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3-17 18:13:04
序论：速发表网结合其深厚的文秘经验，特别为您筛选了11篇南北文化论文范文。如果您需要更多原创资料，欢迎随时与我们的客服老师联系，希望您能从中汲取灵感和知识！
（二）地域日照差异与地区建筑布局差异我国南北日照差异较大，不同地区人们为了适应当地气候，形成了不同的建筑布局特征。南方一般日照充分，气候炎热多雨。为了通风，南方建筑总是选择最有利于通风的建筑布局形式。如我国西南彝族、傣族的民居多采用单元结构的民居组合形式。单元式结构的房屋就是住房、仓库、畜圈等连在一起的一栋房子。一层建筑通常是长条形，一端住人，另一端安置牲畜等。两层建筑一般上层住人下层圈养牲畜或储存谷物等。三层建筑一般底层用作厨房、畜圈，二层为储存室，三层住人。单元结构的民居多为独家居住，但也有多家居住的。我国福建地区的客家人，将许多单元式结构的房子建在一起形成圆形土楼，以达到增进团结，共同防卫的目的。我国北方日照较弱，为了充分吸收太阳的热能，总是尽可能选择将房屋平铺式的布置在平面上。北方的四合院就是这种建筑布局的典型。四合院采用院落式民居组合形式，其形式一般为住房、仓库、畜圈等彼此分离而相距不远，周围用围墙相接，形成独家独户的民居建筑。北方四合院一般正房朝南，东西两边为厢房，门向院内开，南面是墙。四合院的转角互不相连，厢房不遮正房，以便尽可能地获得太阳照射。四合院中的支隔窗、帘架门、天棚、火灶等都可适应我国北方夏热冬寒的气候。另外，受中国人含蓄内向的性格特征的影响，院落式民居建筑一般回廊相连，围墙环抱，围墙成为主要景观。如北方四合院，进门便是影壁，可挡住行人的视线，过了影壁还有二门，既垂花门。垂花门之后才是四合院的核心——内院。
二、南北差异视阀下的中国传统建筑类型
（一）地域地势差异与地区民居建筑差异特定地域的自然条件与人文环境对民居建筑的影响相对明显，反映出不同地区的风土与文化。民居建筑结构简单、造价低廉，往往在建造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材取材，建造过程中总是尽量从本地条件出发，努力与本地的日照、气温、地势、物产乃至当地民风民俗相适应，因此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我国南北地域文化差异对南北方民居建筑的影响深远，南北民居建筑具有显著差异。北方地势平坦开阔，但日照较弱，受这一地势影响，北方民居一般坐北朝南，以抵御风寒。如北京的四合院多为坐北朝南，且大门多处于东南角，有紫气东来、寿比南山之隐喻。宅院中轴线以倒座、垂花门、正房、后罩房组成南北主轴，正房以坐北向南为贵，长辈住上房，儿孙辈依辈分不同而住不同的房，形成明显的上下、长幼的伦常秩序，暗合北京作为的天地君亲师的宗法观念。我国南方山地丘陵起伏，地势不如北方平坦开阔，但日照充分。受这一地势影响，南方山地民居往往依山而建，山脉逶迤而房屋朝向亦变，不限于坐北朝南，方位观相对较弱。如云南大理地处由南向北的横断山脉，西靠苍山，东邻洱海，常年主导风向是西南风，因此居住在大理的白族人民，其房屋朝向一般为坐西向东。这样的住所有比较开阔的视野，但也能达到风不进门的目的。江南民居其平面尺度一般较纵向尺度小，顶部仅留小尺度的天井口，这样就可以在庭院及建筑内部留下较多阴凉。
（二）地域宏观背景差异与地区园林建筑差异我国园林建筑按区域可分为北方园林和南方园林，南、北园林在建筑形式、植被、要素、社会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与我国南方和北方不同的社会背景、气候特征、植被特色有着密切关系。首先，从社会背景角度看，建筑是“石头的史书”、“凝固的历史”，特定时代的建筑总是在叙述时代的历史与文化内涵，诠释着那个时代的政治、社会、风俗民情等。我国古代王朝的都城多在北方，因此北方多富丽堂皇、气势恢宏的皇家园林。皇家园林具有多重功能，可供皇帝和贵族居住、游玩，也可进行各种政务、宗教活动。园内多建有神仙岛和琼楼玉宇，以求国泰民安和长生不老。在南方，园林多为文人出身的士大夫所造的私家园林。造园的立意构思多出于诗文，再配以寓意高雅的楹联和匾额，透溢出浓厚的书卷气息和文人情趣。建筑物大都临水或迎面敞开，以供饮娱乐，以便潜读欣赏。其次，从气候特征上看，我国北方园林严实、封闭，少空透，多单元开窗，以保持室内温暖，抵御严寒。而南方园林建筑则层次分明，内外贯通，多敞口，可使空气流通顺畅。最后，从植被特征上看，由于北方全年获得的太阳辐射少于南方，树木花草的凋零时间长于南方，所以园林植被多选常青的松柏，再配以红柱、牡丹、海棠等花卉，色彩对比鲜明，显得绚丽夺目。而南方园林则草木种类丰富，四季繁花似锦，描绘出一片姹紫嫣红的缤纷景象。
（三）地域资源差异与地区佛教建筑差异佛教建筑是我国建筑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佛教建筑呈现出南方多佛寺，北方多石窟的差异。这种差异也是与我国南北地域资源差异相适应。我国南方土壤深厚，植被茂盛，不便开凿，因此多建佛寺于南方。另外，受佛教文化中“无我”和“超脱”的出世观的支配，佛寺大多建在山水幽美的风景胜地。我国四大佛教名山中的三座都在南方。除了因为我国唐宋以后文化重心南移外，还因为南方气候温暖湿润，风景胜于北方。“山行本无雨，空翠湿人衣”的感觉只有在四川盆地的峨眉山才能体验到。“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的美景只有在九华山才能观赏到。古木参天，海天一体的玄奥氛围只有在普陀山才能感受到。我国北方多晴朗天气，山体风化层薄，植被稀疏，岩石，便于开凿，所以佛教建筑多为石窟寺。石窟寺工程浩大，需要巨额的建筑资金。北方地区靠近首都，易于获取皇室赞助，有利于石窟寺的建造和普及。大同云冈和洛阳龙门两大石窟的建造都直接受惠于北魏皇室的支持。北魏皇室的都城先在大同，后迁至洛阳。石窟寺的出现地区与我国佛教文化的传播路线是一致的，即沿着丝绸之路，由西向东，由北向南。石窟寺的建造适应了佛教在我国传播和发展的需要。我国南北佛教建筑的差异也适应了我国佛理的发展。北方佛学“重禅法，尚修行”，因此不惜工本，开窟造佛。南方佛学重视探究义理，所以构建木结构的佛寺，用以开坛讲经。
中图分类号：G623.41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925X（2012）11-0095-01
摘 要 本文试将其放置在古代文学背景中，旨在从其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梳理出其总体特征，于学理上探寻其自身的变异脉络及与它时段文学的内在联系，呈显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响。
关键词 魏晋南北朝；发展历程；文人集团
魏晋南北朝是指东汉建安年代到隋朝统一约 400 年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由于国家分裂，政局比较动荡，以致政治腐败，经济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动荡又导致了集团间的权利之争，使许多有志之士怀才不遇，甚至遭受杀身之祸，是历史上少有的恐怖时代。诞生在这一时期的魏晋南北朝文学因为其特殊的历史原因呈现出独特的特征！
1 魏晋南北朝文学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门阀制度是魏晋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士族特殊的阶级地位，使其拥有很强的独立性和社会力量，他们垄断政治，世袭贵族，这样就造成了寒门庶族没有仕进的机会，导致“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这种社会现象使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庶族强烈抗争士族控制政治权利、倾泻不满的现象。
1.2 就思想状况而言。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思想最活跃的时期，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随着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价值观、生活观，社会伦理观不断产生，哲学的本体论、思辩逻辑不断发展。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学、佛教和道教都对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建安、正始文学、两晋文学及南北朝文学。历时约 400 年！
建安文学是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开端，这一时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还有围绕在他们周围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以描写社会动乱和民生疾苦为主，诗风大都慷慨激昂，悲壮但刚健有力，史称“建安风骨”。
在文学史上，正始文学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学。这一时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贤”（七贤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为代表。处在魏晋换代之际的正始文学，被司马氏掌权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响。这一时期的文人面对政治的黑暗，选择了老庄的“无为而治”做消极抵抗，这一时期的文学也真实的反映了现实，只是与慷慨悲壮的建安文学相比，这一时期的文学大多是忧生的嗟叹。
两晋文学又分为东晋文学和西晋文学。
东晋文学时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艺作品在语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现出对繁缛、对仗等形式美的追求。这一时期对门阀制度的抗议、寒士不平之鸣的作品尤其突出，成为富有光彩的亮点。东晋文学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园诗，山水诗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谢灵运和齐代的谢眺。最有成就的田园诗人则是伟大的诗人陶渊明，他擅于从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诗意，将自然提升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学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这个时期还出现出现了南北方发展不均衡的现象，这一点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体现，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挚纯洁的爱情生活，风格清丽婉转，而北朝民歌则反映着北方动乱不安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的深重苦难，风格粗狂刚健，这些都与当时南北方的社会现实有关。
3 魏晋南北朝文学的发展特点
南北朝文学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国的文学在这一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文人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逐渐能够按照自己的意志驾驭文学创作的规律，也就是对文学创作及其发展的客观规律有了相当的认识和把握，进入相对自由的创作状态，即鲁迅先生所说的“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3.1 魏晋南北朝文学自觉地重要标志：
