓住主要问题,确定重点领域、优先领域和战略步骤。
3.2制度和技术并重
要坚持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统一,既注重制度层面的政策设计,也注重技术层面的政策设计。加强对现有经济模式、生产技术与过程、管理方法的改进和创新;加强对项目立项进行充分论证以及项目中、后期的评估;加强对节能减排领域重大技术的开发与应用。同时,开展大量调查,掌握循环经济的动态发展,及时研究解决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3.3建立长效机制
根据循环经济的不同参与主体,包括政府、企业、大学、公众等,制定相应的政策,建立长效工作机制。同时,探讨建立政府与市场相结合的有效联系机制,完善政府考核机制和人才激励机制。
3.4自主创新与学习借鉴
既要立足自身国情积极探索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理论和政策,又要学习借鉴一切有益的国外经济、管理和政策实践的成果;既要发扬自主创新的精神,建立基本技术支撑体系,又要进行必要的技术引进和模仿消化。
4.未来展望
发展循环经济是历史的必然。这个必然既凝聚着人类对自身处境的深深忧虑,也包含了对更高级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美好愿望。认为,尽管过程往往充满曲折,世界一直是向前发展的。作为一个新的经济形态和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有着自身发展规律,虽然当前还有很多争论,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将促使循环经济研究更快走向成熟。循环经济在中国已经启航,并将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复兴的进程长期相伴。尽管道路充满艰辛,但前途是光明的。
参考文献:
[1]李兆前,齐建国.循环经济理论与实践综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9期.
[2]董艾辉.循环经济的哲学思考,《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3月第20卷第1期.
[3]张连国.循环经济的哲学基础,《东岳论丛》,2005年3月第26卷第2期.
(武汉科技大学中南分校 信息工程学院,湖北 武汉 430223)
摘要: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电学是物理学的重要分支,物理学是自然知识的重要分支,它不仅对物质文明的进步,及人类对自然界认识的深化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人类的思维发展也产生了不可缺少的影响。在物理学知识的内容及其发展过程中,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许多哲学的规律。本文以电学知识为例,分析其中出现的哲学规律,这些哲学规律的自然应用不仅对我们电学科研选题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而且也会开阔我们在其它领域中的思维视野。
关键词:辩证思维;对立性;统一性;对称性
对每一个从事理论研究的科研工作者,是否有一番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的质量和数量上。要,首先,要进行选题,选题就是选择研究方向。在科学研究中,选题的提出和确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这样说,一个好的选题的确定,等于你成功了一半。所选之题,有时是一条能走得通的路,这是幸运的。然而,有时会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例如:选题太难,也就是说,目前的人类知识还不足以使此问题得以解决,或者是本人的知识水平还不能与所选问题相匹配,那么,最终的结果将一事无成,徒劳一空,且冤枉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选题太容易,也就是说,选择人人都会解决的问题,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学术上的创新,也就没有学术成果。因此,在科学研究领域中,一般来说,选题难度最好适中,也就是说,最好选别人还没有发现的新课题,而且还应是你在学术上能胜任的课题。那么,如何发现自己能胜任且别人都还没有涉足的新课题?如何预测新课题能否走得通?这就需要哲学,哲学是智慧之学,哲学能给人辩证思维的能力,辩证思维就是科学的方法,是对探索未知、获取知识的途径和程序的哲学思考,它能从现实中去审视和预测未来。另外,切身亲自从实践中去感知领悟,也是解决上述两个如何的方法之一。
记得钱学森先生在《科学家论方法》的序言中,说了大意如下的话:学习科学研究方法的途径,一是有成本成章的能够讲清楚的书,但问题在于你会不会将书本上的知识,变成活生生的方法和工具;二是从实践中逐渐领悟,如何抓问题的关键,如何认识死胡同,如何从失败中总结教训迅速走上大道,如何锐敏地发现有希望的苗头等等。另外,弄清这几个“如何”不容易,因为这方面的学问还没有形成一门科学,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由此可见,指导我们进行科学选题的二个主要依据是哲学和实践,并且两种方法的运用都不是容易的。下面主要以电学内容为例,谈谈在论文选题中哲学的应用。
一、事物对立性理论的应用
事物对立性的理论,是指在某一体系中,若存在一个正向事物,就必有与之对应的反向事物存在,且两者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实现转化的条件可以不同。二者彼此对立且可相互转化的,共存一体构成某一事物,使该事物成为对立统一的整体。例如:《电路》理论,有一种让高频信号通过,低频信号截止的电路,称高通滤波器;还有一种让低频信号通过,高频信号截止的电路,称低通滤波器。高通滤波器和低通滤波器是互为对立面,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对同一RC电路,当输出信号取自电容,成为低通滤波器;当输出信号取自电阻,成为高通滤波器,因此,二者并存于一个整体中,该整体称为滤波器。也就是说,从功能上讲,滤波器是由高通滤波器、带通滤波器、低通滤波器三者构成。又如:《信号与系统》理论,主要内容由两大对立部份构成,一类是连续时间系统的分析,研究对象是连续信号;另一类是离散时间系统的分析,研究对象是离散信号。连续信号和离散信号是互为对立面,且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所以,两大对立部份构成了一个整体,即信号与系统理论。这里,离散信号由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组成,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互为对立面,且它们也可以相互转化,所以,数字信号分析和模拟信号分析构成了《电子学》的主要内容。又如:《电磁学》理论,它是关于电场和磁场的科学,电场用电力线表示,电力线是发散的;磁场用磁力线表示,磁力线是闭合的,电场与磁场是互为对立面,由于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互转化,磁场变化时会产生电场,电场变化时会产生磁场,使电磁学从原来互相独立的两门科学――电学、磁学――发展成为物理学中一个完整的分支学科、一个对立统一的整体,即电磁学。又如:物理学中的光电效应与电光效应。又如:在哲学中,辩证思维方法是由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抽象和具体等对立统一部分所构成。因此,据此规律,在选题中,我们不仅要了解某人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还要了解与其对立的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结果是否另有他人正在研究,如果没有,那么,你就此对立面作为研究对象,再根据对立面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及对立的事物可以相互转化的性质,深入研究下去,一定是能走得通的一条路。然而,在错综复杂的事物中,善于发现事物的对立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二、事物统一性理论的应用
事物统一性理论,是指某个小理论是某个大理论的特例。事物统一性理论不可怀疑地存在着。例如,《电磁场》理论的发展就体现了事物统一性理论。电磁场理论是从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特殊性)发展到时变电磁场的规律(一般性)。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是时变电磁场的规律的特例,时变电磁场的规律是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的概括。静电场的规律是高斯定律,静磁场的规律是安培环路定律。后来,法拉第实验发现变化的磁场能产生电场,这一现象称电磁感应现象,其规律称电磁感应定律,这样电场和磁场联系起来了。但是,如何将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用总的规律统一起来呢?英国科学家麦克斯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了解释时变电流能够通过电介质的原因,麦克斯韦根据事物对称性将安培环路定律(方程)修改后,他又将另外的3个方程――高斯定律、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磁通连续性原理――与此方程放在一起,构成了电磁学上著名的伟大的方程组――麦克斯韦方程组。由此方程组,导出了时变电场和时变磁场――这两种宏观和显微镜均看不见但通过线圈可测量出的物质――是以波动的形式向前传播的结论。这一结论多年后被德国科学家赫兹通过实验证实;还导出了电磁波与光有同样的反射、透射等性质,从而,为今天无线通信技术、光通信技术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此外,更重要的是,反映时变电磁场的规律的麦克斯韦方程组将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时变电磁场的规律包括了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静电场、静磁场的规律是时变电磁场的规律的特例。因此,从电磁场理论的发展过程,我们知道,在选题时,若发现有两个对立的事物还没有统一起来,我们可以尝试着去找它们之间在什么条件或方法下能实现彼此的转化,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条件或方法,而且这个条件或方法可以不同,如果对立面的转化已经有人完成,我们可以尝试着另外一种转化的方法,我们还可以尝试着找一个将两个对立面各自的规律全部包括起来的总规律,形成一个整体,从而构成学科的一个分支,这是一条走得通的路。统一理论不可怀疑地存在着,尽管它的建立是艰难的,特别是高层统一理论的建立更是不容易。爱因斯坦在晚年时,一直从事建立一个物理的统一性理论,可是由于科学的发展还没有达到这样一个层次,所以直到今天,仍然没有取得成功。可见,通向一种坚实的研究共识的路程是极其艰难的。所以,对一般的科研工作者,在选题时,只能着手于被分得较细的具体学科中,去运用事物的统一性理论。
三、事物对称性理论的应用
从自然界中看,几乎所有的自然物体都存在着对称或接近对称。雪花不仅外观美丽,而且结构也绝对的对称。在显微镜照片中,美丽的雪花呈六角形对称,每一个角又分出另外两个对称的图案。原子的电子图也惊人美丽地对称。人体结构本身也是对称的。我们感叹大自然究竟是用了什么样的魔法,几乎让所有的事物都洋溢着对称美。从哲学看,物理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导致生产技术的飞跃已经是历史事实。反过来,发展技术和生产力的要求,也有力地推动物理学研究。从自然科学看,电磁场理论中伟大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也是惊人美丽的对称。麦克斯韦在前辈科学家得出的众多电磁场方程中想到,既然变化的磁场能产生电场,那么,变化的电场应当也能产生磁场,这不就是事物对称性的体现吗?因为 “变化的磁场产生电场”与“变化的电场产生磁场”互相对称。他利用这一对称性原理将安培环路定律(方程)修改后,再从众多的电磁场方程中取出3个方程,和此方程放在一起,构成了电磁学上著名的麦克斯韦方程组。从这4个方程构成的方程组中,我们可以发现这4个方程惊人地对称,正是这4个对称的方程导出了电磁场能传播的理论,光是电磁波的理论,为今天的无线通讯、光通信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又如:《电路原理》理论中的节点法,是根据电路图列一组方程,方程组的待求量是节点电压。那么,根据事物的对称性,一定存在着与节点法相对称的另一种方法,即回路法,它也是列一组方程,但方程组的待求量是回路电流。节点电压法和回路电流法构成了电路分析的主要方法。在电路理论中,称节点―回路互为对偶,电压―电流互为对偶,由此还导出了对偶原理。因此,我们在进行选题或科学研究时,面对你正思考着的事物,要联想到它很可能存在着与它对称的另外一半,并且,它们两个构成一个整体,成为另外某个整体的一部分。因此,我们查阅大量资料后,如果发现某人研究出某一种方法,根据事物的对称性,我们应考虑是否存在着与之对偶的另一种方法。并试着在这条道路上走下去,这条路是可能走得通的。
四、事物存在有条件理论的应用
所有事物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存在的,当外在条件改变时,事物会发生变化。例如:牛顿力学定律存在的条件是常规物体和宏观宇宙。在微观宇宙,牛顿力学定律就不正确。那么,在微观宇宙,遵循什么定律呢?量子力学定律。另外,牛顿力学定律是量子力学定律的特例。也就是说,量子力学定律包括了牛顿力学定律,这实际上又是事物统一性理论的体现。又如:电学中的电动系功率表是对正弦信号设计的。当电路中有大量的整流元件出现时,电网中的正弦信号发生畸变。那么,电动系功率表在这新的条件下,会如何变化呢?为此,有人推导了畸变的非正弦周期信号条件下,电动系功率表的读数。巧合地得出:无论是在正弦电路中,还是在非正弦电路中,电动系功率表准确反映负载有功功率的条件是相同的。因此,我们在选题时,要注意别人的研究内容是在什么条件下建立的,如果你将此条件改变,也就是多考虑或少考虑几个因素,看看又会有什么结果出现,如果结果具有简单、巧合、对称的美,那么,一般来说,你就是正确的。九大行星与太阳的距离存在一定的规律性,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数学公式来表达:r=0.4+0.3×2n,r为行星到太阳的距离,当n按自然序数0、1、2、3、4、5、6、7顺序取值时,算出的r正好对应的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小行星、木星、天王星、冥王星的距离。这么精密的一种过程是一个待解的谜,科学家已察觉到这个宇宙似乎被极端精确地支配着。
综上所述,在科研选题中,我们要带着哲学的观点,去查阅资料,确定选题。在这一过程中,要会发现别人研究内容的对立面,并了解是否有人在研究。如果没有人在研究,正好是我们的选题;如果有,我们再查阅是否有人在研究这两个对立面是怎样实现向彼此的转化?如果没有,正好是我们的课题;如果有,我们再查阅是否有人将这两个对立面各自的规律用一个总的规律概括起来了。以上是对电学专业论文选题的一些哲学思考。当然,还有许多的哲学规律同样出现在本门学科中,有待于我们在实践中进一步感知领悟,并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M W 瓦托夫斯基.科学思想的概念基础――科学哲学导论[M].科学出版社,1982.
