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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的发展，世界各国的文化相互交流、融合和吸收，当今已成为多元文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生活在多元文化中。多元文化是与单一文化相对而言的，指在某一区域或阶层中同时有多种文化存在，这些文化相互独立同时又有着联系。在我国英语教学中融入母语文化的教学，对提高学生英语水平、提升学生的文化素质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这还能有效地促进母语文化与英语之间的双向交流。然而，目前我国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缺失问题严重，迫切需要改变这种局面。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及具体表现
（一）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的迷失
目前，人们已经意识到学习文化与学习语言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在学习英语的同时对英美文化进行学习。人们也不再争论在学习英语时是否需要学习英语文化，而是讨论如何学习英语文化、教师应该怎样教。然而，近年来，西方文化在我国非常盛行，尤其是在校园中。学生们已经开始适应吃快餐的生活，过西方的节日，喜欢说唱音乐。学生作为年轻人，对西洋事物感兴趣并没错，这也是因为他们学习英语时接触到了西方文化。然而，如果让学生使用英语来对本民族的文化进行介绍时，他们却哑口无言。我国之所以要对广大的学生进行英语教学，其目的是为了帮助我国与国际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一方面能够学习世界先进的生产经验和技术，另一方面还可以使用英语这门世界语言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及民族风俗推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所以，英语教学是为了双向交流。然而，当前许多学生在与外国人交流英语文化时，能够说出一口流利的英文，能用英文侃侃而谈，但是当外国人对我国文化感兴趣时，他们却无法表达本国文化，这不仅让外国朋友感到非常吃惊，同时也让国人感到担忧。英语教学本要进行跨国交流、双向文化交流，但是当前的情况却是单向交流，这也表明在我国的英语教学中存在问题――在英语教学中，对目的语文化的关注较多，而忽视了母语文化。
（二）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具体表现
1.英语教学中母语文化的孤立
在学习英语时，语言知识往往会发生迁移，发生正迁移时能够有效促进学生英语水平的提高，而如果发生负迁移，则会阻碍学生英语交际能力的提升。在学习英语前，我国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够使用母语进行交流。所以，英语交际能力的获得必然受到母语交际能力的影响。而人类交际的手段都是相同的，所以良好的母语交际能力能够促进英语交际能力的提高，是英语知识发生正迁移的重要保障。但是在目前的英语教学中，往往没有关注这种正迁移的作用，而把重点放在了英语与汉语交际模式的差异上，在此进行研究必定会产生负迁移，导致母语正迁移的影响效果逐渐丧失。即便是英语与汉语文化相异，但是其中也有许多相同的地方。从一些俗语中就能看出来这些共性，如：“花钱如流水”英语为“to spend money like water”，“血浓于水”英语为“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英语与汉语之间还是有较多相似地方的，可以此为突破点，打破英语与汉语之间缺乏往来的现象，把中国文化融入英语教学中，避免中国文化受到孤立。
2.跨文化交流的片面理解
在英语教学中，由于教材中的内容有限、教学方法需要改变等问题，英语教师在课堂上讲解了大量的西方文化，学生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产生崇洋思想，日益严重。与英语文化受到的特殊待遇不同，在英语课堂中，汉语文化却受到冷落，没有获得与英语文化平等的地位。所以，学生在生活中往往谈论着国外的文化，而对我国自身的文化却了解不多。如果说我们之前在国际交流中遇到各种各样的交流障碍是由于对西方文化的不了解，但是如今当我们在英语教育中大量融入西方文化后，中国文化的含量几乎空白。在国际交流中，这种负面的影响作用更为严重。前国家副主席曾经对我国英语教学中的汉语文化缺失感到痛心，他说我们的学生无法用英语表达一个“早饭吃了什么的”简单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不知道用英语如何表达“包子”“油条”“稀饭”等。而当外国人想要询问儒教文化时，我们的学生却是空有满腹经纶，但就是不能正确表达，有时候甚至都不知道孔子的英文译名。如此简单的问题都无法回答，那么，弘扬中国文化、推广中国文化的任务就更无从谈起。所以，中国文化在英语教学中缺失的现象必须引起每一位英语教育工作者的关注，改变外语教育的错误观念，要坚持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目前，比较可喜的是广大英语教师以及英语教育工作者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并且都积极寻找对策，开始着手解决该问题。
二、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的意义
（一）英语语言学习的重要保障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之一，也是文化的重要构成部分。文化的传播需要借助语言的力量，语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整体。正是由于这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英语教学中必须加强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在教学中，对比英语文化与汉语文化之间的相似点和差异点能够加深对二者共性的认识，这也利于英语学习。目前，我国的英语教学主要是将英语的语言基本技能和语言交际能力作为教学重点，并非通过英语学习重新对汉语文化进行认识。学习英语的学生基本上已经对汉语的文化有所了解，所以在学习英语时，通过英语对各种文化进行的理解都是以汉语文化的理解为基础。学生在学习英语时，可借助自身对汉语以及汉语文化的理解，促进对英语的理解;可增加英语学习中的正迁移，降低负迁移，提升英语交际能力。所以，在英语学习中融入母语文化，也是英语语言学的需要。
（二）培养国际文化交流能力的需要
在英语教学中存在着一种错误观点，认为只要能够掌握英语的听说读写技能，了解英语文化环境，对英语国家的文化背景有所了解，就具备了国际交流能力，就能够在跨文化交流中发挥作用。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些年来，英语作为一种强势文化，对我国文化的影响巨大。学生在学习英语的同时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追捧先进科技，热衷西方文化，甚至产生了西方的消费观和价值观，却对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文化没有任何兴趣。国际交流是双向的交流，是文化的互相传递。交流的双方都应该对彼此的文化和风俗有所了解，充分尊重对方的文化，在这样的基础上，跨文化交流才能够正常进行。拥有跨文化交流的能力是英语教学中一直非常注重和培养的，然而在教学中，如果仅仅重视了英语文化的教育而忽视了母语文化，那么在跨文化交流当中只能进行单向交流，而这种交流也并非真正的双向跨文化交流。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在强调英语文化学习的同时，也要融入汉语文化。另外，在英语学习中加入汉语文化的学习，学生们对母语文化的了解加深，也能够与西方文化形成对比，发现其中的差异，无意间就提升了跨文化交流意识，促进了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高。如果在英语语言学习中只关注到了西方文化的输入，忽视了中国文化的学习，会造成学生在使用英语时不能够表达出中国文化，或者表达效果较差，出现词不达意的现象，在跨文化交流中就会处于被动的地位。所以，在英语教学中加入对中国文化的学习是十分必要的，也是平等、互利的跨国文化交流的要求。
（三）中国文化的继承和传播的要求
学英语不仅要学习如何使用英语，了解英语国家的文化和风俗，同时也要学会用英语将我国的文化传播到国外，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要求，不仅在于在跨国交流中能够双向交流，更在于能够将我国的优秀文化向世界进行传播。所以，在英语教学中，把西方文化学习放在重要位置的同时，还应该积极尝试使用英语表达我国的灿烂文化，将我国文化传播出去。然而长期以来，西方文化在我国英语教学中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英语学习者在表达西方文化时比较流畅，而表达中国文化时，一方面是对中国文化了解不多，一方面就是了解中国文化但不知道如何用英语表达，所以向外推广中国文化也就更加困难。正是由于这种情况，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不断渗透中国文化，加强对本国文化的学习，增强学生的文化自我意识，避免学生在学习西方文化之后产生崇洋的思想。同时，广大英语学习者在英语学习中要注重培养使用英语表达我国文化的能力，做到用熟练的英语将中国文化推向世界，做中国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如果我们国人都不能够用英语向世界展现我国的文化，又怎能让世界来了解我国文化？
三、英语教学中输入中国文化的措施
（一）在教材中融入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
让学生用英语进行跨文化交流一直以来都是英语教学的目的，英语教材对英语学习者具有引导作用，也是英语学习者的重要学习依据。但是，英语教材内容的设计长期以来只关注到了对英语国家文化的介绍，教材中几乎没有对中国文化进行引荐的内容。当前的英语教材当中，所有的课文几乎都是围绕着英语国家文化而展开的，只有极少部分的文章会略微提及中国文化，造成教学中缺少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课程内容，而此方面的英文资料又比较欠缺。长此以往，英语学习者对如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接触得较少，这就造成了无法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现象。所以，在当前的英语教学中，最为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变英语教学单一性以及片面性的局面，让英语教材中能够体现出文化的多样性和平等性。英语教材中要增加更多的关于中国文化的内容，要涉及多个方面，如文学、艺术、历史等，将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具备中国特色的文化融入教材中，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表达方式。这些内容可以通过我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译本获得，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相关英语文章获得。这样，通过英语教材中中国文化的加入，将传授文化知识与语言技能的学习统一在一起，让学生掌握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提高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
（二）发挥教师的积极作用
教师在英语教学中起着主导作用，所以在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就必须发挥教师的作用。英语教师一方面承担着英语教学的任务，另一方面身上还肩负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责任。英语教师必须加强对自身母语文化的了解，使用英语来传承中国文化。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时不断学习中国文化，培养跨文化交流意识。在英语教学中教师要发挥两点作用：一是在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文化。课堂教学中老师的引导作用很明显。教师向学生介绍英语语言文化无可厚非，但与此同时，还必须要将中国文化推荐给学生，引导学生发现两种语言之间的差异，既要领会西方文化的精髓，同时还要学会如何使用英语正确地表达中国文化。教师要将汉语文化的英语表达方式展示出来，充分发挥汉语的正迁移作用。且教师要对学生进行课外学习的引导，鼓励学生在课余时间通过网络等多种途径自主学习如何使用英语来表达中国文化。教师在向学生推荐优秀英文文学作品的同时，也要鼓励学生多阅读中国优秀文学作品的英译版，这样学才能了解两种语言文化之间的区别，同时也能够提升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的能力，培养平等的跨文化交流意识。另外，杂志、报纸、电影等多种媒体都是学生学习中国文化英语表达方式的重要途径，教师要调动学生的主观能动性，让学生主动参与到对中国文化表达方式的学习中。