一般来说，所谓文学自觉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学从文学从广义的学术中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的一个门类；二是对文学的各种体裁有了比较细致的区分和认识；对文学的审美特性有了自觉的追求。而对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自觉地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文学开始脱离了经学的附庸地位，从“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转为非功利的供人欣赏的艺术形式。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创作服务于政治教化的要求减弱了。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可以自由的抒发生活体验和情感，使文学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义”的观念在此时几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汉代的大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则演化为抒情小赋，作家开始在小赋中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写出了独特的感情内蕴。
（2）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样式趋于精致化。在这一时期五言古诗得到长足发展，并趋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体得以确立，并为唐诗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齐梁时期，更是创作出了一种新诗体即“永明体”，这种诗体是律诗的前身，梁陈时期出现的宫体诗扩大了诗歌的领域，体现了新的美学追求。
3.2 魏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文人集团活跃：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普遍受到重视，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进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动，成为了一种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动，文人集团因此形成。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最被后人称道是建安时代以曹氏父子“三曹”为首的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文人集团和魏末晋初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此外，还有西晋时候一权臣贾谧为首包括陆机、左思等人在内的“二十四友”、东晋时以王羲之、谢安为中心的文学交游、齐代的“竟陵八友”
还有梁代的帝王太子们各自组成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文人集团，这些文学集团间的活动，对当时文学的发展和演变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刺激了文学的兴盛和发展，而且文学集团在举办活动中的相互影响，使文人思想发生碰撞。常常会产生新的文学思想，使文学风格多样化，刺激了文学理论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549（2017）05-0007-03
从1999年开始，我国高校连年扩招，高等教育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到2013年，全国毛入学率达到34.5%，浙江省毛入学率首次突破50%达到51.7%，紧随北京、上海、天津之后，在全国各省中率先进入到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的逐步普及化使更多学生有机会进入高校学习，但随之而来的是大学生群体的极大分化，大学生的学业问题频频见诸报端。有数据显示，因学业问题而自杀的学生占全年大学生自杀总数的18.9%，学业问题已成为大学生自杀的两大直接诱因之一。
学生学习困难是一个世界各国在教育发展中普遍存在的问题。1963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柯克（samuelA.Kirk）首次提出了“学习障碍”（LeamingDisabilities）概念，在中国被译为“学习困难”。学习困难学生的教育在美国备受关注，是美国特殊教育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随着学习困难大学生人数的增加，各高校和不少研究者都高度关注这一群体的教育需要，并为其提供特殊教育帮助。国内直到20世纪末大学生的学习困难问题才开始进入公众视线。以“学习困难大学生”、“大学生学习困难”、“高校学困生”和“高校学习困难生”为检索词，从中国知网搜索2000-2015年的资料发现，十六年共发表各类文章98篇，研究成果稀少。从研究内容看，以学习困难大学生心理实验分析和日常教学、管理实践探讨为主；从研究方法来看，以相关研究为特征的定量研究居多，深入的质性研究还处于空白。
本研究旨在运用质性研究方法一扎根理论研究（GroundedTheory，GT），对我国大学生的学习困难问题作初步探究。研究的主要目耸牵旱谝唬探查大学生学习困难的现状及其对学习的看法，分析造成学习困难的因素；第二，描述大学生学习困难的初步范例模式和学业转化基本原理；第三，提出相应的干预和帮扶举措。
一、研究方法和过程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扎根理论（groundedtheory）是一种运用归纳方法对现象加以分析整理所得的结果，经由系统化资料搜集与分析而构建某一理论的质化研究方法。扎根理论的宗旨是在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建构理论，通过资料编码和归类实现。根据逐渐抽象的程度把编码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级编码―开放式登录；二级编码――关联式登录（又称轴心登录）；三级编码―核心式登录（又称选择式登录）。扎根理论的研究流程见图1。
（二）研究过程
1.被试选择
综合现有研究资料，目前国内学习困难生主要是指感官和智力水平正常，但学习成绩明显低于同级学生，不能按学校人才培养方案、教学要求正常完成学业，并因此受到退学、跟班试读、延长学习时间、不能授予学位、不能按期毕业等学籍处理的群体。本研究的标准为：学习成绩经过补考仍然有4门次以上不及格，或者连续2学期获得学分低于12学分。
按照上述标准，本研究选取了28名浙江省某高校学习困难大学生为访谈对象。其中男生23名，女生5名，从大一到大四依次为2、9、11、6人。所有访谈对象的年龄在18-22岁之间，分别来自金融学、财务管理、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能源与环境系统工程、包装工程、土木工程、自动化、通信工程、计算机、生物工程、高分子材料与工程、英语、法学、工业设计等14个专业。研究第1阶段采用随机访谈，第2-4阶段的访谈对象通过理论抽样选取（尤其选择了不能如期毕业的大四学生）。
2.访谈内容
本研究访谈的主要内容如下：
（1）请您描述下您目前的学习状态？
（2）您对自己的学习有目标和要求吗？您如何处理各类学习任务？
（3）您觉得目前的学习成绩反映了您真实的学习能力和水平吗？
（4）您觉得是什么原因让您学习成绩不理想？为什么？
（5）您觉得您身边类似于您这样学习状态的同学多吗？为什么？
（6）学习上有困难时，您最想找谁帮助？
（7）您觉得在大学里什么事情对您来说最重要？
（8）您觉得高中学习与大学学习有什么不同？
（9）您的兴趣爱好是什么？
（10）您认为学校在教育管理方面做哪些工作会更有利于帮助学习困难大学生？
3.研究步骤
研究分为四个阶段，各阶段的研究情况见表1。
阶段一数据采集分别以个别访谈和小组访谈的方式进行，共访谈19人，创建大学生学习困难的表现、原因和调控策略等三个初始类属的一系列代码。其中11人在4-5人组成的小组中访谈，8名学生个别访谈。
阶段二采用半结构化个别访谈，被访谈者回答预设的10个问题（与阶段1同）。在访谈过程中，研究者围绕问题，每次只对一个类属进行深度分析，并围绕着这一类属寻找关联关系，并寻找出每一个类属在概念层次上是否存在潜在相关。通过关联式登录，最终梳理出大学生学习困难成因的四大类属，即学生个体因素分为学习基础、学习态度、学习动机、学习兴趣、自控能力、个性性格6个次类属；学校因素分为教育教学、学生管理、课余文化3个次类属；家庭因素分为家长观念、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结构和家庭成员间关系3个次类属；社会因素分为社会风气、生源地教育水平差异2个次类属。
阶段三采用核心式登录，即选择大学生学习困难的核心类属，建立核心类属与其他类属之间的联接关系，构建学习困难成因的初步范例模式。随后，继续采用阶段2的半结构化访谈方式，深度采访3人，进一步检验在前两个阶段中确认的重要类属和属性，更为详尽地探寻每个类属内部诸次类属间的关系；让被访谈者讨论范例模式中的四大类属彼此间如何关联；组建一条故事线，描述大学生学习困难形成过程。阶段三类属、次类属和概念类属如图2所示。
阶段四目标在于理论饱和度检验，检验和解释已建立的范例模式，对2位预留学生访谈验证。结果显示，构建的范例模式中的类属已发展得足够丰富，对于大学生学习困难成因的四大类属均没有发现新的次类属和关系，核心类属内部也没有形成新的构成因子，理论上达到饱和。
二、结果分析
（一）大学生学习困难成因的范例模式
根据前3个阶段的研究资料及分析，形成大学生学习困难成因的范例模式（图3），并在阶段四中进行了验证。
从图3中可看出，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相脱节导致部分大学生从一入学就难以适应大学生活，可将其界定为前置因素；学生个体因素是内因，直接导致了学业困难；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个因素是驱动强化因素，影响大学生学习困难的方向和强度。具体分析如下：
个体原因是大学生学习困难的直接因素。高等教育的普及化，让更多的学生有机会进入大学，但是有些学生学习能力和学习基础欠缺，难以适应大学学习生活；一些同学对高考所报学校和专业知之甚少，不习惯也不能适应大学的专业学习，无法顺利完成学业；随着教育高收费和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大，学生的学习目的越来越功利，大学学习旨在获取文凭，学习动机弱化；大学学习与中学学习存有很大不同，大学的学习形式不再局限于课堂教学，部分学生自我管理能力较差，不能自主安排学习生活等。
学校是影响大学生学习困难的重要间接因素。部分课程学习比较枯燥，学生学习兴趣不高；部分教师仍习惯于“满堂灌”教W方法，导致学生“需”与“求”之间的矛盾；学校学生管理仍较为粗放，不能及时掌握每个学生的状况和变化，学业指导不够“精准”；学习氛围影响巨大，班风好的班级学习氛围就好，一个舍风好的宿舍，基本不会出现学习困难生；学生的校园生活仍不够丰富，部分学生沉浸在游戏和聊天中不能自拔。
家庭和社会因素也是造成大学生学习困难的间接相关因素。多数家长认为学生进入大学就等于进了保险箱，放松了对学生学习的关注，有些家长更是不闻不问；一些大学生因家庭经济困难，产生自卑心理和抑郁情绪，影响学业；一些家境优越的学生，自我感觉良好，认为学好学差无所谓；一些成长在单亲家庭或不和谐家庭的学生，在性格上受到影响；还有些来自偏远地区的学生学习基础薄弱，个别课程学习难度较大；社会上的一些不良风气和社会弊端，也严重影响了学习困难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二）学习困难大学生学业转化的原理
目前，学习困难大学生的存在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要想完全消除是不可能的，但根据不同学生学习困难的成因，对症下药，逐步预防和转化是完全有可能的，关键在于激发、形成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内部动力机制。为此，根据上述范例模式，本研究提出如图4所示的学习困难大学生学业转化原理。
