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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自2003年1月1日实施，至今已有两年多。随着全国政府采购规模逐年不断扩大，各地政府采购方面所出现的问题和争议也随之增多，政府采购本身所存在的缺陷也日渐显现，如：公开招标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要方式却没有具体的程序性规定，而竞争性谈判、询价、单一来源采购等非主要采购方式却在这部法律中有详尽的操作规程和适用条件;工程采购已纳入政府采购主管范围而职能部门却无力实施其职责；非主要的采购方式在我国政府采购法中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但采购主体广泛采用这些方式却没有受到相应的约束和制衡；法律明确授权制定行政法规而由于行政权配置问题，相关部门争权夺利，致使这部政府采购的行政法规迟迟不能出台。限于篇幅，本文仅对我国政府采购的主要方式即公开招标制度所存在的缺位进行论述（注：其它采购方式的缺位和失衡，详见谷辽海所撰写由群众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政府采购案例评析》，该书共三卷，在案例评析的基础上，更多是政府采购法理分析）。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六条规定，政府采购货物、工程和服务的方式有公开招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在这些采购方式中，公开招标被作为政府采购对象的主要采购方式。公开招标采购方式具有信息透明、选择范围广、竞争范围大、公开程度高等特点，与其他采购方式相比，无论是透明度上，还是程序上，都是最富有竞争力和规范的采购方式，也能最大限度地实现公开、公正、公平原则，从而也是最大程度地扼制腐败的有效措施。所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将公开招标作为主要的采购方式。故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也将此制度作为法定的主要方式。
我国《政府采购法》实施以来，实践中，公开招标始终是政府采购对象中的主要采购方式。然而，公开招标采购过程（包括采购对象的审批、招标、投标、开标、评标、定标、中标、授标等环节）中所存在的泄露保密资料、陪标围标、歧视排斥投标、黑白合同等违法现象几乎都是公开的“秘密”。这类违法行为屡见不鲜的原因一方面是与我国的诚信体系建设有关，更重要的则是法律制度上所存在的种种缺陷所致。公开招标虽然也为我国所明确规定的首选方式，但什么样的情形下适用这一主要采购方式，怎么样来展开公开招标的采购程序，我国的政府采购法中均无详细的章节描述。此外，政府采购法分别将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政府采购对象，适用不同的法律来调整。其中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我国《招标投标法》，而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适用什么样的法律来调整却没有任何的规定。以下，笔者一方面就现行法律的缺位进行阐述和分析，另一方面，对我国相关的行政规章与法律的冲突内容进行剖析。
一、我国政府采购法中公开招标法律程序的缺位
根据我国《政府采购法》第四条规定，政府采购工程进行招标投标的，适用招标投标法。笔者认为，此规定所存在的法律漏洞有：其一，政府采购对象中的货物和服务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公开招标；其二，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矛盾；其三，与工程相关的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在适用法律方面遇到两难的境地，不论是选择《政府采购法》还是《招标投标》的规定，都将遭遇法律障碍；其四，工程如果是通过邀请招标、竞争性谈判、单一来源采购、询价等非公开招标方式则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其五，工程采购如果非公开招标则可以排除《招标投标法》的强行性规定。对于前述所存在的漏洞试分析如下：
其一，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应该适用《政府采购法》的规定进行。由于法律明确规定，工程的公开招标适用我国《招标投标法》的规定，也就意味着货物和服务的公开招标不适用《招标投标法》。然而，我国《政府采购法》又没有对货物和服务进行公开招标的具体操作规程，这样以来，势必就造成法律适用方面的真空状态，为政府采购主体任意选择采购方式开了方便之门。由于采购主体对采购方式的随意选择权不受任何法律监督，那么法律所要求的采购过程中的透明度、公平和公正，也就形同虚设。在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下，供应商的权利受到侵害也就无从救济。
其二，工程采购不适用政府采购法，但这与政府采购法第二条所规定的适用范围相矛盾。法律明确规定，工程采购适用《招标投标法》，意味着采购主体、投标供应商的权利义务、招标采购的全部程序、法律责任等方面的内容都应该适用《招标投标法》的规定。这样以来，政府采购法第二条的适用范围和调整对象应该进行相应的修改。货物、工程和服务这三类政府采购对象就需要减去“工程”这一项。否则，必然会造成法律适用方面的冲突和矛盾。在目前所存在的法律盲点的情形下，政府采购采购当事人所实施的各种违法行为，主管部门很难有效地行使相应的行政主管权。因为工程的公开招标是属于财政部门管理还是属于城建或者交通或者发改等部门，各职能部门的监管职责将会出现相互推卸的情形。
二影响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因素
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有效实施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影响因素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类：
1人员因素
人员因素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员安全意识，另一方面是人员安全操作。人员安全意识强调电力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对电力安全管理的意识程度。据相关研究表明，大多数电力安全事故的发生都是由于用电人员和电力管理人员的安全意识淡薄造成的。例如某厂两名电力运行监护员工在对电动机绝缘电阻进行测量时，由于工作人员违规进行电力检测行为，造成两人受伤。人员操作主要是电力人员操作技术不娴熟或违规操作造成电力安全事故，例如某市一项工程中由于项目负责人使用未获得相关工作许可证的人员，造成工作中引发电火事故造成人员伤亡。
2制度因素
制度因素主要包括电力安全管理相关的条文规定。制度是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保证的前提。合理明确的制度才能保证电力安全管理实施的执行力。如果制度制定不合理，员工不采纳，那么安全管理执行力就会降低。目前很多电力安全管理部门的执行制度只是一个摆设，并没有真正地按照执行制度条文进行实施。另外，有些安全管理执行制度还是很多年前规定的，对现今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并不适用，造成管理执行力的障碍。
3结构因素
结构因素能够影响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的具体实施流程，能影响执行力开展的过程、对象和结果。制定明细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结构，能够使电力安全管理过程中的人员清楚自己在整个结构体系中的位置和作用，使人员明确自己的目标。另外，清晰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结构还能使执行命令能够快速地下达到下属机构，进行有效的针对性管理，从而达到提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目的。
4文化因素
文化因素是强调部门文化的作用。优秀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文化能够扩大安全管理的执行力作用范围，取得比预期更好的结果。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文化会使员工自主形成安全管理意识，将电力安全管理执行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同时优秀的电力安全管理文化还会使员工自主地执行安全管理工作，从精神层面提高了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
5监督因素
监督因素是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最后防范环节。优秀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能够在监督环节对电力安全管理执行进行保障，保证电力安全管理的高效。监督包括检查和反馈，检查是对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情况进行检查，反馈是对电力安全管理工作人员的执行结果进行反馈。监督能够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工作的开展，强化人员安全执行意识。
三提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的措施
1强化人员意识
员工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的意识是实现电力安全的关键，因此在企业内部要塑造一个良好的执行力理念，包括对员工进行多样化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培训，管理人员深入到电力安全管理工作基层与工作人员进行执行交流。定期开展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工作教育大会，对电力安全事故进行分析探讨，让员工深刻认识到电力安全管理工作执行的重要性。此外还要塑造电力安全管理执行良好的榜样形象，使员工产生信服感，带动员工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意识心态的形成和深化，从而提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同时，还可以将员工薪资与安全管理执行情况进行挂钩，促进人员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意识的提高。
2提高人员操作水平
操作人员水平的提高对于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力有着重要作用。高水平才能确保相关电力安全管理措施能够执行到位。如果操作人员技术不合格，即使电力安全管理措施安排到位，但员工无法保证执行效果，也就无法保障电力安全管理的执行力。企业要采用获得相关技术资格的员工，还要对员工能力进行深化培养，使员工技术能力能够与时代接轨，避免新设备、新技术引入时技术人员上出现空缺。
3强化电力安全管理执行制度
制定好的制度才能保障电力安全管理措施有效执行。首先，要制定明确合理的制度条款，使每个员工能够明确自己的安全管理执行定位，更好地做好本职工作。如果员工职位出现交集，不仅浪费资源还会引发安全管理执行中的矛盾，造成执行力的下降。其次，制度的规定要切实可行，不能只是夸夸其谈。制度要根据企业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标准进行合理设定。
4塑造电力安全管理
执行文化除了制度规定外，还要配合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文化的塑造。塑造良好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文化有利于员工安全管理执行意识的形成，同时也在员工原有的安全管理执行意识中进行深化。当员工具备了深刻的安全管理文化意识后，对于现实生活中的电力安全管理执行问题，能够做到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执行，提高执行效果。
5加强电力安全管理
执行监督工作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监督工作是电力安全管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因此监督工作在电力安全管理执行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电力安全管理执行监督工作的开展，一方面要对执行的安全管理工作进行检查，检查各项电力安全工作是否到位，是否满足行业标准要求，是否存在重大失误等；另一方面还要对电力安全管理执行情况进行监督，包括是否执行了电力安全管理工作，执行过程是否态度端正，执行过程是否存在重大遗漏。对于未按照规定进行安全管理执行的员工，要询问具体情况。此外还可以结合相关软件的应用来完善监督工作，提高企业执行力，例如电力系统安全性评价软件的应用。
协议管辖，亦称合意管辖，是指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双方当事人通过协议将他们之间业已发生或可能会发生的涉外民商事争议，交付某国法院审理的管辖权制度。协议管辖是意思自治原则在国际民事诉讼领域的延伸和体现，已为当今世界各国所普遍接受和采用。
一、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上的确立和发展
（一）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上的确立
协议管辖制度虽然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汇纂中的规定，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重视。不过，自20世纪中叶起，国际社会对协议管辖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过去那种不承认协议管辖的观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者指出，管辖协议剥夺法院管辖权的观点充其量仅是一种逐步退化了的法律拟制，反映出对其他法院的公平性采取的偏狭态度。以其他连结因素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便利性，法院也常援引不方便原则拒绝审理其原本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而法律也明文规定调解、和解、仲裁优先于法院的审理，这就意味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被剥夺了管辖权，而在于法院是否应在特定的案件中对其自身的管辖权有所克制。况且，当事人签订协议时通常已经慎重考虑了诉讼便利的问题，即使有不便利的存在也是当事人事先可以预见到的，实难以不便利为由否定管辖协议的可执行性。
