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1:50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文化遗产保护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当前，韩国积极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仍困难重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近况堪忧。回顾相关研究，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以个案研究为主，尚未挖掘相关的理论来支撑和指导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本文创新性地尝试运用人类文化学中的文化整体论理论，从“整体性保护”的角度出发，将相关理论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旨在提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效保护的相关意见和建议。
1研究背景与目的
2005年11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将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著作”，中国和韩国的端午节“申遗”之争最终以韩国的胜利而宣告结束。与此同时，这一事件在中国国内引起了人们的热议和思考，甚至要求国家文化部门上书联合国，正本清源。2013年12月，韩国的“泡菜文化”被收录到《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之中。翌年，韩国拟将“暖炕技术”申请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在韩国的申遗之路上，中国总是面对着诸多尴尬和无奈，让许多中国人倍感遗憾和惋惜，认为“泡菜”、“暖炕”等技艺和文化应该属于中国，却屡屡被韩国“捷足先登”。由于中国文化与韩国文化相似度较高，韩国的“申遗”项目往往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中韩申遗之争，一方面可以看到韩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视，而另一方面，中国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仍然滞后，和许多“申遗”机会失之交臂。但是，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无论是国家部门还是普通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意识逐渐提高，并试图探寻各种方法来保护我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国历史悠久，文化丰厚，即便在现代社会中，中国人民对于古老的文化仍然有着特殊的情结。同时，文化多样性是文化交流和创新的重要源泉，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许多欧美的文化作品都证明了这一点。而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机部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根据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学术界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定义众说纷纭，不尽相同，尚未达成共识。根据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有别于传统体育，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界定为：“各族人民世代相承、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并且具有保护意义的各种体育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及其表现空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体育和文化的双重属性，既体现出体育对于育人育德的重要作用，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文化价值。由于其自身的“非物质性”、“地域性”和“历史性”，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难度颇大，社会环境的改变、表现形式的流失、传承人员的匮乏，使得不少人类宝贵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逐渐消亡，濒临灭绝。虽然政府和学术界积极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但从目前我国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来看，保护过程问题较多，效果差强人意，急需探寻合适的方式来保护人类这一珍贵的文化遗产资源。
2研究方法
2．1文献资料分析法
查阅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政策文件，并且选取数据库中国知网，以“文化整体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关键词搜索相关学术期刊和学位论文，亦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zgfy．org／）搜集相关资料，这些文献为本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对目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进程的梳理和本研究思路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2．2逻辑分析法
在阅读相关政策和文献的基础上，运用归纳、演绎的方法对所搜集的资料进行归纳和总结，认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保护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厘清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现有的保护方式，探寻文化人类学学科的相关理论，并且尝试从文化整体论视角下探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3研究结果
3．1文化整体论
3．1．1文化整体论的核心观点。文化整体论是文化人类学学科领域中的重要理论，强调在研究人类行为时，不能只针对行为本身进行研究，而应研究与该行为有关的其他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地研究人类文化的整体特质，注重将文化现象作为一个有内部联系的整体加以探讨。3．1．2文化整体论的历史沿革。1895年，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SociologicalMethodsCri－teria）—书中首先提出“整体”（Holism）这一概念，他认为个人意识和社会意识都不是实体化了的东西，而只是一种特殊现象的系统化的总体。以此为基础，文化整体论始终贯穿于文化学、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始终。1871年，英国的人类学家泰勒在其出版的著作《原始文化》中认为文化或者说文明是一个宏观的大概念，是一个纷繁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艺术、风俗，甚至包括法律、信仰、道德等，并且人作为一定的社会成员是可以获得这些内容的［1］。对于文化人类学家来说，“文化”是长期以来人类生活方式的载体，是不断传承下来的观念、行为模式、器物和艺术，并且认为每个民族的社会文化会各自形成一个相对完整的整体。根据美国文化历史学派的代表学者博厄斯的相关观点，其认为文化的发展是具有内在逻辑的，因此，应该从整体的高度和角度去分析和看待人类文化的动态发展和演进过程。文化现象是极为复杂的，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无论是地理环境，还是经济政治都会影响到文化的发展。博厄斯强调实地调查的科学性和必要性，重视从特定文化的整体脉络出发，体现了在人类文化学中“整体论”的重要性。在继承博厄斯相关观点的基础上，克鲁伯的文化观认为文化的发展并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存在着可循的规律，并且具有一定的模式和体系，只是在这一过程中受到社会环境、心理环境、自然环境等影响和制约。“结构功能主义”代表学者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在发展社会功能主义学说的同时，也开创了别具一格的英国式社会人类学研究范式。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在于维持人类每项行为的习惯模式，并且每种文化都能满足社会人的诉求。而功能本身就是指整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相互依赖，要想把握某一文化的特征，应把它放在整个文化脉络来分析。1930年，文化形貌学说逐渐兴起，本尼迪克特作为代表学者在著作《文化模式》中提出首先提出了“文化模式”理论。本尼迪克特认为“模式”是一个将各项行动赋予意义的概念，而且可以把各项行动融合在文化整体之中。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包含多种“模式”，并且构成了文化的综合体。斯德华的文化生态学思想将文化放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认为对于文化的分析首先要分析生产技术与环境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次，需要认清行为的本质和特质，并且辅以特殊的方式或路径去开发在特定区域中存在的行为，以此形成一种相对有效而固定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还需注重研究该行为模式对地区和文化产生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综上所述，作为人类文化学的重要理论之一，文化整体论强调对于文化这个宏观概念的研究不能只着眼于文化行为的本身，将文化看作一个整体，组成文化的各个部分对于文化的形成和演变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属性就是一种文化，而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其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将其置于当前社会整体之中，无论其保护主体、保护形式和保护内涵，都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要求。
3．2文化整体论视角下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3．2．1文化整体论突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协同性”保护。文化整体论突出文化的“协同性”保护。整体是由部分组成的，各个部分有机整合并且协同发展可以促使整体的发展和稳定。在探讨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时，应将其置于整体框架中，认清文化与文化，文化与社会，文化与人类之间的相互联系，探寻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建立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认识。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个遗产项目的保护要遵循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保护，只着眼于项目本身。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需要政府、社会、项目本身这三方面协调努力，合力保护。从政府层面，完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显得尤为重要。同时，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从自身特点出发，在整合现有的社会资源的基础上，已经探索出不少的保护方式，使得该文化遗产得以继续体现价值。整合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路径和模式，对于其他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重要的借鉴作用。3．2．2文化整体论强调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本真性”保护。文化整体论强调文化的“本真性”保护。文化的传承要求在保护和发展文化的过程中，要注重文化的历史性，从时间、空间整体性加以保护，不能因经济利益而牺牲文化的本真性，并且充分挖掘文化的价值，以便能够在传承过程中被人和社会所接受。从这方面考虑，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护和传承过程中，既要与时代相适应，又要尊重非物质文化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即注重其保护过程中的“本真性”。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了解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3．2．3文化整体论注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性”保护。文化人类学整体论强调作为文化主体的人和文化客体之间的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文化整体论把人类和人类所创造的文化看成是一个由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所组成的整体，重点关注人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和互动，更好地揭示文化系统整体特性和功能［2］。文化整体论强调了人与文化的内在联系，体现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的活态性保护。孟林盛、李建英等学者对于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保护形态的不同，将其分为静态保护和动态保护［3］。根据现有的文献来看，博物馆的固化和数字化保护都属于静态保护的范畴，而动态保护的形式相对多样，包括传承人继承，以文化节庆、传统节日、体育旅游为依托进行弘扬，依靠学校为平台、教育为手段促进体育非物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等多种形式。同时，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新式的保护形式也在不断的涌现，礼堂的设立和文化生态圈的打造也为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新的思路。原有的静态保护强调以固化的形式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下来，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动态保护亦不能为了保护而保护，在保护过程中，要顺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充分发挥项目自身的能动性，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自我造血。
4研究结论
4．1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要秉持整体性保护的原则，不能是割裂性、断裂式的保护，充分调动政府、社会、项目本身的保护热情和保护资源，协调三方合力保护是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必然趋势。4．2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首先应该正确把握该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历史背景，充分认识其文化价值，在此基础上认清发展现状，寻找有效的保护方式，在保护过程中不失其内涵而又与现代文化相适应。4．3原有的静态保护过于注重项目本身的保护，而割裂了遗产本身与现在的社会、人之间的关系，不符合社会发展和遗产自身保护的要求。从长远发展来看，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物保护方式应以动态保护为主，辅以静态保护，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并且探寻新型而有效的动态保护模式进行推广，推动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作者:郭怡 董梦佳 单位:浙江大学
