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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项目的合法性问题
对于投资商来说，公路BOT项目的首要问题就是要确保BOT项目的合法性。若在此方面存在瑕疵，将会动摇整个BOT合同的基石，给投资者带来巨大的潜在法律风险。投资商可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BOT项目的合法性进行审查：
立项核准文件的合法性。比如是否经有审批权限的机关核准为经营性公路项目、是否存在立项文件的内容与实际操作不一致的情形，等等。在实践中存在着一些须经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核准的重大公路项目只有地方政府的核准批文的情形，因此，投资商投资之前最好对立项文件的合法性进行严格审查，若出现上述情形，须对立项文件进行补充和完善。有的公路项目中，由于一开始并未核准为经营性公路，而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采用了BOT的实施模式，就会存在立项文件的内容与实际操作不一致的情形，此时须根据实际操作情况调整立项文件。
特许经营权授予文件的合法性。包括授权主体是否合法，被授权主体是否合法，授权文件的形式是否合法。实践中有些地方公路BOT项目是由地方交通主管部门出具特许经营权授予文件，由于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公路收费权必须由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授予，因此，在公路项目中，仅有当地相关交通主管部门批准授予特许经营权的文件是不够的。BOT项目建设用地文件的合法性。投资商应注意审核建设用地文件是否符合建设用地审批权限的规定。实践中，地方政府须报国务院及其相关部门批准的建设用地批准文件往往滞后，这对于项目建设进度会产生直接的影响，若在签署BOT合同中尚未取得有关建设用地的相关批文，投资商可在BOT合同中设定相应限制性条款，要求地方政府及时取得相应用地批准文件。
BOT项目其他相关文件的合法性。比如规划设计审批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初步设计文件、施工图文件审批的合法性，以及该等文件与可行性研究报告的一致性审查。另外，投资商为外国投资者的，须注意是否符合《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等相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的规定。这关系到外商投资BOT项目设立项目公司的模式问题。
BOT合同及其相关合同的整体架构安排问题
公路BOT项目通常涉及多方参与者相互之间签订的多种合同，主要有政府与项目公司或投资商之间的BOT合同（特许协议），银行与项目公司的贷款合同和担保合同，政府对贷款银行的安慰函，投资商（股东）之间的合作合同和相关章程，投资商对贷款银行的完工担保合同，项目公司和建筑承包商之间的建设工程合同，项目公司和维修运营商之间的运营维修合同，项目公司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项目公司和供应商之间的供货合同，项目公司和公路使用客户之间的服务合同，等等。BOT项目中的各个角色都希望尽可能分散、减少和消除风险，安全获得理想回报。
通过BOT合同及其相关合同的整体安排，充分保护投资商在BOT项目中的利益，是各投资商投资BOT项目的必然要求。这一要求可以通过严密完整的法律文件架构及内容设计和安排得以实现。
签订BOT合同时应注意的问题
BOT合同与BOT项目立项等文件的一致性。BOT合同应与BOT项目立项等文件保持一致，比如BOT合同中约定的建设工期、投资总额等事项应与立项文件中的规定一致。
BOT合同主体的合法性。签订BOT合同首先应注意签约双方主体的合法性，是否有充分的权利、权限和授权来签订BOT合同。
BOT合同签订的程序。政府选择投资商签订BOT合同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政府违反有关选择程序的规定也会给投资商带来相应的法律风险。2004年之前，政府选择投资商多通过协议方式，在《收费公路管理条例》于2004年11月1日施行后，政府选择投资商则必须通过招标方式。《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依照本条例的规定转让收费公路权益的，应当向社会公布，采用招标投标的方式，公平、公正、公开地选择经营管理者，并依法订立转让协议。
BOT合同的效力。合同效力问题是签订BOT合同时应注意的主要问题之一。比如合同生效条件如何设定等。需特别注意的是，公路收费权（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必须经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批准才能生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六十一条规定，国道收费权的转让，必须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国道以外的其他公路收费权的转让，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并报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备案。
BOT合同条款的要点。在公路BOT项目中，投资商应注意在BOT合同中对如下要点进行明确约定：
项目范围，是项目公司将来实施特许经营权的实物资产范围，应明确约定。
建设标准，是项目公司在建设工程中须遵守的标准，同时也是将来竣工验收、移交的基本标准。
特许经营权的内容（范围），是项目公司行使权利的范围，主要包括勘察设计委托权、建设权、经营权，投资商可要求明确约定经营权的内容包括沿线车辆通行收费权、广告、服务设施经营权、沿线土地优先开发权等。
特许经营权的中止、延展及终止，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中止、延展及终止的各种情形及法律后果。
特许经营权的质押和转让，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投资商可以通过特许经营权的质押进行融资，也可通过转让特许经营权的方式提前收回投资并获取利益。特许经营权的质押和转让均须原批准机关的批准，投资商可在BOT合同中对此作出明确约定，即投资商有权进行特许经营权的质押和转让。
项目公司按照《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的相关规定，在BOT合同中约定项目公司设立的程序、条件，以及项目公司成立后合同权利义务的转移、项目公司在特许期内股东变更条款等。
项目造价与投资估算／预算／概算，根据经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中的投资估算／预算或经批准的初步设计文件项目投资概算（如有）为依据，在合同中列明各项费用金额，并应对项目造价超过项目投资估算／预算／概算时的处理（比如补偿、补贴和延长经营期限等）作出明确约定。
项目建设用地，应明确约定征地、拆迁过程中双方的权利义务，由于征地、拆迁工作难度巨大，投资商可要求政府负责完成或配合完成。另外，公路征地拆迁中还会遇到压覆矿产、三电迁改、文物保护等问题，可在合同中明确约定该等补偿费用的承担。
建设期（工期）内双方权利义务，应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建设期（工期）起止时间，以及在建设期（工期）内双方权利义务。
交工验收、竣工验收，应按照交通部有关公路竣（交）工验收的相关规定在合同中明确约定验收的程序和方式。试运营期和运营期，应明确约定试运营期和运营期的起止时间，运营期应与政府授予的收费期限相一致。
运营期的权利义务，应明确约定合同双方在运营期的权利义务，比如收费标准的确定、须遵守的运营标准、维修养护义务等。
收费价格的建议权，尽管《收费公路管理条例》规定了车辆通行费的收费标准的听证和审批程序，但投资商依然可通过适当方式在BOT合同中约定投资商拥有收费价格建议权以及参与听证的权利，以尽量规避由政府确定收费标准的风险。项目保险，可在合同中约定建设期（工期）及运营期的项目保险条款。
特许经营权提前赎回，应明确约定提前赎回的情形、程序，及合理的补偿方案等。
项目移交，应注意约定移交前过渡期安排、移交范围、移交验收程序、技术培训、风险转移等。
政府承诺，可要求政府给予相应的承诺，比如承诺项目的合法性、不批准有竞争项目、不收回经营权、给予一定的税收优惠政策、授予BOT项目配套服务项目的优先开发权等，并在合同中明确约定。
政府优惠政策，充分利用本项目可能利用的各种优惠政策，如按照西部地区开发及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给予优惠政策，还可要求其他当地政府有权直接给予的优惠政策。
政府补偿／补贴，可在合同中约定，在某些情形发生时，由政府给予补偿／补贴，比如特许经营权提前赎回、项目造价超过预算／概算、政府行为或法律变更或不可抗力导致项目终止或投资商无法获取预期收益或增加成本／支出、经营期收益达不到可行性研究报告中预期收益、政府违约等等。
