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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铁路现有货运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种类及适用范围
铁路现有的货运计量、安全检测设备主要包括两类：单纯计量设备和以计量设备为基础的安全检测及监控设备。这些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广泛应用于铁路车站、货场，铁路专用线（专用铁路）及地方铁路和合资铁路等，对保障铁路运输安全，维护铁路和客户双方的利益至关重要。
1.1单纯计量设备。单纯计量设备包括：轨道衡（静态轨道衡和动态轨道衡）、汽车衡、平台秤、门吊秤、吊钩秤、核子秤、皮带秤、装载机电子秤、平板秤，等等。单纯计量设备主要应用于整车或零担货物实际装载量的测量。
1.2以计量设备为基础的安全检测及监控设施。以计量设备为基础的安全检测及监控设备包括：超偏载检测装置、轮重测定仪、限界测定仪、危险品检测仪、货车装载状态电视监控系统等计量装置和安全检测设备等。以计量设备为基础的安全检测及监控设备主要用于检测货车装载的超载、纵向超偏、横向超偏、超限界、危险品及状态参数等。
2货运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尽管全国铁路货运现场大量装备了计量、安全检测设备，但仍不能满足铁路货物运输现场计量和安全检测的迫切需要，许多安全检测手段尚不完备，亟待开发完备高效的检测设备，尤其是像装载限界检测和超偏载检测等在线检测设备，亟待开发。即便已经配备的设备，也存在许多亟待解决和完善的问题，这些问题目前还普遍存在于设备的开发、配置、技术保障、维护等环节，具体包括以下内容。
2.1缺少统一的研制、开发、配备规划。缺少统一的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研制、开发、配备规划。设备的研制、开发、配备的主动权主要掌握在开发商、生产商的手中，设备市场的技术走向受开发商经济利益的驱动。开发商和生产商往往把具有可观经济效益的设备放在开发的首位，尽管这样也会促进装备水平的提高，但更多体现出开发的无序性。设备使用单位也很少主动提出装备技术水平和配备数量的要求，其设备投入具有一定程度上的随意性和盲目性。
2.2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市场秩序混乱。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市场秩序混乱，产品质量水平良莠不齐，开发商之间无序竞争，甚至存在某些厂商采用不正当手段进行竞争。有的厂商根本不具备开发生产的技术条件，但为了追求利润，居然采用仿冒手段制造伪劣产品；有的厂商无原则地追求低成本，甚至采取使用劣质材料、以次充好等手段与人竞争，不但对正当、优质产品造成冲击，而且对运输安全构成了相当大的威胁。
2.3行业技术标准还不完备。用以指导生产的有关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铁道行业技术标准还不完备。相当一部分设备没有相应的行业标准，如：超偏载检测装置、轮重测定仪、限界测定仪、危险品检测仪、货车装载状态电视监控系统等，还缺乏完备的能够对生产实践具有指导作用的行业标准；有些标准陈旧落后，其指导作用显然不足，有的设备还仅仅是依据不规范的“技术条件”来生产；有的虽已制定技术标准，但由于种种原因，标准的技术要求与实际生产水平相比有些不符，生产水平还不能满足技术标准的需要，等等。这些技术标准方面的问题，导致检测设备的生产现状存在着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比如在检测手段与实际需要之间、检测需要与生产水平之间、检测技术普及与检测设备管理之间等等，都存在较大的差距。
3货运计量、安全检测设备在管理上存在的问题
尽管铁路有关部门对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配备十分重视，也已经建立一定规模的管理体系，但由于种种原因，管理上不尽如人意。3.1配置要求和配备标准不够规范。全路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配置要求和配备标准在规范化方面显得十分薄弱。各相关单位的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配置往往侧重于经营因素，忽视对技术因素的可行性论证，更谈不上设备配置的长远规划。经济实力越强、设备本身的直接效益越明显，单位对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投入力度就越大，反之，投入力度就越小。另外，设备采购管理方面存在漏洞，对所采购的设备质量缺乏必要的宏观管理和有效控制，导致设备利用率低，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而造成资金浪费。
3.2计量意识淡薄。设备使用单位，尤其是安全检测设备的使用单位，缺乏科学的计量意识，对计量、安全检测设备日常监管非常薄弱，无法实现正常的周期维护和检定。误以为安全检测设备不属于计量设备，因而对其用于判别目的的量值不进行科学溯源，甚至不溯源，绝大多数的安全检测设备没有以合法、有效的量值溯源作保证，无法判定量值是否准确或量值的偏差（误差）是否在正常范围，致使设备的可靠性无从谈起。
3.3设备安全防护薄弱。设备本身缺少安全防护措施或防护手段不完备，加之设备管理存在漏洞，给不法者以可乘之机。如：为达到不正当目的，采用非法手段，有的与生产厂商勾结，在例行检定后擅自非法更改设备初始设置参数，致使其量值与检定状态不符（曾发生某区段的两台状态未见异常的轨道衡称量同一对象，其量值竟然相差5吨之多的现象，这已经远远超出轨道衡的正常称重准确示值变化区间，若非操作人员人为调整设备，这种情况是不可想象的），设备检定状态与使用状态不一致，导致设备无法始终处于正常工作状态，这势必影响设备的工作质量及其可靠性。对计量设备而言，其结果是严重侵害国家和客户的利益；对安全检测、监控设备或设施来说，这种做法将对运输安全构成相当大的威胁，是运输安全生产的重要隐患。
3.4检测信息网络化基础薄弱。计量、安全设备的检测信息无法共享。铁路货运是一个动态系统，运输系统的各个环节之间要靠信息进行沟通和联系。为了充分发挥计量、安全检测设备的效能，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测，提高管理效率，实现检测信息共享是必由之路。在高速信息化的今天，重要设备的检测信息未实现共享，应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遗憾。而从管理的必要性来看，信息共享应该在检测领域发挥其特有的优势，以求达到事半功倍的管理效果，这对推动高水平运输安全体系的建设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参考文献：
[1]韩远谋，蒋运华，侯媚娟.散堆装货物超载因素的调查与分析，铁道运输与经济，2004,(2):53-54
[2]王维.克服计量手段落后现状确保货物运输安全，铁道货运，2002，（5）：37
[3]赵如进.轮重测定仪在铁路货运安全中的作用，铁道货运，2003,(3)：37-38
[4]于冬，顾培亮，陈钟.铁路货车装载状态监视和超限检测系统的研究，中国铁道科学，2004,(5):141-143
在具体的实施中，通常强调的除工程质量以外，而更主要的则是提出工程变更计量的问题。为什么业主、监理对工程变量计量提到如此高的程度，这固然有它的原因。因为，工程变更计量是控制整个工程项目进度、质量的双刃剑。
工程变更虽然有它的申报、审核、审批程序，而工程计量也是有它的一套计量规则，但是归结到一点，工程变更、计量都是以各自不同的运作方式，以其严密审慎态度，对建设项目实施有效的监控，尽管采取的手段不同，而目的则完全是一致的。
对此，笔者将对两者在工程建设中所处的特殊位置和作用以及相互间的紧密的内在关系进行一番分析，理顺变更计量当事人各方的职责和义务，为业主切实把好工程投资项目关。
二、变更计量实施操作的内在关系分析
工程变更计量实施操作的内在关系，可以从以下三点来加以论述。
1.工程变更与计量似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仔细分析确实隐含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工程变更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而它都是要受计量规范所制约。比如，对某项变更，变更数量就必须准确，而工程数量不准确，则计量这一关就通不过。计量根据核实数量，有权作出修改。通常所说，设计数量(包括变更设计数量)并非是最终决算数量，而实际数量才是最终决算依据。然而，后者只能由计量工作来完成。由此又可看出，两者既是相互依赖，又是相互制约，相辅相成的。
2.工程计量则是对工程变更实施操作的一种引导。这也是不难理解的。试举两例说明，以三凯线挡土墙浆砌数量为例，挡土墙工程量清单中，以“m3”为计量单位。内容包括挖基土石方、实体浆砌及墙背回填等，单价反映的是一种综合单价。而挡墙加深加厚所引起的变更，则只能以浆砌“m3”来作为单位变更依据，则不能将其各个分项工程来进行分解。又如涵洞工程，不管是盖板涵、砼洪涵等等的不同的结构形式，工程量清单中均以“m”为计量单位，内容包括了：挖基土石方、基础浆砌(或基础砼)、台身砼、钢筋砼盖板、砼拱圈等，在涵洞工程变更中，不管涵洞结构形式及孔径大小如何，变更单位也只能以“m”作为单位，同样不能将其肢解。还有其它工程项目，也都如此，故不一一列举。
通过以上两例足以说明，工程变更单位必须依照计量单位及内容来行事，而决不能摆脱计量规则的约束。
3.工程计量亦需以工程变更为基础。这也是不矛盾的。众所周知，在新工地进场开始，即首先得进行“0”号变更台帐的建立，“0”号台帐是对工程设计数量进行完善的一种手段，本身也含有“变更”之意，这是整个工程建设项目工程预算的基础。据此列出工程细目相应的工程量清单，经承包人申报、监理审核、业主审批后，则以此作为计量的依据。同时又从另外的一种角度进一步说明，不管什么项目，凡在工程量清单以内的，都不属于变更，凡是在工程量清单项目以外的新增工程项目(包括缺项单价项目)均属工程设计变更，这也是对工程何为变更项目的一种明确的界定。而工程变更计量两者一直是紧密相连的。
三、工程变更与计量的异同点
1.工程变更的完整性与一次性。一份工程变更，可以一次完成。某个部位的变更只能一次完成而不能在此部位进行重复变更。(除非不可抗力的因素以外)。
2.工程计量的连续性和准确性。有个别重大变更工程量之大、项目之多、工序复杂、金额巨大，施工期限也长，如果待其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再给其一次性计量完成，那显然是不可能的。只有根据施工顺序，施工项目，分项逐次核实计量，需要多次计量才能完成。
3.变更计量的同一性和统一性：
变更计量两者的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控制工程投资，合理的运用变更资金完善工程在建项目的实施。
变更计量的统一性。变更以工程量清单细目为准，变更设计中必须依据工程量清单对号入座，而变更项目没有的，则仍以工程量清单中的章节顺序排列，新增项目工程量清单中则冠以“B”字开头，即表示变更设计之意思，即此达到一定程度的统一。
4.变更计量相互间的互补性及两者结合的完整性
从深层分析，工程变更计量确实隐含很强的互补性，从实施操作方法来看，从施工单位申报的方案报告及监理认可后所产生的完善变更，虽然通过了监理的层层审核，但多数工程项目数据确实可以作为计量实施，但也确实存在少数数据与现场核实不符。一句话，变更计量实施操作方法的共同点则是：力求清楚、完整、准确、有序。这是绝对不能含糊的。
四、变更计量几个问题的探讨
1.变更计量同属于新、改建工程项目中实施操作的两个概念，但仔细分析则有很多相近或相同之处，相近相同之处，变更计量的基点都必须是要求工程项目数据真实可靠，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而真正实施操作，变更数量确实起具体施工的主导作用，但具体操作中又受到了客观条件所限或客观情况不符而作适当调整。
2.计量单位必须统一。在实施操作中，有些变更与计量单位确实不相吻合。如某边坡防护中的施工锚杆，不管其锚杆直径大小，全部以“m”为单位，而有的则以“kg”为单位，具体操作很不方便。变更估算金额本应以“元”为计量单位，而有的则也在小数点后保留三位，这显然是不符合计量规则的。
3.拟采用的工程量清单中的计量方法，仍需进一步细化。某挡土墙因山体滑坡，首先将得进行坍方清理，接着进行挖基并进行挡墙砌筑，挡墙砌筑完毕，则墙背形成很大的空缺，需要进行大量的土石方回填夯实，按照工程量清单规定，这是不能计量的。在正常施工条件下，不计墙背回填，可以接受。在不可抗力的自然因素条件下所产生的墙背超填而不计入到变更工程量的范畴，确实有失“公正”“公平”。
五、结束语
在我国地区科技发展过程中，专利创新影响因素的空间关联机制不容忽视。专利创新及其相关影响因素在地理空间上是否存在依赖性?影响因素对创新的空间贡献度有多大?定量研究这些问题对制定我国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
国外使用空间计量方法分析专利数据的研究较多，如Anselin等研究教育和科研投入对创新的重要作用，他们建立了知识生产函数并利用美国的数据进行了空间实证分析…。
