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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森林山岳类生态旅游资源。我国的生态旅游主要依托于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发展起来，是生态旅游较为原始的一种开发方式。这类旅游资源往往具备多样性的动植物资源，负氧离子含量高，自然环境优美，有利于陶冶情操，寄情山水，适宜于开展休憩、疗养、科考、观光、露营和户外素质拓展等活动。福州市山岳森林类生态旅游资源情况见表1。
2．海滨湿地类生态旅游资源。福州地处我国东南沿海，闽江和乌龙江穿城而过，与台湾岛隔海相望，是我国首批对外开放的沿岸港口城市之一。全市海域面积11．09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1137公里，占福建省的1/3，沿海多天然良港，像福清湾、罗源湾、兴化湾等;砂质海滩长达560公里，如长乐下沙海滩、平潭龙王头海滩等都有优质沙滩;福州东南的海坛岛是福建省第一大岛，岛屿风光独具特色;另外，海洋生物种类繁多，仅鱼类就达到500多种。福州市优越的地理环境，造就了其优质的海滨沙滩、优美的岛屿风光和丰富的海洋生物资源。福州市闽江口湿地自然保护区是福州市湿地生态旅游资源极具代表性的资源，是目前福建全省最大湿地，也是亚太地区候鸟迁徒途中重要的一处落脚站，具有红树林、滨海盐沼、滨海沙生植被3个主要植被类型，拥有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54种，比如中华白海豚、中华鲟等，而且每年都有上千万只的越冬候鸟飞临此地栖息，是一处集湿地保护恢复、科研监测、宣传教育、湿地观光、休闲度假等为一体的多功能滨海湿地公园。
3．温泉地热类生态旅游资源。温泉是一种由地下自然涌出的泉水，其水温高于环境年平均温5℃，或华氏10℉以上，大多数温泉中都含有丰富的化学物质，比如碳酸钙、硫磺、钙、钾、氡、钠等，泡温泉不仅可使肌肉、关节松弛，消除疲劳，还可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加速人体新陈代谢，具有良好的养生保健功效。凭借着有利的盆地地形及丰富的降水量，福州市温泉资源具备了储量丰富、水温高、水质好、易开采等特点，成为了福州十大旅游名片之一。据有关部门调查，福州温泉地热资源主要分布在市区以及永泰、闽候、闽清、连江等周边县市，共有20多个温泉点40多个泉眼，无论是在城区享受SPA式温泉，还是到周边青山绿水环抱的温泉景区泡温泉，都吸引了大批的游客前来。据统计，2013年福州市温泉旅游景区全年累计接待游客146．81万人次，同比增长16．2%;其中增速最快的是龙泉山庄、源脉温泉、赤壁温泉，分别为118．6%、47．8%、19．7%，占温泉景区接待量的51．1%。现将福州市温泉生态旅游资源统计如下(见表2)，必须说明的是，福州市区的温泉因开发充分、城市景观居多且商业化氛围浓厚，在资源统计时仅选取了几家，并未全部纳入。
4．休闲农业类生态旅游资源。休闲农业生态旅游是近年来较受欢迎的生态旅游的新形式，其充分利用生态农业资源，以农村独特的田园风光、农事劳作及农村特有的风土人情为内容，便于旅游者认识、了解、享受和保护农业生态资源，开展观光、劳作、民俗体验等旅游活动，具有极强的参与性和互动性，不仅能普及自然农业知识，还能起到良好的教育作用。福州市休闲农业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最初以游客借宿农家的休闲形式为主，一些农户创办农民餐馆，提供吃农家菜、住农家屋等简单服务。20世纪9O年代开始出现有一定规模的休闲农业，比如永泰大樟溪的千江月休闲农场等。截至2014年6月，福州市共有各类休闲农场143家，包括农、林、牧、渔、茶、园艺等多个项目，其中，3家全国休闲农业示范点，6家省级休闲农业示范点，15家市级休闲农业示范点，还有一个全国休闲农业示范县———闽侯县，福州市休闲农业生态旅游资源(市级及以上)一览表见表3。福州休闲农业生态旅游活动涉及到农业观光、农事体验、生态休闲、温泉理疗保健、民俗文化、娱乐健身和科普教育等各方面，年游客近800万人次，年营业收入16亿元。
二、福州市生态旅游资源的特征分析
在对福州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统计过程中，福州生态旅游发展的特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生态旅游资源种类多样，景观齐全。福州市生态旅游资源的类型涵盖了森林山岳类、海滨湿地类、温泉地热类、休闲农业类等多种类的旅游形式，另外，福州濒临东海，闽江口、罗源湾及海坛岛的滨海海洋类资源也独具特色。地貌类型多样，动植物种类繁多，其中不乏珍稀动植物品种，湿地、温泉、河湖、外海景观丰富，各类景观之间相互补充，相得益彰，为观光、科教、度假、体验等多种生态旅游活动提供了良好的资源基础。
2．资源品质较高，但知名度低。在四类生态旅游资源中，森林覆盖率高居全国第一、空气质量位居全国前列，森林类生态旅游资源品质居全国前列，闽江口湿地公园凭借着优越的自然环境、丰富多样的生物种类、众多的稀有物种以及候鸟迁徙、珍稀濒危鸟种的栖息地等多项要素在2013年“美丽中国•湿地行”活动中被评为“中国十大最美湿地”;而福州温泉品质居于全国前列，休闲农业依托了良好的自然及原始生态环境。四类生态旅游资源的品质极高，但是，由于开发不足和宣传不力等因素的影响，福州的诸多生态旅游资源知名度却很低，品牌效应缺失，在全国的影响力不足。
3．大多分布于郊区及周边县域，空间分布具有一定规律性。经过上文对福州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调查可知，福州生态旅游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为:集中分布在福州城区以外的各个县域;市区范围内生态旅游资源较少，且分布地点多位于市区及郊区的城乡结合区域。这一特征是由福州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福州地貌属典型的河口盆地，盆地四周被群山峻岭所环抱，境内地势自西向东倾斜，北部和西部为山地;南部为福州盆地的大部分;东部丘陵平原相间。这种地理环境使得福州市生态旅游资源的分布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西部北部和南部县域地势较高，自然景观优美，环境宜人，因此森林类生态旅游资源和休闲农业类生态旅游资源丰富;市区及周边相邻的连江、闽侯位于福州盆地，其温泉地热资源丰富;而东部闽江入海口则因地势较低且与东海相连，成为了优质的海滨与湿地资源区。
4．生态保护观念不足，生态旅游形象不鲜明。福州市的生态旅游的游客多选择中短途游，以福州市区居民为主，其次是周边浙江、广东、江西等省市的游客;客源结构以散客为主，生态旅游所涉及到的地区大多是市区周边的原始乡村和景观优美的自然地区，使得福州市的生态旅游更加倾向于乡村旅游和乡村生态旅游，客源市场对生态旅游的认知也多为乡村旅游和乡村体验游，因此，福州市的生态旅游形象模糊，定位不准确，从而带来旅游过程中重体验而轻保护、重旅游而轻生态的现象。
2加强对水生态系统保护与修复的重视度
水生态系统的保护与修复是近年来才提出的国家战略重点项目，有些资源保护单位对其的重视度不够，意识较为淡薄。水土保持的第一要素就是水资源，生态系统的有效建设也一定要以水资源的基础建设为依据。因此，我国各相关单位一定要重视水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工作，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合理开发资源，做好协调生产工作，并立足未来，从长远角度考虑，将该工作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内容，实现新措施的有效运用。
3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坚持创新
众所周知，我国国土面积广阔，水生态系统由于地区差异，会出现不同的问题，解决水土流失问题，也不能仅仅依靠一种策略。坚持因地制宜、综合治理和创新发展的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
3.1针对水生态修复保护系统地的差异，应该采取因地制宜的方式予以完善。
例如，在农田边缘开挖截根沟，在与林地接壤处挖掘排水沟，对潜在威胁大的水蚀沟采用回填对策等等。
3.2采取不同的生物措施实施保护修复。
根据季节差异进行植树，结合土壤特点，因地制宜的选取种植树木，在保护植被覆盖率的基础上，利用沟谷营建水源涵养林，并做好防风固沙、排水种植等工作，有效缓解冲刷侵袭。
3.3创新保护与修复方法。
具体而言，要创新体制，发挥制度的规范作用，完善监管，加强验收，保证权责分明。此外，还要深化改革，改进以往的治理方法，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并坚持技术创新，采取高科技方式对水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尊重科学，做好系统建设工作。
4扎实推进水生态系统的保护修复工作
明确思路，打好工作基础是有效保护与修复水生态系统的关键。国家在系统维护动工前可以搭建试点项目，结合地区差异和自然状况特点，对水生态系统进行综合治理。在试点工程建设过程中国，对水土流失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积累工作经验，并进一步贯彻落实新的治水方式，总结技术问题，扎实科学基础，从而完善保护修复能力，推广现代化新技术。
一、自然资源物权和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一）自然资源物权的意义
自然资源，从最广泛意义上说，包括在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过程中自然界中包括土地在内的一切可以被人类利用的物质和能量。自然资源物权是指以自然资源为客体的物权，即权利人为满足其权益需要，对自然资源依法或依合同所享有的直接支配与排除妨碍的权利。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没有分清对土地本身的使用与开采埋藏于地下的矿藏以及采伐生长于土地之上的林木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土地是承载其他自然资源的载体，其他自然资源均依赖于土地而存在。但是我们也应当认识到，资源是可以与土地分离或相对分离的，或者具有独立于土地的自身价值，同时由于资源本身具有稀缺性、价值性与可支配性，因此，从法律的角度尤其是从民法的角度来说，资源可以成为物权的客体。而学界也一般将自然资源划分为两大部分即土地与除土地以外的其它资源(也有简称资源的)。相应地，自然资源物权亦可分为土地资源物权和与其他自然资源物权。
与一般物权不同的是，自然资源物权属于一个社会或国家的基础物权。原因在于对自然资源的控制和支配，意味着对人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自然要素的垄断或专有。在此基础上，学界认为，自然资源物权体系是指由自然资源物权制度的基本的物权权利类型，包括自然资源所有权和自然资源他项权利组成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由于自然资源可分为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因此，自然资源物权体系又可分为土地资源物权体系和其他自然资源物权体系。
（二）生态补偿的意义
