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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新旧知识对比的基础上，使学生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
例如，中学课本对通假字一般以“通”来表明，如《勾践灭吴》“三年释其政”，课本的注释是“‘政’通‘征’，征税”。但有的古今字则也用“通”来说明，如《烛之武退秦师》“失其所与，不知”———“知”通“智”。古今字则有的加以说明，如《论语十则》“不亦说乎”课文的注释为“说，‘悦’的古字，愉快”。但更多的时候并不注明，例如高中第一册《烛之武退秦师》“共其乏困”———“共”同“供”，供给；“秦伯说，与郑人盟”———“说”同“悦”。《勾践灭吴》“令壮者无取老妇”———“取”同“娶”。师范院校古代汉语教学则要系统讲授相关知识，要求严格区分通假字、古今字、异体字。因此，在古汉语教学中一方面应该讲清古今字与通假字、异体字的区别，同时也应讲清中学课本这样处理的原因所在。这样既可以让学生很好地掌握古代汉语相关知识，又可以使他们明白中学文言文教学因为教学对象、教学要求的不同，不能照搬大学古代汉语课程中的相关术语。中学文言文有不少词类活用的典型用例，但一般只是随文注释，并未明确说明是哪一种类型的词类活用。我们在讲授古汉语常识之词类的活用时，就可以举这些例子，并且要让学生知道中学文言文为什么这样注释。例如，中学《寓言两则》（《韩非子》、《淮南子•人间训》片段）对“智子疑邻”的解释是：智，聪明，这里的意思是“以……为聪明”。《狼》中对“犬坐于前”的解释：像狗似的蹲坐在前面。《大道之行也》对“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解释：亲，用如动词，以……为亲；下文“子其子”中的第一个“子”也是动词。《过秦论》“瓮牖绳枢”———以破瓮作窗户，以草绳系户枢。等等。中学教材并没有细致分析这些词原来是什么，又活用为哪类，更没有作进一步的理论概括（中学无此必要）。而大学古代汉语的学习则应使学生知其然亦知其所以然。以这样的例子来加以说明，并且加以理论概括，不仅可以帮助学生掌握相关理论知识，还可以深化学生对中学教材的认识。又如《木兰诗》中的句子：“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当窗理云鬓，对镜帖花黄”，以上句子课文并未注释，然而课文练“翻译下列句子，注意上下句的意思是互相交错、补充的”，其实已暗含“互文”的特点。虽然王力版、郭锡良版古汉语教材均未选入《木兰诗》，但我们在讲授古代汉语关于修辞方式的相关内容时，可以举这个例子，结合相关知识，使得学生深入理解“相互交错、补充”的内在含义。再如：中学课文《庄子•秋水》对“望洋向若”中“望洋”的解释是“仰视的样子”，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望洋：叠韵连绵词，仰视的样子”；“少仲尼之闻”中学课文的解释“少，动词，小看”，而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为“少，形容词用作意动，觉得……少”［6］624。通过这样的对比，结合系统性教学，就能使学生知其然且能知其所以然。
三、应明确高校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的区别
古代汉语教学，少不了一些语法术语。然而，由于古代汉语教材语法体系与中学语法体系不同，这既给学生带来不小的困惑，也给古汉语教师带来难题。例如：高中课文《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者，助词，用在主语之后表示判断；“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之，结构助词，无实在意义。这里的“者”、“之”的说明均不同于古代汉语课本。虽然王力、郭锡良两种版本均未选《师说》，但在通论及文选中郭锡良等把“者”看作代词，“者”在主语的后面复指，引出谓语；“之”郭本看作连词，王力则看作介词。对这类现象，在古汉语教学时不能回避，相反，应明确指出这是因为语法体系的不同造成的，告诉学生这是人们对同一现象的不同认识。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语法体系的不同固然需要指出，且可以略加介绍，但不需要详谈，更不必深入研究，以免增加学生负担。此外，在对师范生讲授古代汉语语法知识时，除了尽量多举中学教材中出现的例子外，对中学教材中出现但没有讲明的语法术语，也应予以明确说明。这显然有助于学生系统深刻地掌握相关语法知识。例如：高中语文第二册《师说》的注释：“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所以，用来……的，……的凭借，跟现代汉语中表因果关系的“所以”不同。在古汉语教学时，除明确讲明古代汉语“所以”的两种主要用法外，还应指出：古汉语“所以”是代词加介词构成，而现代汉语的“所以”则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连词，不再是代词加介词。
二、隐性语言在古代汉语修辞教学中的表现
修辞是语言要表达的效果，修辞学也就是表达语言效果的一门学问。以往的古代汉语修辞教学都是应用显性语言教学的，这种教学方式重视的是利用显性语言表达实事和修辞，极少注意到隐性语言在古代汉语修辞中的应用。因为语言是隐显性语言的整体，所以在进行语言研究时必须要两者结合，研究的结果才完整。在古代汉语中有许多隐性语言。隐音、隐词、隐句等就是隐性语言的表达现象。隐音，就是相对显因来说的，显音就是已经被大众认可并且已经在使用的语音，相反的便是隐音，隐音虽然现在未被人们认可和使用，但却可能存在过。从很多的记载中，都可以发现汉语的语音经历了一个由无到有，由少到多，由隐到显的循序渐进发展过程。相同的，隐词是对应着显词来说的，就是未被社会认可的，但可能存在过的词语。比如，现在人们所说的眼睛、建房、角落三词，在古汉语中被称为目、起房和阁落。现在不常用的后三个词汇也就是所说的隐词，但它们都曾在古汉语中被经常使用。古汉语中的最后一个隐性语言就是隐句，根据上述的隐音和隐词，不难得出隐句的意思，就是相对显句的，现在未被人们认可的，但可能存在过的句子。
三、隐性语言在未来古代汉语修辞教学中的应用
在传统教学中，教学方式都是以显性语言为主的，古汉语修辞教学也不例外，使用显性语言教学，力图增加学生对语言的理解，提高其对语言的应用能力。不但教学的方式以显性语言为主，教材的编写也是全部使用显性语言的。在显性语言的全面覆盖下，导致了学生只掌握了修辞相关的显性知识，实际运用语言的能力却没有多少提升。语言是两种语言的整体，即隐性语言和显性语言。两者中隐性语言还在语言整体中占绝大部分。但是在日常的古汉语修辞教学当中，学生却只接受到了有关于显性语言方面的内容，这样学生只是接受到了全部知识中的一小部分，学到的知识也一定是极其不完整的。所以在古汉语修辞教学中加入隐性语言的教学是非常必要的。隐性语言在古汉语修辞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实践教学就是让学生亲身地投入到古汉语中去，例如，在学习一首古诗前，可以给学生一个上句或一个不完整的句子，让学生自己想象然后填写，在感受原作者感受的同时，也能清楚地明白自己的感受;或是可以让学生对原诗进行改编，加入自己的感情，这样不但加深了学生对古汉语的印象，还扩展了学生的思维。
2．设置场景和语境
通常，不同的情况下，所说的语言也不同;或是同样的语言在不同的环境下的意思不相同。在学习古汉语修辞的时候，可以先引导学生理解这是在什么场景下发生的故事，然后让学生自编自导自演，体会这些古汉语在相应场景中的意思，感受自己在过程中的思维变化，使其能更好地理解古代汉语修辞。
关键词： 古代汉语；教学；问题；简论
Key words： Ancient Chinese；teaching；problems；brief discussion
中图分类号：G42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0）32-0209-02
0引言
高校古代汉语课程是为中文系汉语言文学、语文教育等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主干专业基础课和工具课，一直受到各开课部门的重视。但是有人认为古代汉语教学从上世纪末以来，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这种观点是否公允，作为古代汉语教学者不做辩解。但是提出这种观点至少说明近一二十年来的古代汉语教学起色不大，个别高校的古代汉语教学甚至陷入了窘境。作为主干基础课程之一的古代汉语教学面临这种境况，不得不引起每一位古代汉语教师的深思。结合多年的思考、研究和古代汉语教学经历，发现目前古代汉语教学中确实存在很多问题：这其中有学生方面的问题；也有教学内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方面的问题；还有社会现实方面的问题。要真正改变目前古代汉语的教学现状，必须从根本上揭示导致这种局面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地予以诊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提高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达到预期的教学目的。
1学生古代汉语基础下滑，心存畏难情绪，缺乏学习的动力
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是决定教学活动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随着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学生的古代汉语知识基础、学习心态也在不断地变化，这势必影响到古代汉语教学。
1.1 高校扩大招生数量以来，各类高校学生对学科基础知识的掌握有明显的下滑，尤其是对传统学科基础的掌握在整体上明显不如扩招以前的整体水平。我国大学扩招以来，招生人数比扩招前翻了几番。我们假定中学教学质量不变，只看扩招，通过简单的分析就会发现，扩招是把原本录取不上的学生录取上了。比如原来每门课平均分达到80分才能达到录取分数线，现在可能降低到50分，这样势必造成大学入学的部分学生的综合素质的下降。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比过去宽泛了，对外界的了解也比过去多了，但是这却分散了对专业课程的学习，尤其是对与现代生活联系不十分密切的传统课程的学习影响最大。这造成了当代中国青年一代对传统文化知识的普遍性薄弱、甚至缺失，特别是对中国古代语言文字的极端生疏。以上两方面的因素都给古代汉语教学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1.2 学生对古代汉语学习心存畏难情绪很多学生和教师都认为古代汉语课程是中文系所开设的课程中最难学、最枯燥乏味的一门课。古代汉语课程包含的内容多、涉及的知识面广，它所涉及的字、词、句、语音、语法、修辞与现代汉语差距很大，所以古代汉语学起来枯燥乏味，读起来诘屈聱牙，有时感觉是在读天书。即使经过刻苦学习，古代汉语综合素养也很难在短期内取得大幅度提高。这样，很多学生必然产生畏难情绪。
导致学生对古代汉语学习产生畏难情绪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原因：一是目前配合中学语文教材的文言文翻译参考书越来越多，学生贪图简单，只读译文，不读经典原文，导致学生接触古代经典原文的机会越来越少，文言文感悟能力也就越来越差，学起来也就越来越困难；二是古人行文简略，省略较多，有时失之过简，造成文意的跳跃，甚至脱节，理解起来不连贯，要真正读懂古代经典原文，必须反复推敲上下文，费时费力；三是古代汉语距今年代久远，其语言所传递的社会生活、文化信息与今天差异太大，要读懂古代文献，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古代天文、地理、历法、礼仪、习俗、典章制度等方面的背景知识。如果不了解这些背景知识，阅读古文往往茫然不知所云，这势必挫伤阅读的兴趣。学生心理上存在畏难情绪，这给古代汉语教学造成了巨大的障碍。
1.3 学生对古代汉语课程的重要性理解不够，缺乏学习的兴趣。学习古代汉语不仅仅是阅读古代文献、了解一些古代词语、句式的用法，培养继承我国古代优秀文化遗产的人才，学习古代汉语还可以帮助提高理解、使用现代汉语的能力，提高人的综合素养，同时也是学习研究古代文学、历史、哲学、文化、医学等学科的必备利器，是一门实用性极强的课程。但是很多学生对古代汉语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以为古代汉语在时间上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很多知识在现实生活中又用不上，以为只要以后不接触古籍，就没有必要学习古代汉语。
另外，要学好古代汉语，要求学习者必须静下心来，具有坐冷板凳的精神，一字一句细心地、慢慢地品味、咀嚼。而目前社会心理浮躁、急功近利思想倾向普遍，古代汉语又不是技术性很强的学科，不可能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虽然古代汉语可以提高理解语言和应用语言的能力，提高人的综合素养，但是这些效果的取得需要循序渐进、长期积累才能凑效，这也势必挫伤学生学习的兴趣，甚至打消学习古代汉语的想法。
2一些古代汉语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存在问题
作为教学活动主导的教师，其专业素养、教学态度、教学方法等方面的因素都直接影响着教学效果，而教师这个群体的综合素养也是参差不齐，部分古代汉语教师在以上这些方面或多或少存在一些缺陷。
2.1 一些教师本身的古代汉语综合素养方面有欠缺古代汉语是一门具有复杂知识体系和深厚文化底蕴的课程，知识繁多、内容复杂。要讲好古代汉语，对教师的综合素养要求是非常高的：首先要有较强的语言方面的综合素养，对古代字、词、句、语音、语法、修辞的特点、古今差异以及发展演变规律必须烂熟于心。其次要真正讲好古代语言，必须把古代语言放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大背景下进行，否则很多问题只能停留在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甚至连知其所以然的程度都达不到。因此古代汉语教师在有较强的语言素养的基础上，还必须熟悉古代的天文、地理、历法、礼仪、习俗、典章制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背景。除了具备上述两方面素养，古代汉语教师还必须具有一名优秀教师具备的一般素养，这也就是有的古代汉语教学者所说的古代汉语教师必须具备的六个方面的素质：对古代汉语有浓厚的兴趣，有驾驭教材的能力，有激发学生学习兴趣的能力，激发学生试讲的能力。笔者认为除上述素质以外，古代汉语教师还必须具有较强的教研科研能力。只有具有较强的教研和科研能力的古代汉语教师，才能把握学科发展的最新动向和研究成果，并创造性地进行教学，增强古代汉语课堂的教学内涵，培养学生的创造力。要求同时具备上述综合素养，谈何容易，没有多年的刻苦磨砺是不能达到的。一些古代汉语教师缺乏这种综合素养，课堂上就不能左右逢源，古今贯通，举一反三，讲授内容枯燥乏味，这必然影响到古代汉语的教学效果。
2.2 教学方式、方法不够灵活，死板单一有些古代汉语教师在教学中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敷衍应付，在教学中不能主动地去探索教学方法，不能主观能动地驾驭教材、主宰教材，不能根据学生实际情况去改进教学方法和调整教学内容，上课照本宣科、做教材的传声筒，知识对号入座，一个萝卜一个坑，条条框框地罗列知识。因此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创造性和求知欲，学生也只能被动地接收知识，死记硬背，没有余暇去思维想象。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学生也变成了教材的附庸，学得枯燥乏味。
