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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市人事局是国家人事部推荐的改革较成功的城市之一，他们在聘用合同制和工资改革方面做得较好，从1999年开始搞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至今，共形成下发了39个配套文件，通过强化行政手段、抓宣传、抓培训，开展试点，带动全市2万多个事业单位，30多万名职工签订了国家人事部统一印发的《事业单位人员聘用合同》，签合同率达95%，有1.6万名职工分流。他们在推行人员聘用制度时，主要做了以下几点：
一、编制具体岗位设置，明确责、权、利、义，竞聘上岗、签定合同。对不同类型的人按项目管理，按成本、效益分配，对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度，分5个等级按相应岗位管理;对专业技术人员，实行评聘分开，按工作能力和业绩水平设定岗位工资;工勤人员按岗位等级规范，明确岗位职责和工作权限。改革后实行岗位工资，绩效工作。对全额拨款单位，国家发的部分不改，其它部分与绩效挂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考察报告范文
二、职工的养老保险问题。养老保险解决不了，改革是很难进行的。现XX市对自收自支的事业单位已基本建立完善了职工养老保险制度，但对财政核拨的事业单位还不能按养老保险制度执行。
三、改革的优惠政策。为稳定队伍，采取老人老办法，保护老同志。对工龄满三十年的老同志可距国家法定退休年龄提前5年离岗退养。申请离岗退养的同志可按2年正常晋升一次(最多晋升两级工资)至正常退休年龄计算退休工资。
四、落岗问题。人事制度改革不是人事机构改革，是在管理制度上的转变，原则上不精简人员。对竞聘落岗人员，按原职务保留国家财政给的待遇，给予换岗。待聘人员，一年内单位给予2至3次上岗机会，不上岗的，一年后，交人才市场，由人才市场推荐2至3次上岗机会，仍不上岗的下岗。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考察报告范文
据本次考察带队的XX市人事局工资福利处的潘建明处长说，XX市拟定今年对事业单位进行聘用合同制管理。
附件：
1、XX市人事局关于事业单位在试行人员聘用制度中有关问题的解答意见
（一）海城市进行乡镇卫生院产权制度改革的有关情况
海城市地处辽宁南部、辽东半岛北端，是全国县级综合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全市现辖4个管理区、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27个镇、576个行政村，总面积2732平方公里，总人口111万。改革开放以来，海城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以勇于实践、敢为人先的胆识和气魄，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使经济和社会事业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实行综合体制改革前，由于整个医疗卫生都是由政府包办，机制僵化，经营管理不善，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有的卫生院甚至连工资都无法保证。为此，从1996年开始，该市本着"提高市一级、搞活镇一级、强化村一级"的原则，对20家乡镇卫生院进行了产权制度改革，改制面达70%。该市的做法是：
1、深入调查研究，坚持因院施策。改制前，该市首先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通过召开职工座谈会、专家论证会等形式广泛征求意见，摸清底数，掌握实情，制订详细的实施方案，并公布于众。在改制过程中，由市资产评估事务所对卫生院进行清产核资与资产评估，对购买者进行资质和能力审查，确保改制的顺利进行。在改制形式上，该市坚持因地制宜、因院施策，改制的20家医疗单位，竞价出售12家，定向出售7家，兼并1家。
2、采取多种方式，妥善安置人员。该市对改制前已退休的职工主要采取三种安置方法：一是镇政府用原卫生院事业费继续支付其退休费用；二是卫生院及退休职工共同投保，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三是在退休职工自愿申请的情况下，发放一次性安置费。对在职职工的安置采取双向选择的方式：一是继续在医院工作；二是自己开诊所；三是自谋职业。医院改制后，有关善后工作及债权债务由所在镇政府统一处理。出售卫生院所得资金主要用于职工安置、为职工交纳养老保险、支付退休费和偿还卫生院所欠债务。
3、组建管理机构，实行医防分设。在乡镇卫生院改制前，该市就实行了医防分离，镇政府成立了卫生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原来由医疗单位代管的各镇预防保健，理顺了农村预防保健的管理体制。
4、切实采取措施，强化管理服务。在领导关系上，该市要求改制后的卫生院必须接受当地党委、政府的领导，服从市卫生行政部门的监督管理和业务指导；医院的院长、副院长必须同当地政府和市卫生局协商后任命，报卫生局备案。在服务功能上，要求改制后的卫生院承担支援农村、指导基层医疗卫生工作等任务，在发生重大灾害、事故、疾病流行或其他意外情况时必须服从卫生行政部门的调遣。在人员使用上，要求不得使用非卫生技术人员从事卫生技术工作，外聘卫生技术人员必须具备中级以上职称。在医院基本医疗保证上，要求按等级医院基本标准设置科室和人员。同时，该市卫生局还成立了卫生执法大队，对全市的医疗市场进行集中管理，发现问题及时查处，问题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真正做到了从"办医"向"管医"的转变。
经过改制，该市卫生事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具体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卫生事业的社会化投入明显增加。据统计，改制前三年，20所卫生院的专项投资不足100万元，改制后仅一年，经营者就投入923.5万元，是改制前三年的9倍多。截止到2000年末，20所卫生院固定资产总额为2739万元，比改制前的622万元增加了2117万元，增幅达340%。
二是卫生技术人员素质明显增强。2000年底，20所卫生院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人才达87人，比改制前增加了60人。新引进的高中级人才主要来自鞍山和沈阳市的大医院。在引进人才的同时，为增强卫生院发展后劲，投资者还注重培养人才，有的送到医学院深造，有的送到上级医院进修。
三是医疗条件明显改善。改制前20所卫生院基本上是大内科，外科只搞处置、缝合，不开展手术。其中，15所卫生院没有抢救室，也没有必要的抢救器材。改制后，各卫生院在加强内科的同时，还健全了外科、妇产科、儿科、中医科、正骨医科等，开设临床科室由原来的3个增加到11个。改制卫生院普遍设置了抢救室，配备了必要的设备和药品，装备了x光机、b超机、心电图机，有的还装备了动态心电图机、脑电图机等设备。
四是医疗收费水平明显降低。各改制医院为赢得市场，增强竞争力，纷纷降低医疗收费水平，许多卫生院明码标价或在患者入院时就承诺费用总额，使患者的医疗费用大大降低。据调查，改制前，阑尾炎手术住院费用为1500元左右，改制后，绝大多数卫生院的收费水平在700-900元之间。
五是卫生院运营质量明显提高。20所卫生院病床平均利用率由改制前的9.6%提高到40.7%，日门诊量由改制前的441人次增加到644人次；2000年总收入达到1880万元，比改制前翻了一番。 考察报告格式 ·民办教育考察报告 ·服装企业考察报告 ·赴外地学习考察报告
（二）关于蛟河市推进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改革的有关情况
蛟河市地处吉林省东部，属半山区。全市辖20个乡镇、258个行政村，总人口47万，其中，农村人口29.9万。2001年实现财政收入1.17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3180元，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近年来，该市针对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关系松散，乡村医生服务水平较低，农民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积极推进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改革，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得到了国务院的充分肯定，李岚清副总理作了重要批示："蛟河市党委、政府积极开展农村社区卫生服务改革，探索出了一条适合当地条件发展农村卫生事业的可行之路"。该市的主要做法是：
2．园区服务中心成立以后，联合区人才交流服务中心，通过召开座谈会、实地走访、发放调研问卷等方式，对交通银行省分行，民生银行分行营业部、支行，玫琳凯（中国）化妆品有限公司分公司、纽伦凯商贸有限公司、太平人寿分公司、汉华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新世界商城、绿邦数据集成股份有限公司等园区重点企业进行调研，形成《关于加快金融商务中心区发展的建议暨金融商务中心区重点企业调研报告》重点了解园区产业发展现状，分析存在问题，提出加快园区发展的建议和措施供领导决策参考。
3．8月份，联合区楼宇办，对魏家庄、泺源、四里村、大观园、杆石桥等园区办事处楼宇经济发展情况进行调研，重点了解办事处发展楼宇经济工作情况、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打算，走访了万达广场写字楼、银座晶都大厦、金龙大厦、明珠国际商务港、联勤部综合楼、润亨大厦等园区主要楼宇，听取了楼宇物业管理方对优化提升楼宇的意见建议，撰写了《金融商务中心区楼宇经济调研报告》，重点分析了园区楼宇经济发展的现状、存在问题以及制约因素，有针对性的提出对策建议。
4．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着手编制了《金融商务中心区2015年-2020年发展规划纲要（草案）》，确定了把园区打造成为全省首批省级现代服务业集聚示范区的发展目标，以及立足、辐射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功能定位，初步规划了“一核三区四线”（金融商务核心区，高端商贸承载区、商埠文化传承区、文化创意休闲区，经四路、经七路、经十路、纬二路发展轴线）的空间布局，目前初稿已基本完成，将全面征求省市上级机关领导、科研院所专家学者以及园区企业等各方面的意见，经进一步细化完善后，报区委、区政府审定。
二、开展改革试点，推进创新发展。
1．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关于加快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加快全省金融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等文件精神，结合园区发展实际，起草了《加快推进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加快金融商务中心区建设发展的意见》两个文件，全面征求了30多个改革试点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的意见，以区政府文件的形式下发，为开展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工作奠定基础。
2．全面做好省级服务业综合改革试点中期评估工作，认真撰写了改革试点中期评估报告，全面梳理了园区被确定为改革试点两年多来的工作成绩、主要做法和存在的不足，并提出下一步改革试点工作打算。同时，综合整理了相关政策文件、调研考察报告等材料汇编成册，上报省、市发改委，得到领导好评。
3．充分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重点走访调研了齐鲁证券、齐鲁银行、通联支付分公司等重点金融企业，了解企业开展业务创新、服务创新等方面的情况，为树立园区发展典型，培育创新亮点，有力推进园区改革发展奠定基础。
三、强化协调服务，提高招商成效。
引进领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北京百环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分公司两个项目，实际到位资金7.183亿元。
1．引进了实际到位资金7亿元的领锐基金，是全区目前最大的一支产业类股权基金，也是全区实际到位资金最大的一个招商引资项目。为做好该股权基金的落户工作，积极为该基金管理公司领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争取落实市级股权基金奖励资金，与企业相关负责人多次赴市金融办相关处室协调落实相关工作，并通过其他关系联系市金融办领导跟踪落实，现已确定获得扶持资金200万元。另外，为该公司中小企业服务平台项目申报省级公共服务平台项目，并协调相关单位帮助该公司高管解决在济购买住房等问题。
2．针对泰山文交所迁址问题，拜访了其上级主管单位鲁信集团汲斌昌董事长，积极介绍园区优势和政策，耐心做好说服工作，使泰山文交所注册地暂时保留在我区。2014年，泰山文交所营业收入预计达到2000万元，上缴税收670万元。
3．持续跟踪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分公司落户工作，邀请该公司华东区负责人张华兴先生到我区与区主要领导进行深入沟通，并为其在省内开展业务牵线搭桥，力促中金公司早日落户我区。
4．紧紧抓住全市编制产业规划电子地图的契机，多次赴制作公司联系对接，全面详细整理提供了园区功能区划分、产业分布、重点楼宇、重点企业等信息资料，并协助搭建系统展示框架。近期，指派专人靠上抓好软件调试工作，针对软件操作逻辑、操作程序、界面美化，以及时间进度等方面，督促制作公司按照有利于我们的意见修改完善，目前园区电子产业地图已基本完成。
5．赴西安参加了“省服务业重点项目推介会”，借助全国性展会平台，通过在会上园区介绍、重点招商楼宇和片区材料，积极对外宣传推介，争取吸引全国知名企业到园区投资兴业。
6.联合绿地集团分公司招商部门制定绿地普利中心招商方案，将通过紧密高效的政企合作，将其形象优势和园区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打造金融商务中心区乃至全市的高端产业发展地标。
四、做好产业园策划，拓展发展空间。
1.加强与祥泰广场项目主要负责人员的联系对接与沟通协调，积极推进项目建设进度。另外，加强在1号写字楼顶设置“金融产业园”发光字、项目宣传等方面的沟通协调，确保相关工作顺利实施。
2.根据区委、区政府依托祥泰广场项目打造金融产业园的工作部署，对金融产业园产业定位和招商方向进行初步规划策划，将培育发展小额贷款、民间资本管理、股权投资、消费金融等各类新兴业态金融机构，配套发展法律、会计、评估等中介服务机构，将金融产业园打造成为金融商务中心区新兴金融产业培育基地。
3.积极联系通海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深圳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朗至企业形象设计有限公司等机构，咨询产业园整体外观风格规划设计以及办公场所内部装修等相关事宜。