创新的内在影响因素和相互作用在不同的文献中有不同的看法。除了教育和科研投入外，Simon认为每个个人有相同的机会发现新的技术，在历史的任何时刻，是人口的数量决定创新的数量。“干中学”模型认为知识是经济生产活动的副产品。在国内，使用空间计量方法的论文较少。吴玉鸣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我国省域的研发和创新。
针对我国专利数据的特殊性，结合已有成果，本文在考虑空间相关的基础上，利用我国大陆31个省市区的2004与2006年相关数据分析经济状况、人口、高校毕业生数等因素对创新能力的影响。
1创新产出及影响因素的空间计量
1．1模型的建立与指标的选取
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中，Romer，Grossman和Helpman的研发模型将新思想的生产视为投人研究的资本、劳动力数量L和技术水平A的函数，其函数为柯布一道格拉斯形式：
其中，t为不同的时期，dA为知识的增量，B为转移参数，为参数。实际上，投入研究的资本K和人力L是不好衡量的。科研投入不足且大部分的专利创新并非来自科研投入。获得经费支持的部门，申请专利的比例也不高大部分科研成果以、成果鉴定等形式公开。因此使用科研投入来解释创新存在一定的问题。本文采用更广义的科研投入，即GDP替换K，这一替换也符合“干中学”原理，PGDP是用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换算为当年实际值。同样，由于创新主体分布的广泛性，即创新主体不局限于专职的科研人员，因此用人口数POP替换。这一替换也可以从simon的人口数量决定创新数量的理论中找到依据。
知识的存量水平，A更不易衡量，不少文献并没有直接考虑知识的存量水平，而以教育投入来间接体现知识存量水平的作用，理由是知识存量水平通过教育转移到生产者身上，作用于新知识的生产。但是，使用教育投入来体现知识存量水平的作用同样存在问题。因为我国高校存在庞大的行政后勤管理人员，且由于院校条块分割和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导致浪费、专业和课程设置不合理等原因，相当多的教育资源并没有用于知识的创新。更好的方法是选择受教育的人来体现知识的存量水平，因为知识最终由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来携带并进行创新活动。本文用高校毕业生数EDU来衡量教育的发展程度，也体现了知识的存量水平转移到新知识生产上的程度，以之代替A，于是模型变为
模型两边取对数，LZSQ为专利授权数，代表知识的增量水平。考虑创新的滞后性，本文创新的影响因素滞后二期。创新产出用2006年的专利创新，影响因素用2004年的高校毕业生、人口数量、经济增长。
创新能力在省域之问存在相互作用，如甲省培养的学生，可以流动到乙省从事科研活动；甲省的某项专利，它的思想可能激发乙省的另一个创新；甲省的经济发展，也可以带动邻省的创新活动。因此，在研究创新活动时，不考虑空间相关是脱离现实的。
1．2空间计量结果与分析
1．2．1计量结果。首先计算3l省市区的专利授权(LNZ．LSQ)、高校毕业生(LNEDU)、人口数量(LNPOP)、经济增长(LNPGDP)的Moran指数分别为0．3355、0．3086、0．2434、和0．3501，Moran指数的正态统计量值均大于正态分布函数在0．0l水平下的临界值(1．96)，说明全国各省域的专利创新和高校毕业生、人口数量、经济增长的空间分布并非表现出完全随机状态，而是表现出相似值之间的空间集群。
空间自相关检验结果表明，对有关中国专利创新和影响创新相关因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传统研究的思路只从时间维度出发，忽视空间维度的相关性和异质性，在理论上存在严重不足，与创新和影响创新相关因素现实不符。有必要在进行专利创新及其影响相关因素研究时考虑纳入空间依赖性的空间计量经济模型进行估计。为了比较，先给出了OLS估计结果，见表1。
以下给出了Moran指数检验、两个拉格朗日乘数来判断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SLM和SEM的形式，利用极大似然估计(ML的参数估计结果如表2所示。比较表1和表2中的检验结果发现，空问滞后模型SLM和空间误差模型SEM的拟合优度检验值均高于OLS模型，而且比较对数似然函数值LogL、AIC和sc值就会发现，在OLS、SLM和sEM中，SEM的LogL最大，而AIC和SC值最小，故SEM模型相对更好一些。由此可见，空间滞后模型和空间误差模型作为对忽视了地理空间效应的经典回归模型的修正，消除了模型的空问自相关。用OLS估计SLM和SEM模型是有偏误的或不一致的，基于OLS法的经典线性回归模型由于遗漏了空间误差自相关性而设定的模型不够恰当。而使用ML法估计的SEM和SLM模型与OLS估计相比较，SEM和SLM消除了模型的设置偏误，结果更为准确、更加可信，是正确的模型设定形式。
1．2．2结果分析
(1)高校教育影响区域创新。高校毕业生的弹性系数显著地为0．3135，大于传统OLS模型中的0．2698，说明人才空间流动在创新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系数不很显著，说明两个问题：高校教育的作用尚未发挥到最好；高校教育有较强的空间扩散性。由于专业、课程设计，培养目标和社会导向等方面的缺陷，高校毕业生从事创新活动的并不多，如大学生中普遍存在英语、经贸管理学习热和公务员考试热等现象，惟独没有科学研究热；热衷于坐办公室当管理，不愿意到实验室当研究人员。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现实社会中太多的资源集中于管理者，大部分的专家和研究者只是从属人员，成不了主流。
(2)人口及人口流动对创新的空间效应。在普通OLS模型和空间OIS模型中，人口的系数为令人疑惑的负号。负号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创新不是由人口基数，而是由人口的质量决定的。如英国在工业化时期人口并不多，1851年英国在第一届世界博览会向全世界宣告它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时，人口只有1000多万，我国同时期人口约4．3亿，但是英国的创新明显强于我国。我国的中部地区人口基数较大，但存在人才流失问题。直辖市人口远低于普通省份，但却是创新密集地区。因此，三个模型对人口基数的回归出现了显著的负号。空间OLS虽然体现了人31跨地区的作用，但对于包含大量非流动人口和多种文化层次的人口基数来讲，在本地的作用尚未能体现，跨地区作用更难于体现。
(3)经济增长对提高创新能力的空间影响。在空间截面模型中，PGDP的弹性系数为1．6823，大于传统OLS模型中的1．6011，说明GDP的作用有一定的空间扩散性；PGDP的符号在三种模型中都为正，说明GDP对创新的影响是稳定和有效的。GDP对创新显著且稳定的影响证实了“干中学”的观点，即知识的生产是物质产品生产的副产品，经济发达的地区，创新水平高。实际上增长后的产值反过来可以作为研发的投入，具有反作用。
2结语
区域创新由于知识传播以及人才流动等原因，存在空间相关，传统的计量分析方法可能导致错误的结果。空间计量模型的分析结果表明，人口、经济增长、教育发展水平是专利创新的显著决定因素。
关键词： 虚拟样机技术；论文统计；计量分析
Key words： virtual prototyping technology；paper statistics；quantitative analysis
中图分类号：C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09-0312-02
0 引言
虚拟样机技术是上世纪80年代随着计算机技术的发展而迅速发展起来的一项计算机辅助工程技术。设计人员在计算机上建立能够反映产品特性的样机模型，用样机模型代替物理样机在各种工况下进行仿真试验和分析，测试和评估产品的整体性能，进而不断改进和优化样机模型的设计，直至获得最优设计方案后，再制造物理样机[1]。虚拟样机技术改变了传统的产品研发和设计思想，极大地降低了产品研发和设计的技术风险和开发成本，缩短了研发周期，提高了产品性能，加速了新技术向产品转化的开发、研制与使用过程。进入21世纪以来，虚拟样机技术及其应用在发达国家已经获得重大进展，被广泛地应用于各个不同领域。世界众多著名的制造公司在生产开发过程中都广泛采用虚拟样机技术，设计、装机、测试都在计算机中模拟完成，保证了产品一次试制成功[2]。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使企业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快速推出产品，迅速抢占国际市场，提高了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为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本文依托“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这一平台，通过对2003～2012年10年期间与虚拟样机技术相关的期刊论文的检索，采用论文计量学方法，对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论文进行统计分析，概括和总结我国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状况，以期为虚拟样机技术今后在我国更广泛地推广应用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及分析方法
本文以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的期刊论文为统计分析源，以2003～2012年为时间条件，以“全部期刊”为期刊范围，以“虚拟样机”为题名或关键词进行全部专业论文的检索，经过整理汇总，删除重复论文后共计2508篇。通过EXCEL将整理后的论文数据套录成数据库，采用论文计量学方法对论文的发表年份、涉及领域、研究机构以及第一作者等四个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概括和总结近10年来我国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状况[3]。
2 统计分析结果
2.1 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论文年份统计分析 从图1和表1可以看出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论文数量的增长态势。2003年至2009年期间，论文数量逐年增加，2004年和2005年，论文数量增加的幅度最大，之后增加幅度在逐年减小，2009年论文数量达到顶峰。这表明，2003年至2009年，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发展得比较快，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是，从2010年开始，论文数量较大幅度减少，特别是2012年，论文数量减少到152篇。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有可能是近三年对虚拟样机技术相关的应用研究力度减小，也有可能是相关研究论文的产出以及中国学术期刊库的收录有一定时滞性[4]。
2.2 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涉及领域统计分析 笔者对研究主题涉及到我国航空航天、国防军工、汽车与发动机、工程机械、矿产机械、农业机械、机器人与机械手、教育等领域的论文数量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涉及各个领域，部分论文同时涉及多个领域，论文涉及领域分布情况见图2。论文产出居前三位的领域是汽车、工程机械、机器人，这表明，随着汽车、工程机械、机器人领域近十年来的迅猛发展，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在这些领域中也取得了不斐的成果。
2.3 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机构统计分析 在2508篇论文中，没有署名作者单位的共有23篇。笔者将论文作者的工作单位分为本科院校、科研院所、企业和大专院校四类研究机构，统计结果见表2。发文数量最多的机构是本科院校，为2145篇，科研院所、企业和大专院校发文数量分别为419篇、368篇、117篇，其中科研院所、企业、大专院校与本科院校作者合著的论文数量分别为280篇、244篇、46篇，本科院校的发文数量远远高于其他机构。这充分显示，本科院校是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的主要机构。
2.4 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论文作者统计分析 根据论文第一作者发文数量的统计结果可知，无作者数据的论文10篇，大部分作者1至2篇，发文数量排列前10位的作者见表3，其中，七位是本科院校的教授或讲师，二位是博士研究生，只有一位是科研院所的高级工程师，由此可见，本科院校的教授和教师是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的中坚力量。
3 结论与建议