“就英语与汉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在于形合与意合的差异。论文大全,翻译策略。”(Eugene. A. Nida 1982: 16) “就句子的结构而言,西洋语言是法治的。中国语言是人治的。”(王力,1954)“法治”和“人治”的区别,就是形合和意合的区别。(申小龙,1996)
一、国内外对形合意合的研究
早在1936 年王力发表的《中国文法学初探》就谈到了英汉的形合和意合的现象,这是形合、意合首次的提出;随后他又解释了形合、意合,比如:“你死了,我做和尚。”(《红楼梦》)“在西洋语里是一种变态,在中国语里却是一种常态。咱们不能说‘你死了’是‘如果你死了’的省略,因为在平常的语言里不用连词的时候比用连词的时候更多。”但是在书中王力从来没有一个明确的定式,他只是指出形合和意合复杂的句子之间的条文语义关系的翻译途径。
19 世纪做出卓越贡献的德国语言学家威廉·宏包特,对汉语有过深入的研究。他没有用意合这个词语,但他研究指出:“任何语言的语法,总是一部分是明示的,借助于标记和语法规则显示出来的,另一部分是隐藏着的,是假定不借助标记和语法规则可以设想的”,而“在汉语里,跟隐藏的语法相比,明示的语法所占的比例是极小的”。
二、形合意合的哲学文化差异
英美民族的祖先生活在气候相对恶劣的海洋环境中,这使得英美民族有很强的战胜欲和征服欲。因此,他们把宇宙分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认为世界上万物都是对立的。论文大全,翻译策略。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统哲学,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16世纪理性主义在欧洲盛行,它强调科学的实验,注重形式论证,同时主张客体分明,因此西方民族在思维形式上具有重个体、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的鲜明特征。英美民族思维模式的特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重形合、讲形式、求结构上的严谨。一般认为,西方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分析性的,他们习惯于把考察的对象从其所在系统中分离出来,实质原因在于西方哲学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系统论传统,它着力探究的是名与实、形式与物质之间形而上的区别,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各类概念之间形式逻辑的推理。逻辑范畴观使语句中各成分依约定形态按逻辑等级各处其所,进而要求每一成分自身须具有显著外在特征以昭示它与其他成分的位次关系,从而使英语等西方语言呈现出形合的外在特征。
中国地处较为封闭的大陆型自然地理环境,较少受到来自外部大自然的压力,因此人们习惯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有机体,这就促成了中国古代哲学“天人合一”的思想。汉民族的哲学思维总体而言是综合的,它与中国古典哲学上的“天上、物我皆可合而为一”的整体观相伴而生。中国哲学注重整体观,体现的实质在于对事物进行系统评价和综合把握,使汉民族在思维运用上呈现长于整合、善于提纲挈领的综合性特征。论文大全,翻译策略。整体思维有整合作用,使我们轻于对句子成分的细微分析,重于对语句的融会贯通,凭着经验和上下文语境去意会和补充语句的整体内容。因此,中国人重视不同事物间的联系,注重整体,做事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现代所说的“宏观调控”、“顾全大局”、“构建和谐社会”也都体现了这一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及文化的长期影响下,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体现在词和句法上就是文、质合一,言、象合一,象、意合一,体、用合一。这一思维模式,反映在汉语这门语言中,就表现在汉语在造句、谋篇上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的语言结构特点。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英语形态突出外显,思维通过形态变化等程式整合才投射为言语形式,过程一般比较复杂,而汉语则在几千年的重意、重神的哲学和美学传统影响下,形成了一种注重内在关系、隐含关系、模糊关系的语言结构素质,采取词语直接对接的组合方式体现为言语形式,直接实现思定于言的特点,意念少受形式的匡驭,呈现出意念主轴的简约性和便捷性。对于这一点,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评论道:任何人都无法否认古典汉语具有一种惊人的高雅之美,它抛弃了一切无用的语法关系,只凭语言本身而不必凭借语法形式来充分表达纯粹的思想。他认为汉语的独特长处在于它比任何其他语言都更突出思想内容,将词与词的联系几乎完全建立在思想的序列和概念的相互关系之上。
三、形合意合的美学文化差异
《红楼梦》中对诸多人物体貌、秉性进行描述的语言特征均体现了美学认知层面的问题。
黛玉: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
迎春、探春:第一个肌肤微丰,和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采精华,见之忘俗。
这些语符组合中所蕴涵的“言外之意,韵外之致”的美学因子,本身就蕴涵着“可意会,难言传”的人文诗性意趣。这些朦胧模糊的诗性意趣必然要求译者在解码和重构的过程中对个性加以张扬,从而让译者潜意识地体现自身的审美倾向,发挥个人的才情秉赋和语言表现力。然而,基于科学纯理性主义的西方美学恐难以胜任此体认和品鉴的功能和作用。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四、翻译策略
汉语中的大量句式都是多个小句并列组合, 很少或者没有相应的连接词来表明小句之间的时间逻辑关系, 汉语中的这种现象就叫“意合”;而英语中,小句之间的连接词是不可或缺的,这种现象就叫“形合”。针对这种翻译难题,大量使用的翻译技巧是:增译和减译。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1)从形合语到意合语 (增译)
①为了语法上的需要
an elephant 一头大象a pen 一支钢笔
②为了意义上的需要
Long-stemmed models ankled through thelobby.
身材修长的模特袅袅婷婷地从厅中走过。论文大全,翻译策略。 (增补副词)
③为了修辞上的需要
The sky is clear blue nowthe sun has flung diamonds down on the meadows and banks and woods.
此时已是万里蓝天,太阳把颗颗光彩夺目的钻石洒向草原,洒向河岸,洒向树林。(增补形容词和重复动词)
(2) 从意合语到形合语 (减译)
① 从语法角度进行减省
As it is late, let us go tobed! 不早啦,睡吧! (省略连词as和祈使结构let us)
② 从修饰角度进行减省
有些词语在英语里是必不可少的,但在汉语中却并非如此,翻译时如保留下来往往使译文显得累赘啰嗦。要使译文表达简洁通畅,有些词语必须省去或精简。例如:
To learn is not easymatter and to apply what one has learned iseven harder.学习不容易,应用更不容易。
五、结论
英汉互译时,无论从综合型的形合语向分析形的意合语转换,还是从分析形的意合语向综合型的形合语转换,根据需要,译文有时可以同时以形合和意合的语言来进行处理:
If you don’t let me go, I’ll miss the train.
