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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大力吸引外国直接投资一直是我国经济政策的一大立足点，也的确促进了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仅单方面引进外资已不能适应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使我国充分参与国际分工，在国际分工和国际协作中占据有利地位，我们必须建立资金流人和资金流出的双向循环机制，以期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和资源，有效利用全球生产要素，分享国际分工的收益。
表1和表2分别将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比重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资的比率同其他国家进行了比较。(见表1、表2，下页)
表1的数据表明，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相去甚远；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仅很低，且与我国的总体经济实力极不相称。表2的数据则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与引进外资规模之比，不仅无法与发达国家比较，也远低于发展中国家。这种“只进不出”的资金流动状况，从微观上讲会使企业逐渐退出国际竞争舞台；从宏观上讲会使我国内部经济和国际收支失衡，并影响我国在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表1各国(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占GDP比重(％)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世界平均水平
14.44
16.50
19.19
20.46
21.63
发达国家平均水平
16.16
17.89
21.34
23.07
35.91
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
9.32
12.32
12.84
12.83
13.50
德国
16.40
19.02
25.88
29.85
29.07
美国
11.48
12.74
13.17
13.70
14.37
日本
6.90
4.29
5.84
7.25
8.31
中国
2.44
2.51
2.39
2.74
2.87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年鉴编辑委员会:《世界经济年鉴2003／2004》，2004年。
表2对外直接投资与引进外国投资比率
发达国家
发展中国家
中国
1996
01:00.7
01:02.5
01:20.0
1997
01:00.7
01:02.6
01:16.7
1998
01:00.8
01:03.7
01:16.7
1999
01:00.9
01:03.0
01:25.0
2000
01:01.0
01:02.3
01:50.0
注:以上数据根据《中国对外经济贸易白皮书2003》以及《国际统计年鉴2003》资料整理计算而得。
二、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分析
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固然有企业发展战略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政策支持的缺位。仅从税收政策的角度看，与我国吸引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和其他国家鼓励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相比，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还不完善且效率较低。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吸引外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对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的税收实行了广泛的优惠措施。首先是专门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对来华投资的外商的税收优惠做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和解释；而对于我国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中用一些零星条款进行了规定。其次，从具体的税收优惠条款来看，名目繁多方式各异，予以外资企业以优厚待遇；而反观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税收优惠，只是因避免对企业双重征税和企业在国外遇到某些风险时给予一定保护时才涉及，鼓励企业进行对外投资的相关措施也较少。显然，我国在对外直接投资和吸引外资的税收激励上，两者反差较大。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从国际上看，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都运用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进行支持和鼓励。表3列举了部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措施，通过对比，不难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优惠条件较为苛刻，手段比较单一，覆盖面较窄，而且虽有保护措施，激励作用却较小。
表3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与国外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的比较
国家
促进本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措施
美国
所得税减免、抵免、延付，赋税亏损退回，赋税亏损结转，关税优惠。
法国
海外子公司所得税减免，海外子公司股息不计入母公司征税范围。在与东道国存在双重征税的情况下，法国公司在得到政府允许以后，可扣除所欠税款及其海外子公司已向东道国政府缴纳的税款。
德国
通过国内立法和多双边税收协定，实行免税法，对能够促进德国就业和出口的大型公司的境外投资项目实行税收优惠，给予德国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所得一定的税收抵免。
日本
实行对外直接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资源开发投资亏损准备金制度，特定海外工程合同的亏损准备金制度，扣除外国税额制度。
韩国
海外投资损失准备金制度，国外纳税额减免、扣除，对海外资源开发投资免除红利所得税。
新加坡
海外投资亏损注销，免除某些海外投资收入、红利和管理金收益的税收，海外投资业务所得税减免。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开发享受双重减税优惠。
中国
纳税人在与中国缔结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国家所纳税收给予抵免，对承担援助项目的企业实行税收饶让，对在境外遇到不可抗风险而造成损失的企业给予所得税优惠。
三、税收激励政策对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效应分析
对外直接投资相对国内投资，风险更大，收益更具不确定性，竞争可能更残酷。因此，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主要考虑:一是收益与风险的预期和权衡；二是资金能力。这样，从政府角度讲，要鼓励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一方面运用税收政策对企业的成本收益予以特别照顾，使企业对外投资收益率更容易形成稳定的高的预期；另一方面在资金上对企业进行支持，从而激发企业扩大对外直接投资需求。税收政策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激励效应主要体现在对企业投资需求的激发方面(见图一)。
图一表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措施，就是从税率、税基、税额、纳税时间等方面对投资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行一系列的税收优惠政策，以增加企业某项特定投资的预期回报率或降低其成本或风险。其中，直接激励措施是通过直接减少企业的应纳税额来减轻他们的税负，从而增加他们的可支配利润；间接激励措施是用延长企业纳税期限或将企业应纳税额后转等办法，使企业能在一段时间里无偿占有政府税款，从而降低了企业纳税压力，间接减轻了企业税负。
(一)直接激励措施
企业的投资行为实际上是对生产要素的购买，因此我们可以把企业在对外投资和对内投资之间的选择视为其对国际生产要素和国内生产要素的选择，企业的生产投资决策也就是在企业的成本预算一定(资金供给一定)时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问题。政府运用直接税收激励措施可以影响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从而影响企业的投资选择。(见图二)
图二中横纵坐标分别代表了企业选择国内生产要素和国际生产要素的数量，我们以此来说明企业进行对内投资和对外投资的规模。当政府对该企业的所有投资行为征收同等税收时，该企业等本线为CB，等产量线为a。而如果政府对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实施税收优惠(极端假设为免税)，那么，一方面从企业角度看，国际生产要素相对国内生产要素价格下降，企业的等成本线由CB转动到AB位置，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得以扩大，同时，企业的产量也得到相应的提高(等产量线由a上移至b)；另一方面从资源角度看，线段AB到CD到AD的移动就是一个节约国内资源(OB到OD)，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源的过程(OC到OA)。
具体而言，降低税率、税收抵免和税收饶让这三种不同的税收激励手段对于鼓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有着不同的侧重点与渠道。
1．优惠税率。它是指对于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主体或某种特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采用较一般税率更低的税率征税，一方面直接减轻企业税负，另一方面可以引导企业的对外投资行为，实现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经济目标。
但需要注意的是，各国税率水平的差别会影响资本跨国流动的方向和效率。因此，政府在制定优惠税率时，要掌握一定的限度，并结合其他国家的税收政策和国际平均税率水平，避免出现国家之间的恶性税收竞争，使资本跨国流动具有效率并符合我国的整体利益。
2．税收抵免。它是指准许纳税人把其某种或某些符合规定的特殊支出项目(如在东道国已经交纳的所得税税款)，按一定比率或全部冲抵其应纳税额，以避免对投资主体双重纳税。税收抵免可分为直接抵免与间接抵免。直接抵免主要针对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总公司和分公司的组织形式，它一般适用于自然人的个人所得税抵免以及总公司与分公司之间的公司所得税抵免和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预提所得税抵免。间接抵免适用于不同属一个法人实体的母公司与子公司之间的税收抵免关系，且其适用范围仅为股息一项所得。间接抵免较直接抵免复杂，两者适用的对象、范围不同。在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对于企业不同的组织形式和所得形式，两者可以相互补充，发挥不同作用。
3．税收饶让。即对外投资企业在东道国享有的税收优惠，视同已纳税，予以抵扣。税收饶让是税收抵免的一种延伸，目的在于让投资者切实享受到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措施。当对外直接投资享有东道国的税收优惠且作为母国的政府实行税收饶让时，投资者在对具有相同税前收益的国内投资和国外投资的选择一般倾向后者。因此，税收饶让是减轻对外投资主体税负，激励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手段。
但是，应当注意到，税收饶让减轻投资者税负的效应会受到一些条件的制约。
首先，东道国对外资实行了税收优惠政策。由于目前国际上有的国家主张税收中性政策，反对用税收优惠来干预经济，因此，我国在与其他国家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充分注意到这一动向。
其次，投资者对东道国的税收政策、国内税法必须进行充分了解，只有在对其认可并完全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够从税收饶让中得到实惠。
第三，对于实行税收饶让的母国而言，东道国税收优惠政策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母国的税收收入。如果东道国的税收优惠过多过滥，那么实行税收饶让以后母国的税收收入势必受到较大影响，所以，一国政府在签订税收饶让协定时应该考虑到本国的财政承受能力。
(二)间接激励措施
1．加速折旧和延期纳税。加速折旧是允许纳税人在固定资产投入使用初期提取较多的折旧，从而使纳税人的税负得以递延。它和延期纳税一样，虽然不能减轻纳税人的实际税负，但其可以缓解纳税人的资金压力，因此，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纳税人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的折旧额度，从而影响纳税人的投资行为。这种在税收制度中规定的可以计提的折旧被称作税收折旧。当税收折旧率高于实际折旧率的时候，实际上降低了企业应税所得，这种税收政策对于对外直接投资就有刺激作用。
2．盈亏互抵和设立亏损准备金。这两项措施主要针对投资主体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可能遇到的风险，允许其在遭受损失时用以前或以后的盈利，或者用专设的亏损准备金来冲抵损失，从而降低投资者在遇到风险时的税收负担。这样一来，虽然国家对企业征税是与企业共享了投资收益，但这种盈亏互抵和亏损准备金制度的实行又让国家同企业一起承担了风险，这就使企业有了更大的动力和兴趣进行对外直接投资。
(三)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一收益分析
从国家财政的角度讲，对投资主体的税收优惠必然会减少国家的财政收入，或者会把这些税收优惠转移为其他涉税主体的税收负担。