从“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及分析结果可以看出，2003～2012年10年期间，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发展迅速，至2009年达到顶峰，近年又逐渐回落；应用研究涉及领域极为广泛，研究成果比较多的是汽车、工程机械、机器人领域；应用研究的主要机构是本科院校，应用研究的主要群体是本科院校的学者和教师。本文的检索分析结果不一定能够全面反映我国虚拟样机技术应用研究状况，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国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机构和群体比较单一。
虚拟样机技术问世之后，得到许多发达国家制造商的高度重视，立即将这一先进制造技术引入企业的产品开发中，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我国是一个制造大国，虚拟样机技术的应用研究，不应仅在本科院校，不应仅有本科院校的学者和教师，更应广泛推广到企业和科研院所，让广大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技术人员参与研究和应用。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我国企业应积极主动充分利用虚拟样机技术，减小产品的技术风险，缩短产品的研发周期，降低产品研发的成本，提高产品的性能，从而增强企业的产品开发能力，提高我国企业在世界制造业中的地位和市场竞争力。此外，虚拟样机技术的研究专家也应加强向企业推广虚拟样机技术，推动这一先进制造技术在我国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普及和应用。
参考文献：
[1]郭卫东.虚拟样机技术与ADAMS应用实例教程[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03.
引言
通信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支柱性产业。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
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在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历史性进程中,通信业的重要性只会加强,不会削弱。回顾改革开放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发现,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行业,通信业从弱小到强大、从落后到先进、从曾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到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实现了质的飞跃。通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对经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拉动作用。然而,通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通信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究竟有大?本文尝试用计量经济模型对此进行探讨。
1计量模型分析
1.1理论模型
本文尝试用菲德模型来分析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菲德模型是菲德(G.Feeler)于1983年提出的一个用于测算出口对经济增长作用的两部门模型。该模型把社会经济活动分为出口和非出口两个部门,由于出口部门面对的是国际市场,激烈的竞争促使它不断提高其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非出口部门正好吸收这种由于生产技术水平和管理水平提高带来的外溢效应,从而增强其自身实力。因此,出口对于GDP增长的贡献可能要比出口本身增长所形成的GDP增量大。菲德的两部门模型就是用来估计出口对于非出口部门外溢作用以及出口与非出口部门之间要素生产力差别的数学模型。
通信产业作为一个部门,与经济中其他部门的联系十分重要,任何希望估计通信产业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必须关注通信产业对非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鉴于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和外溢作用,将借鉴菲德提出的两部门模型来测度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与菲德模型的思路相似,把通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类同于出口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将国内部门划分为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
模型建立如下:设各自的生产方程为:
P=f(Lp,Kp)(1)
N=g(Ln,Kn,P)(2)
其中P和N分别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和非通信产业部门两部门的产出量,L和K分别代表劳动力和资本两大生产要素,下标代表部门。(2)式生产函数假设,通信产业的产出水平P将影响非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
劳动力(L)与资本(K)总量可以表达为:
L=Lp+Ln(3)
K=Kp+Kn(4)
社会总产品(Y)就是两部门产品之和,即:Y=P+N(5)
菲德模型将不同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边际生产力的相互关系表达如下形式:
其中fl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fk代表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gl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劳动力的边际产出,gk代表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的边际产出,δ是两个部门之间相对边际生产力的差异,理论上可以大于、等于或小于零,正的δ意味着通信产业部门的相对边际生产力高于非通信产业部门。
对(5)的两边求微分得:
dY=dN+dP=gkdKn+gldLn+gpdP+(1+δ)gkdKp+(1+δ)gldLp(7)
根据(3)、(4)、(5)、(6)、(7),可以推导出如下回归方程:
(8)式中,α、β表示非通信产业部门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γ代表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为通信产业的外溢作用)分别是总产出、劳动力和通信产业产出的增长率;P/Y是通信业产出占总产出的比例。将国内投资视同于资本存量的增量,由于资本存量的增量在统计数据中不存在,一般用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于是(8)式可以改写为:
参数γ代表通信产业外溢作用与两部门间要素生产力差异两种作用之和。将一个常数项和一个随机误差项加入到方程(9)中,同时假定随机误差项具有零均值、同方差的特性,则方程(9)就成为所需要的回归方程。
通过方程(10),对的系数γ的估计,可以得到通信产业部门对于经济增长的全部作用;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型将整个经济区分为两个部门是一种理论上的简化。同时,非通信产业的产出不仅依赖于配置在本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还取决于同一时期通信产业的产出量。因此,这里存在着一个假设:通信产业部门对经济中其他部门的外溢作用发生在同一时期。这个假定与现实可能不太相符,但使用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对分析结果影响不会太大。
1.2样本的选择
在本模型的计算过程中,Y用国内生产总值(GDP)来代替,GDP用当年价格计算。L用年末从业人数表示,从业人数合计指标反映了一定时期内全部劳动力资源的实际使用情况。I用历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来代替,它包括了国有经济、集体经济、个体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历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之和,是反映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速度、比例关系和使用方向的综合性指标。通信产业部门的产出P用每年通信业务总量代表。样本区间为1998-2005年。样本选取时间从98年开始,是因为1998年邮电分家,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显著。上述指标的相关数据均取自《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通信年鉴》。如表1所示:
该回归模型采用的数据是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数据的波动性,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平均平滑处理。处理数据结果如下表2所示:
1.3模型回归结果
利用EVIEW统计软件对方程(10)做LS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从方程(10)的回归结果看,所有的回归系数估计值α、β和γ都通过了统计的显著性检验,R2达0·671254表明了方程的拟合效果好。从方程(10)的估计结果,得到最关心的系数γ的估计值为1·764966,γ就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γ=1·764966的含义是:假设其他条件不变,通信部门每多生产出一单位的产出,国民经济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
2结束语
通过以上的计量分析,得出的结果是:通信业对国民经济的全部作用参数的估计值γ为1·764966,也就是说,假定其他条件不变,通信业每多生产一单位的产出,整个国民经济GDP将增加1·764966单位的产出。这就说明了通信业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作用。
通信业对国民经济贡献不仅包括对GDP的直接贡献,其更大的贡献在于对国民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所产生的渗透作用与倍增作用,尤其是对其他产业的推动和带动作用。随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方式改变、资源节约利用等改革需求越来越迫切,通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先导性、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必须为有效推进国民经济转型做出更新更大的贡献。这不仅要求通信业加快自身发展,更要求通过它改变人们的经济行为,改造提升其他产业,提高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通信业的发展带动相关产业群发展,体现了信息经济的发展趋势,改变产业结构,使之更具活力;它还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改变就业结构和劳动力素质。通信业已成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是当前及未来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重要支撑。基于上述的计量分析结果,笔者认为应该加快通信业的发展,在生产要素的投入上要向通信业倾斜,以发挥通信业的高效率,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由于人力资源有一种不同于一般资本的特殊性，在日常的活动中，很多情况下要依靠这种资源的主观能动性来发挥应有的作用。不容忽视的是人力资源所处的市场经济环境的诸多影响和客观条件的要求等，即人力资源要维持自身和家庭的正常生存，他们首先会考虑“经济要素”，这也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最底层需求。按《人》中的当期价值理论来说，“从时间涵义来说，当期价值就是指当年价值。”《人》还就为什么选择当年价值进行了论述“（1）人力资源价值具有不确定性，不能历年累加，如果历年累加既无据可查，且计算更趋复杂化。”“（2）时间上定为当年，与现行会计、统计核算制度的年度规定相一致，便于采集数据，便于操作。”也正是基于上述逻辑，《人》认为“当期价值是指人力资源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之和，以此作为人力资源的总价值”。
