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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形成我国耕地资源逐年减少，不仅耕地数量降低，耕地质量也明显下降，已形成“人多地少、后备资源不足”的基本国情。农业作为我国的基础产业，其高效收益对于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有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工业技术发展迅速，土地资源在工业生产中的价值大大提升，具体表现为利用资本、科技以及人类的劳动最终产生工业收益。因此，大量农用地转变为非农用地，耕地减少，荒地以及工厂废弃地增多，耕地与粮食问题局面严峻。为了巩固粮食安全，维护农业的中心地位，达成耕地资源的动态平衡，提高耕地质量，促进土地综合利用效率，国家先后出台多项政策，持续推进土地的整理整治，并逐步迈入土地综合整治阶段。
（三）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意义乡村土地综合整治为日趋严峻的人地矛盾提供了破解方向，为资源配置与利益格局的平衡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城镇化、工业化发展奠定了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土地供给不足对经济发展制约的瓶颈问题，推动了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优化配置，促进了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人口相对集中居住、产业集聚发展，推动了城乡一体化进程。
二、研究区域概况
（一）自然条件1.气候固城镇属暖温带季风区中的大陆性气候，主要特点为冬寒夏热，温差大，降雨少。年平均气温12.8℃，年平均温差达30.3℃，极端最低气温为-24.8℃，极端最高气温为42.5℃，年总日照时数达2674.3h，年平均无霜期为195d。夏季降水集中，冬季干燥少雨，年总降水量为523.9mm，年总蒸发量为1872.9mm。2.地形、土壤固城镇位于河北省隆尧县北部，地处冀中南平原，整体地势平坦，西部较东部略高，平均海拔30米。土壤类型以褐土、潮土为主。3.水文境内有午河流过。午河自柏乡县县城南入境，由西而东，入西潘村北，经过前岳、后岳，奔宁晋县汦河，境内河道长7.7km，宽120m，通过流量80m3/s，流域面积50.3km2。
（二）社会经济条件固城镇地处隆尧县北部，东接大张庄乡，南连山口镇，西邻柏乡县，北接宁晋县。南距隆尧县城12.5km，辖18个行政村，人口4.5万余人，总面积64.6km2。1.经济发展农业是固城镇的基础产业，是固城镇第二、三产业发展的基石，确保农业产业的现代化建设，鼓励村民规模化经营，对于固城镇的经济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当地的粮食作物主要有冬小麦、玉米，经济作物包括棉花、香菇等，另外，蔬菜种植以及禽畜养殖也是村民农业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粮食播种面积4556公顷，总产达71221万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大环境下，乡镇工业化进程进展迅速。固城镇的传统工业产业主要集中在汽车配件的生产、销售，其产品种类多、销量大、销路广，部分产品出口海外，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汽车制动鼓配件生产基地。2012年固城镇工业生产总值5.3亿元，拥有汽配企业100余家，职工8000余人，年创利润6000多万元。2012年，固城镇国内生产总值7.4亿元，其中第一产业产值1.2亿元，占到1.6%；第二产业产值5.3亿元，占到71%；第三产业产值0.99亿元，占到13%。全年财政收入1230万元，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985元。
（三）固城镇土地利用现状2009年末，全镇土地总面积为6444.5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为5556.8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6.23%；建设用地面积为753.45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69%；其他土地面积为134.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2.08%。农用地中，耕地5445.92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84.50%；园地1.47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2%；林地4.9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8%；其他农用地104.53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62%。建设用地中，城乡建设用地730.3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33%，交通水利用地21.49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33%；其他建设用地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02%。其他土地中，水域主要是河流水面为74.16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1.15%；自然保留地主要为荒草地60.04公顷，占土地总面积的0.93%。
三、土地综合整治对固城镇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
（一）土壤问题
1.耕地面积较少，耕地质量下降随着固城镇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生活条件、医疗卫生水平提高的同时，城镇一体化建设也逐步深化，各类非农建设用地（农民新建住宅用地，工业建设项目、交通服务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等）需求不断增加，固城镇整体趋势呈现为人口逐年增多、耕地逐年减少。要使有限的耕地养活逐年增多的人口，只能向耕地索取更多的粮食，提高土地复种指数。为追求提高耕地产出率而一味加大耕地垦殖力度或不顾土地适宜性要求调整土地利用方式，反而会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和生产力降低，甚至会引发一系列灾害过程的发生（如土壤侵蚀、土地荒漠化等），进一步加剧土壤养分的流失。在乡村土地综合整治过程中，高效率的大型工程机械被大量使用，在挖填土方的过程中，表层土层被压实，土壤水封空气减少，团粒结构变差，最终导致土壤板结，生产力降低。
2.土壤污染加剧，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主要原因包括大量施用化肥、滥用农药及除草剂、随意排放垃圾和污水、不合理的灌溉行为等。传统的培肥费时费力，化肥作为廉价、便捷的提升产量方式，广受农民喜爱。大量化肥的施用使土壤板结现象加剧，有机质含量降低，整体肥力下降，以此恶性循环，结果是耕地有机质含量逐年降低，部分耕地有机质平均含量仅3%。固城镇每年农药的平均使用量在9kg/公顷，一些高产农田的施药次数近10次，高达1kg/亩，造成农业产品及农副产品残留农药严重超标，这不仅使人畜农药中毒事故发生率上升，还减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种类与数量，破坏了生态环境的多样性。乡村居住区生活垃圾数量巨大，没有垃圾有效处理，没有垃圾集中处理场所，农民环保观念欠缺，大量使用塑料薄膜等，“白色”污染随随风飘舞。乡村居住区生活污水直接排入村庄附近水坑，缺乏排水渠、污水处理站等必要设施，村民大量使用含磷洗衣粉，水污染造成土地污染，导致生态环境恶化，致使耕地减产。一些不合理的大水漫灌，使土壤盐渍化现象出现。
（二）植被问题——林地覆盖率极低，缺乏农田林网村镇迁并、耕地垦殖率的提高、荒地开发等一系列土地整治活动的实施，对地表植被及其相关生态过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其数量结构与空间格局都发生了巨大变化。自20世纪80年代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林地面积急剧减少，田间和道路防护林带基本消失。近三十年，固城镇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建设、交通、商业、住宅等用地增加，土地复种指数提高，使得当地原有的榆树、槐树、柳树和杨树几近消失，荆条、酸枣已经消失。目前，固城镇林地覆盖率仅为0.08%，大多道路农田周围已无林地可言，宜林地因各种占用情况、非法砍伐、外来物种入侵以及病虫害的影响还在继续减少。
（三）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简单化固城镇在实施土地综合整治中，偏重于耕地大面积整齐划一。一方面利于机械化收获翻耕播种；另一方面易于农作物的田间管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在耕地大面积平整进程中，影响和破坏了生物栖息地，农田常见的蟾蜍、麻雀、野兔、蚯蚓等生物减少。化肥与农药的大量使用增加了农田害虫的抗药性，减少了土壤的有益微生物种类与数量，使土壤微生物含量减少，病虫害的危害性大大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整治区域土地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简化，必然会使生物的生存环境和繁殖环境受到影响。
（四）大气问题——大气污染日趋严重汽车配件是固城镇的传统工业，在过去30年，固城镇及其周边地区建立100多家汽车配件企业。这些企业分布散、规模小、技术力量弱，且均使用冲天炉，将大量未处理的废气直接排出。硫、氮氧化物以及小颗粒粉尘对周边环境造成严重污染，时有雾霾。同时，在乡村土地整治过程中，村村水泥公路的铺设、田间沟渠的水泥化、荒地与废弃地的垦殖等都使地表植被覆盖率降低，植物的净化作用减弱，局部空气质量下降。乡村村民环保意识薄弱，乡村缺乏垃圾处理站等基础设施，村民焚烧白色垃圾、农作物秸秆现象屡见不鲜，不仅容易引起火灾，还对当地大气造成污染。
四、为改善固城镇生态环境，土地综合整治应采取的措施
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土地资源与土地效益的平衡配置，在保证农业发展、生态建设优先的前提下，促进城镇化、工业化进程。在当今社会，迫切需要加强宏观设计、监管、督查，探索社会化途径与市场化机制，建立乡村特色的土地整治理论体系、规划体系、实施运行体系、技术支撑体系、制度保障体系、绩效评价体系（包括生态效益评价体系）等。只有在正确理论的指导下，结合实践，才能真正解决乡村土地整治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的问题。历史告诉我们，“金山银山，难买绿水青山”，必须将乡村生态文明建设融入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过程中来。通过乡村土地综合整治实现固城镇的生态环境保护，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和生态政绩观，矫正地方政府的“政策惯性”，改变其为了经济牺牲环境的短视行为，将固城镇的土地整治、新农村建设、生态环境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土地格局优化结合起来。协调人地矛盾，提高生态修复能力，优化土地综合整治空间分区，实施差别化土地整治，建设乡村生态文明的安全格局。
（一）大力发展固城镇生态农业生态农业是利用循环经济原理，实现生态种植、生态养殖，在不影响生态环境的同时促进农业发展，增高农民收益。1.保护耕作层，增加土壤肥力。土地整治工作中，针对不同地形和类型的地块，选择合理方案。利用小型机械局部平整，避免把土层压实；把土壤浅层剥离、回填，保证土壤结构，减少对耕作层的破坏；施加禽畜粪便发酵产生的有机肥，降低工业化肥施用，提高土壤中有机质含量，从而保持农田地力。对于新开垦耕地和复垦耕地，可通过种植绿肥和秸秆还田，施用有机肥，增加土壤腐殖质，改良土壤结构。2.增加耕地数量，整合农村建设用地。政府和相关部门针对“空心村”现象，制定总体土地资源规划，颁布各项政策、奖励措施等，在政府引导下退宅还田，集约用地，鼓励村民建立新型住宅、多层住宅，发展迁村并点。鼓励工厂企业优先使用废弃地，逐渐缩小民居占地、建设用地，加速土地复垦，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与乡村土地综合整治的有效结合。规划到2020年，固城镇耕地复垦项目可开发补充耕地705亩。
（二）合理发展固城镇生态工业1.改进生产工艺，构建绿色基础设施，缓解大气污染。固城镇的空气污染已经投入整治。设立相应实验基地，针对汽车配件铸造工艺进行研发升级，在资源集约的同时，完成产业的改造与升级。增加产业链效益，减少工业三废的产生。规划拆除100多家汽车配件铸造工厂所用的“冲天炉”，建立工业废物处理站，对废气、废液的集中处理，达到国家排放标准。预计年可削减二氧化硫排放400余吨，有效改善大气质量和当地生态环境。2.改善固城镇工业布局。对于宁鸡线两侧的城镇村建设用地，尤其是户曹至午河段，将汽车配件产业按照产业生态学的原理和方法在村镇规划区内组建或新建生态工业集中区。集中供水，集中采用电炉，对于废水、废气、固体废弃物统一集中处理，企业向环保转型，企业生产效率也将大大提升。
（三）改善固城镇生态居住环境