对于生态补偿的意义，国内外有不少定义。归纳起来，大致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指自然生态系统对由于社会、经济活动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所起的缓冲和补偿作用。另一种则是将生态补偿理解为一种资源保护的经济手段，通过对损害(或保护)环境的行为进行收费(或补偿)，提高该行为的成本(或受益)，从而激励损害(或保护)行为的主体减少(或增加)因其行为带来的外部不经济性(或外部经济性)，达到保护自然资源的目的。
我们认为，生态补偿不单是为了控制生态破坏，而应该包括因自然资源的使用所造成的生态功能丧失的恢复和补偿，具体包括对为保护和恢复生态环境及其功能而付出代价、做出牺牲的单位和个人进行经济补偿，对因开发利用土地、矿产、森林、草原、水、野生动植物等自然资源和自然景观而损害生态功能，或导致生态价值丧失的单位和个人收取经济补偿。
（三）生态补偿机制的意义
生态补偿机制是社会生产不断发展与资源环境容量有限之间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它以“资源价值论”的观念重新评价生态环境资源的现实价值，运用政府调控与市场化运作的方式，让开发、利用、破坏生态环境资源的人们支付相应的经济补偿，用于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为社会发展提供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基础和生存环境。
生态补偿机制调整的对象和政策制定的方向是，矫正生态环境保护或破坏行为产生的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的分配关系，以经济激励为主要特征的环境经济政策和其他相关的制度安排。这里的环境利益是保护活动产生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提高，或破坏行为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的损失。经济利益是生态服务功能的市场价值或效益。纠正后的利益关系应该是，享受因劳动付出而带来的生态服务的主体要支付费用，生产生态服务的主体应得到经济回报；相反，造成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的主体支付费用，生态服务功能的产权人或恢复生态服务功能的主体(如政府)应得到经济赔偿。
生态补偿机制涉及生态补偿的法律规范的形成、实施到产生调整社会关系效果的整个运行过程的综合原理，有系统和过程的意义。作为一种法律机制，它是从法律的各个方面的系统性联系和从法律的动态上来考察法律对社会关系的调整功能的运行过程。其主要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不同主体之间利益的相互联系，即结构；二是事物在有规律的运动中发挥的作用、效应，即功能；三是发挥功能的作用过程和作用原理。
因此，生态补偿机制可以理解为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它是指政府和有关部门通过一定的政策手段,促使环境、资源、生态的受益方给予施益方以合理的补偿,实现索取与禀赋的相对平衡,以达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制度和法规。由此可见,建立公平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不仅能直接受益于每个人,也是我们最终建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础。
二、我国在自然资源物权受限下生态补偿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目前,我国生态补偿还存在很多需要解决的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础研究薄弱
自然资源物权人在物权受到合理限制之下，遭受的损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难以用货币来进行衡量，而且补偿对象有时很难准确确定。如何科学准确地界定生态补偿标准和对象，成为制约我国生态补偿机制在全面实施的一个很重要因素，主要体现在：
1、补偿强度难以货币化。要对物权受限者进行合理科学的补偿，就必须对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建的投入成本及效益进行科学的计算，只有这样才能保证保护和重建行为的科学性。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很难计算出间接成本或收益，从而难以科学确定补偿强度的量化。
2、补偿者和补偿接受者问题。产权的界定是生态环境补偿的前提，只有生态环境的产权明晰了，才能确定谁补偿谁的问题。但在资源和环境领域，产权界定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许多生态环境的产权往往是模糊和虚化的，甚至是不可能清楚界定的,这样在实践中往往使生态环境的权利和义务失去主体，导致无法清楚地确定补偿承担者和接受者。在对自然资源物权人进行补偿时，补偿承担者难以确定的问题将更加突出。
3、生态补偿的内容不明确。生态补偿的内容很多,涉及面极广,而且随着人们认识水平的不断深入,需要补偿的范围还要增多。由于国家和政府对在重点保护区农民的自然资源物权有更多的限制，导致当地居民的生活问题日益显现。
（二）补偿方式比较单一，没有建立良性投融资机制
补偿资金渠道以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为主，补偿的重点为西部部分地区，而且以重大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及其配套措施为主要形式；投入主要以国家为主，地方投入较少；有限的资金主要以毛毛雨的形式，分散用于各个地区，造成资金的低效使用和浪费。
（三）征收和使用方式不合理
由于生态补偿机制不完善,补偿不能完全依法进行,基本上是采取“搭车收费”的方式，收费和使用主要以部门或行业为界，部门间各自为政，行业、部门之间的条块分割，不能形成合力，也没有真正实现收支两条线。部门行政色彩浓,导致生态补偿不到位,补偿受益者与需要补偿者相脱节。
（四）全国还没有形成统一、规范的管理体系
缺乏有效的监督，资金的收取和利用存在很大的漏洞。目前许多证据已经证明国家用于生态建设项目而投入的巨额资金，被广泛用于部分地方和政府部门的私自渔利行为上，“暗箱操作”现象层出不穷，这就导致了权利受限者无法得到充分的补偿，并产生了高额的管理成本，从而危及到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五）观念上存在障碍
我国公众的环境意识还比较低，“资源无价”的错误观念还未根除，广大民众对生态补偿知之甚少，许多人甚至认为征收生态补偿金是“乱收费”，这些错误观念的存在是生态补偿制度建立的很大障碍，也为生态补偿工作的展开带来了巨大阻力。
（六）资金筹集问题
资金积累和筹措不足,是建立补偿机制面临的一个瓶颈问题，没有充分的资金来源，生态补偿机制的建设也就无从谈起。
（七）补偿强度问题
一般来说，对生态环境保护和重建的直接投入成本进行计算相对比较容易，可等同为将受到破坏的生态环境恢复到正常或预期的状况所需支付的费用。但是由于生态环境的公共物品特性,它的保护和改善对社会提供的服务以及它的破坏对社会造成的影响比较容易感受，但是很难评价到底得到多少利益或受到多少损失，并且在不同地区及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评价值和需求是不同的，对生态环境影响的认识水平也是不同的，因而很难计算出间接成本或收益，从而无法科学确定补偿的强度。
（八）法律法规体系不够健全
就目前我国对该方面的立法，还存在不小的缺陷，主要有：
1、立法体系上的缺陷。主要表现在自然资源保护法律中资源有偿使用原则未体现资源生态效益价值；有些资源保护法未将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其立法目的以及资源保护法律的有些规定不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等方面。《刑法》对破坏自然资源罪的规定欠缺生态效益考虑。
2、技术上的困难。征收生态补偿税需要准确确定税率，补贴需要确定补贴率，而税率和补贴率的确定都面临技术难题，政府为获取这些信息会支付较高的成本。生态补偿数额的确定应以生态破坏造成的损失量和生态建设或恢复的效益量为标准，而生态影响的定量评估技术尚未充分开发、建立和普及。
我国的《防沙治沙法》、《土地承包法》、《草原法》、《环境保护法》等法律对植树造林、草地保护作出了明确规定，但并未对自然资源物权人的权利受到合理限制的情况下，国家给予受损利益的补偿加以规定，即使有体现，约束力也不强，而法律条款之间本身存在着矛盾，更加影响了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
三、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下生态补偿机制的具体对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认为，当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时，生态补偿机制的运作应做好以下几个工作。
（一）明晰界定自然资源产权
环境产权界定应该是对环境归属、环境质量及环境侵权程度，从质和量、近期和长期、局部和整体上的权威性、可操作性的行为规定和使用约束。我国现行《宪法》第9条规定“矿床、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自然资源都属于国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由法律规定属于集体所有的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除外。”这意味着在我国生态环境是整个社会的财富，它在本质上不属于单一的个人或某个团体，是公共财产。但在实践中，往往因这种复杂的关系使生态环境的权利和义务主体缺失。生态环境所有权的虚化现象在我国是一个普遍存在的客观事实。所有权的虚化直接导致产权的模糊。建议在国家和集体对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不变的前提下，尽可能地分散自然资源的经营权和管理权，将因生态治理过程中发生的补偿直接分配给自然资源经营者和管理者，并且强化社会经济主体的环境产权意识，把环境资源视为环境资源资产，逐步将其划入资产领域进行有效调整，给予自然资源物权的享有者相应的产权的确定与保护。只有这样，才能赋予权利人以制度上的保障。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机制建立环境产权的作用和流转机制。
（二）明确补偿主体
生态补偿机制的主体是参与生态活动的各关系人(自然人和法人)，它包括两类：公共主体和市场主体。[]生态补偿机制的公共主体就是政府及各类相应的机构和组织。由于生态经济的公共性，而且本文讨论的是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时的补偿主体，这就决定了政府作为公共主体参与生态活动补偿的必然性和重要性。由此，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在该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主导作用，即主张补偿主体行政化。具体表现为对生态治理中的受损权利人的补偿需要政府实施。从而权利人的权利将得到政府稳定而有力的保障，充分体现了补偿机制的有效性。
（三）补偿制度法制化