4.积极推进金融产业园招商引资工作，一方面积极对接祥泰广场销售负责人，全面掌握祥泰广场售楼动态，规范和引导在售楼盘的招商方向，另一方面，将金融产业园积极向泰康养老、鲁财控股有限公司等金融机构推荐，目前，中国银行、建设银行、招商银行、莱商银行等银行机构基本确定落户，一汽金融、平安人寿、平安财险、太平人寿、太平财险等机构正在积极洽谈。
5．专门制作了产业园展板和宣传图册，认真做好全市实体经济发展半年视察，区人大常委会及部分人大代表楼宇经济视察、市政府研究室领导视察等接待活动。
五、开展交流挂职，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今年9月份，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一圈一带”双向交流挂职工作的要求，园区服务中心主任在省金融办挂职任民间融资监管处副处长。
1.认真学习省金融办工作规范，明确工作职责，熟悉工作流程，全面了解目前全省民间融资工作基本情况，掌握相关业务知识，调整工作思路，较短时间内融入了新环境、新集体。在日常工作中，认真查阅工作档案和文件，虚心听取领导、同事的意见，开拓工作思路，提高驾驭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2．扎实工作，全面完成各项工作任务，积极参加全办各项工作会议和民资处组织的各类会议，协助民资处成功地在泰安市召开了全省民间融资工作现场会，积极参与起草会议方案和会议材料，认真做好会前准备工作，以及全省民间融资标志设计及教材编写等工作，得到领导认可和同志们的好评。
3.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努力做好“联络员”、“宣传员”，积极向办领导和各处长汇报金融商务中心区和金融产业园的整体规划和工作思路，加强工作对接，力争引入更多的金融机构和组织，进一步巩固区在区域性金融中心的核心地位。
六、增强主动意识，自觉加强自身建设。
1.加强与区编办、财政局、事管局、人社局等单位的联系对接，全面做好新设立事业单位法人、组织机构代码证、刻制公章等注册登记相关程序，单位账户设立，资金拨付，账务管理，统发工资申请，以及公务用车申请、维护、修理等基础性工作。
2.认真做好新进事业人员招考工作，协助人社局做好事业人员招考简章、网上报名审核、考生资格审查、书面考试、面试，以及对通过面试的考生赴广西南宁、平阴进行实地考察，并撰写了两名同志的考察报告。通过公示期无异议后，做好调档案、签合同、落编制、工资转移等工作。
3.成立了园区服务中心党支部，扎实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认真查摆领导班子“”问题，严格整改落实；深入开展谈心谈话活动，严肃认真召开单位组织生活会，使每位党员都受到了一次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推进园区服务中心制度建设，制定园区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行为规范、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等规章制度，抓好“”方面问题的整改落实，确保教育实践活动取得实效。
一、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情况
瑞典位于欧洲北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东部，东北毗邻芬兰，西部与挪威接壤，南部与丹麦隔海相望，东邻波罗的海，面积约45万平方公里，人口已超过900万人，是北部欧洲的重要国家。
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本着为每个公民提供经济“安全网”的指导思想，实行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原则，所有公民都有权利获得基本的社会保障，并由国家承担各种风险。社会保障的内容除养老、医疗、失业、伤残、生育保险外，还有儿童津贴、遗属津贴、单亲家庭津贴、住房津贴和接受教育培训的津贴；除现金津贴外，还提供医疗等照料服务，瑞典的社会保障制度使广大国民解除了生、老、病、死、伤残、失业等后顾之忧。
在瑞典，政府为支付高昂的社会保障费用，除了要从国家税收中拨款外，还向雇主、雇员征缴社会保障税。一般雇主要按雇员工资收入的31.26%缴纳社会保障税，雇员仅负担1%的失业保险和2.95%的医疗保险税以及1%的年金税。自谋职业者根据收入情况，要缴纳17.69-29.55%的社会保障税。
瑞典社会保障目前采取的是现收现付的基金模式，但专门的社会保险税已不能满足支付，还必须靠政府从国家税收等其它方面给予补充。2001年，瑞典全国用于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的总开支相当于GDP的36%，其中用于社会保障的总支出（不含失业保险）约3610亿克朗，相当于GDP的16%。社会保障支出的具体情况是：养老金支出1740亿克朗，占48%；医疗保险1140亿克朗，占32%；家庭和儿童福利支出540亿克朗，占15%；其它保险支出94亿克朗，占2.6%；管理费支出85亿克朗，占2.4%。
瑞典社会保障的管理体制比较统一，社会保障从立法到各项待遇的支付，涉及国会、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劳动部等部门。国会在瑞典社会保障立法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国会中有专门的社会保险立法委员会，社会保障的每一个法案在国会讨论表决之前，先由社会保险立法委员会讨论。委员会的成员由各党派人士、专家组成。由于委员会和议会中执政党占多数席位。所以，一般来讲在委员会中获得通过并取得一致意见的法案，在议会中会获得通过。
瑞典的社会保险管理机构包括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劳动部。卫生和社会事务部是社会保险的主管部门，它的职责范围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儿童津贴和家庭、遗属补助等项政策的制定。劳动部负责失业保险政策、就业政策和再培训等工作。卫生和社会事务部实行“小部大事业机构”的管理体制。下设15个局，其中之一是国家社会保险局，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它在地方设有21个分支机构，共有230个基层办公室，有工作人员14500多人。这些地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负责除失业保险以外的缴费、登记和待遇的具体审核发放。
二、瑞典医疗保险（亦称健康保险）的有关情况
瑞典的医疗保险制度始于1955年，经过多年发展日臻完善。1982年瑞典通过卫生立法，规定本国公民在患病（或生育）时均有资格领取由地区社会保险局支付的“医疗费用补助”。16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随其父母参加医疗保险。瑞典的医疗事业主要由地方政府举办，私人开业医生只占全国医生人数的5%。公民生病均按规定到相应的医疗单位就医，一家人只要有收入的成员将收入的2.8%交医疗保险税，全家即可享受以下公费医疗待遇：（1）医疗保健费用，包括医生治疗费、住院费、药费、往返医院的路费等，这些费用先由投保人支付，然后到医疗保险机构按规定的标准报销。（2）疾病津贴。投保人生病期间的收入损失，从病后的第4天起可以享受疾病津贴。疾病津贴一般无时间限制，但在3个月后，需要进行检查，以确定能否改做其他工作。如确定可以改做其他工作，则接受再就业的职业培训；如确定不能重新工作，失去劳动能力，疾病津贴便由残疾年金来代替。（3）产妇津贴。产妇除享受一般医疗保健待遇外，还可领取一份产妇津贴。根据1974年的立法，产妇津贴称为父母津贴，按1982-1983年的规定，父母津贴在180天内每天发37克朗，如父母为雇佣人员，这期间可获得一份相当于每天劳动收入的90%的现金津贴。
瑞典医疗保险制度的参加者主要是年收入达到一定标准以上（1995年规定的收入标准为6 000克朗）的在职者或已经登记的失业者，到外国工作不超过1年的瑞典人也可以参加医疗保险制度。在瑞典受雇于外国雇主的外籍人，如果有意在瑞典工作1年以上，同样可以参加医疗保险制度。
瑞典医疗保险基金来源于雇主、雇员和政府三方分担的费用。1995年，雇员缴纳的医疗保险费的标准为其工资的2.95%，自营就业者的缴费标准为个人收入的9.12%；雇主承担费用的标准为雇员工资总额的6.23%；政府承担全部医疗保险所需费用的15%。
医疗保险津贴的支付从被保险人因健康问题失去劳动能力的第15天开始，每周支付7天，有工作收入的养老金领取者，医疗保险津贴的领取天数180天。医疗保险津贴标准存在阶段差别，从患病的第15天到第365天，医疗保险津贴标准为其原来工资的80%，从第366天起，医疗保险津贴标准降为其原来工资的70%。普通患病雇员患病时间为2-3天者，由雇主支付其原来工资的75%作为健康津贴，患病时间为4-14天的雇员，由雇主支付其原来的工资的90%作为健康津贴。自营就业者及其他符合医疗保险领取条件者，患病后的第2-3天，由医疗保险基金为其支付健康津贴，支付津贴的标准为其原来月平均收入的65%，第4-14天的支付标准为其原来月平均收入的70%。医疗保险健康津贴每天最高领取标准不得超过587克朗。
瑞典父母保险制度规定，父母保险津贴的领取者，需要在产前至少已经参加父母保险制度240天。父母保险津贴的具体标准为：自孩子出生日开始计算，出生后前60天的津贴标准为父母原来工资的90%，此后300天的标准为父母原来工资的80%，再往后的90天的标准为每天60克朗。每一子女出生时，领取父母保险津贴的时限至少不能少于450天。
瑞典医疗保险制度和父母保险制度由国家社会保险局统一管理，地方社会保险机构负责实施。瑞典医疗保险和父母保险法令明确规定，所有医疗保险和父母保险津贴都应纳税，医疗保险与父母保险津贴的标准随每年收入基数的调整自动调整。
三、几点思考和启示
瑞典社会保障制度开始于19世纪初，至今已经历了100多年的发展历程。在这百余年的发展中，瑞典社会保障制度表现出以下特点：
一是遵循现代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普遍原则与坚持本国特色相结合。在社会保障财政来源方面，瑞典政府财政资助和雇主缴费所占比例最大，被保险人个人缴费所占比例很小；在社会保障制度管理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是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管理的主要机构，主要社会保障项目由中央政府管理，地方政府则在社会救济和社会服务方面发挥作用，一些社会保障项目，如失业保险，实行自愿性保险原则，这些自愿性社会保险项目主要由各种自愿性社会保险组织管理，中央政府相关部门仅对其进行监督。
二是在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政府的主动努力与公民的广泛参与相结合。瑞典社会各阶层不仅能积极参与社会保障制度、政策的制定，而且可以参与社会保障措施的实施和管理，使瑞典各项社会保障政策基本上能够为民所谋，为民所知，为民所行，这有利于瑞典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和政策措施更好地贯彻实施。如瑞典上世纪80年代以来颁布的保健法、病假工资法案、提高健康保险津贴标准等法案，都是经过广泛征求国民意见，经国会多次讨论后施行的。
三是在社会保障的责任和权利的关系方面，瑞典经历了一个比较强调政府责任，到逐步强调雇主责任，最后发展到争取实现政府责任、雇主责任与个人责任的协调和平衡的过程。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政府财政补助在瑞典社会保障财政来源中所占比例最大，雇主缴纳的社会保障费所占比例居第二位，雇员缴费所占比例处于第三位。这反映出瑞典政府在社会保障中承担主要责任，这种过度的国家责任成为瑞典“福利病”的重要原因。上世纪80年代以后，瑞典开始社会保障改革，政府财政补助在社会保障财政来源中所占比例稳中有降，雇员个人几乎不再缴纳社会保障费，而雇主缴费所占比例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到90年代中期，瑞典试图通过激进的改革措施改变长期以来社会保障制度责权利方面的偏差，通过调整社会保障筹资模式，增加个人缴费比例，谋求政府、雇主和雇员个人在社会保障制度中的责权关系的基本协调，消除瑞典福利病的根源，收了初步效果。
通过对瑞典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医疗保险制度的考察，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三点：
1、进一步加深社会保障制度对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重要作用的认识。瑞典的社会保障计划相当庞大，费用支出惊人，纳税比例居世界前茅。尽管各国不少人士对其制度有种种非议，但不管怎么说，近百年来瑞典是世界上最安定的国度之一，总的讲经济发展的速度也是可观的，用瑞典人的话说，把钱花在福利上，比把钱花在监狱上要好得多。相比之下，尽管我国政府近几年来加大了对社会保障的投入，但总的来讲还应继续加大，特别是对医疗保险，中央财政还没有直接进行过补助。从近期看，起码对困难群体的大病医疗救助，包括中央财政在内的各级财政，都应该适当予以补助，以解决困难企业和职工的实际困难，维护社会稳定。
2、社会保障的发展要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瑞典的福利社会以“三高”着称，即：“高工资、高税收、高福利”。“羊毛出在羊身上”，高福利水平的维持最终要由全体国民来承担。这个度如果掌握不好，将会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瑞典在这方面是有深刻教训的，在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初，瑞典的公共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从35%迅速增长到60%，从而出现严重的财政赤字，瑞典模式发展成“瑞典病”。从上世纪80年代以后，瑞典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才开始逐步摆脱“瑞典病”的困扰。这个教训值得我们认真汲取。我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保障水平必须注意与经济发展水平协调发展，既要稳步推进，使人们充分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又要统筹兼顾，不能由于片面追求社会保障的高水平而拖了经济发展的后腿。
一、澳大利亚保险市场基本情况及其特点
（一）保险市场基本情况。截至2004年底，澳大利亚共有人口2020万，实现国民生产总值8043亿澳元（1澳元约合人民币5.8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近4万澳元。澳大利亚保险业比较发达。2004年，全国保费收入为558亿澳元，世界排名第12位；保险密度2762澳元，排名第14位；保险深度8.03%，排名第17位。
寿险市场。截至2004年12月31日，澳大利亚共有37家寿险公司，管理的资产约为2077亿澳元，保费收入为350亿澳元。养老金业务占寿险公司资产的87%，占寿险总保费的86%，其他份额为普通业务。约26%的养老金资产是以寿险保单形式持有的。趸交业务占寿险保费的80%，其中大部分为与养老金相关的产品。银行控股的寿险公司占寿险总资产的40%，新单业务保费的45%，总保费的43%。外资寿险公司占总保费的31%。