参考文献
［1］伍娟，林志军．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研究［J］．沈阳体育学院学报，2011（5）：132－134．
［2］刘晖．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传统体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J］．体育与科学，2007（6）：21－23．
［3］孟林盛，李建英．民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以山西忻州挠羊赛为视角［J］．体育与科学，2012（2）：75－79．
［4］张春燕，钟明宝，程静静．基于体育法修改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山东体育科技，2013（3）：19－22．
［5］吕炳斌，王小维．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法律问题研究［J］．体育与科学，2013（3）：57－61．
［6］王晓．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下民族传统体育保护的若干思考［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07（1）：72－75．
［7］王卓．我国民族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研究［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11，34（4）：27－39．
［8］张春燕，田振华，刘跃军．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民族传统体育分类探析［J］．武汉体育学院学报，2010（3）：25－33．
［9］白晋湘．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国传统体育文化保护［J］．体育科学，2008（1）：3－7．
论文关键词：紫线规划，历史文化遗产，风貌
1太原市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
在春秋时代，太原已建有城邑，称晋阳城。后相继为赵国都城、秦汉重镇、北齐别都、盛唐北京，以及后唐、后汉、北汉的宫阙之地，素有“龙城”之称，太原有史可考的历史已有2500年。从宋朝初年毁晋阳城而重建，至今已有1000年历史，这1000年城市发展的空间就在于旧城。历史赋予旧城丰富的遗产，纯阳宫、文庙、督军府等文物古迹众多，传统民居和宁化府、清和元、开化寺等老字号，记录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城西水系、拱极门遗址等古迹传承着历史的记忆。这些文化遗存完整地展现了太原历史的发展脉络，清晰地反映出地方文明的进步历程，这些历史文化遗存不仅对现代人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后代也是不可或缺的。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房地产业的快速兴起，在旧城改造中，开发商片面追求土地及经济效益，而忽视了对历史建筑的保护，大拆大建已造成反映太原特色的居民区几乎消失殆尽；见缝插针现象屡禁不止，使原保护规划中的视线走廊造成阻碍；城内部分文保文物历史建筑仍被一些单位占有，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周边建筑在高度、体量、色彩方面，从不考虑协调；部分文保单位和历史街区，因旧城改造的需要而被当做破旧建筑拆除，如八路军办事处、裕德里民居、上肖墙民居等。清代的开化寺民居被数十户居民当做住宅；古关帝庙、圆通寺、以及散布在市区大量寺庙都处于无人问津的废弃状态，年久失修，日益破损，绿化建设严重缺乏。在太原旧城出现的大规模改造热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旧城居民的居住水平，对城市建设起到了促进作用，但城市建设在某些方面的短期性致使名城保护处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不仅给城市造成了许多社会问题，而且对旧城的历史文化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建设性破坏。作为省会城市，区域经济中心城市，其发展速度较快，城市规模不断扩张，同时对旧城改造的进程也加速了，在这种背景下，旧城更新中的历史文化保护就变得尤为紧迫。
2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的编制
1)依据“先急后缓”的原则，明确主城区的紫线控制范围。从历史和现代情况分析，太原市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主要分布于主城区；从规划管理的角度，城市建设用地范围即主城区是一个相对完整的规划层次；从城市建设的趋势分析，主城区范围是建设量最大，建设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保护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地区。故紫线规划控制范围为太原市主城区范围内已公布的历史街区、历史建筑。主城区范围以外的部分将来作为二期陆续进行编制。
2)通过现状调研和分析，从历史遗存的集中度、风貌的整体性以及规模的完整性方面进行了初步评价，结合与其他城市历史街区的对比，认为应将文庙历史文化风貌区、钟楼街传统商业街和坝陵桥街区作为三个历史街区。
文物建筑属于历史建筑的范畴，历史建筑还包括一些非文物的古建筑和优秀的近现代建筑。优秀近现代历史建筑的界定一般是指从l9世纪中期至20世纪70年代末建设的，能够反映城市发展历史、具有较高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物。包括反映一定时期城市建设历史与建筑风格、具有较高建筑艺术水平的建筑物，以及重要的名人故居和曾经作为城市优秀传统文化载体的建筑物。对它的评价标准为建成三十年以上，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建筑，可以确定为优秀历史建筑：a．建筑样式、施工工艺和工程技术具有建筑艺术特色和科学研究价值；b．反映太原地域建筑历史文化特点；c.著名建筑师的代表作品；d．产业发展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坊、商铺、厂房和仓库；e.其他具有历史文化意义的优秀历史建筑。这样主城区范围内划定73处历史建筑。
3)根据《城市紫线管理办法》将历史街区紫线保护范围划分为核心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区。核心保护区；指历史街区中由历史建筑物、构筑物和其风貌环境所组成的核心地段。应最大限度、尽可能地包含历史街区中保存着历史信息的遗存及载有真实历史信息的传统建、构筑物。建设控制区：指为确保历史街区的风貌特色完整性而必须控制的地区。在建设控制地带内，不得建设危及历史建筑安全的设施，不得修建其形式、高度、体量、色调等与历史街区的环境风貌不相协调的建筑物或构筑物。
将历史建筑紫线保护范围分为绝对保护区和风貌协调区。绝对保护区指历史建筑本身，包括历史建筑本体及其围合的院落和必要的通道。划定的73处历史建筑的绝对保护区基本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围合院落式建筑，一类是相对独立的建筑。前者多为文物单位，以传统建筑为主，采取建筑围合庭院的布局，此类建筑的绝对保护区必然包括建筑本体和院落空间。后者多为近现代建筑，采取现代建筑的设计理论，以独立式建筑为主，其绝对保护区应包括建筑本体和相对围合的空间(如工人文化宫)，以及必要的通道和空间(如原市政府办公楼)。在划定绝对保护区的过程中，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1)许多历史建筑l临城市规划道路，有些城市道路红线与历史建筑本体有冲突，考虑到历史建筑的不可再生性，依据紫线优先的原则，建议局部调整红线或调整规划道路断面设计，缩窄人行道。2)个别历史建设与规划道路红线存在严重矛盾。如校场巷工程师楼、川至医院、博爱医院等。规划综合考虑规划道路的层次及调整的可能性，依据紫线优先的原则，采取了调整规划道路或历史建筑整体迁移保护的方式解决。3)对于其他矛盾，如历史建筑保护与危旧房改造等问题，依据紫线优先，抢救第一的原则，严格划定绝对保护区。风貌协调区是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只重视历史建筑本体保护，而忽略周围环境，整体风貌协调的问题，主要考虑历史建筑的外部环境，控制一定范围内新建建筑与历史建筑的协调，保证历史建筑景观不受破坏而划定的区域。风貌协调区的划定主要考虑以下因索：
1)原则上要考虑历史建筑的观赏视线要求，避免新建建筑对历史建筑的视觉干扰，尽量保护历史建筑的原有环境格局和风貌。具体划定时，要结合现状地形地物，提高可操作性，为严格规划管理创造条件。2)由于历史建筑尤其是文物建筑周边大多是危旧平房区，综合考虑历史建筑保护与改善居住环境的要求，在一些具体地段，将风貌协调区划分为A，B两区，并提出不同的保护要求。A类地带：是为保护历史建筑环境景观而设置的地带。地带内只准进行绿化、小品建设及修筑消防通道，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对现有违章建筑，应创造条件予以拆迁，一时难以拆迁的房屋，可以维修利用，但不得增加建筑面积，不得提高建筑层数。B类地带：地带内建筑物的形式、体量、色调都必须与历史建筑相协调，建筑高度原则上不得高于历史建筑高度。地带内邻近历史建筑一侧的建筑物和通向历史建筑的道路、视觉走廊两侧的建筑物，其形式、体量、色调应与历史建筑相协调。
3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对历史文化保护的影响
1)太原市紫线控制规划的编制为太原市人民政府将来制定《太原市城市紫线管理办法》提供技术依据，加强了对太原市历史街区和历史建筑的保护，在城市的历史与现实之间画条紫线，划定了保护范围、明确了保护要求、丰富了保护内容、完善了保护体系，为城市规划管理提供科学依据，为有效保护，合理利用，传承城市传统文脉，构建太原城市特色提供了合理的思路。
建设现代化城市是当今世界城市发展普遍追求的目标。城市文化是现代化的根基，是城市的内在气质，每个时代都在城市发展中创造并留下了自己的痕迹。保护历史的连续性，保留城市的记忆和历史文化遗产是人类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化城市的重要内容
一座城市经济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和现代化水平越高，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就越显重要。因为城市既是文化的产物，又是文明的生成地。城市科技的进步、经济的繁荣离不开人文创新来引导，现代城市是现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聚集地，一个没有文化的城市是—个没有品位的城市，是不太可能持续发展的。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通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步形成和遗留下来的宝贵财富。不要小看城市的一块砖、一片瓦、一堆石头，它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反映着城市的历史、社会、思想的变迁。文化遗产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见证，是特定历史时期的活化石，代表着一种独特的艺术成就和自然风晴，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
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仍然喜欢去朝拜中世纪的城镇，仍然热衷于去看那些古城堡、古遗址，主要不是因为它们美，而在于能了解那个时代的历史和文化。“在中世纪的城镇里，清晨公鸡长啼报晓，屋檐下鸟巢内的鸟儿叽喳而呜，城边修道院的报时钟声，广场新钟楼发出的和谐钟声，它们宣告一个工作日的开始。人们随意哼起歌曲，从修道士单调的咏唱到街上歌手们歌词的反复回荡，还有学徒工们和家庭女仆的信口低咏。唱歌、跳舞、表演，这些仍然都是即兴自发的活动。”现在看来，那种情景虽然不很出奇，甚至还很平淡，但却古朴自然，那种情趣、那种和谐，充分显示出那个时代的文化和那个时代平静的城市生活。城市的贡献和作用就在于它能保存、留传和发展历史文化。
中华民族是一个充满激情、奋勇向上的民族，有着丰富灿烂的文化和独具魅力的历史文化遗产，在世界历史长河中始终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它对于提高国民的文化品位，增强民族自尊，激发爱国主义热情，丰富世界文化宝库都有极大作用。因此，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弘扬民族精神，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二、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是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
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城市特色，是指一座城市的内涵和外在表现明显区别于其他城市的个性特征。城市的危机在于趋同化，失去个性。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特色内涵的重要集中表现，可以表现独特的城市民俗风隋，它是超越国界和民族的，是^类的共同财富，具有普遍的吸引力。
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维护城市的历史风貌，保护文化遗产，不但已成共识，而且已成法律。俄罗斯圣彼得堡法律规定，涅瓦大街的建筑不准拆。尽管内部可以进行现代化装修，但外观不许作一丝一毫改变。这一方面是俄罗斯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高度尊重与珍爱；另一方面也是法律的作用。德国规定，凡80～100年以上的建筑都必须无条件的保留。对于一座城市来讲，文化遗产就是自己的品牌和个性，就是财富，就是创造与建设现代特色城市的基础。绍兴的沈园，是一座非常小的园林，亭台水榭也不出众，而800多年来却吸引了无数文人墨客，至今游人不绝。它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文化。凡读过陆游的《金叉头凤》和《沈园》诗词的人，走进园林里，都会有深刻亲切的感受，陆游和唐琬凄怆的爱腈故事打动游人心弦，激起心灵的共鸣，“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晾鸿照影来”，给园林增添了浓郁的文化点染。
城市特色反映着城市社会现实，是构成一个城市社会文化的和物质环境的总特征。城市特色不光局限在美学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具有社会意义。一个城市的特色，标志着它的社会能力和水平；城市的存在，表明它对自然和社会的适应能力得到社会的承认。历史上有些城市衰落了，究其原因就在于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城市的社会适应能力和水平不能满足变化后条件的要求，丧失了生存优势的结果。例如，沿古运河的城镇，过去很发达，现在衰落了，不是运输方式改变了，就是河道不通了，原来的商埠变成了荒芜的村落。
城市文化气质与内涵既可以从社会精神文明方面来考察，又可从物质环境协调优美、交通井然有序来考察。尤其是建筑风格更容易表现城市的个性，凝聚城市的历史传统和风貌，是独特的人文环境的物化形式。土耳其名城伊斯坦布尔，以完好保持城市轮廓线而闻名，高耸在天际线中的众多的圆屋顶和清真寺的尖塔(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时期的遗迹)，在傍晚时，犹如飘浮在暮色苍茫的天空一样。在上海，从外滩看浦东黄浦江的两岸建筑，强烈地表现了上海城市的个性。失去了外滩，也就没有上海的历史和上海的特色。
三、我国城市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面临的问题
近20多年来，我国城市有了巨大的发展和变化。但是也要看到，不少城市和地区，只顾单纯的经济开发和规模的扩张，忽视了对历史文化遗产和城市特色的保护，破坏也是十分严重的，值得引起高度重视。
(一)建设性的破坏
有的城市在旧城改造和房地产开发中，不切实际地进行大拆大建。实质是打着开发建设的旗号，进行的历史大破坏，其结果是导致有些历史文化名城面目全非，失去原有的文化韵味。城市要发展，势必要拆迁一些失去历史使用价值的老建筑。但是不能不加考究就把一些历史建筑用推土机铲掉、用大铁锤毁掉。有的名城一边在大搞“故城寻梦”活动，一边在大拆旧城，让人一筹莫展，不知何处“寻梦”。
(二)改善市民居住环境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缺乏妥善协调
在北京，常常遇到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就是胡同该不该拆、要不要保护。从根本上提高胡同居民的生活水平，在于减少胡同居民，降低旧城区人口密度，拆除违章建筑，改善胡同建筑的内部设施。人们希望修整与恢复老式民居四合院的美好生活环境，而不在于毁灭胡同。到处高楼林立，旧貌换新颜，似乎是一派新气象，其实文化底蕴很差，千城一面，千楼一面，千街一面，失去城市的固有个性与文化。
(三)法制不全，执法不力