政府协助义务，由于BOT项目的实施需政府在审批、许可、与各地方协调等方面进行配合，在合同中应约定相应的协助义务。
政府违约责任，可在BOT合同中设定政府违约时须承担的违约责任，比如给予补偿、赔偿，延长特许期，给予税收等优惠政策。
不可抗力，应注意明确列举不可抗力事件，比如瘟疫、非典等重大流行病及防疫隔离等。
合同变更、解除和终止，应注意约定合同变更的条件，合同解除、终止的情形及责任承担。
违约责任，应注意违约责任条款的可操作性，比如明确约定因一方原因导致建设期（工期）延误的违约金数额。争议解决，作为投资商，尤其是外国投资者，最好不要约定项目当地的仲裁／诉讼机构，在中国投资的外商多约定在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仲裁。
投资商在投资BOT项目时应注意的相关风险
政治风险。由于国家或地方政府的行为造成BOT项目无法继续实施的风险。这种风险通常被称为“政治风险”，可分为两大类：一种是“传统的”政治风险，比如特许经营权被国家或地方政府强制性收回或征收特别赋税，从而对投资商债务偿还、收回投资成本以及取得预期利润造成不利影响；另一种是“管理”风险，比如对公路服务的提供采用更为严格的标准，或批准建设另一具有竞争力的公路项目等。充分预计该等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在合同中就该风险发生的后果及责任承担、损失补偿等相关内容进行细化约定。商业风险。通常情况下，BOT项目运营收入主要包括车辆通行收费收入、广告经营收入权、服务设施经营收入。然而，在现有框架下，投资商对于占项目收入主要组成部分的收费收入却没有自主定价权。如公路车流量减少或者第三产业的开发出现问题，就会导致投资商无法取得预期收益，严重影响其支付能力。投资商可在BOT合同中对此风险的承担作出相应约定。
运营风险。在运营期间，投资商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持续运营标准或出现服务中断，则可能会被政府追究相应的违约责任，面临特许经营权被提前收回或政府单方解除合同的风险。谈判中政府方面通常要求投资者承担该等风险，投资商应对此予以充分重视。
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风险。投资商无法控制的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造成的BOT项目的实施中断，这些事件可能是自然的，如洪水、风暴或地震等自然灾害，也可能是人为的结果，如战争、暴乱或袭击，最终导致投资商收入损失，项目设施的物质损害甚至无法修复。投资商可在BOT合同中对不可抗力或意外事件发生时合同双方责任、义务的承担进行明确约定。
信用风险是我国金融行业面临的最大的风险。对于我国金融机构来讲，其两大主线业务分别为贷款和投资。这两大主线业务都需要对借款对象以及投资的项目的信用等级进行准确的评定。不过信息拥有不对称的特性，这就造成了金融机构对借款对象以及投资项目所作出的判断经常出现不准确的情况，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借款人以及投资对象的信用等级。所以，目前我国金融机构所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进行交易的客户没有能力履行约定的风险，这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信用风险。在金融机构运营的过程中，如果其不能对有问题的金融财产进行及时准确的区分等，都将会对金融机构的持续平稳运营造成一定的影响。
（2）金融的操作风险
也是目前我国众多金融风险中的一种较为常见的表现。根据金融界著名的巴塞尔银行有效监管的核心理论，金融机构所面临的操作风险主要有以下几种来源：第一种来源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运行所用的信息技术系统出现失效等情况或者是受到灾害性实践的影响，对金融机构造成的影响；第二种来源是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控制以及公司的管理制度出现问题，造成相关制度的失效，金融机构对一些不良事件的发展不能及时进行应对从而造成的损失。通过对近年来我国金融行业所出现的一些问题来看，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管理机制起不到作用所引起的操作风险占据了绝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也成为我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一个共有性问题。通过对我国最近一年到两年的金融机构发生的事故进行整理分析可以发现，金融行业出现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以下三种原因所导致的：第一，操作风险主要是由于金融机构管理层的腐败造成的；第二，造成金融机构存在操作风险是由于金融机构内部的工作人员进行违规操作所造成的；第三，金融机构存在操作风险也可能是由于金融诈骗等违法事件的发生所造成的。特别是近些年来，在我国金融行业别是一些商业银行经常出现一些事故，这与金融机构实行内部的监管模式发展完善、管理模式的改革以及对金融机构的投资、借贷等业务实现规范化管理，使得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被发现的较为隐蔽的案件集中的被发现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是总体来讲不管是何种原因引发的案情，都说明了我国的金融行业中存在着非常高的操作风险，这在极大程度上违背了我国构建现代金融企业的战略规划，频繁出现操作风险，在使金融机构受到较大的资金损失的同时，更主要的是影响了我国金融机构的在海内外的声誉。
（3）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跨行业
跨市场的金融风险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所面临的新的危机。就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组成情况来讲，主要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证券、期货市场；二是各银行之间的债券市场以及外汇市场；三是同行业的拆借市场。目前我国金融行业的各机构之间都在快速开展金融的创新，但是这种创新的方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提高金融机构在市场中的综合竞争力，但是也给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带来了一定的风险。
2从金融法律的视角看待我国的金融风险
就目前我国的金融行业的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大多都是因为多年的积累造成的，这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所出现问题的一个集中体现。造成我国金融行业高风险的主要原因有以下三点：一是我国经济体制发生了改变，同时社会的环境也在不断的发生着改变；二是我国的金融体制设置不合理，相应的监管模式相对落后；三是我国的金融法律缺失等。如果从金融法律的角度分析，金融法律从其发挥作用的情况来看主要起到工具的作用，其主要作用是协调金融监督管理者、金融机构以及金融产品当事人之间的一系列的交易关系。金融法律制度除了规范法律关系这一功能外，还具有惩罚、鼓励或禁止、引导等多种功能，从经济学意义上讲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使各方当事人能准确地计量一种可期待的利益或可预期的损失。因此，金融法律的完善与否在本质上影响着金融交易中的产权保护力度，也就直接影响着系统性金融风险程度与金融运行质量。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金融法制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建立了以《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证券法》、《保险法》等以规范金融监督管理行为、规范金融经营主体和经营行为为主要内容的基本金融法律制度。而在行政法层面上，又有《行政处罚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约束金融监督管理者的行政行为。在我国金融体制改革日益深入、金融业对外开放进程日渐加快以及金融业自身创新动力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现行的金融法律制度安排已经难以适应变化着的金融生存和发展环境的需要。
二、投资条款的风险及防范