生态补偿实质上是一种利益协调，也是一种矛盾协调。利益协调可以通过经济途径、观念途径、制度途径等多条途径予以实现。利益冲突的制度协调是指针对利益关系直接进行协调，是通过对人们之间利益关系的重新定位和对人的利益行为范围的限制来实现利益协调的。从人类社会利益协调的历史来看，利益冲突的利益协调通常是以国家协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利益协调是国家的重要职能。在对社会利益冲突的制度协调中，法律制度是其中核心的内容之一。通过法律机制的协调，可以有效降低政策协调、经济协调和观念协调的主观随意性，从而最大限度地保持利益制度和整个社会的稳定。强调法律制度在生态补偿中的重要性和权威性，对于整个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实践证明“补偿政策法律化”使补偿制度名副其实地成为使受损权益得到恢复和弥补的一种法律手段。
1、确立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而生态补偿是推进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所以只有明确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才能顺利实现可持续发展。确立生态补偿的宪法地位主要是对生态环境的产权进行严格的界定。
2、制定与完善我国的环境保护法。修改现有的环境保护基本法，在环境保护基本法中把可持续发展战略确立为环境立法的指导思想，并以此为指导，把自然资源有偿使用的原则和生态补偿制度确立为我国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基本制度，在此基础上，修改环境保护单行法，对《森林法》、《草原法》、《野生动物保护法》、《水土保持法》等已确立的生态补偿制度要进一步具体化、完善化，使之具有可操作性和科学性。对其它资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法增加生态补偿制度，尤其是生态补偿要融入《环境影响评价法》中。通过这些立法措施，对自然资源物权受到合理限制的权利人的权利加以具体规定，并且给予权利受限后的有效补偿。
（四）确定补偿标准
补偿标准的确立是生态补偿机制中的一大难点。很多人将其归结为生态环境的功能价值的难以计量。需要指出的是，我国的生态资源所有权属于国家，国家实施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和措施，是对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权的限制性征收的行政法律行为，生态补偿是基于这一行政行为对法人或个人生态资源财产的收益权限制的行政补偿制度。补偿标准应该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其对生态效益的需求间寻求平衡点。
对于建设项目生态补偿金的确定，可以考虑与环境影响评价相结合，充分利用环评的各项数据资料，使环境影响的定性评估与定量评估同时进行，在环评阶段确定生态补偿金的数额，同时也可提高环评的准确性、科学性，还可以节省环境管理机关的工作量，提高工作效率。
赔偿与补偿只是一种相对的公平，在现有的条件下无法做到完全的公平。尽管如此，生态补偿机制也要在力求在公平公开的层面上运行，必须有科学核算生态补偿的标准体系。对补偿标准的确定，很大程度上依靠对资源环境的价值进行评估。
（五）确定多样化的补偿方式
生态补偿机制应建立国家、地方、区域、行业多层次的补偿系统，实行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公众参与的多样化生态补偿方式。
1、政策补偿与技术补偿相结合。政策补偿，即上一级政府对下一级政府的权利和机会补偿。受补偿者在授权的权限内，利用制定政策的优先权和优惠待遇，制定一系列创新性的政策，促进发展并筹集资金。技术补偿，是指中央和当地政府以技术扶持的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综合防治给予支持。具体内容有：补偿主体开展技术服务，提供无偿技术咨询和指导，培训因自然资源受到合理限制的权利人的生产技能和管理水平，使他们能够利用有限的资源创造最大的财富。
2、连续补偿与一次性补偿相结合。以目前的生态补偿政策来看，例如国家实行的退耕还林与退牧还草工程，生态环境的恢复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对于农牧民来说，退还之后失去了部分或全部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为了保障农牧民的利益，使其能维持基本的生计，在项目实施的初期阶段，至少在5～8年内，国家和地方政府要连续对项目实施主体进行补偿，以推动其生产经营方式的逐步转型。而对于一些生态环境特别恶劣，退还后失去了生存条件的农牧户，应实行“生态移民”安置，其具体办法可以是一次性发给移民搬家费，再给予工作就业机会或分给承包地。
3、政府补偿和民间补偿相结合。政府补偿是由政府提供财政资金或实物进行的补偿。这是由政府生态环境恢复与建设的职责所决定的。政府补偿的实质是建立公共支付体系，其受付方为土地使用者、自然资源的经营者等，这种方式的好处是资金来源广泛而稳定，包括税收、发行债券和对生态环境受益方收费，但事实上，由于政府的财力有限，有必要把政府补偿与民间补偿结合起来。民间补偿通常是指在私人之间即受益人与利益受限人之间相互商议的基础上订立的补偿方法。
（六）规范生态补偿管理
1、生态补偿必须坚持“保护者受益、损害者付费、受益者补偿”的基本原则，即环境保护者有权利得到投资回报；环境开发者要为其开发、利用资源环境的行为支付代价；环境损害者要对其造成的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损失做出赔偿；环境受益者有责任和义务向提供优良生态环境的地区和人们进行适当的补偿。这里应当特别强调，对于生态治理过程中，其权利受到合理且必要限制的权利人的补偿。
2、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建立起清理、核查、勘测、统计受限权利人的自然资源的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的存量，并跟踪、统计自然资源产权变动情况，加速建立对该类自然资源价值的核算体系，完成生态环境资源实物及价值形态的核算，逐步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账户管理制度。同时，建立国家环境督察制度，加强对跨地区、流域经济区以及产业间环境问题的管理，协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上游区域”和“下游区域”之间的补偿。
3、实行统一监督办法。建立财政生态补偿资金使用绩效考核评估制度，对各项财政专项补助资金的使用绩效进行严格的检查考核，使财政生态补偿资金更好地发挥激励和引导作用。同时，要建立健全实施生态补偿的审计制度和信息公开制度，接受社会监督。
（七）补偿资金的融资方式多样化
生态补偿资金可以从以下途径进行筹集：
1、生态补偿费与生态补偿税。生态利益补偿资金，首先来源于生态环境税收；其次是依生态环境法所得的罚款、没收所得；其三是国际组织、社会各界为生态环保的捐助资金；其四是设定生态环保彩票，建立环保基金，由统一的基金组织管理，以及其他形式的各种生态环保基金。
2、各级财政生态专项补偿。目前进行得较多的是国家财政专项补偿，国家作为生态效益补偿的主要提供者，即作为生态补偿基金的主要来源，由各级政府在财政预算中安排一定的资金用于补偿生态环境利益外溢问题。但这种单一的补偿渠道离实际需要相差甚远。今后要逐步建立起起国家财政补偿与区域内财政补偿及部门补偿相结合的补偿机制。建立不同层级的利益补偿系统、中央补偿系统和地方补偿系统,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央补偿资金和地方补偿资金，中央资金主要针对全局性的补偿问题,而各省、市等地方政府可以就本地区生态环境项目设立地方补偿资金，并可在补偿计划上单列出对物权受限人的补偿，设立这种多层次的补偿资金可以对地方环境保护起到刺激作用，同时形成上下多层的互动机制。同时，建议设立专家组，对各省的生态环境状况评估，提出资金分配方案。同时，地方设立专家组，对项目实施进度、效果进行评估。专家组还要对项目结果进行检验验收，确定资金的发放。
3、建立生态建设补偿基金。可以由国家涉农部门和环保部门牵头建立“生态环境建设补偿基金”，首先由国家财政拨款作为垫底资金，在此基础上，号召有关企业、组织和个人捐赠，这既可为社会环保人士提供表达心愿的途径，又开辟了环保建设资金来源渠道。
4、优惠信贷[]。优惠信贷是以低息贷款的形式向有利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活动提供一定的启动资金，解决资金缺乏问题，鼓励当地人从事有利生态环境的行为和活动，同时贷款还可以刺激借贷人有效地使用贷款，提高行为的生态效率。
5、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业。将部分生态环境价值市场化，采取生态环境产权交易补偿，例如在旅游收入中收取一定比例的补偿基金。
(八)建立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政绩考核制度
1、重新审视现有的GDP指标核算体系，建立绿色GDP指标体系或建立可持续发展指标体系。
2、在规划时既要考虑经济增长，又要考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治理。为此需建立相应科学的考核指标，明确经济主体的权利和责任，有效约束不顾环境后果，不顾他人利益的掠夺性、破坏性的开发。
3、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包括开发利用资源与环境恢复之间的环境补偿，资源输出与资源受惠地区之间的环境补偿等。
(九)建立生态保护价值增值的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
一方面，要加强研究和开发适用于生态资源价值的数量化技术，建立评估机制和评估机构，培训评估人员，使评估尽快掌握生态资源数量化技术，为生态补偿顺利展开奠定坚实的技术基础，提供数量化技术保障。另一方面，建立生态资源存量的年度调查与统计制度，掌握区域生态资源存量的历史变迁和现状变化，根据人们普遍认可的生态环境状况条件和生态资源存量的合理值，为生态补偿制度的实施提供依据。
(十)开展生态保护补偿的试点工程
2当前林业资源档案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档案管理在林业资源的开发与保护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与作用，但是由于档案管理开展的并不深入，因此也存在着很多的问题，最突出的就是利用率、宣传力度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管理工作的进一步加强，也阻碍了生态建设的发展。
2.1利用率较低。
一方面部分林业资源信息具有封闭性，尤其是一些研究成果并不对外开放，因此这些资源的利用率较低甚至不为人所知。另一方面，对档案资源进行查询的大多是管理人员或技术人员，这些资料常常用于为决策提供基本的依据，但是将将这些资源作为科研成果的理论依据的并不多。人们没有充分意识到利用档案管理帮助林业建设、节约林业资源的重要性，很多资源因得不到公示而失去了自身的利用价值。
2.2宣传性不高。
一些林业管理部门没有意识到档案管理的重要性，因此在工作中的宣传性并不高。很多人对林业资源的档案管理并没有深入的理解。而林业管理工作的展开需要内部与外部的协调配合，仅从内部管理是远远不够的。缺乏对外界的宣传很容易导致人们护林意识的薄弱，这对林业资源的管理与保护来说是极为不利的。
2.3管理不到位。