教师教学方法不灵活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除了上述教师缺乏教学主观能动性、创造性以外，教师的古代汉语综合知识素养有缺陷也会影响到教学方式、方法的灵活运用。同时，还有两方面原因也是不可忽视的：一是目前高校教师普遍有重视科学研究、轻视教学研究的倾向。有些教师认为教学研究属于雕虫小技，不屑于在这方面花费时间和精力。从2000年以来，古代汉语方面的科研成果硕果累累，但是教研方面的成果不多，尤其是高质量的具有指导意义的教研成果非常匮乏，甚至有些古代汉语教师基本不进行教学研究。有些古代汉语教师自身专业素养非常深厚，但是不进行教学研究，没有灵活、生动、有效的教学方式、方法，不能成功地把自身的知识传授给学生，这种现象并不少见。二是古代汉语教师跟不上时展的步伐，不能把先进的科学技术手段应用于古代汉语教学之中。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多媒体技术在教学中的应用，能极大地增强教学的直观性，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提高教学效果。但是有些古代汉语教师无视这些变化，仍然坚持单一陈旧、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传统教学方式，造成的局面是教师在讲台上津津乐道、口若悬河，学生在下面疲惫不堪，昏昏欲睡。
2.3 只讲不练习或缺少练习在全国普通高校普遍压缩专业课时的大背景下，很多教师都感觉到学时不够，教学内容讲不完，于是就剥夺学生练习的机会，采用多讲少练甚至基本不练的教学方式，试图在较短的时间内尽可能传授给学生更多的知识，这种做法的出发点是好的，结果事与愿违，欲速则不达，违背了教学基本原则。在教学过程中，学生的练习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学生把课堂上所学到的知识、理论用于解决实际问题，这样一方面可以巩固知识，发现问题，更重要的是学生运用所学到的知识顺利解决实际问题，可以给学生带来学习的成就感，激发新的学习动力和自信心。如果只讲不练，学生疲于接收知识，没有吸收、消化的机会，这样带来的结果必然是学习疲劳，挫伤学习的动力和自信心，自然很难收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3古代汉语教学内容不适应目前的教学要求
目前，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基本上还是上世纪60年代王力先生所确立的文选、通论、常用词三者结合的教学模式（常用词属于通论内容，其实质是文选、通论两结合的教学模式），古代汉语教材编写也基本沿袭王力先生《古代汉语》的编写体例，没有多少实质性创新，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王力先生关于古代汉语教学的思想对古代汉语教学确实发挥了历史性作用，笔者也没有挑战王力先生所确立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权威性的意图。然而古代汉语教学内容经过这么多年没有多大调整，这本身就说明其中存在问题。上世纪60年代教学目的、教学对象、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与目前存在很大差异，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我们的古代汉语教学似乎没有因为这些差异而调整教学内容。文选与通论相结合的古代汉语教学模式其宗旨是正确的，关键在于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应该随着教学各方面因素的变化对教学内容适时进行内部调整。尤其是上世纪60年代古代汉语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研究型人才，而目前的主要教学目的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加之目前大学生古代汉语基础较上世纪60年代有明显的下滑，面对这些变化，我们古代汉语教学内容应该做些什么样的调整，目前尚缺乏实证研究。面对学生古代汉语基础普遍下滑，传统的面面俱到的教学方式必须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在教学内容调整方面，必须把强化学生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放在首位，但是在这方面目前还没有行之有效的教学方案和成功的教学范例。正是因为教学内容不能适应目前的教学要求，影响到了古代汉语教学效果。
总之，导致目前古代汉语教学效果不理想的原因是多方面问题引起的，我们首先必须正确地揭示、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古代汉语教学才有可能焕发新的生机。至于如何解决上述问题，另撰专文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参考文献：
[1]王力.古代汉语[M].中华书局，1995.
叶圣陶先生说：教育就是培养习惯。在古代文学的教学中培养学生研究性学习习惯是至关重要的。研究性学习是指“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专题进行研究，并在研究过程中主动地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1]研究性学习能够使学生由被动地接受学习转变为积极、自主、探索性学习，有益于其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可见，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是需要教师精心指导和耐心培养的。教师要刻意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在作品讲授之前，提出问题，使学生有目的地阅读，逐渐形成对作品的深层领悟能力。例如，在讲解施耐庵《水浒传》之前，可以布置作业，让学生通过相关文献和著作的查阅，整理分析水浒戏的发展流变，并引导学生来思考水浒戏中的主要人物（比如李逵）和“小说”中人物在性格特征上的区别，或是分析作品人物的“同而不同”，[2]以达到学生自主学习的目的。教师还可以因势利导以此作为选题，鼓励学生整理资料、分析研讨、梳理观点，写成小型论文或是研究报告。整个过程，教师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更是学生研究性学习的组织者和合作者。这样，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随着自主学习能力的提高也得到了较大发展。
古代文学教学中多媒体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古代文学教师能够根据教学目标，从激发学生兴趣、启发学生思维等方面出发，艺术地运用多媒体课件进行教学，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活泼，但同时又会产生由于信息量过大导致学生应对不及和限制想象等方面的弊端。因此我们不得不考虑如何通过多媒体的辅助将教学效果最佳化。
1.多媒体教学的前提是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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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对外汉语专业古代文学课程建设之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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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畴研究是中国古代文论研究的一项基础工作，一直为学界所重。1980年代中期以来，在大量具体范畴研究的基础上，很多学者开始尝试中国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的建构。[i]范畴体系研究乃是对古代文论范畴的一种整体把握，与范畴个案研究的一个明显区别在于，它需要研究者对“何为范畴”、“何为古代文论范畴”、“如何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等前提性问题有更为自觉的认识。在已有研究论著中，很多学者对“范畴”本身做了不同程度的辨析，问题涉及“范畴”一词的涵义以及“范畴”与“概念”、“术语”之间的关系等。从其用心看，研究者显然是希望将自己对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建立在一个明晰、可靠的学理基础之上；但是从实际效果看，与其说解决了一些问题，不如说暴露了更多问题。沿着这些问题追溯下去便会发现，其根源正在于未能对“范畴”以及“范畴”与“概念”、“术语”的关系获得正确的理解。鉴于此，本文拟对“范畴”问题作一番追根溯源之论，以期能提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走出无法确定其研究对象的困境。
一、“范畴”何谓：欲辨还乱的古代文论“范畴”
说到“范畴”一词的涵义，研究者经常会引用列宁的话加以解释，即范畴是“认识世界的过程中的一些小阶段，是帮助我们认识和掌握自然现象之网的网上纽结”；[ii]但是，一旦进入具体操作阶段，面对古代文论中历代累积起来的无数名词术语的时候，人们又大多心生疑惑：难道这么多名词都是古代文论范畴吗？难道这么多名词都需要我们联结到古代文论的体系之网中去吗？而人们的直觉反应往往是：这不太可能！于是由疑惑而生否定，人们便希望能够分清这些名词中哪些才是“真正”的文论范畴，哪些则不是。那么，应该根据什么标准来划分呢？那些不能归入文论范畴的词语又该称为什么呢？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者引入了“概念”和“术语”，试图以“术语－概念－范畴”三分模式为框架，将“真正”的文论范畴甄别出来，而将剩下的文论词语分别划归“术语”和“概念”之内。
汪涌豪先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一书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辨析在有关论著中颇有代表性。对于“范畴”与“概念”的关系，他认为，“范畴是比概念更高级的形式”，[iii]“概念是对各类事物性质和规律关系的反映，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则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是关于一类对象的那种概念，它的外延比前者更宽，概括性更大，统摄一连串层次不同的概念，具有最普遍的认识意义。”[iv]并举例说明，“范畴指超越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是人们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譬如‘格律’之和谐、精整，‘结体’之遒劲、疏朗，这‘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是概念、范畴，而‘格律’、‘结体’则不是。”[v]对“概念”与“术语”的关系，他认为，“术语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上述‘格律’、‘章法’属此，其情形正同‘色彩’之于绘画，‘飞白’之于书法。概念和范畴则不同，概念指那些反映事物属性的特殊称名，与术语一旦形成必能稳定下来不同，它有不断加强自己的冲动，它的规范现实的标准越精确，意味着思维对客体的理性抽象越精确。”[vi]据此他批评“有人将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范畴作泛化处理，在确认‘道’、‘气’等本原性范畴，‘神思’、‘兴会’等创作论范畴，‘靡丽’、‘豪放’等风格论范畴之外，还将‘格律’、‘结字’、‘章法’、‘流别’、‘文风’等也定性为范畴，从而使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发展的线索，因此显得淆乱不清。”[vii]但是看过论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不可谓不详细的分析，却很难让人有明朗、清晰之感。其中的很多论断乍看很像那么回事，倘若细究，则又显得游移不定。例如，论者认为“概念”是“关于一个对象的单一名言”，而“范畴”是“反映事物本质属性和普遍联系的基本名言”。后一句也许没有问题，但是说“概念”只与“一个对象”有关则明显与事实不符。现实中不仅有指称一个对象的概念（如“长城”、“故宫”等），更有不少概括很多对象的概念（如“人”、“马”等）。显然，以反映对象的“单一”和“普遍”作为区分“概念”和“范畴”的标准是很不可靠的。那么，如若以所反映对象普遍性程度的高低来区分“概念”和“范畴”又是否可行呢？这样做同样会面临诸如“究竟所反映对象的普遍性高到何种程度才是范畴，低到何种程度才是概念”之类的困惑。再如，论者认为“范畴”不应该是“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而是“对客观事物本质特征的一些理性规定”，认为“格律”、“结体”等表示文章构成和创作技巧的名词仅仅是文论的“术语”，而只有那些表示“格律”、“结体”特征的词语如“和谐”、“精整”、“遒劲”、“疏朗”才是概念和范畴。这种说法问题更多：难道一门学科的专门术语就仅仅是那些“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名言？难道“格律”、“结体”是古代文论的“术语”，而“和谐”、“精整”等就不能是古代文论的“术语”？难道一个词语是“术语”的同时就不能是“概念”和“范畴”？反之，难道一个词语是“概念”和“范畴”的同时就不能是“术语”？而最令人疑惑的是，论者在这里反对把“章法”列为范畴，但是在该书后面论述古代文论范畴系列时，“章法”又被明确视为创作论范畴，而且与之一起被列入创作论范畴的还有“字法”、“句法”、“构思”等众多属于“具体机械层面或技术层面的专门名言”，[viii]这岂不是明显的自相矛盾？
罗宗强先生对术语、概念和范畴关系的看法比较审慎。他认为解读古代文论范畴是“是一个难度很大的研究领域，哪些属于范畴，哪些只是一般的批评辞语？哪些是常用的、已经进入相对稳定的古文论系统，哪些只是用于一时，带着随意的性质？因了这些问题的不同认识，对于范畴的选择标准也就不同。有的学者已就这些问题进行了理论的探讨，提出了一些意见。但要取得普遍的认同似尚须一个较长的讨论过程。例如，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他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既未作认真的概念内涵的严格界定，事后也未曾有意义连贯的使用。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另外一些词语如‘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等，也有研究者把它们当成范畴。它们究竟是不是范畴？实在也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或者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文论短语，当作一个完整的文学观点？面对古文论上的这些复杂现象，我们有时可以从纯粹理论上为‘范畴’一词下定义，来决定我们的研究对象。但一到具体问题，立刻就会遇到麻烦。正是由于问题的复杂性，有的研究者在面对这类问题时常有不易驾驭之感。例如，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我们似乎可以说，百年来的范畴研究，似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ix]