1.由于信息不对称造成的估值不准确可以进行估值调整。估值调整也叫对赌，是投融资双方在达成协议时，双方对于未来不确定情况的一种约定。实际上也是一种对管理层的激励机制，除了以财务、股权为筹码外，管理层和投资方之间还以董事会席位、二轮注资和期权认购权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对赌。对赌协议在法律性质上是附生效条件的合同，当约定的条件成就时，合同即发生法律效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要求企业做到股权稳定清晰，而对赌往往可能带来上市之后的重大股权变动。有对赌协议的企业，一定要保证其协议在上市前已经完成，否则可能会影响其上市。2.为了保证自己股份未来价值而约定相应的条款。目标公司进行后续项目融资过程中，投资人的股份可能被贬值及份额被过分稀释。具体的规避措施包括通过优先购买权保证投资者不会因新的投资者进入而导致其持股比例的下降。其次是让对方保证股份价格不得贬值，否则应给予赔偿。另外，还应约定如果被投资企业在未来的融资或者股份转让过程中出现比与该投资者交易时更为优惠的条款，则该投资者有权享受同等的优惠条件，从而充分保障先期介入的投资人的权益。3.做好权力约定规避管理风险。为了避免对被投资企业失去有效控制，尤其是不控股的情况。除了应积极行使知情权之外，还应在投资协议签署阶段就做好约定，比如约定被投资企业管理层在投资期内应该从事哪些行为的约定、不能在投资期内从事哪些行为的约定，哪些行为需要股东同意，要求其记载并保留经营管理记录、提供符合要求的财务报表等。4.为争取特别的控制权力要求一票否决权。投资机构为了实现更强的制约权可以约定在决策某些重大事项时必须经过投资方同意，这点在国有机构投资时需要更加注意，涉及到企业行为必须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规定。涉及“一票否决权”事项的大多是企业发展中的一些重大事件，相关决策往往会对企业的经营产生重大的影响。该项制度涉及的目的是保障投资人作为小股东在重大事项上有充分的话语权。5.约定股权回购权保证实现投资机构的股权退出。为了解决投资人在投资若干年限后仍无法退出的问题，投资双方可以约定，在投资完成后的一定年限之后，投资人随时有权将其持有的股份按照一定价格回售给被投资企业的实际控制人。比如在上市不能实现、净资产减值超过一定比例、违反约定事项、实际控制人变动等情况下可以要求原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回购。6.其他保障投资人权益的约定。为了维护被投资企业核心团队的稳定性，首先应限制实际控制人转让股份，避免由于实际控制人的变动给投资人带来的重大损失。同时也可以约定实际控制人转让股份时，投资人可以参照相同的条件转让股份，从而尽可能保护投资人的权益不受到损失。投资机构还可以要求创始人股东、管理层和骨干员工对投资人进行承诺，承诺事项包括签订一定期限的雇佣合同、保密协议和非竞争协议等。
在我国银行国际业务实务中,进口押汇(Advance against Inward Bills)是银行为信用证开证申请人提供的一种短期融资。信用证向下单据到期并经审核无误后,开证申请人因资金周转困难无法及时向银行付款赎单时,可以向银行申请押汇,承诺将信用证项下单据和货物质押给银行(有的银行可不办理质押),一般还需提供保证人。银行发放押汇款归还信用证项下款项后,开证申请人通过签署信托收据从银行处取得信用证项下单据,并以处分货物所得价款偿还押汇款项。银行一般要求信托收据中需明确:客户是作为受托人代银行持有信用证项下有关单据和货物,代为银行卸货、储存、制造、加工、出售,在银行要求下应将单据和货物归还给银行。
进口押汇操作的核心内容在于以下两点:
1.银行发放押汇款项前,进口商需签订质押担保合同,约定将信用证项下单据、货物质押给银行,并由第三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2.押汇款项发放后,进口商签署信托收据,承诺信用证项下的货权属于银行,自己代银行占有和处理货物,所得用来清偿银行的押汇融资款。
一、小额信贷公司的法律特征及要件分析
《指导意见》中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界定是：“小额贷款公司是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有限公司。小额贷款公司是企业法人，有独立的法人财产，享有法人财产权，以全部财产对其债务承担民事责任。小额贷款公司股东依法享有资产收益、参与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以其认缴的出资额或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作为商事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应当符合有关《公司法》等法律的要求。其次，作为特殊的从事贷款发放业务的商事主体，小额贷款公司又要符合对从事金融服务企业的法律要求。
（一）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类型
ÏwS4?©>ö=2YÕk:@Ã就目前关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范性文件中的规定来看，都明确要求小额贷款公司的企业类型应为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这主要是便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出资及公司治理角度进行更为透明的管理，以防控风险。在公司的设立过程中，发起人及其出资能受到政府的监管；同时，公司法人以其独立的财产权可以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更为有效地合法经营，达到其财产保值增值的目的。再有，以公司作为企业组织形式，也为小额贷款公司在退出市场机制中严格按照有关规定进行清算，保障其退出机制的顺利运行。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资本制度
《指导意见》中指出，小额贷款公司的注册资本来源应真实合法，全部为实收货币资本，由出资人或发起人一次足额缴纳。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500万元，股份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得低于1000万元。单一自然人、企业法人、其他社会组织及其关联方持有的股份，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注册资本总额的10%。
就资金的来源，《指导意见》规定了三种情况：其一是股东缴纳的资本金，其二为捐赠资金，其三为来自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融入资金。同时要求，小额贷款公司从银行业金融机构获得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资本净额的50%。
（三）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特征
小额贷款公司的主营业务为向其客户发放贷款，但在经营过程中却是“只贷不存”，即只能发放贷款，而不能象其他银行业金融机构一样吸收存款；其次可以向客户提供关于企业发展、管理、财务等咨询业务及其他经批准的业务。为防止贷款风险，《指导意见》中要求，发放贷款应坚持“小额、分散”的原则，扩大客户数量和服务覆盖面，同一借款人的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小额贷款公司资本净额的5%。在此标准内，可以参考小额贷款公司所在地经济状况和人均 GDP水平，制定最高贷款额度限制。
（四）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体制
从外部监管角度而言，政府或其他行业主管部门如何在小额贷款公司的日常经营中切实担负起监管的职责，对公司经营中的风险进行有效的防控，《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凡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级政府，必须要在能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担负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的前提下才可进行。
《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管理暂行办法》就小额贷款公司内部的风险控制监管体系如何设立及如何运作现有的法律文件中也就原则性问题作出了规范。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困境