在很多国家，税收优惠被称为税式支出，在政府进行每一年度的财政预算时，其会被列入财政支出的范畴进行预算编制，从而使税收优惠不管从项目上还是数量上都能有计划有步骤的执行。但目前，我国还没有真正实行税式支出制度，因此，在衡量各项税收优惠措施的效率时，我们还难以找到全面的数据和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做的，只是从理论上分析税收激励政策在促进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所产生的各方面成本和收益，全面审视税收激励政策对各个经济主体的影响，使税收激励政策达到最大效率，从而为政策制定提供一定方向上的指引。
1．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在生产要素层面，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可以起到节约资源、提高技术、积累资本的作用。我国目前已经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瓶颈，企业通过对外直接投资，把一些对国内稀有资源需求量大、或在国内资源开发成本高的项目转移到国外，既可以节约国内资源，又可使企业享受到廉价充足的国际性资源，降低企业成本。同时，通过对购买外国先进技术和设备、与发达国家企业建立合资企业以及兼并收购发达国家拥有先进技术的企业等形式的对外直接投资予以特殊的税收优惠，可以刺激企业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并给国内企业提高技术以外部压力。此外，由于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能够在东道国市场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筹措资金，这就可以给企业带来一定的资本积累效应。
在生产能力层面，对不同企业的不同投资行为实行差别税收激励措施可以重新有效配置社会生产能力，优化产业结构。政府可以通过有差别的税收优惠政策激励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企业把生产能力适当转移到国外，从而让渡出资源给生产能力相对不足的行业，这样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我国生产能力，既可以在节约并有效利用国内资源和生产能力的同时，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生产能力，也是国家保护和扶植幼稚产业发展的有效措施。同时，促进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别的税收激励政策也是利用国际上存在的需求差异，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手段。实施与国家产业政策相一致的税收激励政策，不仅能在量上扩大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而且能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扩大转化为国家的经济绩效，实现国家的总体经济目标。
在对外贸易层面，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可以带动我国的出口，同时避开国际贸易、非贸易壁垒，抵制外国政府的贸易保护。同时，通过在国外建立子公司或分公司，我国企业可以较好地了解国际市场的价格状况、供求状况，降低企业的信息搜集成本，减少出口的盲目性，从而提高对外贸易收益。
2．税收激励政策成本。首先，从短期看，税收优惠政策的直接成本是政府税收收入的减少。这一成本是政府实行税收优惠政策的固定成本，难以消除。但从长期看，有效率的税收优惠政策给整个社会带来的远期经济效益能为政府收入创造更多的税源。
其次，对外投资规模的扩大可能导致对国内投资和就业的替代。在企业资金状况一定的情况下，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必然导致国内投资的减少，可能影响到国内的经济增长水平。
从国内产业发展看，虽然很多学者否定了对外直接投资会产生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但是，如果税收激励政策运用失当，引起企业为了享受税收优惠而盲目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确有可能造成国内生产能力和技术的流失，最后国内的企业成为一个空壳。
从就业情况看，我国负担着沉重的劳动力就业压力，企业将生产转向国外，就业机会也流向了国外，这无疑给我国的就业问题带来很大的困扰。但如果政策得当，相对过剩的产品生产移出，相对短缺产品的生产性资源将更充足，这样我们可利用国际分工，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既可避免产业空心化现象，又可促进就业。
第三，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激励可能造成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很多企业可能以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方式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然后以“外资企业”的角色回到国内投资以享受税收优惠。结果，资金的流出并没有形成投资的效果，而资金流回以后却享受了税收优惠，使财政收入蒙受损失。其实，如果是以产业政策等政策为依据的有选择的税收激励，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外逃和国有资产流失。
综上所述，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收益主要来自于对外直接投资带来的收益，其取决于对外直接投资的质量。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是税收优惠政策给社会经济其他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这些负面影响虽可设法抑制，但很难完全消除，因此政府的任务就在于如何使政策的收益提高，成本降低，即用收益消化成本，使税收激励政策的净收益达到最大。
四、发展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安排
根据以上对我国现行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政策的纵横向比较以及对税收激励政策的成本收益分析，制定税收激励政策应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相对应，尽快制定完整的对外直接投资税收法律条例，明确规定各项涉及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政策，以显示政府目前重视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倾向，同时也能够让企业在面对对外直接投资的涉税问题时有法可依，从而给予企业充分的法律保障。
第二，适当处理税收优惠与政府税收收入的关系，权衡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一方面要控制税收优惠的适度规模，将政府收入的减少控制在财政能够接受的限度之内；另一方面要使税收激励政策所促进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最大程度的节约国内资源，利用国际资源和技术，使经济得以长期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以远期税源的扩大，补偿近期政府收入的损失。
第三，依据产业政策，制定体现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导向和产业导向的税收优惠政策。适应我国经济从传统的低层次、粗放型平面扩张发展模式向集约化高度化的发展模式跃迁的趋势，一方面引导企业对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进行直接投资，实现我国某些产业逐渐向国外转移；另一方面重视对发达国家高科技产业的学习型投资，引导企业瞄准对我国产业结构高度化发展具有直接助长作用的投资方向，将对外投资重心放在技术密集型产业，特别是那些高新技术含量大，产品附加值高的产业类型。根据这一产业选择原则，在税收政策的安排上，就应该对那些促进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高度化，从事技术密集型产业投资的企业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营造一个良好的可持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如给予他们特别的企业所得税优惠税率，同时，对于那些通过购并国外高新技术企业，以控股方式获取了先进技术，并将先进设备运回国内以提高国内技术水平的企业，可以对他们的设备进口免征进口税。
第四，要充分借鉴其他国家的税收优惠方式和国际惯例，使各项税收激励措施能够切实发挥作用，并且节约政策的执行成本。
例如，目前国际上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税收抵免通常是采用综合限额抵免办法，而我国现行的企业所得税法中却采用分国不分项的抵免办法。这种抵免办法在操作上比较繁琐，而且难以起到很好的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效果。所以，将税收抵免办法从分国限额抵免法逐渐转变成综合限额抵免法，应该是我国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一项很好的税收激励措施。又例如，目前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都实行了间接抵免办法，同时，在我国目前和其他国家签订的税收协议中，多数协议也规定可以运用间接抵免消除双重征税，但我国现行国内税法中却只有对直接抵免的规定，没有涉及到间接抵免的具体操作方法，这就给对外投资企业在进行税收缴纳和抵免时造成无章可循的局面。再加上一旦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逐步发展起来，就必定会产生多种投资方式，因此，这就要求我国尽快在税法中补充对间接抵免办法的规定，使国内税法和国际税收协定有很好的衔接。
第五，必须重视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产业空心化和就业机会流失现象。我国的生产力状况是劳动力数量多、成本低，而生产技术相对发达国家落后。因此，税收激励政策应处理好承接和转移的关系，鼓励企业一方面充分运用国内充足廉价的劳动力资源，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国外的先进技术。如引导企业在国内生产劳动力消耗大的产品和部件，同时在国外建立高技术的全自动装配线，这样的内外分工既可以使企业绕开贸易壁垒，扩大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又可以避免国内生产的停滞和就业机会的流失。
第六，要注意政策制定的科学性和严格性，并与其他经济、税收政策有机结合起来，防止对外直接投资引起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是应当与我国现行对外资的税收优惠政策结合起来考虑，硏究和设计相应条款，以避免国内资金利用税收优惠而外逃；二是明确对可以享受税收优惠的税源的界定，并在执行税收优惠政策时加强对税源的审核，保证只有真正符合税收优惠条件的税源才能得到税收优惠。此外，我们还应该重视国际间的税收协调和合作，打击跨国偷逃税，促进世界经济的共同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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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939/ki.zgsc.2016.01.134
1 目前我国外商投资企业存在的问题分析
1.1 投资总额不符、注册资本不到位
对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而言，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投资总额不符，即外商投资企业的实际投资规模与投资总额不相符。对于我国外商投资企业而言，所采用的是认缴制，即企业先认缴注册资本，后续到位资金无须一次实缴。据调查发现，国内部分地区为实现招商引资，在外商投资企业设立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增大企业的注册资本，最终实际到位的资金却与注册资本大相径庭，以至于注册资本、实际生产规模之间明显不相符。就实物投资而言，部分资产评估组织机构没有聘请评估师对实物进行认真估价，也没有对外商投资企业提出必须出具实物原始发票的要求，仅凭外商投资企业自报价就给予出具验资报告，这样必然会导致价值高估现象发生。
1.2 外资迟迟不到位或变更登记不及时
对于少数外商投资企业而言，当注册资本超过了章程、合同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时间仍没有到位的企业注册成立后，一直没有收到资金。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企业在有意加大投资额，甚至虚增注册资本，最终的结果就是外方投资难以及时到位。同时，还存在着外资变更登记不及时问题，即外商投资企业注册资本超过了章程、合同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依然没有到位，且未到工商部门对营业执照进行变更。
1.3 外商投资企业财务核算问题
第一，固定资产没有发票入账。对于部分外商投资企业而言，固定资产实际上就是从总公司调拨且用过的固定资产，但是没有发票等凭据。实践中，只是凭借着资产评估机构出具的相关资产评估报告所列的价值入账，而财务处理与要求不相符。第二，关联交易额认定非常困难。就关联交易而言，虽然外商投资企业对其进行了申报，但是基层税务机关因没有同类产品价格对比，所以难以准确把握企业所申报的关联交易价格的准确性、真实性，最终导致外商投资企业的成本、收入与实际情况难以核实。
2 加强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管理的有效策略
2.1 多管齐下，加强企业税收管控
在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管理过程中，应当严把入口关，即外汇管理部门在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时，对其所提供的材料合法性、真实性进行严格的审核，以保证外方出资的真实性、严肃性。同时，还要严把年检关。即对那些注册资金不及时到位或者违规出资的企业，可利用每年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契机，督促外方按期出资，保证资金足额到位。出口关也非常的重要，在此过程中，税务机关应当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制定的外商投资企业税务处理办法，对外资有效出资比例较低的企业，按内资企业对其进行处理，一律不享受国家制定的关于外商投资企业税收优惠政策。总之，通过严把入口、年检以及出口关，采用多管齐下的方法，对外商投资企业加强税收管控。
在关联企业税收管理过程中，首先应当健全和完善相关制度，比如专门针对关联交易税收征管制度，其中包括关联企业认定、交易调整方法和原则、可比价格数据获取以及关联企业举证责任与预约定价等内容。同时，还要加大税源监控力度，立足税源管理基础工作，准确、深入地把握外商投资企业的生产经营以及资金往来和相关财务核算情况，结合纳税评估，对存在不同于独立企业间的异常情况进行及时关注，并且对其进行重点核查。实践中，还要不断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在公布商品以及服务价格时，建立健全行业利润信息库。在此过程中，基层税务机关还应当不断完善与商检、海关以及贸易和统计部门的信息交换机制，全面收集合理的价格信息，以此来提高对关联交易的准确判断率。