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对组织的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不是为计量而计量，而是需要这个计量结果有助于组织正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顺利进行，有助于组织的顺利健康发展，不能仅从当前计量手续与过程的复杂程度上来考虑。而且，采用这个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对组织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很容易诱发“短期行为”，也就是经济学上所讲的“道德风险”。当被测主体意识到自己已经进入当期价值理论核算的体系中，逆霍桑效应就会发生。因为计量者只关注当期员工创造的价值，所以员工就会急功近利地处理日常工作事宜。由逆霍桑效应导致的“短期行为”就会发生。这样一来，原本希望通过计量和核算有助于组织的健康发展的措施却引致了人们的“近视效应”。如何有效规避这种计量诱发的“短期行为”是一个很值得深思的问题。
2.如果采用这种计量方法，如何有效解决“人才”的两难困境
《人》文中的当期价值理论是从两个方面来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的，即“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之和”。并且“从空间涵义来说，当期价值反映的是一个单位人力资源所实现的经济价值，这与现行核算的单位主体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计算的人力资源价值要受单位经济价值和效益的制约，单位创造的经济价值高、效益好，人力资源价值就应大些，单位创造的经济价值低、效率低，人力资源价值就会小一些，这里不论群体价值、个体价值都是如此。”诚如《人》所言一样，人力资源价值的大小要受到“单位经济价值和效益的制约”，那我们在利用当期价值理论进行计量时候如何规避这个问题呢？该理论并没有就此做出必要的说明。组织中的人力资源不是单独存在的，而是与许多非人力资源共同存在的。而且，人在组织中发挥作用是要受到很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和制约的，比如其他配套物资资源的到位情况以及制度安排等。同时，由于很多项目不可能在一个“当期”就能实现其对组织创造价值的贡献，很多时候甚至仅仅开展的是一些重大项目的准备阶段工作，那么，按“当期价值理论”，该如何对这些人力资源主体进行计量和考评呢？难道他们在“当期”除了成本投入外，没有创造其他任何可以鉴定自身的价值？如果按这种逻辑，或许组织中的很多真正对组织发展有用的“人才”将根据“适者生存”原则，最终选择“孔雀东南飞”。因此，这样的计量对组织的负面影响将是深远的和难以想象的。
3.如果采用这种计量方法并认同“Q=LαKβ”，如何界定“当期”的时间范围
正如《人》中所言，“如何从企业创造的新增价值中把人力资源创造的部分分离出来，这是国内外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人》通过构造Q=LαKβ（其中Q为效益或产出，L为人力资源的投入，K为物力资源的投入，α、β均为参数）投入－产出函数，“通过科学的方法与模型解决了这一问题。”关于这一点，愚者又有些疑问。首先，关于Q=LαKβ的构造。这个投入－产出函数与经济学上经典的道格拉斯－柯布生产函数很类似，后来这个经典的生产函数被宏观经济学家通过各种修正与变换用于对经济增长的分析。应该说这个模型用于对经济增长方面的分析，更多地是考虑到诸如科技、制度、人的心理预期等多方面的环境分析后逐步才得到认可。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单纯仅从人力资源L的投入和物力资源K的投入是不能很好地对由于这两种资源所创造的价值Q进行准确计量的。比如工作环境、社会制度、心理状况等都是对L乃至K有很大影响的因素。同时，即使认为这种计量方法不存在理论上的误区，那么，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当期”的时间范围问题。因为按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对组织中的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时考虑的都是“当期投入价值和当期创造的新增价值”，如果一项投入在“当期”没有创造出可以依据会计制度核算的产出，或者这项投入可能跨越多个“当期”甚至最终成为“呆帐和死帐”的时候，那么又将怎样对其进行计量呢？这个“当期”难道仅是为了“便捷”而与会计核算制度相一致的吗？因此，如何合理、有效地界定这个“当期”又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4.采用这种方法，如何规避组织用于人力资源投入方面的风险
按当期价值理论逻辑，在一个“当期”投入的成本，不论最终能否收回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投入，这些投入最终都将作为“当期”人力资源价值来源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存在很多这方面投入没有相应回报的事例，比如在“当期”内人力资源主体突然由于各种原因消失、流失等情况。那么这种情况下，这种投入就不能再视作一项人力资源价值了，而是变成了组织的“呆帐或死帐”。因此如何规避这种投入风险，这种理论也没有给出相应的解决思路。
小结
愚以为，在人力资源额本身的计量上，正如T.W.舒尔茨所言，“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际处理上，如何区分既具有消费功能又具有人力投资功能的支出都是困难重重的。”而且即使不去思考这些人力资源计量方法本身是否科学可行，这些观点首先即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理论前提：即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本是两种性质根本不同的生产要素，即资本非同质。人力资源的使用过程是一个动态和主观能动性发挥的过程。以一个静态的标准去衡量一个动态的劳动过程和分配过程，是很不恰当的。因此，人力资源不能像非人力资源那样可以在静态下以货币加以确定。
的确，目前对人力资源进行有效计量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难题。同时，对人力资源进行计量和核算又有着其特殊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对组织认识自我的情况会有很大帮助，比如有利于对员工进行有效的薪酬设计和激励等；另外，对人力资源管理也有其特殊的含义，因为不论是从未来组织的发展还是从组织对现状的自我核查来说，对人力资源进行准确有效的计量都是很重要的。T.W.舒尔茨建议“就估算人力投资来说，原则上有一种可供选择的方法，就是用它的产量而不是用它的成本来进行计算。”或许到目前只有像T.W.舒尔茨所建议那样进行创新才能找到一种比较完美的计量方法。Rosen等人以T.W.舒尔茨的思路，在提出激励合约选择的两大约束，即参与约束和激励相容约束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人力资源定价的“以产定酬”模式。但其始终没能把产品的价格风险因素纳入到分析的范畴，而简单地把产品价格设置为1，即用产品产量表示产品的价值，把产量作为激励的依据。但“以产定酬”为我们提供了把产品价格风险也加入分析范畴的思路，即建立“以利润定酬”模式。在考虑到这一模式进行分析的复杂性以及可能会引致的短期行为后，可以再次将问题转化，即将某一时点的利润指标转化为某一时期的公司股票市值，并借助BLACK-SCHOLES的期权定价模型，即把企业某一时期的全部股票看作是一种股票期权，从而最终把人力资源的定价转化为企业的股票期权定价问题。当然这种依靠期权定价的模式也有其不足。因此，如何准确、有效地最大程度上规避由于对人力资源计量所诱发的不利影响，仍然是一个难题。
1引言
国债作为一个重要的政策工具，已成为各国政府不可缺少的宏观调控工具。我国1981年恢复发行国债。国债规模日趋庞大，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末，为阻止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对抗国内的通货紧缩趋势，我国连续6年实施以扩大国债投资为核心的积极财政政策。国债发行量大增，对刺激内需和拉动经济增长功劳巨大。但是国债发行有一个适度问题，它最终需要清偿。国债发行规模研究，既有规范分析又有实证探讨。
2模型变量的选择:影响国债规模的一般因素分析
国债规模的影响因素很多，有宏观也有微观。本文只考虑宏观的因素。选取的数据变量包括当年的国债发行额（Y），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选取以上系统变量的原因是基于传统研究对国债发行规模所受影响因素的考虑。
第一，GDP（X1）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一国的国债发行规模明显地受制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国的经济规模越大、发展水平越高，则国债发行的规模和潜力就越大。
第二，居民储蓄存款余额（X2）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居民的可支配收入用于两个项目即储蓄与消费。国债余额与居民的储蓄存款之比即居民应债率，这一指标反映的是居民的应债能力，应债率越高，则国债发行的可能规模越大。
第三，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国债发行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弥补财政赤字，所以分析国债的发行规模，就必须考虑我国的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情况。当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较小时，用国债来弥补财政赤字的压力就越小，因此本文选取国家财政收支差额来综合衡量国家财政收支状况对国债规模的影响。
第四，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对国债规模的影响。国债还有偿还到期债务本息的运用，随着我国国债的发行规模逐年递增，每年需要偿还的国债本息数额也在逐年增加，2005年这一数字已达到3923.4亿元。因此，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也是国债发行规模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五，国债累计余额（X5）对国债规模的影响。一国所能承受的国债总量是有限度的，所以国债余额也是分析国债规模的一个重要因素。
第六，货币信贷规模对国债规模的影响.由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两种重要工具，货币信贷规模直接影响到国债发行，两者具有相互替代作用.
3国债规模影响因素的计量模型分析
本文研究时间区间是从1992年到2005年，并选取近十年我国国债年度发行额及主要影响因素的数据作为样本数据，被解释变量为国债发行额（Y）。各解释变量分别为国内生产总值GDP（X1）、城乡居民储蓄存款（X2）、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国债累计余额（X5）、信贷规模（X6）。μ为随机误差项，描述除解释变量以外的因素对国债规模的干扰作用。分析的主要统计数据来自各年度的《中国统计年鉴》，分析软件是SPSS。4结论
根据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结论：
首先，影响我国国债规模的最主要的因素是国家财政收支差额（X3）和到期国债还本付息额（X4）。
其次，国债发行规模与居民储蓄正相关，表明我国城乡居民是国债购买的主体的事实，说明居民储蓄为国债发行提供了空间。
再次，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积极型财政政策，导致国家财政入不敷出，存在较大的国家财政收支差额，而通过发行国债是政府弥补财政收支差额的重要手段;同时，由于长期实行积极型的国债政策，在大量增发长期国债的影响下，国债到期还本付息的支出也越来越大，我国长期处于举新债还旧债的处境;.