协议管辖制度逐渐为各国所接受并最终在国际上得以确立，其实就是其自身优越性在国际社会逐步得到广泛认同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总的来看，该制度主要具有以下一些优点：首先，该制度赋予了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不仅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因有关国家关于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规定过于刻板、僵硬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其次，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单方面拥有太多选择法院的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则导致一事两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民事诉讼顺利、有效地实施。而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两诉现象的产生。最后，承认协议管辖，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所采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国际民事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间民商事交往与合作的日益密切以及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商业实践的深刻变化，协议管辖原则在晚近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5条第1款即规定，管辖协议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也规定，选择法院协议可通过书面方式或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达方式缔结或证明。
2.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日益拓展。各国均允许在涉外合同案件中适用协议管辖，但对于在合同以外的其他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是否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则存在分歧。晚近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打破陈规，逐渐将协议管辖原则广泛适用于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原先被视为的领域。
3.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日遭淡化。对于当事人协议选择的法院是否必须与案件之间有一定的联系，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英、美等国家认为，当事人选择的法院与案件没有联系并不影响管辖协议的效力，不会对当事人将争议提交给与当事人及其争议均无联系但有着处理某类案件丰富经验的法院审理构成妨碍。另一种相反的观点则是要求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必须是与争议和案件有着直接联系或实质性联系的地点的法院。如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15条规定：“一国可以声明其法院拒绝审理排他选择法院协议所适用的争议，如果除被选择法院的地点外该国和当事人或争议间无联系。”
主张漠视联系因素的国家主要是出于能给当事人提供和创造更多便利和自由的考虑，因为如果允许当事人任意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便更能保证所选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和便利性。强调联系因素的国家则出于各种担心而显得比较谨慎和保守。他们认为，如果允许当事人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进行审理，将会给案件的审理（如取证、适用法律等）带来诸多不便，结果反而不利于其真正保护当事人的利益。通过比较和分析，前一种主张似乎更为合理，也更符合协议管辖原则的本意，而后一种主张则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立或经不起推敲。首先，认为不强调联系因素便不能照顾到司法便利性的观点就有些牵强，这种担心也显得多余，因为不将当事人的目光严格限定在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上，会使当事人获得更多的自由，当事人因而可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结合法院的中立性、公正性以及诉讼的专业性、便利性和判决的可执行性等各种因素进行全面和充分的考虑，然后作出最明智、最适当的选择。其次，几乎各国国内法和国际条约都对当事人选择法院施加了一项不得违反专属管辖的限制，有了这种专属管辖优先于协议管辖的限制，就不必担心当事人会利用选择与案件毫无联系的法院的机会损害一国的司法和公共秩序了。最后，淡化所选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拓展，无疑可为当事人更顺利地达成合意提供便利和支持，因为对于两个不同国籍的当事人而言，双方往往都不愿意选择对方所属国的法院管辖。而如果允许他们去选择双方所属国以外的却与案件无任何联系的处于中立地位的第三国法院管辖，则双方会更容易达成这种合意，因为谁都不必担心会出现由对方所属国法院管辖时可能出现的使对方受益，而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的情况。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晚近颁布的国际私法大都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选择与案件有联系的法院。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5条、1995年《意大利国际私法制度改革法案》第4条以及1998年《突尼斯国际私法》第4条，均无不体现了这种新的立法趋势。
二、协议管辖制度运用的合理限制
采用协议管辖原则，承认当事人协商选择管辖法院的权利，实际等于将各国的国际民事管辖权交由当事人重新进行分配。即通过当事人的协议赋予一些法院以管辖权，同时也剥夺一些法院的管辖权。而这不仅会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利产生直接的影响，对国家的司法权益和公共政策也会产生某些冲击。因此，几乎所有国家都在采用协议管辖原则，充分尊重当事人自主选择管辖法院权利的同时，又对协议管辖原则的运用作出一定的限制，以维护本国的公共秩序和确保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从各国的立法和实践以及有关的国际条约来看，对协议管辖原则的限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协议管辖不得违反一国的公共秩序
几乎所有国家的立法和实践都表明，违反一国公共秩序的管辖协议是无效的、不能接受的和不可执行的。而不得对一国法院具有专属管辖权的争议进行协议管辖，也是出于维护该国公共秩序的考虑。对于属于本国专属管辖范围内的案件提交外国法院审理的管辖协议，各国均不承认其效力，也不执行外国法院依此协议行使管辖权所作出的判决。
（二）协议选择的法院不得存在重大的不方便
根据不方便法院原则，如果当事人选择的法院存在诉讼上严重的不方便，可以拒绝受理当事人的案件或中止已经开始的诉讼，而由当事人另向较方便的法院，因为不方便的法院审理案件会造成资源的浪费、诉讼的拖延，甚至会因取证困难、证据不充分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判决。不方便法院的选定，本质上也有悖于当事人的真实意志。
（三）协议管辖不应与弱者保护原则相抵触
为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公平，各国法律都对弱者利益给予加重的保护，这一精神在协议管辖原则上亦得到了体现。例如，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5条第2款规定，如果当事人对管辖法院的选择违反了该法关于保护弱者的规定则无效。
（四）当事人在所选定的法院必须能获得有效的救济
当事人在协议选择的法院不能获得有效救济，管辖协议即为无效或无法执行。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1）所选择的法院不能有效地行使管辖权。例如，根据所选择的法院所属国的法律，该法院不具有审理此类案件的权限；所选择法院不具有对诉讼标的的管辖权；所选择法院由于战争、不能向被告有效送达等原因而无法有效行使管辖权。（2）所选择法院不能给予公平的救济。例如，在美国，当事人所选择的法院常常会因为带有歧视性或存在贪污腐化现象，或没有管辖权，或对特定诉讼请求所适用的时效期间较短而导致诉讼请求时效已经届满等情形，无法为当事人提供有效的救济，从而导致管辖协议无效。
此外，未订有明示的管辖协议的当事人之间，如果争议发生后一方当事人向一国法院提讼，另一方当事人出庭抗辩该法院的管辖权而非应诉答辩，不能被推定为在当事人之间达成了一项默示的管辖协议，因为被告的出庭并不构成对该法院管辖权的服从。
三、我国协议管辖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协议管辖制度在我国亦得到接受和采纳。我国1991年《民事诉讼法》第244条和第245条对明示和默示的协议管辖均作出了规定，即涉外合同或涉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我国法律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原告向我国法院，被告未对我国法院的管辖提出异议，且应诉答辩的，视为承认我国法院为有管辖权的法院。
对比国际上有关协议管辖制度的一般立法与实践，特别是协议管辖制度在晚近新的发展趋势，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显然还存在较多不足，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深化：
（一）在适用范围上可作进一步的拓展
对于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我国将其限定在涉外合同或者涉外财产权益纠纷，但是对于涉外合同纠纷应如何界定并不明确。例如，婚姻关系是否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关系；如认定其属于一种合同关系，那么对于离婚诉讼是否允许当事人协议管辖。从大多数国家的立法和实践来看，婚姻的实质就是一纸契约。因此，关于当事人离婚的诉讼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合同纠纷，可以由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而且，由于目前我国法律中存在允许“一事两诉”的制度弊端，在离婚诉讼中引入协议管辖制度，还可以有效地防止和减少“一事两诉”现象的产生。
（二）对管辖协议的形式可作进一步的简化和放宽
对于管辖协议的形式，我国仍采取了严格的书面要求。这不仅与当今的国际普遍实践不一致，与我国1999年《合同法》中新的立法趋势也是相悖的。根据《合同法》第11条的规定，合同的书面形式包括合同书、信件和数据电文（如电报、电传、电子数据交换和电子邮件）等可以有形地表现所载内容的形式。《合同法》之所以对合同形式作重大的立法改革，无疑是为了适应科技的发展所带来的商业实践的深刻变化。在国际经济生活节奏日益加快的今天，为了实现交往的便利、交易的安全，也为了更好地满足和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合同形式的宽松化和简单化便成为时展的必然选择。因此，管辖协议作为一种特殊的合同，其形式亦应得到一定程度的简化和放宽，而无须固守传统的书面形式。
（三）应取消或放弃对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联系的要求
我国要求当事人必须协议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不仅与当今国际上主张漠视或淡化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的联系的发展趋势背道而驰，而且在实质上排除了更受当事人青睐和欢迎的却与案件无实际联系的中立法院或专业法院参与选择的可能，使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范围大大缩小，为当事人就管辖法院的选择达成一致设置了不必要的障碍，从而也一定程度上妨碍了协议管辖制度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协议管辖制度，须取消协议法院与案件之间联系上的要求。
（四）应对协议管辖制度的限制运用作出更为全面、合理的规定
(一)协议管辖制度在国际上的确立
协议管辖制度虽然最早可追溯至罗马法汇纂中的规定,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得到各国的广泛认同和重视。不过,自20世纪中叶起,国际社会对协议管辖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过去那种不承认协议管辖的观点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批评者指出,管辖协议剥夺法院管辖权的观点充其量仅是一种逐步退化了的法律拟制,反映出对其他法院的公平性采取的偏狭态度。以其他连结因素作为法院行使管辖权的依据往往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确定性、不便利性,法院也常援引不方便原则拒绝审理其原本享有管辖权的案件,而法律也明文规定调解、和解、仲裁优先于法院的审理,这就意味着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法院是否被剥夺了管辖权,而在于法院是否应在特定的案件中对其自身的管辖权有所克制。况且,当事人签订协议时通常已经慎重考虑了诉讼便利的问题,即使有不便利的存在也是当事人事先可以预见到的,实难以不便利为由否定管辖协议的可执行性。
协议管辖制度逐渐为各国所接受并最终在国际上得以确立,其实就是其自身优越性在国际社会逐步得到广泛认同的集中体现,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总的来看,该制度主要具有以下一些优点:首先,该制度赋予了当事人选择法院的自主权,不仅有助于避免或减少因有关国家关于国际民事管辖权的规定过于刻板、僵硬而可能造成的不公平、不合理管辖的现象,而且借当事人之手使各国间的国际民事管辖权冲突轻松而巧妙地得到了解决。其次,在各国法院平行管辖的情况下,原告单方面拥有太多选择法院的机会,他可以选择到那个为其所信任且对其最为有利的法院去起诉,而被告则只能屈就原告的选择,或者另择法院起诉。前者导致当事人之间诉讼机会的不均等,后者则导致一事两诉,两者均不利于国际民事诉讼顺利、有效地实施。而承认协议管辖,则能实现当事人之间程序和实体的平衡,并能有效防止和减少一事两诉现象的产生。最后,承认协议管辖,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当事人双方即可在签订协议时对法院办案的公正性、诉讼所用语言及交通方面的便利程度、双方对诉讼所采程序的熟悉程度、判决的可执行程度及费用的可接受程度等因素进行全面的考虑和权衡,大大增强了国际民事诉讼的确定性和可预见性,有利于维护交易安全及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
(二)协议管辖制度的发展
随着时代的进步,各国间民商事交往与合作的日益密切以及科技的迅猛发展和商业实践的深刻变化,协议管辖原则在晚近也呈现出一些新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管辖协议的形式要件日益放宽。根据管辖协议订立的方式,可将管辖协议分为明示的管辖协议和默示的管辖协议。对于明示的管辖协议,大多数法律都要求以书面形式达成。这无疑有利于防止和减少管辖权争议的产生,即使产生争议,也容易举证并及时解决。但是,过于强调书面形式,很多时候并不利于国际民商事争议的妥善解决,无益于保护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因此,许多国家都主张对管辖协议的书面形式作扩大和灵活的解释。例如,1988年《瑞士联邦国际私法》第5条第1款即规定,管辖协议可通过书写、电报、电传、传真或其他可构成书面证明的通讯方式达成。2005年海牙《协议选择法院公约》第3条第3项也规定,选择法院协议可通过书面方式或其他任何能够提供可获取的供后来援用的信息的传达方式缔结或证明。
