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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能够成为显学的去中心语境是一种后现代语境,在这样的环境背景下,不可证其伪的话语是不存在的,都是机缘际会的话语间合作。从生态女性主义的案例上来看,这一观点很容易理解。由于生态危机没有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使得生态主义对其具有包含了全部物种在内的普遍意义的关注,批判和排斥在种族、物种、性别之间做等级划分和区别对待的观点。对整体观的强调是生态批评的主要内容,而女性批评与其明显的差别和不同之处是批评的侧重点,排除人类中心的是生态批评的关键,排除男性中心的则是女性批评的关键。在发展的道路上,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选择结盟都是以发扬自己作为宗旨的,因此,二者进行的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所保留的结合。香港树仁大学陈诗洁女士曾感慨道:“不要以为女性与自然同样受父权文化压迫,生态主义就会较着重性别的问题,即便是深层生态学也无暇顾及于性别的议题……”生态女性主义的两个母体理论合作与角力的动态过程就是其未来的发展轨迹,但是,倾向于生态方向、女性方向或是一边倒的靠拢方向还需要观察和分析。事实上,女性和自然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开始逐步迈入下风的不利趋势,通过女性主义和生态主义的协作,二者合作进行抗议和申辩是不可避免的情况。但并不能因此认为女性主义与生态主义的亲缘关系就是天经地义、天长地久的,这种被生态女性主义者作为构筑理论基础的超验观点与“以理服人”的学术原则相矛盾,违背了其学术规则。这是由于该理论者对两种同时发出的声音没有认真辨析,实际上,其诉求的表达是一致而又冲突的。
二、“受迫害情结”的强化
对男女关系的揭示是女性主义的紧要任务,即揭开男女不平等的关系。由于很多文学评论过分地剖释阐述受伤害的女性,夸大了其受摧残受压迫的地位,让人们觉得受压迫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主义为其创造和描绘的,更有甚者对此称之为“受害者的哲学”。后来出现并逐渐成长起来的女性主义阵营之中的“后女性主义”,对该种情况有着十分深入的理解,认为“女性主义对男女问题的过分强调和夸张以及将其政治化”等方面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误区。因为反对“受迫害情结”导致很多人对女性主义产生误解,将其定义为是极端的,个人中心的,令人难以忍耐的女性主义,不愿意接受女性主义。而一些女性主义不满甚至是厌烦“受迫害论”,觉得女性群体和自然都受到了男性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的伤害和摧残。这些理论主张更是对女性主义的接纳造成了一定困扰。例如:“从对待环境和自然的方式上来看,男性和女性有着相同和类似的地方,都将双方看作是能够掠夺和占据的资源。”这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观点之一,福尔斯对其进行了详致的描绘,通过刻画萨拉悲惨的遭遇和痛苦不幸的人生,表达了对文明摧残下的自然的怜惜以及对生活在坎坷窘境中的女性的同情,显示了在西方工业文明社会的背景下,男权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和女性的境况和遭遇有着极度的相似之处,即以他者的形式存在。但本文认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不能将女性与自然共同搁置其中。
首先,把女性与自然共同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受害者的立场上的这种做法非常笼统,不符合真正的实际情况。从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方面来看,它的积极影响惠及到了部分女性,并没有明确地排挤女性,而且,迅速发展的科技所引发的诸多环境恶化乃至生态灾难也影响到了男性群体。然后,在保证所有女性内部各成员的发展处于一个层面,遭受的歧视迫害程度相当的条件下,才能把全体女性和自然放在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面。但这种划分忽视了地域、民族、阶级和年龄等系统内部的个体差异,划分过于简单。由于西方是生态女性主义的诞生地,而中国还停留在将其引进的时期,没有属于自身的本地化色彩使得其观点和评论缺少创新性思维,而是较多地进行源理论的阐释。因而,对该理论发展进程的关注十分重要。再次,通过在一定程度上对古代、近代以及现代的审视,发现天人同一、人定胜天和天人和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进程中的三个主要时期,三者之间既相互交织并行,又有一定的重复和叠合。因而,人类中心主义不断变化的没有固定形态的发展及其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使得不能将其笼统地与女性和自然的对立面混为一谈。
二、沐浴在清洁理论思想下的生态女性主义批评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的春天不应该是寂静无声的，死气沉沉的;她的春天应该是万物复苏的，生机盎然的。美国海洋女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早在其《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1963)一书中，通过描写一个绿色美丽的小镇由于生态环境遭受人类社会严重污染而沦为一个黑色死亡之镇的生态事件，揭示了地球上的生态系统正在被人类的生产和生存活动而破坏的现象，因为杀虫剂DDT等农药的滥用使得地球环境受到了长期的危害，使得人类生存也受到了相应的威胁，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不和谐，春天不再像春天了。“我们生活在一个无处可逃的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导致内分泌紊乱的有毒化学物质污染的世界了，这些物质影响了生态界性激素的正常机能，使雄性的鱼和鸟逐渐变性。城市的空气里混合着二氧化氮、二氧化硫、苯、二氧化碳等许多污染物。在高效率的农业经济的背后，是地表土的天然功能已被彻底破坏，谷物的生长完全需要依赖化肥。用死家禽制成的饲料喂养牲畜，造成了导致中枢神经系统崩溃的疯牛病，而后又再次传播给人类。”英国生态批评理论的代表性人物乔纳森贝特(JonathanBate)教授对生态社会的这段描述恰恰反映了一个健康绿色和谐的生态社会不仅是一个无污染的清新干净的世界，更是一个没有等级压迫和奴役的绿色春天般的新世界。女性和自然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可以概括为两种:一种是女性与自然本身之间的联系，另一种是人类社会对妇女统治和对自然统治的关系。生态主义者只能孤军奋战，为反抗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破坏，遭遇了各种艰难险阻，为争取人与自然的平等之路变得十分艰辛。而“女性主义在运动初期，平等问题是女性思想关注的中心。当时的中产阶级女性，受当时社会革命潮流的冲击，她们从自身的感受出发，对束缚女性造成男女不平等的各种现象进行抨击，鲜明地树立起女性摆脱束缚的旗帜。”同样，女性主义运动也由于“势单力薄”，在反抗男权，争取解放的道路上，会遇到纷繁复杂的斗争形式，这样，反抗之路就会变得更加漫长，胜利的希望就会愈发渺茫。虽然女性主义运动经历了几个世纪，确实发展和壮大了，但如果能找到“同盟军”，建立统一战线，一定能更快地更有效地获取最终的胜利。可以说“自然环境”就是“女性”在反抗男权社会运动中最好的“闺蜜”，生态女性主义者正是从绿色生态思想角度，思考女性在男权社会里不平等和被压迫的现状，用全新的双重视角和战略的眼光，审视自然和女性的相似之处，将这对盟友共同的遭遇和使命相结合，开辟出了一条新型的可持续发展的解放女性之路。生态女性主义批评文学是一种新型的“绿色清洁”文学批评，是生态主义蓬勃发展的生动体现，是从生态学的角度对女性主义文学的新角度的阐释。如果说生态主义运动是生态主义者保护自然的绿色运动，那么生态女性主义文学之路就是女性主义者用绿色理论捍卫自己合法权益和地位的春天之路。
《托拉》上帝恶
本文主要参阅《犹太哲学史》(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
相对于以创建体系为枢轴的学说、流派和思潮来说，犹太女性主义哲学与其说是以思想建树为导向，不如说它直接定位于实践之上。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看来，本身理当直指犹太妇女的现实处境的改善和提高，因此，他们就不仅仅以阐发犹太哲学的奥义为归依，更为关键的是，他们要转换犹太人数千年来绵延不绝的历史和律法、宗教仪式以及社会制度，并使之面向犹太妇女敞开，将全体犹太妇女这一长期被忘却的群体容纳进本应包括这一群体的犹太教传统和现实当中。基于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这一入世取向，其思想就不囿于玄思和义理，而是以多种方式表达出来：从祈祷文到小说，从宗教礼仪到历史无不隐含着他们的努力和希望——试图构思创建出一种反映犹太妇女经验的犹太教。为此，他们常常借助于易被犹太社团和个人把握的形式来阐述他们的哲学思想。但本文仅仅介绍当代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犹太教本质的理论反思，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反思一方面丰富了犹太女性主义哲学非思辨性表达的路向，另一方面非思辨表达本身因其直接的现实性，反过来使反思丰满起来。
一、诊断问题：屈从及其根源