四、结语
我国进行英语教学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通过学习英语能够提高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同时弘扬我国文化。但在当今的英语教学中，中国文化缺失的问题非常严重，英语学习者往往能够使用英语表达英语语言文化，但是却无法表达出中国文化，这不利于学生跨文化交流能力的提升。所以，必须在英语教学中融入中国文化元素，教会学生学会使用英语表达中国文化，这不仅能够提高学生的英语水平，同时还促进了平等的跨文化交流，也实现了英语教学的真正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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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文化失语”的现状
跨文化的交际是双向进行交流的，学习和了解文化的过程中，必须要认同中华文化，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的学生中，进行跨文化交流的时候，几乎都不能用英语准确地对中国的文化元素进行有效的表达。据相关的参考文献可以看出，一些高等院校的学生对于一些自己熟悉的东西可以叙述得很清楚，但是对于一些自己从未涉及过的东西却很少了解。这就说明了在进行英语教育的过程中，对英语文化的强调太过于重视，从而导致中国文化的传承出现缺失的现象，尤其是针对中国文化失语的现象［3］。语言作为文化的一种载体，如果对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语言也失去了本身的意义，那么就会失去语言的寓意。因此，学习英语文化不仅仅是对语言的理解和感悟，同时也是为了可以更好地进行交流。同时，在外来文化的吸收和处理的过程中，一旦出现问题也会影响本土的文化。在高校教学的过程中，对英语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现象，使得高校学生也失去了对中国文化的认同。
三、解决“中国文化失语”的对策
当前情况下，中国人民一直以来都在复兴中华民族，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中国梦的要求也较高。为了让世界更加了解中国，在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进行传播和分享的过程中，英语教学的工作人员有必要将中国优秀的文化传授给学生，从而可以有效地加强中国和世界之间的联系。
1.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就是生活在一定范围的文化历史中的人，对文化会产生一定的自知之明的感觉，并且对文化的发展和未来都有一定的认识。在对英语学习的过程中，应该首先找准自己的位置，并且把中国传统的文化和英语相互结合，从而起到取长补短的作用，并且把中国传统的文化传播和对外弘扬，采取英语创新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反映的措施，不断地培养高校学生对中国文化的传承。
2.教学素材
在教学的教材选择的过程中，一方面不仅仅需要侧重对中美文化背景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同时还应该注重一些国外作者撰写的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题的文章，比如关于中国的历史、文化、经济发展等，并且将这些内容融入到教材中。文化的弘扬和传播不仅仅要吸收一些外来的文化，还必须要对中国的特色用英语进行有效的表达，以此来对中国文化进行弘扬传播。总的来说，在教学的过程中，老师应该以学生为主，并且以课堂实践为主要的目标，努力营造一个语言和文化相结合的教学平台［4］。
3.教学方法
在课堂教学中努力创造学习的环境。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交际活动可以有效地对学习的人提供一定的基础，这种机会可以使得学生在课堂环境中对所学的知识创造性地使用。老师必须要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对相关的文学作品、文化背景和社会的相关关系进行有效的分析，从而对中西方的文化进行对比。
4.明确中国文化教学的目的
虽然在我国高校英语学习中，在教学大纲中对英语教材有明确的规定，但是却没有很具体地将相关的细节问题进行分析和对比，从而使得管理的思想存在着一定的零散性，并且整个的教学系统的目标都缺乏一定的系统性的模式，从而导致高校的英语老师对教学的活动仅仅是依靠个人的爱好。随着中国文化的不断融入和渗透，使得对整个中国传统的文化都缺乏了一定的整体的感知，从而会严重影响学生对学习的兴趣和态度。因此，相关部门必须要对高校英语教学进行明确化。
5.规范英语课程教学
在对欧美一些国家进行英语教育的过程中，一些学习使用的课程教材是具有兼容性的教材，在进行外语教育的过程中可以设置一些独立性的课程，这样就可以将本国的文化更好地融入到其中，从而可以使得本土文化可以传播的更好。除此之外，在我国高校英语课程教材编写的过程中，也可以借鉴一些国外的方法，从而有效地提高教学课程的质量，培养专业性的人才。
通过富有艺术情趣的问题的创设，将教学内容用巧妙的过渡串联起来，以实现课堂教学内容的转换和课堂整体结构安排的天衣无缝。我在教学《小壁虎借尾巴》一课时，运用了一系列富有艺术情趣的设问语言，把学生安然地从一个波峰送到另一个波峰上去时，一堂课就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而且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我的教学过程是这样的。
（一）自由读课文3～5自然段，同时思考：
1.小壁虎去向谁借尾巴了？结果怎样？
2.再读想一想，为什么他们都不能把尾巴借给小壁虎，用“因为…所以…”的句式说一说。
师过渡：除了你们刚才说的原因外，我想可能是小壁虎借尾巴时不礼貌，所以他们不借，是不是呀？（学生：不是）他借尾巴时是怎么说的？找出那几句话来读一读，从哪里看出他有礼貌？（指导朗读小壁虎说的话，通过“称呼：您、姐姐、伯伯、阿姨，商量：行吗？”体会）
3.出示小动物们说的话，指导朗读。要读出动物们有礼貌、无奈的语气，速度要慢一些。（先自由读，然后同桌互读、再指名读、分组读。）
师过度：老师发现小壁虎除了有礼貌，还有一个优点很值得我们学习，你们有没有发现？
4.出示：小壁虎爬啊爬，爬到小河边……小壁虎爬啊爬，爬到大树上……小壁虎爬呀爬，爬到房檐下……（通过“爬呀爬”引导学生感悟发现小壁虎遇到困难不灰心，不放弃。）
（发现课堂纪律不太好。师过渡：小壁虎有这么多的优点，我发现我们班的小朋友，也有很多优点，你们看（指一上课认真听讲的学生）这位同学上课多认真，坐得多端正呀！我看谁会比他坐得更端正。）
师过渡：同学们和小壁虎一样棒。那你们看小壁虎从小鱼姐姐、老牛伯伯、燕子阿姨那里没有借到尾巴，因为小动物们的尾巴都有各自的用处。借不到尾巴，多伤心啊！那你们帮小壁虎想想办法，他该怎么办呢？假如小壁虎还不放弃继续向其它动物借尾巴，它会来到什么地方，向谁借，怎样借，能借到吗？
5.模仿说话。
模仿课文说一段话，（出示投影字幕）小壁虎爬呀爬，爬到——他看见——。小壁虎说：“——，您把尾巴借给我行吗﹖”——说：“不行啊，我要用尾巴————。”（鼓励学生用上“——来——去”说话）
师：尽管小壁虎说话那么有礼貌，又那么不怕困难，不放弃，但由于别的动物的尾巴都有用，他还是没有借到尾巴。借不到尾巴小壁虎心里很难过，这时候它想起了谁？（生：妈妈）。可我听说，小壁虎见到妈妈后，发生一件让他特别高兴的事，什么事呢？
（二）学习第7自然段。（小壁虎的尾巴有再生能力。）
1.指名读第7自然段。想一想：小壁虎高兴地叫起来，应当怎样读？谁能试一试？
2.拓展：假如小壁虎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小鱼姐姐、老牛伯伯和燕子阿姨，他会怎么说？小鱼、老牛、燕子又会怎么说？）
二、提示性过渡
阅读课文从形式到内容，在涉及的事物或现象之间，都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教师有目的地提示课文的某一方面，启发学生作“由此及彼”、“以因求果”、“举一反三”地联想，从而在揭示“来龙去脉”的过程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使教学从一个环节到另一个环节，自然勾连，上下贯通。在听一位老师教学《田忌赛马》一课时，他在课堂上突然提出：“假如第二次比赛中，田忌按孙膑的方法去做，但结果不是胜利，而是失败了，这可能是什么原因？”这一问题的提出，要求学生联系课文去变更思路，由结果去设想原因。经过思考，不少学生认为：很可能是田忌以下等马与齐威王的上等马比赛后，齐威王发现了秘密，随即采取了对策，用自己的下等马对孙膑的上等马，先输一场，再用自己的中等马对孙膑的中等马，再胜一场。这样，齐威王最终还是以二比一获胜。这时，我又进一步追问：“难道孙膑没有考虑这种可能性吗？孙膑的胜利是不是偶然取得的？”至此，学生已豁然开朗，十分肯定地说：“孙膑断定齐威王不会这样做，因为他看到的齐威王已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趾高气扬，忘乎所以，他认定战胜田忌不费吹灰之力，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提防的。”师再问：“你从哪里看出齐威王的骄傲自大？”引导学生深入课文学习，使学生进一步认识了孙膑、齐威王的不同心态，更深地了解了人物的内心，感悟了课文中心思想，培养了思维能力。
三、悬念式过渡
学生高效率的学习，需要有下个良好的思维环境和心理态势。悬念过渡，就是以激发求知欲，发展学生思维为目标的过渡方法。它利用学生求知欲旺盛和好奇的心理，通过设置悬念，使学生产生对知识的关切和渴望心情，达到与教师心理同步，从而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著名特级教师王燕骅在教学《五彩池》这篇课文时，在学生深读课文之后，给学生一个“空白”：四川省藏龙山上的五彩池十分奇异，这一点通过学家已经体会到了，可《五彩池》这篇课文的写法也有“奇异”之处，使孩子们感到“可真新鲜”。于是，教师留下的这一悬念，激起了学生进一步深究课文的兴趣。
自2005年以来，奥数就成为被媒体狂骂，被众人拍的对象，著名教育家杨东平就声称，奥数甚至可怕于黄、赌、毒。近日，成都教育局强制取消奥数。
我们口口声声称着疯狂的奥数，但是反过来，又是谁在一味疯狂地追逐着奥数？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家长。追逐奥数成了一种社会风气，然而在扼制这种风气时，我们采取了一种最极端也是最愚蠢的手段，强行扼制。但是，我们又是否去挖掘追逐奥的根源呢？这就好比是当年鲧为治不而采取的堵塞方法，最终也不是无一收获吗？众多高校以奥数作为门槛，与其说是追逐奥数，还不如说是追逐高校。90%学奥数的孩子也不过是为了高校，为了竞赛而去奥数，他们纯粹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么？不，他们连最起码的兴趣都没有。
奥数的实际意义是在于在基础课程上深化的数学问题，学习数学的方式。从心底里想想，奥数有错吗？我们不该否认它实际意义的正确。但是，如今奥数已被人们所扭曲，甚至成了进入高校的手段。我们所想的问题不是该不该取消奥数，而应在于怎么才能还原奥数的真面目？高考、中考加分很诱人，它也就是扭曲奥数的真正元凶！它就是家长们追逐奥数的最大诱因！
换个角度想想，那些对奥数兴趣的孩子是不是同时遭到了对天赋的扼杀？这就好比一个生性温和的人被抬着去学武术，这是对本性最大的扭曲/
奥数的存在是为了兴趣，而不是为了在达到某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方式。奥数没有错，错在于家长的追求与社会教育上的奥数加分制度。怎么样杜绝这种现象，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重要的还是人们对奥数的正确认识。