一些地区的林业资源管理工作还存在着很多问题，管理意识的薄弱以及管理制度的不完善都是管理不到位的表现。现代档案管理工作都使用信息化的管理模式，在计算机上建立档案库，将部分资源上传到指定的网络共享。而一些管理部门还应用纸质档案对林业资源信息进行记录与管理，这种管理方式效率极低，信息的查询流程也极为复杂，纸质档案还存在着损毁、遗失等风险，这大大拉低了档案管理的整体水平。另外管理制度的不完善也会导致管理人员积极性的匮乏，遇到问题相互推诿，无人承担责任。这些问题都极大的阻碍了档案管理工作的发展。对林业档案管理工作的缺失就很容易导致林业资源的滥用与破坏，进而造成生态环境的恶化。
3加强林业档案资源管理的方法与途径
3.1丰富信息资源。
为了满足更广阔的需求，应当不断丰富林业档案资源，拓宽信息来源。林业档案资源应当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基本情况的调查，内容应当含有林业面积、区域划分、经营方案、林相图等；二是深入的研究成果，内容应当含有某一林区的科研立项情况，相关的研究结果等。为了获得准确的信息，管理人员应当展开实际调查，并将收集到的数据进行分析对比，有关的科研成果也应当在分析证实后再使用，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3.2依法展开管理。
法律是各项工作有序展开的基本保障。为了规范档案管理工作，应当以法律为基础制定严格的规章制度。这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林业档案管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相关人员的工作应当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不得私自售卖林业资源资料、不得滥用林业资源，对相关的违法行为一定要严惩。
3.3健全管理制度。
健全的管理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档案资源的完整性。首先，应完善基础的档案管理制度，对管理人员的工作职责进行划分与规范，现代档案资源管理都在向着信息化的方向发展，大部分的林业信息都录入到计算机中保存，但是仍有部分资料是纸质的。为了避免造成信息的缺失，应当保证各项工作由专人负责。谁负责保管纸质档案，谁负责电子档案，谁负责信息的收集与录入等都要做到职责明确、权责清晰，一旦发生问题可以找到对应的负责人。其次，应当建立人员培训制度，对档案管理人员应当进行专业的档案管理培训，使他们的专业素质能够满足现代化档案管理的需求。最后还应当健全奖惩制度，除法律层面的要求外，管理部门应当提高对日常工作的规范要求，工作中如有严重失误应当酌情惩罚，如有贡献则应当奖励。用这种方式能够极大的提高林业资源档案管理者的责任感与工作的积极性。
3.4增强宣传力度。
林业资源档案利用率的提高离不开积极的宣传。除了内部档案工作的完善，管理部门应当积极对外宣传，与媒体合作，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林业资源档案的存在。林业资源建立档案的目的之一是促进资源的整合，提高其利用率，而宣传工作的薄弱会使信息呈现封闭的状态。加强信息宣传可以加深人们对林业资源的关注以及保护力度。在从事相关的林业资源研究工作时，专家与学者也可以及时找到有用的资料与资源。因此加强宣传工作是十分必要的。另外，对于一些非保密性的科研成果与资料可以加强开放力度，将其在网络上进行公开与公示，提高档案资源的传播范围，从而提高其利用效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加强宣传可以提高公众对林业资源管理与保护工作的参与感，让他们意识到林业资源是与自身的实际利益相关的，从而提高他们对林业资源的保护意识。
一、生态旅游概念的衍变与真正内涵
生态旅游是针对旅游业对环境的影响而生产和倡导的一种全新的旅游业。1988年，生态旅游的定义是：生态旅游作为常规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游客在观赏和游览古今文化遗产的同时，置身于相对古朴、原始的自然区域，尽情考察和享乐旖旎风光和野生动植物。这时期生态旅游的概念是指一种旅游业中的“复归自然”、“返朴归真”的观念。1993年，国际生态旅游协会把生态旅游定义为：具有保护自然环境和维护人民生活双重责任的旅游活动。生态旅游的内涵更强调的是对自然景观的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旅游。生态旅游不应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应与自然和谐，并且必须使当代人享受旅游的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机会与后代人相平等，即不能以当代人享受和牺牲旅游资源为代价，剥夺后代人本应合理地享有同等旅游资源的机会。真正的生态旅游是一种学习自然、保护自然的高层次的旅游活动和教育活动，单纯的盈利活动是与生态旅游背道而弛的。同时，生态旅游也是一项科技含量很高的绿色产业，需要生态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多学科论证，方能投产。
二、生态旅游资源的分类
按照生态旅游资源的属性，可以把生态旅游资源分为自然生态旅游资源、人文生态旅游资源和保护生态旅游资源三大类。(如表1)
三、我国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的现状
母庸置疑，我国拥有丰富的生态旅游资源。截至2005年底，我国已建立起各类自然保护区2194个(列为国家级的243个)，被正式批准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有26个。各类森林公园1900多处，其中国家森林公园627处。这些保护区和森林公园集中了我国自然生态系统和自然景观中最精华的区域，是生态旅游的理想处所。一些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的“龙头”。但人们那种“旅游业是无烟工业”的观念还较流行，生态旅游的发展大多还停留在初级阶段，强调到大自然中旅游，强调对旅游资源的开发而忽视了旅游本身对环境的影响和资源的破坏。实际上，我国旅游业的发展已经给环境带来较严重的污染，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旅游资源的粗放开发和盲目利用。许多地区的政府有关部门在开发旅游资源时，缺乏深入的调查研究和全面的科学论证、评估与规划，便匆忙开发。特别是新旅游区的开发，开发者急功近利，在缺少必要论证与总体规划的条件下，便盲目地进行探索式、粗放式的开发，造成许多不可再生的贵重旅游资源的损害与浪费。
2.风景区生态环境系统失调。近10多年来，景区的人工化、商业化、城市化使我国风景名胜区，包括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一些自然风景区，已越来越受到建设性的破坏，由于在景区内开山炸石，更有一些建筑毁景障景，导致自然和人文景观极不协调，破坏了景观的整体性、统一性。以索道为例，世界各国在作为国家公园的名山上修建索道都是严格控制的，其中美国、日本是明令禁止的。日本富士山海拔3776米，公路只修到2000多米，游人再多，也是自己一步步登上去的。
3.风景名胜区环境污染严重。据旅游风景区提供的监测资料显示，这里的水土、大气都有程度不同的污染。噪音、烟尘都超过了规定的标准，大气中含有的有害物质及酸雨等情况比较普遍。
上述可见，在发展旅游与保护环境之间存在着相互矛盾的关系。那种把生态消费摆在首位，不惜以生态资源的消耗为代价来获取利润的作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走出生态旅游的认识误区已经成为我国旅游业开展生态旅游首先应解决的问题。
四、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原则
旅游资源开发作为一项经济活动，只有按照旅游经济活动的规律进行，才有可能获得成功。为此，生态旅游的开发遵循一定的科学原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1.永续利用原则。“永续利用”是时代的产物，它是一种使人类在开发旅游资源时不但顾及到当代人的经济需要，而且还顾及到不对后代人进一步需要构成威胁和危害的发展策略。尽管它不意味着为后代和将来提供一切，造就一切，但它却通过对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三者的协调，使当代人用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旅游资源利用，造福子孙后代。
2.保护性开发原则。针对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而言，开发和保护的关系应体现的总的原则是：开发应服从保护，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开发。资源得到妥善保护，开发才能得到收益；开发取得收益，反过来可促进保护工作。但是，一旦开发与保护出现矛盾，保护对开发拥有绝对否决权。
3.特色性原则。旅游资源贵在稀有，其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与众不同的独特程度，即特色。有特色，才有吸引力；有特色，才有竞争力。特色是旅游资源的灵魂。
4.协调性原则。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必须与整个生态区的环境相协调，既有利于突出各旅游资源的特色，又可以构成集聚旅游资源的整体美，使游客观后感到舒适、自然。
5.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市场经济就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生态旅游作为旅游的一种形式，也追求效益最大化，但这个效益不仅是指经济效益，还包括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三者必须高度地协调统一。而当三者出现矛盾时，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高于一切为指导原则，即经济效益必须从属于上述两种效益。
五、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措施
生态旅游资源要开发、要持续发展，应是一种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与自然环境相和谐的旅游，必须把握适度的开发速度，控制接待人数，增强环境意识，否则，游客太多会对目的地的环境造成过大的压力。破坏了生态旅游赖以生存的环境，生态旅游也就不可能持续发展。其主要开发措施如下：
1.加强森林公园建设，保护森林资源。森林公园是在社会文明的发展中形成的一个相对独立的生态经济系统，是以人类、生物和环境的协同发展为原则，以自然资源的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改善为宗旨，它们所追求的目标是：既满足当代人的生活需求，且自身得到发展，又要保护生态环境，不对后人的发展构成危害。这就为在此基础上开展各项生态旅游活动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区域环境。1982年，我国建立了第一个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她以神奇的地貌和优美的环境向世人一展森林公园的风姿，为中国的生态旅游开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截至2005年底，全国已建立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森林公园1900多处，年吸引游客达2亿多人次。随着森林公园旅游人数的增加，旅游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保护必然产生矛盾，引起诸如土壤、植被、水质和野生动植物的环境问题。另外我国森林公园大都是在国有林场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因经营方式的转变，这就带来了一个更新观念和提高对森林价值和生态环境的再认识问题。因此，有效地保护生态环境、加强森林公园建设是保证生态旅游资源得以正确开发的一项重要措施。