你不让我走,我会误了火车。(意合)
如果你不让我走,我就会误火车的。(形合)
参考文献:
[1]Nida, E.A. Translating Meaning[M]. San Dimas,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导“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这是东晋南朝文人清谈经常涉及
的论题。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语言问题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讨的重要问题。僧肇曰:“斯则无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虽不能言,然非言无以传。是以对人终日言,而未尝言也。”13慧远亦云:“非言无
以畅一诣之感。”14释僧从佛经翻译的经验出发,进一步深入地探讨了上述问题。其《梵汉译经同异记》云:夫神理无声,因言辞以写意;言辞无迹,缘文字以图音。故字为言蹄,言为理筌;音义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应用,弥纶宇宙。虽迹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从语言运用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结论,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语言在人认识世界中“弥纶宁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语言重要性的表述启发,南朝文学观和语言观的建构呈现出明显的形式主义倾向:首先,文学为“言之业”,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学创新的关键。南齐张融《海赋序》云:“盖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内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业也。”16张融认为,文学语言的作用,就是给情感以表现形式。作家的创作就是为所抒发的情感寻找适当的表现形式。文学为“言之业”,即语言形式为文学本体的核心要素。其次,语言形式的创新,是文体创新的关键。张融谓“大文岂有常体,但以有体为常,正当使常有其体。”17张氏自谓“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辩”,故“属辞多出,比事不羁,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因为受玄佛语言观之启发、影响而善于创为新体,故其著文作诗方可“文体英绝,变而屡奇”18。
刘勰批评南朝辞人一味追求文学语言形式的创新:“自近代词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似难而实无他术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颠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则新色
耳”(《文心雕龙?定势》)。由此反观,可见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关键在于语言姿态、体式的创新,即所谓颠倒文句等手段。这些手段正是佛经译文文体的特点,受其启发,近代辞人才在诗赋创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缩自如、句中语序的灵活性及语言的反正好奇等。刘勰对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语言形式与内容的关系也有正面的论述:“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王元化指出:所谓“物沿耳目,辞令管其枢机,枢机方通,则物无隐貌,”是对于语言与思想关系问题的根本观点。他在分析具体作品时,也同样贯彻了这种主张。《物色篇》称《诗经》“皎日慧星,一言穷理,参差沃若,两字穷形”,清楚地说明了语言文字是可以穷理穷形的。……从言尽意观点出发,必然认学艺术的内容与形式的统一。19
刘勰显然也是十分重视语言形式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作用的,这也与南朝文学本体观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观点的来源仍然是玄学的言能尽意论。再次,诗、赋、骈文的语言形式技巧主要围绕“骈偶”的修辞手段展开。联语在楚辞体中即已形成,但正式从形式技巧理论的角度提出这一概念则是在南朝。沈约论诗赋格律的安排技巧说:“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旨,始可言文。”20“一简之内”“两句之中”即指联而言。又说:“宫商之声有五,文字之别累万……十字之文,颠倒相配,字不过十,巧历已不能尽……”21“十字之文”,则是五言诗的“联”。一联中子句的语词单位及组合方式十分灵活,富于弹性。除此之外,诗、赋、骈文创作中以修辞为造句中心。句中语序比较灵活,其词序随表达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强调节奏,追求语言本身的音乐性,以诵读是否上口为准23。这样在表达效果的统帅下
,形成丰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为更多地来自于创作实践,所以南朝形式主义文学语言观带有浓厚经验性和实践色彩,常常体现在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笔法、格律、词藻等具体规范的表述当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学那样将文学语言技巧上升到哲学的层面,从世界观的高度概括语言的审美本质。但这只是中国形式美学自身的特点所在。
三形式美学倾向在文学创作中的实践
以上简单说明了南朝士人对于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这是文学创作凸现形式的主要基点。诗、赋、骈文等的语体模式的建构,实际上就是汉语诗性表现潜质的逐步澄清。前人认为,形式主义的弊病是大多数作品“内容的空泛病态”和“形式的堆砌浮肿”24,这是对的,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几乎全力用来努力于裁对隶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创作上,尤其是在艺术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义思潮造成的诗、赋及骈文在整体上的艺术创新和境界的提升,就会发现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南朝诗歌是近体诗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尤其是齐梁诗歌的格律化、骈偶化等形式美
学特征为近体诗之奠基。这方面已有论著专门探讨26,兹不辞费。此处拟以赋为例说明在形式主义文学思潮在形式的创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实绩。《文心雕龙?诠赋》对赋的文体风格进行了理论概括:“物以情观,故辞必巧丽。丽辞雅义,符采相胜,如组织之品朱紫,画绘之著玄黄,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主张赋要睹物兴情,语言形式要“巧丽”。其实到刘勰的时代,赋的抒情化,与言辞形式的“巧丽”倾向已很明显。可视为对理论探索的回应。具体说,就是赋的骈偶化、律化和诗化现象。关于前两种倾向,前人有明确的表述。明代吴讷《文章辨体序说》云:“三国六朝之赋,一代工于一代。辞愈上则情愈短而味愈浅……至晋陆士衡辈《文赋》等作,已用俳体。流至潘岳,首尾绝俳。迨沈休文等出,四声
八病起,而俳体又入于律矣。徐庾继出,又复隔句对联,以为骈四俪六,簇事对偶,以为博物洽闻;有辞无情,义亡体失。”赋至南朝而辞愈工,是正确的,而就此认为一定是“辞愈工则情愈短”,却不尽然。南朝的一些赋在状物抒情方面的细腻、深切程度明显超过汉魏,而且在体制形式上的变革也完全不同于汉魏,日趋精致与新奇。前人不能摆脱载道宗经、讽谏美刺的文学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评价南朝文学时,对其有所指责是可以理解的。徐师曾《文体明辨序说?赋》云:“夫俳赋尚辞,而失于情,故读之者无兴起之趣,不可以言则已”。《群书备考?赋》也说南朝赋“比偶为工,新声竞爽,词赋之漫衍,陆、谢、江、鲍之波渐也”。这时赋的创作在用典、句法、声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渐波及到赋的字句锤炼,谋篇布局。清王芑孙《读赋卮言?谋篇》云:“赋最重发端。汉魏晋三朝,意思朴略,颇同轨辙,齐梁间始有标新立异者。”程廷祚《骚赋论》指出南朝赋的精于炼字说:“宋齐以下,义取其纤,词尚其巧,奏新声于士女杂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场。”这些近乎反面的评价,恰恰说明南朝赋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竭尽才力和勇于创新。“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27正是在这种变通的形式主义思潮的推动下,南朝赋的文学境界与艺术感染力也较汉魏时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赋大多具有“诗化”的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营造28,这都是形式主义倾向的必然产物。
在审美标准多元化的今天,文学研究也应适应时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视角。载道宗经不再是今天文学研究者必须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评标准。因此对南朝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文学的形式主义倾向,应给予重新评价。形式主义美学家英国的克莱夫?贝尔认为:“‘有意味的形式''''是艺术品的根本性质”。“对纯形式的观赏使我们产生了一种如痴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脱了与生活有关的一切观念……可以假设说,使我们产生审美的感情是由创造形式的艺术家通过我们观赏的形式传导给我们的”29。形式是审美活动的起始点,形式本身就是审美对象。当我们面对南朝诗、赋及骈文等文学作品时,首先打动我们的正是那雕绘满眼、音韵流利的纯形式的美。形式主义美学只强调“有意味的形式”,虽然有其片面性30,但对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视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本体的方面具有启示作用。文学作品的形式,是一种寄寓着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态。古罗马美学家普罗提诺认为,石块与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艺术家赋予了石头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艺术家的创造和生气,本身就是美的显现3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说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对当时文士来说,因为生活体验的相对贫弱,若从内容方面追求“新变”,不啻登天之难。因此他们把注意力和才力倾注于形式创新这相对易于达成的一途,实际上带有一定的必然性。就这一点来说,此时文士努力追求的,实际上是一个可以等同于“文学”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这种形式的文学,在当时达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说明了文学一旦摆脱了束缚之后散发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学对文体探索的影响
南朝的文学的形式美倾向的重要价值,还表现为对文体研究的影响。当时大多数重要文人都参与文体问题讨论,更加细致地辨别和探索文学文体的实质问题。这种风气的形成,除了文体自身日趋丰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经翻译对译经语言形式和译经文体的理论对文人论文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首先,文体分类方面较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代表性的著作来看,《文选》的分文体为三十七类,是在总结前人文体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时代的要求提出来的32。《文心雕龙》则将文体分为三十五种,各种之下,子类繁多,共论及文体七十八类之多,分析十分细致33。比起此前《独断》、《典论?论文》、《文赋》等文体分类理论,要完备得多。这与当时文学文体与应用文体的发展状况是相适应的。
其次,对各种文体的特征、演变的研究更加深入。《文心雕龙》五十篇,其中文体论部分占二十篇,详论文体三十三种。以其论证之详尽、之赅备而言,《文心雕龙》的文体论可谓我国古代文体论发展的高峰。更为重要的是,此时还出现了专论某一文体的文体论专书(如《诗品》的专论诗歌即是)和专论某种文体在不同时期的不同特征的专论(如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等)。从研究的视角来看,既有对文体问题的共时性研究,以明确不同文体之间的异同;也有对同一文体的历时性研究,探索文体演变中关键性因素与社会文化的互动规律。这些论著在论文体方面都已涉及到现代文体学的许多核心内容,表现得具有相当的科学性。
再次,对文学文体的语体风格的描述更清晰,对其创作规律的总结更系统。当时文学文体主要有诗、赋及其它各体文章。对诗、赋、骈文文体语言形式特征的探讨,主要集中在语言形式的“文”“质”构成方面。王运熙先生指出:文与质在中国中古时期是一对重要的文学概念,绝大多数场合指作品语言的文华与质朴和以此为基础的作品整体风貌。南朝刘勰、钟嵘均主张作品应以文质兼备为理想标准,其具体化则是文采与明朗刚健的风骨相结合。萧统、萧纲、萧绎等人虽更重视文采,主张“诗赋欲丽”,但均以文质彬彬为批评标准34。诗赋欲丽之说,发端于曹丕,到南朝时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成为各代文学批评语境中的主流话语35。西晋以来形成的译经文体理论探索至南朝时期走向成熟,普遍为僧众及文士认可,佛经传译对译经文体的论也主要集中在文质问题上。如鸠摩罗什谈译经即云“两释异音,交辩文质”36。慧皎评安世高所译文体“辩而不华,质而不野,凡在读者,皆而不倦焉”37。慧远论译经文体亦云:“静寻由来,以求其体,则知圣人依方设训,文质殊体。若以文应质,则疑者众;以质应文,则悦者寡……令文质有体,义无所越。”38这些关于文质问题的深层次讨论,影响到文坛上不同流派对诗歌语言形式及表现艺术的讨论39。南朝梁代文坛即有趋新、守旧与折衷之别40。其差异也表现在他们对于魏晋以来形成的诗歌的“丽”的文体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质问题的看法。趋新派以萧纲、萧绎、徐陵、庾信等为代表,追求形式华美,讲究声律、对偶,注意篇章结构,喜欢摆脱常规,自出“新意”。守旧派以萧衍、裴子野、刘之遴等为代表,主张诗歌创作要熔铸经典语言,追求典雅壮丽的风格。折衷派则以刘勰为代表,主张应“资故实”、“酌新声”,
“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文心雕龙?通变》),撷取两派之长,避免其短,写出既“典”且“华”的作品。“丽”本是主要偏重诗赋形式的,根据当时文人的表述来看,它具体指“文翰”、“文采”、“采藻”、“声”、“体裁”等语言形式的特征。如刘勰说“宋代逸才,辞翰林萃”(《文心雕龙?才略》),特指文采;沈约说“爰逮宋氏,颜谢腾声。灵运之兴会飙举,延年之体裁明密”(《宋书?谢灵运传论》),特指语体和声韵;萧子显则云“颜、谢并起,乃各擅奇;休、鲍后出,咸亦标世。朱蓝共妍,不相祖述”(《齐书?文学传论》),则指词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杂体诗序》、裴子野的《雕虫论》等都细致地讨论了诗歌文体或语言形式方面的问题。
除此之外,形式主义思潮对文体的关注还体现在新文体的创造方面。以诗歌为例,南朝文士普遍认为“若无新变,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对诗歌表现艺术的努力探索,在诗体上不断创新:从个体风格方面说,有所谓“何逊体”、“吴均体”等;从语言形式方面,有所谓“永明体”、“宫体”,可谓新体叠出。这方面前人所论甚为详赡,兹不赘述。
由上所述之文体分类、文学文体特征研究以及文体风格描述的细化趋势来看,形式主义美学倾向所引发的文体探索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南朝文学的形式主义美学倾向的影响,还表现为这一时期文学批评方面形式批评范畴的建立。换言之,就是文学批评实践和理论从基本方法和范畴的建构方面,在不割裂形式与社会文化内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现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和西方形式主义批评过分倚重文学作品语言结构的静态、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整体观。