最后，GDP是衡量国家还债能力的重要指标，当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越大，那么国债发行规模的潜力越大，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国债发行规模与当年GDP水平呈负相关关系。
>>【关键词】
学科服务 关键词 计量分析 学科馆员
学科服务是以学科用户的信息需求和问题为驱动的，学科馆员凭借其专业背景和图书情报学知识及信息处理技能，依托本馆文献资源和技术支撑，为学科用户提供深层次、个性化的文献信息服务[1]。自1998年清华大学图书馆在国内率先建立学科馆员制度以来，学科服务在我国已经开展了10余年，经历了起步、反思、快速发展几个阶段。本文拟采用关键词词频分析法，探讨国内学科服务的研究热点，揭示我国学科服务的现状及发展趋势。
数据与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学术文献总库1996年―2011年有关学科馆员或学科服务方面的文献，检索策略为“KY=‘学科馆员' OR KY=‘学科服务' OR KY=‘学科化服务' OR TI=‘学科馆员' OR TI=‘学科服务' OR TI=‘学科化服务’”，去除重复记录、会议信息及一稿多投记录后共检出文献2 954篇。套录题录信息，并利用VB编程提取题录信息中的关键词。合并同义、近义的关键词后，再对经过处理的关键词进行统计分析。
词频分析法是利用能够揭示或表达文献核心内容的关键词或主题词在某一研究领域文献中出现的频次高低，来确定该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发展动向的文献计量方法[2]。某一关键词在某一领域出现的频次以及变化可反映该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被关注的程度和发展趋势。
统计结果
对规范化后的关键词进行词频统计，关键词平均词频为7.59次。本文列举前50个频次较高的关键词（见表1）。表1中的关键词主要有限定性关键词、主题性关键词两类。限定性关键词主要限定研究的范围，以时间、地区等限制性名词为多见，如高等学校、高职院校、图书馆、高校图书馆、高职院校图书馆、医院图书馆、国家科学图书馆等。从这些关键词及其频次可以看到：高等学校及高校图书馆是国内学科服务的主要阵地；对国家科学图书馆开展学科服务的实例介绍和研究也较多。主题性关键词主要反映文章的主题内容，除学科馆员、学科服务、学科馆员制度外，有信息服务、素质、考核评价、服务模式、知识服务、核心竞争力等。
3.1学科服务与信息服务、知识服务
信息服务、知识服务在有关学科服务、学科馆员的文献中属于高频关键词，其中信息服务（含学科化信息服务）的词频是223次（信息服务213次，学科化信息服务10次）。2005年以后，该词的词频基本保持稳定。知识服务（含学科化知识服务）的词频是77次（知识服务70次，学科化知识服务7次），其词频自2004年以后逐年递增。表明信息服务、知识服务与学科服务关系密切。随着国内学科服务工作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的关注力正在从学科信息化服务向学科知识化服务转变，学科知识化服务将成为下一个研究热点。部分文章探讨了学科服务与信息服务、知识服务的关系。刘立骞等认为：信息服务注重信息资源的获取和传递， 满足于具体信息、数据或文献的提供。它更多地体现了一种检索和传递服务；知识服务则是面向内容、面向解决方案、面向知识增值的服务[3]。知识服务和信息服务有着明显的区别，但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特定用户的需求，它们始终相互交织并存在于学科服务的全过程。不过目前图书馆学科知识服务的能力明显较弱，张红霞对高校图书馆知识服务现状做了调查，结果表明：基于馆际互借与文献传递、新书通报和文献检索等传统的信息服务仍然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专题情报检索等服务相对比较薄弱，提供知识含量相对较高的、针对学科专业课题方面的深层次的知识服务的能力还比较欠缺[4]。
3.2学科馆员素质要求、资格认证（行业准入）与队伍建设
著名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认为： “一个图书馆成败的关键还在于图书馆工作者。”学科馆员是学科服务能否深入开展以及服务水平高低的关键性因素，因而学科馆员的素质要求、资格认证与学科团队建设也是众多学者研究的热点。如王运显提出包括基本素质、知识素质、技能素质等3个一级指标、17个二级指标的学科馆员素质指标体系，比较全面地概述了学科馆员应具备的素质[5]。
学科服务对学科馆员素质要求很高，国内的学科馆员很难达到要求，直接影响到学科服务的效果。学科服务起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并在欧美等国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于是便有学者对国内外学科馆员素质进行了对比研究。符瑞锐研究表明： 欧美等国实行了图书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从制度的角度确保了图书馆专业人员的素质。如美国公共图书馆及学校图书馆都要求专业馆员必须具有ALA承认的学院或系颁发的信息学硕士学位[6]。而国内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素质则参差不齐，既具有学科背景又有图书情报专业背景的学科馆员数量相对较少。因此，学者们呼吁在我国尽早建立图书馆专业人员资格认证制度，全面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
学科服务工作在我国已经开展了10余年，对于如何建立一支人员构成、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学历和职称结构、年龄结构合理的学科馆员队伍等问题的研究已迫在眉睫。袁红卫、潘芳莲等分析了我国学科馆员队伍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建议：制定学科馆员队伍建设战略规划；通过管理创新，加大人才引进力度、优化人员结构；建立学科馆员的选聘和竞争机制；建立学科馆员的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健全学科馆员的考评和激励机制等[7-8]。
3.3学科服务质量评价
学科服务质量评价是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评估指标体系，选择适当的方法和程序，对学科服务过程和结果进行价值判断。依据被评价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学科服务质量整体水平评价、学科团队服务质量评价、学科馆员服务质量评价。有关学科服务质量评估的关键词在2007年以后出现的频次较高，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已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大致从理论研究、评估指标体系制定、评估方法3个方面展开。
理论研究主要涉及学科服务质量评价的必要性、目的、意义、作用、评估指标体系制定的原则等。多数学者认为在制定评估体系时应坚持科学合理、全面系统、客观性、定性定量相结合、易操作性等原则。蒋家红则认为评价体系的构建应遵循循序渐进原则、因馆制宜原则、个性化原则[9]。
学者们依据学科服务的内容、特点，借鉴和利用360度反馈评价法、平衡记分卡法、Libqual+TM、梯度评价法、层次分析法、模糊层次分析法、模糊综合评价法、熵权+层次分析法等方法，建立了多个评价指标体系。武三林认为可以从“德、能、勤、绩、研”5个方面对学科馆员进行考核评价[10]。徐恺英将平衡记分卡法应用于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绩效评估，把学科馆员的业绩评估分为学习与成长、内部流程、用户（读者）满意度、信息利用4 个部分[11]。
大多数学者基本上从人员素质（综合知识、能力、主动性）、工作业绩、服务效果、服务环境等方面入手建立考评体系。这些考评体系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但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①指标比较繁杂，不易操作，没有结合学科馆员的特点及工作实际。如大多数评价指标体系都偏重于学科馆员工作量的测评，忽视了对学科服务所产生的信息产品的质量评估；学科服务工作的内容具有不确定性，它赋予了学科馆员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然而大多数评价指标体系忽略了学科馆员的服务创新。②忽视了评价主体对评价结果的影响。目前学科服务质量评价的主体一般是馆领导和学科用户。学科馆员服务的学科用户不同，评价的结果自然会受到影响。③目前的评价体系过分强调了服务质量的评价，忽视了评价结果的反馈。
3.4学科服务模式
服务模式在2005-2007年为低频关键词，词频为1-3，2008后该词出现的频率较高，词频为11-27。这一变化说明学科服务的模式已成为近年来学者们研究的热点。学科服务在我国已经开展了10余年，此时对各馆学科服务的实践进行总结归纳，形成学科服务模式是十分及时和必要的。众多学者认为，学科服务模式主要有学科分馆模式、学科馆员-图情教授模式、学科馆员直接服务模式等。欧美国家很多大学组建了学科图书馆，支持特色资源建设和学科个性需求。我国部分高校将院系资料室建设成为面向教师用户的学科分馆，主要职责是用户需求联络、参与文献建设服务全过程、提供个性化服务等。学科馆员―图情教授模式是国内大多数图书馆采用的服务模式，尽管它有便于院系联系、易于打开局面等诸多优点，但其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主要表现为对图情教授的依赖较大。学科馆员直接服务是一种双向的主动服务模式，它减少了图情教授中介这一环节，直接为院系教师提供服务。国外高校图书馆均采用此种服务模式，但在国内由于院系配合不够、人员素质不高、人手有限等因素的影响，工作开展难度很大，服务效果不明显。因而有学者认为学科馆员―图情教授模式是现阶段我国学科馆员制度不成熟条件下的有效服务方式，具有很强的实用性[12]。随着学科用户信息需求的日益多样化，单凭某一个学科馆员已经很难满足学科用户的需求，因而有学者提出了团队式工作模式，即组建由多种类型人员组成的工作团队， 分别负责学科联络、知识组织、情报研究、个性化服务等任务，在协同工作的基础上提供系统化、深层次的学科服务[13]。
3.5学科馆员的定位与工作职责
学科馆员称谓很多，比如联络馆员、学科参考馆员、学科目录学家、学科专家馆员等。不同的称谓意味着学科馆员在学科服务中扮演的角色和所承担的职责是不同的。在学科馆员角色定位上的模糊认识，势必会影响学科服务工作的有效开展，因而学科馆员角色定位及其相应的工作职责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目前大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学科馆员的角色定位大致可分为三个层次，即学科信息联络员、学科服务馆员（学科参考咨询馆员）和学科信息专家。也有研究者把基于图书馆与用户的联络人、用户信息素质培训者、参考咨询馆员角色的学科馆员称为“第一代学科馆员”，把以融入一线、嵌入过程为主要特征的学科馆员称为“第二代学科馆员”。与学科信息联络员这一角色对应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学科资源建设、院系联络、用户宣传和培训等。与学科服务馆员角色对应的工作职责除学科信息联络员工作职责内容外，还包括对学科资源的评估、提供参考咨询、制作学科导航、参与教学科研等。学科信息专家的工作职责主要是学科文献信息研究、学科发展研究、跟踪学科发展的前沿动向和研究任务，编辑学科动态与研究指南等。胡琳等学者对比分析了国内外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角色及工作职责，认为国内学科馆员工作职责定位存在失误，并提出学科馆藏资源建设是学科馆员首要的工作职责[14]。李更良则认为学科馆员应更加关注学科用户研究、学科信息研究、学科发展研究、参与教学科研工作等，而不应当承担本应由参考馆员、采访人员以及书刊流通人员承担的工作[15]。漆俐红等则认为：省属高校图书馆学科馆员的角色定位应为“联络、导航、教育”[16]。总之，各馆可根据自身的馆藏特点、人员素质等因素明确学科馆员的角色定位和工作职责。
3.6学科服务平台
