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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经济学发展至今经历了规制公共利益理论、规制俘虏理论、规制经济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以及激励性规制理论五个阶段（周慧许长新，2006）。通过对其发展过程的研究，范合君等（2007）总结出西方规制经济学发展的特征，其中规制内容从经济性规制到社会性规制演进，规制手段从传统规制手段到激励性规制手段演进与渔业规制相关，特别是规制手段的变迁。传统的渔业规制没有改变过度捕捞的激励，而基于产权的渔业规制如可转让的个体配额（IndividualTransferableQuotas,ITQs）就是一个激励性的渔业规制。
2渔业规制目标
渔业政策目标包括两个方面：经济上的和环境上的。一方面，政府应该保证渔民获得应有的利润，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政府应该采取措施保护海洋环境，避免过度捕捞。在现实社会中，渔业资源是一种公共资源，它具有非排他性和可耗竭性的特点，随着捕捞者的增加，拥挤成本也会越来越大。渔业的这种开放获取的性质主要带来了以下问题：①经济上和生物经济上的无效率。与私有产权相比，开发获取导致付出较多的捕捞努力但是获得较少的收益。并且，高水平的捕捞努力使得生物经济学的均衡鱼存量低于最大持续产量。②过度捕捞。由于渔业几乎没有进入的技术障碍，因此人人都可以进入该部门。在这种情况下，渔民总是试图捕捞更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么做，别人也会这么做。这就产生了“捕捞竞赛，导致渔业资源的迅速减少甚至耗竭。
尽管有学者认为水产养殖是一个避免过度捕捞并且满足不断增加的对海产品需求的好方法，但是它也会带来一些环境问题。首先，发展水产养殖可能会毁坏海岸的地貌，破坏某些生物的栖息地。例如，在我国，许多红树因为水产养殖而遭到砍伐，而由此整个红树林生态系统也遭到了难以修复的破坏，这些损失难以弥补。另外，过多的水产养殖会降低水质，而修复水质，清洁沉积物也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因此，要解决渔业资源开放性获取所带来的无效率和过度捕捞，在经济与环境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不能仅仅靠用水产养殖业来代替渔业。政府必须通过一系列的管制措施来纠正开发获取带来的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实现渔业的可持续发展，这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渔业规制目标。
3主要渔业规制手段
根据渔业规制的经济学理论，渔业规制可以分为：产出控制（限额捕捞、个体配额）、投入控制（许可证制度、个体投入控制）和技术措施（休渔制）。
3.1渔业许可证制度和限额制度政府主要通过对控制渔船和捕鱼工具，发放许可证和捕捞限额来管理海洋渔业。从1989起，政府就开始对渔船的数量和它们的总功率进行控制，以此来限制捕捞力。限额由农业部分配到沿海各省。当地的渔业管理部门
负责根据配额控制渔船数量和功率。在我国，在已经实行限额制度的海域捕鱼或是捕捞已经对其捕捞数量进行限制的鱼种，捕捞者需要得到相关部门的同意。
为了更好的实施“双控”制，渔业许可证制度也开始实施了。
2002年的《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下简称《规定》）中将渔船分为三类：海洋大型捕捞渔船，主机功率大于或等于441千瓦；海洋小型渔船，主机功率小于44.1千瓦且船长不到12米；海洋中型渔船。各类渔船由不同的部门进行许可证的审批以及发放。大型拖网、围网，到我国与有关国家缔结协定的共同渔区、南沙、黄岩岛海域作业以及到特定渔业资源渔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作业的这三类渔船的许可证需由农业部进行审批，委托农业部各海区渔政监督管理局发放。远洋渔船的许可证由农业部审批发放，其它渔船的由地方部门进行审批发放。《规定》还指出使用期一年一上的捕捞许可证实行年审，公海渔业捕捞许可证年审期为两年。同时规定，我国的渔业捕捞许可禁止进行交易和转让。
1999年，政府宣布每年的总捕捞量应该实行“零增长”。在此之后的第二年，新修订的《渔业法》出台，宣布实行对捕捞量的配额管制。这种对产出的控制将某海域内的目标鱼种的最大捕捞量限定在与前一年大致相当的数量上。在图1中，我们可以看到从实施了“零增长”之后的2000年起，到2005年，总捕捞量基本保持在145万吨，增长率在0%处波动。
3.2休渔制休渔制既包括休渔期，也包括休渔海域。休渔制是在一段时期内在某个特定的海域禁止捕捞特定鱼种或是禁止使用特定的方式作业。休渔期一般是在夏季，因为夏季是海洋主要经济鱼类繁殖和幼鱼生长的重要时期，在该时期进行休渔，可以保护主要经济鱼种的亲体和幼鱼资源，使渔业资源得到修养生息。在80年代末，我国就开始实行休渔制度对特定的鱼种进行保护。①1981年，从4月1日到7月31日，北纬32°到34°，海岸线以东至东经122°30’海域禁止使用拖网作业。这主要是为了保护大黄鱼和黄花鱼。②自1988年起，渤海海域全面禁止拖网作业。③自1989年起，为了保护带鱼，从5月1日到6月30日禁止在带鱼产卵区（北纬28°30’到30°30’，海岸线到东经124°30’）作业。
全面的休渔期制度始于1995年，首先是对东海和黄海两大海域，1999年开始在我国其它海域实行。由于每年的环境、气候等情况不同，各年具体的休渔日期不尽相同，2003年农业部对休渔方案进行了调整，并强调所有海域定置作业休渔每年不得少于两个月，具体时间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定，并报农业部和所在海区渔政渔港监督管理局备案。所有休渔渔船必须在休渔时间开始前进港集中，休渔期间不得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点，不得从事加水、加冰、加油等活动。
4对我国主要渔业规制的评价
我国的渔业规制主要包括许可证制度、限额制度和休渔制度。但是，这三种制度都仅仅是在限制或是禁止，没有实施激励性的规制手段。有学者认为，在我国的捕捞限额制度还没有真正实施的情况下，捕捞许可证制度和休渔制度会导致“捕捞竞赛”，一方面“激励渔民在渔汛期为获得尽可能多的份额而激励竞争”，另一方面，“激励渔民通过各种手段增强或扩大其捕捞生产能力”。休渔结束以后，强大的捕捞压力和“捕捞竞赛”使其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在陈卫忠的研究中，也提到休渔制度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对海洋鱼类的数量恢复几乎无所作为。尽管如此，作者仍旧对我国的渔业规制持乐观的态度。王海峰等（2006）用带有虚拟变量的计量经济模型考查了“零增长”、休渔制度、“双控”制和加入WTO对海洋捕捞产量的影响。结果发现“零增长”、“双控”制和休渔制度影响显著，但是仍需要改进。其中，“双控”制度在投入控制方面的成果还不稳定。一方面因为它“没有控制机动渔船的吨位”；另一方面，“机动渔船的千瓦数也在临界值,随时可能超过合适的渔船千瓦数”。
总的说来，我国的渔业规制尚存在激励不足，效果不明显，不能有效地改变资源耗竭的状况。不过，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渔业的规制起步较晚，仍有很大的空间进行改进，相信通过更多更深入的研究，我国的渔业规制可以得到改进，渔业可以沿着可持续的道路发展。
【论文关键词】规制渔业中国可持续发展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海洋渔业的发展，随之带来的资源环境问题也变得日益严重。政府为了达到经济发展和坏境保护这两个主要的政策目标，实行了一系列的关于海洋渔业的规制。本文回顾了海洋渔业规制的相关文献，对我国主要的规制手段进行分析，最后对其进行简要的评价。
5参考文献
[1]宁方勇.规制经济学的理论综述[J].北方经济，2007，(1)：8-9
[2]张红凤.规制经济学的变迁[J].经济学动态，2005，(8)：72-77
[3]周慧，许长新.新规制经济学理论的发展[J].经济评论，2006，(2)：152-158
二、系统的组成
2.1水产品智能环境监测控制系统
水产品智能环境监测控制系统集成水质传感器、无线传感网、无线通信、嵌入式系统、自动控制等技术，可自动采集养殖水质参数，上报到智能平板终端及物联网云中心。并通过无线传输方式自动控制各继电器给给排水设备、增压泵、水温控制设备工作。
2.2水产品智能养殖管理系统
水产品智能养殖管理系统包含水产品养殖辅料管理、水产品管理及水产品出库管理。水产品养殖辅料管理主要针对饲料、药物的出入库、投饲进行登记。水产品管理主要通过在养殖池上放置RFID设备对鱼苗种类、数量、出入库等进行登记。水产品出库管理主要通过在水产品打捞网箱上放置RFID设备，读取并存储水产品出库时二维码条码信息。
2.3水产品加工管理系统
水产品加工管理系统主要分为入厂登记环节和出厂登记环节。对从养殖池运输来的水产品进行相关检疫并在电脑客户端软件上登记水产品来源信息，把信息通过RFID写入到挂钩上的RFID条形卡上，同时上传到云中心进行储存。待加工好后的水产品出厂时，对包装好后的成品进行称重，读取批发商的IC卡信息生成水产品质量安全信息追溯码并打印，在水产品包装上赋码，并上传到云中心进行储存。
2.4水产品冷链物流管理系统
水产品冷链物流管理系统主要通过在车辆运输中使用的水产品包装箱上放置RFID温度采集标签，通过无线网络手持式交易监管终端读取数据传输至物联网云中心。
2.5水产品交易零售系统
批发商对所批发的水产品进行零售时，利用智能溯源电子台秤上配置的手持式条码扫描枪扫描条码，打印出小票。
2.6水产品溯源查询系统
客户通过在销售商处购买水产品时拿到销售票据，登录查询追溯网站输入相应的追溯码可以查询到从水产品养殖生产到消费者购买为止的过程中的相关信息。