财产险市场。截至2005年6月30日，澳大利亚共有财产保险公司133家，净保费收入为211亿澳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财险市场净损失率为62%，比上年同期增长58%。净承保综合赔付率为86%。税后净利润为51亿澳元。财产险公司总资产为801亿澳元，总负债为560亿澳元，净资产为 241亿澳元。
（二）保险市场主要特点。
一是保险市场集中度高。少数保险公司通过购并和重组，实现集团化经营，占据保险市场大部分份额。截至2004年底，前3大保险集团占寿险保费收入的58%，前10大保险集团更是高达90%。截至2005年6月，澳大利亚前5大保险集团占财产险保费收入的70%，投资收入的67%，总资产的63%。
二是保险产品多样化，非传统型产品比重高。澳大利亚社会福利水平高，居民在养老、医疗、教育和就业方面的压力较小，因此在保险需求上对传统产品需求较少，而对投资理财类产品需求广泛。截至2004年底，澳大利亚的寿险保费中，投资类产品占73.4%（其中投资连结产品为60%，投资型分配年金为7%，投资连结账户型产品占6.4%），风险型保费占12.7%，其他类型年金占11.4%，传统型产品约占2%，非投连型分配年金占0.5%。
三是保险中介在保险市场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澳大利亚有保险经纪公司500多家。保险经纪公司不仅提供保险销售服务，而且具有开发保险产品、提供保费融资的功能。保险经纪公司积极开发产品、进行保费融资，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做”的服务。澳大利亚法律不禁止保险人投资保险经纪公司，但保险人向保险经纪公司的投资超过14.9%时，应向监管机关报告。不过目前在澳大利亚由保险人全资拥有的保险经纪公司很少，主要是因为此类保险经纪人的身份很难得到其他保险公司的认同。
四是监管部门重视发挥市场的自我调节功能。澳大利亚保险监管部门除对强制性险种的手续费率有规定外，如雇员赔偿保险的手续费率为5%，汽车意外伤害保险的手续费率为10%，对其他险种的手续费率没有限制，完全由市场调节，税务部门允许手续费全部进成本。市场竞争使各家保险公司的手续费率大体相当，如车险手续费率总体水平为15%左右。同时，保险消费者有权了解保险公司支付的手续费高低，消费者的监督使保险交易保持了较高的透明度。
五是购并和重组是保险企业扩张的有效途径。IAG是目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大的财产险集团，旗下共有7个子公司，但70年前该公司只是一个向道路救援服务会员提供汽车保险的互助社。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一系列收购和重组，IAG发展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非寿险公司。
六是保险行业协会发挥了较大作用。澳大利亚最大的非寿险保险行业协会——澳大利亚保险理事会，共有58家会员，会员业务占行业的90%以上。该理事会在维护会员利益和为政府分忧解难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在过去费率统一时，主要协调各家保险公司之间的利益。费率放开后，主要代表行业与政府监管部门协调有关政策。
二、澳大利亚保险职业教育与培训
澳大利亚的保险职业教育与培训主要是由保险协会或学会组织推动的。澳大利亚主要有四家保险行业组织，即：澳大利亚保险理事会、投资和金融服务协会、全国保险中介人协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险与金融学会。这里重点介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保险与金融学会（ANZIIIF，以下简称澳新学会）。
澳新学会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首屈一指的保险教育和培训机构，实施的培训活动主要包括学位授予培训计划和会员资格考试制度。该学会于2000年在澳大利亚保险学会和新西兰保险学会基础上合并而成，目前有合格会员11794名，在各州和领地的首府所在地（包括在新西兰）都设有分支机构办公室。
澳新学会授予学位的保险培训计划。包括非寿险、寿险、保险经纪、损失理算、财务规划。其毕业生可以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大学申请修读本科、硕士和 MBA课程。此外，澳新学会还设计了“继续职业发展计划”，所有会员可以自愿选修。澳新学会各分支机构每年为会员进行职业培训和组织社会活动超过200次。此外，学会确立了保险业员工需要的核心能力标准，促使其他提供保险教育的机构据此重新规划教育和培训方案，并且设计了相应的评估方案以确定员工是否符合这些标准。
澳新学会的保险学会会员资格考试制度。澳新学会开办的会员资格考试是为保险、金融界人士开办的一种专业考试。该项资格考试分为财产保险、保险经纪、损失理算和人寿保险四大类，考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选择。
财产保险准会员考试课程包括服务消费者、保险法与监管、保险产品、核保引论、理赔。保险经纪准会员考试包括经纪环境、风险管理与经纪人、管理经纪业务、经纪程序与实务、管理客户服务。损失理算会员考试包括损失理算原理和实务、理算协调、准备损失理算报告、财产保险损失理算、意外险损失理算、组织管理6门必修课和其他2门选修课。人寿保险准会员考试包括人寿保险核保、应用人寿保险法、精算基础与报告、人寿保险营销原理与实务、营销组织、退休金保单与实务引论。
三、启示与建议
（一）集团化经营必须注重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建设。集团化要达到高效率，其前提条件是集团公司拥有强有力的公司治理结构，健全的内部控制体系和企业风险管理文化。目前，我国共有6家保险集团公司，集团化综合经营的规模效应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尤其是在加强保险公司法人治理和内部控制方面还有较长的路要走。今后，应将保险公司集团化综合经营与加强保险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控制机制紧密结合起来，发挥集团化经营的优势，尽快形成一批公司治理富有效率、内部控制严密、竞争力强的保险企业集团。
（二）探索符合我国实际的保险职业教育和培训模式。保险职业教育和培训是培养保险人才、促进保险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有效途径。澳新学会的发展历程显示了保险职业教育和培训具有巨大的市场需求。我国保险职业教育和培训还刚刚起步，尽管已经存在一些保险职业培训机构，但大都实力较弱，没有形成市场品牌。应借鉴国外保险职业教育和培训经验，立足于国内保险业发展实际，采取“监管部门推动、行业组织主办、保险公司参与”的模式，密切联系市场，积极引进和开发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建议建立全国性的保险考试培训中心，负责对中高级经营管理人员和监管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职业道德知识的培训。
（三）保险经营应因地制宜，适时拓展业务领域。和澳大利亚相比，我国保险需求呈现多层次、差异大的特点。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一部分收入水平较高、消费能力较强的城市居民对理财类保险产品需求较大；而广大农村地区则对传统型的低保费、高保障的风险型保险产品需求较大。同时，随着社会养老、医疗制度的改革，城镇居民对养老保险和健康保险的需求也日益增长。我国保险企业在开发保险产品和制定市场开拓战略时，应找准市场切入点，没有必要盲目跟风，丧失经营特色。
引言
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时代的到来，老年人的居住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调查问卷显示：绝大多数的老年人愿意在长期居住的环境中度过晚年。所以，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的变化，现有的大部分功能空间设施已经不能够适应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为了保障老年人居住环境的安全性和舒适性，从而对其居住环境进行改造具有迫切需求。然而在改造前对居住需求进行充分调研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观察记录与场景解读
为了了解社区老年人居住环境的真实情况，探寻75岁左右老年人的生活规律、每日的衣食住行和活动需求，在此过程中所观察到的现状和发现的问题予以分析，以考察报告的形式显现。
考察对象：南昌市经堂巷集合住宅小区
考察目标：75岁左右生活基本自理，生活状况良好，没有严重疾病的老年人
考察方式：观察法，利用照片、手绘草图及、文字、表格等做现场记录
考察时间：⒈季节：夏、秋、初冬季，
2. 时间段：早晨、上午、中午、下午、傍晚、晚上、深夜
考察内容: 老年人的衣食住行，老年人的康复、就医，老年人的娱乐
2.1 老人背景
年龄-75岁，性别-女，婚姻状况-丧偶，文化程度-文盲，职业-工人，现在状态-退休在家，现在的居住状况-与子女同住
2.2经堂巷住宅社区
房屋建筑平面，案例背景（图0）
老人衣、食、住、行的比较——夏、秋、初冬
衣（夏）——老人衣服较少，衣着朴实。这跟老人的经济状况有关，大部分衣物都是儿女日常所购。衣物都是穿了很多年的，现在新衣购置很少。（图1-2）
（秋）——秋季，早晚凉。老人穿的衣量3、4件。身体已经包裹的很严实了。老人的秋季的衣物都是缝缝补补的。（图3-4）
（初冬）——老人穿上了厚厚的袄子，人已经很笨重了，这对老人的日常生活已经有一定的影响了。（图5-6）
（图片0）
食（夏）——老人因为年龄的增长，食道和消化系统功能都逐渐衰退，特别是老人患有慢性支气管炎。一般一日三餐吃稀饭，易消化。老人吃的一些营养品也是儿女或亲朋所送。（图7-8）
（秋）——秋季老人慢性支气管炎症状加重，老人所吃的主食也具有很少的择性，偏凉性或是太辣的食物都要会少吃。使用的碗筷没有随季节变化。(图9-10)
（初冬）——冬季是老人疾病发病期，老人经常不舒服，天气越冷症状就越厉害，有的时候吃稀饭都很费劲。偏凉性和太硬不易消化的食物不能吃。稀饭要更加稀软，分量也减少了。到了冬天，热食凉的非常快，老人吃的主食要保持一定温度，这才不会引起不适。(图11-12）
住（夏）——老人居住在一层，方便出行，后院也种植了少许花草，环境相对较好。对于一个老人加一个子女的居住空间也较大，但是实际上真正能使用的面积却很小。(图13-14)
（秋）——天气的转凉，老人从夏天住的客厅转到卧室。夏天睡的小竹床收起来了，客厅也宽敞很多。老人开始睡在房里（房间床是40、50时年代防明清时期老式床，全实木，床尺寸1.2*2.0米），老人已经盖上薄被子。(图15-16)
（初冬）——床上的被子很厚了，因为房间和阳台堆砌的用品和废弃物太多，房间内有些不通风。所以在冬天的时候，老人的房间相对其他的房间更加暖和。(图17-18)
行（夏）——一楼的所在位置使老人避免了爬楼的辛苦。但是一楼会相对潮湿，易使老人患上风湿、关节炎等疾病。老人的支气管炎久久好不了，多于环境潮湿有关。居室地面材料使用抛光无防滑的地砖。地面的材料有巨大隐患，给老人生活带来不便。 （图19-20）
（秋）——老人的慢性疾病加重后，吃药和看病的时间比夏天频繁，症状厉害时就去社区诊所打吊针。社区诊所位置在老人社区外约100米，病情轻微时老人一人前往。（图21-22）
（初冬）——老人发病次数频繁，社区医院已不能满足治疗需求，需前往较大医院，由儿女陪同。社区离医院大约3000米。天气好时儿女陪老人步行前往，天气差或老人症状厉害时打车前往。（图23-24）
访谈记录
老人信佛，每日给菩萨上香，而菩萨摆放的位置老人认为不合适。因为摆放在客厅，离门口较近，进家里来来回回的人看到不好，所以在盛放菩萨的柜子外面盖了薄布。老人认为要把菩
萨供奉在阳台上比较合适，这样不易被生人看见，供拜也方便。
厨房水槽位置的设置太靠里，在使用时不方便。
厨房水槽上面挂杆，放置位置过高，老人基本使用不上。
厨房灶台使用时太靠近身体，并且抽油烟机功能性差，不能全部吸收油烟，老人做饭时常被油烟呛到。
厨房与客餐厅之间无门，做饭的时候大部分的油烟都会漫到客厅。
没有洗衣机，老人常常手洗。
三、根据调研发现的问题
居住环境没有任何无障碍设施设计。
在居室中没有合理的行走路径。
居室中的家具、设备及日常用品没有根据老年人的身心特点进行适当改动。
4、没有把居室与周边环境相融入。
5、社区外环境没有老年人锻炼、娱乐、交往的活动空间。
这些问题都应该根据老年人的生活习惯和模式进行改进。
四、老人住宅和起居解决方案
基于以上的考察和分析，本文对这一类别老年人社区住宅环境提出以下建议：
设计者应将自己想像成一个老人，试着放慢脚步，透过老人们的眼睛观察环境，从老年人的需求尺度和心理角度考虑问题，特别注意老人在住宅环境中行走、座、卧时的行为需求。可以通过与老人同吃同住亲身体验的方法，挖掘老人的生活习惯与行为。
关注细节，对于触觉和行为需求要格外关注，在老年人手和脚所经常触及并容易感知的部位如扶手、踢脚、地面、台阶等处，利用安全、舒适和多样化的材料，培养老年人对事物的敏感和适应能力。
要考虑儿女、护工的需求，老年人因为身体的退化可能需要儿女偶尔或长期的照看，在居室区应设置供儿女休息的地方。并距离老人休息区有一定的行走距离，且能使儿女看到老年人的休息空间，以免有特殊情况发生。
色彩鲜亮的暖色设计更容易使老人辨别，如红色、橘黄、蛋黄等。这与老年人日益下降 的视觉有关，鲜亮的暖色能刺激老年人的视觉，就便老人于对物体方位的辨别。
由于老年人的各个方面的感知不断下降，如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味觉。所以，应在居室设计中，尽量包含多种感知的机会，促进老年人对各个方面的感知力，以增加他们的活动能力。
提供设施和机会，让老年人有更多锻炼身体的机会，并在这个过程中可以与其他老年人进行娱乐、交流。尤其是一些动脑益智的娱乐活动，能让老年人激发用脑能力，减少老年人脑部疾病的可能。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08)06－0036－07
1 全球化人口结构转型与“银发市场”
1.1 全球化的人口结构转型
世界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人口结构转型。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步伐越来越快。2007年3月13日，联合国人口司《世界人口展望》公布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到2050年，世界人口总数将从2007年的67亿增至92亿(高于2004年估计的91亿)。报告指出，由于生育率下降和人类寿命的延长，许多国家都将出现人口迅速老龄化的现象。
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重要文件《2007年世界经济和社会概览》也明确指出，“人口老化不可避免，今后几十年内，全世界所有区域都会发生相当大程度上的人口老化”。
很显然，预期寿命延长和生育率下降，是推动“人口结构转型”的主要因素。基于如此变化，要确保人数日增的老年人在耆老之年得到足够的帮助，为他们提供适当的卫生服务，并让那些需要和想要从事经济活动的老人获得待遇合理的就业等，都是不太容易解决的问题。为此，保持全球经济持续增长将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1.2 人口结构转型与“银发市场”