我们认为，学生学业转化需要内、外部系统的联合作用。学生本人认真评估自身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尝试改变学习状态，逐步增强学习动力并付诸行动、努力学习，学校积极创造环境、深入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加强引导和过程监控，再结合家庭―社会一学校互动等方式，是可以达到减少学习困难大学生数量的目的的。
同时，对学业转化成败的调控和分析策略会影响大学生个体对学习困难各形成因素的评价。根据学生的内外归因，帮助其逐步消解消极归因，增强积极归因，通过改变困难大学生的自我认识，影响其后继的学习行为。
中图分类号：K2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8-0273-03
一、论著类（含博士、硕士毕业论文）
成永娜，《乌桓民族关系探析》，烟台大学硕士生论文，2009年。
郭鹏，《十六国时期慕容燕集团文化述论》，西北师大硕士毕业论文，2009年。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吴松岩，《早期鲜卑墓葬研究》，吉林大学博士生论文，2010年。
蒋东明，《慕容鲜卑兴衰原因探析》，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李莎，《论乌桓、鲜卑的南迁及其对汉匈关系的影响》，渤海大学硕士生论文，2012年。
陶丽根，《拓跋鲜卑早期史地综考》，内蒙古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郝燕妮，《慕容鲜卑对“中国”认同问题研究》，吉林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刘洋，《东汉王朝东北地区治理政策研究――以东汉王朝与鲜卑的关系为重心》，广西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3年。
梁云，《拓跋鲜卑早期历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3年。
周刘备，《唐代诗人眼中的汉代边疆问题》，华中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洪波，《两汉时期的马政与边疆安全》，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李焕清，《古代北方少数民族名号与崇山习俗考论》，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李路《汉代东北边疆民族文化与汉文化交流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6月
张婷婷，《鲜卑族民间美术造型》，哈尔滨师范大学硕士生论文，2014年。
高建国，《鲜卑族裔府州折氏研究》，内蒙古大学博士生论文，2014年。
二、论文类
理论研究综述
傅新民，《融合、消亡、新生――北魏拓跋鲜卑文化改革沉思》，《网络财富》2009年01期。
闫祥云、马成军，《拓跋鲜卑史学自觉与北朝史学编纂》，《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02期。
姚胜，《甘英出使大秦原因考》，《塔里木大学学报》2009年03期。
李焕清、王彦辉，《匈奴“瓯脱”考辩》，《史学理论研究》2009年04期。
王平、陈文，《简述东汉前期对北匈奴的政策》，《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04期。
薛海波，《试论汉魏之际东北各民族的政治发展形态――以部落酋豪为中心》，《东北史地》2009年08期。
闵海霞、崔明德，《试析南匈奴未能实现统一的原因》，《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0期。
李治亭，《论边疆问题与历代王朝的盛衰》，《东北史地》2009年11期。
陈得芝，《秦汉时期的北疆》，《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2009年12期。
焦应达，《古代北方民族法律起源探析》，《内蒙古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5期。
程尼娜，《汉代东北亚封贡体制初探》，《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梁云，《内蒙古地区鲜卑历史的研究意义》，《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秦树才、梁初阳，《〈后汉书〉中国民族史史料概说》，《西南古籍研究》2011年06期。
杨春奋，《中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男子发式微探》，《鸡西大学学报》2011年07期。
梁云，《早期拓跋鲜卑研究回顾》，《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1期。
王冉，《论早期鲜卑和东胡的渊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2期。
付开镜，《魏晋南北朝鲜卑民族性观念的儒家化》，《史林》2012年06期。
周丽莎，《魏晋时期鲜卑之崛起及其被打压》，《呼伦贝尔学院学报》2012年12期。
尹波涛，《略论马长寿先生的北魏史研究――以〈乌桓与鲜卑〉为中心》，《西北民族论丛》2013年08期。
李晓标，《区域旅游开发中的文脉分析研究――以拓跋鲜卑民族文化园为例》，《现代营销（学苑版）》2013年10期。
李昆、李建凤，《知网所见鲜卑族族源研究综述》，《青春岁月》2014年01期。
高然，《民族历程与慕容改姓》，《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14年07期。
戴光宇，《试论鲜卑语、契丹语和满语的关系》，《满语研究》2014年12期。
赵红梅，《汉代边疆民族管理机构比较研究――以度辽将军、护羌校尉、使匈奴中郎将为中心》，《黑龙江社会科学》2014年09期。
起源与发展史
李海叶，《北魏时期的慕容与鲜卑》，《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黄河，《3-4世纪昌黎鲜卑胡姓群体初探》，《东北史地》2010年01期。
赵学政，《诗歌（词）中的北疆游牧史考――以匈奴、鲜卑为例》，《前沿》2010年01期。
殷宪，《拓跋代与平城》，《学习与探索》2010年03期。
李书吉，《拓跋魏代北史实拾遗》，《学习与探索》2010年05期。
曹永年，《关于拓跋鲜卑的发祥地问题――与李志敏先生商榷》，《中国史研究》2010年08期。
潘玲，《西汉时期乌桓历史辨析》，《史学集刊》2011年01期。
刘军，《论鲜卑拓跋氏族群结构的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1期。
赵红梅，《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谈论――关于慕容氏的起源及其对华夏文化的认同问题》，《学习与探索》2011年05期。
梁云，《拓跋鲜卑西迁大泽、匈奴故地原因探析》，《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1年07期。
杨军，《乌桓山与鲜卑山新考》，《欧亚学刊（国际版）》2011年10期。
倪瑞安，《拓跋南迁匈奴故地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12年01期。
穆臣，《慕容鲜卑民族共同体形成考论》，《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07期。
温玉成，《论拓跋部源自索离》，《新疆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11期。
丁柏峰，《简论吐谷浑西迁之后与慕容鲜卑的历史分野》，《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01期。
崔向东，《论慕容在慕容鲜卑崛起中的作用》，《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02期。
王鹏，《鲜卑人觊觎中原慕容世家的“皇帝梦”》，《国家人文历史》2013年02期。
刘宗铭，《简述鲜卑族的起源及发展演变史》，《学理论》2013年03期。
王天蛟，《嫩江流域是鲜卑入主中原的必由之路》，《理论观察》2013年04期。
魏俊杰，《论鲜卑段部的源流和兴衰》，《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高然，《慕容鲜卑早期历史考论》，《地方文化研究》2014年08期。
文化、社会生活与习俗
高恒天、赵金国，《秦汉时代鲜卑族的道德生活及影响》，《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2期。
徐海晶，《从北朝上层女子看鲜卑族的贞洁观》，《白城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04期。
孙险峰，《北魏鲜卑人的宇宙观――从鲜卑人的祭天礼制看宇宙观的变迁》，《自然辩证法研究》2010年11期。
庄鸿雁，《鲜卑萨满文化三论》，《学术交流》2012年09期。
王永平，《北魏后期迁洛鲜卑皇族集团之雅化――以其学术文化积累的提升为中心》，《河北学刊》2012年11期。
陈鹏，《拓跋鲜卑七分国人时间异说形成考》，《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吕净植，《鲜卑非瑞兽辨》，《北方文物》2013年02期。
艾荫范，《尾音节为“隗”的古鲜卑人名音读和意涵初判》，《北方文物》2013年04期。
王春红，《北魏鲜卑八姓之嵇、奚辨》，《许昌学院学报》2014年04期。
赵和平，《于阗尉迟氏源出鲜卑考――中古尉迟氏研究之二》，《敦煌研究》2014年06期。
肖永明，《青海魏晋十六国墓葬的鲜卑文化因素》，《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05期。
曾顺岗、张宏斌，《鲜卑政治、文化背景下的儒士命运――对北魏崔浩被诛的深层解读》，《天府新论》2014年05期。
孙楠，《鲜卑族口传文学的史料价值》，《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09期。
陆刚，《东汉鲜卑立体造型艺术发展脉络研究》，《雕塑》2014年09期。
宋丙玲，《从文本和考古材料探析早期鲜卑服饰反映的汉人意象》，《中国美术研究》2014年09期。
陆刚，《鲜卑立体造型艺术作品构成形式解析》，《美术教育研究》2014年10期。
政治、制度与军事
薛宗正，《关于慕容氏集成制度的探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3期。
李俊方、魏舶，《汉晋护乌桓校尉职官性质演变探析》，《北方文物》2009年11期。
李大龙，《简论曹魏王朝的鲜卑政策――以王雄刺杀轲比能为中心》，《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0期。
李瑾明，《游牧社会领导者的作用考――以鲜卑君主的地位为中心》，《宋史研究论丛》2010年12期。
金洪培，《淝水之战与慕容垂复燕》，《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林永强，《汉朝针对降附乌桓的军政管理措施考论》，《黑龙江民族丛刊》2012年04期。
曹晋，《克里孟古城：檀石槐鲜卑军事大联盟的指挥中心》，《集宁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6期。
毋有江，《拓跋鲜卑政治发展的地理空间》，《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2012年12期。
赵红梅，《鲜卑朝贡制度构建的历史轨迹――1―4世纪鲜卑朝贡中原王朝特征述略》，《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程尼娜，《汉魏晋时期东部鲜卑朝贡制度研究》，《学习与探索》2014年04期。
民族交往与融合
王华权，《汉语亲属称谓前缀“阿”成因再探――兼说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语对中古汉语的影响》，《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04期。
崔明德、成永娜，《乌桓调整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原因及其影响》，《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07期。