1上海市管辖海域内的海洋倾倒区及使用情况
目前，上海市管辖海域分布有5个正式倾倒区和1个临时倾倒区，分别为吴淞口北、鸭窝沙北、长江口1＃、长江口2＃、长江口3＃倾倒区和金山临时倾倒区，均为疏浚物倾倒区。其中吴淞口北、鸭窝沙北、长江口1＃倾倒区和金山临时倾倒区位于近岸海域。吴淞口北倾倒区，1990年4月批准，面积1．5km2，现为长江口海域使用最为频繁的倾倒区；鸭窝沙北倾倒区，1990年4月批准，面积0．79km2，水深10m，靠近长兴岛造船基地，近年来很少使用；长江口1＃倾倒区，2010年11月2日批准，面积0．5km2，年倾倒量1000万m3以内，日倾倒量控制在1万～3万m3以内；长江口2＃倾倒区，2010年11月2日批准，面积2．4km2，年倾倒量800万m3以内，日倾倒量控制在2．9万～1万m3以内；长江口3＃倾倒区，2010年11月2日批准，面积9．0km2，实行分区作业，采用轮流倾倒方式，年倾倒量2000万m3以内；金山临时倾倒区，2010年8月17日批准，面积为1．54km3，使用期限为3年，年倾倒量为60万m3，日最大倾倒量1万m3。各倾倒区位置见图1。通过对2009—2011年倾倒量统计，可以看出黄浦江港区、宝山港区、崇明岛的全部疏浚物和长兴岛、外高桥港区的大多数疏浚物都倾倒在吴淞口北倾倒区，这是因为吴淞口北倾倒区距各港区距离较近，且风浪较小，倾倒单位从节省运输成本和航行安全考虑，倾向于申请在此倾倒，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近岸倾倒区。2010年度鸭窝沙北倾倒区仅批准2个疏浚项目倾倒，2009年和2011年度没有使用，因其靠近长兴岛造船基地，为防止倾倒疏浚物对造船基地的不利影响，将逐步停止使用；长江口1＃、2＃、3＃倾倒区主要用于倾倒深水航道疏浚物，容量很大，长兴岛和外高桥港区也有部分疏浚物倾倒在长江口1＃倾倒区，但数量较少，2＃、3＃倾倒区尚无近岸疏浚物倾倒；金山临时倾倒区用于倾倒杭州湾北岸海洋工程建设和维护性疏浚产生的疏浚物，仅2011年度有1个维护性疏浚项目在此倾倒，使用很少。
2吴淞口北倾倒区的年度倾倒总量控制和长江口1＃倾倒区的倾倒量调配
吴淞口北倾倒区位于长江口南港北侧边滩一矩形区域，其北侧600m区域的水深在0m左右，已停止倾倒，南侧400m区域的水深从0～10m以上，向航道倾斜，南缘紧贴航道；在此倾倒的疏浚物除少部分以悬浮物形式直接扩散外，大部分直接滑入或被水流带入航道主槽［2］。吴淞口北倾倒区至今已使用20多年，倾倒量逐年上升，倾倒物常年累积必然会危及航道安全。因此，需对吴淞口北倾倒区进行年度倾倒总量控制，上海市海洋局根据近年吴淞口北倾倒区水深测量和倾倒量统计结果，初步确定吴淞口北倾倒区的年度倾倒总量控制在400万m3，超出的倾倒量将调配至长江口1＃倾倒区倾倒；同时，在审批过程中将外高桥和长兴岛的疏浚物调配至长江口1＃倾倒区倾倒，充分利用1＃倾倒区的容量并减轻吴淞口北倾倒区的压力。
疏浚物的资源化利用
上海海域面积在9000km2左右，拥有崇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九段沙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江口中华鲟自然保护区和金山三岛海洋生态自然保护区4个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上海海域又是重要的航运密集区，近岸海域已经很难选划大容量的海洋倾倒区；而远海选划倾倒区，倾倒单位将大幅增加航运成本和安全风险，还会导致不到指定倾倒区倾倒等违法行为的增多。疏浚物的倾倒会对海洋环境、海洋生物栖息繁殖和海洋资源利用产生较大影响。疏浚物的资源化利用无疑是其处理的最佳方式，将从根本上减少海洋倾倒量，减缓近岸倾倒区紧张的状况。疏浚物资源化利用需要给予政策支持，利用方式主要有如下3种。（1）制造填海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1］。通过疏浚物脱水和固化技术，提高脱水速度和效果，把疏浚泥迅速转化为填海材料和新型建筑材料，进行综合利用。上海市海洋局联合上海交通大学已开展了该项课题研究。（2）疏浚物吹填造陆。上海市已有成功案例，如横沙东滩圈围利用长江口深水航道建设产生的疏浚物，既提供了圈围工程泥沙来源，又解决了疏浚物的倾倒问题。（3）倾倒区泥沙的资源化利用。倾倒区的细颗粒淤泥被水流漂走，积累下大量优质泥沙，引导圈围工程建设单位利用倾倒区泥沙，既扩大了倾倒区容量，充分利用泥沙资源，又节省了建设资金，如近期上海市金山区一圈围工程将申请利用长江口1＃倾倒区的泥沙。
海洋倾废管理现状
上海市海洋局创新了三段式倾废管理新模式，即在许可证申请、生效和无效阶段（即许可证过期后）开展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事前监管主要是受理、审查申请资料，实地踏勘疏浚现场，调访业主核实疏浚区域的位置和面积、倾倒量、倾倒日期等信息；事中监管是在许可证有效期内，开展执法检查，查处伪造倾倒许可证、不到指定倾倒区倾倒、倾倒过程撒漏、倾倒建筑渣土等违法行为；事后监管是对许可证过期后继续倾倒或未经许可倾倒等违法行为的监督管理。
1主要倾倒单位
上海市从事海洋倾倒业务的单位主要有16家，其中规模较大的有10家。倾倒许可证多由倾倒单位根据业主委托向上海市海洋局申请，业主直接申请的很少。业主和倾倒单位都是海洋倾废管理的监管对象，但直接监管对象为倾倒单位。加强对倾倒单位的监管，引导其依法申请、依法倾倒，对于提高倾废管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倾倒申请材料存在的问题
申办倾倒许可证应向上海市海洋局提交的材料有：《废弃物海洋倾倒申请书》《申请海洋倾倒许可证告知承诺书》《疏浚区域浚前水深图》《疏浚物倾倒合同》和《疏浚物分析测试报告》。在受理、审批过程中，发现《疏浚区域浚前水深图》《疏浚物倾倒合同》和《疏浚物分析测试报告》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有：①部分倾倒单位提交的《疏浚区域浚前水深图》制作粗糙，存在疏浚区域或浚前水深未标注或标注不清等问题，根据水深图无法核算倾倒量。②部分项目的《疏浚物倾倒合同》为包年合同，包年合同未明确全年总倾倒量或每次施工的倾倒量，给倾倒量核实带来困难。③部分倾倒单位提供的《分析监测报告》为其他单位办理，存在互借现象，有的倾倒项目的疏浚物采样点选取过少，或不在疏浚范围内。另外，还存在着少数倾倒单位通过使用虚假申请资料少报倾倒量等问题。
3倾废管理改进措施
在倾废管理实践中，针对存在的问题，从受理审批和执法监督两个方面提出了以下改进措施。（1）上海市海洋局受理窗口应验明《疏浚物分析监测报告》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审批时应检查《疏浚物分析监测报告》的委托单位是否为该倾倒单位，采样地点是否在疏浚范围内，采样点个数是否满足技术规范要求。（2）《疏浚区域浚前水深图》应明确标注疏浚范围的长度、宽度、浚前水深、比例尺和绘制单位，能够根据图纸估算倾倒量；《疏浚物分析监测报告》的采样点需在水深图上标注；另外，倾倒单位还需提供加盖业主公章的《疏浚区域倾倒量计算表》。（3）上海市海洋局应对倾倒量存疑的项目进行复核，委托第三方测量疏浚面积和浚前、浚后水深，出具测量报告，核实倾倒单位申报的倾倒量。（4）申请时倾倒单位应提供《疏浚物倾倒合同》原件，合同中应明确倾倒量，受理时应检查合同原件与复印件是否一致。包年合同中若同一疏浚工程分两次或多次施工，应在第一次倾倒时申请整个工程和本次倾倒行动的倾倒量，以后分期疏浚时再申报每一期的倾倒量；待工程完工后，核实总申请倾倒量与各期倾倒量之和的差别，按实际倾倒量收取倾倒费。（5）在执法过程中，上海市海监总队根据《行政许可法》“谁审批谁监管”的原则，应明确与东海海监总队的职责划分，对查处的违法倾倒行为予以信息共享，以整合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执法能力。
海洋倾废记录仪的安装试点
对于部分倾倒单位存在的未经许可倾倒，未到指定倾倒区倾倒，倾倒过程沿途撒漏等违法行为，上海市海监总队因执法船舶、装备和人员不足，不能全天候执法，而倾废记录仪可以有效提高执法能力。经改进的倾废记录仪能够实时记录抛泥船舶的航迹、航速、航行时间、吃水深度等重要数据，并在发生疑似非法倾倒时发出警报，倾废仪记录的数据可与室内监控系统联网实时显示［3］。倾废仪在野外环境中具有较强的适应能力，不易损坏，稳定性较高，具有作为执法仪器的技术性能。上海市的倾倒单位尚未安装倾废记录仪，进行倾废记录仪的安装试点，是上海市海洋局2012年度的重要工作。目前，已选定了倾废记录仪的生产厂家和型号，将选定两家倾倒单位进行安装试点，积累倾废记录仪的使用管理经验，为推广应用做好技术准备。现阶段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倾废记录仪从技术上能够达到执法仪器的要求，但其安装的法律依据与记录数据的法律效力在现行倾废管理法律法规上尚无明确规定。安装试点阶段，倾废记录仪将不作为执法仪器。在上海市海洋环境保护法规的立法工作中，上海市海洋局将积极争取确定倾废记录仪的法律地位和记录数据的法律效力，为倾废记录仪的推广应用提供法律保障。
研究制订海洋倾废规范性文件
针对上海市尚未制定海洋倾废地方性法规的现状，为了提高海洋倾废管理水平，上海市海洋局依据现行法律法规和上海实际情况，拟从以下6个方面研究制订上海市海洋倾废规范性文件。
1明确海洋倾废、废弃物的定义
规范性文件中的“海洋倾废”是指由上海市海洋局受理、审批，利用船舶向上海市管辖海域指定海洋倾倒区倾倒三类废弃物及人体骨灰的行为。规范性文件中允许倾倒的“三类废弃物”仅指上海市内码头、航道、电厂取水口等疏浚产生的不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倾废管理条例》附件一和附件二的疏浚物；内河底泥、建筑渣土、工业废渣等不在允许倾倒范围之内。一直以来，为了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和航道安全，东海分局和上海市海洋局严禁向上海海域内的倾倒区倾倒建筑渣土等物质，但现行海洋法规中并无禁止倾倒建筑渣土等的规定。规范性文件将明确上海市海洋局受理、审批废弃物的定义，明确禁止倾倒建筑渣土等物质，填补执法依据的空白。