2.2 加大必要税收监管力度
外商投资企业在我国经济特区比较常见，实践中可以看到税率的高低不仅影响着特区的经济和财政收入，而且还会对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效益产生直接的影响。统计数据显示，自经济特区的“三资”企业创立至今，只有深圳累计上缴中央和广东省财政资金比较理想。针对这一问题，我们应当有敏锐的嗅觉，即部分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多种手段和方法虚报亏损、避税逃税，甚至将利润非法转移至境外，加之监管乏力，以至于特区的应征税收严重流失。据业内人士分析，虽然国家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很有吸引力，但是因国内涉外税收政策不完善，部分企业也会钻空子。据相关资料显示，自1994年后我国全面推行税制改革以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企业避税、逃税行为，但是新时期依然存在着各种形式的避税和逃税现象。实践中，一些企业在进口设备过程中大作文章，比如利用我方信息不灵、对同类设备国际行情不甚了解等弱点，高报设备价格，以期逃避缴税。上述任何一种行为和现象的发生，都会严重影响我国的税收，同时对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国内经济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加大必要的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监管力度势在必行。
近年来，外商投资企业又出现了新的问题，比如高价低报等，即在三资企业申报项目、签订合同时，采用的是设备与技术市场价格变化前申报的价格，而设备和技术进口报关时市场价格出现了变化，无法更改已审价格，所以只能按照已审批价格填写发票，然后报关。对于高价低报现象，一方面要坚持公平公正的原则，合理定价设备和技术出资；另一方面要对有意高价低报行为进行严格处罚。在当前的形势下，应当根据国际通行的税收惯例，立足国内实际情况，对税收优惠政策进行适时的调整和改进。就外商投资企业避税、逃税问题而言，首先应当处理好外资利用与国税流失之间的关系，决不能以牺牲税收来换取外资的利用。对此，应当对外商投资企业加大税收监管力度，并且通过尽快掌握反避税技能，来有效提高税收征稽人员的素质和技能，并且还要不断加快避税立法，建立健全涉外税收法规。
2.3 强化税收信息化建设
首先，应当不断健全和完善税收管理信息平台。以数据库作为支撑，借助信息网络纽带，利用科学高效的征收管理软件为抓手，在网络建设以及硬件配备和信息标准规范方面，建立相互协调、整体规划以及多种税收信息化集中处理机制。其次，构建面向所有纳税人的服务平台。实践中，应当不断完善和健全电子税务网络，并以此作为载体，建立集网上申报、政策咨询、办税指南以及税收论坛和投诉举报等功能于一体的网络平台，从而使纳税人能够及时办理纳税事宜。最后，健全纳税人服务管理体系，充分利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手段，健全和完善税收征管流程，通过简化程序、减少中间环节以及推广阳光办税，为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多渠道服务，通过强化税收信息化建设，来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管理水平。
3 结 论
总而言之，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管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涉及诸多方面的内容，笔者认为应当从思想重视、制度完善以及执行到位和加强监管等方面着手，形成合力，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外商投资企业税收管理水平，实现外商投资企业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双赢。
参考文献：
[论文摘要]国有商业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的争夺战中，税务筹划是不可忽视的关键点。本文通过对现行税法相关的规定进行梳理，分析国有商业银行在税务筹划中可利用的税收政策及筹划技巧，从而为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策略提出相应税种的建议。
税务筹划，是以税收政策为依据，在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投资、财务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安排，达到合法降低税收成本的经济行为。而商业银行的税务筹划，也是商业银行整个财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税务筹划的必要性
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一来可以壮大其资本实力，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二来，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将面临着如何采用先进的技术改变传统经营管理模式以降低服务成本等考验，而构成银行成本中很大的比例就是税收成本。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提高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实力，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二、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负比较
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但二者实际税负还是存在很大差异。
（一）营业税
我国对一般性贷款按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外汇转贷按利差征收营业税。内资银行的业务主要以人民币贷款为主，转贷款比例很低；而外资银行则通常以外汇转贷业务来规避营业税，这实际上是采用内部定价规避税收的手段，使外资银行税负远低于内资银行。
（二）企业所得税
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企业的所得税统一为25%，但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核销、固定资产折旧等税前扣除标准过严，审核程序繁琐，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名义税率。而外资银行按照国际税收惯例，与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都允许在税前如实扣除。
（三）个人所得税
国有商业银行的职工多为中国公民，外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则有相当部分来自外国，且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我国个税规定在华外籍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可附加减除费用，对非居民纳税人仅就其境内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使外资银行的职工实际税负比我国商业银行职工轻了很多。而员工个人所得税相当于企业工资支出的组成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最终负担者还是企业。由此可见，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比外资银行要承担更多的个人所得税负。
（四）其他税种
外资银行不需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各地为吸引外资在城市房地产税等征收过程中，也对外资银行实行了很多减免优惠，这更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负不均。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的实际税负远重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做好税务筹划，降低税收成本，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也为国有银行实施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行性。如贷款和转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所应缴纳的营业税不同，贴现利息收入和金融往来利息收入免交营业税，不同的资产负债结构即可导致不同的的税负水平。
三、可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免税项目
1．金融机构往来业务不征营业税；2．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3．国有商业银行按财政部核定的数额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4．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准予抵扣项目
1．银行（除中国银行）从事外汇转贷业务，下级行收取的利息收入可减去借款利息支出额计算营业额；2．银行买卖金融商品，可在同一会计年度末，将不同纳税期出现的正差和负差汇总计算并缴纳营业税；3．金融企业已缴纳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若超过核算期限（90天）尚未收回，可从以后的营业额中减除；4．金融企业坏账、呆账准备金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根据以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国有商业银行在制定投资决策、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统筹谋划，进一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实现节税目的。
四、国有商业银行税务筹划建议
（一）营业税的筹划
1．增加金融企业往来业务比例
商业银行可拓展票据转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业务，在这些同业往来上多投放资金以获得免营业税的利息收入，同时减轻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2．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国有商业银行可在保证学生还贷信用的前提下，增加助学贷款的业务，起到减轻税负的效果。
3．增加外汇转贷业务
由于转贷业务的优惠政策，一笔外贷项目委托贷款所纳营业税，就比同额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或按揭贷款少。
（二）所得税的筹划
1．对利息收入的筹划
由于国债利息收入既免征企业所得税，又免缴营业税等税金，国有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此优惠政策，加大国债投资力度。
另外，各地政府为吸引辖区外纳税大户，会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纳税额达到规定数额可享受奖金或其他形式的奖励。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若把几个分支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分支机构，就所有贷款利息收入集中向该机构所在地区税务机关纳税，则可享受当地政府颁发的数目可观的奖金，相当于降低了税负。
2．及时确认利息费用
商业银行对定期存款的利息支出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若按季结息，季末计提利息按各存期档次定期存款的平均余额，乘以结息日各相应存期档次的定期存款利率，计入利息支出。如果结息日的挂牌利率低于存入日的利率，则少计了实际利息费用，使账面利润虚增，平添了税收负担。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各户存款的存入日约定利率计算利息支出，及时正确地确认成本费用，于税前列支。
3．固定资产折旧
尽量投资税法允许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对未明确规定折旧年限的固定资产，尽量选择较短的年限。前者可推迟税款，而后者则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期。
（三）其他税种的筹划
除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国有商业银行还需缴纳城建税等其他税，如能对这些税种进行筹划，也可能减少税收支出。例如，在使用账簿上能减少贴花件数，就可少用印花税票。
（四）其他建议
除了针对税种的筹划，国有商业银行在具体交易时也可在保证业务安全的前提下，选择税负最轻的途径进行税务筹划。
另外，加强与中介机构的合作，由专业人员进行策划，也有助于税收筹划的合法性，避免税务风险，从而带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税收筹划水平的提高，继而实现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安体富：“两法”合并的经济效应分析，中国税务报，2007-03-21
[2]张云莺：浅析商业银行的税务筹划，黑龙江金融，2006年04期
[3]邓亚璇：浅析新会计准则给中资银行带来的新挑战，金融经济，2007年24期
笔者以“转让定价（Transfer Pricing）”为主题，通过中国知网（CNKI）精确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共获得2029条文献记录：通过EconLit经济学文献库检索学术期刊得到共23931条记录，约为国内研究的11.79倍。
二、转让定价的影响因素
（一）国外研究
国外一些学者在研究跨国集团转让定价主观目的和策略的同时，也考虑到了转让定价的实施条件。
地区层面的系统性研究研究较早且有代表性的，是Susan C.和Borkowski两位学者。比如，1997年分析组织、环境和财务因素对其收入转移的影响，2002年建立“规模——产业”二元计量模型研究了垂直一体化跨国公司的转让定价策略。特别是二人1998年从东亚文化的集体主义和一致性特色人手。分析了日本跨国公司由成本基础定价转向市场基础定价的策略倾向，并将其与美国跨国公司定价策略对比，发现前者更注重部门绩效的评估。由此可见，两位学者的研究正向新兴产业和更复杂的环境发展。且加大定量研究和对比研究手段的使用。