首先,建立了释名彰义,原始表末,敷理举统,考镜源流的文体研究模式。在东汉以来文体大备的情况下,晋代挚虞的《文章流别志论》和李充的《翰林论》在分别文章体制风格的基础上探讨各体文章源流。南朝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龙》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动机是不满于当时“文体解散”,“离本弥甚,将遂讹滥”的局面,想弥补论文体“未能振叶以寻根,观澜而索源”的缺陷。从《明诗》到《书记》二十篇,通过对文体及作家的分析综合对相关文体的发生发展的历史进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仅如此,其批评标准主要也是在结合时代背景的前提下,侧重于形式与结构。其批评方法则是《别录》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及《汉书?艺文志》以来形成的“考镜源流”的方法43。钟嵘《诗品》的著述动机,也主要是不满于魏晋以来论文“皆就谈文体,而不显优劣”的情况,而要品第古今诗人的高下及其诗体风格的源流。钟氏所用的批评方法,主要有比较批评法、历史批评法、摘句法、本事批评法、知人论世批评法、形象喻示批评法等44。而其批评的标准,也是在重视诗歌内容的前提下,强调其形式及艺术表现手法。《诗品》品第诗家,多用“体”、“文体”、“辞”、“语”、“辞采”等范畴,就是最好的说明。这就具有相当的科学性和现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为核心的文体批评标准。以《文心雕龙》为例,如《明诗篇》云:故铺观列代……四言正体,则雅润为本;五言流调,则清丽居宗。……至于三六杂言,则出自篇什;离合之发,则明于图谶;回文所兴,则道原为始;联句共韵,则柏梁余制。巨细或殊,情理同致。刘勰立足当时系统总结了此前以诗歌的句式特点为准讨论诗体的理论,并用之于批评实践,表现出重视诗歌语言的形式批评理念。《乐府篇》论音乐和歌词的配合,指出增损歌词、确定句法对于乐府诗的意义,认为乐府“声来被辞,辞繁难节”,歌辞形式因素很重要45。《诠赋篇》探讨赋的源流也十分重视赋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因素。这种代表着一代风气的形式主义,在其创作论和批评论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情采篇》论述文学作品构成说:“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声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从“文”的本义来看,“情文”、“形文”和“声文”均侧重于语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炼字》等篇,还详细论述了文学创作中形式和结构的问题,包括语词搭配、句法结构、调声制韵、隶事用典结构剪裁等多方面。构建了从总结语言运用出发揭示文学创作常法的颇具现代特点的理论模式。亦以文学的语言形式和结构,即所谓形文、声文和情文为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出发点。再次,树立了以语言形式为标准的文学与非文学的观念。中国古代文学与非文学的存在着交叉现象,仅凭内容很难划分其界限。贯穿整个中古时期的“文”、“笔”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语言的有韵与否47。这个主要从语言形式为出发点探讨文学与非文学界限的尝试,既照顾到古代文学的实际,解决了文体划分的难题,同时也表现出形式为先的文学思想,体现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民族特色。总之,形式是一切认知和审美活动的起始点,一定的内容总是会外在地表现为特定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作品的语言形式、结构就是文学作品的本体显现。从这一角度看,南朝文学批评思想中有意凸现形式的倾向是具有科学性的。东晋南朝时期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的实质是思想、哲学的剧变所引发的对于语言功能的自觉意识,其具体表现是诗、赋、文的骈偶化、律化倾向;形式主义思潮的结果是文学的语言质素被充分地呈
现,本体得到确立。借用俄国形式主义的代表人物罗曼?雅格布逊的话说:“形式主义”“这种说法造成一种不变的、完美的教条的错觉,这个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标签,是那些对分析语言的诗歌功能
进行诋毁的人提出来的。”48南朝形式主义文学思想是有其自身价值的,不应否定或漠视它。
注释:
①形式主义(formalism)这个概念,是由瑞士语言哲学家索绪尔首先提出的,受其语言哲学的影响,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俄国形成形式主义美学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逊等人认为“文学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与语言结构,他们致力于论证这个“文学性”,以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迅速传到欧洲各国,出现了布拉格学派、结构主义等重要的美学和批
评流派。这一流派的主张虽有偏颇,但对于文学本体论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文学研究中的“形式主义”特指创作中过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义倾向,与西方文艺理论中的“形式主义”略
有不问。
②就笔者所见,一般的文学史著作和相关论著对此大都一笔带过或避而不谈。袁济喜从美学角度出发提出形式美的论点,并且对其价值有明确的评价。见袁著《六朝美学》第九章“形式美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页。赵《西方形式美学——关于形式的美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国形式美学与‘道''''”对中国形式美学的理论形态作了简要概括。但
因论题所限,对于南朝形式美学的成因、具体内容、重要影响等尚未作专门研究。
③参汤用彤《读人物志》,《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远——公元三世纪的思想转变》,《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贝。
⑤转引自涂纪亮《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比较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页。
⑥汤用彤认为玄学的发展可以粗略分为四期:“(一)正始时期,在理论上多以《周易》、《老子》为根据,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时期,在思想上多受《庄子》学的影响,‘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时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时期‘温和派''''的态度,而有‘新庄学'''',以向秀、郭象为代表。(四)东晋时期,亦可称‘佛学时期''''。”见《汤用彤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
年版,第304页。
⑦如《世说新语?赏誉篇》注引《晋阳秋》说:“乐广善以约言厌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禄大夫裴叔则能清言,常曰:‘与乐君言,觉其简至,吾等皆烦。''''”
⑧参方立天《梁武帝萧衍与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陈允吉《古典文学佛教溯缘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页。
11参梁启超《佛学研究十八篇?翻译文学与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页;陈寅恪《四声三问》,收《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经?本事品》说:“善知诸法实相,亦善分别一切法、文辞、章句。”龙树《大智度论》云:“是若波罗蜜因语言文字章句可得其义,是故佛以般若经卷殷勤嘱累阿难……语言能持义如是,
若失语言,则义不可得。”
13见《般若无知论》,《肇论吴中集解》。
14《与隐士刘遗民等书》,《广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见《出三藏记集》卷一。
16见《南齐书》本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卷四十一“校勘记”引黄侃校记。此段文字的解释参郁沅、张明高之说。见所编《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张融条之“附札”,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页。
17张融《门律自序》,见《南齐书?张融传》,引文据中华书局点校本。
18《南齐书?张融传》引张融语。
19见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附录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引文据中华书局标点本。21沈约《答陆厥书》,见《南齐书?陆厥传》。
22郭绍虞《骈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语言文字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页。
23参启功《汉语现象论丛》,中华书局1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页。
2425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详参刘跃进《门阀士族与永明文学》,三联书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龙?通变?赞》。
28参拙文《南朝赋的诗化倾向的文体学思考》,刊《文学评论》2001年第5期。
29贝尔《艺术》,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页。30参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页。
31普罗提诺《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节,见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页。
32穆克宏《萧统〈文选〉三题》,《昭明文选研究论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罗宗强《刘勰文体论识微》,刊《文心雕龙学刊》第6辑。
34参王运熙《文质论与中国中古文学批评》,刊《文学遗产》2002年第5期。
35参张方《说丽》,见其《中国诗学的基本观念》,东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页。36僧睿《大品经序》,《出三藏记集》卷八。
37梁释慧皎《高僧传》卷一,汤用彤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论钞序》,《出三藏记集》卷十。
39蒋述卓指出佛经翻译于东晋刘宋为盛,对于译经文体的讨论也有偏于质(直译)、偏于文(意译)、折中(文质相兼)三派之别,梁代文论三派与此有关。见其《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页。
40周勋初《梁代文论三派述要》,载《中华文史论从》第5辑,中华书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张德兴《西方美学通史?二十世纪美学》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龙》之外,刘宋傅亮的《续文章志》、邱渊之的《文章录》、颜峻的《诗例录》、沈约的《宋世文章志》与《文苑》、任《文章始》、张率《文衡》、姚察的《续文章志》等,均以选
文录诗、以立范式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对文学语言形式的重视。43傅刚曾以“始”、“源”、“本”为关键词,对《文心雕龙》中使用“考镜源流”的方法探讨文体的实践进行总结,得14例,
说明“考镜源流”是刘勰论文体的主要方法。参傅著《〈昭明文选〉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页。
44参曹旭《诗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页。张伯伟《钟嵘诗品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钟氏批评方法为:品第高下、推寻源流、较量同异、博喻意象
、知人论世、寻章摘句六种。其中对推寻源流的方法及其对后世诗文批评的影响论述尤详。
45参杨明师《释〈文心雕龙?乐府〉中的几个问题——兼谈刘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学遗产》2000年第2期。
46参张法令《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第七章“文与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审美对象结构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页。
0 引言
转述是学术写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运用转述可以体现作者对转述命题或被引作者所持的态度,为作者的评论开启评价空间[1]。转述动词是转述的重要信号之一,作者可以通过转述动词实现言语功能,导入被引用者的声音,实现作者、被引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对话。恰当使用转述动词是作者寻求其交际目的与学科规范之间平衡的一种重要手段[2]。因此,对转述动词进行研究是理解作者意图与学科规范之间关系的起点,对于英语学习者而言,正确使用转述动词有助于提高英语学术写作能力,以便于更好地实现写作目的。
1 国内外研究综述
语言转述现象一直以来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国外学者从传统语法、文体学、功能语言学等角度对语言转述现象进行了研究。传统语法重点从直接引语、间接引语的转换关系上关注对他人话语的转述策略[3]。在文体学领域,Leech和Short把对言语和思想的表征区分成五类: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自由直接引语、自由间接引语和人物话语的叙事性报道,这种分类方法扩大了语言转述研究的范围[4]。功能语法学家Thompson则关注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指出转述者对转述内容的态度主要体现在转述动词上[5]。对批评话语分析学家而言,转述动词体现了语篇互文性和语篇中的多声特征[6]。专门用途学者也注重对转述动词的研究,他们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关注转述动词在学术论文中的功能,同时通过引用分析(Citation analysis)关注转述动词的使用[7]-[10]。其中,Thompson和Ye将转述动词分为三类:研究转述动词(Research verb)、语篇转述动词(Textual verb)和心理转述动词(Mental verb),并分析了各类转述动词的人际意义。此后,Thomas和Hawes[8]以及Hyland[10]等人在其基础上做了类似分类。
国内部分学者从认知语用角度研究引用现象中与认知有关的方面[11],或者研究引语在语篇中所完成的修辞功能[12]。有的学者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中使用的转述动词做了定性和定量分析[13]-[17]。也有学者分析了引用的结构形式及其与时态、语态的关系,探讨了转述动词的类别及功能[18]。
以Hyland为代表的国外学者的研究以英语本族语研究者的学术论文为语料,未涉及母语为汉语的英语学习者对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而中国学者的研究中,对学习者学术英语语料的定性及定量研究所选择的语料大多来自应用语言学;以期刊论文为语料的种类及数量有限,从对比分析的角度探讨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在学术论文中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的研究更不多。本研究将在这些方面做一些尝试。
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从Springer电子期刊中选取近十年(2004-
2013)文学类论文共20篇,其中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论文各10篇。选择语料时,研究者还考虑到论文期刊的多样性及代表性。然后,研究者根据学术论文撰写的规范要求,运用人工识别的方法记录论文全文中所有标注了引用信息(作者,时间,页码)的地方,对所得语料进行分类统计。首先统计了两类作者零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其次,分别对转述动词总次数、使用频率较高的转述动词做了统计。最后,重点统计了两类作者表示评价倾向的转述动词的使用情况,并对以上各类型语料进行对比分析。
3 研究框架
Hyland基于Thompson和Ye以及Thomas和Hawes对转述动词的分类,运用过程法和评价法对转述动词加以分类[10]。按照过程法,转述动词可以分为三大行为类型,即研究行为(指研究者在研究结论或研究过程中对真实世界行为的陈述)、认知行为(指心理过程)、话语行为(指语言表述方式)。而按照评价法,转述动词又可以分为三大类,第一类表明现作者对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做法持肯定态度;第二类表明现作者不同意或不接受被引作者提到的信息或其做法;第三类转述动词不直接表明现作者的观点,而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传递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具体又可以分为四个小类,包括①被引作者以肯定的口吻提出自己的观点;②被引作者以中立的姿态提出自己的观点或者客观上做了什么事;③被引作者以谨慎的态度提出自己的观点;④被引作者以批判的态度评价别人的研究或研究结果。
Hyland没有说明过程法和评价法各自的优缺点,也没有说明两者的相互关系。本研究认为,过程法基于研究行为的本质特征,从行为、心理和话语三个方面对转述动词进行分类,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转述动词本质的认知,具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而评价法立足于现作者、被引作者以及读者之间的对话性,旨在区分现作者、被引作者的立场和态度,从而帮助读者明确现作者的观点。同时,评价法也有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学术写作中对转述动词的运用能力,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本研究在对比分析中国作者和英语本族语作者转述动词时基于Hyland的评价法,首先将转述动词分为两个大类,第一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立场、观点和论断;第二类是现作者通过转述动词表达被引作者的态度、观点和评价,从而间接帮助读者了解现作者自己的观点。之所以采用这样的分类方法,是因为转述是作者借助语言表述心理的过程,也是意向性自我构建的过程,反映了现作者对转述内容的认知评判,并通过转述动词进入语篇,向读者阐明自己的科学论断。
[2]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382.