【中图分类号】G640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越来越多不同民族或不同种族的人聚集在一起，世界民族文化也交融在一起，形成了复杂和多元的文化格局。面对这一格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成果相当显著。然而，还是存在着部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口分布不均、多民族聚居等现状，这些都成为了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瓶颈。长期以来，为了消除民族地区和汉族地区之间的不平等，相互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的缩小成为了重要的手段和途径之一，由此也导致了少数民族地区在教育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照搬照套汉族地区发展模式，有的民族甚至开始讲汉话，写汉字，将自己的文化抛之脑后。
中国不仅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也是一个具有多文化长期并存的立体文化生态区，同时还是一个文化交融和冲突比较集中的地区。中华民族文化在整个国家的56个民族中的传承效果是直接关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立足于世界的千秋万代的大业。正因为如此，少数民族的教育绝对不能仅仅依靠学校来完成，更多的教育模式是要建立在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化基础之上。
民族文化的核心基础是民族的，属于精神文化的范畴，信仰本是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明确了各民族宗教文化传承的社会心理基础，就找到了作为国家共享文化传承的基点，学校教育在此基点的示意下就能找准自己的着力点，使每个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内涵成为国家意识和中华民族认同的基础，对化解并消除与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心理建设相抵触的各民族文化糟粕都在积极的意义。
对于少数民族来说，其宗教文化的传承是民族文化延续之重要线索，尤其是民族传统宗教活动，里面所蕴含的文化真谛是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少数民族的宗教文化不仅对少数民族的世俗生活起着重要影响，还通过持续规范少数民族民众的观念和行为，进而影响着少数民族民众的价值观等，并最终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稳定和发展，乃至民族、国家的凝聚力等产生重要地整合与促进作用。人是社会的人，是文化的人，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态给予人以安全、自尊、认同、延续，其发展和演化又形成民族共同的价值认定，这对民族的形成、民族特征的形成，包括民族心理、思维模式、社会习俗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构成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作为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少数民族宗教文化是特定民族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认同体系的典型代表，是这些民族的精神皈依，它因此成为特定民族的民族认同基础。它是少数民族成员之间相互帮助，紧密联系的内在动力，也是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形成和存在的内在基础。
长期以来，人们始终认为，人类描绘的世界和自身的最初表现体系起源于宗教。如果说哲学和科学产生于宗教，那是因为宗教起初代替了哲学和科学，特别是原始宗教，它不仅促进了人类智识本身的形成，同时形成了让这些知识得以阐发的形式。“和谐”是宗教与社会有机构成中的主题，和谐一词所体现的无疑是事物协调的生存与发展的状态，它被视为是天底下最珍贵、最美好的状态，是人类的永恒价值追求。我们之所以将其作为研究的重点，是我们可以在组织得最简单的社会中找到它，而且似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比宗教更适合我们理解人的本性，或者说，它似乎更便于我们展示出人生的本质的、永恒的方面。实际上，任何宗教都不是虚假的，就其自身存在的方式而言，任何宗教都是真实的，是活生生存在于人类的生活中的，它和人类的生活更加贴进，安排得更加合理，似乎已经溶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
如今，更多的研究者开始从少数民族传统生活出发，探寻人类文明发展的最基本模式，从研究宗教仪式活动过程，进而研究教育如何通过仪式进入人的心灵，理解教育对人的生命意义，有利于让人们重新认识民族文化，并保护这些以特殊形式出现的民族教育资源。民族宗教活动研究的指导思想建立于和谐社会构建和中华民族共享文化建设的背景之上，分析宗教文化存在和延续的社会心理要素及其作用形式，思考其延续的内在和外在机制，为构建多元共融、和谐共生的西南民族文化提供参考。随着外在社会的现代变迁，包括少数民族宗教文化在内的少数民族文化面临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强烈的互动矛盾，有些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也面临着消退的危机。事实上，少数民族宗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问题，是影响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命题，也是关系到和谐社会发展的重要问题。由于文化的传承既包括显性的、物质和行为的传递，还包括了内在隐性的、为少数民族群体成员所内化的观念、态度和价值观的传承。所以，从少数民族宗教活动的视角来思考少数民族教育的实施，有利于剖析少数民族文化传承的内在机制，这在全球化背景下将不仅可以促进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还可以促进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价值的现代实现。从理论价值来看，将为解释民族宗教传承的文化心理基础的构成要素及其结构方式做出新的探索。
比如说，情况A下5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50％的人可以念到高中；情况B下10％的人只能念到初中，90％的人念到高中，哪一种情况更平等?当然是情况B，这里的平等是指分布上的平等。但同样是50％的人念到初中。50％的人念到高中，情况X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都是富人，而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都是穷人；而情况Y下可以念到高中的人结果一半是富人。一半是穷人；只能念到初中的人结果也是一半是富人，一半人是穷人。那么哪一种情况更平等?一般人会认为是情况Y，这里的平等是指分配上的平等。这是两个有区别的概念，前者指的是教育分布的异质性程度；后者指的是个体分配到分布位置上的原则。
在本文中，我们将依照迈尔的区分，利用数据从分布和分配两个方面来考察一下城市教育不平等的变化情况。本文所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研究第一期调查”，调查于2005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实施，分别在大连、上海、广州、成都、兰州、南宁六个城市中采集样本。六个城市的选择是根据研究设计者的要求进行，前三个城市位于沿海，后三个城市处于中西部。城市内部样本的选择则按照与规模成比例的PPs抽样法进行，每个城市的样本规模都是800人，总样本规模为4800人。
从事后的数据质量检验来看，数据的可靠度是比较高的。
一、分布层面：倒U曲线假设我们把回答人按5年一段分为几个出生组(cohoa)，然后来看不同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均值和标准差，结果如表1所示。
可以从中看出：1、上学年数的均值随出生组变化而不断增加。1956—1960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年数仅为9．71年；而1981—1985年出生组的平均上学的数已经上升为12．73年。增加了整整3年。人均受教育水平不断增加的趋势是无可怀疑的。2、但是，上学年数的标准差的变化趋势却并非是直线性的，而是呈现出曲线变化的趋势。标准差测量的是什么?它测量的是各组内部的差异程度，如果人们在上学年数上差异越小，标准差就越小；反之则越大。我们看到，标准差先是从小变大，然后又从大到小。也就是说。近30年来人们在上学年数的差异是呈现出逐渐扩大，继之也逐渐缩小的变化趋势。
如何解释这样一种倒U型趋势呢?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不同出生组的上学年数分布的密度图来更细致地了解其变化趋势。从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在1956—1960出生组上学年数的分布顶峰在9—12年左右，即大部分人都是念到初中到高中阶段。但之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在逐渐地改变着分布形状。到了1966—1970年出生组时，我们可以清楚地分辨出三个峰形：一是9年左右，初中毕业；二是12年左右，高中毕业；三是16年左右，即大学毕业。也就是说人们此时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逐渐拉开了、明显了，但此时最高的峰形还是处于初中毕业阶段。之后的发展中，分布形状中的三个峰形越来越截然分开，三个峰形的出现。表明人们的上学年数之间逐渐拉开了差距。但是，到了后来的阶段，特别是在1981—1985年出生组中。初中毕业的峰形大大降低。而后两个峰形又出现了连接在一起的趋势。这表明，教育程度表现在上学年数上的差异又在缩小了。大部分人此时都可以念到高中到大学阶段。
我们也可以把上学年数分布的变化趋势总结为：同质一断裂一融合。刚开始，大部分人都是初中水平；后来，高中教育与高等教育机会出现了。大家有了区分和差异，散布程度加大了，不平等程度加大了。但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城市中面临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又在逐渐缩小，有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接受了高等教育。他们在教育年数的异质性程度会越来越小。因此，最终上学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的变化趋势表现为一种倒U形曲线。由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这种倒U型变迁过程应当是中国城市中发生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趋势是与高等教育的不断扩展相联系的。
二、分配层面：“上大学”——经济资本转化逻辑的增强研究者普遍认为近30年来中国城市受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程度在加大。
李春玲认为，执政党及政府的社会经济目标的重大调整，对中国的教育选拔机制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1978年以来实施的教育改革主要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的转变。一是大众化教育模式向精英化教育模式的转变，具体措施包括：逐步建立了一套系统的、严格的逐级升学考试制度；对学校进行重点和非重点的等级划分等。教育改革的第二个方向是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导致了地区之间和不同家庭经济背景的学生之间的教育机会分配的不平等。因此，在受教育机会的获取上，家庭的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的影响力明显上升。
总体而言，1978年以来教育已经从一种促进社会经济均等化的手段转变为促进社会经济分化的机制。
圆李春玲在研究中使用受教育年数为因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迈尔指出。用线性模型来测量家庭背景对于教育获得的影响，将会混淆教育不平等在分布和分配两个层面上的问题。所以这种方法并不合适。此外，李春玲的研究中采用了“14岁时家庭年收入”来代表家庭的经济资本，这一指标是不准确的，因为它既没有考虑到家庭人口数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到由于年代久远导致的收入数据误差问题。李春玲后来的结论认为，从1940至1990年代期间，家庭经济资本对个人教育的影响是微小的。有理由猜想，这一结论的得出是与家庭经济资本测量上的不准确有关的。我们下面先并不使用复杂的多变量统计方法，而是采用更为简洁和直观的手段来展现教育在分配上的变化趋势。