与学科服务平台相关的关键词有Web 2.0、博客、RSS、维基、微博、学科导航等。学科服务平台是学科馆员向学科用户推送学科信息、介绍学科资源、解决个性化问题、交流沟通的虚拟服务平台。有的大学图书馆自行开发了学科服务平台，如上海大学图书馆利用各类开源软件开发了基于Web 2.0的学科服务知识平台，建立即时通讯、学科博客、学科维基、新闻聚合和学术机构库等子系统；沈阳师范大学图书馆于2007 年立项建设图书馆学科服务内部管理系统，该系统主要用于学科用户档案的收集和保存、学科服务相关信息的管理、学科馆员交流、学科服务工作统计等。有的大学图书馆直接引进国外成熟软件Libguides作为学科服务平台，如上海交通大学等。也有图书馆利用Web 2.0的某一技术开展学科服务。如华中科技大学利用博客作为学科服务平台、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开发了基于RSS的科技信息聚合系统等。尽管这些平台大部分都是利用Web2.0技术开发的，但服务效果不明显，学科用户访问量不大、读者参与的热情不高。李慧美等认为，图书馆应借鉴豆瓣网成功形成由用户为主体的社会网络关系和用户资源所构成的知识网络的经验，改进学科信息服务平台[17]。尽管学科导航已运行多年，但真正实施得比较好的大学图书馆却屈指可数。有些图书馆仅把它作为揭示免费资源的工具、已购数据库的补充。因而有学者提出学科导航应以学科为单位， 以本馆所购买或租赁的各类资源为主， 以因特网上的相关学术资源为辅， 进行收集、评价、分类、组织和整理， 建立分类目录式资源组织体系，为教学科研提供全面详细的学科资源指引[18]。部分文章也对利用博客、RSS、维基开展学科服务提出了建议。如利用Blog+RSS技术，建立新闻、导读及培训博客、学科信息导航博客、信息咨询服务博客、专业及学术博客，还可在博文栏目设置中增设学科教师或研究生博客推荐栏，主动链接学科教师和学科研究生博客；利用wiki技术建立学科馆员交流平台；通过整合博客资源形成学科知识库、百科工具书等。
3.7学科服务、学科馆员制度与图书馆核心竞争力
马克思在《资本论》的地租理论中也论及到粗放经营和集约经营的内容，他指出“可以耕作的土地面积很大……对耕作者来说不用花费什么，或者同古老国家相比，只花极少费用。”这种“只需投资很少的资本，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和土地”的经营方式“就是粗放经营。”（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56页。）“在经济学上，所谓耕作集约化，无非是指资本集中在同一土地上，而不是分散在若干毗连的土地上。”（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0页。）在研究级差地租时，马克思认为，粗放经营和级差地租第一形式直接联系，而集约经营则与级差地租第二形式紧密相关。级差地租的第一形式是由“两个和资本无关的一般原因造成的：1、肥力……2、土地的位置。”级差地租第二形式则是“对同一土地连续追加投资造成的不同生产率引起的。”（注：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三卷，第766页。）
首次使用“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术语的是前苏联经济学家。苏联在1928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其经济增长速度直到50年代末期一直保持高于世界经济增长水平的记录，此后，经济增长率开始下降，表现出恶化趋势，令人不解的是，其经济增长的恶化是在它保持了非常高的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投资率的情况下发生的。这就不得不使苏联的经济学家对其经济“增长方式”展开了研究。当时，他们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上述提示，把增长方式分为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依靠投入实现产出量增长的“粗放增长”，另一种是依靠提高效率实现产出量增长的“集约增长”。并且指出，苏联过去的高速度增长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倾全力动员资源和增加要素投入的结果，然而由于资源的有限性，随着可动员的资源的日益减少，在忽视提高要素生产率的情况下，必然导致经济增长水平的下滑（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
“粗放增长”和“集约增长”概念于60年代从苏联传入我国（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在此之前，我国经济学界尽管没有使用经济增长方式的概念，但对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种种低效率，高浪费现象进行过大量的分析。此后，特别在1979—1980年我国对经济增长方式问题展开了全面深入的讨论（注：吴敬琏：《怎样才能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经济研究》1995年第11期。），广泛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是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之后。
二、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定义
从经济增长方式概念形成的渊源看，经济增长方式是经济增长过程中对生产要素的分配和使用方式。虽然国外学者不常使用经济增长方式这一概念，但对推动经济增长的因素或原因的分析，实质上也是对经济增长方式的研究。关于这一点，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曾作过比较，就我国学者们而言，尽管对粗放和集约型增长方式概念的解释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方式的含义是明确的。因此，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一国总体实现经济的长期增长所依靠的因素构成，其中增长因素包括土地、劳动、资本、技术进步、经营管理、资源配置、规模经济等。通常把土地、劳动、资本的投入称为要素投入，其余因素的总和称为综合要素生产率。进一步地，根据要素投入与综合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大小，把增长方式划分为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主要由要素投入增加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粗放型经济增长，主要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经济增长称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了能定量反映经济增长的粗放程度或集约程度，笔者引入粗放度概念。所谓粗放度是指要素投入增长率的贡献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比值（注：对于一国总体来说，土地是固定的。因此，在考虑要素投入的增长率时，舍象掉了土地要素的影响。），用公式表示为：
δ＝αL''''＋（1－α）k''''／Y''''
式中的α表示劳动的贡献份额；
（1－α）表示资本的贡献份额；
L''''表示劳动投入增长率；
K''''表示资本投入增长率；
Y''''表示经济增长率。
当δ≥0.5或δ＜0且Y''''＜0时，增长方式为粗放型；
当0≤δ＜0.5时，增长方式为集约型。
对于粗放型增长方式又可按不同的粗放程度划分为四种类型：
第一类型：当0.5≤δ＜0.7时，为低度粗放型；
第二类型，当0.7≤δ＜0.8时，为中度粗放型；
第三类型，当0.8≤δ＜1时，为高度粗放型；
第四类型，当δ≥1或δ＜0且Y''''＜0时，为超高度粗放型。
三点说明：
1.经济增长方式、经济增长、经济发展的关系。
经济增长是指一国或一个地区在一定时期内人均实际产出量的增加和实际生产能力的增加。经济增长特指更多的产出，而经济发展不仅指更多的产出，还包括随着产出的增长而出现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变化，经济增长是一个数量概念，而经济发展是一个既包含数量又包含质量的概念，所以经济发展包含经济增长。从经济增长方式的定义可知，经济增长方式是获得经济增长的手段、途径和方式。
2.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
经济效率是指资源的优化配置。具体讲包含二层含义：其一是指全社会以优化的资源配置获得较好的经济增长；其二是指生产单位如何把得到的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有效地组合起来，以最少的资源耗费创造最多的产出。经济效益的高低可以用综合要素生产率来度量。所谓经济效益，则是指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由经济效率所引起的相应的收益或收入。那种不是由于提高效率而增加的收入，就不能叫作效益，而只能叫作收益或收入。因此，经济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经济效率高意味着经济效益好；反之，经济效率低则意味着经济效益差。
3.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必须明确三个层次的问题：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第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标志；第三，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关于第一个问题，学术界的认识比较多，而第二、三个问题则涉猎的比较少。本文旨在通过对粗放度指标的划分，拟解决第二、三个问题。
δ＝0.5作为划分粗放和集约经济增长方式的标志。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集约型，当δ≥0.5时，经济增长为粗放型，这与我国经济理论界对粗放与集约型经济增长的解释是一致的。把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又细分为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和超高度粗放，是为了便于研究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程度。
三、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模型
1.模型。
本文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所采用的模型为：Y''''＝A''''＋αL''''＋（1－α）K''''，这是由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求导后得出的，其中Y''''代表经济增长率，A''''代表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率，K''''代表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α为劳动产出弹性系数，αL''''为劳动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1－α）K''''为资本要素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因此，粗放度的公式为：
δ＝αL''''＋（1－α）K''''／Y''''
2.研究对象。
本文研究1953至1993年四十一年的经济增长方式，按三种不同的时期来测算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及粗放度：一是按一年期，二是按五年计划期，三是按改革时期。需要说明的是，改革时期从1979年算起，由于资料所限，我们仅考察到“八五”前期（1991—1993）为止。
3.对统计指标的说明。
（1）经济增长率指标Y''''。我们均采用国民收入增长率指标。
（2）劳动要素投入L。以历年全社会劳动者人数计算各时期劳动投入量增长率，而舍象掉象劳动质量、劳动强度的大小和劳动时间的变化情况。
（3）资本要素投入K。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的K值应为直接和间接构成生产能力的资本总存量，它包括直接生产和提供各种物质产品及劳务的各种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也包括为生产过程服务的各种服务及福利设施的资产。关于K值，有的同志已估算出有关数据（注：参见张军扩：《“七五”期间经济效益的综合分析》，《经济研究》1991年第4期。），其具体作法是：先估算基期年1952年的资本总量；再估算各年的净投资额（以积累额代替）并扣除价格指数；然后根据投资转化为资本的时滞系数计算各年的新增资本数量；最后，用上年的资本总量加上当年新增资本，得出各年的资本总量。