1.建设生态人居，居民生活生态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公共生活生态化。生态人居建设就是建设生态化、绿色化的村镇居民居住区（住宅、小区）及公共活动空间（街道、活动广场等）。固城镇在农村居住建设方面，规划建设了占地139亩，投资7800万元的一里庄新民居，集中建设多层楼房9栋，总建筑面积9219平方米。其中投资320万元，用于修建水泥道路、完善水、电、网络通讯等基础生活设施；投资80万元，配备健身器材、娱乐设施，改良村民居住条件，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全镇投资600余万元，完成了一批深井集中供水、道路硬化建设、危房改造、村民健身活动广场和农村标准化卫生室建设等项目；投资180余万元对一里庄商业区环境进行了综合治理，街道两边进行了绿化、亮化、硬化。全镇形象明显改进，城市功能日趋完善。通过这些项目的建设实施，使群众的生产生活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进而提升了全镇的整体面貌。
2.加强垃圾分类与处理，减少垃圾污染。固城镇成立了专职保洁队伍，在每300-500人中落实1名专职保洁人员，对乡镇公共服务区的配套设施进行日常清理、保洁，节假日期间更是重点清扫。固城镇在每20～30户间建立1个垃圾池，要求居民定点投放垃圾，不得随意丢弃垃圾。对于可回收垃圾要有环保意识进行分类回收，并安排专人定时清运垃圾池垃圾，保证村镇干净、整洁的形象，严厉杜绝脏、乱、差，响应政策规划，逐步形成“集中收集、集中处理”的联动机制。3.骨干通道、骨干河流绿化。加强农田防护林建设，增加植被覆盖，优化生态环境。以县道、乡道、村道等骨干通道为轴线，进行线状绿化，田间地头营造农田防护林。按照“一次规划，分年组织实施”的原则，充分利用境内干沟、公路、沿河发展速生杨丰产林、经济林，沿路实施通道绿化工程。绿色通道补植10万株，四旁植树6万株。严格控制个人、企业向午河内排放污水，加强监管措施，并采用生态技术修复午河河道内受污染水体，提高水体自净能力。加强午河河堤、河堤背水坡以及部分干河槽绿化工作，提升河道生态服务功能。
（四）推行绿色文明的生态文化
1.促进固城镇居民的环保意识形成，转变生活观念。固城镇政府及各相关部门做好宣传工作，大力宣传生态环境保护观念，严谨施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举措。进行环境保护知识讲座与竞赛活动，村干部尤其要做好动员工作，带动全体镇民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降低白色污染。宣传并推广无氟冰箱、无磷洗衣粉等。使城镇人民人人环保，人人节约，形成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
2.相关部门明令禁止捕杀、买卖野生动物。做好宣传、监督工作，加大打击力度，一经发现严重查处，共同保护生态多样性。
1试验材料
根据前期实地调查，选择草地早熟禾(Poaprat-ensis)、狗牙根(Cynodondactylon)和红三叶(Trifoli-umpratense)3种广泛用于岩石边坡生态修复的植物作为供试材料，以中国矿业大学南湖校区苗圃基地土壤作为供试土壤。
2试验设计
选择籽粒饱满的草地早熟禾、狗牙根、红三叶种子，分别播种在直径为20cm的塑料花盆中，栽植后进行正常管理，待植物正常生长2个月后进行干旱胁迫试验。胁迫试验采用盆栽控水法，试验前分别对植物浇透水，第2d取样测定作为对照(CK)，此后进行断水处理，同时采取人工防雨措施，开始抗旱胁迫试验。从干旱胁迫第8d起每隔4d取1次样，并测定相应的生理生化指标，24d后结束试验。试验期为夏季，当地日平均温度在22～33℃，最低温度18℃，最高温度37℃。
3生理指标测定方法
本次抗旱性试验以叶片为测试对象，测定指标为:相对含水量、相对电导率、丙二醛含量、可溶性糖含量、脯氨酸含量和叶绿素含量。其中，相对含水量采用烘干法，相对电导率采用电导率仪法，脯氨酸含量采用磺基水杨酸法，丙二醛含量、可溶性糖含量采用分光光度计法，叶绿素含量采用80%丙酮浸提比色法，各指标测定均设3次重复，取其均值。
4数据分析方法
4．1抗旱系数为避免不同物种间对照值的差异对试验结果造成的影响，利用公式(1)对所测得的各项生理指标值进行转换，求得各生理指标在不同时间的抗旱系数。
4．2隶属函数值隶属函数是在多指标测定基础上，对植物抗旱性进行综合评价的有效途径，它克服了利用少量指标进行评价的不足。该方法根据模糊数学原理，先将各指标换算成隶属函数值，然后对各物种隶属函数值求平均值，得出综合评价指标值，其值越大，说明抗旱性能越强。计算公式为:式中:X为各物种的某一指标抗旱系数，Xmax和Xmin分别为3种植物中指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X(u)为植物的抗旱隶属函数均值。如果指标与抗旱性呈正相关，则用式(2)计算;如果指标与抗旱性呈负相关，则用式(3)计算。
4．3灰色关联分析按照灰色系统理论要求，将3种植物的抗旱性及6个指标作为一个整体，即灰色系统。设植物抗旱隶属函数均值为参考数列X0，相对含水量、相对电导率、丙二醛含量、可溶性糖含量、脯氨酸含量、叶绿素含量的抗旱系数分别作为比较数列X1，X2，X3，X4，X5，X6。利用计算机在DPS处理系统平台菜单下选择“其它关联分析”功能项，分辨系数取常规值0．5，执行灰色关联分析，得出3种植物各指标与抗旱性的关联度与关联序。
结果与分析
1干旱胁迫下植物生理生化特征的变化
从图1可以看出，在干旱前12d，3种植物各指标变化趋势相对平缓，受干旱胁迫影响较小，12d以后，各指标变化趋势有所加快，说明植物受干旱影响的程度逐渐加重。在整个干旱期内，不同植物、不同指标间又表现出一定差异性。其中，红三叶的叶片相对含水量和相对电导率变化明显高于草地早熟禾和狗牙根，说明其水分亏缺严重，细胞质膜透性增强;3种植物的丙二醛含量在干旱12d以后均呈显著上升趋势，胁迫结束时，草地早熟禾、狗牙根和红三叶的丙二醛含量分别比对照上升了289．4%，283．1%和291．9%，说明植物器官在干旱条件下发生了膜脂过氧化作用;3种植物的可溶性糖含量在干旱前16d变化趋势相对缓慢，之后加速上升，到第20d时达到峰值，之后缓慢下降，可能与植物在干旱20d后失水严重有关;草地早熟禾和狗牙根的脯氨酸含量分别在干旱16d和干旱12d后才出现快速上升趋势，说明其能抵抗较长时间的干旱胁迫，而红三叶在干旱8d以后即快速上升，至第20d时出现最大值，是对照的57．47倍，之后呈逐渐下降趋势，可能是植物体内的酶因受伤害而失去活性，最终阻碍脯氨酸的合成并利用了一部分脯氨酸;随着干旱不断加重，植物叶绿素含量逐渐下降，光合作用受阻，其中以红三叶叶绿素含量下降最大，狗牙根次之，草地早熟禾最小。
2植物抗旱性能综合评价
利用隶属函数法，对供试植物在干旱前期(1～12d)、干旱中期(13～20d)和干旱后期(21～28d)所表现出的抗旱性状进行综合评价(表1)。其中，干旱前期、中期、后期分别以第8d和第12d、第16d和第20d、第24d和第28d各指标测定值的平均抗旱系数为基准。从表1可以看出，3种植物在不同干旱期内抗旱性能存在一定差异。即在干旱前期和中期，狗牙根的抗旱性最好，3种植物的抗旱性能为:狗牙根＞红三叶＞草地早熟禾;在后期，草地早熟禾的抗旱性能则高于狗牙根和红三叶，3种植物的抗旱性为:草地早熟禾＞狗牙根＞红三叶。
3不同生理生化指标对干旱胁迫的敏感性分析
根据灰色系统理论，若某指标与抗旱性的关联度越大，则说明该指标与植物抗旱性的关系越密切，对干旱胁迫的反应越敏感。从表2可以看出，3种植物的抗旱性与各指标的关联度从大到小依次为:0．708，0．694，0．638，0．630，0．609和0．607。各指标对植物抗旱性的影响以叶绿素含量和相对含水量最大，对干旱胁迫最为敏感，其次为脯氨酸含量和丙二醛含量。各指标的关联度均大于0．6，处于较强关联水平。
结论与讨论
在人类文明史上，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经历了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三个阶段，其中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文明，利用科学技术推动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但是“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带给我们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使人类陷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困境，即生态危机。全世界气候灾害增多、全球气候变暖、冰川消融、海平面升高、沿海低地受到海水淹没的威胁、大气成分发生不利于人的变化、二氧化碳增加、臭氧层浓度降低、地球两极上空臭氧层出现空洞等等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出现，都日益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2.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由布兰特伦夫人在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第一次提出，她把“可持续发展”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多年来这个观点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求我们必须解决人与自然的矛盾，而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重要途径。“生态文明是人类在经历工业文明对大自然肆意掠夺与破坏、自然界无情报复使人类遭受惨痛损失之后，全面反思而提出的新思想，它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发展为特征的文明，是自然界权利受到充分尊重的文明。”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3.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把自然界比作人类的无机身体：“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来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形影不离的身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不可分离，就等于说，自然同自己本身不可分离，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首先，良好的生态环境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我们人类才能生存，才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机会。其次，优美的生态环境往往更能够使人心情愉悦，身体的各个机能处于最佳状态，激发了人无穷的创造性，为人实现全面发展的提供有利的精神支持。最后，良好的自然环境更加符合人类的生存发展的需要，而良好地自然环境必然是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二、思想政治教育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作用
1.培养人的生态文明素质
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是其行为习惯的主要因素，要想提高人们的生态文明素质，就必须先改变其错误思想。首先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导向和育人功能，使教育对象对生态问题的后果有所了解，在此基础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向人们传播生态文明知识，提高生态文明意识及其生态文明素质，培养和唤醒了人们自觉加入生态文明建设的道德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其次，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具有保证功能，使人们逐步认识环境对我们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保护环境，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和自然和谐发展形成共同认识。当这种共同认识长期影响人的思想，就会固化为人的行为习惯。
2.转变人的生态文明观念和行为
近年来，我国的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自然资源严重匮乏，这些都已超出了自然的自我承受力和自我修复力的范围。发展中的困境，使我们认识到，只有实现人与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我国才能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认知和导向功能，让人们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呼吁人们尊重自然、自觉保护自然的观念变革。转变由于“粗放型”经济带来的以牺牲自然环境和消耗资源来满足自身利益的错误观念，引导人们树立以全人类的共同生存与发展为整体利益的观念。动员全社会成员从身边小事做起，争当生态文明建设者。