在之初，我们就能倾听到个别的犹太女性主义者的声音。但是，作为一场运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出现于廿世纪70年代初期；它试图描述、揭示和反抗犹太教传统规定出的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一般说来，第一批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著作认同犹太妇女身处屈从（subordination）地位这一说法。这种屈从地位表现在犹太人生活的各个领域当中：在日常的宗教生活中，将妇女从家庭聚会的法定人数（minyan）中排除出去（按犹太教传统规定，这种聚会须由10人组成，但并不将妇女包括在内）；在智性活动中，禁止犹太妇女从事学术研究；在上，犹太妇女更是处于无能状态，突出地表现在犹太妇女不能做证人、不能提出离婚这两大方面。针对这一犹太妇女边缘化历史和现状，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从不同方面深挖根源给出了不同答案。R.阿德勒（RachelAdler）在其写于1971年的经典论文《缺席的犹太人：哈拉哈和犹太妇女》中认为，犹太妇女，“在犹太律法和实践中一直被看成是附属性群体”。（1）P.伊曼（PaulaHyman）则在1972年撰写的《另一半：犹太传统中的妇女》一文中主张，“在犹太教中，妇女的地位取决于……性角色等级差别制度以及由之带来的贬损妇女的观念”。（2）C.奥兹克（CynthiaOzick）从多种视角探讨了妇女问题，1979年在《关于发现正确问题的几点说明》一文中，得出如下结论：犹太教中的妇女地位与其说是个神学问题，毋宁说是个社会学问题。（3）B.格林伯格（BluGreenberg）将妇女的无能、被动地位归结到传统身上，认为正是犹太教传统没有将“革命性的道德教诲”运用到犹太妇女当中。（4）J.普拉斯科（JudithPlaskow）主张，由于犹太妇女的“它性”（Otherness）病深深根植于犹太思想的核心范畴当中，犹太妇女的无能状况不过是其基本问题发病的症兆而已。（5）
虽然上述对犹太妇女地位的几种理解具有互补性，但归根结柢没有对同一问题即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的根源达成共识。相反，在如下两点上他们的分歧不是缩小了，反而扩大了：为何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是犹太教中的根本问题？为何犹太教轻易地将妇女驱逐出去？就P.伊曼来说，性别等级制的终结是犹太妇女解放的出路所在，因为这种等级制是犹太人生活的核心，而B.格林柏格认为，只要男女角色差别以平等为前提，那么接受角色差别观也未尝不可。（6）在C.奥兹克和B.格林柏格看来，实现男女平等本质上是个实践问题，即使传统符合他们的最佳理想，而J.普拉斯科认为问题并不这么简单，要实现犹太男女平等必须从根本上转换每个的犹太人的思想和实践。
上的差异当然透露出一定的宗教派系分歧的意味，但是运动和变化着的现实则将这种意味冲淡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二战以降，犹太妇女的地位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高，这种现实状况的转变必定进一步促动犹太妇女省察过去的全部犹太教传统。事实上，近廿多年来，犹太妇女参与宗教公共事务的机会越来越多，这使得她们直接面对传统中的微言大义以及这种传统忽略妇女的宗教参与权的种种方式。正是源自现实的切身感受和要求将犹太女性主义家的视角从关注与批判犹太妇女的零度位置转移到查寻在创造和阐述犹太教传统过程当中被这种传统排除掉的犹太妇女的生活经验。R.阿德勒的著作明显地表征了这种转向。1971年，她在《缺席的犹太人：哈拉哈和犹太妇女》中提出，依靠开明的、富有同情心的法学家，犹太人就能在哈拉哈范围与背景下找到犹太妇女获得宗教上的自我实现的道路。但是，1983年，在《我一无所有，故我一无所取》一文中，阿德勒的路向有所改变。她认为，只谋求在哈拉哈范围内宗教律法上的小补小修就会掩盖如下事实，即犹太教传统一概忽略掉犹太妇女深切的关怀、切身的利益和愿望，而且这种传统还将犹太妇女的经验涂抹得了无踪迹。（7）正如该文标题所表明的，既然在犹太传统中找寻不到当代犹太妇女解放的思想资源，我们又何从谈起要在犹太教传统中为犹太妇女的安身立命寻找出可靠的根据呢？
诸多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家以不同的方式对上述观点，即在犹太教传统中犹太妇女缺席论作出回应。他们一致认为，实际上，所有的犹太神学资源都由男性经验构成，且只为他们而存在，因此可以说《托拉》（Torah）只代表犹太人宗教经验的半壁江山。对于这一客观事实，D.塞特尔（DrorahSetel）评述到，犹太教和女性主义之间的真正冲突并不根源于特定的法律和历史当中，只存在在“女性主义关系价值论和犹太人神圣分离论之间的冲突”（8）当中。可以说，正是犹太人对上帝的理解方式即将上帝男性化阐述且支持了犹太妇女长期以来的缺席状态。为此，若解决犹太妇女传统上的无根窘境，还只有重新重视传统。
二、再思传统：批判与融合
如果人们彻底批判犹太传统，那么犹太思想所面临的挑战将是巨大的。的确，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正呼吁人们重新厘定犹太人宗教经验的方方面面即对犹太教整体予以再度概念化（reconceptualization）。在这项工程浩大的工作中，美国曼哈顿学院宗教系的J.普拉斯科做出了突出贡献。普拉斯科于1990年出版的《重登西奈山：从女性主义审视犹太教》（9）是唯一一部以半体系化方式犹太思想和女性主义的遭遇战的著作。该著作费尽作者20年心血，触及到犹太宗教思想中的诸多核心范畴。
首先引起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注意的是哈拉哈（halakhah）即犹太宗教律法问题。对此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对犹太教正统派来说，哈拉哈问题勿需解决，因此也就没有解决这一说法；对于犹太教非正统派来说，如改革派等，要么解决，要么消解所有哈拉哈问题。这种二重取向——一方面正统派拉比固守传统信条不放，另一方面在当代现实生活中由犹太妇女参与宗教活动所造成的新问题层出不穷，这迫切要求调整或改革犹太教传统——已经带来了人们对哈拉哈中等级制问题的深度分析。R.阿德勒从法律决定论立场转向检视哈拉哈体系的理论前提，就是当前犹太女性主义“元哈拉哈问题”（meta-halachicissues）转向的典范。（10）她提出如下尖锐问题，如果犹太人的宗教生活取决于筛除掉妇女观点和利益的既有知识团体的解释，那么，犹太妇女应该将她们作为犹太人的自我理解和行为奠定于什么样的基础之上呢？（11）对于犹太妇女来说，既然在《密什拿》（Mishnah）即《塔木德》中犹太教口传律法部分中，她们地位的改变不过是从一种等级制转移到另一种等级制，那么，犹太妇女意欲成为一个自主的宗教群体就只能从犹太教规范资源的边缘或建立自己的立命之本。（12）在R.阿德勒看来，即便灵活运用哈拉哈原则，哈拉哈中等级制问题也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换句话说，根除这种问题的唯一途径是转变犹太人生活于其中的普遍规范。进而言之，由于哈拉哈不过是由男性精英把持的宗教话语和经验的总汇，现今，如果让犹太妇女重新做出选择的话，她们还会将哈拉哈看成是表达宗教思想的唯一形式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普拉斯科一针见血地指出，假定犹太妇女的屈从地位能够在哈拉哈框架中予以妥善解决，实际上，这种做法不过是在真正探问犹太妇女问题之前就将这一问题的答案完全限定死了（13）：只能在既定的答案唯一的选择中做出决择——屈从。
对哈拉哈的批判引起了人们拷问犹太思想和经典作品的权威性。在这一方面，犹太女性主义家集中讨论了由性带来的诸多犹太教，尤为猛烈地抨击了传统的权威性。他们直追问题的根柢：所有的规范文本对犹太妇女的经验、兴趣和利益保持沉默，这些文本如何能对当代犹太妇女发挥真正的作用？（14）
并不是所有的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都决然否弃犹太教的思想资源，但非正统派女性主义哲学家常常将规范文本的特点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偏袒和片面。也就是说，从非正统派犹太女性主义观点来看，犹太人与上帝相遇的记录只有一部分被世代相传下来。如今，犹太人只知道犹太男性精英集团如何称谓上帝、人类和世界，如果他们为获得关于与上帝相遇的整全认识，那么必须发现和捕捉现实生活中犹太妇女的真知灼见和切身体验。因此，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转变犹太教诲之前，他们首先要在传统中倾听到她们自身的声音，勾勒出她们自身经验的轮廓，然后将犹太传统和现实全面重新概念化。
重新发现传统中犹太妇女的经验是一项艰苦的事情，它需要多种领域共同合作共同，方能完成这件对犹太女性主义者来说至关重要且极为基础性的工作。部分地看，这项任务应当由编纂学来承担，由它来对传统文本作出大胆的新解释，补之以考古发现和非规范性资料。但是，这也同样需要犹太妇女在传统资料和自身经验之间的互动当中不断地重新理解、把握她们自身的所知所感以及犹太人数千年来的故事、仪式和观念。由于《米德拉什》（Midrash）和宗教礼仪成为传统和当代经验的交汇点，因此，它们也是犹太女性主义者赖以表达思想的重要途径。从上看，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要界定和接受从多种路径探索出来的新材料，并将之融合入《托拉》，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是因为，在传统的意义上，《托拉》具有非中心化特征，它将犹太人置立于更为广阔的背景之中，在这里，全体犹太人的经验成为立法和哲学—神学反思的基础。（15）
在融入《托拉》、扩大《托拉》内涵的同时，诸多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向犹太思想的核心范畴提出了质疑。D.塞特尔从词源学角度了等级制的神学根源。塞特尔指出，希伯莱语“神圣的”（Kadosh）一词意指“分离的”（separate）或“使……分割开”（setapart），其中心含义为“分离性”（separateness），明显带有二元的（dualistic）、对立的（oppositional）和等级制的（hierarchical）意涵。（16）从这种神圣分离论出发，男女不仅仅在等级上彼此殊异,而且妇女比男子距离上帝更远，在等级框架中处于更低的层次上，因此比男性拥有更多的它性（otherness）。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还深刻批判了二元主义等级制，将矛头直指人类中社团或群体之间的尖锐对立状况，这种对立包括男/女、白人/黑人、基督徒/犹太教徒，以及这种对立状况在观念上的反映，表现为诸如精神/物质、神圣/世俗等一组与前者相对应的对立范畴。他们试图调解犹太人和女性主义世界观之间的不合，设法找出一条既能表达出犹太人身份、信仰和实践上的特殊性又能避免等级制或不公正的道路。从现今犹太人的实践来看，必须改写二元主义等级制范式，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既肯定差异（distinction）又强调联系（connection）的关系说取而代之。J.普拉斯科还深入剖析了犹太神学的核心范畴“选民”（chosenness），认为应当用“部分/整体”模式来取代选民论隐含的等级制模式。普拉斯科认为，选民论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上帝赋予犹太人以特权的意向，与此不同的是，务实的差异性（distinctness）思想既认可犹太经验的独一无二性，又防犯了优越论。该思想并不将犹太人看成是上帝宠儿，将自己和其它人类社团孤立开，而是指向如下立场：所有人类社团或群体的独异性（specialness）在于它们是某一更大的具有自我分化（self-differentiated）功能的社会联合体的一个有机部分。（17）