2.统一规化、有序开发。做好旅游开发规划，贯彻资源和环境保护的思想，这不仅是使开发取得成功的保障，也是预防资源和环境遭到破坏的重要措施。因此，在编制旅游区总体规划时，必须对旅游区的地质资源、生物资源和涉及到环境质量的各类资源进行认真的调查，采取积极措施，消除或减少污染源，加强对环境质量的监测。从生态角度严格控制服务设施的规模、数量、色彩、用料、造型和风格，提倡以自然景观为主，就地取材，依景就势，体现自然之美，对那些高投入、高污染、高消费等刺激经济增长的项目坚决制止。经济开发可以在风景区以外的广大土地上进行。在现有的生态技术、资金条件以及人们的环保意识还达不到维护生态平衡要求的情况下，必须将宝贵的生态资源留给子孙后代，而不是开发殆尽。另外，在旅游区的环境容量未确定之前，必须控制旅游业的发展速度。对一些重点保护的景区，必须防止太多的游人进入，即使是一般旅游区，也应严格控制超容量吸引游人。因为，环境容量是有限的，破坏容易修复难，一旦旅游超过了环境容量，造成了巨大的环境破坏，再来治理就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3.增强环保意识，强化法制观念。鉴于旅游作为一种产业对环境的特殊影响和累计性的破坏，生态旅游一定要加强环境立法和管理。如：对生态保护区的开发，要根据环境法律，规定哪些部分严禁开发，哪些部分可以开发，哪些地区禁止带火种，禁止狩猎和毁坏林木等。
六、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应注意的问题
1.保护生态资源，改善生态环境。在开发中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环保工作必须长抓不懈，不能掉以轻心。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不仅生态环境质量会严重下降，使生态旅游无法开展，而且将会严重制约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所以，当务之急是保护好现有的生态资源，坚决制止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加大植树、种花、种草力度，尽快提高森林和绿地的覆盖率，力争城市的整体绿化水平有较大的提高。
2.编制生态旅游资源开发规划。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必须规划。应对应有的生态旅游资源进行详细的调查研究，建立从可行性论证——开发规划——监督管理的科学可行的开发程序，坚决反对“一哄而上”的无规划的开发。应建立各市政府直接领导下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协调小组，编制具有指导意义的高起点、高标准、高水平的各市生态旅游发展规划，以指导和协调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工作，制止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中的不良行为。
3.制定法规，加强科学管理。生态旅游会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是弊大还是利大，这并不取决于是否开发旅游，而是取决于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科学管理，而科学管理的基础在于完善的法制。因此开发生态旅游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法规作保障，并加强对生态旅游区的科学管理，做到“以法兴游”、“以法治游”，杜绝一切破坏环境资源的现象。
4.突出生态旅游产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我们应多吸收国内外发展生态旅游的先进经验，并结合各个地方的实际情况，立足本地资源和历史文化优势，大力开发独具特色的生态旅游产品。一是要突出特色，二是丰富生态旅游产品的文化内涵。以此建立新型的生态旅游市场体系，推动我国生态旅游的发展。
5.提高参与性，改变单一的观光结构。在21世纪中，休闲度假将取代观光旅游成为旅游的主体。而让游客能亲自参与和亲身体验是休闲度假产品风靡世界的最直接原因。在考虑旅游与生态的关系时，仅仅关注如何将生态资源利用于旅游事业是不够的，还应该掌握生态旅游者的消费心理和兴趣倾向，在提供优美的生态环境的同时，建立起使生态旅游者能够参与的新型观光结构，延长其逗留时间。
6.完善逗留设施，提高服务水平。生态旅游作为一种旅游产品，旅游接待设施和服务都是不可忽视的开发内容。必须创造出可供游客逗留的环境，这既包括硬件设施，也包括软件方面的服务和管理，两者缺一不可。必须全方位地开发食、住、行、游、购、娱六大要素互相配合的项目，进行综合性的开发。
7.加强生态旅游研究和人才的培养。生态旅游是一种新兴的特殊旅游方式，需要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才和服务人才。应利用旅游院校、培训班、专题讲座、学术会议等各种形式及请进人才、派出学习等办法培养一大批生态旅游方面的专业人才，加强对生态旅游理论和规划方面的研究，为实现旅游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参考文献：
[1]程道品，阳柏苏.生态旅游——资源分类及其评价[J].怀化学院学报，2004，23(2).
[2]吴章文，孟明浩.生态旅游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的探索[J].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2，13(1).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随着这首激昂的歌曲传唱四方，“鸭绿江”也成为耳熟能详的名字深深印在人们心中，鸭绿江丹东市区段正是当年抗美援朝战士奔赴朝鲜战场所经过的流域。笔者生长在鸭绿江滨，自幼在江边玩耍，亲眼目睹了江水近30年的变化。本文试就鸭绿江丹东市区段水环境保护现状和问题进行分析，并对其保护策略进行探讨，希望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去关注和思考水环境保护。
一、鸭绿江水环境概况
鸭绿江是位于中国辽宁省和朝鲜半岛之间的一条界江。鸭绿江古称坝水，汉朝称为马訾水，唐朝始称鸭绿江，因其江水清澈，水色深绿似鸭头而得名，以水质优良著称于世，是一条为中朝两国沿岸人民提供生产、生活、航运、养殖、灌溉和旅游的多功能河流。鸭绿江发源于长白山主峰白头山南麓海拔2300米处的白头山天池，然后流向西南，流经吉林省的长白朝鲜族自治县、集安、辽宁省的丹东市，在辽宁省丹东市东港附近入黄海，鸭绿江入海口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北端。全长795公里，流域面积6.19万平方公里，在丹东境内270余公里。[1]
（一）地貌
鸭绿江上流经长白山地的崇山峻岭，坡陡流急，谷宽50～150米。中游自临江以下，转向西南，坡度变缓，谷宽200～2000米。下游自水丰以下，河谷开扩，两岸有低山丘陵和较窄平原，江心多沙洲。江中岛屿近200个，以文安滩为最大。丹东附近江宽5公里，流到东沟分两支入黄海，水系发达，支流受构造控制，多与干流成直交。
（二）水文特征
鸭绿江上下落差较大，源头与河口落差达到2440米，水力资源230万千瓦。鸭绿江年降水量约在870毫米，70％集中6～9月。平均流量1040立方米／秒，年径流量327.6亿立方米。[2]主要支流在朝鲜境内有虚川江、长津江、慈城江、秃鲁江和忠满江等；中国境内有浑江、蒲石河和瑗河等支流。江水含沙量和输沙量小。
（三）气候
鸭绿江全流域气候凉湿，丹东地区属暖温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在4～10摄氏度，夏无酷暑，冬无严寒，雨量丰富，年均降雨量为800～1200mm，是东北地区降雨量最多的地区。
（四）物种
鸭绿江沿岸植被覆盖情况良好，森林覆盖率达61.6%，生物多样性丰富，有高等植物1360种，鸟类310种，鱼类265种，两栖类11种，爬行类15种，哺乳类37种及大量昆虫和微生物。江水中以冷水鱼为主，是我国冷水鱼物种资源库。[3]入海口处建有鸭绿江口国家级滨海湿地自然保护区，是世界最大的候鸟栖息地，有鸟类240余种，每年有百万只候鸟在这里迁栖，最大的鸟群达12万只。[4]
以上各数据均从不同方面客观地反映了鸭绿江的水环境情况，由此可见，对于这样一条资源丰富、经济价值显著的河流保护意义重大。
二、鸭绿江丹东市区段水环境现状及面临的问题
根据丹东市水利局2007年水资源公报，对鸭绿江干流96公里和支流117公里评价为Ⅱ类水质，上游各支流均为Ⅰ类水质，由于这几条支流流经区域内没有过多的污染源存在2007年全市废污水排放量为12487万吨，污染物排放总量为11.78万吨。全市河流水质的总体状况仍保持良好，多数饮用水源保护区和渔业用水区的水质好于上年。[5]
从以往各项监测结果显示，鸭绿江丹东市段水质状况有所反复。1999年和2000年污染较为严重。2000年以后，丹东市实施了“碧水工程”，加大了对鸭绿江水环境保护的力度，因而水质鸭绿江的水质开始比过去有所改善，水质状况持续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但是，环境污染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城市段上游水质可达到国家二类水质标准，但从鸭绿江大桥以下水质状况只能达到国家三类水质标准。造成鸭绿江丹东市区段污染的问题，主要存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工业污染是造成鸭绿江污染的重大因素。丹东造纸有限公司、鸭绿江造纸厂、丹东化纤集团三家企业年排废水占17家重点源工业废水排放总量的85.5%，是鸭绿江污染的治理的重中之重。这几家企业均在市区内沿江分布，严重影响市区段的水质。
第二，污水直接排放入江。丹东市每天有40多万吨污水及人粪便通过城市市政下水排入鸭绿江，其负荷是相当大的。沿江信步，隔上一小段就能看到一个排污口，居民的生活污水和企业的工业污水废水没有经过集中处理，都顺着下水管道直接排入鸭绿江。这是鸭绿江市区段最大的污染源之一。丹东市目前是辽宁省唯一没有城市污水集中处理设施的地级市。按照辽宁省环保局的要求，到2009年底，全省所有县级城市必须全部建成城市污水处理厂，否则将实施区域限批。一旦实施区域限批，就意味着将停止审批丹东境内或所属的除循环经济类项目外的所有项目。对于目前正在谋求跨越式发展的丹东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将直接到经济发展。
第三，市区段排污口过于密集。鸭绿江干流段22个排污口，集中分布在市区段的就有21个，占总数的95.4%。据监测资料统计，丹东市区段的丹纸南口、花园河口、鸭纸南口、13号坝门和浪头2#的5个排污口累计污染负荷比达到91.52%。[6]
第四，上游支流硼化工企业硼泥堆放占用河道，对河水造成污染。沿江滨路一直至宽甸县境内，就会看到河道中大量堆积的尾矿。宽甸县硼矿资源丰富，硼化工企业发展讯速，大量的硼矿、硼泥堆放于河道内，含硼的工业废水排放入河流。河流并入鸭绿江，对江水造成一定的污染。
第五，感潮影响和天然径流量减少。由于鸭绿江丹东段处于鸭绿江入海口，受海水潮汐影响强烈，属于强感潮段，特别是厦子沟断面受感潮影响较大。1999年和2000年的枯水期，鸭绿江曾出现劣Ⅴ类水质。此外，由于鸭绿江近几年天然径流量减少，也造成污染加重。
三、鸭绿江丹东市区段水环境保护策略