2.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日益拓展。各国均允许在涉外合同案件中适用协议管辖,但对于在合同以外的其他涉外民商事案件中是否允许当事人协议选择法院,则存在分歧。晚近的发展趋势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打破陈规,逐渐将协议管辖原则广泛适用于身份、婚姻家庭、继承等原先被视为禁区的领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联合王国，一般称为英国，在行政区划上它分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部分。英国没有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一个政治联盟之内几个法律制度并存：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普通法制度①，苏格兰实行大陆法制度，北爱尔兰实行与英格兰相似的法律制度。英国是普通法系民事诉讼和国际私法制度的源头，在开拓殖民地时英国便将普通法和衡平法带到了世界各地。普通法系数十个国家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虽各有特色，但其法律原理、制度精神乃至具体的程序都深深地打上了“日不落帝国”的烙印。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对于整个普通法系民商事管辖权机制的建构和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世界诉讼法发展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民事诉讼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1999年4月26日，英国《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②生效，它基本上结束了高等法院和郡法院适用不同诉讼程序规则的历史。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受欧盟统一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英国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也有了新的发展。研究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不仅可以了解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运行和汲取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优势和改革成果，以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其意义更在于从本源上把握普通法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机理和演变。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这个标题使人联想到在英国有一个统一的民商事管辖权法律制度，由于上述原因，英国没有单一的民商事管辖权法律制度。本文讨论的主要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在本文中，除有特别说明以外，提及的英格兰包括威尔士。
一、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主要特色
（一）英国是个多法域国家，各法域有独立的管辖权规则
前面已经阐述，英国没有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由三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组成或者说存在三个法域。这些制度反映了各自的历史，并在法律、组织和惯例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苏格兰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不同的法律传统在同一个政治联盟之内共存，不断地激起有关管辖权的争论和革新。同时，由于三个法域的法律制度差距很大，不同法域之间的管辖权的冲突明显，协调难度大。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以下简称2001年第44号规则）有时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的法院，在其他一些场合则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某一具体法院。如果规则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某一具体法院——例如，住所在不同成员国的当事人书面选择由伦敦高等法院管辖他们之间的案件，或者被告在该法院出庭应诉，或者特别管辖权被赋予事件已经发生或者应当发生的地方的法院——则该确定的法院将拥有国际管辖权；并且不需要通过英国法律来确定哪一法院拥有国内管辖权。但是，在其他的案件中，2001年第44号规则只把管辖权分配给某一成员国的法院，例如分配给英国的法院。一旦英国被确定为拥有国际管辖权的成员国，2001年第44号规则的任务或者国际管辖权的分配便已完成。在此类案件中，国内管辖权的分配由英国国内法决定。
在英国，规定国际案件管辖权的国内分配的规则是经《2001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令》③附件2第4款修正的《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附件4。《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原来的版本规定了英国的国内管辖权，它反映了1968年《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上述规定后来同样被用于确定1988年《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洛迦诺公约》）分配给英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但是，不管英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是源于2001年第44号规则、《布鲁塞尔公约》还是《洛迦诺公约》，或者根本不存在国际管辖权问题，而仅仅是关于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国内管辖权问题，通过《2001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令》插入的、以《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新附件4的形式出现的规定都可适用。
（二）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且差别颇大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
由于英国是欧共体以及现在的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而欧共体以及欧洲联盟存在自己独立的一套管辖权规则，故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即《布鲁塞尔公约》、《洛迦诺公约》和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欧盟理事会2003年第2201号《关于婚姻案件和亲子责任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欧盟理事会2000年第1346号《关于破产程序的规则》确立的管辖权制度，以及英格兰普通法确立的管辖权制度。
欧洲联盟的管辖权规则主要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而英格兰本身的管辖权规则反映了普通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④，两者无论是在确立管辖权的基本理念、原则，还是在具体制度上均存在颇大的差异，但这两套制度也存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
（三）除成文法外，英格兰还存在有关确定民商事管辖权的大量判例
在未制定成文法的领域，法院管辖权的确立完全由判例法支配；即使是已经制定了成文法的领域，判例法仍然对成文法起着补充和解释作用。成文法，加上判例法的补充，使得英格兰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颇为完善和复杂。
（四）英格兰普通法民商事管辖权的过分性
在长期的实践中，英格兰逐渐形成了本国传统的管辖权规则，或者称为普通法管辖权规则。英格兰普通法管辖权规则可简要地概括为：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取决于传票的送达，而传票的送达可基于被告在管辖区内的出现。如果被告身处管辖区之外，则进行送达前要取得法院的许可。
对于管辖区内的送达，只要作为被告的个人在英格兰出现，不论其出现的时间如何短暂，而且不管其国籍、住所或惯常居所（只要该住所或惯常居所不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境内），也不管诉因的性质如何，只要对其进行了传票送达，英格兰法院就拥有对被告的管辖权。
如果不能在管辖区内对被告进行送达，则有必要进行域外送达。原告可请求法院授予向域外送达诉状格式的许可。许可申请根据《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3节提出。原告可在不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提出申请。法院可以授予也可以不授予许可，但通常法院将授予许可，此时送达将被实施。《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0条的规定具有过分性，被认为授予了英格兰法院足够广泛的域外管辖权。⑤
一、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概念和意义
（一）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概念
国际商事仲裁庭、仲裁机构或仲裁员对国际商事争议有特定的权力，对国际商事争议做出审理、裁决，叫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仲裁员对案件进行裁决、审理，审理的案件包括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我们也可以这样说，仲裁管辖权归就是仲裁员的管辖权。而对于机构仲裁，仲裁管辖权被叫作仲裁机构管辖权，又可被称为仲裁庭管辖权，因为整个案件是以仲裁庭名义进行审理的，仲裁庭做出的裁决书发送时都是以仲裁机构的名义。在解决争议纠纷时，管辖权就是首要的依据，国际商事仲裁进行的先决条件就是仲裁管辖权的存在，所以，在国际商事中仲裁管辖权存在有重大意义，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二）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意义
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的重要意义有：
1.有效的仲裁管辖权排除法院对特定案件的管辖权，法院不得对有仲裁协议的争议案件进行审理。大多数国家都在相应法律中对此作了明文规定，1985年《示范法》第5条也规定：“由本法管辖的事情，任何法院均不得干预，除非本法有此规定”。当仲裁庭对仲裁做出裁决后，如果一方当事人不同意决定，可以向法院提出申请，同时，另一方当事人也可以针对此决定向法院提出异议。
2.有效的仲裁管辖权决定仲裁结果的可执行性。仲裁管辖权的有效性对仲裁结果非常重要，如果仲裁管辖权无效，当事人就可以否定仲裁结果，向相关部门申请撤销仲裁结果。所以，仲裁管辖权的有效性作用就是否定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质疑，从而对仲裁结果进行肯定。
3.有效的仲裁管辖权是仲裁程序顺利进行的基础。仲裁庭在审理案件之前，必须通过有效的管辖权组成仲裁庭，这样审理的案件才算有效。如果当事人在程序进行过程中对管辖权产生异议，当事人可以向相关部门提出异议。等待相关部门的最后决定，一旦仲裁机构肯定了当事人提出的异议，那么仲裁庭对于本次异议所做的准备工作相当于白做。
二、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还存在一些不足的地方，主要表现在：
（一）缺失临时仲裁制度
仲裁包括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机构仲裁一般指按照仲裁机构原本就有的仲裁规则、仲裁审理过程，是原本就存在的常设仲裁机构。而临时仲裁是由当事人协商确定，相对机构仲裁而言，是指事先不存在的一系列仲裁程序，临时产生的，当异议解决后，相应的仲裁组织将随之消失。所以，临时仲裁在国际商事仲裁中，有其快捷、方便的特点，同时又可以为当事人省去部分费用。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临时仲裁有其存在的必要价值，很多国家都存在这种仲裁。
而在我国，正是缺失临时仲裁。根据《仲裁法》相关规定，在我国仲裁协议只有仲裁选定的仲裁委员才能做出决定，导致在不同区域同类事件中我国与外国当事人不对等。
（二）可仲裁事项不明确，范围窄
各个国家仲裁法的规定不尽相同，在我国对异议可仲裁的主要在《仲裁法》的2、3条里面，即凡是“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都可以进行仲裁解决；同时所属下列的不能仲裁：“（1）抚养、收养、婚姻等纠纷；（2）根据法律异议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而在《仲裁法》的65条中又有规定：“涉外经济贸易、运输和海事中发生的纠纷的仲裁，适用本章的规定。本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本法其他有关规定。”
我国对可否仲裁的事项规定的比较原则，而且不宽泛。对于条款“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它用概括的方式规定了排除可仲裁的事项，条款没有举例，立法用词又笼统，在实际中导致异议时有发生。针对当下的知识产权异议就很多，仲裁法律法规对此都没有明确规定。通过实践，如果不赋予类似于知识产权这类异议可仲裁性的，这种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将会普遍存在当事人中。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曾经裁决过一个类似的商标权的案件：案件涉及的是一家中外合资企业，甲乙双方在签定合时，甲方自愿出资商标权。合作后慢慢得知，甲方出资的商标权是以自己的名义获得的，而非以合资企业名义获得。三年后，这家企业解散了，原因是由于合资企业通过经营使其商标知名度大大提高，而后双方因为商标权发生纠纷导致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违约方理应是甲方，甲方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未真正投入注册商标，我们一致认为商标最终会归乙方所有，或者在企业解散后，商标权均有使用的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商标法》不会承认仲裁庭这一权力，所以商标权最终归甲方所有。这种情况就是非常不合理，但在我国却是合法的。