2倾倒区的管理
规范性文件将规定实行倾倒量核实、倾倒区容量评价、年度倾倒总量控制、倾倒区范围标志设置、倾倒区环境监测与保护、建设倾倒区作业监视系统等制度。对倾废管理法律法规未明确的内容进行细致补充，为开展倾倒区各项管理工作提供依据。
3倾倒许可证的申请、受理和审批
规范性文件将从申办倾倒许可证的责任主体、申请材料、受理决定、许可决定、审批时限、许可证变更（包括加船和延期）、倾倒费缴纳等方面进行细致规范，方便申请单位，提高受理、审批效率。
4疏浚物监测评价
规范性文件将规定疏浚物的委托监测、样品采集原则和监测标准。对监测单位的资质、采样点个数和监测费收取等进行规定。
5倾倒作业的监督管理
规范性文件将制订疏浚物装载核实、倾倒作业记录和报告、倾废记录仪安装使用和管理、倾倒作业公告、倾倒方量认定原则等条款，为海监执法提供法律依据。该规范性文件也将明确倾废记录仪的法律地位和记录数据的法律效力，规定倾废记录仪将作为执法仪器在倾倒船舶中推广使用。
6法律责任
2结果
2.1一般情况某化工企业2013年职业健康查体总人数3401人，其中男职工2334人，占总人数的68.6%,年龄20～60岁，平均39岁；女职工1067人，占总人数的31.4%，年龄20～50岁，平均35岁。心电图异常者532人，异常率15.64%。2.2心电图异常与年龄的关系接触有毒有害作业人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电图异常率也随之升高，以51～60岁心电图异常率最高，20～25岁异常率最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69.19，P<0.01），详见表1。2.3心电图异常与性别的关系男性心电图异常率17.27%，女性12.09%。男性心电图异常率明显高于女性，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4.87，P<0.01），详见表2。2.4心电图异常与接害工龄的关系心电图异常与接害工龄呈正相关关系，接害工龄越长心电图异常率越高，以接害工龄≥30年心电图异常率最高（31.5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2.08，P<0.01），详见表3。2.5心电图异常类型在3401名海洋化工作业人员中检出心电图异常者532例，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1）心律失常253例，其中窦性心动过缓120例，窦性心动过速89例，窦性心律不齐27例，早搏17例；（2）传导阻滞158例，其中完全或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112例，左前分支传导阻滞46例；（3）电轴左偏71例；（4）左室高电压20例；（5）ST-T波改变20例；（6）其他10例。各种异常心电图所占的构成比由高到低分别为心律失常47.56%，传导阻滞29.70%，电轴左偏13.35%，左室高电压3.76%，ST-T波改变3.76%，其他1.88%，详见表4。
3讨论
心电图异常改变虽然不是器质性心脏病，但如果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长期发展可影响心脏功能甚至引起心脏器质性改变。在有毒有害的特殊作业场所中，物理、化学和社会心理等多种因素可单独或联合、直接或间接作用于心血管系统，可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血管系统是职业危害因素作用的靶器官之一。因此，我们应对特殊作业场所中心电图异常改变予以重视，及时发现及时治疗。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心电图异常改变以心律失常和传导阻滞为主，占77.26%。心律失常以窦性心动过缓和窦性心动过速为主；传导阻滞中以完全或不完全性右束支传导阻滞为主，左前分支传导阻滞为次。心电图异常率与年龄和接害工龄呈正相关，男性明显高于女性，与其它文献报道有所不同[4-5]，分析可能与下列因素有关。
3.1该化工企业接触的化学物以窒息性和刺激性气体、有机化合物为主，化学物的品种较多较复杂；物理因素以粉尘、电焊烟尘和噪声为主。化学物对心脏的毒性作用分为三期：第一期为短暂的交感神经张力增高，表现为心动过速；第二期为较长时间的副交感神经张力增高，表现为窦性心动过缓和各种传导阻滞及ST-T改变；第三期为对心脏的直接毒作用，心脏复极的延迟，表现为间期的延长和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2]。该化工企业心电图异常改变的特点符合化学物对心脏的毒作用机理。物理因素如粉尘、噪声等，长期接触可引起植物神经功能紊乱，迷走神经兴奋性增高导致心动过速或过缓、心律不齐甚至心肌损害，外周血管阻力增加，血压升高，长此以往造成左心室高电压。
1.1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难得的发展机遇
发展海洋生态经济，拥有国家的政策支持，与环渤海区域发展战略相一致。一方面，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海洋经济，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创造了难得机遇。党的十报告明确指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建设海洋强国。国家海洋局指出要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坚持规划用海、集约用海、生态用海、科技用海和依法用海，推进海洋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提高海洋生态承载力，把海洋生态文明建设贯穿到海洋工作的全过程。另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实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随着京津冀一体化战略的加快实施，环渤海经济圈迅速崛起，对于天津来说，要充分发挥环渤海中心城市的作用，辐射和带动周边沿海地区的经济发展，全力构筑现代海上丝绸之路，这些都为天津海洋生态经济发展提供了空前的机遇。
1.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具有良好的发展基础
近年来，天津在探索生态循环经济发展的道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为全面发展海洋生态经济奠定了基础。例如，在汉沽建立了以北疆电厂为代表的国家循环经济试点，打造了集海水冷却、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海水化学资源提取、废物再利用为一体的循环经济产业链条，实现“五位一体”的良性循环，真正将海水“吃干榨净”。其中，一期和二期工程分别采取摊晒制盐和工厂化真空制盐的方式进行，对浓海水进行综合利用，在有效避免浓海水直接排海而造成生态破坏的同时，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另如，天津临港经济区作为国家级循环经济示范区，规划建设按照远近结合、长短结合原则，集约节约利用岸线资源，形成了产业聚集，在发展特色产业的同时更加注重生态建设，目前已建成了具有生态修复和污水处理功能的临港生态湿地公园，据统计每天可对1.75×104t污水进行生态净化，并将其全部作为景观用水，实现了污水“零”排放。
2天津市发展海洋生态经济的主要路径
进入21世纪，随着海洋开发热潮的不断掀起，作为沿海超大型城市的天津，也在不断探寻海洋经济发展的捷径，坚持海洋开发与保护并重，协调海洋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平衡，由此可见，在天津海洋经济发展中引入生态模式，已是大势所趋。按照海岸带不同区域，有针对性地打造特色鲜明的海洋生态经济体系。
2.1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下带———浅海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水增养殖业、海洋捕捞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其生态经济模式主要体现在这三个产业各自内部的节能减排方面。例如海水增养殖业的生态经济模式，其本质是遵循生态学原理，利用海洋生态系统的食物链和共生关系，形成鱼虾贝藻立体多元养殖体系，目的是增加有益成分，减少物质残留，减少海水污染，目前主要有贝藻套养、轮养、循环水养殖、立体化养殖等模式。同时，积极研究高效、低污染的规模化养殖模式，推广无公害养殖，包括养殖水域水质监测，养殖生物疫病测报防治，技术示范基地建设和技术服务网络建设等，降低养殖的技术风险。此外，以投资规模大、技术含量高为方向，适时建立沿海养殖基地、海水产品开发基地等平台，促进海水养殖业向基地化、规模化发展。
2.2在潮间带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间带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盐业、滨海旅游业、海水利用业，其中循环产业链主要有海水综合利用产业链条。一直以来，天津是我国水资源较为短缺的沿海城市之一，近年来随着沿海大开发战略的加快实施，临海工业用水量进一步加大，进而造成淡水紧缺的形势更加严峻。因此，应提高海水利用率，特别是在电力、钢铁、化工等行业增大海水利用量。近年来在电厂中，天津市广泛采用了热电联产方式，已经有了较大突破，首先利用海水作为直流冷却用水，尔后对海水进行淡化处理，并将淡化水用于供热，同时还可将淡化后的浓海水进行制盐，进而提取海水中的化学资源，延伸了产业链，由此构建了高效的海水综合利用产业循环链，与传统热电分产相比，此产业链提高了能源利用率，形成了一种高效的生产方式。