从《指导意见》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界定可以看出小额贷款公司具有一般公司的性质，但是基于从事金融业务的特点，小额贷款公司又有其特殊性。小额贷款公司主要目的是服务三农，为农户和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以抵押担保为主，资金的基本用途是发展农村经 济。小额贷款公司的成立，不仅拓宽了农户和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弥补了金融业务的不足，符合金融多元化发展的要求，从而扶助三农，更好的发展农村经济，还发挥了草根金融的优势，吸取民间限制资金，弥补金融体系的灰色地带，同时限制了地下钱庄、非法集资等非法借贷渠道的发展，更好的规范农村资金。然而受法律、政策及金融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也面临了一些亟待解决的法律问题。 就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法律困境来说，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小额贷款公司从事金融服务缺乏高阶位法律制度依据
目前对小额贷款公司的定位是非金融机构，不属于《商业银行法》的调整对象，但由于从事的是金融业务，《公司法》也不能完全监管，这就导致了小额贷款公司缺乏与之相配套的法律法规制度。虽然中国银监会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了《指导意见》，各省政府随之也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但由于《指导意见》属于部门规章，各省政府制定的实施意见、暂行规定属于地方规章，法律位阶过低，且相关规定的缺乏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形成制约。另外，《指导意见》规定的内容过于宏观，各省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虽然大多数省份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暂行规定等，但全国没有统一可行的法律来制约，容易造成制度规定混乱的局面。
（二）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定位不明确
小额贷款公司既有银行的特点，又有公司的特点，同时还有民间金融的特点，但又与这两种情况都有不同之处，身份定位不明确。《商业银行法》第2 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商业银行是指依照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设立的吸收公众存款、发放贷款、办理结算等业务的企业法人。”而《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是指由自然人、企业法人与其他社会组织投资设立，不吸收公众存款，经营小额贷款业务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这就决定了小额贷款公司只能是公司，是非金融机构。它不能像农村信用社和新型农村金融机构一样享受中央财政的定向费用补贴资金，也不能获得人民银行的再贷款支持。
但与一般的公司相比，小额贷款公司从事的却是金融业务，并且在注册资本的数额要求上又远远高于一般公司的注册资本额。这就使小额贷款公司处在工商企业与金融机构的尴尬境地，也阻碍了自身的发展。与民间金融相比，民间金融都是以个人信用作为基础是没有纳入政府监管范围的金融形式，法律只是禁止它非法吸收公众存款和非法集资。其利率只要不超过国家基准利率的4 倍即可，但对于小额贷款公司的规定却比民间金融的规定要严格的多。如《指导意见》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利率的上限不超过同期贷款利率的4 倍，下限为人民银行公布的贷款基准利率的0．9 倍。
（三）小额贷款公司发展后续资金短缺
《指导意见》规定了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并明确规定资金来源，包括：资本金、捐赠资金和不超过净资产50%范围内的不超过两个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批发资金这三个方面。小额贷款公司不吸收公众存款的规定，可以防范金融风险，避免非法集资等造成的金融动荡，但这种“只贷不存”的经营模式给小额贷款公司的再融资带来阻碍，同时也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
（四）小额贷款业务风险很难控制
这是我区小额贷款公司所面临的最主要的法律问题所在。从我区小额贷款公司在业务实践中所发生的法律问题来看，主要是不能有效的判别贷款客户的资信。很多案例都是小额贷款公司与客户签订了个人借款合同、抵押合同、保证合同后，小额贷款公司原告依照合同约定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后，客户有失信甚至躲账的情形，有的客户甚至下落不明，从而导致小贷公司面临很大的商业风险。
1．目前，小额贷款公司没有进入金融业系统查询客户资信度的权限，不能有效识别客户的多头申贷等不良现象，这就大大增加了小额贷款公司的业务风险。
2．小额贷款公司的贷款对象主要是农户等弱势群体，他们大都以种植业、养殖业为主，但是这种种养业对自然条件有很大的依赖性，如果遇到自然灾害很容易形成自然风险。
3．因为对农产品需求和农户生产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容易导致严重的市场风险。
4．部分农户对小额贷款公司的认识上存在误区，认为小额贷款公司是国家对农民的扶助，在这样的公司借钱，按时还钱的责任相对减弱，很容易引发道德风险。
（五）小额贷款公司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
随着小额贷款公司在扶贫、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解决就业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的日益突显，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问题也逐步浮出水面，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缺乏明确的监管主体。《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凡是开展组建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的省级政府，应明确一个主管部门担负对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管职责，但没有具体明确哪一个监管主体。目前，各地的监管部门不一，一般是由省金融办、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公安部门、人民银行分支机构、银监部门以及各区市和县的小额贷款公司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对小额贷款公司进行共同监管。但是这种监管体制不健全的多头监管带来责任不明，效率低下等弊端。如果各部门间缺乏有效的协调，就会出现多部门互相争权造成监管的无序，或者是多部门互相推卸责任造成监管的盲区，从而导致监管的虚拟化。
三、完善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建议
（一）制定高位阶的法律法规
小额贷款公司在我国还处于初级阶段，缺乏与之相配套的完善的法律法规。虽然相关部门对小额贷款了《指导意见》、《中国人民银行、中国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农村资金互助社、小额贷款公司有关政策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小额贷款公司执行的通知》、《财政部关于开展县域金融机构涉农贷款增量奖励试点工 作的通知》等相关规定，但这些政策规定的法律地位低于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过低，再加上各省的落实情况也存在差异，对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没有什么约束力，容易造成制度上的混乱，而且都是以粗线条、原则性的规定为主，这些都限制了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所以需要制定更高位阶的《小额贷款法》来规定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有效解决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市场准入、融资渠道、监管等一系列的问题，维护小额贷款公司的合法权益，确保小额贷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二）完善法律法规以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法律性质和地位