（三）没有采纳自裁管辖权原则
在我国，《仲裁法》规定是由仲裁委员会或法院来决定仲裁庭的管辖权。而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又规定法院在仲裁机构之前可以受理当事人对国际商事的相关诉求，还可以对仲裁程序进行中止，这种方式有背自裁管辖权的原则。从大部分国家的仲裁机构和法律的仲裁规则看，大多把管辖权授予了仲裁庭，由仲裁庭对异议做出初步判断，所以，从根本上说仲裁机构没有裁决案件和审理的职能，这种职能是有仲裁庭来完成，而这种选择也符合自治原则。但在我国恰恰与之背道而驰，由仲裁机构而非仲裁庭来完成仲裁异议。引起了很多异议如下：（1）仲裁机构只承担审理仲裁协议存在与否和依据本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是否顺利进行，所以不是裁决机构，由仲裁庭经过审理决定管辖权异议是否确定。（2）由仲裁机构来决定管辖权的异议，不但使仲裁庭失去了公平、公正，裁决的结果仲裁庭必须向仲裁机构进行汇报，仲裁机构才是最后做出决定的机构，这样导致了仲裁庭过分依赖仲裁机构，仲裁庭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性。（3）由于管辖权的异议在仲裁庭与仲裁机构往返次数非常多，导致人为介入的因素增多。
三、完善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制度的建议
综合上述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管辖权存在的问题，建议从如下方面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
（一）建议确立临时仲裁
我国应该确立临时仲裁，尊重当事人。由于缺少临时仲裁，极易造成中外当事人之间的不对等，只有尽快建立临时仲裁，才能消除这种不平等现象，从而保护我国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临时仲裁的确立，对我国仲裁机构本身的发展和生存也是有益的。首先，它的存在可以为当事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虽然我国现在是市场经济但仍受计划经济影响，如果缺少临时仲裁，仲裁机构就没有竞争，而当事人在异议时的需求也得不到满足。其次，从经济效益看，机构仲裁成本高，有自己的组织机构，支出大。这些支出往往最后都要加到当事人身上，给当事人带来一定的经济压力，不附合经济效益的规则。而临时仲裁恰恰能省去这部分支出，解决了当事人费用难的问题，体现了仲裁的功能性。因此，建设在相关法律法规中，授予临时仲裁空间，让机构仲裁和临时仲裁并存，促进临时仲裁和机构仲裁的协调发展，从而达到不断完善我国仲裁机制的目的。
（二）建议扩大可仲裁事项范围
我国《仲裁法》第2条规定“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对于“合同纠纷”我们容易操作，但就其中的“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却存在很多异议。例如，知识产权纠纷是否包括在内？《仲裁规则》对契约性或非契约性贸易争议进行了规定，所以，对知识产权纠纷，只要当事人之间存在仲裁协议，无论是侵权纠纷还是合同纠纷，CIETAC都可以受理，但却在我国仲裁法规定可仲裁事项之外。而对于《仲裁法》第3条规定的收养、婚姻、扶养、监护纠纷，虽然不可仲裁但也要进行相应改变。近几年，我国家庭婚姻纠纷问题非常多且都具有可仲裁性，例如，包括孩子的抚养权、费用等。我国《婚姻法》规定，如果夫妻双方不能达协议的由法院进行处理，至于其它方面，法律也没有强制必须由法院出面解决，对这些异议为仲裁留下了余地。
可以看出在《仲裁法》2条、3条之间有一些空白地带能够进行尝试，对于异议的可仲裁性需要法律的明确规定，要不然将会导致不统一的情况在实践过程中发生。为了促进我国与国际接轨，中国对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先进的仲裁做法应给予借鉴，把仲裁范围扩大，这样做即尊重了当事人，又达到仲裁目的，还能发展国际商事。
（三）建议采取自裁管辖权
我国也应该积极采取自裁管辖权制。发达仲裁国家的仲裁实践表明，由仲裁庭对管辖权异议问题做出裁决，仲裁庭再将结果交由法院采纳自裁管辖权原则，不但有利于法院对其仲裁决定对其进行监督，而且有利于提高仲裁效率，所以，这种仲裁模式也非常适用于我国，应该积极尝试。
关键词：跨国破产；管辖权；解决措施
一、跨国破产和跨国破产管辖权
（一）跨国破产的含义。跨国破产，又称涉外破产、越界破产或国际破产，顾名思义就是含有涉外或者国际因素的破产。包含债权人位于国外、债务人位于国外或者债务人的财产位于国外三种情形。具体而言：（1）债权人部分或者全部的位于外国。在此种情况之下，破产程序开始之时就涉及到处于外国的债权人的承认与清偿问题；（2）债务人位于外国。在此种情况之下，便会涉及到破产案件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等问题；（3）债务人的财产位于外国。这时破产程序就会涉及到外国的财产是否归于破产财产、选择适用本国还是外国法律问题。
（二）跨国破产管辖权的重要性。跨国破产案件往往涉及到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因而它具有国内破产案件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因而跨国破产的管辖权问题尤为重要。解决跨国破产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是适用法律、使一国法院的判决具有域外效力，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的首要条件。
二、跨国破产的管辖权
由于跨国破产牵扯到除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就决定了其特殊性及复杂性。首先一点就是涉及到外国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即法院选择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结果如何。英国莫里斯这样描述管辖权的地位：“在英国法律冲突中，管辖权问题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管辖权（无论是英国法院还是外国法院）得到满意解决，法律选择就不成什么问题了。”
（一）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理论上包括商人破产主义和一般人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源于拿破仑法典，是指破产法仅适用于商事主体而不能适用于非商事主体，其实质在于只承认商人的破产能力，否认自然人的破产能力。在现代破产法的立法例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巴西均采用了此种理论。一般人破产主义是指不论是个人还是法人，都能进行破产，实质就在于承认包括自然人在内的所有民商事主体的破产能力。它起源于英国、德国，当代的破产法立法例中美国、日本、瑞士、瑞典均采用此理论。在立法实践中，《欧盟破产程序规则》第1条第2款规定：“本规则不适用于关于保险公司、信贷机构、经纪类投资公司和综合类投资公司。” 《跨国破产示范法》也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涉及此处标明在本国受特别破产法规管制且本国希望将其排除于本法之外的任何类别的实体，例如银行或保险公司的程序。”
在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上，上述两部法律没有将“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或共同投资公司”等的金融机构囊括到其范围之内，稍显不妥。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举足轻重，明确约定金融机构类适用的破产程序对于最大化破产财产价值就更有意义。所以，理应确定以上机构债务人也同样受国内外一般破产规则的管辖。
（二）跨国破产的地域管辖
1、债务人主营业地管辖。以债务人的主营业地作为确定管辖权的首要选择，这是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首先，主营业地是债务人生产、经营、管理的主要场所，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多发生于主营业地，选择主营业地管辖有利于法院查清楚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债务人的财产、会计资料等文件多于主营业地保存，主营业地法院管辖为清算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三，债务人的业务活动对主营业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例如，在日本，破产案件首先由债务人主营业所所在地地方法院专属管辖。如果债务人在国外也有主营业所时，则由其在日本的主营业所所在地地方法院专属管辖。只有缺少主营业所所在地这个连结因素时方考虑其他因素，如普通审判籍所在地、债务人财产所在地等。
2、债务人住所地管辖。在跨国破产案件的各种管辖标准中，很多国家将债务人住所地作为首要的连结因素，各国一般将法人注册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视为住所。由于住所地与债务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从破产程序的目的来看，更有助于实现债权人公平分配债务人财产的目标。
由于承认住所地破产往往是以假设债务人的主营业所与其惯常居所或法定住所一致为前提的，但如若公司等商业主体通过改变住所地对管辖权进行法律规避，以此选择对其有利的管辖法院，则结果可能大为不同。在大部分国家的立法中，故意进行法律规避是不被允许的，并且故意进行法律规避则意味着住所地不再是利益中心所在地，也就失去了住所地作为确定管辖权存在的价值标准。因此，如果有证据表明债务人的利益中心位于其他地方，破产案件的管辖权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
3、财产所在地管辖。财产所在地管辖是典型的“长臂管辖”。破产程序的焦点就是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债务人的财产中得到债权的满足，因此其中的关键因素“财产”的所在地就成为债务人住所地和主要营业地之外的重要连接因素。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中国香港等都已经承认了这种管辖权。
4、国籍国管辖。国籍国管辖作为一个补充因素，是着眼于对人的管辖，法国等一些国家依据当事人的国籍来选择破产案件的管辖权。
（三）跨国破产的级别管辖。跨国破产的级别管辖主要是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管辖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各国对此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本着谨慎的态度，主张确立由上级法院或者专属法院作为一审法院，而以德日为代表的国家则倚重于案件审理的简便、快捷，主张将下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鉴于跨国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及特殊性，若单纯的将上级法院或者专属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可能会导致程序的繁杂和诉讼时间的延长，将下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又会面临下级法院欠缺对破产案件复杂性的考虑。但是，由于跨国破产案件所涉及的财产数额和影响程度都更为显着，因此权衡诉讼效益和诉讼效率两者，前者显然更为重要。所以，设立专门针对破产案件的破产法庭，配备专门的破产法官是值得借鉴的制度。
三、跨国破产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由于跨国破产涉及到除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各国在相关的司法制度上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另外，各国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以及国家主权原理（对同一个债务人的破产，只要与本国及其利益发生联系，哪个国家也不愿轻言放弃管辖权，反而尽量扩张管辖权，唯恐失去保护本土利益的机会。在这种主权观念支配下，迄今为止，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均决定了矛盾冲突的存在。笔者认为，解决跨国破产的管辖权冲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各国应遵循“国际礼让”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国际礼让原则，是指一国法院处于礼让而拒绝行使本国法院的涉外民事管辖权，其并不是主权的让与而是国际主权的主动行使，是法院基于国家关系和国际利益的考虑，并且为了实现管辖权的国际协调而主动进行的自我约束。不方便法院原则，其含义是当存在一个更加适合的管辖地时，给法院提供一个自由裁量并因此防止当事人跨国挑选法院的机制。
充分遵循上述两个原则，恰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找到“最充分联系”的管辖法院，充分发挥国际社会合作的优势，以此减少由于冲突所造成的损害。
（二）以国际条约限制管辖权冲突的发生。缔结国际条约，统一规定确立国际管辖权的依据，通过国际条约和双边协议可以很有效的对各国的义务进行规制，是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上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国际条约统一了管辖权标准或限制管辖权的范围，不仅约束成员国，对非成员国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对抑制各国跨国破产管辖权的膨胀有着积极作用。例如，欧洲的一系列破产公约：《欧共体1982年草案》、《1990年伊斯坦布尔公约》、《欧盟破产程序公约》、《欧盟破产程序规则》以及解决冲突的四大条约（《布斯塔曼法典》、《关于船舶碰撞管辖权公约》、《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等。
（三）协商解决个别案件。由于跨国破产案件的特殊性，在其他方法不能够有效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时，通过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之间进行合作协调解决管辖权冲突也不失为一种协调冲突的有效途径。这种管辖权的协调其实是与跨国破产中的司法协助以及域外效力的承认与执行是紧密相连的。“让各国在‘双赢’的驱动下放弃了保守的主权主义，是国际合作理念在跨国破产管辖权冲突协调过程中的充分反映。”
主要：
[1]赵相林，杜新丽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转引自张玲.跨境破产合作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12.