鸭绿江作为丹东市境内最为重要的河流，承担着供水、渔业、景观等多重功能，是丹东乃至辽宁省生态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辽宁地区主要六大水系中唯一一条水质状况较好，污染较轻的河流。对于这种鸭绿江水环境的保护的意义重大。
第一，加强国际间交流合作。“六五”期间，丹东市曾与朝鲜的新义州市就鸭绿江丹东段的水污染问题，进行了对话并共同对鸭绿江的水质状况和两岸的沿江排污口进行了联合监测。取得了中朝两岸污染物排放的第一手资料，为制定鸭绿江的污染防治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七五”期间，丹东市聘请澳大利亚环保专家对鸭绿江丹东段的污染问题进行调查咨询，中澳专家共同提出了“城市沁水截流，集中处理后排海”的在截流方案，为解决鸭绿江丹东市区段污染指出建设方向。应继续开展此项活动，学习先进经验，争取国际资金援助。
第二，城市污水处理厂尽快落实到位。给排入鸭绿江的废水加一道“安全闸”已经迫在眉睫。按照辽宁省环保局的要求，丹东市及其下属的县级市必须在今年开工建设城市污水处理厂，并于2009年底前建成投入使用。建设污水处理厂是防治污染、推进水环境建设、保护鸭绿江水源的有效措施，同时更不能因为建设污水处理厂的拖延，而影响到丹东整个的经济建设。将城市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将大量削减城市有机物以及无机氮、无机磷等污染物排放量，控制鸭绿江污染的发生源。
第三，已经产生的污染问题及时整治，防止新污染源的产生。对于排污口应分散设置，在城市污水处理厂建成后，必须改变原有排污口的位置，合理布局，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同时对于上流污染矿区和市区内的工业企业，通过改革落后的生产工艺，能在源头净化的决不搞末端治理，最大限度地将污染消灭在生产过程中。新建项目要坚决执行“环境影响评估”和“三同时”制度，并实行“以新代老”原则，实行全过程控制，保证环保措施和技术措施的实施，不增加污染负荷。
第四，完善水资源水环境监测站网，建立水环境预警预报系统。水质监测点位置决定着水质数据的代表性和合理性。应合理布局监测点，水质状况及时向公众。调查研究鸭绿江水体中污染物的来源、分布规律，与鸭绿江上游吉林省环保部门合作，从环境背景、污染来源、分析方法等各方面查找原因，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共同治理。
鸭绿江保护必须坚持“预防为主、保护优先”的原则，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覆辙，不能等到问题出现才亡羊补牢，将得不偿失。要大力发挥鸭绿江的水资源优势，带动丹东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根据鸭绿江流域环境与资源特点，总结前几年治水的经验，保持水环境生态平衡，合理开发利用水资源，让鸭绿江绿水长流。
【参考文献】
1.丹东市环境保护局，丹东市环境质量报告书，1996～2000年度
2.丹东市环境保护局，丹东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00～2005年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005-5312（2012）15-0268-01
纵观中国艺术发展史，可以看到，作为民族文化精髓的“和合”文化在不同阶段的作品中都得到了体现。但是，现代以来人性遭遇到零散化、空洞化、幽暗化甚至游戏化，问题多多，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是一种掠夺、占有，在艺术接受方面人们忽视了经典文本所体现的“和合”文化。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倡导和建构生态女性文化批评，不仅是非常必要的，并且，在目前的形势下，建构“生态女性文化批评”，既有中国几千年丰富深厚的本土思想资源可以挖掘，又有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批评的理论资源可以引进，其学派建构的条件已基本具备。下面从三个方面对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华民族丰富的本土生态资源加以厘定。
一、深刻的本土生态哲学资源
古代中国很早就对天、地和人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产生了朴素的辩证自然观，这就是“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所谓阴阳，就是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都是由相互对立、消长的因素构成的。这种阴阳和谐观念在《周易》、《老子》和《国语》等著作中都有记载，尤其在《周易》中对这种“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进行了详细表述。比如《周易·系辞上传》上就有记载，“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这种“阴阳”和谐的有机自然观对后世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道家的生态观是一种自然生态观。老子在《老子》第二十五章中说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推崇的“道”就是自然界自身的规律。儒家学说则是一种伦理生态观。《中庸》主张“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孟子·尽心上》进一步提出：“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提倡把人类之爱扩展到对自然物之爱。
二、丰富的本土生态文化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很早就有生态意识，中国文化重生、贵和富有诗意。所谓重生，就是指“以生命为重，不仅注重人生，也珍惜自然界的生命。”荀子就指出，人不仅要珍视自己的生命，还应推已及人，珍视他人、他物及天地间的一切生命。他在《荀子·礼论》中明确提出，“礼有三本：大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
贵和是指以和为贵。“贵和,以和为贵,不仅注重人伦和谐,也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这里的‘和’,也就是中国古代哲人自然观与社会观的生命化成为的“和合”文化。”孔子就倡导“和为贵”（《论语·学而》）。孔子心目中理想的人格精神，就是中和的人格精神——直道中行、刚柔相济、外圆内方等等。《论语》中较为直接说到中和的人格精神的有：“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子路》）等等。
老子在《老子》（第42章）中提出，“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这里的“和”，就是中国传统的“和合”文化。管子曾直接提出过“和合”的概念，“蓄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习，习故能偕，偕习以悉，莫之能伤也”（《管子集校》第12章）。除此之外，墨子、荀子等人也曾提出过“和合”的概念。
三、精辟的本土生态经济资源
尽管在经济方面，中国古代没有像在哲学和文化方面提出那么多观点，但是还是有学者很早就深入到这一领域进行了探索，阐述了一些精辟的见解，丰富了本土生态经济资源。早在春秋时候，管子、孟子等就提出了生态经济的思想。管子在《管子·八观》中曾说，“山泽虽广，草木毋禁；壤地虽肥，桑麻毋数；荐草虽多，六畜有征”，结果将“闭货之门”。孟子在《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说，“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不同时段的人们都在关注着生态经济的发展，到明清时期，孙兰明确提出要维护生态系统平衡的观点，“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如果人们破坏了生态系统平衡，那么，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其结果是“鲜不为患”。
课题来源：201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生态视阈下河北女性艺术研究”（项目编号：HB11YS035）
中图分类号：X171.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6）01-0030-05
On the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of Primitive Civilization：
A Case Study of Researches by Thoreau and Cronon on Indians
JIANG Ying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Abstract：Being a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in nature， the primitive ecological thought and wisdom of New England Indians have profound implication and modern significance. This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formed on the basis of the special ways Indians interacted with nature. It included the ethical norms and codes of conduct derived from simple experience of primitive ecological wisdom and ethical beliefs expressed in primitive religious faiths. In contrast to the modern humancentric ethic，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this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stands out prominently. It maintained the respective independence of man and nature， and freed man from his opposition to nature. It also made the rich cultural life of primitive Indians possible. This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can become the valuable thought asset for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Keywords：Indians; primitive ecological wisdom; naturecentric ecological ethic; Thoreau; Cronon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出版，开启了现代环境保护运动，批判工业文明的思潮兴起，并延伸到对农业和原始文明的重新审视。人们发现，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在原始时代总体是和谐的，在农业时代既和谐又对立，在工业时代对立发展成危机。于是，出现了赞美原始文明的观点。对此，理性评论者保持了科学的分析态度：“如果说我们必须走出现代文明而走向生态文明，那么生态文明必须是继承了现代文明一切积极成果而又避免了现代文明致命弊端的更高级、更复杂的文明。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也可为生态文明所吸取，但生态文明绝不是原始文明的简单重复。”[1]笔者同意这段分析的基本观点，所要补充是：原始人类的生态意识和智慧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生态文明在吸取原始文明的种种优点时，应当注意吸取这份宝贵的思想资源。 本文拟以美国19世纪中期作家梭罗和20世纪后期环境史学家克罗农对美国新英格兰印第安人原始生态的研究为例，揭示原始文明时代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产生基础、内容和现代价值。