周惠泉，《宇文虚中新探》，《文学评论》2009年09期。
孙玉景，《古代浑河地区民族族系嬗变及其文化特征》，《民族论坛》2010年03期。
汪锡鹏，《由太和五铢到北周三品――从钱币上看北朝鲜卑统治者的汉化进程》，《中国城市金融》2010年03期。
羊瑜，《从六镇鲜卑看拓跋鲜卑的汉化过程》，《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06期。
赵秀文、金锋、包福存，《鲜卑族汉化与诺曼底贵族盎格鲁化比较》，《牡丹江大学学报》2010年08期。
庄金秋，《略论段部鲜卑与两晋的关系》，《东北史地》2010年09期。
束霞平，《刍议鲜卑族服饰对南北朝戎服的影响》，《丝绸》2010年10期。
沈波，《对鲜卑族种属的多角度探析》，《赤峰学院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11期。
金洪培，《叛服不常――略论慕容鲜卑与西晋的关系》，《黑龙江民族丛刊》2010年12期。
高然，《鲜卑豆卢氏世系补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12期。
赵红梅，《乌桓朝贡东汉王朝探微》，《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11期。
胡玉春，《铁弗匈奴与拓跋鲜卑关系考略》，《黑龙江史志》2012年01期。
王荔，《慕容鲜卑汉化过程浅析》，《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2年03期。
李春梅，《匈奴与乌桓的关系考述》，《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3期。
李莎，《论两汉时期乌桓、鲜卑南迁的原因及对汉匈奴关系的影响》，《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05期。
管芙蓉，《鲜卑族入主中原的意义》，《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6期。
潘慧，《浅析拓跋鲜卑和中原文化的融合与冲突》，《丝绸之路》2012年08期。
赵红梅，《政治中心的移徙与民族文化的交融――慕容鲜卑传统教育渊源解析》，《学习与探索》2013年02期。
孙泓，《慕容鲜卑迁入朝鲜半岛及其影响》，《朝鲜、韩国历史研究》2013年03期。
郑亮，《试论东汉与鲜卑的和战关系》，《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3年09期。
刘彦坤，《浅析鲜卑文化在南北朝时期对民族大融合推动作用》，《商》2014年04期。
孙颢，《高句丽与慕容鲜卑关系解读――以陶器为视角》，《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6期。
崔向东，《乌桓、鲜卑南迁西进与北方民族关系演变》，《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4年07期。
杨懿，《华裔理殊：永嘉之乱前的慕容鲜卑及其改革动因》，《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07期。
苗霖霖，《党项鲜卑关系再探讨》，《黑龙江民族丛刊》2014年08期。
考古研究
吴松岩，《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东北史地》2009年01期。
韦正，《鲜卑墓葬研究》，《考古学报》2009年07期。
倪瑞安，《拓跋―北魏墓葬研究的学科背景与核心问题》，《内蒙古文物考古》2010年01期。
吉平、刘海文、马婧，《内蒙古南宝力皋吐鲜卑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2010年06期。
陈孔坛，《“北周三品”钱币是鲜卑宇文部汉化的物证》，《东方收藏》2010年11期。
李怀顺，《河西魏晋墓壁画少数民族形象初探》，《华夏考古》2010年12期。
潘玲，《东汉至魏晋早期鲜卑墓葬的特征与演变分析―以性别和年龄差异为例》，《草原文物》2012年03期。
范恩实，《论西岔沟古墓群的族属――兼及乌桓、鲜卑考古文化的探索问题》，《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04期。
吴荭、王策毛、瑞林，《河西墓葬中的鲜卑因素》，《考古与文物》2012年04期。
潘玲，《长城地带早期鲜卑遗存文化因素来源分析》，《边疆考古研究》2012年08期。
吴松岩，《拓跋鲜卑一种特殊的合葬类型―二次叠葬墓》，《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12年09期。
谢洪波，《北朝镇墓兽造型与鲜卑族汉化的关系解析》，《贵州民族研究》2013年04期。
林林、冯雷、郭松雪，《慕容鲜卑早期落脚点“棘城之北”考》，《草原文物》2013年09期。
范兆飞，《北魏鲜卑丧葬习俗考论》，《学术月刊》2013年09期。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北魏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的过渡性书法体系，对当时的隋唐楷书体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本文主要对造像题记研究综述。
一、关于北魏造像题记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适应社会意识需要的佛、道之学勃然兴盛。尤其佛学，凡新建寺塔、塑造佛像，必延聘文学之士，撰写文章以纪其事。或凿石以作碑碣，或就天然岩壁摩崖刻写，一时间，从汉代风行的立碑时尚，转向佛学的建寺造塔、立碑刻石。东晋以后，南北分裂，书法亦分为南北两派。北派书体，带著汉隶的遗型，笔法古拙劲正，而风格质朴方严这就是所说的魏碑。南派书法，多疏放妍妙，长于尺牍。南派以王羲之为宗，承江左风气，多以书牍见称；北派以索靖为宗，继中原古法仍存隶意，以碑板见称。北派碑版即后世所说的“魏碑”。
在这一点上，历代书家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如宋代欧阳修在其著作《集古录》一书中也有讲到当时北魏石刻风格形成的历史文化背景。再如近现代的步连生先生的《龙门北魏窟造像艺术探源》中就对北魏造像题记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等进行探析研究。以及1985年出版的董玉祥先生的《龙门石窟北魏型造像风格的形成与发展》也进一步讲述了北魏造像题记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并且由于北魏的历史人文环境背景都可以在史书上得以考证查询，故关于北魏造像题记历史文化背景的研究并无更多的空间去研究探讨。
二、 关于北魏造像题记内容文字的研究
北魏造像题记的内容基本上就是关于一些宗教的文章。北魏时代，鲜卑贵族和亲强地主大兴佛教。于是，寺院郁起， 造像迭生。造像者发愿的记录一一造像记则应运而生。
在这一点上，历代书法家、书法研究者的观点基本一致。宋代书法家欧阳修在其书论《集古录》中就陈述过北魏造像题记的内容。宋代赵明诚对北魏造像题记的文字内容也有所提及。以及后来清代中期的黄易、孙星衍等书家都对北魏造像题记中的内容文字有所研究。到了清代末期康有为著作的《广艺舟双辑》更是对北魏造像题记文字做了详细的考察研究。我们的北魏造像题记也受到外国书法爱好者的关注，比如1907年秋，法国汉学家沙畹对龙门石窟做了调查，于1909至1915年在巴黎出版了《北中国考古图录》，于第二卷中公布了大量龙门石窟造像题记图片，并将550副造像题记的文字翻译成法文，并做了考证。1902至1920年，许多日本学者也考察了龙门石窟，先后出版了一些综合性图集。于1941年出版的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作的《龙门石窟之研究》对前人对龙门石窟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并且公布了大量的照片、图片、拓片、拓本并对各个石窟内容文字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到了民国时期，国内学者对龙门石窟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比较具有代表性的是1935年出版的关百益《伊阙石刻图表》，该表收集了若干照片和拓片，并以简要的表格形式进行说明解释各个石窟的名字及其铭文，是近现代国内学者研究龙门石窟重要的参考资料。当然建国以来我国书法家、文字学家等也对北魏造像题记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探索，比如1959年出版的刘汝醴先生的《关于龙门三窟》，以及1985年出版的温玉成先生的《古阳洞研究》和1987年出版的宿白先生的《洛阳地区北朝石窟的初步考察》，以及1985年出版董玉祥先生的《龙门北魏型造像风格的形成于发展》等都对北魏造像题记内容文字有所讲解，并且基本上讲解内容都是佛教相关的文字且多为发愿祈福的文字。故对北魏造像题记内容文字的研究并无过多的研究空间及研究内容。
三、 关于北魏造像题记书法艺术的研究
北魏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风格与其他魏碑比如墓志、碑刻等艺术风格基本相似的，但是造像题记更显刀刻之美，更显大气磅礴之气场。北魏书法风格主要体现它的金石气并且书法中带有汉隶韵律。
对于北魏造像题记书法艺术风格的研究历史上，历代书家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清朝中期以前的书法历史中，书法学习者并不把北魏碑刻尤其是造像题记作为学习效法的对象，当时人们并没有发掘出北朝碑刻的艺术价值，直至清代中后期，北朝魏碑书法才逐渐发展起来。在清代中后期的阮元、包世臣等书法家开始着重的研究北魏魏碑的书法艺术，继而研究北魏造像题记的书法艺术风格。阮元所作《南北书派论》、 《北碑南帖论》均有提到北魏造像题记书法艺术特点的描述。以及后来清代末期的康有为著《广艺舟双辑》中提出尊碑之说，特别尊崇北朝碑刻并且提出了魏碑有十美，概括了魏碑书法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现当代国内学者关于龙门石窟研究的代表性论文中，从书法角度对北魏造像题记进行专门研究的很少，但也有几篇，比如孙贯文的《龙门造像题记简介》、李玉昆的《龙门碑刻研究》等论文作品从书法的角度进行了初步研究。李玉昆主要对龙门造像题记、龙门碑刻的形制、书写形式。刻工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探讨。李玉昆还指出，龙门造像题记的刊刻是先在石头上打上红格子，然后再书丹，石工按丹书刻出，而格子有的刻出，有的没有刻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刻出的红格子已经不见，只见其文字。孙贯文在《龙门造像题记简介》主要讲到两部分，第一部分为题记著录、录文与访拓，第二部分为题记中各种资料的说明。以上著作的观点基本都是根据造像题记的年代背景进行艺术化分型，并且总结出的艺术风格基本一致的。简单讲就是雄强、朴拙、自然天成的艺术特点。现代学者华人德在2003年上海书画出版的《六朝书法》中讲解了造像题记的刻工的文化背景，以及题记字体风格形成的原因。如果以整个北魏造像题铭书法艺术风格为研究方向并无多大的探索空间，但如果以一副造像题记为主体去研究其的书法艺术风格空间还是很大的。况且由于北魏造像题记碑刻有很多传世作品并没有人逐一分析研究，故对北魏造像题记单一作品进行书法艺术分析是可以进行研究讨论的。
由于本文选择的题材涉及范围过于广泛，故文中涉及的书法家、学者比较多，所以并没有把每一位学者著作观点进行详细的注解，只对重点观点进行解析。
参考文献：
[1]《历代书法论文选》，上海书画出版社，1979。
精神是城市之根本，也是城市之灵魂。我们要将历史沉积下来的精华充分地加以吸收和利用，形成城市精神的核心凝聚力，从而促进其更好更快地发展。
1.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厚的地域特色展现扬州的包容精神
扬州拥有两千五百年的历史文化传统而依然生生不息，经历了数代的繁荣又曾几度被毁灭的沧桑风云而宠辱不惊，泰然自若。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造就了扬州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富于创造性和开拓性的精神。
1.1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特色