2.3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海洋生态经济
在潮上带———陆地区域发展的海洋产业，主要有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化工业、海洋装备制造业等产业，它们均是对环境污染较大的产业，且地处沿海地区，致使废水、废气、废渣的产生严重威胁着海岸带生态系统。因此，对于此地区的产业，要发展生态经济模式，关键在于控制废弃物的产生量和排放量，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一是，提高对废弃物的利用率，由于产业链条较长，可通过生态工业园区模式发展，重点建设废物代谢链条，在产业内部、产业之间建立有机联系；二是，要减少废弃物的排放，首先是从源头上降低废弃物的产生量，通过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大力开展清洁生产，同时要在生产过程中的每个环节进行严格控制，有效降低废弃物产生的可能性。总体看，要从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到废弃物的循环利用等多方面入手，着力打造海洋生态经济产业链。
在悠久的时空长河中，海洋体育文化不仅契合在海洋文化的成长、变迁、转型以及现代化等过程，形成并传播自身的文化特质，也在体育历史和文化发展、交流中具有独特功能和重要作用。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具有文化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上的重要理论价值。通过查阅和分析现有资料，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学术文献仅有9篇，也没有检索到以海洋体育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硕士论文、博士论文，研究的数量和质量远远落后于海洋体育的发展。而且，关于海洋体育文化的研究多属于静态的理论分析，鲜有从文化的变迁、传播、冲突、重构等动态视角上的研究。对海洋体育文化的这种研究状况既不符合海洋体育在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位置，也难以体现海洋体育文化在休闲时代中的社会需求。因此，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规律，能够填补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研究的空白。
1.2有利于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发展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海洋体育运动，形成了具有民族特色、地域特色和人文特色的海洋体育文化。随着社会生产力、地理环境的不断变迁，海洋体育文化经过不断的传播、碰撞、冲突、调适、融合，形成了具有鲜明文化符号和要素、独特文化特质和功能的体育文化。现代海洋体育文化的转型发展和现代化，需要切实传承传统海洋体育文化。基于这一追求，我们需要沿着历史与地理的时空，在纵向维度上追寻海洋体育文化演进的脉络，深描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特点，在横向维度上剖析海洋体育文化与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系统的互动关系，掌握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动力机制，从而有利于把握海洋体育文化发展趋势，驾驭海洋体育文化变迁的规律，更好的传承海洋体育文化，奠定海洋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基础。同时，在当今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我们的体育文化亦应百花齐放。海洋体育文化是体育文化中具有鲜明特色的开放型文化，这种海洋文明产生的文化与农耕文明、大河文明产生的体育文化恰好可以互相借鉴、相得益彰。因此，海洋体育文化更好的传承和发展、壮大和完善，不仅可以发挥海洋体育文化的社会价值、经济价值以及塑造人的价值，还可以在体育文化中彰显来自海洋特质的文化特色，推动体育文化多样性的持续发展。
1.3对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的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海洋体育立足万里海疆，以身体活动融入海洋自然和社会环境，为人们提供挑战自我、娱乐休闲、强身健体等方面的需求，这促进了海洋体育的快速发展。作为人类创造的独特运动，海洋体育无论是从当下发展模式，还是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都不能忽视文化因素在海洋体育持续发展中的作用。现实中一些滨海地区盲目开发海洋体育资源，机械设计一些诸如应时应景的海洋体育主题公园，刻板推出了海洋体育品牌。但由于缺少了文化环境的营造和文化价值的引导，缺乏海洋文化机制的支持和推动，急功近利，后劲不足，往往造成人财物的浪费，更重要的是使其失去了时展机遇。因此，通过研究海洋体育文化的变迁，能够了解海洋体育的发展特点，全面认识海洋体育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的互动机制，掌握海洋体育传播的方式和方法。这对于推动海洋体育，繁荣海洋体育文化，推动海洋体育与海洋体育文化的联通和互动，促进现代海洋体育运动健康持续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操作技能不够系统扎实，技术力量薄弱高校综合发展的同时，对人才的渴求与日俱增，但对实验技术人员队伍的建设补充则相对滞后。招聘方法单一，专业跨度宽泛，后期培养不足。由于长期以来存在的偏见，“重使用、轻培养”使得实验技术人员的劳动得不到公正的评价，对新上岗的实验人员往往缺乏必要的岗前培训，造成实验技术人员数量不足、素质良莠不齐、理论知识缺乏、操作能力相对较差等问题。而长期以简单粗暴的方式使用和管理仪器，一旦仪器发生故障，又无法及时排查处理，只能依靠专业的维修人员上门服务，这将严重影响教学和科研的正常进度。
3.使用机时集中，购买重复部分大型仪器使用时间集中，而实验操作课程仅设置一个学期，无法满足多数仪器正常运行的基本时间要求，而仪器的日常维护又往往被忽略，这对于海洋仪器是严重的耗损。此外高校间或其内部盲目攀比硬件建设，缺乏经济责任意识，导致仪器重复购买，而单纯数量的增多，仪器的功能开发和改造升级工作没有开展起来，造成国有资产浪费严重。4.日常维护不勤，维修费不足仪器的日常检查是保障仪器设备正常运行的重要手段。不重视仪器设备的日常运行检查，用前没有充分准备，用后没有及时保养，长此以往将造成仪器的故障和老化，而当地仪器公司无法维修的进口仪器还需送回国外原厂处理，路途远，周期长，费用较高，这对于仪器费用大量用于前期购置而后续的维修部分预留资金不足的高校来说，维修时就显得捉襟见肘，甚至放置不理，最终不了了之，大大缩短了仪器的使用寿命，耗费了宝贵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二、创新仪器管理办法的尝试
1.优化管理制度，逐级把关负责1984年国家教委颁布《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1997年天津市教委依据天津市高校实际情况，制定了《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大型精密贵重仪器管理暂行办法》（津教委高[1997]50号）；2000年教育部修订出台《高等学校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教高[2000]9号）；2009年天津市教委制订了《天津市普通高等学校贵重仪器设备共享平台管理办法》（津教委高[2009]42号）；2012年我校依据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要求及我校现有仪器设备使用情况，在原管理办法基础上做了较大修订，最终印发了《天津科技大学仪器设备管理办法》（津科大实设[2012]7号）。逐渐形成了大型仪器分级管理，逐级把关负责的局面。学校对大型仪器的管理工作细致入微，对设备的论证申请、招标采购、到货验收、专人保管、日常使用、维修记录、调剂报废等环节严格把关，确保物尽其用。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定期举行大型仪器研讨会培训，积极组织实验技术人员参加实验室安全知识竞赛。每年组织专家在全校范围内抽查价值超过10万元的大型仪器；40万以上的大型仪器则是每年必查。海洋学院依据上述要求制定规范海洋技术专业海洋调查实验室的管理细则，包括《实验室安全提示》《实验室岗位职责》《实验室设备管理制度》和《实验室学生实验守则》。细则明确了专业教师、科研人员、实验员和学生的分工职责，并配有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人员培训，解答相关技术问题。执行海洋仪器使用登记制度，各种仪器的使用操作规程和安全防范措施张贴于实验室的明显位置。海洋仪器数据库管理系统的研发也为仪器高效管理提供了必备的条件。配合国家科技项目的计划要求，该专业相关师生每年均有3-4次的出海航次。2011年累计出海43天，2012年54天，2013年104天，2014年截至目前已进行52天，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是由于还存在同一时段不同海域的同时作业现象，对于高质量海洋仪器的需求量正逐渐增大。对于现有仪器充分利用，目前已完成出海航次报告数十份，发表中英文期刊论文数篇。