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需要多管齐下，尤其是要依法管理。对于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要的是要加快立法。因为文化遗产是稀缺资源，具有唯一性、独特性和不可再造性，它的价值是难以用金钱来估量的，必须要有严格的法律和监督机制来加强对遗产的保护。
四、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的层次和基本要求
保护城市历史文化遗产大体分三个层次：
(一)保护城市文物古迹
保护文物古迹，要特别注意保护它的历史环境。只有保存了历史的环境，才能更好地体现它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
(二)保护具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区
历史文化保护区的条件是有真实的遗存物，要尽量多保存原真的东西；有完整的历史风貌，能够反映城市历史上的典型特色；有一定的规模，能够造成一种环境，使人从中感受到历史的气氛。保护历史街区的原则是要保护历史的真实性；保护风貌的完整性；维护生活的延续性。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含义
“非物质文化遗产”，又称“无形文化遗产”，是相对于“有形文化遗产”而言的。根据相关立法，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并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以及与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实物和场所。包括：第一，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第二，传统美术、书法、音乐、舞蹈、戏剧、曲艺和杂技；第三，传统技艺、医药和历法；第四，传统礼仪、节庆等民俗；第五，传统体育和游艺；第六，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凡属文物的，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有关规定。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特征
第一，非物质性或无形性。这里的物质性首先是指人们的理念、情感、技能、才智、知识以及生活状态，它本身具有无实体性或无形性，但是它可以通过人或物表达、体现和展示出来，成为人们能够感受、认识和共享的客观现象。其次是指表现形式或者类型，包括特定的语言、传统表演、技艺、仪式、习俗、岁时节令等，以及与上述表现形式相关的器具、实物和文化空间。第二，特定民族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特定民族在一定地域长期的共同生产、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体现该民族成员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化。第三，传承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之所以称作“非物质”是因为其没有将其文化内涵用物质的形式固定下来，同时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其也无法用物质形式固定下来。究其存在与传承的特点而言，主要是依靠传承的个人、群体以及民族的技艺。口传心授，约定俗成。其存在和流传与孕育它的人文环境和自然环境密切相关，并没有明显的时代性，也不必依赖先进的传播手段。
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保护状况
（一）现行有关法律规范文件和地方性法规不完善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制还不健全，没有建立起与之配套的法律保护体系。现有的规范性文件中，仅在2011年颁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而地方性法规中，最早的是2000年《云南省民族民间传统文化保护条例》，由此看出，我国现行的法律法规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法律保护的对象被散乱分布在有关法律法规中，且以地方法规和地方规章保护为主，法律规范的效力层次底，这对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局面。如我国的《花木兰》被美国迪斯尼公司改编成动画片《花木兰》，其故事情节与人物刻画严重歪曲了我国民间传统文学，但由于缺乏明确的国内法依据，而无法保障和主张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上的利益。再如，“端午节”作为一种无形文化标志，起源于我国，以纪念爱国诗人屈原为主。而韩国申报的“江陵端午祭”2005年11月24日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确定为“人类传说及无形遗产代表作”。因此，“端午节”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就由我国和韩国共享。以上实例理应引起我国行政立法机关的重视，加快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步伐以适应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
（二）行政执法力度不大，非物质文化遗产未得到有效保护
长期以来，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采取行政保护模式，但由于我国民间文化历史悠久、种类繁多，有关部门不够重视，普查工作力度不大，导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状况、存在种类、数量和消失的状况认识不清，缺乏深入和广泛的了解，以致很多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威胁，例如，云南大理为修公路而拆迁唐代古城墙，正在扩建的公路，使古代关隘龙首关变得面目全非，仅剩的几段城墙也危在旦夕，而面对村民的质问，相关文化部门和交通部门并未给出一个足以令人信服的理由。在村民们看来，这样的施工方案将使龙首关遗址遭到严重破坏乃至消失，使大量的旅游事业失去一个极具历史、文化和旅游开发的亮点。同时，我国的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也相对滞后，比如陕西户县的农民画、陕北的安塞腰鼓、青海同仁的热贡艺术、壮族的“三月三”、云南傣族的泼水节等，在数量上明显占有世界总量的很大份额，但仍没有申报成功。
三、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机制的完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事法律保护的完善
1.《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性质
鉴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特性，它体现的利益既有公共利益、公共关系，又有私人利益、个人权利。为此，对于专门针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究竟如何定位其法律地位，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公约》没有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只强调了政府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主导作用，并没有赋予非物质文化遗产以私权属性，故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属于私有财产，而属于政府介入的公权力；此外，有学者基于我国有关非物质遗产保护的法律规范具有浓厚的公权色彩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无法归结为个人的私有财产认识，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具备私权特征；有学者认为，大多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以口授和行为传承的特点，因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属于私权性质，从法律部门的划分看，属于民法部门。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是一部具有私权性质的法律，应定位为私法。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是由民族集体创作并世代相传，不同地域，不同地理环境及不同历史经历的民族其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不同的文化特性，其表现形式也精彩纷呈。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种智力劳动成果，具有财产价值属性，涉及到产权的确认、利益的归属、权利人的利益保护等问题。从私权保护的角度以激励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的积极性，尤其是传统的口头文学、表演艺术、美术及传统的手工艺、医药等知识和实践活动等，私权保护更利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程序方面，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切实保护当事人权益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特定民族性，即集体性的特点，以民歌为例，民歌作品包括原生作品和派生作品，当前民歌已经进入公有领域，很难确定其作者，也就不存在公开发表权，有关法律也只是作了必须署名作品的来源民族、群体或区域的原则性规定。我国《著作权法》保护派生作品的著作权，且派生作品的作者相对来说容易确认，但却导致流传群体的合法权益容易被忽视，这就有必要引入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以保护处于弱势地位的民间流传群体相关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这里的民事公益诉讼并不是与现行民事诉讼并列的诉讼制度，而是包含在民事诉讼的一种形式，该制度可借鉴完善后的行政公益诉讼制度进行具体规定。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行政法律保护的完善
1.加强行政立法，规范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为
政府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承担着大量的作为义务，如果不积极作为，将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严重流失和破坏。因此，政府行为既要合理，更要合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引入听证制度，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保护和管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过程中的失职行为给予行政处分，当其行为达到严重社会危害性并构成犯罪时应将其交与司法机关进行制裁。
2.加大行政执法力度，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切实保护
中图分类号：J0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4X（2015）12-0362-02
一、引言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承载着人类文明发展的印记，也是未来人类文化创新的素材来源之一。河南省是我国的历史文化大省，具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统计，截至目前为止河南省各类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计五百余项。毫无疑问，“遗产”同样也是资源，是未来我们无论在精神文化方面还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资源。
当前，社会的极速发展对社会各领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相同，信息化浪潮形成的爆发式发展，正在逐渐改变着当今社会中人们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这些冲击使人们的思想观念与信息接受渠道与过往任何一个时期都不相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文化资源的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而其中保护与利用问题是其中的重中之重。随着“十二五规划”提出的各项任务逐渐推进，新型业态的快速崛起，各行业呈现分工细化与融合发展的大调整，传统单一的方式已经无法很好的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问题，因此，一种集成多元化手段的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建设极为重要。
二、时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要求
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界定，因各国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存在有较多的说法。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解基于较为权威的一个概念界定，就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
由这个概念的界定可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并且会根据环境变迁与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的创新发展。当我们的时展处于历史中一个全新局面的时候，无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提出了具有时代特征的新要求。本文具体梳理如下：
1、保护与利用的共存性
“遗产”是对代表人类文明发展历史的各类文化资源遗存的很好的形容。我们面对“遗产”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如何保护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如果是货币遗产，我们觉得保护是将其存入银行，但其中还会面临贬值的危险。因此，此时保护与利用就必须联系起来。利用的本意是选择更好的、稳健的方式使遗产增值，这无疑是对其最好的保护。在当今社会发展中，商业化的影响体现在更多的领域，因为我们无法回避经济社会建设发展的要求。当我们面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问题时，如果只提保护不提利用，就会变得非常被动。我们传统意义的保护，无非就是依赖政府的政策与资金支持，由政府搭建平台组织各类受时间限制的活动，如庙会、展演等。而保护与利用的共存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或传承群体、受众、媒体渠道、商业等因素紧密的聚合起来，以保护为目的，以利用为方法，以多种力量的聚合为形式。
2、传统传播形式与现代传播形式的组合
大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以传承者现场展示，受众到场观看为主要形式。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人们的信息接收渠道与接受习惯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形式使遗产本身与受众的距离逐渐拉大。这种距离不但会造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人群逐渐缩小，最终成为传承者自娱自乐的游戏，同时也会造成传承者通过遗产获得的收益逐渐萎缩，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巨大的限制。因此，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真实风貌的基础上，我们要积极的将其传统的传播形式与现代符合人们信息接收习惯的传播形式组合起来，扩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播的影响力。
3、传承者与受众群体同样重要