一、 原始文明自然中心生态伦理形成的基础及其内容
（一）自然中心生态伦理产生的基础：原始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特殊方式
梭罗和克罗农在反思农业和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发现了这种独特交往方式。梭罗生活的19世纪中期，上距英国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建立第一个殖民地已经二百多年，距离独立战争也已七十多年，于是，印第安人存在了数千年、但已经濒临灭绝的原始生态系统，殖民者创造的农业生态系统，独立战争后迅速膨胀的工业生态系统都共时性地呈现在梭罗眼前，使他的生态研究一开始就是在三种文明形态的比较中进行。梭罗在《日记》中写道：“整个文明化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已变成一个城市，而我是一个可怜的市民。我最感兴趣的是原始自然……使我懊恼的是，我听说，我获得和阅读的只是不完整的稿本，我的祖先们已经把开头的几页和最主要的段落都撕掉了，一些部分被删改得支离破碎。想到一些神人之子已经先我而来摘取了最美的星辰，令人怅然。我希望认知的是完整的天空和大地。”[2]梭罗用原始自然来对抗恶性膨胀的工业化和城市化，鄙弃城市化带来的文化的同质性。他致力于追问这种变化的根源，并且力图还原原始自然的全貌。他发现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方式有其优越之处：“印第安人同自然的交往至少是这种容许双方有最大独立性的交往。如果他在自然界中有几分像陌生人，那么这园丁（指白人农场主――引者）就太像个熟人了。后者同女主人的亲密有些庸俗、卑污，而前者同女主人保持距离则体现某种高尚和纯洁。”[3]48-49印第安人与自然的交往方式保持了原始自然的完整，与原始自然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生关系。
一百多年后，世界性环境保护运动方兴未艾，美国环境史学异军突起，克罗农重拾梭罗的话题，研究印第安人原始时代至19世纪初期的新英格兰生态。他说：“在新英格兰殖民地，曾有两组人类群落，同时也是两组生态关系在那里相遇，一个是印第安人，一个是欧洲人。他们很快就融为一个单一的社会，但在这个融合过程中，新英格兰的景观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致印第安人早期的那种与环境互动的方式已不复存在。”[4]12克罗农也承认，他所谓“融合过程”其实是欧洲人征服印第安人的过程;与景观变迁和生态衰退相伴随的，是印第安人与环境互动之独特方式的消亡。梭罗和克罗农的研究还原了这种正在消亡的独特方式，并且表明这是一种适应原始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生态周期的交往方式，是原始生态智慧即自然中心生态伦理产生的基础。
1.生产活动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并以环境承受力为限。人与自然交往首先通过生产活动进行，在这方面，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态智慧表现在：对新英格兰的生态系统有深刻认识，采集―鱼猎、农业活动都遵循生态规律和周期，在自然环境和资源承载力的阈限内进行，并且留给自然休养生息的时间。
新英格兰属于北美温带生态系统，资源禀赋得天独厚，有丰富的动植物群落。这个自然生态系统随四季气候变化而产生生态周期，春夏秋出产丰裕，冬季萧条。与自然生态周期相适应的是印第安人生产活动的流动性[5]。由扩大的亲属网络组成的村落，“是印第安人借以与周边环境相互作用的中心”，“按照社会和生态需要解体和重组”[4]31-32，便于流动迁徙。“村庄地点的流动性以及在各种食物源地之间的转换减轻了对生态系统任何特定部分潜在的滥用，总体上保持了较低的人口负担。”[4]40由此，人的资源利用没有超出自然生态系统的承载力，自然有了恢复的时间，保持了原始自然的完整性。
2.生活活动遵循自然生态周期并以生产流动性为要。人与自然的交往也通过生活活动进行。在这方面，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表现在：围绕生态周期和生产的流动性安排生活，生活方式简朴，衣食住行就地取材。
印第安人的住房是适应生产的流动性，根据在几个小时内可以拆卸和移动的需要而设计的棚屋，木质框架，树皮墙面，地面敷设菖蒲制作的草垫。“工具财产轻便而易于携带，或随时可以丢弃，需要时在新的地方可以重新制作。”[4]32印第安人的水路出行工具是独木舟，服饰的材料也取自自然。夏季和春季，物产丰裕，但印第安人并不竭泽而渔，并且只为冬季储备适量食物。“通过保持低人口密度，冬季的食物短缺可以保证春天时的资源丰裕，从而维护了人与生态系统的总体稳定。”[4]34-35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印第安人的生活活动也有破坏生态环境的一面。由于缺少科学知识，印第安人迷信大火，在其营地，无论冬夏，大火终夜燃烧，耗尽附近薪柴，造成大面积无树木的光秃地带。因为印第安人人口密度低，造成的环境破坏也只是局部性的。
在一些论者看来，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相对低下，面对严酷的大自然，原始人类只能消极地适应环境，依赖自然的赐予，过着简陋的生活;世界上各原始民族普遍具有的生产生活的流动性，这是原始人的无奈之举，无所谓生态智慧。不可否认，印第安人生产生活的流动性确有被动和无奈的因素，除了食源和地力耗尽外，无法处理的垃圾问题也迫使他们迁移营地[6]。但是，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原始人类的思维能力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而提高，最终产生了生态智慧。在原始社会的长期发展历史中，原始人类改进生产工具，发展社会组织，提高思维能力，并且取得一系列重大的发明创造，从中结晶出生态智慧。梭罗和克罗农的研究科学地证明了印第安人原始生态智慧的存在：第一，印第安人生产生活活动建立在对生态规律的深刻认识之上。他们流动的采集―鱼猎活动准确地把握住了生态周期，“要做到这点，就必须对其他物种的栖息地和生态有深切的了解，而这正是英国人发现自己所缺乏的知识”[4]31。第二，印第安人与自然的交往，有适应自然、依赖自然的一面，但也有能动地改造自然的一面。例如，新英格兰南部的印第安村落每年春秋两次大面积焚烧村落周边森林[7]。其生态效果是：植物疾病和害虫被消灭，草类植物生长茂盛，为大部分野生物种创造了理想栖息地。“那些猎取动物的印第安人不仅仅收取了大自然‘不用播种的恩惠’;在某种重要意义上，他们所收获的食料是他们一直在有意和有效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4]43研究者认为印第安人在一定程度上开发了北美大陆，并有独特的农业技术，“印第安人不但在森林中开辟了无数耕地，而且还有他们的农作物和种植方法”[8]。综上所述，印第安人作为主体，有深刻认识生态系统规律的认知能力，也有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再塑和控制生态系统的实践能力;在他们与自然交往的独特方式基础上产生了遵循生态规律和周期的生态智慧， 亦即自然中心生态伦理。
（二）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内容：生态智慧与原始宗教
1.生态智慧。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方式所产生的生态智慧，是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朴素经验形态。“智慧又称智力，《辞海》把‘智慧’定义为，主体认识客观事物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9]人通过实践，认识客观事物，解决实际问题，培养智力，增长智慧;智慧又指引人开拓实践的新广度和深度，取得实践的成功。原始印第安人与自然的交往是人与自然的互动，是人与自然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是认识自然和改变自然的实践活动，其在数千年中形成独特的交往方式，成功地保持了印第安人的生存繁衍和原始自然生态的稳定，培育了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态智慧，即认识自然并处理与自然矛盾的能力、经验和方法。 生态智慧有其内部结构：在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基础上，积淀着经验和技能，但其核心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伦理行为规范，使印第安人在生产生活活动中遵循自然生态规律和周期，爱惜自然资源，不竭泽而渔。
2.原始宗教
原始宗教是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信仰体系形态。 原始宗教是在印第安人与自然交往的特殊方式基础上产生的、以自然崇拜为核心的一种文化现象。印第安人“认为他们的始祖是从动物或无生物变成男人和女人的，这种动物或无生物即成为他们氏族的徽志”[10]174。例如新英格兰印第安人的一支摩黑冈人的三个氏族，图腾分别是：狼、龟和火鸡[10]168。原始人通过图腾崇拜一方面表达了自我意识，即人是与自然万物不同的新物种，因而与自然相对立;另一方面，又认同自然万物是人类生命之源，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是由万物演化而来的，因而与自然相统一。这样就有了崇拜自然的神圣性，支配着印第安人的宗教仪式、节庆等文化活动及生产生活活动。由于原始宗教从世界观角度对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给予定位，对人与自然的关系作出总体规定，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伦理信念体系，在印第安人那里本质上是一种自然中心生态伦理。
二、 原始文明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