近五年的研究由宏观区域层面逐渐过渡到企业内部的经营管理层面。Cheng，Mandy and Trotman，Ken T.（2008）认为，财务架构性质和协商伙伴的预期会影响决策者所处的外部环境和阐释会计信息经济社会含义的方式。从转让定价协商中公司间会计信息交换方式的角度看，公司亏损性财务架构会加大交易双方对转让价格差的预期；如果商品市场价格高于平均利润价格，而交易伙伴对价格关注度的敏感性较强，则决策者在协商定价时会降低转让定价预期（偏离市场价格）。这种观点一定程度上回应了Luft，J.L.and Libby，R.（1997）有关公司管理者不同定价预期会降低公平转让定价协商效率的问题，揭示出公司内部协商定价机制。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运用，如Dikolli.Shane S and Vaysman，Igor.（2006）论述了信息技术对转让定价过程的影响。一方面，公司管理者可通过低端的信息技术迅速有效地实现商品交易，节省了交易博弈的机会成本；另一方面，技术发展使通过讨价还价和成本定价增加额外利润，信息的优势则会递减。Wang，Leonard Fong-Sheng and Wang，Ya-Chin（z008）则运用古诺一纳什均衡模型剖析了垄断厂商通过商标竞争利润转移的两大阶段，得出企业内部和外部的商标竞争强度会影响转让定价的水平。
（二）国内研究
相比国外有关经济结果和制度的规范研究，国内很多学者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影响跨国公司在华实施转让定价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1 基于税收政策的研究
一是母国和我国的税率差别。陈屹（2005）认为，税率之差和转让定价之间关系密切，转让定价和税率之差的平方呈线性相关。与此相反，徐海康（2004）发现外资企业的利润率与投资来源国所得税税率的相关性十分微弱，因此，他认为所得税税率不是决定外资企业进行利润转移的主要因素。王顺林（2002）和薛彤、王静波（2007）也认为税率对转让定价的影响不大。
二是从地方政策导向。厦门市国税局“强化税收征管”课题组（2004）研究认为，中国地方政府的“招商引资饥渴症”，使握有“货币选票”的跨国公司能得到税收庇护。笔者认为。地方政府之所以盲目竞争引进外资。与中国当前将经济发展普遍作为地方政府头号政绩考核指标有密切关系。
三是跨国纳税方面的一些制度漏洞。郭弛、杨少刚和何隽（2006）认为“递延纳税”规定是跨国企业转让定价的必要条件。他们假定子公司在东道国从事生产，产品全部出口给位于居住国的母公司；并假定居住国和东道国都实行居民管辖权。在这些假定的基础上，借助Lorraine Eden的理论模型，得出结论：对于实行居民管辖权的所得转出国来说，“递延纳税”的规定为跨国公司转让定价避税行为创造了实现条件。
2 基于外国资本的研究
从外资企业的股权组织形式来看，王顺林（2002）通过模型分析，证明外方在合资企业中的股份越高，其转移利润的动机越弱，并认为外资企业转让定价的动机之一就是合资合作企业的外方侵吞中方利润。王志强和李骏（2007）利用海关数据，也得出了与之相同的结论。而徐海康（2004）由独资企业的利润率低于合资和合作企业，得出结论：独资企业的利润操纵能力更强，暗示独资企业的转让定价更甚。陈屹（2005）则认为外资方式与转让定价无明显关联。薛彤和王静波（2007）也得出与之相似的结论。
从外资企业的产品特征来看。王志强和李骏（2007）计算了2003年、2004年和2005年度独资企业不同关税税率段的商品价格水平，发现价格水平和关税税率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即随着关税税率的升高，价格水平降7低。他们还考察了商品加工程度对价格水平的影响，并得出结论：随商品加工程度的提高。价格水平降低。
笔者认为上述学者对转让定价影响因素研究产生分歧的原因，主要在于：（1）所依据的数据不同。比如，陈屹（2005）使用了1997-2000年江苏省外资企业的面板数据。而薛彤和王静波（2007）利用的是2000-2005年中部地区某省会城市外商投资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数据。（2）所依据的指标不同：学者研究转让定价。主要使用实际转移价格和盈利指标。但由于实际转让价格数据获得困难，很多研究利用盈利性指标作为替代。这些指标包括利润率、纳税比例等。而使用不同的指标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不久前，商务部公布了一串令人振奋的数字：2004年1至5月，全国吸收外资25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1％；新设外企17359家，比去年同期增长14％；合同外资额572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近50％。中国成了外资的一片热土。
然而在这些闪光的数字背后，却是另一番景象：55％的外商投资企业亏损。一方面外企大面积亏损，另一方面大量外资不断涌入，面对这一现象，经济专家一针见血地指出：不少外资企业亏损是假，避税是真。本文拟就外资企业避税的形式及原因做一些探讨。
1外资企业避税的现状
我国国家税务总局官员日前指出，目前在华的外资企业偷逃税的情况很普遍，许多跨国企业的避税行为致使中国每年税收损失约300亿元，许多企业属于非法避税。由于个人所得税、营业税等方面的税收没有计算在内，所以，实际避税要远远超过300亿元。
2003年4月。在广州市，首例“境内关联企业间融资”反避税案件中，广州市国家税务局对外公布，该局对著名的跨国企业宝洁公司涉及境内关联企业间巨额免息融资温暖体进行调查，调增企业应纳税所得额共5．96亿元，应补交企业所得税8149元。这是迄今为止广州市反避税调整单个案件补缴：税额最大的案例。
据北京地税稽查分局公布，被检查的外资企业中80％以上有违法行为，其中涉外税收违法案件主要集中在个人所得税、营业税和城市房地产税等税种上，仅2003年前8个月，北京地税第、二稽查分局审查了47个涉外税收案件，查补税款1．5亿元，这只是他们受理的半数案件的查补数额，其中有两个公司的涉案值就达到了1．3亿元。
在福州市，每年外商转移的利润就在10亿元左右，流失税款1亿元左右。据国家统计局在第三次工业普查中公布，全国41％的三资企业都在亏损。吉林某市曾经有98％的三资企业在亏损；广东某市87．5％的三资工业企业亏损；天津62％的三资企业亏损，如此大面积的亏损。令人触目惊心。
这些合资企业的亏损，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避税手段，其结果严重侵害了中方利益。由于利润被转移到境外，中方投资人不但无法获利，而且需要赔钱弥补亏损。对外方来说是明亏实赢，对中方来说是实实在在的亏本生意。在无力出钱弥补亏损的情况下，中方只能出售股权减少损失，从而逐步丧失对公司的所有权，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苏州的一家合资造纸企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与外方合资的七年当中，每年亏损将近1个亿，结果中方不但一分钱没有赚到，所持股权却几乎全部被外方收入囊中。
外资避税正使中国蒙受着重大损失。
2外资避税的主要方式
避税分两种，即正当避税和非法避税，二者有本质的区别，进行合理避税的人是尊重税法，只不过他们靠自己的智慧，利用了税法的漏洞获得了利益。外资在进入前，大多都认真研究过中国税制，对如何避税有一套相对的方案，避税方法高招百出，防不胜防，主要有以下几种方式：
2．1转让定价：所谓转让定价是指集团内的关联企业之间，为了确保集团利益的最大化，在集团内部人为的控制定价。这其中包括产品价格、贷款利息、无形资产转让价格、劳务费用等。据统计国际贸易总额中有60％是通过这种跨国公司的内部交易所形成的，跨国公司在制定内部交易价格时，往往可以便利的应用转让定价的方法，达到减少赋税从而增加利润的目的。在中国，其往往表现为“高进低出”，即用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进口设备、进口材料，而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口产品。这样外企很容易形成账面上的亏损，而利润转移到税负低的国家、地区，如此一来，跨国公司是一举两得：增加利润，减少汇率风险。因为属于跨国公司关联方交易，因而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灵活性，不易被察觉。据珠海涉外税务部门的检查表明，那些表面显示亏损的企业大多是购销“两头再外”。多以“高进低出”等方式将利润转移出境。转让定价行为的存在是造成其普遍亏损或微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耐克公司在国内市场不断发展，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很快成为仅次于李宁体育公司的体育巨子。据苏州海关调查，耐克公司营业额很高，成本很低，利润非常高，实际效益也很好，但是账面上却亏损，其中原因就在于大量特许权使用费支出掏空了企业利润。
一台彩电才卖50元到100元，这种惊人的低价，说出来谁也不会相信，可是在跨国外资企业关联方的交易中的的确确发生了。
2．2增大负债。目前外商投资中国的资金中，自有资金比例并不高，即便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大公司也向境内外的银行举借大量的资金，这不仅仅是缺少资金，也是一种避税的办法。广州某外企就是通过与其境内的关联公司借贷资金转移利润避税的。这家公司在境内的关联企业主要有所属纸品有限公司、口腔保健用品有限公司等。2002年，该公司关联企业中部分公司出现连续亏损，失去了向银行借贷的能力。这家外企便以公司本部的名义向中行广东省分行寻求巨额贷款，总额高达20亿元左右。与正常企业行为相违背的是，该公司又拨出巨资以无息借贷的方式借给其关联企业使用。根据税法规定。利息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广州某外资企业利用税前列支利息，以此减少所得税；此外，提供巨额无息借贷给关联企业，也回避了正常利息所得税的税赋。同时，作为该企业的关联企业，也为巨额借贷在账目上表现为负债而规避了大量所得税。
2．3利用国际避税港注册公司。在税收筹划日渐兴起的今天，国际避税港也便成为了跨国税收筹划的“热土”。国际避税港也称“离岸绿洲”，是指一国或地区确定一定范围，允许外国人在此投资或从事各种经济贸易活动，取得收入或拥有财产而可以不必纳税或只需支付很少税款的地区。它们的共同点都是很小的国家和地区，甚至是很小的岛屿，自然资源稀缺、人口数量较少、经济基础薄弱。但由于它具有税收的优惠，逐渐吸引了大量国外公司来此注册。这样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英属维尔京群岛、格林纳达、塞舌尔群岛、巴拿马、瑙鲁、汤加……全球汇集于国际避税港注册的70万多家企业中，至少有80％以上徒有其名，它们在此完成了必要的注册登记手续，却在别处从事商业活动，财务运作，把利润转移到避税地，靠避税地的免税或低税收减少税负。在这里注册的公司中约有1万多家与中国有关。在长江三角洲．许多人会对一些外资企业究竟属于哪个地方投资的感到困惑，它们的投资方往往标明是英属维尔克京群岛等地方，而实际上这些公司许多是由台商投资控股。
2．4钻税法漏洞。利用税法漏洞进行避税，是目前外企最有安全感的避税手段。比如，现在中国对消费税是按照出厂价进行征收，于是，一些外企纷纷成立自己的销售公司，然后再用较低的出厂价把产品卖给自己的销售公司，以达避税的目的。另外，根据税法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和地方所得税。按年计算，分季预缴，季度终了后{一五日内预缴，年度终了后五个月内汇算清缴，多退少补这样，在同一个纳税年度内，纳税人可以根据资金运行状况，自行选择预缴税款的日期，从而使税款入库的时间人为地延长了，递延了应纳税款。
当然，除此之外，利用税收优惠政策、工资发放的次数等也是外资避税的备择途径。
3外企避税的原因
3．1资本的逐利性应是外企避税的最根本原因。每一个企业、每一个个人都在追求本身利益的最大化，我们知道，价格=成本+利润+税收，在价格和成本不变的前提下，利润和税收就是怎样的公正合理，都意味着纳税人直接经济利益的一种损失。所以在利益驱动下，使得一些企业除了在成本和费用上做文章外，也打税收的主意，以达到利益最大化。
政府非税收入作为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重要形式。在政府收支管理、特别是基层政府收支管理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是构建公共财政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整顿和规范财经秩序，从源头上防治腐败的重要举措。但改革至今，尚未形成一套规范化的管理体制，文章拟结合工作实践，就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出粗浅见解。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和特点
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必须对政府非税收入本身的历史和特点进行研究。只有掌握了政府非税收入的发展规律、特点和管理要求，才能正确地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
(一)政府非税收入的历史沿革
政府非税收入的概念和范围在《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04]53号)中已经有了明确界定，这里不再赘述。政府非税收入概念源起于预算外资金概念，预算外资金最初泛指各种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专项收人、主管部门集中收入等，因为管理较为松散，多数未纳入预算管理甚至未纳入财政管理，故名之“预算外资金”。随着改革的推进，管理的加强，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纳入了预算管理。捐赠收入、彩票公益金、国有资产和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等也涵盖纳入财政管理的范围。预算外资金的概念渐渐不能适应改革的需要，政府非税收入概念应运而生。政府非税收人概念及其范畴的提出，是深化改革的结果。标志着我国在建立公共财政体系、规范政府收人机制上向其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政府非税收入与预算外资金相比，不简单是范围的扩展，管理方式的改变，而是一个质的飞跃。政府非税收入与税收并列，这样从理论上就把政府非税收入摆到了与税收同等的高度，提高了政府非税收入的重要性。
(二)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
政府非税收人是指除税收以外，巾各级政府、周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是政府财政收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一种形式。
相对于税收的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来说，政府非税收入具有灵活性、补偿性、专用性、不稳定性、非普遍性和自主性等特点。
灵活性：灵活性是指政府非税收入在实现政府财政职能上具有方便、灵活的特点。补偿性：按照公共财政理论，社会需要分为纯公共需要和准公共需要，纯公共需要由政府通过税收全部满足，社会准公共需要则只能由政府税收部分满足，不足的部分则要收取一定补偿费用，这就是政府非税收入的由来。专用性：政府非税收入是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取得的收入，带有一定的补偿性。不稳定性：税收具有固定的税率、征收范围，调整变动一般较小。非普遍性：政府非税收入的普遍性，是指征收政府非税收入不带有普遍性，只是向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征收政府非税收入，而不需要政府提供准公共服务的人群则不需要缴纳政府非税收入。自主性：府非税收入的自主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地方政府设立的自主性；二是缴纳的自主性。