(一)用比例差异进行的测量“上大学”无论是在改革前还是在改革后，都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教育经历事件。它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远远超过一种教育或人力资本的增加。在改革前。它意味着跨入了体制内向上流动的通道；在改革后，它仍然意味着一种身份与认同，意味着一种职业生涯路径的开端。因此，单独把“能否上大学”这一事件提取出来分析，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数据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在这3147人中。有711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大专、大学或研究生，我们将其视为“上过大学”者；其中有1156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或技校中专．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大学但未上大学”者。两者相加，共为1867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大学”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
那么如何测量家庭的经济状况呢?我们采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下下、中下、中等、中上、上上)来作为对家庭经济状况的测量指标。为了分析上的便利、简洁和直观。我们把原本的五级合并为两级：把下下和中下合并为“下层”；把中等、中上、上上合并为“上层”。在不同出生组中，这两个类别所占的比例如表2如示。可以看出，两个类别的比例大致是相同的。此外，由于数据中有8人15岁时家庭收入等级信息是缺失的，故而个案数为1859人。
(二)用优比进行的测量但是，上述测量方法是有问题的。它受到了上大学的总体比例的影响。01我们以一个假想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在早期阶段上大学的人数相当少，如果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O．03，那么两者之差为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是相当大的(是下层的一倍)；而在后来阶段中上大学人数逐渐增多，上层上大学的比例上升为0．56，而下层上大学的比例为0．53，两者之差还是0．03，但此时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势实际上已经是微乎其微了。因此，用前述测量方法来比较不同阶段的不平等程度是不确切的，它受到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大体而言，这种测量方法倾向于低估上大学的总体比例非常低时的不平等程度。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用上述测量方法呈现出来的不平等程度强化的趋势被大大高估了。
因此。下面我们将用优比(oddsratio)来测量不平等程度。优比测量的是两者在某一事件上的相对优势。我们以本数据为例来说明优比的具体含义。在本数据中，1956—1960年出生组中，15岁时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下层的共有264人，其中39人后来上了大学，而有225人没有上大学，那么在这一出生组中。下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9，225—0．173。而1956—1960年出生组中认为当时自己家庭经济等级属于上层的共有179人，其中35人后来上了大学，而144人没有上大学，那么上层上大学的比率就是35／144—0．243。上层上大学的比率与下层上大学的比率之比，就是优比，它显示出了上层相对于下层而言在上大学上的优势有多大。在本例中，优比就是0．243／0．173一1．40。优比的意义非常直观，如果它等于1，就表明上层与下层相比并无优势，两者机会是平等的；如果它大于l，表明上层具有优势，值越大，优势越大；如果它小于l，表明下层反而具有优势。优比也不受分布状况(即当时大学普及程度)的影响，故而很适应于在不同出生组间进行比较。此外，了解优比的意义，可以为建立更为一般的模型提供基础。其实，资本转化模式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现代社会中知识与技能作为分层因素越来越重要，那么具有较高经济资本的家庭必然会投资于子女教育，以使其成为社会上层的候选者。例如。彭玉生对于英国1972年牛津社会流动调查数据的分析．英国拥有较多经济资本的阶级都倾向于使其子女专业化，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资产阶级的子女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比率远高于其它阶层。翻因此。上大学机会与家庭经济状况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不能仅仅归因于高等教育收费制度的变革。而可能与整个社会分层机制的改变有关。教育分配上的不平等，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都存在的这种资本转化模式，在何种程度上应归于中国特殊的转轨政策，这一问题仍然有待分析。
(三)经济资本转化抑或文化资本传递?
上述对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关系的考察，忽略了一个重要因素，即文化资本传递的问题。
在家庭经济资本、教育获得两个变量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变量。即家庭文化资本。如下推理逻辑在理论上是成立的：如果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那么家庭经济状况也可能较好；同时，家庭成员的文化程度较高，通过家庭教育的途径或者品味的习得，子女上大学的可能性也较高。因此，家庭经济状况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强也可能是由于家庭文化资本的作用日益增强造成的。也就是说，有可能存在的并非是经济资本转化，而是文化资本传递。这里涉及到的就不只是两个变量，而是三个变量间的关系了。采用logistic模型，我们可以在控制第三个变量的同时，仍然采用优比来考虑两个变量间的关系。
也就是说，我们考察的问题将是，在同样的家庭文化资本条件下。是不是拥有经济资本多的子女仍然比经济资本少的子女在上大学问题上有优势?或者，一旦家庭文化资本是相同的，经济资本的多寡就不再重要了。前面观察到的经济资本与上大学问关系的增强趋势就消失了?
我们用如下logistic统计模型来回答上述问题：模型中因变量为“是否上大学”，定义与前面相同；自变量“家庭经济地位”仍然用回答人自我认定的15岁时家庭收入的分层来测量。分为两类“上层”
与“下层”；自变量“家庭文化资本”用回答人父亲的教育程度来代表，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以上。统计结果如表5所示。
从模型的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地位作用增强的趋势仍然显着存在。在前四个出生组中，经济状况中处于上层的家庭相对于下层的优比约在1．2左右，并不明显，统计上也并不显着；而到了后两个出生组中，家庭经济地位的作用迅速增强，上层相对于下层的优比扩大到2．0左右，统计上也变得非常显着。因此。在控制了家庭文化资本之后。家庭经济资本的作用趋势与前面的分析几乎完全一致。这再一次证明。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在近30年中越来越强。
但是，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并没有在近30年中增强。父母教育程度为初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二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高中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只在前三个出生组中统计显着；大学相对于小学的优比在所有出生组中统计显着。但优比值基本稳定在4．0左右。在最后一个出生组中甚至下降到3．0以下，并没有显示出上升的趋势。如果说家庭文化资本传递强度的变化有一定规律，那就是基本稳定中带有下降趋势。
因此，我们最终的结论是。近30年中在“上大学”这一教育机会分配上，经济资本转化的逻辑逐渐增强，而家庭文化资本传递的逻辑保持基本稳定．近十年来甚至呈现略有下降的趋势。
三、分配层面：上高中——“分轨”中的不平等那么在初中升高中阶段中的教育不平等状况如何呢?家庭背景的效应又有多大呢?我们仍然沿用上面的logistic统计模型来进行分析。数据总样本量为4800人，其中出生于1956-1985年者共计3147人。
在这3147人中，有1867人最高教育程度为高中、职高、大专、大学、研究生毕业，我们将其视为“上过高中”者；其中有1049人最高教育程度为初中毕业，我们将其视为“有可能上高中但未上高中”者。
两者相加，共为2916人，就是我们的分析对象。他们“有没有上过高中”就成为分析的因变量。四、讨论：宏观社会变迁与教育制度设计就此．我们的基本结论如下：
1．近30年来，中国城市的教育分布上的平等程度呈现出倒U形演变趋势，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先是逐渐扩大．而后又逐渐缩小。今后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中国城市中教育年数分布的散布程度必将更进一步缩小。
2．在教育分配层面上中国城市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并未减少。相反有逐渐扩展的趋势。在“上大学”
一、引言
从经济发展的角度合理划分经济区域，无论是对国家经济政策的决断，还是对经济的更好协调发展，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国外对于经济区域划分的研究起步较早。美国区域经济学家埃德加.胡弗（Edgar.M.Hoover）指出：“把区域视为一个聚合体，可以减少所掌握和处理的事件，这有助于描述区域。”美国等发达国家进行经济区划方法主要是聚类分析法。国内学者对于经济区划的研究主要有：遵循全国生产力分工的区划模式。刘再兴(1985)把全国划分为六大一级经济区；胡序威(1994)将全国组合成六大经济区；邹家华(1996)提出了七大经济区的划分；厉以宁(2000)给出了现行的中国经济区域打破省、市、自治区的界限，以专区或县为单位的区域划分结果；在《中国发展研究报告》（2003）一书中，作者将中国大陆划分为经济区。顾朝林(1991)提出了九大城市经济区；杨建荣（1996）中国分为“都市圈”；王建（1996）提出到2010年在我国建设“九大都市圈”的设想。总的来看，在这方面的研究往往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
本文在对经济区域划分时首先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确定各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分值，再用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划分，最后确定最佳方案。
二、经济区域划分指标体系的构建
1、指标评价体系设立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省市综合竞争力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很难用一两个指标全面地反映出来。因此，需设置相应的具体指标来反映各方面的具体效果，从而保证评价的全面性和可信度。（2）科学性原则。指标的选择、指标权重的确定、指标的计算与合成，必须以公认的科学方法为依据，这样才能证明分析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3）可操作性原则。指标的选取、相应指标量化的计算与合成、体系结构的建立应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数据资源要便于获取，准确可靠，尽量利用现存数据和已有的规范标准，以便于计算。
2、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根据上述构建原则，主要从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设施以及能源优势四个方面，通过12个单项指标构建省市综合竞争力的基本框架。