在犹太教传统中上帝就是一个体现二元主义等级制的最核心的范式。特别是在礼拜仪式上，上帝是一位衣着庄严的国王，常被描绘成一种外在于且超越于尘世的力量，其统治权绝对至上且无限，同时他还是一位宽宥且爱探究的父亲，他知道并能裁决所有人的所思所想。对此，J.普拉斯科评述到，由于这种上帝一直作为男性形象出现在犹太教中，由此形成了上帝/尘世这种呈现为上下不对称状态的二元主义思想，它直接表证为且支持了男/女二元主义等级制。（18）
犹太女性主义家最初通过对性别（gender）的来驳斥上述男性上帝观念。例如R.格罗丝（RitaGross）在廿世纪70年代就提出女性上帝语言观，认为归于男性上帝的所有品质都可以用来称谓作为女性的上帝。她认为，盛行的男性上帝语言传播的不过是这样一种论点：犹太社团将男性看成是标准犹太人，除此之外，别无它意。她评论说，如果将上帝指称为“她”（she），那么这有助于犹太人克服对“上帝=男性”这一等式的狂热崇拜。她说，为此，犹太人必须用新的方式言说上帝，承认成为女性也是融入全体犹太人的一条重要路途。（19）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批判男性上帝语言的正确性体现在它为建构新上帝形象提供了恰当基础，他们不仅仅要改变上帝的社会性别，而且要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对上帝的本性和力量予以重新概念化。值得注意的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是从比喻意义上追求对上帝语言的改造。为此，他们呼吁犹太人要从象征男性上帝的形象中解放出来。他们从多种层面上提供了新的上帝形象，例如，他们从女性视角，将上帝看成是神圣的临在（shekhinah，英译为divinepresence）、母亲和女王；从概念上，将上帝界定为生命之流；从和中立的社会性别角度，将上帝看成是恋人、友人、喷泉和无形的火花。他们强调上帝的内在性高于超越性，认为上帝是授权人（empowerer），而非高不可攀、庄严肃穆的国王。（20）
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一神论的重新理解构成他们摧毁上帝观创建新上帝形象和新上帝观的基础。犹太教中占统治地位的上帝观将上帝看成是独一的，具有唯一性（oneness），因此只能崇拜唯一一种上帝形象。对于仍恪持这一犹太教传统中最为核心的思想的人来说，将上帝视为女性无疑会威胁到犹太教神学根基即一神论信仰。但是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家对此种不安和忧虑提出新的办法。用M.福尔克（MaricaFalk）的话说，真正的一神论并不是指信仰“某种单一的形象，而是信仰包融进多维形象的统一体（unityofmultiplicityofimages）”。（21）一神论不是去崇拜描绘成无限的有限存在，而是指一种在变化的繁复形式中并通过变化的繁复形式找到唯一（theOne）即上帝的能力。它需要犹太人努力在丰富的形象中发现这种神圣的统一体，通过这种神圣的统一体来展现人类和宇宙的多样性。（22）
三、新的趋向
自从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开始批判犹太教等级制以来，它注意将女性主义世界观和犹太传统思想之间的冲突视为最主要建构题域。随着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的不断推展，它已为诸多犹太哲学一神学问题提供了崭新的答案。一旦人们开始关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讨论的主题范围，他们马上就会明白，犹太女性主义思想不仅仅涉足妇女问题，而且将思维水平提高到世界即人类和宇宙的高度来讨论妇女问题，关注犹太社区中的妇女，更关注妇女的完美人性。如今，平等权问题已不再紧迫，犹太女性主义哲学长期以来不断反思传统的内涵凝结出的对实践产生深远的理论已改变了现实，同时改变了的现实反过来拉动犹太女性主义理论视界，现在，犹太女性主义哲学的论述范围也越来越深广了。
直到现在，犹太教的核心概念圣约（covenant）才得到极少数的犹太女性主义者的注意。现今至少有两位犹太女性主义思想家将该主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H.拉文（HeidiRavven）提出，妇女在家庭中的经验可以提示出一种完全异于由男子提供出的圣约关系模式。（23）在拉文看来，由于《圣经》和犹太教传统根据观将盟约理论化，犹太妇女必须找出一种女性拥有的反映精神的形象。通过它表现出犹太妇女所具有的爱情和激情。拉文认为,与基于权利和责任之上的男性伦理观不同，女性关怀伦理思想（afemaleethicofcaring）将会为新的圣约模式奠定非常有用且有趣的起点。（24）和拉文相反，C.莱薇特（LauraLevitt）将运用女性主义思想批判婚姻等级制作为出发点，揭力抨击圣约中的意象（eroticimages）。莱薇特追问如下问题：一旦认定犹太教传统将婚姻理解为占有女性，那么，犹太女性主义能否拯救这种对圣约的式理解——也就是说，能否从女性主义视角将这种理解从传统婚姻模式中剥离开来？她认为，自由神学家们倾向于婚姻圣约模式，而不喜欢契约模式，其理由是前者似乎更能凸现平等主义，事实上，故且不说自由婚姻的契约模式仍支持妇女的屈从地位，而且不平等以及潜隐的虐妻行为同样写进了西奈山上摩西和上帝签订的圣约当中了。（25）
另一经典神学即恶（evil）的问题已开始出现在犹太女性主义著作中。当犹太女性主义哲学讨论上帝语言，试图找出反映妇女经验的上帝形象的时候，人类的邪恶以及痛苦问题就已引起关注，因为这个问题是与犹太人充分理解上帝的神圣性密不可分的。与上述兼容并包的一神论的主张相适应，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倾向于将上帝看成是一个反映现实歧义性或模糊性（ambiguity）的概念，而不将上帝看成是一个全善的范式，反之就有将恶排除到神圣王国之外之虞。（26）《圣经》的下述言论已成为理解上帝神圣性的经典依据：
我造光，又造暗；我施平安，又降灾祸，造作这一切的是我耶和华。（《以赛亚书》45：7）
依此来看，上帝将男性和女性、善和恶合并到一起。而且，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宁愿和意义多维的神性一起斗争，也不愿崇拜纯粹的上帝——不包含人类生存中任何复杂经验的神。
犹太女性主义哲学努力将被犹太教传统抹掉的女性声音重新录入犹太传统当中。在这一长期奋斗史中，他们提出的问题都触及到犹太神学和哲学的根基，由此在实践中为成就如下两大目标而作了准备：（1）推动犹太妇女全面融入犹太生活当中；（2）为世界创造出一个举足轻重的犹太教。正是基于上述智性追求和实践取向，犹太教适应了现代性的挑战，在作出相应调整的同时，仍维护了自身的传统，这就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随着缺席者的出场和对犹太女性自身权利的不断伸张，犹太教的生命力不是削弱了，应当说是更丰盈了。
注释和书目：
（1）RachelAdler,"JewWhoWasntThere:HalakhahandtheJewishWoman",inOnBeingaJewishFeminist:AReader,editedbyS.Heschel(NewYork：Schocken,1983),P.13.
（2）PaulaHyman,"TheOtherHalf:WomenintheJewishTradition",inTheJewishWoman:NewPerspectives,editedbyE.Koltun(NewYork：Schocken,1976),P.106.
（3）CynthiaOzick,"NotestowardFindingtheRightQuestion",inOnBeingaFeminist:AReader,PP.120-151.
（4）（6）BluGreenberg,OnWomenandJudaism:AViewFromTradition(Philadelphia:JewishPublicationSociety,1981),P.3;P.36.
（5）JudithPlaskow,"TheRightQuestionisTheological",inOnBeingaFeminist:AReader,PP.223-233.
（7）（10）（11）（12）RachelAdler,"IveHadNothingYetsoICantTakeMore",Moment(1983)8:22-26,P.23;P.24;P.26;P.24.
（8）（16）DrorahSetel,"FeministReflectionsonSeparationandUnityinJewishTheology",JournalofFeministStudiesinReligion(1986)2.1:113-118,P.114;P.115.
（9）JudithPlaskow,StandingAgainatSinai:JudaismfromaFeministPerspective(SanFrancisco:Harper&Row,1990).
（13）(17)（18）JudithPlaskow,StandingAgainatSinai:JudaismfromaFeministPerspective,PP.60-74;PP.96-107;PP.123-134.
（14）（15）（25）JudithPlaskow,"JewishFeministThought",inHistoryofJewishPhilosophy,editedbyDanielH.FrankandOliverLeaman(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7),PP.885-892,P.888;P.889;P.891.
（19）（20）RitaGross,"FemaleGodLanguageinaJewishContext",inWomanspiritRising:AFeministReaderinReligion,editedbyC.P.ChristandJ.Plaskow(SanFrancisco:Harper&Row,1979),PP.167-173,P.171-172;P.169.