由于对小额贷款公司的性质不明确，导致公司发展的小规模性和监管的缺位或重叠，所以应尽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的身份。笔者认为应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非金融机构，原因有二：一是小额贷款公司“只贷不存”，这个特点有利于防范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其监管程度也可以低于金融机构，这样不仅有利于融资，而且可以缓解金融监管的压力；二是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服务三农，目前农村已经有了农业发展银行、农村合作社等商业性质的银行，如果再让小额贷款公司成为这种商业银行，必定使贴近农村、运营成本低等优势消失，造成偏离服务三农的初衷，所以应将小额贷款公司定位于非金融机构。
（三）多方拓宽融资渠道
“只贷不存”是小额贷款公司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主要特点之一，而就是这种依靠一条腿走路的方式导致小额贷款公司面临资金不足的问题，这也是当前在小额贷款公司发展中面临的普遍难题。目前，小额贷款公司主要是靠资本金运营的，从商业角度分析它实际上是一个投资公司，投资人要承担巨大的风险，资本金成本太高，回报则仅是利息，导致不可能成为真正盈利的商业模式，从而影响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壮大，所以应拓宽融资渠道，支持其可持续发展：一是可以适当增加公司的注册资本金，按照股东的出资比例增加出资额度，或者增加股东的人数等吸引新的资本参与进来；二是可以放宽公司从银行融资的限制，提高向银行金融机构的融资比例；三是地方政府可以为小额贷款公司加大资金、税收等扶持力度，加强小额贷款公司的发展后劲。
（四）多措并举加强风险管理
要实现小额贷款公司的壮大可持续发展，必须先解决贷款风险的问题，降低呆账坏账的比例。首先，要有规范严格的业务流程，岗位之间要严格控制、互相制约，制定统一的农户资信度标准，加强与银行业的业务合作，减少操作风险。其次，在贷款前必须重点审查借款人的信用状况和经营业务的合法合规性，同时结合贷款人的经济经营状况决定贷款的数额，在贷款后还要随时观注借款人的经营状况，保证所借款项的安全运作。
在当前国际金融业由“分业经营”逐渐转向“混业经营”的背景下，国内的金融监管仍以分业监管为主，各部门自成系统，涉及部门间监管合作的法律制度急缺，且金融监管的支持系统还有待加强，金融控股公司与准金融控股公司的不断涌现，加剧了跨行业违规与分业监管之间的矛盾，业务交叉监管的空白，增加了金融风险爆发的可能性，建立健全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制度，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在金融全球化背景下，金融风险的影响范围也是全球性的，因此，也必须加强国与国之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一方面，制度化各类财政监管部门的合作与协调程序，重点完善信息共享途径与方式上的法律制度。另一方面，在坚持国家经济、平等、互利基础上，实现国际间的金融监管合作与协调，共同制定相关的国际金融监管法律文件，形成具备一定规范效力的软法。
2.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当前，国内的金融业信息披露制度仍存在许多漏洞，关于金融风险的信息披露法律条例较少，且内容单一，缺乏可行性。对信息披露法律制度的完善，需要从以下四方面入手。首先，完善信息披露的内容。增加对资本结构定性披露与定量披露方面的法规制度，并对银行账户的股权与利率风险披露方面作出规定。其次，对信息披露频率进行完善，规范具体的信息披露程序，包括对信息披露的日期、途径、频率等方面的规定。第三，协调信息披露与商业保密保护之间的分歧。掌握信息披露的尺度与权限范围，结合特定时期要求，制定科学、合理的信息披露标准与法律条例。最后，明确信息披露的法律责任。通过立法，明确信息披露归责原则与责任主体，多元化责任承担方式。
3.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
金融机构需结合自身经营目标，纳入市场约束与内部管理，进行金融监管活动，通过合理沟通，为金融机构提供先进的管理理念与技术，以此来确保金融机构监管目标能得到有效实现。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建立健全激励相容的金融监管法律制度，最大化投资者与金融机构的利益，来实现激励相容监管。
首先，中间业务法律关系复杂、多样，容易滋生法律风险。中间业务往往是不同金融产品的组合和衍生，在法律关系上必然表现为多重法律关系的组合，不同权利、义务的衔接，其中，还需相当的灵活性，以满足不同客户的不同需求。一项中间业务产品是否成功往往取决于其法律框架的设计是否合理、缜密，表现为既要满足客户的需要，又要具有操作性，同时还要符合现有的法律、法规。
其次，中间业务产品的创新性与法律、法规相对滞后的矛盾突出，导致其隐藏着巨大的法律风险。商业银行利用现有的资源如网络，在不增加银行资产和负债的情况下为客户提供各种增值服务是中间业务的重要特征。因而，创新是中间业务的必然要求。国内银行中间业务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服务与证券、保险市场的结合方面，主要是证券资金清算、银证合作、资产证券化等；二是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网上银行服务。然而，这两方面的法律、法规十分缺乏。以网上银行为例，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网上银行业务管理暂行办法》，主要是规范商业银行开展网上银行业务的准入条件、审批及风险管理，侧重监管职能，而未涉及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权利义务安排，其中涉及的电子认证、电子货币及电子资金划拨等方面的法律，在我国还不完备，使得中间业务的创新缺乏一个完善的法律环境，因而使得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法律风险更加突现。
再次，由于我国《商业银行法》确立了银行不得经营证券、保险业务的分业经营模式，使得中资银行面对混业经营经验丰富、管理理念先进的外资银行，不得不小心翼翼地通过设立金融控股公司的形式打混业经营中间业务球，使得商业银行随时面临可能被央行处罚的法律风险。
由此可见，如何有效地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已经成为商业银行发展中间业务过程中不得不直面的关键问题。那么，商业银行怎样才能有效地控制中间业务法律风险呢？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通过旅行社进行旅游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一种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娱自乐的旅游方式———自助游出现了。近年来，在全国各大中城市，自助游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但是，在自助游过程中，经常因突遇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等发生伤亡，参加自助游的游客或家属把组织者告上法庭，要求承担责任，而组织者认为自己仅仅起组织作用，并未从中获利，所以不应承担法律责任。鉴于目前法律对自助游没有直接的规定，因此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缺乏统一的规则，我们有必要在详细研究的基础上分析自助游中的法律风险，提出其防范对策，为立法和司法实践提供建议。
一、自助游的现状及常见的法律风险
自助游者自称“驴友”，其中的组织者称“驴头”。他们通过网络进行联系，确定参加人员、旅游的线路、出行方式、费用分担等事项。每逢周末或节假日，大家在约定地点集合，按照确定的方式拼车或乘车，也有的均骑自行车(大家号称“骑友”)，然后到事先选定的地点进行游览，所需费用(包括车费、门票费、饭费等)实行AA制，按人头均摊。自助游的驴友之间多不熟悉，只知道网名，彼此之间一般不过多了解。自助游一般以短途为主，多是一日游，但也有多日游的。自助游与普通旅游有三大区别：
一是自助游的组织者一般不以营利为目的。旅行社组织游客旅游，其根本目的是赚取利润。而自助游是群众自发形成的，组织者在其中只是起组织联络作用，所有费用据实结算、大家均摊。组织者多为有一定经济条件的人士，组织自助游出于业余爱好，并不想以此牟取利益。但是，随着自助游的发展，组织者发现参加自助游者多有一定的经济能力，往往不太关注费用的去向，于是出现个别组织者借此谋利的情况，其谋利手段也较为隐蔽。
二是自助游参加者风险意识相对较差，一般不投意外伤害保险。自助游的“驴友”多为中青年人，自认为身强力壮，一般不会出现危险，所以不会投保。且自助游的形式相当灵活，往往头一天决定，第二天就成行，而投保也多不方便，即使想投保也不知道去哪里办。而普通旅游中投保是旅行社的法定义务，旅客对此不必过多操心。