1.1.1文学上的雅俗共赏
扬州的文学创作源远流长，名家辈出，据初步统计从汉末陈琳至现代朱自清，名扬全国、有著作广传者就达200人以上，传世文学书籍不下千部万卷，诗歌、散文、小说、戏曲、文学评论等方面均有硕果，民间文学也有丰厚的积淀，其民间文学种类丰富，有神话、传说、故事、寓言、笑话、歌谣、谚语等等。如此之多的文学样式并行不悖、相互促进。
1.1.2学术上扬州学派的集大成
扬州学派形成于清代乾隆、嘉庆年间，继吴、皖两派汉学而起，在经学、小学、校勘学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其研究成就将乾、嘉汉学推向巅峰。
1.1.3艺术上包容多种形式
扬州的文化艺术延绵不断，种类众多，有曲艺、戏剧、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篆刻、摄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其中以书画、曲艺、戏剧成就最高。
1.2兼容南北的人文地域特色
扬州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咽喉，自古以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均受到各地文化和地域特色的影响，集百家之长，包容万象，融合四方。
1.2.1工艺品，集南北技艺于一身
扬州拥有很多由现存民间工艺制成的工艺品，例如螺钿妆成翡翠光的漆器、琢磨人间新辉煌的玉器、一剪之巧夺神工的剪纸、顿使楼台增灿烂的彩灯、小中见大景色稠的盆景等等，其中以“南秀北雄”的漆器和“清、精、雅、健”的玉器最为有名。
1.2.2园林，集南北风格于一处
陈从周先生曾经说过，“园林分南北，景物各千秋”。扬州园林则集徽州风格、苏州风格和北京风格于一身。明清时期，徽商在扬州大规模建筑园林和住宅，苏州的匠师因为舟船之便来扬州修建园林的也颇多，当地官员为了取悦皇帝修建了许多仿官式、京式的高大园林建筑，由此，扬州园林较北方园林，少了几分登高望远的阔大气象，少了些许金碧辉煌的皇家气概，更少了一览无余的旷达气息，而多了回环曲折、柳暗花明的精巧布局，衡宇相望、门窗轩豁的宽阔胸襟，精雕细琢、陈列高雅的文化氛围。与南方园林相比，扬州园林虽然也有文气、灵气、秀气，但少了几分雕琢和繁富，多了些许质朴和简洁。我们不得不为扬州园林气势浩大而又温柔细腻的特色拍手叫好。
1.2.3饮食，会南北口味于一炉
扬州地处长江中下游地区，东濒大海，西接皖北山区，域内古运河纵横南北，水网密布，地势平坦，是“物产之饶甲江南”的鱼米之乡；扬州历史上几度兴衰，其盛时，各地达官贵人纷至沓来竞相斗富，其衰时，无论名门望族还是贫民百姓，都举家迁徙他处。这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丰富的历史变迁形成了扬州独特的贯通南北的特色饮食。
1.2.4城市，融南北之人于一地
自古以来，扬州就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吴王夫差开邗沟，隋炀帝开运河贯通南北，处于水运枢纽处的扬州自然成为经济高度发达，各路商贾往来贸易的集散地，大量外来人口涌入扬州。扬州曾容纳过多少大江南北的文人墨客、大贾商旅以及黎民百姓，从没有人因穷困而被这座城市遗弃，无论兴盛或衰败，扬州一直以仁义道德的博怀迎接着四海来客。
2.当代扬州人文的包容精神所面临的危机以及原因分析
从历史文化和地域特色两方面来看，扬州自古就拥有包容精神的深厚底蕴，但与过去相比，从人们的思想意识到行为举止，从日常生活到旅游休闲，人文的包容精神都在逐渐淡化，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扬州人文的包容精神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2.1改革开放之后，市场化的冲击淡化了人文精神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化机制日趋形成，自由竞争与交流已成为一种主流趋势。省际间的交流不断完善，区际间的联合逐步形成，国际间的往来也日渐频繁规范，多种文化正走进我们的生活，许多新的文化正在形成，固有文化正在面临这些文化的严峻挑战，扬州这个处于长江三角洲，经济文化高速发展的城市，原有历史文化积淀下来的人文精神同样受到威胁。
首先，大众文化在中国迅速崛起。人们在无意识的状态下接受着大众文化越来越频繁和猛烈的冲击。人们不断地以产业的形式生产着大众文化，享受着大众文化，消费着大众文化。
其次，外来文化迅速兴盛。在扬州这座融八方之人于一处的城市，外来人口众多，其它省市和国家的人口以各式各样的社会角色在扬州生活，随之而来的各地文化齐聚在此，一种文化形成一种精神，各种精神的汇聚，使扬州的历史文化和人文精神受到了巨大威胁。
再次，市场化机制的形成，人们的价值取向趋于功利化，文化也具有了商品性。“无利不起早”成为当今人们都不陌生的一句话，做任何事只图一个“利”字。教育也逐渐实用化，从孩子的培养上就已经陷入了一个“唯利是图”的误区，人文精神不被重视，包容精神更无从谈起。
最后，科学技术高速发展。原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就是一组相对的概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人们崇尚一种科学的精神，而忽视了人文的精神，以科学技术精神中的理性所表现的文化产品“整齐划一”，生产和消费不断重复，“把因循守旧的行为模式当作自然的令人尊敬的合理的模式强加给个人”，扼杀了人的个性、自主性和创造性。用量和质来区别一切事物使得扬州人文的包容精神无从体现。
2.2人们对包容缺乏正确理解
现在的扬州，外来文化带来了新的意识和理念，造就了与以往不同的文化和地域风格，体现在文学、艺术、园林、饮食等各个方面。外来的文化固然应该借鉴，但不能够全盘接纳，我们应该学习鲁迅的“拿来主义”，取其长者，为我所用。
包容和吸纳天下人才，宽容和学习各种先进文化的城市风格，倡导容纳世界的宏大气量和向外开拓的进取精神。扬州人文精神中的包容乃是一种“各美其美，以美为美，美美与共，是为大同”的精神。
2.3当前扬州在城市人文精神建设方面存在问题
首先，人们对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的内涵，扬州建城历史与人文精神建设的关系，城市人文精神建设的着力点和突破点还缺乏明确的认识，尚未形成浓厚的人文文化氛围，人文建设相对于经济、科技、社会等方面的发展还比较滞后。
其次，硬件设施建设不足。各种文化、艺术、体育、休闲等公共硬件设施与扬州建设国际化旅游城市的目标要求相比，与知名的文化名城相比，仍存在不少差距。
第三，扬州引进的文化艺术人才，与现实的发展要求相比仍然存在着质与量上的差距，尤其是近年来高端文化艺术人才出现流失现象。
第四，社会科学尤其是人文科学的研究机构、研究力量、研究成果上存在明显不足，尤其是结合扬州城市发展历史开展城市文化、城市人文精神的研究有待加强。
第五，城市人文精神的凝聚力建设不足。扬州人文的包容精神与上海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与杭州的“精致和谐，大气开放”和大连的“创造、创业、创世”等城市精神还是有一定的差距。
3.扬州人文包容精神的建设
据上面分析的扬州人文包容精神所面临的危机和原因，提出本人的几点关于扬州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意见：
3.1文化层面
首先，针对市场化带来的文化冲击，应加强对扬州市民的历史文化教育，把人文教育落到实处，鼓励不同的思想学术流派的产生、发展和争鸣，而不是互相侵蚀；为市民文化活动的开展提供足够的公共空间，促进文化沙龙、文化艺术流派的自由竞争和发展。
其次，加强对扬州历史文化艺术研究的力度，重点研究与扬州人文精神相关的方面。加强高端历史文化艺术人才的引进、使用和管理，使扬州成为高端文化人才的栖憩地。加强文化艺术团体的建设，包括高等学校及学术研究机构，为其进行历史文化艺术研究提供充足的资金、技术及其他必要条件。
3.2意识层面
针对人们对包容精神的错误理解，应进一步营造加强扬州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宣传舆论氛围。各新闻媒体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大力加强扬州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宣传，开办专栏、举办讲座、利用网络等各种形式，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出版单位等也要有计划地组织力量研究出版人文建设方面的图书、读物，从而形成浓厚的扬州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宣传氛围。
3.3制度层面
结合扬州实际，出台相应的文件和政策措施，形成有利于人文包容精神发展的软环境。制订和完善符合实际的城市人文包容精神建设的发展规划；制定吸引各类文化艺术人才尤其是高端文化人才的优惠政策，开通便利通道；采取各种措施，留住各类文化艺术人才，使其多出成果、多出精品。
3.4城建层面
首先，在扬州的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中加大引入祖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使其与扬州包容精神的文化及地域特色得以有机结合、弘扬光大。在扬州公共绿地、旅游景点等空间合理建设一批具有优秀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诗词主题园，增设能够表现扬州人文包容精神的书法碑林、石刻等，使广大市民在休闲、旅游时能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文包容精神潜移默化的熏陶，并使之成为扬州历史文化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其次，加强文物保护和博物馆建设。加大文物保护开发和博物馆建设力度，尽快出台扬州文物保护的地方性法规；采取切实措施，鼓励社会及民间力量兴办各类博物馆，为方兴未艾的民间收藏提供展示、交流和鉴赏的便利，形成多元化、多层次、多种类的特色收藏文化；组织力量编撰有关扬州历史文化的简易读本丛书，形式力求通俗易懂、简明扼要。
参考文献：
专著：
[1]许少飞，扬州园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2]韦明铧，扬州掌故，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3]朱福，扬州史述，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4]曹永森，扬州风俗，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5]马家鼎，扬州文选，苏州大学出版社，2001
[6]曹永森，扬州特色文化，苏州大学出版社，2006
[7]陈肖静，扬州文化与旅游研究，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07
论文：
[1]赵昌智，试论扬州文化的特点，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12月第21卷第4期
中国最早的陶瓷是青瓷,发现于山西夏县东下冯龙山文化遗址中,距今约4200年。随着中国原始艺术的第一繁荣时期的结束，迎来了新石器时代工艺彩陶的第二繁荣期的来临。
仰韶文化彩陶最早出现在河南省淹仰韶村发现。其中有半坡型彩陶，首先发现西安东郊半坡村，分布地区集中在关中平原。彩陶以黑色与红色为主。装饰图案有人面纹、鱼纹、鹿纹、蛙纹等。而中晚期的鱼纹从静态转为动态，不在注重形态，通过对口，眼腮尾鳍的描绘来表现鱼的动态。半坡型彩陶钟情于几何纹样的造型。说明了我们祖先的抽象造型能力。庙底沟型彩陶首先发现于河南陕县庙底沟。主要分布在陕西中地区。庙底沟型彩陶整体造型的线条极为流畅。装饰图案多采用圆弧线，直线和点。构成雅致流美的神韵。马家窑型彩陶是庙底沟的延续和发展。首次发现于甘薯马家窑。硕士论文，陶瓷史。。马家窑型彩陶整体风格是豪迈、大气，有着极强的动势。图案中，大量出现平行线，平等圆弧线，同心圆，在漩涡式的滚动中所有出现在圆点，恰恰又产生出静态美。
到了夏、商、西周时期，陶瓷制作工艺大大提高，而且窖场规模也不断扩大。由于商饮酒之风盛行，所以陶质酒器很多如：觚( gu )、尊、壶、爵( jue)等。到了西周，陶质的酒器明显减少。装饰手法上更注重部位的选择比例的权衡虚实，繁简的搭配在这个时期已经体现出来。这个时期随着三层花，理性色彩的增强以及窃曲纹，波纹，重环纹，瓦纹等的出现更好的体现了夏商西周时期工艺的提高。