世界各地的老人，虽然受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其消费倾向有所差异；但是，如果从他们生理和心理以及所处环境的总体特点来考察，还是有很多共同或者相似的地方。如许多人在退休时身体仍然比较健康，也比较有活力，并希望做一些自己喜欢又力所能及的事情；一些有着积极生活态度的老人，还希望继续增长见识，以丰富自己的人生阅历；另一些退休者又因自觉归属感缺失，愿意更多地回归社会与人交往，亲近自然与生命为邻。
现在人们习惯根据老人随着年龄变化而白发渐增的事实，用形象的语言将他们称为“银发一族”。虽然目前全球对“银发族”还没有统一的年龄界定，但是从联合国人口司的文件和我国目前的人口统计指标来看，应该说，“60岁”是一个普遍接受、争议也最少的划分。60岁，是中国退休年龄的一个突出划分点，基于对这一群体的社会职能、社会认知、体质体能，以及群体生活状态的综合分析，将60岁以上的居民称为“银发族”是较适合中国国情和全球多数地区共识的。
在中文里，有关“老人”的称呼，有许多带有不同色彩的表达方式；而在英语里，类似中国化的感彩的词语相对少些，然而“银发族”(senior citizens)却是一个很有内涵的用法。“senior”的字典义，除了“长者”、“年长者(尤其是指退休后的年长者)”、“退休者”之外，还有“父辈”、“资深的”、“高级别的”、“高水平的”等意思。因此英语中的“senior market”用“senior"来描述和修饰“市场”，就不仅含有对高龄消费者(consumers)年龄的关注，而且还包含了对成功、成熟、退休而有闲钱的顾客的尊重。
为此，我们这里不妨将“银发族”再作一次大致的界定：银发族指的是这样一个群体，即他们的主体是退休一族，是年龄大体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就像在中国又把“银发市场”称作“老年市场”一样，英语中对“银发市场”的称呼也十分多样，除了“senior market”之外，“older market”、“elderly market”、“mature market”，以及内涵扩而大之的“muppiemarket”等等⑧都有较多的使用。对应于seniors、elders、younger senior citizens、older senior citizens等等的使用，国外甚至还有研究者做了更细致的划分；但是，如果从总体上来把握，还是先把“银发市场”视作一个整体，更有益于对“银发市场”的深入研究。
2 战后婴儿潮的市场效应
2.1 战后婴儿潮
在全球关注的老龄化人口中，正在或者将要进入老龄阶段的“婴儿潮”(baby boomers，或baby boom)是一个庞大的人口群体。baby boomers，或者babyboom，如果用其辞源的完整含意来翻译，应该是指“战后婴儿潮”。因为最先在美国使用baby boomers时，主要指的就是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664”一族，即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出生的高达7800万的婴儿潮人口。不过，现在baby boomers的理解与使用，已经遍及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国家了。
在美国，正在席卷而来的退休“婴儿潮”一代中，每年就将有大约400万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他们在退出就业市场的同时，就加入进了银发消费市场的顾客群。美国总人口中的“战后婴儿潮”一代约为7800万，约占美国总人口的1／3，而其收入总和则超过了全国的1／2。对于这些大都年过半百的人来说，他们大多摆脱了对子女的负担，并且有稳定的事业和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在他们之中，越来越多的人把退休生活看做生命的又一个新起点，因而希望追求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为此，他们正思考着在离开原有工作或习惯的同时，如何休息和融入新的群体。或重拾当年意趣，或发展新的爱好，以及如何以积极的姿态来应对即将到来的健康的挑战等人生的新内容。有资料说，目前他们正处在收入和消费的顶峰。
2.2 战后婴儿潮带来的旅游商机
就在这种新潮涌动的时候，商界发现了自己的莫大的商机。旅游业就是其中之一。正因为如此，在21世纪之初，美国旅游业协会就已经预测，“由于这些人有着更多的时间和金钱，在全球未来的旅游消费中，成熟的消费者将成为领军和增长最快的市场份额。这就是婴儿潮人口逐步进入55岁的年龄，从而将和更高年龄段的人口一起发挥的巨大的作用力”。
据称，日本的战后婴儿潮也是一个极为富有的群体，尽管其中也不乏生活困难者，但就整体而言，其富有程度实在让人惊异。有资料估算，日本60岁上下的人口所拥有的资产，是40至50岁人口的3倍以上。近一时期日本媒体热炒的“团块世代经济”，指的就是日本1947年到1949年之间出生的一 代人，也就是面临退休的日本战后出生的“婴儿潮”。2007年9月路透社的一则消息称，1947―1949年间出生的一代人，约占日本1.27亿人口的6％。他们是日本企业丰厚退休津贴和政府退休金的最后一代“双重”受惠者，等他们到65岁时，即可开始领取这些津贴，估计他们的退休金总额约达50兆(万亿)日元(约合4300亿美元)。这批银发族的大部，月均每人约12万日元(合1000美元)的退俸就足以支应日常生活开销，更何况还有存款及雇主支付的丰厚退休金。据有关公营金融服务资讯机构的数据显示，六七十岁银发族所拥有的资产中约57％为银行存款和储蓄。据日本媒体的调查显示，被调查者退休后想要在国内旅行的人多达68.3％，想要去海外旅行的也达54.7％。
比较之下英国的战后婴儿潮并不都那么富有，但是其出游所占比重也一样不容忽视。据致力于旅游数据与研究的“英国之星”网披露的UKTS(UnitedKingdom Tourism Survey，英国旅游调查)数据，2004年英国居民出游的年龄段分布表显示，在英国，55岁以上的出游者，占到了总人口的1／4。因为各国年龄划分统计的差异，这里就不作更多的比较了。
3 银发族的旅游需求取向
3.1 银发旅游需求与人类旅游总取向的异同
对于“老龄化”的趋势，无疑健康、保障是关键，是实现“老有所养”的核心。但是，如果从生命的价值，从人类生存的价值以及老年人生理、心理的特征来看，“老有所养”便又是其人生价值继续实现的基础。“旅游”不仅是人类休闲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交流交际的重要依托，而且在与大自然、与异地文化、与同行友人、与目的地居民的接触和交流中，人们不仅由此获得有益的体验，更为情操的陶冶、为思想的活跃、为爱国主义的培养、为老年人一生辛劳的慰藉和余热的发挥都平添了十分丰富的内容。
美国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1943年提出了“人类动机理论”的5个层级，与之对应的是《旅游学》作者美国罗伯特・麦金托什，他把旅游动机分为了“健康动机”、“文化动机”、“社会关系动机”、“地位或声望动机”4类。当然也还存在着不同的分类，如刘易斯等近年的研究，便以旅游动机为基础把银发族的旅游群体分为了“热衷”、“挥霍”、“探索”、“环保”、“放纵”、“澳洲本地”等6个类型。如果暂且抛开哲学范围的冗杂探讨，比较之下，那对应着本文所论的银发族而论，麦金托什的“4个动机”或者兼而有之，或者更有多一些的概括力。
台湾学者陈劲甫、吴剑秋2005年论文《银发族海外旅游动机与市场区隔之研究》所分析的抽样调查，则显示出以“接近大自然，寻求精神上的提升”为目的的选择率最高。而台湾学者黄荣鹏、蔡宪唐此前在《银发族旅游消费行为之研究――以北高两市老人活动中心为例》得出的抽样调查结果，则是以“休闲、度假、散心”为最高选择率。
由此来看，老龄居民旅游需求出现差别是十分正常的，这不仅与其年龄相关，也与其自身环境及经历密不可分。如果再在另一些地方以另一些问题发放问卷，肯定还会有新的答案出来。
3.2 银发族旅游的社会心理与市场
休息的需要和求知的需要，是人类旅游动机中最主要的内容，这在现代旅游活动中表现得十分突出。其实，这一点在银发一族的旅游中，得到了更充分的显现。如果运用休闲学的理论来衡量，用闲暇时间和闲暇心态作为重要标志，那么老年旅游反映的才真正是离开了工作羁绊和责任的休闲。这才是真正的自我的完全的放松和休息。然而人类的社会性又使得银发族的旅游有了多重性，怀旧和求新仍然在老龄居民的旅游选择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银发族的出游选择，与他们的年龄、经济状况、身体状况、文化水平等都密切相关，越年轻、越富有、越健康、越受过良好教育的老年人，越偏向以发现和自我提高为目的的旅游。关于这点，国外的研究也有类似的证明。
对于我国银发族旅游市场或者老年旅游市场，此前国内已经有了一些关注，但是述及国外发展情况的却很少。其实，国外的研究早已多有收获了。不仅世界旅游组织早在1997年就召开了“第二届国际银发旅游大会”(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Senior Tourism)，即使发展中国家，如印度，20世纪的TRR杂志的一期《Senior Tourism》专号就一次推出了8篇专门讨论银发族旅游的论文。虽然目前笔者在Google图书引擎上还没能搜索到senior tourism的单一主题的英文专书，可是引擎显示涉及银发族旅游的实证分析、实操书籍已经达到1300种之多，何况还有mature tourism、older tourism、elderly tourism，等等。Goode图书的PDF页面显示，英文著作中使用较多篇幅对这些内容予以讨论的，如布哈里斯和科斯塔的《旅游产业领域：消费者、产品与产业》(Dimitrios Buhalis，Carlos Costa.Tourism BusinessFrontiers：Consumers，Products and Industry)，塞斯的《旅游业：第二代产品》(Praveen Sethi，Tourism：TheNext Generation)，霍尔和威廉斯的《旅游和移居：生产与消费的新关系》(Colin Michael Hall，Allan M.Williams，Tourism and Migration：New RelationshiPsBetween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等，就分别在不同年代就银发市场、成熟市场和老人出游状况与特征等做了较多的阐释。
就人们研究的进程来看，无论会议文件，还是个人论著，此前仍多停留在对现状的描述与分析，或是强调对银发旅游应有的重视；不能不略有一些遗憾的是目前的理论研究尚不充分，还远未进入学界、业界公认的理论体系阶段。
4 银发族旅游的群体“个性”
4.1 群体“个性”
虽然国外的老龄居民也有不少从来未曾旅游过，更没出过国。但是，在经济发达的部分国家，劳动者退休后大都有十分可观的收入。可自由支配收入和积蓄，更多自由时间，再加上其童心未泯，这些，便成为了银发族旅游产生和发展的充分条件，成为了全球构建银发族旅游的重要基础。
美国的银发旅游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张蔓在《美国银发族旅游的考察报告》介绍：一、虽然美国有许多老年人也是比较封闭的，有人从未离开过自己居住的州，有些从没出过国；而且以前曾经有过的出门消遣，一般也是探亲。但是因为孩子大了，往往又在不同的地方生活工作，于是便利用节假日聚到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在感恩节、圣诞节，或者复活节家人的团聚，自然就成了探亲旅游。二、老年人退休后，在钱的方面大多是不用发愁的，有来自国家的退 休金，有些大公司还另外再提供一笔退休金，有医疗保险金，再加上个人存款，他们可供支配的收入是充裕的；但是老年人旅游理性、不奢侈。三、老年人旅游不像年轻人一样与时间“打仗”，他们可以随意支配时间，于是4―5月、9―10月便成了老年旅游者的黄金季节。
该报告还说，美国的银发旅游者大都喜爱或选择家庭自驾游、亲友结伴游、火车沿途游、乘船舒适游、分时度假游的旅游方式出游。
4.2 群体“个性”的因素解析
其实，美国银发族的这些选择，也与欧洲和大洋洲发达国家相近。比如，澳大利亚的房车旅游就是世界著名的。全澳房车营地多达3000余个，较大的营地可以停泊四五百辆设施比较齐备的大篷车。而现在，房车旅游者中越来越多地充斥银发族。据报道，占澳大利亚总人口1／4的婴儿潮期间出生的老人每人平均拥有资产超过100万澳元(1万澳元约合0.9万美元)。这也许正是澳大利亚银发族被称为幸运一代的原因。
如果需要从更深层次来寻求银发族这些选择的内在因素，那么消费心理学也是应该提起学界和业界更多重视的。
消费心理学认为，在研究消费心理与消费行为方面，对群体行为的分析与预测远比对个人行为的分析与预测更有价值，所以我们这里将继续关注和讨论作为群体的“银发族”的旅游选择的形成因素。
群体的认知和选择，被一些心理学学者称之为“亚文化”现象。其实上述报告所提到的美国银发族喜爱的旅游方式，也不是只用“亚文化”所能够完全包容和解释的。因为这里不能不考虑银发一族的“非文化”的体力和体能。
前面所转述的张蔓女士所说的银发一族对“家庭自驾游”、“亲友结伴游”的热衷，其实就是这个群体在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对“家庭”这个消费的“内圈”单元(基础单元)及其“亲友”这个外圈单元的习惯与重视。几十年的生活经历告诉他们，在这个“内圈”和周边的“外圈”里的生活和消费，是最随意、舒适和安全的。而“火车沿途游”、“乘船舒适游”和“分时度假游”所能够提供给他们的旅游供给，显然是一组已经安排好了的系列产品，它们不需消费者对此再费更多的心思和劳力，这正好与银发一族的思维倦怠和体能下降的总趋势相符。
严格来说，旅游也是人们生活的一部分。与其惯常生活的不同之处，是离开了常住地而已。而在人们的生活与消费中，“习惯”几乎是不能够摆脱的惯式，老年群体更是如此。所以这个群体的选择，实际上偏重于一个既陌生又熟悉的环境。对其中的异质文化的追求者而言，那就是：目的地的新颖，旅游日常生活的习惯适应。完全陌生的环境，对多数老年旅游者来说是不合适的。
就旅游要素来看，旅游的供给因素也有着不同的侧面与层面。在人们习惯所称的旅游直接供给要素中，一类是旅游目的类要素(以“游购娱”为主体)，一类是旅游支持类要素(以“食住行”为主体)。当人们离开了自己的常住地去旅游时，旅游的目的地与目的物，是旅游者朝思暮想的追求，因此对于“游购娱”所出现的差异，绝大多数的游客都有着充分的思想准备；而对于实现旅游目标时不得不被动接受的“食住行”的多变(一日一变，乃至一日三变等)，却不是每个人都十分喜欢的。老年人自然更是如此。因此，前面转述的张蔓报告所说的银发族对“火车沿途游”、“乘船舒适游”和“分时度假游”的喜爱，正是银发一族对“食住行”的“相对稳定性”的选择。
这里不能不提一下“消费氛围”。前面所说的银发族对“家庭自驾游”、“亲友结伴游”这种“亲情伴随”的喜爱与选择，正是旅游产品的“生产、消费同时性”的特殊“消费氛围”在银发族旅游中的显现。
如果把握住了老龄居民因其年龄所铸定的体质体能，以及由此产生的群体心理特征，由地位经历所形成的群体“亚文化”，那么，银发一族的思维方式和决策模式，也就不难探寻。从而，银发族旅游选择表现出的群体“个性”，也就有了清晰的来龙去脉。
5 银发旅游发展的制约与变数
5.1 部分“群体”的整体受制
世界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对银发族旅游的发展前景也不能一概而论。
一是地区发展的不平衡，二是不同时期发展的不平衡，三是发展相关要素的多变性。
人们的研究已经发现，因人口老化而改变的消费模式，在各国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这是因为，不同地区的消费水平首先与该地居民收入更为密切相关。因此，老龄居民的生活与消费水平，实际取决于一个国家现有养老金制度，取决于居民个体的储蓄与资产积累，取决于整个国家社会福利的水平。在某些发达国家，有问题的可能仅仅是部分地区或部分特殊的个体；但是在另一部分国家和地区，问题就较为普遍，甚至是令人十分痛心的。