三是自助游危险系数高。普通旅游一般由旅行社选择成熟路线和景点，并由导游统一组织，出行也有专门的司机和车辆，危险系数相对较低。而自助游多选择没有开发的山区，带有探险的性质，且一般没有专门人员领路，经常遇到无路可走的悬崖峭壁，或遇到风雨、洪水等自然灾害。另外，自助游多是驴友自己开车或拼车，也有自行联系车辆的，司机开车技术参差不齐，难以确保行车安全。
自助游的法律风险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是发生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风险。自助游过程中经常发生交通事故，导致驴友受伤甚至死亡。一旦出现事故，围绕损害赔偿就会出现争议，受害者往往要求司机或组织者赔偿损失，而司机和组织者均以无偿提供服务为由拒绝赔偿。2007年6月，西安“玩不够”户外俱乐部的王某、曹某等人共同制定路线，在西安多家网站发帖公布户外旅游线路。市民李女士、王先生于6月29日参加了该次旅游，并各自交纳了130元的旅游费用。7月1日，由于客观原因俱乐部决定改变路线，在返回过程中，多数驴友体力不支。曹某根据大部分驴友的意见，雇用了一辆无牌照的报废轻型卡车。由某村便道返回途中，该车发生交通事故，肇事司机当场死亡，李女士右肱骨粉碎性骨折，王先生闭合性胸部损伤，其余20多名驴友均不同程度受伤。事后，因赔偿问题协商未果，李女士、王先生将组织者王某、曹某告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王某、曹某帖子，组织包括两名原告在内的驴友进行户外活动，并收取一定费用，其与原告之间的旅游合同成立。作为户外活动的组织者，两被告对驴友负有一定的安全保障义务，应充分考虑户外活动的风险性。同时，自助游具有一定风险，原告对此类活动的特点应该知晓，原告自愿参加，即有自愿承担风险的成分。原告所受到的伤害是由交通事故造成的，被告王某和曹某并非直接的侵权人。由于侵权的肇事司机当场死亡，原告明确表示不再追究肇事司机的侵权责任，王某、曹某应顺位成为责任主体。综合考虑此类活动的特点，法院认为王某、曹某应当对原告遭受的实际损失，承担40%的赔偿责任。
二是发生意外伤亡时的损害赔偿风险。在自助游过程中，也经常发生意外伤亡，如有驴友掉下悬崖，有驴友被山洪冲走，也有驴友突发疾病死亡。当这些伤亡发生时，受害者或其家属也多以组织者或同伴为被告提讼，要求赔偿。而组织者或同伴均辩称自己没有责任。2006年7月7日，梁某在南宁时空网发帖，召集网友报名到武鸣县的赵江进行户外探险活动，费用AA制，受害人骆某参加了这次活动。当晚，该团队在赵江河谷较为平坦的石块上搭帐篷露营休息，其中骆某与陈某同住一个帐篷。当晚至次日凌晨，该地区连下了几场大暴雨。7月9日上午7时许山洪暴发，骆某被冲走后遇难。骆某父母向法院，请求参与探险的其他12人承担赔偿责任。南宁市青秀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户外探险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所有参与人均是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均属自发参与活动，虽然彼此之间并无任何合同关系，但不能免除应当承担的责任。梁某是此次户外活动的发帖人，具备疏忽大意、疏于防范、未尽职责的重大过失;其余11名被告盲目跟随梁某前往，主观上亦有一定过错，对于骆某死亡的损害后果，仅需承担本案中最轻的责任;骆某在团队中既未完成自救的义务，也未完成救助他人的义务，故在本案中应承担比除梁某之外的11名被告更重的责任。因此，酌定骆某、梁某与其余11名被告按2.5∶6∶1.5的责任比例承担本案的民事赔偿责任。判定梁某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16.35万元，其余11名被告连带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4.84万元。再如，2007年3月初，郝某、张某在网上发帖组织一次网友自愿报名参加的野外登山活动，并公布了活动路线、集合时间和地点、相关注意事项及免责声明。在3月10日的活动中，参与者行走时间大大超出了预订的计划，一直持续到当天的午夜。参加活动的孙某突然出现虚脱症状，后经多方抢救无效死亡。经法医鉴定，孙某系由于寒冷环境引起体温过低、全身新陈代谢和生命机能抑制造成死亡。孙某的父母一纸诉状将活动发起人郝某、张某告上了法庭。经过一审和二审，法院认定，郝某、张某在本次自助式户外运动中，并未出现明显的重大错误，作为组织者对参与者尽到了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孙某所受损害的发生，原因在于自助式户外运动本身所具有的自然风险及其自身身体状况，作为组织者的郝、张二人对此并无过错，不应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3］。
三是发生火灾的风险。自助游的线路多为没有开发的山区，山高林密，在秋、冬、春季节，很容易发生火灾。驴友在野外抽烟、做饭等都是火灾隐患。一旦发生火灾，很难扑救。实践中有的山区村庄禁止自助游者上山旅游或者禁止带火种上山，但是多数农村没有此种意识，对自助游者没有任何防范。这一风险不是本文重点，在此不赘。
二、自助游风险的法律分析
(一)自助游交通事故风险的法律分析
自助游中的交通事故主要有如下几种：一是驴友之间发生交通事故，二是驴友与他人发生交通事故，三是驴友雇佣其他机动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可能致驴友伤亡，也可能致他人伤亡。不论致何人伤亡或财产损失，都应该根据交通事故的责任确定原则和赔偿标准进行处理。容易发生争议的是驴友乘坐其他驴友驾驶的车辆受到伤害，而驴友司机承担事故全部或部分责任时的民事赔偿问题。司机会认为他是无偿为对方提供服务的，即使对方支付一定的费用也是所谓均摊的“油钱”，因此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或应少承担责任。对这一问题，作者认为，驴友司机对经其同意乘坐本车的其他驴友，应当负安全保障义务，而不论是否为有偿服务，有偿与无偿只是其行为是否违法的认定标准(如果是非营运车辆，则法律禁止有偿载客)，而不是是否承担民事责任的依据。对于无偿搭载的驴友，司机在承担赔偿责任时可以酌情适当少承担一部分，因为驴友自愿乘坐他人车辆，对乘车风险应该有所预见;对于有偿搭载的，则应该在司机责任范围内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有偿与无偿的划分，不能简单以是否收取费用为界限，如果大家是以均摊“油钱”的方式向司机支付费用，则不宜认定为有偿服务。
对于在旅游过程中由组织者雇佣车辆发生交通事故的，应该根据事故责任认定确定的责任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组织者雇佣的是没有营运资格的司机和车辆造成交通事故的，则组织者由于存在过错，也应承担一定的责任。正如前文所述西安的案例中，由于组织者曹某雇用无照报废卡车发生事故，法院判令组织者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二)因意外灾害或事件发生人员伤亡的责任分析自助游中发生驴友坠崖、被洪水冲走，突发疾病等意外灾害或事件时，其损害赔偿就成为法律问题被提出，受伤驴友或死亡驴友家属多将组织者或其他驴友作为被告诉至法院。前文所述第二和第三个案例就是其典型。此类案件中，法院多判决组织者对伤亡驴友承担一定的责任，伤亡驴友自身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判决组织者承担一定责任的理由是：组织者在活动组织过程中对参加者没有尽到最大限度的保护义务，主管上存在疏忽大意、疏于防范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同时，考虑到社会公平，让组织者也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同时，由于伤亡驴友属成年人，有认识和判断自助游活动危险性的能力，其自愿参加活动，就应对其行为负责，对意外伤亡所造成的损失承担主要责任。
受伤或死亡驴友应对其伤亡承担主要责任或全部责任，其原因有三：一根据“风险自负”原则，驴友作为完全行为能力人参加自助游，就应该对其中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其自愿参加活动就意味着愿意承担其中的风险。二是意外伤亡多为驴友自身过失所致，如上述案例中骆某在山谷中搭帐篷过夜、孙某对自身身体状况认识不足且未采取足够的保暖措施，这些过失是导致伤亡的主要原因。三是其他驴友包括组织者对伤亡驴友没有法定的安全保障义务。自助游多为非营利性的活动，组织者在其中主要起联络作用，现行法律没有规定组织者要对自助游参加者的意外伤亡负赔偿责任。但是，如果组织者有明显的过错导致驴友伤亡的，应根据其过错大小承担相应的责任。如在上述第一个案例中组织者雇佣没有驾照的司机驾驶报废车辆运送驴友发生交通事故，组织者存在明显过错，因此应对受伤驴友承担一定赔偿责任。
(三)自助游组织者有偿与无偿组织的责任分析