2.落实仪器专人负责制研发海洋仪器的基本目标是操作简易、稳固安全、精密可靠，但因设计要求较高、配件较精密、价格较昂贵，故操作必须认真谨慎。特别是海洋仪器在日常的维护中需注意锈蚀问题，主要传感器探头的锈蚀意味着仪器某项关键海洋要素的观测功能失灵，锁链和仪器架子的生锈可能造成海洋作业时的整个仪器丢失。要使仪器保养良好和发挥正常的使用效益，建立仪器使用者和管理人负责制是极为重要的。实验仪器经验收后都需贴上管理标签，并填上管理负责人姓名，每个海洋仪器建立独立的信息卡片和完整的使用维护档案。仪器管理负责人不仅要熟悉该仪器的各种操作程序和维护保养要求，还要兼任该仪器的实验教学工作和申请使用仪器的教师等人员的培训工作，做到仪器的全程追踪。仪器使用人负责仪器在使用期间的各项工作，做到详细记录使用情况，包括故障说明及原因，以及相应出海技术报告的撰写。依托物理海洋学学科建设和多项国家级项目计划，专业配套的海洋仪器主要是物理性质方面的水文观测仪器。招标购置仪器的生产厂商大多为国际著名海洋仪器公司，如挪威Nortek公司、加拿大RBR仪器有限公司、美国TeledyneRD仪器公司、德国Sea&SunTechnology公司、法国IXSEA公司等。不同公司的仪器操作方法和适用范围均不相同，须严格掌握操作规程。我专业海洋调查实验室管理细则中要求专人（专业研究方向相关）负责仪器，包括对航次前出海人员和新进组的研究生进行操作培训，做到传帮带，增加了研究生动手实践作业的能力，为日后从事海洋观测方面的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虽然在海洋旅游资源的污染损害过程中它们产生影响的程度不尽相同，但都使海洋旅游资源的美观度和可再生性受到破坏，不利于海洋旅游的持续发展．在海洋旅游研究中，有学者采用两层次定量评价法［4］对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情况进行评价，发现产生污染损害的原因既有自然因素引起的，更多是人为造成的．新罕布什尔大学的自然资源教授安德鲁•罗森堡(2008)表示，人类不能再独立看待捕捞、沿海湿地流失或污染问题，在很多情况下，人为影响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重叠，需要全面控制人为因素的影响来保护海洋环境．由此可见，在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的控制过程中，应该重视人为破坏方面的重点治理和预防［5］．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影响因素，从自然和人为两大因素剖析了造成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的主要原因，自然因素在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产生过程中有一定的影响，大多属于不可抗力因素，不能阻止或控制其发生，但人为因素方面可以通过海洋旅游及相关海洋行业采取措施减少对海洋旅游资源产生的破坏，合理科学地利用海洋旅游资源．
海洋旅游资源污染损害控制的相关研究
对外经贸交流方面，近年来涌现出很多研究成果。如晁中辰对明初封建专制的强化与实行海禁的原因、措施、朝贡贸易关系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论述;①王慕民从区域史的角度出发，对明初海禁政策下浙江与日本、朝鲜等国的交往、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等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②陈炎对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发展及由此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展开了充分的研究探讨;③此外部分学者从海外贸易的视角出发，对海禁政策下我国对外贸易的状况进行了综合性的研究论述。④宋正海则从科技文化发展的角度，考察海洋文化。⑤此外作为系列丛书，江西高校出版社自1998年开始至2007年陆续出版了《海洋与中国丛书》，从海洋观、渔业、渔民、信仰、贸易、经济、海港、移民等领域阐述了海洋与中国、世界的关系。日本由于其地理位置的关系，对海洋文化的研究起步较早。在二战前便开始进行朱印船贸易史等方面的研究。①1970年代开始，日本史研究逐步克服国别史的约束，在历史研究中导入对外关系、地域研究、周边海域的视点。②1990年代以来，超越国家范畴的地域史日益受到日本学界的青睐，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东海海域”乃至包括印度洋在内的亚洲海域整体成为研究对象，③掀起了海域研究的热潮。在海上贸易体系方面，滨下武志的《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④以西方近代化体系的视角考察东亚内部的体系，指出亚洲区域内各地通过朝贡体系建立起了自律性内在联系。之后日本学者提出了“亚洲间贸易圈”概念，⑤强调近代世界体系中亚洲的相对独立性和近代东亚地区网络重构等问题。在东海海域研究中，除了宏观体系研究外，基于区域视角的研究也较为丰富。如松浦章以明清时代的东海海域世界为研究对象，对以中国帆船为媒介的文化交流作了考察论述，指出这种以跨越海洋为条件的文化交流是东亚航海史上的一笔重要财富。⑥此外还有关于朝贡、贸易、倭寇、华侨等方面的研究。⑦日本关于海域交流方面的研究成果非常丰富，摆脱了过去传统的以陆路视角研究海域的方法，注重从海域的视角反观各大陆之间的交流，为研究海洋文化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值得借鉴。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日本的海域研究还没有完全超越意识领域中的“国家感情”⑧。日本海域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探明日本文化的根源，确立日本国家文化认同。对包括中国、韩国在内的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和比较研究，也是为这一目的服务的。尽管海域研究的视角扩大到整个亚洲海域，其研究依然是以日本为中心展开。通过突出海域交流的重要性，有意识地淡化中国在东海海域的影响力，以便突出日本在东海海域的主导地位。这就无法正确把握以海域为中心的东海海域文化交流的历史。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相似的遭遇，经历了从海上贸易强国到闭关锁国、空岛再到海洋开发的历程。从1990年代开始，韩国学界关注海洋史的研究。其出发点包含着将闭塞、消极的韩国史认识转换为开放、进取的韩国史认识的目的。⑨因此韩国海洋史研究主要着眼于韩国国内，以国别史的形式进行。海洋史研究批评过去以陆地史观观察社会的片面性，强调海洋的重要性，以海洋的视角重新认识韩国史。代表性的著作有尹明哲《韩国海洋史》、姜凤龙《刻在海里的韩国史》等。瑏瑠在海上贸易方面，曾经主导东亚海上贸易的新罗时期商人张保皋的事迹成为研究的中心，进行多次中韩国际学术会议，并出版有科普、学术等方面的多部著作。瑏瑡此外，宋与高丽的贸易及商人的性格问题、海上交通航线、漂流方面的研究也较为活跃。①韩国海洋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并不是很多。从研究的内容来看，主要侧重于重新探讨与海洋有关的历史事件、贸易活动、英雄人物，重塑与海洋有关的事件或人物形象。通过以海洋史为中心的韩国史的重塑，突出韩国在东亚地区的历史地位，以史为鉴，实现海上强国之梦。曾经活跃于东海海域垄断海上贸易的张保皋自然而然成为韩国海洋史研究的重点之一。由于这种定位，导致韩国海洋史研究在强调海洋史的国际性、开放性、外向性，扩大人们对韩国史视野的同时，其研究内容却局限在一国史观的框架内，无法从东海海域的视角反观韩国海洋史。出于对传统一国史观的反思，中日韩三国海洋史研究导入海洋的视角，在扩大研究范围的同时，试图突破一国史观的界限，重新认识历史。亚洲贸易圈等基于海洋视角的理论，扩大了人们观察历史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西方史观的约束，重新认识亚洲历史。从海洋反观东亚历史的视角，需要得到进一步的深化。然而，海洋史研究还未能摆脱一国史观的影响，“国家感情”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海洋史研究。
二、海洋文化研究动向
中国通行的海洋文化的定义:海洋文化，是有关海洋的文化，是人类缘于海洋而生成的精神的、行为的、社会的和物质的文明化生活内涵。海洋文化的本质，是人类与海洋的互动关系及其产物。②韩国学者则从空间概念出发提出了更加细化的海洋?岛屿文化概念。指出海洋文化是关注海的空间性的概念，岛屿文化是关注岛或岛的空间性的概念，另外还有海陆相交的滨海地区的沿岸文化。这些概念都是与海有关的文化，在空间上又有所不同，可根据议论的具体对象，使用不同的概念。③日本学者则指出东海海域内各地居民拥有共同的东海基层文化，提出东亚地中海海域文化的概念。④各地学者所给出的定义和概念出发点不同，但都是围绕着海洋与人的生活展开的。海洋文化是人类在适应海洋环境过程中生成的文化。包括人与物的往来、渔业文化、海洋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内容。海洋文化的研究不仅需要宏观领域海洋史方面的研究，还需要海洋人类学、水中考古、生态学等多学科的综合研究。国内关于海洋文化的研究主要是从文化交流和民间信仰、民俗角度进行的。海上文化交流方面的论著主要以论文集的形式出版。曲金良主编的《中国海洋文化研究》系列丛书目前已出版6卷，从东北亚海上交流的角度探讨中国海洋文化;关注地区海洋文化研究的有《福建海洋文化研究》、《舟山群岛海洋文化论》等;⑤中韩海上交流方面，浙江大学韩国研究所出版了一系列的专著与论文集。⑥在海洋文化研究中，民俗、民间信仰研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出版有众多研究成果。