3.引领合理消费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认为，人的基本需要首先就是满足自身的生存需要，也就是消费。人类“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人要生存，就必须满足自身吃喝住穿等基本生存需求，而这本身就是一种最基本的物质消费活动。生产决定消费，但是消费反过来能够刺激人们创造出新的生产需要，即“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像、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从而推动生产的不断发展。当今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就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和发展需要而过度的消费，导致打破生态系统原有平衡，无限制的向自然索取会引起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教育使人们清醒地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生物、矿产等资源都具有有限性，一切浪费资源的行为都是可耻的行为，它必然给人类后代的生存发展带来更大的危机。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人们的教育，逐步使人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就是在保护我们人类自身，生态文明的建设是为人类自身争取生存机会。在这样的意识引导下，人们才会自觉珍惜和养成节约资源的习惯，引领其树立合理的消费观。
三、思想政治教育促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途径
1.加强生态文明和法制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和法制教育。首先，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理论灌输。一方面使生态文明的理念内化为人们生态文明素质和生态文明观念，另一方面在生态文明理念指导下，自觉自愿地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使讲究生态文明成为一个习惯和时尚。其次，加强法制教育。在加强生态文明教育的同时，思想政治教育还要加强生态法制的宣传和教育。通过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社会成员的生态保护法律意识，不但要人人懂法、守法、护法，而且还要有依法监督举报违法行为，严惩那些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不法分子，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搞特殊情况。
2.创建生态文明教育环境
任何人都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应创造一个既包含家庭、社区等微观环境又包含社会、政治、舆论等宏观环境的生态文明建设教育环境。第一，充分发挥已经具备良好生态文明素质的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榜样作用。发挥榜样的感染力，使与榜样处在同一微观环境的其他人自觉的将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其生活的家庭、社区等。实现从自身做起，通过感染你身边的人已达到大家一起的目的，从而建立起从学校到家庭再到社区的全方位生态文明微观环境。第二，思想政治教育应充分利用公益广告、各类演出活动、报刊、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种传播手段，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宏观环境，通过各种传播媒介，广泛宣传有关生态文明建设的科普知识和价值取向，增强公众的生态忧患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激励群众积极投生于保护生态的行动中，在全社会提倡节约、爱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由口号变为实际行动。
我国目前开展的土地整治活动中，农田水利设施等工程建设会改变地表水系的网络结构，对水文结构产生一定影响；土地平整工程对土壤结构产生较大扰动，不合理的整治措施易引起土壤退化、土壤肥力下降、土壤污染等生态问题；道路沟渠硬化设计致使原有的完整生物环境分割成若干个孤立的嵌块体栖息地，降低了景观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产生严重威胁；对水面、荒草地、滩涂、沙地、裸地等自然保留地盲目开发破坏野生动植物的生长环境，使得自然群落的发展演替过程受到干扰和破坏等。
二、土地整治与生态文明的协同
为实现土地整治工作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协同发展，应将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旨和理念贯穿于土地整治的全过程。
1.强化生态化土地整治的理念
要从土地可持续利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开展土地整理的重要意义。通过土地整治可实现对土地资源的有效保护，保持和提高土地的生产性能和生态功能，提高耕地质量，降低土地利用可能带来的风险。在土地整治过程中应兼顾区域生态平衡的维护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实现土地整理由单纯注重数量向数量、质量、生态三者并重转变。
2.提高规划设计水平，实施前馈控制
在可行性研究阶段，应对土地整治可能产生的生态影响进行预评价，设计或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或者减缓措施。在此基础上科学开展土地整治项目的规划设计，包括整合土地利用布局和调整、基础设施建设、乡村景观提升、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生态网络、水土安全和乡村休闲旅游等。
3.严格项目实施要求，实施过程控制
要实现土地整治的生态目标，关键在于实施过程中对规划设计环节中生态安全预防措施以及生态影响减缓等措施的落实，包括工程实施技术标准的制定和完善、施工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项目资金的运营管理、项目验收环节中实施行为和实施过程的管控。
4.建立土地整治生态危害动态监测机制，实现后期控制
由于土地整治对区域环境影响的长期性和广泛性。土地整治生态危害动态监测机制建立，是促进区域资源的合理开发和运用，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前瞻性选择。通过对土地整治生态危害进行动态监测，便于及时掌握情况并做出调整，为后期进一步提高区域土地整治水平奠定基础。
三、协同的障碍与解决途径
1.战略目标协同障碍
土地整治被作为实现耕地总量平衡与占补平衡目标的重要方式，其经济效益被过度强化，片面地追求增加耕地面积，容易忽视对农业生产生态环境的维护，对区域生态安全保护重视度不足，部分地区盲目推行土地整治甚至破坏了土地的生产能力，打破了区域生态平衡。土地整治的工作重心应从单纯增加耕地数量逐渐转移到更加注重耕地质量和维护区域生态平衡。生态文明要求我们在土地整治工作中必须贯彻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实现土地整治经济可行性、社会可接受性、生态环境可持续性的目标。
2.区域特色协同障碍
土地整治是对区域土地利用格局的调整或变革，由于不同地区生态环境的差异性，客观要求土地整治工作必须因地制宜地考虑地域水土资源、气候条件、人文环境等的差异性。当前土地整治模式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部分地区过分注重“混凝土化”和“标准化”，破坏了地域生态景观的多样性。这要求土地整治规划设计过程中，在遵循基本技术标准的前提下，需要充分考虑地域生态景观特色和地域文化特点，促使土地整治与区域总体环境的匹配和协调。
2.守护工程。护岸是保护河岸，防止波浪、水流侵蚀的工程。主要作用是控制河势，不使河床边界发生任意变化，保持河势稳定在满意的状态；抑制崩岸，防止水流淘刷和波浪冲势河岸；防止主流顶冲河岸，尤其洪水主流顶冲的险工地段，需要修建护岸工程，有效保护堤防安全。护底是护岸的基础部分，是从坡脚向外直至深槽的防护体，遏制河底的过度冲刷。护岸、护坡、边滩和低滩守护主要改变原有岸坡结构，整治使得自然复杂的河流形态和流场朝单一化方向发展，其守护行为一般不会对河道水文情势造成大的改变。施工会改变产卵基质等栖息生境；边滩的硬化对水生维管束植物产生影响，使其生物量减少，间接影响喜好在此产沉性卵或粘性卵鱼类的繁殖发育，导致区域鱼类资源量的下降；破坏底栖动物的主要生存场，底栖动物种类、数量下降，致使鱼类减少。抛石、沉排等工序会改变局部地形，增加河床糙度，改变河床底质结构。
3.疏浚吹填工程。疏浚后河段水深增加，流速减缓，流量增大；施工使悬浮物浓度升高，影响浮游生物；疏浚处原有的底栖生物被损毁；对工程区域鱼类有惊扰。
4.航道爆破工程。爆破工程主要导致河道部分地形发生变化，原有的急流环境变为缓流。施工中局部悬浮物浓度升高，影响浮游生物；工程炸除礁石使底栖生物被损毁，附近一定区域的底栖生物被掩埋；施工前如未采取驱鱼措施，将炸死或炸伤过往鱼类。
二、需重点研究的方向
1.长江江豚保护研究方向。长江江豚：种名，属于哺乳纲、鲸目、鼠海豚科中江豚属中的窄脊江豚的一个亚种。长江江豚是江豚生活在淡水中的唯一亚种，2013年7月被IUCN的受胁物种红皮书列为极危物种。长江江豚仅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干流及洞庭湖和鄱阳湖，目前主要分布在宜昌至上海段，其中宜昌至鄂州段江豚的密度最低。江豚为近岸型豚类，分布密度随水深的增加而递减。长江江豚迁移范围较小，在弯曲河道的边滩缓水区、分汊河道的干支流交汇水域的分离区和滞留区，以及心滩的分流区之间往返迁移。长江江豚一般在春季繁殖，分娩持续时间较长，4～5月份为产仔盛期。江豚喜单独活动，有时也结成2～3只的小群，主要以青鳞鱼、梭鱼、银鱼等鱼类和虾、乌贼等为食。①长江江豚保护策略研究。对长江江豚的历史及现状进行资料查找和实地考察，得出长江江豚的种群分布情况、生长状况及数量的系统资料及变化趋势；研究三峡大坝蓄水对长江江豚栖息地及索饵场造成的影响；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迁的层面初步分析江豚资源减少的影响因素。基于长江江豚现状调研、社会经济影响和技术方法，分析栖息地保护、异地迁建保护、人工繁殖三大保护措施的利弊。提出包括水利调度、加强行政管理、维护生态系统等在内的江豚总体保护策略及近期保护侧重方向，根据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特点，分江段制定近期及远期江豚保护方案。②航道整治工程对江豚的生态补偿方案研究。采用资料查找的方法调查历史上人类活动较少时江豚的数量及活动水域，将个体江豚所需的活动水域作为江豚的原始生态足迹值，再参考人类生态足迹的计算方法，根据现有的江豚生活需求推算出所需的生态足迹值，并对原始值进行修正，得出合理的生态足迹值，再计算生态赤字或生态盈余值，得出目前长江适应江豚的生存空间。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等核算出江豚保护所需总费用；确定人类活动（工程建设、沿江排污、经济行为等）对江豚影响所占的权重，依据模糊数学统计法、建立模型法、实地考察法等方法定量分析航道整治工程对江豚生态足迹的影响，最终确定航道整治工程所需承担的保护费用。③航道整治工程对江豚累积影响研究。分别对航道整治工程对江豚觅食场所和迁移路径的累积影响进行研究。采用情景分析法，考虑生物资源自我修复，通过资料和实地考察研究航道整治工程对底栖动物等生物资源量的影响。分析长江江豚的食物链，确定航道整治工程对江豚的累积影响。综合考虑江豚被饿死的可能性和危险捕食给江豚带来的擦伤、撞击、螺旋桨误伤等伤亡，确定航道整治工程对江豚觅食场所的累积影响。调查已建筑坝工程对江豚迁移路径的影响，结合江豚迁移路径要求的流速、水深等水文条件和航道整治工程的建设情况，通过环境数学模型法确定航道整治工程对江豚迁移路径的累积影响，得出迁移路径被压缩的空间值。④适宜江豚生存的生态江段选取研究。根据江豚生存适宜的底质、边滩、流速、水温、泥沙等水文条件，对各江段水文情势等进行调研，采用数学模型法初步确定若干现状条件下的适宜江豚生存的生态保护江段。由于时间推移，河流环境发生变化，根据现有的河流水文资料，运用环境数学模型法，模拟河流水文水动力变化趋势，分析生物资源变化情况，结合江豚适宜的生存条件，重新确立若干未来条件下适宜江豚生存条件的生态保护江段。综合考虑江豚保护、航道整治工程建设、经济技术、社会影响等方面，采用实地考察和对比分析等方法，优化选取适宜江豚生存条件的最优生态保护江段。
2“.四大家鱼”保护研究方向。“四大家鱼”指的是青鱼、草鱼、鲢鱼、鳙鱼四类鱼，是我国主要的淡水养殖和捕捞对象，在淡水渔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长江是我国四大家鱼的主要天然原产地，是宝贵的天然物种种质资源库。“四大家鱼”属典型的产漂流性卵鱼类，繁殖季节在每年4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此时江水的平均温度为18～27℃，产卵盛期水温为21～24℃。一般认定，“四大家鱼”产卵期的适宜流速最小为30cm/s，最大为60cm/s。研究发现“四大家鱼”的产卵环境多为河床地形、水流流态较为复杂，动能梯度和弗劳德数较小、流速梯度和能量损失较大的河段。①“四大家鱼”保护策略及生态补偿研究。A：“四大家鱼”保护策略研究，采用资料收集、实地考察等方法，调查目前四大家鱼“三场一通道”的分布情况及三峡工程蓄水对“四大家鱼”产卵场分布区域的影响；初步分析人类活动中（工程建设、水体污染、非法捕捞等）对“四大家鱼”种群变化的影响因素。“四大家鱼”的保护主要分为对“三场一通道”的生态保护和人工增殖放流。基于“四大家鱼”影响因素的初步研究，通过对生态环境、社会影响及经济技术的综合分析，针对种质资源保护区及一般江段提出系统保护方案。同时，对现有人工增殖放流站进行考察，研究存在问题并提出解决措施。B：“四大家鱼”生态补偿方案研究，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假想市场法等对“四大家鱼”生态补偿费用进行核算；通过人类活动对“四大家鱼”主要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依据模糊数学统计法、建立模型法、实地考察法等定量研究出航道整治工程在人类活动中对“四大家鱼”影响所占的权重；最终确定航道整治工程所需承担的保护费用。②航道整治工程对“四大家鱼”的累积影响研究，分别对航道整治工程对江豚觅食场所和迁移路径的累积影响进行研究。由于“四大家鱼”主要以底栖生物和浮游生物为食，采用情景分析法，在考虑生物资源自我修复的情况下，通过资料查找和实地考察研究守护工程、疏浚吹填工程、航道爆破工程等对底栖动物和浮游动物等生物资源量的影响，确定航道整治工程对“四大家鱼”索饵场的累积影响。通过资料查找和实地考察对三峡大坝蓄水后“四大家鱼”产卵场分布情况进行调研，分析已建的嘉鱼至燕子窝段航道整治工程、罗湖州水道整治工程等对“四大家鱼”产卵场的影响。根据“四大家鱼”产卵场所需水文环境（底质、流量、水温、泥沙等）及相关整治工程的建设情况，采用环境数学模型法确定航道整治工程对“四大家鱼”产卵场的累积影响，分析航道整治工程建设的阈值。