之所以将罗先生的这段原文照引，并非因为这段话提供了问题的答案，而是因为它指出了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即中国近百年来几代人所做的古代文论范畴的现代研究，基本上“是在一种概念尚模糊、理论认识尚未十分明晰的状态之下展开的”。尽管罗先生本人也没有明确提出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的统一标准，但从他对学界有关古代文论范畴认识的模糊性的具体评述中，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大致思路：第一，一个文论用语是否属于范畴应该与这个用语使用的普遍性有关；第二，古代文论用语应该根据其使用情况分为术语、概念和范畴，作为范畴的文论用语应该与作为术语和概念的文论用语有所区别；第三，还应该在古代文论中的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同一个古代文论用语不宜既称为概念又称为范畴。罗宗强先生的观点与前述汪涌豪先生的看法大体相同，也反映了很多古代文论范畴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基本看法，其核心是试图将古代文论用语明确划分为“术语”、“概念”和“范畴”三类而不相“混淆”。但是，论者自身的矛盾已经表明，这一试图消除古代文论范畴“混淆”的方法非但未能真正消除古代文论范畴的“混淆”，反而造成了更明显的混乱。
那么，走出困境的出路在哪里呢？
二、“范畴”探源：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
问题的症结恰在于研究者未能真正理清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区别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内涵的同时，也对其外延做出了过于机械的划分。
所谓术语（Term），诚如汪涌豪先生所说，是指“各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也可称各门学科中的专门名词（广义的）；而中国古代文论术语，当指中国古代文论这门学科中的专门用语或名词。由此可知，古代文论术语是针对古代文论这门学科而言的，指的是具有古代文论学科特点的那些名词；因此，确定有关论著中的某个用语是否属古代文论术语，主要是看这一用语是否具有古代文论学科的特点，也即是看这个用语是否是对有关文章问题的描述和规定。古代文论术语的这一基本特征，决定了其范围是非常广泛的，理应包括古人有关文章的起源（如“道”、“气”、“圣”等）、创作（“格律”、“结体”、“章法”）、文本（如“文质”、“意象”、“意境”、“神韵”、“和谐”、“精整”、等）、欣赏（如“知音”、“滋味”、“兴”等）、发展（如“通变”、“源流”、“体用”等）等各种问题的论述中所使用的众多词语。而且，所谓术语的“学科特点”并不意味着不同学科术语之间的对立，同一个用语既可以是此一学科的术语，也可以是彼一学科的术语，如“道”、“气”、“神”、“理”、“性”、“情”等，可以同时作为中国古代哲学和中国古代文论的术语。正因此，确定古代文论术语的关键是根据这个词与古代文论学科的内在联系，而不是根据这个词与其他学科用语之间的外部关系。
概念（Concept）是关于某种事物的观念，表现为语言中的词。概念与词虽然有观念与符号之别，但二者是一里一表的关系，当我们思及某个概念时总是要想到某个词，而当我们说到某个词时，也总是意味着在表达某个概念。古代文论的概念是古人关于文章的观念，其具体表现即为古代文论中的描述、说明和规定文章的众多词语。这也就是说，并非古代文论著作中的所有词语都是古代文论的概念，前提条件是这个词必须表示有关文章的某种观念和思想。据此不难想像，古代文论的概念同样是非常丰富的，它应当包括古代文论中所有有关文章发生、发展、创作、构成、特征、接受等各个方面的观念，无论这个观念是主体的还是对象的，是整体的还是部分的，是宏观的还是微观的，是抽象的还是具体的，是动态的还是静态的。
范畴（Category）与术语、概念一样都是西语译词，但较之术语和概念，范畴的涵义稍显复杂。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用语的“范畴”一词始于亚理士多德的《工具论·范畴篇》。在《范畴篇》中，亚理士多德把语言的表达形式分为“复合的”和“简单的”两种，复合的表达如“人跑”，“人得胜”，简单的表达如“人”、“跑”、“得胜”等。按照现在的说法，“复合的”表达相当于或长或短的句子，“简单的”表达则相当于词。亚理士多德又将“一切非复合词”（即“简单的表达”，也即词）分为“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和“遭受”10类，并举例说明：“实体，如人和马；数量，如‘两肘长’、‘三肘长’；性质，如‘白色的’、‘有教养的’；关系，如‘一半’、‘二倍’、‘大于’；地点，如‘在吕克昂’、‘在市场’；时间，如‘昨天’、‘去年’；姿态，如‘躺着’、‘坐着’；状况，如‘穿鞋的’、‘贯甲的’；活动，如‘分割’、‘点燃’；遭受，如‘被分割’、‘被点燃’。” [x]亚理士多德把这10类“非复合词”称之为10类κατηγοριαs，汉语把这个词翻译为“范畴”，取《尚书·洪范》“洪范九畴”中的“范”“畴”二字组合而成。“洪范九畴”中的“范”意为方式、方法，“畴”意为同类、类别，合为“范畴”有“方法的类型”之义。但是，作为“方法类型”的“范畴”一词主要反映的是由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衍生而来的category（英语）一词的若干现代用义之一，严格地说，并不能准确传达出亚理士多德所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原初内涵。
Κατηγοριαs是亚理士多德在著《范畴篇》时自撰的一个词语，衍生自另一个非常普通的古希腊惯用语κατηγορειν。Κατηγορειν在古希腊语中意为“反对某人的言说”、“控诉”，其本身又由κατα与αγορενειν两个部分构成。Κατα是古希腊语中一个普通的介词，意为“使……向下”，αγορενειν意为证明或公开地说，合为κατηγορειν一词，便可表示“控诉”、“反对之语”等义。一般说来，“控诉”（κατηγορειν）总是意味着要运用言语对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的本来面目进行描述和说明，而这也应该是亚理士多德依此创造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基本用义。换言之，亚理士多德把表示“实体”、“性质”、“关系”、“数量”等10类词称为κατηγοριαs，即意在表明它们都是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事物的词。亚理士多德在除κατηγοριαs之外，还经常使用与此相近的含有“肯定”、“说明”之义的κατηγορεισθαι一词，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他所造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主要用义。综合这些分析，亚理士多德在《范畴篇》使用的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更适合译作“谓词”——“谓”意为说明，“谓词”即用于说明之词。[xi]
根据κατηγοριαs一词的基本内涵和亚理士多德对κατηγοριαs的具体论述，可以对其“范畴论”做出两个最基本的说明。第一，亚理士多德“范畴论”的主要研究对象即是广泛存在的所有的词（“一切非复合词”），这些词是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第二，根据词描述、说明事物的不同角度和层面，亚理士多德把所有的词归入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类，并把这10类词统一称为“谓词”（范畴）。因此第三，汉语学界所说的亚理士多德的“范畴论”实为“谓词论”，所谓10类“范畴”即10类“谓词”，也即10类说明事物之词。
分析至此，便接近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具体所指（即外延）究竟是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仅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概念（词）。如果这种说法成立，那么可称为“谓词”（范畴）的概念（词）是十分有限的。但是，这种说法显然与亚理士多德的本义不符。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具体所指可以分三个层次来理解：首先，从其最直接的用意看，“谓词”（范畴）应是指包涵在这10类“谓词”（范畴）中的所有具体的词，也即用于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一切非复合词”。亚理士多德的逻辑其实很清楚：所有的词可以分为10类，这10类词即是10类“谓词”（范畴），因此其中的每个词也自然都是“谓词”（范畴）。详言之，每个词从其所在的“谓词”（范畴）类别看，可称为“某某谓词”（某某范畴）；而从其所在的类都是“谓词”（范畴）的一类看，每个词又可以直接统称为“谓词”（范畴）。例如，我们一旦确定“黑”、“白”、“好”、“坏”等词属于“性质谓词”（性质范畴），那么它们也就毫无疑问地都是“谓词”（范畴）。“谓词”（范畴）与每个具体的词的关系乃是共名与个体的关系——共名总是适合于每一个个体，正如“人”这个共名可以用来泛称每一个具体的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的直接所指是极其广泛的，实际上包涵了所有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词。这一结论也许会让一些研究者颇感意外，但这又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因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谓词”（范畴）本身即意为“用于说明之词”，而事实上又有哪一个词不是“用于说明（事物）”的？[xii]其次，既然“谓词”（范畴）的本义是指所有用于说明事物之词，那么据此可以认为那些表示各类“谓词”（范畴）名称的词本身如“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词也同样应该属于“谓词”（范畴）。具体地说，这10个词所说明的是第一层意义上的10类众多的具体“谓词”（范畴），例如，“人”、“两肘长”、“白”、“一倍”等词是用来描述、说明各种事物的具体“谓词”（范畴），而“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又是用来描述、说明“人”、“两肘长”、“白”、“一倍”等具体“谓词”（范畴）的“谓词”（范畴）。——这可以视为亚理士多德所说“谓词”（范畴）的第二层所指。沿着这一思路还可以追问：作为所有具体“谓词”（范畴）总名的“谓词”（范畴）本身是否也是一个“谓词”（范畴）？答案自然也是肯定的，因为“谓词”（范畴）这个词其实是对“一切非复合词”的一个总的描述和说明。——这可以视为亚理士多德所说“谓词”（范畴）的第三层所指。
如果说第一层次的具体所指是亚理士多德《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实谓”（即《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实际所指），那么第二层次和第三层次的具体所指则是亚理士多德《范畴篇》“谓词”（范畴）的“当谓”（即根据《范畴篇》之理，其“谓词”应当有的具体所指）。但无论是哪个层次的“谓词”（范畴），就其都是说明事物的“谓词”（范畴）而言，其间并没有根本差异。由此可见，根据亚理士多德“谓词论”（范畴论），语言中所有的词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说明某种事物的“谓词”（范畴）。
三、“范畴”涵义辨析及“范畴”、“概念”、“术语”关系另解
藉由对亚理士多德《范畴篇》的具体分析，我们可以对其“范畴论”形成以下几点基本看法：第一，“范畴”实为“谓词”，即用于说明事物之词。这是“范畴”一词的原初内涵，也是作为认识论和逻辑学术语的“范畴”一词的基本涵义。认识到这一点可防止对“范畴”（category）一词不同用义的混淆。我们知道，在现代西语中，“范畴”一词经常用来表示某些基本的、明确区分的实体类别或概念类别。笔者暂未找到有关语言学资料，可以清楚地说明最初表示“说明事物之词”的“范畴”究竟是如何在现代西语中衍生出了“事物类别”（包括“概念类别”）这一流传甚广的用义，但是下面的这个推理应该有一定的道理。根据前文分析，在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篇》中，“范畴”一词是10类“非复合词”的共名，10类“非复合词”即10类“范畴”，或者说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包涵了10类“非复合词”；又因为词是概念的表现形式，所以也可以认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包涵了10类概念。但是在后人的理解中，“范畴”由表示“10种类别的概念”逐渐变成了表示“10种概念的类别”，这样“范畴”也就有了“概念的类别”之义。在“概念类别”这一用义的基础上再稍作引申，“范畴”便有了“事物类别”这一更广泛的用义。这一衍变过程可以示意如下：
各类“非复合词”——各类概念——概念类别——事物类别
可以看出，在“范畴”一词用义的整个衍变过程中，从表示“各类概念”到表示“概念类别”是非常关键的一步。有人可能认为，“范畴”表示“各类概念”与表示“概念类别”，其间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但事实并非如此，二者表示的实际意义区别甚大：说“范畴”表示“各类概念”，表明这是用“概念”来说明、界定“范畴”，“范畴”与“概念”之间是种概念和属概念的关系，表明“范畴”本身也是“概念”，最终要表现为具体的“概念”。这个意义上的“范畴”，其具体所指应该是各类概念中的所有具体的概念（词），如《范畴篇》中的“范畴”即应该是指“人”、“两肘长”、“白”、“一倍”等所有具体的词。但如果说“范畴”表示“概念类别”，则是用“类别”来界定、说明“范畴”，视“范畴”为一种“类别”。这种意义上的“范畴”，其具体所指则是这些概念的“类别”，而不是所有具体的概念。照此理解，《范畴篇》中的“范畴”就只能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等词所指称的10类“非复合词”的“类别”本身，而不是各类中所有具体的词——“词的类别”与“各类具体的词”的区别正如“人类”与“各类具体的人”的区别，其实质是类别与个体的区别，二者虽极易混淆却又绝不能混淆。
上述分析也表明，当人们不再把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理解为“各类概念”的共名而是理解为“概念类别”的共名时，其实已经背离了“范畴”一词的原初用义。但是在西语中，“范畴”一词的原初涵义与现代用义是并存的，学者一般也能够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和适用语境。问题是，当我们组合成“范畴”这个汉语词把κατηγοριαs 以及其他语言中与之相应的category等词翻译为汉语时，却只能表达出这个词所表示的“概念类别”或“事物类别”这层用义，而将其对学科“范畴”研究而言极为重要的“谓词”这一本义遗落了。这一表意并不完整的翻译埋下了汉语学界学科范畴研究中乱象丛生的病根。正是在此基础上，人们开始了对各种学科理论范畴的具体所指的普遍误解，主要表现为仅仅把作为各类概念的名称的词当作“范畴”，同时把各类概念中的具体概念仅仅视为“概念”以便与其所理解的“范畴”区别开来。如认为亚理士多德《范畴篇》所说的“范畴”仅是指“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等10个作为10类词名称的词，而不是指这10类词中所包涵的“人”、“两肘长”、“白”、“一倍”等众多具体的词。论者并没有认识到，亚理士多德实际上是把“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类词称为“范畴”，而不是仅仅把“实体”、“数量”、“性质”、“关系”、“地点”、“时间”、“姿态”、“状况”、“活动”、“遭受”这十个词称为“范畴”（当然，这十个词对其所说明的这十类词来说也是范畴，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层面的范畴）。转贴于