与前面所说发达国家不同，在一部分发展中国家，年届60的退休一族并不都富裕，虽然他们也为社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或者在他们的国家他也可以算是“成功者”，但是，他们却没有来自政府和服务单位的双份退休金，没有自己的财富积累，他们不是富有者。
在全球的又一些地区，居民进入老年便预示着生活水平下降、收入减少和健康状况恶化，因而变得更穷。据联合国经济与社会事务部的《老龄化世界的发展问题综述》，“世界人口中80％的人实际上步入老年时都未能得到充分的保护以便应付保健、失能和收入方面的风险。这种情况意味着，目前单在发展中国家就大约有3.42亿老年人没有足够的收入保障。如果不扩大当前确保老年人收入保障的各种机制，那么，到2050年时，这一数字就会上升到12亿”。
就个体而言，老年人的贫穷程度可能又因职业、性别、子女多寡、受教育程度以及家庭生活安排的差异而有所不同。上述文件还说，在一些国家或地区，农村人口(包括小农场主、农村劳工和非正规部门工人)不存在退休一说，他们“没有资格”享受养老金；而如果没有积蓄或足够财产，他们就必须继续靠工作过活。那些非常老的人(80岁和80岁以上者)不能像较年轻些的老人那样健康而尚可工作，对他们来说，这种情况就很危险。特别是那些在壮年工作时就很穷的人，年老时如果不是更穷的话，也会继续很穷。那些处于贫困线以上、但却无法为年老时的花费而预作储蓄的人，到了老年也有受穷的危险，何况还有不少居民早就疾病缠身了。
全球的这些年长者，有的连基本的生活保障都难以实现，前面所述的银发旅游的发展自然又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张书记最懂得残疾人的心”,没有人统一口径,但从全县残疾人口中说出的却是一致的声音。在轮台县任职仅3年多一点的县委书记,在残疾人心中怎么能有这么好的口碑?
张正荣2006年调任轮台县委书记,到任后第二天就带着民政、发改、残联等部门同志下乡村调研。三四个月跑完全县13个乡(镇、场)65个行政村,走访了全县20%农户和80%贫困残疾人家庭。野云沟乡一户三残特困户家庭,三口残疾,肢残母亲,抚养着两个肢残孩子,儿子18岁,女儿15岁,常年卧床,一间破房年久失修。这家的残状深深刺痛了张书记的心。经过几个月调查,充分反映出残疾人生活状况和社会平均水平的巨大差距。调研结束后,张书记思考了半个多月:“我是县委书记,我有责任为他们减轻疾苦,让他们生活得愉快幸福。”张书记在上任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委扩大会议上,作了轮台县经济社会发展考察报告,报告用很大篇幅阐述了残疾人疾苦,阐述了自己的所思、所感,提出了发展残疾人事业的新理念:“我们都是领导干部,应该学会换位思考,尽管我们的经济还不是很发达,但再苦也不能苦了残疾人,应该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为残疾人减轻疾苦,创造幸福。”不到一个月,在张书记的主持下,《轮台县残疾人“十优”、“十免”政策》出台了,对残疾人的就医、就学、就业,农资购买,技术服务,义务工减免等实行全面优惠,残疾人欢欣鼓舞。
“他最挂牵的是残疾人”
张书记始终把残疾人疾苦装在心里,把尽快改善残疾人生活状况放在心上。无论县委还是县政府开会,只要张书记到会讲话,他都要讲残疾人工作。他的观念很朴素,也很新颖:“只要和人打交道的部门和单位,都涉及到残疾人,都有残疾人工作。各部门、各单位都要把涉及到残疾人的那一部分工作与本部门、本单位的整体工作统一计划部署,统一组织实施,一并检查考核。”张书记每次下乡检查指导,从不落检查指导残疾人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看望慰问几户残疾人家庭,和他们聊聊心里话,由于张书记没一点架子,残疾人有话都想跟张书记讲,就连杏子熟了也要把最大最甜的留给张书记吃。在张书记的影响要求下,各级干部都树立起残疾人工作新理念,各部门都成了残疾人工作部门,大家都成了残疾人工作者。
县上开展包联贫困户活动中,张书记提议,应把包联贫困户的重点放在残疾人身上。在张书记倡导下,全县400名县、科级干部与360户贫困残疾人家庭结成帮扶对子,为他们提前、产中、产后服务。经过几年帮扶,2009年底已有290户残疾人家庭人均年收入超过自治区规定的1196元脱贫线,走上富裕道路。
每年召开农业、农村工作会议,张书记总是要求县委、县政府优先将支农惠农优惠政策落实到残疾人家庭。残疾人发展生产缺乏资金,张书记在要求政府出面协调的同时,自己多次带领残联、民政、扶贫办同志到州、县银行联系,为残疾人寻找贷款渠道。通过与农村信用社达成协议,采取信用承保、10人联保、乡村干部担保等方式为贫困残疾人家庭解决生产资金。2006年以来,为残疾人贷款266万元,贷款所产生利息全部由政府承担。
残疾人就业也是张书记常常挂牵的一件大事。在他的关心支持下,县上每年都举行两次残疾人就业招聘会,每次举办招聘会,张书记都到会作动员讲话。张书记满怀深情的讲话,深深感动了每一个前来求职的残疾人,也深深打动了参加招聘会的用人单位。通过部门、单位和企业安置,劳动力转移等渠道,315名残疾人实现就业和再就业,全县残疾人就业率达98%。
今年,轮台县被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确定为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单位,制定试点方案过程中,张书记最挂牵的还是残疾人。为让残疾人全部参保,在方案制定上最大限度照顾了残疾人利益。作为国家试点县,各级财政为每个参保人每年补贴60元,按县上规定的最低参保缴费标准,个人每人每年应承担100元参保费。全县农村残疾人全部按最低参保标准纳入保险范围,残疾人个人承担的100元参保费全部由县财政统一代缴。其他群众对残疾人享受的优惠待遇羡慕不已。
“他最舍得为残疾人事业投入”
为改善残疾人生活条件,全县将符合条件的1037名城乡残疾人全部纳入低保;将全县农牧区残疾人全部纳入新农合,残疾人个人每年承担30元参合费由政府补贴;将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纳入“希望工程”,将有就读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全部安排上学读书,学杂费、课本费全免,全县学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达98.7%。
2006年,张书记安排政府筹资购买112只母羊,捐赠给34户贫困残疾人家庭发展养殖业,几年后,112只羊发展到800多只,34户家庭已有32户脱贫,有的还成了养羊大户。今年张书记又安排县残联,为100户残疾人家庭每户免费发放100只鸡苗,并安排县畜牧局为残疾人家庭鸡苗防疫,确保鸡苗成活率。仅此一项每户就可增收3500元到4000元。
为了改善贫困残疾人住房条件,张书记多次带领县残联同志到自治区、自治州残联争取项目资金,并要求县财政将残疾人危房改造配套资金每年都列入财政预算,中央、自治区、自治州财政为每户残疾人住房补贴7500元,县财政为每户再补贴5000元。国家规定每户残疾人危房改造面积为65平方米,县上将改造面积提高到80平方米。3年来,300户残疾人危房得到改造。
为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县财政投入600万元,建成占地20.45亩,建筑面积4677平方米的残疾人康复中心。为了尽快实现残疾人“人人享有康复服务”目标,县财政投资100万元,建立了乡(镇、场)残疾人康复服务站,村(社区)康复服务室,并在全县建成了9所敬老院,农村五保户和残疾孤寡老人全部由政府集中供养。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2）12-0018-05
一、引言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产物，是每个国家、地区所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人类所无法抗拒的。老年人数量的增加、占总人口比重的上升都会引起很多社会问题。最为明显的就是家庭。家庭是社会最小的单元，只有每一个小家都过得幸福，那么我们的大家庭——整个社会才会和谐，国家才会安定。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4-2-1”模式逐渐出现。宋健早在2000年的时候就对家庭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将这种“4-2-1”结构归结为一种家庭结构，重点强调代际关系。同时他还指出，出现这种格局的可能是有的，但是必须满足三代共存、一对独生子女之间的婚配和连续两代独生子女三个条件[1]。但是，2000年是我国刚刚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时期，老龄化趋势并不明显，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达7%，今天的这个数字已变为8.9%。如今，很多家庭都已出现“4-2-1”家庭结构，老龄化社会的到来使得“4-2-1”家庭结构加速形成：一个家庭4个老年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一对夫妻上有老，下有小，既要照顾双方4位老人，还要照顾自己的孩子。随着孩子逐渐长大，双方老人还将逐渐变老，到了高龄的时期，老年人更需要人照顾，那么2个人照顾4位老人如何安排？如果再过10年或20年，这对夫妇也变老，他们的孩子也有了孩子，四世同堂本是人生在世的一大乐事，但他们的孩子要照顾八位老人和1个孩子，这样的任务是如此艰巨。家庭结构的变化，使得年轻人赡养老人的负担越来越重，他们不能放下工作一门心思的照顾老人和孩子，所以养老产业就应运而生，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模式随之出现。然而，什么样的模式适合我国国情、什么样的模式才能满足不同层次老年人的需求等问题接踵而来。学者们尽管对养老模式进行了研究，但对待同一模式或相同问题的意见仍有不同。因此，对养老模式作进一步探讨十分必要。
二、养老模式研究现状
目前的养老模式主要有三种，即家庭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其中，社会养老是以机构养老为核心的模式。
（一）家庭养老
家庭养老是一种环环相扣的养老模式。该模式以家庭为载体，自然实现保障功能，并完成保障的过程，这就是于1983年提出的家庭养老的“反馈模式”。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认为，家庭养老是我国未来20～30年的主要养老模式。因为目前的中国尚不能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不可能积聚大量的资金用于老年服务业，老龄化到来的时刻与经济发展的时期不相适应，所以还要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养儿防老[2]。国内的一些学者也坚持认为：就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情况而言，家庭养老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1.91个百分点。由此看出，我国人口老龄化与前些年相比略显突出，但决定养老模式的关键并不仅仅要考虑经济因素，也要考虑人们敬老爱老的传统观念。我国是农业大国，大部分农村地区仍是家庭养老的模式，我国城镇也有34.9%的老人采用家庭养老的模式。新加坡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经济发达，但家庭养老仍是主要养老模式[3]。
（二）社会养老
这里所说的社会养老指的是机构养老。姜向群认为，机构养老是社会化养老的模式，该模式与家庭养老不同，是通过社会途径、以社会制度保证的养老方式。它主要包括老年社会保障、老年社会福利、老年社会服务、机构养老等[4]。西方发达国家较早进入老龄化社会，机构养老也较为成熟。调查研究表明，每个国家都有其自身特点，美国提倡个人独立，所以其养老机构给人以享受自由的感觉；澳大利亚早在20世纪60年代65岁及以上老年人比重就已超过8%，其养老机构并不一味追求现代化，更加注重家的感觉；作为亚洲最早加入老龄化社会行列的日本，继承传统的家庭养老的特征，注重人文关怀；法国是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国家，其特殊性决定自身养老机构的特性，那就是多元化。法国的养老机构模式较为丰富，主要由收容所、老年公寓、护理院和中老年医疗服务机构组成。此外，法国还建有名为圣雷米的老年人村，里面的老年人平均年龄为84岁，里面的生活、医疗服务设施一应俱全。机构养老虽然在国外发展较为成熟，但在我国发展明显存在问题。韦克难将问题归结为以下三点：第一，床位不足、设施不完善；第二，由于受传统观念的约束，老年人对养老院的服务等存有顾虑；第三，有些养老院的收费偏高，不适合所有普通工薪阶层[5]。如果能将这些问题解决，机构养老无论对于老人还是对于子女而言，都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机构养老有其自身优势，老年人不但能获得专业的照顾、使子女从对老年人的照料中解脱出来，而且还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徐英姿在2008年就对城市机构养老进行深入研究，发现这一事实，并呼吁社会各界和老年人要用发展的、长远的眼光来看待机构养老，不要拒绝和抵制进养老院，因为机构养老必将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任何人都无法掌控的[6]。虽说现在的很多老年人及其子女都还没有从陈旧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家庭养老的模式仍是我国主要的养老模式并将持续很长时间，但最终将会被社会养老所替代[7]。
（三）社区养老
社区养老是以家庭养老为主，社区机构养老为辅，以上门服务为主要方式为居家老年人提供照料方面等服务的养老模式。“社区养老”最早出现在英国，之后西方国家纷纷效仿，并将此模式定义为由家人、志愿者和专门护理人员共同承担的一项任务。社区是未来养老服务的最佳载体，社区服务是否完善也将成为老年人能否安度晚年的关键因素。因为日益弱化的家庭养老观念、政府有限的财力、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机构养老的不完善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决定了社区养老必然成为未来养老模式的中心这一推断[8]。在1993年《关于加快发展社区服务业的意见》中指出，85%以上街道要兴办社区服务中心、老年公寓、残疾人收容所、托幼所；到20世纪末，基本建成服务质量高、管理水平高的社区服务网络。2001年，民政部制定并下发“全国社区老年福利服务星光计划”[9]。社区养老早在1996年8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中就有所提及。该法对社区养老作了论述，并强调“发展社区服务，逐步建立适应老年人需要的生活服务、文化体育活动、疾病护理与康复等服务设施和网点”等要求。在此基础上，陈永生分析了社区养老的可行性，并提出社区养老模式的初步构建框架[10]。社区养老模式的原则归为“以人为本、依托社区、互助而助”，并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出发，将社区照顾模式分为社区居家照顾和社区养老机构照顾两个子系统，其核心就是为老年人提供完善的服务[9]。秦桂娟认为，社区养老是符合我国国情的城市人口老龄化对策[11]。虽然社区居家养老符合我国国情，但就目前实际情况而言，切实做到实处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法律法规不健全、资金缺乏、服务机构设施不完善等。要解决以上问题，就要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拓宽资金渠道、完善服务设施特别是医疗保障设施，同时要成立专业的人员和志愿者队伍，为社区家庭养老的专业化建设奠定基础[12]。