秦汉时期是中国社会的重大转折时期，也是一个大融合的时代；秦汉工艺美术是以强盛的打帝国为背景的大一统美术。以儒教思想为背景的礼教美术和以人生享乐为背景的神仙美术。其中，汉朝的陶瓷工艺有较高成就的有：釉陶，青瓷，彩绘陶，陶塑等。汉末晋初最好的青瓷窑是越窑。胎质坚硬，胎色灰白。这个时期的主要瓷器是青瓷。基本风格是清雅，装饰纹样的舒缓，釉色清新可人。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则以佛教美术的兴起哲学思想进入艺术领域，本时期主要以清淡，玄学，竹林七贤为主要的风格。大量的出现白瓷、青瓷。瓷是由陶演变发展而来的。与前面提到的陶有着本资的区别： 1.原料不同。陶用黏土，瓷用瓷土。2.烧制温度不同。陶器低，在800℃左右。3.质地不同。陶器质地松脆，有微孔；瓷器质地细密，敲击声脆如金属声。硕士论文，陶瓷史。。
隋唐时期是中国工艺史上的又一个高峰时期。无论是陶瓷上的南北交流清白并重，还是金属器皿上的中外合璧，都表现出匠师那种“不薄技术，爱艺术，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内在追求与气质。创造了开放的华美时代。
隋朝的白瓷，釉色光润。以青瓷为主流产品。唐三彩女佣的出现在世界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唐三彩女佣那雍容华贵的大家风范，实在是大唐包容一切外文化的象征。唐三彩是唐代彩色釉陶的通称。多用白色粘土做胎；以含铜，铁,钴,锰等金属元素的矿物质为着色剂，配制低温釉，施于胚体表面在800—1000℃左右低温中烧成。其彩色并不仅限于三种颜色，一般有绿、黄、蓝、白、紫等多种色彩，但以黄、白、绿为主。唐三彩主要用于随葬。常见的有瓶、钵、罐、盘、杯、碗、枕等普通生活器皿，此外还有各种动物和人佣及建筑家具等。
随着市民生活的需求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宋的工艺美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蓬勃气象。这时期出现了宋代的五大名窑：汝、官、哥、均、定。
1.汝窑（以烧造青瓷为主），天青色，天青色在色彩上介于绿色和蓝色之间，既有蓝色之冷又有绿色之温。汝窑瓷器朴素、高雅是统治者沉淀于安逸享受的现实反应。体现了平淡、蕰籍之美。
2.官窑，胎有灰、黑和米黄数种，纹片大、小均有，釉色有粉青、米黄、深米黄等。北宋官窑窑址未明，南宋修内司官窑及郊坛下官窑窑址在杭州凤凰和乌龟山。硕士论文，陶瓷史。。
3.哥窑（龙泉窑），釉色有粉青，灰青，米黄之分，以灰青为主，釉面布满龟裂的裂片，有开片。弊病称为了一种纹理，好像冰裂变化万千形成自然雅致的天趣。
4.钧窑，在河南禹县，有天青、月白、灰蓝、海棠红、玫瑰紫等色。艺术特点为：“夕阳紫翠忽成岚”天青色于玫瑰紫色交织，釉色美如朝晖。铜的运用高温形成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5.定窑，是五大名窑中唯一烧的白瓷，兼烧黑釉，绿釉酱釉。地址在河北曲阳。釉层薄而滑腻滋润。釉色白中微微闪黄，好似古代妇女薄施粉黛。给人以柔润，恬美的美感。硕士论文，陶瓷史。。
南宋 足洗和明永乐、窖青花缠枝山茶纹扁壶都为上海博物馆的珍藏品。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硕士论文，陶瓷史。。
两宋时期瓷的发展有两大特征，一是南北瓷都在发展；二是官窑，民窑都在发展而元瓷的发展则集中在江西景德镇的发展上。其主要工艺是青花，釉里红，中国书画艺术与中国陶瓷工艺得以充分完美的结合。这是景德镇瓷工艺的重大贡献。而且元代还烧制高温卵白釉、红釉、蓝釉。硕士论文，陶瓷史。。
到了明朝，景德镇瓷器独领。主要瓷器品种为：青花、釉里红、五彩、珐琅彩、粉彩。极具宫廷贵族气象的典雅，其突出代表要数五彩冰梅蝶纹瓷瓶了。圈足与瓶颈装饰带采用红绿相间的民间抽象、写意的表现手法，与肩、腹、腰部的冰梅蝶的主体纹饰形成强烈的对比，色调雅致而明洁。清朝的宜兴紫砂壶制作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文人雅士的积极参与其中。书画与紫砂壶的关系更加的密切，同时也反应了紫砂壶制作更加文人化了。
一部陶瓷史，就是一部中国古文明史和审美史的缩影。由于每个历史时期的制作工艺和审美感受的差异，从而形成不同的陶瓷装饰形式。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闪现时代光辉的精美之作，体现了各个时期的陶瓷发展特点。陶瓷烧制是一门博大精深的文化。随着历史的发展，陶瓷工艺也将展开新的一页。技术与时代完美结合，相信陶瓷事业将会变得更加辉煌。
参考文献：
Abstract: Based on the study of the cultural theory of regional landscape, it has been acknowledged that some of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the regional landscape of ancient buildings and scenic spots have been fully taken into account in the protection design and construction. And the buildings and design of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al theory around Xi’an have been carefully observed. This thesis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 where the Xi’an Tang Daming Palace located in and its repair in protection through the understanding of some books and articles.
Key words: Daming Palace; regional landscape culture; high-platform building
中图分类号：P901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2104（2012）
根据专家的分析和论证，未来西安中心城市发展模式为：“九宫格局，棋盘路网，轴线突出，一城多心”的空间布局模式。其中“轴线突出”是指“长安龙脉”南眺终南山，北望渭水，是纵贯西安南北的一条城市主轴。天气晴朗的时候，可以南望远观南山的巍峨。从大明宫含元殿到大雁塔这条盛唐时保留下来的南北轴线，在今天仍然作为西安重要的景观轴线。
唐大明宫到大雁塔南北轴线示意图
唐大明宫遗址保护图
1 西安城址选择的渊源
1.1西安地区的地形特点是东南高而西北低，与关中平原西高东低的地形特点略有差异。
1.1.1西安地区的城址选择经历了由西南到东北，又折向东南的转移过程。
在地势地貌图上，我们可以发现，由于秦岭山脉在西安城南折向东北去，造成西安地区的地形东南高而西北低。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发源于秦岭山地的灞河、浐河和潏河等，都受到了这种地形特点的制约，纵贯西安东南地区，趋向西北入渭。这些河流，切割了西安市区的平原，使其成为东南、西北向的长条形。
2 西安市唐大明宫遗址
2.1西安唐大明宫遗址的历史
唐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市北郊龙首原上，在唐代是长安城三大宫之一。大明宫平面略呈梯形，面积约3.2平方公里。宫墙周长约7.6公里，四面共有11座门，已探明的殿、台、楼、亭等基址有40余处。宫南部为前朝，以自南而北的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为中心组成。
大明宫北部的内廷中心为太液池，周围有三清殿等多处建筑基址分布，内廷西部有朝廷宴会和接见外国使节的麟德殿。规模十分宏伟。1996年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2西安唐大明宫遗址的构架
2.2.2麟德殿遗址
麟德殿位于大明宫西部，建于唐麟德年间。建筑面积达12300多平方米。遗址中出土大量黑色筒瓦，还有少量的琉璃瓦片。台基周围出土很多螭首石刻和石望柱残块。阶道铺有莲花方砖，这是其他遗址所少见的。
2.2.3大福殿遗址
大福殿是唐大明宫内大型殿堂之一。殿址位于大明宫乡炕底寨村内。现存夯土台基东西长70米，南北宽50米，高约5米，总占地面积约11600平方米。
2.2.4凌霄门遗址
凌霄门亦名青霄门，是大明宫北墙偏西之门，位于玄武门以西355米处。考古探测为一个门道，距宫城西北角195米。遗址在炕底寨村东北隅。
2.2.5玄武门与内重门遗址
玄武门是大明宫北面的正门。位于北垣中部略偏西处，西距宫城西北角538米，东距东北角597米。在考古发掘之前，看不出门的形状，只是在两侧有类似土丘的夯土基座。
唐大明宫宣武门复原图
门址范围很广，发掘面积达1000多平方米。玄武门只有一个门道，基座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34.2米,南北宽16.4米，两侧为高起的夯土门楼基座。周围砌有砖壁，与门基两端相接的一段宫墙。门东面保存最高处有3米，宽约5米，较当时地面略高。南面两侧铺有莲花方砖，与门道的砖壁及散水相连。玄武门以南的东西两侧是廊庑建筑，与南边内重门相接。内重门在玄武门南20米，是与玄武门相对的一较小的门，门两侧筑有宽仅2米的夯土墙，向东西分别距20多米处北折与北城墙相接，即对玄武门呈环抱的形式。
2.2.5重玄门遗址
唐大明宫重玄门和玄武门复原图
重玄门遗址位于玄武门正北夹城处，距玄武门156米。保存得比较好，门道两侧的门楼基座高出现在地面4米多，呈马鞍形土丘，中间低处是门道。门道东西长33.6米，南北宽16.4米。夯土心，外砌砖，两侧还保存着柱础和墙根灰底,门楼基座两端都比玄武门加宽和延长了许多，宽5.2米。门洞中段，有道青石门槛。门槛两端各有枕石，每道门槛之间相距2.45米，门洞之上有门楼。
2.2.6三清殿遗址
三清殿遗址位于大明宫西北隅，大明宫乡炕底寨村东北角，是一座高台建筑，为宫廷道教建筑之一。台基北高南低，现存高度为15～12.6米，平面呈凸字形，北宽南窄，南北长78.6米，东西宽北部为53.1米，南部为47.6米，面积达4000余平方米。
2.2.7清思殿遗址
清思殿是唐敬宗时所建，位于东城左银台门内，南北长228米，东西宽33米。
2.2.8唐太液池遗址
太液池又名蓬莱池，位于大明宫北部居中地带。初凿于贞观或龙朔年间。开元后期，玄宗曾命在太液池两岸筑望月台与杨贵妃赏月，台高百尺。池中有蓬莱山，山上有太液亭。
源自史书中的唐大明宫太液池
太液池面积约1.6万平方米，分为东西两池，中间有渠道相通。太液池水源引自南来的龙首渠。有暗渠与宫外相通。沿岸回廊与附近宫殿建筑，都根据地貌特点，着意布置，错落有致。遗址在今大明宫乡孙家湾村西南。
2.3大明宫遗址的修复
大明宫遗址位于西安市自强东路以北、玄武路以南范围内，修复计划将重点发掘麟德殿、含元殿、三清殿等殿堂遗址和重玄门、玄武门等宫门遗址。大明宫遗址保存比较完整，埋藏丰富，是唐代建筑研究的珍贵实物资料。
3一些建设中蕴含着的地景文化理论
3.1 中国古代高台建筑
中国传统地景文化理论的发掘，中国的先人对自然环境的认识，以及形成的自然哲学观。我不知道高台建筑是不是符合地景文化理论的基础，但是总感觉到之所以这样利用天然地势甚至是人工夯土建造的土台上的建筑，彰显着一种膜拜与尊贵。甚至有一种防御的功能。
古代高台建筑
高台建筑利用天然的土台或人工夯土的土台，在其上建造宫殿和楼阁。最高的土台有20米，一般都在5米到15米。建筑高台能使人感到庄严、尊贵，既可登高远望、眼界开阔，同时也利于建筑本身的防潮湿和通风。高台的做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利用天然高台，一种是人工夯土高台，有的则在山坡处利用山半腰中突出的台地，也有的是在山顶上建设庙宇。人工夯土高台，多用于庙宇和宫殿的内部，或者用于城市建筑。建造独立的高台，台的四周多用砖墙砌到台顶，以使高台整齐。一组建筑中，或者一个城市里的高台建筑大都是重要的建筑物，可使整个建筑群有高有低、此起彼伏，有一种错落有致、波澜壮阔的变化。
4小结
地域性景观文化在我国整个建设历史中，从始至终贯穿着她的精华，现在游历或者翻看历史上保留下来的完整的或者点滴的遗址，有关运用到地域性景观文化理论的古迹仍旧散发着她巍峨、庄严的光芒。
参考文献:
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的文化寓意.范艳辉，赵晓辉，句建国.《华中建筑》2011年第07期.