（4）资本与劳动的产出弹性。所谓生产要素的产出弹性是指要素投入每增长1％所带来的产出增长的百分比。西方经济学家们认为直接估算产出弹性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在进行增长因素分析时，通常要作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以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来代表它们的产出弹性。然而既使要计算劳动与资本的收入份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它涉及到多方面的内容和某些比例的分割。在我国情况就更为复杂，首先，我国实行的并非市场经济，不存在完全竞争的市场条件；其次，由于缺乏必要的统计资料，要全面计算劳动和资本的收入份额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长期以来经济中存在着大量潜在劳动力的过剩现象，与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的贡献相比，劳动投入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所以，我国经济界通常把劳动的产出弹性取为0.2或0.3相应地资本的产出弹性取为0.8或0.7（注：史清琪等：《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本文采用0.3和0.7。
表1
时期国民收入劳动投入的贡献率aL''''资本投入的贡献率(1-a)K''''
增长率Y''''L''''aL''''K''''(1-a)K''''
一五0.845.04
(538.92.87.2
-57)(9.4%)(56.6%)
二五0.517.07
(583.11.710.1
-62)
恢复
时期1.023.57
(63-14.73.45.1
65)(6.9%)(24.3%)
三五1.14.13
(668.33.75.9
-70)(13.4%)(49.8%)
四五0.635.53
(715.52.17.9
-75)(11.5%)(100.5%)
五五0.635.32
(766.12.17.6
-80)(10.3%)(87.2%)
六五0.994.97
(8110.03.37.1
-85)(9.9%)(49.7%)
七五0.786.23
(867.62.48.9
-90)(10.3%)(82.4%)
(910.611.34
-93)12.72.016.2
(4.7%)(89.3%)
改革
前时0.785.18
期(536.02.67.4
-78)(13.7%)(90.9%)
改革
时期0.816.65
(799.32.79.5
-93)(8.7%)(71.5%)
(530.785.74
-93)7.12.68.2
41年(11%)(80.8%)
时期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综合要素生产粗放资本的产出系数
aL''''+(1-a)K''''率的增长率A''''度Y''''/K''''
一五5.883.02
(530.661.24
-57)(66%)(34%)
二五7.58-10.68
(582.45-0.31
-62)
恢复
时期4.5910.11
(63-0.312.88
65)(31.2%)(68.8%)
三五5.243.06
(660.631.41
-70)(63.2%)(36.8%)
五四6.16-0.66
(711.120.70
-75)(112%)(-12%)
五五5.950.15
(760.980.80
-80)(97.5%)(2.5%)
六五5.964.04
(810.601.41
-85)(59.6%)(40.4%)
七五7.010.59
(860.930.88
-90)(92.7%)(7.3%)
(9111.940.76
-93)0.940.78
(94%)(6.0%)
改革
前时5.96-0.26
期(531.050.81
)-78(104.6%)(-4.6%)
改革
时期7.461.84
(79)0.800.98
-93)(80.2)(19.8%)
(536.520.58
-93)0.920.87
41年(91.8%)(8.2%)
注：不带括号的数字为各要素对经济增长所贡献的百分点，括号内的数字为贡献的百分点占经济增长率的百分比率。
3.对我国增长方式粗放度的分析。
我们分别计算了1953年—1993年41年的粗放度并根据粗放度的五种类型作了统计整理，整理结果如下：
表2（单位：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精放型低度粗放型集约型
时间
41年1386212
改革前26年943010
改革以来15年44322
从表2中可知：在41年里，有13个年份属超高度粗放型，8个年份属于高度粗放型，6个年份属于中度粗放型，2个年份属于低度粗放型，12个年份属集约型。粗放型增长的年份占整个年份数的70.7％，集约型年份占29.3％，表明我国从总体上看属于粗放型增长方式。由于超高度粗放型占整个年份数的31.7％，集约型占29.3％，高度、中度、低度分别只占整个年份数的19.5％、14.6％、4.9％，也说明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比较大，集约型增长的稳定性较差。如果把改革时期与改革前作一比较，则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所占的比重由改革前的36％，降低为改革以来的25％；高度粗放型由16％上升为25％；中度粗放型由12％上升为18.8％；低度粗放型由O上升为12.5％；集约型年份由38.5％下降为13％。尽管改革以来粗放型增长的年份由改革前的64％上升为81.3％，集约型增长的年份由29.3％下降到18.7％，但改革以来的粗放度的波动幅度明显减弱稳定性增强。
由表1所示，1953—1993年间的平均粗放度为0.92，属于高度粗放型，此间国民收入的增长率达到7.1％，其中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就占了91.8％，表明41年来的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结果。改革前的平均粗放度为1.05，属超高度粗放型；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为0.80，属高度粗放型。国民收入的增长率由改革前的6.0％上升到改革以来的9.3％；要素投入的贡献率由104.6％下降为80.2％；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由－4.6％提高到19.8％。说明改革以来的平均粗放度减弱，要素投入的贡献率降低，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提高，改革为经济注入了活力，促进了经济效率的提高。
按计划期计算的粗放度有四种类型，分别是集约型、低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超高度粗放型。恢复时期的1963—1965年的δ值在区间［0，0.5）之间，属集约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高达68.8％，要素投入的贡献只有31.2％，经济效率高，效益比较好。“一五、三五、六五”时期的δ值在区间［0.5，0.7），属于低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达到34％，36.8％，40.4％，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分别为66％，63.2％、59.6％，表明由要素投入增长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低，由综合要素生产率提高所带动的增长成份比较高，因此，这三个时期的经济效率比较高，经济效益也比较好。“五五”、“七五”、“1991—1993”时期的δ值在区间［0.8，1）内，属于高度粗放型，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分别只有2.5％，7.3％、6.0％，而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却分别高达97.5％、92.7％、94％，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要素投入的贡献，经济效率比较低，经济效益比较差。“四五”时期的δ值大于1，“二五”时期的δ值小于零且国民收入为负增长，均属于超高度粗放型，经济效率很低，经济效益最差。
综上所述，尽管我国在某些年份或某些时期表现出集约型增长方式，但从总体上看，我国属于粗放型增长，要素的投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综合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较小，经济效率低，经济效益差。
四、对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分析的结论
1.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的扩大再生产。
通常把新建扩建项目视为外延扩大再生产，更新改造项目视为内含扩大再生产，因而我们用基本建设投资指标以及更新改造投资指标来反映外延和内涵的扩大再生产情况。表3是根据1953—1993年国有固定资产投资构成计算出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占全部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从基本建设投资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比重看，外延式扩大再生产的趋势是不断缩小，内涵扩大再生产的比例不断增大。但从整个年份看，
表3
时期一五二五"1963-1965"三五四五五五六五
基本建设投96.292.384.580.777.573.564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87.715.519.322.526.528.1
时期七五"1991-1993"改革前改革以来
基本建设投58.858.881.360.2
资所占比重%
更改投资%31.828.318.729.3
国有单位的固定资产投资中绝大部分用在了基本建设投资上，用在更新改造上的投资，其最高值也未超过32％。而美国在固定资产投资中，更新改造投资所占比重1947—1950年为55％，1971—1978年提高到77％，其中机器设备投资中更新投资分别占51％和81％（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5页。）。实际上，我国还存在着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而进行的基本建设投资，如1981年以更新改造投资为名完成的二百多亿元投资中，新建项目占10.2％，扩建项目占38.5％，真正用于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的只占一半左右（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有的省市更新改造投资中用于新建扩建的竟达70％以上（注：参见刘国光主编：《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6页。）。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外延式扩大再生产。
2.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表1可见，我国国民收入的增长率主要归因于要素投入的贡献率，在要素投入中又主要是资本要素起着重要作用，因此，我们用资本要素的产出系数即Y''''／K''''的比值来衡量投入与产出的效果。当资本投入的增长率K''''大于国民收入的增长率Y''''，即资本的产出系数Y''''／K''''＜1时，经济增长就表现出高度或超高度的粗放型特征，如：
“二五”时期，Y''''／K''''＝－0.31＜1，则δ＝－2.45，超高度粗放型；
“四五”时期，Y''''／K''''＝0.7＜1，则δ＝1.12，超高度粗放型；
“五五”时期，Y''''／K''''＝0.8＜1，则δ＝0.98，高度粗放型；
“七五”时期，Y''''／K''''＝0.88＜1，则δ＝0.93，高度粗放型；
“1991—1993”Y''''／K''''＝0.78＜1，则δ＝0.94，高度粗放型；
“改革前”时期，Y''''／K''''＝0.81＜1，则δ＝1.05，超高度粗放型；
“改革”时期，Y''''／K''''＝0.98＜1，则δ＝0.80，高度粗放型；
整个时期，Y''''／K''''＝0.87＜1，则δ＝0.92，高度粗放型。
为了进一步地考察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我们分别计算了41年的资本产出系数，并根据不同粗放度类型作了统计整理，如下表：
表4
粗放度类型集约型低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1.64,3.48][1,24,1.47][0.97,1.15][0.70.0.92]
数所在区间
粗放度类型超高度粗放型
资本产出系[-3,0.69]
数所在区间