（四）中国特色的养老模式
我国三种养老模式各有千秋，然而家庭养老功能淡化，机构养老处于变革阶段是政府及相关机构面临的问题。社区居家养老已被很多学者提及，并公认是具有综合实力的养老模式，但也存在很多问题。据调查数据显示，我国社区居家养老中，家庭服务需求很大，但满足率仅有15.9%。社区居家养老模式固然好，但存在的问题不容忽视，应该提升社区居家养老模式的专业化程度，尽快实现标准化管理[13]。1998年，穆光宗提出了“3+2”养老模式，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养老模式，也符合我国经济发展现状，其主要是以社会养老、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为基本方式的养老模式，最终目标是要积极发展我国养老事业[14]。家庭养老、社会养老和自身养老各有利弊，但传统养老方式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城市与农村的情况不同，所以在城市要实施居家养老与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而在农村则以自身养老为主[15]。从我国国情出发，居家养老和社区养老相结合的模式是最适合我国养老的新型模式，因为社区养老既可以减轻家庭照料的负担，也可以使老年人与社会网络时刻相连，家庭养老可以使老年人享受到家人的关怀，所以二者如能结合那将是完美之作。社区居家养老，是一种扬长避短的新型模式，使得老年人既可以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又可以依靠社区的养老服务机构获取相应的医疗、家政、餐饮、精神慰藉等服务[16]。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被很多学者形象的称为“没有院墙的养老院”。此外，“社区+机构+家庭”新型养老模式经过张俊良、曾祥旭的研究分析正式提出，它是一种集家庭、机构和社区三种优势于一身、同时避免三种模式缺点的新型养老模式。该模式提倡机构养老但又不摒弃家庭养老，所以该模式的宗旨是将养老机构建在每个社区当中，机构取代社区养老的作用，由机构直接面对老年人并为老年人提供标准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17]。无论是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社区养老，还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方式，都与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联系在一起。
三、农村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不仅是城市有的问题，也是农村所必须面对的挑战。对于大多数国家和地区而言，都出现过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高于城市，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日本、俄罗斯等国家都出现过此种情况。日本1980年起就较早出现了人口老龄化城乡倒置的现象[18]。对于我国来说，既是人口大国又是农业大国，人口老龄化在城镇和农村同时出现，势头又十分凶猛。然而，城镇和农村在生活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差异，城市中有较好的设施、服务等可以提供给老年人，但农村这些条件颇为简陋，再加上近年来我国打工在外的年轻人数量逐步猛增，农村留守老年人和儿童的数量不断增加，加大了养老的难度。城镇与农村的差异性就决定着其养老模式的不同。从经济保障的角度来看，城市老人以社会养老为主，农村则以家庭养老为中心；从物质和精神方面来看，城镇和农村的养老模式都以家庭为中心。但是，我国处于养老模式的转型期，家庭养老和社会养老的模式同时存在，由于家庭养老具有不可逆转性，所以政府在推行社会养老的时候要时刻注意[19]。中国是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农村人口占据很大比重；农村人口的基数大，老年人所占比重也就自然增加。据调查，中国老年人口中约75%居住在农村，受道义责任的约束，家庭养老成为农村老年人口养老的主要方式[20]。面对如今农村人口老龄化日趋明显的趋势，应当理性选择家庭养老、土地养老和社会养老相结合的道路。因为家庭赡养功能逐渐下降，加上就目前社会养老保险的普及情况而言可以满足农民的养老需求，所以要推出并鼓励三者养老模式的结合[21]。就目前我国农村养老模式而言，可以归结为家庭养老、土地养老、社会保险养老和社区养老四种，但地区老龄化严重、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等现象实属常见，所以以家庭养老为主、在经济较发达地区推行社区养老、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推行养老储蓄，并且有步骤、有重点建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22]。随着农村养老模式的不断发展和成熟，新的模式也不断提出，如“家庭自我养老与家庭互助型养老相结合、社会辅助”的模式[23]、广东地区出现的股份合作制[24]等，这些养老模式的出现是因地制宜的具体表现，不但提高了农村老年家庭的社会地位，而且也使农村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养。农村的养老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解决的，其模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但是以社会保险为核心、以家庭保障、社区互动作为辅助的模式是不变的，这种模式必将成为未来农村养老模式的发展方向[23]。
四、国外养老模式
人口老龄化程度不同，养老模式不同；国家或地区不同，养老模式也会出现差异。“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政策是西方多数发达国家养老模式的特征，也正是此原因，他们国家社会承担了大部分养老问题。所以，国家投入大量的资金用于福利建设，结果却出现了养老有保障、经济发展出现阻碍的现象，瑞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45年二战过后，瑞典致力于建设“福利性国家”，所以将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投入其中，结果导致瑞典的高度负债率，据数据显示，1982年，瑞典的国债达3 700亿克朗。美国虽然将财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军费开支，但还是低于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数据显示，美国用于老年福利的开支也占财政支出的25%，这远远超过了其国防支出的数额[16]。西方众多国家步入老龄化的时间都要比中国早很多，养老模式也经历了变革。现代化技术的层出不穷，给发达国家养老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国外的现代化养老机构屡见不鲜，然而，仍有很多老年人倾向于和子女居住。据研究发现，很多居住在养老院的老年人心理很容易出现孤独感，失去了亲人的关心倍感失落，所以发达国家的养老模式有由养老院向家庭养老回归的趋势，社区养老也就应运而生，因为它是集家庭养老和机构养老的优点于一体，所以逐渐成为老年人及家人关注的热点。日本是亚洲率先进入老龄化的国家，日本政府于1950年代末开始对养老问题倍加关注，1959年的《国民年金法》、1963年的《老年人福利法》和1982年的《老年保健法》成为日本福利保障体系的三大支柱。《国民年金法》将20～60岁的日本公民都强制纳入国民年金体系，加上各种各样的保险，老年人再不用担心无人赡养的问题；《老年人福利法》的出台是日本养老社会化的开端，该法律规定了开展老年人福利的机构采取的措施，并将养老设施分为短期居住、长期居住等，增添健康恢复型和疗养医疗型设施；《老年保健法》的出台和1989年的“黄金计划”标志着以“居家养老、居宅看护”为特色的日本居家养老模式的建立。2000年，日本高知县社会环境部和高知县立女子大学社会福利研究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进入21世纪以来，虽然日本经济发展仍处于世界前列，但其养老方式却依旧以居家养老为主，家庭养老是日本养老的传统，老年集体宿舍也越来越受到老年人的欢迎[25]。但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加速发展，使得家庭养老受到威胁[26]。新加坡成立于1965年，至今有40多年。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底，新加坡65岁及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重达9%，到2050年该指标将达62.5%，2065年将达到历史最高72%，之后开始下降。新加坡政府官员早已意识到这一点，他们鼓励儿女与老人同住，并给予与老人同住的组屋提供便利和优惠，还有一系列的津贴计划。1995年《赡养父母法》的出台使得新加坡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赡养父母”作为法律条文的国家[27]。由此不难看出，虽然国外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但不得不说，在养老方式方面他们还要向我们学习，学习老祖宗传给我们的尊老爱幼的传统。机构养老虽好，但也不能将家庭养老抛在脑后[28]。
五、养老模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在人口老龄化的研究当中，养老模式可以说是研究较为深入的领域，但亦存在一些问题，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 概念不确定性。在养老模式研究中，家庭养老、居家养老、机构养老、社会养老、社区养老等概念最为常见。然而，实际上在很多文章中家庭养老和居家养老是一个概念，对于研究同一个模式，却有两个名称，这就给其他人的研究带来不便。
2. 权责不明确性。家庭养老、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都有其优点也有其缺点，但很少有人对这些模式的权责进行划分。
3. 没有从老年人真实意愿出发。养老保险制度的实施使得我国老年人生活有了基本保障，一些国企、事业单位、政府机关等退休的老年人拿到手中的退休金比一般工人要多很多，那么他们对晚年生活要求的质量就可能有所不同。因此，老年人对于养老模式也有自己的想法，但很少学者对此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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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992年—1998年，为推广阶段。1991年6月，原民政部农村养老办公室制定了《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以下简称《基本方案》），确定了以县为基本单位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原则，决定1992年1月1日起在全国公布实施[2]。此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各地推广开来，参保人数不断上升，到1997年底，已有8200万农民投保[3]。
第三阶段：1998年以后进入衰退阶段。1998年政府机构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由民政部门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这个阶段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出现了参保人数下降、基金运行难度加大等困难，一些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甚至陷入停顿状态[4]。官方对这项工作的态度也发生了动摇。1999年7月，国务院指出目前我国农村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养老保险的条件，决定对已有的业务实行清理整顿，停止接受新业务，有条件的地区应逐步向商业保险过渡[5]。
从以上几个发展阶段来看，可以说到目前为止，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实践上是并不成功的。在理论上，这一制度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和批评。90年代以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一直是人口经济学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积累了大量的文献资料。这些文献全面地反映了各地各时期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发展状况、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在目前这一政策面临转折时，对这些研究进行综合分析，能使我们全面地总结这项工作的经验教训，为今后农村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工作提供参考。本文在大量查阅90年代尤其是1995年以来的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发现研究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有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宏观必要性基本上没有异议。作为农村社会保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建立对保障老年农民的利益，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化，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进步都有积极意义。另外，它还有助于减轻农民“养儿防老”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何承金等人的研究认为，中国西部农村人口控制的主要障碍在于社会保障体系残缺不全，农民养老难以落实[6]。