由于政府非税收入内容广泛，性质不完全相同，归纳的特点，对于政府非税收入主体是适用的，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每一项政府非税收入。充分认识和深刻领会政府非税收人的特点，对于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高政府非税收入使用效益，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二、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进展情况
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是对预算外资金管理改革的深化和拓展，同时也对改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2004年，财政部《关于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通知》(财综[20o4153号)，正式吹响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的号角。《通知》的下发，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改革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进一步明确了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范围，确定了大的指导方针。从地方到中央，对于政府非税收入管理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对于强化政府非税收入管理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一是很多地方财政部门都陆续成立了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为加强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提供了组织保障。二是制定了一些地方性政府非税收人管理法规和文件，为全国性立法作出了有益探索。三是将政府非税收人纳入部门预算编制范围，通过编制综合财政预算，实现了财政收入的统筹安排。四是建立了政府非税收入年度稽查制度，加大了政府非税收人的监督管理。五是强化征管措施，加强了征收管理。实行了收缴分离制度，有效地杜绝了执收环节截留坐支行为的发生。改革推行几年来，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改革尚没有形成一套完整的理论，没有统一同定的管理模式，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水平参差不齐，认识不一，很多地方还停留在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观念和模式上。离规范化、科学化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
三、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
结合管理实践，笔者认为，当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三：一是法律依据不足。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缺乏全国性的法律、法规，在实践中没有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依据执行，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经常要到处寻找法律依据，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二是机构职能不明。政府非税收入改革起源于地方，很多地方为加强管理成立了专职管理机构。地方成立机构本无可厚非，但财政体制基本是垂直对口管理，由于在机构设置上，地方设置在前，导致下级和上级机构设置不统一．上下级不对口，造成管理关系不顺畅。三是管理体制落后。目前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设立管理、征收管理、资金管理、支出管理等仍然基本沿袭原来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模式和体制，没有随着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提升丽完善，存在分散、脱节现象。
(二)主要原因分析
改革推行这么多年，依然存在上述问题不得不引人深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原因是改革的推动力不足：改革的推动力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党委政府的重视；二是职能部门的工作；三是社会各界的舆论。三者中以党委政府的推动力为首，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其次是职能部门的工作，再次是社会各界的舆论推动。三者之间既可以相互制约，也可以相互促进。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一些既得利益部门的反对，任何一项改革都会引起利益的重新划分。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会想方设法阻挠改革的进行。推动力与阻力的对比程度决定着改革的进程。
四、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几点建议
根据政府非税收入的特点，结合政府非税收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加强和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积极推进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改革，应重点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一)加大宣传力度．营造良好氛围
改革要以舆论为导向，通过舆论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政府非税收人管理重要性的认识，争取得到党委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统一思想，形成改革的合力，减少改革的阻力。
(二)加强机构建设，组建专业化管理队伍
对政府非税收入实施专门管理是加强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需要，也是社会化分工发展的客观要求。按照整合资源、职能统一的原则，中央、省应组建政府非税收入专职管理机构，整合各项管理职能，做到机构和职能相对应，并对下级管理机构提出明确要求。从而理顺管理关系，强化管理职能。做到上下畅通，规范高效。
(三)加强法制建设。做到有法可依
税务筹划，是以税收政策为依据，在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投资、财务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安排，达到合法降低税收成本的经济行为。而商业银行的税务筹划，也是商业银行整个财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税务筹划的必要性
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一来可以壮大其资本实力，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二来，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将面临着如何采用先进的技术改变传统经营管理模式以降低服务成本等考验，而构成银行成本中很大的比例就是税收成本。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提高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实力，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二、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负比较
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但二者实际税负还是存在很大差异。
（一）营业税
我国对一般性贷款按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外汇转贷按利差征收营业税。内资银行的业务主要以人民币贷款为主，转贷款比例很低；而外资银行则通常以外汇转贷业务来规避营业税，这实际上是采用内部定价规避税收的手段，使外资银行税负远低于内资银行。
（二）企业所得税
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企业的所得税统一为25%，但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核销、固定资产折旧等税前扣除标准过严，审核程序繁琐，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名义税率。而外资银行按照国际税收惯例，与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都允许在税前如实扣除。
（三）个人所得税
国有商业银行的职工多为中国公民，外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则有相当部分来自外国，且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我国个税规定在华外籍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可附加减除费用，对非居民纳税人仅就其境内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使外资银行的职工实际税负比我国商业银行职工轻了很多。而员工个人所得税相当于企业工资支出的组成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最终负担者还是企业。由此可见，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比外资银行要承担更多的个人所得税负。
（四）其他税种
外资银行不需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各地为吸引外资在城市房地产税等征收过程中，也对外资银行实行了很多减免优惠，这更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负不均。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的实际税负远重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做好税务筹划，降低税收成本，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也为国有银行实施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行性。如贷款和转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所应缴纳的营业税不同，贴现利息收入和金融往来利息收入免交营业税，不同的资产负债结构即可导致不同的的税负水平。
三、可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免税项目
1．金融机构往来业务不征营业税；2．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3．国有商业银行按财政部核定的数额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4．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准予抵扣项目
1．银行（除中国银行）从事外汇转贷业务，下级行收取的利息收入可减去借款利息支出额计算营业额；2．银行买卖金融商品，可在同一会计年度末，将不同纳税期出现的正差和负差汇总计算并缴纳营业税；3．金融企业已缴纳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若超过核算期限（90天）尚未收回，可从以后的营业额中减除；4．金融企业坏账、呆账准备金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根据以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国有商业银行在制定投资决策、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统筹谋划，进一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实现节税目的。
四、国有商业银行税务筹划建议
（一）营业税的筹划
1．增加金融企业往来业务比例
商业银行可拓展票据转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业务，在这些同业往来上多投放资金以获得免营业税的利息收入，同时减轻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2．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国有商业银行可在保证学生还贷信用的前提下，增加助学贷款的业务，起到减轻税负的效果。
3．增加外汇转贷业务
由于转贷业务的优惠政策，一笔外贷项目委托贷款所纳营业税，就比同额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或按揭贷款少。
（二）所得税的筹划
1．对利息收入的筹划
由于国债利息收入既免征企业所得税，又免缴营业税等税金，国有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此优惠政策，加大国债投资力度。
另外，各地政府为吸引辖区外纳税大户，会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纳税额达到规定数额可享受奖金或其他形式的奖励。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若把几个分支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分支机构，就所有贷款利息收入集中向该机构所在地区税务机关纳税，则可享受当地政府颁发的数目可观的奖金，相当于降低了税负。
2．及时确认利息费用
商业银行对定期存款的利息支出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若按季结息，季末计提利息按各存期档次定期存款的平均余额，乘以结息日各相应存期档次的定期存款利率，计入利息支出。如果结息日的挂牌利率低于存入日的利率，则少计了实际利息费用，使账面利润虚增，平添了税收负担。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各户存款的存入日约定利率计算利息支出，及时正确地确认成本费用，于税前列支。
3．固定资产折旧
尽量投资税法允许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对未明确规定折旧年限的固定资产，尽量选择较短的年限。前者可推迟税款，而后者则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期。