从法律上讲，组织者组织自助游活动，无权营利，但是个别组织者看到自助游当中的商机，便以此作为牟利的手段。如果组织者借此营利，其行为首先违反了法律关于未经批准不得组织有偿旅游活动的规定，其次，其行为涉嫌欺诈，组织者在组织自助游活动中营利，往往是采取隐蔽手段进行，参加活动的驴友多对此并不知情。
从对旅游活动参加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上讲，营利性的旅游与非营利性的自助游有着明显的界限。作为营利性的旅游活动，只有经依法批准的旅行社才有权组织;且旅行社组织旅游活动，要有足够的安全保障措施，必须为游客办理旅游意外伤亡的保险。一旦发生游客意外伤亡，旅行社和保险公司要根据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法律对其责任有明确的规定。而作为纯粹的自助游活动，完全是群众自发进行的一种自娱自乐的活动，根据“风险自负”的原则，自助游的风险一般应由参加者自己承担，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组织者的责任，除非组织者有明显的过错，否则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如果组织者在自助游中进行了营利活动，则应承担更大的安全保障义务，对驴友的意外伤亡承担责任，除非是因驴友的故意所致，即使是驴友的过失造成的伤亡，组织者也应予以承担一定的责任。营利和非营利(即有偿和无偿)作为区分自助游组织者责任的重要标准，其理论依据就是有偿民事行为与无偿民事行为的重要区别，对于有偿民事行为，得利一方应对对方负相当于买卖合同的义务，在有偿自助游中，就应负与旅行社相当的义务;而对于无偿民事行为，一方当事人对对方只应负相当于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善良注意义务，在无偿自助游中，组织者只负一般的善良保护义务，而不承担与旅行社相当的义务。
三、发达国家对户外运动风险的处理原则
自助游活动在我国兴起，是近几年的事情，但是在发达国家，却是早已有之。发达国家把它视为一种户外运动的体育项目。自20世纪60年代起，集户外探险、旅游、健身为一体的体育运动在欧美国家发端并成为一种时尚，如汽车拉力赛、摩托车赛、单板轮滑、滑雪、登山、自行车攀爬、探险等。一些户外运动被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承认为比赛项目，但是更多的户外运动项目则是被公司性质的户外体育运动组织者以商业化的方式进行运作管理，其组织活动已经形成较为规范的运作模式。在这些户外运动中，也经常发生参加者或观众意外伤亡事件，美国的部分州立法和法院判例对其中的风险进行了划分［4］。发达国家的户外运动与我国的自助游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在风险防范上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因此对我们处理自助游中的意外伤亡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美国关于户外运动的风险划分，经历了从“风险自负”到“对风险自负进行必要的限制”的过程。早在1929年，法官卡多佐在Murphy案中适用了“风险自负”原则。该案中，原告在观看被告组织的骑马旅游活动时，一个从马上摔下的参赛者导致原告受到了伤害。卡多佐指出，只要此类运动项目存在的某些内在风险是明显的和必然的，参加此类运动项目的当事人就应当承认该风险的存在［5］。所谓风险自负原则，《美国侵权法重述(第二次)》第496A条指出：“原告自愿承担由于被告过错或者鲁莽行为而可能造成伤害的风险。”意即：原告明确同意免除被告保护原告应当履行的注意义务;原告自愿参加某些涉及风险的活动并因此默示免除被告的义务。
随着户外体育运动的发展，组织者为规避风险，一般要求参加者签署一份风险自负的协议，该协议的目的之一是向参加者宣示该运动的潜在风险，二是一旦发生伤亡，组织者便藉此主张免责。免责条款虽然是在双方自愿的前提下签订，但是如果免责条款免除了组织者的谨慎注意义务，则该免责条款应属无效，因此，美国一些州通过专门立法禁止被告在合同中纳入因为自己行为不当而免责赔偿的条款。“在Lamp案中，原告在参加摩托车比赛前签署了两份责任免除合同，但是在比赛中因为躲避障碍物而撞到了隐藏在野草中的树桩上而受伤。法院判决被告未能清除树桩构成故意和放任的不诚实行为。即使该树桩远离赛道，被告也应当预见到一旦车手在高速疾驰的过程中失控就有可能造成严重事故，因此法院判决这两个免责条款无效。”［4］
四、我国处理自助游风险的法律对策
美国的立法经历了从风险自负到对风险自负进行必要限制的过程，其目的是督促组织者对参加者尽最大限度地注意和保护义务，是把尊重和保护生命当作最重要宗旨，在此之下，促进户外运动健康发展。对于我国而言，自助游是一种新型的群众性的集娱乐、探险、旅游、健身为一体的体育运动项目，群众有参与的积极性，法律没有必要禁止，相反，应适当引导，使之规范发展、安全有序。为此，作者提出如下对策和建议。
(一)通过立法明确禁止个人有偿组织自助游活动
自助游多为个人组织，根据现行法律，个人或非依法批准的旅游企业无权组织有偿旅游活动，对组织有偿旅游活动的个人或单位，有关部门应该严厉查处。但是，相关法律却没有明确的禁止性规定，因此，立法机关应通过适当方式明确禁止个人或非旅游企业组织有偿旅游活动。
(二)制定相关司法解释，明确自助游组织者和参与者的权利义务
由于现行法律没有关于自助游的规定，所以司法实践中，法院根据《民法通则》和《合同法》的基本规定来处理相关案件，掌握标准也极不一致。上述西安案件和南宁案件中法院均判令组织者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南宁案件中还判令其他参与者也承担一定的责任。再如2007年的天津李炜案中，法院也判令组织者承担赔偿责任。李炜参加了单位委托某俱乐部组织的登山活动，被一块滚落的巨石砸死。家属将组织者和景区诉至法院，法院审理后认为组织者组织管理不当，景区也未向游客提供保证绝对安全的攀登场地和出险的应急处理措施，应共同承担李炜的死亡赔偿责任。但是前述孙某意外死亡案件中，法院却判决组织者不承担赔偿责任。鉴于实践中裁判标准不一致的问题，作者建议最高法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明确自助游中当事人的责任。具体责任划分应坚持以下原则：
1.明确组织者的安全保障义务。驴友参加自助游，是为了享受其中的娱乐、探险和健身的乐趣，但是驴友的人身安全却更加重要，我们不能为了鼓励此类活动而置群众的人身安全于不顾，二者相较，后者更为重要。所以，作为组织者，只要组织自助游活动，就应对出行线路、天气、参加者状况(年龄、性别、身体条件，携带物品等)有全面的了解、要求和掌握，确保旅游安全。旅游过程中出现因组织者计划不周、线路不熟悉、救助不及时等过错导致人身损害的，组织者应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2.明确参加者的风险自负责任。由于自助游为松散型自助旅游活动，参加者应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所以参加的驴友应对自助游当中存在的风险有足够的认识和预见，如果因纯粹自身原因导致伤亡的，应由其自己承担民事责任，风险自负。2002年北京大学山鹰登山社五名队员攀登希夏邦玛西峰时全部遇难，在登山前，队员与北京大学签订了生死协议，即出现意外伤亡时，风险自负。因此，通过立法提高群众的风险意识就显得非常重要，目的在于引导和教育群众不要盲目参加危险性高的自助游活动，要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对于未成年人参加自助游的，应由其监护人带领或委托其他成年人带领方可参加。如果组织者允许未成年人单独参加自助游的，组织者应对其承担监护责任。
3.明确自助游参加者的互相救助义务。自助游虽为松散型的旅游活动，但是由于自助游当中客观存在着各种风险，在特殊情况下，需要相互协作帮助，才能够克服困难，因此有必要规定参加自助游的驴友相互之间有互相协助的义务，即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遇险或发病的驴友进行救助，如果有能力救助他人而不尽义务的，应当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
4.加重有偿组织自助游者的损害赔偿责任。为打击以组织自助游作为营利手段的不法行为，降低盲目组织自助游的风险，有偿组织自助游的组织者，应对自助游活动中意外伤亡的驴友承担与旅行社相同的赔偿责任。之所以规定承担与旅行社相同的责任，是因为其营利行为类似于旅行社，就应该像旅行社那样对游客尽更为严格的安全保障义务，而不是承担等同于一般无偿组织者的责任。
(三)加强自助游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旅游安全意识
为有效降低自助游的风险，加强宣传教育是重要手段。新闻媒体应当通过典型案例等形式加强对自助游风险的宣传，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作为组织者，首先应当树立安全意识，对自助游当中可能遇到的各种风险都要有充分的考虑和准备，一旦发生意外，能够迅速进行救助。对参加者而言，应当在充分认识风险的基础上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自助游活动。