表中反映出不同粗放度类型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显然，粗放程度越高，其对应的资本产出系数值越小，也就是说越粗放，资本的投入产出效果越差，效率越低。具体到我国能源与物质的消耗情况，如果仅就我国自身纵向进行对比，每万元国民收入消耗的能源以及每亿元基本建设投资平均消耗的钢材、木材、水泥量呈不断下降趋势，改革开放以来，每亿元国民生产总值主要生产资料平均消费量也呈下降态势。但与世界其它国家相比，我国在能耗与物耗上的差距是很大的。根据世界银行《1995年世界发展报告》资料：1993年，能耗产出率最高的是贝宁，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20.4美元；最低的是蒙古，只有0.2美元；我国为0.6美元，在全世界121个有资料可比的国家（地区）中居第113位。从不同收入国家看，低收入国家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GDP产值为0.9美元，中等收入国家为1.0美元，高收入国家为4.4美元，全世界平均为3.1美元。可见我国能源产出率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另据有关方面作出的比较分析，我国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8倍，4—10倍和10—30倍。因此，我国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高投入、高消耗、低产出、低效率。
3.粗放型增长方式表现为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强烈波动。
关于经济高速增长的数量界定，有人把高速度与低速度的临界值定为4％（注：刘彪、王东京：《经济发展阶段论》，《经济研究》1990年第10期。），也有人把它定为6％，还有人认为3％以下为停滞，3—6％为低速增长，6—9％为中速增长，9—12％为高速增长，12％以上为超高速增长（注：赵磊：《对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若干看法》，《经济研究》1993年第1期。）。我国在1953—1993年间，国民收入的平均增长率为7.1％，改革前为6.0％，改革以来达到了9.3％。如果按4％或6％的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已属高速发展之列，即使按最后一种划分标准，我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可进入中高速之列。再看实物增长情况，1993年比1952年，人均粮食增长1.34倍，人均煤炭增长8.17倍，人均钢增长32.07倍，人均发电量增长55.52倍，人均石油增长160.06倍（注：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6年第41页有关数据计算而来。）。
我国在1980—1993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增长率是低收入国家平均增长率的2.9倍，中等和高收入国家的4倍，即使与发展速度比较快的韩国相比也高出0.2％，可见我国的粗放型增长是以其高速度为特征的。
如果考察不同粗放程度与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关系方面，从我们分别计算的41年的粗放度可知：在超高度粗放型增长的年份中，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在绝大部分年份都低于高度粗放型。同样地，高度粗放型低于中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于低度粗放型，低度粗放型又低于集约型。如下表：
表5
粗放度类型越高度粗放型高度粗放型中度粗放型低度粗型集约型
国民收入增-1.85%7.9%9.7%10.65%16.1%
长率的平均值
国民收入增长率与粗放度之间存在着反向变动的关系，即粗放程度越高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低；反之，粗放程度越低则国民收入增长率就越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在我国长期快速增长时期集约型所表现出的是高速度，高效率，越粗放，其速度越低，效率越差。
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粗放度的波动与经济周期的波动情况，则不难看出：经济增长率周期的波峰恰好位于集约型年份或粗放度较弱的年份，而周期的波谷位置恰好处于超高度粗放型年份。改革前，我国粗放程度是两头多中间少，即超高与集约型年份多，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少，这种粗放程度的巨大落差的反复出现必然使经济增长大起大落。改革前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为53％，五个周期的振幅平均为23.4％（注：关于经济周期的划分参见刘树成：《论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经济研究》1996年第11期。）；改革以来，粗放度的稳定性增强，低度、中度、高度粗放型年份增多，超高与集约型年份明显减少，相应地，改革开放以来四个周期的平均振幅为9.9％，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也降为12.1％。因此，粗放度的稳定性是影响经济增长稳定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一、会计信息质量特征：相关性与可靠性
(一)相关性与可靠性的涵义关于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认为，当信息能够通过帮助使用者评价过去、现在和未来事项或确认、更改他们过去的评价，从而影响到使用者的经济决策时，信息就具有相关性。而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FASB)的概念公告对相关性所下的定义为信息导致差别的能力，并把预测价值、反馈价值与及时性并列为相关性的标志。相关有一般相关与特殊相关之分。一般相关是指满足现有的和潜在的投资者、雇员、贷款人、供应商等一系列信息使用者共同的信息需求；而特殊相关是指会计信息与某类信息使用者的特定决策相关。相关性也是相对的，在相关与不相关之间还存在着低度相关、高度相关等程度不同的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相关性是指会计信息在内容上与决策相关，不涉及信息的可靠与否。也即不具备可靠性的信息并不妨碍其相关性。如会计信息使用者需对某企业上年的盈利能力做出决策，那么该企业上年度的净利润就是与之相关的会计信息。虽然此数值可能是该企业利用虚假业务编造出来的，但这不影响净利润数值与特定决策的相关性。只能说明该净利润数值这一相关信息由于不具备可靠性而丧失了有用性。关于会计信息的可靠性，至今没有一个权威的定义。IASC认为资料当其没有重要差错或偏向并能如实反映其所拟反映或理当反映的情况，而能供使用者作依据时，资料就具备了可靠性。而FASB把反映真实性、可核实性和中立性并列为可靠性的标志。其中反映真实性是可靠性的灵魂，而可靠性和中立性则是验证可靠性应具备的条件。由此可见，可靠性是指会计信息能够再现重大的财务关系。可靠性不同于真实性，真实性是完全的再现，而可靠性允许有误差的幅度，是相对的，是否可靠还取决于会计信息允许包括误差的程度，允许误差的程度则决定于这种误差不致于降低信息的有用价值。不影响决策的正确性。虽然估计和假设是会计所固有的，但并不会损害可靠性。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编制财务报表的框架》中提到，成本或价值在许多情况下都需要估计，合理的估计是会计报表编制工作的一部分，这并不会损害其可靠性。
(二)可靠性与相关性关系的合理判定由以上分析可见，可靠性与相关性是会计信息的两个独立的质量特征，在内涵上互不影响：信息是否相关不需要可靠来支持。信息是否可靠也与相关性毫不相干。但要达到会计信息有用性这一目标，会计信息必须同时具备相关性和可靠性，两者缺一不可，否则会计信息就丧失了有用性。亦即相关又可靠的会计信息一定是有用的，而有用的信息肯定同时具备一定的相关性与可靠性。首先作为相对概念，在量的规定性上，相关性与可靠性并非总是在同一方向上影响信息的有用性，但又必须尽可能地统一于信息有用的目标之下。提高一定程度的相关性，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可靠性，同样，为了达到更高的可靠性，也可牺牲一定的相关性，只要能满足对决策有用的目标即可，两者的度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把握。如预测性信息具有极高的预测价值，即相关程度很高，但由于其反映的是未发生的经济业务，可靠性必然较差，只要编制该信息所依据的基本假设、所选用的会计政策及预测的编制基础是合理的，就可达到信息使用者决策有用的目标，而不必强求该预测信息一定可以实现；而历史成本信息，由于其具有可核实性这一其他计量属性无可比拟的优点，可靠性较高，但由于其反应的是过去的交易和事项，与面向未来的决策相关性就差一些，但权衡利弊仍能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这是在各界对历史成本提出强烈批评的情况下，这一计量属性仍未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其次，在考虑会计信息的决策有用性时，相关性与可靠性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此消彼长，互相矛盾的关系，两者必需兼顾。当一方提高时，在保证信息有用的前提下，允许另一方有所下降，但并不意味着一方的提高必然导致另一方的下降。应该遵循效益大于成本原则，追求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的共同提高，以便更大程度地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这也是会计自产生以来的发展方向。如果一项会计创新，在导致所提供会计信息的可靠性与相关性比已有信息都有所下降的情况下，仍能在新的方面满足信息使用者的需要，也是可行的。为了达到会计信息有用性这一目标，在不同的情况下，两者各自的程度会在一定范围内有所波动，但由于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其间也就不存在谁更重要一些的问题，即不存在一定要牺牲一定程度的可靠性去换取更大的相关性，或一定要在保证相关的前提下，尽可能提高可靠性的问题，这都是实际工作中相关与可靠之间权衡的特殊情况，不具有一般性。
二、公允价值的内涵及其计量
(一)公允价值的定义IASC将其定义为：在一项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自愿的双方交换一项资产或清偿一项债务所使用的金额。FASB的定义是：公允价值，指在当前交易中，自愿的双方买入(承担)或卖出(清偿)-项资产(负债)所使用的金额。我国会计准则的定义是：在公允价值计量下，资产和负债按照在公平交易中，熟悉情况的交易双方自愿进行资产交换或者债务清偿的金额计量。由此可见，公允价值的认定依据是市场上对资产或负债公平、自愿的交易金额，从本质上讲，公允价值是一种基于市场信息的评价。
(二)公允价值的内涵及外延公允价值是很广的概念范畴，并不仅是与其他计量属性相并列的概念，可以说是其他属性存在的基础，即需要反映交易和事项内含的公允的价格，并同时兼具可靠性、相关性的信息质量特征。公允价值概念是会计环境变化的产物，绝不仅是现有会计计量属性的简单统一。一般认为，公允价值是与历史成本相对立的复合计量属性，这包括两层含义：公允价值不包括历史成本；公允价值可包括现行成本、现行市价、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等，其与现行价值概念十分接近。但公允价值和历史成本并不是对立的，因为历史成本和公允价值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历史成本(收入)作为已经发生的交换价格，是过去某个时点的公允价值。而现行成本、可变现价值、现行市价，以及短期的可变现净值和以公允价值为计量目的的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在没有实际交换价格的情况下，通过模拟实际交换价格来实现公允价值的方式，也可以看做是公允价值的表现形式。因此，公允价值概念与上述各计量属性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必然的，是有一定条件的，只有符合公允价值定义、具有相关性和可靠性质量特征的上述计量属性才是公允价值。
三、基于相关性和可靠性的公允价值信息质量
(一)公允价值的相关性公允价值反映的是在特定的时点和经济状态下，市场对资产或负债的定价，而公允价值的变化，也反映了市场对资产或负债所认可的价值变化。在完善的市场中，市场定价反映的是所有市场参与者对资产或负债价值的期望值，是统计上具有无偏性的指标，这个指标中包含了所有影响该资产或负债价值的信息。在知识经济时代，大量新业务不断涌现，企业的某些无形资产。如商誉、知识产权、人力资源、衍生金融工具等在现有的计量模式下遇到了难题，这些都影响了会计信息的相关性和有用性。而采用公允价值则能够对这些资产进行确认和计量，以满足投资者对这些与决策相关信息的需要。相比较而言，历史成本反映的是在资产获得时或者负债形成时市场对其价值的评价，而市场只有在资产转让或负债偿还时才反映其价格的变化，即被确认为利得或损失。这种会计处理方法与瞬息万变的金融市场是不相符的，更何况转让或偿还并不是导致损失或利得发生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