在过去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观念过于保守，通常会简单的认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就是重视其传承人，而利用就是积极的去申报遗产级别，从市级一直到世界级，越高越好。申报成功以后，可以更好的提升该遗产所在地的知名度，然后搭建文化平台吸引外来投资。当然，保守的观念并非错误的观念，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对于遗产保护与利用问题的解决并非最有效的方法。首先，我们必须肯定，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我们必须要重视该遗产的主要传承者，使他们能够更加原貌的将其传承下去。但在当今社会背景下，我们无法忽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群体。从宏观角度说，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国人民的共同财富，我们有义务让尽可能多的国人认识它，并对它形成记忆，乃至喜爱上；从微观角度上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最大收益来源是数量庞大的普通受众，我们要重视受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态度，才能将他们的目光吸引过来。
综上所述，时展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带来了许多新的要求，这些要求使我们要从观念上改变我们的保护观与利用观。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必须要原汁原味的传承，但我们可以根据时代的要求尽可能的创造其与当下时代的交集，是保护与利用形成一个良性发展的体系，使之能够流传的更为久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新角度
今时今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面临着崭新的局面，面临着时展的要求我们要面临许多问题，但也有更多的有利条件。正如前文所述，我们正处在与过往其他时期完全不同的新时代，在缺乏历史借鉴的情况下，促使着我们必须透过一个新的角度来解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所面临的新问题。与过去单一的保护与利用方式不同，在各项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大发展的今天我们有了更多保护与利用的手段，通过这些多元化形式的有机结合，有助于我们初步建立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为保护与利用的未来良性发展提供一个新的思路，进而形成文化收益与经济收益的最大化，使政府、传承者、受众都能作为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而取得自己需要的收益。本文对这一体系的建设进行了尝试性的思考，具体总结如下：
1、政府主导，形成体系框架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新体系的建设，因为涉及遗产门类广泛，行业众多，因此并非某个传承者或民间团体能够搭建起来的，而受众处在整个环节中较为被动的一方，只能引导无法对其提出要求。因此，由政府主导，搭建平台来统筹规划最为现实。在这里，我们需要认识到，与过去政府单纯的政策、资金扶持不同，最重要的是由政府主导的平台构建。这个平台可以由政府召集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者与相关行业专家一道形成一个协会式的组织，完善基础理论研究与创新发展研究，拉近相互之间的距离给互动发展带来可能。而这个协会式的组织并非最终形态，它只是一个能够进行力量集合的框架。建设这个框架以后我们可以继承多元化的手段向其中填充内容。
2、在体系中形成普及化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好的保护，就是以传承者为原点，辐射尽可能多的受众人群，形成该遗产传承与利用的丰厚土壤。在广大群众中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信息的普及与传播，既是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也能够提升当代青年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此外还能够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内容商品化的时候，拥有庞大的消费人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信息的普及并不是能够通过一两次的活动就能够完成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长效的机制融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体系中。而这种普及也不能依靠单一的手段，需要多种手段并举才能产生最大的效力。首先，我们可以通过第一点中所说的协会，编印非物质文化遗产普及读物，作为青少年学生课外阅读的内容，并且可以将相关内容变为电子读物，丰富阅读的渠道与形式。其次，采用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动漫形式制作相关的动漫产品，如动画片、文化用具及一系列的衍生产品，使之能够体现在人们生活的各个层面。再次，制作相关系列纪录片，通过多种传播平台进行传播。我们需要认识到。相关知识信息的普及并非短时间内能见到收益的，因此必须通过长效机制来坚持。
3、将信息化平台融入体系
人们常说，当今社会是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在几年以前，这个说法刚提出的时候，很多人对这个说法似懂非懂，朦朦胧胧。但是，时至今日，我相信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绝大多数的人对这个说法都形成了很深的认同。现在人们对于信息的要求比之以往更为多样，实时、在线、真实、丰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体系如果缺乏了信息化平台的融入，那么在当前社会中无法解决许多现实性的问题。在这个体系中的信息化平台可以由几个方面组成：首先，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的数字化专业博物馆，数字化博物馆依托大数据技术可以保证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极大丰富，将文字、图片、表演视频、演示动画都集成在一体，使受众能够获得远比现场观看更为丰富的信息，同时它的在线性可以让受众的观看不受时间的限制；其次，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云空间，云空间可以让更多的人通过更多的网络连接方式获得相关信息，把移动互联网络融入到传播形态中；最后，还可以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的网络媒体传播渠道，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形式及时发送相关信息。
4、将文化创意产业的优势融入体系
文化创意产业历经近二十年的发展在各个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大量的成功案例，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思路。文化创意产业的快速发展，让我们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并由此可以探寻出新的发展途径。文化商品化是文化创意产业成功的因素之一。当我们谈及文化的时候尤其是文化遗产的时候，总是会选择性的回避金钱与商品两个字眼。因为我们往往会习惯性的认为文化是高雅的，商业是庸俗的，这与我们的文化传统相关。但是在这里，我们应该毫不避讳的探讨这个话题，甚至应该主动的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商品化与市场化。文化创意产业有时能够产生聚合器的作用，将不同种类的文化素材经过加工之后多元化的呈现出来。通过文化企业与生产企业的联合，将人们往往不可见、不可用的文化素材转变为现实中可见可用的产品形态。
四、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离不开对时代脉搏的把握，在多元化的今天，我们也要采用多元化的方法与手段有效的促进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同时要说明的是，我们的探讨内容是有一个前提的，就是在保留非物质文化遗产固有优点与魅力的基础上，去寻求保护与利用体系的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体系能够有效的集成政府、传承者、受众等社会因素，使目标一致，力量凝聚。同时，这个体系也能够聚合信息化时代各类新技术手段，为保护与利用提供更多的方法与手段。新的角度，需要人们改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认知定式，寻找更为全面有利的形式来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良性发展，并以此在文化与经济双重发展中找到一个平衡点。
参考文献
[1] 赵克理.中国传统设计文化论[M].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8.4.
[2] 唐家路.民间艺术的文化生态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5.
[3] 罗虹，葛凌，黎典明.中国民族艺术与文化[M].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8.
[4] 帕特里克.弗兰克.视觉艺术原理[M]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2.
[5] 张道一.张道一论民艺[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
[6] 吕澎.20世纪艺术的历史与问题[J]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
[分类号]G258.6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和文化空间,具有无形性、活态性、传承性等特征和历史传承、审美艺术、科学认识、社会和谐等重要价值。我国是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十分丰富的国家。位于重庆涪陵长江江心的白鹤梁题刻记载了1200多年来长江72个枯水年份的水文信息,空前规模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和葛洲坝电站的设计,赖此得到了计算水量的史料数据;它对研究长江水文、区域及全球气候变化的历史规律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世界水文资料宝库”,又是集文学、书法、绘画、石刻等艺术为一体的“世界水下碑林”。受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影响,白鹤梁将永没库底。为此,位于三峡库区的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为白鹤梁题刻的抢救性保护做了大量工作。笔者曾在该馆从事图书资料管理工作10余年,也曾参与白鹤梁题刻保护的相关工作。本文将结合笔者自身的工作经验和体会以及该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思路和具体实践,探讨地方高校图书馆应如何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发挥重要作用,以期为地方高校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1 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意义
1.1 保存、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图书馆的重要职责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图书馆有四项职能,其中保存人类文化遗产位居第一。图书馆自诞生之日起就担负起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神圣使命。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传播与研究,使图书馆的知识组织与知识服务研究植根于本民族深厚土壤中,是图书馆正视知识文化、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选择,也是图书馆义不容辞的职责。高校图书馆特别是地方高校图书馆除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提供保障之外,还应肩负保存地方文化传统、为本地政府提供决策所需的信息资源、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服务、支持地方建设的社会职能。
1.2 有助于拓宽图书馆学知识研究领域
与物质文化遗产相比,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更多、更鲜明的跨学科、跨领域的文化特征和知识属性,因此,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与现象,需运用多门学科领域的知识,需要与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教育学、语言学、心理学、美学、艺术学、文献学、信息技术等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图书馆学正是与许多学科发生交叉或关联的一门学科。图书馆将活态知识适度地纳入研究范畴,可扩大图书馆学知识研究领域,开拓学术视野,增强图书馆学研究的活力。图书馆学本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更应有学术的自觉,到生动丰富的民间社会活动中寻找研究课题,促使图书馆学在不断解答问题中得到发展。
1.3 图书馆的经验和方法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借鉴
目前,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对滞后,且处于无序状态,迫切需要有关部门的组织领导和专业人员的业务指导,对流散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图书馆作为保存人类文化的重要部门,具有科学组织、科学分类、科学研究各种文献的经验与方法,诸如文献分类法、版本法、主题法、目录、索引等比较完整的科学的图书馆学研究方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保护、研究等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和借鉴意义。数字图书馆的现代技术手段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其所需的各种技术,即将处于隐性、零散状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进行概念化、显式化、形式化的本体化加工处理,使之成为可交流、可共享的显知识产品,为其保存、利用提供条件。
1.4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优势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各级文化行政部门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要机构;同时,鼓励学术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地方高校图书馆作为高校的学术性研究机构,总体来讲,其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4.1 丰富的地方文献资源
地方文献是指记载一定地区范围的自然、社会、风土人情等特定资料,含有某一地区丰富的地方文化、自然和社会信息,是研究地方文化传承、发展、变更的重要史料。非物质文化遗产涵盖于地方文献内容之中,是地方文献的一种表现方式。地方高校图书馆是为学校的发展服务的,其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学校的办学定位始终应保持一致,即为地方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地方文献作为研究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理应是地方高校图书馆的收藏重点。为打造馆藏地方特色,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自2001年升本以来,突击性收藏地方志3000余册、中文书刊1.5万余册,成为该馆的一大亮点。而当地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则相差甚远。区县公共图书馆中条件最好的涪陵区图书馆也只是零星收藏有一些方志、县志。涪陵区文化馆、博物馆仅仅依靠政府有限的拨款维系着日常运转,谈不上对地方文献的收集整理。不仅如此,高校图书馆的性质决定了其馆藏文献信息资源层次高、内容丰富等特点,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确认、项目申报及论证工作、民族民间文化研究提供切实的文献资源保障。