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高校女生在高校的比例中逐年上升，甚者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但深受主客观因素特别是主观因素的束缚，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问题日趋突出，阻碍着女大学生作为对象性活动主体的成长成才。以男女平等为核心的先进性别文化建设为背景，以大学为载体，关注大学生特别是女大学生的成长成才，强化女大学生主体意识，充分发挥女大学生的主体作用，必是先进性别文化在和谐校园文化构建中的题中之义。
一、女大学生主体意识的内涵界定
女大学生主体意识问题是一个关乎女大学生生存与发展的问题。其内涵即指女大学生作为主体，对自己所处客观世界的地位、作用、价值的自觉权义感知，包括对自己外部生存空间现实处境的把握，自己内部生理、心理运转变化的协调，以及自己生活道路可持续发展的争取。其内容具体包括：第一，危机意识。危机意识主要体现为一种对自我生存空间的认知以及认知后的进取精神。它要求女大学生在现实的生存处境中要消除“男尊女卑”、“男强女弱”思想的影响,为了自身发展要有敢于争取，力争上游的一种进取精神。争当敢作敢为的“新女性”。第二，自强意识。自强意识，就是一种担当，一种要求女大学生在变化发展的社会激流中“匹夫有责”，“匹女也有责”的自强不息气概。它要求女大学生要发奋图强做好女，要拥有独立的人格精神，意识到自己是独立自主、自立自强的社会主体，意识到自己的独特个性；要对事物能具有自己的主见进行分析、判断和选择,并承担。第三，善待意识。善待意识，即“女人要对自己好一点”。女大学生作为在校知识性女性，要学会主动了解自己的生理和心理需要，不要做生活中的“工具”型女人、怨妇。而是要学会优待自己、宽容他人，学会“孤芳自赏”的同时把快乐也感染他人，做生活的主人。第四，权义意识。“权义即谓守原则又能变通。行事合乎常道曰义，应时变通曰权。”[1]它体现的是一种在遵循道义基础上要有所创新力的精神本质。这就要求女大学生要打破惯于“三从四德” 束缚模式及从众的心理弱势和墨守成规的保守状态，在遵守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等道义的基础上又要在所在领域有所创新的意识。使自己具有超越前人的无畏勇气与意志。
二、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分析
在先进性别文化背景下，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有碍于先进性别文化建设实效性的实现。“所谓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是指女大学生在对象性活动中处理自身与对象世界的关系时,以自我消隐为存在方式,有意无意地放逐自我和自我边缘化,表现为:依附、自卑、无为等主要特征。”[2]女大学生群体的发展固然受客观因素诸如美女经济发展等的影响，但女大学生主体意识不及即主观因素应是最为关键的。女大学生主体意识的不及，所表现的依附、自卑、无为等主要特征实则是女大学生对自我定位、自我作用、自我价值在现实环境生存与发展中被动的与不确定的自我认识。首先，依附性强，没有生利能力。生存与发展的延续，需要一种能力。生利能力强调的就是在活着时能够自我生产利益和财富。部分女大学生习惯把自身的对象性活动仅仅放置在依附男性主体的范围内，不主动的去创造财富，认为“女不如男”。而乐于在所谓“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理念下傍大款或追求“富二代”，做男人的“工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着其对象性活动的范围及水平。其次，自卑心理重，不善于社交。部分女大学生学业能力及成绩较之男生会很出色,但其综合素质大部分会不及男生。所以，在面对就业以及职业发展等现实问题不如意时,总是引发根深蒂固的自卑情绪，甚者扩及自我封闭。纵使现在女大学生占校人数比例比较高，但是女大学生对于社团活动或是对外社会实践活动都不惯于主动参加，缺乏“参政议政”的意识。她们不乐于“参政”表达意愿，不愿合作共进，而是局限于纯个体的被动性学业活动中或是被动的“相近”交往中。这种自卑封闭交往方式必然导致社会交往中主体间交往水平的低层次性及低发展性，使得女大学生在自我发展中缺乏不同主体间交互信息的互补性、发展性。再者，无为无所谓，随遇而安。由于社会刻板印象对女性的印象以及传统文化心理积淀所形成的“男优女劣”、“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等观念的影响，部分女大学生不自觉地以男性世界歧视性评价女性的标准作为自身对象性活动的动力支撑。面对多方压力的涌向，女大学生惯于抱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过得去就好”的与世无争的随遇而安心理。她们害怕变化，乐于守旧。对自我价值的实现没有过多过高的要求，只求安稳多日子。甚者把“女子无才便是德”、“相夫教子” 的传统观念作为自身价值实现路径方向。这便很大程度上限制着女大学生职业生涯中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及发展。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A 文章编号:1007-4244(2010)06-0028-03
在我们这个时代两性差异即使不是最热门的话题也肯定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按海德格尔的说法,每个时代的人都会热衷于探讨一个问题而且仅仅是一个,对性别差异的研究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从理智上获得拯救的关键课题。[1]女性主义从而自上世纪开始就成为显学,但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史来看女性主义并非仅仅作为一个统一的头衔出现,而是出现过无数有不同前缀的女性主义,好比激进女权主义、马克思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生态女权主义等等,玛丽・伊格尔顿认为女性主义更适宜称为Feminist Theories。这种复数的女权主义的现象,表现了女性主义学术界对差异的强调。女性主义本身是产生于女性主义运动中的具有活力的理论,随着社会运动目标以及策略的改变,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也必须做出调整,同时在和其他理论的对话中,女性主义研究也不断吸收其他理论成果,因此可以预见“以女性主义作为后缀的名词还面临无限扩大的可能。”[1]近年来女性主义的一个较为新锐的发展方向则是和后殖民主义的合流、碰撞、互相对话形成的独特的论述空间,即后殖民女性主义。在西方理论界已经形成了比较强的声音,成为当代西方文艺理论的一个焦点,已经引起了很多研究者的关注,出现了不少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尤其是其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一支――黑人女性主义的研究可以说已经非常成熟。这一理论的发展对于我们批评研究具有后殖民背景的女作家的创作(好比美国黑人女作家莫里森、沃克,巴基斯坦女作家、妇女活动家巴普西・西多瓦――她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分裂印度》获得了2007意大利蒙德罗奖,以及美籍印裔女作家基兰・德塞(其《失落的遗产》2006年英国布克奖,2007年美国的国家图书批评奖)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随着这一理论及文学批评的深入发展,它改变了整个女性主义理论的走向,它填补了女性主义的某些空白,当然也补充了后殖民理论性别视角的缺失。[3]
既然这一理论具有非常重要的研究价值,我们有必要首先对该理论在海内外的发展进行详尽的梳理。
一、大陆研究
大陆学界近年来对后殖民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的研究高居不下,已经取得了较好的成果,无论译介还是评论还是文本批评实践方面成果颇丰。但是对于80年代后登上舞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这一派别的关注却并不是很多。根据目前所能查到的资料进行分析发现基本上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出现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研究性的著作中对该流派的关注。笔者把国内所收集到的所有后殖民理论读本和女性主义读本综合来看,有的根本不提及该流派的存在,有的只是略微提及,但分量很少,介绍过简。其中值得一提的则是2008年任一鸣教授的《后殖民:批评理论与文学》中单列一章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进行了全面的分析,提供了国内研究难得的后殖民女作家的作品材料和分析,可以说这是目前为止关于后殖民女作家创作的最新资料。
其次,理论译介。当代西方文论在国内研究界取得的最大成果往往是译介方面。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经做了译介,而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在西方曾引起广泛关注的理论派别在国内的译介方面并不尽如人意。在理论译介方面最具有代表性的应该是罗钢和刘象愚合编的《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中收集到的几篇最关键最知名的代表作,但是由于该论文集出版于1999年,这些论文大多发表在80年代,最新的也不过是90年代初,从时间上来说很难全面反映该理论发展的全貌。
第三,涉及该理论的最多还是集中在文本分析上。中国期刊网1979―2008,以黑人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文章135篇左右,以后殖民女性主义为关键词的18篇,其中2/3是分析黑人作品,然后就是个别的华裔文学、亚裔文学。这些文章都从具体的文本分析入手对该理论的应用性进行了检验,可以说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发展不可忽视的贡献,但是也有一定的不足,首先在分析文本时大同小异,出自同一套路,新意不足;更重要的则是所用到的理论原文不曾互相有所超越,基本仍是引用罗钢和刘象愚这部《后殖民文化批评理论》的几篇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圣经”。
第四,国内近年来比较有代表性的专门对该理论的介绍和分析的文章,代表性的有罗钢《种族、性别与文本的政治――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与批评实践》,(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等等,在这些文章中都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产生的背景以及主要的论点进行了介绍和分析。相关硕博论文有吴新云《身份的疆界:当代美国黑人女权主义思想透视》(南京大学98历史博士论文);王淑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山东大学2006年博士论文);周春《美国黑人女性主义批评研究》(四川大学2006博士论文)。相对而言这几篇论文体现了目前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分支黑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最高最新成就,援引的文献都是较新的一手资料,对黑人女性主义进行了比较全面的综合性的研究,可以说这为我们进行后殖民女性主义总体研究提供了很重要的知识积累和理论导向。
这些论文及研究表明了国内理论界对该理论的兴趣以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在这些论文中对后殖民女性主义流派中的黑人女性主义这一分支已经做出相对比较全面、深入的分析,但从共时关系横向上如何把握整体的后殖民女性主义,应该建立什么样的批评体系,如何和当下中国的女性主义以及后殖民文化批评结合则还存在较大的空间。我们有理由相信“后殖民女性主义相对于其他女性主义论述发展较晚,虽然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引介尚属起步阶段,但可以预见,后殖民主义观点的女性主义论述将在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占一席之地。[4]”
二、海外研究
面对大量涌现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著作,海外许多学者都撰文参与了这场涉及性别、种族、阶级以及帝国关系的讨论,出现了大量高质量的研究性论文,对我们了解后殖民女性主义的基本主张以及发展概况和理论来源起到了溯本清源的作用。代表人物有C・T・莫汉蒂(Chandra T.Mohanty)、G・C・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yorty Spivak)、B・史密斯(Barbara Smith)、麦克道威尔(Deborah E.McDowell)郑明河(Trinh T.Minh-Ha)、胡克斯(Bell Hooks)、周蕾、张晓虹、简英英、邱贵芬等。整体来看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海外对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研究首先体现在大量的文论汇编中。其中将后殖民女性主义作为单独的研究对象,而不仅仅是隶属于后殖民批评或者女性主义批评的仅仅作为一个章节进行综合研究性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本著作中:LindsayBeverly编著的《第三世界女性的比较视野:种族,性别,阶级的影响》,Marianne Hirsch 和 Evelyn Fox Keller 合编的《女性主义的分歧》;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第三世界妇女和女性主义的政治》,Laura E. Donaldson. 编写的《解殖的女性主义:种族,性别与帝国的建构》Uma Narayan编写的《错位的文化:身份,传统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Reina Lewis 和 Sara Mills合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导读》,Chandra Talpade Mohanty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去殖民化理论,实践共同体》。在这些汇编中收录了比较全面的有关后殖民女性主义的代表性论文,她们从各个方面对该理论进行了讨论,例如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概念问题,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理论对话问题,以及该理论的文学批评术语问题,尤其是大多都结合本民族本地区的文化现象以及后殖民女作家的创作进行的讨论,这就为我们研究后殖民女性主义提供了一个方向:紧密结合当地政治文化现象以及文学创作,这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的生命力所在。她们认为性别歧视并非女性问题的唯一根源,必须将种族压迫、殖民结构及帝国主义等政治问题纳入抗争范围,才能使广大妇女获得真正的解放;第一世界白人女性主义者存在明显的种族及国别优越感,常常以第一世界白人中产阶级的标准要求第三世界女性,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二个方面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进行理论上的升华和总结。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斯坦利・M・杰姆斯(Stanlie M James)的《黑人女性主义的理论化》,1995年麦克道威尔出版《变化的同一性:黑人女性文学、批评和理论》一书标志了黑人女性主义的成熟,也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上的新发展,提出除了要关注政治意图外还需要注意到文学再现中的复杂表现。[5]而在前面列举的这些后殖民女性主义论文合集前面编者都写了长篇的导论,这些导论可以看做是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的极具代表性的研究论文,莫汉蒂在2003年出版的《越界的女性主义》序言中探讨关于女性主义与其他社会问题的联合,进一步寻求动态关系之中的女性解放之路。认为女性问题应放在政治、民族、殖民、经济利益及性别中来探讨,性别歧视不是问题的核心,殖民压迫、种族歧视等族群政治才是问题的关键。Reina Lewis和Sara Mills《后殖民女性主义导读》的导言可以说是对后殖民女性主义从整体上进行理论建构的经典文献。她们详细回顾了该理论产生的背景,密切结合第三世界各地的实际斗争以及文化现象,从六个方面建构整个理论体系。然后明确的提出当下仍然存在女性和种族问题,所以这个理论就有被讨论的必要。并意识到由于后殖民女性主义所涵盖的范围非常广泛,必然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争议,但是这并不能遮盖她们具有共同的斗争目标,而研究者需要有一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能够结合历史语境进行讨论的态度。这就提出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中的关键问题。
海外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成果的第三个方面是一些后殖民女性主义知识分子积极利用已经取得的理论成果和本土的后殖民文化、文学研究结合,也取得了较好的成绩。这方面的代表有我们非常熟悉的斯皮瓦克的名文《三个女性主义的文本》以及她在《国际框架中的法国女权主义》中对印度当代小说作的分析;其他非常突出的代表还有如周蕾的《写在家国之外》,张小虹称周蕾是继斯皮瓦克、郑明河之后美国女性后殖民研究的代表人物。她在著作中不仅分析了许多经典的文学作品中的后殖民女性倾向,还对大众文化也做了精彩的分析,如对《末代皇帝》的解读;还有邱贵芬的《仲介台湾/女人》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完整的以后殖民女性主义视角切入台湾文学研究的代表作,探讨如何建构新的台湾文学史,以及对台湾女性作家的创作作别开生面的解读;郑明河则是从一个电影人的角度利用自己提出的后殖民女性主义观点分析了越南的电影作品,可以说这些著作对我们研究文学/文化产品具有较好的启发。
相对而言海外的后殖民女性主义研究取得了更大的成绩,无论是原创性文论的写作还是整体评价以及应用等。我们从而可以进一步从整体上把握该理论,并将理论与文学批评与社会批判切实结合,并引发我们对该理论本身的进一步思考,例如到底有哪些理论遗产影响了后殖民女性主义的思考,以及作为一个有统一称呼的理论派别其核心思想与目标是什么,其理论追求又是什么?和主流理论的异同是什么?它本身的盲点又是什么等等。随着对这些问题的思考以及社会运动与文学批评的深化,后殖民女性主义势必会呈现更多的理论维度,开创更有价值的理论空间。
【参考文献】
[1]伊瑞格瑞.性别差异[A].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372.