[3]Yule,G.et a1.“On reporting what was said”,ELT Journal,1992,46(3):245-251.
[4]Leech,G.& M.Short.Style in Fiction.London:Longman, 1981.
[5]Thompson,G.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London: Edward Arnold,1996.
[6]Fairclough,N.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2.
[7]Thompson,G.&Y.Ye.“Evaluation of the reporting verbs used in academic papers”,Applied Linguistics,1991(12): 365-
382.
[8]Thomas,S.& T.Hawes.“Reporting verbs in medical journal articles.”ESP Journal,1994(13):129-48.
[9]Swales,J.Genre Analysis:English Academic and Research Setting.Cambridge:CUP,1990.
[10]Hyland,K.Disciplinary Discourse:Social Interactions in Academic Writing.Haflow:Peaon Education,2000.
[11]彭建武.语言转述现象的认知语用分析[J].外语教学与研究,2001(5):359-366.
[12]辛斌.引语研究的语用修辞视角[J].外语学刊,2010(4):67-
73.
[13]胡志清,蒋岳春.冲外英语硕士论文转述动词对比研究[J].语言研究,2004(3):123-126.
[14]袁邦株,徐润英.社会科学论文中转述动词的学术考察[J].求索,2008(12):79-81.
[15]孙迎晖.中国学生英语硕士论文引言部分转述语使用情况的语类分析[J].外语教学,2009(1):53-57,69.
[16]娄宝翠.学习者英语硕士论文中的转述动词[J].外国语学院学报,2011(5):64-68.
[17]张军民.基于语料库的英语学术语篇转述动词研究[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5):246-249.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在他引量和他引影响因子这两项上急需提高,关键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在组织高质量的稿源上下功夫。这是提高刊物影响力的根本之道。期刊要想高被引,必须发表大量的高质量论文,尤其是有影响力的专家学者的论文。作者写论文,最喜欢引用具有学科引领价值和参考价值的论文。读者对专家的观点最为关注。二是编辑树立自觉意识。编辑不仅要有学术素养,而且还应有编辑素养,主动地研究期刊相关评价指标,总结期刊发展规律,合理、恰当地加以利用,提高编辑工作的针对性。
二、不入先理论后解读的俗套
不知从何时开始,如今的一些著述或博士论文,都落入一种近似八股的俗套:先理论后解读。大凡研究某个作家的小说、诗歌或戏剧,先找出一种理论大谈一番,然后用来解读作家、作品。这种做法虽无可厚非,然天下文章一般造,岂非近似八股?再说,一个作家的作品又岂能用一种理论解读得了,且这种研究方法恐怕实际就是先给作家、作品定位,然后再找相对应的文学批评理论,用来解读作品。这种做法,说到底,岂不就是先给结论再找证据?但文学评论没有这么轻易的事,尤其是遇上那些难以定位的作家,比如默多克。默多克既多产又多样,即是小说家又是哲学家,该用何种理论来解读她呢?只因为她著书讨论了萨特就用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可她却否认自己是存在主义者。只因为她承认“我当然是个女权主义者”(Dooley430)就用女权主义批评理论?可这样读下来的,充其量不过是从一种角度切入而得的心得,也就是说只涉及该作家的一个方面,绝非“全面、系统”得了;就算在这一方面做到了“全面、系统”,那也只是一个方面的“全面、系统”而已。相比之下,较为有趣的做法,窃以为是文本分析(即解读)先行,细读中渗透着理性的辨析。《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一书正是这样研究默多克小说的。它不求所谓的“系统化理论框架”;它根本就没有“理论框架”章节。之所以如此,原因可能有二:一是作者明白,无论用哪一种理论,都可能难以企及默多克小说的全部精髓;二是作者在评论默多克的小说时还遵循默多克的教导——“远离理论和概念就是驶向真理”(8),因为她认为“避开给默多克这样复杂而又艰深的作家下定义或者找到对之进行论述的系统化理论框架,也许是明智之举”(9)。结果,我们看到的,是作者只管分析默多克的作品,其中以小说为重,哲学和文论著述为辅,着眼于默多克小说最核心的问题。这就是《艾丽丝•默多克小说研究》的第三大特征了。
如同潺潺的流水,时间虽无声无形,却同样遵循自己的轨迹,以无可阻挡的趋势奔驰而去。再回首,距离刚刚进入西北民族大学信息院学习的自己已是三年的时光了。从刚入学时的欣喜与期盼到毕业前的不舍与感恩,我无比珍惜的日子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收获与成长。这篇小小的毕业论文,承载的不仅是三年的学习时光,更是各位老师、师兄师姐、同窗好友、师弟师妹的指导、帮助、关怀与奉献!
首先,我要向我的老师于洪志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她不仅有远见卓识的学术视野,而且能通过深入而浅薄的解释使我了解深刻语言学的魅力,这才刚刚步入认知语言学的神圣殿堂。她给了我无数次在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当一位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向我解释他的知识并仔细回答我的问题时,我有一个梦想,我真的感觉不到真实。在生活中,老师的热情和善良让我多次感受到,每个人真的是多么的亲切!没有你的帮助和关怀,今天就没有学生了,我很荣幸成为你的学生,我会努力朝着你的目标前进!同时,我要感谢李永红教授的认真教学,感谢您的才华和学习。我钦佩你的简单和善良。如果没有你不厌其烦的知识传播,没有你良好的指导,没有你小小的提醒和鼓励,我今天就不会取得进展。
我要感谢我的弟弟胡阿旭博士,他一直指导英语系,没有任何语言和心理技能,从一点的知识,耐心和负责任地指导我的设计和实验从零开始,我非常感谢他的教学和帮助!我要感谢我的妹妹孙婷,刘思,陈桂平,我的弟弟陆士良,我的同学谢林清,刘文敏,张东旭,刘博,段艳华,我的校长马宁,梅拉小姐和所有的老师和学生的信息学院。谢谢你无私的帮助我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我的家人、朋友和所有在困难时期帮助我的人,我希望你们会幸福快乐!
毕业之际,无比感慨,难免会词不达意,但请相信我的感激之心是真挚而诚恳的,希望我的感恩之心伴随着我,还有那些快乐的回忆一起,迎接明天的到来。
致谢二:
在201X Golden Cinnamon香水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回到了湖南师范大学岳麓山的母校,并在蒋建松博士的攻读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的学习时间是短暂的。当我完成博士论文时,我不禁感到我能成功完成这项工作的原因与许多人的关心,支持,指导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想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的是蒋坚松先生。蒋先生不仅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也是我攻读硕士学位的导师。我学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浸润着他的心血。蒋先生德艺双馨,不仅在学识上为我树立了终生学习的榜样,而且也在为人处事上为我树立了楷模。求学期间,贤良的师母也不断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让我身处异乡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要借此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湖南外国语学院蒋洪新教授,郑艳红教授,黄振定教授,邓英玲教授,张旭教授,曹波教授,蔡平博士和关广光博士。师范大学因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无私的爱总是激励着我,使我感到温暖。
再次,我要感谢湖南大学岳麓学院张松辉教授、河南社会科学院丁伟教授、解放军外语学院严晨松教授、中南大学辛红娟教授、湖南大学朱建平教授。湖南商学院潘健教授和诗人吴晓妮在我的医生的写作过程中学习,他们提供无私的帮助和宝贵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唐明教授、张龙喜院士、罗多比教授、叶阳教授、张培耀教授、谭再喜教授、孙一峰教授、王洪志教授、沈丹教授、罗正光教授、王荣培教授、王洪银教授、P。林武孙教授等。我们精彩的学术讲座是我进步的阶梯。
此外,我还要感谢、王香玲、罗贤峰、陈慧等兄弟姐妹、唐静安、李明希、曾俊山、同学和其他同学和朋友,感谢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深厚的友谊是我永恒的慰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的坚定支持加强了我对学术信仰的追求,减轻了我生活中的压力和悲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在我的论文写作中,她努力工作,除了紧张的工作,学习,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抚养一对双胞胎孩子,非常努力。我要发自内心地感谢和祝福他们!