屈广清.国际私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3.
一、跨国破产和跨国破产管辖权
（一）跨国破产的含义。跨国破产，又称涉外破产、越界破产或国际破产，顾名思义就是含有涉外或者国际因素的破产。包含债权人位于国外、债务人位于国外或者债务人的财产位于国外三种情形。具体而言：（1）债权人部分或者全部的位于外国。在此种情况之下，破产程序开始之时就涉及到处于外国的债权人的承认与清偿问题；（2）债务人位于外国。在此种情况之下，便会涉及到破产案件的管辖权、法律适用以及破产程序的域外效力等问题；（3）债务人的财产位于外国。这时破产程序就会涉及到外国的财产是否归于破产财产、选择适用本国还是外国法律问题。
（二）跨国破产管辖权的重要性。跨国破产案件往往涉及到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因而它具有国内破产案件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因而跨国破产的管辖权问题尤为重要。解决跨国破产案件的管辖权问题是适用法律、使一国法院的判决具有域外效力，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与执行的首要条件。
二、跨国破产的管辖权
由于跨国破产牵扯到除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就决定了其特殊性及复杂性。首先一点就是涉及到外国法院的管辖权问题，即法院选择的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结果如何。英国莫里斯这样描述管辖权的地位：“在英国法律冲突中，管辖权问题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如果管辖权（无论是英国法院还是外国法院）得到满意解决，法律选择就不成什么问题了。”
（一）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理论上包括商人破产主义和一般人破产主义。商人破产主义源于拿破仑法典，是指破产法仅适用于商事主体而不能适用于非商事主体，其实质在于只承认商人的破产能力，否认自然人的破产能力。在现代破产法的立法例中，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巴西均采用了此种理论。一般人破产主义是指不论是个人还是法人，都能进行破产，实质就在于承认包括自然人在内的所有民商事主体的破产能力。它起源于英国、德国，当代的破产法立法例中美国、日本、瑞士、瑞典均采用此理论。在立法实践中，《欧盟破产程序规则》第1条第2款规定：“本规则不适用于关于保险公司、信贷机构、经纪类投资公司和综合类投资公司。” 《跨国破产示范法》也规定：“本法不适用于涉及此处标明在本国受特别破产法规管制且本国希望将其排除于本法之外的任何类别的实体，例如银行或保险公司的程序。”
在跨国破产的管辖范围上，上述两部法律没有将“银行、保险公司、投资公司或共同投资公司”等的金融机构囊括到其范围之内，稍显不妥。因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挥的作用已经举足轻重，明确约定金融机构类适用的破产程序对于最大化破产财产价值就更有意义。所以，理应确定以上机构债务人也同样受国内外一般破产规则的管辖。
（二）跨国破产的地域管辖
1、债务人主营业地管辖。以债务人的主营业地作为确定管辖权的首要选择，这是大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首先，主营业地是债务人生产、经营、管理的主要场所，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多发生于主营业地，选择主营业地管辖有利于法院查清楚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次，债务人的财产、会计资料等文件多于主营业地保存，主营业地法院管辖为清算债务人的债权债务关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第三，债务人的业务活动对主营业地的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例如，在日本，破产案件首先由债务人主营业所所在地地方法院专属管辖。如果债务人在国外也有主营业所时，则由其在日本的主营业所所在地地方法院专属管辖。只有缺少主营业所所在地这个连结因素时方考虑其他因素，如普通审判籍所在地、债务人财产所在地等。
2、债务人住所地管辖。在跨国破产案件的各种管辖标准中，很多国家将债务人住所地作为首要的连结因素，各国一般将法人注册地、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视为住所。由于住所地与债务人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从破产程序的目的来看，更有助于实现债权人公平分配债务人财产的目标。
由于承认住所地破产往往是以假设债务人的主营业所与其惯常居所或法定住所一致为前提的，但如若公司等商业主体通过改变住所地对管辖权进行法律规避，以此选择对其有利的管辖法院，则结果可能大为不同。在大部分国家的立法中，故意进行法律规避是不被允许的，并且故意进行法律规避则意味着住所地不再是利益中心所在地，也就失去了住所地作为确定管辖权存在的价值标准。因此，如果有证据表明债务人的利益中心位于其他地方，破产案件的管辖权也会发生相应的转移。
3、财产所在地管辖。财产所在地管辖是典型的“长臂管辖”。破产程序的焦点就是着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从债务人的财产中得到债权的满足，因此其中的关键因素“财产”的所在地就成为债务人住所地和主要营业地之外的重要连接因素。现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如美国、英国、日本、德国、中国香港等都已经承认了这种管辖权。
4、国籍国管辖。国籍国管辖作为一个补充因素，是着眼于对人的管辖，法国等一些国家依据当事人的国籍来选择破产案件的管辖权。
（三）跨国破产的级别管辖。跨国破产的级别管辖主要是划分上下级法院之间管辖案件的分工和权限。各国对此的规定也有所不同。以英美为代表的国家本着谨慎的态度，主张确立由上级法院或者专属法院作为一审法院，而以德日为代表的国家则倚重于案件审理的简便、快捷，主张将下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鉴于跨国破产案件的复杂性及特殊性，若单纯的将上级法院或者专属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可能会导致程序的繁杂和诉讼时间的延长，将下级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又会面临下级法院欠缺对破产案件复杂性的考虑。但是，由于跨国破产案件所涉及的财产数额和影响程度都更为显著，因此权衡诉讼效益和诉讼效率两者，前者显然更为重要。所以，设立专门针对破产案件的破产法庭，配备专门的破产法官是值得借鉴的制度。
三、跨国破产管辖权冲突的解决
由于跨国破产涉及到除本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而各国在相关的司法制度上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差异；另外，各国司法制度的独立性，以及国家主权原理（对同一个债务人的破产，只要与本国及其利益发生联系，哪个国家也不愿轻言放弃管辖权，反而尽量扩张管辖权，唯恐失去保护本土利益的机会。在这种主权观念支配下，迄今为止，也没有在全球范围内形成有约束力的国际公约）均决定了矛盾冲突的存在。笔者认为，解决跨国破产的管辖权冲突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各国应遵循“国际礼让”原则和“不方便法院原则”。国际礼让原则，是指一国法院处于礼让而拒绝行使本国法院的涉外民事管辖权，其并不是主权的让与而是国际主权的主动行使，是法院基于国家关系和国际利益的考虑，并且为了实现管辖权的国际协调而主动进行的自我约束。不方便法院原则，其含义是当存在一个更加适合的管辖地时，给法院提供一个自由裁量并因此防止当事人跨国挑选法院的机制。
充分遵循上述两个原则，恰当地行使自由裁量权，找到“最充分联系”的管辖法院，充分发挥国际社会合作的优势，以此减少由于冲突所造成的损害。
（二）以国际条约限制管辖权冲突的发生。缔结国际条约，统一规定确立国际管辖权的依据，通过国际条约和双边协议可以很有效的对各国的义务进行规制，是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上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一种手段。国际条约统一了管辖权标准或限制管辖权的范围，不仅约束成员国，对非成员国也起到一定的引导作用，这样在一定程度上对抑制各国跨国破产管辖权的膨胀有着积极作用。例如，欧洲的一系列破产公约：《欧共体1982年草案》、《1990年伊斯坦布尔公约》、《欧盟破产程序公约》、《欧盟破产程序规则》以及解决冲突的四大条约（《布斯塔曼法典》、《关于船舶碰撞管辖权公约》、《协议选择法院公约》、《关于民商事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等。
（三）协商解决个别案件。由于跨国破产案件的特殊性，在其他方法不能够有效解决管辖权冲突问题时，通过拥有管辖权的法院之间进行合作协调解决管辖权冲突也不失为一种协调冲突的有效途径。这种管辖权的协调其实是与跨国破产中的司法协助以及域外效力的承认与执行是紧密相连的。“让各国在‘双赢’的驱动下放弃了保守的主权主义，是国际合作理念在跨国破产管辖权冲突协调过程中的充分反映。”
主要参考文献：
[1]赵相林，杜新丽主编.中国国际私法立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转引自张玲.跨境破产合作中的国际私法问题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博士论文，2005.12.
[3]屈广清.国际私法导论.法律出版社，2003.