[2] 周乐诗.笔尖上的舞蹈:女性文学和女性批评策略[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34.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被引介入中国，大致经过了两个时期。
1．第一时期：1980年前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由国内一些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在译介国外文学时介绍到中国。1981年，朱虹在《世界文学》第4期上发表《<美国女作家作品选>序》一文，较早地介绍了美国带有女性主义色彩的“妇女文学”；1983年，她选编并附有序言及作者简介的《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对西方女性主义文学及理论进行了译介。1986年，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的中文版在中国出版，这部著作因其所具有的理论原创性、体系性及较大的影响力，被看作是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处境的一个转折点。l980年至1987年间，虽然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但作为一种批评范式，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开始陆续被译介进中国，如黄梅的《女人与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1980年6月)、李小江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外国文学研究》，1986年第2期)、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索》(《外国文学动态》，1986年第3期)、黎慧的《谈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文学自由谈》，1987年第6期)以及朱虹的《“女权主义”批评一瞥》(《外国文学动态》，1987年第7期)等文。
2．第二时期：1988年前后进人到第二个引介活跃和深化阶段。相对而言，这一时期的引介更系统化和专业化，更注重学科性和可操作性的兼容。这期间，国内一些权威性学术期刊陆续刊发对此类文论的介绍和评述的文章，如《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上海文论》、《文艺理论研究》等，加快了对西方女性文学批评理论引介的步伐。一些学者编译的西方女性主义理论文集、汇编的女权主义文学批评论文集以及出版的一些相关学术论著，如张京媛的《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张岩冰的《女权主义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陈志红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2)、罗婷等编写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林树明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等，都曾通过积极地译介国外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动态，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注入了新的血液。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阶段的引介者还介绍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对自身缺陷的反思与对未来的展望，对该批评理论研究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二、“批评实践勃兴”阶段
从20世纪90年代之后，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是积极地将相关的批评理论运用于对中国新时期女作家作品的解读，进入到一个从“拿来主义”到“为我所用”的批评实践的勃兴期。其批评视角主要来源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所提供的性别视角和重读策略，这一批评实践使得中国的女性文学开始被视为具有独特价值的学术考察对象。同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法为中国当代“女性写作”的构建提供了一种有力的工具，拓宽了中国女性文学的批评研究视野，研究成果日渐丰富。如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刘思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徐岱，学林出版社，2002)、《红豆——女性情爱文学的文化心理透视》(王立、刘卫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空前之迹l851-1930：中国妇女思想与文学发展史论》(王绯，商务印书馆，2004)、《女性写作与自我认同》(王艳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火凤冰栖一中国文学女性主义伦理批评》(王纯菲等，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戴锦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等学术论著均对中国女性文学给予了高度的关注。
三、“研究深化"阶段
经过20多年的积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入到研究的深化期，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研究中一支重要的流脉，涌现出一大批专家学者。这些学者大多供职于高等学校或科研机构，通过将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相关概念、流派、方法等引入，启发和带动了一批批年轻学者。再者，一些专门的学术团体和组织机构也在许多高校成立，如1987年由李小江发起在郑州大学成立的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妇女研究中心。目前，北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师大、首都师大等10多所高校均成立了妇女研究或性别研究文化性质的机构，一些高校还开展了国际国内合作交流活动、立项研究等等。这些均为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深入发展研究提供了保障。
至此，在“拿来”和借鉴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女性文学的具体实际进行研究实践，来自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扎下根，演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完成了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范畴的转变。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二、西方霸权下的理论困境
由于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经过长时间的建构，系统性强。覆盖面广。发展的比较成熟，而中国的女性文学研究一直就缺少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背景和土壤，所以她从西方获得的女性主义文学的体系、概念，几乎是关于这门学科的全部内容。不止女性文学批评，20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的发展都与西方的文学理论相联系。刘若愚在其著作《中国文学理论》中说：“除了那些纯粹由传统批评家所主张的理论之外，我将不涉及20世纪中国理论．因为20世纪的中国理论受西方影响的主宰，不是浪漫主义、象征主义．就是。20世纪的中国理论与具有独立批评思想的传统中国理论没有相同的价值和兴趣。”随着中国社会向西方的全面开放与学习。西方理论进入中国也成为了一种文化的必然。到了20世纪末．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一些理论话语已经为中国女性文学研究者所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出现了大量的研究论文，在这些文章中充满了缄默、缺席、疏离、身体写作等女性主义的经典专用术语，用女性主义批评者陈晓兰的话来说：“对于今天从事妇女文学研究和教学的人来说，如果不懂得西方女性主义批评．或者不从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和立场来对待她(他)的研究、解说对象，那就意味着落后、缺乏新意、传统或者不够深刻。所以在论文或论著的前面，以西方某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观点、名言为开场白，或者概述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要义，似乎成了中国许多女性主义写作必不可免的一环。”
批评界出现这种现象是有一定的原因的，中国本土没有产生女性主义文学理论，只能全盘吸收西方女性主义现成的批评理论。但是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短短的几年中便接受了西方几十年发展经历的成果，实际上是很难消化的。一方面，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译介至今仍缺乏完整性。除了《第二性》、《一间自己的房间》、《女性的奥秘》、《性政治》、《女太监》等几部经典之作有完整的译介，其它大多都是摘要，或文选，完整的译著较少，系统的介绍更为缺乏。所以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完整理论尚未全面认识。就难以在此基础上有新的发展和建树。另一方面，我国对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的现象也比较明显．无论它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国情。对很多不很恰当的文学现象也加以分析套用，还有很多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基本上是用西方的理论在寻找中国文学中可以对应的文本例子，结果只是为西方的理论增加例证，对本土理论没有实质性的突破。我国在女性文学理论方面缺少建设性和创造性．完全没有形成自己的理论结构体系。
更为堪忧的是。中国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本土缺乏正好迎合了西方霸权话语的入侵。“李小江认为．西方女性主义自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是一种霸权话语，中国的女性问题一旦被西方女性主义化就成为被西方文化整合的一部分。而中国女性主义的发展并不是为西方女性主义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经验的。因此我们必须觉悟到，当代中国文化困境。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一样，在进入现代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种族的遭遇和女性的性别遭遇同西方世界巨大的经济和文化渗透的遭遇是一样的。”她说：“就像我们女人要对过去男性中心社会所有的价值观念进行检验一样，对西方的东西我们也要检验。女权主义对男性的东西处处留心审查，总持批判和怀疑的态度，与我们对西方的态度相似。”因此，对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我们应该取其精华，谨慎的借鉴和使用，更要勇于质疑，得到启发，提出自己独特的本土化性别文化视阈．建立起从我国女性创作和女性生活实际出发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体系与框架，摆脱在理论上的困境。
三、女权意识下的社会困境
这个问题主要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对于“女性主义者”的认同尴尬上。