致谢三:
经过四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其中包括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的辛勤工作和教学,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不懈努力。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杨金才教授。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和一个人,他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带领我们一步地走进学术殿堂,开阔我们的视野,规范我们的习惯,不断地教导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希望。我要感谢刘海平先生,他对我们严格要求,但始终关心我们的成长。我要感谢朱刚先生指导我们研究各种文学理论流派,用辩证思维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文本,使我们能够从这些理论和文本中读出新的思想。我要感谢王守仁先生,他使我们重温了英国文学的经典,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解释。我还要感谢外国研究所的所有教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严谨的学习方式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他们的学术报告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他们的沉默关怀和帮助逐渐使我们有了学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同学们,是他们与我共同学习,交流,与我分享学习的愉悦,分担困惑与烦忧。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可贵的同窗之情,为我完成博士学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每当我遭遇困惑,抑郁徘徊之时,他们总能群策群力,提供建议,帮我想办法解决难题。他们是麻晓蓉、陈琳、但汉松、胡碧媛、孙希佳、王莉、胡静、罗媛、姜礼福、樊淑英、张宇、赵凌霞等。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周隽,我的父母及岳父母,是他们支持我走上这条学术之路,并给我不断鼓励,让我坚持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与别的同学不同,我从事的是外事行政工作,平时上班要花大量时间处理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务,能争取业余有限的时间读书、学习、写作实属不易。由于平时工作、学习压力都很大,自己曾经一度徘徊,甚至犹豫是否还要坚持下去,是我的老师、同学及家人支持我坚持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虽然经历了波折与辛苦,但我从中获益良多,不仅经历了精神磨砺,更进行了思维的锻炼,让我能以更为客观、理性和辩证的角度思考和阅读。
转眼间,我想和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说再见。我希望在未来,我能继续和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交谈,一起进步,一起分享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致谢
四:
这个解释项目和论文是在我的导师柴建英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她严谨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学术精神,优秀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选题、开篇报告的完成到大纲的修改、期末论文的完成,导师从头到尾都给予了认真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我谨向我的导师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当论文即将完成时,我的心情非常令人兴奋。从准备口译项目到成功完成论文,许多学生和朋友给了我无声的帮助,特别是戴军,无论框架的大纲或措辞如何。我耐心地就条款向我提出建议。请接受我的诚挚谢意!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为我们的辛勤工作培养了我。没有你的支持,我无法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习。谢谢!
附送:
范文基博士论文
范文基博士论文
论文致谢一:
由于Internet技术的发展,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利用了Web文档和云存储技术。在线编辑文档技术可以让我轻松地在办公室,家中或商务旅行中编辑文件,而云存储技术可以让人们从移动硬盘和USB闪存驱动器中解脱出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很多。各方面都有变化。
论文从界定主题、收集信息、写作修改到定稿的全过程充满了疑问、压力和乐趣。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尊敬的导师李光教授。李老师正直的性格、博学的知识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使我受益匪浅。在李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有信心坚持这个几乎是新的研究领域。在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在这里,我要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吴贤静。她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能享受这段艰难的时光。
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我的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和缺点,博士论文的完成只是个起点,面对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习的漫长旅程才刚刚开始。
论文致谢二:
记得201X年入学读博不久,导师便把我们几个弟子召集起来座谈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在这次座谈会上,导师的一番话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学习,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风,实事求是。哲学研究不能是空洞的。在哲学领域,分析一个问题并推动理论前进,需要大量的脚踏实地的精神和大量的努力,即使这只是向前迈出的一小步。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一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谈论空话很容易。不要混淆问题的症结,尽快形成一个制度。事实上,导师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的学风,不仅是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他半个多世纪来在哲学教学研究中的学术风格。当我读到导师的作品时,我对此有了深刻的了解。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的哲学教科书和发表的论文都体现了这种风格。改革开放后,导师在大量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提升了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
在过去的三年里,通过导师的言行和对导师论文的不懈研究,我深深体会到绅士所倡导的研究哲学不仅仅是哲学研究中必须学习的学术品质和学术。风格,也是科学的学习和探索哲学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明白,导师已经走上了正确的学术道路,他应该始终遵循这条正确的学术道路。
事实上,导师所倡导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哲学的产生。
论文致谢三:
然后可以学习怀疑,然后可以解决辩论。我对开始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感兴趣。然而,它不是一种兴趣,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库恩那种能够写出这类事物的有意识的人的怀疑,也试图对科学知识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学习的冲动。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读了很多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中英文学,我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我发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但包含了很多钱,所以在博士论文的主题上,我决定用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我自己的话题。 。我试图将这个想法放在向导上。幸运的是,这是由导师鼓励的。支持。>>>更多博士毕业论文范文
完成论文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只有经历过论文的人才能理解。从炎热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天,再到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经过近四季的轮回,我终于把文章推到了尽头。在感到更放松的同时,我意识到一些恐惧逐渐浮现在我心中。由于时间紧迫,而且由于我自己的沉闷,我觉得这篇论文远非完美,我总是想不时地思考和修改它。但是,学术成就不是白天和黑夜的优点的想法,不禁让人松了一口气。毕竟,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和积累,我未来的学术道路不仅有一个相当好的开端,而且是一个相对良好的开端。明确的方向。我是否能够在未来进入下一个级别,我将永远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我的老师高文武对论文的总体思路给予了认真的指导,高老师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没有胡先生的启迪和关心,我想我很难按时完成这篇论文。在此,我向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年前,当我在胡先生那里攻读硕士学位时,是胡先生把我带到了哲学殿堂,使我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美。这对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帮助。谢谢你,王贵友教授、李光教授、童英教授、张张张然教授、程连先生、李洪芳教授、周朱红教授也值得感谢。感谢你的布道、教诲和困惑。谢谢你在论文开头的指导。谢谢,生活只是一个过程。在我的生活中,能得到你们老师的教导是很幸运的。我认为过去几年老师对我的教诲将使我终生受益。老师,三年的辛勤工作,虽然短暂,但留下的记忆却是永恒的。在风景如画的无道大学校园里,我的姐姐和老师关锦秀、李荣、郭敏、哥哥舒少泽、哥哥陈友堂和吴凯和我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快乐的学习生活。我们互相鼓励、交流和监督。短短三年,我们与同学们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我珍惜。隐藏你的心。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祝愿我的妹妹、弟弟和学生们旅途愉快。我妻子孔德莲女士为我多年的学习付出了太多。我不知道如何报答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在我上学的这几年里,她不仅要工作,还要担负起抚养和教育儿子的责任。很难想象,但她没有抱怨,静静地承担着所有重要的任务。也谢谢你,亲爱的。
论文致谢
四:
站在毕业典礼的尾部,回头看,在博客阅读过程中经历了起伏,但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谢谢郑晓东教授。在郑先生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我完成了这个博士项目。郑先生学识渊博,严谨勤奋。他对科学研究有独特的见解和见解。教育和教育人们。郑老师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而且注重在实验室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他还关心学生的生活需求,关注学生的个人发展。感谢郑老师在我学习期间对我母亲的帮助、支持和鼓励。虽然博士事业即将结束,但师生之间的友谊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要感谢副教授余挺在这个问题上的帮助和指导。我要感谢周文文副教授和陈伟副教授在我的实验过程中提出的宝贵建议。我要感谢博士指导小组成员何国庆教授和冯凤琴教授对我们项目的设计提出的建议。感谢王一飞、王晖、任雪岩、鲁黄、刘燕、王晖、吕来峰、拉米拉、胡浩、宋海照、倪庚、萨沙、沈锦儿、冯金松、齐雪明、陈乾如、高自春、于晨、白杨、唐琼、余柱平、曾丽珍、颜晓杰、赵灵生等人在我阅读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引言《现代汉语词典》对“劝”的解释是“拿道理说服、使人听从。”“劝说”是“劝人做某种事情或使对某种事情表达同意”的意思。劝说是一个古老的研究课题,中国古代思想家韩非子就有“劝说难”的感慨,西方国家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建立了以传授劝说技巧为核心的修辞学。人们已经从修辞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经济学和广告学等多维度、多层次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近年来西方的语用学理论和观点被广泛引入到劝说的研究,在界定劝说言语行为的基础上,对劝说言语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对于劝说言语来说,Austin、Searle的言语行为理论、预设、礼貌原则与Grice的合作原则和JefVerschueren的顺应论等对其有一定的解释力。