（三）其他税种的筹划
除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国有商业银行还需缴纳城建税等其他税，如能对这些税种进行筹划，也可能减少税收支出。例如，在使用账簿上能减少贴花件数，就可少用印花税票。
（四）其他建议
除了针对税种的筹划，国有商业银行在具体交易时也可在保证业务安全的前提下，选择税负最轻的途径进行税务筹划。
另外，加强与中介机构的合作，由专业人员进行策划，也有助于税收筹划的合法性，避免税务风险，从而带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税收筹划水平的提高，继而实现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安体富：“两法”合并的经济效应分析，中国税务报，2007-03-21
[2]张云莺：浅析商业银行的税务筹划，黑龙江金融， 2006年 04期
[3]邓亚璇：浅析新会计准则给中资银行带来的新挑战，金融经济，2007年24期
税务筹划，是以税收政策为依据，在对企业发展战略和经营情况全面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投资、财务和其他经营活动的安排，达到合法降低税收成本的经济行为。而商业银行的税务筹划，也是商业银行整个财务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税务筹划的必要性
国有商业银行的上市，一来可以壮大其资本实力，增强其国际竞争力；二来，国有商业银行上市后将面临着如何采用先进的技术改变传统经营管理模式以降低服务成本等考验，而构成银行成本中很大的比例就是税收成本。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要提高与外资银行竞争的实力，税收筹划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了。
二、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负比较
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统一，但二者实际税负还是存在很大差异。
（一）营业税
我国对一般性贷款按利息收入全额征收营业税，对外汇转贷按利差征收营业税。内资银行的业务主要以人民币贷款为主，转贷款比例很低；而外资银行则通常以外汇转贷业务来规避营业税，这实际上是采用内部定价规避税收的手段，使外资银行税负远低于内资银行。a
（二）企业所得税
虽然新企业所得税法将内外企业的所得税统一为25%，但国有商业银行呆坏账核销、固定资产折旧等税前扣除标准过严，审核程序繁琐，使得国有商业银行的实际税负远高于名义税率。而外资银行按照国际税收惯例，与经营有关的支出和费用都允许在税前如实扣除。
（三）个人所得税
国有商业银行的职工多为中国公民，外资银行的高管人员则有相当部分来自外国，且人员数量相对较少。我国个税规定在华外籍人员的工资薪金所得可附加减除费用，对非居民纳税人仅就其境内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这使外资银行的职工实际税负比我国商业银行职工轻了很多。而员工个人所得税相当于企业工资支出的组成部分，个人所得税的最终负担者还是企业。由此可见，在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制度下，国有商业银行比外资银行要承担更多的个人所得税负。
（四）其他税种
外资银行不需缴纳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各地为吸引外资在城市房地产税等征收过程中，也对外资银行实行了很多减免优惠，这更造成国有商业银行与外资银行的税负不均。
总之，国有商业银行承担的实际税负远重于外资银行。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只有做好税务筹划，降低税收成本，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我国现行税收政策也为国有银行实施税务筹划提供了可行性。如贷款和转贷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所应缴纳的营业税不同，贴现利息收入和金融往来利息收入免交营业税，不同的资产负债结构即可导致不同的的税负水平。
三、可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
（一）免税项目
1．金融机构往来业务不征营业税；2．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取得的利息收入免征营业税；3．国有商业银行按财政部核定的数额划转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的资产，在办理过户手续时，免征增值税和营业税；4．国债利息收入免征企业所得税。
（二）准予抵扣项目
1．银行（除中国银行）从事外汇转贷业务，下级行收取的利息收入可减去借款利息支出额计算营业额；2．银行买卖金融商品，可在同一会计年度末，将不同纳税期出现的正差和负差汇总计算并缴纳营业税；3．金融企业已缴纳营业税的应收未收利息，若超过核算期限（90天）尚未收回，可从以后的营业额中减除；4．金融企业坏账、呆账准备金可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
根据以上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国有商业银行在制定投资决策、发展战略时应有针对性地进行统筹谋划，进一步调整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实现节税目的。
四、国有商业银行税务筹划建议
（一）营业税的筹划
1．增加金融企业往来业务比例
商业银行可拓展票据转贴现业务和同业拆借业务，在这些同业往来上多投放资金以获得免营业税的利息收入，同时减轻城建税和教育费附加。
2．经办国家助学贷款业务
国有商业银行可在保证学生还贷信用的前提下，增加助学贷款的业务，起到减轻税负的效果。
3．增加外汇转贷业务
由于转贷业务的优惠政策，一笔外贷项目委托贷款所纳营业税，就比同额的信用贷款、抵押贷款或按揭贷款少。
（二）所得税的筹划
1．对利息收入的筹划
由于国债利息收入既免征企业所得税，又免缴营业税等税金，国有商业银行应充分利用此优惠政策，加大国债投资力度。
另外，各地政府为吸引辖区外纳税大户，会制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如纳税额达到规定数额可享受奖金或其他形式的奖励。因此，国有商业银行若把几个分支机构的贷款集中于某一分支机构，就所有贷款利息收入集中向该机构所在地区税务机关纳税，则可享受当地政府颁发的数目可观的奖金，相当于降低了税负。
2．及时确认利息费用
商业银行对定期存款的利息支出费用按权责发生制原则确认。若按季结息，季末计提利息按各存期档次定期存款的平均余额，乘以结息日各相应存期档次的定期存款利率，计入利息支出。如果结息日的挂牌利率低于存入日的利率，则少计了实际利息费用，使账面利润虚增，平添了税收负担。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应严格按照各户存款的存入日约定利率计算利息支出，及时正确地确认成本费用，于税前列支。
3．固定资产折旧
尽量投资税法允许加速折旧的固定资产，对未明确规定折旧年限的固定资产，尽量选择较短的年限。前者可推迟税款，而后者则加速了固定资金的周转期。
（三）其他税种的筹划
除营业税和企业所得税，国有商业银行还需缴纳城建税等其他税，如能对这些税种进行筹划，也可能减少税收支出。例如，在使用账簿上能减少贴花件数，就可少用印花税票。
（四）其他建议
除了针对税种的筹划，国有商业银行在具体交易时也可在保证业务安全的前提下，选择税负最轻的途径进行税务筹划。
另外，加强与中介机构的合作，由专业人员进行策划，也有助于税收筹划的合法性，避免税务风险，从而带动国有商业银行内部税收筹划水平的提高，继而实现降低企业成本，提高综合竞争力的目的。
参考文献
[1]安体富：“两法”合并的经济效应分析，中国税务报，2007-03-21
[2]张云莺：浅析商业银行的税务筹划，黑龙江金融，2006年04期
[3]邓亚璇：浅析新会计准则给中资银行带来的新挑战，金融经济，2007年24期
首先,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在形式上违背了习的国民待遇原则,违反了保险市场机制的平等竞争原则。人世之后我国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便是保险业,尽管从长远来看,对我国保险业的可持续发展是个难得的机遇,但是从近期来看,挑战是实质性的。在我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中,保险业首当其冲。根据协议,人世后我国对外保险政策将会发生以下几个方面的变化放宽外资保险公司的市场准人政策逐步扩大外资保险公司在华经营的业务领域和业务范围,并取消其数量限制外资保险机构在法律、规章制度和行政管理等方面的待遇将与国内保险机构相同。这就意味着在年内逐步给予外资保险企业与中资保险机构同等的待遇—“国民待遇”,尤其是外资保险机构将享有我国保险市场所有权上的“国民待遇”。而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依然给予外资保险企业“超国民待遇”—比内资保险企业享受更多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严重违背了的国民待遇原则,其政策的滞后性使其显示出明显的不公平性,在我国税收环境中中资保险企业不能与外资保险企业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平等竞争,使本来就处于幼稚成长阶段的中国保险业的经营环境更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加雪上加霜。显然,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严重违背了税收所追求的公平原则,不利于民族保险业的生存和发展,有违于税收政策制定者的初衷。这是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的一个显著的负面效应。
其次,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也悖离了税收的效率原则,损害了经营效率、社会效率。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作为吸引外资的一个重要手段已不再发挥作用,税收优惠政策对外资保险企业在某种情形下变得多余而浪费。一方面,一项吸引外资的政策能否发挥作用与外国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资动因有着密切的关系。外资保险企业争相进人中国,看中的是中国潜在的巨大保险市场,也就是说,中国保险对外国投资者最有吸引力也最有价值的是中国保险市场的“市场所有权”,而的加人,意味着中国保险市场所有权对外资保险企业的某种让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保险税收政策对外资保险企业已显得不再重要,甚至无关紧要。另一方面,一国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能否发挥作用,取决于是否与外商投资者所在母国的税收政策相协调,如果投资者所在国对海外投资所得实行税收抵免或扣除限额,则投资者实际上并没有得到税收优惠,只不过发生了税收在国与国之间的转移。在此情形下,东道国的税收优惠政策变得不仅多余,而且产生了浪费。我国目前对外资保险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就属于这种情况。
第二,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已演变为我国民族保险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素。根据我国加人后半年的统计资料显示,从表面上看,我国保险业的发展似乎驶人了快车道,年一月共实现保费收人亿元,同比增加亿元,增幅刀,其中,人身保险业务增幅高达,财产保险业务增幅。然而,从承保利润来看,则形成了鲜明的反差年上半年保费增幅高达的寿险公司账面利润仅有亿元,较上半年同期减少亿元,下降幅度为。据业内人士分析,保费收人上升而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除赔款和给付同比增加亿元,增长以外,寿险公司营业费用、手续费、佣金分别增长了、和。总之,保费上升而利润下降主要是由于保险经营成本不断攀升所致。其中,营业费用的上升成本为保险经营成本上升的第三大因素。而在营业费用的构成中,中资保险企业承担的营业税负占据着较大的分量。税收的强制性和营业税的易于征管,使营业税负成为了我国保险企业的固定成本,也是通过保险企业自身改善经营管理都难以消化或减少的经营成本。而我国现行保险营业税收政策一方面对内高于国内一般行业的营业税,另一方面对外资保险企业的营业税负给予了较大的优惠—可享受较高的税基扣除标准和年之内退还营业税的特殊待遇,相比之下,中资保险企业承担的营业税负是比较沉重的。另外,对外资保险企业在所得税上的各种优惠以及在城市建设维护税和固定资产投资方向调节税上的免税待遇,相对削弱了中资保险企业的获利能力和资金积累能力,而外资保险企业恰恰在资金实力上有着明显的竟争优势,可见,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实际上是一项“扶外强、惩内弱”的不合常理的政策,不仅直接影响了我国民族保险企业的经营成本和承保利润,而且削弱了其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国际竞争力。深层次地看,加人后,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还进一步影响了中资保险企业的资本造血功能,威胁着整个民族保险业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甚至对整个社会的稳定都将产生不良影响。这一结论似乎耸人听闻,其实一点也不为过。因为,一国保险业能否长期稳定健康地发展,主要取决于该国保险业是否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和充足的偿付能力。而目前我国保险业面临着资本金严重不足、偿付能力偏低的状况。和外国保险公司相比,中资保险公司的资金实力差距甚远。我国民族保险业不仅资本实力弱小,而且还存在着严重的资本金不足的状况。解决我国资本严重缺口的现实途径主要有一是利用中资保险公司上市融资。这一途径目前还受到我国保险法规、资本市场发育不成熟以及保险公司自身经营业绩的现实约束,因而不可能成为解决资本严重缺口的主要途径。二是吸收外资参股。目前,这一方式在我国各保险公司中甚为流行。然而应该看到,外资参股往往夹杂着一些苛刻的附属条件,其参股数量也是有限的,一些资金雄厚的著名保险公司尤其是美国更倾向于在中国设立外资全资子公司,因此,利用外资参股解决资本缺口的作用也是有限的。二是加强保险公司的自身资本积累。即按照保险公司法的规定从历年的利润提存资本公积金。比较而言,这种途径应是最可靠的主要途径。然而这一途径却受到了我国现阶段保险公司获利能力急剧下降的严重制约。从年以来,我国保险业的平均资本利润率水平逐年下滑,平均只有一,可供中资保险企业提取资本公积金的数量微乎其微,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造成其现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较高的营业税率无疑增加了中资保险公司的经营成本,因而严重影响了它的资本造血功能,直接威胁到了中国保险业的偿付能力,仅以最低偿付能力标准衡量,减少了毛利润,同时,比外资保险公司多交一倍多的所得税,导致中资保险公司的税后净利润大大减少中国保险业偿付能力不足的比率已高达犯,我国保险企业存在着较大的潜在支付信用危机。超级秘书网