3.中华鲟保护研究方向。白鱀豚属哺乳纲、鲸目、白鳍豚，国家Ⅰ级保护动物，是世界上现存的4种淡水豚数量最少的物种。历史上从宜昌到长江入海口曾经广泛分布。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其种群数量和分布区域逐渐缩小。上世纪90年代，白暨豚在洞庭湖与鄱阳湖湖区绝迹，在长江分布范围的上限移至葛洲坝下游170km处的荆州附近，其下限缩减到南京附近。2000年至2004年的几次观测中，其主要聚集在铜陵段、鄱阳湖段和洪湖段3个区域。白暨豚目前现存数量很难估计，但一般认为已经功能性绝灭。①中华鲟保护策略研究。采用资料查找和实地考察等方法，调查中华鲟的历史及现状，得出中华鲟的种群分布、数量及生长状况的系统资料和变化趋势；研究三峡蓄水、葛洲坝下游河势调整，导致中华鲟栖息地、生殖洄游及产卵场的变化；从人类活动和自然变迁等层面，分析中华鲟资源减少的影响因素。基于中华鲟的现状调研、社会经济影响和技术方法，综合分析建立自然保护区、研究人工繁殖及放生技术、探索野生中华鲟卵孵化、苗种培育及自然繁殖技术等保护措施的利弊，提出包括水利调度、行政管理、生态系统维护等在内的中华鲟总体保护策略。研究保护产卵场和自然繁殖活动、降低孵化后死亡率的可行措施，在结合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特点的基础上，制定贴合中华鲟近期及远期的保护方案。②航道整治工程对中华鲟的生态补偿方案研究。采用直接市场法、替代市场法和假想市场法等对中华鲟生态补偿费用进行核算；通过对中华鲟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结果，依据模糊数学统计法、建立模型法、实地考察法等定量分析航道整治工程对中华鲟的影响，确定其在所有人类活动中对中华鲟影响所占的权重，最终确定航道整治工程所需承担的保护费用。
4.护坡、护底工程研究方向①各生态护坡材料的比选及适应性研究。生态护坡工程建设必须考虑边坡的稳定性、安全性、经济性，并考虑选取植物的生态性、形态性、地域性，原则上生态护坡的植被要求抗逆性强、生长迅速、自繁能力强、适应粗放管理，日后管理简单。国内外新型的生态护坡技术有液压喷播植草护坡、土工网垫植草护坡、石笼（雷诺垫）护坡、加筋纤维毯护坡、香草根技术护坡等，调研这些生态护坡技术对气候、土质、地形、水位、流速等外界环境要求，分析各自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采用室内实验的研究方法，构建物理模型，利用水槽概化模型模拟出各段航道运营情况，探究不同水流条件下各类生态护坡的适应性（抗冲刷能力、抗风浪能力、消落带消能能力、生态修复特性等），并在典型航道进行试验以验证结论。综合社会经济因素分析各航道整治工程所适合的生态护坡的可行性，计算具有各特殊性能要求的生态护坡工程施工、维护的费用，遴选出符合社会经济性的生态护坡工程类型。②护底工程结构及生态修复特性研究，护底工程生态化建设不仅对工程的安全性具有要求，其生态化改造也十分重要。护底结构既要尽量减少对水流的干扰，以降低护底结构外缘的冲刷，又要确保护底结构外缘的冲刷应远离稳定区以保证建筑物安全。其排体既要具有良好的稳定性、排水性、保沙性，又要适合微生物附着以及具有生物保护功能（例如防止江豚的危险捕食等）。通过室内试验（受力试验等），采用科学方法考察各生态护底软体排的完整性、搭接处安全性、排边稳定性以及护底的防护效果，以研究软体排构造及布局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调研长江航道整治工程中已实施的护底工程技术，包括其磨损程度和各护底工程的生态修复效果（淤积、底栖生物、周边生境等），综合分析各护底工程的优缺点及适用范围。综合稳定性和生态性，优化护底工程软体排的构造及布局。
三、结论与建议
党的十七大强调了“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任务。总书记在大会报告中又特别指出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分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教职员工思想政治教育两大方面。本文所指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主要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重视充分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涵。为了使思想政治教育不断增加吸引力与凝聚力，并且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内驱力，我们需要按照十七大报告所要求的那样，“科学分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所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全面认识”信息化、市场化、国际化等带来的新形势、新任务，“深刻把握”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所面临的新矛盾、新课题，坚持统筹协调的基本方法，进一步改善与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
可以认为，统筹协调方法的基本内核是系统观点，也可说成生态论观点。不难看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顺利开展和获取教育有效性存在着一个生态环境或生态关系的问题。这种生态环境与生态关系的含义是十分丰富的，它是指一切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活动开展及其效果产生各种影响的内外部因素之间关系及结构的总和。这种生态关系至少涉及以下三方面的生态系统:从相对微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一个生态系统，这种生态主要由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宣传思想教育与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几个子系统构成，这些子系统内部又存在着复杂的生态关系。从中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又是高等教育生态中的一个子系统，会受到高等教育体制、理念、教育制度的变化的制约。从宏观角度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更处于社会环境大生态中(这里不是指自然生态含义的环境，而是指由社会运作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要素所构成的构造环境)，社会的经济发展形势、政治修明状况以及文化传播、社会文化生产的健康与否，都会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产生重要的影响。
研究与分析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社会环境生态系统、教育系统生态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又协调契合的关系，必将有助于厘清影响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各种变量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增强吸引力、感染力与说服力。从学理性看，这种研究将拓展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领域，将原先对思想政治教育环境的研究由静态单项研究转向动态系统研究。
在这种研究中，分门别类地分析三大生态系统的内在因子联系，是人们所面临的首要任务。首先是社会大生态环境研究，它主要包括以下四方面紧密相连又相对“独立”的生态环境，即经济生态环境、政治生态环境、社会心理生态环境和社会意识(理论形态)生态环境。经济生态环境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状况、社会经济关系、经济结构和经济制度的运行状况等因素所构成的环境。政治生态环境主要是由社会政治关系、政治体制运作状况、政治组织的运作、公共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状况等构成的环境。社会心理生态环境主要是由社会成员面对社会发展所产生的直接的自理反应，如需求、愿望、认知、情感、信念、社会态度等，社会心理气氛(其中主要指社会情绪)，社会风气和习惯，社会文化心理积淀等构成的环境。而社会意识生态环境主要是由主流文化(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亚文化的关系、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思潮的影响力的关系、社会核心价值观与公共政策制定及推行两者的关联等所构成的环境。认真研究以上四大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并把它们作为一个整体研究，同时又要注意分别研究这些生态环境的内部诸因素的相互作用关系，特别是重点研究社会心理生态环境与社会意识(理论形态)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内部的小生态环境的状况，对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开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其次是教育系统所构成的生态系统，它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生态环境，即中国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与社会人才需要关联度所构成的环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其他教育的关系所构成的生态环境。中国教育发展的生态环境包括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发展趋势等，它们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势必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以及与社会人才需要关联度所构成的环境主要包括普教德育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普教德育环境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铺垫影响、社会用人单位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功效的评价与反馈等。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高校其他教育的关系所构成的生态环境主要包括高校智育、体育、美育、师资队伍建设、大学文化建设等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综合影响等。
再次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所构成的“微”生态环境，这一系统实际上又包含着教职员工思想政治教育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两个子系统，它们紧密关联相互制约，成为密不可分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校风建设就是学风与教风、治学风气的有机统一。两个子系统内部又包含着更具体的生态关系，如教职员工思想政治工作中的岗位评聘、奖惩体系、师德建设等之间的关系，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子系统中主要包括教育目标、教育理念、教育内容、教育途径、方式方法、思想政治理论教育课程与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大学生社团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等相互协调的关系。
二
在生态环境或生态链中，起码存在着两种基本关系，一是纵向的前后承续生态关系，二是横向的周围牵制生态关系，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因素的破损或断裂，都会引起整个生态环链的危机。其中每种基本关系又分别存在着协调与紊乱、整体效应与局部功能显现、互补效应与对冲现象等。当然，各因素之间的协调整合关系，在表象上并不都表现为相互支持关系，而可能表现为局部上的相克与冲突，但这种相克与冲突却有利于整体上的协调、平衡和相生，犹如自然界发生的许多生存竞争的事例一样。