（注：①交通便利指数=（运输线路总长度/地区土地面积）*（货运量/货运周转量）②资源综合优势度=（资源数-地区数-资源排名之和）/（资源数?鄢地区数-地区数）；资源包括：水、煤、石油、天然气。）
三、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方案设计
1、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
中国是国内地区间自然地理、人口资源、经济和社会差异最大的国家之一，地区发展不平衡是中国国情的基本特征。从地区生产总值来看：东部沿海省市在全国所占比重过半，并且增长速率也比较大；中部六省所占比重约为1/5；西部省市所占比重不足1/5。
2、经济区域划分的原则
区域划分既要遵循区域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要方便区域发展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中国的区域划分应该遵循以下原则：（1）地域相邻。在空间上应互相毗邻，自然条件相近。保持行政区域的完整，同时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积聚地区的经济发展，保持民族自治区的完整性。（2）经济发展水平接近。各成员在经济上联系密切或面临相似的发展问题，社会结构相仿；（3）中心城市。城市具有组织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功能。每个经济区至少应给有一个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4）规模适度。每个区域的成员个数不宜过多，规模过大则不利于区域研究和区域政策分析。
3、中国经济区域划分的具体方案设计
中国经济区域划分方案设计的总体思路为：先用因子分析方法得出各省市每个层次的因子得分，然后采用距离聚类的方法遵循以上划分的原则得出经济区域划分的结果。之所以没有采用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出综合得分的方法是因为把四个层次的因子综合计算得分的时候，由于像GDP这样的因子在诸成分分析计算时所占的比重较大，这种计算方式会忽略所占比重较小的因子如：自然资源的对衡量省市实力的影响，但是这个因子在衡量省市实力的时候又是不可忽略的，因而，本文采用分层次计算因子得分的方式得出各省市在经济发展、金融发展、基础条件和资源优势的得分。
本部分共选取了全国31个省市作为样本，收集了2000-2004年各省市相关指标的原始数据，对原始数据的分析采用SPSS14.0软件实现。数据的标准化最常用有两种方法，一是平均数法，一是中位数法。这里就截面数据而言，采用平均数法，并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从表二所描述的评价指标体系可以看出综合竞争力评价涉及到多方面的因素，每个方面的因素又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对照该表，我们建立了由两个层次的因素所构成的综合评价因素集，即第一层次的因素集为U=｛U1,U2,U3,U4｝，第二层次共有4个子因素集，它们分别为U1=｛x1,x2,x3,x4,x5,x6,x7,x8,｝，U2=｛x9，x10,x11,x12｝，U3=｛x13，x14,x15,x16｝，U4=｛x17｝。
对上述指标的数据采用SPSS14.0分析，可依次获得样本的相关系数矩阵、特征值、共同度、方差贡献率和正交因子旋转矩阵（详见附录），样本数据全部有效，最后算出各层次因子的得分。
然后采用距离聚类方法，根据以上划分原则，考虑到目前各种划法的弊端，我将中国大陆分为如下七个区域：
第一组：新疆，陕西，山西，甘肃，内蒙古西，青海，宁夏
第二组：，广西，贵州，云南，四川，重庆
第三组：北京，天津，河北
第四组：河南，安徽，湖北，湖南，江西
第五组：广东，福建，海南
第六组：山东，江苏，浙江，上海
第七组：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
以上各组的中心城市分别为：西安、重庆、北京、武汉、广州、上海、沈阳。这里有如下几点说明：一是由于内蒙古省东西绵延距离较远，结果把该省分划为东西二部分，分别与地理位置接近的省份合并为一组；二是传统观念上认为的中部不再包括山西省，而是将该省与西北部的省份结合在一起，组成新的经济发展区域；三是在分析的过程中，河北省理论上的结果应与湖南、湖北等省份划分在一个区域，但考虑在现实发展中，中部地区的区域面积过大，不利于其发展且河北省本身就与北京、天津二个直辖市地理位置上包容在一起，故在确定最后结果时将该省与北京、天津组合成一个新的区域，以北京为中心城市。
四、结论
鉴于目前关于中国区域的各种划分方法存在诸多弊端，本文在了解西方和我国经济区划的理论、方法和实践的基础上，以一个全新的视角-金融角度，对我国经济区划的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建立了经济区划的理论和方法模型，并经过实证分析，提出了划分中国区域的一种新的方法。
【参考文献】
[1]高洪深：《区域经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8
[2]安虎森：《区域经济通论》[M]，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9
一、现阶段我国企业会计人员再教育的重要意义
首先，对于经济发展要适应的两个转变提出的客观要求，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体制是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阶段，经济增长的方式也是由集约型代替粗放型，市场经济包括法制经济、竞争经济，特别是在知识经济的信息时代下，对现代会计提出的要求就是转型，管理型、决策型代替保账型，被动型变能动型、自主型，不断向网络化、高科技及规范化转变，对会计人员不断教育培训，这是素质教育与科教兴国的重要因素。其次，在提高会计人员基本素质的过程中企业改革与会计主体变化提出的必然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就是企业改革，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把现代企业制度建立起来，使企业组织形式更具多样化，建立多元化的会计主体，企业竞争激烈且形势复杂，这就要求会计人员要具有非常高的能力与素质，如：政治素质、市场经济意识、职业道德及知识结构等。最后，使我们国家会计队伍落后的现状得到扭转，我们国家目前会计人员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没有足够数量的合格的会计人员；其二没有较高素质的会计人员；其三没有良好的风气，假账现象太多，没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所以，只有通过大规模的培训，才能使会计队伍的整体素质水平得到提高，加强教育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会计队伍中存在的问题。
二、新时期我国企业会计人员再教育工作的特点
其一，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并且严格要求，会计人员的学习内容是由会计司进行拟定的，是由各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认可后进行实施的，培训单位对其进行运作，每一个会计人员都要定期进行再教育，并由财政部门颁发证书，要求持证人员每年不能低于24个小时的再教育。没有参加继续教育的会计相关管理机构有权改正限期；其二，具有层次性及在职性，会计的继续教育，可以根据会计的专业技术分为三个级别，分别为高级、中级、低级，按照存在的差异性及层次性对其专业知识、文化学习、操作技能、工作水平进行划分；其三，具有大规模、大量性，资料显示我们国家大概有一千三百万的会计人员，每一年都要按照相关要求进行继续教育，有相当大的培训工作量；其四，具有一定的循环性与长期性，会计的教育工作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工作上一定要做到持之以恒，不断的重复，在培训师资、场地、教材中也有一定的要求，除此之外，还有质量、管理及制度方面，都要做到有计划性；其五，具有专业化、新颖性，在西方国家继续教育已有100多年的历史，我们国家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足够的经验，所以，一定要以更新会计培训内容为主，加强技能操作，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其六，具有实用性、开放性，会计继续教育主要以自学为主，培训作为辅助，以专门培训为主，其他的学习形式为辅助。不但可以取得学位文凭，而且还可取得会计专业的职称资格，除了拿会计证，还可以搞会计学术课题的研究，另外，也可考注册会计师，在学习方式上，可以是脱产也可以是半工半读，可是长期性与短时性的结合方式，这种学习模式属于开放型；其七，具有式形式、现代性，现代科学发展越来越快，对于现代远程教育的学习模式有以下几种：函授法学习；有线电视形式；电话会议形式；电教录像形式；计算机形式；卫星传授电视接收形式；网上教育等。特别是以网络为中心的网上教育标志着现代远程教育的成熟。
三、当前我国企业中会计人员再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和不足之处
如果一个企业的财会队伍能够执纪严明、有过硬的素质，那么给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会带来很大的提高，在市场的竞争中也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反之，如果没有较高的素质，没有严格的执纪，给企业管理会带来直接的失控，效益的降低，甚至导致企业破产，近几年来，对市场经济形势的教育在不断的加强，财会人员的素质也在不断的提高，在这些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是，与市场经济全面接轨还需要进一步的努力，很大一部分财会人员还达不到市场经济发展所需要的素质水平。继续教育没有突出的特点，而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具有实用性、针对性及灵活性的特点，也就是对于不同的对象进行不同的教育，内容与方式都不相同，这样才能使工作中的实际问题得到解决，但是，目前的继续教育没有关注到的这些特征，采用过于简单的教学方式，关注的也只是理论教学，这样，就不能把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特点突出出来。另外，继续教育太过于形式，没有对效果进行关注，通常采用的都是大课堂教学，都是老师讲会计人员听，这种教学方式没有互动，会计人员都是处于被动的学习状态，使会计人员的参与意识大大降低，使会计人员没有了学习的自主性与创造性，导致会计人员对于继续教育只是应付的态度，进而，继续教育变成了形式，起不到真正的作用。
四、新时期我国企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管理和措施
要认清此项工作的紧迫性与艰巨性，就要立足于基层，对未来进行筹划，精心的组织，管理要严格，不断的督促检查，使质量得以保证。加大宣传力度，不断提高认识，让财会人员都能积极支持会计继续教育事业，只有把学习的热情调动起来，才能取得良好的学习效果。并且要把主体进行明确，采取多样的形式，各级财政会计管理部门是会计继续教育的组织管理机构，就是把部门的积极性充分的发挥出来，采用多样的形式进行培训。另外，可以成立会计继续教育委员会，加大继续教育管理的力度，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属于教育问题，财政部门的工作人员在研究教育问题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最后，还在不断健全继续教育的考试制度，使会计人员的学习更具自觉性，积极性，目前仍然存在争议的一个问题就是会计人员的继续教育是否需要参加考试，事实证明，考试还是必需的，这是会计人员继续教育质量与效果得到有效保障的重要办法。
五、结束语
综上所述，只有不断的完善在职会计人员的知识结构，同时，加强思想与观念的教育，才能使会计人员的整体素质得以提升，无论是从知识结构上，还是日常工作中，还是在工作能力上都要进行转型，这样才能够适应新的形势。
参考文献
要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自觉地运用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是根本。没有先进的科学思维方式作支撑,单纯靠改进科学方法和更新技术设备,不可能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甚至有可能导致教育评价走进误区。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教育评价受到什么样的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进行检讨,反思对待科学思维方式的态度,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我们认为,使教育评价走向人性化,不仅可行、有效,而且合理、合情。