以原始生态智慧和宗教形态存在的自然中心生态伦理，在保持生态平衡和塑造印第安人的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并在与19世纪新英格兰的人类中心观念的对比中彰显出其多方面的价值。
在新英格兰，除了印第安人的原始生态系统之外，还存在着殖民者的农业生态系统、美国人的工业生态系统，后两种生态系统所体现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林恩・怀特认为，基督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我们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11]。圣经《创世纪》就是以人类为中心的：上帝根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人类拥有道德上的唯一性，且由上帝授意支配和控制自然。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战争后的美国人，就是依照这种人类中心主义，对自然采取征服的态度，以人类利益的名义对自然进行无情的掠夺;工农业生产取得巨大物质成果，但自然生态系统开始衰退。数千年前印第安人对自然的科学认知及他们生产和生活活动的技术，已经被农业和工业文明所远远超越，成为一种原始文化遗存。但是，他们的自然中心生态伦理，在生态系统衰退的背景下，相对于农业和工业文明的人类中心生态伦理，却显示出某种合理性与优越性。新英格兰两种生态伦理的鲜明对比，把印第安人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彰显出来。
（一）保持人与自然的各自独立
自然中心生态伦理，保持了印第安人和自然各自的独立性，而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则使殖民者和美国人难以走出征服自然与遭受自然惩罚的困境。梭罗指出，印第安人“暗淡的森林生活、小心翼翼的独立性和孤寂使他维持了与自己本土神灵的交流，而且他一次又一次被允许同大自然进行珍贵而奇特的交往”[3]48。这种珍贵而奇特的交往，包括与本土神灵的交流，都不是愚昧，而是遵循生态规律和周期，不越出生态阈限，对自然的神圣性保持敬畏，其结果是保持了原始自然的完整和印第安人的繁衍，也保持了人与自然各自的独立性。人类中心主义带来的后果则与此大相径庭。殖民者和美国人对自然采取征服和掠夺的傲慢态度，违背了自然生态系统的规律，使他们屡屡遭受自然惩罚，甚至危及生存。17世纪殖民者初到新英格兰，对当地的生态周期缺乏深刻了解，以为这里物产四季一样丰裕。因此，“既不种植玉米，也不捕鱼，但却热衷构建幻想中的城堡，各种要塞，浪费了大量的捕鱼时间”[4]30。由于没有粮食储备，新英格兰半数清教徒没有熬过第一个严冬。这是自然对忽视生态规律的殖民者的第一次惩罚。但是，殖民者并没有从此改弦更张，而是变本加厉，在发展工农业的同时，造成生态系统大规模衰退，森林资源枯竭状况在新英格兰最突出，土地的过度开垦和沙化在西部大平原地区最突出。梭罗辞世9年，1871年，滥砍滥伐引发威斯康星州森林特大火灾，夺去一千多条生命[12];20世纪30年代，大平原地区发生巨大砂暴，把成千上万的民众赶出家园，流离失所。这些都是大自然实施的惩罚。
（二）摆脱人与自然对立的困境并获得自由
自然中心伦理与原始部落制度相结合，使印第安人保持自由;人类中心主义伦理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则使殖民者和美国人陷入不自由的困境。自由总是历史的和具体的。照理说，印第安人的社会组织、生产力和科技发展水平相对低下，他们的自由空间应该不会比殖民者和美国人更大。但是，印第安人的氏族部落，没有压迫和剥削，没有剩余产品，因而，也没有形成私有财产观念，这使他们摆脱了现代人深受其害的人欲和物欲之累;他们对自然的科学认识在局部上还停留在表面，但自然中心伦理却使他们在对待自然的总体态度上是明智和正确的。这就使他们从社会和自然两方面获得较多自由。与此相对照的是，殖民者和美国人社会组织程度高，但阶级压迫和剥削产生劳动异化（劳动的创造性本质丧失）和产品异化（本应占有产品的劳动者被产品所占有）;劳动和产品异化赋予商品神性，导致商品拜物教，并且衍生出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这使殖民者和美国人丧失自由，拜倒在商品、金钱和资本脚下。他们对自然的认识在局部上比印第安人深刻全面，但人类中心主义使他们对自然的态度在总体上是不明智的和错误的。因此，他们从社会和自然两方面获得的自由反而比印第安人逊色。梭罗说：“印第安人的魅力在于他自由，从容地处于大自然之间。”[13]美国人过的是充满绝望情绪的生活，印第安人过的是自由的生活。因此梭罗转向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寻求出路，在瓦尔登湖边实验自食其力的简朴生活。
（三）创造丰富的文化生活
自然中心生态伦理使印第安人享有充裕的可支配自由时间，去创造丰富的文化生活;而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则使殖民者和美国人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下，过着贫乏的文化生活。原始印第安人物质生活条件相对简陋，但自然中心生态伦理让他们顺应自然，按照生态系统的节律安排生产生活，获取生活资料，因此能在严峻的自然条件下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新英格兰北部采集―鱼猎的印第安人，“得到了自然的恩惠，‘过着少许劳动，但乐趣巨大’的生活”。而对于南部鱼猎―农耕的印第安人，秋季是收获的季节，“也是各种节日的季节”， 此时他们聚集在一起，举行各种仪式和庆典[4]33，38。殖民者和美国人信奉人类中心伦理，对自然进行无止境的掠夺，以满足物欲，富人物欲膨胀，穷人深陷贫困泥淖，自由时间被挤压，文化生活相对单调贫乏。
在肯定印第安人生态智慧和自然中心生态伦理时，梭罗和克罗农都没有否定农业和工业文明的积极成果。梭罗认为：“尽管今天我们不会退化到去住在山洞或棚屋里，或穿上兽皮，但是，对人类发明和工业所提供的种种好处，虽然要用高昂的代价才能得到，仍以接受为佳。”[14]396实际上，梭罗提出的问题是：人类的进步是否一定要以自然生态的破坏、人类自由的丧失为高昂代价？能否找到一条保护生态和人类自由的发展道路？他在思考这些具有现代意义的问题时，试图向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寻找出路，这就主观地把原始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现代价值彰显出来。
三、 结语
印第安人的生态智慧本质上是以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伦理，敬畏自然又保持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梭罗和克罗农的研究，只是个案，但具有普遍意义，世界许多民族都积累了类似的原始生态智慧。正如摩尔根所说：“印第安人的制度、技术、发明和实际经验构成人类纪录的一个部分，其价值特殊宝贵之处在于它们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印第安人本族的范围。”[10]iii摩尔根之言，值得我们深长思之，进而重视对原始文明自然中心生态伦理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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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森林资源二类调查结果显示，仪征市森林覆盖率已由1987年的8.5%上升到2008年的18.26%。本文拟从各类林地、林木蓄积量、龄组、树种结构等4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宏观上把握全市森林资源现状以及动态变化，为全市制定和调整林业建设的方针政策提供依据。
1 各类林地变化
2008年与1987年两期二类调查相比，林业用地面积增加了11302.70hm2，增长了344.38%；有林地面积增加了9109.20 hm2，增长了401.52%；疏林地面积减少了81.80 hm2，减少了100.00%；灌木林地面积增加了1322.68 hm2，增长了7721.42%；未成林造林地面积增加了1229.98 hm2，增长了892.58%；苗圃地面积增加了68.86 hm2，增长了85.65%；宜林地面积减少了346.22 hm2，减少了49.73%，详见表1。
表1各地类面积变化情况 单位：hm2
时间
有林地 疏林地 灌木林地 未成林造林地 苗圃地 无林地
1987
200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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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Management
2011,800pp
Hardback
ISBN9780521762588
水是人类生存、生活和生产活动必不可少的宝贵的自然资源，是组成地质环境系统的重要因素。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资源的分布现状、水体生态健康、气候变化对水循环的影响、水源安全、水资源的利用与保护等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本书以全面的与多学科相结合的独特的视角，论述了如何在考虑了社会、工业、农业、法律法规等多个方面的情况下，制定科学的水资源的规划与管理方案。本书由来自世界19个国家和地区的水资源问题的专家所撰写的论文编著而成，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水资源的规划与管理的应用实例，展示了目前地球上面临的水资源问题与处理这些问题的管理方案与措施。
全书共35篇论文，分为三大部分：第1部分 认识水资源，包含论文1-7篇，1.气候变化与全球水循环；2.理解全球水文；3.地下水与地表水的关系；4.理解水质的基本概念；5.内陆水域生态系统；6.水、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7.水资源短缺下的全球粮食生产。第2部分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包含论文8-15篇，8.水利法规与可持续发展的探索；9.全球水资源危机的对策；10.水资源规划与管理中的风险与不确定性；11.合作与利益相关者参与机制；12.能力建构与信息共享；13.水资源的自适应与综合管理；14.水资源的分类与综合管理；15.生态用水。第3部分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的应用实例，包含论文16-35篇，其中按照实例类别的不同分为9章，分别是废水处理；农业用水；城市水供应与管理；水域生态系统；工业与矿业用水；乡村与偏远社区用水；水利基础设施设计与利用；跨流域水资源管理；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市场机制。
本书介绍了水资源规划与管理基础理论知识，为现代水资源规划与管理工作提供了科学的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可供高等学校水文水资源、水利工程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及研究生阅读，也可供从事水资源评价、规划、调度与管理的科研人员、管理人员参考。
刘昊，
博士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