第二，“范畴”作为说明事物之词总是针对其所说明的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而言的，当一个词被用于说明某个事物或事物的某个方面时，这个词也就成了说明某个事物或事物某个方面的某类“范畴”中一个。如当我们用“相同”这个词说明两个事物之间的关系时，“相同”也就成了说明这两个事物关系的一个“关系范畴”。从原则上说，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都可用于说明事物，因此一切语言中的一切词在一定条件下都会成为“范畴”。“范畴”与词的这层关系，为我们提供了确定某个学科或某个理论的“范畴”的明确标准：所谓某个学科或某个理论的“范畴”，也就是所有用以从某个方面描述、说明这门学科或这一理论研究对象的词（概念）。这些词就其所描述、说明的研究对象的某个方面而言，可称为“某类范畴”；而就其所描述、说明的整个研究对象而言，又可统称为“某学科范畴”或“某理论范畴”。
第三，既然“范畴”即是用以从某个方面说明事物的词（概念），那么根据所说明事物的范围大小不同，作为“范畴”的词的数量也会有多少之异。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有关“范畴论”可以根据其所说明的事物范围的大小分为两个基本层次，即“一般范畴论”和“学科范畴论”。所谓“一般范畴论”就是关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的理论。前述亚理士多德的《范畴篇》即属于这一层次的范畴论。《范畴篇》并不研究某一具体学科、具体理论的范畴，而是从超越具体学科和具体理论的最一般的层面，把语言中所有用于说明各种事物的词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并在所有的词与作为整体存在的世间各种事物之间建立起了一种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这是一种关于范畴自身的“范畴论”，它虽然并不深入研究世界上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但一切事物却都是其观照的对象；虽然并不精心分析语言中的任何一个具体的词，但所有的词却都是其关注的目标。作为“一般范畴论”，既然它所研究的是用于说明所有事物的所有的词，因此在它这里所有的词就是关于所有事物的范畴，词与范畴实现了完全的统一。亚理士多德又把所有的范畴分为10个基本的大类，这是对“一般范畴”更深入的说明。
所谓“学科范畴论”是指有关某一具体学科和某一具体理论的范畴的理论，诸如“哲学范畴论”、“社会学范畴论”、“诗学范畴论”等。“一般范畴论”与“学科范畴论”之间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一般范畴论”揭示的各种“学科范畴论”共同蕴涵的一般性规律，而各种“学科范畴论”则是一般性范畴规律的具体体现。“学科范畴论”与“一般范畴论”的主要区别在于：“一般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是语言所能反映的世界上的所有事物，而“学科范畴论”中的范畴说明的则是作为某一具体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种或某类事物；前者的外延（在理论上）是泛指的、无限的，后者的外延则是特定的、有限的。
至此，我们已经对术语、概念、范畴三者作了必要的分析和比较。简言之，术语是指一门学科的专用名词，概念是指关于事物的观念，范畴则是指（从不同方面）说明某个事物的词（概念）。显然，如果单从内涵上看，三者具有各自的独特规定性；但是如果从某个特定学科的术语、概念、范畴三者的外延上看，就会出现一种很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这个特定学科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在外延上是基本一致的。其中的道理并不深奥：作为这个特定学科专用名词的“术语”，实即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而作为这一特定学科的“概念”，包涵了关于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个方面的观念，其表现形式也是那些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各种词语；至于这一学科的“范畴”，同样是从各个方面说明、描述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这些词语。也即是说，同一个词，从其作为说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一个用语来说，可称为这一学科的“术语”；从其所反映的有关这门学科研究对象的观念来说，则可称为这一学科的“概念”；而从其作为从某个方面说明这个学科研究对象的某类概念中的一个概念来说，又可称为这一学科的“范畴”。即以“韵味”这个词为例，它是中国古代文论学科的一个专用名词，因此可称为“古代文论术语”；它又反映了古人关于文学作品性质的一种观念，因此又可称为“古代文论概念”；它还是古代文论中用以说明文学作品性质的一类概念中的一个，因此还可称为古代文论中关于“文学作品性质的范畴”。总之，在同一学科中，术语、概念和范畴是三位一体的；术语、概念和范畴实际上是对这一学科理论所包涵的、具有这一学科理论特点的、用于描述规定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词语的不同命名，表示的是同一个词在不同关系中的三种不同的身份。
当然，还有必要再强调一下同一个词作为概念和作为范畴的区别。当我们称一个词为“概念”时，意在表明它反映的是某个事物或事物某个方面的观念，强调的是这个词与其反映的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当我们称这个词为“范畴”时，则意在表明它表示有关某个事物的各类概念中的一个具体概念，强调的是这个词（概念）在有关这个事物的所有概念所构成的概念系统中所处的层次和位置，也即是强调这个词（概念）与其所处的概念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
四、走出古代文论范畴研究的困境
当我们理解了术语、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这层关系，重新回到中国古代文论范畴这个话题时，很多缠夹便能够厘清，许多误解便可以消除。首先，我们在确定古代文论范畴的具体所指时不会再陷入非此即彼的机械困境，而是遵循亦此亦彼的辨证思路。我们不必再为古代文论中的某个词语究竟是“术语”还是“概念”抑或是“范畴”大费其神，因为它既可以是术语，也可以是概念或范畴。如前引汪涌豪先生所举“章法”一词，本是术语、概念、范畴三位一体，论者的错误并不在于既称其为术语（前），又称其为范畴（后），而在于一面坚持对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作机械划分，一面在具体研究中又无法严格遵循这一划分。这一自相矛盾恰恰说明，在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之间进行机械划分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其次，我们也不必再因为误解范畴的“普遍性”而陷于对“哪些古代文论用语是普遍使用的范畴，哪些古代文论用语仅仅是随意性使用的概念”之类问题的困惑。确定某个概念是否属于范畴，其标准并不是看这个概念的使用是普遍还是随意，而是根据这个概念是否是从某个方面对有关研究对象（实体）的规定和说明。根据这个标准，无论是使用极广的“赋”、“比”、“兴”、“意境”、“意象”、“境”、“气”、“风骨”等，还是使用范围较小、时间较短的概念，甚至只是个别人使用的概念（如扬雄论文所用的“元”、“妙”、“包”、“要”、“文”，明唐顺之论文所说的“丹头”等[xiii]），从有关文章的某个类别的概念来看都可以称为古代文论的范畴（如扬雄所说“元”、“妙”、“包”、“要”、“文”等是说明文章特征的范畴，唐顺之所说的“丹头”是说明文章构成的范畴）。学界因循的根据概念使用的普遍性确定何者为范畴的做法，不惟与概念和范畴的辩证关系不合，亦且带有很强的经验性，以至于反复陷入其本来要竭力避免的随意性。第三，不至于再将不同范畴层次间的区分与概念和范畴的区分相互混淆。如薛富兴先生曾在《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一文称：“范畴是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反映每一门学科体系的范畴的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但每一个范畴却可以有不同的概念表达形式。”[xiv]其实“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勾勒该学科基本轮廓的核心概念，是一门学科的骨架”以及“数量是十分有限的”云云，说的并不是一门学科所有范畴的特征，而应该是这门学科的“基本范畴”或“重要范畴”的特征。而一门学科中除了这些基本范畴和重要范畴外，还有大量的“非基本范畴”和“次要范畴”，这些范畴却并不一定要“反映一门学科研究对象和过程最重要环节”，也不必“是一门学科的骨架”，其数量也不是“十分有限”，而应该是“十分丰富”的。例如，在他所举的“味”与“滋味”、“韵味”、“兴味”等文论名词中，并不能因为“味”是“滋味”、“韵味”、“兴味”等概念的共名，就认为只有“味”是“范畴”，而“滋味”、“韵味”、“兴味”等就只是“概念”。一个恰当的说法是：“味”是一个文章鉴赏范畴，而“滋味”、“韵味”、“兴味”等则属于文章鉴赏范畴中的“味”一类范畴。在古代文论范畴中，“味”所处的范畴层次可能稍高一点，而“滋味”、“韵味”、“兴味”等所处的范畴层次可能稍低一点，但这却并不等同于范畴与概念的区别。事实上，如果仅仅根据“味”与其所表示的某个文章鉴赏观念的关系，那么“味”一样可称为“概念”；而如果着眼于“滋味”、“韵味”、“兴味”等与有关文章鉴赏的这类概念的关系，那么它们同样可以称为“范畴”。[xv]
理解了术语、概念和范畴之间的这层关系，前引罗宗强先生的一系列疑问也便可以得到解释。如问：“我们如果把‘奇’作为一个范畴，那么与之相类的‘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等就应该归入范畴之列；同理，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的很大一部份，也都应该归入范畴之列。那么它们是不是范畴呢？要知道这类用语是很多的，多到可能有上百个，而且其中的不少是带着随意性的，并不普遍也不经常被使用。它们中的一部份，甚至只是某一位评论者在某一次的随意的评论中用过。”本文的回答是：“奇”与“正”（贞、雅）、“逸”、“悲”、“怨”、“静”、“远”、“轻”、“俗”、“寒”、“瘦”、“清”、“浊”、“飘逸”等都毫无例外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所说的那些词语也同样应该归入古代文论范畴之列；不论这类用语多到何种程度，也不论其使用带着多大的随意性和不普遍，按理都应该是古代文论的范畴。只要是古人从某个方面描述、规定文章的词语，都属于某种类型的古代文论范畴（罗宗强先生列举的这些用语属于“文章特征范畴”或“文章风格范畴”）。又问：“我们是称这一些为术语呢？还是称它们为概念？还是称它们为范畴呢？那么我们要在这些性质不易界定的术语、概念、范畴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呢？”本文的回答是：我们既可以称这些词为“术语”，也可以称这些词为“概念”和“范畴”。由于这些词都可以称为范畴，所以也就不必在它们中挑选哪些作为范畴的研究对象，我们要做的是确定哪些范畴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哪些范畴作为次要研究对象。至于罗宗强先生所说的“同一部著作中对同一个词前称概念后称范畴，或者理论阐述时把概念与范畴区别开来，而具体论述时又把二者含糊放在一起”这种现象，恰恰是同一学科理论中概念与范畴的外延重合关系的真实反映。同一个文论词语，当研究者为了强调它所反映的某个文章观念时，往往会不自觉地称之为“概念”，而当研究者为了强调它与关于文章的概念系统中的某一类概念的关系时，往往又会很自然地称之为“范畴”。因此，说“任何范畴必须是概念”当然没错，但是说“并非所有的概念都是范畴”则要作具体分析：如果这是一些孤立的概念当然不是范畴，但如果这些概念都是某个学科理论中的概念，都是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学科研究对象的规定和说明，那么则应该都属于这一学科的某类范畴。
罗宗强先生的另一个问题也很有意义，即“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究竟是不是范畴的问题。他的怀疑是有道理的。根据亚理士多德的理解，范畴应该是“非复合词”（即词），而不应是“复合的”语言表达（即句子）。“诗言志”、“诗缘情”、“文明道”等显然并不是词语（罗宗强先生称之为“词语”是不准确的），而是短句（与亚理士多德所说的“人得胜”这一复合语属于同一类表达形式），因此不能称之为古代文论范畴——恰当的说法是“古代文论命题”。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之间关系的误解，不仅存在于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也同样存在于中国古代哲学范畴研究中；甚至可以说前者对术语、概念和范畴三者关系的误解，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了后者的影响。这里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概念范畴要论》这部著作。在该书中，张岱年先生对名词、概念、范畴做出了明确区分：“名词、概念、范畴三者既有同一性，又有差别性。表示普遍存在或表示事物类型的名词可称为概念，如物、马等等。而表示一个人或某一物的名词不能叫做概念，如一个人的姓名称号或某一历史事件的名称等等都不是概念。在概念之中，有些可以称为范畴，有些不是范畴。简单说来，表示存在的统一性、普遍联系和普遍准则的可以称为范畴，而一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等，不能叫做范畴。”[xvi]张岱年先生所理解的三者的关系是一种逐层包含的关系，即名词包含概念，概念又包含范畴。从外延上来看，名词的外延最大，概念的外延次之，范畴的外延最小。但是，张岱年先生的这种区分并没有足够的学理根据：如为什么只能称表示一类事物的名词为概念，而不能称为表示某个特定事物的名词为概念？事实上所有的名词都应该表示概念（亚理士多德甚至把表示“第一实体”——即不可再分的单个事物——的词归为“实体范畴”）。又如：为什么说那些“常识性的概念”如山、水、日、月、牛、马等不能叫做范畴？而在亚理士多德所划分的10类范畴中，就有一类专指“人”、“牛”、“马”、“动物”等概念（词）。亚理士多德把这类范畴称为“实体范畴”，而且是所有10类范畴中的核心范畴。