(四)开展自助游的意外伤亡保险
保险是降低旅游风险的一个重要手段，保险公司应主动开发自助游意外伤亡保险的市场，为自助游者提供一道安全防线。组织者应积极督促参加者主动参加意外伤亡保险，参加者也应提高保险意识，主动投保。这样，即使发生意外伤亡，受害人或其近亲属可以通过保险获得一定的赔偿，把损失降到最低。
总之，自助游是新生事物，需要我们不断总结经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才能够使其健康发展，真正成为人们休闲健身的一种娱乐方式。
注释:
［1］郭红.户外游驴友遇车祸受伤，组织者被告上法庭判赔偿［EB/OL］.西安新闻网，2008-12-29。
［2］赵丰果.驴友遇难，亲属状告同行者［N］.竞报，2006-11-08。
电子合同是电子商务环境下形成的。其法律风险主要体现在认证和电子签名等方面。电子合同的安全性、易改动性、不规范性、非证据性严重影响了网上交易市场的安全性和公平性，使在线交易市场秩序混乱。其涉及的法律风险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电子合同的法律效力，二是点击合同等类型的电子合同效力问题。电子合同中潜在的法律风险也是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主要法律风险之一。
(二)信息与数据安全风险
由于电子商务是基于互联网进行的交易活动，因此也存在着安全性等问题。对于电子商务经营者来说，确保商务通信的安全及保护客户信息的安全和完整至关重要。如果商务信息被人知悉，就可能丧失商机，也有可能使消费者受到损害。因此，电子商务营销活动要确保信息的保密性、真实性、完整性，确保交易的不可否认性。否则，确保如果无视信息安全和合法的数据保护的要求就会面临法律风险。
(三)知识产权风险
知识产权的内容包括著作权、外观设计权、专利和商标。如何应对知识产权风险，企业要从两个维度来考虑:一方面，从事电子商务营销可能对他人知识产权的触犯，即存在侵权风险;另一方面，可能被他人对自身知识产权的侵害，即存在被侵权风险。
(四)商业信用保证风险
电子商务同样面临着传统交易中的商业信用问题。如果从事电商营销不能严格履行合同，出现产品、商品和服务的质量问题，将会造成商业信用不高，进而会损害电子商务的形象和商业信誉。此外，由于我国尚未建立公民信用制度，网络交易中大量的不实交易也冲击着人们对网络的信任，电子商务中存在着的诸多的欺诈信息也将会使交易双方面临着法律风险。
二、从事电子商务时法律风险的防范措施
(一)电子合同法律的风险防范
订立电子合同时，应根据其特殊性进行操作，对电子合同进行存档，同时利用第三方交易平台实现合同的完成，是解决目前电子合同缔结方面有关法律不完善这一问题很好的途径。消费者应重点留意电子合同由合同提供方采用一定的技术方法所提示的格式条款，确保合同一方能够充分地审阅电子格式合同，避免签订电子格式合同过程中的不规范操作。同时，电子商务的企业应当注重在电子商务活动中的自我保护意识。
(二)知识产权的风险防范
企业在参与开展电子商务活动中应当高度重视知识产权侵害的风险。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应树立尊重知识产权的意识，遵守知识产权法律法规，注意识别具有特殊形式的知识产权，避免不恰当使用技术手段从而导致的知识产权侵权。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企业时应要对本企业的知识产权进行自我监管，保护自身其不受侵害，注意维护自身拥有的知识产权。
(三)网络技术法律的风险防范
电子商务的安全问题与安全立法、网络技术、人员素质、电子商务的应用环境等有关的较为复杂的系统问题。这需要企业必须进行网络安全的评估，加强网络安全防范建设，堵住安全缺口，做好系统的软硬件系统组件，包括到入侵和攻击时的应急和恢复计划，数据、设备的安全与维护，各种服务的安全运行级别，受网络安全管理职能的分配与责任分担、口令安全管理等网络技术安全管理各项措施，用户的权利分级和责任等。
二、法律风险事中控制
近年来，招远市供电公司通过严把合同管理的每道环节，有效防止和减少了管理漏洞的出现，极大地完善合同管理制度体系，使合同管理工作步入了规范化管理的轨道。按照市场规律，依法规范合同管理。严格执行《国家电网公司合同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合同管理实行“六统一”（统一归口、统一职责、统一流程、统一分类、统一文本、统一平台），实行承办人制度、审核会签制度、授权委托制度、合同备案制度、监督检查制度。要求合同必须根据其内容涉及的业务范围经相关部门审核同意后方可签订；合同由非法定代表人签署时应取得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公司签订的重大合同要向上级部门备案。为了规范与促进合同管理工作，防范风险，公司要求合同归口管理部门、审计、监察以及其他部门对本单位的合同管理工作进行监督与检查。开展合同的信息化管理工作，采用了“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作为合同管理的信息化平台，除了《供用电合同》、《物资采购合同》，所有合同都要在“经济法律管理业务应用系统”上流转。建立健全招投标活动法律保障机制。法律人员深度参与招标活动，遵循依法、独立、客观、公正、审慎的原则，提供全过程法律服务，并在招标活动中发挥决策参谋、服务保障和风险防范的职能。
2法律风险评估的维度和风险点赋值
法律风险的评估就是借用了统计学、运筹学以及其他风险管理中的理念，根据企业法律风险后果的严重程度、发生的概率等，评估出各个法律风险点的重要程度和分批应对的顺序，为是否采取应对措施或采取何种应对措施提供决策的依据。这其中，维度和赋值设置的合理与否将直接导致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并进而影响风险解决方案的制定，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2.1选择确定符合企业特色的法律风险评估维度
法律风险评估有自身的基本维度，主要是法律风险后果的严重程度、法律风险事件的发生概率、不利后果对企业的影响。通过对各个法律风险点这三个基本维度的分析，可以得出具体法律风险点在各维度内的排序，并可以通过赋值和设定权重，得出各个法律风险点的综合分值，并最终得出统一的法律风险点严重性排序。实务中，由于企业的行业特征不同，法律风险评估时除了基本维度外，还存在其他的维度，如风险事件或风险行为的发生频度、预计损失或实际损失的幅度、责任的严厉程度或执法的严格程度、企业对不利后果的承受能力或风险控制能力等。
2.2针对不同维度设计合理的法律风险点赋值
法律风险评估过程中的赋值，就是对法律风险点从不同的维度赋予一定的分值，以便于衡量某一维度下法律风险的程度。尽管对于实际操作而言，赋值问题带有较大随意性，因为很多问题并没有标准或精确的客观数值，而只能依据主观判断来完成。但无论如何，以量化、公式化的方法来得出结论仍有其先进性，一方面它比单纯的定性分析更加科学合理，另一方面它所反映出的发展趋势也能为决策提供重要依据。而对于法律风险点进行多维度下的评估时，就需要通过给不同维度下的各法律风险点设定合理的赋值和权重，并通过对这些分值的计算得出确切的综合值，从而最终以简单的数值比较的方式对不同类别、不同维度值的法律风险点按严重程度进行统一排序。
3企业经营的法律风险管理应对策略
3.1基于法律风险管理视角优化制度
从法律风险管理角度去优化企业的规章制度，主要是根据法律风险评估的结果以及相关法律风险的成因分析、最优应对方法等，综合采用风险分散、风险转移、风险替代等方式，将解决方案植入企业的规章制度，使企业通过对规章制度的执行达到控制法律风险的目的。优化制度需要在认真研读原有规章制度、分析各规章制度的结构和涵盖面以及相互间关系的基础上，修改其中与法律相冲突的部分，增补法律风险应对措施，并理顺原规章制度的架构和内容。这其中最重要的是在规章制度特别是业务规范中增加法律风险控制的环节、增加保留证据的环节。
3.2基于法律风险管理视角重构流程
长期以来，企业只注意经营管理活动中与经营有关的一面而忽视了与法律有关的一面。企业管理范畴中，对于流程的设计很少考虑加入法律风险管理功能，即流程中欠缺法律风险管理环节和内容。同时，部分企业的管理流程并未真正形成体系，各流程之间缺乏互动和协调配合，从而造成企业在风险控制和效率方面无法形成合力。在这种情况下，需要对流程体系进行调整，使流程体系涵盖最主要的经营管理行为，并对重要的业务行为制定嵌入了法律风险管理措施的流程。法律风险的来源与防范从根本上都要落实于日常的业务环节中，这就要求企业的业务管理人员在业务流程的设计、业务操作的规范上下大功夫。
3.3以运筹思维制定法律风险管控方案
从运筹学角度来看，任何一个风险都可以找出其约束条件和量化的关系，并借此判断出量化的结果。法律风险管理的实质是用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将法律风险控制在企业可以接受的范围内，而不是对每一个法律风险作出明确的法律解释和界定，从而为实现从事后救济到事前预防的转变找到突破口。因此，一方面，企业法律风险管理应和企业管理水融，不能削足适履;另一方面，法律风险管理的特质化和实践性以及不同企业所面临的法律风险种类的不同，也需要采取不同的管控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