更多的研究从微观经济个体的养老需求与供给出发进行分析，认为由于农村家庭的小型化，大量青壮年农民流向城市，老年农民社会地位下降等原因造成了近年来农村家庭养老功能的逐步淡化、弱化。而土地、家庭储蓄和农民自身的养老能力都难以担负起老年农民的生活保障[7]。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有必要建立，可是在我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下能否建立起真正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呢？一些文献对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约束性进行分析后指出，由于我国资金有限，而城市又处于经济改革的中心，在资金的竞争性使用中具有优势；而且福利国家的困境对政府的警示作用使国家不敢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投入太多，因此现阶段我国尚无能力建立真正的全国范围内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只能以局部地区的社会保障作为替代[8]。杨翠迎、张晖等人分析了我国农民社会养老保险的经济可行性，认为目前建立全国范围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是不可行的，只有东部和中部一些省份才具备开展这项工作的条件[9]。从世界经验来看，马利敏认为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及大比例的农村人口决定了现在不宜把农业家庭人口纳入帐户养老保险体系[10]。
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的诸多问题已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11]。这些问题中，有的是制度设计本身的缺陷；有的是在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问题。前者主要包括：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缺乏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和福利性。《基本方案》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资金筹集上坚持以“个人缴纳为主，集体补助为辅，国家给予政策扶持”的原则。这样，由于大多数集体无力或不愿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给予补助，绝大多数普通农民得不到任何补贴，在这种资金筹集方式下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实际上是一种强制性储蓄或鼓励性储蓄[12]，也正因为这一点导致了不可能强制要求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如果要使这项工作开展下去，常常需要采取强制性的行政命令，这又违背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自愿性原则。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制度设计时就使其执行陷入了两难境地。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存在制度上的不稳定性。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办法基本上都是在民政部颁布的《基本方案》的基础上稍作修改形成的，这些办法普遍缺乏法律效力。因此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建立、撤消，保险金的筹集、运用以及养老金的发放都只是按照地方政府部门，甚至是某些长官的意愿执行的，不是农民与政府的一种持久性契约，因此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实际上，我国政府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态度也时常发生动摇，导致了本来就心存疑虑的农民更加不愿投保。这也是缺乏法律保障的结果。
3)基金保值增值困难。《基本方案》规定，“基金以县为单位统一管理，主要以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实现保值增值。”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由于缺乏合适的投资渠道、缺乏投资人才，有关部门一般都采取存入银行的方式。但是1996年下半年以来，银行利率不断下调，再加上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农村养老保险基金要保值已经相当困难，更不用说增值。这一方面造成政府的包袱加重，现已出现参保的人越多，国家赔得越多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使资金能够平衡运行，国家原先承诺的养老保险帐户的利率只好下调，造成投保人实际收益明显低于按过去高利率计算出的养老金，使人们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信心更是大打折扣。D·盖尔·约翰逊指出，由于中国1993-1997年的投资收益率为负，负于从1993-1997年每年投入了同等数量保金的个人来说，他们积累的基金实际价值低于他们支付出的保费（D.盖尔·约翰孙1999）。
4)保障水平过低。《基本方案》规定，农民交纳保险费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2元、4元、6元、8元……20元等10个档次缴费。但由于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低，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缺乏信心等原因，大多数地区农民投保时都选择了保费最低的2元／月的投保档次。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等因素的情况下，如果农民在缴费10年后开始领取养老金，每月可以领取4.7元，15年后每月可以领取9.9元（王国军2000），这点钱对农民养老来说，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如果每月投保4元、6元甚至是10元，也仍然难以起到养老保障的作用。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1)基金的管理不够规范与完善[13]。1998年以前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收集、保管、运营和发放全是由民政部门一家负责，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而一地的民政部门又直接受制于当地的政府。因此当政府出现资金周转困难或有什么建设项目缺少资金时，有时就会要求动用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对这样的要求，民政部门往往难以拒绝。因此各地挤占、挪用和非法占用基金的情况时有发生，基金的安全得不到保障，给今后的发放工作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机构管理费用入不敷出[14]。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管理机构的经费可以按所收取基金的3%来支取。但是按规定提取的管理费难以满足开展业务的需要。有的市（县）提取的管理费连给职工发工资也不够，加上会议费、宣传费等，空缺更大。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管理机构的管理费都已明确规定不从保险基金中支取了（何承金等2000），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却仍然要靠这一渠道来解决工作经费。
3)干部群众在享受集体补贴方面差距过大[15]。《基本方案》规定：“同一投保单位，投保对象平等享受集体补助。”但在全国各地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执行过程中，同一个行政村的干部和群众却不平等享受集体补助。参加投保的绝大多数村和乡镇是补干部，不补群众；少数村都补的，也是干部补得多，群众补得少。群众一般一年仅补助3～5元，而干部补助少则几百元，多则数千元，上万元（彭希哲等1996）。这样大的差距加剧了原本就存在的农村社会不公平，强化了农民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抵触情绪。
4)多种形式的保险并存，形成各自为政的混乱局面（吴云高1998）。在苏南地区，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开展得较早，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多种养老保险形式：有民政部门组织实施的，有乡镇合作经济组织办理的，有社会保障局办理的，等等。它们各自为政，操作方法各不相同，导致了原本就“稀薄”的资金更加分散，缺乏规模效应。在其他地区，由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与商业保险也产生竞争，虽然竞争本身可以给投保农民带来实惠，但由于政府的不正当干预，商业保险往往受到排挤，打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
尽管存在着以上这些问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现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还不失为一种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的解决农村老年经济保障的重要方式。应当在现有基础上，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而不应全盘否定其积极作用。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对这一制度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我国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不平衡”（田凯2000）；有人认为，“当前试点中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不是一个能够担负起农村跨世纪社会养老责任的制度，需要更有效的制度来取而代之”（马利敏1999）；有的人甚至认为，这项举措“存在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王国军2000）。
三、农村社会化养老的区域研究
从实践情况来看，我国农村养老仍主要依赖于家庭养老和自我养老，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范围还十分有限。在众多的相关研究中，有相当部分的文献研究不同地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文献表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域差异。王海江对农民参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定性和定量分析，发现农民所在省份对其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险有显著的解释性（王海江，1998）。薛兴利等的调查也表明集体经济越发达、农民人均纯收入越高、村领导越强的乡镇，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推行情况越好（薛兴利等1998）。从全国来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实行情况是东部沿海地区显著地好于中西部地区，上海、江苏、山东等地区已达到较高的覆盖率，而在中西部大部分地区，推行这一政策十分困难。
但几个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发展相对较好的地区，其对老年农民的保障并非完全依靠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相反，他们往往是在《基本方案》的做法之外，发展了不同方式、各有特色的社会化养老。
1.苏南模式。苏南农村目前的老年保障模式是一种多形式并存的局面，其基本特征是“以家庭保障为基础，社区保障为核心，商业性保险为补充”（彭希哲等1996），上海市农村也基本上属于这种类型。这种社区保障是社区范围内统筹的制度，社区成员一般都享有类似的保障福利而不受其就业的那个企业的经营状况的直接影响。它在资金上主要依赖于社区公共资金的投入，而社区公共资金又主要来源于乡镇企业的盈利。苏南是我国乡镇企业较为发达的地区。因此集体有能力对社区成员的养老提供一定程度的保障（彭希哲等1996）。民政部门组织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这里也有较高的覆盖面，但在资金筹集上，苏南模式有其独特之处：一是集体补助所占比例较高；二是基金筹集标准不是按照《基本方案》中的10个等级，而是被大大提高了，以适应当地的生活水平，确实保障老年农民的基本生活。比如上海嘉定区的实际操作中，个人年缴费标准分为3档：240元、180年和120元。企业缴费则按企业不同性质区分不同的缴费标准。农村“三资”企业，按上月农方职工工资总额的25.5%缴费；农村私营企业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25.5%缴费；农村个体工商户，户主按上年度计税工资标准的10%，为本人和农民帮工缴费。
2.山东模式。整个山东省的农村养老保障仍以家庭保障为主，但它是全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几个试点地区之一，也是全国投保绝对人数最多的省区。在资金筹集方面，该地区基本是按照《基本方案》的规定来实行，以个人交纳为主。集体补助的比例很小，只占已交纳保险基金的约15%。而且其中的绝大部分补助给村干部、乡镇企业职工等“特殊职业”的人口。山东省农民的投保标准普遍很低，一般都是2-4元／月的水平（彭希哲等1996），因此未来的养老保障能力也很低。
3.广东模式。确切地说，这也是一种社区保障模式。它通过股份合作制乡镇企业中的年龄股和集体股来实现对农村老年人口的经济保障[16]。所谓年龄股就是个人所拥有的股份数额随年龄的增长而增加，因此老人总能拥有较多的股份。集体股是属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所有者所有，集体股的主要用途之一是作为公益金，老年福利支出是公益金十分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四、改革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制度的对策和建议