1.4.2 高素质的人才资源 人才素质决定着图书馆的服务能力。以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为例,该馆自2002年成立乌江流域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以来,十分重视人才队伍建设,通过引进、外聘、培训等方式,拥有一大批专兼职高层次研究人员,其中包括外聘的教授3名、博士生导师2名、硕士生导师5名,本校的专兼职教授17名、博士硕士研究生19名。他们当中不乏计算机专家、图书情报专业的专家和文献信息资源收集、整理、开发利用的专家。他们不仅热衷于非物质文化的保护、宣传、研究等工作,还具备相关的知识积淀,是参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坚强后盾。此外,学生社团和本馆职工也是不可或缺的人才资源。经过4年的努力,该中心已发展成为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而当地公共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至今尚无硕士研究生以上学历人才,初、中级职称的工作人员达78%。可见,地方高校图书馆具有明显的人才资源优势。
1.4.3 现代化的服务能力 为适应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高校图书馆绝大多数实现了网络化、现代化管理,信息服务能力显著提高。如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信息存储容量达22TB,实现了业务管理自动化,采用图腾集成管理系统处理采访、编目、典藏、流通、公共检索、连续出版物管理等业务;电子阅览、视频点播、信息检索、文献传递、用户培训等服务实现了网络化;开通网上图书馆、手机短信、科技查新、定题跟
踪、信息推送、馆际互借等服务。而涪陵区图书馆、涪陵区文化馆、涪陵区博物馆至今还未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管理,有的部室还要借助手工借还,正在学习、借鉴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的成功经验,向现代化、网络化管理的目标迈进。
1.4.4 得天独厚的地域优势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个地区、一个民族的文化符号和生命记忆,主要还是藏于民间,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带有强烈的地方色彩,这些古老的文化因子在农耕大地上被传承下来,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大困难就是要提高群众对非物质文化的保护意识。地方高校图书馆地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腹心地带,对本地区的非物质文化比较了解,方便从事田野调查、民间资料采集整理以及开展对群众非物质文化保护的普及宣传教育。与其他高校图书馆相比,区域位置决定了地方高校图书馆在本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3 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采取的措施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认为:“保护”是指确保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命力的各种措施,包括遗产的确认、立档、研究、保存、保护、宣传、弘扬、传承(特别是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和振兴。笔者认为,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采取如下措施:
3.1 立档保存:对无形文化遗产的有形物化
保存是基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首要程序。保存不是封存,是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保护起来,供研究人员及后人研究借鉴。地方高校图书馆首先应通过多种途径采集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组织专业人员深入民间实地考察,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普查要坚持全面性、代表性、真实性的原则。全面性是指兼顾城镇和乡村、兼顾不同人群的全面调查和采录;代表性是指在全面掌握某地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藏情况的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民俗事象,加以认真、科学地采录;真实性是指普查时要忠实地采录讲述者讲述的原貌,按照民间文化作品和民俗表现形态,保持原状、不加修饰地将其记录和描述下来。符合这三原则的采录成果,才是真实而有价值的,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凡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均在普查和保护之列。普查还要掌握科学方法。根据不同情况采用不同的调查方法,如重点走访、抽样调查、开小型调查会、观摩民间艺术家的表演、参与民俗节庆活动等。调查采访者以笔录、摄影、录音、录像等方式真实地记录现场考察成果,同时还要注意搜寻民间传抄的唱本、长诗、鼓词、皮影脚本、经书等手抄本。要对采集到的口头文学、民间艺术品、民俗事物、摄影摄像等进行详细登记。普查之后,要进行总结评估,写好调查报告,对遗产进行登记、分类、整理,对普查结果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档案化。同时,也应进一步挖掘现有馆藏的地方文献资源内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收集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申遗材料和保护过程的档案,如申报项目的文本附件、音像资料、数字化多媒体等。然后,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收集整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转化为文字、光盘、磁带等,或建成非物质文化遗产特色数据库。有条件的地方高校图书馆,还可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或民俗博物馆。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手段,对白鹤梁相关资料进行真实、全面、系统的记录,建成白鹤梁专题数据库;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将其转化为文字、光盘、磁带等物化资料,并按照专题集中的原则,使用图腾集成管理系统软件分编入藏:①进入编目系统,将文字资料做成机读MARC记录,在MARC记录的010字段标注含光盘、磁带或图片集,210字段标注光盘X片、磁带X盒或图片X张,MARC做好后,打印书标贴于文字资料上;②进入书标打印系统,依据做好的文字资料的条码号,在含光盘或磁带的专用书标上打印出该文字资料的索书号和相应的光盘号、磁带号或图片集号,在文字资料和光盘、磁带或图片集上分别贴上该专用书标;③再次进入编目系统,在MARC机读记录中打开馆藏信息,在下挂数据记录中添加光盘号、磁带号或图片集号;④进入典藏系统,将分编好的文字资料分配给“非遗”书库,并将图片、磁带或光盘移交“非遗”书库保存。
3.2 价值研究: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精髓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历史、文化、审美、教育、科学、经济等多方面的价值。挖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价值精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环节。比如,正因为葛修润等科学家研究发现了白鹤梁的重要价值,国家才不惜耗资1.89亿元修建“水下博物馆”,既将其妥善保存,同时又开发其旅游价值。可见,价值研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抢救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问题,更是一个需要澄清理论观念的问题。理论上模糊不清,就难以对保护对象做出科学的界定和评估。地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应做好保护前的甄别鉴定、价值评估等先期工作,有的放矢地进行保护和合理利用。一般来讲,只有具备如下三个条件的文化形式和产品,才是急需得到抢救与保护的:一是具有民族独特性,深深扎根于文化传统或有关地区文化历史之中;二是具备一种或多种科学的、独特的、珍贵的价值;三是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同时表现出创造者丰富的想象力和高难度的技艺,是同类文化样式的典范。长江师范学院图书馆积极组织专家学者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价值研究,或与其他有关机构进行合作研究;用录像和记录等方式将民间艺人的技艺整理、保护下来,组织专家对传承人的成就和传承工作进行学术性、专业性的分析和评估;支持项目申报、论文撰写、论著出版等工作。该馆相关课题有184项(国家级12项),发表相关学术论文400余篇,出版专著、编著30余部;其中白鹤梁题刻研究成果有曾超的专著《三峡国宝一白鹤梁题刻汇录与考索》(中国文史出版社2005年版)、周晏的论文《白鹤梁蒙文题刻背景追述》(《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李胜的论文《白鹤梁石刻题名人考按五十六则》(《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和《释文校读记》(《重庆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等。此外,该馆学者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在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理论研究的同时,还亲自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使遗产价值理论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和发展。
3.省略/gwge/2005-08/15/content_21681.htm
[2]王云庆,图书馆等文化事业机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措施图书情报工作,2007,51(8):132-135
[3]葛修润,国宝“白鹤梁”,中国三峡建设,2006(2):73-79
[4]方允璋,图书馆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6:96-98
[5]张小芳,对高校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若干思考情报探索,2008(03):32-33
[6]黄峒胜浅谈公共图书馆地方文献数字化建设,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09(12):107-109
[7]金文坚,高校图书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图书馆学研究,2007(7):90-92
摘 要：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本文是在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和特征的基础上，分析了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行性和制定障碍，并提出了自己的完善意见。
关键词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
中图分类号：D923.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8772（2014）25-0257-02
我国传统文化丰富多彩，但随着社会的发展，许多具有民族代表性的传统艺术销声匿迹或被历史的浪潮推向边缘。保护传统艺术刻不容缓。近年来，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成为各个相关学科的研究热点。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述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概念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念首次出现的官方文件是199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的《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条例》，而真正明确详细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定义的，是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UNESCO）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该公约第二条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1]其具体范围包括：（1）口头传说和表述，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2）表演艺术；（3）社会风俗、礼仪、节庆；（4）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5）传统的手工艺技能。
我国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则出现在2005年国务院颁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中，其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定义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指各族人民世代相承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2]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本特征
由以上的概念我们可以概括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征有：
一是非物质性。所谓“非物质性”，是指以满足人们的精神生活需求为目的的精神生产这层涵义上的非物质性，其偏重于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精神领域的创造活动及其结晶。
二是传承性。非物质文化并不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所能创造的，它的完成和完善是需要几代人，甚至是几十代人的原始创造，或者是同一时代许多人共同创作而成， 加之后来的努力和改进， 才能达到今天极具饱满和精华的技术状态。
三是民族性。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3]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其民族性，它是一种通过某个民族不断模仿而进行的非个人的、连续的、缓慢的创造活动而产生的结果。
四是公权与私权兼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知识产权都有着相似的无形性，而且都是智力劳动成果，而知识产权则是私权。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民族性，这些民俗、传统常常表现为该民族所独有，是一种群体性、地域性特征很明显的“公有领域”，但这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集体私权”。[4]
二、现行的知识产权制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
（一）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正当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类智力活动的产物，其本质是信息，是知识产权的客体。从某种程度上讲，客体决定保护模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模式取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法律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无形性，是知识财产的一种。就工艺品而言,古代匠人制作的工艺品属于物质文化遗产，现代人制作的工艺品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产品；而现代人掌握的关于工艺品的某种制作工艺技能则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现代人从前人的技艺中不断学习而来的智力成果。从民法的客体理论看，物质文化遗产属于民法上物的范畴，对其保护应采用物权制度；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无形的、抽象的，是人类脑力劳动的成果，应划归知识产权的客体范畴, 对其保护应采知识产权制度。