张岱年先生又根据上述思路对中国古代哲学用语做出了更具体的划分。他认为：“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例如墨子所讲的‘三表’，在墨家思想中是很重要的，但没有被别的学派接受，墨家灭绝之后，‘三表’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了。公孙龙所谓‘指’是他一家的一个独创的概念，也没有成为一个普遍的承认的范畴。还有些概念，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颇为流行，但后来销声匿迹了，例如‘玄冥’、‘独化’，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颇为流行，唐宋以后则无人采用，因而也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又有个别的思想家，喜欢自造生词，如扬雄在《太玄》中仿照《周易》‘元亨利贞’而独创的所谓“冈、直、蒙、酋”，只能算作个人的用语，不能列为范畴。”但他接着又说：“但是，也有一些思想家提出了一些独创性的概念，虽然没有普遍流行，却是正确地反映了客观实际的某一方面，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所以仍可称为哲学范畴。例如张载所谓‘能’（《正蒙·乾称》：‘屈申动静终始之能’）、方以智所谓‘反因’（《东西均·反因》），似乎都可以列入古代哲学的范畴。”[xvii]前后两段对比，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根据所谓“普遍性”和“流行性”这一模糊的、经验的标准来确定中国古代哲学范畴所带来的随机性和矛盾性。前面说“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后面又认为有些思想家独创的、没有普遍流行的概念“仍可称为哲学范畴”；前面判断范畴的标准是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后面判断范畴的标准则又变成了“较高的理论价值”。再有，说“凡一家独用的概念或名词，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又说“玄冥”、“独化”“不能算作有普遍意义的范畴”，那么这些没有“普遍意义”的范畴究竟是不是范畴？根据一般逻辑，没有“普遍意义”的范畴当然还是范畴；但根据论者确定范畴的标准，似乎又不能算是真正的范畴。另外，如果因为“玄冥”、“独化”在唐宋以后无人采用便不能算是范畴，那么古代很多哲学用语现在都已经不再被采用，这岂不是说它们都不能算是范畴吗？种种矛盾说明，根据所谓概念使用的普遍性和流行性来确定何者是范畴，实际上是走进了一个永远无法自圆其说的怪圈，只能左支右绌，平添各种混乱。
普遍性可以作为区分普遍范畴和非普遍范畴的标准，流行性可以作为区分流行范畴与非流行范畴的标准，理论价值可以作为区分理论价值较高的范畴和理论价值较低的范畴的标准，但是它们都不能作为区分范畴和非范畴的标准。确定某个理论的范畴的标准只能是概念（词）与有关某个实体的概念系统中的某类概念的关系。具体地说，首先是看这个名词（广义的）是否是对这一理论所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规定。这是确定范畴的最基本的标准，一个词只要是对有关研究对象的描述和规定，即使暂时不知道它究竟属于其中的哪个类别的概念，仍然可以肯定它是关于这个研究对象的理论的范畴。其次是看这个词属于有关研究对象的概念中的哪个类型。这一步是为了对这个范畴获得更具体的认识。范畴分类的角度和形式是多样的，可以根据研究需要分别做出不同的划分。概言之，只要是符合上述条件的词，都可以称为有关某个研究对象（实体）的某类范畴；这与其使用人数的多少无关，与其使用时间的长短无关，也与其理论价值的高低无关。
总之，术语、概念和范畴虽然内涵有别，但就某个特定的学科理论而言，其术语、概念和范畴的外延是完全相同的。一旦理清了这层关系，我们在古代文论范畴研究中便可以挣脱很多近似于“作茧自缚”的限制和拘束，并克服由此带来的种种方法和视野上的缺陷，使得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最为广泛、最为完整的把握成为可能。理清了这层关系，我们便不必再犹疑、困惑于究竟哪些概念（词）才是古代文论范畴之类的问题，而是把更多的心思用于区分古代文论范畴的类型与层级，辨析各类范畴之间的内在关联，分析各种范畴的基本内涵，探析各种范畴的历史源流等。当然，这已经是下一步的研究任务了。
[i] 有关古代文论范畴体系研究的主要论文有：彭修银的《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系统化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1992年第4期），党圣元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管见》（《文艺研究》1996年第2期）、《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和体系》（《文学评论》1997年第1期）和《传统文论范畴体系之现代阐释及其方法论问题》（《文艺研究》1998年第3期），蒲震元的《从范畴研究到体系研究》（《文艺研究》1997年第2期），姜开成的《论“意象”可以成为文艺学的核心范畴》（《浙江学刊》1997年第4期），薛富兴的《关于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期），李凯的《古代文论范畴研究方法论再探》（《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3期），牛月明的《中国文论话语的元范畴臆探》（《文史哲》2001年第3期）等。研究专著有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詹福瑞的《中古文学理论范畴》（河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蔡钟翔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范畴丛书》（先后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现已出版10余种），汪涌豪的《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等。
[ii] 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90页。
[iii]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iv]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v]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
[vi]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vii]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viii] 汪涌豪：《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54－570页。
[ix] 罗宗强：《二十世纪古代文学理论研究之回顾》，见《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罗宗强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此文为该书序言。
[x] 参考《工具论·范畴篇》，秦典华译，《亚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引用时略有改动。
[xi] 邓晓芒在译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把德语中的pradikamente一词译为“云谓关系”，表明译者注意到了该词源自的古希腊语κατηγοριαs的原初用义。见《纯粹理性批判》，康德著，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3页。
[xii] 从《范畴篇》的具体表述也可明确看出亚理士多德所说的“范畴”的直接具体所指乃是各类“范畴”中的具体的词。如称：“‘相同’、‘不同’、‘相等’、‘不等’都可以使用‘更多’或‘更少’这样的字眼。这些词都属于关系范畴。”（《工具论·范畴篇》，秦典华译，《亚理士多德全集》第一卷，苗力田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页。）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亚理士多德是把“相同”、“不同”、“相等”、“不等”这些具体的词称为“关系范畴”的。依此类推，被称为“实体范畴”、“数量范畴”等各种“范畴”的也应该是包涵其中的具体的词。统言之，这些具体的词即一个个“范畴”。
[xiii] 扬雄语见《渊鉴类函·文章》引扬雄《法言》逸文。原文为“圣人之文，其隩也有五，曰元，曰妙，曰包，曰要，曰文。”又言：“幽深之谓元，理微谓之妙，数博谓之包，辞约谓之要，章成谓之文。”唐顺之语见明万士和《二妙集序》引。以上材料均见《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范畴篇》，汪涌豪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7页。
[xiv] 薛富兴：《关于中国古代美学范畴体系》，《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2期。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7）02-0111-03
古代汉语课从设置到现在，已经走过了六七十年的历程。在这六七十年的历程中，专业的发展、社会对人才需求的改变，促使其一直在进行着教学改革。进入21世纪，原有高校以及新升本的地方本科院校，为适应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求，纷纷提出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因此，基于应用型视角的改革成了古代汉语课程改革的重要内容。本文即介绍应用型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的成果以及应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 挖掘应用性教学目标
“应用”在词典中的解释是“运用”、“具有实际使用价值”[1]，通俗的理解是“动态的使用过程”、“和实际生活结合紧密”两个意义。应用和大学教育的结合，一开始是局限在理工科类的大学或专业，现在已经无条件地跟整个大学、整个专业以及所有理论性的课程相联系，即各类大学都提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办学理念。学界对“应用型人才”的理解为“注重在生产或工作实践中具体应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一个课程的教学目标，是这个课程所有行为实施的依据，是“整个学科教育的出发点和归宿”[3]，而诸如古代汉语这样的文科类课程，其教学或应用中没有生产或工作实践环节，则要重新思考其原教学目标中的能力性因素并挖掘新的应用型教学目标。所以，对古代汉语“应用性”教学目标的探索，体现在加强其原有能力型教学目标的认识上，并以此为核心不断扩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是强化对原教学目标应用性的认识。古代汉语的教学目标，不同的专业侧重点不同，但是各专业基础的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阅读古籍的能力[4]”。而这个教学目标恰恰就是应用性、实践性的，跟应用型人才培养学生的能力是一致的，但之所以其教学太理论化，除受到教学地点的限制之外，还受到教学内容或是方法缺乏实践性的影响。因此，加强了这个认识后，学界更多地将古代汉语应用性的教学改革放到教学内容和方法的革新上，下文有详细的论述。
第二是在原有教学目标上细化能力型的教学目标。“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是古代汉语教学根本的、基础的教学目标，是各种能力的综合。所以，有学者在此基础上将其进一步细化，提出“文字分析能力、分析表达能力、创新思维能力、实践认知能力”四种应用型目标[5]。
第三是结合专业拓展能力型教学目标。古代汉语是汉语言文学、小学教育、历史等不少专业的主干课程，每个专业除了基础的教学目标，都会有结合自己专业的需求设定的专业教学目标。如张道升结合师范生的特点提出了“熟悉中小学文言文教学的研究的一般方法，了解古代汉语和中小学文言文教学及相关领域前沿和发展趋势”的目标[6]。
第四是增加能力型目标。语言学习具有听说读写等几种不同的形式，每一种过程都是运用性的，上述目标与此相关的只涉及了读这一项，因此有不少学者提出古代汉语的写作目标。如荆贵生提出“培养学生写浅近文言诗文的能力”[7]，田有成提出“增加培养学生识读、书写繁体字（包括一定数量的古文字）及浅近文言文、古诗词、古楹联对语等写作能力”[8]。
二、探索应用性的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是教学目标实施的载体和过程，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学科的教学目标和教学效果。传统古代汉语教学使人觉得理论性强，其教学内容和生活脱节、不能学以致用，学科知识过于封闭就是很重要的原因。因此，学界基于应用型视角的对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从教学内容上做了不少努力。
其一是把古今社会生活、传统文化融入到教学中。文字是生活内容的记载，文字所记的古代汉语的知识记录并融入古今的社会生活和传统文化，在教学中除了单纯学习这些的知识，还可以介绍这些知识所关联的社会生活及传统文化。如《古代汉语教学的问题及对策》一文，介绍了古代语言文字所包含的古今社会生活的实例[9]，《文字文化在古代汉语课堂上的应用》介绍了文字记载了先民的历史和思想认识，通过实例介绍了古汉字教学和古代历史、思想文化传承相结合的方法及优点[10]。
其二是加强运用古代汉语各要素或知识点的教学。古代汉语的通论知识是阅读古籍的工具，文字更是人们读史读文的工具，利用这些特点，增加培养学生运用通论知识培养阅读能力的教学，通过赏析书法作品、匾额、题刻、碑文的方式学习古代汉字。如有研究者提出了在文选课中实施“主题解读式”教学法，其主旨是培养学生运用通论知识解读古代汉语文选的能力[11]，提出“利用汉字互相组合的规律，在学习简单古汉字的基础上让学生学习形体复杂的古汉字，拍摄生活中的各种古物或是古迹上的汉字让学生辨认”[12]。
其三是加强古代汉语与其他学科知识的联系。古代汉语包含着丰富的语言资料，和许多语言类课程有密切联系。有学者关注到这种关系，通过丰富的语料和实例来论证这种关系。如《成语与古汉语知识》[13]、《论汉语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应用》[14]分别介绍了成语和方言在古代汉语教学中的作用和应用方法。
三、为达成应用性教学目标重新编写教材、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
基于应用型视角的改革，除了在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上有突破，大量研究集中于重新编撰教材内容、改变教学方法以促使各应用型教学目标的达成。
其一是教学内容上扩大教材选文的范围。很多研究者认为，目前古代汉语教材的文选内容局限在先秦以来的添加了标点和注释的文章，教材的选编都没有考虑让学生接触古文和古文字的原貌，考核内容和形式都偏于记忆，这并不能落实“阅读古诗文”这一目标。建议教材的编撰或教学内容，增加“古书原文，如《春秋》、《左传》等；古书注释，如《经典释文》等；古书原文和注释，如《十三经注疏》、《昭明文选》”[15]，增加甲骨文、金文的作品或是文字学材料。