女性主义理论虽为中国许多批评者及作家在批评创作上广泛使用．但很少有人对自己是否认同女性主义作出明确的表态，除了极个别的批评家，如戴锦华公然宣称自已是个女性主义者，大多数批评家虽然是进行着女性主义的研究，但却不肯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就连女性主义研究领域旗帜性的人物李小江，也不止一次的声明自己不是女性主义者，她在2000年出版的访谈集《女性?主义——文化冲突与身份认同》，设问的就是一个身份、立场的命题的取舍和认同问题。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性主义者，是全世界多数人的选择。也是不招致非议更安全的做法，可是作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领军人物，李小江的声明却让很多人失望并无法理解。甚至大多数的女作家，也对女性主义不予认同．最为突出的是被女性主义批评者视为女性主义创作典型的陈染公然宣称自己的写作是“超性别写作”，明显地针对加于她的“性别写作”评价。林白也称，她的写作不是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她没有强烈的使命感。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社会对于女性主义者认同的困境呢?美国理论家贝尔胡克斯曾在《女权主义理论：从边缘到中心》中谈到美国社会对“女权主义者”称号的反感，“说自己是一个女权主义者．通常被限制在事先预定好的身份、角色或者行动之中，而这种身份角色或行为在人们的常规判断中，往往等同于同性恋者，激进政治运动者、种族主义者等。”而在中国．女性主义者也给人一种仇视男人、强硬、激进、男性化的感觉，甚至有可能还会被误认为是同性恋者。大多数人都容易将女权主义看做一种对于性别的偏见．害怕遭到社会的非议和不理解，甚至歧视。其实，女性主义之所以让社会对其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也是有原因的．有些女性批评者对于性别近乎过敏的关切将女性主义理论完全归结为对性别歧视和男性压迫的批判和控诉．将与男性的对抗和斗争视为获得解放的唯一手段，认为女性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不懂得自省和自我批判。张抗抗在接受访谈时曾经说：“女作家为什么不愿承认自己是女权主义，其实深层原因是怀着一种恐惧感，对于矫枉过正的极端女权主义带给我们的伤害确实很害怕。”“女性主义将性别立场强调的太极端了，实际上是将我们封闭起来。一天到晚想女性意识。用女性主义标尺去鉴别一切的问题。”
当然这些只是小部分女性主义者的做法以致造成了社会和人们对于女性主义认识的一个误区。偏离了社会主流的中心。因此，中国女性主义批评者应该端正态度。走出误区，不断自省，发挥出女性主义的积极作用，将女性主义作为一种基本立场。将它视为在一切社会阶层与一切民族中存在的全球性的女性谋求进步、解放的意识和行动．从而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女性主义，消除社会的偏见。
四、性别视野下的创作困境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最为普遍的女性文学主题是私人化写作与身体写作，它来源于法国女性主义批评家埃莱娜西苏创立的“女性写作”理论，她的“写你自己，必须让人们听到你的身体”，…成为那时期女性写作的至理名言。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开创人、美国学者苏珊・ S・ 兰瑟（Susan S・ Lanser)，在1981年所发表的《叙事行为：小说中的视角》一书中，率先将叙事形式的研究与女性主义批评相结合，大胆探讨叙事形式的（社会)性别意义，[1]为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诞生作了开创性的探索。1986年，苏珊・ S・ 兰瑟在美国的《文体》杂志上发表了宣言性的论文《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Toward a Feminist Narratology），首次采用了“女性主义叙事学”（Feminist narratology)这一名称，并对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1992年, 兰瑟发表了《虚构的权威：女性作家与叙述声音》（Fictions of Authority: Women Writers and Narrative Voice），在书中她进一步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目标、基本立场和研究方法，并进行了更为系统的批评实践。随后，兰瑟还发表了《性别叙事学：建构叙述声音的性别诗学》(Sexing Narratology: Toward a Gendered Poetics of Narrative Voice, 2004)、《虚构与“人权”》（Fiction and Right of Man, 2005）等一系列女性主义叙事学的论文和著作。作为美国学派的代表，兰瑟一直致力于女性主义叙事学的研究，使女性主义叙事学这一新兴的理论学说在批评界有了一席立足之地，并迅速成为美国叙事学研究领域的重要流派。
苏珊・ S・ 兰瑟的《建构女性主义叙事学》一文，从结构和内容上来看，主要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作者提出了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的必然性，阐释了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合理性；第二部分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的“女性小聪明”为例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一、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必然性
女性主义批评是借助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产生和发展的，它主要关注的是女性的独立和平等，是一种具有强烈道德倾向的批评。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伊莱恩・ 肖沃尔特将西方女性主义划分为三个阶段：初期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批判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厌女症”，即：歪曲和诋毁妇女形象的作品。第二阶段，女性主义批评主要集中在发掘被父权制文学传统埋没的妇女作家和作品，同时重新评价传统文学史中的女性作家和作品。第三阶段，女性主义批评对文学研究的理论进行了反思，对建立在男性文学体验基础上关于阅读和写作的传统理论观点作出了修正。[2]由此可见，女性主义批评强调女性性别意识，关注女性作家作品、女性读者以及女性文学研究的理论，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
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又主要分为英美学派和法国学派两大学派。由于受拉康等人的哲学思潮影响，法国学派以结构主义为理论基础、着力于文本中的语言、心理和哲学等问题的批评；而英美学派则关注社会文化历史研究，侧重于细读和阐释文本；二者都重视对文本的细读，注重从性别和社会文化历史的角度阐释文本的意义。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注重文本的结构形式，注重对文本进行科学分析而忽视文本所处的社会文化历史。因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批评是从模仿的角度来看文本，其特点是“印象式的，评价式的以及具有很强的政治意识”。而结构主义叙事学则是从符号的角度来看待文本，其显著特点在于它的“科学的，描述性的，非意识形态的”。[3]因而女性主义批评常常指责叙事学无视性属区分，并将其视为是一种父权制的理论。因为，叙事学研究选取的叙事文本基本上是男性作家文本或被当做男性文本对待的文本，也就是说，所有的叙事都男性化了；如果不考虑妇女书写、性别差异或女性视角，也就无法意识到叙事学的局限性；而叙事学中的故事和情节等理论需要大量修正，需要借助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引入如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等问题。对此，兰瑟提出应该“对叙事学进行重写以便能够把作为文本生产者和文本阐释者的女性考虑进去。”[4]事实上，结构主义叙事学压制了小说的表征层面，强调其符号层面，而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是对文本进行着模仿性地解读，过多地关注人物而不是叙述层面。然而文学本身就是两套系统的结合，女性主义叙事学恰好能调合二者的对立。就此，兰瑟认为，“女性主义和叙事学共同面对的挑战是认识到叙事作品的双重性质，摸索出一套术语和类型区分。这些术语和区分既有对结构的分析有用的抽象性和符号性，又有具体性和模仿性，对于将文学置于‘我们生活的现实环境’中的批评家来说也有应用价值”。[5]因此，兰瑟所建构的女性主义叙事学打破了学科界限，将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引入叙事学研究；人们既可以从模仿的角度将文学视为生活的再现，也可以从符号学的角度对文本进行科学的分析和研究。叙事学的符号解读和女性主义的模仿性解读可以起到一种互补的作用。因此，女性主义批评与叙事学相结合是必然的，其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地。
二、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
兰瑟以《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为例，进行深入详细地分析，从而进一步阐述女性主义叙事学的可行性。这是新婚的年轻女士写给自己闺中密友的一封信，由于在当时她所写的信必须向丈夫公开，因此，她就利用她的聪明才智写了这封有着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意思截然不同的书信：
．．．．．．
我已结婚七个礼拜，但是我
丝毫没有任何的理由去
追悔我和他结合的那一天。我的丈夫
性格和人品都很好，根本不像
丑陋鲁莽、老不中用、固执己见还爱吃醋
的怪物。怪物才想百般限制，稳住老婆；
他的信条是，应该把妻子当成
知心朋友和贴心人，而不应之视为
玩偶或下贱的仆人，他选作妻子的女人
也不完全是生活的伴侣。双方都不该
只能一门心思地想着服从；
而只能分分场合，互敬互谅。[6]
．．．．．．
兰瑟认为，这封信的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的明显差异主要体现在叙述声音、叙述情景和叙述情节三方面：
1. 叙述声音
在女性主义批评理论中，特别强调“声音”这个术语，不少女性作家常常强调在作品中体现“不同的声音”，发出“另一种声音”，或者寻找“失落的声音”；女性主义批评所指的这个“声音”通常指“那些现实或虚拟的个人或群体的行为”，“表达了以女性为中心的观点和见解”。而叙事学中的“声音”指的是叙事中的讲述着（teller），以此来区别叙事中的作者和非叙述性人物； 也就是说，叙事学中的“声音”通常是指“形式结构，与具体叙述行为的原因、意识形态或社会寓意无关”。[7]这封信有表层文本和隐含文本两个文本，因此就会出现两个叙述声音：表层文本是对新婚丈夫的赞扬，发出的是女性的声音，采用的是柔弱无力的“女性语言”，卑微无助；如果按照文中的说明，隔行阅读，就出现了一个隐含的文本，发出的则是男性的声音，采用的也是理智权威的“男性语言”，强健理智、铿锵有力地控诉着丈夫的缺陷，抨击其男权思想。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软弱无力，缺乏权威性，事实上是通过暴露自己的卑微无助，以及对男性霸权话语的依赖，以此来获得“裂变的极致”（disruptive excess），具有颠覆性的效果。那么，表层文本的“女性声音”实际上 “就成了对付异化隔离和新闻检查的巧妙办法，成了躲避现实威胁的有效途径”。[8]
2. 叙述情景
如果依据热奈特的异故事叙述和内故事叙述层次理论来分析《埃特金森的匣子》中“女性小聪明”，其叙事层次分为：外叙事层和内叙事层（也成为元叙事层）。热奈特的叙述层次理论只涉及叙事内部形式而并未涉及叙事历史语境。因此，兰瑟以热奈特的叙事层次理论为基础，将叙事模式分为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公开型叙述实际上就是对文本外即公众读者进行叙述；而私下叙述则是指文本内的受述者进行叙述。兰瑟认为区分公开型叙述和私下性叙述有利于研究女性文本，因为父权制文学传统上对妇女文学的压制在于禁止女性对公众写作；而隐含文本是隐藏在表层文本之下的，是借助表层文本将其公众化，将女性“被压抑的声音”释放出来。同时，她进一步指出，她所提倡的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仅要考虑叙事形式，更要考虑叙事情景。如果这封信是一位新婚女性写给闺中密友的信，那么采用这种隐含文本的目的就是躲避丈夫的检查，也就表明女性受束缚有压迫的真实处境；如果把这封信看作模仿性文本的话，那么这封信就是对审查制度的感知；如果把这封信看作对女性问题的戏拟文本的话，就不得不佩服这位女子的聪明，不仅躲避了丈夫的检查，而且还充分体现了女性文学的艺术性，同时也是对传统的父权制文学进行了有力抨击。
3. 叙述情节