所谓“思维方式”,通常是指“人们用以把握、描述、理解和解释世界的概念框架的组合方式和运作方式。”①科学思维方式形成于科学研究活动,并适用于科学研究活动,具有追求客观、讲究精确、重视实证、注重效用等特征。具体而言,科学思维方式可以使人们形成严谨踏实、客观公正、讲求效率的良好工作作风,也可以使人们增强活动的前瞻性和预测性,避免盲目性和冲动性。但是,科学思维方式有一定的适用范围。例如它适用于自然领域但不一定完全适用于社会领域,因为社会现象有别于自然现象,研究社会问题不同于研究自然问题,不能只有物的尺度,还要有人的尺度。科学思维方式注重客观而忽视主观、注重普遍而忽视特殊、注重必然而忽视偶然、注重定量而忽视定性、注重效率而忽视公平。这些倾向,对人们在社会领域中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也造成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教育活动与科学活动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从教育理论研究到教育实践活动,从教育观念的形成到教育制度的建立,从教育目的的制定到教育评价的实施,无不受到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发轫于20世纪初的现代教育评价就深受科学思维方式的影响,教育评价中相信客观实验、本毕业论文由整理提供坚持价值中立、推崇定量分析,以及标准化测验、常模测验,一度成为世界范围内盛行的评价工具和手段。这种教育评价具有简便可行的特点,效率大大提高,在历史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促进了教育的发展。但是,也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共性轻个性、重结果轻过程、重控制轻理解、重效率轻公平,被人们指责为是机械化、非人性化的活动。虽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对此进行了反思,提出了新的评价观并进行试验,但是还有很多人仍然习惯使用这类评价模式。
科学可以被划分为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经典科学和以量子力学和系统科学等为代表的现代科学。现代科学提供了比经典科学更先进、更符合世界本来面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当然,现代科学可以包容经典科学,可以把经典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看成现代科学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和价值规范的特例。
两种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具有不同影响。
一,对教育系统、教育活动以及教育中的人的不同假设,直接影响到教育评价制度的建构和教育评价手段的采用
在经典科学的思维范式中,“事物成为客观的、僵化、无组织、死气沉沉的东西,它只会在外界规律的支配下运动。被抽象到这一程度,没有形式,没有组织,没有个性,这类物体当然极不真实。不过,用它们来做测量和试验却很方便,而测量和试验之行动却是极真实的行动。”②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目中无人的思维方式,它把具有主观能动性的、生活在社会中的人与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物同样看待,把复杂的教育过程看成工厂中的产品加工过程。对于封闭、确定、抽象的事物或活动的评价,力求客观、精确的刚性评价制度则是简便有效的。刚性教育评价制度具有这样一些特征:通常只评价教育因素与学生发展之间的线性因果关系,而不考虑其它因素对学生发展的影响;只评价预定的教育方案是否实现,而不考虑教育过程中产生的意外收获;评价标准追求客观、精确,一些不能精确、客观评价的东西被拒于标准之外;重视共性因素的评价,忽视个性因素的评价,等等。测量和评价物那样测量和评价人,虽然便于操作、简单高效,但在很多情况下评价的只是一些表面的、共性的、预设的、僵化的东西,而一些本质的、个性化、生成的、鲜活的东西却被忽视了,评价对象的真实情况远离我们而去。更为严重的是,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在不同程度上被扭曲了。如果说简化的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能够有效地认识线性、封闭、确定的简单系统,那么对于认识多变量、开放性、非线性、不确定、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就未必有效了。自然界、社会和人体中恰恰都存在许多复杂系统,如气候系统、生态系统、经济系统、教育系统、信息系统、大脑系统和免疫系统等。教育系统中有人、物、信息等多种因素,各因素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关系。教育活动是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教育过程是计划性与生成性的统一,教育结果是预期性与非预期性的统一。例如,教育影响和学生发展之间就存在不确定关系,许多精心设计的教育事件对学生发展没有多大影响,而一些偶然事件却对学生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这样,教育评价就不能只关注有目的、有计划活动的教育价值,也要关注教育过程中非预期的、偶然事件的教育价值;不能只重共性标准,也要重视个性差异;不能只看重精确评价,也要看到模糊评价的意义。为了使教育评价不远离教育活动的真实面目,应该建立更加人性化的弹性教育评价制度。这种教育评价制度是规范的、判定的,但更是引导的、激励的。
二,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是一种二元对立思维,思考任何事情都必须透过表象与真实、感性与理性、物质与精神、有限与无限等两极的对立去进行,对立的二者之间是算计与被算计、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
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评价者与被评价者的分离和对立。教师是学生的评价者,学校是教师的评价者,教育主管部门是学校的评价者。
体与客体、物质与环境、系统与元素等的对话。“对话意识”所追求的,是消解上述种种两极之间的对立,让它们平等地对话,在对话中相互作用,产生出某种既与二者有关,又与二者不同的全新的东西。对话式的真理是超越的真理,是两极在相互作用和相互肯定中“生发”出来的,而不是一极吃掉另一极后创造出来的。③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思维,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等两极之间的不可分离和相互作用,重视两极在互动中实现转换。这样,教育评价不是一方高高在上,对另一方作判断、下结论、排秩序的单向活动,而是双方平等,互相尊重、互相赏识、互相鼓励,积极交换信息和意见的双向活动。通过对话能获得理解,通过研讨能激发创造。教育评价的目的不是为了评价者的需要而控制被评价者,而是为被评价者创造自我发展的空间,激励被评价者实现自我超越和自我解放。
三、从某种程度上说,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对客观性、普遍性和确定性的执着有其狂妄的一面,认为复杂的现象都遵循几条基本规律,只要找到这些规律就可以把整个世界掌握在自己的手心里
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过度相信科学的力量,某些人甚至形成了科学万能的观念。受这种科学功能观的影响,人们对教育评价的功能很乐观,通常没有考虑到教育评价功能的限度和可能存在的负功能,动不动就给学校、教师和学生严格地排秩序,肯定地下结论,精确地作预言,并且经常用优劣、好坏等极端标准一锤定音。被评价者也非常相信评价结论,获得好的评价就沾沾自喜,获得不好的评价就垂头丧气。现代科学的发展破除了人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美国物理学家福特断言:“相对论排除了绝对空间和时间的牛顿幻觉;量子论排除了对可控测量过程的牛顿迷梦,混沌则排除了拉普拉斯决定论的可预见性的狂想。
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尊重被经典科学思维方式所歧视的偶然性、特殊性、无序性、不确定性等,强调普遍与特殊、整体与部分、有序与无序、必然与偶然、组织与自组织等的不可分离,及有序与无序的相互作用,充分体现了辩证精神。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单义性走向多义性等,则体现了宽容精神。时间的不可逆性、对象与环境不可分离性、系统方法等,则体现了历史意识。总之,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是谦虚的,能够辩证地看待科学的功能,对科学功能的限度和负功能有着清醒的认识。这种思维方式折射到教育评价中,表现为人们清醒地认识到,教育评价不可能是绝对精确的,也不可能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在评价中就会更宽容,慎重使用评价权力,充分尊重和关怀被评价者,不轻易给被评价者下定论、贴标签、排顺序、做预言。对于被评价者而言,不再盲目相信、被动屈从评价结论,而是主动反思评价结论,既不会因好的评价而骄傲自满,也不会因为不好的评价而丧失信心,评价成为他们发展的新起点。
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产生什么影响,在很大态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和运用它。如果人们片面地对待它,或被动地受其影响,那么消极影响就不可避免。要正确发挥科学思维方式的作用,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就必须提高选择和运用科学思维方式的自觉性,坚持主动的观点、全面的观点和发展的观点。
习惯性的思想观念、隐蔽地发挥作用的思维模式,通常是自发地起作用的。科学思维方式已经内化在我们的文化中,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性思维方式,在深层次中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和实践,我们通常没有意识到它的作用。如果我们不能主动地进行反思,而只是被动地受其影响,就不知道科学思维方式是否先进,对我们的行为和活动是否发挥积极的作用,就会丧失自主判断能力,过度迷恋它、依赖它,从而受制于它,成为它的奴隶。要让科学思维方式发生积极作用,人们必须增强自主性,把它从潜意识中挖出来,进行深刻的分析和批判,有选择地运用,并对运用过程和活动结果进行监控。一句话,就是变被动影响为自主选择、能动运用。
在教育评价中存在着科学主义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的争论。两种取向的提倡者都是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来理解教育评价,都无法超越这种思维方式的二元对立性,因而他们对科学的态度是片面的。提倡科学主义的人相信客观的实验,评价的目的是要了解经过实验处理后所产生的结果;评价采用自然科学家们所运用的方法,如评价者必须严格采取中立的态度,防止带有个人的价值观;所收集的资料都是量化的,可以用统计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根据在标准化考试中所取得的数字或分数来判断许多课程计划的质量和学生理解的水平,等等。人文主义取向者认为,实验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既不能把复杂的社会现象切割开来分别加以研究,也不可能完全排除个人主观倾向性。相反,他们认为自然主义的个案研究是一种“灵丹妙药”,因为必须把人类行为置于特定情境中加以理解;重视在调查研究中,在随机观察中,在与参与者的会谈和讨论中,获得定性的、而非定量的资料。⑤经典思维方式对科学本性进行了狭隘理解,认为科学的本性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肯定者和否定者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理由,因而不能全面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在主观与客观、事实与价值、共性与个性、定性与定量等问题上,持非此即彼的观点,造成教育评价的片面化。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观察者、认识者与被观察者、被认识对象是相关联的,科学研究不是价值中立而是价值关涉的,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是相统一的,多义性代替单义性等等。当前,教育评价所强调的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他评与自评相结合,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实质上反映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以全面的观点和关联的观点认识事物的特征。现代科学思维方式本身是一种辩证的思维方式,它可以帮助人们形成辩证思维,人们也应用全面的观点对待它,并运用它来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水平。超级秘书网