其二是采用实践性的教学方法。实践性的教学方法，主要体现在不同类型实践课的或是实践教学手段的实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古代汉语实践课课型研究》一文介绍了活动课、训练课、主题解读课、练习课、参观课、语言应用课、相关选修课、语言文化艺术社团活动、讲座以及比赛等各种实践类课程[16]。再如张道升提出“建立省图书馆古籍部、博物馆这两个实践教学基地，吸收学生参加科研活动，开展将知识运用于社会实践的多种形式的课外活动”[17]这样三种课外实践教学手段。黄亮提出“组织学生进行一些标点、校勘古文的工作，归纳整理一些研究材料，拟定文献综述，在与老师讨论交流的基础上拟定课程小论文，或是撰写毕业论文”[18]，张景霓提出“通过背诵训练学生的记忆力，抄写古籍、查阅县志既辅助完成阅读古书的能力”[19]。实践活动还可以充分利用现在的网络资源，鼓励学生在课前预习，课后拓展时，查阅汉典网、汉字字源、国学论坛、中国语言文字网等网络资源，或是《说文解字》、《汉语大字典》等电子书[20]。学校校园网也可以建立“四库全书”、“国学宝典、大量汉语史专著、汉语专业工具书、汉语史专业硕博士论文和一般学术论文等”古代汉语课程内网资源[21]，供学生查阅。师范专业的学生，适当增加“模拟教学”的环节[22]。
四、应用型视角下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需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上述基于应用性视角的古代汉语教学改革与探索，为古代汉语的课堂教学注入了活力，同时需要思考以下问题：
第一，语言类课程应用型内涵的定位。在进行古代汉语课程应用性改革的研究中，笔者看到这样一则教学案例：讲授《段于鄢》时，教师要求学生根据自己对文章的理解，改编成诗歌、剧本、散文、小说等不同的文学样式。这的确也是应用，但是却偏离了古代汉语应用的内涵。笔者认为，古代汉语作为语言类课程，其应用应该和语言的“听、说、读、写”的各种形式联系起来，和语言的“文字、语音、词汇、语法”联系起来，和语言所载的“文化、思想”联系起来，和生活中遇到的语言问题联系起来，并且能够是该学科专有的方式，不能为其他学科通用。而这种应用形式在作文课、写作课、大学语文课上都能通用，实际上偏离了古代汉语这门课程的学习内容和学习目标。像有学者提出，通过看古装电视剧、古装戏剧等来学古代汉语，倒不失为一个好方法，只是需要精挑视频，或是专为古代汉语教学拍摄一些视频。
第二，细化基础的教学目标和专业教学目标。专业是根据培养的人才将来所从事的职业进行的分类，所以不同的专业隐含着不同职业的工作要求。为满足不同职业从事工作的技能需求，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都相应地体现一定的工作能力，并落实到相应的课程教学中去。可是，专业教学目标大多数是能力性的、实践性的。如汉语言文学专业要运用有关知识进行文言文教学，提高中学文言文的教学水平，小学教育专业要掌握古汉字构造的规律为其将来从事小学识字教学打下基础。但各专业古代汉语教学目标的设定只局限于这些还是太粗疏了，不易于实际教学中的把握和操作，所以，要细化基础的教学目标和专业教学目标。如汉字构造规律，小教专业和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学内容的深浅有别，小教专业除了掌握古汉字四种造字方法，还需要识记一千个左右常用汉字的构造，而汉语言文学专业可以深入学习探讨每一种古汉字构造方法的再分类。进行不同专业的古代汉语教学目标的比较与区分是提升古代汉语课程教学专业针对性及实践性的有效途径，也为评估教学目标是否达成提供了衡量指标。
第三，增加应用性的领域。目前古代汉语课程教学改革，注重挖掘课程自身的因素，比如“文字、文化”，注重和其他知识和学科的结合，如“成语、朗读、现代汉语、方言”等。这些应用的范畴，还是局限在学校教学的学科知识范围之内，缺乏古代汉语和现代社会生活以及各个行业的联系。据笔者了解，古代汉语由于其语言所载的思想，在现代社会各个领域的应用非常广泛。笔者所阅读的小学教育名家的教育手记，单就老子《道德经》中“有无相生”的思想，在教育教学领域得到应用的比如薛瑞萍的《心平气和的一年级》、华应龙的《我就是数学》。演员夏雨做客《开讲了》，被问及“你不担心我们把你忘记吗”，他的回答是“这样，我才可以重新开始啊”，这也正是对老子“有无相生”思想的一个经典阐释。我们当前很多正在热播的电视节目，如《中华好诗词》、《汉字拼写大会》、《拼吧，小伙伴》、《成语大会》等，动画片《汉字宫》、《皓皓文字国历险记》等，都是古代汉语、汉字魅力的体现。古代汉语以其深邃的思想、浩瀚的文化、无穷的智慧，在许多领域正悄悄绽放它的光彩，古代汉语的课程教学亦需要走出狭窄的课本，引进这些应用的鲜活实例，加强其和现代社会生活和各行业的联系。
第四，增加应用性和视频类研究成果。目前研究单篇期刊文章比较多。期刊的文章由于篇幅所限，都只是阐述方法，少有翔实的案例，对古代汉语的教学指导的操作性不强。这里要特别提到梁忠东的论文《成语与古代汉语教学》一文，将成语与古代汉语的文字教学、词汇教学、语法教学、修辞教学进行结合，所举的成语材料比较丰富，很值得教师和学生一读。相关的专著做得也比较好，如范涉存、于云的《成语中的古汉语知识》（1991年）以古代汉语各知识为章节分析这些知识点在成语中的具体体现；王贵元《汉字文化学》介绍了汉字在“军事刑律、服饰、饮食、建筑、交通、起居生活”等层面的文化内涵，引证丰富。还有一些书内容上通俗易懂，如《细说汉字》、《小学语文字理教学手册》、《汉字演变五百例》，对教师和学生都适用。但是这样的专著极其有限，并且缺少视频内的成果。理论上来说，学科研究是教学内容深化、专业能力发展和职业能力精进的源动力，古代汉语课程教学应用性研究成果形式比较有限，也说明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应用性极待加强。
五、小结
综上，在应用性人才培养大潮下的古代汉语的教学改革，已取得不少成果，但亦存在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建造越来越新、越来越有吸引力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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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Teaching Reform of Ancient Chines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cation
WANG Wei
中图分类号：H19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10-0210-03
一、文献综述
郭锡良等先生编著的《古代汉语》（商务印书馆出版）教材，由全国著名专家编写，权威性强，发行量大，曾获全国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但因该教材是集体编写，常偶有疏漏，虽亦有一些文章商榷，使其不断完善，但今天看来仍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我们根据对郭锡良等先生《古代汉语》文选的注释情况进行了进一步的探讨，提出了一些自己的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探讨郭锡良等先生编著的《古代汉语》的文选注释的论文很多，主要有：王洪清《〈古代汉语〉注释析疑》；张延俊《郭锡良〈古代汉语〉部分注释的商榷》；冯瑜华、乔秋颖《郭锡良〈古代汉语〉（修订本）文选和引文部分勘误》；王慧《郭锡良古代汉语注释商兑九则》；周宝宏《郭锡良等主编〈古代汉语〉部分注释补正》等。这些论文对郭锡良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的注释进行了研究，有理有据，很受启发。
本文在先哲时贤探讨的基础上，运用文献综合法，把郭本《古代汉语》（郭锡良编著的《古代汉语》，以下简称郭本《古代汉语》）的注释中偶疏的地方进行探讨并作了分类，即分为以下三类：一、文选中有的通假字、古今字注释混同；二、文选中有的词语注释有误；三、文选中有的注释字音错误。
所谓通假字，是指古书中的用读音相同或者相近的字代替本字的用字现象，“本字”和“借字”仅有语音上的联系，即语音相同、相近，但毫无意义上的联系，常用“某，通某”的方式表述。所谓的古今字，是指文献中记录同一个词而在不同时代使用了不同的字形，它不但语音相同，而且有意义联系。常用“某，同某”或“这个意义后来写作……”等表述方式。
二、文选中有的通假字、古今字注释混同
在郭本《古代汉语》文选的注释中，由于对通假字和古今字了解的不够全面，容易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感觉，因此对通假字和古今字的注释容易出错，把它们搞混。这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情况：
（一）有的古今字误注为通假字。
1.《齐桓公伐楚》：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郭本《古代汉语》注为：“大公：即姜太公，名尚。齐国的第一个国君。大：通‘太’。”
我们认为：大，同“太”。
郭本《古代汉语》认为：“大，通‘太’”，我们认为是，大，同“太”。“大”和“太”不是通假字而是古今字。因为，“大”和“太”读音相近和而在意义方面又有密切联系。
首先，“大”和“太”读音相近，《说文解字》记载：“大，他达切；太，他盖切。”其次，它们的意义之间也有许多联系。《广韵》记载：“大，小大也。”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后世凡言大，而以为形容未尽，则作太。如大宰俗称太宰，大子俗作太子，周大王俗作太王也。”，《广雅》：“太，大也。”；《形义》：“太与大本来为一个字，都是指大，慢慢地分化成为了两个字。”《古代汉语词典》对“大”的记载是“（dà），最。并举例句“《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对“太”的解释是“大。《庄子・秋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米之在太仓乎？’”。《王力古汉语字典》注为：“大，同太”。由此可见，“大”和“太”的意义是一样的，这样，可以断定它们不是通假字，而是古今字。正确的解释应该为“大，后来写作太。”
其次，这从发行的权威教材上也可得到证明。
（1）南京大学高小方等《古代汉语》对《齐桓公伐楚》中的“大”和“太”注为“古今字，大公――太公”。①
（2）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注为：“大公，读作太公，即姜尚，齐之始祖。”②
根据以上分析，“大”和“太”应为古今字，而不是通假字。
2.《燕昭王求士》：“冯几据杖，眄视指使，则厮役之人至”。郭本《古代汉语》注为“冯几：靠着机案。冯，通‘{’”。
我们认为：冯，同“凭”（{）。
很显然，郭本《古代汉语》把它们看作是通假字了，其实这是一对古今字。“冯”字出现的时间要早于“凭”，同时“冯”表示“凭借、依靠”等意义出现的时间也比较早，可见，“凭”是在“冯”的基础上加上“心”字而形成的，“凭”的古体是“{”。《说文解字》：“冯，马行疾也。”而后又引申出依靠、凭借的意义；《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这里的“凭”就是依靠的意思。再看北大编《古代汉语常用字字典》：“冯，后写作‘凭’”，用术语“后写作某某”，这已表明“冯”与“凭”是古今字关系。
张清常、王延栋《战国策笺注》对《燕昭王求士》中的“冯”注为“冯几，靠着几案。冯，同‘{’，依靠。”③“{”是“凭”的繁体写法。
3.《论贵粟疏》：“千里[敖，冠盖相望”，郭本《古代汉语》注为“敖，通‘遨’”。
敖，通“遨”，我们认为应该为：敖，同“遨”。
《说文解字》：“敖，从出从放，本义为出游”。而在《说文解字》中：“敖，出游也。从出从放。”，但是没有“遨”的相关内容，因为“遨”的使用出现的时间比“敖”迟出来了很久，因此，给“敖”加上一个偏旁就成为了“遨”，它“出游”的这个意义也是从“敖”衍生出来的。在《古代汉语词典》中，“敖”只有一个义项，就是“遨游，游逛”，而这个义项是“敖”这个词众多义项中的第一个义项，所以说，“遨”是从“敖”的一个义项中分化出去的。北大编《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注“敖”为“游遨”义；注“遨”也为“游遨”义，说明“敖”与“遨”在这个义项上同义，二字意义相同而不仅仅是读音相同，这就说明“敖”与“遨”是古今字，而不是通假字。因此，“敖”和“遨”不是通假字，而应该是古今字，正确的解释应该为：“敖，出游，后来写为“遨”。
（二）有的通假字误注为古今字
《张骞传》：“骞为人力，宽大信人，蛮夷爱之。”郭本《古代汉语》注为“力：坚强而有毅力。：后来多写作‘强’”。
我们认为应该是：，通“强”。
很显然这是把“”和“强”看作是古今字关系了，我们认为它们是通假字关系。“”和“强”没有意义上的联系，仅是语音相同而已。“”，小篆作 。《说文》“”“弓有力”。例如《战国策・韩策》：“天下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杜甫《前出塞》诗：“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其后来演变为“有力量”、“是有力量”的意义，例如李斯《谏逐客书》：“强公室，杜思门。”而这个“强”，小篆作 ，《说文》“蛴也。从虫弘声。”可见“”与“强”这两个字，一个本义与弓箭有关，一个本义与昆虫有关，二者在意义上并没有联系，所以，它们不是古今字，而是通假字。“”与“强”同属群纽，阳韵，为同音通假。“”与“强”二字在古代只是读音相近，意思上却毫无关联，因此，我们认为它们是通假字与本字的关系，正确的解释应该是：，通“强”。
《王力古汉语字典》：“，通‘强’”。又注曰：“强，通‘’。”可见二字是互相通假的。《孟子・梁惠王上》：“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史记・绛侯周勃世家》：“勃以织薄曲为生，常为人吹箫给丧事，材官引。”从文献上看，二字是互通的。
三、文选中有的注释有误
郭本《古代汉语》除在通假字、古今字注释混同外，在一些词语解释上也偶有失误。
（一）词义解释欠准确
1.《女娲补天》：“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郭本《古代汉语》注为“，四极：天的四方极远之处。传说中天的四方有支撑着的柱子。”
我们认为“四极”应为“天的四方的擎天柱”更确切些。
《说文》：“ ，极，栋也。”《系传》：“今人为木床以跨驴背，以负载物，即古之极也。极，屋梁之栋也。”由此可知，“极”是“屋梁”的意思，例如张衡《西京赋》：“N游极于浮柱”，这就可以很自然的引申出“柱子”的意思。同时，“四极”在《汉语大词典》就被解释为“古代神话传说中四方的擎天柱”。因此，“四极”在本文中应该准确地被解释为“天的四方的擎天柱。”
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将此注为：“上古的人认为在天的四边都有支撑着天的柱子。”④
2.《孙膑》：“乃斫大树白而书之曰：‘庞涓死于此树下。’郭本《古代汉语》注为“斫大树白：把大树砍白了。指把树皮砍掉，露出白色”。
我们认为这句话应该解释为“砍到大树，刮去树皮，露出白色，在那上面写上字。
郭本《古代汉语》对“斫大树白”的注释有欠妥之处。在这句话中，有三个动作，即“斫大树”一个动作，“白而书之”两个动作，这三个动作是连贯的，即先砍到大树，而后刮去树皮露出白色，在树木白色的地方写上字。而教材怎么能将“斫大树白”断句注释呢？在此句中“白而书之”中的“而”连接的是两个动词，而绝不是连接状语忠心词，“白而书之”是不能断开的，否则，连词“而”的作用找不到着落。我们认为，这句话应该这样注释，“砍到大树，刮去树皮，露出白色，在那上面写上字。”
（二）词性解说错误
1.《巫山・巫峡》：“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郭本《古代汉语》注为：“或：副词，或者。这里表假设的情况”。
我们认为，“或”应该解释为“假设连词，如果”。
首先，在古汉语中，副词是没有表假设的情况的，所以在这句话中，“或”并不是副词，而是连词，表假设关系。其次，教材已经注出是假设关系，还将“或”译为“或者”，认为是选择连词，说不通。