一般的叙述性作品的情节是指叙事作品中的人物之间矛盾冲突所构成的一系列生活事件的发展过程。那么，依据这样的概念来判断结构主义叙事学认为“女性文本通常被认为是无情节的”，正如《埃特金森的匣子》的表层文本，女性文本少有冒险故事和人物的矛盾冲突。因此，传统上的情节理论是建立在男权统治话语之上的，也就是说，传统的情节理论标准是专门为男性设置的。对此，在女性主义叙事学中，兰瑟对情节有了新的定义，她认为女性文本中的情节是以女性作为讲述者来展示的，女性本身或女性讲述行为都可以构成情节；女性文本写作本身就构成了一个期待与期待实现的过程，即写作这一行为本身，无论妻子是否幸福，写作本身成为愿望的满足；她的经历激发了读者自己的故事，而闺中密友不仅是叙事的积极参与者，而且还是情节的积极参与者，此时情节也由叙事内转移到叙事外。因此，这封信中的“无情节”叙事后面隐藏着一个情节，一种分享经历的颠覆性情节，受述者的生活也就成为讲述者的故事的延续，与此同时信息也传达给了读者，那么读者也介入了叙事，在读者和作者之间就有了交流的空间。“换言之，文本对（隐含）作者和集体的、异故事的主述者之间没有作记号区分的地方，读者即被引入，把叙述者等同于作者，把受述者等同于读者自己或读者的历史对应者”。[9]正如兰瑟在她的《虚构的权威》中写的，“这封信列举了在一个压抑女性声音的文化里出现的有关叙事策略的复杂细节，展示了为不同读者和不同目的而采用的不同叙事结构的一些具体形式......”从而充分“理解‘女性小聪明’的文化批判精神。”[10]
女性主义叙事学是以结构主义叙事学的科学研究的方法为依据，从女性主义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对文本进行阐释，旨在使女性主义研究从单纯的内容分析向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整体研究迈进，以避免女性主义研究中过于印象化和评价式的弱点。因此，女性主义叙事学不仅促进了女性主义批评的发展，同时也发展了结构主义叙事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申丹．叙事形式与性别政治［J］．北京大学学报．2004年1月
[2]程锡麟,王晓路．当代美国小说理论［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年P153-154
一、引言
论文集《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阐释和教学法》（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Theory， Interpretation， Pedagogy）由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收录了20世纪90年代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最具代表性的12篇论文，属于学术文本。
该论文集的译著已于201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笔者承担了部分篇章的初译。本文是基于对该论文集《绪论》翻译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总结，意在该翻译项目的基础上，讨论学术类文本的特点、翻译时面临的主要挑战及其解决对策。
二、学术文本翻译的主要挑战
本项目原文属于学术文本，主要面向文学批评研究人员和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有兴趣的读者。从文本内容看，文章主旨明确，结构清晰，交代汇编背景，概述学理脉络，提供导读性评论。由于作者文学素养深厚、文字功底凝练，全文毫无阻滞，浑然一体，使译者面临三大挑战。
1.表达形式多样。原文虽是学术文本，但其表达形式并不单一。《绪论》有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介绍论文集的汇编背景和汇编依据，是叙事；第二、第三部分概述生态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与现状以及相关文学批评的兴起与发展，是描述；第四部分阐明该论文集的结构安排、章节主旨和编者的评论，是议论。翻译过程中，如何将这三种表达形式准确地再现，并如原文自然切换毫无阻滞，是一大挑战。
2.语句凝练。作者多用长句，信息表达密集，语言凝练；而汉语多用短句和散句，这使译文与原文在句式上很难保持一致。在翻译时，文本内容和语言形式是否应尽量靠近原文，是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策略，是译者需首先思考的问题。故翻译策略的确定和语句的处理是第二大挑战。
3.术语频现。“术语”是指“通过语音或文字来表达或限定专业概念的约定性符号”。本项目中术语涉及面广，包括生态学术语、女性主义术语、文学批评术语等。如何根据术语的特点和术语的定名规则，综合利用各种文献资料，提高术语翻译的准确性，是第三大挑战。
三、学术文本翻译的解决对策
学术文本的目的是探讨某一学科内最新的思想、视角和研究方法，以补充和启示相关研究做。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文学批评在国内处于文学研究的边缘，为让读者直面这股文学研究思潮，宜忠实地再现原文的语境，让读者在译文中移步，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具体对策如下：
1.表达形式：分明主次，综合呈现。原文的表达形式看似复杂，实则在真实文本并不罕见。“真实文本所呈现的特点并不局限于一种类型。”“也许议论性的文本类型可以通过叙述实现，也许指导性的文本会采用描写的形式，等等。”翻译此类文本时，要分辨出“其中一个目的是统领性的，而另一个目的是一种手段”。
在原文中，作者通过叙述交代论文集的由来，通过描写展示理论的发展脉络，又由议论引导读者阅读。换言之，议论是此文的统领性表达形式，而叙述和描写是辅助议论的手段。因此，翻译时需把议论确定为主要表达基调，领会作者使用叙述和描写的用意，注意文中转换的节点，将三种表达形式不失主次地综合呈现。
2.语句：信息为主，易读为辅。根据语言的功能，文本可分为三种类型：“信息型”、“表达型”和“呼唤型”。此篇《绪论》是“信息型”文本。翻译这类文本，“其目标是保证内容的不变，若转换过程中，信息保持完整，则可认为翻译是成功的”。其次，译著的目标读者是进行女性主义、生态学或文学批评的研究者或相关人员，他们对文本信息的关注是首要的。但《绪论》主要起介绍功能，除理论性外，也需兼顾易读性。
因此，笔者需以保证信息的传达为首要原则，不进行有损于原文逻辑的修饰与改动；在尽可能保持信息对等的前提下，再考虑译文的易读性与流畅性。
3.术语：语义溯源，统一管理。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术语的“单义性”和“稳定性”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首先去查明可能有的现存等价术语的情况”，“充分利用现存合理的等价术语”；术语的“理据性“要求译者采用语义溯源法，“术语的确定要符合其所代表的语义内涵理据，要确保其准确性”。
本项目术语涉及面广、语义专业，要求译者：首先，查阅国内已有的相关文献与术语词典、网络术语库等，对于已译介的术语，借鉴合理的现有译名；其次，对尚无等价语的术语，进行语义溯源，准确理解后，据其语义理据翻译，并与总项目负责人及其他翻译成员讨论，进行统一的术语管理。
四、翻译实例分析
1.表达形式实例。原文的开头，作者叙述了论文集汇编的缘起，语言简实，娓娓道来，并无学术著作的艰深晦涩，易于增加读者对本书的兴趣。因此，翻译时必须体现这种简实的叙述风格。例1：
原文：“When that proposal was denied， Gaard approached Patrick D. Murphy with several fine conference papers and the idea for a special issue of ISLE：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which Murphy had founded and was editing at the time.”
译文：在戈德的建议遭到否决后，她将其中几篇优秀的会议论文转交给了帕特里克・D・墨菲，建议在墨菲创办且时任主编的期刊《文学和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上刊登一期特刊。
在第三部分，作者追溯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历史，回顾其形成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用描写展现事件的具体细节和发展的波澜壮阔之势，翻译时须将这种态势在语气上表达出来。例2：
原文：“Since 1990 there has been an eruption of ecofeminist literary analysis. Although individuals have been working in this vein for decades， the majority of 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 is being practiced by younger academics who have received their degrees since 1990 and doctoral students who are building on the wealth of materials.”
译文：自1990年以来，生态女性主义的文学分析不断涌现。尽管个别学者在这一领域研究了数十年，但从事生态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主力军则是1990年以来获得学位的更年轻的学者和依靠丰富材料进行研究的博士生。
在第四部分，作者对各篇论文进行导读性评论，带领读者鸟瞰该论文集，是全文的精华，翻译时要呈现严谨凝练的论述风格。例3：
原文：“While ecofeminist theories and practices have developed and diversified in the twenty years following d’Eaubonne’s first book， her work remain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history of ecofeminism's Western articulation.”
译文：尽管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德・奥博纳的首部著作问世后的20多年中不断发展并日渐丰富，但其著作始终是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发展史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语句处理实例。对长句的处理，笔者采用“信息为主，易读为辅”的对策，力求最大程度地无损原文信息。下例中只将介词短语提前，并未对长句进行切分和重组，虽稍显冗长，但能更大程度地保留原文信息，使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离原文更近。例5：
原文：“Likewise， definitions of literature， its genres， and its canons that attempt to establish timeless universals by relying on a few male authors and ignoring the contextual， historical， thematic， and aesthetic dimensions of literary production can also be only distortions.”
译文：同样，通过依靠一些男性作者并忽略文学作品的语境、历史、主题和审美维度的方式，来对那些试图确立永恒而普遍适用的文学及其体裁和标准进行定义，也只能是曲解其意。
3.术语翻译实例。针对原文术语具涉及面广、涉及领域专业型强的特点，笔者采用语义溯源的方法。例6：
原文：“We can relate ecofeminist principles and interpretation to existing literary study by building on feminist attention to the concept of the “other”.”
此例中，“other”是一特定概念。根据语义溯源法，通过查阅，笔者发现，汉语中已经存在与“other”对应的等价术语――“他者”，与作者表达之意一致。因此，根据术语翻译的稳定性要求，笔者采用“他者”这一译名。
五、结论
本文是笔者对自身参与翻译项目的反思。该项目原文属于学术文本，表达形式多样，语句凝练，信息密集，术语频现。学术文本的目的和功能决定译者需采用“异化”的翻译策略。翻译文体学、术语翻译研究等应用型理论为本项目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方法启示。结合实例，本文认为翻译学术文本时，应对其表达形式进行主次分明的综合呈现，对其语句的处理以保留信息为主、照顾易读性为辅，对其术语翻译须采用语义溯源和统一管理的方法。
参考文献：
[1]冯志伟.现代术语学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
[2]Trosborg，Anna.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14.
[3]Trosborg，Anna.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17.
[4]Trosborg，Anna.Text Typology and Transla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2：14.
[5]Baker，Mona，and 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48，116.