其实，以上的分析都是从社会活动内容的视角展开的，将生态环境因子分成经济、政治、文化、意识形态、教育等。我们还可以从个体或群体所经历的全部社会活动场所的不同，将生态环境因子区分成家庭、社区、学校、职业活动领域(工作单位)、社会公共活动场所等。可以认为，人们的社会活动内容与活动场所两者是紧密相连、高度统一的，我们不能人为地将两者分离，仅仅是为了便干清楚明白叙述问题的需要，我们才将两者分别阐述。也就是说，一定的社会活动内容必然要展现在一定的社会活动场所中，而一定的社会活动场所又是体现、聚合、交融各种社会活动内容的必须条件。其中值得重视的主要问题不在于社会活动场所是否与社会活动内容相关的程度问题，更在于不同的社会活动场所体现、聚合、匹配和交融各种不同的社会活动内容的状况有什么区别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人们的研究还比较粗浅。但我们可以根据经验大概描绘一下不同社会活动场所在匹配社会活动内容方面的基本特征，如学校这种社会活动场所表现社会活动内容比较全面，能充分兼顾到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内容的综合性，但相对而言，它的经济色彩不突出，即人们对经济因素的细微变化不大敏感。人们的职业活动领域(工作单位)尽管也类似学校那样对社会活动内容有较大的综合性聚合，但相对而言，它的经济色彩比较浓郁，也就是说，经济因素的变化对人们的思想心理的影响比较明显和直接。而在政治因素聚合方面，不同的工作单位存在着较大的个别差异，如民营经济方面的小企业，它所体现的国家政治层面的内容微乎其微，在这种工作环境中活动的组织成员也不可能发展出较强的政治认知能力，因而比较关注经济层面的东西，而作为政府机关这种工作场所而言，其对政治因素的体现则成为首要因素。至于家庭这种活动场所，其社会功能在不断流变，即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在传统社会中，大量存在着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在这种大家庭中，家庭同时发挥着以下三种主要教育功能，即传递生活技能的教育，使后代能自然进入职业活动领域或自主进行家庭生活，以处理家族与家庭成员关系为主轴的道德教育.以效忠统治者和遵从专制等级秩序为主要目的的政治教育。三种家庭教育功能中大量家庭以前两种功能为主。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家庭结构的变化，核心家庭的教育功能中智能化倾向日趋突出，道德教育功能开始式微，政治教育的内容则基本淡化。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对个体政治社会化功能出现明显衰退。至于社区的影响问题，目前还缺乏具有说服力的研究成果，但人们不得不意识到:由于现代化的消极成分的影响，包括家庭住房空间的扩大与隔离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邻里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特征，也给社区的社会资本增生带来一定困难，社区想要像学校和工作单位那样全面整合与匹配全部社会活动内容是一桩比较困难的事。也就是说，社区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对人们的影响相对较弱，而在经济、道德、社会心态方面的影响则比较突出。这主要是由于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容及人们最大量感受的社会刺激因素的特点所决定的。
这些社会活动场所之间的关系，也应该进入生态分析的视野，即可以根据人的有机体发展的不同时段与相应活动场所的关联程度，展开关于这种活动场所对人的发展的影响分析，并从中探索这些不同场所发生影响的内在关联性。可以认为，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他的活动领域不断扩大，大致经历着家庭、邻里、学校、职业岗位、国内活动场所、国外活动等，这些不同的活动场所对人们发生着有意识影响或自发影响等各种作用，其中包含着相互一致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对冲的状况。
三
以上三种生态环境是紧密相连的，并且其中有一些共性因子在发生着综合作用，如利益的聚合与分化作用，群体地位或社会地位的变化预期和现实的差距，市场化、国际化特别是信息化、多样化特征等。在各种生态因子的综合作用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一些前所未有的新矛盾和新课题。
1.社会转型的深刻效应和社会转型的全部特征，都可能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有程度不同的显现，并对此发生者各种各样并且是深刻的影响。这些影响构成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新挑战与新机遇。尽管从总体看机遇大于挑战，但我们决不可忽视这些挑战。不难看到，随着社会分层的明显进展，各种利益群体的形成，势必使得大学生群体也出现不可避免的分层，这种分层由于大学生在校期间没有重大的利益冲突而不会显示十分具体的分离状况，但它们对大学生思想行为的影响却不可忽视。一些因素在一定的教育制度的作用下可能会发生放大效应，诸如教育收费制度、大学生就业状况等生态因子的双重影响等。例如，大学收费制度一方面体现出高等教育发展的内在要求，并在客观上形成形式公平的特征。另一方面，这种公平尺度同时又显露出因求学者家庭的经济差异而造成的相对经济压力的不同，而导致实际上的不公平状况。在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我们不得不重视如下的困境:一方面，高等教育进人大众化阶段，表征着中国高等教育不断发展，并不断适应现代化建设与人的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按照特罗的观点，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不是一个目标理论，它是对已经发生的高等教育现象进行的一种描述，是对历史和现实高等教育现象的一个总结。至于具体数值的划分标准，没有任何统计学上的意义，仅仅是作者对教育形势的一种判断，这种判断认为，随着高等教育在t上的扩张，它的全部活动都要发生变化，从而提出一种警示，即不能忽视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后存在的潜在危机。[2]可以认为，这种危机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如今渴望接受高等教育的适龄人数居高不下，高等教育的规模从总体看还不能充分满足社会的需求，如果不扩大教育规模，则无法适应社会需求，同时也迫使大量的适龄青年选择到国外就读，从而导致大量的教育资金向国外流失。而如果不断扩大教育规模，大学生的就业压力会显得更加严峻，这就形成了一种两难选择。在这种境况下，学生与学校、与教师的关系也开始出现某种微妙而又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影响着思想政治教育的效能，即增大着学生的选择性。
就政治认同方面看，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曾经认为民众对政治共同体、典则与当局的支持可以体现在隐性(态度上)支持与显性(行为上)支持两方面。[3]其实，两种支持之间还存在着多种变式。它们可能存在一条由政治支持分化到政治支持统一的连续谱，即态度上不认同、行为上不体现(不支持)—态度上认同，但没有相应的行为(虚假支持)—没有明确认同态度，但出现随大流的行为从众(非理性支持)—态度上认同，并且有相应的积极行为跟进(实质支持)，等等。大学生对教育的选择性的增大，无疑会增加这种连续谱系上的多样性。
2.大学生的人生发展定位与政治学习两者之间的关联。接受着高等教育的大学生，都会产生不同的社会预期与自我发展预期，即人生发展定位，这种发展定位与大学生的努力之间存在着相关性，如高期望与高努力、中期望与中努力、低期望与不努力等。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目前在校大学生有2000多万，他们之中不乏未来的精英人才，但这一社会群体人员未必都有相同的人生发展定位，于是不同的人生发展定位影响着他们对政治学习的选择。从社会要求与教育者的主观愿望看，无疑希望将社会要求，诸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转化为大学生的自觉追求，但客观上总是存在着大学生人生发展定位的个别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大学生对政治学习的动机充其量保持在“保底”的水平。这种状况规定着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实际效能，以致思想政治教育只能依靠较高的投入来维持较低的产出。有相当多的大学生能够在各方面包括政治上对自己提出不断的、更高的要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对这类学生的有效性比较明显，教育投入产出比也比较合适。这就产生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如何科学分类和分层教育的问题，尽管这里可能涉及教育公正性的问题，但这种公正性与人们的选择性紧密相连，就像权利可以合理享用也可以自动放弃一样，于是这种公正性成为一种真正的权利公正性。
3.在利益多样化的社会情境中，知何正确理解公共利益、国家利益和局部利益、个人利益的界限与区别，对任何社会人都是一种考验。对于具有一定理想主义情怀的大学生来说，这一难度更大。可以认为，一方面，多年接受许多“应然”理论教育的大学生，大多具备了一定的正义感、是非感。另一方面，社会现存又使得大学生能够轻易发现许多社会“实然”与理论“应然”之间的明显差距，而这种“实然”又常常被人们错误地理解为“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成为“政治正确”的一种表现。这种状况常常构成大学生的正义感、是非感与“政治正确”两者的内心冲突。一些地方利益、部门利益常常打着“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的旗号，充任着“政治正确”的角色，从而使学生增加着社会正义与“政治正确”两者之间的区分难度。2007年发生的厦门px项目风波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一些最先维护公共利益的社会成员受到一些不公正的待遇，给人们的心理投下了灰暗的阴影。在这样的语境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出发点就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这也是大学生面对思想政治教育产生情感隔膜的一个重要原因。学生确立正义感、是非感与对待“政治正确”两者的区分难度逐渐加大，构成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难点。
4.教育选择的两难困境。在教育发展中，社会公众对学校教育的一种重要批评是教育内容老化，教育滞后于社会发展需求和脱离社会现实。客观地看，这种指责是值得分析的，一方面，高等教育中确实存在教育内容脱离社会发展需要、教育方式方法老化陈旧等问题，需要高等教育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克服改进.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教育是保持社会良好传统的一种重要路径，教育必须有传承历史经典内容的功能，这种经典内容不能轻易被社会时尚甚至时髦所冲决。现今的社会正陷于单一功利化取向的情绪之中，使得人们简单以眼前或局部的“有用”或“没用”来判断教育的价值，甚至指望用职场训练所的技术标准来考t大学教育的成功与否。从这种立场与情绪出发对高等教育枉加指责是缺乏道理的。不难看到，这种指责同样存在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它所指的教育现象主要是指正面教育一与学生社会适应性两者的矛盾关系。可以看到，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正面的理性教育是一惯立场，这种教育有助于大学生确立正义感、是非感和道德感，也是高等教育接续社会良知、型塑社会精神脊梁的重要表现和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但目前这种正面教育正面临着挑战。由于人们(包括大学生)的社会生活是多方面的，这种多样化的社会生活必然通过各种各样的途径，以包括自觉与自发相交杂的无数方式影响着人们。在大学校园中，教育组织人员尽可能精良地遴选教育内容、组织教育情景、阻抗不良干扰，以使大学生在大学校园中接受比较规范和纯净的文化熏陶。然而，大学校园的开放性使得社会生活的多样性特征得到放大，各种以社会事实为表征的负面信息也不可避免地在高校中汇集，这种所接受的理论教育与所感知到的社会信息两者之间的反差，使得一部分学生在校园中就感受到思想困惑，也会有一部分学生在学校中能坚守学校倡导的理论立场，到毕业后踏上社会，一下子真切感受到社会生活的全面性之后，就可能对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产生怀疑，产生“高校教育严重脱离社会实际”的经验性判断，这种由无数个人经验出发而形成的判断一旦得到社会聚合，就会形成一种公众舆论，使得后来者对高校的理性教育产生心理怀疑甚至鄙视。于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坚持理想性、科学性要求与社会世俗取向之间的矛盾日益显现，如何堆确把握理论和实际两者之间的距离感，成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难点。