何乐士等《古代汉语虚词通释》直接引用此例句说明“或”的连词用法，认为“或，连词，表示假设，可译为‘如果’”，并将“或王命急宣”翻译为“如果皇帝有诏书急需下达”，译文通畅。
顺便说一下，有的文选注释在语法方面也有不足，例如：
2.《钴a潭西小丘记》：“……问其主，曰：‘唐氏之弃地，货而不售’。”郭本《古代汉语》注为：“姓唐的人家荒弃的土地，要出卖却卖不出去。”
我们认为这是承前省略主语的一个判断句，但是教材没有指出来，又把它当作陈述句来翻译了。
“唐氏之弃地”郭本《古代汉语》把它译为“姓唐的人家荒弃的土地”，这是不准确的，他既没有意识到这是主语的省略，又把判断句解释为陈述句。这句话是省略了主语的判断句，而不是陈述句。它的完整的句子应该是此乃唐氏之弃地，柳宗元在这里借“唐氏之弃地”，隐喻自己是唐王朝的弃人，被朝廷谴弃到荒远的地方，自己有才能而得不到施展。这种省略了主语的判断句往往不容易被看出，我们必须仔细分析句型。
四、文选中有的注音有误
郭本《古代汉语》有时对字音把握不准，出现明显失误。
1.《lZ传》：“苟能起，又不自艾。”郭本《古代汉语》注释为“艾（yì）：停止、悔改。”
我们认为，“艾”的读音应该是：aì。
《现代汉语字典》注“艾”，停止，音为aì，“艾”如果是“停止”的意思，那么他应该读作aì，而不应误读为yì，与我们现在所说的“方兴未艾”的意思相同。文中的意思是说lZ摔倒后如果还能起来，它就又不能停止背东西，这很通畅。如果“艾”的意思是“悔改”，那么它应该读为yì，与我们现在所说的“自怨自艾”用法一样，但在此句中，根据上下文“艾”应该读aì，“停止”的意思。
2.《[天都》：“独上天都，予至其前，则雾徙于后。”郭本《古代汉语》注释“徙（xí）：移动。
我们认为，“徙”的确切读音应该是：xǐ。
《古代汉语词典》注为“徙，xǐ，迁移。《老子》十八章：‘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庄子・逍遥游》：‘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除此之外，在《古汉语常用字字典》、《汉语大字典》等权威的工具书中也是只有xǐ，这一个读音。
五、结语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郭锡良等编著的《古代汉语》中有的注释进行了探讨，发现了一些问题。运用文献资料法，加以论述，主要解决三个问题：即，一、文选中有的通假字、古今字注释混同。二、文选中有的注释有误。三、文选中有的注音有误。本文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的论述比较充分。如“大”和“太”。我们查阅了《说文解字》、《广韵》、《说文解字注》、《广雅》、《古汉语常用词词典》以及《王力古汉语字典》进行论证，力争做到论点鲜明，论据充分，有理有据。但因自己所掌握的有关古汉语的知识比较有限，所读著作较少，在某些问题的论述上还不够全面深入，有的例子典型性还不强，有的分析还不到位，这是我的不足之处。在今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专业知识，广泛的阅读有关古代汉语的专著，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解决这次论文出现的问题。
注 释：
①高小方，等.古代汉语[M].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99.
②④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上编第一册）[M].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60，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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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汉语作为高等学校汉语言文学、历史学、中文秘书学、教育学、哲学等许多文科专业都需开设的一门重要的社会科学课程，它在承担起培养学生古书阅读能力的同时，在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优势，我们的教学自然应当充分发挥其学科优势，找到正确的途径和方法，肩负起育人的职责。
一、古代汉语教学的传统文化传承作用
（1）促进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古代汉语在传承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具有非同寻常的社会作用，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从事古代文化典籍研究的人已日渐减少；另一方面古文化距离我们又比较遥远，古代文献资料又是用文言写成的，这种语言对现代人来说已日渐陌生，这更增加了文化传承的难度。古代汉语是学习、传承传统文化遗产的基础所在，要使文明延续，没有捷径可走，唯有掌握古代汉语文言这把开门的“钥匙”，才能让我们领略无限风光，在阅读、思考、传承和创新中继承文明，使源远流长的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代代相传。（2）构建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家园。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中华文化为源头、中国境内的各民族共同创造的、长期历史发展所积淀下来的文化。传统文化是针对文化的传承而言的，它强调的是文化的本源和沿着这个本源传承下来的全部遗产，是迄今为至中华民族经过筛选、淘汰，不断丰富又不断增长的人文精神的总和。百家争鸣是中国思想史上伟大的高峰，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因此传承文化时，对那些缔造过我们民族精神，价值趋向的核心思想必须继承下来，它是我们精神的家园。（3）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学生作为一名合格社会公民，主要应解决做“人”的问题。古代汉语教学，要在着眼字、词、句教学的同时，更注重领会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人文情怀，在堂堂“君子之文”中，重德修能，体味中华文化的精神魂魄。时展到今天，多元文明渗透到许多领域，传统文化正在经受着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保护文明的成果，我们寄希望于有识之士的倡导，寄希望于普通民众的热爱，更寄希望于对古代汉语教学的更上层楼，因为它在继承传统文化方面，有着其他专业无可比拟的优势。（4）发挥传承文化的载体作用。古代汉语课要发挥文化载体的作用，担负起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的职责，以传承传统文化为己任，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繁衍。学习古代汉语，有助于掌握古代优秀文化遗产，提高全民族的道德修养，坚定民族自信心，增强社会责任感和民族的凝聚力。倾注了无数先哲心血的这笔财富是由文言文这种语言形式写成的，要了解这些文化，必须具备阅读经典作品的能力。（5）发挥文化在传承过程中的鉴别作用。中国是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文化博大精深，中国传统文化深邃厚重。漫长的岁月里，祖先为我们留下了璀璨夺目的文化典籍，这些遗产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艺术、天文、地理、医药、卫生、服饰、礼仪、典章制度等诸多领域，它们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不可多得的文化瑰宝，而这一切都是以古汉语文言的形式保存下来的。因此，我们要学习、继承和研究它，要去粗取精，为今天服务，就必须扫除语言文字障碍。这就必须熟悉古汉语的语词、语言、语法构造，以做到游刃有余。
二、古代汉语教学实现传统文化传承功能的措施
通过古代汉语教学来实现传统文化的传承具体措施表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教师要改变教学观念，对学生进行正确引导。传统的古汉语教学中，教师将这门课仅仅视作学习其他课程打通语法、扫除文字障碍的工具。新时期的教学改革首先要求教师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意识地对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引导。要求学生多记诵名诗名文，从而加大对优秀的传统文化教育的力度。还可以适时地结合传统节日，渗透传统文化观念。其次，选取好的教学内容。近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说过：“智仁勇三者是中国重要的精神遗产，过去它被认为‘天下之达德’，今天依然不失为个人完满发展之重要指标。”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中仁、智、勇以及真、善、美和谐统一的崇高道德标准就存在于我们的古汉语教学内容中，这就要求我们根据教学需要进行选择。再次，改革教学方法。古代汉语教师不能一成不变地沿袭传统的教学方法，而应及时地运用新的教学手段，多样化的教学活动，精心组织古汉语教学，注重弘扬民族精神。比如，运用现代化多媒体教学手段，采用文化解读的教学模式、生动活泼的图片等再现古文字、历史、诗词画面，活跃课堂气氛，让学生准确地理解古代文化知识的积极意义，从而受到美的熏陶。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217-03
古汉语教学一直是语言课教学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从20世纪80、90年代以外，大多数研究者关于古代汉语教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材建设、理论探讨和教学语法体系研究等方面。近年来，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到古代汉语教学与文化的关系，提出了应将文化有机地融入古代汉语课程教学过程中，以极大地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增强趣味性，提高古代汉语教学的效果。但是，多数研究者关注的都是对一般院校都普遍适用的教学看法，极少有人从地方文化的角度去审视和思考古代汉语教学。笔者认为，针对地方院校特殊的区位和民族特征，地方院校的古代汉语教学应做到四个结合，即结合专业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结合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扩展教学的视野；结合地方文化丰富教学内涵；更要结合学生实际开展有特色的教学，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一、结合各专业特点，明确古代汉语课的教学目标
古代汉语课程是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文秘专业、对外汉语专业、戏剧影视文学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由于对不同专业的教学要求不同，在制定教学目标时应从专业实际出发，制定适合本专业的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的制定要强调理论性与实践性并重，让学生通过学习古汉语的文字、词汇、语法、音韵、修辞等方面的知识，培养学生阅读古书的能力和讲授中学文言作品的能力；文秘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的制定则要强调古代汉语的工具性，即如何让古代汉语为今后所从事的秘书工作服务。同时由于文化和地域的差异，地方高校的汉语言文学和文秘等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的设置又应该区别于经济发达的中心地区的古代汉语教学。比如当前保山学院有三个专业开设古代汉语课程，分别是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语文教育专业（专科）和文秘专业（专科）。对于本专科层次不同，专业培养目标不一样的这样几个专业，虽然古代汉语课程都是这些专业学生的专业基础课，但是很显然，我们应该结合几个专业的专业特点，制定出适合各个专业实际的切实可行的教学目标。比如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可以确立为：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比较系统的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能借助工具书阅读一般没有今注的古代白文，提高古典文献阅读水平，批判地继承古代的文化遗产；为进一步学习和深入研究其他相关课程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等奠定扎实的基础；能够比较准确地解决中学文言作品的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具备一定的中学语言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的能力。语文教育专业的教学目标可以确立为：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能比较系统的掌握古代汉语的基本知识及传统文化的精华，为发掘整理和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化遗产，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而准备素质条件；能够比较准确地解决中学文言作品的语言文字方面的问题，并顺利地进行中学语文尤其是文言文的教学。文秘专业的教学目标可以确立为：使学生通过本课程的学习，掌握古代汉语的基础知识，了解古代文化常识和古代文体知识；能运用语言学原理，整理所获得的语言材料；掌握领会我国丰富的文化资源，提升自己的学习能力及文化修养。三个专业的学生由于专业培养目标不一样，因此课程的侧重点也就不同，汉语言文学专业侧重的是培养学生阅读古文的能力，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其他课程奠定基础；语言教育专业侧重的是培养学生进行中学语言尤其是文言文教学的能力；文秘专业侧重的则是运用古汉语的语言规律指导处理语言材料的能力。
二、结合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扩展古代汉语课的教学视野
我们知道，古代汉语属于语言类的专业主干课，其主要传授的内容离不开文字、音韵、词汇、语法这几大块内容。音韵，显然是古汉语的语音，这是古汉语教学中的一个硬骨头，在目前的古汉语教学中，关于音韵的教学普遍存在老师害怕教，学生害怕学的困惑。但是，作为老师，害怕教，我们却不能不教；作为学生，害怕学却不得不学。在传统的教学中，在讲授古汉语音韵时，一般通过介绍上古、中古、近古语音的区别和联系向同学介绍古今汉语语音上的演变发展。但是，学生大多都是学了就忘，能够真正理解的太少。然而，如果我们结合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来进行古汉语的音韵教学，就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比如我们以学习古今汉语声调演变为例，我们知道古汉语的四个声调是平声、上声、去声以及入声，而现代汉语的四声则是阴平、阳平、上声和去声。从古四声到今四声，汉语的声调系统是如何演进与变化的？关于古今声调的演变规律我们有这样的口诀：“平分阴阳、浊上归去，入派四声”。平声、上声和去声在古今汉语中的区别不大，但是入声字是古代汉语有而现代汉语无的东西，因此，在介绍古汉语入声字的时候我们不仅要介绍入声字的特点，更有注意传授入声字的识别方法。入声字的识别上既要联系普通话的读音，也要联系各地的方言。比如，在云南方言中读阳平而普通话中读去声的字一定是古入声字，例如“肉”、“木”、“六”等字。