[4]李双元主编.中国国际私法通论.法律出版社，2007.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核能开始应用于民用领域，但是核能是与风险共存的新兴能源，从1986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再到去年福岛核泄漏事故，所造成的损害地都不只在本国领土范围内，而发生在境外的这些侵害结果都属于跨界核损害。跨界损害是指起源国所在国界以外的一国领土或在其管辖的领土之外的其他地方，或在包括起源国在内的任何国家管辖或控制范围之外的其他地方造成的损害，不论当事国或地区是否拥有共同边界i。而大多数情况下受害人难以得到损害赔偿，如果难以利用协商的方式解决，则需要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通过司法途径首要解决的就是管辖权问题。
一、跨界核损害管辖权选择对受害国的影响
就一国的侵权诉讼而言，管辖权的选择和确定决定了诸多方面，如：法律适用、判决的承认和执行，而这些都直接决定了是否能够赢得诉讼、能否取得赔偿。在诉讼过程中，受害人会遇到诸多困难：1、责任人位于境外；2、诉讼成本加大；3、虽然核损害的赔偿责任属于绝对责任，但是关键性证据难以取得，因为该项证据绝大多数位于境外，即跨界核损害行为实施地；4、不同国家间的法律差异使争议的解决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遭遇不方便法院原则，驳回起诉。由于国际条约尤其是关于跨界核损害责任的国际条约的调整事项和调节范围有限，且有相当一部分尚未生效或缔约国过少，因此跨界核损害侵权诉讼还有赖于各国的国内法。
二、专门性国际条约中的管辖规定
（一）《巴黎公约》中的管辖规定
《巴黎公约》第13条就公约调整范围内的核损害赔偿诉讼的管辖权做出了规定：（a）除本条另有规定外，《巴黎公约》第3、4、6（a）、6（e）条所知诉讼的管辖权应只属于在其领土内发生核事件的缔约方法院；（b）当核事件发生在缔约方领土外，或核事件发生地不能确定时，管辖权属于有责任的运营者的核装置所在地的缔约方法院；（c）如果按照本条（a）或（b）款规定，管辖权属于一个以上缔约方法院时，（ヽ）如果核事件一部分发生在任何缔约方领土外，一部分发生在一个缔约方领土内，则管辖权属于该缔约方法院（ヾ）在其他任何情况下，管辖权属于本公约第17条所指的法院应其中一有关缔约方请求所确定的、与争议案件最密切相关的国家的法院。也就是说当跨界核损害发生时，由核事故发生地而非遭受损失的缔约方法院，对有关诉讼行使管辖权。
（二）《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维也纳公约》的管辖规定
相对《巴黎公约》而言，《维也纳公约》提出了对于专属经济区发生核损害的管辖权，扩大了遭受跨界核损害受害国的地域赔偿范围。《关于适用〈维也纳公约〉和〈巴黎公约〉两者关系的联合议定书》中还规定了：如果有管辖权的法院是缔约方的法院而不是装置国的法院，其法院具有管辖权的缔约方应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使得装置国能够参与诉讼和参加任何关于赔偿的解决。
（三）《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的管辖规定
《巴黎公约》和《维也纳公约》都规定了，由核事件发生地而非遭受损害大的缔约方法院，对有关的诉讼拥有管辖权。这也是《巴黎公约》和《维也纳公约》颇受指责的规定。《1997年维也纳公约议定书》以及《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这两个公约并未对管辖权的规定进行根本性的改变。由于跨界核损害波及范围广，损害后果严重，若将管辖权赋予跨界核损害结果发生地法院，必将出现多个法院对同一核事故事件引起的、发生在不同国家的跨界核损害赔偿诉讼享有管辖权的情景，从而无法实现赔偿的公平分配以及对责任限额的遵守。
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希望加入《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以限制其他国家进行诉讼。日本希望通过加入《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利用第XIII条，关于管辖权的规定：1.除本条另有规定外，对于与核事件所造成核损害有关的诉讼的管辖权仅属于发生核事件的缔约方的法院。2.当核事件发生在一缔约方专属经济区区域内，或如果尚未建立此种经济区，缔约方倘若建立此种经济区，在不超出该区界限的区域内，对于与该核事件造成的损害有关诉讼的管辖权，为了本公约的目的应只属于该缔约方法院。如果该缔约方在核事件以前已将此种区域通知保存人，则应适用上述规定。本款不得解释为允许以违反国际海洋法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方式行使管辖权。然而，如果行使此种管辖权不符合《维也纳公约》第XI条或《巴黎公约》第13条规定的该缔约方在与不是本公约缔约国关系方面的义务，则应根据这些规定确定管辖权。
在有关跨界核损害的其他国际公约中也进行了与非缔约方的相关规定，根据修正《关于核损害民事责任的维也纳公约》的议定书，在第IA条规定了：1.本公约适用于任何地方所遭受的核损害。2.然而，装置国的立法可从本公约适用中排除下述所遭受的损害——（a）在非缔约国的领土内；或（b）在非缔约国按照国际海洋法建立的任何海区内v。但是这条规定并未规定管辖权，只规定了缔约国可以在立法过程中排除非缔约方所遭受的损害。但是这并不能排除其赔偿责任，因为核损害采取的是绝对责任制度，而且不论日本是否加入《核损害补充赔偿公约》，也不能规避和影响国际公法一般原则所具有的权利和义务。专门性国际条约中都是将跨界核损害的受理权赋予缔约方法院，同时也规定了该缔约方法院有且只有一个，以方便损害赔偿的公平分配。
三、各国国内法关于跨界核损害管辖规定
普通法系国家的对人诉讼是指原告对某人提起诉讼，要求法院迫使他作或不作某些特定行为，如偿付债务、履行合同、赔偿损害或停止侵权行为等，这类诉讼的判决只约束诉讼当事人；大陆法系国家对人诉讼是指因债权所引起之诉讼，此债权包括因合同所生之债权、侵权所生之债权。普通法系对物诉讼是以物为诉讼对象，要求确定某项财产的所有权和其他权利，大陆法系对物诉讼是指因物权争议引发之诉讼。因此跨界核损害侵权诉讼受案法院主要依据属人管辖权。
（一）非国际公约缔约国关于跨界核损害相关规定
由于种种利益考虑，一些核大国未参与核损害责任国际公约，而是通过国内立法对核损害责任进行规定，从而规避国际公约可能造成的司法困难，从而为本国谋求最大的经济赔偿。
（二）美国原子能法相关规定
1957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普莱斯—安得森法》法案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关核损害民事责任的法律。在1954年《原子能法》在第170条中对管辖进行了规定：对于由一起核事件引起的，或造成的任何公共责任诉讼，核事件发生所在地区的美国地方法院，或在核事件发生在美国境外的情况下，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地区法院，不论任何一方的国籍或争议中的责任额如何，均拥有初审权vi。美国对于跨界核损害等涉及跨国诉讼的管辖权一般留于本国，只要被告的行为或造成的结果满足了最高法院关于“最低联系”的标准：“法院就可以行使管辖权，无论被告在该州是否有住所、居所或国籍”。
（三）日本原子能法相关规定
日本未加入1960年《巴黎公约》和1963年《维也纳公约》，但是日本已经建立了本国的核损害赔偿责任的规定，但均未对管辖权进行规定，对核损害索赔管辖权是由一般民事诉讼规则来确定的。由于《日本民事诉讼法》是唯一包含属地管辖权条款的法律，也是确定日本法院国际管辖权的规定的相关渊源。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条至第22条的规定，如果被告或相关的行为与日本领土有联系，或发生在日本领土范围内，日本法院就有管辖权。
（四）核损害国际公约缔约国国内法关于核损害的管辖规定
一、互联网与国家主权:侵蚀还是强化?
事实上，包括互联网在内的信息技术是否对国家主权造成侵蚀的问题由来已久。早在电话、电报、无线电、电视等信息技术产生之初，信息技术就被认为是对主权的侵蚀。但是相对于其他技术，互联网更具有侵蚀国家主权的可能性特征:
(一)互联网的虚拟性和国家主权的物理边界性
互联网空间作为一个互联网和信息的几何体，本是由计算机建构和支撑、并通过计算机进行访问的多维互联网空间。从这个空间里的任意一点出发，都可多处延伸。但是互联网是一个虚拟的空间，它不具有任何领土边界，也不受任何物理空间的限制。因此，互联网上的任何一个行为都可能是跨国性的，一旦拥有设备，个人可以访问全世界的网络，浏览世界的信息，而且互联网信息的传播可以任意地跨越国家边界。相反，国家主权建立在国家的领土空间的基础上，以一定的物理空间为基础，受物理边界的限制。国家只能在其领土边界内行使对内最高权。因此，互联网的虚拟性使得网络空间本论文由无忧整理提供里的人和行为无法和现实空间里的地理位置一一对应，导致传统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国家管辖权难以行使，国家无法有效地控制互联网，并且，国家对互联网的有效管制还可能因为互联网的无国界性而涉嫌侵犯他国主权。
(二)互联网的开放性和国家主权的封闭性
互联网是自由开放的体系，任何人可以在任何一个计算机终端上连接互联网，来去自由，不受任何约束。而且互联网作为一个思想和言论的交流场所，个人可以在互联网上畅所欲言。同时互联网上的信息可以在各个网站之间自由流动。因此，一些原本属于国家垄断或管制的信息可以轻易为一般人获取，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可以通过网络宣传自己的主张，扩大自己的势力。相反，国家主权强调对内的最高权和对外的独立权，并时刻提防任何来自外部的侵犯和干预;国家即使对外开放，也是有限的对外开放，其开放程度以国家主权权利和国家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
(三)互联网的无法约束性和国家主权的最高性
互联网建立时并没有一个中心控制机制(即互联网的非中心化) ，同时互联网又具有无边界性和开放性，对于个人在网上的行为，国家很难判断和确定其互联网活动的具体地点，因此国家很难对个人的网上活动进行控制和管理。但是，根据国家主权原则，主权国家对其管辖领域内的一切人和事享有属地管辖权。也就是说，理论上，国家有权利对传送到其境内的信息以及从其境内传送出去的信息行使管辖权，并且国家有权利对在其境内使用网络信息的个人行使管辖本论文由无忧整理提供权。但是，国家管辖权显然在目前无法顺利地实现对互联网的约束，而且，国家对互联网采取的有限的管制措施还可能因为互联网的无国界性而涉嫌侵犯他国主权。互联网的无法约束性构成对国家管辖权的冲击。
(四)互联网的主动性和国家主权的被动性
个人在互联网上的交流是主动的、积极的。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志和偏好自由自主选择和获取信息，也可以便捷自主地把自己想要的信息传播到各地，这种信息传播可以针对不特定的大众，也可以对特定人。因此互联网上的个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信息的传播者。另外，互联网作为思想和观点相互碰撞和交流的场所，网民对相关事务的介入，评点和讨论是主动和积极的。相反，国家主权具有被动性，一般情况下，国家不会主动地强调国家主权，只有当国家主权面临被侵犯的危险或现实时，国家才会采取措施维护本国主权。可见，互联网所具有的虚拟性、开放性、无约束性和主动性特征与国家主权的物理边界性、封闭性、最高性和被动性特征是截然不同的。互联网和国家主权之间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因此互联网不可避免地会给国家主权带来一系列冲击。
二、互联网对国家主权的冲击
国家主权是国际法的基本原则，指国家固有的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因此，一个主权国家有权利“保护自己的完整和独立，维持自己的稳定和繁荣，从而能以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组织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制定法律，提供服务，并且规定本国法院的管辖权和本论文由无忧整理提供权能”。“主权是最高权威，在法律上不从属于任何其他世俗权威的法律权威，主权含有全面独立的意思”。 国家的对内最高权和对外独立权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国家本身才可以对其做出某种限制。”R国家主权的内容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因此，在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对国家主权的冲击也主要集中在对国家政治主权、经济主权、文化主权和信息主权的侵蚀上。
(一)互联网对国家政治主权的冲击
1.国家和国际组织对互联网的管制可能产生侵蚀第三国的国家主权的危险。国家管辖权是国家主权的表现形式。国家有权对互联网进行管制。“互联网管辖权像传统的国家管辖权一样，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没有多大的变化。实际上，国家内部享有管辖权的机关对互联网活动的规范恰恰是主权原则在互联网空间的体现”。 但是，国家管辖权的行使也同时受到国际法和国内法约束，其中国际法规定国家行使管辖权的范围和限度，国内法规定管辖权行使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国家根据主权原则对互联网行使国家管辖权时还必须考虑到国家所承担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国际法义务。互联网不受传统领土边界限制的特性使得国家对互联网的管制可能会产生侵蚀他国主权的危险。常见的例子是跨国损害，即当事人的互联网侵害行为发生在一个主权国家领域，但其行为引起的损害结果却发生在另一个国家。此时出现了行为发生地国家的管辖权与结果发生地国家管辖权的冲突。结果发生地国对该互联网行为的调整和规范将不可避免地对行为发生地国产生影响。例如，法国法律规定所有针对法国公民的广告必须使用法语。相应地，所有针对法国公民出售货物和提供服务的互联网也必须使用法语。