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对教育对象和社会生活所能发挥的积极的有利的作用和或影响。[1]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功能，就是使人们形成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思想品德，从而推动和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生态文明建设的素质和能力，激发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趣，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一、 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是通过培养、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来实现的。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十强调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十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2]人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承担者和实施者，也是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享用者，生态文明建设能否顺利推进和完成，关键在于“生态人”的培养问题。这就要求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彰显思想政治教育的生态价值，以培育更多的，能自觉承担生态文明建设责任的“生态人”。
（一）树立生态文明建设观念与思想
只有让生态文明建设的观念深入人心，才能调动人们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们的主人翁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和作用，就是培养受教育者形成符合社会发展趋势的思想观念和道德素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教育活动来传播符合时展的思想和观念，以此来系统地对教育对象施加影响，进而形成与社会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思想观念。生态文明建设虽然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重要课题，但要使生态文明建设转化人们内心的驱动力，与社会发展的需求相一致，还需要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培养人们的生态价值观。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提高公民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和了解自己的责任，可以归结为价值上的导向。通过对人们进行生态知识的教育，引导人们加深对自身在整个自然界中的地位以及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意识到当前人类所面临的生态危机，从而使生态文明的价值观念内化为人们稳定的心理结构，外化为一种现实的行为，进而维护生态平衡。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克服“人类中心主义”的狭隘思想，教育人们在经济社会发展实践中，决不能为了经济利益而忽视自然的运行和发展规律，不能过度开发自然，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必须考虑子孙后代的利益，做到人、自然、社会和谐共生，永续发展。
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人们从思想上认同是关键。因此，首先必须解决好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宣传，让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走出课堂、走出书本，走进社会，可以使生态文明建设知识实现大众化，在各种场合、各种人群中间，广泛地得到普及和推广，成为广大人民群众践行科学发展观、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有利武器，最终帮助人们形成生态道德意识和生态思想，弘扬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摒弃“人类中心主义”的负面影响，为生态文明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素养
一个人的生态文明建设素养只有表现在他为社会创造生态价值的能力时才能被社会认可；一个人的价值也可以在他为生态文明建设做贡献的过程中得以体现。
第一，培养生态道德素质。生态道德素质是“生态人”的基本特质，它是一个生态社会对人的德性要求的高度浓缩和期望，是社会利益和意志的体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需要法律、制度、政策的约束，更需要用道德规范来调节人们的日常行为。生态道德素质是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人们应有的崇高道德素养的一个重要标志。只有提高人的生态道德素质，才能保证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才能形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关系。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人们对生态知识的学习，使外在的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和规范逐渐内化为人们自身的一种理想和信仰，促进生态道德素质的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产生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人翁感和自豪感，产生自我认识、自我教育和自我陶冶的驱动力，不断增加人们遵守生态道德规范的自觉性，形成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思维习惯，同时，使人们能够全面、准确地把握生态道德的知识，从而提高生态文明建设的能力。
第二，培养生态消费习惯。当今社会，到处物欲横流、充满虚荣心的，很多人以我为中心，过度追求物质消费，肆意挥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改变这种不良的心态和习惯，树立生态消费观念，节约资源，保护自然。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塑造人们美的心灵，使人们的心理结构、道德境界得以完善和提升，引导人们养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习惯，改变“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观念，从而避免出现“灵魂异化”的现象，教育人们自觉处理好人、自然、社会的关系，达到人性提升和自我完善的目的，最终使人在生态消费习惯的培养与实践中寻找到自我价值存在的意义，处理好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当代利益和后代利益的关系。只有培养人们的生态消费习惯，才能使人们的消费方式以维持自然的生态平衡为准则。
第三，培养生态理性。生态理性是指人类在对待生态环境时，其推理方式和行为方式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来是理性的、明智的。在生态理性的支配下，人们可以平等、正确地评估经济活动与生态环境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生态理性以其独特的生态标准和生态原则的形式出现，开始引导并支配人们正确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引导人们在经济活动中理性评价经济效益。生态理性告诉人们，发展经济的同时，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力，保持生态平衡，牢固树立人与自然相和谐共生、统一发展的观念。生态理性不仅支配人们的生产方式，同时还支配人们的消费方式，可以促使消费者对消费品进行绿色评价、反馈绿色信息，刺激绿色生产。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培养生态理性，促进人们选择绿色消费方式、消费绿色产品、养成绿色消费习惯，反过来又可以促进绿色对生产，最后形成良性循环。这对于生态文明建设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二、激励功能
思想政治教育的激励功能是指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种途径、运用各种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发掘人的内在潜能，鼓励受教育者向“生态人”的目标迈进。
激发精神动力。所谓激发精神动力，就是指思想政治教育运用多种手段，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起人们生态文明建设的热情和兴趣。人的活动的积极性主要来源于需要以及活动对象对个体需要的满足程度，需要越强烈，活动对象对需要满足的程度越高，人的积极性就越高。人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相应地，激发精神动力就分为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两大类。每个人都有追求物质利益的欲望和权利，那种忽视或轻视甚至否定物质利益，不注意发挥物质力量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巨大作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但是完全依靠物质的力量，主张“金钱万能”，忽视或否定精神力量的作用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因而应该充分考虑人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把物质激发与精神激发结合起来，这样才能激发人们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物质激励靠经济手段，而精神激励，则主要靠思想政治教育。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种手段和途径可以促进人们对自己主体作用提高认识，调动人们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解和兴趣，激发人们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动机，充分发挥其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和主人翁精神。片面夸大物质利益，忽视精神的作用；或是片面强调精神的能动性，忽视物质利益造成的不良后果不胜枚举。无论物质激励还是精神激励，都需要在思想政治教育的正确引导下才能实现。
营造生态文化氛围。通过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宣传，可以营造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可以激发人们生态文明建设的兴趣，有利于形成生态文明建设的习惯，影响或教化人们的生态文明建设思想观念，提高和保证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自觉性。良好的生态文化氛围可以转变人们的生产观念、消费观念、道德观念、价值观念等，最终投身到生态文明建设中去。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和教育，可以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态文明建设意识， 激起人们保护生态环境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在全社会形成提倡节约、爱护生态环境的社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形成打击各种与生态文明建设相悖的甚至是违法犯罪行为的氛围，使人们的思想意识、行为方式与人、自然、社会的和谐发展相适应。
三、保障功能
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客观上需要有政策、法律和制度等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规范和制约，同时，也需要从思想上对人们进行引导，促使人们提高思想认识，从思想上或内心深处认可或者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即提供思想上的保障。思想政治教育是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思想保障的根本途径。
（一）唤醒人们对发展道路的反思。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提高人们对人、自然、社会关系的正确认识，对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深刻反思，从而为生态文明建设创造良好的条件。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深刻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明白人既不是自然的奴隶，也不是自然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伙伴，人必须与自然和谐发展，否则人类终将失去自己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通过思想政治教育让人们意识到，当前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理念的错误造成的环境资源问题和生态危机，然后领悟到人类不能过度地向自然索取物质资源和破坏自然的生态平衡，要尊重自然的运行规律。思想政治教育引导人们对科学技术进行反思：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使用得当它可以为人类造福，使用不当则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思想政治教育可以使人们对当代利益与后代利益进行反思，在解决当代人的利益的时候，还必须考虑后代人的利益，为后代人着想，为后代人的发展留下足够的空间，做到代际之间永续发展。