如《中国民间海洋信仰与祭海文化研究》①涉及地域与海神崇拜、妈祖信仰与流传、祭海习俗、仪式与传统、祭海文化资源、多元性与综合利用等多方面内容。区域性民俗研究成果也较为丰富，出版有反映东海、山东、浙江等地海洋民俗的研究成果，有助于理解各地海洋民俗文化。②海洋信仰方面，以妈祖信仰为中心，发表有大量的前期研究成果。此外也有部分零星的关于东亚海神比较、地方海洋民间信仰方面的研究。③日本作为一个海岛国家，海洋文化是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海洋考察日本文化成为文化研究的热点之一。《从海上看到的日本文化》、《海与列岛文化》等研究关注海与日本文化的密切关系，从海洋的角度解析日本文化。④在日本海洋文化的研究中更侧重的是作为海洋文化主体的海民及海洋生活本身。家族与亲族组织、社会结构、民间信仰等人类学研究方法同样在渔村田野调查中得到重视和应用。此外，考察渔民社会性格及文化的海洋人类学自1970年代以来得到了普及。⑤海洋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渔业技术、信仰传承、渔民三个领域，内容细分为鱼类分布、渔捞组织、渔业权、渔村、渔民信仰、渔业打捞方法、渔具、渔村民俗等方面的调查与研究，研究成果也非常丰富。⑥韩国海洋文化研究中较为活跃的是以岛屿为中心的研究。研究内容集中在民俗文化、信仰、文化生态、渔业等方面。韩国海洋民俗研究的主要对象是韩国渔村，在对渔村进行民俗调查的基础上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论述。⑦个案研究以民俗信仰为中心展开，研究内容主要关注作为共同体信仰的民间信仰形态、作用等问题。⑧木浦大学岛屿文化研究院从2001年起出版岛屿海洋学术丛书，到2012年底已出版25部专著，内容涵盖了渔捞、民俗、海洋史等方方面面，成为最具代表性的韩国海洋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⑨韩国代表性的海洋文化方面学术杂志有济州岛大学的《耽罗文化》和木浦大学的《岛屿文化》。中日韩三国以民俗、民间信仰为中心的海洋文化研究，通过实地田野调查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在传统的渔业生产、生活方式及渔村日益消失的情况下，有必要进一步进行抢救性的调查研究。在海洋文化的比较研究中，日韩两国由于地理位置相近，建交较早，早在1970年代开始进行学术交流与调查比较研究。日韩比较研究主要考察民俗与信仰的相似之处。渔捞民俗方面的研究主要以渔捞信仰为中心展开，包括船神信仰、海岛堂祭等方面的内容。瑏瑠此外韩国西南海域、济州岛与日本冲绳地区文化方面的相似性受到学界重视，成为比较研究的热点之一，出版有众多的研究成果。①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主要是以观音信仰、妈祖信仰为中心展开，探讨海神信仰在东海海域的交流与传播问题。②在中日、中韩比较研究中，日韩学界往往以舟山作为研究的切入点。舟山作为东海文化交流的中心，成为中日韩学者开展共同调查研究、举办国际学术会议的典型研究对象。③对舟山地区的关注，反映出其在东亚海洋文化交流与传播中的重要地位。舟山的重要性体现在所处的优越地理位置与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中国大陆先进文化与东海海洋文化接触与交流的中间节点。随着比较研究的深入，日本学界提出了东海海洋文化圈等理念，④成为推进中日韩三国共同合作研究的新的视角。如日本庆应义塾大学组织“东方地中海基层文化研究”(2011－2012年)项目，组成由中日韩三国学者构成的共同研究队伍，对中国泉州—厦门—台海地区、日本冲绳—九州地区、韩国全罗道—济州岛地区的民俗与信仰进行人类学、民俗学方面的比较研究。在探讨东海海域相通的基层文化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三、东海海洋文化的再认识
随着中日韩三国东海海域研究与交流的深入开展，区域研究与比较研究的理念成为学界的共识。东海海域研究视角也从传统的由大陆观察海洋的视角，转向立足于东海海域，从海域反观沿岸国家与地区的文化交流的视角。研究视角的转换，需要对东海海域的定位、交流主体、文化传播与共有等方面有一个清晰的认识，以便能够较为客观地看待东海海洋文化。第一，东海海域的定位问题。在封建王朝时期，从各中央王朝的角度考虑，东海海域是一个边缘地带，中央权力对东海海域往往鞭长莫及，权力无法到达海域的岛屿部。于是从山东半岛南下到朝鲜半岛、济州岛、日本群岛、冲绳群岛、台湾岛，再到浙江省的东海海域的岛屿部形成了所谓“倭寇的世界”⑤。各王朝中央政治支配权力的薄弱与海路交往，使东海海域形成了以海洋链接起来的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但是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阻碍了海域世界的交流。民族国家政治权利渗透到东海各岛屿，民族国家意识得到增强，国民文化逐步取代了传统地域文化的主导位置。东海海域相互关联的整体世界随着中央权力的加强而被分割隶属于各个民族国家范畴之内。第二，交流主体问题。海域交流的主体是包括海商、无国界边民在内的生活在海域里的海洋居民。除了国与国之间的交流之外，应重视这些处在社会基层的民众的社会史，全面理解东海海域的文化交流与文化资源。以明代东海海域的交流情况来看，明朝在东亚社会占据绝对的优势和中心地位。然而海禁政策的实施导致海域交流的边缘化。正常的贸易关系受到明朝中央政权的打压，转向走私贸易。走私贸易在各地地方势力的保护下得到了繁荣发展。来自中国、琉球、日本、朝鲜、葡萄牙、荷兰等地的边民活跃在东海海域，成为海域文化交流的主体。第三，文化的传播与交流。海域世界通过大海将各地联系在一起，形成密集的交通网络。宽松自由的政治环境，使东海海域各个岛屿在文化传承上具有相对的自律性。丰富的外来文化随着海路交通网络持续流入，并与当地文化交融，形成了既有共性又富有自身特色的海洋文化。东海海域居民共有着关于海的基本知识(如海流、季风、鱼群走向等)，①在民间信仰、海上共同作业、劳动分工、生活习俗等生活方式方面具有诸多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除了以海为生的生态知识之外，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传承起到了积极作用。来自各地、操持着不同语言的海域民众是通过海域世界共有的文化背景进行交流与沟通的。这一点对海洋文化研究，促进当代东亚地区海域交流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在传统东海海域世界，中国大陆的先进文化不断通过海路传播到东海海域世界，在与海域世界原有文化的交融过程中，形成了地域特色浓厚的海洋文化。
1．2全球OSV现状载至2014年4月，全球共有AHTS2885艘，PSV1935艘。在AHTS中，功率在5000～10000BHP的较多，占总数的49．8%;10000BHP以上的船属于紧缺船型，占总数的18．9%。PSV中，1000～2000载重吨、3000～4000载重吨为主力船型，5000载重吨以上的PSV近年增长速度很快。从表1～表2数据可知，未来3a全球AHTS新增订单186艘，PSV新增订单432艘，同比增长7．7%和38．2%［4］。
2OSV市场分析
2．1OSV市场相较传统航运市场的投资回报优势OSV市场最直观的表现是其造价与租金的比值，能明了地反映出资金回报速率，图4为AHTS(7000～12000BHP，2010年8月起为13000～18000BHP)，PSV与传统航运市场的阿芙拉型油船、VLCC(31．5万～32万吨级，2003—2008年为30万吨级)和好望角型散货船(17万吨级散货船)、巴拿马型散货船、超巴拿马型集装箱船的类比。从图4中可以看出，如果不考虑船舶的固定营运成本，AHTS和PSV的投资回报比率居于前列，年投资回报率在24%左右。因此在当期市场下，OSV有着明显的投资回报优势。
2．2OSV投资方式的选择船舶的投资方式一般有新造船、期租船、光租船、租购4种。1)新造船适合资本型企业和在海工领域经验丰富的船舶所有人，其具备较强的资金和抗风险能力。对于初入该市场的航运企业，不建议采用该投资策略。2)期租船方式更受船舶营运类租家的青睐，但这类企业必须具有成熟可靠的营运经验，有自己的市场地位，能灵活掌握市场动态。3)光租船、租购的形式对投资者的要求最低，只要有一定的融资能力即可实施，适合新入场的投资者，其船舶管理交由专业的船管公司管理，市场则由业务区域的负责，但因其主要采用托管形式，因此要注意风险的管控，做好各项风险预案。
2．3OSV风险管控分析
2．3．1船舶营运风险管控OSV之所以能够一直保持较高的投资回报率，某种程度上与其营运风险分不开。OSV的作业区域气候恶劣、水文复杂，其起抛锚作业、提油辅助作业、装卸作业等都是高风险作业，因此船舶所有人通常直接委托业内专业的船舶管理机构管理，将管理风险转移。此外，船舶所有人也有必要做好船舶各项保险的安排，以对冲船舶营运中所遭受到的损失。
2．3．2资金风险的管控由于光租、租购的投资方式对入场者的要求较低，因此未来几年可能会有许多投机者进入。为避免投资风险，投资者会非常关注二手船交易动态。掌握二手船价格特性，选择合适船龄或合适船型，必要时安全退出，也是船舶所有人采用的风险防范方式。
3OSV投资决策指标研究
3．1OSV需求供给关系(比率)OSV市场并非孤立的市场，其供需关系(见图5)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工钻井平台的数量。假设2007—2008年度为供求平衡年度(基准年度)，则OSV数量与海工平台总量的比率为3．37:1，详见表3。在未来的3a，至少有30%的AHTS和22%的PSV会因船龄过大而被淘汰。从表3中可以看出，2008—2011年OSV船队经历了一轮高增长，且由于钻井平台数量有限，其比率上升较为明显。但自2014年开始，因为船队不断更新及钻井平台数量显著增加，其OSV总量与钻井平台的比率下降，表示OSV近几年的需求量将重新趋于上升。
3．2OSV租金费率