我们发现,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看似合理和科学的东西,在现代科学思维方式层面上却是不合理和不科学的。例如经典科学思维方式认为评价结果越精确越科学,但现代科学思维方式认为像教育这样一个自身是复杂的、变化的、模糊的对象,设立一个相应多元的、模糊的标准才是真正的“精确”。⑥相反,一些以往被视为影响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因素,如教育评价者的价值倾向性,在现代科学的视野中却恰恰是教育评价科学性的应有内涵。这说明,不能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如果用一成不变的眼光看待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就有可能犯错误。例如,如果停留在经典科学思维方式的水平上理解教育评价的科学化,要么就会认为教育评价的科学化就是客观化、定量化和精确化,导致教育评价的机械化和非人性化;要么就会因对机械化和非人性化的不满而完全否定科学思维方式对教育评价的意义。需要指出的是,现代科学是经典科学的发展,它能够包容经典科学,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可以看作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一些特例。如果说经典科学的“精确”的取值是一个点的话,那么现代科学的“精确”的取值就是一个区间。在特定条件下,经典科学思维方式仍有其价值,同样的,对于受经典科学思维方式影响的传统教育评价的合理一面,我们也应该予以继承。
注释
①孙正聿《:哲学通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5页。
②莫兰著、吴泓缈译《:方法:天然之天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96页。
③滕守尧:《对话理论》,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4页。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概念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历史上积淀下来的各种物质、精神、制度的事物的表征和总称，是指中华民族的整体生活方式和价值系统，涵盖了中华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民族特质、民族品格和民族精神。从时间纬度上来看，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指我国的古代文化，即1840年以前的文化 ①。
通识教育（ General Education） 是指针对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而产生，最终指向人的自由、全面和理性发展的教育理念。其概念肇始于亚里士多德（ Aristotle） 提倡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19世纪后期，高等教育开始面临功利主义、实用主义、唯科学主义及唯市场取向的挑战，高等教育体系内的专业分工越来越细，校内系科、专业之间的壁垒也愈凸显。以自由学科为基础的自由教育思想在美国发扬光大，演变为“一般教育”理念，并逐渐影响到包括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在内的一些著名综合性大学的课程改革，在世界范围内对大学课程改革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中国大学通识教育的发展困境
受社会经济发展影响，至20世纪末，我国本科教育仍主要以专业教育为主，系科分类严格，专业壁垒明显，通识教育的概念尚未引入。1995年，为纠正以往过分强调专业教育、忽视人文基础教育产生的弊端，原国家教委成立了“加强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协作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开始在高等学校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加强。主要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力图通过加强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方面的综合教育，提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及人文科学素质。在这一趋势之下，我国许多著名的综合性大学，开始纷纷提出类似的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文化素质教育”与“通识教育”在教育理念上殊途同归，国内学者也多有共识。如李曼丽博士认为“中国大学的文化素质教育就是通识教育” ②，是对传统的专业教育理念和模式进行的反思。
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很多大学都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仿效哈佛通识课程的外在分类方式上，很少认真考察美国大学通识教育课程的教学目的和具体要求。美国大学通识课程是本科生前两年的“核心课程”，即国内的“必修课”，对教师和学生都有严格的教学要求和学术训练要求，这些课程也成为这些大学的精华和风格所在。而中国的素质教育通选课是在地位上不属于本科的主要课程和基础学术训练，仅仅作为在主课以外“扩大”一点学生的兴趣和知识面。目前中国大学的通识教育大多将有限的通选课切割成五类六类或七类八类，追求门类齐全、无所不包，门类之间并行排列，不分主次。
从历史沿革来看，中国大学的课程体系是在本土建立起来的“西方模式”，中国古代高等教育中以阅读儒家经典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以注重品德修养为中心的指向全人发展的教育理念在中国大学近代化过程中消失殆尽。而美国大学课程的内在核心价值没有经历过“中国式”的“课程中断”。因此，一味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模式的通识教育，违背了通识教育“沟通现代与传统、人文与科技，保持大学之道，而不致使文明断裂 ③”的实质。
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结合的必然性
中国的通识教育迫切地需要走一条本土化发展路径。应该注意到的是，中国古代高等教育蕴含了培养全人的通识教育理念。作为古代高等教育总纲领的《大学》开篇就予以明示：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之道以彰明个人完美的德性的“明明德”为起点，通过 “新民”，即通过教与学，修己立人，推己及人，化民成俗，更新民众，改良社会风气，以需要毕生的精力去追求的“止于至善”为终极目标。做大学问者，其最终目的不是就学问而学问，而是全方位地求善，以磨练自我修养的和造福社会为目标。孔子本人编六经， 通六艺， 知行合一， 是全面发展的践行者；以六艺而言， 包括“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教涵盖了礼法节度、典籍文化、逻辑思维、音乐素养、体育运动等诸方面， 本身就是通识教育的样本。《论语》中提到“君子不器”， 《中庸》中“博学之，审问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笃行之”的学问主张等，都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通识理念。因此， 传统道德文化可以作为繁衍和发展通识教育的土壤， 提供富含人文性、关怀性的文化资源和教育素材。
近年来， 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势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日趋强大， 对传统文化的呼唤和重新重视已经成为国人寻根之路上的严肃命题。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文化自觉，所谓“文化自觉”，是借用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先生的观点：它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大学作为传承和创造优秀文化的主要场所，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阵地，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主要引领者，其首要任务是培养了解具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底蕴、并自觉提升中国文化影响力的文化人。
因此，中国传统人文教育与通识教育的结合，既是在人才培养上对中国坚持文化自觉，以文化强国，建特色问文化这一时代主题的回应。同时，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作为资源开掘， 汲取“人文通识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精华，是从大学之道出发对中国通识教育困境的回应。
四、中国传统文化通识教育的实施建议
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的结合尚处于起步阶段，还需要从课程内容选择，教学方法上进行探索。
在课程内容选择上可以采取模块方式选编经典片章作为教材。用来选编经典作品的概念范畴，可以归纳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人与社会，人与超自然，人与历史、思维方式等。为了教学方便，可在上述范围之下，再依照不同的时代，如先秦，两汉到宋明等时代有所不同的加以划分，一学期授课16或18个星期。也可以用永恒的命题，例如以真、善、美、正义、生命的意义等作为中心以编选经典教材。同时，也应当重视当代文化语境，回应当代中国文化问题。任何问题的讨论离不开特定的文化语境，所以，当代中国文化通识教育首先要重视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回应当代有关中国文化的真问题。
在教学方法上，应提倡师生对话，来代替文史知识的记忆填鸭教育法。以平等自由的师生对话来培养学生的批判意识。同时，中国文化通识教育要想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在课后，应该重视大学生的思想状况，加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需要深入了解当代大学生的思想文化状况，加强对他们的知识结构、思想旨趣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的调查和研究，从而因材施教。
注释：
①朱耀廷.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4～5
②李曼丽， 汪永铨. 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1999（ 1） ：96
③熊思东等.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M].北京：科学曲版社， 2010：126～129
参考文献
[1]朱耀廷. 中国传统文化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4-5.
[2]李曼丽， 汪永铨.关于“通识教育”概念内涵的讨论[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9（1） ：96.
[3]熊思东等. 通识教育与大学：中国的探索[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0：126-129.