（二）规范和调控生态文明建设行为
生态文明建设也必须在一定的规范调控下进行，这种规范除了法律制度和纪律约束即“刚性”约束之外，还有道德方面的约束即“柔性”约束，即通过思想政治教育，使人们自觉地调控自己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重要的任务就是使人遵循一定的社会道德规范，用以规范和调控自己的行为。思想政治教育是人掌握和理解生态文明建设的一种十分重要的方式，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向人们传导生态文明建设规范，通过肯定、褒贬符合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的行为，否定、批评背离生态文明建设规范的行为，来实现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和规范。它使人懂得怎样正确处理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人自身的发展，也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进行，有利于自然和社会的有序发展。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法制纪律观念，法制纪律观念是人们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观念，是保障社会有序的根本条件，也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根本条件。健全的法制和严明的纪律，是保障全体人民为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奋斗的坚强后盾。可以说，没有完备的法制和严明的纪律做保障，生态文明建设就难以顺利进行。而法制和纪律的制定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秩序的建立，都离不开具有法制观念的人；只有使全体公民都具有高度的法制纪律观念，具有遵纪守法的自觉性，社会才会安定有序，生态文明建设才能顺利完成。可见，培养一代新人具有高度的法制纪律观念，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和迫切要求，也是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责所在。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各种途径，通过道德方面的约束，可以帮助人们树立正确的法制、纪律意识，确立法律至上、依法治国的观念。在此基础上，引导人们正确认识民主和法制、权利和义务的辩证关系，树立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观念、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观念，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依法办事。思想政治教育帮助人们正确认识纪律和自由的辩证关系，引导人们坚决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严格遵守各项纪律，做到令行禁止，以维护正常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秩序，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三）化解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矛盾
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在这个阶段，也充满着矛盾，而且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更加复杂、更加突出。在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间内，妥善应对这些矛盾和挑战，有效调节社会关系，整合各种资源，促进经济、社会、环境资源的良性互动，是保证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基本前提，也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生态文明建设己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决策，用思想引导、政治优势、法制规范、道德力量化解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各种矛盾冲突，这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明显优势。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化解很多矛盾，思想政治教育针对生态文明建设中出现的矛盾焦点，准确地摸清人们共同关注和议论的问题，通过对教育对象进行思想引导、感情交融、人际沟通等方法，运用道德力量及时疏导、化解矛盾，有效地使矛盾不至于转化为冲突，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顺利进行。
需要指出的是，思想政治教育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功能很多，远不局限于上面的分析，而且功能发挥的方式、途径多样，需要我们在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断发掘其功能、运用其功能、体现其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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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刘 云，姚珍珍论思想政治教育的功能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J] 知识经济，2010，（08）。
浙江省濒临东海，水网密布，河道总长度为6万多km。独特的浙江水乡风貌为全省的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传统河道建设主要侧重于考虑工程的安全和人类需求，较少考虑河道建设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河道生态环境问题仍比较严重，河道环境质量现状仍不容乐观。笔者综合应用环境科学、生态水工学、美学等相关理论，试图研究出一套科学、合理的生态河道的构建体系，以指导浙江省历史文化型河道建设，改善城市的生态环境，传承河道水文化。
1现状分析
抽取浙江省文化历史保护型河道进行调研，其中包括杭州余杭塘河、古新河、沿山河、古荡新河；嘉兴杭州塘、平湖塘、苏州塘、长水塘、老环城河、九里溪；宁波西塘河；温州温瑞塘河、石坦河；以及衢州、台州、丽水等22条河道，了解河道水域面积、水系分布、水生态状况、人文水景观资源、驳岸情况。
通过调查与分析，目前问题主要表现为：(1)人文水景观资源虽然丰富，但没有得到有效保护和充分的开发利用。以水文化为主要特征的具有重要历史文化价值城镇大多时过境迁。如衢州的鹿溪渠，嘉兴的杭州塘，台州的始丰溪等，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保护体系，缺乏对重要的历史文化资源加以整合利用。(2)河道水域生物群落单一，缺乏生物多样性。按照《欧盟水框架指令》河流生态要素的标准“对以上河道进行生态评估，评优河道只有2条。(3)景观工程方面，传统方式造价高。在随机调查的22条河道中，有19条河道在规划、设计和施工中所用的材料为现浇混凝土、浆砌或干砌石块、抛石等硬质不透水材料，施工及养护成本较高。(4)缺少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加强河道生态建设，制定一个在河道建设中加强生态保护的技术规范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规范应涉及面广泛、内容全面，符合科学性、操作性、经济性要求，并且满足工程建设的地方标准。
2构建生态河道管理体系的措施
2．1保护性措施
由于城市发展、旅游开发等，大量河道被侵占，河渠硬化，其完整性和真实性不断遭到破坏。作为文化遗产的城镇河道不仅仅包括古城镇、古街巷、古建筑等物质文化遗产，也应该包括历史上因河道发展而形成的船闸、河埠头、桥梁、堰等水利设施。对于这些已有的历史人文景观，应作为古代水文化的载体，通过综合整治加以维护与保护。
在设计时要注重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的保护，考虑具有场所特征的自然因素，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尽量使用当地材料和物种，体现河道治理的地方特色。如美国圣安东尼奥河改造注重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将国家历史公园中的四个历史街区相互联系起来。在南段德埃斯帕达水坝附近，修复北美最古老的水渠，作为文化和教育场所。对于南部河段的4处建于18世纪的教会遗址，规划将教会遗址现有的道路系统与滨河步行道相连接，以避免局部过分突出。
2．2生物措施
在满足工程安全的前提下，利用生物措施，通过生态工程与生态恢复方法，可以控制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促进整个河道生态系统的完善。主要措施有：(1)构建河道上中下游生境异质性。河流上中下游由多种异质性很强的生态因子描述的生境，形成了极为丰富的流域生境多样化条件，这种条件对于生物群落的性质、优势种和群落密度以及微生物的作用都产生重大影响。(2)营造水陆交错带的生物栖息地。在河道治理规划中，构建深潭和浅滩，营造多样性水域栖息地环境，使之具有不同的水深、流场和流速，适于不同生物发育和生长需求。(3)构建生态驳岸时，要考虑生物栖息地的要求，采用自然材质制成的柔性结构，或者采用新的结构型式，如石笼、鱼巢砖、生态砖等。岸坡砌护尽可能采用透气透水透孔的天然材料，使得植物生长，为鱼类、两栖类、昆虫、浮游生物和微生物等的栖息提供从水域到陆地的连续空间。
2．3低成本景观工程性措施
提倡“低成本”景观规划设计，研究如何权衡短期投资和长期收益，如何不以牺牲形式美感、功能使用、自然生态为代价。在设计时尽量避免使用高耗能、高污染的钢筋、水泥等硬体传统材料，采用透水性好，施工养护成本低的材料(包括植被、土壤、砖石等)。在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改善河道的生态条件。
2．4制定生态河道建设的相关规范
对于历史文化型河道，地方要加强立法，各地都应该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以建立新型长效的生态河道管理体系。
3整治案例
3．1项目概况
浙江省江山市廿八都镇，位于浙、闽、赣三省交界处，处于仙霞岭腹地，由浔里、枫溪、花桥三个自然村构成。廿八都镇历史上是军事要冲，是商贸集镇，留有丰富的古建筑和多彩的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穿镇而过的廿八都溪在境内流程10km，流域面积73km，承担沿河地区雨水排放以及地下水补充的功能(现状图见图l～3)。
3．2生态河道规划
组景序列是体现中国传统景观欣赏与表达模式的重要文化形式。本案延续“枫溪八景”这一文脉，借鉴传统中国画长卷做法，根据现状把枫溪沿河景观分成6部分：山光潭、珠波桥、百花涧、青溪坊、秋霞圃、枫影滩。分别以山、路、水、村居、田园、植物景观为名，构成全景山水长卷式的山水村居田园画卷，突出枫溪之美。具体措施如下：
3．2．1保护性措施廿八都古建筑种类多、数量大，其风格融浙、皖、闽、赣干一体，形成鲜明的地方特色。如枫溪村的水安亭桥，原为木结构跨桥，清康熙五年毁于洪水，同治三年建成石拱桥，桥上原有亭阁18问，现尚存14间，为县级重点保护文物；浔里村的清文昌阁，也是保留下来的重要古亭阁。除此之外，还有枫溪桥、河埠头等古建筑物，在枫溪河水道设计中都应给予保护，现对传统村庄人文景观和自然风貌特色。另外，从依存古镇空问构成来分析，枫溪如腰带，其急缓开合的动态恰和古镇人文景观耦合，构成古镇景观意象(规划图见图4～6)。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4］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5］刘献彪，刘介民.比较文学教程［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6］Nida，Eugene.Language，Culture and Translating［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Press，1993.摘 要： 在西方，翻译常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译者翻译原作是一个“创造性叛逆”的过程，读者阅读译作也经历了一个“创造性叛逆”过程。本文从译介学的角度，以译者和读者两个身份来具体阐述译者在翻译中和读者在阅读译作时的一些“创造性叛逆”特征。