3．2．1区域因素OSV租金水平受地域因素的影响较大。［8］表4为欧洲北海日租金率，2014年4个月的AHTS(L)日租金均值36825美元，AHTS(VL)日租金均值64500美元，都超过去年;PSV船型:2014年4个月的租金水平基本与2013年持平。与东南亚地区租金相比，北海地区租金处于明显高位，但东南亚的船舶管理费用等各项成本支出较北海地区低很多。
3．2．2船型因素OSV的租金水平基本和船舶尺寸呈正相关关系，2006年、2007年是OSV市场最好年份，经过一段时间的震荡调整，租金水平基本稳定，其中10000～12000BHP、16500～22000BHP的AHTS租金近期持续领涨。
3．3OSV投资收益净现值船舶投资主要考察投资带来的经济效益，可将净现值(VNP)作为各投资方案的经济评价指标。船舶的年总成本包括资本费、船员费、保险费、维修费、燃料润料费、港口及运河费等，收入主要考虑航次数、装载率等因素，航线、货种不同，运价费率也不相同。［9］OSV一般由船舶所有人期租给承租人获利，船舶期租租金即为收入，成本包括折旧费、维修保养费、物料费、燃润料费、船舶保险费等，这些相对固定的费用可以合计看作固定成本。为简化运算，假设对各船型而言，t营为365d，不考虑税收和资金筹集方式，船舶折旧采用直线折旧，折旧年限设定为25a，船舶残值按照船舶建造价格的5%计算。结合图7可知，欧洲北海区域内，10000～11999BHP的AHTS船舶租金水平为约为40000美元/d，造价为6000万美元;甲板面积＞750m2的PSV船舶租金水平约为26000美元/d，造价为4500万美元。对AHTS、PSV、油船、集装箱船、散货船中的几种主要船型的投资净现值进行比较分析，当期市场(2014年5月)下各种船型的投资方案比较见表5。经计算，可得各船型的净现值见表6。由表6中各方案的净现值可知，投资12000BHP的AHTS型船舶在9%的基准收益率上能再获利6059万美元;投资4000载重吨的PSV型船舶在9%的基准收益率上能再获利4409万美元;投资110000载重吨的巴拿马型油船、310000载重吨的VLCC、75000载重吨的巴拿马型散货船、6800TEU的集装箱船在目前行情下NPV都为负值，表明无法满足9%的基准收益率，没有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投资170000载重吨好望角型散货船和9000TEU的集装箱船虽然VNP为正值，但其资金成本和工程建设期远远大于OSV，相比之下没有投资回报的优势。显然，在目前传统航运市场需求疲软、运力过剩的市场行情下，OSV船型的投资预期明显好于运输类船舶。以12000BHP的AHTS型船舶为例，当租金水平在±20%范围内变化时，对项目净现值、内部报酬率、静态回收期和动态回收期［10］的影响见表7。由表7中OSV租金变动的敏感度可知，其租金抗压能力非常强，在跌去46%的当期租金时，其VNP才归零，所以12000BHP的AHTS抗风险能力较强，是较好的投资选择。
近年来，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比重越来越大，2007年，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为4.2万t，占总入海量的比例大约为65%；2008～2012年，河流携带入海的污染物量大约在3.9～9.4万t不等，占比逐步由79%升至91%左右。入海河流水质对海水水质产生较大影响，如钦江、茅岭江注入的茅尾海海域，南流江、大风江注入的廉州湾海域，COD、氮、磷浓度相比高于其它海域，特别是茅尾海海域，无机氮普遍超标。2012年，在广西9条入海河流的11个水质监测断面中，南流江携带入海污染物为36425t，钦江为15693t，茅岭江为8189t，北仑河为6008t，防城河为5967t，大风江为3801t，白沙河为2670t，西门江为1062t，南康江为969t。入海河流携带的入海污染物，如高锰酸盐、总氮、总磷、石油类、重金属等均比以前年份明显增加。除茅岭江入海河口水质多年来基本能达《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外，其余监测断面的水质均不同程度出现超标，甚至有V类、劣V类水质情况出现，超标因子主要有氨氮、总磷、化学需氧量等。
1.2海域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物含量增加
随着港口码头的开发建设以及临海钢铁工业的发展，重金属污染物开始在海洋沉积物中累积富集，造成铁山港、廉州湾、防城港、珍珠港等海域铬金属含量呈有显著性上升趋势，珍珠港海域沉积物中铜含量也有显著增加的现象。重金属污染物含量增加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城镇入海排污口未达标废水排放。据调查，2012年，所监测的17个广西沿海城镇排污口中，仅有1个排污口的废水达标排放，达标率仅5.9%，其余16个排污口的废水未达标排放。未达标排放超标因子主要为磷酸盐、生化需氧量、化学需氧量、氨氮等；二是工业企业污染物排放。2012年，广西沿海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市共有废水外排的工业企业276家，年排工业污水量7763.76万t，化学需氧量22060.96t，氨氮748.81t，石油类66.14t，重金属1306.6kg。大量的工业污水排放使附近海域各类沉积物因子产生明显变化，而这些因子对广西近岸海湾沉积物环境质量产生一定影响，造成锌、有机碳、石油类、铅、砷、铜、镉、硫化物和总铬等沉积物因子超标现象。2002～2012年，广西近岸海域中锌的超标率为4.8%，有机碳、石油类和铅超标率为2.4%，砷和铜超标率为1.7%，镉超标率为0.7%，硫化物和总铬超标率为0.3%。不同海湾中的沉积物因子均出现严重的超标现象，例如，廉州湾，锌超标率为20.0%，石油类和有机碳的超标率分别为11.4%、5.7%；茅尾海，砷和铜超标率为6.5%；防城港湾，锌和铅超标率分别为8.6%、6.7%；珍珠湾，锌超标率为10.0%。反映出广西沿岸海湾沉积物重金属污染有加重的变化趋势，此外，生活污水、规模养殖、港口船舶等不同途径排放入海的污染物及其废水、污水也会造成海岸带重金属污染趋势的加重。
2海岸带海洋环境污染风险影响分析
广西北部湾海岸带海洋环境污染风险影响主要来源于临岸石化工业企业污染、有色金属重金属污染、港口码头船舶溢油污染等。广西沿海钦州、北海、防城港三市现有石油开采炼制及石油产品加工企业5家、油类贮存库12家、涉油港口及码头8个,其中规模最大的为中石油广西石化钦州1000万t炼油项目、中石化北海炼化项目（20万t/年聚丙烯）项目。除海上石油开采位于涠洲岛西南方约30km的海域外，其它石油炼制企业分别位于铁山港、钦州港经济开发区。这些石油开采及加工企业每年都将向近岸海域排放大量的工业废水，对近海海域环境质量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涉油港口及码头船舶溢油污染，也是海岸带污染风险主要来源之一。
2.1石化工业企业污染风险影响
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十二五”期间，广西依托两大炼油、石化项目，将建成沿海大型储油工程，原油和成品油码头，深度开发石油化工后续产品，发展乙烯、丙烯腈、芳烃、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重交沥青等，原油加工能力规划达到2600万t，乙烯100万t，芳烃100万t。其中，钦州港、涠洲岛将建成30万t级原油码头及其配套工程，钦州港将建成2000万t原油储备库等工程。这些石化工业企业主要分布在铁山港湾口西侧啄罗作业区，涠洲岛西北部及西南部，钦州港经济开发区的三墩及金鼓江口沿岸，防城港东湾、企沙半岛西部海域。根据规划布局及潜在环境风险分析，涠洲岛西南部油田区是溢油和石化有机物污染的易发区域，存在溢油事故和石化有机物泄露的环境污染风险。
2.2有色金属重金属污染风险影响
广西工业与信息化“十二五”规划指出：要充分利用广西地缘及沿海港口优势，引进国外红土镍矿资源，采用国内外先进适用冶炼技术，积极发展镍、铬合金及其精深加工不锈钢产品，延伸不锈钢产业链，开发不锈钢制品。沿海三市工业与信息化“十二五”规划对镍铬合金及其精深加工产业发展也有了明确目标，规划建设的项目分布在沿海工业园区，原料主要来自海外，采取先进生产工艺和完善的污水、雨水收集处理设施后，废水可以做到不外排，生产厂区废水对海域的影响不大，但是，来自海外的原料矿山地质环境复杂，部分原料含有重铬、镉等金属，装卸过程中如果撒落在码头前沿水域，直接造成港口附近海域水体和沉积物铬、镉重金属含量升高；进港的红土镍矿等原料在码头露天堆放，目前大部分堆场没有完善的雨水、渗滤液收集处理设施，遇到降雨，码头区初期雨水、堆场渗滤液收集不完全处理不达标，直接从码头前沿排入海域，造成港口码头附近海域水质、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升高。从2000～2012年水质监测结果看，广西近岸海域水质重金属污染指标的变化明显，重金属含量很低，2008年以来污染指数基本维持稳定状态（小于0.15），从检出率分析，汞、镉的检出率有上升的趋势；2002年，广西近岸海域表层沉积物重金属污染指数有上升趋势。由此可见，随着“十二五”沿海有色金属冶炼项目的增加，势必会影响到沉积物重金属含量升高的可能。
2.3港口码头船舶溢油污染风险影响
随着广西沿海地区港口建设快速发展，每年进出港的船舶数量快速增加，自2001年至2009年，广西沿海各港口进出港船舶数量增加5倍；2001～2012年，广西沿海港口货物吞吐量增长10倍，说明进出港船舶大型化趋势明显，船舶装载燃油数量及燃油仓单仓燃油量增加，一旦发生船身损坏的溢油事故，将会产生较大溢油量的溢油事故风险影响。特别是钦州港，自2009年以来，货物吞吐量年均增长约1000万t，进出港船舶大型化更加明显，除布置了原油码头外同时还有海上原油过驳装卸作业，成为我国沿海港口海上原油过驳的第一大港，发生溢油事故的风险的可能性更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3海岸带海洋环境污染面临的问题
3.1临海工业企业布局部分重叠