因此，如果一个在美国登记的互联网网站使用英语对法国公民广告，将会被法国政府起诉，即使该网站是符合美国法律的规定的。通过国际组织和国际协作管制互联网也同样面临着可能产生对第三国主权侵蚀的危险。以欧盟数据库保护指令为例。欧盟于1995年10月24日通过数据库保护指令，根据指令规定，在其通过后的3年内，所有的成员国的国内立法应符合指令条款的规定，而且，指令要求成员国仅向那些对数据进行适当保护的国家传送数据。依此，如果第三国希望继续和欧盟成员国保持数据传送关系，这些国家必须对数据提供欧盟法律所认可的适当保护。由此可见，指令要求第三国实现数据适当保护，这也是对第三国主权的逐步蚕食。可见，无论是国家还是国际组织，其对互联网的管制都面临着这样的现实:互联网管制行为会产生全球化的影响，并且可能对其他国家产生直接和深刻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能违背了国际法上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原则。互联网管辖权的行使，在国际层面上是引起国家管辖权的冲突，在国内层面上是外国管辖权域外行使和本国管辖权域内行使的冲突。互联网的出现使得国家管辖权的重叠和冲突变得更加突出和明显，可能侵蚀国家主权威胁甚至可能会引起主权国家之间的争端。
2.互联网对国家安全主权的冲击。国家安全主权是国家政治主权在国家安全领域的体现。每一个国家的安全既取决于其自身的特点，也取决于其所处的国际体系的特征。互联网使得国家的安全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据统计，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的计算机系统每年受到入侵高达25万次，其中有16万次是成功的闯入。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大规模排华骚乱后，一些计算机黑客纷纷攻击印尼的官方网站，并向印尼的政府电子公务系统投放大量垃圾邮件，曾一度造成印尼政府电子公务系统的瘫痪。又如“911”后，美国发现，互联网在这一起恐怖事件的密谋和策划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美国中央情报局称，拉登和其他利用大量的互联网技术和电子邮件进行联系。互联网的存在使得位于一国境内的个人可以通过互联网在另一个国家产生影响，对另一个国家的相关系统进行攻击。但是，互联网的跨国性又使得单个主权国家无法依据其对内的最高权对互联网上的个人行为进行完整有效的监督和管理;而且国家的相关管制措施又可能产生侵蚀他国主权的危险。即使是依靠国际组织和国际协作，也很难在短时间内产生相应的效果。
(二)互联网对国家经济主权的冲击
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中表现为一国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自主决策权，对内表现为对经济活动的管制权和制定经济法规的自主权，对外表现为自主参加国际经济活动的权利。联合国《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规定:“每个国家有依照其人民意志选择经济制度以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制度的不可剥夺的主权权利，不容任何形式的外来干涉，强迫或者威胁”。但是在互联网环境下，国家经济主权也面临着冲击。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简称联合王国，一般称为英国，在行政区划上它分为英格兰、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四部分。英国没有单一的 法律 制度，而是一个 政治 联盟之内几个法律制度并存：英格兰和威尔士实行普通法制度①，苏格兰实行大陆法制度，北爱尔兰实行与英格兰相似的法律制度。英国是普通法系民事诉讼和国际私法制度的源头，在开拓殖民地时英国便将普通法和衡平法带到了世界各地。普通法系数十个国家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虽各有特色，但其法律原理、制度精神乃至具体的程序都深深地打上了“日不落帝国”的烙印。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对于整个普通法系民商事管辖权机制的建构和走向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在世界诉讼法 发展 史上的地位也不容忽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民事诉讼改革取得了重大成果，1999年4月26日，英国《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②生效，它基本上结束了高等法院和郡法院适用不同诉讼程序规则的 历史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受欧盟统一国际私法立法的影响，英国的国际私法理论与实践也有了新的发展。研究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不仅可以了解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运行和汲取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优势和改革成果，以完善我国的相关制度，其意义更在于从本源上把握普通法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机理和演变。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这个标题使人联想到在英国有一个统一的民商事管辖权法律制度，由于上述原因，英国没有单一的民商事管辖权法律制度。本文讨论的主要限于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在本文中，除有特别说明以外，提及的英格兰包括威尔士。
一、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主要特色
（一）英国是个多法域国家，各法域有独立的管辖权规则
前面已经阐述，英国没有单一的法律制度，而是由三种不同的法律制度组成或者说存在三个法域。这些制度反映了各自的历史，并在法律、组织和惯例方面有相当大的差异，对于苏格兰而言更是如此。这些不同的法律传统在同一个政治联盟之内共存，不断地激起有关管辖权的争论和革新。同时，由于三个法域的法律制度差距很大，不同法域之间的管辖权的冲突明显，协调难度大。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和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以下简称2001年第44号规则）有时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的法院，在其他一些场合则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某一具体法院。如果规则把管辖权分配给英国某一具体法院——例如，住所在不同成员国的当事人书面选择由伦敦高等法院管辖他们之间的案件，或者被告在该法院出庭应诉，或者特别管辖权被赋予事件已经发生或者应当发生的地方的法院——则该确定的法院将拥有国际管辖权；并且不需要通过英国法律来确定哪一法院拥有国内管辖权。但是，在其他的案件中，2001年第44号规则只把管辖权分配给某一成员国的法院，例如分配给英国的法院。一旦英国被确定为拥有国际管辖权的成员国，2001年第44号规则的任务或者国际管辖权的分配便已完成。在此类案件中，国内管辖权的分配由英国国内法决定。
在英国，规定国际案件管辖权的国内分配的规则是经《2001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令》③附件2第4款修正的《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附件4。《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原来的版本规定了英国的国内管辖权，它反映了1968年《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布鲁塞尔公约》）的规定；上述规定后来同样被用于确定1988年《关于民商事管辖权及判决执行的公约》（《洛迦诺公约》）分配给英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但是，不管英国法院的国际管辖权是源于2001年第44号规则、《布鲁塞尔公约》还是《洛迦诺公约》，或者根本不存在国际管辖权问题，而仅仅是关于英格兰、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之间的国内管辖权问题，通过《2001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令》插入的、以《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新附件4的形式出现的规定都可适用。
（二）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且差别颇大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
由于英国是欧共体以及现在的欧洲联盟的成员国，而欧共体以及欧洲联盟存在自己独立的一套管辖权规则，故英格兰存在两套独立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即《布鲁塞尔公约》、《洛迦诺公约》和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欧盟理事会2003年第2201号《关于婚姻案件和亲子责任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欧盟理事会2000年第1346号《关于破产程序的规则》确立的管辖权制度，以及英格兰普通法确立的管辖权制度。
欧洲联盟的管辖权规则主要反映了大陆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而英格兰本身的管辖权规则反映了普通法系国家的管辖权制度④，两者无论是在确立管辖权的基本理念、原则，还是在具体制度上均存在颇大的差异，但这两套制度也存在相互吸收和融合的现象。
（三）除成文法外，英格兰还存在有关确定民商事管辖权的大量判例
在未制定成文法的领域，法院管辖权的确立完全由判例法支配；即使是已经制定了成文法的领域，判例法仍然对成文法起着补充和解释作用。成文法，加上判例法的补充，使得英格兰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颇为完善和复杂。
（四）英格兰普通法民商事管辖权的过分性
在长期的实践中，英格兰逐渐形成了本国传统的管辖权规则，或者称为普通法管辖权规则。英格兰普通法管辖权规则可简要地概括为：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取决于传票的送达，而传票的送达可基于被告在管辖区内的出现。如果被告身处管辖区之外，则进行送达前要取得法院的许可。
对于管辖区内的送达，只要作为被告的个人在英格兰出现，不论其出现的时间如何短暂，而且不管其国籍、住所或惯常居所（只要该住所或惯常居所不在其他欧盟成员国境内），也不管诉因的性质如何，只要对其进行了传票送达，英格兰法院就拥有对被告的管辖权。
如果不能在管辖区内对被告进行送达，则有必要进行域外送达。原告可请求法院授予向域外送达诉状格式的许可。许可申请根据《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3节提出。原告可在不通知被告的情况下提出申请。法院可以授予也可以不授予许可，但通常法院将授予许可，此时送达将被实施。《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6章第20条的规定具有过分性，被认为授予了英格兰法院足够广泛的域外管辖权。⑤
（五）英格兰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富有特色
在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不影响英格兰法院管辖权的案件中，如果被告已在管辖区内被适当送达，则就该案件而言法院享有对被告的管辖权。除非传票的送达被撤销，任何关于法院不应当行使管辖权的抗辩，要通过依《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第11章提出的中止诉讼申请提出。法院有中止诉讼的普遍自由裁量权，这已得到《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第49条的确认。该自由裁量权在不违反《布鲁塞尔公约》和《洛迦诺公约》的情况下，不受其他成文法的限制。这是许多普通法管辖权制度的典型特征，且不同于大部分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制度。现在英格兰普通法已承认：（1）如果双方当事人同意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则针对他们在英格兰法院诉讼的共同意愿，英格兰法院不得拒绝管辖；（2）但是，如果被告不愿意他的案件由英格兰法院审理，他有权向英格兰法院表明 自然 法院（natural forum）在其他的地方；如果被告这样做，英格兰法院可能基于不方便法院原则而中止本院的诉讼，以促使原告在外国法院对被告起诉。⑥