关键词： 翻译 创造性叛逆 译介学
一、译介学与传统翻译的关系
译介学是把翻译视为一种文化交流沟通的现象，而不是研究翻译技巧、翻译艺术、翻译理论的。它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捕捉和理解各种翻译现象，它是跨民族、跨语言、跨文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实践。［2］
从研究视角上看，译介学研究是从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文化角度出发，把翻译看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进行探讨；而传统翻译则是从翻译本身出发，研究语言、理论、技巧等问题。打个比方，译介学关注的是译本在某国流传所产生的文化沟通的影响，而传统翻译关心的是译本是否忠于原著以及翻译水平等。［4］
在研究目的上，译介学研究翻译的目的是把它作为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国家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一种手段，进而考察它对改善文化生态和人文环境、传播人文精神以及建设人类多元文化方面的作用和影响；传统的翻译则是总结翻译理论和经验来指导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为目的。另外，译介学把研究翻译的重点放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文学、文化的互识、互补、互证、互融和共建上；而传统翻译的研究更多地注重语言的转换过程、翻译水平及翻译经验等。［6］
二、创造性叛逆
“创造性叛逆”这一说法是法国社会学家Robert Escarpit提出的。［1］他说：“翻译总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说翻译叛逆，那是因为它把作品置于一个完全没有预料到的语言里；说翻译是创造性，那是因为它赋予作品一个崭新的面貌，使之能与更广泛的读者进行一个崭新的文学交流，它不仅延长了作品的生命，而且赋予了它第二次生命。”
可见，所谓“创造性叛逆”指的是文学翻译采用本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并对所要表达的内容加以改造变形。所以译文不是要如何达到最大限度的等值，而是译文如何及为何偏离原文。正由于这一地位的确定，原作、译作和创作处于系列关系之中。译介学认为在译本中原作者及其文化语境不可能完全退场或消失，而是自始至终作为一种文化力在制约译本的意义诠释和读解。另一方面，由于语言的置换，译语文化的意义特征融于译本之中，使译本与原作得以区别开来，译语文化和译语读者的特色阐释都会给译本涂上民族性色彩。因此，翻译文学是具有民族性和异域性双重特征的文本实体，应该拥有与外国文学和民族文学三足鼎立的独立地位。可见，从译介学的角度来看，翻译本身就是一种创造性叛逆，那是因为翻译造就了不同文化交流和碰撞。在这个碰撞过程中，译者和读者都参与了创造性叛逆，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各种各样，具体表现为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下面分成几种情况来进行阐述。
三、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1.归化与异化
归化与异化是译者翻译的个性化体现。所谓“归化”是译者用极其自然流畅的译语去表达原著的内容，这样会不同程度地存在译语文化“吞并”原著文化的问题。［3］但主张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译者认为：1）试图把源语文化体系强加于译语文化，一般来说是不现实的。因此，译文不仅要克服语言的障碍，而且要克服文化的障碍；2）因为翻译就是交际，译者的责任之一就是避免文化的冲突；3）如果译文表达的内容和形式在读者对世界了解的知识范围之内，读者就能更好地了解译文；4）从交际的观点来看，即使原文中每一个词在译文中都能用“对等词”译出来，也不一定保证译文对读者所起的作用能与原文对原文读者所起的作用一样，因为译文读者往往用自己的文化观念来理解译文的内容。因此，在翻译界出现了一批以译语文化为归宿的“归化派”。归化翻译随处可见，比如，在英汉互译中，“馒头”与“steamed bread”，“一箭双雕”与“kill two birds with one stone”都肯定了译语文化的立场。还有站在产品促销立场的“coca cola（可口可乐）”等。
正好相反，“异化”就是译语文化“屈从”源语文化的现象。［3］主张在译文中保留源语文化的译者认为：1）有必要让读者了解异国文化，而且这也是读者阅读译作的目的之一；2）译者相信读者有能力理解异国文化的特异之处；3）翻译起到文化交流的作用，这是翻译的主要目的；4）译文如果不能传达源语世界的现象，就不能算“忠实于原作”。像“武装到牙齿”和“armed to teeth”，“一国两制”和“One country，two systems”都体现了源语文化的特征。
可见，译者的归化和异化是译者有意识的创造性叛逆，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意图、文本的类型、翻译的目的和读者的要求，归化和异化均有存在和应用的价值。一方面，以介绍中国文化为目的的哲学著作、政治论文、历史乃至民间故事，一般都以源语文化为归宿，因为这类作品就是要把源语文化介绍给译文的读者。另一方面，一些实用性的文章，如宣传资料、通知、公告、广告、新闻报道乃至通俗文学和科普著作，一般可遵循以目的语为归宿的原则。无论如何，一个译者如果能够通过技巧始终如一地为明确文化立场服务，而这种立场又能反映时代的发展趋势，并被读者理解接受，那么，他的译文就是上品。
以杨宪益先生和霍克斯先生两人所译的《红楼梦》为例，两位译者采取了不同的文化倾向。例如：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Truly，Storms gather without warning in nature，and bad luck befalls men overnight.（Yang：155）
I know “the weather and human life are both unpredictable”.（Hawkes：23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A toad hankering for a taste of swan（Yang：164）
A case of the toad on the ground wanting to eat goose in the sky.（Hawkes：242）
我们可以看到杨宪益先生基本遵循以源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而霍克斯先生则遵循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原则。当然，“归化”和“异化”不是矛盾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对译者来说，在翻译过程中要有深刻的文化意识，一旦遵循了一种基本原则，就要尽可能保持这种倾向。
2.误译与漏译
绝大多数的误译与漏译都属于无意识的创造性叛逆。除了纯技术上的误译，比如把“亿”翻成了million、把cow错当了crow等，其他误译反映了译者对另一种文化的误解和误释，是文化和文学交流的阻滞点，它能鲜明、突出地反映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扭曲与变形。例如英译者在翻译陶诗《责子》中“阿舒已二八”译成“Ashu is eighteen years old”，显然译者不知“二八”是十六的意思。还有前几年Scott Turow写的小说“Presumed Innocent”被译成《假设的无辜者》，从字面上看好像不错。其实它是由西方的法律术语presumption of innocence“无罪推定”变化而来的，所以正确的应该译成《推定无罪者》。
除了无意的误译，还存在有意的误译。原因有两种，一是因为译者为迎合本民族文化心态和习惯，故意不用正确手段翻译。如托尔斯泰的三部曲《苦难的历程》英译名是“Road to Calvary”，而Calvary是耶酥被钉上十字架的地方，在这里“苦难”被抹上宗教的色彩；二是译者强行引入外来文化的模式和语言方式。例如美国诗人庞德翻译的汉诗有意不理会英语语法的规则，将李白的“荒城空大漠”译成“Desolate castle，the sky，the wide desert”有意仿效中国古诗的并置手法，从而引发了美国的一场新诗运动。
有意的误译和无意的误译不同之处还在于后者是一眼便看出来的“硬伤”，前者从字面上看似不是错误，只是在强调文化意识的情况下才看出它的遗憾，因此叫“暗伤”。所以，译介学把翻译看作跨语言和文化的信息交流，从而时时保持警惕的文化意识，不以找到字面上的对应为满足，这应该是比较健全的翻译观。
漏译也分成无意和有意。无意的漏译多为一言半语，通常不会产生什么文学影响。有意的漏译又叫节译。节译的原因很多，考虑到接受地的风俗习惯，为迎合接受地读者的趣味，为便于传播，或出于道德、政治原因，等等。例如蟠溪子翻译的《迦因小传》，译者为了不与中国传统道德相抵触，故意把原著男女主人公两情缱绻、未婚先孕的情节删去。
3.转译与编译
转译与编译属于特殊型的创造性叛逆，它们都使原作经受了“两度变形”。转译指的是借助一种语言去翻译另外一种语言作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转译是不得已而为之的，尤其是翻译小语种的文学作品。但是，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融入译者对原著的理解和阐述，甚至融入译者的语言风格、人生经验乃至个人气质。因此，通过媒介语转译其他语种的文学作品会产生“二度变形”也就不难理解了。
编译不仅包括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包括文学样式和体裁的改变。例如林纾把易卜生的剧本《群鬼》译成文言文小说《梅孽》。虽然编译的叛逆表现在文学作品的样式和体裁上，但文学作品翻译本身就存在创造性叛逆，所以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也是对原作进行了“两度变形”。
四、读者的创造性叛逆
如果我们承认文学翻译的最终目的是文学交流，那么脱离了读者接受的文学翻译就是一堆废纸，因为只有在读者的接受中，文学翻译才能实现其交流的目的。［5］我们都知道翻译是一种再创造，但我们却较少注意到当译者把译作奉献给读者后，读者以他自己的方式，并调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也加入了这个再创造过程。而读者的再创造是在译者翻译的基础之上进行的，因此他的再创造与译者相比，就更富有创造性，更富有叛逆性。
1.主观的创造性叛逆
读者主观的创造性叛逆主要来自他的世界观、文学观念、个人阅历等。例如将“In the country of blind，the one-eyed man is king.”译成：“蜀中无将军，廖化充先锋。”不同的读者读到译文时会有不同的反应：（1）自然，这种表达合情合理；（2）佩服，这位外国作家连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都知道；（3）怀疑，难道西方人也知道中国的《三国演义》中的典故吗？可见，由于读者各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身份，以及不同的受教育程度，他们无法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相同的反应。读者的主观叛逆可见一斑。
2.客观的创造性叛逆
客观的创造性叛逆，这里所指的客观因素是指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同的历史环境。我们知道，作者在从事文学创作时，他的心目中总是有其特定的对象，并相信作品可以被他们所理解。但由于翻译给作品披上了另一种语言的外衣，被介绍给他所意料之外的对象阅读，而这些对象与他处在不同的文化环境，有时甚至还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于是作品的变形就在这样的接受中发生了。例如英国作家Swift的《格列佛游记》是一部政治讽刺小说，但小说被介绍到其他国家后，人们感兴趣的是作者描写出来的充满怪异的大人国、小人国的故事，变成了一本轻松有趣的儿童读物。英国小说《牛虻》在英国本土不十分出名，但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青年在学习苏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热潮中，从小说主人公那里知道了这本英国小说，于是《牛虻》成了当时青年的案头必备读物，当时的青年从中学到了高昂的革命精神。但到了“”时期，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青年不仅感受不到书中昂扬的革命精神，相反觉得这本书充满了资产阶级人性论，甚至把它看作“黄”。接受环境的创造性叛逆由此赫然可见。
以上我们从译介学的角度探讨了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但无论如何，翻译策略的选择最终还要视原作的文体和翻译的目的而定。翻译中所碰到的问题不外乎是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就文化差异而言，不同的目标文化对于出发文化有不同的接受状态，而不同的文化状态对于出发文化的文化因子又有一定的选择偏向。因此，在文化交流中，翻译的地位很重要，它不再被仅仅看作是语言符号的转换，还是一种跨文化转换的模式。
参考文献：
［1］罗贝尔・埃斯卡皮著.王美华，于沛译.文学社会学［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7.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郭建中.文化与翻译［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