（二）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障碍
1.知识产权制度的客体范围过于狭窄
《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第6条规定：“民间艺术作品的著作权保护办法由国务院另行规定。在著作权法里，保护的仅有民间文学艺术作品，包括歌谣、音乐、戏剧、故事、舞蹈、建筑、立体艺术、装饰艺术等作品、素材和风格。”我们从上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可以看出，现有的知识产权法所保护的各项客体并不能完全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客体范围。
2.权利的性质不同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特征，在保护非物质文化过程中，倘若以保护私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不利于其继续流传；若采用保护公权的方式对其进行保护，又恐难以防止权利主体的权利不受侵害。因此，在非物质文化知识产权保护中面临着公权保护和私权保护的矛盾。
3.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知识产权制度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要求受保护的对象具有独创性，但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由几代或十几代人经过不断模仿、学习而传承下来的文化成果，首位创作人或许早已消失，而后人在模仿、学习的过程中也有不断地创新和改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经历了一个持续而缓慢的过程，创作主体具有群体性与不确定性，其独创性和权利人都难以确定。
4.保护期限的冲突
著作权法第21条、商标法第38条、专利法第42条均对作品、商标、专利的期限进行规定。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其形成往往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世代相传的、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的具有创造性的产品，并且在一代又一代的流传中对民间文学艺术不断地加工、补充和完善。如果为其设定保护期限，就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传承和保护，甚至会造成断层。
三、对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法律思考
（一）做好排查统计工作，尽快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据库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多种形式散落在民间，明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和数量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首要工作。2004年8月，我国政府正式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为履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义务，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2005]18号），要求建立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国家名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落实到地方，乡镇文化站作为最基层的文化管理事业单位，应当做好排查统计工作；提倡各地政府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或展示中心，妥善保存和展示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的实物、资料；积极申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建立各级（国家级、省级、市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地数据库，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依据。
（二）完善权利人认定标准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民族性，因此它的权利主体难以确定，从而成为现行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道障碍。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通过传承人的表达才能让人们感受到它的存在，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和传承人的离世，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失去了遗产生存的环境而慢慢消亡、流失或退化，最终可能导致其灭绝。因此，要适用知识产权制度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必须先完善其权利人的认定标准。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把权利主体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所有人，是指根据某群体、部落或社区的习惯法和做法，得到该群体、部落或社区人民认可，委托由其作为文化表现形式的监护人或保护人的群体、部落或社区或人群、或个人。[5]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公权和私权的双重性质，因此，在确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主体时，依据具体情况，该权利主体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某个群体或组织，甚至是国家。
（三）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三种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完善意见
1.专利模式
专利权模式主要适用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中的第四类和第五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根据《公约》第2条的规定，第四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主要指天文、地理、自然、人文、医药等，包括有关大自然和宇宙的观念( 如时间和空间观念和宇宙观) 、农业知识和实践、生态知识和实践、药物知识和治疗方法、航海知识和实践等；第五类为传统的手工艺，主要指世代相传的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地区特色的传统工艺美术手工技艺，传统生产、制作技艺等。对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基础而产生的新发明最适合专利保护模式。[6]
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传承性和群体性，所以依据专利模式保护仍然存在难以新颖性和难以保障权利人利益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第一，应当在完备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的基础上确定其新颖性；第二，建立专利申请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声明制度。为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利益，对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开发的知识产权的申请者应该明确说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出处，并提供证据表明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获取和使用是经其来源国或社区事先知情同意的，而且与该来源国或社区分享利益，否则专利申请应被驳回。
2.著作权模式
著作权模式主要涵盖《公约》中的第一类和第二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是民间文艺。根据《公约》第2 条的规定，第一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为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主要指在民族民间流传的口传文学、诗歌、神话、故事、传说、谣谚等，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第二类为表演艺术，主要是指在文化群体的节庆或礼仪活动中的表演艺术，包括肢体语言、音乐、戏剧、木偶、歌舞等表现形式。以上两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部分适用著作权保护模式，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相关濒危的语言”除外。[7]
对于著作权保护模式，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著作权保护方式存在着权利的二元性特点，即区分为精神权利和财产权利。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权利拥有者应该属于一定区域内群体共同所有。财产权利是与精神权利相对应的，在实践中，财产权利一般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是将抽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通过某种形式具体表现出来以获得财产；二是通过邻接权的方式实现的。这样便出现权利的享有者分离和权利主体不确定的现象。笔者建议可以采取确立以权利代管机构，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集中的管理，即无论精神权利还是财产权利人将其拥有的权利全权转让给权利代管机构，此机构拥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独占权利，享有占有、使用、处分甚至转让的权利，将所获的收益按照转让合同约定分配给权利人。
3.商标权模式
商标权模式适用于商业开发中的一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尤其适用于保护土著群体特殊符号和标记。商标权保护模式具有很多优点，比如说成本低，可以提供一个能够续展的保护期，更大的优势在于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商品化开发。商标权保护模式可以借鉴我国商标法中有关地理标志的规定，把一些特点的符号申请为证明商标或者集体商标。这样不仅能够表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来源以及特定品质，而且还可以保证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利用时不被歪曲、变形。
参考文献：
[1]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2011-01-01）. 载于找china.findlaw.cn/fagui/guojifa/gj/22/19334_4.html.
[2]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评定暂行办法.
[3] 田圣斌、蓝楠、姜艳丽. 知识产权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思考[J]. 湖北社会科学. 2008年第2期，第148页.
[4] 张邦铺. 知识产权视角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8年第6期，第78页.
[5] 严永和. 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的制度设计：评价与反思[J]. 民族研究. 2010年第3期，第20页.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所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各个群体和团体随着其所处环境、与自然界的相互关系和历史条件的变化不断使这种代代相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创新，同时使他们自己具有一种认同感和历史感，从而促进了文化多样性和激发人类的创造力。它包括口头传统和表述，表演艺术，社会风俗、礼仪、节庆，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传统的手工艺技能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非物质性或无形性、活态性或动态性、传承性或延续性等特点，被誉为历史文化的“活化石”、“民族记忆的背影”。
二、档案馆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记录历史
一般来讲，地方档案馆保存着大量的具有地方民族特色的、记载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信息的档案资料，特别是某些少数民族地区，尚保存着诸多完好的非物质文化信息。
很多特殊载体的档案，如剪纸、刺绣、皮影、面塑、纸扎、布贴、香包、印染等等，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关。由此看来，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档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随着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档案馆的文化功能日益凸现。档案馆在保存历史史料的同时，辅之保存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相关的文化信息，不仅是对馆藏的丰富与发展，而且也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继承，进而实现对历史的全面记录。
三、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途径
1、为申遗提供全面、完整的相关资料和鉴定凭证。第一，档案馆可利用馆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调出第一手材料，为项目的申报提供大量翔实有力的佐证。第二，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无形性、动态性、传承性的特点，非物质文化遗产会随着时空的变化而改变。在申遗中，就可能出现大量无考证的记录，档案馆馆藏档案的原始记录就可为申报材料提供真实性鉴定。
2、建立、保存申遗过程中形成的档案。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过程中，从申报材料的填报、鉴定、审批到确定等一系列活动将产生大量的档案材料。对这些材料的收集整理、保管保护便是档案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内容。该类档案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和申报过程中形成的材料，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详细情况，如存在地域、历史、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现状、价值、濒危程度等方面以及申报过程的详细记录，使调阅者通过档案就能大概领略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全貌和申报的全过程。