[6]Baker，Mona，and Gabriela Saldanha.Routledge Encyclopedia of Translation Studies（Second edition）[M].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10：48，116.
[7]魏向清.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的术语属性[J].外语学刊，2010（6）：165.
[8]魏向清.人文社科术语翻译中的术语属性[J].外语学刊，2010（6）：166.
[9]Garrd，Greta，and Patrick D.Murphy.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1.
[10]Garrd，Greta，and Patrick D.Murphy.Ecofeminist Literary Criticism：Theory，Interpretation，Pedagogy[M].Urbana and Chicago：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8：5.
长久以来，西方古典音乐传统崇尚精英式的音乐制度，注重对伟大作曲家及其作品的记录和分析，对音乐的评价工作也由学术精英来承担，在此过程中，名不见经传的女性作曲家默默无闻，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在20世纪70年代整个史学界破旧立新的学术背景下，史学家将目光从上层转移到下层，普通群众的生活走进学术界的视野。与此同时，女性主义运动的崛起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女性学”，而有关女性史的研究亦成为女性主义学术研究的基础。
为还原音乐史的全貌，重现几千年间女性的音乐生活状态，美国一些接受过专业音乐学训练的女性学者尝试在传统音乐史研究之外建立新的女性音乐研究体系，这种研究以女性为中心，质疑音乐传统对以“伟大”男性作曲家、作品为代表的音乐史的过度关注，出现了最早一批以女性音乐家为主体的音乐史书籍，如卡罗尔·诺伊尔斯－贝茨（Carol Neuls－Bates）辑录的《音乐中的女性》（Women in Music： An Anthology of Source Readings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the Present，1982．1996）、珍妮·鲍尔斯（Jane Bowers）和朱蒂斯·梯克（Judith Tick）于1987年合编的编年史《女性音乐创作：西方艺术传统，1150—1950》（Women Making Music：The Western Art Tradition，1150—1950，1987）、1991年卡琳·彭德尔（K．Pendle）编辑的《女性音乐史》（Women and Music：a History，1991）以及西尔维亚·格利克曼（Sylvia Glickman）和玛莎·施莱费尔（Martha Furman Schleifer）于1996年编辑出版的《女性作曲家：跨越历史的音乐》（Women Composers： Music Through the Ages）等。
论文摘要：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
一、引言
意义问题自20世纪以来，一直是人文科学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其中，关于意义的生成、确立、解读以及意义的不确定性、多元性等问题的探讨与翻译研究密切相关（刘云虹,2002）。而在对翻译文本中意义的阐释过程中，现代阐释学与接受美学为意义的多层次、多角度彰显提供了理论立足点。
而本文重点探讨现代阐释学中伽达默尔的“视界融合”、接受美学中姚斯的“读者中心论”对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影响,并对其理论指导下文本意义话语空间的有力拓展。
二、当代女性主义翻译理论
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目的是，坚决反对在文学作品中将女性置于社会下层，并将翻译附属于文学的哲学传统。为此，女性主义必须探讨翻译是如何被“女性化”的过程，解构以结构主义为基础的传统译论以及构成其哲学基础的性别逻辑，因此对翻译的性别角色，对规定性的“忠实”伦理以及语言的功能和作用提出了质疑。女性主义认为原作在地位上等同译作，语言反映性别歧视的现实，并且强化了性别歧视，翻译不是一种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一种涉及到文化干涉和协调的创造性活动（张景华，2004）。 女性主义者对一系列翻译理论基本问题都有自己的阐释。概括起来，大致是：（1）翻译哲学：突破（传统翻译理论的）二元对立思维；（2）翻译标准：符合女性主义要求；（3）翻译目的：延展女性话语权；（4）翻译策略：尽量让女性在语言中显现；（5）翻译方法：以女性主义方式改写原文；（6）译者的地位：与作者平等；（7）译文与原文的关系：平等互补，等等（Simon, 1996: 1-38）。
三、“视界融合”与“读者中心论”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
“视界”（Horizon）可以译作视野、视阈、视界，意指“看”的区域，包括人从某个立足点出发所能看到的一切。伽达默尔从哲学上赋予了这个概念以新的含义。首先，视界的基础是历史性的：人如果不把他自身置于这种历史性的视界中，他就不能真正理解历史流传物，即历史文本的意义。其次更重要的是，视界不是封闭的和孤立的，而是在时间中进行交流的“场所”。因此，视界是不断地运动的，当这一视界与其他视界相遇、交融时，便形成了新的理解，这就是“视界融合”。所以他说：“人类此在的历史运动在于：它不具有任何绝对立足点限制，因而它也从不会具有一种真正封闭的视界。视界其实就是我们活动于其中并且与我们一切活动的东西。视界对于活动的人来说总是变化的。所以，一切人类生命由之生存的以及以传统形式而存在于那里的过去视界，总是已经处于运动之中了。”（伽达默尔：1999）这就是说，不仅我们现在的视界而且过去历史的视界都是开放的和变化的，它们处在一种视界融合的过程之中，于是过去和现在、主体和客体、自我与他者都融为了一体，构成了一个无限的、开放的统一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我们做出进一步具体的阐述，理解是以历史性的方式存在的，无论是理解的主体——理解者，还是理解的客体——文本，都是历史地存在的。两者都各自具有自己的视界。视界指的是理解的起点、角度和可能的前景。文本总是含有作者原作的视界，而理解者具有现今的具体时代氛围中形成的视者。两种视界之间存在着各种差距，这种由时间间距和历史情景变化引起的差距，是任何理解者都无法消除的。伽达默尔主张，应在理解过程中，将两种视界交融在一起，达到“视界融合”，从而使理解者和理解对象都超越原来的视界，达到一个全新的视界，视界融合的过程也是视界碰撞的过程，这一过程不是用一种视界代替另一种视界，而是必定同时包括两者的差异和交互作用（张德让，2001）。
女性主义使我们发现翻译是历史、文化、意义等各种差异碰撞和交锋的场所，我们将此理论应用到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阐释上，则可对女性主义翻译者的翻译观进行深刻细微的剖析。"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
接受美学确立了读者的中心地位。同英美新批评、巴黎结构主义的本文中心论相对，接受美学提出读者中心论。在他们看来，创作作品既非文学活动的终点，也非文学活动的目的。相反，作品总是为读者而创作，文学的唯一对象是读者。未被阅读的作品仅仅是一种“可能的存在”，只有在阅读过程中才能转化为“现实的存在”。姚斯指出，文学并不是一种“自在之物”，而是“为他之物”，因此，阅读活动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
也就是说，在作者—作品—读者的三角关系中，读者绝不仅仅是被动的部分，或者仅仅作出一种反应。相反，它自身就是历史的一个能动的构成。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必将走向死亡。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之中。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读者，作品才能在一代一代的接受之链上被丰富和充实、展示其价值和生命（姚斯，1987）。
四、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一）现代阐释学：“视界融合”拓展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在”视界融合”的理论下,接受者通过”期待视野”在阅读和诠释中,过滤掉自身不需要的东西,改造异文本中的某些因素,吸收其有用且能与自身价值观相结合的部分。译者原有“视阈”决定了他的“不见”与“洞见”，决定了他将另一种文化如何选择、如何切割，然后又决定了他如何对其认知和解释（乐黛云，1995：110）。
在女性主义翻译策略上，译者极力提倡“重写”（rewriting），要求对翻译文本进行以女性主义为价值取向的干预和改写，极大地拓展了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女性主义者一般通过三种翻译策略完成其“重写”过程：
第一是“补偿”（supplementing），指对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差异进行补充，在补偿过程中，译者基于自己性别立场或信仰对文本进行创造性的改写。第二是通过“前言”和“脚注”对文本进行干预。女性主义译者常用前言来解释原作的主旨，说明自己选材和翻译的目的，概括自己的翻译策略。第三是“劫持”（hijacking）或“挪用”（appropriation），指女性主义译者根据自己的喜好或主观意图，对文本中不符合女性主义的观点进行改写。
让伽达默尔的“视界”（“先见”）挑战我们的“视界”（“先见”），让我们与伽达默尔的文本在双方“视界融合”的游戏之中“忘乎所以”。这或许是我们对伽达默尔最好的纪念。
（二）接受美学：“读者中心论”奠定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文本意义的话语空间
读者阅读活动中所伴随的理解是将作品从静态的物质符号中解放出来，还原为鲜活生命的唯一可能的途径。译者作为读者在接受作品过程中的主观能动作用得到前所未有的肯定，从而在接受活动中居于中心地位（刘云虹，2002）；其对文学作品作出积极的反应及参与，并将其所理解文本的期待带给其他读者。使原文—译文的关系转化为作者—读者（译者）—读者（译文的读者）之间的互动存在。
“我的翻译实践是一项政治活动，目的是使语言替女人说话”（Gauvin, 1989:9)。女性主义翻译理论是让读者倾听到女性独立、自强的声音，让语言及作品起到积极地干预意义创造的作用，操纵文本，运用语言对文化，对受众进行干预。在这里，“读者中心论”的思想得到最有力的体现，“读者中心论”成为女性主义译者的理论基石之一。
五、结语
认知型的“镜”式的翻译取向是精神外向度的，及物的，它所力求实现的是对作为翻译对象的原文意义的符合，而主体性的“灯”式翻译则是精神内向度的，及心的，它所观照的是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亮原文的意义（刘华文，2002）。
女性主义翻译观打破了传统翻译观对意义阐释的封闭性与静止性，揭示出翻译活动并不是一种价值中立的立场上去操作的，译者积极地发挥他们的主观能动性，用译者自己的精神理念照向自己神秘而复杂的“精神国度”，通过翻译活动为争取女性的政治权利不懈地努力，提高了译者和译作的地位。
参考文献：
[1] Gauvin, L. Letters from an Other[M]. Trans. S. Lotbiniere-Harwood. Toronto: Women’s Press, 1989.
[2] Simon, Sherry. Gender in Translatio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he Politics of Transmission [M]. London: Routledge, 1996.
[3] 鲍晓兰.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评介[M].北京:三联书店,1995.
[4] 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M].夏镇平,宋建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
[5]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6] 蒋骁华.女性主义对翻译理论的影响[J].中国翻译, 2003,(4):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