如果在外国法院被诉的一方当事人相信诉讼应当在英格兰提起，他可以考虑申请英格兰法院的禁诉命令：即一个送达给已经是外国诉讼原告或者威胁要成为外国诉讼原告的当事人的、要求其不继续参与或不提起上述诉讼的命令。在国际诉讼竞合问题上是否可以适用禁诉命令，当初还有争议，因为那将影响到两国的关系，会被认为侵害他国的主权。一般认为，禁诉命令的发出是有条件的，那就是外国诉讼的当事人必须在英格兰或在英格兰有财产。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英格兰法院的管辖权不断扩大， 发展 到实际上只要英格兰法院有保护的利益，与英格兰有实质性联系，即使可以强制的客体不在管辖区内也可以发出禁诉命令。
很明显，英格兰法院不能指令外国法院停止审理某一案件的命令，但是英格兰法院可以命令隶属于其管辖的个人，要求其以某种方式行事。但是，禁诉命令无疑将影响外国法院对自己程序的控制，外国法院不会重视禁止它本身和禁止答辩人两者之间的细微差别，并且不会与请求其遵守英格兰禁令的当事人合作。⑦针对上述背景， 现代 规则已经提出了司法自我约束的需要，并且大多数人日益意识到：获得中止法院审理案件的命令的最好、最公平的地方是该法院本身。⑧
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以上特色无疑使它成为世界上最复杂和完善的民商事管辖权制度之一。
二、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对完善我国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启示
我国目前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是以《民事诉讼法》第四编“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特别规定”为基础，以其他相关 法律 为补充的。由于现行法律规定不够充足完善，许多现实问题仍然无法可依，即使是已有规定的，也存在某些模糊不清的缺陷，需要加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私法示范法》（2000年第六稿，以下简称《示范法》）对国际民商事管辖权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包括基础管辖权、特别管辖权、专属管辖权、协议管辖权以及一些协调管辖权冲突的具体措施等，尽快将其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将成为迅速弥补我国立法不足最为便捷的途径。但是，与包括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在内的国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的最新 发展 相比较，《示范法》中的某些规定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一）“惯常居所地”管辖的启示
以被告住所为管辖根据为各国立法普遍采用，但各国对住所的认识和规定不尽相同。我国则以当事人的户籍所在地作为确立住所的标准。户籍制度是我国独有的一种制度，其他国家和地区没有相应的法律概念，仅就我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发展趋势而言，我国的户籍制度也有软化和弱化的趋势，预计不久的将来，户籍制度将不复存在，以户籍所在地为管辖根据便会成为无本之源。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出现了以居所或惯常居所取代住所的趋势，而有关的国际立法（如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欧盟理事会2003年第2201号《关于婚姻案件和亲子责任案件管辖权及判决承认与执行的规则》）也印证了这样一种趋势。《示范法》中并未以“惯常居所地”替代传统的“住所”概念，而是将二者并列，这种做法似乎不合理，应当以“惯常居所地”为唯一的一般管辖依据。
（二）特别管辖权方面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在合同案件、侵权案件的特别管辖权方面的规定值得我国借鉴。⑨对于有关合同的案件，第44号规则第5条第1款第1项把管辖权赋予有关义务的履行地法院。用于确定具有特别管辖权的法院的有关义务的履行地，只能从下述四个选项中选择。第5条第1款第2项规定了前面三个选项：货物销售合同的债务履行地应在合同规定的交付货物或应该已经完成货物交付地的成员国；提供服务合同的债务履行地，应在合同规定的提供服务或应该已经提供服务地的成员国；就上述任一种合同而言，如果当事人约定了不同的履行地，则在该约定的履行地。尽管关于履行地的协议不必局限于是书面的，但是对履行地的完全人为的约定将像被对待管辖协议一样对待，并被要求符合第23条（协议管辖权）的规定。
第44号规则第5条第3款规定，有关侵权行为或准侵权行为的案件，由损害事件（harmful event）发生地或可能发生地法院行使特别管辖权。“可能发生地法院”是第44号新增加的；损害事件可能发生地将得到在确定损害事件发生地时同样的解释，只是在时间上不同。损害事件发生地是指损害发生地或者导致损害的事件发生地，如果两者不一致，原告可以选择其一。
（三）保护性管辖权方面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除了为一般合同规定了特别管辖外，还规定了几种具体合同的特别管辖权，这些合同包括保险合同、消费者合同和个人雇佣合同。
当争议起因于保险合同、某些消费者合同或者个人雇佣合同，并且保险人、供应方或者雇主在成员国有住所（或者在成员国无住所，但在成员国之一有分支机构、或其他机构的保险人、供应方或者雇主，就该分支、或其他机构所经营的业务而发生争议时，可以被视为在该成员国有住所）时，在当事人之间很可能存在不平等，以致为了有效保护被保险人或者保单持有人、消费者或者受雇人的权利，需要为他们规定特别管辖权上的优惠。第44号规则第2章第3节确立了一个规则模式，在该模式中，保单持有人或者被保险人、消费者或者受雇人有权在其住所地成员国的法院起诉或被诉。在某些案件中，保单持有人或者被保险人、消费者或者受雇人除了在其住所地成员国法院起诉以外，还可以选择在其他成员国法院起诉；但是，保险人、供应方或者雇主一般被限制于向被告住所地的成员国法院起诉。管辖协议只有是在争议发生之后订立的、或者其扩大了保单持有人（第13条）、消费者（第17条）或者受雇人（第21条）的选择权时，一般才具有约束力。为了进一步确保上述意图的实现，违反任何支配保险或者消费者合同的管辖权规定的判决将被拒绝执行。
在这一领域我国目前尚未进行系统的立法，《示范法》单独列举了对保险合同、雇佣合同和消费者权益案件的特别管辖权，在修订《民事诉讼法》时应加以考虑。
（四）协议管辖权方面的启示
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第23条规定了协议管辖制度。为了使当事人有适当的机会注意他们缔结的管辖协议的效力，第44号第23条规定，如当事人的一方或数方在一个成员国有住所，协议约定某一成员国的某一法院或某些法院有管辖权以解决因某种特定 法律 关系而已经产生的或可能产生的争议，则只有该被指定的法院或这些法院具有管辖权。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该管辖权应是专属的。如果住所均不在某一成员国的双方当事人达成该类协议，其他成员国的法院对他们间的争议均无管辖权，除非被指定的某一法院或某些法院放弃管辖权。
对于我国来说，应该扩大协议管辖的适用范围，放宽协议管辖的限制（如不一定要求争议与法院有实际联系），明确协议管辖的排他性。
（五）专属管辖权方面的启示
根据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第22条的规定，以位于成员国的不动产物权或其租赁权为（主要）标的的诉讼的管辖权，专属于财产所在地的成员国法院；以公司、其他法人组织、 自然 人或法人的合伙的有效成立、无效或解散，或以有关机构的决议的有效性为标的的诉讼，管辖权专属于该公司、法人组织或合伙所在地的成员国法院；以确认公共登记效力为标的的诉讼，管辖权专属于保管登记簿的成员国法院；有关专利、商标、设计模型或必须备案或注册的其他类似权利的注册或效力的诉讼，管辖权专属于业已申请备案或注册或已经备案或注册，或按照共同体法律文件或者国际公约的规定被视为已经备案或注册的成员国法院；有关判决执行的诉讼，管辖权专属于业已执行或将要执行判决的成员国法院。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第246条对专属管辖权作了规定，包括四个方面：不动产纠纷由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管辖、港口作业纠纷由港口所在地法院管辖、继承遗产纠纷由被继承人死亡之时住所地或主要遗产所在地法院管辖、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办三资 企业 合同及由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产生的争议由内地法院专属管辖。相比之下，继承遗产纠纷方面的管辖权与法院地国 政治 、 经济 、法律秩序等重大利益的联系较弱，似乎不应列入专属管辖范围。《示范法》保留了《民事诉讼法》中的三个合理事项：不动产、港口作业以及三种特殊合同争议事项，去掉了不合理的继承遗产纠纷事项，并效仿欧盟法增加了法人的成立与撤销、知识产权的登记与效力等事项，这是值得立法机关采纳的。
（六）管辖权冲突协调方面的启示
1．先受理法院（the court first seised）管辖原则
为解决未决诉讼与关联诉讼，欧盟理事会2001年第44号规则确立了“先受理法院（the court first seised）管辖原则”，即相同争议或者相似争议同时在不同国家起诉时，首先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依职权中止诉讼，直到首先受诉法院管辖权已经确立。如果首先受诉法院管辖权被确立，首先受诉法院以外的其他法院应该放弃管辖权，而让该法院审理。这一原则对解决管辖权的冲突具有积极意义。
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在解决纯粹的国内人民法院之间发生的管辖权冲突方面采用了“先受理法院管辖原则”，但没有将这一原则用于涉外民商事管辖权的未决诉讼与关联诉讼上。1992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有两条规定涉及了这一问题。《意见》第30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和外国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一方当事人向外国法院起诉，而另一方当事人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可予受理。判决后，外国法院申请或者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外国法院对本案作出的判决、裁定的，不予准许；但双方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另有规定的除外”。
我们并不反对在管辖方面维护本国的司法管辖权，但是，也不能因此而不考虑国际礼让原则在解决管辖权冲突方面的重要作用，不能不考虑国际合作与互助的必要性。尽管如果双方之间有共同参加或签订的国际条约存在，则双方应当遵守国际条约规定的义务，但是，我国所参加或缔结的此类国际条约毕竟十分有限，且其中有些条约的规定也不甚合理，这种状况无疑将不利于我国的对外民商事交往。为此，我们应当借鉴欧盟和英国的规定，对上述规定进一步加以完善和 发展 。
2．英格兰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
在长期的实践中，英格兰形成了完善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有一定的合理性，可用于解决管辖权的冲突。我国目前尚无这方面的立法，可以考虑借鉴英格兰制度的合理成分，形成我国的中止诉讼制度和禁诉命令制度。
3．英国的区际民商事管辖权制度
英国和我国都是由分属于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的法域所组成的多法域国家，英国在解决区际管辖权冲突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恰好可为我国提供有益的 参考 。我国可以考虑借鉴英国的做法，几个法域共同制定一个与英国《1982年民事管辖权和判决法》类似的 法律 来协调各法域的区际管辖权。
（七）英格兰的判例法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作为普通法国家的组成部分，除成文法外，英格兰还存在大量有关确立法院民商事管辖权的判例。
我国虽然不承认判例可以作为法律的渊源，然而在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我们却应该重视判例的重要性，并恰当地运用判例。这首先是因为在国际民事诉讼法领域，情况错综复杂，立法者不可能预见并规定一切可能发生的情况，因而光靠成文法不足以应付审判实践的需要，在必要时，应该允许法院通过判例来弥补成文法的缺漏。何况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尚存在许多缺陷。其次，国际民事诉讼法的原则和制度也需要通过判例来加以发展。应该承认，我国国际民事诉讼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工作都比较落后，在某种程度上，是跟我们不重视整理、研究我国处理涉外民事案件的判决材料有关的，故更应弥补这方面的缺陷。
注释：
①根据《1936年威尔士法》的规定，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法律制度实现了完全统一。
②《1998年民事诉讼规则》已由徐昕先生译成中文，由
⑤⑥参见欧福永著：《英国民商事管辖权制度研究》， 法律 出版社2005年版，第189～220、142～1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