中国古建筑知识问答.张驭寰.《人民日报海外版》.
中国古代高台建筑特征描述. 百度文献.
中国古代文学史源远流长，小说的起步晚于诗歌和散文，小说的成熟也就更晚了。虽然小说的发展曲折、艰难，但是，它仍从粗陈梗概的残丛小语发展成了今天的形式多样、别具一格。从其内容和文学价值等方面来看，已不逊色于一直处于正统地位的诗歌和散文。古代小说真实地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现实及纷繁复杂的思想潮流，对今天的学者及读者而言，极具价值。
刘义庆，字季伯，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人。他生活在南北朝刘宋时期，生于晋安帝元兴二年（公元403年），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公元444年），享年四十二岁。刘义庆自幼才华出众，出入经史百子，喜好文学创作。他一生创作极为丰富，代表作品有：《世说新语》十卷、《幽明录》二十卷、《江左名士传》一卷、《徐州先贤传赞》九卷、《集林》二百卷、《宣验记》十三卷等。[1]
其中，《世说新语》与《幽明录》是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优秀作品，前者是志人小说的代表，后者是一部典型的志怪小说。刘义庆也因其笔记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小说的研究，人们多把目光集中在了《世说新语》《搜神记》等笔记小说上，对《幽明录》一书研究甚少。我们也只能在研究志怪类小说的论文中看到它的影子。我国最早的叙事文学，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等等，虽不是小说，但从题材、思想内容上看，都对后来小说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志怪小说就继承了神话传说的传统，并受到了诸子史传的影响。这些志怪小说保存了大量民间传说、逸闻趣事，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一则则故事展现了社会各个历史阶段的政治面貌、思想状况、民风民情以及人们的，对我们今人研究当时的历史或社会风潮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魏晋南北朝（公元220年——公元589年）是中国历史上战乱频繁，却又孕育着无限创造力的变革时期。在这个动荡的时期，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尚未成熟，思想多元。在当时，各种“异端”思想得到了发展，老庄思想和外来佛教也日益兴盛，佛教大量翻译经文，并广泛流行，逐渐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儒家学说面临严峻挑战。由于佛教的急剧膨胀，使原来儒、佛、道的相互关系及其历史格局发生新的变化。可以说，社会思想和文化思想比较活跃。小说也开始从野史、杂传中分离出来，渐渐走向独立，成为了一种较独立的文学形式。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在魏晋南北朝时代，志怪志人小说产生了。由于受到人们传统文学观念的影响，古代小说的研究相对滞后。直到二十世纪初，鲁迅先生《中国小说史略》及《古小说钩沉》等成果问世，人们才开始注意到古代小说的研究。鲁迅先生不仅对魏晋小说辑佚有着特殊的贡献，也开了研究小说史的先河。196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刘叶秋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小说》一书填补了魏晋小说研究的空白。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研究古代小说的著作越来越多，人们也渐渐重视起来。这段时期的著作，代表性的有李建国先生的《唐前志怪小说史》、林辰先生的《神怪小说史》，王枝忠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吴志达先生的《中国文言小说史》、侯忠义先生的《汉魏六朝小说史》及《中国文言小说史稿》等等。近年来，小说理论史、论文集方面的著述也是百花齐放，如方正耀先生的《中国古典小说理论史》、刘上生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艺术史》、龚鹏程先生的《中国小说史论》、陈平原先生的《陈平原小说史论集》等等。可见，近年来学术界对古代小说的研究逐步重视起来，论文著作日益兴旺。齐裕琨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演变史》把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分为了六个时期，分别为远古至先秦两汉的准备期、魏晋至唐的成熟期、宋元转化期、明代的繁荣期、清初至清中叶的高峰期和中日后的演进期。王增斌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通论综解》里把文言小说的发展分为五个阶段，分别为先秦至西汉初的准小说时期、西汉武帝至南本朝的雏形期、隋唐五代的黄金期、宋至元的文言小说盛转衰时期和明清再次振兴发展期。《幽明录》正是文言小说发展到第二阶段的作品。
目前，在文学史中出现的《幽明录》或许就是一个书名，对其内容甚少提及，更不用说探讨它的文学价值了。虽然有的学者，如侯忠义先生、李建国先生在他们的著作中都对《幽明录》评价颇高，但都比较简略，只是大概介绍它的思想内容，列举一两篇优秀作品略作分析，都没有深入论述。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检索1980-2010年关键词为“幽明录”的论文仅十篇，其中六篇主要涉及古代汉语领域，如邓志强的《〈幽明录〉复音词构词方式举隅》、刘亚科《〈幽明录〉兼语句研究》等。不多的几篇则简略分析了《幽明录》的成书与婚恋题材。在中国学位论文数据库中检索也只有三篇硕士学位论文。从2010-2012年研究《幽明录》的论文有了较大的增长，在原来十篇的基础上新增了十四篇；硕士学位论文亦增加了三篇。研究《幽明录》的博士论文尚付阙如，国外亦无研究。以《幽明录》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曾美海、杨娴《〈幽明录〉的志怪体式及其文学价值》一文中认为《幽明录》内容丰富，兼备地理博物体、杂史杂传体和谈佛论道体等志怪体式，并开辟了新的题材领域；有的作品透露出“有意为小说”的意图。李立文《魏晋南北朝佛教小说的范型——以〈幽明录〉为例》认为《幽明录》的成书主要在于人们的精神需要，这是一部能够满足人们好奇心的搜奇记逸的作品。刘亚科《〈幽明录〉中的女性形象》、王天婵《魏晋六朝志怪小说情爱作品中的女性形象》等主要通过作品分析几种不同类型的女性形象，探讨魏晋时代女性生存现状。刘赛《盛弘之〈荆州记〉与〈幽明录〉成书关系之考察》提出《荆州记》与《幽明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盛弘之所撰《荆州记》中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幽明录》采用的。同时也可看出六朝时期盛行的地理书与志怪小说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孟庆阳《〈幽明录〉中的婚恋题材小说》一文则用人神相恋、人人相恋、人妖相恋三种类型的题材来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作品中的女主人公的身份各有不同，故而小说的结局也有不同。同时还进一步分析此类题材小说对后来的爱情小说、杂剧戏曲创作的影响。从现有的一些论文看，学术界对于《幽明录》的研究还不够重视，对它的研究仅仅停留在总体概括上，对具体文本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对文本的内容研究及艺术研究还有待深入。
前人之所以对《幽明录》的了解和研究较少，主要原因在于这部书佚失情况比较严重。考《隋书》经籍志史部杂传类，云“《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2]《旧唐书》卷六经籍志的乙部史录杂传类载“《幽明录》三十卷，刘义庆撰”[3]。《新唐书艺文志》入丙部子录小说家类，称“刘义庆《幽明录》三十卷”[4]。《通志艺文略》卷六十五云：“《幽明录》二十卷，刘义庆撰”。[5]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云：“《幽明录》二十卷。”[6]中国基本古籍库中载明代焦竑撰《焦氏澹园续集》卷九书后题跋有“《幽明录》二十卷”。同时在清代丁仁《八千卷楼书目》卷十四子部民国本云：“幽明录一卷，宋彭城王刘义庆撰，琳琅祕室本。”清代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士礼居业书景明抄本载：“幽明录一本刘义庆旧抄四钱”。根据南宋洪迈撰《夷坚志》卷三《夷坚三志辛序》中有“《幽明录》今无传于世”[7]的记录，及同时代郑樵在《通志》中的记录，可推测笔记小说《幽明录》应该是失传于南宋初年。后唐宋类书如《法苑珠林》《北堂书钞》《初学记》《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太平广记》等辑录佚文较多，后人也不断搜索整理。鲁迅先生的《古小说钩沉》以前人辑本为基础，辑录二百六十五则，是现有的较完备的本子。“鲁迅先生指出：‘唐宋类书引《幽明录》时亦提《世说》’，所以把类书引《世说》而《世说》不载的志怪故事也辑入《幽明录》。”[8]近代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的郑晚晴辑注本是在鲁迅本的基础上，补充了十一则故事放在附录中。这种做法亦是效仿鲁迅，把唐宋类书中引《世说》，而《世说》未载的志怪作品增加在《幽明录》中作为补充。比如说《陈庄》《郑子产》《曹爽》《王东亭》等故事，都是辑录于《太平御览》，都是《太平御览》引《世说》的志怪故事，而今《世说》无此文。这样就使《幽明录》这部志怪小说更为完备，郑辑本共辑录笔记小说二百八十四则，此书于一九八八年十二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目前，学术界的研究大致都是以郑辑本为依据进行研究的。
（本文为校级重点课题，项目名称为刘义庆《幽明录》研究，课题编号：ASA12-16。）
注释：
[1][6][明]胡应麟撰：《少室山房笔丛·丙部九流绪论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378页。
[2][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三，志第二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80页。
[3][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05页。
[4][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540页。
[5][宋]郑樵：《通志·艺文略》，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780页。
[7][宋]洪迈撰，何卓校点：《夷坚志》三志辛（十卷），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85页。
[8][南朝宋]刘义庆著，郑晚晴辑注：《幽明录》，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版，前言第4页。
参考文献：
[1]郑晚晴辑注.幽明录[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8］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新城县北场村金时立爱和时丰墓发掘记》，《考古》1962年12期；b.郑绍宗：《兴隆县梓木林子发现的契丹文墓志铭》，《考古》1973年5期。
［9］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河北固安于沿村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文物》1993年4期。