中图分类号：G852.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3612(2008)07-0868-03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概念上是指“各族人民世代相传的、与青年站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如民俗活动、表演艺术、传统知识和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器具、实物、手工制品等）和文化空间。［1］”非物质文化遗产浓缩着一个民族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民族自尊自信的精神湿地。但是，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指出的那样，当今的全球化趋势，“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损坏、消失和破坏的严重威胁。［2］”本文旨在通过对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和面临的时代挑战研究，来讨论如何保护好这一笔具有悠久历史和博大载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便在全球化进程中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与核心竞争力。
1研究方法
1.1文献资料法
笔者查阅了有关非物质文化方面和有关传统武术方面的文献资料共80余篇。
1.2田野调查法笔者曾对传统武术进行过多次田野调查，并还多次调研过传统武术的赛事活动。
2结果
2.1传统武术的现代文化价值
20世纪末的中国，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之中。从现象看，以后工业社会为标记的现代文明，对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整个传统文化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但另一方面，传统文化有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它对现代社会具有互补、调适和启迪的作用，从中展现出传统文化的历史张力和现代价值。
2.1.1传统武术是一种优化生命存在的价值系统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和商品交换为基本运作机制，在日益喧嚣又高速运转的现代文明中，人们品悟到了传统文化中的古朴情趣，想给自己找回一点失落的“野性”。于是，传统武术以它特有的价值与魅力为世注重。传统武术在提高技击能力的过程中追求“技、身、性”的和谐统一。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技”是指技击功能，不仅是形式上的套路演练，更重要的是从“形”到“化”，从“有”到“无”――技进乎道的深刻把握；这里的“身”是指强身功能，即通过内外兼修的方式而达到形体与精神的完美结合；这里的“性”是指对习武者道德情操的砥砺。技、身、性的和谐统一，是传统武术价值系统中的基本结构，充分反映了传统武术积极进取、奋发自强的不屈精神。可以说，中华先祖一贯倡导的“君子以自强不息”精神，在传统武术中得到了最为生动的彰现。阮纪正在《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一文中指出，传统武术阴阳互济，顺势化解等操作方式，反映了一种通过内部自觉颉颃制衡调控求得稳定和谐的内源性多样化取向，以太极图为这种文化符号的价值取向，在当今社会中似乎并非全部都要让位于体现十字架精神那种两极对立、实力抗衡的操作方式和价值取向不可［3］。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存在，也是传统武术的文化价值所在。
2.1.2传统武术是当代体育文化中的另一图景不用否认，长期以来的世界体育“大观园”是以西方体育为主要场景的。由田径、体操、球类等等主要活动内容构成的西方体育，呈现出强烈的物理学特点，它要求运动员跑的速度更快，投的距离更远，跳的高度更高，举得重量更多，旋转的难度更大，打击的力量更猛，因而逻辑地提出了“更高、更快、更强”的口号［4］。然而，讲究“躬行体悟”、“阴阳互济”的传统武术，洋溢着浓郁的传统哲学文化意味和传统美学特色。在技击观上，它追求“以巧斗力”，而视“气力愤发”为下乘之技；在健身观上，强调以“内”为主的内外兼修，而非西方体育那种外在的自我张扬；在审美观上，并不刻意形架的规范，而追求一种“练神还虚”的神明之境。当代世界文化，越来越呈现出东西方互补的多极化发展趋势。具有独特文化价值的传统武术，应该在全球化的汹涌浪潮中坚持“和而不同”的中华精神，按照自身的文化逻辑来谱写出今天世界体育文化中的“华彩乐章”。
2.1.3传统武术蕴含着当代中国武术发展的生命活力当代的竞技武术无疑是对传统武术的一种时展，但是，“棍图”（Stick diagram）化的套路运动和与套路相分离的散手运动，并没有使中国武术走入一个可持续的良性发展。世纪之交，在对“中国武术向何处去”的历史发问中，不少人把环视的目光对准了涌动着生命活力的传统武术。在延绵的历史中，传统武术曲折坑坷而传承不绝，这本身就是对它旺盛生命力的绝好证明。它那深邃、广博的文化蕴藏，是重构当代武术文化的丰厚资料源。在世界体育史上，人们对古希腊文明的发掘，从而点燃了近代奥林匹克运动的圣火，成为当代人类文化中蔚为壮观的一幕，这也是否预示着中华武术的振兴，寄希望于传统武术呢？
2.2当代传统武术委顿的原因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社会发生了新旧鼎革的巨变，武术也霍然进入了一个由近代武术向现代武术的历史转型。然而，在这过程中传统武术的文化家园渐趋委顿、荒芜，以致什么是“传统武术”似乎成了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如同人类生态环境的恶化常常是因人自身造成的一样，传统武术目前所面临的时代困顿也由多种深层原因所致。
2.2.1社会转型中的文化震荡当代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无逃于天地之间”的巨大社会变革，而这场变革是以全球化为背景的。对于中国而言，融入全球化是当今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时代特征，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尤其是经济建设的高速发展。然而，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科技、教育、商品、信息及大众娱乐等为内容的西方文化逐步成为当代世界的强势文化而不断扩张，其他民族文化则处于这种强势文化的“笼罩”下，并被日益消解，显现了中华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的改变。我国传统武术所遭遇的冷落与尴尬，某种意义上正是西方体育文化无孔不入的侵蚀结果。
2.2.2传统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传统武术是武术之源，是武术的发展基础”［5］。传统武术是以追求技击之道为本质属性，以此规定并制约着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并逻辑地延伸出了以技（技击）、身（强身）、性（道德）三者有机结合的基本价值体系，长期来被习武者所恪守、遵循，由此融铸了传统武术博大的文化载量，而当代对传统武术的文化迷惘也正是从这儿开始的。20世纪50年代，就有部分人士先将追求技击之道的传统武术本质属性混同于价值功能的技击格斗，继而再将其技击价值与健身价值对立起来，将武术的本质属性与价值功能相混淆，至今是目前武术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另外，对传统武术发展的文化迷惘还表现在自觉以西方体育文化为参照，使得传统武术无论是其活动样式、价值体系及文化内涵，均发生了过滤和割裂。近年来，各级武术管理部门不时举办一些传统武术的赛事，“传统武术”一度成为时髦而走热。但是，由于竞技武术活动样式的强烈辐射以及理论上缺乏对传统武术概念的厘定，因而所谓的“传统武术比赛”难以根据传统武术的文化特点来进行（其中甚至不乏近十多来才兴起的木兰拳、扇），其评分标准是依照竞技武术的《竞赛规则》，评分者是竞技武术的裁判，加剧传统武术无论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得不向竞技武术靠拢的局面，这类“赛事活动”根本无益于传统武术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2.2.3竞技武术的强烈冲击作为当代中国武术运动主流文化的竞技武术，其中的套路运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定位于“自由体操”和“艺术体操”，所以其历年制定的《竞赛规则》和技术样式也越来越呈现出西方体育文化的色彩；即便1979年开始试验的散打运动，是对原来单一套路比赛形式的补充，或是对社会上批评操舞化套路运动的回应，但无论是比赛方式还是场地等，处处透显着西方搏击运动的文化痕迹，难以寻觅中华武术的文化灵魂。由于“一花独秀”的竞技武术其异于寻常的发展动力基本上来自于一种由主管部门介入、被高度组织化的各类赛事制度，因而对包括传统武术在内的整个中国武术活动格局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这种格局下，使得传统武术面临两种境遇选择：要么被竞技武术化；要么充当一朵离散聚合任自由的“花”。人们总是在现实的世界中来把捉文化的现实性的。由于上述影响使然，在不少人的心目中，竞技武术成了中国武术的全部。
3结论与建议
国务院2005年下发的《关于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中指出：“我国文化遗产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想象力，体现着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保护文化遗产，保持民族文化的传承，是连接民族情感纽带、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及社会稳定的重要文化基础，也是维护世界文化多样性和创造性，促进人类共同发展的前提。［6］”作为非物质文化形式的传统武术，是华夏文明长期氤氲滋养的文化成果，折射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斑斓历史。但是自近代以来，传统武术发生了根本性的文化嬗变：它的技术样式被日益过滤，精神价值在不断淡忘，身怀技艺的传人先后离去――其宝贵资源每一刻都在流失、湮灭。在我国近年悄然兴起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中，一些传承有源的传统拳种纷纷提出申请，要求政府部门将其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从一个侧面清晰显现出当代武术号称有六千万习武人口的表面“盛世”下传统武术文化濒临危境的无奈事实，这显然不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以及维护世界体育文化的多样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继承、发展传统武术，不仅是个需要探讨的理论问题，更是个迫在眉睫的实践问题。为此，本文谨提出以下几点芹荛之见：
3.1发挥多方互动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视野中的传统武术保护工作，是个面广量大的“系统工程”，其中政府的宏观主导和社会的积极参与是两大不可或缺的方面。长期来，传统武术并没有得到国家各级体育主管部门的应有重视，他们更关心的是争分夺牌的竞技武术；而在民间，传统武术则沿袭原来的传承方式，随着我国社会结构的变化而面临一种“合法性危机”，诸多文化精神和技艺内容渐趋黯淡。
对于传统武术的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政府的主导与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了各级政府主管部门的统筹与支持，所谓的文化遗产保护将一事无成。另一方面，传统武术的文化生命在民间，广大民间习武人士是目前传统武术主要传承载体，具有很高的文化认同。政府部门的统筹与支持应该是宏观层面的，不能以行政力量来越俎代庖。因为这样做不但会严重挫伤民间保护、传承传统武术的积极性，同时也会因不清楚传统武术的具体文化内容而使所保护的对象变味。同时，有关武术理论研究者应积极主动参与其中。在当今社会里，传统武术任何一个层面的发展，都离不开理论研究的介入，尤其是有关传统武术的文化保护，更是一项学术含量很高的工作，必须得到理论研究的支撑。
3.2落实两个重要环节
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的《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就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出了16字的“工作指导方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7］。传统武术的文化保护无疑也应以这16字方针为指导，并在这基础上制定出切实有效的具体保护措施。
首先是传统武术的保护在目前当以“抢救”和“保护”为紧要。传统武术是一种动态文化，它主要由师徒传承方式而逶迤发展。近些年来，许多掌握、了解传统武术拳理技法精髓的老人逐渐相继过世，致使不少技艺功法已成“广陵散”。因此，应该按照国务院的部署，采用多种手段，在20世纪80年代“武术挖整”工作基础上，培训专门人才，进一步开展有关传统武术文化遗产的挖掘、普查与整理，并在这基础上建立有效保护机制。对于一些传承有源并符合条件的，应积极申报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利用国家力量加以保护。目前，已有“少林功夫”、“武当武术”、“回族重刀”、“沧州回族武术”、“邢台梅花拳”等已进入了我国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其次是使传统武术在整理、研究的基础上得到时展。传统不是一个凝固的概念，对于传统武术的保护，绝对不是对“吾家旧物”的原有循袭，这也就是国务院文件中提出的“传承发展”。从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传统武术本身是一个瑜瑕互见的复杂文化体，其中既蕴藏着前人的智慧精华，也裹挟着不可避免的历史积尘，同时还更多地隐匿着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转换机制才能焕发出其时代价值的文化传统。这必须在对它进行深刻理性把握基础上的扬弃和创造性转换。如不善于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传统武术的智慧精华只能是“绿水青山枉自多”；如不善于批判否定，传统武术就无法实现其自身发展。“海纳百川”、“生生不息”，本身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力所在。
3.3注意传承人才培养文化的发展是需要载体来进行绵延的。有着巨大历史跨度的传统武术，是通过代际传承最终凝聚为具有自身价值的文化系统。可以说，武术的文化性质决定了对它的历史衍传主要不是靠对文字的理解来进行的，而是需要“犯手实做其事”。从这个意义上，技艺传承当是传统武术文化生态保护工程中的最重要任务。当前传统武术的濒危，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的失传，这必须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于传统武术技艺的继承与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人群：一是社会上的普通武术爱好者，他们是营建传统武术生态环境的基础；二是全国各体育院校从事民族传统体育专业学习的学生，由于专业基础与要求，他们应比前部分人群对传统武术技艺的理解和掌握更为深刻；三是应像竞技武术运动那样，形成一个传承传统武术的专业化精英群体，他们是传统武术拳理功法的薪火接续者。三者相互关系，但承担的任务及作用有所不同，由此构成传统武术的人才传承载体，成为传统武术文化家园“莫失莫忘”的自觉守望者。眼下各地开展的传统武术“申遗”工作固然能引起社会的一定重视，但如没有基本载体的实践传承，可以肯定说，难以改变它在全球化浪潮下被荡涤和吞噬的濒危厄运！
3.4形成自身赛事制度竞赛是橇动体育运动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为提高运动技术水平铺设的快车道。形成于50年代的竞技武术，也正因为得益于它的竞赛体制，才迅速提高了它的运动技术水平，并奠定它独领的文化地位。所以，现代体育运动的发展机制就不能不引起传统武术时展的思考和借鉴。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社会中，靠自发状态的民间土壤养育不出传统武术的参天大树。请看，从奥林匹克运动的惊人发展到中国竞技武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又有谁能离得了竞技杠杆的橇动作用呢？
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民族内部成熟的文化内涵如同遗传基因，并不能以削足适履的“外科手术”方式进行随意更换，尤其难以用单一的西方标准来进行评价、切换。因此，我们应该在对传统武术整理、研究的基础上，立即着手制订出一个符合其自身文化价值和技艺特点的赛事制度，不能设想一个传统文化样式的复苏可以无视自己的文化命脉与价值规定。通过对传统武术的文化归纳，把长期被忽视的武术文化特点整合起来，从而获得一种内源性的文化张力，形成当代武术运动发展的“双轨制”，使竞技武术不再成为当代武术的主流文化现象，而是两种同源异流武术文化的互补共存，互相映辉，使已逐渐失去身影的传统武术重新回到人们的视线中。
参考文献：
［1］ 文化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指南［G］.
［2］ 向云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M］.银川：宁夏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314.
［3］ 阮纪正. 武术：中国人的存在方式［J］.开放时代，1996，（3）：24-29.