第三,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导致了社会福利的净损失。任何一项政府政策作为一种政府干预手段,都会对社会福利产生一定的影响,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也不例外。政府税收给社会福利带来的变化主要由政府财政收人和消费者剩余、生产者剩余组成,由于税率的固定性,政府获得的财政收人是确定的,因此,我们着重考察现行保险税收政策尤其是较高的营业税对我国消费者剩余和生产者剩余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与我国当前保险市场结构或市场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加人,后,我国保险市场结构表现为中资保险公司在市场份额上仍占有绝对垄断优势,而在保险企业数量上中外合资及外资独资保险企业数量却超过了中资保险企业数量。另外,目前我国仍对保险商品实行价格管制,因此,我国对保险商品征收的较高的营业税负,中资保险公司难以通过涨价而转嫁,它受到了外资保险企业外在竟争压力和政府价格管制的双重约束。故此,从形式上看,是中资保险企业独自承担了营业税的较高税负。实际上,营业税的税负的最终承担者是谁取决于保险商品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从总体上看,我国保险商品供给弹性很大,一是保险生产中的固定资产比例低,供给不必受到调整生产规模的技术约束二是在外资保险企业全面进人中国保险市场后,中资保险企业具有抢占市场先机的内在冲动。而相比之下,我国保险商品的需求弹性较小,主要受保险意识弱、收人水平低、保险价格高以及保险信用、服务质量差等因素制约。因此,尽管对于不同种类的保险商品,保险消费者因需求弹性之间的差异具体承担的营业税负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看,我国保险商品需求相对于供给无弹性,营业税的税负主要由保险消费者承担,即通过保险商品的销售,将税负主要转嫁给了保险消费者。
这似乎违背了我国保险税收政策制定的初衷,再次证明了我国现行保险税收政策未能达到预期的政策目标,更主要的是它损害了我国保险消费者的社会福利,使得我国保险消费者必须付出更多的货币才能换回必要的保险消费。从社会整体上讲,必将抑制我国保险总需求,对于正在迅速成长的我国民族保险业是极为不利的。另一方面,较高的营业税负也对中资保险公司的生产者剩余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由于加人后我国保险市场竟争日趋激烈所致,不仅存在中资保险公司之间的竟争,而且有中外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保险市场竟争格局给消费者带来的多样化选择,使得保险营业税负不可能完全转嫁给保险消费者,中资保险公司必定要承担一定的生产者剩余损失。而外资保险公司因缴纳的营业税在年内予以退还,实际上并不承担生产者剩余损失。
论文摘要：制造业发展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它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更是国家实力的支柱。文章分析了新形势下我国制造业发展的现状及其发展困境，并提出了解决我国制造业发展困境的相关策略。
制造业是工业的主体，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原动力，更是国家实力的支柱。制造业的发展问题已经是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在总量上成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制造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的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引起了各国的广泛关注。在结构上，随着高技术产业比重的不断提高，我国制造业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我国工业化的进程正处在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渡阶段，要完全实现工业化，至少还需要十几年的努力。而且在发展过程中，我国制造业也遇到一些矛盾和问题，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将使我国制造业获得新的发展动力。
1我国制造业的发展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的增长是全球最快的，主要表现在我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增加值的份额平均每年上升约0.26个百分点， 制造业产值居世界第四位，近百种制造业产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一位。目前，我国的制造业已经形成相当大的规模，但是和发达国家还有较大的差距，总体规模仅相当美国的1/5、日本的1/4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表现：
①制造业大而不强。目前我国制造业的总体规模与德国相当，可以说是个制造大国。制造业的增加值占GDP的1/3以上。然而，和外国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还存在着阶段性的差距，差距主要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低。据统计，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千美元／人年）为97.3，日本为104.731，德国为76.55，而我国仅为4.25，约为美国的1/25、日本的1/26，德国的1/20，制造业总体上还停留在劳动密集阶段。目前制造业的发展还多停留在技术含量低、附加值也低的领域；工业增加值率大大低于上面三个国家，美国为49.31%、日本38.01%、德国48.44%、我国26.32%。由此可知，我国制造业的人均劳动生产率和工业增加值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还有其他因素限制了生产率的提高，抑制了制造业的发展。
②结构不合理。我国制造业的结构仍然偏轻，表现为在产业结构上不合理，仍然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而技术密集型产业明显落后，装备制造业薄弱，装备制造业在制造业中的比重不到30%，远低于美国的41.9%、日本的43.6%、德国的46.4%；轻工纺织制造业占有相当的比重，机械电子制造业所占比重明显低于工业发达国家。大部分的制造业企业是处在价值分配链条的附属地位，产品结构存在着结构性短缺，总体上依然是一般产品、中档产品、初级产品多，而优质产品、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得产品少。
③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在自主创新能力水平上，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明显差距，不仅表现在基础研究领域，而且表现在应用技术领域。我国原始性创新成果也是屈指可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的强势企业不多。关键技术自给率低，有50%~60%以上的技术装备需进口，科技对发展的贡献率仅占30%，发明专利只占世界总量的1.8%，中国经济发展主要靠外来关键技术和装备的支撑。
④体制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需求。现有的制造业重点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滞后。政府对企业直接管理的职能并没有减弱，同时国有资产的所有者代表却并未到位，形成政府各部门多头管企业，各种行政审批仍然牢牢卡住企业的脖子，成为制约制造业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企业本身的问题主要是管理上的落后，使企业的研究开发、生产、市场营销和售后服务等不能协调发展。此外，企业集中度低，大型骨干企业少，而且围绕大型骨干企业的中小企业群体也未形成。
2新时期我国制造业发展困难的原因
①从资金来源方面看，我国制造业对外资高度依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鼓励和吸引外资，这正是迎合了世界的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趋势。但是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必须有不一样的引进外资策略。然而目前在我国，盲目引进外资，并长期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我国从行业、区域发展到国家经济增长都呈现出对外资的高度依赖的情况。据统计数据，2009年，我国52%左右的外资经济集中在制造业，对我国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难以忽视的重要影响。据数据显示，外资已占据我国制造业产值的三分之一。2009年，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占我国工业企业的工业总产值的28%。
更为严重的是，在国内部分行业和部分产品市场上，外资及跨国公司已经形成了垄断的态势。据国家工商总局公平交易局反垄断处调查表明，我国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网络设备、照相机等市场，已经成为外国企业的天下，有的在华跨国公司甚至已经处于绝对垄断地位。比如，计算机操作系统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为95%；摩托罗拉、诺基亚在中国占了70%的市场。从区域上看，也同样呈现这样的特点，外资集中的东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中西部对外资的吸引力差，经济水平略低。
②从税收政策方
面来看，我国现行的税收政策不利于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制造业的发展主要受到中间需求结构、消费需求结构、消费和投资需求的比例、投资需求结构等需求因素和劳动力的数量及质量、资本的数量及投向、技术进步等供给因素的影响。而税收政策是政府可使用的诸多经济政策中独具特色和不可替代的工具之一，税收政策能够通过对需求和供给的多方面的作用最终影响到制造业。
税收的有无及多少，直接影响着各个产业发展的前景。有鉴于此，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发达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把税收政策的制定与调整，视为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手段。然而在实践中，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税收政策在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的应有功能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税收政策作用和政策潜力还有待进一步的挖掘。 转贴于 ③制造业的高消耗和低效率。目前，我国的制造性企业大部分是自愿消耗型组织，整体上说一直都没能走出高消耗和低效率的困局，对资源开采与环境透支过度，生态破坏严重，这制约着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提高。这主要表现在，一是传统的高消耗、高污染的行业较多，森林资源总量持续下降，产生了严重的负外部性。2008年，制造业的能源消费占总量的59%，煤炭消费占总量的38%，焦炭消费占总量的99%，原油消费占总量的96%，电力消费占总量的54%，天然气消费占消费总量的47%。二是发展模式粗放，制造低效率。我国制造业的年劳动生产值远远不及国际先进水平，而单位产值产生的污染却远远高于发达国家。2009年，制造业工业废水排放占总量的84%。
3解决当前制造业发展难题，实现经济顺利发展
①有效利用外资。第一，改善外资投资环境。培育国内良好平等的竞争环境，这利于国内企业的健康发展，也有利于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升。第二，提高我国制造业的整体技术水平和出口产品的竞争力。吸引外资参股并加快技术引进以共同开发高新技术产品；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水平以促进商品结构优化。第三，限制“两高”产业并优化外资的行业及地区结构。提高利用外资的效率以实现集约发展，改善对外投资企业的管理和服务，加快人才的培养和引进，借助中西部地区特有优势，鼓励外资投向中西部。第四，防范外资。强化利用外资的选择并防范其带来的不利影响，严防外资的虚假投资行为并防止热钱的借道进入。
②完善税收政策。第一，尽快明朗化支持先进制造业发展的优惠政策。尽快归纳以往的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国家应从整体上考虑促进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政策，并且保持税收政策促进制造业发展的稳定性，提高政策的可信度。第二，针对制造业企业的科技开发制定切实有效的税收鼓励政策。第三，着力改革不利于先进制造业发展状况的现行税收政策。逐步推广实行将生产型增值税改为消费型增值税，最后实现制造型企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第四，全力打造公平的税收政策，确立公平合理的税收政策。
③优化制造业的发展环境，发展低碳制造业。发展制造业不能单纯在经济角度上强调发展，更必须强调在发展过程中依靠科技创新、重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强调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坚决淘汰消耗高、污染重、水平低的落后生产力，这样会付出很惨痛的代价。因此，中国制造业地发展应以维护生态环境和人人健康为发展前提，大力加强绿色低碳制造技术，支持工业创新、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在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的同时努力降低资源的消耗和对环境的污染，真正实现低碳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
④高度重视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技术创新。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关键在于科学技术的提高，而科学技术主要靠创新。中国要想成为世界制造中心之一，必须在不断引进和消化新技术的同时，努力创新发掘新技术。
加大研究开发资金的投入，并培养企业独立的技术创新能力，改变对技术引进的依赖。有制造商、技术消化吸收和创新小组，争取更多的自主知识产权，提高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由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的大道。
参考文献
[1] 赵奕凌.低碳经济背景下我国物流绿色演进的路径思考 [J].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0).