⒈ 社会交往的角度
(1)劝说的言语行为研究
英国语言哲学家奥斯汀(John Austin)在他的《如何以言行事》一书中提出了言语行为理论。奥斯汀把言语行为分为:言内行为、言外行为和言后行为。言内行为是指说话者说出的这一个句子;言外行为是指说话者通过这一句话所表达的隐含的真实意思;言后行为则是指这一句话在听话人方面产生的效果,它与特定的语言环境相联系。Searle发展了Austin的理论,提出了实施言外行为的条件:基本条件、命题内容条件、预备条件、真诚条件。Searle又提出了“间接言语行为理论”(IndirectSpeech Act),即用一个言语行为来间接地完成另一个言语行为。
劝说通过某种交际形式(通常是语言),根据语境、目的和对象选择相应的策略来实施一种行为,并以此来影响或改变他人的信念或行为方式。所以,劝说就是一种言语行为。(申智奇,2004)劝说者有目的地使用语言作为传播媒,且指向说话本身,是言内行为;博取劝说对象的好感与同情是常用的有效策略;传递某种信息指通过说话实现告知,是言外行为;影响、干预他人或一定群体态度和(或)行为指通过说话做事实现感化,是言后行为。(唐霞,2009)
劝说现象极其复杂,间接言语行为在劝说过程中使用频繁言语行为,主要可能是因为该行为所体现的劝说力往往受到礼貌原则的制约,表现得较为礼貌、温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和信任感,因而易于激起人们的积极响应。同时也受到不同文化因素和适宜条件的制约。徐昌华(2002)认为劝说语可以通过疑问、推量、陈述、命令等间接言语行为达到劝说的交际功能。孙淑芳(2001)也认为间接言语行为(指愿望式、疑问句式、及带模词的陈述式)是劝告类言语行为的表达手段之一论文的格式。曹希绅在他的著作里提到劝说可以采用间接言语,但是一定不要使对象对劝说内容产生歧义,否则将达不到劝说的目的。张明芳(2002)认为广告主更倾向以间接言语的形式传递信息,因为直接言语比间接言语更容易引起消费者的质疑和抵触,而间接言语行为能使消费者对广告产生积极地评价。王桂琴,刘长庆(2004)运用言语行为有关理论以书面语(印刷)商业英语广告为研究对象,通过统计分析,探讨了广告语言中的劝说力的问题。他们总结出英语广告劝说力的实现,直接言语行为和间接言语行为都是普遍使用的,但是直接言语行为(占56℅)多于间接言语行为(占44℅)。这种差异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
奥斯汀与塞尔的言语行为理论解释了日常语言的一些现象,对劝说言语的特点做了分析,总结归纳了劝说的策略和技巧,但是忽视了对情景与语境的研究。其次劝说过程中不仅需要劝说者实施劝说行为本身,还需要在听话人中产生一定的效果,当需要对人们的态度、观点的改变进行解释时,言语行为理论就显出了局限性。
(2)劝说的语用预设研究
预设(presupposition)也叫前提,作为一个哲学概念最早出现于德国哲学家弗雷格(G.Frege)的著作《意义和指称》(On Sense andReference )。自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语义学的发展和语用学的兴起言语行为,预设就成为语言学家关注的热点。(何自然,陈新仁,2004)有关劝说的语用预设的研究也在这两年刚刚开始。预设在劝说过程中发挥着委婉功能、隐藏功能、自我保护功能,从而可以增强语言的劝服力。厉燕(2007)通过实例论证了进行劝说时可以采用潜隐说劝法将重点信息以潜隐的方式表达出来,更利于达到预期的劝说效果。唐霞(2010)对劝说语篇中的语用预设进行分类,结合中国特有的文化背景论证了劝说者利用人品预设、过程预设、内容预设和文化预设建立特定的话语假设,实现预设的劝说功能。语用预设所具有的特点和广告的语言特征有很多相似之处,预设由此可以从不同角度为广告实现其劝说目的,语用预设在广告语言中出现频率很高。张军益,高晓琪(2009)将广告语用预设分类,并且论证了预设在广告成功实现劝说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闫毓芳,杨惠丽(2007),赵宏(2001)运用语言学知识,从语用预设在广告语中表现出的特征、分类以及功能三个方面进行论述,说明了不同类型的预设能从不同的角度服务于广告,为广告语发挥最大功效提供了可能性,增强广告的说服力。
从以上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出语用预设对于劝说言语的产出过程做出很好的解释,可是说话人所预设的内容与听话人所理解的内容之间会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语用预设并未解释劝说言语的理解机制。
(3)劝说的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研究
美国的哲学家格莱斯(Grice)认为在所有的语言交际活动中为了达到特定的目标,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存在着一种默契,一种双方都应该遵守的原则,他称这种原则为合作原则。合作原则又包括四项准则,每项准则又包括一些次准则:①量的准则,即给听话人提供充足的信息;②质的准则,即提供准确的信息;③关系准则,即提供的话语要彼此相关;④方式准则,即讲话要有条理,要简洁。唐霞(2009)认为合作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重要意义,劝说的价值在于促使对方选择合作并持续合作,赢得合作原则至关重要。张明芳(2002)、高契(2010)等从语用学角度运用格赖斯的合作原则理论分析广告语言的说服性。劝说的实质在于试图改变他人的观点和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威胁面子行为。劝说情况也并不像看起来言语行为,说起来那样简单。人们不仅选择使他们能够成功进行劝说的技巧,而且这些技巧必须帮助他们达到其他目标,即要保持自己的身份,要给别人留下好印象,要与人保持良好的关系。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处于一种寻求认同的情景之中。Leech的礼貌原则能更好的解释劝说言语行为及策略。唐霞(2009)认为劝说者遵循礼貌原则的“得体准则”和“慷慨准则”,做到尽量少让别人吃亏让自己多吃亏,尽量多使别人受益少使自己受益,从他人的角度和利益出发,隐藏或弱化自我利益和对劝说对象的不利因素,凸显和强化对其有利因素;遵循“赞誉准则”、“谦逊准则”、“一致准则”和“同情准则”,多用赞美少用贬低,减少双方的分歧和反感,增加双方的一致和同情,最终实现劝说目的。黄绅(2007)以问卷调查的方式通过实验得出结论:多数人在通常的情况下会利用报答的方法来进行劝说,几乎没有人使用惩罚这种劝说方法。
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对劝说言语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劝说的目的在于试图改变劝说对象的态度和行为,劝说的方式要被劝说对象接受,在心理上产生好感。因此劝说者要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但是,合作原则在解释劝说言语行为时有自身局限性。Grice的交际理论基于交际双方必须合作的观点之上,而实际上劝说对象对劝说者经常持有敌对态度或没意识到劝说的存在。现实生活中劝说者为了达到目的,有时会根据具体的语境和被劝者的性格故意不遵守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
(4)顺应论关于劝说的研究
维索尔伦(Jef Verschueren)的语用综观说认为把语用学看作是从功能方面对语言的综观比把语用学看作是语言学的一个分科来研究更加科学和完善。顺应论是语用综观说的核心内容,它阐明了这样一个观点:使用语言的过程就是选择语言的过程。语言使用者之所以能够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作出种种恰当的选择,是因为语言具有变异性、商讨性和顺应性,根据语用综观说和顺应论,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描述和解释语言的使用,即语境关系的顺应、语言结构的顺应、顺应的动态性和顺应的意识程度。在劝说言语产生的过程中劝说者通过不断地调整、协商、选择合适的语言,以便达到最佳的劝说效果论文的格式。
目前运用顺应论对劝说言语进行解释的文章并不多见。安美丽(2004、2010)通过对服装销售人员的语料分析,运用语言顺应论从语用学的角度对服装销售语言进行了解释。她把商品销售中的劝说语言分为:顺应物理环境、顺应社会规约和顺应心理动机。邵广(2008)以顺应论为依据,结合劝说的三要素,研究分析了商品销售语言如何实现劝说的三要素,形成了商品销售劝说语言的框架。
顺应论提出了新的语言观和语言使用观,把语言当作整个人类和个体拥有的一种交际顺应手段。(谢朝群言语行为,陈新仁,2007)顺应论对劝说言语作出了更加全面的解释,是对言语行为理论、合作原则和礼貌原则关于劝说研究的补充,加深了我们对于劝说的了解。但是顺应论本身具有先天不足,即:“将‘顺应’看成一把万能钥匙,以解释所有的言语使用,有运用过度之嫌”(刘正光、吴志高2000)劝说的顺应论解释过于笼统和片面,因此也未能触及其本质。
⒉ 认知的角度
关联理论被看作是Grice合作原则的深化。关联理论把交流看作是一种认知活动,而为了达到交流的成功,对话双方必须要遵循最佳关联(optimalrelevance)。运用关联理论对劝说言语进行研究的成果不多,目前国内有申智奇运用了关联理论中的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分析了商业广告如何实现劝说的目的。(申智奇,2004)劝说过程中,说话人期望通过劝说性言语在劝说对象的大脑里产生某种效果,比如控制思想,改变态度,诱发或抑制行动;说话人期望自己的意图能够被劝说对象识别;最后,说话人期望自己想要的某种效果能够通过劝说对象的识别而出现。关联理论认为只要有办法识别交际者的意图,交际就是有可能的。斯波伯和威尔逊把意图看作是一种心理状态,认为意图的内容肯定会在心理层面上得到表征,而交际者的意图直接改变的不是受众的思想而是认知环境,交际者之间相互认知环境的改变则会影响后续言语互动的过程及其结果。因此,从关联理论的角度看,劝说者期望通过所传递的信息意图强化或者改变劝说对象的认知环境言语行为,使双方的认知环境互明,实现劝说对象对劝说言语的认同,产生劝说效果,最终实现其交际意图。劝说是极其复杂的现象,对劝说的全面研究需要结合人类社会各个学科的知识,正如肯尼斯.伯克认为的那样:那些由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心理学家等所作的论断都能对语言学的劝说功能产生影响。关联理论集合了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心理学、哲学等学科的观点,是一种跨学科的理论,其主要观点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能够得到各学科研究成果的支持。
小结:从以上劝说言语的文献综述中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语用学界对于劝说言语的研究多采用某一理论对其进行分析,归纳总结出劝说言语的特点以及语用策略。但是从认知模式、心理机制角度着手的少,因为没有从其认知本质出发解读,所以对劝说言语的生成和理解机制的解释不够全面。劝说是一极其复杂的人类交际活动,其背后有着特殊的心理认知机制,因此从认知语用学的角度给予界定将对我们更深入地研究劝说言语提供了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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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1-0275-02
一般而言,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典范之作,秉承着德国浪漫主义的诸多精神气质与语言风格。然,这仅是确认了一个历史事实。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倘我们将其思想作为一种历史分析的重要文本的话,那么对博士论文是否也该发探出成熟马克思的理论渊源呢?而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依然是博士论文是否对德国浪漫主义有所超越?这是研究博士论文的一个至为深层次的问题。就理论而言,这是一个研究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本学的问题。
一、超越意识革命:走出自闭的意识
德国浪漫主义思想家们始终将自我置于崇高的位置上,他们 “力图想治愈世界的荒凉――它面临世界的无序,设法用意志重新让世界恢复宇宙秩序;它想调和对立的两面,想整合美学”。而马克思《博士论文》对自由的崇尚明显有着德国浪漫主义“自我意识”的意味,反映了当时德国浪漫主义共同的现实诉求,即,德意志帝国及其步履蹒跚的资本主义,在一个被更古老、更发达的资本主义形式和资产阶级社会所支配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以自我意识作为批判的武器响应了时代的潮流,但他的批判更为彻底,更具颠覆性,更有实践指向,显示了突破德国浪漫主义意识革命的端倪。
伊壁鸠鲁以能动自我意识为武器,寻求的是心灵的宁静与自由,这也往往是德国浪漫主义的内在主张。他们借人生的诗化以实现内在自由,从而超越现实。然而马克思借此谋求的却是现实自由,自我意识正是哲学要征服世界和绝对自由的武器。换言之,哲学自身的自由精神成为实践的力量,面向尘世的现实世界。当哲学变成能吞噬一切外界的火焰时,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务。