［4］ 李力研.野蛮的文明［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年：43-46.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9－05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并推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整体论思想，不仅将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视为一个综合的整体，而且提出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环境。如《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要求缔约国竭力采取种种必要的手段，以便“促进对表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所需的自然场所和纪念地点进行保护的教育。”《伊斯坦布尔宣言》指出政府有必要“采取坚决行动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表现和传播的环境。”刘魁立先生则提出“我们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应该有一个整体性的原则。从整体上加以认识，在整体上进行关注和保护。”并指出这一整体性原则包括：“既要保护文化事象本身，也要保护它的生命之源；既要重视文化的‘过去时’形态，也要关注它的‘现时’形态和发展；既要重视文化的价值观及其产生的背景和环境，又要整合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及其利益诉求；还要尊重文化共享者的价值认同和文化认同等。这是做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和抢救工作的重要保证。”“刘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全面概括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需要考虑的各个方面，给我们很大的启发。此后，伴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逐步推进，整体性保护理念逐渐被广泛接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抢救和保护中的一项重要原则。然而，有关这一理念的来龙去脉以及其具体所指仍有必要进一步梳理和阐释，下文试详论之。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提出是人类保护文化遗产的一次巨大飞跃，是对过去只局限于保护物质文化遗产的修正与补充。后出转精，人类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自然地吸收了先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所有经验。可以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是积极借鉴学术研究和人类遗产保护实践经验的结果，既吸收了人类学、民俗学的学术成果和研究方法，又大量继承了人类保护自然、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笔者认为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的整体性特征，吸收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整体论”思想，并借鉴人类此前保护文化遗产的有益经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应该是涵盖非物质文化遗产本体、相关环境和人这三项要素，从历时性和共时性(时间向度和空间维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的综合、立体、系统性保护。具体来讲，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包括以下几个层面。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首先是对一个个具体文化表现形式的完整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显著特性则是活态流变性，它本质上是条流动的文化“河”，是过去的记忆、现在的实录和未来的表征，反映的是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创造力。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能像保护物质类文化遗产那样简单的采取博物馆和档案馆的收藏、记录式保护，不能将文化传统固定在既有时态上，割裂它的发展和流变，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化石化”，而应该既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又关注其现时状态，同时还着眼于其未来的可持续发展，从时间向度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历史内涵、现时状态和未来发展的全面把握。
非物质文化遗产自身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蕴含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承载着广大民众积蕴已久的情感需求和价值观念，通常表现为一种过程或活动，由多道工序或多种形式共同构成，这就决定了其内涵的丰富和构成的复杂性，需要我们审慎地从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多重维度全面、系统地对其进行完整保护。以“一口叙说千古事，双手对舞百万兵”的皮影艺术的保护为例，作为我国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皮影艺术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内容上包括皮影的制作工艺、皮影戏的演出道具、演出剧本、音乐的伴奏、演员的表演艺术(包括演唱和操作皮影技艺)以及与观众的现场互动等多个组成部分，割舍任何一部分都会直接影响皮影艺术的完整性和生命力。我们对皮影艺术的保护也应是既从时间上关注其演变规律与文化内涵，又从结构上对其制作、演出的所有工序和要素的全面保护。
对具体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完整保护是我们实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的基础，这对于我国目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尤有意义。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已经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保护名录体系。建立保护名录只是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第一步，接下来就需要对进入名录体系的一个个具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实施有效保护，激发其可持续发展的活力。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对具体项目进行具体分析，既重视其时间向度上的历史内涵和演变规律，又关注其空间维度上各个方面、各道工序互相配合的复杂性，既不割裂其发展和流变，也不人为将其复杂存在过程简单化和平面化。唯有将一个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具体细胞保护完整，我们才谈得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个庞大肌体的良好保护。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是对彼此关联的多种遗产类型的完整保护
刘魁立先生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常重要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发生和构成中的混元性、现实存在的共生性以及和生活的不可分割的关系。”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多种文化表现形式常常混融在一起，难以截然分开，而且还常与物质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舞蹈既离不开音乐的伴奏，又大多与特定的民俗、礼仪相关；很多民歌同时也是人们生产、生活知识、民间传说等内容的表现；传统手工技艺表现的题材也许正是流传千年的民间故事与传说；少林武术一直依存于嵩山少林寺的建筑和自然环境；梁祝传说也伴随着梁祝冢、梁祝读书台、梁祝井等一系列物质遗存。因此，我们不能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分类法而在保护中同样地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人为分割进行单独保护，而应该充分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对之实施共同保护。如此既可以避免单独保护导致的人为割裂或重复工作，也在尊重现实的基础上达到完整保护的效果。
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是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承载的优秀文化整体的全局保护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下来的优秀文化，是各民族精神、情感和智慧的结晶。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即是保护我们的优秀文化传统，守护我们共有的精神家园。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体系。作为一项积极有效的保护措施，名录的设立对推进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升民众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爱和自豪感都起 面，整体性保护理念可以作为一种认识论和方法论为我们提供整体的思维和方法，可以有效帮助我们避免狭隘的目光而获得宽广的思路，从时间和空间的立体角度，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立足全局，通盘考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现状的保护和未来的发展做出有益的思考和探索。人类学家坚持用整体论思想来观察人类社会文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对人类科学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影响深远。我们也要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理念作为―个重要的原则来指导我们的思考和具体工作。也许我们可以将人类学家的自省反过来说：整体性保护理念虽是不可能完全实现的美好理想，但它仍然十分重要并且必要。
其二，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涉及内容广泛，然而绝不是面面俱到，仍要根据保护对象的主次不同和轻重缓急采取不同的措施。
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反对单一、平面、孤立、机械的保护方式，强调综合、系统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相关的环境和人进行共同保护。这决定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一件内容复杂、牵涉颇广的工程，然而这绝不等同于我们的保护是面面俱到、无所不包。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绝不是囊括宇宙，照临八方，涵盖自然和社会的一切，它做不到，也没有必要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理念只是尽可能全面地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对其产生影响的因素加以考察，区分轻重缓急，从中找出最需保护的方面进行重点保护。我们要坚持一种主次分明的辩证整体观，唯有如此，我们才不至于茫然无从措手，而是有的放矢地采取措施，尽可能使保护效果接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其三，非物质文化遗产整体性保护不是僵化保护，而是发展中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整体性保护希望从时间向度上全面考察保护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不是提倡重新恢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有历史，更不主张全盘复古，一味将过去的奉为珍宝。我们珍爱传统节日，专家学者也不断呼吁要挖掘传统节日丰富的文化内涵，但这并不意味着有必要将有史以来所有的传统与活动重新演练一遍。随着社会的发展，传统节日的很多习俗已逐渐丧失其功能意义，转而在符号意味和娱乐性上有所强化。由此，民俗学家提出传统节日要进行适应现代生活的继承与革新，要具有足够强的现代性；提议政府和民间可以创新过端午节的活动方式，可以通过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来激发人们对端午节以及过节的兴趣。
一、 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述
（1） 名称由来
起初，国际上对非物质文化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称呼。就拿联合国教科文和我国来说，前者曾称之为“传统与民间文化”、“非物质遗产”、“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后者也曾有“民族民间传统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诸多称谓。这一混乱现象直到2003年10月17日才宣告结束，在巴黎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第32届会议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英文名为intangible culture heritage，而在中文本中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来对译，随着公约的出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一词被正式确立。
（2） 概念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是这样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根据上述的定义可以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分为五个门类⒈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⒉表演艺术；⒊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⒋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⒌传统手工艺。非遗的核心是：以人为本，相对于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它更加注重技艺、经验、精神，是以活态流变为特点的活态文化遗产。我们可以根据非遗所覆盖的对象把非遗分成两种存在形态：一是单一属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二是综合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3） 认定
一个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的认定，二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认定。我国认定非遗的标准是由父子（家庭）、或师徒、或学堂等形式传承三代以上，传承时间超过100年，且要求谱系清楚、明确。对单一形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确定，以其所掌握的才艺的文化内涵与技术品质为第一标准，选择掌握才艺的杰出者；综合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定，可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样态进行切分，找出主干的文化环节，然后确定其中具有组织推动力量的关键人物，即在特定文化环境中形成的知识人或文化权威。
二、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1）我国对于非遗保护的有关措施
我国是联合国教科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缔约国之一，对非遗的保护在国际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公约生效以来，我国出台一系列文件、措施积极保护和挖掘境内“非物质文化遗产”，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规划、抢救珍贵非物质文化遗产、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加强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和文化生态区的保护，这一系列的措施有效的推进了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
特别是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出台，它是我国首部系统规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保存工作的专门立法，也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最重要的基本立法之一。它弥补了我国长期以来在文化遗产基本立法方面仅有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而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不足，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关于我国进一步保护非遗的几点意见
1.制定 “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周期
2006年开始，我国在全国开始了长达三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普查工作。普查工作结束后，至今再也没有进行新的普查。“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以人为核心难免有遗漏、新增和失传，因此有必要制定普查周期。但是因为普查是一件很费人力和物力的工作，所以建议周期时间可以相对较长。在一个周期内所出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增和失传可以由各地申报决定，直到又一轮“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
2.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我国已经建立了国家、省、市、县四级，可以进一步完善。最理想的名录体系应该由国家、省、市、县、乡五级组成，分别由五级文化部门负责名录体系，毕竟乡也是我国的一级行政区划。乡级名录的确定可以有助于农村户口的民众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从而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也分担了县级名录的负担。
3.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
我国已经从2006起，将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因为文化遗产的范围太过庞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对其他类型的文化遗产来说还是后起之秀，所有有必要在“文化遗产日”的基础上再设立“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区分两者的推广对象，前者注重于物质文化遗产，后者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
4.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
虽然目前文化部在网上建立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博物馆”，但是由于网络空间立体方面的局限性，还不足以让人们全面了解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目前部分地方已经建立了实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但数量和规模远远不够。从国家到地方建立各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经济薄弱地区可以在原有博物馆里开辟非物质文化展厅）有助于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也有助于国际友人更好的了解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及保护。
5.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
从2008年以来，笔者一直在倡导“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为之而奔走疾呼。笔者曾通过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织（简称iov）为2009年南京云锦的成功申遗提出来建设性意见。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于民间、成长于民间、传承于民间，它的根始终是在民间。只有全民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出路。只有全民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保护才有发展。
参考文献：
[1]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3年10月17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