广西沿海城区/县城工业园规划整合度低，不利于资源优化配置及产业链延伸。广西沿海三市临海工业园以重化工业布局外，沿海的有些市县也根据本地现有企业情况和资源禀赋出发，规划建设了多个工业区，而工业区的产业规划导向趋同。此外，除了临海工业区外，沿海的市县也设置了多个城区产业园。市县间、城区内的产业园主导产业也多有同构化倾向，如北海市工业园、北海市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北海市出口加工区、钦州中国-马来西亚产业园、钦州高新技术开发区、灵山县工业区、防城港市大西南临港工业区等。从整个北部湾经济区来看，沿海三市的临海工业区、各市县的产业园规划的主导产业部分重叠，造成了资源及环境容量的争夺，不利于污染物的综合治理。北部湾经济区应整体全面规划各个产业园区的导向及其定位，城市之间要整合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施错位的发展战略，在重大项目和重大产业布局上，充分考虑各个城市的资源环境优势与限制因子，避免雷同、重复建设。按照《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要求，防城企沙工业园区主导产业为钢铁业，而根据2012年环境统计，沿海三市的铁合金冶炼及有色金属制造共有29家，其中钦州市辖区多个工业园就分布27家，而产值较大的铁合金冶炼企业则建于北海铁山港；在磷化工布置方面，根据《广西北部湾经济发展规划》，钦州港工业区应布置磷化工，然而目前防城港的磷化工企业的产值占了广西沿海三市产值的88.2%。此类现象反映了各地在产业园区的规划建设上缺乏协调性，产业的布局与《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要求存在明显矛盾。临海工业企业布局重叠，不但不利于资源的优化配置，而且工业企业都存在污染环境问题，尤其是重化工业。重复建设，就是意味着污染潜在风险加大，对人口、环境、资源的影响就会更加严重。
3.2环境风险污染物种类多样化
随着《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十二五”规划》的实施，一批依托原油炼制企业副产品为原料的石化企业将建成投产，这些石化企业除溢油风险外，将增加甲醇、苯类、酯类、丙烯腈等石化有机污染物泄露风险。除之此外，临港工业园区的生产项目中，污染物种类产生多样化，许多含有风险项目，存在潜在的环境污染风险，如磷酸泄漏会造成极大的环境风险。“十二五”期间，广西还将依托炼油、石化两大项目，将建成沿海大型储油工程，原油和成品油码头，深度开发石油化工后续产品，发展乙烯、丙烯腈、芳烃、合成树脂、合成橡胶、合成纤维、重交沥青等。此外，根据北部湾港总体规划，考虑到广西沿海临港工业的大发展，将形成吞吐量突变，加之西部大开发对广西港口需求，广西北部湾港2015年、2020年货物吞吐量将分别增加到2亿t、3.5亿t。防城港渔澫港区、钦州港金鼓港区、大榄坪港区和铁山西港区将兼顾石油和化工类接卸，这些港区要逐步实行分工承接不同类型的货物种类，例如，液体化学品主要由金谷港区的鹰岭作业区和金鼓江作业区承担接卸。主要危险品主要类别有：石油制品及其他散装液体化学品，其中后者主要包括甲醇、乙醇、硫酸、农药和磷酸等；石化危险品主要由防城港渔澫港作业区承担接卸，主要危险品主要类别有：燃料油、汽油、柴油、甲醇、乙醇、石脑油等。这些石化品种不但种类多样，而且还有毒及易燃，一旦发生事故灾害，就会危及人的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同时还造成环境污染风险。
3.3应对海上溢油污染风险处置能力不足
广西沿海海上溢油污染风险处置能力主要集中于海事部门，但设备的配置及使用存在如下问题。一是：作为区域性的溢油应急处置中心主要是以钦州溢油应急反应基地为主的区域溢油应急处置中心，设备包括“海特191”中型溢油应急回收船和国家中型应急设备库，其中“海特191”中型溢油应急回收船可一次性回收中高粘度浮油640m3，收油效率每小时可达200m3，国家中型应急设备库具备一次控制500t溢油综合清除能力。其功能主要为钦州港及周边海域应急服务，特别是防止溢油向茅尾海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和海洋公园漂移，降低溢油进入茅尾海和污染茅尾海内生态敏感区的风险。设备库选址位于勒沟作业区，北海及防城港目前还没有溢油应急处置基地，应对海上溢油污染风险处置能力明显不足；二是：目前广西沿海溢油应急设备大部分分散储存于企业的应急设备库中，由于目前港区内各企业没有签订联防联控协议，一旦其他海域发生较大的溢油事故，不能及时将各企业的应急设备调往现场处置溢油事故；三是：广西沿海三市港区现已建成的码头业主还有相当部分没有进行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风险评估，正在生产的码头、港口大部分没有按照《港口码头溢油应急设备配备要求》配备相应的防治污染设备和器材。另外，溢油应急设备主要用于油类等难溶于水的物品收集处置，难以处置易溶于水的化学物品。由此可见，随着广西沿海工业发展及港口码头船舶的增多，环境污染的风险增大，应对海上溢油污染风险处置能力不足。
4海岸带海洋环境污染防治对策
4.1工业企业污染防治对策
积极贯彻《循环经济促进法》和《清洁生产促进法》，以循环经济和清洁生产为手段，加强工业园区和工业企业的物质综合利用和循环利用，节约能源，减少污染物排放。坚持自愿性清洁生产审核与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相结合的原则，积极推进清洁生产实施，从源头和全过程控制污染物产生和排放，重点开发研究节能、节水、污染防治和资源综合利用技术，制定和颁布实施排放入海主要污染物总量控制管理办法，减少污染物的入海排放。加强沿海地区各市工业企业和入海直排口的环境监管和达标考核，确保实现达标排放。新建排污口选址必须充分考虑海域水质保护需求，设置不合理的排污口要予以调整或取缔。调整产业结构，优化产业布局，逐步形成有利于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的工业体系。加强工业企业准入机制建设，严格限制资源消耗型、环境污染型企业在沿海地区的布局。加强工业企业园区化建设，实施工业园区集中排污、废水集中处理、限制零星向海排放的制度，采取综合治理措施，减轻海洋环境污染。
4.2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对策
强化船舶和港口污染防治管控，实施船舶及其相关活动的污染物零排放计划。加强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建设，规范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理行为，完善主要港口船舶污染物接收处置设施建设，配备油污水回收船，对港口船舶油污水压载水、洗舱水集中处理，达标排放；加强渔港渔船的监督管理，新建渔港要同步建设废水、废油、废渣回收与处理装置，中心渔港和一级渔港要安装废水、废油、废渣回收处理装置，满足渔船油污水等的接收处理要求，并依法办理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禁止随意向渔港和渔业水域倾倒垃圾、废旧鱼箱等废弃物，要设置渔港生活垃圾接收处理设施和设备，实现集中统一处理，防止垃圾污染。在近岸海域航行的船舶实施含油污水“铅封”，实现近岸海域船舶含油污水“零排放”。在远洋船舶和沿海外贸港口中配置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灭活设备的设施，防止外来生物入侵。在煤炭、矿石运输量较大的港口新建雨污水应急系统，满足暴雨时收集初期雨水的需要。
4.3城镇生活污染防治对策
沿海城镇生活污水的排放给近岸海域环境造成直接的污染。所以，一要加快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和配套管网建设，坚持“厂网并举，管网先行”，与城市道路、旧城改造、小区建设等工程统筹考虑、协调实施的措施，减少城镇生活污水的污染；二要强化城镇生活垃圾污染控制，加快建立合理的生活垃圾收运、处理处置体系，统筹城乡生活垃圾处理与管理，推进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向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发展。合理布局和建设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促进不同区域城市的生活垃圾处理设施协调发展。进一步提升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能力和处理水平，配套完善城市垃圾转运设施。大力推进县城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重点建立和完善县城生活垃圾收运体系。进一步推进生活垃圾处理收费制度，完善生活垃圾处理市场竞争机制，推动生活垃圾处理产业化发展；三要加快完善城镇污泥处置及污水再生利用工程，积极鼓励污水再生利用工程建设，建立健全污水再生利用产业政策，加强新工艺新技术的开发利用，提高污水再生利用水平，合理处置污水处理厂污泥，鼓励污泥的无害化综合利用。
4.4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对策
大力发展生态渔业，减少氮磷污染物排放。加大对海洋水产养殖项目的管理，根据环境容量，合理调整养殖布局，科学确定养殖密度，优化养殖生产结构。加快推进养殖池塘标准化改造，改进排水系统，配备水质净化设备，推广应用节水、节能、减排型水产养殖技术和模式，大力发展工厂化循环水养殖，推广高效安全配合饲料，减少养殖污染排放。禁止直接向海投放肥料，改善养殖环境和生产条件。加强标准化海水养殖示范场（区）的建设，对新建的养殖场要严格执行“三同时”环保验收的制度。逐步推行养殖废水弃物处理与利用技术，严格控制养殖污水的排放，对养殖废水污染的管理要纳入总量控制，在相对集中的规模化养殖场或养殖小区，建设废水处理利用设施，有效治理养殖集中区的污染，减轻海水养殖业的污染，发展生态健康养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