针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本身的缺陷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上述问题，许多文献都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养老保障的发展提出了对策和建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应加大对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扶持。不少研究者注意到缺少政府扶持是农民缺乏投保热情的根本原因，因此针对目前集体补助比重过小，国家扶持微乎其微的状况，均提出应适当提高集体补助的比重，加大政府扶持的力度。只有这样，才能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真正具有社会保障应有的“社会性”、“福利性”，才能调动起农民投保的积极性。
2.应当确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法律地位，使其具有制度上的稳定性。国家关于农村养老保险的方针政策变化无常，不利于这项工作的开展。全国各地在这方面也没有规范统一的业务、财务及档案管理的规章制度，这都导致了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不稳定性。而通过立法是达到稳定政策的最好途径。
3.应提高基金的保值增值能力，以解决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支付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投资本身就是一门相当复杂的学问，我国这方面的人才非常稀缺；而且目前我国风险较小、回报较高的投资渠道很少，但是许多文献仍然提供了一些有益的思路和改革的方向。比如，①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在保证资金安全的前提下，推行投资制，将部分养老保险基金交由专业投资公司进行投资，以提高积累资金的增值率。②由于农村养老保险以县为覆盖范围，因此基金大多集中在县级保障部门，其保值增值受到人才、信息、投资能力等方面的限制。因此可以规定，不能保证适当增值率的投资主体，要在一定期限内放弃投资权，将养老保险基金全部或部分上缴，由省级部门负责保值增值并承担责任。省级部门不能实现保值增值的，可以将基金交由全国有关机构管理。福建省就是采用的这种办法，效果比较好。
另外，王国军主张完全放弃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另起炉灶，建立“从城乡‘二元’保障到基本保障、补充保障和附加保障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基本保障中，农业劳动者通过税收的方式，向全国统一社会养老保障机构交纳社会养老保障税，社会养老保障税率应按各地农民的收入水平、物价指数和人口预期寿命而分别制定；在补充保险中，如果农民受雇于人，超过一段时间后，雇主和雇工必须按雇工工资的法定比率向社会保障管理机构交纳社会补充保障费；在附加保障中，农民可以参加商业保险或个人储蓄的方式获得保障（刘书鹤等1998）。
五、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尽管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已经进行了10多年，也积累了相当多的研究文献，但由于为农民这类非雇佣的独立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障本身就是一个难题，而且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实力还不够发达，农村的社会生产力总体而言还比较落后，是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到目前为止，关于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仍然有许多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其中比较关键的是以下几个：
1.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筹资方式
许多研究者都提出应当在农村养老基金筹集时增加政府扶持的力度。但是这个“力度”应当有多大比较合适，即既能充分调动农民投保的积极性，政府又能承担得起？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公平与经济效率之间的替代关系如何？对于这些问题，都缺乏明确的定量分析，甚至连定量分析的框架的也没有，这样“加大政府扶持力度”便缺乏科学的指导，难以落实。
2.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管理机构设置
按国际上通行的做法，社会保障基金的收缴、管理和发放应当遵循三权分立的原则。但是我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在1998年以前基本上完全由民政部门独立管理，1998年以后移交给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也是一家说了算。权利缺乏监督是基金安全难以保障的关键，因此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机构设置应当进行改革。但怎样改，怎样体现权利的监督与制衡是目前已有的文献中研究得较少的问题。
3.城乡养老保险的衔接问题
我国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与城镇职工养老保障制度是完全不同的两套体系，两者不存在可换算的基础，根本无法衔接。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入，城市化的步伐将会加快，有更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将流向城市，两种不相衔接的养老保险体系将成为劳动力自由流动的障碍。因此，王国军提出了“‘三维’的城乡有机衔接的社会保障制度”，是非常有益的尝试，但其中有一些关键问题仍无法解决。比如在基本保障中，国家是否给予补贴？如果给，给多少比较合适？如果不给，较富裕的农民是否会感觉“吃亏”而不愿参加？因此关于这个方案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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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位于*省沿海中部，全市陆地面积9411平方千米，浅海面积8万平方千米，人口550.46万人。市区由椒江、黄岩、路桥3个区组成，辖临海、温岭2个县级市和玉环、天台、仙居、三门4个县。1994年8月，经国务院批准，撤销*地区，设立地级*市。*是中国最主要的服装机械生产和出口基地，服装机械产值占全国行业总产值的35%、世界产值的7%左右，曲折缝机和裁剪机已占有世界市场约70%的份额。*家电工业发达，是国内最大的制冷配件生产基地之一，所产制冷配件国内市场占有率逾40%，为国内外众多著名空调、冰箱生产企业配套；冷柜产销量连续多年居全国同行前列，市场占有率达25%以上；空调器出口意大利等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厨房系列和卫浴系列，在国内市场占有相当比重，压力锅、不粘锅市场占有率分别达到70%和50%左右。
*地处长江三角洲南翼，*省中北部杭州、宁波之间，下辖*县、诸暨市、上虞市、嵊州市、新昌县和越城区，面积8256平方公里，人口433万，其中市区面积339平方公里，人口64万。*历史悠久，名人荟萃，素有水乡、桥乡、酒乡、书法之乡、名士之乡的美誉，是首批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是长江三角洲南翼重点开发开放城市。*是我国经济最具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2003年，全市实现生产总值1088.4亿元，人均超过3000美元。*经济发展以民营为主，民营经济占经济总量的95％左右，第二产业尤为发达，第二产业占经济总量的比重在60％左右。*专业市场遍布全市，全市共有商品交易市场357家，2003年成交额798亿元，其中年销售超亿元的有42家，超10亿元的有13家。中国轻纺城年成交额达246亿元，是我国最大的轻纺产品专业市场、亚洲最大的布匹集散中心。*历史悠久，地灵人杰，文化底蕴深厚。*以其秀丽山川哺育了众多的志士仁人。如春秋战国“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东汉哲学家王充，晋代书法家王羲之、政治家谢安，唐代诗人贺知章，南宋诗人陆游，元朝画家王冕、诗人杨维桢，明代哲学家王阳明、书画家徐渭，清朝画家陈洪绶、任伯年、史学家章学诚等，以及近现代的“三烈士”徐锡麟、秋瑾、陶成章，学界泰斗，文化巨匠鲁迅，开国总理和范文澜、、竺可桢等。
二、*、*民办教育发展情况
深厚的文化底蕴、发达的经济水平和强烈的民营意识，孕育了*、*快速发展的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起步早、发展快，走在*省乃至全国前列。*市到2003年底，共有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1923个，其中幼儿园1729所，小学17所、初中23所、普通高中34所、职业中学34所、专修学院3所、成人培训学校83所；民办学校在校生20.5万人，教职工总数1.5万人，校园占地面积5840亩，学校资产总值达36.3亿元，民间办学总投资达14.2亿元。初步形成了学历教育、文化助学、技能培训、艺术体育训练兼容并蓄，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齐头并进的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民办教育体系，涌现了一批办学指导思想端正、办学质量较高、管理规范、环境优美的民办学校。
*市民办教育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办学形式多样，有派或工商联等社会团体参与，有企业和个人投资或集资办学，有政府部门与企业或个人联合办学。民办教育成为*教育发展新的增长点，目前全市有学历教育民办学校31所（不含幼儿园和培训班），占地面积4000余亩，在校生40000多人，教职工2500名，累计投入资金20多亿，投资额在亿元以上的学校有
11所，优秀民办学校占*全省总数的16%。*诸暨市民办教育发展最快，经教育部门批准的民办学校共有11所，其中幼儿园3所、普通中小学5所、职业学校3所，在校生15170人，占全市在校生总数的9.1%。1995年，海亮外国语学校顺利建成，1996年，天马实验学校和荣怀中学相继落成。这3所高起点、高规格的民办学校的兴起，成了诸暨民办教育发展里程碑上的亮点。
三、*、*民办教育发展的特点
*、*民办学校起步早、起点高、投入大、质量好，呈现出如下几个突出特点：
（一）投入主体多元化。*、*的民办学校投资者呈现多元化特点，有的是企业投资、有的是社会团体投资、有的是自然人投资，有的兼而有之，还有相当一部分学校是混合所有制投资。*市椒江区的书生中学就是由椒江32个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之间，筹集股份资金1200万元创办的中国第一所教育股份制的民办学校。中国著名教育家魏书生先生任法人代表、校长，区教育局副局长陶仙法兼任常务副校长。如今书生中学已发展成为资产规模逾亿元的书生教育集团，办有书生中学、书生小学和书生幼儿园、通巨幼儿园、成人教育中心、书生素质教育实践基地等教育机构。
*市(东港)双语学校，是全国第一所混合所有制学校的民办学校，在2.5亿元的总投资中，当地民营企业的投资占80%，椒江区政府作为投资一方占20%的股份。此外，区政府每年根据招生数额的实际情况，向这所学校下拨150万元以内的学生公用经费，连续补助6年。
*诸暨市天马实验学校由该市天马房地产开发公司独家出资1.6亿创办，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既相对独立又集中管理的完全学校。学校占地250亩，建筑面积10万平方，有90个教学班。*越秀外国语职业学院则由*新昌合成化工厂、民盟*市委和*市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投资。
我们参观的学校中，只有*市路桥区蓬街镇私立中学是个人投资办学。
（二）政策扶持具体化。从1991年颁布的《*地区社会力量办学若干暂行办法》，到后来制定颁发的《关于进一步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的若干意见》，*市对民办教育特别是民办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也因此促成了*民办教育在办学主体、办学体制、经费投入机制上都出现鲜明的多元多样的特征来。
民办教育在土地征用和建设配套等各项税费减免上享受与公办学校同样的优惠政策；在收费上，根据生均培养成本自行确定学费和住宿费标准。在本市缴纳所得税的企业用税后利润在本地投资办学的，与其投资额对应的企业所得税地方所得部分用于办学的，由同级财政全额予以补助。教师在公民办学校间可相互流动。各级各类公办学校的计划外招生，要在保证其同类民办学校完成当年招生计划的前提下进行。同时对办学成绩显著，被评为国家级、省级和市级优秀(示范、重点)学校的教育机构，每年度分别按应使用教师数的2／3、1／2和1／3给予相当于公办教师平均基本工资数额的奖励。
对自建校舍举办学历教育和学前教育的教育机构，在学校规范招生、规范办学的前提下，可采取以奖代补的办法给予鼓励支持，在校生超过1000人的，每年奖励5万元；在校生超过1500人的，每年奖励10万元；在校生超过2000人的，每年奖励15万元。
对自建校舍举办中、高等职业教育的教育机构，按每一个毕业生奖励500元的标准给予奖励。对自建校舍举办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超过600人，且管理规范、教育教学质量较好的民办中等职业学校，当地政府按公办学校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经费不少于20％给予补助。
*市诸暨市还出台优惠政策，对民办学校招收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收费标准与公办学校相同且单独编班，市财政拨付与公办学校相同标准的公用经费和人员经费；高中阶段按市教育局统一规划招收初中毕业生，在收费标准与公办学校相同的前提下，市财政拨付与公办学校相同标准的人员经费。
（三）教师流动规范化。*、*两市在民办学校教师管理上的做法基本相同，教师招聘和流动都统一纳入教育主管部门管理之下，人事关系放在教育局或人才交流中心。本市公办学校教师应聘到民办学校任教，保留公办教师身份不变；离开民办学校愿
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敦促和支持民办学校按规定办理教职工养老和医疗等社会保险，劳动保障部门要按事业单位性质给民办学校教师办理养老保险，从而彻底解决教职工的后顾之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