一、宋辽金时期的河北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此后，宋为统一北方与辽之间在河北地区频发战争，对当地政治、经济及人民生活造成巨大破坏。公元1004年，宋、辽缔结澶渊之盟，约定以白沟河（今大清河一线）为界，双方罢兵求和，从此进入和平相持时期。这种稳定的环境有利于河北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人们安定生活。但另一方面，河北也进入一个南北分裂的时代，中南部地区属宋，北部地区属辽。这种情况直到公元1127年，金灭北宋后，河北全境统一属金。
宋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主要设路、府、州、县等，河北主要分为两路：河北东路、河北西路。河北东路所辖地区主要有：大名府、开德府、河间府，以及沧州、冀州、霸州、德州等11州。河北西路所辖地区主要有：真定府、中山府、信德府、庆源府，以及相州、卫州、州、深州等9州。上述两路基本包括了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南的全部地区。
辽代行政建制设五京道，道以下设府、州、县。其中南京道的全部及部分中京道、西京道所辖地域，相当于今河北省大清河以北的全部地区。
金代的行政建制基本因循宋，今河北省地域大致相当于金代的河北东路、西路以及中都路、大名府路所辖范围。
宋辽对峙与金统一河北，对河北这一时期物质文化的发展与面貌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河北此一阶段的古文化遗存，呈现出宋的中原文化传统与辽、金的北方文化因素互相融合的独特特点。
河北多年的文物考古工作发现了大量的宋辽金时期的文化遗存，出土了丰富的各类文物。已发现的宋代遗址约260多处，其中城址13处；辽金时期遗址约1600处，其中城址61处；另外还有大量墓葬。
二、宋代考古
北宋遗址以城址和瓷窑址最为重要，考古发掘工作亦主要针对此两项内容开展。比较重要的城址有大名故城、巨鹿故城等。始建于五代，宋代立为北京的宋代著名城市大名府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500米，东西宽约6000米。城垣夯土筑成，残高1~8米。城内发现宋代灰陶和白瓷、黑瓷残器片，另外还发现有石雕佛像残件。位于今巨鹿县境内的宋代巨鹿故城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约712米，东西宽约300米。城垣遗迹已湮没于地下，文化层距今地表约3米深。1915年和1920年间，城址出土了大量宋代文物，其中有碗、盘、盆、罐、瓶等瓷器和绢画等。北宋普通中小型聚落遗址发掘的很少，遗迹主要是简单的房址、水井、灰坑等，出土遗物以泥质陶器和白釉、黑釉粗瓷器为主，器型主要是碗、盘、罐、瓮等。
定窑、磁州窑和井陉窑遗址是河北北宋至金时期三大重要瓷窑址。定窑乃宋代著名瓷窑，其创烧于唐代，至元代渐衰落。核心窑址位于曲阳县涧磁村附近，发掘出的遗迹有窑炉和瓷器作坊遗址。出土的瓷器尤以白瓷器最为著名，即闻名于世的定窑白瓷，种类主要有碗、盘、碟、瓶、壶、盒和枕等，胎质细腻，釉色润泽，装饰技法主要有刻花、划花和印花等，图案以花卉和动物形象为主，有的瓷器上题款有“官”、“尚食局”、“尚药局”等，多与宫廷和官府有关[1]。
磁州窑兴盛于北宋和金代，是宋元时期北方著名的民间窑场，包括磁县观台镇和邯郸彭城镇两个窑址群，遗迹发现有窑炉、石碾槽、作坊及原料堆等。瓷器产品以白釉器为主，次为黑釉、绿釉、黄釉器等，器型种类有碗、盘、罐、瓶、壶、枕和建筑构件等。装饰技法极为丰富，有划花、印花、剔花等，其中尤以白地黑花的装饰最具风格[2]。1989年调查新发现的井陉瓷窑遗址群，是隋代至元代烧制白瓷器为主的瓷窑群，产品表现出一些独特的地方特色，以白瓷为主，其次有黑釉、酱釉、绿釉和黄釉器[3]。
北宋墓葬的发掘以井陉柿庄墓群较为著名。共发掘墓葬14座，形制以带墓道单室仿木构砖室墓为主，其中尤以6号墓的“捣练图”壁画最为完整精美。该墓地的年代，发掘报告认为是北宋末至金初，近年有人认为应晚至元代[4]。
北宋与辽对峙存在，位于两国交界地带的河北中部地区留下了不少军事性遗迹，如永清、雄县境内的北宋地道遗址，属抗辽的军事防御设施遗迹。地道距地表约4米，洞高约1.5米，宽约1米，一般系用灰砖垒砌而成，砖长30厘米，宽15厘米，厚7厘米。洞内发现有灯龛、通气孔等设施。出土遗物有黑釉的瓷碗、罐等瓷器或瓷器残片。这些地道遗存为研究宋与辽金的战争及军事防御设施提供了资料[5]。
从北宋开始，中国建筑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北宋时期建筑遗存在河北有着较好的保存。正定隆兴寺是现存规模较大、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宋代布局规划的寺院，为国内罕有的宋代建筑群，现存有4座宋代原构木结构建筑，其中摩尼殿的平面布局与殿顶形式常见于宋画，而实物罕见，故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河北宋塔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于宋至和二年（1055年）建成的定州开元寺塔，高84米，为全国古塔之最。另一处著名的宋塔是高达63.9米的景县开福寺塔，也为国内少见的高塔。金代重修的正定广惠寺华塔，一层塔身四隅附建四座单层小塔，主塔上部满饰各类壁塑，为国内佛塔罕见形式。临城普利寺塔为宋代少见的方形砖塔，塔身一级满嵌砖雕坐佛，各层斗拱形制各异，极具装饰性。刻于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的赵州大观圣作之碑，在国内同类遗存中形体最高大，保存最好。建于北宋景5年（1038年）的赵州陀罗尼经幢，幢高16余米，为国内现存形体最高大的经幢，造型华丽，雕刻精美，为宋代典型代表作品。另外，北宋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定州静志寺真身舍利塔和净众院舍利塔的塔基，其地宫中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6]。
三、辽金考古
辽金时期的遗址集中分布在北部的张家口、承德一带，多为内涵简单、文化层较薄的一般性遗址，出土遗物主要是陶器和瓷器残片。发现的城址依大小大致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小型城堡址，一般平面近方形，边长50~100米，城垣夯土筑成；二是较大型城址，城垣边长一般在500米以上，如沽源小宏城、九连城等，其年代下限均延续到元代。九连城城址平面长方形，南北长920米，东西宽760米，城垣外侧建有独特的半圆形马面，直径20米，间距80~100米。
河北北部地区辽代墓葬发现很多，其中以宣化下八里张氏家族墓群的发掘收获最为卓著，是辽代考古的重大成果之一。该墓群属汉人家族墓地，时代集中在辽代末年大安和天庆年间。墓葬形制多为带墓道的仿木构穹隆顶单室或双室砖室墓，墓室平面有圆形、六角形和方形等。墓内均有色彩艳丽的壁画，内容以表现墓主人生前的生活情形为主，如出行、散乐、侍吏等，特别是还发现了“茶道”和“备经”等壁画新题材。随葬品除陶瓷器、铜器外，引人瞩目的还有许多保存较为完整的木制家具桌椅、衣架等。葬式为特殊的骨灰葬，并“以草为骨”或“以木为骨”制成人体偶像。张文藻等人的木棺上还有用梵文和汉文墨书的佛经，反映了佛教的葬制[7]。
金代墓葬重要的有高碑店金皇统三年（1143年）时立爱墓、兴隆金天德二年（1150年）契丹人墓等[8]。兴隆金墓出土的契丹文墓志是重要的契丹文资料，对研究契丹文字的起源和结构具有重要的意义。金代佛寺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固安于沿村宝严寺塔基地宫，出土了许多精美的金银器[9]。契丹人的墓葬重要的有平泉辽统和二十七年（1009年）耶律加乙里妃墓、重熙十五年（1046年）秦晋国大长公主墓等，出土的墓志铭补正了文献记载的不足[10]。超级秘书网
长城在金代有着奇特的发展。金长城又称金界壕、壕堑，与前代长城不同，它掘土为壕堑，掘出的土在壕内侧夯筑为墙，重要地段双壕双墙并列。墙体外侧筑望台（马面），内侧建戍堡、关城，防御体系比前代长城更为严密。金长城有主线和多条支线，河北境内的金长城属南线，位于康保、丰宁、围场境内，总长约216公里。长城由外壕、墙体、望台（马面）构成，墙体夯筑迹象不明显，坍塌严重，残高不足1米，望台间距200~300米。许多地段已被夷平，有些成为乡间大车道。
来自东北地区的辽金两族在汲取汉文化基础上，也创造了具有民族融合风格的各种建筑作品。河北境内保存有不少质量上乘的辽金时期建筑遗存。高碑店开善寺大殿，为国内现存不足十座的辽代木构建筑中经后代修缮改造最少、保存原貌最好的一座。建于辽应历十六年（956年）的涞源阁院寺文殊殿，保留的辽代壁画及部分彩画弥足珍贵。河北北部辽塔的代表作品有涿州云居寺塔和智度寺塔、涞水庆化寺华塔、易县圣塔院塔、涞水镇江塔等。金代塔的代表作品有正定临济寺澄灵塔、昌黎源影寺塔、易县双塔庵双塔等。金代重要经幢有卢龙陀罗尼经幢，高11米，雕刻精细华美，为金代石刻精品。
四、河北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
河北地区宋辽金考古的重要性不仅仅表现在有多种多样的突出发现方面，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发现对于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特别的价值与意义。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河北特殊的地理位置是研究中原宋代文化与北方辽金文化之间互相交流与碰撞的最佳区域。两种不同系统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而两种文化对峙的前沿地域则是研究这种关系的最重要环节。因此，河北在宋代与辽金考古学文化比较研究中，具有不可或缺的特别重要的意义。
其次，河北是研究宋代考古的重要地域。宋代的政治经济中心在今河南（下转39页）（上接25页）地区，而与之毗邻的河北则是宋代抗击北辽的前沿重要区域，因此将大名府升为“北门锁钥”之北京，成为陪都。这种特殊的政治因素为河北地区文化的发展提供了特殊的条件，因此也成为宋代考古的特殊地域。
第三，河北是研究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辽代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为辽之陪都，成为辽代的重要区域。金代迁都燕京，称中都，河北地区成为京畿重地。因此，河北地区自然成为辽金考古的重要地域。
总之，河北特殊的地理区域以及丰富的考古发现，使其在中国宋辽金考古领域占据了特别重要的位置。
参考文献：
［1］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曲阳涧磁村定窑遗址调查与试掘》，《考古》1965年8期。
［2］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观台窑址发掘报告》，《文物》1959年6期；b.李辉柄：《磁州窑遗址调查》，《文物》1964年8期；c.北京大学考古系、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观台磁州窑址》，文物出版社，1997年。
［3］孟繁峰：《井陉窑金代印花模子的相关问题》，《文物春秋》1997年增刊。
［4］a.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北井陉县柿庄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62年2期；b.徐苹芳：《看〈河北古代墓葬壁画精粹展〉札记》，《文物》1996年9期。
［5］a.峰峰矿区文物保管所：《河北邯郸市峰峰矿区宋代地道清理报告》，《考古》1990年8期；b.夏清海：《河北省雄县祁岗村发现古代地道》，《文物》1984年6期；c.廊坊市文物管理处：《永清县古地道调查与试掘简报》，《文物春秋》2000年3期。
［6］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8期。
［7］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宣化辽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