1引言
2008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正式实施，与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暂行条例》相比，增加、修改、完善了许多内容。物流企业面对新所得税法的实施，应正确把握政府的政策导向，即时调整纳税方案进行税收管理，做到合法纳税，并最大程度地提高税后利润，发展企业。
2新税法与旧税法的对照分析
新所得税法对照现行所得税法，其主要特点是统一了五项标准并提出了两项过渡措施，具体有：(1)法律适用统一。新所得税法对现行内资企业所得税法和外资企业所得税法进行了整合，把两套不同的所得税办法“合二为一”。新所得税法实施后，中国不同性质、不同类别的企业均适用新所得税法。(2)纳税人认定标准统一。新所得税法实行法人纳税制度，改变了以往内资企业所得税以独立核算为条件判定纳税人标准的做法，以是否具有法人资格作为企业所得税纳税人的认定标准，使内外资企业的纳税人认定标准完全统一。(3)所得税税率统一。新所得税法将内外资企业的基本税率确定为25％，除“过渡期政策”外，内外资企业在所得税率认定上一视同仁，使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率得到了统一。(4)税前扣除办法和标准统一。新所得税法原则上对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真实合理的支出允许在企业所得税前扣除，其中包括取消了对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度，对企业真实合理的工资支出实行据实扣除，对企业公益性捐赠、研发费用等费用支出的税前扣除比例进行了统一规定。(5)税收优惠政策统一。新所得税法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税收优惠政策，除符合过渡性优惠条件和西部大开发区域优惠条件的企业外，设立在其他所有地域的企业均适用统一的税收优惠政策。(6)对享受法定税收优惠的老企业实行过渡措施。即对新所得税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和定期减免税优惠的老企业，给予过渡性照顾。(7)对部分特定区域实行过渡性优惠政策。即对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5个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内，新设立的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实行过渡性优惠，同时，新所得税法还继续执行西部大开发地区的鼓励类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
3新所得税法对物流企业的影响分析
新税法下内外资企业统一征收企业所得税，两税合一，让内资物流企业与外资物流企业一起站上了公平起跑线。企业所得税=企业应纳税所得适用税率应纳税所得额=利润总额+扣除项目调增项一扣除项目调减项由以上公式可知，应纳所得税的计算，主要受适应税率和扣除项目的影响，新所得税法对以上两个因素均有新的规定。
3．1税率分析
(1)微利物流企业适用税率分析。旧税法规定，微利企业享受27％和18％的税率，外资企业享受24％或15％的优惠税率，对于对应纳税所得额在3万元(含3万元)以下的企业，暂减按18％的税率征收所得税；对应纳税所得额在l0万元(含10万元)以下至3万元的企业，暂减按27％的税率征收所得税。新法规定，微利企业所得税率为20％其中工业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10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3000万元；其他企业，年度应纳税所得额不超过30万元，从业人数不超过80人，资产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
在我国，真正具有实力的综合物流巨头屈指可数，大量物流企业停留在单一的运输或仓储阶段，普遍起点低、起步晚、规模小、整体实力弱。新旧税法更替的标准中，最重要的是应纳税所得额标准。过去的规定是10万元，过了l0万元就要按33％缴纳企业所得税；新规定提高到30万元，30万元以内按20％的税率计税，超过30万元才按25％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这样会使更多的企业享受微利企业的所得税率。
(2)一般物流企业税率。原税法规定：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对于外商投资和外商企业来说，却有一系列的税收优惠，如“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或者设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属于能源、交通、港口、码头或者国家鼓励的其他项目的，可以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等一系列的规定，且生产经营企业经营期在十年以上的，还可以享受两免三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相对于内资企业，税负是十分偏低的。新税法出台后，统一了税率，统一规定所得税率为25％。税率的统一使企业能够在同一片土地上充分公平的竞争，有利于挖掘企业发展的积极性，同时也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内资企业采取将资金转到境外再投资境内的“返程投资”方式，以享受外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的企业扭曲行为。目前世界上159个实行企业所得税的国家和地区的平均税率为28．6％，中国周边18个国家的平均税率则为26．7％。相比之下，新税法25％的税率属于中偏低。这样的税率有利于提高企业竞争力，也有利于继续吸引外资。
3.2物流企业相关的税前项目扣除标准分析
旧法在税前成本扣除标准方面，内外资企业的差别很大。这种不同待遇给内资企业增加了很多负担。新税法统一了税前扣除标准，有利于物流企业的公平竞争。新税法主要对以下几项扣除标准进行了修改：
(1)工资支出。新税法改变了对内资企业实行的计税工资制扣除，而改为按企业和单位实际发放的工资据实扣除。按照旧税法，如果内资企业实发工资高于计税工资标准，那么对超过部分就存在重复征税问题一在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两个环节都有征税，而新税法的制定避免了重复征税的问题。物流企业属于人才密集型企业，新税法的规定有利于物流公司降低人力成本，为物流行业引进高级管理、技术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促进了物流行业尽快摆脱低层次徘徊状态。
(2)研发费用。新税法规定，企业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新工艺时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可按实际发生额的150％抵扣当年度的应纳税所得额。新税法同时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而旧法规定研发费用据实扣除，对研发费用增长幅度在10％以上的，可再按实际发生额的50％抵扣。对于物流行业来说，改变低起点、小规模、竞争力不强的现状，就必须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改造水平，新税法取消了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的一些条件限制，更加有利于物流行业加大研发投入，提高技术含量和竞争能力，设计出节能、环保、高效、科技含量高的物流服务产品。
(3)广告支出。关于广告支出，旧税法对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有不同的规定。具体有①考虑到高新技术企业推进新技术的必要广告支出，高新技术企业的广告费可在税前据实扣除；②粮食类白酒生产企业不属于国家鼓励类生产项目广告费不得在税前扣除；③一般企业的广告费支出按当年销售收入一定比例(包括2％、8％、25％)扣除，超过比例部分可结转到以后年度扣除。但是对于外商投资企业，不分类别均可据实全额税前扣除。
新企业所得税中将广告费用的扣除规定在按年度实际发生的符合条件的广告支出，不超过当年销售(营业)收入15％(含)的部分准予扣除，超过部分准予在以后年度结转扣除。广告费是提升企业品牌形象的重要支出，对于起步较晚、起点较低的物流行业来说，将会从中受益。目前物流企业投入广告比例普遍偏小，一般在0％～2％之间。广告客户绝大多数是物流商用车生产企业和会展企业，其中物流企业广告仅有国外巨头ups等，国内的也仅有中远、中外运、中国邮政等大型国企的形象广告，鲜见其它物流企业身影。物流广告客户缺失已经成为严重制约行业媒体发展的重要因素。
(4)基础设施折旧。新税法对企业足额提取折旧的、租入的固定资产的改建支出、大修理支出准予扣除，同时规定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确需加速折旧的，可以缩短固定资产的折旧年限或者采取加速折旧的方法。
我国物流行业长期存在基础设施不足，技术装备落后的现状。虽然近几年来，我国对基础设施的投入增加了不少，修建了许多高速公路，铁路也几次大提速，但交通运输等基础设施仍然不能完全满足物流服务的需求，主要运输通道供需矛盾依然突出。仓储设施落后，大量的仓库是2o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老旧建筑，在仓库防火、防潮、防盗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在使用高新技术手段储藏现代化的商品方面困难也不少。另外，现代化的集装箱、散装运输发展速度缓慢，高效专用运输车辆少，运输车辆以中型汽油车为主，能耗大、效率低，装卸搬运的机械化低。
对于物流行业来说，运输工具、仓储设施、装卸设备、信息设备等固定资产的投入是实现物流高效化的重要保证，随着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的不断提高，物流行业逐渐呈现出大型化、高效化、专业化和自动化固定资产的投入需求，新税法的规定完全有利于物流行业的这一发展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