在古汉语词汇的教学上，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词汇是语言中最为活跃的要素，任何一种语言的词汇都会及时地反映社会的瞬息万变，汉语也不例外。古代汉语发展到现代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是最大的。从词的构成上来看，汉语词汇由以单音词为主发展成了以复音词为主的形式。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现了许许多多反映新生事物的新词新语。然而，从古汉语词汇到现代汉语词汇，我们还是能找到许多“联系点”，清晰地看得见语言词汇发展的脉络。有些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中至今还存在着许多古汉语词汇，通过与这些汉语方言词汇和少数民族语言中的古汉语借词。我们可以更好的认识古汉语词汇的本义和引申义。比如白语的一些汉语借词都保留了古汉语的本义：白语表示肚子饿的词汇是“腹饥”、表示砍柴的词汇是“斫薪”，表示台阶的词汇是“陛”等等，这些词语古汉语词汇保持了出奇的一致性。通过与这些民族语言词汇的对比，可以引导学生认识古今汉语词汇的发展变化。
在古汉语的语法教学中，地方方言和民族语言也不能小视。语法是语言中最稳定的要素。古汉语和现代汉语的基本语法形式从古到今都是基本保持一致的。比如：“季氏将伐颛臾”（《论语·季氏》）和“沛公居山东时。”（《史记·项羽本纪》）采用的是“主—谓—宾”的语法结构，这也是我们现代汉语最常见的一种语法结构形式。然而，我们知道，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现象十分普遍。比如：否定句中代词作宾语要前置；疑问句中代词作宾语要前置等等。我们在给学生讲授这些语法现象的时候，如果只是单纯的举古文中出现的例子，学生往往不太容易接受。但是如果我们结合当地方言或者是民族语言，举出学生比较熟悉的事例，那么一个个生硬的语法现象就很容易被学生接受。比如我们可以请班上的白族同学用自己的民族语言来问“你吃饭了吗？”这样一句话，我们就会发现白语中 “你吃饭了吗？”这句话的语序是“你饭吃了吗？”，这就是与古汉语中的疑问句中宾语前置较一致的现象。而腾冲方言中疑问句也常常采用宾语前置的语法结构。例如“你哪儿靠？”说的是“你去哪里？”可见，通过与方言和民族语言的对比，我们能形象生动地说清楚古汉语的语法问题。
三、结合地方文化，丰富古代汉语课的教学内涵
古代汉语课程的教学目标之一是提高阅读古代文献的能力，以继承和弘扬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对于地方院校的大学生来说，在阅读古代文献，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的同时，我们应该从让学生了解地方文化，继承和弘扬地方文化。
在进行汉字的教学中，我们可以将汉字的结构与地方的文化巧妙结合，让学生在轻松的地方文化欣赏中了解汉字的结构。比如“婚”、“娶”、“妻”等字和古代的婚俗密切相关，而这些婚俗在我们云南多个少数民族聚居地方还存在。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对“婚”字的解释是“婚，妇嫁也。礼，娶妇以昏时，古文曰婚，从女，从昏，昏亦声。”意思是“婚”字是指女子出嫁，因为古代的结婚礼都是在太阳落山后黄昏时举行，所以“婚”字中带有一个“昏”字。这种婚俗在大理比较典型，大理民间有“黄昏姑娘”这样的民谚，说的是娶新娘子要在黄昏的时候进门；即便不是黄昏时候进门，行拜堂礼和换装礼也一定要在黄昏和天黑以后。丽江宁蒗的摩梭族的走婚也是在夜晚进行的。而在我国各地的婚俗中都存在的晚上“弄新房”的习俗更是“结婚”字中“昏”的体现。“娶”字的甲骨文形体其字左边为耳朵形，即后之“耳”字，右边为“又”，即人的手。《说文解字》对“取”的解释是：“取，捕取也，从又，从耳。”而对“娶”字的解释则是“娶，取妇也，从女，从取，取亦声。”这个字反映的是古代的一种抢婚的习俗。抢婚习俗也是云南民俗中一种较普遍的现象。在保山的瓦房乡徐章等地，解放前都还存在男子夜晚用被子“裹”女子的婚俗。又如“美”、“尾”、“羌”等字与古代的服饰文化有很大关系。“美”字的甲骨文其字形下从“大”，“大”是正立的人形，头上戴着羊角或羽毛之类的装饰物；“尾”字的甲骨文则像一个人长了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羌”像一个人头上戴着羊角状的装饰物。这些特征在保山的文化典籍和少数民族的服饰中都可以找到。比如保山著名的“九隆神话”中就有“衣皆著尾”的记载，白族、彝族、布朗族和德昂族等少数民族的服饰至今都还有衣尾的装饰。这些学生耳熟能详的民俗文化的介绍无疑会让学生对汉字的学习产业更浓厚的兴趣，对汉字的构造也有更深刻的了解。
在延伸性的文选的选择上我们更要紧密联系地方文化，比如针对保山学院的学生，我们选取了一些有关云南或者保山的古代文献，诸如晋·常璩的《永昌郡》、保山籍文人张含的《升庵序》、南诏阁罗凤的《南诏德化碑》等一些非常具有保山地方文化特色的文选，让学生在学生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同时认识家乡文化，这样一方面可以提高学生学习古汉语的兴趣，另一方面可以开阔学生的视野，为保护与传承地方文化作贡献。
四、结合学生实际，开展有特色的教学活动，真正提高教学质量
地方院校的学生的生源多数是来自省内，且多数是中学时候成绩不是很拔尖的同学。学生的底子相对于发达地区的院校的同学要薄弱，加上学生普遍认为他们的专业课程中，语言类的都比文学类的难学；古代的都比现代的难学。古代汉语既是语言类课程，又是“古代”的课程，当然是被学生列入到了头等难学的课程中。我们承认，古代汉语课程由于其本身较强的理论性，加上与现代汉语的一些差异性，确实是一门比较难学的课程。但是难并不完全等于“不好学”，只要我们教育者肯下功夫，多从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上做文章，不断增加古代汉语教学的趣味性；我们就可以将古代汉语的“难学”转化为“好学”，将学生“害怕学”的情绪转变为“喜欢学”的热情。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作努力：
（一）采用新型教学手段，以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古代汉语课程由于教学内容都是一些离现实生活较远的古代的东西，加上学生先入为主的怕学心理，如果我还采用传统的一支粉笔一张嘴的教学模式，学生的学习兴趣就会更低。因此我们可以采用多媒体辅助教学。比如在汉字的形体演变这一章节的教学上，我们可以通过丰富的幻灯片直观地向学生展示汉字从甲骨文、金文、篆书到隶书、楷书的整个形体演变过程，同时也可以链接东巴文等一些象形文字材料；在古代文化常识等章节的教学上我们可以给学生播放相关的视频资料；在古诗词格律等章节的教学上可以给学生播放相关的音频资料等等。多媒体辅助教学一方面从视觉、听觉上给学生以新鲜感，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授课的信息量，让学生了解更丰富的学科知识。另外我们也可以借助其他的一些现代通讯工具，例如通过手机短信、QQ、E-mail等搭建交流平台，开展丰富的第二课堂教育活动，教师可以及时的了解和解决学生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学生之间也可以进行学习心得、学习方法等的交流。这样一些新型的教学手段和教学方法会让学生在比较轻松的氛围中逐渐接纳和喜欢上枯燥的古代汉语课程。
（二）以理论指导实践，引导学生学会学以致用
古代汉语课程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工具课。无论是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还是语文教育或者是文秘专业，从长远的培养目标来说，学习古代汉语课程所要达到的目的之一就是指导实践，要么是指导阅读古代文献及其他相关课程的学习，要么是指导中学语文文言文的教学，要么是指导公文写作或其它语言文字材料的处理。在具体的学习过程中我们也要把握学以致用的原则，让学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例如在音韵、词汇、语法等基础知识的介绍上，让学生结合自己的方言或者少数民族语言，寻找方言或少数民族语言与古代汉语的相似点，并尝试写小论文，这样不仅可以锻炼学生的科研能力，也督促学生更加深入的学习古汉语的相关知识。在古诗词格律的教学上，可以让学生根据近体诗的格律特征和词的词谱自创一些简单的格律诗、词作和对联， 让学生在创作的艰辛中体会古典诗词的音韵美，同时也收获成果带来的快乐和满足。在介绍古代的姓氏时，可以让学生去图书馆或去家乡查阅族谱，分析不同年代的取名的特点，同时也可以让学生根据古代取字的一些常见方法为自己或同学也取一些字，这样的实践活动就像一些小小的文字游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会了古汉语知识。
（三）尊重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提高教学效果
现代社会是一个尊重个性的社会，在教育活动中，我们更应该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方能达到教学的最佳效果。古汉语课程的教学，更应当切忌不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应该还学生以阅读和思考的个人空间。比如，在进行文选的学习时，可以请一些同学先来解说分析，然后全班同学讨论和质疑，教师最后才作简单总结。这样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阅读古文的自觉性，同时也能集思广益，发现学生观点中的闪光点。在作业的布置上也应该以灵活的形式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多布置主观题和创作题，让学生通过查阅资料和研究思考后写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以上是笔者对地方院校古代汉语课程教学的一点粗浅的思考，恳请方家批评指正。当然，关于古代汉语课教学的思考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古代汉语教学者的一个长期的课题，只要我们立足学生实际，从教学内容和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多个方面下功夫，一定会使我们的古代汉语课程越来越受学生的喜爱。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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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张春燕.试论文化与古代汉语教学[J].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12.01.
[3]陆蓉秀.秘书专业古代汉语教学改革的尝试[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5.01.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化教学设备的出现，特别是电脑和光盘技术的出现，为语言教学带来了新的希望。这类设备的大容量、直观性和多功能性为语言教学提供了多方面的可能性。光盘的大容量几乎可以储存所有的教学内容并体现所有的教学要求，发挥语言课本所无法发挥的作用。语言总是在现实环境中使用的，也只有在现实环境中学习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现代化教学设备可以储存现实环境，使语言学习者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种直观性同时带来了语言学习的趣味性。通过电脑，不同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具体学习目的和要求并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选择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
对于占代汉语教学而言，传统的教学模式存在诸多弊端，如信息量小、学习速度慢，教学手段单一，内容枯燥乏味等。充利用现代化的多媒体手段会给古代汉语教学带诸多益处。例如，古代汉语的文字教学，如果运用多媒体技术，会给学生以直观、形象的教学印象，从而提高他们学习古代汉语的兴趣。如在讲授汉字的起源、“六书”、汉字的形体演变等内容时，教师可以将一些文字的甲骨文、篆书、隶书形体扫描在电脑中，在多媒体中播放出来，使学生对汉字的性质属性和形体演变产生深刻的印象和透彻的理解。多媒体教学可以扩充教学内容，拓展学生的视野。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相比较，古代汉语教材中的文选毕竟只是极小的一部分，难以充分展示占代汉语的全部而貌，现代化的多媒体技术为，大学生的知识面提供了便利。
多媒体技术是融文字、声音、图象为一体的现代科技，充分利用这一特点，可得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先秦古文中经常出现鼎、鼐、爵、豆、笾等器物，仅靠语言的描述，往往会产生“一千个人眼里有‘千个哈姆莱特”的后果。而如果将这些器物精美的图片诉诸：视觉，再加上简洁的说明，那么学生对这些器物形制、大小、功用会有深刻的了解。“宫、商、角、徵、羽”是古人对五音的称呼，靠语言的叙述，简直无异于痴人说梦，使人如坠云里雾里。而将其诉诸听觉时，这些枯燥无味的字眼就变成了灵动的乐符飞舞在耳边，学生的学习兴趣大大提高。在纸质原版古籍缺乏的状态下，扫描古籍片段，直观地再现古籍原貌，不仅使学生能在课堂上直接观察古籍的原貌，了解占籍版本等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学生可以利用未经断句标点的古籍进行句读练习，从而提高学生诵读能力、理解能力。应充分利用电子版和网上的古籍资源(如电子版《四库全书》，其内容极为丰富，包罗了乾隆以前四部范围内的我国古代重要著作)，进行教学、训练，培养学生动手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讲“可以”的古今差异，完全可以利用电子古籍的检索功能，直接调印出备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著作，进行穷尽性地调查，展现其意义的演变过程(词汇化的过程)，从而训练学生的综合能力。对这些与古代汉语课程相关的网络资源进行电子文献的检索与阅读，可以“培养他们发现、获取、重整、分析、利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提高他们(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丰富的网络资源为古代汉语的学习提供了有效的补充和支持”。古代汉语教师可以引导学生陆国内一些著名的中文学习网站，如“国学网站”(http：／／www．guoxue．com)、“国学数典论坛”(http：／／bbs．gxsd．com．Cn)、“中国语言文字网”(httP：／／www．China-language．gov．el1)、“北大中文论坛”(http：／／www．pkucn．COm)，等等。将现代科技引入古汉语课堂，让这门古老的学科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