中图分类号：GO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49X(2007)-04-0040-03
“人伦”即人与人关系中的次序与道理，也就是通俗意义上所指的调节人际关系应该遵循的道理或规则。中国文化通过数千年的加工制作使人伦之道发展成为历史悠久、思想自觉、制度习俗普及深厚的极为系统和高度发展的文化形态，从而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根本的特征。本文通过对人伦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最根本特征的原因进行探究，力图为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的转化与重构中提出有益的思考。
一
1、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血缘关系与自然经济的长久存在为社会基础
在古代，人际关系协调与合作的好坏成为关乎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正如马克思对人的发展划分为三阶段时所指出的那样，人的发展的第一阶段就是“对人的依赖”阶段，调节人际关系的人伦之道也就应运而生，而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自然形成的人际调节方式便成为人伦之道的最初和最基本的内容，并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最根本手段。人伦之道的长期存在与继续发展，与一个社会是否出现从自然经济到商品经济、从血缘关系到身份关系的历史变化休戚相关，如果一个社会发生了这样重大的变革，就意味着人伦之道的必然衰落，反之，则意味着人伦之道有条件得以继续存在和不断发展。
无疑，社会发生重大变革意味若对原有社会样态的打破，它需要诸多能够引起变化的条件，包括生产力发展的质的飞跃、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民族精神中不断打破原有方式的思维趋向与其他文化的交往或融合产生新质的思想等。中华民族诞生的摇篮黄河和长江流域是一个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之地，气候温和湿润、土地肥沃、资源丰富，这一方面使我们祖先养成了对土地的感激与热爱之情，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中的乐感意识与静态思维的趋向不易破旧立新。中国的农业社会从物理空间而言，人们大多受制于土地，社会流动匮乏；从交往空间而言，中国社会人际交往熟人化，血缘宗族邻里往来；从思维空间而言，人们的思维是以经验为主，就像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所说的是一个“前喻社会”，因为农业生产是一种依赖经验和较固定模式化的生产，农作物的种植随四季的变化而形成一定规律后就代代相袭，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生活样态趋向经验化、固定化，沿袭经验、秉承传统就显得非常重要，所以使得整个社会具有超常的同质性和稳定性。
由于白然经济始终在中国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一售没有被契约关系所取代成为主导，因此，以自然性的血缘关系为土壤、以人“亲亲”的自然天性为基础的天然的人伦之道一直是维持中国社会的主要方式，它不仅没有像西方社会的人伦之道那样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相反通过制度化、道德化、教育化而越来越自觉的加强与发展，成为维持中国社会的基本之道。
2、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宗法制度为强大社会支撑
人伦之道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它根植于远古时代人类氏族生活的结构和需要，因此，它的产生是原生态的、自然的，符合人类社会生存的需要和人的天性。中国社会在西周之后，通过西周宗法制度的建立，一方而使人伦之道在制度化建设的过程越来越重要，另一方而，由于人伦与宗法的结合，使人伦由天然形成的调节人际关系的方式变为统治阶级有意识的维持政权的政治工具。西周的人伦之道就是建立和维系在宗法制度的主轴中。周宗法制度建立的前提是宗族的存在，而宗族依托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周土室分封的主要旨意是将同姓子弟亲属封为地方邦国，以血缘纽带联系起来，作为保护周土室的屏障。同时，周天子与分封的诸侯有着一系列权力与义务的对应关系，以维持天子的绝对权力地位。宗法制度的根本特征在于把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上的等级隶属关系建立在宗族等级隶属关系之上，其实质在于把人与人的关系确立为统治服从的君臣关系，但这种君臣关系却主要借宗族的血亲、世袭、长幼等关系来形成、建立、维系和巩固。这样，就形成了宗法等级与人伦相混合、把自然人伦关系变成为君臣统治等级关系的中国社会独具的宗法社会与宗法制度。
宗法等级同人伦，原来是不同的概念，前者指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是支配和服从的关系，其中有压迫与剥削；而人伦是人与人之间自然亲密关系，如夫妇亲子结合共同生活，彼此养育互助关怀，是建立在亲情血缘的天然联系和实际生活中的相互依赖相互帮助的实存关系之上，本身并没有压迫剥削之本义，如尊老敬贤。可是到了西周宗法制度的建立，就改变了人伦的自然性，形成了宗法与人伦的特殊的对立统一结构。一方而，宗法制度本身就包含着人伦，并且始终离不开人伦，因为宗法制本身就是借人伦关系来建立和划分的。另一方面，人伦就不再是原本自然的人伦，而是经统治者人为加工过后的特定的宗法人伦，成为维护权力和财富不平等的分配、维护统治者刘其他人的剥削压迫并要求他们顺从的形式。所以宗法人伦自身就带有二重性：既是自然的又是人为的；既是等级森严的又是讲团结和睦的；既把人按尊卑上下名分分离刘立起来又要按亲爱感情联系结合起来。宗法人伦的这种双重性和对立又统一性是宗法血缘关系建立家天下的文明路径，形成了中国社会统治的政治与道德合一模式。
3、中国重人伦之道是以道德教育的自觉为社会传载方式
由于人伦之道是人类最早的调节社会关系的规则，所以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起端就产生了关于人伦之道的思想。据《史记》记述：舜举八恺，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举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予孝，内平外成。“这段古文记述是说，舜委任契作司徒，让他针列氏族家族不亲、五品不和的情况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教，造成各族人民亲密和睦相安的局面。我们可以看出上古时期由于处在中华文明发展的起端，人际关系拥对简单，这里只涉及到亲子(父母和孩子)和兄弟两种家庭的核心人伦关系，是自然形成的血缘关系，调节的方法是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了孝”，以维系和谐的关系，由此反映出中国人从远古时期已经注意人伦之道的重要与教化。西周之后，由于宗法制度的建立，使原本自然火性的人伦之道打上了有意识有目的的人为制度化的烙印，这种自觉为之的制度必然反映和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领域。
孔孟的人性论就是在西周宗法人伦的制度化下产生，也是中国人伦文化的必然产物和逻辑演绎。因为人性是恶，就很难推行人伦之道，反之人性为善，人伦之道的推行就是顺乎人性于必然的了。孟了首先明确提出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在于人有人伦，”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予存之；
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离娄下》)；其次，他把远占时期的人伦之五教发展为五伦：“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了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予・滕文公上》)。最后，强调人伦“虽凡人皆有，但关键在于能否列他有自觉，”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孟子・尽心上》)，要人自觉其人伦之道。孟子相当系统地从理论上发展了中国的人伦文化的传统。由于儒家传统把德育的同标与教育的日标等同，因此，人伦之道占据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核心地位，孔子提出的教育目标是培养“修己以安人”的君子，其施教的纲领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沦语・述而》)。西汉董仲舒则把道德与政治密切结合起来，强调“三纲五常“等伦理规范的重要。宋明理学家注重“心性之学”，朱熹在教导其弟子所言”如今为此学而不穷天理，明人伦，讲圣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于一草一木、器用之间，此是何学问!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饭也(《答陈齐仲》，《朱文公文集》卷39)，重人伦轻自然的思想由此可窥见一斑。由于儒家把“明人伦”作为“兴国以致”王灭下“的大法，这种教育的意义和信念一直给中国人提供相当稳定的价值认同和道德认知，再加上国家儒学体制与威权主义思想的结合，使得人伦之道成为中国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是不容置疑的。
二
中国的人伦文化在中固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刘社会秩序的维持、列人的德性的教化，对中国思想传统的传载起过重大的作用，但在当今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的人伦文化无容讳言，也存在着与现时念不太相符的部分，它自身需要通过不断的现代化，才能具有与时俱进的持久生命力。
1、克服人伦文化过于强调群体的价值而易于培植依附性人格的局限
中国长期以来农业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与原生经济形态相适应电就十分注重个体与群体和谐的人伦文化，反映在个体与群体的价值定位上就是强调群体在于个体之上的一种整体主义价值观。由于人伦文化强调群体高于个体，个体的人在本质上是群体的、社会的，因此，在这样的文化中，个体是没有独立的存在方式，不能发育成长为独立自主的个体，相反，他只有在各种关系中才能确认自身。因此，中国传统社会既没有内生出一种像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影响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人性解放运动，也始终无法形成在主客二分的意义上所体现的人的主体性，因而在人格方面，大多数国民或多或少地表现为依附性人格。而一个无法拥有独立主体意识的个体，既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相匹配，也与人的自由发展不相适应的。
2、克服人伦文化中注重关系本位而限于熟人道德的局限
中国儒家把人伦之道作为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根本大法，瓶人伦之道本质上就是协调社会关系，所以，在中国传统的道德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是从关系本位的角度，对“什么是善”和“何以能善”、“何以为善”做出的价值判断和阐释。在对“什么是善”的价值判断上，儒家认为人与人之间需要协调的基本关系便是“五伦”，即父子关系、君臣关系、夫妇关系、长幼关系和朋友关系，故“善”便是对这些基本关系的价值判断，即能够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便是符合道德，便是善，由此儒家道德学说从关系本位人手，围绕着五伦而建立了一系列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如“孝”、“悌”、“礼”、“义”等。在刘“何以能善”的理解上，强调“明人伦”，儒家从我与人的关系中加以阐释，认为只有教人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备种伦常关系及掌握由此衍生的社会生活的规范原则，才能使人“守礼”成为“善人”。客观而言，关系本位的特征无疑在一定程度洞彻了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性的特点，看到个体人生的本质是社会性的存在，任何个体都必须以一定的社会及其关系作为存在的前提，有其值得肯定之处，但由于中国社会是农业经济长期占据主导地位，血缘关系与宗法制度相密合，社会流动匮乏，社会交往熟人化，因此中国人的道德往往局限在熟人道德，而且道德的水准呈现出随亲缘度和熟悉度的递减而弱化的态势。
在信任的达成方而，人们主要是依据相互之间心理情感亲密认同的差序来和互决定相互之间的交往关系和信任关系的。在中国社会中，不同关系类型是与不同信任程度相关联的，信任度的强弱与对方同自己的关系远近几乎呈现同一走势，以当事人这一“个己”为中心，向周边扩散。关系建构的核心是血缘家族关系，然后通过拟亲化的方式将血缘关系进一步泛化、扩展和延伸到与没有血缘联系的其他人的关系之中；另一种方式则是通过后天归属如同学、同事等关系，在相互了解和熟悉中培育交往关系中的情感成分，达成感情及认知上的认同，从而建立起良好的关系，增加彼此问的信任程度。显然，道德如果仅仅局限在熟人道德的范围，这与市场经济所匹配的公共道德是不相适应的。现代社会与中国传统社会相比，正如社会学家吉登斯所概括的具有时空分离基础之上的脱域特质，正是这种特质，使得社会成员相互交往方式发生了由“在场”对“缺场”的重大改变。在传统社会，空间与地点总是一致的，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常社会生活的纬度总是“在场”，受地域性活动的支配。而现代社会则通过对“缺场”各种要素的培养，日益将空间从地点中分离出来，从而将社会关系从地方性场景中提离出来，并在一种无限可能的广泛空间中再联结或嵌入。这样，人们的交往关系开始超越传统的熟人的社会交往方式，趟越交往活动具体场所限制及渐次扩散的局限性，进入普遍交往的境地，“自我和社会在人类历史中首次在全球性背景下交互联结了”。从主体的“在场”与否角度看，承诺可分当而在场承诺与非当面在场承诺，前者所表达的是熟人社会的普遍交往关系，后者所表达的则是超越熟人社会的普遍交往关系。前现代社会的承诺是熟人社会中的当面在场承诺，这种承诺不仅仅有某种“家”血缘纽带为依托，亦有当而、在场熟悉了解为依据，更有熟人社会所共有的群体、风俗、习惯为有效监督制约，因而对这种承诺的可预期性与可信性，在实质上是对传统熟人社会那种交往类型的相信信赖。而现代社会时空分离的非当而在场交往，则使得传统的那种承诺及其监督制约机制失去有效性，而必须寻求一种瓤的具有可公度性的交往媒介及对承诺拥有权威性的监督制约机制，以确保承诺的可倍性与可合理预期性，这就需要公共道德与社会法律制度作为现代社会的主要调节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