“如果权威在一个领域内受到质疑并遭到否弃的话,接下来必不可免的一步,将导致在所有领域内对权威的拒绝。”整个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哲学都是要摆脱受外在统治的关系,形成自我规定的新关系,即“自我意识的绝对性和自由”,为马克思反对思想压制提供了契机――把自我意识当成一种救赎方式,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精神迫害的人们。
二、新型物质观:关系哲学的萌发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将原子和感性自然置于自我意识及其对象化的理论境域,原子与自我意识是可等量齐观,而自我意识又象征着人的自由与力量, 而人的自由与力量又不应当是抽象个人的,而是社会中人的自由与力量,社会这一主体间生活方式使得人有足够的勇气拒绝一切超出人及其产物的力量,这是马克思区别于之前所有思想家的地方。
马克思认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是最根本的关系,只有在人与人产生关系之时人才摆脱自然的压制而获得自由。自我意识只有在与别的自我意识的交涉中,才能摆脱自然的束缚以及自身无所依凭的虚无状态。“由于有了质,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离,但同时又在它自己的结构中获得完成。于是,从具有质的原子的排斥及其与排斥相联系的聚集中,就产生出现象世界。”这一段对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关系的白描,是对原子关系的生动刻画。每个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之间处于既排斥又聚集的社会关系,每个人都因具有自我意识而具有了质,而现实社会就是这些质的聚集。
“夸夸其谈”的德国浪漫主义由自我意识的角度来浪漫化沉睡的经验世界,开启通往理想世界的生命之路。它清醒地认识到了自我意识在现实中的异化,但只将之理解为意识自身的矛盾,因此便将这种解决仅仅归之于意识和思维本身。然对马克思来说,自我意识的这种矛盾,以及自我意识的这种异化,只有在现实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自我不仅在意识中二重化,也在现实中二重化,而且自我的现实二重化是自我的意识二重化的基础和前提。这多少带有意识第二性的意思。
马克思将人与人的关系设置为世界的中心,在人与物,以及人与人的相互映照与承认中确立人的存在。深入到实践和时代的深处去挽救那些遭受压制的人们。事实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马克思的唯物论倾向与关系哲学思想。
三、辩证实践的端倪:超越感性直观
德国浪漫主义是资产阶级学说,囿于私有制的狭隘本性,看不到整体的经济景象,看不到资本作为统摄一切的力量而必然招来的自我否定。在其意识中,现实,始终保持着未被触动和改变,因而思考本身始终只是直观的,不能成为实践的。“资本主义的意识的物化使人既过分个体化又机械地对象化”。
然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系统地发挥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其目的也在于要使伊壁鸠鲁原子论的能动原则得到合理的论证,并昭示着克服感性直观局限的理论可能。
原子的物质性和形式性决定了直线下坠和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具有同样的“本原性”。“偏斜打破了‘命运的束缚’”,是原子“胸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是原子内在具有的质的规定性。正是偏斜运动的介入,才构成了原子的物质和形式、存在和本质的矛盾及其在现象世界的外化,形成现象世界众多原子的排斥和碰撞。马克思断言,这些都传达了一种辩证法的精神。“自我意识”的能动性来源于辩证运动。如果没有之,就不可能有原子的偏斜,也就没有原子的冲击和碰撞,世界便无法创造出来。“因此,伊壁鸠鲁的原子偏斜说就改变了原子王国的整个内部结构”。原子偏斜的辩证运动打破了必然,为自我意识的自由和解放铺平了道路,由此凸显的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突破了黑格尔的辩证思想,为马克思最终确立自己的辩证法学说奠定了基础,并表明了其将历史发展放回到人与人交往的现实运动之中的倾向。而这种辩证实践的思想恰恰能克服感性直观的弊病,不再将世界当做孤立的静止的存在,而是蕴籍着生机的不断运动的过程,因而要改变世界改变现实,必须要从运动的视角来揭示规律和利用规律。
当辩证法作为一种批判的武器而与现实结合,那么不仅在理论上能得出革命的结论,而且在实践上可能爆发出革命的激情。这已由普罗米修斯所代表的反抗统治阶级的新生力量得以展示。马克思坚信,掌握了技艺的新人必定能够从压迫中解放自己,获得真正的自由。
四、结语
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信奉的依然是自我意识和自由的哲学,高举着浪漫主义的大旗,正如其高声呐喊的那样:只是现在,伊壁鸠鲁、斯多亚派和怀疑派体系为人们所理解的时代才算到来了。他们是自我意识哲学家。然而承认这一点并非表明,马克思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没有超越浪漫主义。尽管德国浪漫主义同样是疾呼自我意识,主张人的诗化来抵御庸俗无品的冷酷世界的侵袭,然而这类思想毕竟是德国贫瘠现实的隐晦表达,带有一切唯心主义所无法摆脱的内在弊病。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不仅沿袭了浪漫主义的思想与写作特点,更值得让人注意的是,他也在许多方面展示出了超越之的理论姿态与思想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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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英语专业英语教学大纲明确指出:“毕业论文是考查学生综合能力,评估学业成绩的一个重要方式。”毕业论文一般应用英语撰写,长度为3,000―5,000个单词,要求文字通顺,思路清晰,内容充实,有一定的独立见解。由此不难看出,毕业论文在整个英语教学和英语学习中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摘要又称概要或内容提要,是论文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对论文主要内容进行的简单、易懂、精辟的概括总结。摘要的四个要素分别是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研究内容、研究结果,这也是英文摘要的核心内容[1]。论文的英文摘要适应了信息时代电子文献检索机构的要求,是国际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英文摘要的形成是一个由汉语摘要向英文翻译的转化过程,其质量反映了翻译的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对论文的交流产生影响[2];同时英文摘要的语言质量直接影响了论文本身的信度[3],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论文的英文摘要是英语专业学生综合英语能力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也是衡量其英语水平的重要标准之一。
一、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以我院英语专业本科毕业生的存档毕业论文为研究对象,从中随机抽取了40份,论文内容涉及语言学(7份)、文学(12份)、翻译(9份)、文化(6份)及教学(6份)等五个不同方面。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在外企或者中学就业,其英语水平直接影响对外贸易的结果及中小学的英语教学效果,因此该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了。通过认真研读学生毕业论文的英文摘要,我侧重研究其内容是否合乎要求,语言是否流畅通顺、符合英语表达习惯等问题,并且根据研究所发现的问题提出可行对策,以便切实提高学生的语言综合能力,提高其执教能力。
二、结果分析
(一)在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
关于摘要的内容,首先研究其是否具备应有的四个要素,以及各个因素在摘要中出现的频率,具体情况见表1和表2。
学生的论文摘要在内容的完整性上还远远不符合要求,只有四分之一的摘要涵盖了所需的四个要素,将近一半的摘要写出了大部分内容,其他的摘要未免过于简单,多余的部分就都是不必要的重复,这与摘要语言简明扼要的特点是相悖的。
表2表明,摘要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研究目的,其次就是研究内容和研究结果,频率最低的是研究方法,可见学生对于自己使用何种方法来展开研究不是十分清楚,没有恰当有效的研究方法做保障,那么研究结果的可信度就会大打折扣。
(二)在语言表达方面存在的问题
关于语言表达,本文主要侧重研究其词语/短语是否运用恰当,词语的语体是否合适,句子结构是否合理等问题,具体结果见表3和表4。
摘要的语言要正式严谨、书面化,避免使用非正式的词语,由表3可以看到,在学生的论文摘要中非正式词语数量还是很多的,说明学生在这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文体犹如四季,有其鲜明的标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修辞学》一书中提出:既不要把重大的事情说得很随便,又不要把琐碎的小事说得冠冕堂皇。[4]200―201在外语写作或者翻译中最容易出错的地方不是语法,又不是词汇,而是词语的搭配(He「one who writes or speaks in a foreign languagewill be “caught” out every time,not by his grammar ... not by his vocabulary ... but by his unacceptable or improbable collocations.)。[5]85因此,要想用词地道,搭配合理,就需要日积月累,逐步培养良好的英语语感。混淆词语的词性或者用错介词、漏掉介词这些失误都是语言基本功不够扎实,以及不了解英汉差异的表现,这些看似简单实则繁琐的地方往往最容易被学生忽视。
由表4可以看出,摘要中以第一人称作主语的句子数量很少,更多的是使用抽象的名词作主语,即无生命主语,这样作者就可以尽可能地远离评价行为,而把评价的任务交给抽象实体,如研究的课题或其结果;被评价的对象似乎成了世界的本来事实,离作者很远,因而显得无可争议和客观化。[6]30这种做法与学生的论文写作课程及教师的指导有关。相对汉语而言,英语更习惯使用被动语态,而在调查的英文摘要中使用被动语态的句子少之又少,这同样是受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对英汉差异不甚了解所造成的。
当代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奈达在其Translating Meaning(1983)一书中指出:就汉语和英语而言,也许在语言学上最重要的一个区别,就是形合与意合的对比。汉语的哲学背景是儒、道、佛的悟性,用词造句成章的最大特点是意合法,重意义组合而轻形式结构,让读者和听者领悟其中的意义和关系;词没有严格意义的形态变化;句子不受严格的主谓结构的束缚,少用或不用关联词语。而英语的哲学背景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以及十六至十八世纪风行欧洲的理性主义,其用词造句成章的最大特点是形合法,重形式结构协调;词有严格的形态变化,用词强调人称、数、格的一致;句子受严谨的主谓结构协调一致的制约,多用关联词,句子结构复杂,犹如参天大树,而学生摘要中的复杂句子使用频率偏低,即使是复合句,也往往存在很多问题,诸如关联词使用不当,或者省略关联词等。
三、对论文写作及论文指导的启示
1.强化英汉对比知识。对于学习中常见的一些语言现象,学生已经熟悉了所谓“习惯用法”的解释,长此以往,他们语言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肯定会受到影响。英汉属于不同的语系,熟悉两者之间的差异会使得英语学习事半功倍,正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掌握了正确的学习方法,了解了其中的奥妙所在,学生的语言水平就会发生质的变化。
2.加强日常大声朗读的训练。汉语中常把“看书”称为“读书”,顾名思义,大声朗读,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朗读可以调动口、耳、眼、脑等多个器官一起参与复杂的思维活动,极大地提高思维的速度并增强效果。同时,朗读可以激活语言的美感与乐感,强化语感,正确、流畅而富有美感的朗读能使学习者得到听觉享受,增进大脑记忆,增强创造性[7]100―102,从而提高英语学习的效率。
3.培养学生的语体意识。“不同的体裁类型中,措辞、句法结构、成文结构、语体风格等都是各不相同的”[8]85。文体学认为,言语事件发生的语境不同,人们相对使用语言的情况也就不相同。为适应特定语境而运用不同的语言特征系统构成语言的不同功能变体(语体)[9]122。因此,教师在教学中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语体意识,学会随着语境场合的变化来选择合适的词语,避免发生语体错位的现象。
4.培养严谨、认真的科研态度。有些在论文摘要中出现的失误,稍加注意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因此,无论教师还是学生都必须端正态度,认真严肃地对待论文写作,将不必要的错误降低到最少,提高论文写作的质量。
既然称之为英语专业,那么对学生的英语语言能力方面就应该有更高的要求,这是英语专业学生基本、首要的要求,怎么强调都不为过[10]216。通过对学生毕业论文英文摘要的调查,我们发现了一些内容和语言方面的问题,这些也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不仅影响了论文的质量,而且严重影响了课堂教学的效果,因此,值得引起广大师生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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